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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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论文:经济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刺激研究论文

摘要：2007年由美国房价下跌导致的次贷危机,让美国经济遭受衰退危险,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到现在仍然没见底，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在分析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防范金融危机风险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影响；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金融业迅速得到发展,它在经济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然而,伴随着金融业高速发展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也引起人们日益密切的关注。2007年由美国房价下跌导致的次贷危机,让美国经济遭受衰退危险,特别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陷入严重财务危机，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后，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实体经济，全球经济急剧萎缩。

基于此,本文在注重可行性和操作性的指导思想下,收集国内外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报告,查阅我国现行的金融危机管理的主要著作,并通过各类专业杂志及相关网站获取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研究结果,在此基础上中国目前在金融危机防范上的问题和国际上金融危机防范经验,提出中国金融危机风险防范的政策建议。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FinancialCrises）最简单的定义是指突发的、覆盖几乎全部金融领域的金融状况恶化。金融危机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金融危机具有三层含义：①金融危机是金融状况的恶化；②这种恶化涵盖了全部或大部分金融领域；③这种恶化具有突发性质，是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总结起来,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主要有以下影响:

1．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

我国的对外贸易最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出现衰退，中国的出口商品竞争力较大幅度地减弱，对外经贸形势面临严峻挑战。导致我国外贸出口衰退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出口商品结构颇为雷同，出口市场结构也非常相似，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产品种类均主要是电子、化纤、服装、玩具、鞋类等劳动密集性产品，市场也均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地，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将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由于中国进出口总额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近1/4，尤其是出口已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一个重要“边际因素”，因此，贸易顺差减少，对我国经济影响巨大。同时，由于我国的出口中一半以上属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己开始产生较大直接影响，因此，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加。

2．影响我国企业引进外资

此次金融危机对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和企业投资产生了普遍影响。部分投资者缺乏投资信心，致使引进资金、技术等借助外力的发展受到限制和影响，招商引资难度加大，项目引进势头减弱。出于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担忧，部分生产企业对国际经济走势难以预料把握，多数企业处于观望状态，经济增长放缓及企业投资削减会逐渐凸显，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未来工业引进外资增资扩能。

二、对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

1．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顺应不同时期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和金融制度的特征而适时主动调整。中国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必然是渐进型的。目前人民币汇率还不适合完全自由浮动，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继续深化和推进，进一步健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扩大汇率弹性区间，以增强汇率对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能力，发挥汇率作为金融危机缓冲器的作用。汇率双向波动也有利于提高市场参与者防范风险的能力，并抑制短期资本的流入。同时，保持适度的外汇市场干预。货币当局应动态和准确地把握市场汇率相对于均衡水平的状况，遵从汇率目标区调控原则，采取“目标区内相机干预”和“边界干预”相结合的方式，逐渐扩大目标区宽度，保持渐进性与合理性，避免超调现象发生，使汇率水平能在自由浮动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稳定的水平。

2．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

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如果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当国际游资流入时，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引起大量资金外流，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我国汇率弹性增大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逐步推进，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对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和随后可能发生的流向逆转保持高度警惕。首先要夯实市场基础和完善市场规范，同时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从而更加安全地融入全球资本市场。

3．尽快建立充分成熟的国内资本市场

目前，大量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数据巨大的外债，已对人民币形成压力。如果要避免因为过分依赖外商投资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就必须尽全力发展自己的资金市场。只有国内资本市场越活跃，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才会越低。因此，我们应该加快发展新的融资市场的步伐。在发展国内融资市场的过程中，特别应重视证券、债券和保险市场的发展，使它们成为中国国内基金的一个稳定来源的重要补充，特别是保证耗资巨大的基本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减少对外国资本尤其是对短期外国资本的过分依赖。当然，目前的国内资本市场还不十分成熟，要建立充分完整的、市场化的资本市场运行规则，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扩大市场流通总规模，提高市场内在价值；提高市场透明度、全面公布信息，以帮助投资者对金融风险做出正确评估，提高投资者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

4．对外开放要与国内改革协调配套，特别是对外国开放资本市场要慎之又慎

泰国政府在1992年取消了过去几十年所采取的保护本国资本高达市场的一系列措施和做法，一下子全面向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但同时国内金融政策却没有相应配套改革，继续维持原先泰株同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政策。由此造成自由开放的国内资本市场与不自由的外汇管制混为一体，助长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使全球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能否经受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关键看经济是否健全，企业制度是否健全，金融制度是否稳定，中央银行是否有足够的监管能力。有的国家能免受危机影响，就是这个原因。对于中国来说，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是加快改革。但在加快改革步伐的同时，一定要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协调配套，特别是在对外开放资本市场的过程中更要慎之又慎。只有在已经具备开放资本市场的条件，包括已经建立有效的金融政策和相应的金融监管调控机制，建立了完整的法律基础，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宏观控制政策的情况下才能开放资本市场，决不能头脑发热，一哄而起。

5．坚持正确的利用外资政策，合理控制外债规模和外债结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和最富活力的国家之一，也已连续数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资的大量涌入的确弥补了国内资金缺口，也支持了重点项目或大型项目的建设。但与此同时，也对我国的外资和债务管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课题。首先，我国必须将外债规模确定并维持在一个适度或合理的水平上，即借用外债既要考虑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对外债偿付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不能盲目大量向外举债。此外，还必须对外债结构的各个要素构成比例进行合理配置，优化组合，特别是要合理安排短期债务和中长期债务的比例，以达到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保证偿还的目的。最后，尽管中国外债规模一直控制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但应加快清理那些实际对外负债、又脱离政府监管的“隐性外债”，把“隐性外债”纳入外债监管范围之内，提高外债规范管理的有效性。

6．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场国际收支危机和债务危机。片面追求高的经济增长率，进口需求超过出口能力，必然会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使外汇储备减少，削弱了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总额连年增长，对外贸易已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进行的外贸体制改革又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比如针对长期实行的贸易保护政策给工业带来不利于出口的倾向，我们已对进口许可证制度作了一定的调整。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做，都必须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我们既不能为出口而牺牲进口，更不能为进口而牺牲出口。在大量吸引外资的现阶段，我们更应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并鼓励制成品尤其是工业制成口的出口，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保持良好充足的外汇储备，以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政策法规的研究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同时结合在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指出经济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继续强力推动改革。之后又提出经济改革中的一些措施手段。

关键词：市场化经济危机财政政策

一、三十年改革开放之路

总的说来3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具体说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提高。市场化程度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增长是大起大落还是平稳增长。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极低，各种商品和服务产品的价格形成几乎完全由政府管制，市场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受到极端压抑，计划体制的管制力量远远大于市场力量，外在的政府干预因素经常冲击正常的经济周期，导致经济多次大起大落。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经济增长？

其次是宏观调控的完善，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撑，也就是1998年年中以来扩大内需的政策，其政策手段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6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政策转向是成功的，理论分析上也站得住脚。扩大内需的政策能使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新特征，还在于这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该项政策组合持续达6年之久。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逐渐淡出，转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这种转变是很必要和及时的，避免了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出现，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政策需要一定的稳定性、连续性，否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方面有个很好的反面案例，就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政策。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政策缺乏连续性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考验中国模式

这一轮的经济危机似乎打乱了整个经济周期的波动规律。中国经济一下子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候。但是，三十年来奠定的基础和进一步开发的潜力会帮助我们挺过这个经济的寒冬。一来市场化的力量还在不断地深化加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弊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接下来的就是进一步的改革推进市场力量；二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性与适度保证了其有效性，经过了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之后，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年遗留下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并且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而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是放大了这些问题来让国人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中清醒过来。低端的出口加工贸易模式让沿海经济失去光泽，暴露出经济发展瓶颈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大量持有美元储备却只能眼看其贬值，意识到中国金融的弱势以及人民币的不对称地位；竭尽全力的促进农村消费来扩大内需，发现城乡差距的巨大……一连串的问题依然存在，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出路只有一条—继续改革。

三、经济改革深水区

强化市场力量，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提高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急需解决，主要是各个领域和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严重不平衡。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三大领域中，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最低。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关键还是要继续深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强化市场力量，通过与旧体制力量的不断反复“搏杀”，市场最终确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尤其是资本市场领域，一定要最大限度淡化其行政性，还资本市场盈利性的本性。

政策组合也要不断调整和完善。今后一段时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总需求，这几年扩大内需的重点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需求，但是消费需求增长则相对较慢。然而，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增长最终必须得到消费需求的支持，因此，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总需求的调控中，未来相当长时间的重点主要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因此，今后稳健的财政政策应将重点转向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

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财政政策是大有作为的，最主要的是要发挥财政政策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也应作些调整，前些年过多地依赖财政政策，今后应积极发挥货币政策作用。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是很直接的，例如发展消费信贷，对于扩大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为此必须进一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货币市场，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促成货币政策逐渐增强效果，直至淋漓尽致地发挥应有作用，取得与财政政策势均力敌的“显赫”地位。

四、结语

改革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而现在的经济危机背景正是经济改革的天然时机。美国经济通过30年代大危机得到了结构性的调整，奠定了其二战后世界霸主的地位。而八十年代的经济调整，又为其在九十年代的经济神话打下基础。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凤凰涅槃，危机中求生存求发展，关键就在于能否继续改革，延续属于中国的经济神话。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中受到的冲击论文

摘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机遇。它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同时它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给我国经济带来挑战。它给我国国民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同时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和我国政治稳定提出了挑战。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这种趋势下，我国也必须在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加强对外开放力度、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经济法制改革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策略。

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衡量经济全球化的利弊与得失，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提供了哪些机遇，带来了哪些风险和挑战。综合起来说，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就是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搞好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搞不好则会遭到挫折和损害。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从8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为中国复兴带来了机遇，中国应抓住这次机遇，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求同存异，克服困难的原则，主动、健康有序地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大潮之中，自觉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迅速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最终实现现代化。

（一）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科技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经济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而关起门来搞建设只会越搞越穷。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要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必须实行对外经济开放。事实上，在对外开放政策的作用下，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的质量显著提高，对外经贸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八五”期间，我国共吸收外商投资1845亿美元，预计“九五”期间会达到2300亿美元。“八五”期间，货物满意额由2808亿美元，增加到3606亿美元。2000年突破了4000亿美元。

（二）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

改革既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又要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和惯例。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解决原有经济体制僵化封闭的弊端入手的，经过放权让利、全面改革、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等几个阶段后，现在进入了解决棘手问题的攻坚阶段，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探索和发展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改革政府管理机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住房制度、投融资体制、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许多做法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有很大出入，达不到国际要求的水平，所以一些发达国家以此为借口对我国的贸易加以封锁和限制。参与经济全球化就要按世界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遵守国际规则、惯例和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与世界各国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从国际规则的遵守中获得利益。因此，在改革的攻坚阶段，一定要解决改革中积攒下来的棘手问题。

另外，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外在压力，也会变成改革的内在动力，因为这种压力有助于我们实现政企分开，机构精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于深化改革，完成改革攻坚阶段的任务是个良好的机遇。

（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实施对外开放和对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尽可能多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扩大的投资和商品市场。同时只要发达国家不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采取保护主义的强硬政策，不对贸易自由设置阻碍，只要能够建立起资本流动的合理规定──保护生产性投资，预防如投机之类的负面影响，那么，经济全球化完全有可能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除了有赖于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变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此外，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可以享受到许多来自政府政策上的优惠，实际上进行的是不平等竞争，使国内企业对提高自身素质缺乏紧迫感。加之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作用，企业的设立、经营和产出往往不根据市场的需要，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浪费严重，经营粗放，集约化程度不高。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相互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必然带来国外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大量涌入，从而对我国国内同类商品和服务行业带来冲击。为了把这种冲击减至最低程度，政府、行业和企业都要抓紧时间，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世贸组织允许的过渡期，实现结构优化和素质提高。

（四）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能够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搞市场经济，我们还缺乏经验，这就要通过对外开放，在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和接触中，考察和总结各国活生生的实践，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的优点和缺点，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利弊得失，从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可以借鉴和选择的经验。80年代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体制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从体制上讲，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不同，它在政府的作用、企业制度、市场规则、信用制度、贸易方式、国际协调等方面都实施了改造和创新，发展出了几种不同模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今天，我们已经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制度的思想束缚，认识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我们应当向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知识和经验，汲取别国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但是我们不允许也没有必要从传统的市场经济开始，沿着西方资本主义老路慢慢地发展到现代文明、有序的市场经济。

此外，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提高国际地位，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等都有很大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在不断增强。但是，综合看来，中国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名列世界前八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属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中国对国际社会、世界问题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影响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世界经济事务中，中国现在已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所以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从而也不断地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

二、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贸易和投资不断自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想在一国范围内保持我国经济的自给自足已经不可能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之中。我国的原材料、技术、劳动力和市场的供求状况都有国际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国民经济干预权的削弱正在成为普遍现象。同时，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种冲击对一些产业来讲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有关方面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地进入我国市场，冲击我国汽车、制药、农业、电信、航空、计算机、金融等七个方面，同时将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形成严峻剧烈的竞争局面。其中就汽车行业而言，汽车工业是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主要表现在：第一，面临缺乏规模经济的冲击。汽车工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只有规模上去了，价格才能降下来。而我国1998年全国汽车产量是163万辆，轿车是50.71万辆，只相当于外国一家汽车制造厂的产量，甚至只相当于外国汽车制造厂一条流水线的产量。第二，面临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的冲击。目前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2000万辆，通用、福特、大众、丰田等几大生产巨头纷纷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中国目前200人拥有一辆汽车，显然是一个潜在的汽车大市场，必然会受到外商的青睐并尽最大可能挤入中国市场，这无疑会对我国汽车工业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威胁。第三，面临关税逐步下降的冲击。目前我国汽车平均关税为80%～100%,尽管正式文件尚未面世，但关税降低20%是起码的，这意味着关税降低后的进口汽车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此外，汽车工业自主开发能力弱、劳动生产率低下、缺乏竞争优势等都使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巨大的压力。虽然中国的轿车工业可以作为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保护的时间也只有五年左右，充其量十年。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落后的企业将难以生存。汽车工业进入大规模资产重组将是大势所趋。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挑战。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空前加强，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世界各国陷入失衡和危机的境地。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有个最好的例证。这就要求我国务必提高经济管理智能，防范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的发生。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较为灵活的汇率安排是减轻失衡和外部冲击的有效手段。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经济组织的挑战，一是跨国公司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对诸多的贸易、投资等问题，哪个国家也无力单独解决，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组织。这就使国际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同时也意味着原来主权国家部分经济管理权利的消失或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显得至关重要。否则，国家的经济主权就会受到威胁。跨国公司对我国政策和措施有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它们经常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大搞投机活动。因此，经济全球化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受到国际因素的限制和制约，使其作用的发挥要困难得多。我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对国家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的要求，及时加以调整。否则，就会殃及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的稳定带来的挑战。

