发展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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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论文:财政税收发展经济论文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财政税收的改革力度，先后推行了多种税收改革政策，如实行分税制、减免农业税、个体工商税等等。这些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各地的财政税收积极性，为区域理财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尤其是分税制的实施，更是给予了各地政府更大的财政支配空间，使其能够更加灵活的完成财政税收的征收与转移支付。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存在了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税收自然也存在较大差异，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给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增大了难度，使得各地不断在财政税收工作中隐瞒真实财政状况，财政风险不断累积增大，使得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挑战。

1、影响财政税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1.1历史包袱太过沉重。在长期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受各种问题的影响，很多地方的财政税收都累积了大量的财政历史问题，使得财政税收工作在税制改革后依然担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很难轻装上阵，并且呈现积重难返的局势，仅仅依靠中央下放的一些税权是很难全面解决历史遗留的税收问题的，甚至还可能会使部分地方的财政问题更加严重。各种挂账、欠账的包袱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1.2指导思想较为落后。在地方的财政税收发展理念中，很多领导依然沿袭采用传统落后的指导思想来指挥财政税收的发展工作。这样就造成了以计划经济理念指导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错位现象，注重财政税收的分配，而忽视当地的实际经济状况，从而造成财政税收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

1.3财政资金分配不当。由于分税制给地方财政部门下放了一定的税收分配权力，使得税收这点“香饽饽”被政府各个部门盯上，并出现部门之间相互争夺税收分配额等不良社会现象，给政府工作的开展以及经济、财政的发展都带来极大不利。

1.4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力度较弱。当前地方财政收支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矛盾现象，相关行政机构的结构过于臃肿，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只挂空职而无实际工作内容。这样的机构不但办事效率低下，且不利于政府机构的社会化发展，同时严重影响了财政税收工作的长期持续发展。而在改革这些相关配套服务机构或设施中，各地政府表现出改革不利的现象，改革成效较为微弱。

1.5经济体制设置不合理。受经济体制关系混乱的影响，多个地方的财政常常需要承担多种额外支出负担，给税收的管理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1.6政策性减收增支过多，财政监督管理不力。在实际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很多地方都将税收用在发展项目上，但这些项目并非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利，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些社会矛盾，影响了财政税收的长远发展。而对于财政税收的资金用途也无强有力的监管措施，更是使得地方财政税收面临各种难以解决的困难。

2、如何创新实现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2.1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的辩证关系：（1）必须处理好市场功能与政府财政职能关系。要重点在市场干不了和市场干不好领域发挥政府财政的独立作用，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必须结合政府的事权分工，明确本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和职责内容，使政府财政在其职责范围内发挥应有的功能；（2）必须处理好经济体制与政府财政体制关系。从当前和今后发展来看，包括区域财政在内的我国各级政府财政，都必须适应体制转变需要，尽快建立起相应的公共财政体系和公共财政运行机制；（3）必须处理好市场运行方式与财政运行机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选择各级政府的财政调控机制，必须尊重市场的运作方式，必须有利于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区域财政分析手段、分配工具等的选择与搭配，理财方式和方法的采纳与改进，必须体现公共财政的统一性、公平性、法律性和规范性的内在要求。

2.2创新政府理财制度：（1）财政支出的创新。要以拓展范围和延伸链条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政府各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共采购制度；要深化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按照外溢性产业发展要求，变政府包办制度汲水财政制度；要按照国有企业有进有退，适时进退的改革要求，实现我国政府投融制度创新，重新定位政府投融资范围；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模式转换的发展需要，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创新；要按照改进补贴方式，控制补贴范围和压缩税式支出规模的要求，推进财政补贴制度和税式支出制度创新；（2）财政收入制度创新。要按照税费归位的“费改税”制度创新要求，正确处理好税费关系；要改进税制结构，进一步完善现行税收制度；要改进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将各国有资产收益和变现收入纳入政府实际可用财力，以适应政府投融资制度改革要求；（3）财政预算管理制度的创新。要以统一政府财政为目标，实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要以强化预算管理为目标，推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要以提高财政运行绩效为目标，推行业绩预算制度；要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目标，按照公共财政支出的科学顺序，推行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公债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专项管理制度。

2.3全面提高地方财政税收运行质量：（1）在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辩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培养区域财源，为地方财政税收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要高度重视防范、控制和化解区域财政风险，特别是风险程度较高、风险较大的县乡财政更要高度重视解决这一问题；（3）在正确处理财政开源与节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推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真正将政府理财纳入统一化、法制化、规范化、高效化发展轨道；（4）以公共财政建设为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将国有资产收益纳入财政的实际可支配财力，积极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等，这是实现地方财政税收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3、结语

总之，以当前的税制改革力度而言，还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税收改革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不断的结合实际，摸索前行，优化财政税收发展模式，从而促进我国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市场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十七大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论文摘要]追溯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不难得出结论：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会快速发展；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七大的主题之一，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思路、新方略和时代潮流，是我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全面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前提和内在动力。

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成绩和经验的洞明，又是对深化改革、更好地开放的深刻揭示。

一、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我们特别怀念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特别思念它的带头人邓小平同志。诚如同志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在复出后，首先身体力行的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

十年的那场浩劫，使我国经济走上了崩溃的边缘，各级政府已几近瘫痪。内乱造成的危难局面、人为形成的各种矛盾加暴举，让不少人肉体和灵魂莫名地受到极大的摧残，还有不少人冤死在执行错误路线的“自己人”手里。人们惊恐万状，人际关系隔阂。尤其是思想的禁锢，人们变得圆滑世故、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只说粉饰太平、不关社会痛痒的大话、套话和大言欺世的空话，而社会正义不得伸张，是非曲直无处倾诉。忧国忧民的人心急如焚，刚直不阿的人敢怒不敢言，唯恐投机分子给上纲上线，抓辫子、打棍子。一时间，观望派、逍遥派比比皆是，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地被削弱挫伤。粉碎“”后，全国人民重新获得了解放，人们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希望尽快改变国家混乱不堪的局面，能放开手脚去大干社会主义。而“两个凡是”又画地为牢、深闭固拒，严重阻碍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又一次大伤了中国人的元气和魄力，人们的思想再一次陷入迷茫的泥淖。邓小平同志复出领导岗位后，直面人们的大喜大悲与怒不可遏，忧愤地顶着“”的高压，毅然决然地实行全面整顿。他利用各种工作时机，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精辟明快、高屋建瓴的话语，深入浅出地启迪人们去思维，用一系列谈话解放人们的思想。以提高认识为突破口，探索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对于解放思想的目的性和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断在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是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以他勇于斗争、善于内省的独立思考精神，用解放思想为先导，扭转了局面，摒弃了墨守成规、执迷不悟者的错误。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地评价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号角。

解放思想，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批判“唯生产力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全国各行各业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闸门。使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确立起来。获得新生的干部群众在科学战线，文艺战线以及各行各业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智慧，新思想、新举措、新成果层出不穷，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来没有这么昂扬，这么意气风发。

回首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正是人们思想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活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思想转变过程。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践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里程碑和重要标志，成为粉碎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并获得巨大成功。它为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以及而后的农村经济改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股份制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提出，实现“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发展的条件。

二、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快速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坚持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应该吸收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指出要不囿于姓“社”和姓“资”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谋求发展。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坐地保守到改革开放，这是粉碎之后我党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其间确立的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是解放思想获得的巨大收获。它和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成为90年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回答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的思想创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实现了从邓小平到再到几代领导集体传承力持的求真务实谋发展，推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炬接力。

由于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加到26269亿美元，GDP增长了12.3倍，年均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速，人均GDP已达2010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了法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四。从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沿的国家变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由于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全球影响力大大提升，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已达70多个。我们在30年的时间里城镇人口达到近6亿，有2亿农民摆脱了贫困，13亿人初步达到了温饱和小康，实现了从贫穷一温饱一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部分领域进入世界前列，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我们的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公布的，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上年的第17位升至15位。我国的香港、澳门也极尽自己的优势、海峡两岸的互利合作捷报频传。外商投资、外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骤然增多，“复关”与“入世”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已成定局。改革开放不但促进了经济、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其他领域的国际化进程。中国从封闭、贫穷、落后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充满活力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谁都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是我们国家振兴的活力源泉。

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符合党心民心，合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也让我们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与所有国家和地区普遍交往和合作，有利于我们知此知彼，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寻找更多的机遇，更能发挥中华民族的创造、奋斗精神，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旧观念和不合时宜的思维框架。在十七报告中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

1.新时期仍然要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采取怎样的行为路径，对改革开放认识的高度和广度。将决定革故鼎新的强度和热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史无前例的，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我们只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甚至螳臂当车。为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上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去积极探索，兴利除弊。“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

2.在深谙世情、国情、党情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同志继续解放思想的召唤，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决新课题，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境界的关键，是对党的政治智慧、决策能力的新考验。

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情形长期存在，我们的机遇和挑战都在增加。我们应认真地与世界飞速发展的情势相对照，与中外反差相比较，通观国情。明察于外。在了然把握世界态势的情况下给自己找方略、寻空间，与他国合作互利，优势互补，积极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参与世界分工。面对国际市场的掣肘，我们更要抓核心产品、要害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发展，主动、尽快地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不受别人牵制，除了扬长避短，转化劣势，寻找差距和不利因素外，更要从13亿人的可持续发展找出路，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出台培育国际化人才的机制，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利用，开发高科技产品。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启迪我们自己的智慧与创造。我们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中国在世界被边缘化的积弱积贫、缺乏活力和创新力的闭关锁国、闭门造车、把自己排除于世界文明发展场外，参与权、表达权往往自动放弃，对外来的干涉、野蛮挑战的封闭、缄默或不抵御的状况。通过十七大报告的学习，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国策提升到新的认识高度。解放思想是全球化时代开放理论的鲜明特点。文化是全人类在社会各个历史阶段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总汇，是人类共建共享的精神财富，世界历史进程中有重大影响的宣言、宪章、法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考和指导。超级秘书网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全面落实以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执政的科学理性。不囿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追求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让平等、自由、科学、民主这些人类美好的事物在我们的国度蔚为风气。摒除各种歧视、等第和偏见，倡导人民群众自觉参政议政的主人翁意识，保障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依法发表意见的意愿和权利，懂得民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加速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刚刚开始，为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我们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大胆创新。去建构高度开放、透明的服务型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来解决“潜规则”中滥用权力的社会问题，堵住权力寻租的漏洞，让腐败分子无机可乘。为让政令畅通无阻，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继续探索以制度建设来化解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让特权者放弃“既得利益”，能顾全大局，让人际政治、权力无约束得到杜绝，彻底改变膨胀、扭曲和蜕变的权力。通过机制和制度的建立，让有效的决策、执政和监督互相制衡，以达到社会建设持续的良性互动。

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重塑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遏制垄断和暴利，铲除产生剥削和掠夺的不平等竞争的土壤，改变“世界大工厂”造成的环境恶化、资源浪费、成本代价过高的问题，对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予以坚决和尽快地扭转，以改变我国的基尼系数，实现我国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在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把民生中的工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保、环保和安全问题作为GDP比重的重要指标，尽力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城乡不统一、地域不平衡、同工不同酬等不协调问题，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为着眼点，提高人民的普遍福利。要为努力提高国民素养，去创造灵活多样、切实可行的国民终身教育的条件，营造一个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社会氛围，从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减少矛盾，深化改革。

发展经济论文:支持旅游业多元发展经济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必要性；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内涵的把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思路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产业结构的单一化或极化特征日趋明显，使澳门经济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适度多元化是增强澳门经济抗风险能力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保证澳门经济安全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一个柔性的而且十分人性化的概念、适度多元体现出对博彩业的发展要适度、适度多元体现出围绕博彩业而衍生出来的产业结构应适度多元化、突破要素约束，寻求多元化发展之路、强化政府经济功能，推进适度多元化发展、重视横向多元化的发展，推动横向新兴产业的成长等，具体请详见。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在各种有利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经济出现繁荣发展的局面。然而，澳门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单一博彩旅游业快速发展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的单一化或极化特征日趋明显，使澳门经济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支持澳门发展旅游等服务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可以说为澳门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必要性

(一)适度多元化是增强澳门经济抗风险能力的需要澳门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三二一”成熟的发达经济的产业结构特征。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第二产业日渐萎缩，第一产业微不足道。澳门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从2006年的85.06％上升到2007年的85.98％。在第三产业中博彩业居主导地位。2006年博彩业在第三产业中占33.31％，2007年上升至35.59％，这一比重超过第二位的银行保险类服务业的10.21％和12.84％；同时，旅游博彩业也成为澳门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2008年第三季，澳门财政总收入为137.2亿元，其中博彩税总收入占80.3％，为110.2亿元，比上季度上升52.6％。此外，博彩对澳门当地生产总值贡献率很高。2008年第三季度数据，澳门本地GDP达435.74亿元，其中博彩毛收入262亿元，约占GDP总量的60.13％。

与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相比，澳门的第二产业相对萎缩。第二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由2006年的18.73％下降到2007年的17.69％，其中工业的下降尤为明显，由2006年的5.5％缩减到2007年的3.86％，下滑1.64个百分点。

澳门的经济结构显示出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从理论上讲应当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但由于澳门第三产业的发展过度依赖博彩业及相关行业，因此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降低了澳门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从而为澳门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埋下了不稳定因素。

首先，澳门博彩业受内地政策影响较大。2000年，澳门回归后的第一年，在特区政府的审时度势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5.7％，而在此之前的四年里，澳门一直处于经济负增长的状况，1998年-4.6％，1999年-2.4％。然而2003年开放自由行后，内地游客取代香港、台湾客源成为到澳门旅游的主力，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强大动力。最新数据统计显示，2009年1月入澳境的旅客总数1913344人次，其中中国内地游客949876人次，香港游客645326人次，内地游客约占旅客总数的49.6％，超过第二位的香港游客15.9％。2008第4季的旅客人均消费1788澳门元，其中内地旅客的消费最高，达4103澳门元。很明显，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内地游客的热情对澳门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其次，澳门博彩经济深受周边国家的影响。澳门在亚洲乃至世界博彩业界的翘楚地位已经不容置疑，但随着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禁赌令的放开，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将面临竞争压力。新加坡、韩国、日本的“开赌”无疑会截留部分“赌客”，台湾地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人文旅游优势，配合博彩的开放，也与澳门博彩旅游业形成竞争局面。

再次，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受到社会道德接受度的制约。赌业在澳门长期被延续下来，但没有为澳门奠定一个坚实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基础，而且对赌业的发展人们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澳门人经营赌业但自己不赌，这本身就说明发展赌业有一个社会道德的接受度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博彩业为中心的澳门经济存在着根本和长期的风险。因此，一定要强化经济的多元化，以维持澳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适度多元化是保证澳门经济安全的需要2002年，澳门特区政府打破赌权专营制度，给澳博、永利、银河各发一张“赌牌”。后经过拆分，形成以六大财团为背景的股权多元化的局面。除唯一具有“土生土长”澳门背景的澳博和港资背景的吕志，余下则是美资背景的永利度假村、金沙集团和威尼斯(澳门)公司。美资博彩公司把先进的博彩经验和竞争理念带到澳门的同时，也迅速侵占了赌业份额，扣紧了澳门经济的命门。外资在赌业经营中的迅速膨胀，不利于澳门经济的安全。此外，国际恐怖活动日益猖獗，而美国素来是恐怖袭击的头号目标。美资在澳膨胀过速，甚至成为业内龙头，这成为维护澳门经济和社会安全的一大考验。因此，合理利用外资，发展适度多元化的经济，以保持自身经济的独立性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大量游客的到访，给澳门基础设施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在旅游旺季，居民和旅客对交通、通信、城建、能源等公共产品的需求矛盾尤为激烈：初期政府缺乏对娱乐区和居民区的科学规划致使赌场与居民生活区混杂，给澳门本地居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博彩业的兴旺还冲击着澳门年轻人的择业观。博彩业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低，但薪酬较高。很多年轻人满足于此，不愿继续深造。赌博文化还冲击着澳门原本淳朴、知足的民风传统，对金钱和物质的渴求充斥其中；疯狂博彩滋生的病态赌徒、赌博犯罪破坏着澳门的和谐生活。过度过速的发展博彩业，已对澳门文化生活造成一定损害。所以，适度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在澳门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四)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需要博彩促进了澳门经济的飞跃。也占拥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挤占了其他行业的发展空间。大量土地用于兴建赌场、娱乐设施；劳动力价格被抬高：大量高素质人才流失或改变职业初衷。这使得本身就面临诸多困难的中小企业、制造业更加步履维艰，可能会使澳门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尽管澳门博彩业相当发达，但仍不能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这与拉斯维加斯不同。拉斯维加斯深处美国内陆，空间广阔，主要吸引美国国内游客，多元化的文艺娱乐业为其带来丰厚利润。而澳门偏于一隅，地窄人众，签证制度和客源主体受内地政策影响深远，且娱乐会展、批发零售还不能独当一面。这些差异决定了澳门不能生搬硬套拉斯维加斯的发展模式。

