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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的新闻传媒业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与西方传媒强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媒业在坚持党管舆论导向、社会效益第一和渐进式改革的原则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也面临着改革模式、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行业政策、发展战略等方面的问题。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新闻传播体系。我们必须针对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制定出新闻传媒业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规划。
关键词:新闻传媒改革发展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发展新规律所做出的科学论断。因此,中央把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媒面临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所必然带来的传媒全球化,也使新闻传媒业必须面对国际传媒的激烈竞争。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传媒业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及国际比较
1、我国传媒业的发展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业取得了很大发展。2001年,全国报纸种数为2111种,总印数为938.9亿印张,千人报纸拥有量为142份,分别是1978年的11.3倍、8.3倍和3.2倍,是1950年的5.5倍、144.4倍和26倍;图书总数为154526种,图书总印张数为406.1亿印张,千人图书拥有量为4944册,分别是1978年的10.3倍、3倍和1.3倍,是1950年的12.7倍、68.8倍和10.1倍;杂志总数为8889种,总印张数为100.9亿印张,千人杂志拥有量为162册,分别是1978年的9.6倍、4.4倍和2.5倍,是1950年的30.1倍、126.1倍和8.1倍;电台总数为301座,发射总功率为49615千瓦,分别是1978年的3.1和3.6倍,是1950年的6倍和138.5倍;电视台总数为357座,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300台,分别是1978年的11.2和115.4倍。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90年代初进入中国,1993年互联网用户数仅为2000人,1997年10月,用户人数为62万人,到2002年1月用户人数达到3370万人。
我国从1978年开始恢复媒体广告业务,广告营业额的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从1982年到2000年,广告营业额年均增长幅度为42%,是同期GDP增长幅度的2.6倍。广告营业额占GDP的比重从1982年的不到0.3‰,上升到2000年的0.8%,人均广告费也由1982年的0.15元增加到2000年的56元,广告从业人员从1982年的1.6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64万人。在广告营业额的构成中,媒体广告占到很大比重。2000年报纸广告为146.47亿元,占20.55%;电视广告为168.91亿元,占23.7%;广播广告15.19亿元,占2.13%;杂志广告11.34亿元,占1.59%。
2、传媒业的国际比较
我国对反映传媒发展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千人日报拥有量、千人收音机拥有量、千人电视机拥有量和千人互联网用户数,进行了世界几大国的比较。1996年,中国千人日报拥有量为40.4份,日本为578.1份,美国为212.5份,俄罗斯为105份。1997年,中国千人收音机拥有量为339台,印度为120台,日本为956台,美国为2118台,俄罗斯为418台。2000年,中国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293台,印度为78台,日本为725台,美国为854台。2000年,中国千人互联网用户为17.8人,印度为4.9人,日本为371.1人,美国为338.7人,俄罗斯为21.3人。
笔者还对中国传媒在世界传媒业中所占地位计算了测算和评估。中国的日报总量1995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9.18%,收音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17.2%,电视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24%,互联网用户2002年初已占到世界总量的6.2%。由这些总量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已成为世界的传媒大国。另一方面,笔者用传媒渗透能力指数计算了1995年世界各国的传媒发展水平,结果发现我国的传媒渗透能力指数仅略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6,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5。这说明我国还仅是个传媒弱国。
在国际传播方面,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电影占领了全球50%以上的总放映时间。世界传媒发展很不平衡,“西风压倒了东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形成了“媒介帝国主义”。
二、我国传媒业的改革
1、改革历程
我国传媒业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以后进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国家逐步减少对新闻单位的财政拨款,绝大多数新闻单位通过媒体广告等经营创收实现自收自支。第二次是1996年以后进行的媒体“集团化”改革,广州日报等几十家大型新闻单位组建起传媒集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是传媒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它一方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激发出媒体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各新闻单位按照市场需求,创办了各种满足不同受众需求的媒体形式,并在内部推行独立核算、承包经营、人事分配等各项改革。“集团化”改革,是新闻媒体发展到一定规模,面对社会信息化和传媒全球化的新形势,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只有用集团这种组织形式,才能把规模日益庞大、分工逐渐细化、媒体数量不断增加、产业功能更加完备的传媒组织更好地协调和运作起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以及信息社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加上新闻单位内部不断深化各项改革,使传媒业迅速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目前,我国整个传媒市场的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从1998年起传媒业连续三年保持了25%的增长速度,利税总额已超过烟草业,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四,出现了一批规模达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大型传媒集团。
2、改革中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传媒业积累了一些宝贵的改革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坚持党管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表现为正、负两个方面,取决于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正确的舆论导向能够凝聚人心、振奋力量,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错误的舆论导向则涣散精神、激化矛盾,造成严重后果。同志曾精辟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在新闻媒体改革的20几年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管舆论导向的原则,使新闻宣传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大局,对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在新闻媒体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共产品(如新闻、天气预报等)。公共产品外部性最强,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大。向广大人民提供公共产品,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虽然新闻媒体进行企业化运作后,所提供的私人物品(如广告、信息服务等)不断增加,而提供私人物品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但我们一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提供公共产品作为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实践证明,我们在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下进行的媒体改革,保证了新闻媒体党和政府喉舌的性质不变,保证了新闻媒体社会公器的性质不变,即使是媒体产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没有使其异化为被经济利益集团操控的工具。
③坚持渐进式改革。与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相仿,新闻媒体的改革也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子。各项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借鉴国有企业的经验,进程上比国有企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保证了新闻媒体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由表及里地推进各项改革,以发展保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新闻媒体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且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以稳定大局为根本出发点,避免因局部改革失利而对全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当然,新闻媒体业改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不明确,改革成效不明显。近几年我国陆续组建了几十家传媒集团,数量可谓不少,但绝大多数传媒集团在体制和机制上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上是“翻牌集团”。出现大量传媒翻牌集团的原因,是我们缺乏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模式。我们对为什么组建传媒集团、如何组建传媒集团、如何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等重要问题缺乏深入地研究,以至于我们拿不出一个指导性、操作性很强的文件,来规范传媒集团的组建和发展。由于没有中央的政策性指导,加上本身固有的“路径依赖”,传媒集团的改革大多只是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基础上修修补补,改革成效不明显。
②管理体制形成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限制了媒体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业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模式,在实际中形成了严重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这种管理体制严重地限制了媒体的发
[page_break]展空间,传媒集团的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难度很大。从发达国家传媒集团的发展过程来看,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是其发展的主要特征。我国现行的传媒管理体制,把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分割成零碎的小块,即使一些实力较强的传媒集团,也无法突破体制的限制,把零碎的市场整合起来。这是我国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体制性原因。
③传媒业行业壁垒很高,垄断利润带来了表面繁荣。传媒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国家的行政控制很严,行业壁垒很高。行业壁垒造成了传媒业的寡头经济现象,一个行业或地区的传媒市场一般被为数不多的两个或三个传媒集团垄断。寡头垄断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传媒业一派繁荣景象,很多传媒集团花巨资建高档办公楼,经营星级酒店和度假村等。这种繁荣只是表面上的,与国外传媒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我国传媒的渗透能力指数只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寡头垄断不利于市场效率的发挥。我国传媒业的寡头垄断带来了表面繁荣,但实际上并不利于整个传媒市场的发展和国家综合传媒能力的提高。
④缺乏优胜劣汰机制,媒体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我国有一万多家报刊社,几千家电视台、电台,除少数媒体有较好的效益外,有很大一批数量只是靠行政拨款在低水平上勉强维持。在我国媒体都是事业单位,除因宣传违规而被撤消刊号,即使负债累累也不会倒闭或破产。我国传媒业缺乏应有退出机制,使媒体的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在实践中的行政撮合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无法通过优胜劣汰、有生有死的市场法则进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这也是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原因之一。
⑤传媒资产管理体系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我国传媒业已形成了近1000亿的资产,而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部门对这么大的一笔资产进行监管。在大多数地方,媒体资产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都归媒体单位所有,也有些地方(如上海)媒体资产由宣传部直接支配。传媒资产管理体系的不完善,使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难以建立。一方面,传媒集团管理者的经济收入与经营业绩不直接挂钩,影响了其积极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他们的经营行为也缺乏应有的监督,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行为。
⑥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在国际传播上力量很弱。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强大、日益开放的大国,在国际舆论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是十分必要的。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宣工作主要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少数几个中央级媒体承担,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但在国际上的声音依然很弱。现在有一些地方(如广东、上海等)的传媒集团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实力,完全有能力进军国际市场。但地方媒体只把眼光放在国内或本地区,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这不但限制了它们自身的发展空间,也不能增强我国在国际传播上的力量。
三、我国传媒业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案设想
我国加入WTO后,国外传媒加紧抢占国内市场,传媒业面临很大挑战。另一方面,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国际传播力量,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传媒业面临进一步加快改革和发展的迫切任务。笔者认为,我国的传媒改革还应继续坚持党管舆论、社会效益第一和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大原则的前提下,加快束缚传媒业发展的体制弊端的改革步伐。针对传媒业现存的问题,笔者提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战略方案的一些初步设想。
1、确定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传媒集团化改革宜采用“一团两制”的模式,实行采编经营“两分开”,宣传部门还是事业性质,保留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事业法人资格和编制,是舆论宣传的主体。经营部门剥离出来成立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是市场运作的主体。事业单位是企业公司的主要出资人,享有资产收益权、重要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策权。按照现有法律框架,建立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明确党委与公司董事会的权、责、利划分,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2、改革传媒业宏观管理体制。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调整传媒业的宏观管理体制,突破条块分开限制,促进媒体产业结构转型。一方面要打破条条分割,首先要把广播电视局与广电集团分离,进一步再把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局合并。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组建跨媒体、跨行业的传媒集团。另一方面要打破块块分割,削弱地方对新闻媒体的属地管辖权,组建跨地区的新闻管理机构,鼓励传媒集团实行跨地区发展。
