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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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论文:基于SCM下西藏民族手工业成本抑制分析研究

摘要：随着拉萨民族手工业园区、日喀则民族手工业园区、扎囊手工业园区和民族手工业专业乡（镇）基地的建设，西藏经济建设始终贯穿大力实施“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大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面临着重大的机遇和挑战。西藏由于运输条件、生产条件、气候条件等限制，民族手工业销售出现较强的季节性，运输成本、库存成本、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巨大。通过供应链结构分析现在民族手工业供应链中的潜在成本和现实成本，得出削减成本的方法：降低生产者与零售商之间的中间环节来减少运输成本；降低从原材料到成品的一切存货，并通过不断加快交货速度来缩短生产周期；在市场上提供民族手工业公开信息系统，方便消费者购买来减少交易成本；加强政府的执行力，来降低经营者的风险成本。

关键字：供应链管理 西藏民族工业 成本抑制 分析研究

一、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概况

民族手工业是西藏的三大传统产业之一。西藏民族手工业基本上都是个体经营方式，生产工艺简单、成本高、效率低，规模小，一直是西藏农牧民的主要副业收入来源。1959年民主改革后，西藏民族手工业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到1965年，全区民族手工涉及33个行业，近100个企业，年产值由民主改革前的124万元上升到890多万元，年均增长率为32%。1981年至1989年国家为了支持民族手工业的发展，拨付了2340多万扩建民族手工业、建设新厂房、引进先进技术、培养专业人才来扶持该区经济。1994年以来，西藏自治区大力发展旅游业带动当地商品生产，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96年，生产旅游商品实现利润560万元，比1985年增长76%。旅游产品销售额已占民族手工业产值的15%，品种规格发展到730多个。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全区个体手工业发展到1000多户，4500多人，年产值290万元。截至目前，全区56家定点民族手工业生产企业中，有70%以上企业从事旅游产品及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旅游纪念品花色品种多达800多种，占据了民族手工业产品市场的重要份额。2009年，西藏旅游总收入达55.98亿元，其中旅游纪念品收入就达16.86多亿元，占旅游总收入的30%左右。山南地区民族手工业发展到近20家企业，主要产品20多类、800多个品种。藏毯、卡垫、围裙等传统民族手工艺品产值超过2亿元，带动农户2万余户、家庭作坊式生产专业户1800余家。那曲地区具有一定规模的民族手工艺厂商达到了50余家，具有藏北民族特色的地毯、牛羊骨工艺品、唐卡、民族服饰、金银铜器等20余种特色产品。2011年西藏民族手工艺品种类达到2000余种，总产值达到19.4亿，占旅游业收入的20%左右，远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

二、供应链管理与西藏民族手工业研究文献综述

（一）供应链管理文献综述

美国埃米·朱克曼认为最先进的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不仅探索如何提高整个供应链中成本抑制（Cost Containment）能力；还必须满足消费者对及时高效的产品和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且要考虑到技术领域的快速变化，从原材料或元部件的供应到送达消费者手中，使企业有能力对整个供应链中生产、物流和库存进行协调，降低存货水平、注入高新技术极速发货、促进质量改进，提高实践供应链管理。

飞利浦照明设备公司前任物流副总裁杰克·科普利顿认为：“SCM的趋势是要通过一套快速响应的体系更加贴近消费者。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要缩短与原材料生产者相关的周转时间。于是他们就能够更快地生产出成品，以影响消费者即时的需求，而不是去预测长期的需要。这使供应商与消费者得以减少存货生产，同时又提高服务水平。”{1}

供应链管理包括货源的搜索、采购、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成本抑制是供应链管理的驱动力；高新技术使准时制（JIT）发货和生产成为可能；物流是供应链中关键的促成因子；经济订购批量降低库存成本；安全库存是确定经济订购批量的保障。这就要求缩短整个供应链的循环周期，促使生产、运输、通信和交易的流程速度提高，达到零库存，以提高成本效益。

（二）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现状文献综述

西藏大学财经学院的贡秋扎西副院长等在《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模式初探》一文从供给能力和需求潜力角度评估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水平，民族手工业供给出现以下几个特征：（1）产品质次价高；（2）技术设备落后和粗糙；（3）产量规模小且分布零散；（4）技术和管理人才严重匮乏；（5）原材料供应存在潜在制约；（6）内源融资能力欠缺而外源融资渠道单一，存在信贷配给等金融抑制现象；（7）政策扶持力度和侧重点有待突出；（8）虽然人均收入低，但城镇消费旺盛；（9）旅游消费季节性显著而增长趋势明显；（10）区外、国际市场对西藏民族手工业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增长。

西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玉琴在《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对策研究》中指出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现状：1.行业集中度低，企业竞争力较弱。2.企业研发乏力，创新能力严重不足。3.产品销路不畅，企业开工不足。4.人力资源匮乏。5.资金匮乏。

这些研究尚未探讨制约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的关键成本因素。第一，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在于交通运输条件非常薄弱。第二，西藏民族手工业在运营过程中存在的季节性差异，导致大量的库存成本。基于这些原因，本文从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的供应链结构出发，揭示制约现在民族手工业发展的关键成本因素，以提高现在民族手工业供应效率。

三、西藏民族手工业供应链管理现状

（一）西藏民族手工业供应链管理现状

西藏民族手工业包括：五金工艺、木、皮、石、布、毛等加工制造业，代表产品有西藏的唐卡、卡垫、藏香、民族服装、民族家具、尼木的藏纸、加查的木碗、拉萨的金银器械、扎囊的氆氇、拉孜的藏刀、仁布的玉器、江孜的地毯、浪卡子的藏被、山南姐德秀的围裙等。

1.西藏民族手工业供应链结构。

2.西藏民族手工业的采购循环步骤：

（二）西藏民族手工业供应链成本现状

1.运输成本负担大。拉萨从地区运送民族手工业的运输线路长，运输周期长，加上油价不断上涨，道路除了拉萨到贡嘎的唯一一条高级公路外，基本上都是二级以下的公路，火车并没有修进地区。而山南、林芝等地区的民族手工艺市场也是从各乡镇的小作坊和农牧民手中集中收取，在运输上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2.存货成本过高。西藏由于高原气候的影响，民族手工业的消费呈现出较强的季节性。在每年的“五一”之后，伴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手工业市场的销售量开始增加，但是在每年的“十一”之后，基本上除了本地居民的消费，外地游客消费量明显下降，在消费的淡季，库存成本就高。

3.交易费用成本存在。（1）供给者在购进西藏民族手工艺品的过程中，承担了大量的交通费、咨询费、人力资本等搜寻成本。（2）在销售前期，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搜索，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成本。（3）在买卖过程中，供给者和消费者之间会因为价格、质量、样式等形成讨价成本。（4）供给者根据自己的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和营业成本来预计自己的成本进行定价，与消费者经过讨价还价的过程，确定自己可以接受的价格，这个过程便产生了决策成本。（5）如果消费者不满意自己购买或预定的手工艺品，但没有事先与供给者达成协议，便形成违约成本。

4.经营风险成本威胁。（1）供应原材料的短缺、供应商对于经济收入的欲望变化和交货时间的延迟等供应风险。（2）由于供需季节性变化、消费者消费偏好的变动、新的替代品的出现和区外竞争等市场风险。（3）由原材料、制作工艺、技术、创新、产品产量等引起的产品风险。（4）由于西藏是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商家在经营时也存在安全风险。（5）在买卖过程中的支付、管理费用、资金来源和利润等资金交易风险。

四、基于SCM视角下西藏民族手工业成本抑制分析

（一）运输成本

供应商从乡镇零散的民族手工业作坊手中收集加工好的手工艺品，再经过公路运往各个地区和拉萨市。如果是按物流货运的话，每公斤在15～25元之间，超出的按每公斤10～20元计算，从乡镇地区拉萨的运输成本非常高，往往超出了手工艺品的生产成本。例如：手工艺花的制作工艺非常简单，只需要模型圈、彩纱布、细铁丝、小钳子、纱线和配衬的叶子，制作一朵花的成本是4元钱，但由于运输等中间环节太多，成本达到了在10元钱左右。

（二）库存成本

由于西藏旅游呈现出较强的季节性变动，那么消费者不确定性需求肯定存在。夏季和节假日是西藏民族手工艺品销售的旺季，而冬季和正常工作日是销售的淡季，缓冲供给和需求，安全库存就成为降低成本的最关键的手段。我们利用民族手工艺品供应效率来选择经营者的最低库存成本及最佳经济订购批量。

较高的安全库存对不可预测的需求有较大的缓解作用，但是成本高，由于短缺成本很难能确定，只能根据当前的销售量进行预测，经营者根据预测来确定合适的手工艺品供应效率，用来预测存货直接满足需求的可能性。假如一个企业能够提供80%的同类手工艺品，这意味着它能够利用存货满足80%的订单，不能满足20%的已接订单。商品供应量需要以经营经验、竞争、知识、目标和消费者偏好等为基础作出决策。

（三）交易费用成本

西藏民族手工艺品的消费主体一般是外地游客，交易费用消费者承担的比重较大。交易之前，消费者只能通过咨询当地的居民、网上搜索、市场上自行搜寻等方式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民族手工艺品，承担了更多的信息成本。在买卖过程中，由于对当地民族手工艺品的质量、价格不了解，与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讨价还价的过程，付出了讨价成本。在交易之后，基本上游客都已经回到了内地或自己的国家，由于产品质量等问题引起的消费者不满意，消费者承担了更多的违约成本。

（四）经营风险成本

西藏民族手工业的经营风险成本主要是来自于外界不法分子的威胁和旅游的季节变化。西藏是多民族聚集的地方，经营者在经营时存在着一些安全风险，所以，在自由贸易市场会配备很多保安，这些人的工资基本上来源于经营者所缴纳的市场管理费用。随着旅游淡季的到来，商家一方面要根据市场消费者需求量的大小来判断是否进货；另一方面要考虑其他经营者降价销售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存在更多的经营风险。

五、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西藏民族手工业在发展过程中运输成本、库存成本、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巨大。所以，经济库存就显得尤为重要，削减成本的方法就是降低从原材料到成品的一切存货，并通过不断加快交货速度来缩短生产周期；降低生产者与零售商之间的中间环节来减少运输成本；在市场上提供民族手工业公开信息系统，方便消费者购买来减少交易成本；加强政府的执行力，来降低经营者的风险成本。本文通过供应链结构分析现在民族手工业供应链中的潜在成本和现实成本，找出适合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的最佳边际效率模式，目的是进一步促进该区经济的发展。

（二）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展望

随着拉萨民族手工业园区、日喀则民族手工业园区、扎囊手工业园区和民族手工业专业乡（镇）基地的建设，西藏“十二五”规划城镇设施重点建设拉萨、日喀则等地（市、县、镇）的城镇道路，城镇客运枢纽站和货运物流站，一定程度上减轻商家的运输成本。“十二五区规划”还提出“在国家西部地区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中心，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中转地和促进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全区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商贸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现代工业发展基地和文化产业培育基地。”{2}笔者相信，随着各经济区的进一步建设，西藏民族手工业会越来越发展壮大。

（作者简介：杨阿维，西藏大学财经学院教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管理；张建伟，西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2级行政管理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经济管理 西藏拉萨 850000）

手工业论文:论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中的技术创新

摘要：技术创新是西藏民族手工业最紧迫的任务。文章在调查的基础上从生产工艺、技术人员、产品质量三个方面分析了西藏民族手工业的技术特点，提出了技术创新的五点建议：处理好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的关系；结合实际选择合适的创新类型；保护民族手工业传承人，培养接班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制定优惠政策，为技术创新创造条件。

关键词：西藏民族手工业；技术特点；技术创新

一、引言

西藏民族手工业产品主要涉及藏民族生产、生活和宗教用品以及民族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其中，江孜的地毯、姐德秀的围裙、扎囊的氆氇、加查的木碗、拉孜的藏刀、仁布的玉器等，在国内外都具有较高的声誉。西藏民族手工业作为西藏三大传统产业之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学者专门总结了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年来西藏民族手工业取得的成就，成为西藏经济发展的“支柱带动”产业。从“九五”计划开始列入西藏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行列，尤其在旅游业的带动下涌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虽然西藏民族手工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市场需求不足、无序竞争、成本高、缺乏技术支持、民族手工艺者流动性大、信息闭塞、独立发展能力差等，许多学者也对此做了研究。对此本文从民族手工业的技术特点出发分析其各个环节的技术落后问题，为技术创新理清思路和方向，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可行建议。

二、西藏民族手工业的技术特点

目前西藏民族手工业最大的特点就是：以传统技术为主，体现在工艺技术、技术人员和产品技术三个方面。

（一）工艺技术

1.手工为主，机械极少。西藏民族手工业仍然以广大农牧民的家庭作坊为主，企业形式很少，特别是具有现代技术的企业形式更少。尼木县吞巴乡总户数422户，总人口为2341人，从事藏香生产经营的有239户264人，全部采用家庭作坊式生产，分散经营，各自为政，其中，213户依旧采用传统手工制作方式制香。在藏毯行业，分梳、纺纱、染色、织毯、洗毯、剪毯等各道工序几乎都是手工操作，而且很原始；在日喀则市很有名的金银铜器加工厂调查中，工人们全部是手工操作，没有看到任何稍微现代的仪器设备。虽然民族手工业是从手工制作起步并发展壮大的，手工制作更是民族手工业的传统特色，但是，西藏民族手工业手工劳动强度非常大，产出非常少。然而手工业也并不意味着纯手工而拒绝机械，所以推广使用机械、减轻劳动强度是西藏民族手工业技术创新的一个必然方向。

2.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现有的大多数民族手工业企业创建于20世纪70、80年代，生产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生产设备和生产工具的改进、研制滞后，工艺流程中的生产技术环节落后，科技含量低，相关的科研投入和技术储备严重不足。如一些地毯厂、卡垫厂的洗毛、梳毛、捻线和染色等工艺过程，仍然沿袭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原始操作方式；乃东县地毯厂、拉萨市地毯厂的织架至今还是木头的，这种织架与现代的钢管织架相比，占地空间很大，更重要的是织出来的线紧密度不够；以氆氇架为例，这种编织氆氇、围裙、藏被的木质器械与300年前的结构及织法完全相似。企业如此，家庭作坊更不堪，甚至同样的产品工序繁简不一。

（二）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的特点也是西藏民族手工业技术特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目前，西藏民族手工业高级技术人员年龄偏大，缺乏继承人；一般技术人员短缺，且技艺参差不齐；专业研发技术人员奇缺，没有激励机制。在西藏民族手工业中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只有8人，且年龄偏大，一般都在50岁以上，他们基本是通过熟能生巧炼就而成的高级技术人员，但他们缺乏创新精神，缺乏继承人，有断层的危险。从广大家庭作坊来说，基本都是中级技术人员（比如师傅级别）和普通技术人员（比如学徒级别），采用师傅带徒弟的培训模式，并且师傅少，徒弟多，师傅的技艺参差不齐，徒弟的手艺更是千差万别。在企业中，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一直都很低，文盲和半文盲占到60%以上，仅有极少数人员具有中专以上学历，技艺水平参差不齐。49%的企业认为技术研发人员短缺，从而导致工艺、产品研发落后于市场需求。人是生产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技术人员的特点决定了西藏民族手工业现在所处的窘态。

（三）产品技术

由于上述特点造成了产品的技术含量低、产品品种单一和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

1.产品技术含量低。由于西藏民族手工业工艺简单、落后，有些行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体现不了技术含量，体现不出独特之处，感觉一眼就能看透似的，特别容易模仿。西藏手工业产品的易模仿性也直接导致了民族手工业产品创新的动力不足，因为一旦某个企业研发出新的品种、款式，很快就会有其他企业模仿跟进，同时技术研发人员短缺，所以民族手工业企业一般不愿意、也无能力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上进行过多投入，更不可能有品牌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目前西藏市场上大量存在着内地或邻国借鉴西藏的工艺开发生产出来具有藏式风格的民族手工品和旅游纪念品。

2.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民族手工业的传统技术特点决定了，民族手工业要结合生产实践就地取材，虽然近年来有些材料取自工业产品，但材料、工序等技术标准不统一，缺乏精确的定量，基本根据制作者的主观感觉和熟练程度，使得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其实更多的是质量差。比如有些旅游纪念品，虽然价格便宜，但是做工粗糙，有的游客认为“总觉像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东西。”有些纯手工制品质量上乘但是价格非常高，广大普通消费者群体根本无力消费，如正宗的唐卡、藏毯等。当然，我们既要发展高端客户也要拓展普通消费者。

3.产品品种单一。虽然西藏民族手工业种类繁多，产品繁多，但是人们仍然觉得产品品种单一，主要体现在同一种产品缺乏花色、规格、款式等变化。如果为了增加花色款式等就要经常改变工序，也意味着工序的增加，这可能会导致劳动的熟练程度下降，生产效率下降，本来就非常有限的产出更要下降。因此，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要改变产品品种单一的现状，难度是很大的，除非能进行工艺创新使工序标准化、定量化，实现工厂化、规模化生产。

三、西藏民族手工业技术创新的建议

为了保留住民族手工业的本质特色，为了对外宣传西藏民族文化，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为了增加广大农牧民的收入，为了整个民族手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等等，都需要对西藏民族手工业进行技术创新。

（一）要处理好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的关系

简单地说，现代技术是科技含量高，各种技术参数定量化、标准化，从而可以实现工厂化作业，进行大规模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如鹤庆手工业者不断创新，提高技术，不但打制生活用具，而且开发出如银手镯、银碗筷、九龙壶等大众用品、摆设用品、纪念用品等。因此，技术创新是必然选择。但是传统技术也有优点，优点在于就地取材，就地加工，生产技术要求不高，经营灵活，成本低，适合西藏农牧民农闲时生产，有利于增加农牧民收入；同时传统技术是藏民族文化的长期积淀，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宗教性和地方性，是藏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这就决定了传统技术不能盲目地被抛弃。

因此，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看，一方面要保持和弘扬一些特色的传统技术优势，在组织规模化生产上下工夫，强化地方工艺色彩，提高其市场价值；另一方面必须在依靠传统技术的基础上，逐步加大高新技术的引进和创新力度，应用现代技术改造和提升民族手工业。

（二）结合实际，选择合适的创新类型

西藏民族手工业的工艺技术陈旧且落后、技术人员层次低且少、部分产品质量差且品种单一。根据这些技术特点，西藏民族手工业在创新成果上实行工艺创新与产品创新并重，在技术创新方式上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并重，主要实行劳动节约创新和改进创新，基本不考虑重大创新和资本节约创新，而且资本节约创新与西藏民族手工业的发展背道而驰。如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唐卡是以丝绢、墙体等作为载体的，是很稀少、很昂贵的，完全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但是通过自主创新、改进创新，在保留传统唐卡艺术的同时可以把唐卡图片“复制”在各种有形的载体上，如日常生活用的手提包、手机套、挂历、图书等等，利用机械规模生产实现劳动节约创新，最终完成产品创新，从而可以作为旅游纪念品销售，满足了市场需求。