政治稳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稳定的威胁和挑战加大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为西方的干预主义提供了很多的借口。美国一直奉行干预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更以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为借口，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子干涉别国内政。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宣称，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国家内政与国际问题之间的区别一直在减少，推广民主、对付动荡及非人道主义、建立集体安全是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三项内容。美国必须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保护本国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的政府”履行其职责。北约就是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对南斯拉夫动武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许多民族和宗教问题，还有诸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等需要处理，如果解决方法失当，就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

2.为西方的经济政治化倾向提供了方便。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出于对抗的需要，为了笼络住盟友，将政治问题经济化，竞相对集团内部的成员实施经济援助。如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欧洲和日本进行大量的援助和贷款，帮助它们恢复和发展经济。苏联也用同样的办法使一些东欧国家与它靠近。冷战结束后，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加剧，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发展中国家把经济的发展作为政治成功的标准，发达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比如，西方国家为了制止波黑战乱，通过安理会对南斯拉夫实施经济禁运；为了消除伊拉克的军事和政治威胁，迟迟不解除对伊的经济制裁。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多年来西方更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压迫中国就范。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经济制裁。在中国“复关”和“入世”问题上，西方更是漫天要价，把单纯的贸易问题变成了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使这一谈判持续了十多年。

美国国会把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每年审议一次，就是要把美国的人权观念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西方一些怀有“西化”和“分化”图谋的人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中国在这方面必须高度警惕。

此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传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西方文化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霸权化的趋向。西方意识形态正有计划有步骤的侵入我国，一些有害的文化价值观念也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愈来愈多地被输入我国。这些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极其严重地动摇着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如，在理论的层次上，他们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经济自由化”、“政治多元化”等等，抵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层次上，他们把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通过各种手段传播进来，消除人们的意志；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他们给分裂主义分子以国际活动空间，授予其“和平”奖章，提供先进武器，支持其分裂活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反渗透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在各种领域和渠道上表现和展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将始终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和挑战。

三、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的发展策略。

应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大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今天，以无线电话、电视、电脑、人造卫星等现代信息手段为主体的传播网络，已使全球结合成一个紧密的信息整体。这种信息传播、处理的共时性，不仅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通讯化、计算机化和自动控制化的进程，而且也大大缩短了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使人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范围和创造能力。根据有关资料，全球互联网的用户每年以高达162%的年增长率递增，几乎可以说已在全球普及。如今，国际互联网络已扩大到155个国家和地区，它使几万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业务片刻之间就能在国际间完成，这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加速了经济全球化高潮的到来。正是因为信息化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我国在“十五”计划中将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并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事实上，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也是我们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对策。我们必须以积极、务实和奋进的态度，把握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和信息化给我国带来的难得机遇。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深刻影响，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人类文明进程以及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态势，已不允许我们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我们必须正视挑战，形成共识，整合力量，统一行动，努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与未来的重大抉择。

（二）加强我国对外开放力度和快速融入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对外开放的体制环境发生变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政策性开放变为体制性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是全球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是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市场经济规则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国必须遵守的规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的配置和重新配置变得越来越快，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深刻而频繁。适时开放市场，只有市场开放了，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能马上无条件地全面开放，而是要有条件、有步骤地在适应自身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开放，这样才能产生对贸易双方都有利的效益。同时必须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因为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制经济，所以中国必须遵守规则并参与规则的制定。还须发展资本市场。任何一个想要让企业家大展宏图的国家，都必须发展其资本市场。

但中国虽然拥有高储蓄率，却只有很小一部分流进了私人企业，流入高科技公司的储蓄更是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竞争力还处在劣势，因此在准入领域和准入时间上一定要与国家的长远发展相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中国企业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努力搞好国计民生的国有大型企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国有企业机制转化和结构调整中暴露出来的棘手问题，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我们要把中国企业的实践经验认真地进行案例研究，上升到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专家学者要深入到企业里，总结中国企业的经验，然后上升到理论。

这些应是逐步进入国际市场应具有的条件。

（三）努力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同时，我国还应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包括贸易依存度和投资开放度，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为微观经济主体进入国际市场创造宏观环境。拥有标准占领技术高点，现在我们造成财富差距主要的原因是知识差距，就是由于我们现在没有自主创新和自己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少，技术依存度有50%是依靠我们自己国家，50%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知识包括标准、品牌，也包括技术、专利等等，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很难用实物跟它比较的。比如说标准，谁拥有了标准，谁就可以说占领了技术的高点。因此，在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我们必须实行社会塑造与自我强化双管齐下，使我国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得到真正的开发；在提高民族创新能力方面，我们必须着力于创造知识的创新和应用知识的创新两个层面，真正激发蕴藏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潜能，使创新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我国兴旺发达和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此同时，我国应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法制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和成功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几年来，我们在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是一项长期任务，根本的还必须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建立实行民主和法治所必要的、行之有效的机制、规则和形式。我们应该努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应注意将以下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固然要借助于全球化而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尽可能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成果，力求实现某种程度的“跨越式”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在增强经济发展的坚韧性上下功夫，要认识到我们得要面对的压力和冲击力会是很大的，只有依靠坚韧的努力，才能站稳脚跟，才能以此为基础而寻求发展，寻求“跨越”。这两个方面应该是一致的和统一的。

21世纪，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将会更加激烈，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还很脆弱；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的优势有限，信息化整体水平还很低；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我国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立足现实，正视差距，直面困难，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从差距和困难中找到发展的潜力、发展的动力。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学理论管理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国内经济论文:民政局加强国内经济管理总结

20*年，是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发展遇到严峻挑战的不寻常之年。一年来，在中共*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和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市政府紧紧依靠全市人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集中精力抓重点，全力以赴破难题，改善民生促和谐，经济社会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市实现生产总值368.16亿元，比上年增长7.8%；财政总收入46.3亿元，增长15.7%；地方财政收入23.97亿元，增长13.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6.79亿元，增长10.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0.13亿元，增长16.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4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332元，分别增长10.5%和9.5%；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4.6％，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削减11.42％，二氧化硫排放量削减7.4%。

（一）经济保持平稳发展。农业生产势头良好。实现农业总产值20.8亿元，增长9.4%。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早稻最高亩产624.9公斤，创全省新高，获得省粮食生产先进县（市）称号。开展农村合作“三位一体”建设深化年活动，加快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建成特色农产品基地1.18万亩、钢管大棚1000亩，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117家、农业龙头企业20家，新增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标志7只，“温郁金”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组织开展农产品展销会、推介会等活动，促进产销对接。深入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培训农民2万人。设立低收入农户“创业银行”，帮助635户低收入农户无息贷款1646万元。植树造林6975亩，新建生物防火林带60公里。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中*主要河段加深加宽，彭坑、水坑、直坑水库除险加固，整治小流域7.35公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有序推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组织开展工业双月服务、“千名干部进千企、共渡难关促升级”等活动，全力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力促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工业总产值789.12亿元、规模工业总产值552.88亿元，分别增长5.19%和5.9%，三大主导行业产值占规模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56.7%，年销售产值超亿元企业由90家增加到101家。深化建设环境专项整治，加大工业项目攻坚力度，32个项目开工建设，78个项目竣工投产，开工建设标准厂房20.2万平方米，建成34.1万平方米，完成工业性投资36.88亿元。编制完成沿海产业带实施方案，*二期、*围涂工程加快推进，8677亩建设用海项目通过审查。推进科技创新，落实科技孵化器用房1.3万平方米，建成高分子材料研究院等行业创新平台3个，13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新标准认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26.3%。加强品牌培育，新增中国驰名商标9个、浙江省名牌产品7个。支持企业整合提升，新增无区域集团7家。狠抓工业节能，对重点用能企业实行网络直报、动态监测，引导企业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和发展清洁生产，新增清洁生产企业28家，规模工业产值能耗下降14.8％。推进“以民引外、民外合璧”，新潮集团与美国李尔公司合作，实现与世界500强企业合作零的突破。坚持科学招商，实际利用外资1735万美元、实际到位内资8.6亿元。外贸保持平稳发展，实现进出口总额20.22亿美元，其中自营出口17亿美元，分别增长21.1%和23.4%，14家企业被海关总署评为A级管理企业。完善政银企合作平台，开展“金融超市”活动，237个项目获得授信贷款104亿元；引进银行分支机构3家，华峰小额贷款公司组建营业。建筑业实现产值25.6亿元。现代服务业稳健发展。旅游经济不断壮大，实现旅游总收入18.27亿元。餐饮业发展态势良好，获得“中国瓯菜名城”称号。物流、商贸、保险等行业加快发展，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160.88亿元，三次产业比重由上年的3.3：54.1：42.6调整为3.3：53：43.7。

（二）城市建设扎实推进。城市框架逐步拉开。编制完成市域总体规划和城市近期建设规划，进一步明确城市发展定位和空间布局。城市组团建设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取得新进展，玉海文化游览区项目进入挂牌阶段，邮电南路改造工程拆迁协议签订率达45%，瑞祥新区5条主干道建成通车；*中心区、*中心区、火车站站前区、经济开发区南拓展区建设步伐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强势推进。组织开展政策处理双月攻坚、项目建设双月冲刺等活动，形成“比力度、比进度、比成效”的良好氛围，重点工程实现投资19.2亿元，比上年增长20%，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加大交通道路建设力度，温福铁路*段完成铺轨，*大桥及接线工程建成通车，*江大桥改建项目开工建设，汽车中心客运站等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加快供水工程建设，*水厂、*水厂净水工程建设进展顺利，*、*片二级管网完成改造。推进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开工建设电镀园区一期项目，实施*、环城河综合整治，*片污水收集管网二期完成主体工程，旧城区、安阳新区污水收集管网一期和经济开发区污水收集管网竣工投运，污水处理厂日处理量由2.4万吨提高到4.2万吨。狠抓防灾减灾设施建设，滨江防洪三期完成投资近1亿元，超过前三年总和，其中一标段基本建成、二标段完成桩基工程、三标段开工建设，*江南岸堤防工程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下埠水闸完成主体工程。加强电网建设，220千伏东南变等5个项目开工建设，220千伏西山变等9个项目竣工投运，供电能力提高15%。强化土地供给，报批农转用指标2213亩，完成多年遗留的9196亩转而未供土地供地工作，启动老工业点改造，修订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管理办法。城市管理不断加强。有效遏制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查处违法占地1500亩，拆除违法建筑100万平方米。巩固小熔炼、电镀、废塑料洗涤加工业整治成果，深化印染业污染整治，取缔小制革加工点105处，行业性污染得到有效整治。深化非法小广告、建筑垃圾、占道经营等专项治理，市容市貌进一步改善，通过省卫生城市复评。切实加强出大殡整治和管理，积极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三）农村环境继续改善。积极实施“千村整治、百村示范”工程，99个村通过整治验收，新增温州市级示范村6个。完成农村危旧房现状调查，对250户农村困难群众实施住房救助，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参保率达100%。加强农村道路建设，57省道改建和老56省道改造工程开工建设，瑞枫公路改建工程桐浦至湖岭段实现通车，建成农村联网公路33.5公里，新增农村道路安全防护墩350公里。深入实施农民饮用水工程，改善102个村5.8万人的饮用水条件。推进新农村电气化建设，新增电气化乡镇2个、电气化村83个。加快生态村镇建设，新增温州市级生态乡镇4个、生态村47个。制订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实施计划，6个建制镇垃圾实现统一转运和处理。狠抓非法采砂、地质灾害点和青山白化整治，取缔非法采砂场（点）13处，治理地质灾害点8处，青山白化治理率达86%。

（四）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得到加强。新增城镇就业人员1.05万人、五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数14.6万人次，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对象集中供养率分别达99.7%和100%。扩大廉租住房制度覆盖面，扎实推进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开展“彩虹行动”，向3036户农村低保家庭赠送电视机。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扩充城乡优质教育资源，新增省级标准化学校18所、温州市级示范学校6所，荆谷乡通过省教育强乡验收。提高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实行农村教师任教津贴制度，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本费、作业本费。积极化解学校建设债务1.02亿元，债务总额已化解77%。通过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验收。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市公共卫生中心投入使用，中医院迁建工程进入装修阶段，4家乡镇卫生院完成改造，建成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家、服务站4家。抓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工作，参保人数达76.56万人，参合率达96%。手足口病、急性肠道传染病及时得到有效防控，四川震区伤员救治和医疗援川工作圆满完成。深入实施“玉海文化”推进计划，组织开展迎奥运、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等系列活动，加大文化阵地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力度，5个乡镇（街道）通过“金海岸文化明珠”工程验收，全面完成有线电视联网建设任务，中西部235个行政村广播收听难问题得到解决。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木活字印刷入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和首批向联合国申遗名录。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开展，新增城乡健身路径83条，鹿木乡通过省体育强乡验收。组织开展计划生育双月攻坚、双月突击活动，强化过程管理，低生育水平保持稳定。统计基础建设扎实推进，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展开。老干部、人才、市志、档案、国防教育、征兵、人防工作得到加强，民族、宗教、外事、侨务、对台等工作取得新进展，妇女、儿童、老龄、残疾人事业迈出新步伐，慈善、红十字事业取得新进步，特别是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全市上下情系灾区、踊跃捐助，共捐赠款物7500多万元。对口支援青川县桥楼乡灾后重建工作有序推进。社会管理全面加强。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施“三三”达标工程，开展“创平安、创满意”百日决胜战等专项行动，大力整治治安乱点和“黄、赌、毒”等突出治安问题，保持对黑恶势力、“两抢一盗”的严打态势，成功破获一批大案要案，刑事发案总量下降4.6%。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年”活动，突出抓好出租房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落实“拆、整、建、管”四项措施，拆除简易棚屋59.6万平方米，按照标准整改出租房3.4万户，24个民工公寓和厂区宿舍项目启动建设。狠抓危化行业、“三合一”企业、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部位的安全隐患整治，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主要指标继续保持“零增长”。开展“十小”行业专项整治，加强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监管，妥善处置“问题奶粉”事件。开展“信访矛盾化解年”活动，推行领导干部下访约访等做法，稳妥处理信访问题，实现奥运会期间“零”进京上访，全年信访总量明显下降。切实做好民间划龙舟管理、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