二、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内涵的把握

(一)适度多元化是一个柔性的而且十分人性化的概念提出澳门适度多元化发展，体现了中央政府尊重澳门的发展历史，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也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的关爱和维护澳门的持续繁荣，同时也为澳人治澳提供了充分的发挥空间。这一概念本身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稳定等许多方面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适度多元体现出对博彩业的发展要适度一元适度多元既有凸显博彩旅游业作为澳门经济“龙头”的含义，也有抑制其一业独大的含义。一般认为，适度多元是一个不具有量化指标且颇具弹性的概念。但实际上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具有衡量指标的，适度本身就是一个指标。适度在发展博彩业的指标衡量中，体现在澳门博彩业的发展规模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发展速度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客源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等等。这意味着凸显博彩业作为澳门经济的“龙头”，但发展要适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要适度一元，也就是适当调控博彩业发展的速度。目前澳门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既涵盖“壮大龙头”又适度多元的“协同发展”策略(封小云，2008)。博彩业增长速度过快不利于澳门的长远发展(左连村、徐久香、蔡霜，2008)，因此，不能盲目地提出把博彩业做大做强。

(三)适度多元体现出围绕博彩业而衍生出来的产业结构应适度多元化。即“垂直”或“纵向”多元化“垂直”多元化是要借助博彩业发展的基础，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以博彩业为中心的综合性旅游产业。在这方面，拉斯维加斯的成功做法为澳门发展纵向多元化提供了参考。1993年后，美国13个州赌场合法化打破拉斯维加斯的独家垄断地位，但也因此促成了由以赌立业的拉斯维加斯向多元化娱乐业的转变。如今拉斯维加斯的收入，相当大部分来源于会展、观光、旅游、度假、娱乐、购物等多元的产业活动。

(四)适度多元体现出脱离博彩业而发展起来的产业结构应适度多元，即“横向”多元化发展“横向”多元化是指发展与博彩业关系不大的产业，如加工制造业、金融银行业、科技创新、文化教育、环保医疗、国际贸易等。适度的横向产业发展，对分散经济风险，激发澳门经济自主能力，改变过度依赖博彩业的现状有重大意义。

(五)适度多元体现出“横向多元”和“纵向多元”的紧密联系在横向多元化和纵向多元化的选择中，目前较多的人认为应该以“纵向”多元化为重点。这样认为的主要原因是基于澳门博彩旅游业是澳门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而且这一优势地位在中长期不会改变。从一定意义来说这种认识是符合澳门实际的。然而从经济多元化发展的本质来看，横向多元化则更能体现适度多元化的真谛。所以，适度多元意味着澳门应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从纵横两个方面推进多元化的发展进程。

三、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思路

(一)突破要素约束，寻求多元化发展之路发展适度多元化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阻滞。受到微型经济的客观限制。比如地理空间狭小，市场规模受限制，资源缺乏，人才素质整体较低，外部市场竞争等，这些都构成了适度多元化发展的约束条件。也正是这些约束要素使得适度多元化的步伐进展缓慢。因此从战略对策来看，就是要突破要素约束，寻求多元化发展之路。突破要素约束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推进区域合作，比如通过继续实施并强化粤港澳区域合作战略，突破地理空间狭小、市场规模受限和资源缺乏等约束条件。2009年6月24日国务院原则通过的《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将为澳门拓展发展空间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支持。通过区域合作，区内的各种资源可以得到更好的互补与整合，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可得到大幅提高(李佳鸣，2009)。另外，也可以通过定向培养和引进专项人才，突破多元化发展面临的人才缺乏的约束，等等。通过突破和缓解要素约束，就会为适度多元化发展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二)强化政府经济功能，推进适度多元化发展在澳门的长期发展中，葡澳政府采取无所作为和自由放任的政策，不但没有真正维持市场的自由与竞争，反而使澳门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的盲目性。澳门回归以后，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施政，不仅实现了平稳过渡，而且积极采取措施，推进澳门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当前面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新形势下，特区政府应更进一步强化经济管理功能，消除传统的自由放任管理理念的影响。从澳门整体经济发展出发，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合理配置社会各种资源，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的支持、监督和协调作用，以推动澳门经济向更高层次的适度多元化发展。实践证明，推动现代世界各国经济向更高层跃迁的任何行为，离开政府的支持和协调都是难以实现的。

(三)发挥优势，加快提升纵向多元化发展的规模和层次从某种意义来看，澳门的纵向多元化已经存在：比如会展、观光旅游、度假、娱乐、购物、餐饮、酒店等与博彩业联系比较紧密的相关产业在澳门已经得到了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不能说澳门的适度多元化已经完成。主要是由于这些相关产业在规模和水平方面都还没有达到相当的高度。与澳门的博彩业规模相比，相关产业在澳门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小，与国际上的同类产业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旅游博彩业是澳门的优势产业，同时澳门拥有许多发展纵向多元化的优势。因此澳门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纵向多元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四)重视横向多元化的发展，推动横向新兴产业的成长澳门经济多元化应着重于澳门的产业结构如何多元化问题。(冯邦彦、谭裕华。2007)发展与博彩业关联不大的产业才能真正体现澳门产业的多元化，但这也正是实现澳门多元化经济的真正困难所在。基于此，作者认为应特别重视横向多元化发展，并从中发现新的增长点，进而培养成澳门的新的支柱和优势产业，为澳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产业支持。

1继续发展加工制造业。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澳门本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自由港优势的弱化，曾经对澳门经济举足轻重的加工制造业向内地转移，加工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面对这种形势。似乎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来实现多元化发展不符合澳门的实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澳门的加工制造业虽然转移到内地，但它仍然是澳门的制造业。同时在跨境工业区内，澳门的制造业也在正常地运作。对于澳门来说，制造业一是要坚持发展，二是要提升质量和层次，三是要通过区域合作来推动。

2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国际经验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在一些成功的微型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欧盟统计机构曾对芬兰、瑞典、冰岛、丹麦等成功微型经济在2005年全年科研投入在GDP所占比例进行调查，瑞典R&D投入占全年GDP总额的3.86％，芬兰3.48％，冰岛2.83％，丹麦2.44％，其中政府R&D财政拨款在GDP总额所占比例分别达到0.89％、1.03％、1.42％和0.71％。高投入带来了高产出，而在澳门这两个比例尚低。这说明，在澳门还未形成对科技创造、知识经济的足够重视。特区政府应该加大对科研教育的投入，尤其要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的创立。澳门发展科技产业可行性很强。网络游戏、软件开发、博彩科技、电子(娱乐)设备及其配套设计、能源环保技术、海洋药业与中成药、健康保健用品研发都可成为科技产业发展的方向。

3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澳门应发挥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澳门文化丰富多元、绚丽多彩且协调和睦。这一氛围下的澳门从制度到思想都具有强大包容力，是学习和创新的温床。对发展自由、开放、文明的文化产业，激发民众的创造思维，焕发经济活力大有裨益。发展文化产业既符合当前国际发展潮流，也符合澳门市民的愿望，更切合澳门努力打造国际性旅游休闲中心城市的定位。澳门400多年中西文化交融的特征、充裕的财政储备与强劲的工商界实力、高度开放的经济模式与经营观念、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区位优势，都为澳门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发展文化产业将有助淡化博彩业的负面影响，提升城市健康形象。

4继续推动金融业、物流业和国际商贸业的发展。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时代的到来，澳门应抓住时机推动金融业的发展。作为传统商贸城市，既拥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又有内地做广阔腹地，澳门应积极扩展物流和国际商贸业的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资金积累吸引发展经济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江西发展急需要资金；江西自筹资金能力有限；江西资金有效性不高；江西吸引资金的战略思考；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从江西经济增长来看，主要靠投资（固定资产形成+存货增加）拉动、充分就业需要资金、科学技术进步需要资金、基础建设需要资金、教育需要投入资金、公益事业需要资金、城市建设需要资金、江西财政筹款能力弱、江西企业自我积累慢、江西民间资金汇集不易、国家对江西的投入不多、江西投资环境不良、江西诚信程度较低、江西现代企业制度未能有效建立、必须解放思想、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外资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江西要全面实现小康，保持江西可持续发展，必须将上千万农村人口转移出来，极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现实是，江西本土资金外流严重，外资吸引力度大，但成效相对较小，即使数百万江西人在外地打工，每年寄回数百亿打工收入，仍然只能保持现金流量低水平平衡。本文从江西实际出发，分析江西今后的资金需求，指出江西资金形势的严峻，并着力于吸引各种资金的战略思考。

关键词：资金紧缺；吸引资金；市场经济；战略

一系列经济统计数据表明：江西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发展受到压抑，工业落后，已经成为经济地理上“盆地”的盆底；江西经济发展不平衡，呈不规则浅碟型；当地就业水平极低；江西城乡差距显著；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极低，基尼系数高企；农村市场消费需求不旺。欲改变江西落后的现状，江西必须要采取多种战略，培育资源，力求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特别是资金的积累与吸引，才能得以进行较高速度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江西资金紧缺的现实无法回避。

一、江西发展急需要资金

从江西经济增长来看，主要靠投资（固定资产形成+存货增加）拉动。当前，资金紧缺，投资不足是制约江西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1、充分就业需要资金

据统计，江西现有全省劳动力供给总量（扣除16岁以上在校学生）2732.9万人，需求总量2054.8万人，供需差额达到678.1万人，其中，全省城镇从业人员502.6万人，仅占城镇劳动力资源的62.7%，扣除16岁以上在校学生86.0万人，尚有213.4万劳动力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农村从业人员1552.2万人，仅占农村劳动力资源的74.0%，扣除16岁以上在校学生79.6万人，尚由464.7万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未来五年，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每年50万人左右），江西要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将必须提供就业新增岗位1000万个左右。按2001年我省资金投入带动就业能力来看，全省每百万元投资增加带动的非农就业增长量仅5人，是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

2、科学技术进步需要资金

高新技术产业代表未来产业成长的方向。目前，江西的产业结构不是十分合理，技术装备水平不高，要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市场竞争，就必须跟上科学技术发展，采用新装备，力促技术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这就需要数以千亿元资金投入科研和企业的技术改造。

3、基础建设需要资金

江西比较闭塞，基础设施较落后，各项基础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我省在搞经营城市，大力争取国家投入；在城市之外，城乡之间仍然要建许多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若要使这些基础设施全部按达到现代化要求计，这笔资金投入总额将达到数千亿元之多。

4、教育需要投入资金

江西教育欠帐不少，城市基础教育体系基本齐全，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基本能勉强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但是学校的设备差，教学手段落后，基本上属于穷办教育，瓜菜代。因此，在城市里，大家都挤向一些办学条件稍微好的学校。农村教育一般只有中小学教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可谓是“抗大”。职业教育欠帐更多，整个体系尚未建立，不要说建立起贴近实践的职业教育。至于现在世人关注的大学教育，也因为投入不足，近几年来落后了很多。不但全省的高等教育毛升学率低，而且教育质量也较落后，基本上没有名校、名专业、名教师。在每年的高考中，考生填写志愿的第一选择总是外省院校。

在现代经济建设中，教育的贡献极大。江西必须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建立起适应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教育投入将要一大笔资金。

5、公益事业需要资金

从全省现状来看，公益事业我省也欠帐不少，卫生、体育、艺术、文化、科学技术……各项公益事业与国内发达地区比较，显得极为落后。江西要达到与现代文明一致的要求，必须大力发展公益事业，加大投入，就需要大量资金。

6、城市建设需要资金

城市化战略的实施，是农民增收，农村人口转移的重大决策。江西近年来对城市建设引进了较为先进的理念，经营城市搞得有声有色，城市建设的速度加快。但是，城市的空心化倾向较严重，城市建设中住宅多，商业用房多，形式重于了实质。江西要使城市充实起来，充分体现城市功能，还需要另外投入较大量资金。

综上所述，江西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基础建设，资金需求极大，资金形势严峻是不争的事实。

二、江西自筹资金能力有限

江西经济落后，资金总量少，人均金融资产不及发达地区的1/2，筹集资金能力不足，资金缺口极大。从江西筹集资金的渠道来看，主要有：

1、江西财政筹款能力弱

江西经济落后，GDP总量较小，2001年地方财政总量为131.98亿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达到316.71元。江西的地方财政实力还非常弱小，无论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经济水平相当的兄弟省市相比，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与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差距就更大；而政府机构庞大，吃财政饭的人数众多，基本上是一个“吃饭”财政，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连维持费用也难以满足需要。除去维持江西政府系统的日常开支和维护现有公益事业的支出，能作为投资的资金总量极小。

2、江西企业自我积累慢

据统计，江西的各种企业的赢利能力较差，27万余户企业大部分徘徊在亏损的边缘。从江西的二十余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分析，赢利都极为有限。就是我省工业的“老大”的江西铜业、江铃汽车等，也未能有较大的剩余利润。2001年，全省企业所得税为22.61亿元，按我国的有关税法推算，全部企业所得只有70余亿元。赢利空间有限，制约了江西企业的自我积累的速度。

3、江西民间资金汇集不易

江西对于民间分散型资金的汇集组织不力，不能形成规模投资资金。从目前的分散型资金的汇集来看，渠道较少，绝大多数的分散资金投入银行储蓄。2001年第三季度，全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400.33亿元。这些宝贵的资金通过全国性的四大国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在全国银行系统间调动，却给江西留下一个高达500余亿元的巨大存贷款逆差，未能投入到江西本土的经济建设。股票市场上，数亿资金进入二级市场，炒买卖股票等金融商品。每年国家发行债券，又将分散的民间资金吸走了上百亿元。

4、江西争取金融市场的支持不够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轮子是金融市场。江西对金融市场的重视不够。在货币市场上，不但存在巨大的借贷逆差，而且贷款质量令人担忧，优质客户认定不多，信用保证体系未能建立，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较高，信贷紧缺，货币市场活力尽失，其结果是江西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差高达700亿，约30%的居民存款通过银行渠道流出去了。在股票市场上，江西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少，全省上市公司20余家，仅占沪、深两地上市公司总数的2%左右，且规模不大，吸收市场资金较少。而企业债券市场，由于个别企业的赖帐行为，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现在企业从债券市场吸纳资金几乎为零。总之，江西的金融资产总量不足。缺乏金融市场的支持，江西的资金筹集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渠道。

5、国家对江西的投入不多

建国以来，江西一直处于国家投资的非重点区域。江西缺少国家投入的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沿海地区的关注程度加大，有限的资金绝大部分被投到大城市和沿海的重大项目，对江西的投入不多，在资金的获取上处于不利地位。从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地区分配看，1980年以来的20年，安徽、河南、湖北等省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3%、3.8%、4.1%，江西仅为1.5%；1999年，上述各省固定资产投资率分别为26.6%、28.9%、33.7%，江西仅为24.8%。虽然，近年有所增加，但是仍然是杯水车薪，未能彻底缓解江西资金紧缺的现实。

6、吸引外资不多

江西吸引外资至今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不但数量不多，而且质量不高。有的甚至内外勾结，鱼目混珠。在2000年以前，吸引外资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效果差。

三、江西资金有效性不高

前些年，江西扩大投资的力度不够，特别是改善投资环境力度不够，吸引外来投资还没有大的突破，例如近十年利用外资年均增长速度比安徽低3.1个百分点。江西急需资金，而吸引外来资金不力，效果不佳，相反本土的内资却外流严重。这促使我们审视江西现在的投资市场。

1、江西投资环境不良

江西未能建立一个规范的投资市场，没有健全的市场规则，缺乏规范的市场行为，分割、封锁市场的行政性壁垒未能清除，投资和经营软环境不良，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不合理的审批、核准、许可繁多，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现象严重。这些杀鸡取卵的做法使内资外逃，外资躲避。近来，在新的一届省委的领导下，虽然废除了许多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但是，与沿海地区相比，仍然显得不足。

2、江西诚信程度较低

江西历称人杰地灵，但是，“南人多诈”之类常见诸于史料。江右商帮的较为短暂的辉煌和快速的没落，社会诚信度低下就是其中重要原因。逃废债务、不履行合同契约、价格欺诈等现象经常出现；社会信用观念淡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产关系、信用关系和契约关系未能规范。自从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以来，江西已经基本形成完整的经济法律体系，但执法水平不高，本土保护壁垒严重，使社会诚信度较低的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

3、江西建设资金流失严重

江西原有的经济基础就比较薄弱，加上思想不够解放，观念转变慢，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给我省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经济发展相对缓慢。非税收费比重过高，江西全省税外收费项目繁多，各种规费有200多种，各类税外收费的总规模己与预算内收入相当，有相当一部分地区超过预算内收入。由于税外收费与地方和部门的利益息息相关，征集单位都是手握实权与各行业关系密切的行政事业单位，所以征收力度更大刚性更强。

江西的吃喝风一直未能有效遏制，有限的建设资金被填入权贵人们的口中，有的人吃遍了山珍海味，享尽了各种现代化的高级服务，游遍了名川大山，就是忘了这是在用人民的血汗。而贪污腐化更是建设资金流失的一个巨大的黑洞。

4、江西现代企业制度未能有效建立

江西企业结构不合理且升级缓慢，国有经济成分比重过大，仍然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规模偏小且没有形成由资金、技术为纽带、名优产品为龙头的产业群，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偏低。2000年，全省工业增加值532亿元，在中部六省中最低；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及科技进步贡献率均为20%，分别比沿海发达省份低18个和30个百分点；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79.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2个百分点，垄断性十分明显；全省共有规模以下企业27.42万家，占工业企业总量的98.7%；工业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仅有1.14%。这些均说明，江西现代企业制度未能有效建立。

5、江西资金回报率低

在江西，虽然劳动力成本低，但是企业仍然没有钱赚。大通道未能形成，使企业的运输成本高，边际利润较低，机会利润难以获取。相反，企业往往由于时间的拖延，付出较沉重的代价。而江西整个经济的不景气，也给投资企业带来拉平效应。因此，即使江西的劳动力低廉，资金回报率也较低。