（三）保护民族手工业传承人，培养接班人

一是保护好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目前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仅8人，西藏自治区级的传承人也在建设中。这些传承人年龄都偏大，居住偏远，离大城市较远，就医不便；同时要担心记者媒体的频繁打扰和传承人及其家人的过度爱慕虚荣而耽误了民族手工技艺的传授。政府有关部门注意好这些细节，主要是保护好他们的身体健康和身心健康，为了培养人才和技术创新我们需要留住这些“大师”。二是狠抓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政府有关部门可以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强化培训，选送相关优秀技术人员到区外企业学习，也可以组织手工技艺比赛，不仅可以选拔骨干技术人员形成技术梯队，而且可以大力宣传民族手工业。三是做好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通过各种途径、各种形式对从业人员进行民族手工技艺的培训。着重采用实践教学法，理论教学次之。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技能，而且可以普及民族手工技艺。四是丰富手工技艺传承模式。在手工技艺传承中，可以实行家庭式的血缘传承、开放式的学徒传授、职业学校式的技术培训、民间交流式的创新吸收等多种模式，要特别重视家庭式的血缘传承模式，这种模式无秘密可言，是最赤裸的传承。

（四）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理论认为，两者是紧密相联、相互促进的。一定要摒弃传统的重技术轻制度的倾向，注重同时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表明，制度创新往往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西藏民族手工业要想获得持续发展，必须同时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并使二者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否则，单有技术创新没有制度创新，就会使技术创新出现“闭锁”效应；单有制度创新没有技术创新，则会使制度创新最终成为“无米之炊”。西藏民族手工业制度创新主要包括激励机制创新和风险机制创新。技术创新不仅体现在企业中，而且潜伏在广大的民族手工业艺人之中，或许有些技术创新就埋没在其中，如果通过各种形式的保护和奖励等激励机制使之显现，必将促进技术创新的广泛扩散。风险机制创新是指对技术创新的风险通过多种途径给予化解，如通过财政资金对技术创新的手工艺人、培训学校、企业给予一定的事前资助，技术创新失败后银行贷款可以部分减免或延期偿还，等等。

（五）制定优惠政策，为技术创新创造条件

一是提供优惠的资金支持。制约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的困难之一是资金短缺，这同样也反映在技术创新方面，因此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优惠的融资政策，给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包括提高技术人员的工资待遇和津贴标准，为技术人员的培养提供资金支持，为技术人员的技术创新提供场所、设备等。二是通过各种措施鼓励企业和个人有效保护技术创新成果。西藏民族手工业企业或个人对商品的品牌意识淡薄，商标注册和产品包装严重滞后，对商标的应用与保护不够重视，对专利保护没意识，这也是造成本地产品易模仿的原因之一。政府和有关部门除了宣传专利保护、品牌意识外，还要积极奖励知名品牌和商标的企业或个人，以及知名品牌和商标的设计者，通过物质的和精神的激励措施使其保护技术创新的成果，从而也可以区分本地产品与外来产品。总之，资金支持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前提条件，保护创新成果为技术创新解决了模仿的后顾之忧。

（作者单位：西藏农牧学院）

手工业论文:西兰卡普手工业产业链中生产环节的组织作用研究

摘 要：本文以恩施州来凤县凤南土家女儿绣有限公司为西兰卡普生产厂商的代表，研究了生产环节对于西兰卡普手工业产业链的组织作用。研究结果发现，生产环节对于西兰卡普产业链有着扩大产业链规模、促进产业链优化等积极影响。同时，我们认为，作为生产环节的厂商还应当进一步完善生产模式并考虑行业联合，从而更好地发挥其组织作用。

关键词：西兰卡普 手工业产业链 生产环节 组织作用

1.引言

生产环节是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充分发挥生产企业在西兰卡普产业链中的组织作用可以有效的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王宁，孙国栋在《政府和企业在构建产业链过程中的投入分配研究》中提出，企业是整个产业链的核心，这些企业对产业链的形成和运作起着关键作用，往往是一个核心企业吸引很多企业聚集在其周围。形成一条产业链，在以后的产业链运作中，这些核心企业也是产业链管理的主要力量。孙国栋在《产业链的形成及稳定性研究》中进一步提出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可以通过自身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充分发挥企业的组织作用，在成员企业自愿支付的基础上来优化调整产业链，使产业链的资源达到最有效的配置，进而使产业链整体的收益达到优化，从而使产业链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保持稳定。在稳定产业链的研究上，他进一步提出产业链的成员企业之间具有供需关系，彼此之间为了总体利益和个体利益最大化而相互合作组成战略联盟。产业链成员企业间的合作是一个博弈过程，企业间的长期合作正是彼此间合作博弈的均衡。

由此可以看出，核心企业在产业链的形成、发展以及稳定工作中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企业在产业链中发挥的良好组织作用，不仅能够拉动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还能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平衡收益，稳固战略联盟，使产业链稳定地发展。

西兰卡普是土家族著名的民间传统工艺品、我国“四大名锦”之一。西兰卡普的发源地、现有的西兰卡普的主要产地之一的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当地，凤南土家女儿绣、土家织锦村民族工艺、满妹土家民间传统工艺品三家公司形成了为该产业链中的西兰卡普生产环节的主导和核心力量。其中，凤南土家女儿绣公司作为2008建厂发展至今的西兰卡普生产商，经历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并率先破旧迎新，实行组织结构优化和生产分工，极具典型性。因此本文以来凤县凤南土家女儿绣有限公司为例，采取案例研究方法，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收集资料（详见表1），研究讨论生产环节在西兰卡普产业链中组织作用的发挥。

2.案例分析

2.1公司介绍

来凤县凤南土家女儿绣有公司（以下简称土家女儿绣），是一家以生产自主设计土家族服饰为主的特色服装企业。创立于2008年9月，注册资金100万人民币，总部设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现有员工100多人。土家女儿绣的主要产品为土家族苗族民族服饰，其中包含西兰卡普（壁画、抱枕、地毯、床上用品、拖鞋、围巾、挂包）、土家手工绣花鞋、手工绣花鞋垫、土家民族服装（民族盛装、民族职业装、民族生活装）及各种民族手工艺饰品，产品精美而富含传统民族特色，深受国内外游客朋友喜爱。

企业历时五年，探索出适合企业自身的生产模式，企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员工人数逐步增加，产量稳定增长。生产规模的扩大不仅促进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的明确分工，也促使企业与外部的联系日益紧密，逐步建立起与外部的协同机制，最终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销售机制，而且规模的扩大也促进整个行业规模的扩大和产业链各环节的分工与协调。

2.2通过完善生产模式，扩大产业链规模

西兰卡普手工业生产环节的厂商通过组织结构的改进和自身生产模式的不断完善，在产量和销售等方面大大提升自身实力，扩大产业规模，从而在原材料、运输等环节带动产业链规模的扩大。来凤县当地的6家生产厂商中有4家完成以下生产模式的发展轨迹，另外2家则是后期成立，直接从“公司+基地+农户”过渡到生产和组织结构的进一步分工专业化。具体发展轨迹如下：

（1）家庭作坊生产模式

土家女儿绣是由家庭式的小作坊发展而来的，在2008年建厂之前，主要由作坊主负责，作坊囊括了设计、采购、生产、销售的所有工作，作坊主负责联系棉线厂，制定生产计划和联系销售。

作坊主按照订单的需求给每一位工人制定工作任务，生产工人负责产品从织布、加工到成品的全部工作，并按照不同产品的规格领取计件工资。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完成一个订单的过程大致如表2所示：

（2）“公司+基地+农户”生产模式

土家女儿绣在2008年正式成立公司，原有家庭作坊式被淘汰的同时，引进了正式的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结合“公司+基地+农户”生产模式，原作坊主马老板出任总经理，负责联系销售组织并对订单进行大致分工。公司的生产环节按照产品的不同类别被分为三个车间，分别负责西兰卡普服装、鞋子及其它物件如挂件、饰品的生产。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土家女儿绣第一次出现了生产分工。

随着订单数量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土家女儿绣受到同行业其他农业产品生产营销的启发，对公司超负荷的订单引进“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如图2所示）。以不同的车间作为和农户联系的基地，车间为农户提供原材料、生产标准以及必要的技术指导，并对农户加工完成的物品进行统一的验收并登记数量，月底由公司计件发放工资。

公司自2008年成立之后，共有员工60人左右，相较于不到20人的家庭作坊，在生产规模已经得到了扩大。虽然还是又一名员工独立完成一件成品，订单的生产流程也与家庭作坊式相似，但由于“公司+基地+农户”生产模式的引进，也能按时并保证质量地完成当时所有的订单。

（3）生产环节实现专业化分工

2009年以后，随着土家女儿绣积极参加政府举办的展销、示范园等活动，渐渐有了名气，更是凭借独具特色的西兰卡普拖鞋与福建的一家公司签订了长久的合约，订单数量相当可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员工数量已经上升至100多人，要完成订单的要求还是很有难度，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再一次的生产分工就应运而生了。

这一次的分工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组织结构层次，如图3所示，由于鞋子订单数量的大幅度上升，土家女儿绣将以前负责生产鞋子的车间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分厂，由邱经理负责，张经理分管的厂主要生产服装及小件物品。各分厂延续了之前的组织结构，但是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财务压力增加，于是将会计部从办公室里独立出来，负责处理财务相关的工作。虽然主要的销售联系是由总经理与两位分管经理负责，但是两个厂的业务分工使公司的管理更为科学。

另一方面，生产环节的分工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决定性力量。从2010年起，土家女儿绣不再延续一名工人单独完成一件西兰卡普成品的历史习惯，由鞋厂开始，将车间按生产流程进行划分。例如，做出一双成品鞋主要有织布、做鞋面、做鞋底与缝合的4个步骤，因此，鞋厂的4个成产车间分别只负责织布，剪鞋样、粘布片、包布片，扣麻线、纳鞋底，做鞋帮、订鞋底的工作，同时，以每个车间为基地的农户也同样只负责某一个环节的工作，农户登记交货到基地的成品或者半成品都单独算进每个车间的生产量。另外，虽然质检车间负责最终成品的检查工作，但是每一道工序加工之前都会检查上一个步骤的半成品质量，根据情况淘汰或者返工。到目前为止，女家女儿绣都在采用这样的生产模式，具体完成订单的步骤由表3所示。

生产环节的分工实施之后，土家女儿绣产品的生产周期普遍缩短了一半，打西兰卡普鞋垫如果由单个人生产，大约需要5天左右，如果采取流水线生产，则大约2天就能完工。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完善，土家女儿绣去年营业额达到了480万元，今年上半年则已达500多万元。

2.3通过产业链纵向联合，促进上下游优化组合

在手工业产业链中永远不缺乏“全职型”生产商，即在进行产品生产的同时，兼顾仓储运输、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多项环节——但这种包罗产业链各项环节的经营方式似乎并不适合这类年销量仅数万件的民族手工业产业。现阶段的大部分民族手工业产业普遍有规模小、流动资金少、产量不稳定等特点，要想凭借自身的资源完成产业链的各项环节，就容易出现摊子铺太大、资源分配不合理、管理混乱等情况。此外，产业链各环节链接不紧密，产业链各环节不愿履行自己的责任与义务，那么生产农户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不能形成一条紧密的利益链条，无法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运行机制。基于这样的现状，对西兰卡普产业链而言，要实现产业链的发展和优化，则应当是找准生产厂商的定位，推动产业链分工更加专业化。土家女儿绣则是西兰卡普厂商中促进产业链分工优化方面的典型例子。

土家女儿绣在2008年从作坊走向厂房后，在生产模式进一步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产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同时，为使产业链各环节紧密相关，它与关联上、下游环节签订了多项协议。

（1）上游环节

西兰卡普生产商的上游主要是棉线等供应商，因为这类农产品价格和供应量不稳定的特点，如果只是按需不定时购买，难以应对偶然的大批量订单需求。目前，土家女儿绣已和新疆地区的棉线厂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拥有相对稳定供应商，在价格和供应量等方面较之前有更大的保证；同时，对于供应商而言，棉线产品有了相对稳定的需求——生产商和上游的紧密联合、利益均沾在抵御风险，应对市场变化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2）下游环节

考虑到下游需求有限而且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缔结契约又有很大难度，下游销售渠道的稳定、延伸和拓展就显得尤为重要。销售和宣传市场是手工业产业链环节上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产品附加值较高的部分。健全的营销网络只是品牌成功的因素之一，有好的营销网络不一定成功，但是没有好的营销网格一定不会成土家女儿绣迈入正式厂房后，在与下游的联系方面也更加紧密、科学。

首先，土家女儿绣将运输从公司业务中分离出来，全部交给当地物流公司，并签订运输协议。协议主要针对运输方式、价格、时限等方面做了规定。

其次，由于西兰卡普生产厂商规模、资金以及民族手工艺品的自身特点等的局限性，由厂商直接面向消费终端展开销售、拓展销路并不那么具有经济性和时间效率。在众多西兰卡普生产厂商进行由厂商开店零售到依托销售中间渠道的转换中，土家女儿绣也将产品主要销售方式定位在为中间销售商提供货源，开始了自己的销售向下游转换延伸之路。通过网络信息、社会关系等资源，厂家将相对有限的资源和人力集中应用于与旅游景点零售商、国外出口商等中间渠道进行宣传、洽谈、销售上，并签订销售商协议以规定每年提供的西兰卡普件数、价格等。

这样一来，厂商在进行订单处理之后便将自己与运输、销售独立出来，免除了由厂商直接面向消费终端拓展销售可能产生的付出回报比例失调、资源浪费，同时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实现销售水平的相对稳定。此外，土家女儿绣厂商通过协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为价格不稳定、资源有限引起的风险。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将来西兰卡普厂商进一步发展壮大、资金雄厚、业务规划明晰的前提下，厂商完全可以考虑直接面向消费者进行国内零售和出口，完成产业链纵向一体化的整合攫取更大的利润，但在现阶段，在认清自己的定位的基础上，依托运输、销售专门行业，良好利用产业链中各环节的分工，扩大自身的实力，促进西兰卡普产业链中运输和销售两环节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西兰卡普生产商成功地促进和产业链上下游互利双赢的局面。

3.结语

本文以土家女儿绣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为例进行分析，研究了西兰卡普手工业产业链中生产环节的两项基本而重要的组织作用。我们发现，土家女儿绣作为西兰卡普生产商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自身内部生产模式的改进完善和清楚定位、与上下游建立紧密的利益均沾合作关系两大方面推动了西兰卡普产业链中各环节的协作和发展。

以案例分析为基础，我们对处于西兰卡普手工业产业链中的西兰卡普生产商得到如下结论和建议，并为日后的西兰卡普产业链的进一步研究找准方向。

3.1结论

西兰卡普手工业产业链成员之间的价值链活动是相互影响的，如果产业链成员把自己的业务活动作为一个独立活动，难以获得准确的需求或者供应信息，增加运行成本。相反，在本案例中，土家女儿绣通过内部优化和上下游关系结构优化，发挥自身在产业链中的独特的推动作用，将各节点企业经过各种经济技术联系相互链接，在自身壮大的同时带动行业发展、产业链一体化整合。因此，不难看到，手工业产业链中生产环节对产业链发挥的作用巨大，不仅是生产厂商自身，各节点企业及相关行政管理单位也应当对西兰卡普厂商的今后的规划和实践上提高重视，集体探索并保持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3.2建议

（1）进一步提升生产经营实力，协调产业链各环节利益关系，带动行业发展。

a.重视设计研发，将其置入发展规划，同时适时申请专利。基于设计毕竟产业链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厂商经费划拨有限的考虑，可以通过和科研机构或学校，尤其是民族类大学合作，与美术、民族、经济、管理等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如科研实习基地，获得高质量的协助，试验改良或增加生产工艺，并适时申请专利，增强竞争力，形成自身独特的优势，丰富西兰卡普产品线，使西兰卡普成为高品质的商品，并拉开其与廉价产品的区别。

b.农户参股。让生产农户购买公司部分股权，使得农户成为公司的一份子，与公司利益相关，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不仅会提高产品质量，还能稳定公司产品的回收数量，从而在供应方面提供了保证。

c.建立价值协调机制。在产业链日益紧密的情况下，不可否认，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龙头企业与核心企业定会取得最大利润，但在此过程中，也应当在考虑多方的条件下协调好价值分配体系，使其有足够的弹性应对市场的变化和发展。

（2）目前西兰卡普厂商在产业链的纵向整合方面发挥了较大的功能和作用，但在地位并不逊于纵向整合的横向整合方面却鲜有人涉足。依西兰卡普市场上出现机器制品，以次充好的现状看，成立行业联合会，各生产企业在制作标准上同步、协调是十分必要的。

西兰卡普采取的是传统手工技艺，那么就存在着产品文化特色、情感特色浓厚，不同于机械化的大批量生产，因此具有唯一性，且它的价值应该高于批量生产的织锦。但市面上不乏机械批量生产的“伪西兰卡普”，在没有购买经历和织品辨识能力的情况下很容易被欺骗，对消费者自身和西兰卡普手工厂商造成巨大的损失。在这种背景下，西兰卡普厂商应当考虑行业内联合，成立行业协会，抵制机器西兰卡普制品，为手工织锦制定统一标准，做好统一的防伪标签，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共同为彼此的利益而争取。此外，在抵制“伪西兰卡普”的过程中，应当积极寻求政府支持，禁止机器批量生产的织锦采用“西兰卡普”的标签进行销售等统一标准，并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寻求政府支持。

3.2今后研究方向

在未来的研究中，讨论西兰卡普产业链中各环节的运作机制、作用以及站在整体的西兰卡普产业链的视角来看产业链的发展策略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虽然基于目前的调研和案例分析，我们整理并总结了西兰卡普手工业产业链中生产环节的组织作用，但只是基于产业链的某一环节，尚缺乏对整体产业链各环节的完善分析和站在一条完整产业链的高度提出其发展策略的相关研究。因此，未来可以更进一步地基于多环节、多案例研究得到更为丰富和具体的结论。同时，在本文中已经有意识地提到产业链的横、纵一体化，那么，为了实现西兰卡普产业链的长久可持续发展，如何进一步实现产业链横、纵一体化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面。

手工业论文:英国中世纪与中国宋代手工业立法比较

摘要：中世纪（公元476年-1453年）英国和中国两宋时期（公元960年-1279年）基本上处于同一时间阶段，对两者之间经济立法的比较，有利于我们发现经济对于法律的基础作用和法律对于经济的制约作用。由此，通过本文来分析手工业生产管理法制的异同，进而理解两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手工业；生产管理；立法；经济基础

对于经济立法中的手工业生产管理，中世纪英国和中国宋代都有其自身特点。虽然学界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于明代，但应该看到，"在宋朝时期由于宋代手工业生产中已经形成了细密的行业间和行业内社会分工体系，但生产过程中的专业化劳动分工并不发达。因此，宋代手工业分工的发展对商品供给的增进作用主要是表现在商品种类的扩大而不是同一种商品数量的增长。"[1]本文拟以中西方经济立法功能为主线，通过对中世纪中后期英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和生产管理模式与中国两宋时期地方手工业的建立和管理法制之比较，来分析中西方在形成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经济基础和法制建设。