（五）政府自身建设得到加强。认真执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定期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及时向市政协通报情况，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市政协的民主监督，广泛听取各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的建议意见，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420件、政协提案251件。完善政府决策机制，不断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深入实施《行政许可法》，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行政执法和行政复议工作。贯彻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时公开政府信息。扎实开展“五五”普法教育，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项目交易588宗。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市行政审批中心受理各类审批事项2.12万件，办结2.1万件。以“作风建设深化年”活动为载体，组织开展“阳光投诉”、“走进矛盾·破解难题”等行动，集中受理解决各类问题700多个。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执法监察、廉政监察、效能监察和审计监督，认真抓好纠风治乱和商业贿赂治理工作，廉政建设得到加强。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这是上级党委政府和中共*市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市人大、市政协监督支持的结果，更是全市人民团结拼搏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在各行各业辛勤劳动的全市人民和外来建设者，向给予政府工作支持帮助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各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离退休老同志，向驻瑞部队、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向所有关心支持*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清醒地看到发展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制约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较多，受大环境影响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生产总值增速低于年度计划目标4.2个百分点，比上年回落6.2个百分点。统筹发展的任务还很繁重，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的要求、群众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稳定低生育水平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压力仍然较大。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还不少，刑事发案总量仍高位运行，安全生产形势还比较严峻，社会管理任务繁重。政府工作仍然存在薄弱环节，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的主动服务意识仍需加强，依法行政能力和行政效能有待进一步提高。对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采取更扎实、更有效的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国内经济论文:币升值影响国内经济

[摘要]人民币汇率改革与人民币升值紧密相关。近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升值的预期也再次得到强化；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及浮动弹性等问题仍然存在着争议。本文通过人民币汇率改革对经济影响的分析，提出了应对策略，并认为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要避免重蹈日元升值的覆辙。

人民币汇率改革一年多来，总体上是成功的，一是释放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不断增强；二是汇率改革平稳运行，汇率水平基本稳定。“汇改”与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影响也从理论描述变为具体现实，各经济主体和经济部门都感到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这里选取三个重要方面加以简论。

一、人民币升值对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目前我国央行货币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的结售汇业务获得大量的人民币头寸，加上储蓄的强劲增长，流动性明显过剩。我国外汇储备增长额中，很大一部分与人民币升值预期有关。为给汇率改革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避免国际热钱大规模涌入，央行通过压低市场利率，以提高国际投机资本的成本。但低利率和流动性泛滥又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对商业银行而言，由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加上资本充足率等约束较强，过剩的资金大量涌入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这样所形成的市场利率既不能反映资金供求的实际状况，更不能发挥其重要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单一，利润的主要来源仍是存贷利差，贷款冲动在此情况下始终是存在的，有可能引致信贷失控和投资反弹。

为了回笼过多的流动性，央行主要通过发行票据、正回购等手段，这样就使得公开市场操作成为对冲外汇占款的被动工具，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主动性因而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和挑战。当然，相反，人民币大幅升值会使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变得更加严重，导致货币政策操作更加被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大，会对资本流动至少产生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吸引更多的国际套汇与套利资本流入中国；二是国内居民持有外币的意愿下降，纷纷将外币存款换成人民币存款。居民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在2003年6月份达到908亿美元的最高值，到2006年第二季度末下降到了657亿美元。

人民币升值对银行业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而银行关涉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国际投资银行高盛曾报告预测，人民币每升值1%，中银的盈利便将降低3.3%，净利润将减少0.6%。建银2006年上半年仅汇兑损失就达24亿元，中国中银2006年上半年汇兑损失高达35亿元人民币。但以前预期的人民币升值对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收入结构和盈利模式等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这是因为我国银行主要业务都限于国内，因而银行资产负债的币种结构和收入结构都只是微调。

人民币升值使国内银行的外币存款有所减少。占国内外币存款市场49.8%的中国银行上半年境内外币储蓄存款为316.9亿美元，比上年末减少8.2亿美元。原来不少人士预期人民币升值将带来银行结汇业务持续大幅上升。然而，2006年以来，结汇量比2005年同期下降，尤其是2006年8月至9月初，多家银行的结汇量同比降低10%左右，相反，一些银行售汇量却同比增长了约10%。这是因为人民币升值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很多人认为它将是个平稳的过程，并逐步适应。此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受楼市调控及成交低迷的影响，境外汇款购房的资金流入减少。而且除中行外，我国大部分的上市银行业务范围基本在国内，拥有的外币资产和负债的比例较小，人民币资产负债和外币资产负债基本匹配，从事包括国际结算在内的国际业务的量也较少，对于表外业务产生的敞口通常会运用衍生品进行对冲，从经营上来看，升值的直接影响不是很大。

其实，人民币升值对银行业的影响体现在对综合经济的影响方面，进而影响到银行的生存环境。去年9月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2007年1月我国贸易顺差接近159亿美元，与去年1月份94.9亿美元的顺差相比，上涨幅度高达67%。面对美、欧的压力，汇率波动空间可能扩大，对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减少市场风险应成为各家银行的共识。

二、人民币升值对企业进出口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影响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大量持有以外币计价的资产或负债的行业，如：航空、电力和电信行业。升值将导致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贬值。而以外币计价的负债将因此下降，从而减轻了企业债务。第二种类型是销售产品、生产成本结构不同的行业。具体表现在：第一，产品价格以人民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外采购，如造纸、汽车和机械设备行业，其生产成本因人民币升值而下降，从而提升企业利润；第二，产品价格以外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外采购，如：石油、石化、纺织和钢铁行业，要看采购成本下降能否弥补因产品价格下降造成的损失；第三，产品价格以外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内采购，如：医药、家电、化工和有色金属行业，其负面影响最大。第三种类型是间接受益行业，如：房地产、商业地产、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电力、供水和有线电视等行业。这些行业作为非贸易部门，纯粹以人民币计价资产，若人民币升值趋势持续，外资涌入将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徐洪才，2006）。进出口企业必须应从多方面入手，加强避险能力，主动进行汇率风险管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规避汇率风险的方式。在我国外汇管理部门与银行出台的一些新政策措施和避险工具指导下，要因企制宜选择不同的产品，构成适宜的投资组合。一是利用金融工具进行避险。目前的汇率避险产品主要有远期结售汇业务、结构性结汇业务、择期交易、货币掉期等。远期结售汇是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主要的避险方式，但它对企业的汇率走势判断的准确性有较高的要求。利用金融市场工具规避汇率风险是国际市场上有货币暴露风险企业常用的固定外汇成本的方法。但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提供的避险工具，从产品结构、设计、收费标准等方面与企业的需要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的金融机构也应适应人民币汇率浮动的需要，尽快向企业客户推出更多合适的避险品种。二是通过合同条款的选择回避汇率风险：包括签订短期合同、采用多种计价货币或直接用人民币计价签约、协商使用固定汇率锁定成本、提前或推迟结算等。企业在签订涉外贸易合同时，应尽量在合同中加入汇率风险条款。在汇率变动导致企业利益受到损失时，则执行新条款，保证企业的利润空间。比如在签合同时添加有关人民币升值的条款，如果在供货期内，人民币升值到某个幅度，价格要重新调整。三是采用贸易融资形式回避汇率风险。目前我国主要融资品种有授信开证、出口押汇、打包放款、外汇票据贴现、进口押汇和国际保理融资等。贸易融资可以较方便地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问题，通过出口押汇等贸易融资方式，获得外币贷款并立即结汇，既满足了出口发货与收汇期间的现金流需要，又规避了汇率风险。四是利用出口信用保险规避风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成立以来，已有上千家企业享受了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融资便利，直接避免了汇率波动损失。银行可以通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票据保险”产品及时卖断银行票据，提前结汇规避风险。

其他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还有：调整进出口比重，增加内销比例；调整进出口国家和地区，由单一市场向多元市场扩展；匹配资产与负债的期限和货币结构；正确选择计价货币、收付汇和结算方式；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改用非美元货币结算等。

三、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之所以单独分析房地产业和银行业，是因为房地产业是支持民生的重要产业，房地产安全直接关系着金融安全和宏观经济的安全。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由于世界经济金融的不稳定以及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把我国的金融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也一点不过分。

2006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9382亿元，同比增长21.8%；商品房住宅价格同比上涨11.04%，其中高档商品住宅同比上涨13.36%，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1759元，同比上涨12.1%；1998年以来，全国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年均上涨6.5%，比居民消费价格年均0.6%的涨幅高5.9个百分点。以上数字清楚地表明，目前的房价仍在高位运行，显示出前期房地产调控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从2004年开始，政府就出台不少政策来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无论是2004年的管住土地与信贷，还是2005年的“国八条”及2006年中央九部委联合出台了13个房地产调控政策，其中包括加息、“国六条”、“限制外资”等，涉及住房结构、土地管理、税收、信贷、市场交易秩序等各个环节。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政策之多、之细、之全面，是前所未有的。但为何调控效果不尽人意呢？

笔者以为人民币加速升值对房地产市场调控造成了相当的影响。由于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大笔热钱就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进来购买房地产，尤其是前景无限的北京以及东南沿海的重点城市。这样，房价上涨与人民币升值并存，外资双重获益。去年以来，上海外资大量收购有房地产背景的项目和企业，一些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大量购买房产就是表现之一；从国内情况看，在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地产股却大幅上扬，不能说与人民币升值没有关系。现在，人民币升值加速，这种行为将可能加剧。

因此，必须加强对外资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管理，进行必要的限制，阻止部分境外热钱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国家外汇管理局、建设部于去年下半年出台了规定，强化房地产市场外汇管理，规范境外机构和个人购买境内商品房。境外机构和个人购买境内商品房属于资本项目交易，而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尚不足十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国的房地产市场都应该是个消费品市场，按照自用和实需原则进行管理也是国际通行做法。我国资本项目下还没有完全开放，政府监测和限制热钱炒作房市也就名正言顺，任何房地产市场的投机炒作，任何房地产市场的暴利行为就得通过各种政策严厉制止。

但是，调控房地产市场并非一味打压价格。由于国内住房需求旺盛，而住房供应相对不足，决定了房价的上涨，关键是上涨的合理性。也就是房价的上涨相对于中低收入居民的收人上涨而言，要使他们的住房消费能力不断地得到提高。而且，根据2006年12月11日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季度报告，中国的房屋贷款市场达2270亿美元，规模居亚洲之首。如果房地产价格出现大幅下跌，银行自身持有的房产抵押价值将会降低，进而影响到房地产的信贷投放，而这将推动房地产价格更大幅度的下跌，从而引发金融风险。因此，如何让房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最大程度地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实现抑制房价与防范风险的双赢，将取决于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智慧和制度设计的艺术，也就是已经出台的调控措施是否有的放矢和政策的执行力度。

国内经济论文:费用资本化对国内经济发展影响

摘要：本文分析了费用资本化对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应对国际反倾销应诉、加大我国技术创新的力度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

关键词：费用资本化有利影响

新会计准则在借款费用、职工薪酬和研究开发费用的资本化方面有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有利的影响，本文试对此进行分析。

一、费用资本化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有利于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当前，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大，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众多中国企业纷纷到海外投资办厂或上市融资。这样我国企业必须按照不同国家和地区至少编制两份财务报告，如果我国会计准则与世界各国和地区普遍认可的国际会计准则差异过大，无形之中增加了准则转换成本，实质上是增加了企业投资、融资成本，不利于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新准则中有关费用资本化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的有关内容，使得我国新准则中有关研究开发费用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09号《研究与开发费用》规定趋同，有关借款费用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23号《借款费用》规定趋同，有关职工薪酬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雇员福利》规定趋同。新准则减少了与国际会计准则中的差异，有利于推动美国、欧盟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进程，进一步优化我国的投资环境，促进我国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实施“走出去”的战略。

二、职工薪酬、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有利于我国出口企业应对国际反倾销

随着我国对外出口贸易的增长，欧盟和美国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近几年呈增长趋势，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在反倾销调查中经常败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原有的企业会计制度得不到国际认可。如欧盟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五项标准之一是“有一套按国际通用准则建立的会计账薄”，由于我国原有的会计制度与国际上的差异性，造成我国在反倾销应诉处于不利地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我国会计核算所依据的旧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不一致，从而造成生产成本计算上的差别。而新准则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更贴近国际会计准则。这必然使得我国企业根据新准则计算出来的成本更接近于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计算出来的成本，可以免受在反倾销调查时对我国企业采用替代国标准而带来的不利影响。比如准则中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固定资产和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存货以及投资性房地产等。职工薪酬准则将以前计入当期损益的五险一金、职工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等按照受益对象分别计入相关资产和劳务的成本。如果在反倾销应诉中，即使国际会计准则调整，产成品、原材料、能源等资产的账面价值也不会有多大提升，产品成本也不会有太大差距，进而对正常价值的影响甚微，这无疑对我国外贸是有利的。虽然新准则最终增加了出口产品的成本，削弱了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企业竞争优势，但是一方面，产品成本挤压的空间是有限的，过度降低劳动力成本是违反国际劳工标准的，可能遭到国际贸易相关法律的制裁，从而影响企业的出口；另一方面，通过低价出口来争夺国际市场的营销方式并不是长久之计。