3、打破传媒业的行业壁垒。放宽传媒业的准入条件,突破机关报(台)一统天下和传媒行业寡头垄断的局面,允许国家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参与媒体经营运作。一种方式是允许企业、社团及个人参股传媒集团的经营性公司,另一种方式允许创办有别于机关报(台)的公共媒体,公共媒体由企业、社团及个人提供资金,不对某一机关负责,而是对宪法和法律负责,表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舆论呼声。公共媒体的创立有利于打破机关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对引入外部竞争、促进传媒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4、进一步整顿传媒市场秩序。对现在较为混乱的传媒市场进行集中治理整顿,建立媒体退出机制,对那些宣传屡出问题、经营严重亏损的媒体,要进行关闭或破产。鼓励传媒集团运用市场手段对其他媒体进行兼并、联合、重组,优化传媒市场资源配置,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
5、建立完善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把传媒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指定国资委的有关部门对传媒资产进行监管。对传媒集团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定相应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按照经营业绩对传媒集团的管理者进行适当奖罚。加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经营行为的监督,国资委指派专人加入传媒集团董事会、监事会,也可委派财务负责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的自利行为进行及时监督和控制。
6、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在世界传播秩序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传媒集团的国际化发展,不仅是传媒集团或传媒行业利益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国家除加强对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单位对外宣传的扶持外,还应调动其他传媒集团跨国发展的积极性,对传媒集团到境外办刊、办报、办台要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还要支持传媒集团到海外融资和上市。传媒集团的跨国发展,一定会增强我国对外宣传能力,在世界传播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促进传媒业改革和发展的几点措施建议
传媒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笔者对当前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几点建议:
1、建议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各地方传媒集团试点情况进行充分调研,总结成功经验和作法,在此基础上出台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指导文件,以此推动传媒集团化改革的深入发展。
2、建议在一些地方试点传媒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重新调整传媒宏观管理格局,建立跨地区的传媒管理机构,打破条块分割,推动传媒集团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
3、建议在几个传媒集团试点融资方式改革,在内部宣传经营两分开的基础上,允许经营性公司向企业、社团和公众募集股份,可挑选几家条件较为成熟的传媒集团上市融资。
4、建议在几个(或一个)地方试点创办几个公共媒体,尝试在新形式下传媒发展和管理的新途径。
5、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类似公司《破产法》的新闻媒体破产条例,并依据该条例对新闻媒体市场进行治理整顿,试点传媒集团通过规范的市场手段兼并、联合、重组。
6、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资委等部门,制订传媒国有资产管理条例,明确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并制定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7、建议国务院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传媒集团向海外发展。
按照斯诺的观点,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传媒文化,⑴而传媒文化可以说是通过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而形成的。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作为文化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与其他形式的话语如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话语生产方式的特征。
一、关于话语
话语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辞学代表人物美国人肯尼斯·博克认为人是象征性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这种话语观,使“新修辞学将视角从传统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语为主的象征性交流活动,推动了修辞学向现代传播学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⑵这里所谓西方后现代思潮表现在包括上世纪中叶以来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领域。
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⑶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罗兰·巴特则认为在符号学的跨语言研究领域,其研究材料将时而是神话、叙事、报刊文章,时而是我们的文明产物,只要它们被言说出来,如新闻报道、说明书、采访谈话,甚至属于幻想类型的内心语言。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⑷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传媒话语生产
波林·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给“话语”下的定义是“所有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所有引起对话或交谈的东西。”⑸ RonScollon在《Mediated Discourse As Socioal 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本文将在第一层概念上讨论传媒话语。
传媒作用于受众的一切都是通过话语形式进行的,无论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图像,各种新闻、电影、电视剧、广告、脱口秀等话语方式组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话语世界。其中存有两重话语关系,即传媒和现实的话语关系,体现为生产、共谋与替代;传媒与受众的话语关系,体现为消费或使用与满足。
1.传媒话语与文化生产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信息传播应该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这一“主导的复杂结构”⑹来考察信息传播过程,其传播实践对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其产品以“话语”形式流通。虽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电视话语生产,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普遍意义。
约翰·费斯克提出的文化经济概念认为,文化经济的流通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而非货币的周转,“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⑺
传媒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布尔迪厄所谓的“新闻场”⑻),或话语生产平台,它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给予改造,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这些话语进行再组织。在这个话语生产场中,市场与商业需要构成了生产的巨大动力,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运行机制则是由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规范结构所决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传媒声称自己代表正义、公开、公正、传播真理。然而,这一陈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话语也许更为切实。传媒热衷于在一切领域发言并施加影响,只要它认为有这种必要。传媒话语生产建构了一个大众文化疆域,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地理范畴以及社会范畴。汤林森指出,“大众媒介正以平稳而快速的步调扩张其技术能力,在西方社会当中,它们对于公私领域的生活、夹其渗透、报道及再现的能力,已经具备非凡的影响效果”⑼,这里所说的能力就是话语生产能力。
2.话语和话语方式
话语和话语方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中心论,“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经历,一场战争,一次革命,一次政党集会选举,人际关系,度假、理发、购车、谋职等等,都是一个文本,甚至演说也具文本地位(一个口头文本)。”⑽因此,某种程度上传媒话语就是对各种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其解读和阐释方式决定了话语方式。以“新式新闻”(the New News)的出现为例,作为一种新的新闻话语方式,它产生于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从形式上看“是一个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电影,部分是流行音乐和流行艺术,它将流行文化和名人杂志混和起来,使小报式的电视节目、有线电视和家庭录像互相结合”⑾,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当代传媒话语和话语方式表明:(1)传媒话语生产由现代性背景下的“生产性”转向后现代背景下的“消费性”,消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传媒话语生产;(2)传媒话语需要对其他非传媒话语形式进行再组织以符合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意图;(3)传媒话语生产作为意义生产,隐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绝对的任意性;(4)媒体拥
有话语生产的巨大资源与权力,公众通过顺从或抵制对话语生产的权力关系产生影响。根据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大众可“权且利用”(making do)其话语形式,创造性的、有识别力地使用资本主义提供的资源,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自己的文化。 3.“话题”与话语开放
在消费主义支配下,传媒乐此不疲地寻找话题,把大众吸引到传媒营造的话语圈里。在电视可能是街头采访,或主持人组织的名人与普通人共同参与谈话节目;在报纸,则是大众被邀请在已设计好的话题下讨论,或者以热线笔录的形式,或者以笔谈等形式进行。这似乎是通过话题策划与公众参与促进话语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专家人物(布尔迪厄把适应这种话语活动的人称为“fast-thinkers”)邀请入新闻场共同进行话语生产,这种方式更多出自商业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换言之就是为了促进公众的话语消费。由此产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产品”又是媒介话语的生产者,扮演着双重角色。
针对这一现象,布尔迪厄指出,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及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⑿用他的话说,这些“电视‘快思手’,记者史学家,辞典编纂家或靠录音机对当代思想进行总结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或他们理解的社会学——以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政变’”⒀,他们的目的不是生产而是再生产。布尔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紧张关系,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内部矛盾。
话题与话语开放表明:(1)话题与话语开放是传媒话语生产的重要形式,话题与话语开放极大地促进了话语生产;(2)话题与话语开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进话语消费,增加收视率或发行率;(3)话题与话语开放促进了传媒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形成以消费主义为语境的话语狂欢。例如,“纳米技术”本是科学场的话语,但一经被传媒话语化后,就制造了令公众神往的幻象。在科学界宣称破解了人类基因密码后,传媒就又借此大做关于人类寿命极限的文章,推论说(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岁。大到世界政治、经济、战争、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时尚、消费等,传媒不停地设计、调整栏目,版面,不停地寻找、发掘话题。面对这一切,人们常常六神无主。比如关于“健康”,传媒给我们许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永远关注这个话题。在这种话语世界中,大众接触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现实。
4.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广告”
加拿大学者加汉姆认为,“应该首先将大众媒体视为实体,它具有两重性:一是通过媒介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直接发挥生产剩余经济的作用;二是通过广告,在其他商品生产部门中间接发挥创造剩余价值的作用”⒁。广告使消费主义无所不在,是传媒的又一重要的话语形式。(1)广告话语具有功能和文化意义,所谓功能是指其促进销售的作用,所谓意义是指它是通过态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响公众;(2)广告话语的文化意义使广告在空间和时间上得以迁延并影响着日常生活方式。(3)广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话语意义的掩护与隐藏下完成。布尔迪厄指出,新闻场机制是按市场要求,通过记者对司法场、文学场、艺术场、科学场等各种文化生产领域施加影响。这决定了传媒话语可能的泛广告化语境。如电视开辟了“读书时间”,但这个“时间”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仅由“排行榜”、“读者最喜欢”等话语就可明白,这个话语场可供出售。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广告而非知识。电视或报纸开设汽车、时装、保健、家居生活等栏目、版面,充满诱惑的图像和说服性文本使生活审美化,其真实目的则是消费,新闻、广告、艺术、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们很难通过话语形式把它们分别开,惟一的区别就是看这些文本或图像的刊载、播出是否收费。尽管一般来说,有关法律如广告法,试图限制新闻性话语与广告性话语的混合,但操作上却较困难。广告主也乐意利用记者的权威或新闻性话语的信任,当你阅读了一段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它充满了对于健康的关怀和严肃的科学理论,但最后进入你眼帘的却是药品推销商、医院或健身器材销售商的地址。不管公众是否乐意,他们只得接受这种话语和话语方式,抵制与反抗是十分困难的。传媒自身也需要这种广告性话语形式,比如,它定期向公众收视率、“发行量”等信息,或评选观众、读者最喜欢的节目与栏目,或公布读者来信,表扬或者批评等,是推销自己。国内一家报纸就曾以“一个城市和城市的思想”为自己作广告,声称自己是“深受管理层和收入较高层读者喜爱的报纸”来推销自己。
三、传媒话语生产的控制
在媒介社会,似乎传媒具有空前的话语生产的权力和自主性,但实际上,传媒话语生产中的主体仅具有非完全的自主性。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受内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体控制的,其理论也适用于对传媒话语生产的认识。传媒话语生产具有明显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过“排除原则”中的“禁止”、“区别和拒斥”以及真与假的对立而体现出来,暗合了所谓说什么、怎样说、为什么说。比如极权社会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话语都有严格的禁忌范围,传媒可以用“新闻价值”等标准对话语进行“区别和拒斥”,无新闻价值的话题往往被排出在传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类文化史或文明史创造的一种信念标准,在传媒话语生产中,这个标准可以理解为“真实”、“事实”,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或前现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视传媒,很多人亲身投入传媒话语生产工作,以此作为启发民智、宣传革命或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
传媒话语与具有严格学科性话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生产出来,后者是建构出现的(比如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话语)。另一个区别在于传媒话语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对各类报道或节目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学科性话语只对部分人开放。
传媒话语生产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因素:美国是所谓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十分强调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包括传媒的话语生产自由,也得受“明显而即刻危险”的法律原则限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关于言论自由包括传媒话语生产自由的法律和规范。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对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操纵是明