一、中世纪英国乡村手工业的管理制度的特征

乡村手工业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其发展是建立在手工业技术、组织、管理日趋成熟的基础上的。自1066年诺曼征服以来，英国逐渐确立了封建庄园制度，中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英国乡村手工业开始逐渐形成，并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英国中世纪晚期乡村手工业就一直受到"庄园制度"的影响，从而使其生产管理制度具有自身的特点。

首先，英国中世纪的乡村手工业生产管理的封建性。中世纪英国的乡村手工业生产劳动力主要来源于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一部分农民，其虽然脱离了封建领主对其在土地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其依然是在领主的领地里从事手工业生产，这就必然受到封建领主或庄园主的管理和制约。这也正促使其后农户逐步减少家庭工业生产，越来越依赖村庄和城市工匠向他们提供产品与劳务,城乡独立的工匠阶层由此而兴，但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完全摆脱领主或庄园主的剥削。

其次，手工业生产管理的资本主义性质。在手工业中，同样存在着早期的工资劳动者，这表现出中世纪英国在手工业者管理方面某种程度上的平等自由。中世纪手工业的主要形式是手工作坊，在作坊里从事生产的是师傅、帮工和学徒。帮工就是早期手工业的工资劳动者。他们工资的支付是各式各样的，有计时制，也有计件制，有时付货币，但更流行实物工资。这就充分反映了当时在手工业生产管理上已经开始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了专门的技术分工和生产者群体，促进了英国的经济发展。

二、中国宋代手工业的管理制度的特征

中国宋代手工业和英国中世纪有所不同，包括一般官民的日用品和盐、酒、茶以及矿产品等榷禁物品的经营，其将手工业按组织方式分为官营手工业和民营手工业。官营手工业可分为中央直属和地方政府主办两部分,中央直属手工业又有京城与地方之分。中央设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盐铁司。地方产地设场务，负责具体生产、运销、税收事宜。一般来说，官营手工业政府以行政的方式进行资源配置，具有强大的固定资本投入基础和流动资金来源，并通过行政（劳役）或市场（雇佣）的方式获得需要的劳动力，因而可以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在生产中可以形成细密的专业化劳动分工。而在资本市场功能存在缺陷的传统社会里，民营手工业资本积累主要来源于自我积累，资本扩张受到限制，约束了生产规模的扩张。

在两宋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更加繁荣,生产规模、生产品种也日益扩大和增多,并由自然型向商品型转化。所以,加强手工业生产的管理,制定相关法律,就成为宋代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时期,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相适应,其封建法律制度已达到相当完备的地步。尤其是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手段--经济法制显著增多,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

其中，盐法、酒法以及生产中监官职能的法律规定表现了管理法制的严密和细致。关于食盐的煮制,宋政府规定只有官籍畦户才可制盐，禁私人煎盐，盐行专卖的法规极其严苛。在造酒业上也有一套严格的法律规定，宋代在大部分地区实行榷酒制，国家置官吏局署负责"榷酤"(即榷酒)，各州城内置务酿酒，其核心是官府控制酒曲的制造和酒的专卖。另外，对于监官的管理职能主要有两方面:生产定额与产品质量和规格，严格控制生产管理环节，以此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从而加强了在经济方面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三、生产管理制度对英国中世纪和中国宋代经济的作用

生产管理法制是经济立法中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因素，它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英国中世纪时期，正是由于在生产管理上的严格规定和政策引导，才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中国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和国力鼎盛发展时期，由此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萌芽。两国特有的生产管理法制，在两国发展中有着殊途同归的历史作用。

首先，来看英国中世纪的生产管理制度对社会经济的作用。正如上述，中世纪的英国处于封建统治的转折时期，此时的庄园制度对英国在生产管理方面影响很大，英格兰统治者为了满足封建地主的利益需要，开始加强对乡村手工业的法律调整和管理。最为突出的是对庄园制度下乡村工匠和作坊的管理体制，其为乡村手工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据统计，"在13世纪可能占乡村人口总数1/2的人都是全职或兼职的工资劳动者。保守的估计这些劳动者的人数应超过100万，甚至可能接近200万"。[2]这使得私有经济和商品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乡村手工业阶层的"权利"意识开始萌芽。与此同时，这也促使以体现商品经济一般规律为特征的罗马法被引入英国公法领域。由于罗马法复兴运动中，罗马法关于人身和财产的规定及其精神的阐释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唤醒和增强了民众的权利和平等意识，这亦进一步加快了中世纪英国乡村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推动整个乡村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过渡。

其次，中国宋代手工业管理法制对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促进作用。在宋代，工商业基本由国家控制，工商业方面的经济法律也具有明显的专制主义色彩，但也体现出对实效性和独创性的追求。政府对承买法的推行,手工作坊里允许将劳役制改为雇佣制,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代工商业的发展。[3]雇佣制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虽未进一步成长起来,但也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一种标志。如前所述，宋朝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分布于地方的手工业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尤其是在监督管理手工作坊上，更是规定了大量的法律制度。这就促使了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加强了经济生活中劳动分工的细化，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实现了国家经济的繁荣。

综上所述,英国中世纪和中国宋代的经济法制虽然都有其局限性,但总的来说,是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它既承袭了先代的立法成果,又能根据现实的经济发展实情,制定出了一套可行的经济法规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英国中世纪和中国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殊途同归的促进作用，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定经济立法的借鉴。

作者简介：崔羽（1981.8-），男，陕西西安人，北京市普华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从事民商法理论及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制度研究；郑德康（1954.4-），男，河北定州人，陕西省科技信息研究所，从事科技信息及工程技术研究。

手工业论文:金代中都地区手工业述略

摘要：金代中都地区的手工业，在经营管理、品类发展、生产规模、工艺技术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发展。在手工业的经营管理上，官营手工业占主体地位，其管理机构日趋完备，行业分工精细。官府手工业的工匠有官匠、军匠和民匠几种形式，其中民匠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民间手工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金代中都地区的主要手工业类型有纺织、冶铸(军器)、制盐、酿酒、采煤业等等。

关键词：金代；中都；官私手工业

关于金代中都地区的手工业，据笔者检索，目前学术界尚无专文系统探讨。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中国经济史和北京史等撰述中，其中有程度不等的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中国经济史方面，如漆侠等撰《中国经济通史·辽夏金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十八章“恢复和发展中的金国手工业生产”考察了金代整个统治区域内的采掘、铸钱、纺织、陶瓷等手工业，对中都地区手工业亦有涉及。北京史方面的相关成果多一些，如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史资料长编·辽金部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版)、曹子西所撰《北京历史纲要》(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孙健等撰《北京古代经济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于杰等撰《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等，对金代中都地区的官、私营手工业及主要手工业类型均有或多或少的介绍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本论文拟在前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史料，对金代中都地区手工业的总体状况予以论述，以期对此专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金代是北京由“军事重镇”向“帝王之都”过渡的重要时期。贞元元年(1153年)金海陵王迁都燕京，改名中都卷。金迁都中都城后，逐渐建立了统治整个北部中国的政权中心。

辽末金初，在辽宋和金宋争夺燕地的战争中，燕京城遭到很大破坏。天会元年(1123年)四月金兵自燕地退走，燕京被搜刮一空，“城市丘墟，狐狸野处”，成为一座残破不堪之空城，原有手工业基础因之遭到毁灭性打击。

金灭北宋时，从汴梁俘虏的大批工匠很多都被安置到燕京，“各便生养，有力者营生铺肆，无力者喝货挟托，老者乞丐于市，南人以类各相嫁娶”(卷98引赵子砥《燕云录》)。金迁中都后，随着经济恢复和人口增加，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

金代中都地区的手工业，在经营管理、品类发展、生产规模、工艺技术等方面均有明显发展。在经营管理上，官营手工业占主体地位，其管理机构日趋完备，行业分工精细。官府手工业的工匠有官匠、军匠和民匠几种形式，其中民匠有一定人身自由。民间手工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金代中都地区的主要手工行业包括纺织、冶铸(军器制造)、制盐、酿酒、采煤业等等。其中，酿酒、采煤等行业为发展较迅速或新兴的手工业部门；纺织、冶铸(军器制造)、制盐等则在前代基础上有新的成就和进展。

一、官私手工业状况

1.官营手工业的机构设置及其职能

金中都官营手工业十分庞大，设置繁杂，分别属于工部、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和宫廷各部门。工部“掌修造营建法式、诸作工匠、屯田、山林川泽之禁、江河陧岸、道路桥梁之事”(卷55)，下设各专门机构。覆实司“掌覆实营造材物、工匠价直等事”(卷55)。修内司“掌宫中营造事”(卷56)，有兵匠1065人，兵夫2000人，具体负责宫廷工程的营建和修建管理工作；修内司虽名隶工部，但实际由少府监长官提控。都城所“掌修完庙社及城隍门钥、百司公廨、系官舍屋并栽植树木工役等事”(卷56)，主要负责官署修造工程，其职责是“监督工役”，“支纳诸物”等。祗应司“掌给宫中诸色工作”(卷56)。上林署“掌诸苑园池沼、种植花木果蔬及承奉行幸舟船事”(卷56)。少府监是官营手工业管理机构，“掌邦国百工营造之事”(卷56)，掌管尚方、织染、文思、裁造、文绣等多个手工业部门。尚方署“掌造金银器物、亭帐，车舆，床榻、帘席、鞍辔、伞扇及装钉之事”(卷56)；图画署“掌图画缕金匠”(卷56)；裁造署“掌造龙凤车具、亭帐、铺陈诸物，宫中随位床榻、屏风、帘额、绦结等，及陵庙诸物并省台部内所用物”(卷56)，有固定裁造匠6人，针工37人；文绣署“掌绣造御用并妃嫔等服饰、及烛笼照道花卉”(卷56)，有绣工1人，都绣头1人，副绣头4人，此外还有女工496人，其中上等工70名，次等工426人；织染署“掌织红，色染诸供御及宫中锦绮币帛纱毅”(卷56)；文思署“掌造内外局分印合，伞浮图金银等尚辇仪銮局车具亭帐之物，并三国生日等礼物，织染文绣两署金线”(卷56)。

除工部和少府监外，掌管官营手工业的还有军器监、太府监、秘书监、宣徽院、户部等机构。军器监“掌修治邦国戎器之事”，其所属军器库“掌收支河南一路并在京所造常课横添和买军器”；甲坊署和利器署“掌修造弓弩刀槊之属”(卷56)。太府监所辖酒坊“掌酿造御酒及支用诸色酒醴”；典给署“掌宫中所用薪炭冰烛、并管官户”(卷56)。宣徽院辖尚衣局、仪鸾局、尚食局、尚药局和尚酝署、侍仪司，尚衣局“掌御用衣服、冠带等事”；仪鸾局“掌殿庭铺设、帐幕、香烛等事”；尚食局“掌总知御膳、进食先尝、兼管从官食”，其下属负责“给受生料物色”与“给受金银裹诸色器皿”；尚酝署“掌进御酒醴”；侍仪司“掌侍奉朝仪，率捧案、擎执、奉辇各给其事”(卷56)。户部设印造钞引库和抄纸坊，“掌监视印造勘覆诸路交钞、盐引，兼提控抄造钞引纸”(卷56)；宝源监和宝丰监专营铸钱(卷48)；秘书监设著作局、笔砚局。殿前都点检司辖器物局、尚辇局以及武库、武器两署，器物局“掌进御器械鞍辔诸物”；尚辇局“掌承奉舆辇等事”；武库署“掌收贮诸路常课甲仗”；武器署“掌祭祀、朝会、巡幸及公卿婚葬卤簿仪仗旗鼓笛角之事”(卷56)。

据上可知，中央政府和宫廷执掌的官营手工业机构相当完备，分工极为细致，有些机构设置重复交叉，因此机构的裁撤增减及其执掌内容变化也是常有的。具体可见《金史·百官志》。

手工业论文:手工业复兴与设计的高情感特征

摘 要：在后现代设计中的手工艺复兴，不仅是个人性的手工制作和单件设计，也不是原有手工艺的回归，而有更深刻的含意和新的定位。在当代的设计领域，高情感的设计已成为设计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后现代设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高情感设计的一部分。

关键词：手工业；复兴；设计；高情感；特征

一、后现代主义设计

后现代主义的设计观是一种开放的、兼容并蓄的设计观。设计师们乐于接受各种历史风格和时期的东西，为新设计服务，在这一思潮影响下，怀旧情绪和风格复兴、传统与地方意识交织在一起，一些家具生产企业也开始生产传统家具。

对传统样式的关注与喜爱，也导致了手工艺的复兴。在英国这样的欧洲国家，莫里斯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虽然过去了近百年，但其影响几乎一直没有消失，60年代后期以来，在反对现代设计的思潮中，手工艺的价值又重新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与重视。人们认识到，手工艺作为历史文化的积累和产物，具有人性化的特点，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高科技的现代社会中，它不仅作为一种文化和艺术的形态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而且作为高技术结构张力的一个互补机制，在平衡人的精神和心理承受能力方面发挥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迅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进入人的生活领域，而产品的外形和色彩往往也是那种高科技风格独有的样式，色彩以灰色、黑色为主，造型以盒式的几何体为主，光洁、规整、严峻、冷漠。80年代以来，这种一统风格的设计开始改变，首先在家电及电脑上出现曲线形态和热烈色彩的设计，来改变那种刻板而冷漠的微电子技术形象，如日本雅马哈、夏普、三洋等公司，设计生产的视听设备呈曲线形态，色彩丰富热烈。1984年英国罗斯公司推出的便携式收音机，一改黑盒式的男性化设计，使用红色塑料外壳，线角和转角全作了弧线处理。类似的设计被称为“软高技”的设计，其设计的特点是：以明亮活泼甚至艳丽的色彩替代黑、灰，以光洁、平滑的流畅曲线和圆角取代直角的盒式结构，以塑料等轻质材料取代冷漠的金属材料。这种设计趋向的生成，一方面是后现代设计思潮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高科技的物质环境，使人的日用起居到交通、工作场所无不处于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高技术的影响和控制之下，人性的失落成为人类面临的一大难题。诚如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所指出的：“自从70年代以来，工业及工业技术逐渐从工作场所转移到家庭。高技术的家具反映出过去辉煌的工业时代。厨房里的高技术，它的高峰是食物处理机的出现，使我们的厨房也工业化了。最低限度主义使我们的起居室变得毫无人性。当然最后侵入家庭的高技术是个人电脑。”当工厂自动化、办公室自动化后，微电子技术大量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进入家庭和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与人的交流通过网络而进行，在网上的交流实际上阻碍和减少了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造成新的人情的孤独与疏远。

二、设计的高情感特征

约翰·奈斯比特指出：“无论何处都需要有补偿性的高情感。我们的社会里高技术越多，我们就越希望创造高情感的环境，用技术的软性一面来平衡硬性的一面。”所谓高情感的平衡，即人性的平衡，手工艺作为人性化的产物，手工艺品作为人造物，具有高情感的特征，应成为这种平衡的工具之一。

在后现代设计中的手工艺复兴，不仅是个人性的手工制作和单件设计，也不是原有手工艺的回归，而有更深刻的含意和新的定位。诚如英国学者大卫·派在其著作《工艺的本质和万一》中指出的那样，手工艺的复兴一是纠正现代主义设计原则中对手工艺的偏见，同时亦是对传统工业设计观念的挑战。设计的目标是人的需求而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因此，不能以某种制造方式来排斥进行更多设计方法探讨的路径，而手工艺的方式能超越制造手段的限制，开拓更广阔的产品设计领域。意大利著名设计师布兰兹亦认为，对于后工业时代的设计， 没有必要区分手工艺与工业之间的不同，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是为人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在大生产日益发达的情况下，小批量、多样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当代的设计领域，高情感的设计已成为设计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后现代设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高情感设计的一部分。

高情感设计有着众多的表现形式和范围，对人的无微不至的关爱能够细致地体现在设计的每一环节之中，如利用人体工程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计算机辅助设计，创造出高科技与高情感完美结合的产品。德国设计师路吉·柯拉尼是一位以独特的有机风格享誉设计界的人，他所作的设计立足于高科技与高情感的完美统一，采用大量的有机形态作产品设计，其范围从日常用品到汽车、飞机等大型交通工具，这些有机形态设计，充满了复杂而流畅的曲线。在对高科技和人类工效学充分掌握的基础上，他力求自己的设计符合生物学的原理，甚至有着与生物相同或类似的形态。

设计的最终目标是为生活、为人的设计，因此，设计的发展始终应以人为核心。而人对设计的认识，也会随着其自觉而日益深化，并最终通过产品设计和生产体现出来，产生更多、更优秀、更符合人的需要的产品。

手工业论文:促进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的财税支持政策

摘 要：西藏民族手工业是西藏最传统和最具有特色的民族产业之一，随着西藏大力发展旅游业，西藏的手工业也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机遇。西藏手工业目前还存在着规模较小、缺乏龙头企业、技术手段比较落后等问题，需要西藏政府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支持西藏手工业做大做强，使其真正成为西藏的支柱产业。

关键词：西藏地区；特色；手工业；财政政策

作者简介：魏小文（1970-），男，陕西武功人，西藏民族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地区财政;

陈爱东（1970-），男，四川成都人，西藏民族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民族地区经济。

第五次中央西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今后西藏将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2011年中央再次出台了《“十二五”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项目规划方案》：针对当前西藏最突出、最紧迫的困难和问题，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优势产业、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进行了战略性部署。[1]同时根据西藏“十二五”规划，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以上，大力培育旅游业、藏医药、民族手工业、特色农牧业、绿色食(饮)品、优势矿产业等特色产业。[2]不管是国务院的支持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还是西藏自治区的自身规划，都表明了西藏未来经济的发展必须牢牢坚持民族手工业等特色产业大发展战略。本文就如何发挥财政政策作用，促进民族手工业的发展进行探讨。

一、西藏手工业发展现状

以唐卡、藏服饰、动物饰品、生活用品等为代表的西藏民族手工艺品汇集了西藏人民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民族特色、生活习俗，其实用性和工艺性激发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江孜的地毯、姐德秀的围裙、加查的木碗、拉孜的藏刀、仁布的玉器等，在国内外都具有较高的声誉。近年来，藏族唐卡、藏族造纸技艺、拉萨风筝、藏族邦典与卡垫织造技艺、藏族金属锻造技艺、藏香制作技艺、拉萨甲米水磨坊制作技艺等入选第一、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先后有8人作为民间美术（唐卡）和传统手工技艺的杰出代表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各种促进民族手工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下，以及从“九五”计划开始民族手工业分别列入西藏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行列，西藏民族手工业涌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西藏民族手工业的产值从1980年的611万元，到2010年增长到近20亿元，民族手工业产品的花色品种已从800余种，增加到近2000余种。[3]而广大农牧区以民族手工业为主的农村家庭副业在整个大农业中的比重仅次于牧业和种植业，约占农业总产值的13%[4]。2010年全区注册民族手工业企业约120个，资产总额为2亿多元，产值1.8亿元，利税3000多万元，从业人员上万人。随着西藏旅游业跨越式发展，尤其是西藏自治区政府确定把西藏打造为世界特色精品旅游目的地的战略背景下，来西藏旅游的人数将很快突破千万人次/年规模，西藏手工业必将得到快速发展。目前西藏自治区政府已经把民族手工业列为五大支柱带动产业之一，重点开发，并规划今后5年，民族手工业要保持10%左右的发展速度。