准则对研究开发费用的费用化进行了修订，既允许企业研究阶段支出费用化又允许开发阶段支出如果符合相关条件就可以资本化。开发支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资本化，《反倾销守则》也有同样的要求，其第2条第2款规定：“除非根据本项已在成本分摊得以反映，否则应对那些有利于当前或将来生产的非经常性支出或在调查期间支出受投资情况做出适当调整。”要求调整的情况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如果没有列入资本项目计提折旧，需将其资本化；应在几年中分摊，却一次全部计入损益的支出，需进行调整；使当前生产受益，但前一年已分摊完毕的支出，需将其分摊到当期甚至更长时间；在当期分摊完毕却使今后受益的支出，则同样需要将其调整至今后各期。因此，新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和反倾销法的有关要求保持一致，如果不考虑前期支出在当期的分摊，则当期支出资本化可以减少当期费用，从而减少正常价值这样会降低倾销成立的可能性。

三、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有利于加大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

当前，科学发展观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向依靠技术创新的集约型转变，从而改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单一竞争模式，企业技术创新必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2006年2月9日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到国家将支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增强技术创新能力，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加大企业研究开发投入的税前扣除等激励政策的力度。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必然要增加研究与开发的投入。我国企业研究开发投入之所以一直处于世界低水平，企业会计旧准则将研究开发费用全部费用化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研究开发费用费用化必然降低企业当年实现的利润，而利润指标是一个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考核其领导层经营业绩、与领导层自身收益密切相关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他们必然不会有太多的积极性增加研究开发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开发投入见效的时间一般很长，且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领导一般任职时间不长，他们自然不希望自己栽树后人乘凉，忽视企业长期利益而经营目标短期化就不足为怪了。新准则允许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在一定条件下资本化，改变了原准则的研发费用全部费用化的规定。这一政策将激励企业加大研究和开发的投入，促进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为我国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创造良好的会计环境。

国内经济论文:内涵与国内经济法的相关性

摘要国际经济法是一项能够协调世界经济交流以及各国关系的国际法律，其不仅能有效推动国际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同时还对国家经济管理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从而能够有效抑制部分国家垄断经营的念头，进一步推动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国内经济法；相关性

有关国际经济法的基本概念最早是英国学者所提出来的。而国际经济法提出的背景是在二战之后，世界上各类型经济组织先后成立，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复苏，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战后世界各国的之间贸易和经济交流变得愈加频繁。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热情不断高涨，一系列以国际经济为基础的经济问题变得越加严重，而为保障国际贸易的繁荣，必须要有一套系统性、规范性的国际经济法律体制来为国际经济保驾护航，国际经济法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国际经济法的内涵

针对国际经济法内涵的理解，世界各国学者对其的见解都有一定的区别，本文将其归纳为以下两类：一类学者认为有效协调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国际经济法的管理核心，因此其在经济管理层面上并没有过于深入的涉及；而另一类学者则认为，国际经济法的最根本目标就是对世界各国形成有效约束，促进社会经济能够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局面，以此来实现对国内经济进行有效管理的目的。而从一定角度来讲，在社会上各个国家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交流的过程中，各国因自身经济状况以及社会性质有所不同，其在进行国际经济交流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所以国际经济法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所有国家。为此，其可在进一步了解世界各国经济状况、模式的基础上，不断拓宽其制定渠道，从而促进国际国际法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能够为更多国家的发展和经济交流带来帮助。一方面，国际形式间的经济交流需在相应的法律规定之下规范进行；另一方面，各国家内部的经济管理也无法脱离国际经济法而独立进行，其必须借助国际经济法来对有效规范自身经济的发展。而随着国际经济竞争的持续升温，世界上部分国家为了自身一国的利益，不惜采取壁垒贸易的经济交流模式，从而造成国际间，各国关系不断发生变质。因此，为促进世界经济和谐平衡的发展以及世界格局的稳定，需通过更加合理、科学的经济协调以及管理措施，来改良国际间各国的关系，在推动世界经济不断回温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之间能够有效构建和谐共处的国际关系。

二、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割裂理论

有效协调国家经济管理是国际经济法核心内容之一，因此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的经济法两者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存在，其两者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目前，社会上针对这两者关系的讨论和学说较多，其中以割裂理论最为知名。而割裂理论的内容具体包含有“一元论”以及“二元论”两种理论，“一元论”的主要代表任务是美国的凯尔森教授。凯尔森教授认为，国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效率差别，并且其两者都应在统一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体制下进行管理。因此，对于国际以及国内经济法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国际经济法的管理体制能够被应用到国内经济法之中，那么就可以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规范体制，也可以认为是世界各国所遵循的经济秩序其实都是将国际经济法作为参考模板，两者之间有着极强的因果关系。这种一元论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可，但是该学说忽略了一项关键因素，那就是国家仍是国际经济活动的主体，因此，国内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区别于“一元论”学说，二元论则将国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认作是两个毫不相干、相互独立，且没有任何关联的法律体系，同时这两者之间也不存在“一元论”中所认为的效力差别。与“一元论”完全不同的是，“二元论”学说认定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法律体系，因此，两者之间无法进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二元论”学说中，国际经济法不再是各国国内经济法参考的蓝本，并不仅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同时也无法对缔约国形成法律效力。除此以外，国际经济法应用的过程中，在很多层面都有着较大的限制，已经无法再满足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求。“二元论”学说的片面之处，就是人为刻意强调国内经济法的地位和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际经济法的作用和价值。这与“一元论”学说中，刻意凸显国际经济法优势和地位的做法恰恰相反。

三、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相关性

（一）基于研究视角层面的关联

从国际法层面能够轻易发觉个人与国家两者之间的不同结构，而国际经济法与国际法类似，其中也包括国家层面以及国际层面两个视角。国际经济法是在经过世界上多个国家的不断交流和协商的背景下，制定而成的产物，因此国际经济法内的相关管理规定与世界多个国家的切身利益有着一定关联。但是这种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法律制定，并无法在国际上得到有效认可，国际上更加注重能够在国际经济法中经济理念的作用。因此，如果国家在制定国内经济法的过程中，只将经济利益作为核心目标，那么其国内经济法将很难在国际上受到认可，并获取一定的国际地位。基于此，我国法学研究者在研究我国国内经济法的过程中，要避免出现利益局限，在充分提高对经济理念重视度的基础上，系统分析我国相应的经济法理念和国际上广泛认可的相应理念是否保持一致，这就要求我国法学者不仅能够全面把握国家利益以及国际立场，更要求其能够对我国所执行的战略目标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从而合理协调我国与国际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基于研究对象层面的关联

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国际经济的发展状况是国际经济法管理的重要目标，其不仅仅局限于各个国家对外界的法治进程管理，同时与世界上各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以及变化趋势有着紧密关联。对此，法学研究者在对其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探讨时，不仅要立足于国际层面，同时还应充分考虑本国国情，并避免脱离本国实际问题而进行国际法则的探讨。因此，我国法学研究者在对我国国内经济法进行分析时，应在充分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国策的特色基础上，适度参考国际经济环境，从而提出更适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的经济法。除此以外，研究者还应站在国际层面，对我国国内经济法进行审视，进一步确保我国国内经济法的规范性、合理性。

（三）基于研究成果层面的关联

有效加强国际经济贸易的规范化进行，并确保其能够对世界多个国家发挥积极地促进作用是国际经济法的主要研究目的和成果。而为有效提高我国在国际地位上的影响力，国内的法学研究者除了要时刻关注国际经济变化形势之外，还应不断增加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且在国际经济法的制定过程中，我国研究人员应及时发表自身的见解和建议，从而有效提高国际地位，赢得其他国家以及国际人员的尊重和认可。而想要进一步协调我国国内和国际经济法之间的关联，就要确保我国研究人员所发表的研究成果能够在国际经济法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从而有效提升我国国内经济法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近年来，我国在经济以及法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于社会上部分国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以及学习意义。不过，在我国经济、法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要想促进我国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实现更深入的协调，研究人员还应充分意识到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有待改进的地方，并通过不断提升我国国内经济法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最终推动符合我国特色的经济模式的构建。

四、具备我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的构建

（一）推动我国经济法制文化的发展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而与我国不断提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内容相比，我国法制文化提升的速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我国对于法制文化的发展越加重视，我国文化输出也在不断提高，但是针对法制文化的发展以及体制建设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因此，为有效提升我国法制文化建设力度，并完善我国在国际上的法制形象，需要法治研究人员在系统梳理我国法制文化建设过程具有哪些不足的基础上，加强对法制文化的推广和实践工作，并通过进一步结合我国法制文化与国际法制文化，以此来有效推动我国经济法制文化走上国际化的道路。

（二）建立具备我国特色的国际经济规则

在国际经济体制构建的过程中，虽然各国之间的持续竞争存在有一定弊端，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来，各国在不断竞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交流与合作，并有效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因此，要想确保国际经济法能够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就要重点把握好国际经济法的制定环节。部分经济实力较强的发达国家，通过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使其所提出的议题转变为国际规则。要想扭转这种垄断局面，并构建具备我国特色的国际经济规则，需要国内的相关研究学者在准确判断当前社会经济以及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努力提升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力、影响力，并充分发挥自身主导作用，从而有效赢得国际成员对具备我国特色的经济规则的任何。

（三）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

除上述措施以外，研究人员还可通过充分借鉴和吸纳社会上较为先进的科研成果，构建独具我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同时，通过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结合，不仅能获取丰富的经济研究成果，同时还能不断提升我国国内经济法的研究进展。除此以外，相关学者在研究社会上较为先进，以及具有创新意识的理论成果时，可着重从其中归纳符合我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并合理结合国际经济法以及其他国家经济法内的先进研究成果，以此来有效构建我国特色国际经济规则。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际经济法的最根本目标就是对世界各国形成有效约束，促进社会经济能够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局面，以此来实现对国内经济进行有效管理的目的。而为进一步促进国际经济法能够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多积极作用，就需加强我国国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的联系，并通过不断提升我国经济法在国际地位上的影响力，构建具备我国特色的国际经济规则，从而有效推动国际经济法能够更好地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服务。

作者：多琳娜

国内经济论文:绿色金融与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将“绿色”和“金融”有机结合起来能缓解因经济高速发展引起的全球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同时通过绿色金融的兴起可以促使经济发展模式快速转型升级，改善绿色经济体制的制度构架。本文基于目前绿色金融在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探析制约绿色金融在国内发展的原因，并提出建立健全金融业绿色转型的组织体系、建立社会公众绿色金融监督制度、建立社会公众绿色金融监督制度的措施等建议。

关键词：绿色金融；经济；可持续发展

目前，全球都面临着资源过度使用、气候全球变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所以加强节能减排、发展碳经济、资源节约高效利用、推动绿色经济创新正成为人们对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面对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中国由此引发了对金融业绿色转型的需求，开创绿色金融发展的新模式，在推动生态环境和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上，都具有较强研究意义。

一、我国绿色金融现状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545亿元，快速上升到2015年的676708亿元，37年间增长了190倍，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同期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在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的环境恶化严重，工业废水、温室气体排放量一直处在较高水平，在发展经济时忽略环境治理，近五年来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费用如图所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逐年增加，截止2014年政府已投入960019亿元进行环境治理。面对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中国需要加大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力度，便由此引发了金融业绿色转型的需求。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政府编修“高风险、高环境风险名录”等一系列环保政策，推动环保行业公司快速发展。通过对环保板块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及其股市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节能环保板块规模呈增长趋势较好。根据公司市盈率，具体选取了5家排名靠前进行分析。总的来说，我国环保行业发展势头较好，主营业务收入也在逐年增加。但从表中企业偿债能力分析，前五家环保企业资产负债率与正常水平相比偏低，说明公司的偿债能力强，但经营者在经营投资时比较谨慎，可能是对环保行业发展保持保守态度。从企业盈利能力上看，环保企业大多从事高新技术创新，虽然营业收入在增加，但营业成本也在提高，所以会出现营业利润率较低的现象。同时，也体现出政府环保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缺少对行业的整体发展规划指引。企业内部缺少高端的核心技术，高科技环保人才不足，公司研发能力不强。社会公众对该板块的关注不高，企业融资渠道少，融资成本较高，这些问题导致环保企业自行摸索中发展，遇到较多挫折，发展速度缓慢。表1：2016年主要环保板块上市公司财务指标。（数据来自各公司年终财务报表）

二、制约其发展原因探析

1.政府缺少绿色金融发展配套政策。国内金融机构对绿色文化的缺失，对环境问题的漠视，并未真正意识到环境破坏带来的严重性。政府应加快相关配套政策的推出，对金融机构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相应的激励补偿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提高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2.金融机构缺少环境评估。发展绿色金融，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工作，中央银行、财政部、税务部、环保局等都有职责，各部门在合作上需要加强。因缺乏合作，金融监管部门对企业环境破坏的信息掌握不足，直接影响金融机构对企业环境信息的获取，在绿色信贷上的额度就很难把握，环境风险评估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如果没有来自环境主管部门的支持，金融机构难以完成。3.商业银行对绿色金融支持力度不够。我国商业银行在业务绿色转型方面兴业银行发展较好，而大型国有银行排名靠后。国有银行由于规模较大，经营成本较低，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创新意识不强。国有银行应在政府引导下逐渐向绿色转型，形成与中小银行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三、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措施

1.建立健全金融业绿色转型的组织体系。首先，建立推行绿色金融绿色金融各部门间合作制度，由环境主管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绿色金融规划和实施制度，实现推行绿色金融的部门间合作。其次，出台政策与法规，引导金融资源向环境保护领域集中。政府可设立创业投资绿色引导资金，以先行投资、合资、担保、技术援助等方式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向节能减排等环境保护项目投资。2.建立社会公众绿色金融监督制度。环境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仅靠政府的力量难以对违法的行为进行全面监督，而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减少政府监督的缺陷。另外，加强新闻媒体的金融监督，社会公众的监督和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的绿色金融监督，以形成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有效监督。3.加强行业管理，参与国际合作。绿色金融行业应从内部制定行业管理，接受国际制定赤道原则及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等国际准则，能够更好的与国际接轨，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满足国际经营需要。加大对绿色金融产品宣传培育绿色文化，让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营造绿色金融发展的良好氛围。