显甚至直接的,因为传媒本身在现代社会里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有些独立,有些不独立)。在西方国家,传媒号称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各种政治力量都力求通过传媒话语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施加影响。因此,我们看到,政治人物成为传媒的常客,他们频频在电视上亮相并发表演讲,以求获得公众的好感和支持。传媒的某些“提法”也往往受到政府的密切关注甚至控制。 3.社会因素: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各类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工会组织、女权组织、少数族裔组织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间社团都试图利用各种方式对传媒话语生产施加影响,有的甚至通过自己主办杂志、电台、报纸、电视台等来维护自己的话语权。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话语控制的一个复杂因素,它包括宗教观念,道德、伦理、审美、及风俗习惯等。譬如在前阿富汗,塔利班拒绝电视机、收录机等传播工具,声称《古兰经》是他们惟一的法律,宗教话语占有绝对地位和控制权。道德因素则主要通过公众的态度、情感及舆论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传媒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又对地方文化和边缘文化进行消解,反应出传媒话语生产的文化矛盾。因此,通过传媒话语场可以发现,各种话语或文化形式间进行着影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危机。
5.专业因素:这里所谓专业因素,是指传媒用自己的一套话语生产标准来进行话语控制,比如新闻传播观念、价值理念等,当然也包括传媒话语吸引力、冲击力等这类打动读者观众的策略要求。一个高水平的学科话语建构者,不一定适合传媒话语的生产,凡不符合专业或职业标准的传媒话语生产者,都要通过实践训练来达到要求。
中国自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传媒话语逐渐摆脱了泛政治化倾向。在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则的同时,随着经济的市场化,传媒话语也反映了“消费性”特征。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传媒新技术的发展导致世界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中国的传媒话语生产在各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全球化倾向,话语交流(尽管不平衡)的频度进一步增加。受西方社会影响的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话语生产的不平衡,有关大众文化的报道或话语形式受消费主义影响,出现了过度膨胀的态势。另一方面,发展主义的思想,仍然是传媒话语生产的主流,GDP、人均收入,城市、地区建设以及各类有关数据不断见之传媒,对发达、富裕,民主、理性社会的向往,使传媒话语生产成为现代观念的镜像。在国内地区及城市发展竞争中,也出现了通过对媒介事件的控制,如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活动的主办权等,力图赢得话语强势的现象,诸如“全国第一”、“西部最大”、“制高点”“最先进”等话语成为传媒热点,由此产生的传媒话语竞争甚至成为地区矛盾的微妙因素之一。总之,从话语生产角度审视传媒话语或新闻场,把握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控制的特征及规律,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传媒文化的研究。
一、开阔职教学生视野
新闻传媒从广义上包括杂志、报纸、校园广播台、校园电视台以及校园各大新闻网站,具有公开性、真实性以及实时性等特点,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闻传媒的宣传教育以及舆论引导作用,保证新闻内容更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我国现阶段职业教育过程中的新闻具有多样性的内容,新闻传媒所宣传的内容包括职业教育院校的发展以及改革活动、办学历史、治学办学理念、未来发展规划等,除了上述关于学校发展的相关内容之外,还包括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等不同内容,宣传形式多样,包括校园记者问答、任务采访、新闻广播电台中的“点歌祝福、实时新闻”等等。
二、拓宽职业教育内容的视域
新闻传媒的教育功能是指对职业教育院校的教师以及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教学活动,关注学生以及教师的思想动态,努力营造出和谐融洽的学术氛围以及校园人文环境。作为新闻传媒报道的另一个相对重要的板块就是有关师生参与的各种教学活动,例如兴建重点实验室,采购实验教学器材,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专业知识以及实践技能。在职业教育中传播与学术研发密切相关的内容,让学生及时了解最新学术动态,激发学生对本专业知识的关注度以及学习的动力。学生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大都是在生活以及学习过程中、在与同学的沟通交流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职业教育中的新闻传播一个较为重要的功能就是教会学生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沟通。新闻传媒在培养学生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方面起着较为突出的纽带作用。
三、政治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承作用
在教育功能上,新闻传媒较为显著的是引导作用,媒体通过对党政方针、专业知识以及科学技术的宣传来武装学生的头脑,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通过对职业教育学校的先进事迹以及优秀人物的宣传,激发大学生像模范看齐,争做先进的动力,营造出和谐融洽的校园氛围。还可以通过建立并完善各种专栏,包括班级活动、教学活动以及社团活动来提升学生向心力和凝聚力,增强学生对班级的归属感。新闻传媒在职业教育活动中所具有的新闻传媒功能与职业教育院校所开设的课程内容以及各种课堂活动有着显著区别。新闻传媒在对各种新闻进行传播时,坚持客观性、真实性的要求,在新闻报道中,不会随意添加感情色彩,通过对新闻事件进行有选择的报道,来保证新闻传媒所具有的舆论导向功能得到正确的发挥。新闻传媒所具有的客观性能够帮助处于叛逆期的学生接受系统的教育教学内容,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现实生活,并学会利用正确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和事,成为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职业教育活动中,可以通过在校报或者网站上开设生活专栏,报道学生身边的大事小情,普及生活小知识,与学生进行良好互动,让他们在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大家庭中健康成长,进而帮助他们培养健康向上的价值取向以及道德情操。新闻传媒在职业教育活动中的运用能够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的新闻技能,通过校园报纸、记者团、校园电台、校园广播以及校园新闻网等不同渠道开展的新闻实践活动,并进行新闻播音、新闻写作、文版编辑、任务采访以及各种活动主持等,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在新闻实践活动中能够对现实生活以及学习产生更加深刻的体会。培养学生养成敏锐的洞察力,将在校园生活学到新闻写作以及新闻采访技巧进行实际运用。职业教育中所开设的新闻专业还可以与校外新闻事业单位进行校企合作,并结合学生发展的实际状况建立新闻实践以及教学的活动基地和项目。热烈欢迎新闻记者走进实际的职业教育活动中,让新闻专业学生更好地体会以及感受职业教育的魅力。另外,还可以让学生到报社、网站以及其他新闻单位进行学习和工作,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素养。
四、有助于挖掘更多的就业渠道
在新闻传媒的影响下,现代职业教育教学活动中还能够不断拓展和创造满足当代学生就业和创业的相关渠道。职业教育教学工作者要对现阶段的就业形势进行正确分析和把握,保证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以及创业观念,并且能够对职业生涯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正确的处理,从而让学生增强应对各种困难的能力,保证现阶段的职业教育体系能够不断完善,让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获得更大的优势。职业教育工作者要对传媒对职业教育产生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充分利用新媒体环境下的相关教学优势,准确把握时展的规律,利用传媒工具以及传媒资源,保证职业教育教学不与时展脱节,从而让职业教育教学工作为学生的就业保驾护航。
作者:银峰 单位: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1、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新闻传媒是重要的构成部分
1.1在国家的重大决策中,新闻传媒能够提供有效理论参考,能够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反映出来,使做出的决策具有利民性和科学性,同时也能够对政府的工作提供一定的监督作用的,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由于政府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民群众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产生影响,而人们的公论也同样是政府进行决策所考虑的重点内容,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避免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的滥用,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对促进社会安定和国家稳定发展意义重大,并且也能够为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一定发展空间和时间。
1.2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公民在国家发展中地位的重要体现。单从理论上看来,新闻媒体只是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对大众的舆论和思想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是大众言论的载体和重要通道,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而当前我国新闻传媒的发展形式是,新闻媒体是在政府权力的支配下进行的,失去自身的独立性和真实性,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将新闻传媒对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转化为政府监督的利用好工具,这种将政府的意见和公民的公论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使我国新闻传媒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原本所应具有的意义,使去正常的监督功能逐渐缺失,无法对社会发展现状进行监督,不能够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真实的报道,在国家权力面前不敢发声、保持沉默,最终导致新闻传媒论文利用媒介。新闻传媒失去监督作用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会对生活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力,同时也会给大众造成一定的错觉,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误导。新闻传播和信息报道必须要以真实性、及时性以及有效性作为其存在的客观原则,而事实证明,新闻传媒对社会的舆论监督作用是难以实现的,作为利益群体,人类不可能客观的看待每一件事物,社会属性决定了作为新闻传播主体的人具有倾向性,新闻信息不可能完全客观。
2、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传媒的和谐
2.1舆论和谐与新闻传播的和谐是和谐传媒的重要基础。和谐传媒首先离不开舆论的和谐,舆论的和谐主要指舆论的复杂多样,要求舆论的多种声音,不能仅仅一个口号或众口一词。同时也要求新闻传播的过程中,要求新闻的传递是健康的,多层次的,多方面的,立体的,这样让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人都能收到新闻的声音。从而使传媒达到舆论监督的作用。让社会的一些思想,一些人们必须了解的主张在社会上得以讨论,才能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社会国情也复杂多样。因此,要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舆论的多样性。让每个人都有畅谈自己想法见解的机会。当然如果大家七嘴八舌,众说纷纭,那也很难集中统一的意见,全国就会一盘散沙,无法积聚力量,形成一股绳。因此,舆论的引导应是一个正确的,沿着一个预期的轨道去指引人们,指导人们往一个切实的可行的思路去走,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不是单纯的去讨论意见,仅仅求得民主,得到了民主,却解决不了问题,这种民主也没有实际意义。
2.2要在解决矛盾中,发展中实现传媒的和谐。任何事物都规避不了矛盾,这就要求如何解决矛盾,正确面对矛盾。矛盾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如何使对立的一面化为统一,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当前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不一样的声音。但我们不能压制这些来自不同的声音,也不应扼杀这些不同的思想。因为事物是和而不同的。只有用科学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才能正确的处理这些矛盾。相反如果我们遏制了这些矛盾。那么就会适得其反,会造成矛盾的扩大化。只有把不同的思想、观念、信仰统一在一起,正确面对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实现传媒有和谐。
2.3要用科学发展的眼光实现传媒自身的和谐。由于受管理体制、市场运行机制、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原因,我国新闻传媒自身发展还存在着不平衡、不顺畅、不协调的现状。比如新闻工作者自身职业道德欠缺,个人私利思想严重,社会公德意识低、新闻传媒内部无序、恶性的竞争等,都是造成新闻传媒不能健康、稳序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东西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资源配置失衡等系列问题也是造成新闻传媒不和谐的重要因素。
3、新闻传媒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宣传者和促进者
通过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目标和任务的宣传,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切实认识和感受到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工作给自己、给社会和给国家所带来的益处,从而自觉地投入到这一伟大事业中去。新闻传媒的主要作用是解除疑惑,积极引导。这一特点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因为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会难免出现困难和挫折,一些社会的领军人物在介绍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新做法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不同的声音,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4、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逐步推进,使我国的新闻传媒事业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新闻传媒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法制建设、民主建设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等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无形中提升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活力和制度机制的正常运行。新闻传媒的舆论导向作用,对促进我国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的建成也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明确新闻传媒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落实其舆论监督作用,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进步的重要途径。
作者:刘福胜单位:黑龙江电视台
本文作者:万萍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我国新闻媒体对司法监督的履职困境
从新闻媒体对司法监督的向度来讲,自身困境是个体性因素的制约,而从司法的动态关系来看,履职困境则具有双向性。
新闻媒体介入司法的力度缺乏理性控制。就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力度来讲,新闻媒体对司法介入的力度缺乏理性调控。司法的中立性和专业性要求司法具有独立性,司法正确应对媒体的方式应为:司法敢于直面并理性应对媒体。当前,由于新闻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职业道德操守各异,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对司法审判的过程和要求所知有限,导致相关新闻报道有失公允和客观。这也使得媒体在对司法的监督过程中,新闻视角和法治视角缺少内在的统一性,同时也使媒体在对涉及法制的新闻事件进行评论和报道时,更易于进行新闻炒作,有时甚至出现先于司法审判的媒体审判,导致司法界对媒体普遍怀有警惕甚至敌意。一方面,媒体常被司法部门认为专挑漏洞的人,所以“防火防盗防记者”成为某些官员的常态心理;另一方面,媒体自身有时也的确会因对司法程序的不了解、滥用媒体采访权等原因而引发社会舆论向一边倒,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情绪的不健康发展,严重时甚至会妨碍司法独立的审判权,从而导致司法不公。
司法不主动接受媒体的监督。就司法应对媒体监督的向度来讲,在中国,目前司法不敢、不愿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媒体进行打压。这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司法部门害怕媒体监督。当前我国整体法治状况不尽如人意,司法部门也确实存在一些害怕媒体曝光的软肋。因此,司法部门在应对媒体的正常采访时,往往以各种借口推三阻四,有时甚至人为设置障碍。面对如此状况,媒体也会采取各种特殊采访方法,如暗访、跟踪等。2.司法人员职务保障度低。当前司法人员的职务保障程度低下,司法案件一旦被媒体监督和报道,上自直接领导和当地党委、政府如临大敌,下至案件承办人如履薄冰。也因此司法人员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正确断案,而是揣测舆论走向和相关领导的态度,此外还有一些党政领导利用职权对司法审判进行干涉,往往导致案件的最终结果超出司法的界限和控制范围。3.司法权整体脆弱。当前司法权的整体脆弱,更需要新闻媒体的理性监督。从我国普遍的司法腐败现象出发,一方面需要新闻媒体加大监督力度,另一方面脆弱的司法还不能承载新闻媒体的监督之重。从司法的具体操作层面来讲,司法对新闻监督具有一定的抵制和排斥。