四、江西吸引资金的战略思考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就就业量是怎样决定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决定就业量的是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投资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

1、必须解放思想

面对资金短缺的严峻形势，江西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要把握导向，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和敢于跨越的观念，创新发展思路。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努力掌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充分注重资本的纽带作用，平等对待与融合各种资本。千方百计地健全投资市场，扩大投资规模应是江西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着力点。

2、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营造好投资环境，就是“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对外开放要有大的突破，全面实施开放带动战略，以大开放促观念大转变，以大开放吸引资金大投入，以大开放促结构大调整，以大开放促经济大发展。经过近几年的国家对江西建设的投入，制约江西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形成京九铁路、沪瑞高速与浙赣铁路、赣粤高速、京厦高速等为主轴的“大十字”生产力布局，优化了投资硬环境，也为沿海地区密集型企业内移创造了条件。

投资软环境的建设也应加速。江西占尽了“天时”“地利”，只要优化第三配置，就能创造出经济建设的新局面。诚信的投资环境，是吸引资金进入江西的先决条件。

3、积极引进外资

江西有区位优势，又有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就有可能积极、大规模引进与利用外资。国外、境外、省外“三外”并举，积极探索利用外资的新形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型吸引外资的新格局。以改善投资软环境为重点，以改进招商方式为手段，以招大公司、大项目为主攻方向，树立江西对外开放的新形象，使江西利用外资规模和水平实现大跨越。

4、平等对待，留住内资

近两年，江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外资有了突破性进展，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成绩。但是，我们不应只把眼光盯在外资身上。据统计，到2002年6月底，江西的金融业的存贷款差达到560亿元，如果加上证券投资、教育投资、民间向省外投资、省域贸易逆差……等等，有理由估计江西的本土资金外流总量超过1500亿，约占江西年GDP的3/4。大量的资金外流，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江西吸引投资不但眼睛要朝外，更应该注重留住本土资金。在发达国家，一般给外资以国民待遇是最高礼遇。但是，我省现在给外资以超国民待遇，“眼球”经济利益不错，会不会造成负面影响？值得大家从长研究。江西应该审视吸引投资政策，不能偏废；应该遵守市场经济规律，平等对待内外资金，留住内资，大力吸引资金回流。

5、积极利用金融市场

我们要积极发展金融市场，利用其特有市场功能，筹集资金。积极参与资本市场，鼓励更多企业改制上市，通过资本市场，快速积累宝贵的资金，培育优质企业超常规发展，迅速成为龙头企业；积极参与货币市场，发挥银行强大的资金收集功能，把闲散社会资金集中起来，形成巨大的投资资金，同时更要通过全国各商业银行系统，促进资金流向江西；有可能的话，因地制宜，通过债券市场，发行各种企业债券来筹集资金。

6、争取国家的各种项目投资

我国实施的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国家承担着投资公益事业的责任。特别是国家投资项目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项目或基础项目。一般而言，项目投资资金量较大，带动能力强，资金带来的影响较大且较深远。江西要不失时机，积极争取国家立项，充分发挥财政性（特别是国债项目）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以改善江西经济发展环境。

7、加速企业资金积累

随着企业的升级，企业的赢利能力增强，自身积累资金的能力也会有所增强，但这需要加以保护。江西应该积极培育创利源，重新审视税费等地方财政政策，清理各种过重的、不合理的规费收费项目，并显化之。利用较积极的财政政策调动企业积累资金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加速资金的“滚雪球”。冀望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壮大。

五、结论

“省域贸易顺差，省域现金流量有较大正差”，是经济资源的良性循环和优化配置结果；是江西转移上千万农民，建设全面小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江西外向型经济成熟的标志。依托金融市场，大力吸引外资，充分利用内资，把较封闭的省域经济转变为开放的外向型经济，这正是江西“在中部崛起”，也是江西人民的福祉所在，任重而道远。

发展经济论文:人本消费发展经济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背景:外需萎缩不得不扩大内需；目标:满足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举措: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我国提出了扩大国内需求战略举措、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没有国际市场、国外需求不足,纷纷收缩经营,甚至关门倒闭、国内需求有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大内需关键是要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消费是人类生产的目的、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必须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从收入方面培育、从供给方面培育、从环境方面培育、从保障方面培育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应对经济危机必然选择,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消费;以人为本;培育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我国提出了扩大国内需求战略举措。目的在于弥补外需萎缩、解决生产过剩、扭转经济下滑、避免经济危机。因此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好似为了生产、为了发展,扩大的是以物为本的消费需求,而不是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应该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居民福址,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1背景:外需萎缩不得不扩大内需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出口为主要力量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模式。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国际市场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开始萎缩。我国企业特别是大量的沿海出口导向型企业,因为没有国际市场、国外需求不足,纷纷收缩经营,甚至关门倒闭。造成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特别是大量的农民工从沿海工厂回到了内地农村无业可就,经济增长快速下滑。我国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问题,不得不选择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措施,来弥补国外需求不足、消化国内生产过剩、保持国民经济增长。这也是一种倒逼机制,外需萎缩不得不采取扩大内需的方针。

2目标:满足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国内需求有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大内需关键是要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我国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是供不应求的经济、政府配置资源、企业进行生产、农民进行种养,都是为了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可谓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虽然,消费需求目标、目的是以人为本的,但是没有实现目标、目的的体制动力,就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不可能生产、提供足够、足质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所以在满足以人为本消费需求中,计划经济是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经济体制。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产品和服务逐步丰富,从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转变为供过于求的过剩经济。我国在当今供过于求的过剩经济条件下,总是扩大消费、增加需求,来消化生产过剩、实现供需平衡、促进经济发展。这样就变成了消费是为了生产,消费的目的是生产,我生产什么你就得消费什么,我生产多少你就得消费多少。现在生产多了,消费少了,就要求扩大消费。我国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解决了计划经济无力满足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但同时冲淡、模糊了满足以人为本消费需求的目标,强化、彰显实现以物为本消费需求的目标。

消费是人类生产的目的。在社会再生产中,生产必须围绕消费需求来进行,消费对生产起引导作用。生产与消费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生产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消费的数量、规模、档次、速度,决定生产的数量、规模、档次、速度;消费能否顺畅实现,决定生产的循环能否顺利完成。可以说,产品能否被消费者接受、接受数量大小,决定着生产者的兴衰。所以说,宏观调控者政府、生产投资者企业、生活消费者居民三者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上,目的要协调一致,要以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为中心目标,才能获得三赢的效果。

3举措: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要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必须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消费本是一个稳定递进甚至长期处于稳态的经济行为。消费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生产供给、消费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消费与投资相比,其变动率尤其是扩大性的变动理应更小,指望消费水平一夜之间“大幅扩大”,要么根本不可能,要么就是拔苗助长。只能通过循序渐进地提高收入水平、调整生产供给、改善消费环境、完善社会保障来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3.1从收入方面培育: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十分紧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高收入高消费,中收入中消费、低收入低消费、没有收入不消费。这说明,收入增长是拉动消费的基础,是决定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因素。

3.2从供给方面培育:优化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内部结构、大力提升服务性消费水平是实现消费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要求。生产企业既要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积极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能力,以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又要合理引导消费结构的升级,积极拓展和培育消费热点,把潜在的消费需求变为现实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高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质量。

3.3从环境方面培育:目前,我国的消费环境虽然有了一些改善,但是消费环境问题是产业政策、消费体制和消费政策的集中表现,是长期积累的结果,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的改善只是初步的,消费环境仍然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瓶颈。政府扩大居民需求政策目标与消费政策仍然不配套,城市建设和相关消费政策相对滞后,与居民消费升级要求不相适应,造成政策不衔接的断层现象。

3.4从保障方面培育:国内消费市场低弥的原因不是居民没有消费的需求和愿望,主要是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够完善。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一种“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社会福利由政府统筹统包,使居民在工资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能够感受到社会福利方面收入带来的安全感,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反而较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国对旧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改革,老百姓过多的承担了这个社会改革的成本。过度市场化的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负担让老百姓不得不进行积蓄。在传统的福利体制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大大限制了居民消费需求扩大。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应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完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健全失业保险、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还需加大投入,加强引导,使广大消费者形成更加乐观的未来预期,增强其消费意向;使居民从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找回消费信心,敢于消费,满足其必要的基本生活需求和获得相应的社会服务。

发展经济论文: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

3月22日至2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培康，农业部教育司原副司长、中国农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孙翔等到我市考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河南省委主委毛增华，省政协常委、民革河南省委副主委史小红，省农业厅副厅长郭鹏亮，市领导吴天君、李庆贵、赵胜修、杨崇林、狄美良陪同考察。

22日，周铁农一行来到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参观了史来贺同志事迹展览，察看了农户家庭、村学校、华星制药厂之后，和市、县、村领导及村民代表在刘庄大酒店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中，市委书记吴天君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的几个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质不仅仅是解决农村和城市差别的问题，不是阶段性的，是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一项工作，是在建设现代化国家当中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一项重要工作。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来谋划。要站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围绕“三个集中”，即产业向聚集区集中、人口向小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着力作好三个层次的规划：1．体现城乡一体化的新农村空间布局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要与都市区建设规划相衔接，按照城乡一体化的空间布局结构的要求，科学确定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产业聚集区和中心村的功能定位，编制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2．体现现代文明的村庄住宅社区规划，要在空间布局结构的基础上，按照农村住宅社区的要求和适应小康社会生活的标准，用城市设计规划的理念，进行群众住宅社区的规划。3．体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四大文明”协调发展的建设规划。三、新农村建设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突出生产发展的问题。不断推进现代化农业，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要为农村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构建载体，构建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载体、体制、政策环境。四、坚持分类指导，依靠农民为主体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长期的过程，要避免偏差，避免一哄而起，要给地方适当的权限，创造一个宽松的探索环境，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解决群众生产、生活最基本的问题。吴天君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提了四点建议。一、在认真落实中央以工补农等惠农政策的同时，更好地着眼于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生动力。比如农村的电力、交通、通信、邮政、教育、医疗卫生、再就业等。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构筑城乡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和管理体制，主要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空间，实现城乡规划布局一体化；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产业分工一体化；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实现城乡服务功能一体化；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实现城乡就业、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一体化；统筹城乡两个文明建设，实现城乡社会进步一体化。二、建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发放给农村建设以及农村中小企业发展贷款的限制较多，农村建设和农村中小企业发展融资存在较大困难，国有商业银行应加大对农村的贷款力度，降低门槛；农民的邮政储蓄多数用来支持城市建设，真正用在农民身上的很少，应该考虑开办邮政银行，将农民的钱真正用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上。农村 信用社的改革要进一步深化，并适度放宽农村民间金融的放贷。三、着力培育农村各类新型合作组织，资金扶持，政策引导，科学规范，法律保障。四、中央以及各级财政通过拨款、转移支付等手段为农村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平均到每个人身上的就很少，要注重效益最大化问题。如果给予农村建设更多的政策支持，要比中央给予大量资金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23日，周铁农等考察了卫辉市唐庄镇代庄村的建设情况，并在唐庄镇政府与全国政协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及村民代表进行了座谈。

周铁农在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说，史来贺同志、吴金印同志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他们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为农村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刘庄、代庄共同的特点是生产发展，农民比较富裕，村容村貌得到了很大改善。虽然这样的村目前还属凤毛麟角，但它们有很强的示范作用，说明我们只要齐心协力，就一定可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次通过考察新乡市的这两个村，看到了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抓到了农民所需、所想，具有非常好的效果，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衷心拥护、热烈欢迎。我们将把这次考察结果进行总结，上报给中央；也将地方上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整理后反映上去。

周铁农就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讲了六点意见。一、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就是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就是要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很多，但重点是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在发展经济中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发展，必须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可以包括三层意思：一切事情要靠人做，人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体现人是发展的受益者；人在推动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发展。对应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人为本就是：以农民为主体，充分体现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农民要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最大受益者；农民自身得到了发展。新农村建设改变的不仅是农村，更要改变农民，要使农民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都得到提高；反过来，农民素质的提高又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不竭动力、不尽源泉。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坚持科教兴农的方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必须科学规划经济社会的发展。像吴金印同志为唐庄镇的规划“西抓石头东抓菜，北抓林果南抓粮”就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所以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在新农村建设中，要始终坚持依靠科技和教育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四、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因地制宜走创新之路。各地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建设新农村的方式也会不尽相同，必须因地制宜，在大的思想的统领下，各人使各人的“招儿”。要在工作中研究新方法，形成新思路，探索新途径，创造新模式。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而非一个沿袭旧路的过程。五、要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贯穿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去。当前我们倡导的节约型社会，不仅是珍惜资源的需要，也是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要以勤俭节约为荣，铺张奢侈为耻，制止一些农村经济上稍宽裕些就不思进取、铺张浪费的现象。要珍惜民力、珍惜财力，珍惜物力，珍惜人力，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和派的作用。各级人民政协和派要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好的思路、方法。同时希望各级党委、政府能够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和派的特点和优势，使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更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发展经济论文:新农村发展经济需要法律保障

为深入贯彻中央1号文件精神，全面实践“三个代表”，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积极开展为“三农服务”，__县司法局从3月1日开始，发动百名司法干警、法律服务人员，组成“送法入户”小组，深入到43个村，近万户农户家庭，开展“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经过为期一个月扎实工作，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民的法律意识大为增强，实现了由尚未涉法—初步涉法—积极学法的转变，现大多数农民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广大农民、村基层干部的法制观念普遍提高。（一）适应农村特点，贴近农民生活，在活动形式上求新。一是多种宣传方式交叉使用。我们采取了标语、横幅、墙报、电台现场直播，家庭法律咨询、村民代表、村干部座谈会、法律讲座等多种手段，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渠道、多层次的广泛发动宣传，让农民眼里看得到、耳里听得到、脑里想得到。二是实行“三个结合”，围绕一个“送”字，借助一个“谈”字，着力一个“引”字。针对农村村民居住分散，社会生产、生活活动“各自为阵”、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特点，“送法入户”小组人员按照“便民、近民、利民”的方针登门到户宣讲，一个月下来，他们走遍了43个村、215个自然村，为近万户农民送去一本“乡土普法教材”（农民学法一百问），每深入一户农家，与农民朋友坐下来谈心交心，以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和掌握当前农民增收创效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知识；过去、现在有无涉法问题，如何解决；对农村弱势群体，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援助；对目前法制建设和“四五”普法教育方面有何想法和建议。在一问一答中，引导农民学习了与农民经济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第一，涉及农民费用管理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第二，涉及正常生活的婚姻法、继承法、教育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第三，涉及农民之间交流的民法通则、民诉法等。通过与农民朋友零距离的调查走访、交流，搭准了农村干部群众需求的脉搏，找到了普法与经济发展的切入点，有效地解决了农村普法“空对空”、农民不想学、用不上、效果差的问题，使“四五”普法工作更具生命力。随着活动的广泛深入，广大农民法律素质、民主与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我县农村涌现出爷孙同学、母子互教，夫妻竞学的喜人局面，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民主与法治建设，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活动本身。1、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心贴近了。以往，农村基层干部对农民搞“法律政策封锁”，实行愚民政策，怕农民懂法，特别是对一些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如减负、税费）的政策法律，加紧了党群、干群之间的关系。我县通过送法下乡活动，把涉及农村方方面面的法律政策亲手送到农民手中，又不收一分钱，还登门到户宣讲，使农村干部知法、懂法、依法办事，使农民消除了以往的不满甚至对立情绪，无形中拉近了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距离。2、深化了农村普法依法治理。送法下乡活动的开展，广大农民的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为深化农村依法治理奠定了基础。以前，各村均制定了“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村民议事只讲个“理”。自活动开展以来，农民对照法律读本进行修改、完善，现在村民议事先要看看是否合法。东屏镇搞卧龙水库开发，涉及征地拆迁农户300多户，该村农民通过学习《土地法》，能够按照法律程序，与镇政府办理了拆迁补偿公证协议，并根据《土地法》有关规定领取了征地拆迁补偿费，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未发生一起重大矛盾和纠纷。3、提高了广大农民的依法维权意识。通过“送法入户”活动，使广大农民进一步增强了用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石湫镇明觉村村民张某与薛某因相邻权发生纠纷，张某将薛某一家三口打伤，要求张某赔偿，张某不同意，薛某准备召集家族人员几十人采取报复行动，向张某讨回公道。在“送法进农户”活动中，通过宣传教育，使薛某知法、懂法，并打消了这一念头，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一纠纷。4、增强了基层干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进一步促进了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村里遇到重大的事情，都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5、有效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把法律交给农民，农民掌握了法律，将之变成生产力，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变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强大武器。“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共为全县近万户农民送去了法律读本，开展了10多场法制讲座，采用了以案释法方式向村民讲解了有关土地承包、婚姻家庭、财产权利等方面的法制案例，村民们深受启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提高。现在，农村中赌博、打架斗殴等违法现象大幅度减少，遵纪守法“文明户、光荣户”在提升，涌现出各种经济类型的专业户、重点户等一大批新型农民。（二）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农民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明显提高，但也暴露出农村普法存在的难点：1、一些农民自身的思想惰性、事事求稳不求革新，宁愿吃亏只求平安的处世态度，2、一些基层执法者素质不高，执法违法、越权执法、滥用执法权现象突出，对农民理解法律精神和内容形成错误引导，使农民对法律功能和法律价值形成错误评价。从而导致农民法制观念淡薄，违法现象时有发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农村，农民发展经济更需要法律作保障，农民呼唤法律进农家。当前有必要把“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向我县各镇、村、各部门全面推行，趁热打铁，巩固前阶段取得的成效，整合全县司法、行政、执法等部门的力 量，形成覆盖全县农村的普法活动网络，并结合我县农村工作、生活实际，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为该项活动有序进行和顺利开展提高保障能力。一、建立领导机制。“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是我县一项社会性系统过程，必须按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全社会参与的运作机制开展工作，做到领导到位、制定措施、精心组织、严格检查，依法积极推行。二、建立目标责任制。有了目标才有了工作方向，“送法下乡”活动的全面推行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益必须建立科学的目标体系，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责任书的各项指标要科学量化，明确考核办法，将考核结果与单位、个人的经济利益、政治荣誉挂钩。三、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充分发挥人大、法制局、普法机构的作用，搞好规划，拟定措施，建立检查、考评制度。由人大、法制局、司法局牵头组织检查，定期或不定期对各村、各单位的送法入户工作进行检查或抽查。科学地评价活动开展的实际效果，不断研究和改进工作方法。__县司法局______二0__年三月三十一日