四、结语

政府通过建立金融业绿色转型组织体系，可以加快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并进一步有效改变对社会资源的指引。同时，加强金融行业内部管理，加大绿色金融概念的宣传，在各企业内部培育浓厚的绿色文化。其次，我国金融机构应积极向其他国家学习，完善国内管理体制并加强创新意识，构建符合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绿色金融体制，让投资者的资金流向节约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环境友好型产业。最后，在社会公众及媒体的监督下，发挥社会公众力量，以金融业促进节能减排，利用金融市场自身可持续发展，带动生态环境和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何强华 戴欣幸 单位：宁波大红鹰学院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及发展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严重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都深受城乡金融发展失衡的影响，近年来，虽说有些缓解，但是仍未根本改善。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中、东部地区。在这些地区，小企业融资需求旺盛，其特点是“短、小、频、急”，但是，目前，国有银行的县级区域网点和人员都在精简，很多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也大多是集中在城市，因此，受限于体制因素，小企业的根本很难得到满足；而对它们来说，仅凭自身力量寻求公开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也是不现实的。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我国正在积极实行新型农村金融，金融机构也在逐渐兴起中，但是同问题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比，其作用微乎其微。

二、我国金融经济发展的若干策略

1.促进转变生产力。为根本改善现有居民，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金融业有必要积极调动要最优秀生产力的因素，并持续优化金融结构和资源配置。不妨在现有基础上更加重视综合素质高的金融人才的引进；继续放开信贷政策，加大对创新企业以及创新人才的扶持和鼓励；持续促进金融及其相关产业升级再造，积极拓展能源、环境战略，促进国内经济的有序发展。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产业政策支持、引导，使各地区的特有优势发挥得更加充分，将知识技术充分融入其中，从而实现投资结构改善的根本目的。2.建立并完善金融宏观审慎体系。首先，在金融领域中，央行的职责有很多，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一是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保持金融稳定。为促进经济金融形势的有序发展，应对央行的这一职能加以重申和强化，并特别强调其宏观审慎作用。在加强宏观审慎方面，欧盟就比较创新地成立了宏观审慎管理委员会，其成员一是金融监管机构；二是财政部。我们也不妨对此进行效仿。可由央行扮演核心角色，下辖政、保、银等监管机构，共同推进宏观审慎体系的进程。其次，在充分选用审慎工具进行逆周期调控的同时，一是加强会计标准集中清算，二是加强会计衍生品交易集中清算。最好，该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强化监管核心金融机构，从而达到以点带面，逐步加强金融监管的目的。3.逐步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首先，平衡需求和供给二者之间的管理关系。未来，我国金融投入的核心将是生产力以及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而解决我国经济金融的瓶颈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因此，有必要持续加强供给管理，以供给管理带动信贷结构的优化，以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实现经济发展的宏愿。其次，提升金融资源利用率。实际上，我国货币信贷正逐渐实现宏观调控，然而，经济金融环境相对复杂，世界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也颇多。2013年1月，商业银行信贷额为1.04万亿元；次月即下降5100万亿元，可见信贷明显紧缩。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问题仍不容忽视。未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步伐势在必行，其核心应是稳定价格总水平，信贷资金应更多地投向“三农”、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中。4.缓解城乡二元金融，弱化城乡差距。首先，针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进行优化，使其制度环境更适合经济金融的和谐发展。我国城乡金融结构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一元化，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转变战略先缓解二元金融结构，力求缩短城乡偏斜转为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争取早日抹去城乡界限。为此，应给予科学发展观，着眼于长期战略并立足于客观实际，增强认识，制定不违背我国基本国情的可行性策略，脚踏实地地像城乡金融一元化迈进。切忌盲目照搬照抄，切忌盲目追求速度而忽视当前的发展实际。正确的做法应是按部就班地规划和计划，认真细致地推进。其次，缓解城乡金融二元结构，首要及核心的任务是夯实经济基础。任何时候，金融的生成及其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基石，作为城市经济的有效补充，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不可谓不重要。而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依靠坚实的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本丰富农村金融资源必须首先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合理化发展必须首先壮大农村经济。只有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获得了发展的有利条件，才能根本缓解并最终解决城乡金融发展差距，以达成经济金融发展的终极目标。

三、结语

纵观当前国内外的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可以预言，只要我们在做好前景预测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我国根本国情的战略规划，加强实施过程中的宏观调控管理，就能在缓解城乡经济金融差距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经济金融的飞跃发展。

作者：林辉 单位：福建海峡银行漳州分行

国内经济论文:谈国内经济模式与低碳经济

一、低碳经济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

在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十分重视经济发展。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因为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往往就会使得自身在环境保护上的意识有所忽略。当将环境保护，低碳行动提上日程的时候，就会很明显地发现，我们的经济发展发展会有所局限。此时，低碳发展将成为一种主流的经济发展。为此，逐渐强调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故此，中国政府毅然决定在全国开展“节能减排”活动，发展低碳经济，这不仅是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更是加速经济转型发展之必须。低能耗、低碳强度”模式是最理想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作为新的发展模式，是实现全球减排目标的战略选择，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状况一直不是很乐观。一方面是技术手段仍以中低端为主，低碳上的能源替代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另一方面是融资机制匮乏。资金的有限度限制了产业的发展速度及相应的科技创新。产业之间也存在很多问题，产业竞争的无序，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不足，技术产业的应用推广力不够等等因素，都限制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低碳经济处于初级的入门阶段，国家和企业开始接受低碳的理论，并且打算应用于实践中，只是在实施的问题中会遇到各种问题，导致实行过程受阻。而这些问题不是短期就能够解决的，所以我国低碳经济现状就是不断摸索、试着从产业结构调整、科学技术手段以及资金制度等方面开始变革，为低碳经济模式的真正实行做铺垫，低碳经济发展在此条件下将有顺利发展的可能性。

二、低碳经济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措施

我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决定了产业结构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不适应性。现有能源结构所带来的资源能源问题与低碳经济不符合的现象等都是制约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和企业只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手段，才能推进我国的低碳经济的顺利发展。发展低碳经济，就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全局规划、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以及消费观念转变等，促进清洁能源的规模化利用，减少化石燃料等高碳能源的消耗，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态势。同时制定战略规划，开拓低碳经济发展新格局。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资源。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打造低碳经济发展平台。强调低碳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大力发展低碳产业群。转变消费观念，推广低碳生活。开发低碳技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加强国际低碳技术的合作与交流，不断完善我国低碳发展体系。

三、结语

传统经济模式向低碳经济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才能缓慢前行。需要积极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鼓励低碳发展的国际国内政策、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从各方面着手，为低碳发展的可能提供可行性的基础。即使我们的任务很艰巨，我国所要面临的情况比较严肃，但是我们依然要坚定不移的持续进行低碳环境下的经济发展任务。低碳下的经济模式适合当今时代的主题发展，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在各行各业共同的努力下，我国的低碳经济模式也能十分完善，并且能达到稳定、持续的发展。

作者：李轶 单位：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经济论文:国外次贷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启示

一、对我国房屋抵押贷款发展的启示

中国房地产上一阶段的发展基本与美国同步，同样是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与住房抵押贷款的迅速扩张，高增长的表象下，中国房地产市场同样孕育着不小的风险，次贷危机的爆发，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重视房地产及其抵押贷款市场中存在的风险。

(1)我国房地产企业对银行资金依赖度过高中国房地产企业的自有资金非常薄弱，房地产开发主要依赖银行贷款。以全国银行发放房贷总额为例，1998年全国银行房贷总额仅为426亿元，到了2005年房贷总额为近5万亿元。房贷总额在7年间飙升115倍。根据央行公布的《2006年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银行资金占其资产的比率在70%以上。另外，房地产还牵涉着数十种上游产业，这些相关行业为满足房地产膨胀所带来的硬性需求，扩大产能而进行了数目庞大的基础投资。而这些基础投资很大程度也是来自银行的信贷。这意味着，除了目前银行已知的5万亿元房贷外，银行还向更多和房地产相关的行业投入资金。因此，可以说，房地产业的周期将直接影响到金融资产的质量，在当前房地产价格回调的情况下，尤其构成中国银行系统安全的隐患。

(2)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资产风险可能比预期的要高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住房抵押贷款被公认为安全性较高的信贷业务，但次贷危机的爆发显然打破了这个神话。2000年我国住房抵押贷款期末余额仅为3316亿元，而2007年底则高达2.7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2.42%，高于同期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增长率。尤其是在中国当前并未实现完善的个人信用管理制度情况下，申请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门槛较低，国内居民及住房投资者在办理住房按揭贷款时，很多人不能满足个人每月按揭贷款还款额不得超过个人家庭月可支配收人的50%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假收入证明、假工资证明现象屡见不鲜。业绩压力也使得国内部分银行在房贷时放松了贷前审查。因此，在中国住房抵押贷款质量良莠不齐这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信用风险很可能要比预期的要高很多，中国同样需要对信用风险保持足够的警惕。因此，对于未来中国房地产发展来说，有几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首先，必须要重视高度房地产周期波动导致的风险在银行系统的高度集中问题，不仅加强对银行的房地产贷款质量的监管，更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单一问题，同时通过审慎推进优质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化解当前房地产金融风险。其次，必须加强住房抵押贷款申请审查，制定更加严格的住房贷款审批程序，优化房地产抵押贷款质量。再次，必须尽快完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实现对个人信用的科学评估，从源头上降低信用风险。

二、合理运用反经济周期调节政策

次贷危机的爆发，与美国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密不可分。上世纪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以后，美国经济陷入低迷，为对抗经济周期，美联储采用不断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9•11以后，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低迷，降息更加受到推崇，美联储连续13次降低利率，货币政策的放松带来了货币供应量的急剧上升，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开始发生。这带给我们一个思考:反经济周期政策应该如何使用?现代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强调宏观经济调控应该反经济周期，熨平经济波动，以保证经济体稳定增长。但这一理论特别是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在理论上遭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反对。弗里德曼坚决反对以利率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媒介。他认为，当国家运用利率作为中介指标时，会给市场参与者发出一种不利于货币政策实施的信号，有悖于政策制定的初衷。例如，当经济过热，出现通货膨胀时，货币当局想采取提高利率的方法来减少市场上的流动性，这时可能会给市场参与者发出经济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信号。在此情况下，市场参与者认为通货膨胀即将发生，考虑到把货币持在手中或存入银行只会使货币相对于物价的上涨而贬值，而不如尽快将持有的货币甚至包括活期存款都花费出去。这样，流通中的货币就会变得更多，物价会继续上涨，利率的提高本来是为了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使得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通货膨胀更甚了，使得调控的结果与初衷相悖。同时，宏观调控成功的前提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必须能够分清宏观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且能够采取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事实上，由于宏观经济的复杂性，这两个前提都很难满足。前者依赖于政策制定者的经验和判断，而后者历来是各种经济理论争论的焦点难以形成定论。而更重要的是无论哪种宏观经济政策都有弊端，都将对市场主体利益产生影响，而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很有可能扭曲整个市场，进而导致宏观经济更大的波动。因此，反经济周期的调控政策必须要慎用，政策调控不仅要考虑到当下的经济状况以及政策之间的搭配，还必须考虑到调控政策的累积效应，考虑调控政策出台的时机，才有可能熨平经济周期，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可能只是将经济危机延后，带来未来经济更大的动荡。尽管是由金融创新工具引发，但金融创新却并非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弊的一面，但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只有创新不当和监管不力才会引起市场风险，合理运用不但能够规避分散市场风险，而且能够增强一国的金融市场竞争力。事实上，金融创新也并非现代独有，翻开金融发展史，无论是从金币或过渡到纸币还是从单一的商业银行过渡到商业银行、保险业、证券业并重，每一次进步都可以看作是金融创新，而每一次金融创新，都极大的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与历史上的金融创新相比，现代金融创新只是更加人为化，技术上更加先进，但在其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美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根源就在于其强大金融创新能力。因此，不能因为次贷危机就对金融创新退避三舍。金融创新应以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协调为最基本的标准。与美国市场不同，中国金融创新不是创新过度，而是创新不足的问题。2007年末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高达69.14%，而由于金融市场的纵深度和多样性不足，中国储蓄转化投资的比率并不高，导致中国这样一个储蓄大国，实体经济巨大的资金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国内投资仍然相当程度的依靠政府投资与国际资本。因此，为了解决投资需求与储蓄资本的转化问题，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转化能力，提高金融企业的竞争能力，必须加快推进金融创新。次贷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之一是金融监管机构对于金融创新的监管不足，使得系统风险不断累积，最后导致危机一发而不可收拾。因此，在推进中国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对其加强监管。首先，必须吸取次贷危机教训，对金融创新的基础资产质量进行严格监管，防止金融创新产品先天不良，将风险转嫁到整个金融市场。其次，提高金融创新的透明度，合理利用金融创新技术，使金融创新在阳光下运行，降低信息的不对称风险，使投资者能够充分认识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再次，加快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中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目前还不完善，如多部门管理可能导致市场分割，不利于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各部门监管标准存在差异，各部门间的监管权力之争可能诱致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套利，产生道德风险，不利于金融稳定等。尽管美国监管体系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不少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监管体系依然比中国先进，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借鉴其合理之处，吸取其教训，防止出现监管重叠、监管遗漏或空缺的现象，次贷危机为中国提供了绝佳的案例学习机会。最后，监管手段要紧跟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还要保护创新主体的热情，鼓励与支持进一步创新。

三、结语

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至今尚未结束，世界各国都在采取相应的措施，维护本国经济的稳定。中国也不例外的4万亿人民币的基础建设的投资和国家支持的十大产业政策的出台，都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负面效应所采取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应结合国情来调整经济的增长模式，形成以内需为导向经济政策，引导居民利用信贷杠杆刺激国内消费，减少对出口贸易的过度依赖，能够规避全球经济国际化带来的风险。而研究美国次贷危机使我们对国际金融风险有更深切的认识，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具有高流动性和创新性，金融风险引发的危机的传播速度、广度、深度已超出我们的想象，建立相应的金融屏障保护本国金融经济不受其害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朱 木 单位：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老边支行