冲突: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原则、新闻报道的冲突性以及及时性原则对司法独立具有天然的侵犯性。实践中,新闻工作者过多地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新闻媒体越权监督,不仅造成对司法的干涉,同时也造成二者之间的冲突;而新闻写作的冲突性要求使得新闻从业人员易对案件的情节做艺术化的渲染;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报道要快捷迅速,因而有些新闻工作者在判决还未下达之前,就凭自己的主观认知做出判断,这与司法活动的过程性产生了冲突。虽然司法独立的具体含义在不同国家各有侧重,但司法应独立于媒体和舆论是被普遍接受的。
我国新闻媒体对司法监督的突围之道
综上所述,要解决当前我国媒体对司法监督的困境,需要新闻媒体和司法部门的共同努力。
处理好新闻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关系。新闻媒体在对司法案件进行报道和评论时,应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不能使用误导性、煽动性语言,对法律进程的报道要客观公正,不能背离司法经验和正当程序,对司法处理过程不能妄下判断,陷入“媒体审判”、“网络审判”的泥潭。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传媒业得到空前发展,特别是网络的普及和运用,为满足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提供了可能。每当能引发公众兴趣的司法个案发生,传媒都能够及时、迅速地把相关情节和处置过程向全社会披露,并汇总公众意见和社会评价,使司法个案的处置或多或少地受制于社会舆论,同时也使个案处置所产生的效应在更广的范围中传递。“顺便需要指出的是,在既往有关司法的社会监督的讨论中,公众判意被隐没于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之中,公众的主体位置往往被媒体所取代,公众判意常常被表述为媒体的意志。”[4]笔者认为,在对司法个案的披露和讨论过程中,媒体固然是不容忽视的主体,但媒体的主要功能仍然只是传播信息以及公众的观点和意见,过于突出媒体的主体地位容易使公众判意受到忽视。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媒体的出现,不仅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容量、传导方式及辐射力的局限,也为公众观点的表达提供了意见的自由市场。在此情况下,我们尤其应当坚持审慎的原则对以网络媒体为监督方式的报道做到反复求证。总而言之,只有根植于事实真实基础之上的新闻报道才是正确的监督方式。
处理好新闻报道与民意蓄积的关系。当前我国司法的总体评价不尽如人意,司法的公信力缺乏民意基础和认同感,特别是普通公民不仅法律意识淡薄,对司法案件的处理更多是从人性和情理的角度出发,往往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还易于被新闻媒体影响和左右。就新闻监督的力量之源讲,民意的支持使得监督力度加大,从而导致媒体在报道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怎样迎合民意,这种民意的蓄积一旦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就会形成对司法的巨大冲击力,使司法处于众矢之的的境地,从而影响司法的独立判案。因此,新闻媒体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应该遵循客观透明的原则,将事态发展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给受众,让各种声音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表达,让受众自己去选择和判断,而不是偏向一边,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我们应当重视新闻报道所体现出来的民意,因为民意是司法合法性的最终基础,司法当然应当回应,但更须有效回应,其中包括进一步完善制度和规范程序。司法首先要依据法律,否则就可能从本质上与法治背道而驰。吸纳民意不是对民意简单地妥协和依从,更重要的是有效吸纳民意中与妥善处理相关的信息。
处理好自律与司法部门的沟通协调。新闻媒体首先要加强行业自律和职业道德建设,防止新闻监督权成为个别新闻从业人员权力寻租、个人私利谋求的途径。在现实中,一些新闻媒体记者未经新闻单位允许,利用职务之便私自采访,在发现问题后先是进行敲诈勒索,一旦没有得逞就威胁曝光,对司法个案的报道打着伸张正义的旗号,实际上是变相为个人捞取经济利益。这就需要新闻部门加强对新闻从业人员的监督,如从业资格的严进严出、采访制度的规范化,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媒体在监督司法时,作为采访报道主体之一的记者要学会尊重司法审判的独立性。不是记者判断双方所陈述事实差异的根据,而是事实的真相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记者所需做的仅仅是“用事实说话”,将事实真相呈现给受众,理性地引导舆论展开监督,准确、恰当定位好自己作为传播者的角色位置,也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进行采访报道,报道出的新闻作品才能客观公正。另一方面,司法部门应建立和完善新闻采访和监督渠道,如建立司法信息公开制度,设立案情通报会,建立案件诉讼进程查询系统,设置宣传部门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与协调;推动新闻立法的进程,呼吁司法部门建立对新闻媒体的审查权,使新闻监督法治化、正规化、理性化,尽量减少和消除两者之间的排斥和紧张关系;进一步系统地培育司法人员应对媒体的素养和技巧,在内部建立新闻媒体监督案件的相关考评机制。与其堵不如疏,只有确保新闻报道的公开、透明,才能使公众相信司法的独立和公正,真正做到树立司法的权威和保护法律的尊严。
一、市场经济对新闻传媒管理的影响
(一)产业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相悖
在市场经济下,新闻传媒管理的矛盾增加,主要表现在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两方面。受到市场竞争的影响,新闻传媒必须寻求产业的发展,但是其产业属性却与意识形态属性相悖,这无疑是摆在新闻传媒管理者面前的一个巨大难题。目前,在新闻传媒管理中,有些单位对新闻传媒意识形态的功能过于重视,忽视了新闻传媒的产业属性;另一方面,某些单位过于追求新闻传媒的产业属性,却忽视了其意识形态功能。
(二)新闻传媒管理的复杂化趋势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新闻传媒的管理不再单一简单化,管理目标、内容、方式、范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简单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有效的控制新闻传媒的发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经济领域走向了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同中国的交流更加频繁,大量的外来文化涌人我国,使得我国公众的价值观向着多元化发展,受众群体喜好的变化也间接或直接的影响了我国新闻传媒行业的发展。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管理的思路
(一)科学的管理新闻传媒
新闻传媒行业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思想指导,利用科学的管理模式,实现新闻传媒的健康发展。科学管理新闻传媒,主要包括规范管理者行为与被管理者的行为两方面。在新闻传媒管理中过程中必须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使新闻媒体管理变得规范而统一。
1.处理好规范管理与鼓励创新间的关系
完善的管理规范对新闻传媒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对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行为与活动进行有效的约束,使其行为和活动趋于规范性,可以增强新闻传媒管理工作更加系统性和全面性,进而促进新闻传媒的发展。在新闻传媒工作实践中,很多规范都是在实践中得出的,或是在实践中对旧规范进行创新,从而得出新的规范。由此可知,新闻传媒实践中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既不能恪守规范而固步自封,也不能一味寻求管理创新而无视规范。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新闻传媒管理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跟上市场发展的脚步。因此,要在日常管理中体现出创新意识,最大限度的推动新闻传媒的发展。
2.处理好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是新闻传媒管理的主要因素,两者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若管理过程中缺少了被管理者,那么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就失去了意义;同样,缺少了管理者,被管理者的行为就失去了规范性。作为一个优秀的新闻传媒管理者,要以两者的关系为切入点,利用具体的管理措施,激发被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使被管理者主动的做好工作,进而保证新闻传媒的各项工作可以圆满的完成。
(二)实现新闻传媒的综合管理
新闻传媒管理的内容复杂,环节众多,是一项庞杂的过程,因此,要求管理者要有全局意识,全方位的对新闻传媒实施管理。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建立起新闻传媒的综合管理模式,在规划管理模式考虑多方面的内容。
1.要树立协调、统一的意识
目前,我国新闻传媒并没有进行大的变动,所以在行使管理职能的时候只限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不能干涉其他部门,或者与其他部门相抵触,应保持一致、相互协调的管理方式,促进新闻传媒的良性发展。
2.要确立综合管理的意识
对于新闻传媒的从业人员来说,需要一个独立的部门对人员进行综合管理,使新闻传媒管理的规范性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新闻传媒行业管理总体体现为,与国家政策不配套,加之行业市场并不规范,所以新闻传媒必须从完善自身管理体系出发,提升市场竞争能力。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管理的有关对策
(一)突出新闻传媒的舆论机构的属性
在社会生活中,新闻传媒所传达的信息会形成社会舆论,这种社会舆论可能是积极的舆论,也可能是消极的舆论,无论是哪方面的舆论,都说明新闻传媒具有舆论机构的属性和特征。因此,在新闻传媒的管理中要相应的突出其舆论机构的属性。在管理新闻传媒中,应对新闻信息传播的过程和形式进行适当的控制,以达到拥有的舆论效果,发挥社会舆论导向的作用。对于积极的社会信息,新闻传媒应通过大众传媒的各种渠道,迅速的传播给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其他社会组织不具备的信息传递快、范围广的优势,在社会中形成正确、积极的舆论导向;对于消极信息或已形成的消极社会舆论,新闻传媒应该发挥分散公众注意力,或利用正确舆论分散消极舆论,积极引导正确社会舆论的形成。
(二)重视新闻传媒的受众群体
新闻传媒管理者要善于发现传媒发展的规律,并在时展中遵循发展规律、改革管理方式,使新闻传媒生存并有所发展。无论新闻传媒怎样发展,都离不开受众的支持,受众群体是新闻传媒发展的基础。虽然新闻传媒的拥有者可以决定传播信息的内容,但是受众群体决定了信息传播价值。为此,新闻传媒应重视受众群体的感受,在制定决策时充分考虑受众的特点,将受众放在发展的重要位置。新闻传播人员要以实现新闻信息的有效传播为工作目标,以传播活动为出发点,充分考虑社会特点和受众群体的实际需求,制定针对性较强的传播活动,并注意传播的时效性。管理者要注意在新闻传播中体现出新闻的价值,引导正确社会舆论的形成。在实际工作中,信息传播的时效性是引导社会舆论的先决条件,因此,新闻传媒管理者要改善报道方式,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和速度,调整传播途径,优化新闻传播路径,在保证新闻传播质量和效率的前提下进行社会舆论引导,同时满足受众群体的实际需求。
(三)完善新闻媒体的市场运作机制
在新闻传媒管理中,要将市场运作要义渗透进管理工作中。新闻传媒已经置身于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就要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则,还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自身生存进行谋划。作为新闻传媒的管理者,要掌握市场要义,并在市场要义的指导下与同行进行公平的竞争,逐步占领市场,为自身谋取更大的利润。作为管理者,要正确理解市场要义的各个部分。就新闻传媒自身而言,传媒产品迎合受众群体实际的需求就是新闻传媒市场运行的根本要义。只有传媒产品符合受众的需求,传媒产品才具有实际意义,也是新闻传媒价值的最终体现。无论新闻传媒怎样参与市场竞争,都要建立在符合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要想在同行的竞争中占领市场,首先要保障传媒产品能在市场中立足,然后依靠经营的手段使传媒产品受到受众的喜爱,并优于同行的产品。同样,在传媒产品迎合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新闻媒体才能从中获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新闻传媒给予受众群体积极向上的传媒产品,也只能满足一部分受众健康的精神需求。在此条件下,新闻传媒要想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就要先投入一定的资本,然后利用传媒的广告效应进行为传媒产品做宣传。新闻传媒管理者必须重视传媒广告的管理,严禁不良广告投入市场。
(四)打造一支优秀的管理队伍
新闻传媒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技能的优劣直接影响管理工作的效果,因此,应将管理人员队伍建设作为工作的重点。第一,应制定并完善人员管理规范,并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派专人进行管理,保证各项决策可以贯彻执行;第二,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并采用专业讲座、演讲、交流等形式,帮助管理人员提升自身的素质;第三,应完善人员考核制度、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等各项管理机制,通过各项管理机制提升工作效率;第四,鼓励管理人员从基层工作做起,在实践中提升管理能力;第五,鼓励管理人员在实践中创新,真正激发管理工作的活力,带动新闻传媒快速发展。新闻媒体的管理工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要求管理者要具有大局意识,同时具备综合管理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中,综合管理人才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对于新闻传媒行业而言同样如此。因此,在培养新闻管理人员时,应注重其多种能力的培养。总之,管理是一门艺术,不仅要规范执行管理程序,还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创新。
四、结束语
作为新闻传媒的管理者,要在新闻实践中发现新闻传媒管理的规律,并学会在工作中运用这些规律。同时,应借鉴管理学中的专业管理方法,从中发现适合新闻传媒管理的方法或机制。西方新闻传媒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样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剖析,以获得有用的管理方法为我们所用。此外,管理者还应对具有启迪意义的经典案例进行研究和分析,仔细体会其中的管理学涵义,并将自身的体会和感性经验提升到理论的层面,并成为日常管理中的具体措施,力求将管理工作做到最佳。
作者:王晓伟 单位:白银日报社
一、重复关键词
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是忌讳相同词语在一个语句当中重复出现的,诗词的这一要求更为严格。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则不然,它不仅由于有时是信息传递不可少的原因,有时也是出于获得良好传播效果的考虑。所以,在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当中,有时表达某个新闻要素的词语可以重复运用,不过,这种重复后的关键词,在某些方面已经跟先前的关键词有所不同了,具有了新的新闻信息含义。例如:1.《贤妻》糟蹋了“贤妻”两个字北京晚报2013-3-15尽管时代在变“贤妻”标准也在变,但一些大的原则却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如对爱情的忠贞、不离不弃等都是必备的要素。电视剧《贤妻》引起了大战“小三”的“贤妻”话题,但编导似乎更热衷取悦于趣味低级的观众,以逐利目的来吸引人的眼球,这绝非高尚艺术,而是污染文化环境。在标题里,“贤妻”一词两次出现,但前后的意义却不相同:“《贤妻》”是电视剧专名,“‘贤妻’”却是偏正短语。
新闻中表达的意思是:《贤妻》并未塑造好“贤妻”的形象。再比较下面的标题:2.《咬文嚼字》“咬”上郭敬明称其为错字大王人民日报2012-2-193.《咬文嚼字》盯上郎咸平:怎能用“红火”形容惨剧搜狐文化频道2012-5-1标题2重复了“《咬文嚼字》”(刊物专名)中的“咬”,因势利导批评郭敬明的博客里有太多的文字、词语差错,堪称“错别字大王”。这样一来,郭敬明语文错误的一种程度就跃然纸上了。标题3没有利用《咬文嚼字》中的“咬”,而是换用了“‘盯’”这个动词。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个标题非但没有突出郎咸平用词失误的程度,“盯”的人为意味也比较浓郁,而淡化了新闻客观性的语体色彩和“零度”风格。所以,还是标题2的传播效果更好些。有时,并非重复新闻标题中的整个关键词,只是重复了其中的某个成分,此种情况更表明重复关键词的修辞艺术是大众传媒新闻标题的一个独有属性,因为这时重复的关键词分别表达了新闻要素和对新闻要素的评论。这种关键词的重复,还可以是同音词的重复,表现出因势利导的修辞特性。例如:4.三门峡一景区搞“扯蛋”大赛不少游客批太扯淡大河网2012-4-164的新闻内容是:该景区搞“扯蛋”游戏,规则是在广口瓶内放着几个系绳的绿皮鸡蛋,线绳另一端由参与者抓着,随着主持人插科打诨后的一声“扯”,参与者就一起往外拽鸡蛋,后出者为失败者,得要戴上画有乌龟的“绿帽”加以惩罚。这游戏虽新颖好玩,但大多游客却对此反感,认为格调不高。“‘扯蛋’”与“扯淡”形体不同但读音相同,后者是对前者的批评。
二、词语动态化
这种修辞方式,是让表达新闻要素的词语与另一个表达新闻要素的词语在组合时形成联动关系,从而使新闻标题产生出动态化的语义关系,让标题活跃起来。如:5.“愤怒的小鸟”飞进现实:上海将建主题公园人民日报2012-7-3“愤怒的小鸟”是芬兰Rovio公司推出的一款小游戏。如今,“愤怒的小鸟”已从游戏世界飞进现实空间,Rovio.9News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公司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开设“愤怒的小鸟”实体店,并推出了玩具等“小鸟”衍生品,上海也出现了首个“愤怒的小鸟”主题公园。标题巧借“小鸟”的动作特征“飞”入题,浮雕式地传递了“上海将建主题公园”这一信息。6.“朝阳”在俄罗斯绽放中国石化报2011-1-11新闻中说,2006年中国石化的“朝阳”标志出现在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首府伊热夫斯克。2007年2月,中国石化与俄石油公司在UDM公司的发展战略上达成共识,推动UDM公司呈现出价值上同向、战略上同构、经营上同谋、效益上双赢的良好发展态势。“朝阳”作为中国石化的企业标志,标题用它的“绽放”来说明中石化在俄罗斯的业务不断拓展,这不仅让标题更为简练也让它衍生了动态感。下面是同样的用例:7.北京哈德门饭店停业数千人争享“最后晚餐”北京晨报2008-11-14日8.扬子鳄有望“爬出”濒危名单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4-11在北京哈德门饭店停业的最后一夜,数千顾客争相品尝着这“最后的晚餐”。7通过“哈德门饭店”来激活“最后晚餐”,让它们建立起了连贯的动作性关系,这不仅形象地传递了新闻信息,也留给读者留下了艺术妙趣,会联想到达芬•奇的著名油画。扬子鳄的固有动作就是爬,8的标题结合扬子鳄的行动特点配合以“爬出”的动作,不仅让新闻的“主人公”形象活脱起来,更再现了拯救扬子鳄于濒危名单的艰难历程,由此而使新闻的主旨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三、对比性映衬