发展经济论文:张培刚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经济发展学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谁是创始者有两种说法。一说起自Ragnar Nurkse一九五三年出版的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另一说起自我们的张培刚在哈佛大学获奖的博士论文，一九四九年以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之名成书出版。今天回顾，从影响力的角度衡量，Nurkse之作远为优胜。这是不幸的，因为这影响带来数之不尽的怪诞不经的理论。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和思维早就有了长进。 于今尘埃落定，我认为还是张大哥胜了。二十年来中国的惊人发展，是成功的农业工业化。大哥的思想早发晚至。 ———张五常 一、早年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 1947年，作为东方第一人，张培刚教授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1946年－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即大卫·威尔士奖。 《农业与工业化》的主题是研究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调整问题，特别是着重研究农业的调整，以及农业对于这个特殊的经济转变阶段的种种变化的适应过程。但是，迨至张培刚教授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时（1945年），世界上尚无一本著作，甚至一篇论文，用一种系统的方法，不管是理论的、历史的或统计的方法，来探讨农业与工业之间动态的及演进的关系，并讨论农业改进和工业发展之间动态的及演进的关系。因此，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农业与工业之间在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的动态依存关系，就成为张培刚教授当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为此，张培刚教授对当时存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区位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考察，通过若干改进和取舍，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体系。 从对整个问题的分析来看，张培刚教授首先在静态的假设条件下，分析了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然后分别不同时期和不同因素的变动，对影响工业化过程的若干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一动态演进过程中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变化的过程及条件进行了详细考察。在整个问题的分析中，张培刚教授的分析方法总是综合的、多维的，力求克服单一方法的缺陷和吸取各类方法的优点。他对整个问题的分析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使其分析既具有理论的一般性，又不失实际应用的具体性；他的分析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使其分析结论既能预见一般趋势，又不失应有的精确性；他在时间上分析了工业化的演进及工业和农业的相互调整，在空间上描述了多种经济活动的并存，比较了多种工业化模式。这种综合的、立体的、时空结合的分析方法，应成为我们研究复杂经济问题的楷模。 农业与工业的联系或农业的贡献理论。张培刚教授在有关的静态假设条件下，论述了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对农业贡献理论的第一次系统论述，比库兹涅茨关于农业贡献的论述要早15年。 工业化理论。张培刚教授对工业化理论的贡献，集中反映在他关于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的论述，以及关于工业化的类型的分析中。 张培刚教授指出，“工业化”可以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的生产函数。总之，工业化的真义，并不是大工业代替小工业，甚至也不是机器居于支配地位，而是“驾驭自然来为人类服务”。不应该把实现工业化与发展农业对立起来，相反，农业发展本身就是工业化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确立了工业化的概念之后，张培刚教授在综合前人关于工业化过程的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工业化过程的五项基本因素，包括：（1）人口（数量、组成及地理分布）；（2）资源或动力（种类、数量及地理分布）；（3）社会制度（人和物的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4）生产技术（着重于发明的应用）；（5）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其中，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属于发动因素，人口和资源属于限制因素，社会制度则既可能是发动因素，又可能是限制因素。据此，除了社会制度一项以外，张培刚教授对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依次进行了分析。 张培刚教授从多角度对工业化的类型进行了分析，为工业化理论和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模式。他指出，完成工业化有不同的方式或类型，主要依我们所采用的分类原则如何而定。我们可以依据工业化由政府或个人先行发动，将工业化分为个人或私人发动的、政府发动的以及政府与私人共同发动的三种类型。张培刚主要分析了私人发动的工业化类型，指出，在这种演进的过程中，使工业化开始的主要发动力量，是企业创建精神和生产技术，并描述了这一演进过程中技术、组织和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从而为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框架。 《农业与工业化》还分别探讨了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工业化对于农业劳动，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能否妥善解决（产值结构和人口职业分布结构能否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业化的成败，因而至关重要。 总之，《农业与工业化》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具体理论结论上，都为当展经济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策推论，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对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1988年，他发表了《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的著名论文，首次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设想。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经济学所遇到的难题，摆脱发展经济学所处的困境，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发展经济学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 其一是要扩大研究范围，把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进来。其二是要改进研究方法，加深分析程度，改变过去发展经济学那种单纯就经济论经济的做法。其三是要重视对照国外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当今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环境条件差异。其四是要从发展中国家本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后来，张培刚教授又深入细致地论述了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为发展经济学摆脱困境，以及为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提出之后，引起了全国经济学界、特别是中青年经济学者的强烈反响。在这种情况下，张培刚教授针对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发展中国家在战后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于1992年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专著，作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初步尝试，受到了国内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

发展经济论文: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论文

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复杂的学科综合体,每个学科或学科分支所处的文化位置、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不同。政治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重要部分,所以,以人为主体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不是什么新看法。它的特点在于它是从揭示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方面来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人的发展经济学则是以经济运动规律为基础揭示人的发展的规律性,揭示人的发展是怎样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理想状态,探寻达到理想状态的现实途径。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围绕着人展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人们对人的发展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出发点。一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其理论根据是人性论、人道主义,研究的着重点则是以人的本性为依据,批判现实中不符合人的本性的种种表现,然后依据人的本性设计一种社会模式理想方案,实现途径则是通过宣传其美好情景动员人们为它而奋斗。

另一种观点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一旦从现实的人出发,立即就发现社会中的人都是有差别的,他们的利益要求也是不一样的,而且还往往是互相对立的。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用工人要求从资本的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有尊严有地位;而资本家则要求尽量巩固这种阶级差别,以便独自垄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特权。所以,恩格斯曾作自我批评说,他起初希望一下子解放全人类,后来发现要求从现有秩序下获得解放的只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根本并不要求从现有秩序下解放,而是要求维护现有秩序。恩格斯说这是我“自作多情”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首先是无产阶级解放。

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时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指空想社会主义所阐述的理想社会),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①这首先是指为走向新的社会所必需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差别的缩小,也包括工人阶级本身的组织程度和管理能力。

不懂得这一点的人,不去深入研究、理解现实社会和揭示它的运动规律及变革的现实条件,而是想当然,总是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把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看作是真正的救世之道。

如果我们总是以先知者自居,把努力主要落在去设计人的发展和自由解放的方案,让人们去实现它,而不去认真深刻研究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条件,不研究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对个人解放的实际决定作用和找到实现这一点的社会力量。那我们就容易犯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犯过的错误。现实的发展将不会理睬你那些设计方案。历史过程必将按照自己的运动规律前行。这一过程看起来不怎么“理想”,甚至粗俗,还充斥着丑恶的东西,但却是走向人的解放的现实的步伐。

所以,我们讨论人的发展经济学新学科的建立,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前提,以保证我们的努力能取得重大科学成果。

为此,我提出四个问题同大家讨论。

(1) 人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还是由先知先觉人士根据人性要求,提出理想目标,由大众去实现的过程?(2) 人的解放是历史过程,还是思想过程?(3) 人的发展是从低级经过一系列中间阶段逐步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还是人的本质异化到复归的过程?(4)在具体实践方面,重点放在个人根据对抽象的人的本质的看法、否定现实、设计人全面发展的和谐美景,还是深入研究经济的实际发展进程,即研究实际的历史进程,从中揭示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际历史条件和现实的发展过程。

用关于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现实活动着的人的头脑、了解人的发展的趋势,自觉地为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奋斗?

下面,我主要谈两个问题。

一、人的解放和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必然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根据社会公平正义、伦理道德的要求去实践的结果。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首先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不是伦理道德或法学问题。后者不能给我们指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根据和现实根据,从而也会轻易地被人所否定。另外,也不能指明实现它的现实历史条件、物质条件和具体途径。

有人说,人的发展即人的本性的形成和发展。这种说法没有正确地指明人的发展的实质,因为这里所说的“人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说明它的内容是什么和是由什么决定的。离开人的社会性就不可能有“人”的存在。

另外,把人的发展归结为抽象的人的本性的形成和发展,就导致另一种看法,即把人的发展过程表述为人的形成——异化——复归的过程,这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从抽象人性出发很容易陷入道德伦理的论证,诉之于社会公平正义要求,对推动社会历史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没有什么用处。在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前,道德说教从未停止过,中外都不例外。我国孔子的仁爱、世界大同思想讲了几千年,对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及自由解放,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是起到稳定当时的社会制度的作用,改变的只是帝王统治的方法。

黑格尔甚至说中国没有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

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②欧洲也有类似情况,从古罗马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直到黑格尔、费尔巴哈都不乏爱、人道主义的宣教。他们的道德说教也没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爱也并未因此落到每个人身上。

在资本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时期,从一般的“爱”发展到举起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的旗帜,但是这些也只能限于口号、愿望,不管它怎么好听,而其结果却是一个更加严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社会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大多数人继续受苦受难。2 年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打出了人道的社会主义旗帜,但他实际上是只讲“人道”,而放弃了社会主义。结果,不仅人道主义没有实现,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重新陷入被少数垄断寡头压榨的处境。整个经济发展大倒退,更谈不到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他的人道主义的道德追求不仅是“一文不值”,而是成为一种罪恶。

这并不是说不要人道主义,不讲伦理道德,但是应看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不乏伦理道德的诉求。实践表明,只有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它才有影响力、号召力,才能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才能结出果实。这个果实并不是人道主义所能决定的,而是由客观历史规律决定的。

西方

马克思主义一位学者说“人道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心”,这表明他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唱了反调。 生产力的发展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根本的物质基础,这首先是由于人们如果没有保证个人生存的基本物质资料的满足,就谈不到发展、自由和解放。另外,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每个人必须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断使自己具有多方面的技能和知识。最后,生产力和适应它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的发展和解放的不同阶段。最初,单个人力量极端薄弱,只有结成一个或大或小的集体才能生存。所以,马克思把人的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定义为人的依赖关系。包括原始社会的家长制、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几种社会生产关系顺序发展也是人的解放过程的依次进展的阶段。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制度下,个人的解放首先为少数人所垄断,被剥削阶级只能是为少数剥削者的发展服务,被剥削者也适应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解放。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劳动者从封建式的人身依赖关系下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还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因为这时还不可能具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所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需要有一个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过程。根据这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需要一个使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的社会经济关系,这就是商品关系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这种物的依赖关系,也就是依赖货币来建立人们之间的联系,冲破了人的依赖关系的狭隘局限,使人们建立了全面的联系,从而也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立了更优越的生产关系条件。人的发展进到第二个阶段,即物的依赖阶段。这时人与人的关系通过物与物的关系建立,人的命运由物的命运决定。但是只有在这种关系下,社会生产力才能得到极大的发展,才能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从而才能创造出使得每一个个人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离开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谈人的解放和自由,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这里与所谓道德伦理无关,也不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所以,人的解放是经济问题,而不是人性、道德问题。

所以,可以看出,人的自由、解放不是主观意识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自由和民主的结果。自由就在于根据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所以,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生产力,这才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从动物界解放出来。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有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可能获得解放。最初当人从动物界刚刚分离出来的时候,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谈不到自由,只有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人本身也随之不断发展,个体的能力不断增大,从而日益不断地取得自由和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③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④这就是说,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是历史活动的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而不是由人们为了某种理想刻意追求的结果。

恩格斯说:“唯有借助于这些新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⑤马克思的《资本论》可说是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理论最全面的论述,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

马克思在揭露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而拼命地从事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时指出:“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⑥由此,马克思说,正是资本家这种狂热追逐剩余价值的无限欲望,去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他才受到尊敬。“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价值。”⑦这里表明他已经抛弃了从道德伦理方面去评价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科学观点。

资产阶级所推动的大工业的发展,必然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这是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个过程。他说:“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⑧毋庸置疑,大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是以牺牲工人的幸福为代价的,这是消极方面,不过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虽然对工人是一种灾难,但它“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⑨大工业的发展尽管给雇用工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生活更加不安定,但它的积极方面也应当肯定。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发展的。马克思说:大工业“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⑩这是一个矛盾的发展过程,但“一种历史生产形式(指资本主义) 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

马克思还阐述了大工业的发展对社会关系的其他方面也带来很大冲击。马克思谈到对旧的家庭关系的影响。他说:“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人组成的结合劳动人员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成人道发展的源泉。”

工厂的自动化过程,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说:“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者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不是出于某些先知者的头脑,而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大工业、机械化迫使人们不断变换工种,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技术基础;同时它使人们逐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也为缩短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活动时间,去

从事多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计算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使人们从简单繁琐的一些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的劳动变得更符合人性的、更有尊严的和不带强制性的自由活动。这一切都表明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种自然史过程。 我现在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作为上述分析的结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用来消除已经发现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下面,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观点和方法,探讨为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原则和创立人的发展经济学新学科的有关实践方面的问题。

发展经济论文:从发展经济学看我国农业问题

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被称为“问题部门”。

二元结构下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型的提出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于1979年在一篇题为《农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论文中明确地说；“农业一直是发展链中最脆弱的一环。发展中国家工业每年以大约7％的速度增长，儿童入学人数增加了4倍，国内储蓄率已上升到3个百分点——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农业之前，到处都是一片光明景象。就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基本情况是，粮食生产赶不上粮食的需求，从而引起并激化了一系列的其他问题。”（注：刘易斯：《蹒跚前进中的世界经济中的农业》，迈耶主编：《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英文第7版，第332页。）

在刘易斯看来，发展中国家农业之所以落后，主要有6个原因：

1.快速的人口增长。发展中国家人口年增长率大约为2.5％，由人均需求推动的总需求增长率超过了3％，而产出增长率则远远低于3％。

2.热带粮食生产的技术革命刚刚起步。殖民时期农业研究一般只限于符合出口需求的经济作物。发展中国家虽然对玉米，适应亚热带气候的各种小麦和适应具有灌溉系统的大米的研究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是，对其他品种的大米、高粱和粟米以及牲畜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3.即使有了新技术的开发，农业推广服务和对农民提供现代产出的网络也严重不足，在一些地区竟完全缺乏。

4.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尽管道路交通系统大大改造和巴士卡车往来奔驰从而改变了农村生活面貌，但是对灌溉系统和贮藏设施的投资则很不充分。

5.虽然人们都赞同，但应当采取什么方式（如是否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如何变革租佃关系等），并未达成共识，以致效果不佳。于是，有人用“一揽子”（the package of land reform）一词代替，以区别好的和不好的。

6.劣势的贸易条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世界市场中农产品价格持续下滑。按理，世界经济繁荣将改善贸易条件，但是，由于美国的农业生产率大幅度上升增加了谷物贮量和供给，从而降低了农产品价格，部分地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对可出口作物征税或对国内市场粮食价格限价以致降低了农民收入。

刘易斯从上述的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农业部分的6种因素进一步分析其后果：

1.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均。在传统古典经济学中，由于人口增长，利润和地租将上升而劳动收入将下降，早已是不争之论，在现代经济学中，一般也不认定经济增长会自动地带来低阶层收入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劳动者是低收入的农民。除非农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不会改善。在技术停滞的非洲和亚洲热带干旱地区，这种人口负效应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这些地区生活着5亿最贫困的人口，而且情况还在继续恶化，如何发展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2.乡——城人口大量流动。人口较稀的非洲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开垦新土地的办法抵消人口增长的压力，而人口较密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口的增长必然出现人均耕地日益减少，农户生产规模日益狭小，以致农业人均产出日益下降，从而促使农村青壮年向城市流动谋求工作以取得收入。但是，城市又无法提供农村流入城市人口日益膨胀的职位需求，加上农村妇女也纷纷离乡进城，更激化了城市劳动市场的供需矛盾。由于流入人口的不断增加，政府不得不增加水电交通学校医院等公用事业的支出，沉重的城市财政负担又迫使政府削减投向农村的资力。结果，农村愈趋贫困，城乡差距愈趋扩大，乡——城人口不正常流动的情况愈趋严重。

3.落后的农业还会造成国际支付赤字扩大，债台高筑，出现债务危机。这不仅因为低农业产出无法换取较多外汇，进口粮食需支出外汇，还因为城市化进程放慢而所需的大量资本不得不向国外借入。而缺口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更不得不压低储蓄以换取外汇。