二、西藏发展民族手工业的主要优势

西藏发展手工业的优势非常多，主要包括独特的传统工艺技术、现有政策和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等。

一是政策扶持。近年来西藏为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和中小企业结构调整，自治区区工信厅加大与国家有关部委的衔接力度，积极争取更多国家扶持资金，仅2010年落实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5050万元，资金量比上年增长了48%，项目主要涉及旅游业、矿业、建筑建材、藏药业、民族手工业等战略支撑产业。[5]2010年西藏财政安排产业发展资金50000万元、中小企业发展扶持资金20000万元等，大力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二是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经过30年的发展，西藏旅游已经成为我国及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年旅游人数已经突破了700万人次的规模，并成为西藏国民经济的最主要支柱产业。随着西藏旅游业的迅猛发展，西藏民族手工业产品中旅游纪念品的比重以平均每年以3％-4％的速度增长， 2009年西藏旅游总收入达55.98亿元，其中旅游纪念品收入就达16.86多亿元，占旅游总收入的30％左右，由此可见，随着西藏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西藏民族手工业产品特别是旅游纪念品开发潜力将会日益增大。[6]

三是原材料优势。西藏是我国5大牧区之一，3大林区之一，常年饲养各类牲畜3000余万头(只)，年产羊毛近1万吨、牛皮150多万张、羊皮400多万张、羊绒近1000吨、牛绒500吨。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种类繁多的农畜产品资源，是发展西藏手工业产品的原料基础，其中刚玉、腊玉、水晶矿石和牛羊毛皮等，供应能力和潜力较大。就羊毛资源而言，西藏是天然羊毛、羊绒、牦牛绒的主要生产地，尤其是阿里和那曲地区的高寒羊毛具有纤维长、强度好、光泽亮的特点，以其编织的藏毯弹性最好，是世界手工藏毯行业公认的最佳原料。

三、财政政策调节资源配置及促进产业发展的机理

在效率和公平准则的约束下，财政一般在产业资源、人力资源、地区资源和国际资源等方面履行资源配置的职能，财政资源配置职能既包括对用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资源的直接分配，也包括财政对全社会资源配置的统筹安排：一是调节资源在不同地区间的配置，实现合理的地区生产力的布局；二是调节资源在产业部门之间的配置，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三是调节全社会资源在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之间的配置，形成合理的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提供的路径；四是调节资源在政府部门内部的配置，形成合理的投资与消费的供应结构。

财政对产业的支持是其资源配置职能的一个重要体现，特色产业业的发展也离不开财政的资源配置。首先，特色产业发展依赖于财政对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先期投资；其次，特色产业的过度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外部不经济的现象需要财政力量进行纠正；最后，对特色产业自身资源配置中产生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等问题，需要依靠财政的力量加以引导，进行资源与产品的互补式开发。[8]

再从政府的财政支出手段和税收手段看，政府购买和投资也是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由于政府在进行购买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就与政府购买乘数1/（1-b）有关系，由于0

四、促进西藏手工业发展的财政政策路径

（一）政策取向

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职能，遵循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促进西藏手工业特色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扶持一批产品名牌和龙头企业、大力支持民族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与供应，增加农牧民收入、使其逐步成为西藏的支柱产业。重点支持藏毯、唐卡、藏香、金银铜器、藏刀、藏服的发展。

（二）政策路径

1、财政设立专项扶持资金支持各地建立手工业园区

西藏特色手工业具有极强的产业促进性，可以很好地融合旅游、文化、特色农业的发展，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西藏各地财政应该设立手工业发展的专项引导资金，建立手工业园区，该园区可以集文化展示、旅游观光、产品交易、信息交流、创意研发、专业培训、生产制造、商务服务等8大功能于一体，对入驻手工业园内的手工业重点骨干及其配套企业、项目，提供补贴、贴息或奖励，提升管理、服务、质量、企业文化等方面创新水平，培育民族手工业品牌企业和龙头企业，促进手工业的开拓发展。

2、财政直接支持培育和发展各门类产品的龙头企业

可以根据重点发展的特色手工业产品，选择5-10家企业进行优先支持，采取财政资本投资入股、财政直接补助、财政贴息等手段，形成一批龙头骨干企业核心的企业。

3、政府组建专门的特色手工业品研究和人才培养中心

财政投资组建研究所，解决西藏手工业企业技术落后、产业创新能力不足，产品更新乏力，产品基本上停留在民族特需品范畴，对民族手工业科技进步中的新型模具、表面处理、新材料应用等共性和关键技术难题，可以组织各方面、各领域的人才和力量，加强科技攻关，实行集成创新、突破，还可以培养产业急需的技术人才。

4、发挥财政采购政策的作用，鼓励特色产品的本土消费

西藏目前面临未来特色产品的冲击，我们到拉萨八角街发现，许多西藏特色手工艺品都不是西藏本土生产的，假冒伪劣产品也非常多，严重影响了西藏特色手工业的健康发展，所以，要建立西藏市场的准入制度，限制区外企业不正当竞争的冲击，西藏财政要积极发挥政府的采购职能，优先选择西藏重点扶持的特色手工业企业的产品作为政府消费产品，如每年暑假的援藏单位非常多，政府财政可以把其作为礼品，既可以引导社会消费，又可以宣传特色企业。

5、完善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

（1）对扩大原来的所得税减免范围，除了继续保留在城镇手工制作氆氇、围裙、藏被、木碗、酥油桶、马鞍具等以及生产与农牧民群众生产、生活有直接关系的其他产品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外，对各地产业园区的手工业生产企业都列为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畴，可以给予3年以上的免税期。

（2）对需要重点扶持的配套企业，尤其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准公共服务业给予享受税收的优惠政策。

（3）推动手工业企业进入民族手工业园区，实行集聚化发展，对土地开发收储过程中涉及的土地增值税、土地交易费用等税费给予支持，适当减免土地出让税金。

6、财政支持各地建立手工艺品需要的原材料基地

西藏特色手工艺品的原材料非常广泛，涉及动植物和矿石，政府要统筹规划，注意环境的保护，财政要积极支持编制特色手工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支持建立所需要的原材料生产基地。

7、奖励企业创国家精品、名牌，做大做强

西藏手工业也要做大做强，必须走精品化道路，提高产品的文化含量和原材料的绿色生态性，财政每年可以拿出专门资金奖励企业创国家名牌，对产值超过2千万以上的企业给予重奖，鼓励企业收购兼并，做大做强。

手工业论文:必修二《古代手工业的进步》案例反思

摘 要：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倡导研究性教学有利于促使教师深入认识课程实践与教学活动的本质。老教师如何走出经验主义的误区，真正做到以学习者为中心，根据教学实际把学生作为教学资源开发设计的主体，使教学活动与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同步、融为一体，从而真正改善和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敢于创新；构建知识框架；发挥集体力量

在我校组织的教研活动中，听了孙老师《古代手工业的进步》的公开课后，收获颇多。

本课主要向学生介绍了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进步的历程、特点及突出成就。作为公开课，一般老师会回避此类课程的展示。因为本课虽然条目较为清晰，但知识点繁多，令人感觉琐碎。孙老师将所认为的难点克服，并且充分发挥了历史教科书的丰富内容，利用了多媒体课件收集文物资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展了学生知识面。

首先在导课环节上，我们一般会从瓷器、丝绸等文物资料作为背景导入新课。孙老师则开门见山地切入主题。单刀直入的导课方式既节省时间，又显得特别自然。

其次在新课教学的活动中，第一子目“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中”，教师首先提出问题：什么是官营手工业？官营工业素称发达的原因？在难点突破上，教师创设情境，孙老师通过再现司母戊鼎、战国的铁农具、越王勾践宝剑、冶铁水排模型等图片资料，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师生配合共同解决了官营手工业发展的历程、原因，梳理了冶金业、制瓷业、丝织业的成就。因为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学生有了很大的成就感。最精彩的是孙老师挑选的各个时代很有代表的一段瓷器视频资料，伴随着老师文字资料的解说，学生不时发出一阵阵的赞叹之声。古代手工业历史悠久、素称发达、技术高超、产品工艺精湛、质地优良，长期居于世界的前列等特点被充分显示。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也使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对于第二知识子目“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孙老师利用宋代张俞的古诗《蚕妇》过渡，突出民间手工业艰难的特点。在学生分析了“民间手工业的形式、艰难的原因？”基础上，展示“明代苏州机工状况”的材料，利用学思之窗提出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种现象的历史影响。第三知识子目“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因为有了前两子目的知识铺垫，本子目教学水到渠成。

最后通过对“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有哪些特点？”的知识整合，突出了重点。

孙老师能将我认为的难点和大家都不愿选的一节课上的这样有特色？这是我听完课后很长时间都在思考的问题，除了精心准备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呢？

首先，孙老师在教学中处理教材上克服了专业化和成人化的倾向。在内容选择上，本课知识多姿多彩，非常丰富。由于本人10多年的教学经验，在本课教学中注重了知识的传授，利用一个表格，指导学生填充。忽视了历史知识的情景再现。教科书要引起学生的兴趣，创设情境必不可少，孙老师精心收集的图片、视频，引起了学生的兴趣，增强了对学生的吸引力。还给人以美的享受。作为刚刚走上讲台的新老师，孙老师敢于创新，大胆尝试，把难点变成了亮点，这是本课最成功的地方。

其次，仔细钻研教材，构建知识体系。孙老师对教材认真把握，仔细分析。而自己在新课改形势下，观念转变还不够大，教完了教材，还是重在夯实基础而对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目标处理得不够尽善尽美。教学预设以教材为基础、以教师的学识和经验做出判断，希望学生按部就班的学习。我想今后的教学中，应当提高自己对教材的驾驭能力，大胆选择取舍，让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训练思维，提升能力。把历史课上的活泛生动而不是死记硬背。

最后，孙老师发挥了历史教研组的集体力量。在本课的教学准备中，她向多位老师问询，集众家之长结合自己的特点，贯彻到自己的教学思路中去，不断调整，课上得非常成功。而自己多数时候，还是在单兵作战，缺乏教学的艺术性和创造性。

新课程改革之下教师必须迅速转变观念，深刻理解和吃透三维目标，真正以学习者为中心，避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材多变，三维目标不变。在有限的教学资源中发挥集体的力量，让静态的历史材料站立“起来”，重视人与人的理解与合作，强调受教育者的情感体验与道德体验。自然地与历史教材和学生产生对接。根据教学实际，把学生作为教学资源开发设计的主体，使教学活动与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同步、融为一体，从而真正改善和提高教学质量。

（作者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一二一团第一中学）

手工业论文: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手工业中的技术定位

主持人彭文斌：物质文化研究是近一、二十年来人类学界新开启的领域，对物质性（materiality）的认知涉及了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以及具像与意识形态、时间和空间的多维性。本期物质文化研究，以历史与田野经验回顾为聚焦点，推出了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雅各布・伊弗斯（Jacob Eyferth）先生和国内相关学者的新近研究成果，涵盖了传统技术与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服饰与族群认同，以及地景建构（landscape construction）与帝国治边方略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再现物质、“技术”与认同的建构性。

［摘要］20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大多数工业产品都是由乡村手工业者和半专业化的乡村家庭生产。生产技艺掌握在初级生产者手中，他们通常在亲属纽带或共同居住的基础上形成合作组织。有关技艺的知识是经验性的和默会的，包含在手工业实践者的身体中，内嵌于社会关系、自然与人造环境中。自20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和现代精英们试图打破地方的“知识垄断”，并且与生产者争夺技术控制。1949年后，技术由农村的初级生产者转移到了城市管理精英手中。然而，当乡村民众被去技能化之后，真正被带走的是什么？它发生自何处？当我们说技艺是“具身的”和“内嵌的”时，是什么意思？它们是怎样成为“非具身的”和“非嵌入的”？真正的技艺究竟在哪里――在手工业从业者的手中头脑里，在社会机构中，还是在国家技术再生产的标准和规范框架里？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以四川省一个有着熟练造纸匠的社区为田野调查点，考察当地人在去技能化时期之后，重建手工造纸业的过程，以及在技术再生产的基础上修复社会组织的过程。

［关键词］人类学；手工技术；情境知识；手工造纸；雅各布・伊弗斯

作者简介：雅各布・伊弗斯（Jacob Eyferth），男，德国籍，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副教授，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博士，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社会史、乡村史和物质文化研究；胡冬雯（1985-），女，山东泰安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保护；张洁（1985-），山西太原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跨社会文化研究；肖坤冰，女，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物质文化与区域社会史。四川 成都 610041

所有经济行为都需要技术，然而，技术却是一个很难明确定义的概念。它被多样化地描述为带有强烈的个人特性，但同时又非专属个人，而是属于社区或网络的财产；它被描述为一项基本社会事实和一个缺少有形实体的构想。一方面，技术是一种“具身的”（embodied）知识，要求长时间地实践，融于从业者的肢体和感觉器官中。另一方面，它“内嵌于”（embedded）社会关系之中，并通过从业者所在社区、社会等级制度与分工假设得以再生产。技术这一概念作为“具体的”和“内嵌的”通常可以交替使用，尤其是将手工艺者和农民默会的、经验性的、情境依赖性的知识与科学家或工程师掌握的更为抽象和明晰的知识作对比讨论时。①然而，假如我们把技术看成是“个人知识”（个人从业者的一项贡献，并且永远寄宿于身体内），需解释技术是如何内嵌于社会，即技术如何在从业者间共享和跨越时间进行传承。[1]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把技术视为根本上存在于社会交往中――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存在，而非存在于个人的头脑或身体里，我们需要思考它在语言或社会实践中的精确位置。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大多数社会基于真实的或观念的能力进行财富和权力的分配。当技术作为文献中的去技能化呈现（deskilling shows）时，它就成为了一种被争夺的对象――当然，在讨论技术如何被剥夺、降级、或者毁坏之前，我们应当在某种程度上确认什么是技术以及它位于何处。还需要完全确认，我们处理的是某种程度上的非语言实在，还是难以把握的建构。正如女权主义历史学家们早已指出的，技术工作与非技术工作的区分，通常更关乎由谁去做而非该工作所要求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技术”几乎等同于某种所有权，通过强势群体（男性、会社或白人）掌控特定的生产过程，而排斥相对弱势的群体（以女工和移民工人为代表）。②

在四川省夹江县手工造纸的案例中，我将从不同的维度对技术进行讨论――个人的和社会的、具身的以及修辞建构型的。夹江造纸可以上溯至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6070年代被彻底废止――不是因为这一产品被取代或失去市场，而是国家决心发展城市工业，从而压制乡村手工业。我的研究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此时手工纸需求的激增带来了新的繁荣期。在这期间，夹江山区的人革新了作坊，重建了造纸技艺，并且修复了支撑这一行业的社会组织。大部分讨论将聚焦于一个特殊的行为――通过建立一座纪念碑来正式重建作为造纸技术集体“所有者”的亲属群体――以及该行为对夹江造纸业的意义。不过，我将从回顾这个行业的近代史开始。

一、国家体制与去技能化

一个可追溯至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传统观点认为“劳动退化”（degradation of work）与资本主义的进步相联系。③然而，一些剧烈的大规模去技能化案例却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背景之下。由于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马列主义指导下的苏联和中国通常在现代工厂能生产替代性产品之前，就试图废止分散的、非机械化的手工业。意识形态上，由于手工艺人可疑的阶级属性，他们总是遭到怀疑：正如列宁所说，同样也在中国经常被引用，“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④非机械化生产受到质疑，还因为它象征技术落后，被视为国家被西方和日本击败的根源。此种观点被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于中国的另一种观点所强化，即现代经济由两个明确分离的部分组成，其一是农村和农业，其二是城市和工业。⑤工业属于现代的、城市的、受国家控制的部门，不应该掌握在农民手中。

1949年以后，同其他生活在农村的人一样，根据居住地在农村而非其职业，夹江槽户被归类为农民。这种划分起初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然而国家急需纸张，导致在缺乏现代造纸业的四川省，只能转而求助分散的乡村作坊。20世纪50年代，纸张同粮食和其他商品一样，成为政府专卖，槽户们逐渐被隶属于国家粮食局的管辖之下。由于难以容忍这种“半工半农，分散落后”的生产，县政府开始将当地人按“工业的”和“农业的”进行人口划分。“技术”人员（以青壮年男人为典型）加入领工资和粮食配给的集体作坊；“非技术”人员（妇女，老人和小孩）被编入农业生产队。连续的重组削减了享受粮食配给“工业人员”的数量，“工业人员”从1951年占全县人口的43%下降到了1958年的1.4%。尽管这些新兴职业优越者的数量在减少，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却在增长，直到他们获得的工资和粮食配给是农业人口的两倍。

集体化及随后时期（1958~1961）的政策和沉重缴粮负担，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仅夹江一县的死亡人数就占到全县总人口的13%。山区大量非农业居民长期依赖从平原输入的粮食，此地区的死亡率最高。当粮食供给崩溃时，饥饿随即而至：1959年，仍有谷糠可以吃的人就算幸运；1960年，人们将玉米棒和树皮磨成粉来吃。饥荒结束时，一些乡镇失去了40%的人口。与平原农业区损失4%的人口相比，造纸业区人口的整体损失达24%。

饥荒过后，政府认为在现有安排下，乡村造纸业以及其他本地工业不能得到充足供给，决定取缔。“吃国家粮”已成为城镇人口的特权，那些居住在乡下却仍然依靠国家粮食配给的人则被指控是“吃昧心粮”和“半边户”（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农户）。为了自给自足，槽户们砍掉竹林，在山坡种植玉米和甘薯。在一些地区，收入下降了50%之多，槽户们从原本相对舒适的生活迅速跌落至勉强维持生计。至1977年（政策开始扭转时），只有在那些土地贫瘠无法耕作的乡村，造纸业才得以幸存。石堰村是其中之一，我的大部分田野调查正是在那里进行的⑥。

二、技术的位置

尽管关于去技能化的文献很丰富，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技术本身并非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⑦人类学家Tim Ingold指出这是因为技术尴尬地位于笛卡尔意义上的“思维”与“世界”之间。根据Ingold的理论，社会科学与“认知范式”（cognitivist paradigm）紧密相连，此种范式将技术的运用预设为机械的使用，从而迫使知识和实践相分离。⑧这种二分法使包含“实践的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和“知识的实践”（knowledgeable practice）两方面的技术难以界定其概念。通过引用俄罗斯神经科学家尼古拉・伯恩斯坦（Nicolai Bernstein）的研究成果，Ingold将技术的概念视为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而知觉的过程。伯恩斯坦对铁匠锻打铁的研究表明，可靠的再生产结果，即指铁匠锤子的尖端总是沿着同一轨迹，并准确击打铁砧上的同一点，源于身体运动在每一次锻打中的调整。技术实践并不存在于固定的肌肉运动规则中，而对任务的持续监测导致持续性知觉纠正才组成了技术实践。[2](P.353)