在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中,可以利用新闻要素提供的机缘,通过不同种类事物的对比来映衬人或事物的本质性特点,从而凸显出新闻价值。例如:9.胆子不小,带着手枪想进车站案子很大,一窝逮了20多个毒贩扬子晚报2010-1-810.贫困县县委书记被曝配百万豪车上假军牌大洋网2013-3-19这两个标题中,9把“胆子不小”与“案子很大”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新闻要素加以对比,这种对比,密集了新闻信息,突出了案情的重大和新闻的不寻常价值。10是说辽宁省西丰县闫姓县委书记超标配150万元豪车并套用假军牌。
标题中用“贫困县”与“百万豪车”进行对比映衬,凸显了新闻事件的报道价值。再如:11.芦山地震震中一座百年老宅屹立不倒居民照常生活新华社2013-4-23一场七级地震,让雅安芦山所有当代建筑的房屋全部毁损,但百年老屋、红30军司令部住过的那幢木质房子震后还依然耸立。这座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的老宅,在地震中除屋脊脱落几块瓦片外没任何损伤。标题通过“百年老宅“和”屹立不倒”及新闻中钢筋水泥房子全部毁损的对比,表达了造房的关键不在技术而是否有良心的报道主旨。四、多样化比喻。大众传媒新闻标题在运用比喻时,可以是多样化的。新闻标题中的比喻本体,是新闻要素,而喻体可以直接替代本体,也可以是新闻要素和喻体同时出现在不同类型的标题部分。例如:12.印染厂有个“炸药库”青岛早报2011-1-1113.居民暗藏“炮”库新闻晚报2010-2-4这两个标题都是将新闻要素“烟花爆竹”用喻体“炸药库”和“炮库”直接来替代,既凸显了险情的严重性,也容易使读者了解新闻的内容和主旨。以上是直接用喻体代替本体(新闻要素)的例子,下面是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在标题中的用例:14.哈尼梯田:追续千年的大地雕刻光明网2013-6-2915.像挖煤一样挖文化光明日报2013-6-29由于新闻标题有引题、副题、主题等分别,有时本体和喻体会出现在标题的不同位置。例如:16.玲珑剔透的视觉盛宴第三届中国国际日用、工业玻璃制品展即将亮相中国文化报2007-7-517.十年磨“剑”近观中国第一代航天员生活报刊文摘2008-9-26上述两个标题,16的“视觉盛宴”和17的“剑”都是喻体,其本体分别是副题中的“第三届中国国际日用、工业玻璃制品展”和“中国第一代航天员生活”,这是两个最重要的新闻要素。除了上述创新性修辞和变异修辞的方法外,大众传媒新闻语境的特殊性还为它提供了“旧瓶装新酒”的可能,即用表达新闻要素的关键词去替换既有词语(尤其是俗语)中的某个成分。这样就会使本体显现出一种新鲜变化的意境美来。例如:19.“湿露露”称和干露露的不同在于高雅与低俗株洲新闻网2012-7-1620.西班牙报告证实存在“挂牛头卖马肉”新华网2013-4-17上述标题当中,19的新闻说国内嫩模吴雨婵身材火辣,因不吝啬展现姣好身材及敬业程度而有“湿露露”之称。但随着她逐渐走红,其负面评价也越来越多。为此,她试图澄清与干露露的差别所在。标题中的“‘湿露露’”是仿造焦点名词“干露露”而成的。
20的新闻说,西班牙农业、食品、环境部和卫生部报告称,该国189种牛肉的产品样品送检结果显示有4%含有马肉DNA。这个标题使用了中国“挂羊头卖狗肉”的变异形式,既形象恰切又很好地体现新闻的含义。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通常只是片言只语,但由于它居于新闻文本的显著位置,因而是大众了解新闻的窗口。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要想收到最佳效果,就得讲求标题的修辞艺术。这种修辞艺术,即关乎“形而上”的理论,又涉及“形而下”的技巧,只有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好才能制作出好的标题来。同时,了解大众传媒新闻的特点所在有助于媒体人创新或变异修辞艺术,从而获得良好的新闻传播效果。
作者:李海宏 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1.新闻传媒的特点以及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新闻传媒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并且在某些方面它具有这其他社会力量所没有的优势,这种优势能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大家都清楚,新闻传媒对于社会它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资料。这种特殊的生产资料与其他生产资料相比所具备的优势有:具有十分广大的覆盖面,其触角可以触角社会以及地域的各个层面;具有十分强大的渗透性,它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生活领域,且能够对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进行影响;传播速度极快,能够对社会生活进行同步反映,即时干预;具有十分严格的周期性,按一定周期连续出版或播出,即马克思所说的“每日干预运动”的“周期律”;具有广泛的社会公开性,制作的结果会面向社会进行公开。这些特性与优势确定了新闻传媒在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其他社会力量所无法比拟的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新闻传媒理所当然的应该对构建和谐社会有所贡献。新闻传媒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它能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就概括地指出新闻媒体具有三大社会功能:监测环境功能,关系协调功能,文化传承功能;后来学术界又补充了一种功能,即文化娱乐功能。我国新闻学界对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有不同的概括和认识,具体说法和表述虽各有差异,但对新闻媒介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这一基本点的认识却是相同的。国内传播学者陈力丹认为,“如果这些功能能够规范地发挥作用,会大大减少不必要的社会冲突,调解社会矛盾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2.新闻传媒对构建和谐社会所能起到的作用
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它应该成为和谐社会的推动者、建设者和见证者,而推动和谐制度建设、营造和谐社会舆论、倡导和谐社会关系、培育公众和谐心态则是媒介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新闻宣传是一种领导工作的方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党在长期的政治工作中得到了将新闻宣传当作一种领导工作方法的宝贵经验。1944年3月22日,在谈到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时,说过看报纸比吃饭更重要。他形象地说:“关于报纸,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我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的。”这种“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的感觉,已经说明了报纸是对指导工作和教育人的重要工具。邓小平在1950年5月16日召开的西南局新闻工作会议上提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新闻传媒作为一个领导方法,必须要有一个中心。革命报刊被马克思、恩格斯看作是召唤人们的一面旗帜或思想中心。新闻媒介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社会信息的台。
信息传播是新闻媒体的基本功能。“1984年,邓小平为《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小平同志新闻传媒能者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所起的作用的高瞻远瞩。强化媒体的信息借给机制,将新闻宣传工作和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相衔接,结合媒体本身的特点,加大信息传播的有用性、有效性与有机性,扫除发展过程中的信息障碍,保障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良性与快速运行,使新闻媒体成为和谐社会的信息窗,成为宣传建设方针与政策、传递社会变化动态的信息桥梁。新闻媒介作为社会信息的台,其应该具有选择有用信息过滤无用信息的能力。历史经验昭示,信息闭塞是造成国家和地区落后的重要原因。传媒是担当着“去塞求通”的重要社会责任的组织。要想搏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洪流之中,不了解外界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动态是无法想象的。在这方面,传媒应当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满足甚至超出当地决策层、建设者的需要。可以及时传达中央的政策规范,也可以配合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作介绍,更可以编发本地市场机遇和其它地区的市场动态。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媒体上往往充斥不少“无效信息”,有人将当前媒体上“无效信息”的表现概括为“八多八少”,即会议新闻多,提供群众需求的有益信息少,领导活动多,记述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少;工作报道多,反映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少;关系稿多,采用基层通讯员的来稿少;软新闻多,给读者提供经验启发性的深度报道少:雷同重复稿件多,独家新闻、独家见解的稿件少;不健康或虚假的广告多,实用可信的广告信息少;猎奇、庸俗的稿件多,生活服务类的信息少。这些无效信息大大阻碍了有效信息的传播,使得受众关注度高、契合他们需求的信息难以顺畅传达。因此,传媒有可能也有必要成为无效信息的过滤器。一切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信息,一切有利于现代建设的信息,一切有利于大众现代性增长的信息,才是有用与有效的。
当然,有效性还意味着信息的时效性,否则,错过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错失了全面小康社会的良好机遇,即使再有用的信息也会变得无效。新闻传媒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舆论导向领航员,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助推器。在和谐社会的创建过程中,让媒体直接参与到各级政府部门的作中去。引导媒体大力倡导和谐理念,培养和谐精神,营造和谐的舆论氛围,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想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潴的方式处理矛盾,使崇尚和谐、维护和谐自觉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首先,发挥新闻传媒的作用,宣传党的政策方针。调动当地各个媒体都紧紧围绕当地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做好政策解读,让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凡有新的政策、新的中心工作出台,都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赢得群众的理解支持新闻媒介是和谐进程中的监督岗,是违纪违法的曝光平台。
民主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反映人民心声的重要渠道。舆论监督是谐社会的构建构建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想要消除其中的“噪音”、“杂音”等一系列不和谐的声音,必须依靠舆论监督。在批评和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倡导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引导社会舆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让人民群众看到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心。各级政府应该善于通过舆论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发现和解决问题,推进和改进工作作。要不怕家丑外扬,积极鼓励支持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新闻传媒在对引领公众舆论、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主导作用。现代社会中充满这信息,它是一个信息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公众的社会,在这个公众领域中舆论的表现,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基于此新闻传媒等媒体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信息时代中,媒体的一言一行都会对社会起到巨大的作用。新闻传媒在现代社会中被赋予了对政治力量以及其他相关权利的监督和制约的职责。当然,新闻传播及其监督活动必须获得民主制度赋予其的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保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是件对权力的制约。通常的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一是用权利制约权力,二是用权力制约权力,三是用道德制约权力。但是因为权力的相互制约这种方法没有办法最终解决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所以出现了健全用权利制约权力的这种机制,让广大公民来承担起监督者的责任,合理地分配权力,用以限制、阻遏权力的滥用。在我国的这种制度下,这种功能主要的体现就为舆论监督。我国的新闻传媒有着舆论监督优良的传统,并在促进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揭露社会弊端、纯洁党的干部队伍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如何让新闻媒介促进社会和谐
鉴于新闻传媒的特点和功能以及我国社会实际,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必要从如下几个方面人手改进和完善新闻报道工作,促进社会和谐。首先,回归新闻本位,履行自己最基本的职能——报道新闻,传递信息,满足受众的认知欲和知情权。对于和谐社会来说,其首要特征就是民主法治。新闻报道正是确保人民主法治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众可以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依法表达意见,参与社会管理。而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手段——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公众必须借助媒介才能迅速完整地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的一切变动,从而作出恰当的反应,参与社会管理与决策。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新闻媒体的首要的任务就是履行媒体之为媒体的基本职能。其次,唱响主旋律,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功能。制约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是随着社会变革,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群体多元化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利益冲突和社会关系紧张等不和谐因素。这些不和谐一方面要靠政府制定公平、合理、科学、有效的制度和政策来化解,另一方面需要媒介发挥有效的舆论引导功能。
舆论引导是新闻媒介的重大社会功能之一,是新闻媒介发挥对社会的凋适作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方式。我国新闻媒介历来十分重视舆论引导,新闻媒介的舆论引导在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弘扬正气、服务大局等方面也的确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再次,第三,构筑公共领域,强化舆论监督,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民主法制,这要求有一个公共领域对权力进行必要的监督。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中,新闻媒介被赋予了对政治力量以及其它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神圣职责。在民主制度中,保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是必须对权力进行制约。在现代这个社会中大众传媒具有制约权力的功能。在我国,舆论监督是这种功能的主要表现行为,它是指的是公民或新闻媒体发表与传播针对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这是言论自由权的诸项政治与社会功能的一种体现。最后,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重视新闻媒介的人文关怀。“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主题,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又以社会各利益主体、社会各阶层之间生存状况与发展预期的和谐更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个主题。
凸显传媒专业特色
思维敏捷、活跃是新闻传媒专业学生不同于其他专业学生的一个特点,然而普通话作为实践比例较大的课程并不利于新闻传媒专业学生去发散思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发掘出符合该专业学生特点的教学方式,帮助他们提高普通话水平。1、增加课前说新闻实践环节开展课前说新闻的实践环节是培养学生普通话表达能力的重要一步,每堂课开始之前请五六个学生上讲台上播报一条新闻,教师针对学生的语音、语气、语法进行评价和打分,这可以作为期末总成绩的一部分,充分调动起学生学习普通话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个过程中会不断加深学生的新闻敏感度,在教师的点评下明白自身普通话的不足之处,极大的提升了口语表达水平。2、充分利用广播、影视资料的相关素材多媒体教学可以为学生提供有声有色的学习资料,帮助学生学习普通话各方面的规范,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的代表作《普通话与方言》就是很好的素材,帮助学生理解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区别;《新闻联播》作为我国影响力最大的电视新闻栏目,其对普通话的要求是极高的,给学生分析主持人的语气和语态,为其提供极佳的例证。CCTV每年的新年新诗会也可以作为教学素材播放给学生,为学生讲解朗读的技巧。3、邀请传媒从业人员为学生进行普通话实践教学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邀请有实践经验的主持人、播音员等传媒从业人员为学生进行讲解,让学生了解普通话的重要性和实践功能,同时看到传媒从业人员极高的普通话表达水平,在这个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明白自身的不足,增加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这是针对新闻传媒专业学生的有效举措之一。