4.落后的农业意味着农民只有低下的购买力，以致工业的增长受到阻碍。尽管从供给方面而言由于国内运输条件有所改进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作物的出口，从需求方面而言发达国家的迅速增长将吸纳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作物，但是，这些作物一般是低价售出的，而且数量上只占产出的一小部分。个别发展国家在出口农产原料和饮料原料方面尚差强人意，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此类商品的供给弹性是很高的，因此，贸易条件不会有多大改善。与此同时，农民从国内生产得到的收入也很低。于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点的制造品进口替代因国内市场狭小而难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尽管工业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却面临的是贫困的农民，他们不能为工业产品提供必不可少的国内市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把对工业品市场的目光从国内转向国外。此后，一批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种种限制之下凭借比较优势，把轻金属、电子等产品向国外出口，并取得成功。但是，从长远利益看，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这样，农民生活才可以提高，吸纳制造品的国内市场才可以形成，贸易条件才可以改善。

刘易斯是在发表他的传世之作《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后25年写成论文作出上述分析的，距今已有21年，但我认为这篇论文又是一篇不朽名文。第一，刘易斯在文中的论述始终抓住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的要害，即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第二，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之所以低下，主要是技术停滞状态下的人口过多。第三，他自我突破了二元结构下乡——城人口自然流动可以顺利地为工业化累积资本和提高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思维定式，提出如何充分利用大量农业生产率的另一政策思路。第四，在《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刘易斯论证发展问题的重点是工业化问题，而农业则被看成是从属于工业化的一个被动部门，它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过起着辅助的作用，这一观点既反映了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发展经济学基本思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重工轻农，又对当时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针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1979年论文的分析对这一观点作了明显的修正，但是，毋庸讳言，1954年论文的政策含义和当时在结构主义思路指引下其他政策建议在一起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长期不能改变落后状况起了相当程度的消极作用。因此，在肯定1979年论文超越了1954年论文认识水平的同时，不能不回顾第一阶段经济学基本思路——结构主义思路畸重畸轻带来的不良后果。

应当指出，在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中，具有重工轻农思想的理论，不只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式，还有发展经济学另外两位先驱人物的理论，一是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一是普雷维什贸易条件恶化论。

不平 衡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有限，应当把这些有限资源集中起来首先发展一部分产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其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优先发展的产业应当是联系效应强的产业，联系效应的强弱，应当用产出的需求弹性来衡量。产出需求弹性大的产业，联系效应强，反之，产出需求弹性小的产业，联系效应弱。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由于是必需品，其需求弹性不会很大，又由于恩格尔法则的作用，当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其需求的收入弹性也较小。相比之下，制造品的需求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较大，制造业的联系效应也较强，因此，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应当得到优先发展。而且，又由于资金短缺和外汇不足，更应当首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贸易条件恶化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发达国家主要生产制造品，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初级产品，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一般快于初级产品业的技术进步，按常理，制造品价格的下降速度要快于初级产品价格的下降速度，但由于两类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发达国家的制造品因生产率提高而得到的利益不表现为价格的下降，却表现为利润和工资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生产率的提高相对缓慢，但任何提高而得到的结果是价格下降，得益者是进口初级产品的发达国家。据此，普雷维什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首先把资源配置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工业品生产方面，即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

上述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三家之言都各有着重之点，如1954年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模式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上的特点，赫尔希曼的理论重视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普雷维什剖析了国际经济旧秩序下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都有正确的一面。但是，它们的共识是重工轻农，各自从不同方面强化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中的“唯工业化论”。

“唯工业化论”是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基本思路的组成部分，和重物质资本积累轻人力资源开发的“唯资本论”、重计划调节轻市场机制的“唯计划论”以及重内向发展轻对外开放的思想，共同组成主导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

结构主义的畸重畸轻思路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的。片面强调工业化有损于农业是不言而喻的。不重视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受害者是农民，农民因贫困而感到送子女入学的机会成本很高，如果政府又不扶植农村教育，则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将不能提高而严重障碍农业进步。计划调节下封闭式发展工业一般要对外汇价格和资本价格作出人为的扭曲，这对农业发展也十分有害。过分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农产品被计划收购甚至强制征收，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封闭式的经济发展保护了工业生产，却往往牺牲了农业的利益。

总之，在工业化就是一切的20世纪50年代里，发展中世界的农业发展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在农业停滞的60年代里，农业的重要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但这种认识还是局限在为工业化提供剩余这一范围之内。于是，从1948年至1960年，整个发展中国家人均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6％，从1960年到1970年，降为0.1％。农业停滞和发展中国家的其他问题和困难是密切相关的，如不发达和绝对贫困依旧存在或改变很小，入口爆炸失业和就业不足，收入分配不均等等。问题都是与农业滞后有联系的。这些情况，直至新世纪的来临，基本上还存在。

在发展中国家，农业依旧是一个“问题部门”（problem sector）。

二、我国农业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如果把建国以后至1977年以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定为结构主义思想，则我国比许多发展中国家沿着这一思路走得更远，就农业而言，受害也较严重。在1977年以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从1949年到1958年，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农业连续9年增产，农村收入有很大增加，农民生活普遍改善。从1959年到1962年，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运动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农业连年减产，引起了三年经济困难。1962年后，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到1966年才使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恢复或超过1957年水平。从1967年到1976年，“”动乱涉及农村，农业生产又长期停滞。1978年，自发兴起的联产承包的初始形态得到肯定，中央提出了农村改革和发展的25条政策，调整工农业关系，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了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形式，加上其他一系列有利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变化。1984年，粮食生产达4073亿公斤，比1977年增长了44％，棉花生产达12516万担，比1977年增长了20.5％，但是，以后农业生产又出现滑坡，1988年比1984年粮食生产减少了130多亿公斤，而人口增加了5740万人左右，粮食供需缺口是靠减少库存和增加进口来弥补的。近13年，经过政策一再调整和各方面种种努力，农业中存在的问题（如粮食缺口）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有些问题（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还继续存在，而新问题（如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扩大）更成为影响稳定的因素。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三农”问题成为重要议题，会议文件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在我国，农业确确实实也是一个问题部门。

在我看来，我国要解决有诸多问题的农业部门，必须从下述三个方面着手：

1.坚定不移地、积极而有秩序地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广阔的生产空间。

农村存在着剩余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而在中国这一现象最为突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数量，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中国人口达12.61亿人，居世界之冠，年增长率仍未降到1.1％以下，而可耕地面积仅占世界可耕地面积的7％。估计，现在农业劳动力为4亿上下，其中，剩余劳动力在1.8亿至2亿之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必然压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的问题和方案》中指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不仅低于中等收入国家，还低于其他低收入国家。据统计，从1960年至1978年，低收入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为0.9％，中等收入国家为1.4％，而中国仅为0.3％。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捷径之一是机械化，但庞大数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并继续膨胀堵塞了这一条道路，从而较快速地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是难以实现的。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是中国农民贫困的主要根源。中国现在还有数量众多的尚未脱贫的、收入极为低下的人口，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1998年中国日收 入在1美元以下者占总人口的4.6％，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人口。

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在经济上起了正面作用。第一，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据统计，广东省已吸纳了1200万外来人口，其中至少80％（即大约1000万人）来自省外农村。他们为广东省的企业贡献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使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欣欣向荣，如日本一家报纸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说：“在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华南地区，各国企业为寻求廉价的劳动力而进入中国，其中，在邻近经济特区深圳市的东莞市，大约有4万多家企业前去投资，很多工厂实行三班倒24小时工作制，工厂的夜景很壮观。……日本一家生产眼镜框的厂家1992年在东莞市办厂，当时从业人员只有数十人，而现在已达到约2000人，产值占公司的一半。”（注：《参考消息》，2001年11月16日，第1版。）第二，外来劳动力为城镇的基本建设如楼房建筑、管道施工、道路修建、住宅装修等所需工人的主要泉源，据估计，他们当中大约80—90％来自农村。第三，为家乡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如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多的省份之一、四川省，去外地打工人员每年汇回家中的款项以百亿人民币计。（注：据四川省三台县的统计，该县年劳务输出创造7.1亿元人民币，粗略地推算，四川全省年劳动输出创收至少在150-200亿元人民币之间，三台县的统计见《经济日报》2001年11月6日第10版。）第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后还可以回流，经过在外艰苦奋斗多年的民工，一部分人开始回流，他们带回资金、技术和先进的价值观回乡创业，既可以自己成家立业，又可以促进家乡经济的发展，例如，四川三台县民营工商企业从业人员中，回乡创业人员占2/3，2000年达到12000余人。

当然，乡——城人口的盲目流动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主要是，城市失业现象比较严重，求职困难，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面临的情况是，供给大大地而且在相当长时期中超过需求。结果，由于城市企业部门不能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流入城市的民工就因找不到工作而沦为棚户和贫民窟的居住者。他们从事一切可能做的个体劳动者，成为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搬运工、鞋匠、擦皮鞋者以及保姆等等；于是，城市中出现并不断扩大了一个新的部门——“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在这个部门中，人们一般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进行长时间的劳动，但生产力很低，收入微薄又不稳定，但易于进入，依靠亲友携带或不计条件的自我介绍就可以为雇主接纳。可以说，非正式部门像海绵吸收水分那样不断吸纳流入城市的农业劳动者而不断膨胀。日益膨胀的非正式部门不仅是城市的负担而且成为社会公害。饮水用电的要求不能不满足，占地建房之势难以抑制，环境卫生的破坏又禁而不止。

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地拥入城市确实会给城市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谋求生存和预期中较好生活条件而离乡背井进入城市从经济规律上说是不可逆转的趋势。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广大农民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之上，使他们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条件下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方针的指引下，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对户口迁移以及“农转非”问题放宽了政策，农民开始向城市流动，从而产生了上述正面和负面影响。为了扩大正面影响和减少负面影响，我国在继续放宽户籍管理的同时，不片面主张城市化而提倡城镇化。在这一政策思想引导下，我国小城镇由1978年的2173个增加到，2000年的20312个，22年中增长近10倍。小城镇的蓬勃发展，减轻了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压力。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又引起了新的问题：如城镇分散达不到规模经济，不能产生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不能发挥城市功能；小城镇遍地开花，破坏耕地，污染农村，离土不离乡的亦工亦农身份事实上使农民不更多关心农事，使农业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城镇分散，不能在一个地区形成经济、市场和信息中心。这些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又转而重视大中城市的建设。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似不应当把城镇化与城市化对立起来。不可否认，经济的现代化离不开大中城市的发展，但是，少数的大中城市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下2亿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建设需要极其巨大的投资，水电设施、地下铁道、立交桥、轻轨、“靓起来工程”、“亮起来工程”等等所需投入的庞大资金都不能不依靠外力。而小城镇的建设不必刻意求新求大求全，可以更具有田园风格。它们靠近农村，可以就此吸纳劳动力，通过“边干边学”，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小城镇建设，所需资金较少，可以就地筹集，调动民间资源。至于影响环境问题，在市场走向规范化和法治日益健全的过程中，可以逐步解决。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移动这股洪流，只能疏导，不可拦阻。把农民拒于市门或镇门之外，从经济上看，既不利于农村，也不利于城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是逆流而行的不明智的举措，也是根本作不到的。要素自由流动是资源配置优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劳动力在地域或行业中受到禁锢，从根本上说，是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我国于1957年实行了控制户口迁移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村迁往城镇、中小城市、迁往京津沪等大城市实行严格控制。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自20年代80年代以来，户籍管理逐步放松，200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全国小城市全面开展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管理结构被打破。一些省市改革步伐更快，如浙江省县级以下的城镇已完全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政策，广东省的改革范围更包括大中城市、甚至特大城市，这些城市将以落户条件替代城市人口控制指标，石家庄规定凡有合法固定住所并有常住户口的职工、居民可以申请其配偶、子女、父母与其共同生活。看来，我国的户籍制度在本世纪中叶以前必将彻底改革。户口问题不仅在求职、应聘、入学、医疗等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待遇使农民长期处于不公平的地位，而且使我国人口中数量最多的成员中产生了心理上的扭曲，农村户口使人感到自卑，“农转非”成为一种光荣，进入大城市，特别是北京和上海更是广大青年梦寐以求的事。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和变态的心理，如果长期不纠正，必将严重障碍我国的经济发展。

2.努力提高农民收入，减轻负 担，预防外来风险

长期以来，就全国而言，农民收入水平不高，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如2000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人民币2552元，大约仅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湖南省全省农民收入1999年人均增加83元，2000年只增加50元。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我国1998年总人口中最贫困阶层（占总人口的10％）可供消费的收入份额仅占全国人民可供消费的收入总额的2.4％，而最富裕阶层（占总人口的10％）可供消费的收入份额竟占全国人民可供消费的收入总额的30.4％。基尼系数为0.4。无疑，最贫困阶层在农村，最富裕阶层在城市，基尼系数达0.4，清楚地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己处于相当严重的程度。

低收入的农民所承受的各种费用负担非常沉重，以用电为例，不少农村地区付出每1度的电费竟高达城市的10倍，以致许多农户不得不“日入而息”或用起油灯。现在一些地区已在试行费改税的办法以控制对农民不合理的收费，并进行农民负担专项大检查，但是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农民负担沉重的问题还远未解决。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我国农业如何经受国际大环境变动的冲击。如前所述，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而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又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45％以上，但仅提供农业总产出7％的产出，粮食商品率还不到20％。结果，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高于国际价格。据统计，以1998年的国际经济为基数，国内外经济比为大米101，小麦143，大豆179，玉米180。（注：《中国价格学会通讯》1999年4月15日。）因此，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生产必将付出相当高的代价。据估计，加入WTO后，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将使2005年国内玉米生产减少7.5％（1000万吨），小麦生产减少4.7％（500万吨），大豆生产减少4.5％，棉花生产减少3.8％，油料作物减少生产3.6％，糖料作物生产减少2.5％。生产减少使2005年种植业部门将减少300多万劳动力。（注：胡鞍钢：《中国走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页。）这将为本已十分严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雪上加霜。

当然，我国可以凭借要素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纺织、服装食品、皮革制品以及建筑、建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估计可以增加6百万人就业。但是，要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看来必须明确一个观点：从农业本身产业结构的改造上升到把农业现代化和高科技化与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使广大的农民在新农村、新农业的新天地中发挥他们的巨大潜力。

我特别注意到刘易斯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中委婉地修正了他在1954年对二元结构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能顺利转向城市工业的观点的一段话：“发展经济学家们未能清楚地认识欧洲的经验而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总是出现农村人口的减少。诚然，农村人口将减少，但这只是相对的，绝对的减少只会是在发展后期。例如，1850年左右，欧洲的农业人口占全人口的50％，而自然增长率仅为1.5％，于是，在城市人口年增长2.5％时，农业人口绝对下降。如果70％的人口在农村自然增长率为2.5％，农业人口绝对下降必须以非农部门以8.3％的速度增长为前提，而这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农业从业人数的绝对增长与人口膨胀密切相关。绿色革命之成功，因为它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化的农庄节约劳动型的投资应当控制。修道路、开梯田、建灌溉系统等基础设施投资是必要的”。（注：刘易斯：《蹒珊前进的中世界经济中的农业》，迈耶主编：《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英文第7版，第332页。）

因此，我认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能完全跳出农村和农业。要继续贯彻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高附加值并具有现代化特色的高效农业。

3.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护并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生产结构必须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必须更新，农业传统保守思想必须受到教育，但是，任何重大变革措施应当得到当地大多数农民的认同，不能以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行事。据媒体报道，某一个镇的领导层为了“增收”，规定农民必须把大面积土地改为桑田，但当时农民熟知，该地的土质和气候条件都不适宜种桑，于是，在奉命种上桑苗的当晚用开水把苗烫死。又一个镇的领导层决定要大面积种植烟叶，结果烟叶枯萎不长，又命令所属小学停课，规定每个小学必须说服一户农家种植10亩烟苗，完不成任务要罚款。这些事件使农民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也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对从事农业工作的人，也许发展经济学另一位先驱人物和刘易斯同时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舒尔茨的一段话题是颇有教益的。他说：“在自己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具有超过来自富国的仅仅懂得经济学的专家的优势。他熟悉他的小块土地和当地气候，而且他能预期他的辛勤劳动将取得什么成功，而所谓的专家却一无所知。他还知道，风雨和阳光对于他和他的家庭能否活下去是无情的。各类病虫害向来就是他的农作物的天敌。大自然从来就是吝啬的。这位默默无闻的农民是农业现代化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体。他是以分厘而不是以元角为单位来计算边际成本和收益的。他和我们一样关心改善自己的命运和下一代的命运”。（注：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发展经济论文:论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探析

［论文关键词］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广义的结构转型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的涵义，通过对“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两种具体分析方法的分析，对发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做出评价。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或Economics of Development）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兴起但都面临着贫穷落后的经济局面，当时这些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增长率高、经济增长率低、经济结构落后、失业问题严重，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共同对该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其中首树发展经济学理论大旗的是结构主义学派的彼德·T·鲍尔(LordBauer)、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刘易斯(A·Lewis)、缪尔达尔(G·Myrdal)、纳克斯(R·Nurkse)、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n-Rodan)、赫尔希曼(A·O·Hirschman)、普雷维什(P·Prebisch)、汉斯·辛格(H·W·Singer)、霍利斯·B·钱纳里（Hollis Burley Chenery）、M·赛尔奎因（Moshe Syrquin）等人。由于结构主义方法产生较早，这些学者也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在2 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颇具影响。