Ingold从而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首先，技术并不存在头脑中，甚至也不像“具身化知识”那样贮存在身体里，而是处于技术者和他或她周围环境的交接面：技术是“一种财富，它不属于作为生物实体的个人身体，而是属于由作为有机体的个人、无法分离的身体与智力所构成的整个关系场域，存在于高度组织化的环境之中”[2](P.353)。其次，该场域不仅包括工具和物质，还包括其他人。在实践中，不可能将实践者的环境和他人的环境、以及非人为的环境区隔开来，二者是有机连接的。[2](P.37)如果我们设想任务是由好几个人执行的，这就很容易理解。比如用双人锯砍伐一段原木，一个木匠可能提供关于如何砍伐原木的粗略的口头提案，但是要直到两个工人分别处于原木的两端，抓紧锯子，彼此眼神暗示，开始锯木头之时，技术才成为现实。当他们工作时，工人们并非按照之前的计划按部就班，而是要针对感觉到的材料和同伴移动的变化作出反应。第三，技术学习要求与技术实践同样的方式：即通过积极且感知性地参与到事物和人类活动的环境之中。传统学习模式假定初学者通过观察和模仿，在头脑中建立起一套生产模式，并在此后对已获得的技能复制出模型。针对这方面，Ingold声称（遵循Jean Lave和其他“情境”教学的理论者）技术的学习在于一种“注意力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中，初学者在专家的指引下融入到环境之中，因此，培养感知意识对于有效的行为是必要的。[2](P.353)

三、夹江的造纸技术

作为一项属于人及其所处的人为或非人为环境之间“关系场域”的财产，“技术”这一概念可能显得抽象，但我发现夹江造纸匠们却对技术的本质有精确的描述。造纸是一项复杂的，并在工艺流程上要求精细分工的工作。造纸匠能说出72道工序（在中国是一个吉利数字：8×9），可用六个基本步骤概括：新竹成熟、砍竹料、打破竹筒、浸泡竹子；将浸泡后的竹料放进木制的或混凝土的蒸锅里蒸煮，接下来是清洗已变得柔软的竹纤维并使之发酵；将竹纤维打成纸浆；抄纸；将纸张贴在烘干墙上；完成并包装干燥的纸张。过去，绿色的嫩竹枝要在石灰溶液中浸泡三个月，用生石灰蒸煮数日，再用碳酸钾苏打蒸发。自20世纪80年代采用了高压锅后，竹子不用预先浸泡就可以直接蒸，因此蒸煮时间由原来的10天缩减至8小时。在打浆过程中，传统的脚踏碓窝已经大多被柴油驱动的搅拌机取代。但抄纸、刷纸张和整纸仍然像几个世纪前那样，由手工操作。

造纸中的所有工序都要求眼疾手快，抄纸和刷纸还需要体力和耐心。作坊里的男人每天大约工作10小时，妇女们通常从天亮一直忙到深夜。夏天，作坊被大量的蚊虫滋扰，纸浆在纸槽中腐烂；冬天，纸槽里的水结冰，但工作都在持续进行。虽然一些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子一天可制造1000张纸，但一个抄纸匠一天的平均工作量是抄500张5尺纸（84×154cm）。每当抄纸匠将帘床从水中取出――每日500次，大约每隔一分钟一次――他举起的液态水量约重8公斤。同样，当妇女们把那些几乎与她们等高的纸张贴在墙上时，她们每天弯腰再直立的次数达数百次。毫不夸张地说，造纸行业的技术是“具身化”的，因为它使工匠的身体发生变形且有损身体。长期频繁接触生石灰和腐蚀性苏打，工匠们都手脚肿胀，皮肤粗糙生茧；操作脚踏碓窝的工人一天数小时上下踩踏板，致使一条大腿明显粗壮。举起帘床造成的肺部拉伤和作坊里的潮湿空气，使抄纸匠时常吐血，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从业超过15年的抄五尺纸匠人。

抄纸是绝对的男性工作，尽管在时期，说“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也仅有两三个胆大的妇女学习抄纸。将柔软且湿漉漉的纸刷贴到特制的烘干墙上是女性的工作，男人只在身体太弱不能抄纸的情况下才会刷纸。造纸作坊中的技术既需要肢体运动，也需要触觉和视觉。抄纸匠将帘床从纸槽中水平地拖出，提起竹帘虑水，又将竹帘再次插入纸槽的整个过程，他们密切注意着帘床并应对不断变化的平衡；刷纸匠通过感觉柔软的纸如何在刷子下展开而调整自己的力度。造纸匠人还运用他们的听觉和嗅觉：当挤压一叠刚成形的纸张里的水分时，匠人们通过流水声判断多余的水分是否被榨出；在搅拌纸槽中的纸浆时，通过嗅或尝来判断纸浆是否已发酵，是否添加化学药品以防止腐烂。

技巧性的身体展示描述起来更为困难，因为涉及到若干工匠间的协作。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的展现（skilled performance）最好被视为一项群体财产，存在于人们之间而非个人身体内。正如Edward Hutchins 在对美国海军航海讨论中提出的，某些认知性的成就是由其先天性的社会分工实现的。技术展现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以及手工制品之间的互动行为中，且不能被简化为任何个体意识的劳动。⑨夹江造纸生产中，此种社会分配性技术很明显体现在，由两人抄的六尺（97×180cm）纸和由四人抄的八尺（124×248cm）纸的生产过程中。匠人们慢而有节奏地协调相互间的动作，同时对纸槽里帘床的移动做出直觉上的反应。

虽然上述技术大多是默会的，但造纸业的一些技术仍可用文字、图解或方程式表达。尤其是，打浆和蒸煮纸浆需要一种所谓的“民间化工”知识。打浆工负责添加漂白剂增白，添加染料染色，刷胶减少纸张的吸水性，涂上树脂使纸张更光滑。他们用麻或树皮纤维增加纸张的“骨”（bone）(强度和质地），用稻谷草和竹纤维增加纸张的“肉”（柔软度和体积）。蒸煮料子也很重要，因为蒸煮“材料”的成分决定了酸碱度，从而决定了纸张生产过程的长短。夹江人将此类知识视为“秘方”（配方），认为是每个家庭独有的财产，只有家庭成员才可以随意保有、分享或传播。

四、技术再生产

同其他手工艺者一样，夹江槽户陷于一种矛盾，既要共享知识以确保手工艺再生，又渴望将竞争对手的数量最小化。手工业团体有专门的方法缓解这种紧张关系，包括设立专门群体培训的准入制度，及设置秘方、禁忌和通过仪式等障碍，来确保学徒的知识不会高出其在行业的地位。学徒被尽可能少地传授知识，全套知识只保留在那些认可从业团体，且最不可能向外人透露的老从业者中。从某种程度上看，矛盾在于这种知识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它不能随意被传播或隐瞒，工艺精湛的艺人很可能拒绝口头传授一位新手。事实上在大多数手工艺行业的学徒期间，向来缺少明晰的口头传授⑩。与此相对，即使在短期内将学徒与作坊隔离，也不能阻止他们学习技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手工艺的“秘密”是如此微不足道，因为它应对的是手工艺实践中不重要的细节。秘方的作用并不关乎形成技艺的控制权，而在于在合法的技艺占有者与非占有者间创造区隔。(11)

夹江的槽户（与中国其他手工业者们一样，而与欧洲或非洲许多手工业者不同）他们更倾向于以家庭形式进行技术再生产(12)，父传子、母传女、婆传儿媳。这种安排解决了公开师徒关系中的相关问题。首先，这个传承路径连通了知识与生物再生产之间的纽带，因此，似乎自然地限制了竞争者的数量；其次，由于知识通过现存的性别、年龄和代际结构传递，所以无需设立一套制度来规范技艺高超的工匠与初级工匠间的知识流动；第三，中国亲属关系几乎无一例外地是通过父系继嗣确定亲属责任，由此衍生出一个能够自我规范、集体行动的有界限群体。在亲属关系与居住空间重叠的地方，就像在夹江大部分地区，亲属群体已经成为一个保存技能知识的天然容器。由此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只有长期在本土居住并充分融入手工艺行业的人才能获取知识，这使得外人几乎不可能成为技艺精湛的匠人。因此，无需刻意隐瞒技艺知识。尖锐的问题只产生在妇女群体中，她们是嫁入的，婚后仍然和自己娘家保持联系。所以，妇女的工作被设置了禁忌并受到约束，从而抑制她们成为自信、能干的匠人。

造纸业的技术训练没有任何正式性教学。石堰村的男孩学习抄纸，女孩学习刷纸，起初是玩耍，后来就开始热心于此。工作通常在初中毕业之后，大约16岁开始；直到最近，14岁的少年也开始工作。技术看似很容易被当地居民所掌握,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匠人必须学会献身这一行业。尤其是对男孩们来说，实际上是需要被“驯服”的，正如一个造纸匠告诉我的，他16岁的儿子曾离家出走三次，每次都挨打，不过他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据这个纸匠说儿子已经成为了一个出色的抄纸匠。这位父亲似乎并不太在意他儿子的感受，即便其倔强看起来也让他欣慰，似乎这样才能够捍卫技艺。

大多数情况下，训练女儿与培训儿子采取同样的方式，但是由于夹江人（像在中国农村的其他地方）实行村庄外婚制，女性在结婚时就得离开本村。石堰村大多数妇女们出生就生活在外村，通常是出生在平坝的村落，结婚时才搬到这个村庄。妇女们20出头在婆婆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刷纸，被当地人认为是合适的。正如一位访谈对象所言，“手脚灵巧的姑娘一、两周就可以学会，手脚笨拙的大概要花一个月时间”。男女的工作在复杂性方面没有什么不同，刷纸和抄纸都可以在几周之内学会，但达到娴熟则需要数月或数年。然而男性和女性所负责工序的具身化途径存在基本差异。一个学习抄纸的男人会希望在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内一直做一名抄纸匠，他的抄纸技术成为，事实上也的确是，其身体的一项永久财产。与此相反，人们不鼓励妇女们认为她们的技术是永恒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妇女在结婚时便离开出生地，她们被认为没有学到一个青年姑娘应该习得的技术，而是在新的家庭里重新学习所需的任何技术。来自于造纸家庭的妇女可能嫁到平原地区，在新的家庭里学习养蚕；平原地区的妇女可能嫁进山里，重新被训练为刷纸工。妇女几乎很少公开称赞自己的技术，但如果她们这样做的话，则是以多才多艺而非某项指定工作的本领为荣。

五、公开和秘密

在夹江的造纸行业中流传着很多关于行业秘密和隐匿秘方的故事。造纸技术被官方视为“本县国家级机密”，夹江的政府官员告诉我，台湾和日本间谍曾多次试图偷窃他们的秘方。(13)在田野调查初期，我被地方政府禁止与槽户讨论造纸技术，而且调查必须在一位助手的陪同下进行，他定期向当地公安局汇报我的情况。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与政府官员们相反，槽户们很少关心间谍活动，在他们的理解中，一个人仅仅通过采访不可能掌握某项手工艺技术。槽户们乐于分享行业秘密和隐匿秘方的故事，但通常结尾都要说“像我们这样的村庄，任何秘密都无法长久保密”。

所有的人都知道手工造纸的基本工序，也不存在任何试图保密的措施。事实上，因为造纸在没有围墙的呈开放结构的作坊中进行，隐藏秘密无法做到，槽户间的互相依赖也导致秘方不易隐藏。由于纸张供需的频繁波动，大多数作坊总是一段时间内超负荷运作，另一段时间又无法被充分利用。因此有紧急订单的作坊会从有富余能力的临近作坊借用烘干墙或劳力，往往这些作坊会乐于效劳，因为他们可能在某个阶段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当工匠和设备在作坊间交换时，信息也随之被交换。因此，想要在行业内保守秘密就不得不跳出所有槽户依赖的协作关系网。

秘方仅存于纸浆预备过程中。据说，纸浆“秘方”是属于个体作坊的财产，不足为外人道。有理由怀疑一点：尽管一些年轻的作坊主们拥有造纸所需的“书本化工知识”，但是在纸浆生产中，大多数知识是默会的，依赖情境的，因此，就像它很难隐瞒一样，也很难被窃取。槽户们几乎不使用固定的纸浆配方，因为原材料的质量并不平均，通常由于过于笨重，而无法称重和测量。造纸工匠依靠经验知识，知道纸浆在某一特定阶段应该有什么样的外观、味道和触觉，如果一些造纸匠生产出比别人更好的产品，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应对生产过程中的复杂变化，而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加上乘的配方。这也不是说隐藏秘方不会发生，在氯化钠漂白剂开始引入的20世纪20年代，首位使用漂白剂的人在夜晚将纸浆漂白，并告诉他的邻居，他使用了一种魔法咒语能使纸浆一夜之间变白。人们很快发现了他的方法，几周后，漂白剂的使用迅速遍布整个造纸区。同样，当一个夹江槽户发现通过像纸浆内添加肥皂可以使纸张变厚变松软时，他也宣称发现了一种秘方――但是这项技术同样在不久后就迅速传入夹江槽户的大众配方中。

在造纸社区，没有秘密已被遍及这一产业的革新速度所证实。二战期间，国民政府迁入四川促进了工业的发展，生产者采用氯化钠漂白剂、上胶、上光等新方法，在一两年时间内，这些革新已传到了这个县的偏僻角落。20世纪八、九十年代见证了一个相似的急剧革新过程，家庭作坊引入一种新技术，减少了周转时间和劳动力的投入。造纸区内的公开与很难在造纸区外移植技术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是因为槽户们刻意隐瞒技术，而是因为技术很难从它们所嵌入的社会环境中抽离出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知青们被动员到中国西部偏远山区帮助当地人建立造纸工业。那些参与了这项尝试的人们还记得，他们的学生很快学会了基本技能，但是却发现学生们不能适应这种落后的、枯燥的工作习惯。槽户们说，他们不仅需要在年轻时就将技术融入身体，而且要适应当地的“水土”。

正如我在下文将要谈到的，绝大多数槽户生活在一个由父系关系维系的社区中（社区内的男人声称是同一祖先的后裔），并且亲属关系是造纸技艺再生产的核心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亲属体系中妇女的模糊关系成为了一个问题。由于村落和亲属群体实行异族通婚，妇女从来不像男人一样完全属于某一亲属群体。出嫁的女儿们将更多的忠诚转移到自己的新家庭；尽管有来自夫家的压力，但是妻子仍然对自己的出生家庭保持情感上和事实上的责任。由于这种分散的忠诚，妇女们常被视为一种渠道，通过她们，亲属群体的财富和力量流向竞争社区。劳动的性别分工，将妇女排除在某些特定的生产工序之外，但日常的观察又使她们得以熟悉外人无法接触的工序。作坊中近一半的工序由妇女们完成，因此排斥并不是真正的选择。相反，女性的地位被象征性地展示，以一种抑制女性发展出对造纸技术控制权和所有权的方式被展示。

妇女地位的象征性展示在蒸煮工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蒸煮工序涉及把腐烂、半腐烂的竹麻制成白色的、蓬松的纤维。在20世纪80年代采用高压蒸锅之前，蒸煮过程是一项热闹的活动。男人和妇女分成小组工作，在软化的纤维变冷和变硬之前迅速而有节奏地清洗掉已经溶解的褐煤。蒸煮的化学原理并未被人们充分了解，为确保纤维洁白，整个工序伴随着诸多禁忌。工序中的一个步骤是,8到10个男人扛着巨锤爬上篁锅顶端，随着即兴而作的竹麻号子捶打热气腾腾的竹麻。之后松软的竹麻被传送到站在篁锅下的妇女手中，她们便在附近的河流中漂洗。打竹麻的男人必须保持仪式性的“清洁”，例如，在蒸煮程序前及蒸煮过程中的十天内避免性行为。作为一种补偿，他们被准许辱骂和嘲笑在篁锅下工作的妇女。被讥笑的妇女不能反驳，只能尽快从男工匠的视线中消失。[3](P.1-43)这种仪式化的羞辱并没有削弱妇女们在工序中的作用，但却使她们缺乏自信，难以在离开社区时将技术带走。

六、亲属关系与技术控制：石堰村的碑文

石堰村80%的居民姓石，正如中国其他地区的宗族一样，石家人由父系亲属关系（声称由1667年定居夹江的三兄弟繁衍而来）、族群外婚（石姓互不通婚）和从父居的习俗（儿子留在村庄，继承财产；女儿离开村庄和亲属群体外嫁）联系在一起。如今，石姓人居住在多个相邻村庄中，共计约2000人。这种情形与附近张家峡、杨家湾和马村相似，张、杨、马分别为三个村的大姓。并非所有的石家人都造纸，这个区域的槽户也并非都姓石，但是对于石姓人而言，亲属关系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已足够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像中国其他宗族一样，石家也排字辈，基于开基祖三兄弟的名字建立字辈。三兄弟儿子的名字都有一个“伟”字（如石伟龙、石伟华等）；孙子辈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可”字（石可福、石可松等）；重孙子们是“兴”字辈，以此类推，直至第20代。字辈被铭刻在开基祖三兄弟的墓碑和石氏祠堂的大门上，沿用至今。尽管石氏男性可以自由选择平日的称呼，但是他们都有按字辈所取的名字。与男性后代不同，女儿们不拥有辈分名，因为她们将来要出嫁，被纳入其丈夫的亲属关系。然而，妇女们通过与丈夫（嫁入村的妇女）或父亲（尚未婚配的石家女儿）的连带关系也可进入字辈体系中。

1991年，石宏文的母亲去世，他是村里最成功的纸商之一。葬礼上，宾客们追忆了宏文母亲（如同大多数嫁入该村的媳妇一样，她并不姓石）如何为石家奉献。此后，讨论的焦点转向了亲属关系凝聚力的削弱，大多数宾客都有这种感觉。大部分在场人都同意，辈分对于维持亲戚之间的恰当秩序至关重要。石家人散居在整个石堰村，居住地间仅由羊肠小道连接，有时见面彼此并不熟识。这时名字有助于识别长辈、晚辈和平辈的亲戚关系，并选择准确的亲属称谓来称呼对方。原则上，并且很大程度在实践上（尽管它在减弱）辈分规定了行为：晚辈不能在长辈面前入座，大笑，或高声讲话；长辈有权利训斥或体罚晚辈；同辈之间不拘于礼俗，要亲如“兄弟”。

大多数健在的石姓人属于第11至第14代人，即宏、福、天、君四辈人。如果字辈一直排下去，到22世纪中叶出生的第六代人，就会排到“没有字辈”的开基祖。届时所有字辈都将被用过一遍，石家人将不再有字辈用于确定亲属关系，这样家族的凝聚力就会丧失，宏文及其亲友决定阻止此事的发生。在得到乡政府批准后，他们从500个家庭提供的辈分名中选取了20个吉祥悦耳的，把它们镌刻在大石碑上。除了辈分名称和捐赠名单外，碑文还包含了石家简史，其内容如下：