理论教学紧贴普通话测试,强化说话训练
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语言不需要以十分飘渺的形式存在,它作为人们日常交流沟通所用的形式出现。”普通话教学对于高校新闻传媒专业学生来说不是一门单纯的课程,更应该在理论指导的基础上强化说话训练,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语气、语态等方面的培养。广播电视编导等新闻传媒专业都要求学生在报考大学前进行普通话考试,新闻传媒专业学生相对于其他专业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处于中上层,流畅朗读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大问题,但是口语表达能力还远远不够,这和缺乏一定量的说话训练有着密切的关系。总结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差的原因,首先是缺乏思路,无话可说,再次是说话形式在但是感情缺乏。说话难关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克服,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表达和思维能力,教师应该加强实践教学的比例。学生在说话过程中思维和情感都会引起一定的活跃度,这种活跃度要保持高昂的话就必须充分把握住技巧,起到相辅相成的效果,这和学生的事物认知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指在实际交流过程中的语言表达能力。通常情况下,给说话者一些词语或关键字就能激发其语言表达的思路。一般人们喜欢讨论购物和消费的话题,但是毫无目的的谈论只会让整个对话繁琐,有些时候还会无话可说。但是一旦将话题分类清楚,谈论话题就显得清晰多了,将消费分为网上购物、商店购物、电视购物等形式,帮助学生培养流畅的口语表达能力,这对于发散性思维的培养也显得至关重要。教师可以给学生指定一个话题或新闻热点,让其用正确的语态来发表对这个话题的看法,让普通话水平在日常表达中提高。教师在新闻传媒教学中要紧贴普通话教学的标准,通过多方面的训练来培养学生的普通话表达能力,学生在日常交流沟通中要注意说话方式和语气,不断扩展自身口语表达的思路,这对于一个新闻传媒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必须具备的。教师作为教学过程中的主导者更需要根据学生的特点调整普通话教学方式,为社会输送高素质、高水平的传媒人才。
本文作者:张鲁萍工作单位:新余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一、自贡电视传媒民生新闻的现状
通过随机抽样方式,从2008年4月至10月之间自贡市电视台播出的《盐都播报》与《都市全接触》中各抽取了非节假日和非特别节目的9期节目进行内容分析,旨在正常情况下和自然状态中,对这两档节日所体现的普遍性特征进行客观研究。
1两档节目的本地新闻信息量分析
《盐都播报》每天的节目时间大约在十五分钟左右,每天的本地新闻信息量保持在7~9条新闻之间。平均每条新闻的时长为1.5~2.1分钟。《都市全接触》每天的节目时间大约在三十分钟左右。其中,除去每天固定的话题讨论子栏目《东评西说》以及天气预报等非新闻性栏目时间,留给新闻性节目的时间只有12分钟左右,每天的本地新闻信息量保持在5~6条新闻之间。平均每条新闻的时长为2—2,4分钟。
2两档节目的子栏目分析
《盐都播报》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盐都播报》的主体内容——本地的民生新闻,没有设置栏目名称;第二个子栏目“今日扫描”,内容主要为时政新闻,不属于民生新闻的范畴,以简讯的形式。《都市全接触》设置了五个子栏目:“目击现场”、“东评西说”、“当日快报”、“百姓说事”、“侯琪说天气”。除“百姓说事”和“侯琪说天气”之外,其余的内容都为民生新闻。“目击现场”把重大的、突发性的新闻事件在第一时间传递给市民,“东评西说”则通过“说新闻”加上“点评新闻”的方式,传递新鲜资讯并直接表明媒体的态度。“当日快报”选取当天国内报纸上刊登的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新闻资讯加以报道,信息量大,报道面广。
3两档节目的报道内容分析
通过对《盐都播报》与《都市全接触》两档节目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几个信息:
第一,两档节目的新闻内容侧重点虽然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盐都播报》的报道题材集中在文化遗产、交通治安、健身运动、农村信息、求助与助人信息等方面;《都市全接触》的报道题材集中在社会公德、就业上学、交通治安等方面。对于一些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事件,两档栏目都有报道,但报道视角、报道内容则有所不同,避免了报道题材的重复。两档栏目不同的侧重点避免了两个栏目之间的同质化竞争并有利于观众了解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状况。
第二,“健身运动”和“农村信息”逐渐成为报道热点。2008年是“奥运年”,“全民健身”的理念深入人心,更多市民投入到体育健身活动中来。此外,自贡市提出了“体育惠民”战略,大大推动了群众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因此,这两档栏目中记录“健身运动”的报道数量也大幅度增多。
“三农”问题,是国家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农民医疗保险、农村政策执行情况等问题,在两档栏目中都得到了客观、及时的反映。但是,两档栏目对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农民的教育和技术培训等方面关注不够。
第三,“自贡市物质文化遗产”题材得到深化。
自贡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粲海井、吉成质?如何争取持续发展的空间?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革和完善:
1“大民生”的报道理念
地方电视传媒应树立“大民生”的报道理念,在新闻题材的选取、报道角度、报道方式等方面加以改进,提升民生新闻的高度,拓展民生新闻的厚度,充分发挥电视传媒的舆论影响力。
首先,拓宽民生新闻题材选取的范围。加大就业上学、物价波动、打假治劣等与市民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题材的报道力度;更多关注新兴的社会现象与流行的社会时尚。并加以解释、点评与引导;更多关注市民的艺术文化生活和民间文化艺术;通过独特的视角和创新新闻策划对当地独有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度报道和开发。
其次,改变报道角度。叙述角度由俯视向平视转变。运用平民的视角报道、平视的拍摄角度、平等的、平易近人的表述方式,关注现实社会,体现传媒的人文关怀。强化传媒的服务性,更多地从为老百姓服务、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来进行报道,并对观众进行正确的引导。
第三,改变报道方式。国家有关民生问题的大政方针,和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规定,也是市民密切关注的。在报道方式上,应做到将这类“硬新闻”题材软化,将普遍的问题个体化,采用平民化的语言风格、故事性的叙事方式,将“硬新闻”人性化、人情化,以激发观众的收视兴趣。
2传媒资源的整合,发展民生新闻报道力量。
加强媒体间合作互动,建立一个由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整合而成的媒体新闻信息平台,形成一个跨媒体的互动资讯架构。这种结构具有灵活互动,优势互补的特点,能够让传媒的新闻资源得到优化整合,利用率大大提高。
构建覆盖面广、主动活跃的“新闻线人网”和“新闻通讯员网”,培养和发展一批掌握基本拍摄和报道技能的“新闻线人”和基层“新闻通讯员”。在突发性的新闻事实发生时,处在新闻现场的新闻线人不仅能够丰富新闻线索来源,并能够作为临时记者承担起采制新闻的任务。从而保证突发新闻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并且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记录,将日常生活变为媒体场景,在报道方式和报道内容上更加贴近民众。基层“新闻通讯员”队伍,能够敏锐地捕捉社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生动实践和新鲜经验,并在情感上与民众相互交融,他们的报道能够迅速有效地传达民情、民意。
3培育民生新闻的特色品牌栏目,建构民生新闻节目体系。
培育民生新闻的特色品牌栏目。电视传媒应依托本土的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受众环境,培育一批具有相对优势和地方特色的个性化的民生新闻品牌栏目。具体的发展战略如下:
第一,在定位上突出差异化。以自贡电视台为例,可考虑将《盐都播报》发展成为“记录自贡市民每天生活”的聚焦本地新闻的民生新闻品牌栏目,在报道上突出新闻的现场性和权威性,在报道方式上体现细节性、故事化和人性化将《都市全接触》发展为提供快速和密集信息的民生新闻杂志栏目,关注视角拓展到国内外与国计民生相关的政策资讯、消费、经济等重大题材,把重点放在服务性和引导性的内容上。
第二,发展新的民生新闻栏目类型,建构更为完善的民生新闻节目体系。可依据现有的媒体资源和人文资源,开发新的民生栏目类型,建构更为完善的民生新闻节目体系。可开办民生新闻评论栏日,形成幽默诙谐、休闲轻松、精当犀利的评论特色,从而拓展民生新闻的深度。此外,可考虑培育采用方言播报和评论的民生新闻和民生新闻评论栏目。方言代表了地方的特色和文化,地方级电视台的收视对象主要为本地市民。因此,发展方言的民生新闻栏目,寻求多元化的表现形式,能够突出地域个性和语言特色,能够凸显浓重的本土文化,让市民感觉更质朴、细腻、率真,在情感上更加认同,有利于提高新闻传播的效果。
摘要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自贡市的《盐都播报》与《都市全接触》两档典型的电视民生新闻栏目进行了分析以了解当前地方级电视传媒民生新闻的发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性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电视传媒民生新闻
摘要:我国的新闻传媒业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与西方传媒强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媒业在坚持党管舆论导向、社会效益第一和渐进式改革的原则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也面临着改革模式、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行业政策、发展战略等方面的问题。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新闻传播体系。我们必须针对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制定出新闻传媒业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规划。
关键词:新闻传媒改革发展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发展新规律所做出的科学论断。因此,中央把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媒面临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所必然带来的传媒全球化,也使新闻传媒业必须面对国际传媒的激烈竞争。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传媒业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及国际比较
1、我国传媒业的发展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业取得了很大发展。2001年,全国报纸种数为2111种,总印数为938.9亿印张,千人报纸拥有量为142份,分别是1978年的11.3倍、8.3倍和3.2倍,是1950年的5.5倍、144.4倍和26倍;图书总数为154526种,图书总印张数为406.1亿印张,千人图书拥有量为4944册,分别是1978年的10.3倍、3倍和1.3倍,是1950年的12.7倍、68.8倍和10.1倍;杂志总数为8889种,总印张数为100.9亿印张,千人杂志拥有量为162册,分别是1978年的9.6倍、4.4倍和2.5倍,是1950年的30.1倍、126.1倍和8.1倍;电台总数为301座,发射总功率为49615千瓦,分别是1978年的3.1和3.6倍,是1950年的6倍和138.5倍;电视台总数为357座,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300台,分别是1978年的11.2和115.4倍。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90年代初进入中国,1993年互联网用户数仅为2000人,1997年10月,用户人数为62万人,到2002年1月用户人数达到3370万人。
我国从1978年开始恢复媒体广告业务,广告营业额的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从1982年到2000年,广告营业额年均增长幅度为42%,是同期GDP增长幅度的2.6倍。广告营业额占GDP的比重从1982年的不到0.3‰,上升到2000年的0.8%,人均广告费也由1982年的0.15元增加到2000年的56元,广告从业人员从1982年的1.6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64万人。在广告营业额的构成中,媒体广告占到很大比重。2000年报纸广告为146.47亿元,占20.55%;电视广告为168.91亿元,占23.7%;广播广告15.19亿元,占2.13%;杂志广告11.34亿元,占1.59%。
2、传媒业的国际比较
我国对反映传媒发展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千人日报拥有量、千人收音机拥有量、千人电视机拥有量和千人互联网用户数,进行了世界几大国的比较。1996年,中国千人日报拥有量为40.4份,日本为578.1份,美国为212.5份,俄罗斯为105份。1997年,中国千人收音机拥有量为339台,印度为120台,日本为956台,美国为2118台,俄罗斯为418台。2000年,中国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293台,印度为78台,日本为725台,美国为854台。2000年,中国千人互联网用户为17.8人,印度为4.9人,日本为371.1人,美国为338.7人,俄罗斯为21.3人。
笔者还对中国传媒在世界传媒业中所占地位计算了测算和评估。中国的日报总量1995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9.18%,收音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17.2%,电视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24%,互联网用户2002年初已占到世界总量的6.2%。由这些总量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已成为世界的传媒大国。另一方面,笔者用传媒渗透能力指数计算了1995年世界各国的传媒发展水平,结果发现我国的传媒渗透能力指数仅略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6,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5。这说明我国还仅是个传媒弱国。
在国际传播方面,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电影占领了全球50%以上的总放映时间。世界传媒发展很不平衡,“西风压倒了东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形成了“媒介帝国主义”。
二、我国传媒业的改革
1、改革历程
我国传媒业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以后进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国家逐步减少对新闻单位的财政拨款,绝大多数新闻单位通过媒体广告等经营创收实现自收自支。第二次是1996年以后进行的媒体“集团化”改革,广州日报等几十家大型新闻单位组建起传媒集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是传媒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它一方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激发出媒体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各新闻单位按照市场需求,创办了各种满足不同受众需求的媒体形式,并在内部推行独立核算、承包经营、人事分配等各项改革。“集团化”改革,是新闻媒体发展到一定规模,面对社会信息化和传媒全球化的新形势,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只有用集团这种组织形式,才能把规模日益庞大、分工逐渐细化、媒体数量不断增加、产业功能更加完备的传媒组织更好地协调和运作起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以及信息社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加上新闻单位内部不断深化各项改革,使传媒业迅速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目前,我国整个传媒市场的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从1998年起传媒业连续三年保持了25%的增长速度,利税总额已超过烟草业,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四,出现了一批规模达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大型传媒集团。
2、改革中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传媒业积累了一些宝贵的改革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坚持党管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表现为正、负两个方面,取决于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正确的舆论导向能够凝聚人心、振奋力量,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错误的舆论导向则涣散精神、激化矛盾,造成严重后果。同志曾精辟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在新闻媒体改革的20几年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管舆论导向的原则,使新闻宣传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大局,对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在新闻媒体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共产品(如新闻、天气预报等)。公共产品外部性最强,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大。向广大人民提供公共产品,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虽然新闻媒体进行企业化运作后,所提供的私人物品(如广告、信息服务等)不断增加,而提供私人物品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但我们一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提供公共产品作为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实践证明,我们在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下进行的媒体改革,保证了新闻媒体党和政府喉舌的性质不变,保证了新闻媒体社会公器的性质不变,即使是媒体产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没有使其异化为被经济利益集团操控的工具。