一、何谓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

（一）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并不统一。本文采用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解释：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发展经济学是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学说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其理论可以溯源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所谈的发展经济学是指狭义的发展经济学。

（二）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基本理论要素包括其发展观、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资本形成理论、伪装性失业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而指导这些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对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1.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经济结构的构成在结构主义者当中说法不一，根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颖和陈波的归纳分析，其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结构构成是指宏观意义上的整个经济各个部门的构成及相关变量，包括有关的经济活动部门和作为生产中主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等变量；第二，结构构成是指按经济活动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或者按某种需要来划分的经济结构。”[1]其中大多数学者运用第二种含义进行分析。例如W.A.刘易斯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霍利斯·B·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即是按经济活动的部门结构进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钱纳里是按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三个类目）、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三个类目）、人口与分配过程（由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转型、收入分配四个方面构成）这三个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其认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 [2]2.对经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构主义方法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研究纲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结构转型”亦称“结构变迁”(the structural change)。它们被钱纳里定义为“需求、生产、贸易和就业构成的一组互相关联的变化，而“需求、生产、贸易、就业构成的各自的变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格局转移的不同方面”[3]；赛尔奎因则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 [4]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两人对“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的定义中可看出两层含义：第一，“结构转型”本身就涵盖了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而赛尔奎因的定义中提到的“各部门”实际上也是指“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同“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结构转型”的作用因素，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变”。3．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关系的分析：结构主义者还透过经济运行中的众多变量，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们看到了影响经济运行的诸多因素，指出，在一国经济中，劳动市场二元结构、农业、运输、动力、进出口等行业都被列举为结构刚性。如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做出的反映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往往会成为导致发展中断的瓶颈；运输和动力等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刚性表现为生产缺乏伸缩性，对价格反映存在滞后性；这些部门还会因为投资不足而拉整个经济的后腿。

二、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工具例析

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了具体的研究方法，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M·赛尔奎因即在产业结构转型研究中倡导“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分析方法。以下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概述，对这两种方法做出评价。

(一) 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主要指统计方法与投入——产出法。最早对产业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个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动入手，研究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工业部门先增大后缩小，而服务业处于部门不断增大趋势；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产业结构转变的两个基本方面。库兹涅茨对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发展，他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一书中，指出了有关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个部门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关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别表示部门产出和国民总产出每 10年的增长率，ai为部门某一时期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对10年前该部门占总产出比值的比例。通过分析一个世纪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各自占国民总产出比重的变化可以得出ai，再经过对国民总产出增长率进行估算得出各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进而描述各部门的变动趋势。该公式基本描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的变动趋势，为结构主义研究的精确化作出了贡献。

霍利斯·B·钱纳里将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统计研究方法又作了进一步推进，在他与M·赛尔奎因1975年合著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动作出广泛的统计上的解释。在该书中其除了使用传统的统计方法之外，还巧妙地使用了相关分析。他们为了创造一整套可以对更为广泛的可获得的数据进行度量的方法，专门设计了对包括积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内的10个基本过程进行描述的27个变量，以便分析与各国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转变。

钱纳里率先用投入——产出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转变，早在1959年，在他与克拉克合写的《产业关联经济学》一书中，就第一次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间的结构关联问题。这一分析方法共两个步骤： 第一，用于投入产出方法来细化行业分类，建立起全面的产业结构转变分析框架，用以克服传统的统计方法在分析结构转变方面的缺陷。他们通过对中间产品使用比例wi和中间产品投入比例uj进行计算，将产业结构中的各行业细分为四种类型：中间产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产业 (钢铁、石油制品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间产品投入比重低的产业(农林业、煤矿业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却偏高的产业(服装、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产业(渔业、运输业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着产业关联程度的强弱。

（二）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纪60——70年代问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该模型讨论经济问题。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够对 经济全面地加以模拟的巨大优势，自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以结构主义的假设，使之能按照结构主义表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问题。结构主义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响尚存，被新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所继承。恰如新一代结构主义领军人物泰勒所言，结构主义思路的基本假设“在于一个经济的制度以及各生产部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决定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行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学家改变传统方法一般地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从某一具体角度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在内的广义的结构转型。例如,CGE模型被用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说明宏观调节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联所在；CGE模型还被用来讨论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压抑问题,使其既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又能解释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各种替代机制的宏观经济学本义；而且，工资水平、生活状况、金融资产收益、资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纳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贸易条件变化对发展中经济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尔曼和罗宾逊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CGE模型的基础上,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CGE模型,讨论了韩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广义的结构转型相伴随的收入分配问题。

三、对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的评价

结构主义方法产生于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之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战之后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显现出许多不足。

（一）理论框架的粗糙。虽然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为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理论框架过于松散。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结构思路更接近现实 ,但不如新古典主义方法那样严密。结构主义的各主要假定前提只是以描述性陈述为特征，还远未达到公理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初衷显然是想建构能将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经济参数包纳进来的理论模型，但由于变量太多 ,致使理论框架显得过于松散和粗糙。造成结构主义框架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 ，结构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基础主要是归纳法。而新古典思路所依据的逻辑基础主要是演绎法 ,故而这一方法从根本上很难达到精密化的程度。第二 ，结构主义方法的数学化形式表达难以包括所有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本身就受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约。

（二）微观基础的不足。结构主义方法从总体上是可以说是一种宏观理论。在建构上深受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方法的影响。虽然早期结构主义方法有着比新古典方法更为广阔的视野，但缺乏微观基础的不足酿就了结构主义方法的“阿基里斯之踵”。这方面从结构主义方法所使用的弹性这一术语上可以看出。而弹性概念是早期新古典方法的微观分析工具。结构主义方法将其借来应用于结构与制度分析工具的辅助性手段。而且严格地说 ,结构主义者所使用的“刚性”术语 ,实质上也是对弹性不足的另一种表述。从而显现出其微观基础的不足。

（三）方法过于理论化。无论是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还是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其理论都需要进行量化，而许多人文因素是很难用量化的指标进行分析的。故而，其提出的对策和建议也因为过于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如他们在观察并分析了许多市场失灵的情况后，就草率地做出中央政府必须代替市场的结论。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当前已被多重均衡分析法、发展微观分析法、现实主义制度分析法所取代，但其曾经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提供过指导作用，而且至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在我国当前进行产业结构转型的形势下更有必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从而促进我国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基于政府与市场的视角

摘 要：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论争贯穿于经济发展理论发展过程的始终。本文考察了自发展经济学产生以来的主流理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及其变迁的原因，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了进一步的思考。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 政府 市场

政府（计划）与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两种可供选择的手段，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们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的话题。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梳理可以清晰地折射出整个发展经济学思想的演变历程。从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从时间上看，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为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为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为第三阶段。[1]（P.67）其主流理论经历了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复杂流变，其政策取向经历了“政府至上”、“市场至上”和“制度至上”的演变。笔者认为，其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经历了二者互斥到互补的变迁，并因此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

一、经济发展理论中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一）市场或政府：互斥的两者

早期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基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比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刚性、时滞、短缺、剩余、低供求弹性等结构上的特点，因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不是利用市场来解决静态资源的配置问题，而是动态的可投资源的供给增长问题。在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三种基本的生产要素中，发展中国家前两者都较为丰富，唯独资本最为稀缺。他们认为，不同国家发达程度的差异说到底是工业化水平的不同，所以发展中国家要从贫困走向富裕就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所以资本——以机器、设备和可投资金为主的物质资本的形成及其快慢速度就成为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目标与资源禀赋的尖锐冲突不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而只能靠政府用计划手段扭曲要素价格来实现工业化。对比较优势（P.萨缪尔森称之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背离使这些部门没有竞争力，必须依靠国家的政策予以保护，保护措施中最为确实可行的是进口替代。[1](P.70)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1970年的一份报告中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极端重要性作了较为完善的论证：“政府在工业扩张过程中不能也不应该仅仅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计划已成为工业发展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和核心的部分，因为市场力量本身不能克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深层次的结构刚性问题……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比，计划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合意性。更大的可行性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必须考虑的变量数目较少，更大的合宜性则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发展中国家中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进行合作的自发机制的运行比不上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不成熟的市场不足以提供一种机制，以确保私人的决策能符合社会的偏好和经济目标的最优结果，因此，计划就是完全必要的了。”[2](P.31)所以，古纳·缪尔达尔说：“在长时间的困惑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的不发达国家的特别顾问们……推荐将中央计划作为发展的首要条件。”发展经济学家的一致观点是：“优秀的顾问和技术专家提出好的政策建议，然后由优秀的政府去实施。”[3]（P.2） W.W.罗斯托在其1960出版的《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也明确指出，政府必须发挥中心作用。

对政府的具体作用，“发展性国家”这一概念作了较为完整细致的描述。政府不仅为发展进程提供大量的基础设施，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还将其权力和影响扩展到所有影响经济发展进程的领域。除了维持社会的秩序、稳定和开展对外关系等基本的职能外，政府行为涉及的领域还包括：教育、科学和技术开发；有关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工资、就业、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构成、消费等方面的社会政策；有关信贷条件、货币问题、财政、预算、公共开支等方面的金融政策；有关预算、公共投资、商品和劳务生产、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和销售、国有化、私有化等方面的经济政策；有关调解、仲裁、司法、制裁、执法等方面的法律政策，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等等。由此可见，政府包揽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完全排斥了市场的作用。

结构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拉尔（Lal D.）引用某些实行控制政策的国家失败的例子对反市场机制、支持计划化、支持政府控制和干预的“国家控制教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visible foot）”对“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拉尔指出，大量的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行为方式与发达国家的人民的行为方式在本质上并无差异，同样服从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自我利益的“刺激-反映机制”。不仅如此，穷国的经济主体由于“储备”较少，反倒会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更为迅速的反应。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供给弹性、需求价格弹性以及要素的替代弹性都较高。这样，价格的变动必然较快地引起产品的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以及生产产品的要素配合比例的相应变化。[4]（PP.539-540）一句话，价格机制完全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静态最优必然会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并转化为动态的资源最优利用和良好的发展绩效。政府解除对外贸易的管制，不仅能够对国内企业形成刺激，而且可以获得比较利益。所以，鲍尔(Bauer P.)明确指出，发展问题的分析不应当是“无价格的（priceless）”。而拉尔则指出，把“价格理顺（get the price right ）”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4]（P.117）为使价格机制良好运转，政府应该“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5]这种观点后来被人们总结为“华盛顿共识”，即减少政府干预，尽速实行私有化，尽速推行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降低政府财政赤字；价格，特别是实质利率，应由市场决定，并严格控制通货膨胀，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华盛顿共识根本没有提到政府的作用，认为市场会自动地解决解决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6](P.18)

我们看到，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都把自己的政策主张推向了极端，简单的肯定政府或市场，把糟糕的现实经济发展绩效归因于另一方的介入，认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和市场是彼此排斥的，而没有看到两者有效结合的可能性。

（二）市场和政府：互补的两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开始运用于发展经济学，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科斯定理表明，当交易费用为零时，制度是不重要的。换言之，当存在交易费用时，制度就会影响到资源的配置。所谓制度，是指约束人的行为并将其导入特定渠道的一套规则。具体地说，制度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可称之为立宪秩序，是一个社会赖以建立并显示其特征的基本准则和要素，它涉及文化、意识形态、基本政治经济体制等诸方面; 第二个层次则是具体的政治、市场制度安排。在V·奥斯特罗姆、D.菲尼 、H.皮希特等人的分析框架中，制度的这两个层次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市场制度是内生变量，而立宪秩序是外生变量，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根源于缺乏一套有效的市场制度，而这种制度之所以未能出现，是因为深受政府影响的立宪秩序普遍存在重大缺陷。

诺斯(North D.)等人认为，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非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后者只不过是增长的表现。具体地说来，排他性的产权制度的建立是英美等国在近代实现工业化的根本原因。制度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将潜在的外部收益内在化的要求，当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变迁就会发生。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出新的潜在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知识的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促进了拉坦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就会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空间，由此形成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但是现实中，政府和意识形态常常能通过对收益和成本的影响来制约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进程，并有可能使特定的经济长期锁定于（lock in ）无效率的制度环境中。不仅如此，政府还常常强制性地推行制度变迁。所以，诺斯提出了著名的“诺斯悖论”：国家（政府）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

新制度经济学者还认为，以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性为基石的经济体系是最有效的，微观层次的创新能力和活力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支撑力，充分完善的市场制度安排是保证经济效率和增长支撑力的制度安排。虽然通过市场形成的微观自主性需要经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中央集权的控制方式似乎是一种替代性的选择，但是其运作的结果却是微观自主性的丧失，所以自上而推行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具有支撑力的。[7](P.8)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经济发展理论认为，有效率的生产性制度变迁主要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在这其中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所以，像结构主义一样期待“政府万能”，像新古典主义一样期待“市场万能”都是不现实的，关键在于改进制度安排，使二者都得以充分有效的发挥作用。市场与政府之间并不是一种“纯”的选择，而是一种适度的程度上的选择。

二、经济发展理论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变迁的原因透视

回顾过去，我们不难发现是实践的有效需求和理论的有效供给共同促成了经济发展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入。

从实践需求方面来讲，20世纪40—6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虽然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经济上依然不自主，他们迫切的要求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西方高度的工业化，使他们认识到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而苏联通过计划手段在短期实现了工业化则使他们对政府的能力深信不疑。于是，“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便成为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普遍的信条。这种方式在短期内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些国家迅速的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却普遍出现农业停滞，失业率高，进口替代工业效率低下，二元结构的次级分化，经济增长乏力。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重视市场机制作用、实行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不仅迅速，而且质量颇高。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从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转而重视人力资本，从片面强调计划管理转而重视市场调控，从片面强调工业化转而重视农业。新古典的政策在以东亚为代表的国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成就的取得使人们将市场的作用推向极端，“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的结果是使发展中国家再次陷入危机中。

相似的资源禀赋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经济绩效，特别是资源贫乏的“亚洲四小龙”竟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的。正是较为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保证了有限投入的高经济效率。同时，良好的制度也使国内居民保持了较高的积累和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各国实践者对政府与市场相互作用形成的制度、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进程的探索最终使制度经济学成为显学。中国等国家的实践已经初步证明，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制度的改进以使政府与市场更恰当的契合将会极大地提高效率，改善发展的绩效。

从理论的有效供给方面来讲，诞生于西方的发展经济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始终没有摆脱西方主流思潮的深刻影响。20世纪40—60年代末，正是经历了“大萧条”的西方国家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指导下的黄金时期，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了资本积累的关键作用，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丁伯根和弗里希的计量模型又为国家控制提供了可操作的工具。在此基础上，刘易斯、缪尔达尔、罗森斯坦-罗丹、普雷维什、辛格、纳克斯等从不同的角度发展出了一套国家控制的理论。

20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长期执行国家干预的西方国家陷于“滞胀”。对这一现象凯恩斯主义理论已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实践上又无法提出可行的对策，受到了以理性预期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是政府的长期干预破坏了市场体系的内在稳定性，当务之急是应该恢复自由放任的传统。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以拉尔、鲍尔、舒尔茨、哈伯勒、明特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体都是理性的假设出发，提出市场机制是普遍适用的“单一经济学主张”，并宣告以“政府万能”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已走向死亡。

与此同时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出发，认为新古典主义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是不合理的。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市场制度的效率取决于保证市场制度正常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政府对产权界定的不合理（不力或过度）将使资源被置于公共领域，从而造成过度使用和“寻租”，使资源配置陷于低效。所以，制度是重要的。政府对产权的界定是交易的前提，由于政府对权力的垄断和管制可能带来的寻租行为，必须对政府的权力进行约束。

三、对经济发展理论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通过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考察和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或政府都存在着缺陷，像结构主义或新古典主义一样基于完美的范式来期望事实上并不完美的某一方来发展经济必然很难凑效。既然如此，像新制度主义提供给我们的思路一样，谋求二者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有机结合应该是可能的出路。正如比较制度分析理论所指出的，“设计出理想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而制度作为一个体系是具有历史的路径依赖性而进化来的，无视制度的互补性而随意地变更政策决非好事，而且也是不可能的。”[8]（PP.80-81）比较制度分析理论进一步指出，“通过追求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虽然也能部分地实现国民收入于财富的扩大，但要想持续地实现国民收入与财富的扩大，就必须获得动态的资源配置效率。市场机能扩张性的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充分关注市场本身所具有的与民间各种协调结为一体实现的动态资源配置效果。”[8]（P.90）因此，“市场机能扩张性争持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时代都是必要的，但其内容有必要依据国家与时代的不同而不同。”[8]（P.94）目前，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该是互补的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世界银行在1991年的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中也提出，“发展的核心，也是本报告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这不是干预和放任主义的问题 ——虽然这种二分法广为流行，但并不正确。……这不是市场或国家的问题，他们各自都有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竞争性的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展的有效的生产和分配货物与劳务的最佳方式。国内与国际竞争带来了刺激因素，挣脱了束缚企业家和技术进步的羁绊。但是，市场不能在真空中运转——他们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法律与规章体系。就其他许多任务而言，市场有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9]（P.1）“在确定的和保护产权、提供有效的法律、司法和规章制度体系以及提高社会的服务的效率和环境的保护等方面，国家构成了发展的核心。”[9]（P.4）所以，“如果市场的功能发挥正常而且可以这样做，就会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如果市场无法正常运转，政府相应的进行谨慎的和明智的干预，那么收益会更高。如果两者一起运转，那么就会像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产生比总和收益更高的收益。当市场和政府协调一致地运行时，就会取得惊人的成就，而当它们相对立时，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最宝贵的经验之一”。[9]（P.1）