嗣后清康熙五年（1667年），吾石氏祖贤、学、彩三兄弟，离别绵竹铺同怀纸技，移居今祖屋山。始置林地，诛茅成宅，垦茶荒亦兴纸业，时年开立排行二十代。延衍三百余年来，后裔代尽依序遵诏至今，人丁大发书万众，实可称中华民族百家姓内之精明也。今视先祖开立之二十代排行减毕，堂堂石氏一族人材齐济，岂能让后辈无长次之称而辱先贤之圣德乎？故本族中诸多人士及全体民众抱存祖贤遗授纸艺善于尔之心，同心共鸣议续排行事，上可报答先祖之训，下彰昭后世人伦，光扬忠、孝、礼、义之典范也。

这段碑文以及石家人之前的行为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我倾向于将其解读为重建亲属合作体，该合作体由父系关系和集体行动能力维系。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更大行为模式的一部分：公社化时代结束后，农村集体主义也随之解散，中国的农村人普遍开始编写辈分谱系，编纂族谱，重建宗祠。[4]对于这些行为的通常解释是：他们试图填补政府撤退后，乡村权力真空。但我认为，重建亲属关系最好被理解为，试图修补严重受损的社会和技术体系。

1976年后不久，造纸业迅速复苏，正是在这期间，石家人于1991年镌刻了这块石碑。1977年，粮食和纸张的私人贸易被合法化；三年后，摇摇欲坠的集体作坊交出了原本个人所有的家庭作坊。整个20世纪80年代，纸的输出量是过去的5倍，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造纸区的人们纷纷开办造纸作坊，重新学习已经半遗忘的技术。同时，新的紧张感也产生了，需求周期的猛烈波动淹没了小型作坊。到1990年，槽户间开始分化出一种二元结构，即雇佣劳动的“大槽户”和季节性开工的“小槽户”。在这些变化之外干得最好的是纸商，他们受委托从槽户那里拿走纸，但有时遭遇破产或携款潜逃。与此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将城市生活方式带到石家人门前，甚至包括卡拉OK和。一个过去相对封闭的社区变得更加富裕，但也出现了更明显的两级分化，产生了更多摩擦。

对很多石家人而言，父系亲属观念确保了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亲属观念加强了纵向的世袭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支系间的竞争。相比之下，在石氏家族的亲属观念实践中，不重视个人的祖先，他们记载和纪念祖先的方式，使追溯个人祖先变得困难。石氏族人强调男性后代间的平等,只在辈分间做区分。几乎没有石家人能够记忆祖父辈以上的祖先名字，相反，所有石家人都知道代际体系（generational hierarchy）上谁是他们的长辈，石家许多人能够记忆20代的字辈顺序。水平而非垂直分层的群体观念暗示了知识的传承方式。尽管不存在将技术传授后代的强制性个人“权力”，但在石氏族人中有一种强烈的共同情感，认为对同一辈分的人过分区别对待是错误的：与自己同辈的所有男人都是自己的“兄弟”，下一辈所有的男孩都是自己的“儿子”。(14)1949年以前，所有同辈成员一律平等，并且在父系收养中可以发现，同辈男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交换的。所谓父系收养是指一个无嗣的男子可以从其堂兄弟家中“借”来一个儿子并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5]被广泛采用的收养和寄养（一种约束力较弱的关系）制度，确保缺乏造纸技术父母的孩子能够得到训练。所有这些实践使得造纸技艺在亲属群体内广泛传承。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复苏期，家庭之间共享技术已经变得尤为重要。集体制解体后，一些原为集体所有的设备存留在个体家户中：一个纸槽，几米烘干墙，或是五分之一篁锅。在20世纪80年代，槽户们或是互换或是变卖零散的造纸工具，以便能够建立一个功能齐全的作坊。同样，大部分槽户发现自己所掌握的仅仅是部分造纸技艺，因此，技艺像纸槽和烘干墙一样被互换和交易。掌握部分造纸技艺的槽户间建立起一种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在合作伙伴学会对方的技艺后解体。随着镌刻辈分石碑的竖立，家户间互换和交易的过程结束，与此同时，作坊主们开始对自己的技艺产生了更强烈的占有感。因此，这一碑文可以被理解为是对石氏家族的提醒，即“造纸工艺”是祖先留给他们的礼物――属于所有石氏家族成员，而非任何个体家庭――造纸的繁荣取决于家族成员间对技术的共享。

七、有墙和无墙的作坊

正如研究技术的社会历史学家们早已指出的，没有任何一个技术领域可以外在于和独立于社会：技术天然是社会性的，正如社会天然是技术性的。[6]在夹江，社会技术体系包括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man-made environment）：竹林不是人工种植的，但其保持和形塑则是通过砍伐实现的；通过筑堤，溪水被引入浸泡池和盆地。该体系包括工具、作坊和机器，它们是技术概念的核心内容，也包括一系列社会组织，即从家庭到日益渗入地方的国家机构。(15)由于它们相互叠压而成体系，此种社会技术体系是牢固的：从系统中某一部分丢失的信息可以从系统的其它部分得到恢复。这不仅解释了夹江槽户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断裂后，为什么相对容易地重建了他们的造纸业，也解释了为什么技术转变在一个资源丰富、技术落后的地方无法奏效。

正如我试图指出的，技术并非简单位于整个谱系的某个点上（个人的头脑中），而是散布在整个社会技术体系中。诚然，技术存在于头脑中，甚至存在于手、眼等身体部位。但是，个人的头脑和身体并不能负荷全部信息量。很多技术储藏在作为行动提示或脚本的工具或空间排列（spatial arrangements）中。此外，技术还依赖于一些动因（agents）的组合，如在团队合作中，技术不仅散布于合作的动因间，而且贮存在这些动因的空间位置中。所有这一切，使技术大体上与认知行为相似，最新研究表明，这种认知行为并不仅仅专门发生“在头脑中”，也依赖“既不受皮肤也不受头颅骨约束”的反馈循环。[7]

到何处去诉求技术控制权和所有权？很明显，如果散布于整个社会技术系统中，任何直接宣称对技术占有都是无意义的。任何既得技术（假定是技术造出了特定类型的纸张）都可以同时被宣称是个体、作坊、家庭以及更大的亲属群体的财产。这种模糊性解释了为什么槽户们不时地努力维持技术的象征性界限。第一，妇女们被精心安排在特定的位置上学习重要技术，为了表达她们的外来者身份，她们需要象征性地表明自己的地位；第二，石氏族人与邻村人共享同样的技术，石堰村的石碑需要强调“造纸工艺”是他们集体所有的祖传遗产。在这个产业中，身体的排外并不奏效，因为，小型家庭作坊依赖换工和互助，言辞上的排外，只有在言辞作为形塑信息流动的工具时才起作用。这样的策略或许有用，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呈现的是妇女将造纸技艺具身化的方法――很大程度上由于她们被抑制形成对造纸技艺的所有感，她们比男人更加犹豫，更少拥有技艺的所有权――抑制了向邻近群体泄漏消息。相反，夹江山区独特的亲属关系实践模式，强调父系亲属间的平等，强化石家男性成员共享的权利意识和技术控制意识。关于谁应该做哪类工作的文化假设不仅塑造了技能培训的结构，而且以“这个任务是我的”之意识，使其与人们的资格相关。[8](P.64)然而，这种假设与特定技术关系密切，可能在技术改革中难以维持。20世纪90年代末期，石堰村出现几个半机械化的造纸厂。这件简单的小事表明，在工业革命中，造纸厂必须呈现的样子。与没有围墙四通八达的手工造纸作坊相比，它们与中国城市的工厂一样，被顶上嵌有碎玻璃片的高墙围绕，被沉重的铁门把守。在过去的300年中，公开和保密的策略支撑着夹江的造纸业，但在21世纪这些策略可能无法再生存下去。

手工业论文:从唐诗看唐代的手工业和商业状况

[摘要] 作为唐代一代之文学的唐诗里有许多关于唐代手工业和商业的描述，如对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的描述、对工商业繁荣面貌的描述、对商人生活的描述、对主要手工业技艺风俗的描述、对主要商业风俗的描述等。这些描述为后人研究唐代的工商业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有些描述甚至可以补史书之缺。

[关键词] 唐诗手工业商业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手工业和商业都极其发达，这在史书中有十份详细的记载。与此同时，在作为唐代一代之文学的唐诗里也有一些相关的描述，有些描述甚至可以补史书之缺。

一、唐诗中对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的描述

唐代以前，工商业一直被视为贱业，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极低。但这种情况在唐代有了很大的改观。这一点在唐诗中也有所表现。

如诗人薛昭纬在《谢银工》中写道：“一碟毡根数十皴，盘中犹更有红鳞。”一个银工饭桌的盘碟里盛满了“毡根”（古代一种名贵食品，具体所指不详）和“红鳞”（指鱼），可见其生活的优裕程度，而作为一个书生的薛昭纬是没有这样的生活的，这是他自然而然地发出了“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当初学冶银”的牢骚之语。这用的牢骚也从侧面反映了工商业者地位的变化。

再如姚合在《庄居野行》中写道：“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乡野之人放弃农业而皆去经商，可见工商业在当时已成了人们竞相从事的一种职业。

又如张籍在《南归》中写道：“远游无知音，不如商贾行”。诗写自己从极其遥远的为官之地作归乡之旅时与商人同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商人地位的提高。

二、唐诗中对工商业繁荣面貌的描述

随着工商业者社会地位的提高，工商业在唐代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唐诗中对这种繁荣面貌也多有描述。

如李白的《丁督护歌》原本是描述纤夫拖船的劳苦情景，但与这种纯粹的体力劳动者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岸饶商贾”。“饶”即“富足”之意，河的两岸到处都是商家店铺。如此多的商家不难反映出当时工商业的繁荣程度。

与此相似的例子还有“细雨蒙蒙湿芰荷，巴东商侣挂帆多”（杨巨源《大堤曲》）、“所遇尽渔商，与言多楚越”（储光羲《泊舟贻潘少府》）、“井田通楚越，津市半渔商”(钱起《送武进韦明府》）、“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军士游书肆，商人占酒楼”（刘禹锡《酬令狐相公早秋见寄》）等。

三、唐诗中对商人生活的描述

1.行商之忙

商人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忙”，唐诗中多描述他们的早出晚归以表现这一特点。如“幽人停宵征，贾客忘早发”（李白《自金陵溯流过白璧山玩月达天门寄句容王主簿》）、“今日好南风，商旅相催发”（刘禹锡《荆州乐二首》其二）等便是对他们早出的描述，而“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船随返照来”（杜甫《野老》）、“野店临西浦，门前有橘花。停灯待贾客，卖酒与渔家”（张籍《宿江店》）等是对他们晚归的描述。

2.行商之险

商人不仅要早出晚归，而且要走南闯北，在当时比较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这样的生活习惯必然会存在许多危险、艰难。如刘驾在《贾客词》中写道：“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岐。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苏拯在《贾客》中写道：“长帆挂短舟，所愿疾如箭。 得丧一惊飘，生死无良贱。不谓天不，自是人苟患。尝言海利深，利深不如浅。”黄滔的《贾客》已有相似的描述：“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 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

3.行商之乐

在长期的行商生活中，商人们不仅经历着“忙”和“险”，同时也有“乐”相随。如张籍在《贾客乐》中写道：“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卖翁。”因“姓名不在县籍中”，不必接受官府的管辖，故相比于农夫来说更加自由，也更少受到官府 “税多”的盘剥。再如白居易在《盐商妇》中从商人妻子的角度描述了商人之家的富贵生活及由此而产生的快乐心情：“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问尔因何得如此。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何况江头鱼米贱，红脍黄橙香稻饭。饱食浓妆倚柁楼，两朵红腮花欲绽。盐商妇，有幸嫁盐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好衣美食来何处，亦须惭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时今亦有。”

4.行商之恶

行商者的剧增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如李敬方在《汴河直进船》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一些商人唯利是图，不顾及他人之生活甚至生命，不择手段的“取尽脂膏”，自己富裕的同时是他人的更加贫困。另外，由于商人“重利轻别离” （白居易《琵琶行》）的特点也使许多商人妇过着“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的孤苦日子。

四、唐诗中涉及的主要手工业技艺风俗

1.纺织技艺风俗

唐代的纺织业极为兴盛，其中尤以齐鲁之地为最。杜甫“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忆昔二首》其二）的诗句反映了这种状况。纺织业的发达与纺织技艺的高超及纺织者的辛勤劳动密不可分，“织锦虽云用旧机，抽梭起样更新奇”（方干《赠进士章碣》）描述的是记忆的高超，“一梭声尽重一梭，玉腕不停罗袖卷”（王建《织锦曲》）描述的是纺织的辛苦。与纺织业相关的还有一种特殊的风俗，那就是元稹在《织妇词》里所描写的“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元稹特于此自注称：“予掾荆时，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这些织锦户的劳动产品主要支应宫中所需，按照官定的规格样式在一定的期限内织成上贡，不得自行出售。由“名在县家供进簿”（王建《织锦曲》）一语，知其名簿另立，由官府专门控制。

2.漆器技艺风俗

在唐代，襄州的漆器也是一种流传较为广泛的技艺，这种技艺流传到了唐朝各地，甚至在北方游牧民族中也很受欢迎，称作“库露真”。皮日休的《诮虚器》描述了这一技艺风俗在唐代的情况：“襄阳作髹器，中有库露真。持以遗北虏，绐云生有神。每岁走其使，所费如云屯。吾闻古圣王，修德来远人。未闻作巧诈，用欺禽兽君。吾道尚如此，戎心安足云。如何汉宣帝，却得呼韩臣。”由于襄州漆器在民间流传甚广，“襄样”甚至成了当时的俗语。

3.铸镜技艺风俗

与襄州的漆器一样，唐代的铸镜以扬州为最，其中以百炼镜的铸造最具特色。 白居易曾有专诗《百炼镜》描述与这一技艺相关的风俗：“百炼镜，范非常规，日辰处所灵且。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琼粉金膏磨莹已，化为一片秋潭水。镜成将献蓬莱宫，扬州长吏手自封。人间臣妾不合照，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我有一言闻太宗。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在此诗的描述中，铸镜的时间选在“五月五日日午时”，而地点则在“江心波上舟中”，铸镜的材料是“琼粉金膏”，此镜铸成后的归属是“将献蓬莱宫”，归“天子”所有，此镜的功用是“鉴古鉴今”。所有这一切都具有浓重的神秘意义，积淀了丰富的民俗文化的内容。

五、唐诗中涉及的主要商业风俗

唐诗中还涉及了一些商业风俗，其中描述最多的当属“草市”（又称“亥市”）这种商业贸易形式。白居易在《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描述道：“夏口烟孤起,湘川雨半晴…… 亥市鱼盐聚,神林鼓笛鸣。”张籍在《江南曲》中这样描述：“江南人家多橘树，吴姬舟上织白。土地卑湿饶虫蛇，连木为牌入江住。江村亥日长为市，落帆渡桥来浦里。”这种每隔十二天举行的草市大大丰富了乡镇的经济生活，促进了货物的流通。王建在《汴路即事》中描述汴州附近一处运河边的草市：“千里河烟直，青槐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回看故宫柳，憔悴不成行。”草市上聚集了各地的人和货物，有来自海外的海商，也有经运河转贩来的商货，交易规模和货物种类都是相当可观的。

总之，唐诗中有许多对于唐代手工业和商业的描述，这些描述一方面丰富了唐诗的题材，另一方面又为后人研究唐代的工商业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手工业论文: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现象分析

摘 要:产业集群是产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在地理上集中、在功能上互相联系的现象。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产业集群是当代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形式之一，一个区域要发展自身的经济、提高区域竞争力，离不开该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关键词：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中小企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产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在地理上集中、在功能上互相联系的现象。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产业集群是当代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形式之一，一个区域要发展自身的经济、提高区域竞争力，离不开该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一、产业集群理论分析

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 即某个领域内相互关联(互补、竞争) 的企业与机构在一定的地域内集中连片, 形成上、中、下游结构完整(从原材料供应到销售渠道甚至最终用户)、外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具有灵活机动等特性的有机体系, 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现象。

目前世界上的产业集群基本上有两种形成方式：一是自发形成, 一是政府促成。早期的产业集群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禀赋拥有的差别, 而现在世界上蓬勃发展的产业中高等要素的作用则更加突出，并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不同类型的国家在产业集聚的表现上也拥有鲜明的特点,自发形成的集群多出现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虽然发达国家也有一定数量的集群是政府促成的),而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则基本上都是在政府指导和规划下形成的。

二、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的优势

（一）地位和作用凸显。①是确保西藏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平台，是推进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和增长点；②是推进和提高农牧业富余劳动力转换与农牧民收入的重要途径；③将进一步推进外贸、旅游业的全面发展，打造和展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西藏突飞猛进的新气象；④为建立和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注入了活力与生命力；⑤是发展光大藏民族文化和艺术的纽带，也是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桥梁；⑥将进一步促进艺术与经济、工业与农牧业、科技与社会效益的全面融合，推进西藏自治区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二）西藏民族手工业工艺独特，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在全区各地形成了生产特色产品的重点区县。民族手工业是民族文化的长期沉淀，西藏民族手工业产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征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形成了生产特色产品的传统产地。如江孜的地毯、杰德秀的围裙、扎囊的氆氇、浪卡子的藏被、加查的木碗、拉孜的藏刀、拉萨的金银器械、仁布的玉器等，不仅在全藏区，而且在周边地区和国家依然享有很高的声誉。

（三）西藏旅游业作为一项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西藏民族手工业的发展。西藏的手工业既是民族特需品，也是旅游纪念品， 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和青睐。

（四）传统手工业者的经济收入明显增加。2009年1月西藏农村工作会议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西藏农牧民2008年人均纯收入预计达到3170元，比上年增加382元，增幅达13.7%，增加额是历史上最多的1年。西藏手工业产品不仅名震区内外，而且远销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及西欧一些国家，为当地的农牧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五）随着新世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西藏少数民族传统技艺的保护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文化部于2005年正式启动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工作，又于2007年全面启动认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工作，西藏少数民族传统技艺的保护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的劣势

（一）传统手工业者基本保持着传统生产方式，即使个别开始步入产业化发展之路，但产业化规模较小，未形成合力，竞争力薄弱。

（二）西藏旅游纪念品市场虽已形成一定的体系和规模，但是与日益发展的旅游业相比较，西藏民族手工业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其差距主要是开发旅游新产品和特色产品的能力严重不足，品种单一、价格较贵。

（三）西藏民族手工业品工艺相对简单，产品易于模仿，普遍缺乏品牌意识。西藏民族手工艺品具有非常独特的工艺、式样及款式，再加上西藏文化的神秘性和原始性，西藏的民族手工业产品应该具有较高的差别性。然而，由于西藏民族手工业品技术含量不高，工艺简单，款式单一，容易模仿，所以并没有显示出其应具有的独特性。

四、推进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形成和进一步发展的对策

（一）充分利用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优势，加强旅游商品、纪念品的开发、生产，进一步挖掘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潜力。

（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适应现代市场需求的特点，逐步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西藏民族手工业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有所创新，既要增加产品种类，更要稳步提高产品质量，重视注册商标专利申请的工作，加大产品广告宣传力度，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工艺水平和产品设计水平。彻底改变目前“小而全”、“小而散”的现状，逐步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三）转变落后的经营管理模式，加快西藏民族手工企业创新步伐。西藏民族手工企业需要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树立大市场的意识；加快制定西藏民族手工业制品的行业标准，使民族手工业逐步走向制度化、标准化；加大产品的宣传广告力度，开拓销售渠道， 建立起相对固定的销售网络体系，增强西藏民族手工业的竞争能力，最终实现西藏民族手工业的规模化、产业化。