国内经济论文:谈国内经济平稳上涨的关键

一、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现状及其对经济的制约

相对于出口和投资来说，消费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关键。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分析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所指出的:“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也就没有目的。”消费对于生产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2］。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在目前买方市场格局下，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是国内消费需求。因为，国内市场广阔，立足国内消费需求，可以使我国经济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增强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通过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投资扩大，从而使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目前我国的消费需求现状却并不令人满意，总的来说是消费率偏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在:一是相对于GDP增速，居民消费增速明显偏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以上，而居民消费增速只有2010年(18．4%)和2011年(14．7%)高于GDP的增速，其余年份均低于GDP增速;二是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城镇居民的消费远高于农村居民，在1998－2008年10年间，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在3．5∶1－3．8∶1之间;三是居民消费率偏低，据权威部门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为61．1%，到2008年下降到48．6%，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8%下降到35%左右，这个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2008年美国的消费率为70%，印度为54．7%)［3］;四是居民的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尤其是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下降更为明显。造成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体制不健全、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主要原因。

(一)制度不健全

一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不健全，致使各经济主体无法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开展公平竞争，并通过公平的价格获得利益。二是对垄断性高收入和非法收入缺乏有效的约束及打击体系。当前，有部分垄断行业凭借垄断地位及国家政策的倾斜，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并通过各种途径转变为本行业的高收入，致使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统计显示，2008年，二者的年平均收入差距为4．7倍。另外，一些企业和个人不是通过合法经营，而是通过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或者利用权力贪污受贿等获得大量非法收入，成为财富金字塔中的顶层人物。这种现象严重侵害了本应由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经济权利，成为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中最不公平最不合理的部分，拉大了收入差距。但由于制度不够健全等各种原因，政府对上述现象的打击力度尚有待加强。三是税收体系不完善，导致了一些应收未收现象的发生，客观上也拉大了收入差距。四是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的惠及面狭窄、保障功能水平低，群众在医疗、养老、失业、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未能消除，加上其他众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困扰，从而对未来的预期不佳，致使他们不得不压缩即期消费，以应对未来生活的风险。

(二)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1．个人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偏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下降。根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调查显示: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10年为43%，27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率，却从1995年最低时的17．39%上升到2007年的32．87%，12年中上升了15个百分点［4］。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过小，2000－2007年都在12%左右，与发达国家的60%差距巨大［5］。2．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收入差距过大。据新华社2011年发表的文章报道:从1978—2007年的30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是9．8%，居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是7%，若再辅之以近年不时出现的通货膨胀，购买力严重下降，居民收入实际为“负增长”［6］;同时，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速度过快，人力资源价格远未得到合理体现。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2004年，达到0．44，之后，呈继续扩大趋势，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增长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消费市场被收入差距扭曲［7］。3．收入分配结构呈不合理的金字塔式分布，中产阶层的人数过少。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的研究报告认为，我国中产阶层估计已达到全国人口的23%。作为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这样的比例显然是太小了，这也必然导致了他们的消费规模无法真正达到稳定消费市场、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以上这些，都可能使国内居民消费水平无法真正提高，从而使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来拉动经济持久高速增长的阻力加大。因此，要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必需从源头上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二、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的对策建议

(一)转变政府职能

减少政府职能中掠夺性的一面，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避免因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过分限制而引起的地方政府把损失强加于民众头上的行为发生;增加民生服务范围，采取措施切实减轻消费者负担，尤其是税外负担，保证民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通过发展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就业培训等社会事业，把政策的主攻方向集中到为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者的服务上。

(二)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

第一，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解决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让各市场主体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第二，加强对垄断性行业的收入限制，同时降低对进入垄断性行业的管制，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来抑制垄断利润的产生;第三，制定相关的法规坚决打击和取缔各种非法收入;第四，完善税制，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等来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第五，建立公平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惠及面和保障水平，缩小实际的收入差距;第六，在全面加强对消费环境行政监管的基础上，利用法律手段帮助消费者维护合法利益，惩治不良的消费环境。

(三)增加劳动者个人收入

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之所以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是因为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偏低，即由于生理和心理需求等因素影响，他们的消费比例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而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若他们的收入增加，则社会消费水平也会因此而大大提高。现实中，可以采取以下途径增加劳动者个人收入:第一，提高个人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一方面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另一方面提高工人的维权意识及维权能力，强化工会及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功能，切实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纠正“劳动力价格偏离价值”的现象;同时通过税收改革，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既保证个人收入，也保证企业的收入，使“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在初次分配中得以真正体现。第二，鼓励和扩大职业技术教育，让更多的劳动者有接受专业技术培训的机会，成为掌握某种专业技能的技工，这不仅能提高劳动者自己的工资水平，同时也能缓解东部沿海地区的“技工荒”。第三，完善社会救济和求助体系，通过扩大中央转移支付的形式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四)增加农民收入

除要继续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外，还必须做到:第一，继续完善最低粮食保护价制度，继续开通保护农民利益的农产品“绿色通道”，保证农民最基本的利益;第二，重点解决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农民最关心的社会保障问题，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缩小城乡差别;第三，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于期权的法律制度，使农民出让土地的承包权合法化，并从土地流转中获得合法收益，再以其收益来投资或交纳社会保险费等，或者让农民以土地入股，从每年的土地收益中分红，以此获得稳定的收入。

(五)扩大“中产阶层”规模

目前我国的“中产阶层”占总人数的比例只有23%，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事实证明，“中产阶层”各方面的素质较高，在引领社会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功能。因此，要“使更多的低收入者、社会底层群众，通过公平的教育机制、用人机制以及良性的社会向上流动渠道而成为‘中产阶层’的新成员”［8］。第一，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低收入者在养老、医疗、失业、教育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有提升生活质量的机会;第二，建立公平的教育制度，让低收入者有通过接受良好教育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第三，加快城市化建设，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就业机会，使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在城市有通过就业和创业提高自己收入的机会。

作者：徐燕兰 单位：肇庆学院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的动力和发展综述

中国经济繁荣的动力

经济改革前，中国经济采取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所有部门基本都为国有，没有一点自主权，国家或地方政府完全控制各种商品的生产，价格，销售及各种经济资源的分配。在这种体制下，人们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也相差不大，工人的工资水平也不会因工作努力程度而有所变化。工人终生会在一个企业里工作，在退休时，还可以拿到自己普通工资的70%左右的退休金。职工的子女也可以在企业的子弟学校上学，子女还可以顶替父母继续留在企业上班。因此，工人们只会按部就班的进行生产，管理者也不会对企业的生产，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进行改善，所有的企业和部门都处于一个状态。社会生产效率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率非常低，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经济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气象。除了重工业、能源、通信、交通及其它决定中国经济命脉和与国计民生有密切相关的行业外，都允许产权私有化。从此，各行各业私营经济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个体经济的出现增加了中国市场的竞争力，给国内市场带来了活力。国有部门不思进取臃肿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已不适合市场要求，国有企业开始自觉地进行改革。中国的双轨制经济开始形成。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潜在的巨大消费能力，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纷纷来我国投资建厂。1979-1984年，五年间外商投资总额仅有111.48亿美元（剔除了对外借款的情况），到2006年，一年的时间来华投资总额就达1982.16亿美元。经过三十几年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私人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国有部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力军。截止2010年，全国企业单位数有651.77万个，私营企业达468.39万个，占全国企业个数的72%。非国有部门有1978年占工业总值的20%，上升到2010年的60%，其中，2010年非国营部门中仅私营企业的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31%。社会商品零售总值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9.5%上升到2010年的90%。从就业水平来看，非国有部门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非国有部门的就业人员量由1978年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2.1%，上升到2010年的91.4%。非国有部门的出现及发展提高了市场活力，促进了国有部门生产技术的自我更新和管理改革，尤其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推动作用尤为突出。使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和要素的利用率提高。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削弱了中央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担当起配置资源的重任。企业必须从市场购进原材料，并将商品交给市场出售转化成资本。不管是国有部门还是非国有部门超过90%的产出以市场价格成交。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形成。尤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臻完善，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刻的背景下，非国有部门的经济比例将会越来越大。非国有部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新兴的市场组织结构和市场主体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体制的完善提供了借鉴和思路。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这些大都是依靠高消耗、高污染、高浪费的生产方式换得的。资源的减少，环境污染的压力，再加上国际环境的因素，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预言，中国经济将走向衰退。中国经济真的会走向衰退吗？在我看来是有些经济学家在没有对中国经济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得出的不合理的结论。实际上，多年来日本、韩国等国家一直实行美国式金融模式，随着雷曼兄弟的倒闭标志美式金融模式已行不通。许多经济学家将中国与日本1989年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经济也将衰退，其实不然，日本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左右，而且处于经济过热状态。而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很强劲，在全球处于金融危机经济低迷时期，2008、2009、2010年3年的经济增长率仍达到9%、8.7%、10.3%。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可开发的空间还很大。中共十七大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目前，中国设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政府基金)和中国绿色碳基金(民间基金)，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近几年，中国依法淘汰了一大批落后产能，如关停小火电2100万KW、小煤矿1.12万处，淘汰落后炼铁产能4659万t、水泥产能8700万t。2010年，全国环保投入达6654.2亿元，占同期GDP的1.66%。启动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燃煤电厂脱硫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央政府投资支持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691个。2007年单位GDP能耗比2006年下降3.27%，化学需氧量和SO2排放总量近年来首次出现双下降，比2006年分别下降3.14%和4.66%。从中国为发展低碳经济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我们对完成经济发展向可持续性转型充满信心。2008年金融危机，为了激活国内市场，扩大内需，中国政府陆续投资4万亿用于基础设施、生态环保投资，自主创新和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建设发展，为我国度过危机创造了条件。另外，为了推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我国还斥巨资解决"三农"问题和城市下岗职工、低保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问题。从长期来看，这些人尤其农民具有强大的潜在消费能力，这方面一旦得到开发，对我国内需拉动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从2010年起，相关部门已重视到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先后通过政府资助、科技贷款、资本市场、创业投资、发放债券等方式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近几年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规范整顿下，以融资担保公司为代表的新型金融机构得到快速发展、逐步成熟，不断探索经验，形成一套适用于中小企业融资与发展的成功模式。融资性担保公司开展的融资担保业务、小额担保贷款业务和其他担保业务品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过程中抵押物不足和无抵押的难题。同时，作为银行融资合法合规的良性补充，小额担保贷款业务满足了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或农户额度较低的融资需求。为中小企业缓解融资难题，促进中小企业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区域发展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潜力更不可忽视。这三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基本依赖于沿海地区的发展，而内陆开发不完全，甚至有些地方并没有得到开发。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性。沿海省份工业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内陆省份。并且，像上海等发达的东部城市的经济开发已接近饱和。成都等长江流域的二、三线城市拥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在这些城市，收入的增加正在创造新的消费阶层，这里有大量的需求和经济增长点。如果我们忽略其他项目的开发，仅西部县城间的高等级道路设施的完善，就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收益。同时，内陆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各类金属矿产资源特别是有色金属资源、风能、水能的自然资源。农副产品资源也相当丰富，如内蒙古盛产牛羊肉和动物皮毛，成都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越来越多的中外企业开始注意内陆投资，新一轮的“东资西移”使企业的产业链不断向内陆延伸，这为内陆城市创造了更多的贸易机会。因此，西部大开发的顺利实施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大意义。虽然经历这次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市场萎靡不振，但是我国经济还是保持了良好势头，并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201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29740亿美元，相比前几年都有大幅度提高，其中出口总额达15777.5亿美元。这一数字表明，不仅中国经济依赖于国际市场，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开始离不开中国。

结论

1.由上文我们知道非国有部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利用自己的优势可以比较容易的进行融资，非国有部门中最具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融资比较困难。这次危机中许多中小型企业倒闭就是很好的案例。政府应该制定一些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和融资的政策，推进融资担保产品与服务创新，努力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融资担保机构均大有可为，融资担保机构除了提供贷款担保服务外，顺应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方向，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大胆探索担保新领域，立足企业，不断推进担保品种、合作模式创新，强化内控制度建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是以创新发展融资担保品种为手段，有效满足中小企业多元化的融资担保需求。根据市场的要求及企业发展的需要，加大担保品种的开发和实施，努力实现担保品种的多元化，来适应企业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市场的竞争力。2.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虽然造成了许多经济发展矛盾，但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空间。继续坚持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并且制定更多有利于内陆开发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商及沿海企业在内陆发展，同时鼓励内陆自我积极开发。3.理论上讲，维持我国经济增长必须靠投资拉动，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非常大。但是仅仅依靠消费和出口，在实物资产不增加的情况下中国无法实现高速增长，消费具有饱和效应。因此，不仅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尤其是占我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投资空间还很大，包括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民生等领域，必须保证资金真正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经济才能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4.无论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还是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指出：劳动力、资本、土地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低效配置，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而缺乏相应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我们应该加快完善要素市场，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尽管许多东西方的经济学家，都预言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出现停滞状态，甚至衰退。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所区别。中国的经济还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状态，开发空间还非常大。

作者：董翔宇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发展模式释解

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利与弊分析，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急迫性

从吸收能量角度看：我国的投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具有两方面的缺陷：一是投资方面，我国主要还是靠引进国外的技术来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它不利于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并容易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与低效益等问题；二是出口方面，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国为了保住经济的增长，都形成了高企的债务规模，在可预见的较长时期，都可能会去消减自身的赤字，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节约资本。可想而知，世界各国对中国产品的消费会是一个减少的趋势，那么我们国家的产能将严重过剩。假如我国再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只是导致更大的产能，导致更大的银行不良资产，从而威胁我国的金融系统，形成经济滞胀，甚至导致社会的动荡。②从释放能量角度看：我国的投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形成了国内产业的规模化，并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国回收资本，以此为下一轮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带来动力。在此种经济增长循环中，我们国家得到的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计价的债务凭证，失去的是国内的土地、劳动力与环境资源，以及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