③坚持渐进式改革。与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相仿,新闻媒体的改革也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子。各项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借鉴国有企业的经验,进程上比国有企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保证了新闻媒体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由表及里地推进各项改革,以发展保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新闻媒体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且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以稳定大局为根本出发点,避免因局部改革失利而对全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当然,新闻媒体业改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不明确,改革成效不明显。近几年我国陆续组建了几十家传媒集团,数量可谓不少,但绝大多数传媒集团在体制和机制上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上是“翻牌集团”。出现大量传媒翻牌集团的原因,是我们缺乏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模式。我们对为什么组建传媒集团、如何组建传媒集团、如何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等重要问题缺乏深入地研究,以至于我们拿不出一个指导性、操作性很强的文件,来规范传媒集团的组建和发展。由于没有中央的政策性指导,加上本身固有的“路径依赖”,传媒集团的改革大多只是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基础上修修补补,改革成效不明显。
②管理体制形成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限制了媒体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业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模式,在实际中形成了严重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这种管理体制严重地限制了媒体的发
展空间,传媒集团的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难度很大。从发达国家传媒集团的发展过程来看,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是其发展的主要特征。我国现行的传媒管理体制,把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分割成零碎的小块,即使一些实力较强的传媒集团,也无法突破体制的限制,把零碎的市场整合起来。这是我国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体制性原因。
③传媒业行业壁垒很高,垄断利润带来了表面繁荣。传媒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国家的行政控制很严,行业壁垒很高。行业壁垒造成了传媒业的寡头经济现象,一个行业或地区的传媒市场一般被为数不多的两个或三个传媒集团垄断。寡头垄断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传媒业一派繁荣景象,很多传媒集团花巨资建高档办公楼,经营星级酒店和度假村等。这种繁荣只是表面上的,与国外传媒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我国传媒的渗透能力指数只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寡头垄断不利于市场效率的发挥。我国传媒业的寡头垄断带来了表面繁荣,但实际上并不利于整个传媒市场的发展和国家综合传媒能力的提高。
④缺乏优胜劣汰机制,媒体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我国有一万多家报刊社,几千家电视台、电台,除少数媒体有较好的效益外,有很大一批数量只是靠行政拨款在低水平上勉强维持。在我国媒体都是事业单位,除因宣传违规而被撤消刊号,即使负债累累也不会倒闭或破产。我国传媒业缺乏应有退出机制,使媒体的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在实践中的行政撮合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无法通过优胜劣汰、有生有死的市场法则进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这也是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原因之一。
⑤传媒资产管理体系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我国传媒业已形成了近1000亿的资产,而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部门对这么大的一笔资产进行监管。在大多数地方,媒体资产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都归媒体单位所有,也有些地方(如上海)媒体资产由宣传部直接支配。传媒资产管理体系的不完善,使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难以建立。一方面,传媒集团管理者的经济收入与经营业绩不直接挂钩,影响了其积极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他们的经营行为也缺乏应有的监督,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行为。
⑥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在国际传播上力量很弱。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强大、日益开放的大国,在国际舆论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是十分必要的。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宣工作主要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少数几个中央级媒体承担,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但在国际上的声音依然很弱。现在有一些地方(如广东、上海等)的传媒集团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实力,完全有能力进军国际市场。但地方媒体只把眼光放在国内或本地区,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这不但限制了它们自身的发展空间,也不能增强我国在国际传播上的力量。
三、我国传媒业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案设想
我国加入WTO后,国外传媒加紧抢占国内市场,传媒业面临很大挑战。另一方面,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国际传播力量,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传媒业面临进一步加快改革和发展的迫切任务。笔者认为,我国的传媒改革还应继续坚持党管舆论、社会效益第一和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大原则的前提下,加快束缚传媒业发展的体制弊端的改革步伐。针对传媒业现存的问题,笔者提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战略方案的一些初步设想。
1、确定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传媒集团化改革宜采用“一团两制”的模式,实行采编经营“两分开”,宣传部门还是事业性质,保留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事业法人资格和编制,是舆论宣传的主体。经营部门剥离出来成立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是市场运作的主体。事业单位是企业公司的主要出资人,享有资产收益权、重要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策权。按照现有法律框架,建立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明确党委与公司董事会的权、责、利划分,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2、改革传媒业宏观管理体制。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调整传媒业的宏观管理体制,突破条块分开限制,促进媒体产业结构转型。一方面要打破条条分割,首先要把广播电视局与广电集团分离,进一步再把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局合并。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组建跨媒体、跨行业的传媒集团。另一方面要打破块块分割,削弱地方对新闻媒体的属地管辖权,组建跨地区的新闻管理机构,鼓励传媒集团实行跨地区发展。
3、打破传媒业的行业壁垒。放宽传媒业的准入条件,突破机关报(台)一统天下和传媒行业寡头垄断的局面,允许国家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参与媒体经营运作。一种方式是允许企业、社团及个人参股传媒集团的经营性公司,另一种方式允许创办有别于机关报(台)的公共媒体,公共媒体由企业、社团及个人提供资金,不对某一机关负责,而是对宪法和法律负责,表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舆论呼声。公共媒体的创立有利于打破机关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对引入外部竞争、促进传媒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4、进一步整顿传媒市场秩序。对现在较为混乱的传媒市场进行集中治理整顿,建立媒体退出机制,对那些宣传屡出问题、经营严重亏损的媒体,要进行关闭或破产。鼓励传媒集团运用市场手段对其他媒体进行兼并、联合、重组,优化传媒市场资源配置,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
5、建立完善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把传媒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指定国资委的有关部门对传媒资产进行监管。对传媒集团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定相应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按照经营业绩对传媒集团的管理者进行适当奖罚。加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经营行为的监督,国资委指派专人加入传媒集团董事会、监事会,也可委派财务负责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的自利行为进行及时监督和控制。
6、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在世界传播秩序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传媒集团的国际化发展,不仅是传媒集团或传媒行业利益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国家除加强对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单位对外宣传的扶持外,还应调动其他传媒集团跨国发展的积极性,对传媒集团到境外办刊、办报、办台要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还要支持传媒集团到海外融资和上市。传媒集团的跨国发展,一定会增强我国对外宣传能力,在世界传播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促进传媒业改革和发展的几点措施建议
传媒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笔者对当前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几点建议:
1、建议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各地方传媒集团试点情况进行充分调研,总结成功经验和作法,在此基础上出台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指导文件,以此推动传媒集团化改革的深入发展。
2、建议在一些地方试点传媒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重新调整传媒宏观管理格局,建立跨地区的传媒管理机构,打破条块分割,推动传媒集团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
3、建议在几个传媒集团试点融资方式改革,在内部宣传经营两分开的基础上,允许经营性公司向企业、社团和公众募集股份,可挑选几家条件较为成熟的传媒集团上市融资。
4、建议在几个(或一个)地方试点创办几个公共媒体,尝试在新形式下传媒发展和管理的新途径。
5、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类似公司《破产法》的新闻媒体破产条例,并依据该条例对新闻媒体市场进行治理整顿,试点传媒集团通过规范的市场手段兼并、联合、重组。
6、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资委等部门,制订传媒国有资产管理条例,明确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并制定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7、建议国务院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传媒集团向海外发展。
内容提要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治国安邦的重大战略任务。新闻传媒作为党执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闻传媒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舆论工具,应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引领公众舆论,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凝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新闻传媒和谐社会舆论导向公众舆论
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具有其它载体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探讨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使命与作用,不仅是全体新闻宣传工作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必须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厘清它的功能、使命与作用。新闻传媒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舆论工具
传播学的诞生不仅仅是工业发展的结果,更主要的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从传播学学科初创之始,它就以其深刻的学科理念影响着社会。美国著名政治家、传播学奠基人哈罗德·拉斯韦尔早就指出传播学的三种社会功能:“(1)监视环境,揭示那些会对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地位带来影响的威胁和机遇;(2)使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对环境做出反应时相互关联;(3)传播社会遗产。”他甚至乐观地设想过:“在民主社会中,合理的选择取决于教养,而教养又取决于传播,尤其取决于领导者、专家和普通百姓之间能有相同的注意内容。”[1]“专家、领袖和普通人可对世界大多数人的趋势有同样的大体估计,也可对战争的可能性有同样的总体看法。在整个社会,使普通人头脑中关于现实世界重大关系的图景,与专家、领袖头脑中的图景高度相等,将主要由大众传媒的控制者促成,这绝不是幻想。”[2]实际上,拉斯韦尔关于传播学的三项社会功能中,有两项是直接涉及生存环境构建问题的。在当下社会,人们已经无法离开媒介。另一位传播学家麦奎尔,还形象地列出了一个“媒介地图”,如图1。(图略)
这样一张媒介图,清晰表明了大众传媒作为一个中介,在社会、国家和媒介受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学科特点,通过适当的价值目标、实现控制,以及给受众提供信息文化服务方面的协调关系。比如,媒介与其它机构,媒介与公众之间的联系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媒介与社会的替论。另外,他还通过对以媒介的变化、自由、多样性为内容的“离心性”和以秩序、控制、整合性、聚合性为内容的“向心性”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鉴。另一位美国著名媒介批评家和新闻学者阿特休尔,在其《权力的媒介》中摒弃冷战思维的“报刊的四种理论”,重新划分成三种社会传播模式,即市场经济世界模式、马克思主义世界模式、进步中世界模式。尽管这种分法的科学性还有待研究,但它通过对三种模式在新闻事业的目的、信念、新闻自由等方面内容进行比较分析证实:不管是哪个模式,也不管它是介于何种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传媒的性质和功能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其明显的一致性,且主要体现在目的、信念方面。阿特休尔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有时被人称为核时代,有时被人称为信息爆炸时代。这些术语的含义都是指同一件事,即:世界是一个科学技术使之改换面貌的世界,一个充满前途和希望的世界;然而同时又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对世界的生死存亡具有真正的威胁。爆炸式的突飞猛进、铺天盖地的情形既是知识的源泉,又是毁灭的种子。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秩序中,在新闻媒介从事工作的男男女女,包括新闻商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描绘世界面貌的正是那些人,而世界面貌构成人类抉择行动的基础。认识不到这个基本而又严酷的事实就无法理解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3]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已进入到信息社会。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们消费的“信息系数”与“恩格尔系数”恰好呈负相关性,即生活水平越低,饮食支出越高,而生活水平越高,信息系数则越高(见图2)。(图略)