手工业论文: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现象分析

摘 要:产业集群是产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在地理上集中、在功能上互相联系的现象。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产业集群是当代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形式之一，一个区域要发展自身的经济、提高区域竞争力，离不开该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关键词：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中小企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产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在地理上集中、在功能上互相联系的现象。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产业集群是当代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形式之一，一个区域要发展自身的经济、提高区域竞争力，离不开该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一、产业集群理论分析

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 即某个领域内相互关联(互补、竞争) 的企业与机构在一定的地域内集中连片, 形成上、中、下游结构完整(从原材料供应到销售渠道甚至最终用户)、外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具有灵活机动等特性的有机体系, 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现象。

目前世界上的产业集群基本上有两种形成方式：一是自发形成, 一是政府促成。早期的产业集群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禀赋拥有的差别, 而现在世界上蓬勃发展的产业中高等要素的作用则更加突出，并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不同类型的国家在产业集聚的表现上也拥有鲜明的特点,自发形成的集群多出现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虽然发达国家也有一定数量的集群是政府促成的),而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则基本上都是在政府指导和规划下形成的。

二、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的优势

（一）地位和作用凸显。①是确保西藏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平台，是推进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和增长点；②是推进和提高农牧业富余劳动力转换与农牧民收入的重要途径；③将进一步推进外贸、旅游业的全面发展，打造和展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西藏突飞猛进的新气象；④为建立和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注入了活力与生命力；⑤是发展光大藏民族文化和艺术的纽带，也是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桥梁；⑥将进一步促进艺术与经济、工业与农牧业、科技与社会效益的全面融合，推进西藏自治区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二）西藏民族手工业工艺独特，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在全区各地形成了生产特色产品的重点区县。民族手工业是民族文化的长期沉淀，西藏民族手工业产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征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形成了生产特色产品的传统产地。如江孜的地毯、杰德秀的围裙、扎囊的氆氇、浪卡子的藏被、加查的木碗、拉孜的藏刀、拉萨的金银器械、仁布的玉器等，不仅在全藏区，而且在周边地区和国家依然享有很高的声誉。

（三）西藏旅游业作为一项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西藏民族手工业的发展。西藏的手工业既是民族特需品，也是旅游纪念品， 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和青睐。

（四）传统手工业者的经济收入明显增加。2009年1月西藏农村工作会议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西藏农牧民2008年人均纯收入预计达到3170元，比上年增加382元，增幅达13.7%，增加额是历史上最多的1年。西藏手工业产品不仅名震区内外，而且远销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及西欧一些国家，为当地的农牧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五）随着新世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西藏少数民族传统技艺的保护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文化部于2005年正式启动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工作，又于2007年全面启动认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工作，西藏少数民族传统技艺的保护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的劣势

（一）传统手工业者基本保持着传统生产方式，即使个别开始步入产业化发展之路，但产业化规模较小，未形成合力，竞争力薄弱。

（二）西藏旅游纪念品市场虽已形成一定的体系和规模，但是与日益发展的旅游业相比较，西藏民族手工业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其差距主要是开发旅游新产品和特色产品的能力严重不足，品种单一、价格较贵。

（三）西藏民族手工业品工艺相对简单，产品易于模仿，普遍缺乏品牌意识。西藏民族手工艺品具有非常独特的工艺、式样及款式，再加上西藏文化的神秘性和原始性，西藏的民族手工业产品应该具有较高的差别性。然而，由于西藏民族手工业品技术含量不高，工艺简单，款式单一，容易模仿，所以并没有显示出其应具有的独特性。

四、推进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形成和进一步发展的对策

（一）充分利用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优势，加强旅游商品、纪念品的开发、生产，进一步挖掘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潜力。

（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适应现代市场需求的特点，逐步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西藏民族手工业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有所创新，既要增加产品种类，更要稳步提高产品质量，重视注册商标专利申请的工作，加大产品广告宣传力度，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工艺水平和产品设计水平。彻底改变目前“小而全”、“小而散”的现状，逐步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三）转变落后的经营管理模式，加快西藏民族手工企业创新步伐。西藏民族手工企业需要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树立大市场的意识；加快制定西藏民族手工业制品的行业标准，使民族手工业逐步走向制度化、标准化；加大产品的宣传广告力度，开拓销售渠道， 建立起相对固定的销售网络体系，增强西藏民族手工业的竞争能力，最终实现西藏民族手工业的规模化、产业化。

手工业论文:家庭手工业重现长三角

家庭手工业吸纳再就业潜力不容小觑，还可以朝着体现民族遗产和民俗文化的方向升级

从杭州职高印刷专业毕业的姑娘张铨，毕业后在嘉兴某台资绣花厂工作了3年。年前，张铨毅然回家乡长兴自主创业，干的也是老本行。她东拼西凑了15万元，淘来二手绣花设备，专门承接服装来料加工、花巾袋等产品。她说，“虽然眼下经济不景气，但绣了花的服装、布料照样受欢迎，尤其是老外喜欢，订单多得来不及加工。”既然一个人“吃不了”，张铨索性在街坊邻居中就近发展3个加工点，将花巾袋、蝴蝶结等手工活发放给30多家邻户，解决了周边闲散劳动力80多人。

自1979年开始，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浙江省以小商品、农副产品、零部件加工为主的家庭作坊曾遍地开花。而今，机杼声声在长三角再度而起，其吸纳就业的潜力不容小觑。

上海：剪纸房无心插柳

这本是无心插柳。

浦东上钢新村街道“手艺中国上钢剪纸房”原是为社区居民创办的兴趣小组。今年春节，该剪纸房在社区活动中的一次亮相，却引来大批追捧者，前来观摩的社区居民对一副烫金金牛剪纸兴趣浓厚，纷纷表示要出钱购买。盛情之下，剪纸房以25元的平价销售烫金金牛，购买现场火爆。接下来，剪纸房陆续接到了街道、浦东新区以及外区企业的订单，兴趣小组10名核心成员哪会料到，兴趣还能赚钱？

眼下，他们利用闲暇时间刻刻剪剪，一幅作品，短则两三小时，长则1天，每人每月也有千元左右的额外进账。其中一名残疾女孩杨丽芸说：“过去一直靠社会救济，但这次，领到了人生第一份‘工资’，完全是自己劳动所得，使我非常自豪！”

创办剪纸房、而今又为剪纸房负责揽生意的上钢新村街道妇联主席过聚英告诉记者，剪纸房名声在外，来电咨询者不少，尤其是在街道内及外区不少下岗职工的强烈建议下，剪纸培训班已于今年3月开班。“在报名者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是想将剪纸业作为今后谋生的手段，所以我们承诺，只要他们完成培训后制作出的剪纸产品质量过关，无论是街道内还是外区居民，都能一视同仁地领到任务。”

上钢新村街道是上海产业工人的集聚区，下岗职工、外来媳妇比例较大，因此，受此次无心插柳的启发，该街道有意将剪纸产业发展成类似于浙江的“一村一品”，从而解决居民再就业难题。过聚英说，从实践来看，剪纸业市场潜力巨大。譬如，春节过后，浦东新区不少街镇妇联前来向剪纸房订购平安家庭、绿色家庭的剪纸，并将剪纸图案放在小相框内，作为奖状发给得奖家庭。受此启发，普陀区一位企业老板也开车慕名而来，希望剪纸房提供作品，用来表彰企业优秀员工。再如，谁家过生日、谁家生孩子，都可以用个性化的剪纸作为礼品赠送，既别出心裁，又值得珍藏。

市场潜力虽然不小，但“酒香还要勤吆喝”，目前难处仍然不小。如今，报名参加培训班的下岗女职工、外来媳妇等已超过300名，面对姐妹们的期盼眼神，负责培训的退休小学教师陈金妹一心专注于让这些女同胞们尽快“出师”，实现再就业。然而，眼看着“出师”后的女同胞们急切地向妇联要求领任务，过聚英很焦急，千方百计利用网络、人脉等一切资源对外宣传，扩大知晓度。她说：“从目前来看，由于宣传的平台有限，再加之需要再就业的队伍迅速壮大，导致订单眼看就要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过聚英坦言，“政府不适合参与经营，最终还是要退出，现在要做的只是扶上马、送一程。目前，已有一家大学生创业企业前来商洽，希望建立‘公司加家庭作坊’模式，对此，我们不敢轻举妄动，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究竟该如何为下岗职工们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订单市场，我们亟待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

浙江：家庭作坊新版本

相比之下，或许是活跃的民营经济底蕴使然，浙江的两个家庭手工业典型却发展得越来越红火。

杭州清波街道劳动路社区的姐妹编织社，眼下是杭州市区最大的妇女编织社。在社长徐启明的带领下，姐妹编织社从十几人迅速发展至2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年龄在40岁至50岁左右的失业妇女。

徐启明说，女性学起编织手艺来，愣是比男性有天赋。从一窍不通到入门，短则两三天，多则一星期。目前，编织社也欢迎男同志加盟，也确实零星来过五六名男性下岗职工，但他们来裹绒线辫子，一小时最多裹个七八根，女性则不同，三股辫子裹成一股，裹得飞起来，一小时下来，轻轻松松就裹好了25根。因此，编织社对女性更有吸引力。杭州下城区的麻纺厂下岗女工王女士一度整日搓麻将，慕名投奔姐妹编织社后得心应手，而今，她的钉纽扣和钩针手艺在全社拔尖，钉纽扣闭着眼睛也能钉，钩针的衣服不用熨烫就很平整。

与编织社社员队伍同步壮大的，是编织社的订单。原先，编织社多为杭州仿古旅游街――河坊街提供各种编织小手工艺品，后来，徐社长积极鼓励编织社社员当经纪人，逐渐接到了来自英、美、日等国的大规模订单。徐社长说，外销单子的量比内销单子大多了，一个单子往往就是几万件，一做就是几个月。去年圣诞，美国一家公司下了几十万件钩针圣诞球和小手套的单子，限1个月交货，姐妹们加班加点仍然人手不够，最后干脆组织富阳、萧山、千岛湖等地的农村妇女参与编织，几乎是把整个浙江省的女性编织人才都调动起来了。随着订单应接不暇，姐妹编织社迄今已有20多位兼职当经纪人的社员开始自立门户，对此，徐社长乐观其成，“姐妹们在编织社既能免费学到扎实的手艺，又摸索出市场经营之道，这是我们最高兴看到的事。”若是那些“单飞”的女性小老板们遭遇挫折怎么办？徐社长说：“要吃‘回头草’，我们照样欢迎。”

浙江长兴“奶奶级”妇女家庭作坊亦小成气候。在长兴槐坎乡仰峰村、东风村等地，200余位曾赋闲在家的“奶奶级”妇女，把自己的家当成了当地某电子厂的“编外车间”，一有空就为该厂的节能灯磁环拔脚、绕线。给这些“奶奶”们下任务的当地企业家李忠强说：“所谓磁环的拔脚，就是将磁环的6根导线上的塑料外壳拔掉；所谓绕线，就是在磁环上绕3根铜线。都不是力气活，但要求细心，比较适合年龄较大的妇女来操作。”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节能灯反而变得愈加热销，李忠强将磁环的拔脚、绕线两道程序从车间剥离出来，一方面省下了场地，另一方面，揽下这手工活的“奶奶”们乐得合不拢嘴。“奶奶”之一胡金娣说：“这活是计件制，没有定额任务，时间上很灵活。一般来说，加工1000个磁环的收入是5元，一般耗时1小时，手脚娴熟的妇女最高一天可赚40元到50元！”

家庭手工业有升级空间

剪纸、拔脚、绕线、编织等家庭手工业，投入低，不占地，空闲在家，想干就干，甚至不耽误看电视、听广播，更谈不上高污染、高能耗，当然令不少失业或灵活就业人员趋之若鹜。

经济危机下，家庭手工业逆势发展，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关注。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区域发展处方处长告诉记者，该处刚刚完成了《家庭手工业发展研究》的调研报告，报告指出，新时代的家庭手工业不能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高噪音、高污染、高能耗、安全隐患突出的老路。

事实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对家庭手工业的升级，在这些国家，环保、安全成为家庭手工业的代名词。如瑞士的高档手表、以色列的钻石首饰、德国的精工小五金等。在家庭工业顺利升级的基础上，这些发达国家的家庭手工业占GDP比重也越来越突出。如瑞士、法国、荷兰、丹麦等国的现代家庭手工业产值都占到GDP的20%至30%，从业人员占社会总劳动力的40％以上。

无独有偶，今年年初，一份名为“大力发展家庭手工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的提案，由致公党上海市委集体提出，成为上海“两会”上的一个亮点。

致公党上海市委秘书长凤懋伦告诉记者，家庭手工业浸润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有些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议上海的家庭手工业可以朝着体现民族和民俗文化的方向升级，一方面，能够不断满足人们日渐提高的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也可成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一个亮点。凤懋伦建议，迫于目前的就业形势，上海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出上海家庭手工业推荐目录，同时鼓励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各种社会求职群体参与其中，并在就业、税收方面给予倾斜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家庭手工业在吸纳困难群体就业方面的作用突出，就应多体现其公益性。如杭州姐妹编织社所在的劳动路社区负责人就明确表示，该编制社必须体现大公无私的精神，因此除去水电费用等必要成本，编织社所得所有利润全部分给社员，一些手脚灵活的下岗女工，在编织社每月能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编织社还为她们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

手工业论文:我与手工业联社相伴30年

我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自1946年参加革命至今已经走过了62年的革命历程。在这62年里，我与吉林省手工业联社整整相伴30年。1977年我调省二轻局，先任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后任局长、厅长、党组书记。1983年初调省政府。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秘书长，直至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从1986年6月起至今，我已连续四届担任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名誉理事(10位名誉理事中，9位是国家的部长，只我一人是地方干部)。我还是吉林省联社连续三届的名誉主任。在这30年中，不论是在二轻系统工作还是到省政府、省政协任职，直至离休从“官”到“民”，有关联社的工作和事情，我要说的说了(在全国和省里的相关会议上发言、讲话、接受记者专访和向上建言等)，该干的干了，能办的也办了。吉林省联社姚忠龙副主任和省城区集体经济办公室郎冬野副主任在写我的文章中说：“高文同志对城镇集体经济和联社工作有着很深的感情，30年来思想感情没变，工作联系未断。”“可以称得上是真关心，真支持，真帮忙，真出力。”虽然文中褒奖之言词有些过，但却说出了我们的一个共识一那就是我与联社“感情没变。关系未断，一如既往，赤诚相见。”回首与吉林省手工业联社相伴的30年，可以说我个人受益匪浅，感触颇多。

一、联社的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

关山飞度，岁月不居。回顾联社50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手工业联社的建立、改革和发展，是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分不开的。它的存在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有其历史必然性。

――联社伴随合作化改造应运而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尽快恢复和发展手工业采取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通过说服、示范、组织、援助等办法，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引导个体手工业者组成不同形式的生产合作组织。走合作化道路。据资料记载，1949年全国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人数仅有8.8万人，到1956年手工业合作化高潮时多达509.1万人，占手工业从业人数的92.2％；产值74.27亿元，占手工业总产值的90.6％。这些手工业者和企业走上合作化道路后有进一步联合起来的愿望，需要有一个组织为他们说话、办事和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据自主自愿的原则，经过各级党委、政府批准，成立了联合组织，也就是手工业合作联社，它成为了政府与企业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同时也推动了手工业合作化的进程。

――联社与手工业生产力状况相适应。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产力水平低下，资金、技术、人才比较匮乏，手工业的发展适应这种国情。在建国初期，手工业产品是供应城乡人民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重要来源，农村90％的生产资料、70％的生活资料靠手工业生产。城市居民也需要大量的手工业品。手工业，顾名思义，以手工操作为主，“三小”(小厂、小社、小店)居多，生产力水平不高。手工业联社是这些企业的联合经济组织，它适应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早在党的“八大”时，陈云同志就指出，手工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纠正从片面观点出发的盲目的集中生产、集体经营的现象。因为，手工业绝大多数是制造日用消费品的工厂，而人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是多样的，经常变化的。“船小掉头快”，只有划小了，分散了才能满足广大人民经常变化的需求。他还强调指出：“手工业的制造性行业中，有一部分是可以适当合并的，但是绝大部分服务行业和许多制造行业不应该合并。为了克服由于盲目合并、盲目实行统一计算盈亏而来的产品单纯化、服务质量下降的缺点，必须把许多大合作社改为小合作社，由全社统一计算盈亏改变为各合作小组或各户自负盈亏。这种改变不但适合于绝大部分服务行业，而且适合于许多制造行业。”陈云同志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完全符合我国客观实际情况的。

――联社企业与市场相贴近。在计划经济时期。联社企业就贴近了市场。当时的联社企业是原料自己跑，资金自己筹，市场自己找，尽可能不给国家增添负担。25年前，我任省二轻厅厅长时，去浑江(现为白山市)搞调查，当时的市布鞋厂女厂长钟顺玲同志(三八红旗毛、劳动模范)说得好，我们不同于国营企业，没有资金靠自己积累，没有原料自己找，没有市场自己跑，产品销售出了问题不能找市长，要去问市场。这说明了联社企业在那时就已开始按市场经济法则办事了。当年我们从事二轻、手工业联社工作的同志，在大小会上常讲的一句老话，叫做“在政治上要一视同仁，在经济上要平等对待”，这就是说联社集体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区别。每当我们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时常说，要“挂上号，有个庙，给点料”，这就是向上级要政策，要资金，要原料，要场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争取“国民待遇”。要不来，争不到，怎么办?只好自谋出路，被迫接近市场，走向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联社及企业经过改革，产权明晰，出资人到位，权责明确，职工持股，机制灵活，更能遵循经济规律，更能适应新体制的需要，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手工业联社企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离不开市场的，必须走“小燕垒窝”、“土里刨食”的路子，这样就能得到发展，赢得社会的认同，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做出自己的贡献。

――联社企业生产的产品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手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除一部分生产资料外，绝大部分属于日用工业品，它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从行业来说，大到家用电器，小到针头线脑，都是每个人须臾离不开的。记得，当年李先念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曾在全国轻工业大会上说过，全国每年妇女所用的头发卡子，就需要弹簧钢3000吨。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手工业制品与老百姓的生活联系的有多紧密。李先念同志还说过，二轻工业(当时称为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东西虽小，影响甚大，关系到千家万户，人人必需，家家，必用”。

二、联社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

多年来，各级联社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以“指导、维护、监督、协调、服务”为宗旨，按照增加集体积累，实现共同富裕的办社方向，带领成员单位在开展互助合作，扩大生产，繁荣市场，增加出口创汇，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发展经济多创收入的“增容器”，维护社会稳定的“减震器”，安排劳动就业的“缓冲带”。正因如此，国务院和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在历次机构改革中都保留了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及省、市、县各级联社机构。

从历史上看，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一是行业繁多，产品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手工业合作组织从事家电、服装、皮革皮毛、家具、日用五金、塑料制品、文体用品、工艺美术品、日用