世界银行在1997年的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再次强调，“市场与政府是相辅相成的：在为市场建立适宜的机构性基础中，国家是必不可少的。……绝大多数成功的发展范例，不论是近期的还是历史上的，都是政府与市场形成合作关系”[10]（P.3）的结果。该报告在探讨政府可能发挥的作用和如何最好地做好它应作的事情时指出：应使政府的责任与能力相适应[10（P.27） ， 而政府的能力可以通过重振公共机构的活力得到改善[10]（P.79）。而不同国家由于市场的发育程度、政府的组织效能的不同，政府的职能也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了。所以笔者认为政府与市场在各国具体的发展环境中进行动态的、有机的结合应是今后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方向。

没有完善的人，我们便不能期待有完美的理论。可以肯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争仍将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继续。但随着经济发展实践的深入，对二者关系的讨论必将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务实。

发展经济论文: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关于在增长理论基础上重建发展经济学的若干思考

【内容提要】发展经济学在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对于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取向，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然而，所有这些见解看来都忽略了两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第一，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统一性；第二，假定实现了理论上、方法上的统一性，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己的经验基础。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入重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方向，其两个基本观点是：第一，发展经济学应当并且能够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学可以作为增长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学科来建立。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发展问题可以作为一类特殊的增长问题来处理。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统一性问题便可以获得解决。第二，发展经济学的重建可以以东亚的发展经验作为参照，因为东亚提供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实现了成功的经济发展的相对完整的经验。作者以增长理论作为框架，以东亚经验作为参照，提出了重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初步纲要。

【关键词】收敛理论；东亚模式；发展经济学

一、引 言

在过去近二十年中，增长理论在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再度恢复了其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则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展经济学的衰落，并不是因为发展问题已经过时，或对于所有已知的重大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都已经给出了理论上完满的解答。恰恰相反，发展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远未过时，对于现实中重大的发展问题，我们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能够找到的理论解答是极贫乏的。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克鲁格曼①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即形式化分析模型发展的滞后。不过，这明显地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增长理论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再度恢复了其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之后的今天，发展经济学仍处于衰落境地。发展问题较之单纯的一般增长问题更为复杂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肯定不是故事的全部。对于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取向，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然而，所有这些见解看来都忽略了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第一，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身的理论统一性；第二，给定理论上、方法上的统一性，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己的经验基础。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就在于澄清这两个具有基本重要性的问题。我们的两个基本观点是：第一，发展经济学应当并且能够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学可以作为增长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学科来建立。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发展问题可以作为一类特殊的增长问题来处理。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统一性问题便可以获得解决。第二，发展经济学的重建可以以东亚的发展经验作为参照。东亚提供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实现了成功的经济发展的相对完整的经验。这样，我们既可以在东亚的发展经验中找到丰富的发展问题，也可以利用东亚的经验检验和扩展我们提出的相关理论。

本文的讨论涉及以下问题：重建发展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提供讨论的经验背景；提出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路线(“收敛”方法)；进一步讨论理论建模的经验基础；提出本文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

二、增长与发展：若干基本的事实及问题

增长理论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原因，发展理论关心的主题则是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及不同国家间经济增长差别的原因。持续的人均收入增长及与之相关联的全面的、显著的结构变动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特点。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增长是从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其后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正是这种首先开始于西方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在其后一个半世纪内导致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人均收入方面的差距急剧扩大，从而使得世界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演变，在现代经济增长的传播上带来了一系列具有基本重要性的变化。第一，现代经济增长进一步扩展到了大多数的属于非西方世界的发展中国家。②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经济增长成了一种真正世界性、全球性的现象。第二，同二战前相比，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发生了显著的加速。③ 第三，少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加入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

在任何意义上，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增长现象都是史无前例的、极其丰富和复杂的，并且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我们可以将二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情况，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相关的情况总结为以下5 个基本的“程式化的”（“stylized”）事实。④

事实1：二战后初期，在当时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人均收入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事实2：在二战后的半个世纪内，世界经济整体上实现了持续的增长, 其增长率超过二战前任何一个时期。

事实3：在发展中国家整体与发达国家整体之间，在人均收入方面的差距并未发生显著的缩小。

事实4：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位于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在追赶发达国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并且，所有这些国家、地区都是开放的市场经济。

事实5：大多数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方面最终都失败了。⑤

由上述事实，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具有根本性的重要问题：第一，为什么东亚成功了，而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失败了？第二，成功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建立在私人企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吗？第三，成功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开放的经济政策吗？

我们以上讨论的现象包含着与现代经济增长相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后进国家能否比先进国家增长得更快，从而最终赶上先进国家。如果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收敛”（“convergence”），那么，先前的观察说的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收敛”。不过，类似的“收敛”现象确实发生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集团内，那就是，若将美国作为基准，OECD 集团内大多数国家都比美国增长得更快。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OECD 集团内的国家具有两个显著的相似点：第一，它们均属于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第二，它们彼此间均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相互开放，包括商品贸易、技术转让及资本和人员的流动等）。⑥

这样，从上述观察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的结论：第一，在初始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增长可以发生极大的差异；第二，在开放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后进国家有可能通过对外贸易、技术转让等途径赶上先进国家。后一结论构成本文其后整个讨论的基本前提。

三、重建发展经济学：一个基本的方法论路线(“收敛”方法)

本文的讨论所依据的一个基本信念是：发展经济学应当并且能够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首先，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均收入的增长，而这正是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其次，增长理论发展了一整套形式化的分析技术，这可以帮助我们将发展理论转化为一个严格的理论。本节简要地探讨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路线。我们的基本想法是：“发展问题”可以形式化地归结为开放条件下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相应地，理论建模可以归结为发展出一类特殊的开放条件下后进国家的增长模型。我们先前考察的发展事实表明，在开放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后进国家有可能通过对外贸易、技术转让等途径赶上先进国家。这样，理论建模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构造出一类特殊的开放增长模型，其中贸易、技术转让引致后进国家的长期人均收入水平“收敛”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以下，我们扼要地阐述上述的基本方法论思想。

一般认为，现代增长理论开始于索洛在1956 年发表的一篇经典性文章。⑦ 早期增长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发达市场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其核心概念是“稳态”（常数增长状态）。当然，所谓稳态不过是通常的均衡概念在动态意义上的一个扩展。在这一背景下，增长经济学被看做是一门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学科。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发展经济学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单独学科出现有两个背景原因：第一，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些基本上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因此在发达国家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完全适用；第二，发展中国家作为落后国家存在着一个发达国家不存在的问题，即摆脱不发达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问题，具体地说包括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等等。然而，在发展经济学的定义上却发生了持续的混乱。首先，人们没有严格区分专注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与等同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当人们谈论发展经济学时，人们常常明显或隐含地集中关注于发展方面。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按照主流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学科分类范式，显然只能理解为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各个有关经济学科的一个集合。其次，人们在谈论发展问题时，又没有严格区分一般的?、普遍的发展问题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殊的发展问题。

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发展经济学需要重新定义。我们认为，重新定义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合理的路线是：（1）严格地区分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将后者理解为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经济学科的一个集合；（2）将发展经济学定义为研究发展的经济学科，在广义上也包含增长经济学在内；（3）将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学科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或简称为后发展经济学。

重新定义发展经济学后，显然整个发展经济学需要重建。这里，我们的考虑仅限于先前定义的后发展经济学。在不会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我们也仍然使用发展经济学这一人们惯用的称呼。若将“发展”限于常规的、可用数量描述的变动，则很明显地，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看，发展与增长本质上是同一件事。这样，后发展问题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后发展国家(或后进国家) 的经济增长问题。这里，增长须做广义的理解，包含常规的结构变动、资源变动等等。于是，后发展分析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类特殊的应用增长分析，即一般增长分析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应用。这样，重建发展经济学便可归结为如何将增长理论应用于后发展这一特定场合。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考虑理论建模问题。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增长理论最初是在发达国家的背景下建立的，并且是在孤立的背景下建立的。当然，在现实中，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在孤立的状态下进入和保持现代经济增长的。不过，在发达国家的场合，孤立状态下的增长至少对于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是一个良好的近似(approximation)。然而，在不发达国家或后进国家的场合，孤立状态下的增长显然不能看做是一个可接受的近似了。有关后进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后进国家进入和保持现代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及与之相关的与后者的商品贸易。这样，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后进国家的增长作为一类特殊的开放条件下的增长问题来处理。我们知道，增长理论已经解决的问题是：长期经济增长怎样联系于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⑧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发展出一类适当的模型能够再现这样的一个增长过程，其中，后进国家能够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实现较发达国家更快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从而最终在长期人均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

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定义为开放条件下的“收敛”问题，即在开放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能否通过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达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长期人均收入水平，在理论建模上便意味着，我们需要构造这样的开放增长模型，该模型能够再现上述收敛过程。我们将此方法称为“收敛”方法，将按照这一方法建立的理论称之为收敛理论。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并非总是处于收敛过程。收敛分析作为对现实中的增长现象的一种理想化分析，可以为现实中处于收敛过程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提供一个近似，同时也可以为偏离收敛的各种复杂的非收敛增长提供一个方便的参照。

我们知道，一般增长理论通常以索洛模型作为一个基准模型(baseline model)，一般静态贸易理论则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作为基准模型。鬼木－宇 （Oniki 和Uzawa）⑨ 提供了结合索洛模型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一个严格的一般均衡分析。不过，他们的模型是在一般水平上建立的，并未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这一特殊情况给予特别的考虑。笔者将他们的模型进一步修改为一个应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的模型。⑩ 引入技术是公共产品的假设后，该模型可以产生出一个渐进的收敛过程。该模型的一些基本特点是：第一，在封闭的条件下，两国将处于相同的长期增长率之中，因而初始的收入差距将永久保持下去；第二，在开放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实现较快的增长依赖于与发达国家的基于比较利益的商品贸易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第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开放的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不同于在封闭的条件下的结构变动，特别是，一个发展中小国有可能实现高度的经济专业化。这样，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模型作为收敛分析的一个方便的基准模型。原则上，在收敛分析的背景下对这一模型的修正和扩展和在一般增长理论的背景下对索洛模型的修正和扩展，可以沿着相似的路线进行。

如我们先前的讨论所指出的，增长理论是在发达国家的背景下建立的，收敛理论则显然需要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来建立。既然东亚提供了迄今为止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最成功、最完整的例子，显然收敛理论可以以东亚的经验为参照来建立。事实上，我们先前的讨论仅仅提出了非常一般的建模路线，具体的建模显然还需要依赖于对东亚的具体经验做深入细致的了解。

四、收敛理论的经验基础：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

我们先前的讨论建立了收敛理论建模的一般路线。当然，我们不能在脱离经验现实的条件下考虑理论建模。相反，理论建模应当与对经验现实的考察紧密地结合起来。理论为经验分析提供框架和工具，反之，后者为前者提供验证、提出问题和提供素材。如我们先前指出的，二战后东亚成功的发展经验，提供了后进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追赶发达国家的最完整的范例。因此，十分自然的，我们可以以东亚的经验为依据来考虑收敛理论建模。本节中，我们简略地讨论作为东亚的实际发展经验的一种“程式化的”（“stylized”）表述的所谓“东亚模式”，并提出有待增长理论解释和回答的有关东亚模式的一些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问题。

关于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及东亚模式本身，在文献中可以看到极其不同的规定。首先，Kuznets ⑾ 将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限定于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省。世界银行⑿ 研究的范围则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及东盟3国（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度尼西亚）。本文中，我们采用Kuznets 的选择，依据的理由是：第一，迄今为止，只有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创造了相对完整的成功的发展经验；第二，中国香港和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其经验不具代表性。按照这样的处理，我们也可以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看做是东亚模式的领头者，而将中国及东盟3国看做是东亚模式的追随者。事实上，在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及东盟3国之间，依照它们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通过贸易及直接投资，发展出了一种动态的国际分工关系，即所谓“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⒀ 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把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至较后进的国家和地区。

其次，给定关于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选择，关于东亚模式的内容阐述在文献中也是极不一致的。本文中，从理论建模与经验比较研究的需要出发，我们将东亚模式理解为对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创造的相对完整的成功的发展经验的一个系统的表述。⒁

东亚发展的经验是极其丰富、非常复杂的。从理论建模的角度将这些经验总结为一个或一组系统的模式完全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我们将仅仅指出有关东亚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事实，这些事实应当看做是有关东亚发展经验的任何理论建模均需要考虑的一些基本前提。

事实1：东亚的经济增长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存在着密切的、积极的联系。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是东亚的主要出口市场；另一方面，东亚工业化所需的资本设备及中间投入也主要依赖于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进口。在这期间，出口在本国GDP 中比重的迅速上升与出口在国际市场上份额的迅速增加密切相联。

事实2：东亚产出的高增长紧密地联系于高的资本积累。储蓄率在东亚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上升过程，直至储蓄率显著地超过发达国家同期水平。在大部分时间内，东亚的国内投资主要依赖于国内储蓄。东亚产出的高增长及迅速的资本积累依次伴随着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直到高等教育各个层次上教育的迅速发展。

事实3：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在大部分时间内，东亚在技术上所做的主要是模仿，而不是创新。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 的比重至工业化中期开始上升，其后逐渐达到或接近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事实4：东亚工业化的过程依次经历了下述3 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进口替代主要发生于轻工业，出口主要由农产品组成；并且，农业是一个主要的净出口部门（农产品出口超过农产品进口加用于农产品国内生产的资本品进口）。第二阶段开始的基本标志是制成品出口（主要由轻工业品组成）取代农产品出口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此外，该阶段的一些基本特征是：（1）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2）进口替代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3）轻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要的净出口部门。第三阶段开始的基本标志是重工业产品出口取代轻工业产品出口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此外，在整个工业中，重工业亦取代轻工业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产业。

上述三个阶段，产业与贸易的结构变动的主要特征可以总结如下：首先，出口方面的结构变动由初级产品出口主导转移至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主导再转移至资本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主导。其次，工业中的进口替代由轻工业的进口替代开始，逐渐发展到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最后，出口方面的结构变动紧密地联系于制造业的出口扩张(出口在国内生产中的比重的上升)。

从理论建模的角度，我们可以将上述事实及其他一些相关事实总结为几个基本的有待增长理论解答的问题：第一，贸易怎样联系于增长。传统的贸易理论是静态的，完全不能解释在动态的条件下，贸易怎样能够支撑后进国家持续的增长。事实上，直到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发展经济学中流行的是“贸易悲观论”，即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利用同发达国家的贸易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这正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背后的理论依据。第二，东亚的经济增长怎样联系于技术进步，怎样从完全的模仿转向创新。传统的增长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问题，很难直接应用于东亚的场合。东亚面临的问题不是怎样创造完全新的技术，而是怎样从发达国家引进现成的技术，并加以模仿与改进。第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均收入的增长怎样引致储蓄率由低到高的上升。传统的储蓄理论关注的是储蓄的动机，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人均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储蓄率会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演变。另一方面，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储蓄率或者是固定的，或者是不确定的。第四，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哪些力量推动各个产业部门依次经历由进口依赖、进口替代直到出口扩张的渐进的演变。毫无疑问，政府的政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政策因素不能解释上述演变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发生。如果说进口替代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那么出口扩张则可以说是东亚的一项独特的成就。

我们看到，迄今发展起来的增长理论模型还难以从模型内部再现上述事实，并对相关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这也造成了对东亚经验的解释的分歧与混乱，如，东亚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还是资本积累，⒂ 进口替代在东亚成功的工业化过程中是否也起着积极的作用，东亚工业化过程中产业与贸易结构的演变能否仅仅用比较利益法则来解释，⒃ 等等。我们相信，一旦我们能够建立起适当的理论模型再现这些事实，我们便能够为对后发展问题的研究建立起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将后发展分析与增长理论完全地结合起来。

五、结 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这既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现实中的原因。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发展经济学应当也能够以增长理论为基础，以东亚经验为背景重建。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看，发展与增长是完全可以合二为一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追求将发展分析完全形式化、数量化，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我们要求发展理论达到足够令人满意的严格性与精确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将发展理论完全纳入到增长理论的框架中。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与改革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中国离赶上发达国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的发展经验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提出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可以说，中国已成为研究发展问题的一个最好的“实验室”。我们相信，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及中国未来发展将面临的实际问题的研究，将为发展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推动。

发展经济论文:论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发展经济学；历史；流派；研究方法；发展前景

论文摘要：在分析发展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前提下，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学术流派作了回顾，着重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综述，最后对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

一、发展经济学的来源

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深入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萌芽，经过十年，该学科就被冷落。从发展经济学定义看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很多国家渐渐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桎梏，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可靠，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减。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从而在贸易条件、商品出口、跨国公司投资各方面都蒙受损失。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解释和辩护，从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尽管发展经济学有上述的庸俗观点，但也有一些有益的成份。它所分析研究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其本身是有参考价值的。发展经济理论中对一些局部的、具体的问题的分析，并非都是谬误。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各个侧面如人口、工业、农业、贸易、财政、金融以及教育等等，作了相当细致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论点。

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还可以看到激进学派的理论。激进学派是作为主流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有关经济发展的许多重要问题上，持有与新古典学派完全不同的观点。例如，关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性质和根源，激进学派就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总之，经济发展被认为是一个无冲突、无飞跃、无质变的过程，它所要求的仅止于创造适当的刺激、完善市场的机制和起动会自行运转的增长机器而已。