鉴于宇宙观的理解出发，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进行以下几点思考

从宇宙观的角度出发，可以从能量集结过程和能量释放过程这两个方面对中国发展模式转变作一点思考：①能量集结过程，即通过资本将土地、劳动力与技术集结成产品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是效率提高。如何提高资本配置资源的效率则成为此过程的重点。在此，主要从技术创新培育和组织结构升级两方面加以分析。首先，推动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提高科技集约化程度。第一，加快企业的技术进步，使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实现从“要素租金”增长转变为“创新租金”增长。一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技术进步机制，鼓励科研机构进入大型企业集团，逐步加大企业的科研资金和力量的比重；二是要坚持技术与发展并进的方针，既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缩短与先进国家技术方面的差距，也要发展面向市场的适用技术。第二，加快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是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手段。在充分考虑国内先进技术创新的起点和水平的基础，制定行业技术进步和改造规划，提出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和采用先进技术的标准和实践要求，限期淘汰落后的技术和设备，缩短设备更新周期。还要把企业技术进步与促进产业和产品结构优化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发展规模经济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合理利用资源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推动技术改造。第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储备优质劳动力与科技人才。我国既要加大国民教育发展步伐，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和年限，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又要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劳动力的素质，加大企业培训、教育、管理方面的投入。其次，加快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一，加快改革，优化产业结构。首先，要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塑造产业结构优化的微观基础；其次，要培育和完善要素价格，发展和完善市场中介组织，制定和完善市场规则，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组，是产业结构的调控具有灵活性与及时性，适应集约经营的需要；最后，加强宏观产业政策的调节与指导作用，提高技术改造的投资比重，推进产业立法，进而加快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第二，培育主导产业，推动经济增长。当前，我国主导产业主要从以下三点加以培育：一是支持与振兴传统支柱产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石化工业、汽车工业和建筑业；二是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空间技术为技术支持的工业和农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把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培育为我国的新兴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三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生产的产品在国际上更具竞争力。②能量的释放过程，即提高消费产品的动力，为下一轮资本的集结和投入更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做准备。那如何提高社会的资本集结能力与最大限度地保留住资本为国内服务是能量释放过程的重点。首先，增加收入，提高居民实际消费能力。居民收入过低是制约居民消费最主要的因素,要想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必须增加居民收入。第一，扩大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一是适应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二是降低政府税收，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增加企业的竞争能力，从而为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收入公平。努力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提高他们的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工薪阶层的工作水平；加强区别化征收征管力度，通过开征利息税、遗产税等方式，改善分配结构。第三，努力发展资本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发展资本市场不仅可以使企业更具竞争力，还使我国居民直接分享企业创造的利润，增加居民的收入渠道。其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的潜在消费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维持着一个较高的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积累了宝贵的资金,但我国的消费规模却很小,影响了内部经济的不平衡。引起此种高储蓄与低消费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居民出现各种预防性储蓄。而这种预防性储蓄在经济下滑时还会强化。因此,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保障。一是继续完善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救济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养老、医疗、失业、救济等支付标准。二是要尽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扩大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险金的支付能力。三是要尽快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覆盖到的群体的社会保障。

作者：韦林 苏宁 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国内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对国内经济进步意义和举措

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衡量经济全球化的利弊与得失，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提供了哪些机遇，带来了哪些风险和挑战。综合起来说，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就是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搞好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搞不好则会遭到挫折和损害。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从8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为中国复兴带来了机遇，中国应抓住这次机遇，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求同存异，克服困难的原则，主动、健康有序地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大潮之中，自觉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迅速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最终实现现代化。

（一）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科技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经济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而关起门来搞建设只会越搞越穷。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要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必须实行对外经济开放。事实上，在对外开放政策的作用下，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的质量显著提高，对外经贸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八五”期间，我国共吸收外商投资1845亿美元，预计“九五”期间会达到2300亿美元。“八五”期间，货物满意额由2808亿美元，增加到3606亿美元。2000年突破了4000亿美元。

（二）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

改革既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又要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和惯例。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解决原有经济体制僵化封闭的弊端入手的，经过放权让利、全面改革、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等几个阶段后，现在进入了解决棘手问题的攻坚阶段，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探索和发展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改革政府管理机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住房制度、投融资体制、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许多做法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有很大出入，达不到国际要求的水平，所以一些发达国家以此为借口对我国的贸易加以封锁和限制。参与经济全球化就要按世界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遵守国际规则、惯例和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与世界各国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从国际规则的遵守中获得利益。因此，在改革的攻坚阶段，一定要解决改革中积攒下来的棘手问题。

另外，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外在压力，也会变成改革的内在动力，因为这种压力有助于我们实现政企分开，机构精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于深化改革，完成改革攻坚阶段的任务是个良好的机遇。

（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实施对外开放和对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尽可能多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扩大的投资和商品市场。同时只要发达国家不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采取保护主义的强硬政策，不对贸易自由设置阻碍，只要能够建立起资本流动的合理规定──保护生产性投资，预防如投机之类的负面影响，那么，经济全球化完全有可能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除了有赖于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变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此外，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可以享受到许多来自政府政策上的优惠，实际上进行的是不平等竞争，使国内企业对提高自身素质缺乏紧迫感。加之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作用，企业的设立、经营和产出往往不根据市场的需要，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浪费严重，经营粗放，集约化程度不高。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相互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必然带来国外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大量涌入，从而对我国国内同类商品和服务行业带来冲击。为了把这种冲击减至最低程度，政府、行业和企业都要抓紧时间，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世贸组织允许的过渡期，实现结构优化和素质提高。

（四）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能够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搞市场经济，我们还缺乏经验，这就要通过对外开放，在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和接触中，考察和总结各国活生生的实践，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的优点和缺点，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利弊得失，从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可以借鉴和选择的经验。80年代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体制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从体制上讲，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不同，它在政府的作用、企业制度、市场规则、信用制度、贸易方式、国际协调等方面都实施了改造和创新，发展出了几种不同模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今天，我们已经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制度的思想束缚，认识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我们应当向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知识和经验，汲取别国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但是我们不允许也没有必要从传统的市场经济开始，沿着西方资本主义老路慢慢地发展到现代文明、有序的市场经济。

此外，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提高国际地位，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等都有很大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在不断增强。但是，综合看来，中国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名列世界前八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属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中国对国际社会、世界问题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影响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世界经济事务中，中国现在已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所以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从而也不断地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

二、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贸易和投资不断自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想在一国范围内保持我国经济的自给自足已经不可能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之中。我国的原材料、技术、劳动力和市场的供求状况都有国际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国民经济干预权的削弱正在成为普遍现象。同时，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种冲击对一些产业来讲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有关方面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地进入我国市场，冲击我国汽车、制药、农业、电信、航空、计算机、金融等七个方面，同时将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形成严峻剧烈的竞争局面。其中就汽车行业而言，汽车工业是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主要表现在：第一，面临缺乏规模经济的冲击。汽车工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只有规模上去了，价格才能降下来。而我国1998年全国汽车产量是163万辆，轿车是50.71万辆，只相当于外国一家汽车制造厂的产量，甚至只相当于外国汽车制造厂一条流水线的产量。第二，面临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的冲击。目前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2000万辆，通用、福特、大众、丰田等几大生产巨头纷纷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中国目前200人拥有一辆汽车，显然是一个潜在的汽车大市场，必然会受到外商的青睐并尽最大可能挤入中国市场，这无疑会对我国汽车工业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威胁。第三，面临关税逐步下降的冲击。目前我国汽车平均关税为80%～100%,尽管正式文件尚未面世，但关税降低20%是起码的，这意味着关税降低后的进口汽车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此外，汽车工业自主开发能力弱、劳动生产率低下、缺乏竞争优势等都使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巨大的压力。虽然中国的轿车工业可以作为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保护的时间也只有五年左右，充其量十年。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落后的企业将难以生存。汽车工业进入大规模资产重组将是大势所趋。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挑战。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空前加强，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世界各国陷入失衡和危机的境地。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有个最好的例证。这就要求我国务必提高经济管理智能，防范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的发生。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较为灵活的汇率安排是减轻失衡和外部冲击的有效手段。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经济组织的挑战，一是跨国公司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对诸多的贸易、投资等问题，哪个国家也无力单独解决，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组织。这就使国际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同时也意味着原来主权国家部分经济管理权利的消失或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显得至关重要。否则，国家的经济主权就会受到威胁。跨国公司对我国政策和措施有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它们经常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大搞投机活动。因此，经济全球化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受到国际因素的限制和制约，使其作用的发挥要困难得多。我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对国家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的要求，及时加以调整。否则，就会殃及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的稳定带来的挑战。

政治稳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稳定的威胁和挑战加大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为西方的干预主义提供了很多的借口。美国一直奉行干预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更以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为借口，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子干涉别国内政。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宣称，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国家内政与国际问题之间的区别一直在减少，推广民主、对付动荡及非人道主义、建立集体安全是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三项内容。美国必须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保护本国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的政府”履行其职责。北约就是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对南斯拉夫动武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许多民族和宗教问题，还有诸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等需要处理，如果解决方法失当，就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

2.为西方的经济政治化倾向提供了方便。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出于对抗的需要，为了笼络住盟友，将政治问题经济化，竞相对集团内部的成员实施经济援助。如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欧洲和日本进行大量的援助和贷款，帮助它们恢复和发展经济。苏联也用同样的办法使一些东欧国家与它靠近。冷战结束后，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加剧，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发展中国家把经济的发展作为政治成功的标准，发达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比如，西方国家为了制止波黑战乱，通过安理会对南斯拉夫实施经济禁运；为了消除伊拉克的军事和政治威胁，迟迟不解除对伊的经济制裁。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多年来西方更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压迫中国就范。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经济制裁。在中国“复关”和“入世”问题上，西方更是漫天要价，把单纯的贸易问题变成了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使这一谈判持续了十多年。

美国国会把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每年审议一次，就是要把美国的人权观念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西方一些怀有“西化”和“分化”图谋的人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中国在这方面必须高度警惕。

此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传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西方文化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霸权化的趋向。西方意识形态正有计划有步骤的侵入我国，一些有害的文化价值观念也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愈来愈多地被输入我国。这些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极其严重地动摇着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如，在理论的层次上，他们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经济自由化”、“政治多元化”等等，抵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层次上，他们把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通过各种手段传播进来，消除人们的意志；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他们给分裂主义分子以国际活动空间，授予其“和平”奖章，提供先进武器，支持其分裂活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反渗透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在各种领域和渠道上表现和展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将始终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和挑战。

三、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的发展策略。

应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大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今天，以无线电话、电视、电脑、人造卫星等现代信息手段为主体的传播网络，已使全球结合成一个紧密的信息整体。这种信息传播、处理的共时性，不仅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通讯化、计算机化和自动控制化的进程，而且也大大缩短了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使人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范围和创造能力。根据有关资料，全球互联网的用户每年以高达162%的年增长率递增，几乎可以说已在全球普及。如今，国际互联网络已扩大到155个国家和地区，它使几万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业务片刻之间就能在国际间完成，这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加速了经济全球化高潮的到来。正是因为信息化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我国在“十五”计划中将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并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事实上，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也是我们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对策。我们必须以积极、务实和奋进的态度，把握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和信息化给我国带来的难得机遇。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深刻影响，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人类文明进程以及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态势，已不允许我们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我们必须正视挑战，形成共识，整合力量，统一行动，努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与未来的重大抉择。

（二）加强我国对外开放力度和快速融入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对外开放的体制环境发生变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政策性开放变为体制性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是全球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是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市场经济规则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国必须遵守的规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的配置和重新配置变得越来越快，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深刻而频繁。适时开放市场，只有市场开放了，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能马上无条件地全面开放，而是要有条件、有步骤地在适应自身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开放，这样才能产生对贸易双方都有利的效益。同时必须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因为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制经济，所以中国必须遵守规则并参与规则的制定。还须发展资本市场。任何一个想要让企业家大展宏图的国家，都必须发展其资本市场。

但中国虽然拥有高储蓄率，却只有很小一部分流进了私人企业，流入高科技公司的储蓄更是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竞争力还处在劣势，因此在准入领域和准入时间上一定要与国家的长远发展相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中国企业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努力搞好国计民生的国有大型企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国有企业机制转化和结构调整中暴露出来的棘手问题，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我们要把中国企业的实践经验认真地进行案例研究，上升到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专家学者要深入到企业里，总结中国企业的经验，然后上升到理论。

这些应是逐步进入国际市场应具有的条件。

（三）努力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同时，我国还应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包括贸易依存度和投资开放度，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为微观经济主体进入国际市场创造宏观环境。拥有标准占领技术高点，现在我们造成财富差距主要的原因是知识差距，就是由于我们现在没有自主创新和自己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少，技术依存度有50%是依靠我们自己国家，50%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知识包括标准、品牌，也包括技术、专利等等，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很难用实物跟它比较的。比如说标准，谁拥有了标准，谁就可以说占领了技术的高点。因此，在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我们必须实行社会塑造与自我强化双管齐下，使我国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得到真正的开发；在提高民族创新能力方面，我们必须着力于创造知识的创新和应用知识的创新两个层面，真正激发蕴藏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潜能，使创新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我国兴旺发达和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此同时，我国应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法制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和成功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几年来，我们在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是一项长期任务，根本的还必须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建立实行民主和法治所必要的、行之有效的机制、规则和形式。我们应该努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应注意将以下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固然要借助于全球化而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尽可能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成果，力求实现某种程度的“跨越式”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在增强经济发展的坚韧性上下功夫，要认识到我们得要面对的压力和冲击力会是很大的，只有依靠坚韧的努力，才能站稳脚跟，才能以此为基础而寻求发展，寻求“跨越”。这两个方面应该是一致的和统一的。

21世纪，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将会更加激烈，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还很脆弱；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的优势有限，信息化整体水平还很低；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我国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立足现实，正视差距，直面困难，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从差距和困难中找到发展的潜力、发展的动力。