杂品等二十多个行业的生产。产品大都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人们生活离不开，市场少不了。二是企业众多，星罗棋布。手工业合作组织是工业生产企业中户数最多的行业，并且遍布全国各地，乡(镇)及乡(镇)以上地方都有手工业合作组织。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产品多为地产地销，在当地影响很大，不断满足人民生产生活的需求。三是为国家安排劳动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从业人数从1952年的25.2万人增至1962年的313.8万人，1975年最多达到901.3万人，到1986年仍高达741万人。就吉林省来看。各级联社自建立以来的50年间，共安排劳动就业近40万人。1968年至1985年为安置返城知青和城镇待业青年就业，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从业人数增加近400万人，解决了国家燃眉之急。四是对社会贡献较大。1952年至1995年的44年间，手工业合作组织累计社会贡献约为3428亿元。其中，上交税金1150亿元、职工工资及福利费2278亿元。五是成为中小城市工业的摇篮，培育了一大批国有企业。建国之初。我国各中小城市基本上无成型工业，中小城市现代工业的历史多是从手工业改造开始的。地方国有工业大部分是在手工业生产合作发展到相当规模的基础上产生的。可以说，当时创建地方国有工业初始资金的相当部分。是手工业合作组织上缴税金转化而来的。至20世纪70年代末，各中小城市都有二三十户手工业集体企业，在较长时间内中小城市工业格局多是以手工业集体企业为主导，或与国有工业平分秋色。在国有工业企业序列中，很多企业出身于手工业集体企业。尤其是在1958年搞“升级转制”时期，大批手工业集体企业转为国有企业。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基本结束。联社企业转为国有的多是实力较强的企业，带走了大量联社资金，可以说联社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联社的现实作用不可替代

50年来，联社几经风雨，历久不衰。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联社的光辉历程。历史不会忘记，国家不会忘记。有人说，手工业联社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在搞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手工业联社已经过时了，没用了。我认为，这个说法既违背客观规律，也不符合集体经济当今发展的实际。联社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大有文章可做，同时也必将发挥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理由有六点：第一，法律赋予了集体经济的重要地位。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物权法》也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这些都说明集体经济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要鼓励、指导和帮助发展的，这是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第二，联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产权多元化的合作经济是中小企业发展方向，联社是靠合作社起家的，搞合作经济最有发言权。传统合作经济不断填充新的内容即为现代合作经济，在这方面联社既有工作基础，又有实践经验。在市场经济中，它不但能适应，而且还会有新的发展。联社还可凭借组织上的优势，广泛吸收民间分散资金，创办新的合作企业。第三，联社可以担当弱势群体的辅助性组织。我国的一些小企业大都属于弱势群体，联社可以把它们组织起来，为其提供经营指导、信息服务、协调关系、维护其合法权益。联社可以成为它们与政府沟通对话的平台。第四，原来的二轻企业与联社有分不开、割不断的渊源。经过政府机构改革，全国各级二轻行政主管部门大都撤并，但原有的二轻企业大部分仍在坚持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些企业虽然大部分也进行了改革改制，但与联社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多数企业仍是联社成员单位，仍需联社为其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第五，历史上形成的联社资产还应有人管理。50年来，各级联社积累了数额不小的资产。联社资产大部分以借贷方式借给企业，形成了联社的债权：一部分以投资方式投入企业，形成了联社的股权；还有一部分占用在联社机关，由联社自营。这些资产既不能无偿转为国有，更不能变为个人私有，仍须由联社自己掌管。第六，联社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仍有用武之地。联社企业从事20多个行业生产，其中塑料、皮革、服装、工艺美术等传统行业具有一定优势；汽车配件、五金家电、生化制药等新兴行业实力较强，联社可以集中力量促使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企业得到振兴和发展。联社还可以利用所属企业的地段、场地和人员优势，开办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生活服务业、社区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为安排劳动就业和再就业做出积极贡献。

回顾与联社相伴的30年，我觉得感触最深的有这样三点：

第一点，既要“有为”，也要“有位”，有了“位”，更要“有为”。常言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它告诉我们，只要用心、用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没有干不好的工作。“位”，就是机构要准确定位，干部要找准位置，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珍惜“官位”。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有了“官票”以后，就要尽职尽责，一心扑在事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求有更大的作为。这样在工作中才能做到说话有人听，干事有人应，才能使个人不断进步，事业不断发展。

在计划经济时期，配置资源靠的是政府，靠的是计划。当年，二轻厅(局)一般是不被人们看好的部门。二轻行业论所有制，90％以上是集体企业；论规模，大都属中小企业；论影响力，远不如国营大企业。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极左”余毒还未肃清，全省二轻工业处于低谷，在困境中徘徊。面对这些困难，要想打开工作局面，干出成绩来，就必须摆正“有位”和“有为”的关系。在省二轻厅工作这段实践使我深刻体会到，要努力掌握用人、用政策、用典型、用气力的“四用”，才能真正把工作干好。用人就得识人、容人。用政策就得用好用足，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用典型就是以点带面。做到手中有典型，心中有全局。做好工作，为人民办实事，还要用气力，一鼓作气，一抓到底。我们经过对全行业发展现状的调查和发展趋势的预测，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筛选出了一批投资少、见效快的好项目、大项目，1982年初，省委常务书记、省长张根生等3位领导同志带领我们到北京向轻工部领导汇报后，得到轻工部部长和有关司局长的重视和支持，一次就给了8700万元，很快就新上和扩建、改建11个项目，为全省二轻行业打翻身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点，领导者应该经常想事、拿事、担事，并力所能及地多干点实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工作要有创新意识。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卖啥招呼啥，干啥爱啥，干啥都要拿出观点，整出路子，干出样子。

1981年我任省二轻局长时，由于当时

“极左”路线的影响尚未消除，人们思想禁锢较多，观念保守陈旧，个别企业还在搞“穷过渡”，仍在坚持“小集体一大集体一全民”的所谓“过渡公式”，曾一度使集体经济在困境中徘徊。二轻集体企业如何走出低谷?我和全局同志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在办二轻集体企业的指导思想上，多年来一直是盲目照搬国营模式，否认和抹煞了集体经济的固有特征：在分配上‘端铁饭碗’、‘吃大锅饭’，使一些职工养成了‘天塌大家死，过河有矮子’的消极思想；而干部的终身制、委任制，压抑了一部分优秀人才的出现，有的群众形容某些集体企业领导班子的状况是‘木管铁、铁管木，啥也不会去织布，糊涂人管着成衣铺”’。在当时许多理论问题还不明晰，思想阻力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根据吉林省二轻工业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办好二轻工业，必须坚持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并强调：“二轻要办好，必须大划小；行业宜专不宜杂，核算单位宜小不宜大。”这些观点和思路得到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

1981年9月1日，于克省长在通化市亲自主持召开了全省二轻工作会议。随后，我们制定了比较符合当时省情、符合集体经济实际的《关于二轻集体所有制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通称“二十五条”)，省委、省政府还就贯彻落实这个《暂行规定》于1981年10月10日发了通知(吉发[1981]47号)。通知中说：“这个文件，是根据我省当前二轻工业存在的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提出的若干重要规定。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市、地、州、县党委和人民政府，必须重视这个文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拿出一定时间进行学习和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然后组织力量搞好试点。总结经验，迅速落实。在具体执行中，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负责，协同动作。并望你们将贯彻落实的情况、试点中取得的经验以及出现的问题，于年底以前向省委、省政府写出书面报告。”“二十五条”，说出了多少人想说又不敢说或说不明白的话。提出了多少人想提而又不敢提的建议。这在当时起到了拨乱反正，落实集体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受到二轻集体企业职工的普遍欢迎，被称为“救命的文件”。它纠正了二轻集体企业多年摆大架子、铺大摊子、搞大流水的错误做法，遏制了吃大锅饭、端铁饭碗，盲目追求“二国营”、“升级转制”的势头。

为贯彻落实“二十五条”，1982年我们组成几个工作组，深入到金省各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并形成有情况、有分析、有观点、有措施的调查报告。其中，“关于吉林、通化二轻工业生产情况的调查”和“关于柳河机械厂开创生产新局面的调查”报送省委、省政府后，省委第一书记强晓初、省委书记王大任、省委书记、常务副省长赵修和副省长董昕等同志都做了重要批示。特别是王大任同志、赵修同志和董听同志的批示十分明确具体。王大任同志批示：“这两个调查很好。第一个除最后一条建议外，可登党刊(如发点言论更好――按语也行)；第二个可推荐吉林日报，抓住要害整顿，把职工志气鼓起来，只花两万元，就救活一个厂。实在是个好经验。”赵修同志批示：“二轻的这个材料很好，对办集体企业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明确。集体企业坚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门市部、班组、车间核算，单位小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算得清楚，坚持多劳多得，超额计件等办法(便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干部要民主选举，少搞脱产干部，在本单位工人中产生，不要从外面往进调干部去管工人。这样能上能下，克服集体企业官办、依赖思想。公司或厂机构也不能太大，机构大了吃集体，就会影响群众积极性。此材料可通报下去，也可登报。”董昕同志批示：“此件甚好。这个报告抓到二轻工业发展的点子上了，所提措施拟予同意，建议省委或省政府批转全省。典型材料――柳河机械厂开创生产新局面的调查，可刊吉林日报头版头条，并配以言论，请酌定。”1982年9月27日和11月30日省委政策研究室《调查与思考》连续两期加了编者按，全文发表了省二轻厅和我个人署名的调查报告；1982年12月3日轻工业部《轻工调研》全文转发了我写的《解放思想，落实政策，努力开创二轻工业新局面》的调查报告。编者按中说：“高文同志的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吉林省二轻工业的形势，提出了把二轻工业生产搞活，开创二轻工业新局面的一些意见，值得一读。”由于省委、省政府和轻工部的重视和支持，通过政策推动，措施着实，典型引路，全省二轻工业从此由被动变主动，由亏损变盈利，开创了新局面，做出了新贡献。

第三点，我愿为集体经济和联社“鼓与呼”。在与手工业联社相伴的30年间，我写的与二轻、集体经济有关的文章不下30篇。2002年我出了一本书，叫《工作是愉快的》。书中的第一部分“经济漫谈”共收录16篇文章。其中有7篇是写集体经济和联社的，并且大都是1983年调省政府任职后写的。人们常讲，在其位，谋其政。我是不在其位了，还忘不掉、离不开对二轻集体经济的感情。凡是联社有事找到我，我就积极帮着办：联社有会通知我，我就准时到会。不管是大会小会，让我讲我就讲，敞开心扉和大家一起沟通思想，交换看法，以求共识。

2004年初，吉林省政府机构改革时，我为联社机构定位、人员编制等问题给省领导写信汇报，引起了省里重视，使吉林省联社有了很好的定位。同年4月，我写了一篇题为《发挥联社作用壮大集体经济》的文章，同时给省政府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我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有50多年是在吉林省委、省政府机关从事经济工作的。我虽已离开二轻联社20多年了，但与联社工作和对发展城镇集体经济是感情没变、关系未断。我建议大家都来维护和恪守联社存在的法律依据；正确评价联社功不可没的历史；宣传联社不可替代的作用。”全国总社领导和《中国集体经济》、《经济视角》杂志高度重视，并将该文连同我给省领导写的信全文转载。省政府办公厅[2004]6号参阅文件全文转发了我这篇文章，并加了有份量的按语。

2004年5月，《巷报》记者对我进行了专访。并以《手工业合作联社：一支不容忽视的改革力量》为题刊发了访谈录。当时我讲，市场经济还需要不需要我们?事实是，需要。而且非常需要。手工机械化的产品有时要比大型机械化生产更有魅力，而且既养人又可能多赚钱。手工业合作联社要完成自我认识。自我定位，然后是自我更新。全民实现小康，手工业联社也如同其他部门一样：事在人为，路在人走，业在人创。能自强必受重视，有作为必得支持，有贡献必有地位。2007年3月，在吉林省联社召开的七届二次理事会议上，我作了即席讲话：“联社工作要与时俱进，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不要抱着过去的老框框不放，总拿老皇历说话。联社(二轻)要有针对性的找出差距。在工作中要干出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

成绩，跟上全省经济发展的步伐，创出知名度来。”

联社今后的工作怎么开展，我想再说几句。

一是正确理解贯彻党和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这为集体经济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是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方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者不能对立起来。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不能用其中的一个代替另一个。各种所有制经济是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和谐发展的。各级联社工作者对此要正确理解，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地加以贯彻执行。

二是联社不能丢掉自己的传统和优势。联社的传统和优势就是“联”。各级联社要继续围绕“联”字做文章，举“联”字旗，打“联”字牌。要坚持“手拉手一起干”的互助合作和共同致富的方向，积极开拓就业门路，创造就业岗位，为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振兴吉林经济做出积极努力。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联社还可以为一些带有公有制特征、合作经济特征的社团或企业提供服务，使这些企业在政策、融资、税收等方面能享受到与其他企业的同等待遇，增强联社的凝聚力和吸引力。要深化联社改革，大力拓展成员单位，增强经济实力，扩大影响力。

三是以《物权法》为武器，维护集体经济的合法权益。《物权法》的实施，为维护集体经济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各级联社要珍惜自己现有的集体资产，加强管理，搞好运营，保值增值不流失，实现联社资产的效益最优化、最大化。

四是要保持联社机构的稳定。过去我们说的“有个庙”，就是联社要有机构、有牌子。联社是群众性经济组织，不同于政府机构，不能因为政府机构的改革而影响联社机构的设置。各级联社工作者在这方面要多向党委请示、多向政府汇报、多与各部门、各单位协作配合。使人了解你、理解你、同情你、支持你，从而保证联社“有机构、有牌子、有队伍、有资产”，推动联社事业与时俱进地不断向前发展。

手工业论文:搭建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的舞台

具有浓郁西藏民俗风情的布达拉宫所孕育的藏文化已为世人瞩目，尤其是以唐卡、手工金银饰品、藏服饰（毡帽、皮革制品）、藏粑、酥油茶、青稞酒、牛头饰品与拂手（用牛尾加工制作而成的饰品）、七音石、藏玉佩和藏医药等为代表的西藏民族手工业产品其体现出的实用性与艺术性，激发了人们的极大兴趣。重要原因就是藏民族手工业产品为西藏人民集其千百年的传统文化、民族特色、生活习俗和地理资源沉淀与融乳而形成的藏民族文化瑰宝，她是西藏人民勤劳和智慧的象征，今天凝集着这一罕见的历史文化沉积形成的西藏民族手工业，在当代市场经济中凸现出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一、是推进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和增长点

西藏自治区在和平解放50多年与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在全国有关省市支援和国家重点扶持下，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生态的原因，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还相当滞后，目前西藏自治区的民间投资比例仅占整个社会投资比例的7%左右（全国平均为54%，西部平均为45%）。其中手工业产品占有较大的比重，其在全自治区GDP中达到20%左右，而且这也是广大农牧民群众增收的主要渠道之一，囿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产品的附加值很低，西藏自治区目前现有口岸5个（还计划开设1个），边境线长达1400多公里的地理优势，由于接壤尼泊尔、印度、锡金、不丹、缅甸，靠近世界著名的“黄金水道”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等等，这些不可多得的外部环境，都为西藏开展陆海空贸易和加入WTO后的国际竞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藏民族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大舞台。

二、是推进和提高农牧业富余劳动力转换与农牧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西藏自然与资源的优越条件对发展手工业十分有利，如编织唐卡的劳动形式是密集型，投入的资金不多，也不需要条件严格的生产场地和较高的文化知识，加上农牧民“离土不离乡”，其原料羊毛又是西藏农牧业的主要产品，可以促进编纺工艺技术与高科研成果、现代美术艺术、产品销售网络的有效结合，这样不仅给藏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找到契机，同时又为众多农牧民农闲或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与提高经济收入创造了机遇，由此也可以看出民族手工业在民族地区的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将进一步推进外贸、旅游业的全面发展

西藏自治区毗邻5个国家的边境，现在有口岸5个，连结欧亚大陆及水路，集印度、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市场、劳动力市场、石油燃料市场、电子软件市场等于一体，随着周边环境的不断改善，西藏的外贸与交通运输地位和作用将日臻突出。由于特殊的地理原因，西藏自治区8000米以上的雪峰达15座（全世界有近40座），7000米以上的雪峰达200多座，世界著名的珠穆朗玛峰就座落在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上；雪域高原上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纳木错湖（海拔4600米）和世界上海拔最高最大的湿地与草原；西藏山南地区有三十三代藏王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著名的“冬宫”（雍布拉康）和“夏宫”（昌珠寺），有集佛、法、僧三教于一体的桑耶寺，拉萨的布达拉宫里展现的藏传佛教的历史，形成了西藏独特的寺庙文化大观；我国惟一没有通公路的西藏墨脱县保持着原始生态状态，这里已成为人类探索和了解大自然的“宝地”。这里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雅鲁藏布江，也是地球上水资源最丰富和落差最大的内陆河流，这些奇妙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特殊的地理环境，是西藏旅游业全面发展的独特优势。旅游学家和地理学家说：“西藏不愧为东方旅游圣地和资源宝库”。

四、是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桥梁

如藏医药，应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中医药的组成部分，有其特殊的药理和实践，经实践证明有着显著的医疗和保健的作用，因目前大多还是由农牧民在作坊里手工艺操作，因此也被列入手工业的范畴。随着藏药的流传，也逐步为人们所认可，将会走向世界。所以说手工业产品是没有国界的文化艺术交流鉴尝品，是人类永恒的艺术展览品的大殿堂，通过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将进一步加强世界各国各民族和人民的沟通，增进各国各民族之间政府和人民的友谊，推动经济的发展和人类和平的进程，起到促进政治平等、尊重少数民族、尊重人权、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的重要作用。

五、促进艺术与经济、工业与农业、科技与社会效益的全面融合

与周边众多国家的关系不断加强，边贸活动日益频繁，国内改革开放和开发西部支援西藏的政策，都给西藏民族手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如仅藏牦牛就可以延伸出的产品有牛肉、牛奶、牛皮制革、牛骨粉、牛头工艺品、牛血生物制剂、牛内脏下料肥料等等，给我们新时期的工业、农业，与高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经济与市场找到新的立体平台。尤其是今天的新西藏多年来由国家和地方投入了数千亿元的资金建立了航空、公路、铁路（青藏铁路正在建设之中）的交通枢纽、通信和电力设备，文化教育设施日趋齐全，面貌焕然一新，社会治安环境稳定，等等，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为建立和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注入了活力与生命力

目前，西藏自治区的手工业的作坊式或是小而全的小型企业比较多，大多数的手工业企业其成本高、污染大、工艺落后、科技含量与经济效益相对很低，所以要在盘活“存量”（国有资产和集体所有制）、扩大“增量”（招商引资与技术改造）上做文章，要结合西藏自治区的实际，采取“公司+农户”的股份合作制办法，用市场经济的规律把千家万户的农牧民组织起来，走出一条西藏发展手工业的新路子，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变粗放型经济为集约型经济，变扩张型发展为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加大和加快西藏的经济发展速度。

（作者系西藏山南地区经贸委主任、湖北省国资委第三批援藏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