发展经济论文: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摘 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 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 世纪20 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 [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 。”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 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 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 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发展经济论文:中国水工业发展经济政策体系浅析

内容提要：文章针对市场经济向新兴的水工业提出的挑战，分析水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包括价格、税收、投资信贷、市场刺激，以及经济核算体系等几方面的内容。

水工业是传统的给水排水工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形成的一项新产业。水工业既然作为一项产业，就应该有相应的政策作为其发展的保障，其中水工业的经济政策就是水工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也正日益加强，如何加快建设市场机制下我国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更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来促进水工业的发展和完善，尽快地与国际机制接轨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我国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分析

1.1 我国的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基本状况

在我国，传统的水工业管理政策是以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和控制为基础的，其中的经济手段只是法规制度（尤其是排放标准）的辅助工具。目前，所使用的水工业经济政策本身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和完善的体系，政策内容主要包括排污收费制度、综合利用水资源、水资源保护收费制度及民用水和工业用水的收费制度等。

1.2 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存在问题

目前实施的排污收费制度和综合利用水资源等政策虽然对我国的水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些制度和政策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或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提出的，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指令性的自来水水价的问题，由于自来水的水价不是按商品的价值规律制定的，历史的原因造成了自来水的价格相当低，结果自来水公司因没有足够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或重大技术改造，导致城市缺水状况日趋严重，自来水公司多在亏损或微利的情况下运营。

②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已有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就存在一个如何适应市场机制的问题，如排污收费的有偿使用和贷款豁免本身就不符合“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由于我国当前合理用水水平还较低、单位取水量产生的经济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有很大，所以水工业经济政策没有真正体现价值规律（如排污收费大大低于污水厂的运行成本），同时，也未引入市场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水资源分配机制。

③ 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缺乏系统性，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思路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局限于在水工业管理系统的内部考虑，较少从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向更多地应用经济手段转换的角度来制定水工业政策。

④ 已行的经济政策本身需要重构或改革，尤其是排污收费制度。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违章超标罚款制度，在标准的制定、排污费的征收、资金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工业经济政策研究

笔者认为，在当前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大潮中，应不失时机地加快建立适合市场机制运行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该体系应包括价格、税收、投资信贷和微观刺激以及综合的水工业经济核算制度等主要政策。

2.1 水工业的价格政策

水工业是集产、供、销及回收于一体的行业，也是唯一对产品用过后进行回收的行业。自来水就是一种具有“二重性”的商品。因此，自来水的价格，就应该将“二重性”商品的特点包括进去，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制定。这样，水价除水资源价格外，不仅要把自来水公司以及水厂等一切设施的修建经营、折旧以及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费用包括在内，同时必须把所有废水的收集、回收以及最后排放等全部设施的相应费用也应包括在内。

而且我国水资源价格普遍偏低，在今后的价格改革中，应逐渐把水资源直接投放市场，根据价格规律和供需关系来调整水资源价格，使市场价格准确地反映水资源成本，最终建立一个可持续性水资源价格体系。

建议可以采取的政策主要有：

①根据全成本费用确定水价格，对那些明显不利于水工业持续发展的产品征收附加税，使这些产品准确反映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水工业成本。

②根据地区和质量差异实行差别价格政策，鼓励节约用水。

③在国家或企业制定水资源的开发投资计划时，采用经济价格以取代低于长期边际成本的市场价格或指令性价格；

④权衡价格调整的替代影响，充分利用其它刺激（如税收或使用收费）措施，以消除价格上涨对主要用户（如城市居民）的不利经济影响。

2.2 水工业的税收政策

在完善水价格体系的同时，对一切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或产生污染行为征收一种税收。目前，正值税收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水工业税收体系。建议该体系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建立和实行税收差异或优惠政策，扶持、引导水工业的发展，近期可以在现存税种的税率基础上实行。

②对于废水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给予一定税收优惠，在一定期限内免交全部或部分税收。

③对于结合水源保护区管理，开展多种经营的收益，也应给予税收或减免优惠。

2.3 水工业的投资和信贷政策

保护水源有很强的社会效益性，为了持续发展水工业，需要政府在财政预算、投资渠道和信贷市场方面给予扶持。政府部门应加快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信贷体系，使更多的资金投放水工业生产过程中。建议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①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国家水工业基金或国家水工业投资公司，在国家政策性银行（如开发银行）中设立国家水工业专项贷款基金。

②国家也可以通过中长期债券，筹集大型水工业工程建设所需的资金。国家应对水工业投资项目的贷款利率、还贷条件和折旧等实行优惠政策。

③全面推行水工业投资有偿使用，包括政府财政拨款、排污费和资源补偿费等。地方水工业投资公司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吸收资金，包括中长期债券、股票或利用外资等。

④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投资效益，如把水工业尽早推向市场，对水工业工程实行招标承包，推行自来水厂、污水厂的企业化经营。

2.4 基于市场的水工业刺激政策

在建立宏观和中观层次上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之后，必须有相应的微观层次的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与其相配套，以真正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除去前面提到的排污收费和水工业税收政策外，在我国还可以实行以下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

排污交易制度：国家应在一些地方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尽快推出有关排污许可证交易政策或规范，在其成熟时向全国推广。该项制度需要与现行的排污收费、限期治理和集中控制等政策相协调。

水工业的保险制度：条件成熟时建立水工业保险制度，解决由于无过失污染事件引起的经济赔偿和治理污染的经济责任问题。

2.5 水工业与经济核算制度

水工业经济与水资源核算对于确定真实的国民财富价格，全面客观地评价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潜力，以及正确协调长期发展与短期增长，经济增长和水资源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建议采用如下措施建立该项制度：

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核算理论与方法体系，完善、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选择适当的部门和地区进行水工业经济综合核算制度的试点，把水资源核算以及水污染损失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再生产活动为一个独立产业部门的核算体系。

3. 结论与建议

现有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已很难有效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目前，正值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政府部门应抓住机遇适时制定和实施有关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水工业经济政策。而且，我国的大部分有关水的法规和管理制度都是在计划体制或转轨时期建立的，在新的形势下，应加快市场机制下的立法、管理体制重构或创新，为实施有关水工业的经济政策提供相应的法律保证和配套措施。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市场发育和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家应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水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并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当务之急，还应尽快着手制定价格政策、水工业税收政策、投资信贷优惠政策，并对这些制定或实施水资源的政策进行预评估和跟踪评价，以便及时调整政策措施或完善实施条件。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水工业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不断需求，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如何激活江西营间发展经济的潜能

〖摘要〗激励起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要在降低不确定性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工作，降低不确定性，减少风险。一定要使我们的市场主体，民营企业家群体，通过他们的代表，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对政府要有一定的制约能力，如果不能够制约行政主体的行为，市场运营就会非常困难。因此，对于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社会不能对国家进行制约，民间不能制约政府，市场主体不能通过规范的法律程序和他的合法的代表，对行政主体的行为进行一些必要的制约，不确定性就非常大，市场风险就很难预测。所以降低不确定性、减少风险就要求约束政府的许多行为。

〖关键词〗 民营经济 发展

一、江西民营经济的现状

激活民间发展经济的潜能，就是激活民营经济发展经济的潜能。民营经济指非政府投资的经济实体，包括集体、个体、私营、联营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从全国来看，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工业增加值和吸纳劳动力方面甚至超过了国有经济。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民营经济已经唱起了主角。民营经济天生具有与市场经济接轨、融合的特点，对中国经济转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民营经济已不仅是补充力量、生力军，而是经济发展的方面军，不久的将来还要成为主力军。

江西省的人口与浙江省相当，但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状况远远落后与浙江省。江西省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只有浙江省的24.35%，工业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分别为浙江省的14.12%和17.28%。即使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我省也处于中下水平。

江西民营经济的发展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原因源于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两方面。不良的外部环境是制约江西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不良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指有关政府部门对民营经济的认识和管理落后于、甚至违反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但这个问题并非主要来自省、市一级政府，而是来自中层和基层政府有关管理部门。有人把这种情形概括为“上热下冷中阻梗”。 省、市地方政府大多都想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上热），但江西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尽人意（下冷），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层和基层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对民营经济的阻滞（中阻梗）。江西省的GNP长期大于GDP，存在资源的净流出问题。究其原因，除了省外一些地区相对优良的投资环境吸走了一部分资源和劳动力外流外，本省的“中阻梗”也挤走了不少资金。民营企业内部治理的问题则主要在于：很多民营企业忽视了本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

二、 江西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1、开放产业投资领域的问题

目前，禁止民营企业进入的行业主要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使用稀有资源的工业，以及产品会带来公害的行业。限制民营企业参与行业就更多了。另外，民营企业对外经贸方面也有诸多限制：“准入”开拓国际市场的只是一般国际贸易，而且实行审批制，应有进出口经营权；至于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引进外资等开拓国际市场的行为还严禁民营企业“准入”。所有这些禁止和限制的规定，有的可以说是似是而非，有的则是缺乏一个明确的适用标准，导致不同时刻、不同地区、不同的部门，对于某个市场或行业民营企业能不能进入，回答常常是不一致的。

近几年，民营企业投资增幅回落，与民营企业投资领域有限是有关系的。为促进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当务之急是要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的产业投资领域。

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一些过去是自然垄断性的产业，如电信、电力，近年来，由于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也逐步变成了竞争性产业，它们放松了政府管制，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我们应借鉴它们成功的做法，加快开放这些投资领域，应一视同仁对所有类型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开放。

2、融资问题

民营企业的融资难一直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头等问题。根据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对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调查显示，我国民营企业在创业阶段几乎完全依靠自筹资金，90%以上的初始资金都是由主要的业主、创业团队成员及其家庭提供的。在创业之后，追加扩张投资时，民营企业继续主要依靠内部渠道，企业留存收益和主要业主的投资占融资总额的比例在1995年和1998年至少分别为52%和62%；在外部融资渠道中，非正式渠道、信用合作社和商业银行所占的比例大体相当；外部股权，包括公众股权以及公众债权市场所起的作用不大。IFC的调查结果还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银行在民营企业融资方面，无论是创业资本还是后续投资，所起的作用总的说来要小。江西省这方面的数据还无法得到，但相信跟全国的情况差不多。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由于信息不对称状况的不断改善，企业的成长过程也是资金供给渠道不断拓宽的过程。比如，在企业初创阶段，由于既没有抵押能力，又没有信用记录，只能依赖于内源融资和有限范围的直接融资；企业的继续成长，企业有了抵押能力和信用记录，提高了企业内部信息的透明度，这时，企业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贷款与商业信用；当企业从中小型变成了大型企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程度降低，有较高的信息透明度，银行可以对其提供中长期信用贷款，同时在直接融资上，企业能够在公开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

3、法律地位与法律保护问题

多年来，我省民营企业与全国一样，存在着法律地位不够和私有财产法律保护不充分的问题。如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而对民营企业仅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可见，国家对私有财产缺乏与公有财产同等的宪法保护。又如，我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而对民营企业的雇员非法占有企业的财产，并不作为“贪污罪”处理，只能做经济纠纷处理，不利于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民营企业法律保护不足还表现为私有财产地位的不确定性。由于缺乏法律保护，难以根治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侵害民营企业权益的事件发生。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当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时，所有者就缺乏稳定和乐观的预期，从而遏止投资积极性。

4、政府管理与服务的问题

当前，民营企业管理体制不顺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从宏观层面上来看，一些民营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仍然象全国其地区一样，设置基本上一致的经济管理机构，如乡镇企业局管理乡镇企业、工商局管理个私企业、经（贸）委抓全面、计委主管宏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这种管理体制未必合理，容易形成“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来管理市场经济”、“苦乐不均”等弊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政府有关部门对个私营经济的管理既有交叉、又有漏洞。首先，“一个崽、八个爹”，令企业无所适从，并且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现象，其次，管理部门及其人员众多本身就是企业的负担，管理部门就是靠向企业收费来维护生存的，再次，由于归不同部门管理可以享受不同的优惠政策，归乡镇企业局管理的企业可以优惠得批地，归民政和教办的企业则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等，这使得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同的竞争起跑线上，防碍了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而且企业进一步发展可能由于隶属于不同的部门而大受影响。因此，要深化民营经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各地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彻底改变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段、管理方法来管理市场经济的做法。在完善个体民营企业管理体制、管理方法方面、一些地方做了积极的探索，创造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如江苏无锡市由工商、乡镇、税务、卫生、环保等部门联合建立了个私营经济“一站式”服务机构。还有些省市探索建立不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而按企业规模进行管理的综合机构，以统一政令和管理。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同时还需要统一政令和管理。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深化。

三、促进江西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明确导向、理清管理思路。

1、 在政策制定上发挥政府导向作用。在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要明确在国家宏观决策、的指导下，结合本地区的资源特点，或是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到地区经济中来，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或是实现公有制经济在某一行业的战略性退出。在经济形态选择方面，要明确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水平，或是侧重鼓励发展劳动者与所有者结合紧密、个人投资与家庭投资结合紧密、经营者与从业人员关系紧密的个体工商户；或是鼓励发展经济应更加显著、在吸纳下岗员工再就业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社会效应更加突出的非公有制企业。既科学又合理地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同形态在本地区的分阶段发展和有行业侧重的发展。

2、在管理思路方面强调资源优选和优化配置，促进提高地区经济的整体竞争实力。政府在管理思路上要完全破除以往的所有制框架约束和地域资源约束，在资源选择和配置方面注意吸收外部优质资源，构成不同地区优质资源在本地区内的优化资源，构成不同地区优质资源在本地区内的优化配置，形成强大的资源合力；要改变以往单纯从经济效益指标出发，忽视环境保护指标和社会综合效应指标的做法，不仅鼓励发展符合自然生态指标要求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经营活动，更要鼓励其产品、技术或服务有利于净化环境、消除污染、形成能源替代或资源再生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此基础上制定吸引外部地区优质资源进入或与本地区优质资源结合的具体措施，切实加强本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总体实力。

（二）重视制度创新，宽松经营环境。

1、减少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取消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注册资本额度调整、经营规模和经营负债等方面不公平的限制性约束，使非公制经济组织在依法获得行业经营资质方面、享受纳税人资格条件方面、接受外部审计方面、注册资本变更方面真正获得同等的待遇。同时，建议调整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时要求的年度商品销售额限量标准、延长商品销售额达标时限（如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确认期延长，由一年改为三至五年；将年度商品销售额标准适当调低）；对处于初创阶段的各类性质的中小企业不强制性要求他们进行年度外部审计，以减少企业不必要的费用开支；在企业负债经营方面统一遵从国际企业经营的惯例，不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设立歧视性规则，创造利于他们平等生存和快速成长的空间。

2、 改革现行的年检制度。在现有法律法规约束的情况下，改变目前政府要求企业性质和政府部门的不同要求分别申报年检、接受审核的做法。采取由所有企业一次性在指定部门进行相关资料的统一备案，供各部门分别调用，政府各部门根据其关注内容的不同提取资料，完成年检的方式。各类性质的经济组织一律平等，取消为某些快速通过年检建立的“绿色通道”，堵住某些部门借年检收费的渠道，消除个别部门与个人为谋求私利而刁难非公有制企业的现象，切实减少经营者的经济负担的心理负担。在具备修改、完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条件时，通过对有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减少行政干预的力度，删除目前可导致有关部门主动介入，了解企业经营事务、不断核实其注册登记内容的年检制度条款，将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转向对不法案件的查处、市场秩序的市场信用的维护上来，切实惩治有违法经营行为的企业和个人。改变目前存在的有关部门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为假想敌、侧重了解其内部事务、越位监管的现状。

3、 规范行业管理行为。行业管理要坚持对不同所有制类型的经济组织一视同仁，但对处于不同经营质量水平的经济组织的经营者个人可区别对待、在管理上有不同的侧重。如对初涉特定经营活动的从业人员可坚持实行资格培训、持证上岗的要求，而对具备一定经营资历的人员则主要侧重于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和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改变现阶段不分经营者资质水平和所提供服务水平，在持证上岗和技术培训方面一刀切，强制要求经营者或员工接受服务或培训，不必要地增加一些经济组织和经营者个人实际费用负担和占用其经营时间的做法。

（三）设立特定园区，改善场所条件。

1、 合理安置拆迁商户，维护其合法经营权益。承诺并落实安置原有可利用资源被重新分配、原资源使用者在重新分配过程中不再具备参与分配资格（如城镇改造、原有市场取消而失去必要经营场所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及个体经营者；为那些资源重新配置后难以承受资源使用成本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个人再次提供地理位置改变，但相对价格低廉的经营场地资源。

2、 引入外部投资，优化资源配置。为吸纳外部优质资源，鼓励其与本地优质资源合作并共同发展提供场所条件，并有利于聚合为高科技企业提供辅助性产品、为经营规模较大企业的产品经营提供配套服务的相应资源。推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发展。其主要目标可以是那些在其家乡初期创业成功，为熟悉整体市场规则，有利于跨地域引进高素质人才，迅速扩大经营规模并加强企业竞争实力而希望在异地成功实现二次创业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个人。

3、 提供发展空间和配套服务，壮大企业实力。政府应注意为那些已出现新的土地资源或场所条件要求，迫切需要经营上规模、产品与服务上档次、但无法在原经营所在地满足其发展要求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服务。及时为其提供发展空间和配套设施方面的公平待遇与合理条件。以利于减少社会资源的无谓损耗，促进提高该经济组织在所处行业内的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