国内经济论文:住房保障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住房保障政策对投资需求的影响

住房建设本身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资本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总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收益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住房保障政策对于平衡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比例关系、优化总需求结构，进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住房保障政策下的住房投资行为是一种政策导向的投资行为。这种投资行为相对于市场自发的投资行为，主要具有两种效应，分别为结构调整效应和跨期平滑效应。市场自发的投资出于逐利需要，往往忽视低端住宅市场，导致了对低档住宅的投资不足。这是因为低档住宅主要解决基本居住需求，具有一定的公关品属性。开发商供给这类住宅的私人收益不足以弥补其机会成本。在中高档住宅具有价格刚性的条件下，这种现象更为明显。这导致了市场对这部分住宅的供给不足，同时容易引发中高档住宅的投资泡沫。而住房保障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档住宅的投资，解决市场自发投资的结构失衡问题。另外，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容易导致开发商的投资行为具有更大的波动性，市场容易出现投资过热和投资不足交替出现的周期性现象。而基于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投资行为则可以更好地平滑房地产投资需求，从而增加总需求的稳定性。事实上，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保障性住房投资甚至可能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工具。

二、住房保障政策对净出口的影响

居住成本是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一国劳动力的居住成本高低，可以直接影响其劳动力资源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进而影响其对外贸易的竞争力。房价和租金的上升会直接对劳动力成本产生向上的压力，并影响商品价格。在固定汇率下，这种压力会直接影响一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即使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的变动也很难完全抵消由房价上升导致的成本压力。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不同国家贸易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动会引起汇率变动，并抵消一部分价格变动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这是通过贸易商在不同国家间的套利行为实现的。然而，住宅兼具非贸易商品和投资品的属性，其价格在不同国家间的相对变动不仅不会引起这种套利为，反而可能引起国际资本的投机行为。众所周知，投机行为和套利行为对于市场的影响是恰好相反的。当一国的房地产价格相对于他国更快的上涨时，国际投机资本会进入该国房地产市场，形成对该国货币的需求，更加推高该国货币的汇率。这样，一国房价和房租的快速上涨在导致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还进一步加速了该国货币的升值，对该国的国际贸易形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三、住房保障政策对总供给的影响

根据二元结构经济理论（Lewis，1954），在世界各经济强国的发展历程中，城市住房保障政策无不起到了保证城市化进程推进、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作用。另外，良好的城市居住环境还能保证城市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高效累积，以及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的顺利实现，并推动城市各生产部门的分工体系不断优化。因此，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对于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也就显得更为突出。住房保障政策对于总供给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发挥作用的。首先，住房保障政策是保证城市化进程顺利推进的重要措施，它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转移。根据刘易斯的两部门剩余劳动模型，当农业生产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时，该部门的边际产出为0。城市化进程则促进了这些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从而实现工业部门的发展。但新进入城市的劳动力收入较低，居住成本就成为了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重要障碍。而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则是解决这一障碍的主要手段。除了以上的数量效应以外，居住条件的改善还有利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早期的经济发展一般是依赖于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但当资本积累达到稳态水平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完成以后，经济发展将进入由技术和知识进步，以及人力资本推动的内生经济增长阶段。完善的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可以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和公共资源，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另外，劳动者通过到条件更好的社区居住，获得了更多接触知识和信息的机会。这又有助于实现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应。

四、住房保障政策对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的影响

住房保障政策是对房地产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重要补充，有助于缓解由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过度波动。在现实中，房地产的价格波动往往会对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房屋和土地是银行信贷投放的重要抵押品。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Bernanke等，1989），抵押品价格的上升会降低借款人的融资费用，提高信贷的可得性。而信贷供给增加又会通过流动性效应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反过来又对信贷市场产生影响。这样，资产价格和信贷供给之间会形成一种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相伴出现。而一旦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则又会出现“资产价格下跌———贷款形成坏账———信贷收缩———资产价格继续下跌”的现象。这就是著名的“债务———通缩”循环（Fisher，1933）。住房保障政策则有助于缓解住宅市场的骤冷骤热和过度投机，降低了资产价格泡沫和过剩流动性出现的可能性。因此，住房保障政策具有平滑经济周期波动和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住房保障政策发挥以上作用的前提是政策导向的住房投资是有效的。无效的保障性住房投资本身也可以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并引发政府负担过重，甚至引起政府债务偿还问题。因此，保障性住房的投资不能仅仅依赖行政决策，而是要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这就要求住房保障政策具有诱导型政策的属性，以政策补贴作为杠杆，引导私人投资进入保障性住房投资领域。

五、住房保障政策与我国经济增长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这本质上是受惠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毫无疑问，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是我国30年来实现改革开放，迅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保障。但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优势已出现逐步消失的趋势。2011年，人均GNP超过42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方法，人均GNP处于976~11905美元之间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因此，我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根据历史经验，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其经济的增长动力和效率将逐渐减弱。这一方面是因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技术积累不足，还不能进入内生增长的新经济增长模式。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中等收入国家也逐渐失去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一般认为当人均GNP处于2000~6000美元之间时，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效率是较低的。因而这一阶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此时，劳动者住房支出的高企无异于是“雪上加霜”，使本来就已经趋于弱化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更进一步被蚕食。根据浙江统计局2005年的数据，该省2004年人均住房支出（包括建房、租房和住房装潢、水电气燃料）占全部消费支出的22.5%。可以说，大中城市的住房支出已经成为了当地中低收入群体的一大负担。

这种负担所导致的后果主要有四个：一是加剧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削弱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优势。二是在工资具有一定向上刚性的条件下，造成劳动供给减少，这同样会削弱我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优势。三是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房价和房租的上涨导致了财富更多集中于拥有房产的高收入阶层，而租房者、贷款买房者和存钱准备购房者则在财富分配中处于劣势。四是降低了我国整体上的边际消费倾向。一方面，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递减，贫富差距加大本身就会导致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另外，中低收入者为了支付房租和月供，或者为买房而存钱，也不得不进一步降低其消费支出。

在此背景下，提供高效的住房保障可以从多个方面推动我国经济的高效增长，既能在人口红利效应减弱背景下保持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和数量，又能保证总需求的稳定增长，并平滑投资周期的波动。综上所述，住房保障政策不但对于维护我国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保持我国经济高效增长的重要手段。根据住房保障政策与经济增长效率的理论联系，本文认为我国在制定住房保障政策时应注意如下两点：

（1）我们需要注意保障性住房投资的效率，减少空置现象的出现，从而切实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成本。

（2）我们应该注意以市场化手段为保障性住房融资，这样既可以分担财政资金压力，又可以分散聚集在银行体系中的金融风险。

作者：曹勇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国内经济论文:对外出口与国内经济的关联探究

近年来，我国的出口贸易额迅猛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出口贸易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进步背后隐藏的一些事实，而这样也能够为我国今后的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提供一定的依据。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也有过很多相关的文献进行过分析。有人曾经说过，中国要想成为一个贸易大国，必须要迅速提升贸易结构。而下文将要重点探讨的是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现状。

1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现状分析

自从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出口贸易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状态，而这一切已经说明，我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根据WTO的准确统计：2008年，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为2.56万亿美元，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为7.88%，位居世界第三位。另外，我国的出口总额为1.43万亿美元，占世界出口的比例为8.9%，位居世界第二位。尽管如此，随着我国出口贸易的不断发展，我国出口贸易及其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在发生着非常巨大的变化，这一系列变化也让我国出口贸易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例如，国际间贸易相互的摩擦也越来越多、我国对外资的依赖日益凸显等。出现的这些现象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和稳定发展，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安全，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安全，这甚至直接关系着我国经济转轨能够顺利的完成。下面就将对我国的出口贸易进行分析。

1.1按企业的性质将出口贸易进行分类

现如今，只要谈到某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必然会关注这个国家的贸易出口额。我国也不例外，我国迅猛增高的贸易出口额，成为了评价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自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贸易出口额一直处于迅猛增长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示我国已经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了。近年来，我国的各行各业均在不断地引进外资，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外资主要分布在利润比较高的行业。先不谈外资的总数，将注意力转向不同性质企业的贸易出口情况，就会得到不尽人意的印象。在2001~2005年贸易出口的总额中，外资企业牢牢占据着我国贸易市场的半壁江山，已经占50%以上，而2005年更是上升到了58%。但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出口额却不断的在萎缩，直接从2001年的42.6%降到了2005年的22.4%。另外，私营企业逐渐在出口贸易行业苏醒过来，所占的份额达到了14.7%。衡量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如何，固然出口贸易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指标。但是在中国，由于中国的外资企业是出口贸易迅猛发展的主体，而这种出口贸易实际上就是外国资本、技术、品牌、标准、品牌、销售网络等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也就是说，除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出口贸易实际上体现的是外国生产要素的竞争力，而不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在我国出口贸易额不断上升的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我国资本在国际竞争力的退步。

1.2按产品类别和出口贸易的方式进行分类

传统的出口贸易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哪些产品出口额高，就集中出口这些产品。我国在2001~2005年间，占出口总额比重非常大的产品主要就是机电产品、轻纺类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如果按照传统的出口贸易理论来判断，中国的优势产业就是机电产品、轻纺类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也就是说，我国的贸易优势就是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很显然，传统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下面，就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方式进行简单的分类。在2001~2005年间我国的出口贸易中，一般贸易的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非常小，在这种程度上，还有下降的趋势，实际上已经由2001年的42.1%逐渐降到了2005年的41.6%。但是，加工贸易的发展却是十分稳定的。与一般的贸易相比，加工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典型的产品大进大出的贸易方式。我国加工出口的很多产品，我国企业实际上只得到了很少一部分的租金和加工缴费，其余大量的费用都是外商在出口中的收入。这样其实不难看出，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扭曲，并且出现了一系列的假象。在我国进行大规模出口贸易的同时，我国的劳动者是外商的低成本，赚取微薄的收入，但是却为他们带来了巨额利润。

2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关于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很明显，出口贸易促进经济的增长。关于这一点，下文将从4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具有复杂性。影响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例如劳动投入、物质资本投入、进口、出口、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投入、技术水平、外资、政府消费支出等。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同时也对经济增长起着综合贡献作用。据调查显示，我国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另外，在经济开放这个角度来看，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大。而人口的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第二，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据相关研究认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存在着导向作用，但是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依赖于汇率波动、贸易条件、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我国贸易条件的逐年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出口贸易带来的福利收入，所以出口贸易的长远发展不能只是简单的注重出口数量的提高，更要注重贸易条件和出口商品竞争力的改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对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对外贸易的平衡产生了非常有利的影响。虽然目前存在着人民币升值的潜在压力，但是从人民币汇率和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发展的关系来看，应该要保持人民币的相对稳定。第三，出口贸易的技术进步具有很大的效应。主要就是表现在：出口部门的技术示范和技术外溢效应、出口的干中学效应等。出口部门只有促进市场竞争才能够带动国内企业的发展，因此，在积极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同时，应该进一步的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努力协调出口贸易结构。第四，出口贸易的综合增长效应。出口贸易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宏观政策质量、价格扭曲、外商直接投资、制成品出口以及国内投资的影响。出口贸易不仅带动了国内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还加速了国内资本积累，出口贸易的发展在提高宏观政策质量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留给我们的启示，下面也将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我国出口贸易经历了很多非常曲折的过程，人们对加工贸易的认识也还不全面。但是，我国对加工贸易政策有过几次很大的调整，例如加工贸易企业设置保证金台帐制度等。我国出口贸易里面的加工贸易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我国出口贸易的收益很少，因为大部分利润都被外商获取。其次，我国出口的大多数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的话就非常不利于整体产品结构的综合调整。再次，出口贸易中也会出现一些走私的现象。加工贸易企业一般会承接外商加工合同，或者会有外资的成分。因此，加工贸易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实际贡献远没有一般贸易多，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不是很有利。

第二，外资实际上加剧了国际贸易的摩擦。外资并不能仅仅理解为资金，外资其实还包含很多其它的内容，例如，资金、经营管理、技术、品牌、产品、海外市场、就业创造等都是外资里面所包含的内容。外资对于我国出口贸易而言，所起的作用是变化的。在以前，我国会吸收外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我国的资金短缺问题，从而扩大出口创造收益。但是，现在外资主要的作用就是促进就业，而促进就业这样的功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体现的比较多。

我国出口贸易资本中具有很大的趋利性，而这就使得企业能够获得与付出相对应的收益。但是，外资给我国出口贸易带来的收益并不理想，实际上也并不有利于提高中国居民的收益。外资企业在出口贸易方面的作用逐渐开始弱化，而这样长期巨额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也很容易加剧国际贸易之间逐渐增强的摩擦。

第三，中国的很多对外贸易企业之所以能够存活到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需拉动的，我国的很多廉价劳动力被外需带来的经济活动所吸引。这些企业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就很容易面临着生存的困境。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只看到加工贸易的缺点。我国将加工贸易的优势发挥出来，就是充分利用低成本劳动力。

3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

首先，必须要优化出口商品的结构。出口贸易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口商品决定的，只有实施出口商品多样化的战略方针，才能降低出口商品过于集中的困境。实施核心技术自主研发战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优化出口贸易要素结构和提升出口贸易要素质量，为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其次，优化出口地区结构的思路。只有实施“新型市场多元化战略”，才能优化出口国际地区的结构。要想加快我国落后城市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必须要优化出口国内地区的结构。最后，促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在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面，构建内外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减少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过分依赖。构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减少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构建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降低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的依赖，而且要加大对我国大型跨国公司的培育，降低我国出口贸易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性。在外贸发展战略方面。必须要可持续的进行出口，这样才能提高出口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出口贸易结构的适当调整，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在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方面，基础资源寻求型和边际产业的对外投资应该投向发展中国家。另外，应该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产业转移，加强我国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的联系，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防范外资企业的垄断行为。

4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有着必然的联系。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呈现出迅猛增长的趋势。为了我国出口贸易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应该立足于现状，然后更加持续的找到发展的方法。现如今，加工贸易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实际贡献远没有一般贸易多，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不是很有利。外资实际上加剧了国际贸易的摩擦，外资企业在出口贸易方面的作用逐渐开始弱化，而这样长期巨额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也很容易加剧国际贸易之间逐渐增强的摩擦。所以，必须要优化出口商品的结构。只有实施“新型市场多元化战略”，才能优化出口国际地区的结构。要想加快我国落后城市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必须要优化出口国内地区的结构。只有这样，我国出口贸易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