当今社会,新闻传播无疑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新闻已经成了政治信息体系中的核心,甚至成为当下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之一。不管是国家元首,还是利益集团,抑或普通民众,只要把其信息放在新闻文本里面,新闻就不再只是政治角色与其观众交流的平台,它已经成了从国家上层的政治精英到普通老百姓,了解和监督自己的利益是如何被公开反映的主要渠道,成为他们了解政府和政治的运转,人们的生活状况以及谁在那里制造了新闻,或谁没有制造新闻,新闻如何影响社会,如何影响政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交流平台。特别是在大众传媒时代,政治家们都已经很习惯地走到公众面前,利用大众传媒向广大民众传递他们的思想。信息已经越来越被控制在政治精英们的手中。
现代新闻的体系结构可以概括为三元结构:一是媒体本身,这是新闻的生产基地;二是政治家、政治精英,新闻离不开政治家,政治家也离不开媒体;三是读者,亦为受众,离开受众,新闻就失去了基础,受众是新闻的消费者。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传媒
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任务
新闻传媒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优势,弘扬舆论引导之“势”,发挥引导之“术”,把握引导之“度”,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传媒舆论的重要性有两个经典比喻:一是“社会舆论的纸币”,二是“党和人民的喉舌”。1850年11月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篇合写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1849年2月7日,马克思在法庭上严正驳斥对《新莱茵报》的控告,他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4]一百五十多年以来,“社会舆论的纸币”的流通已不限于报纸,它从单一的报纸发展到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媒体,流通的速度更快捷、更广泛、影响力更大。
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里的目标,描述的就是一种“和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5]他主张新闻单位要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党指引的道路上,安下心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庚好的舆论环境。1996年9月26日,在视察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6]
构建和谐社会,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贯提倡的。新闻舆论引导之势要反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从全局考虑,去反映大事、大情、大理。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党刊,央视和各省市的广播、电视,有责任做大做强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主渠道作用,要在舆论引导中成为“领唱者”。现在有一些媒体,习惯于炒作那些发生在周围的鸡毛蒜皮,美其名曰“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应当说,偶尔为之,也没什么不好,但长此以往,甚至把什么“民生”新闻搞成“主打”产品就不好了。
发挥舆论引导之势,首先要关注大势。何为大势?大势就是大趋势,大道理。比如2003年的抗击非典,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反分裂国家法,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开发西部和中部崛起的问题,三农问题等,都是国家的大势。
在关注大势方面,新闻传媒积累了不少丰富的经验。比如,对1998年抗洪斗争的宣传以及后来升华出的抗洪精神,2004年全国新闻单位开展的“三项学习”、“三贴近”活动,2004年各大媒体集中宣传任长霞、牛玉儒等典型人物,彰扬了党的优良传统,感动了多少中国人。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大势,都是舆论引导之势的大手笔。
舆论引导之势要在厘清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多下工夫,观念一变,效果也不一样。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90年代初由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组“皇甫平”的文章引发的关于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等,尽管已经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出的舆论引导之势的作用,无论今天怎样去评价,我想都不过分。
舆论引导之势要关注热点、焦点问题。舆论之矢,要射热点、焦点问题之的。当今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大多数人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一是它们集中反映了社会中的复杂性,公众关注程度比较高;二是普遍性,这也是热点、焦点问题的特性之一。还有许多热点、焦点问题往往会由一些突发事件而诱发连锁反应,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料,一旦处置不当,将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对热点、焦点问题的把握,特别是突发事件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已经成为引导舆论工作的重要手段。
在引导舆论工作中,还要善于把握好舆论引导之“度”。“度”是一种状态,同时又是方法。中国古代的“过犹不及”讲的就是“度”的问题。讲:“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7]热点、焦点问题的引导,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些时候,今天是热点、焦点,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今天不是,明天可能就是了,要善于从共性中找个性,透过现象看本质,防止片面性。另外,要特别重视舆论引导之“术”的问题。舆论引导要产生好的效果,一定要讲究引导艺术。
如果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党的新闻工作的生命、灵魂、根本任务的话,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正是集中体现了正确舆论导向的要求,概括了舆论导向的本质,凝练了舆论导向的丰富内涵。三个“贴近”是一个相互关照的有机整体,既是原则,又是内容,三贴近集中体现了党的意志与人民群众利益高度一致的要求。三贴近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也在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一个牢固的桥梁、纽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载体。
把新闻宣传作为一种领导工作方法,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
把新闻宣传当作一种领导工作方法,是我党在长期政治工作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早在1940年,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就写道:“《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8]他把所有《中国工人》的读者都看作是(中国工人)这个“学校的学生”。1944年3月22日,在谈到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时,称看报比吃饭更重要。他生动地说:“关于报纸,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我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的。”[9]这种“没有报纸不好办事”的感觉,已经把报纸看作是指导工作、教育人的重要工具。邓小平在1950年5月16日召开的西南局新闻工作会议上提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
用新闻宣传指导工作,必须旗帜鲜明,是非分明,立场坚定。一再强调:“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10]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受“”流毒的影响,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一股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一些报刊上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影响稳定。邓小平及时明确地提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他进一步提出,不管是组织讨论还是开展批评,都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否则,如果人人自行其是,不在行动上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党就要涣散,就不可能统一,不可能有战斗力。
回顾我党八十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是取得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典型报道问题。非常重视典型报道,他曾讲过“凡典型的,都应当公开报道”[11]。邓小平也曾清楚地提醒,“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12]。我们党在典型宣传方面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把新闻宣传作为工作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让人民群众明白道理,辨明是非。邓小平曾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列为办好报纸的三个基本条件之一。他讨厌报纸报喜不报忧,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13]。更是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作是实现党内团结的重要武器。他曾就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提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14]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开,就是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评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15]开展对人民内部问题的尖锐批评应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16]
舆论是一把双刃剑,邓小平非常注重通过舆论去监督我们党和党员,取信于民。他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的民主生活,就一定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17]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在我国实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目标。
把新闻宣传作为领导方法,要有一个中心,中心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把革命报刊看作是召唤人们的一面旗帜或思想中心。列宁后来明确提出党报是“思想中心”。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曾把办报纸称为建党建得好不好的“中心一环”[18]。邓小平于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语重心长地说:“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19]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报中心”说的新的继承,融进了新思想、新内容。在党的多次会议上都特别强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他认为,舆论导向是否正确,关键是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要激励人民,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二是要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三是要加强管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20]三个方面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激励人民”是目的,“服务大局”是准则,“加强管理”是手段,互为制约,重在效果。十六大以后,同志、李长春同志,都对新闻宣传做出过多次重要指示,进一步强化了党的主流媒体的“中心”意识和“中心”作用。新闻传媒在公共领域中要发挥主导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公众社会,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怎样,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特别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媒体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责任。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体有时可以起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对政治力量以及其它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赋予新闻媒介以神圣职责。当然,从政治体制上来讲,民主制度也赋予新闻传播及其监督活动以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对权力的制约是保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一般讲,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道德制约权力,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由于权力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最终解决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就有了健全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使公共利益的主体——广大公民承担起监督者的责任,恰当地配置权力,以限制、阻遏权力的滥用。大众传播媒介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民主制度在话语领域最主要的表现。在我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为舆论监督,它是指公民或新闻媒体发表与传播针对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作为一种功能,它是言论自由权的诸项政治与社会功能的表现。
我国的新闻传媒有舆论监督的传统,并在促进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揭露社会弊端、纯洁党的干部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以及我党对媒体监督的支持大大提升了媒体在人民群众中的美誉度。一项调查显示:“64.1%的被访者表示,‘当看到社会上的不平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有24.3%的被访者‘在生活中遇到依靠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15.8%的被访者‘当遇到有意思的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统计表明,公众心目中的记者已经成了社会正义、公平的化身。
应当指出,现代传媒所表现出来的舆论力量,对推动社会秩序中的公共权力监督和公共舆论有着空前影响。我国是一个社会公共体系极为庞大、公共事务极其复杂的社会,人民尚未实现对执掌公共权力者的全面自由选举,在民众与政府关系中,公共权力特有的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决定了民众很难对公共权力实施直接而有效的监督。加之近年来一些不良社会风气,已经使人们的政治热情不断减少,民众对政治普遍淡漠,除非当公共权力切实触及其自身利益时,他们才会做出反应。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保持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压力,以保证公共领域的正常运行,非社会舆论莫属。
新闻传媒因其传播活动同舆论的联系特别是通过舆论对政府决策的作用和舆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服务于民主政治。传媒提供了民意上传的现代化工具,公众成员及公众团体可以通过传媒围绕其自身的利益等公开发出呼声,以此影响舆论,从而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参考各方的呼声,这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此外,现代传媒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所作所为的报道,使公众了解这些情况,是使前者接受公众舆论监督的重要条件。而现代传媒作为面向公众的传播媒介,可以成为公众论坛,将公众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监督意见传递给后者。由传媒作为中介的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中对权力进行制约的重要方式之一。
应当说,近年来,我国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非常重视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以至党和政府把媒介纳入权力运作体系,把媒介变成有限公共资源,把批评报道变成民主化进程的内容。所有这些无疑提高了媒介的社会作用和地位,比较好地解决了一个交互作用的问题。比如:从公共性方面,媒介可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这是它的宣传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前者的意义具有一种权力背景,体现和彰显了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因此,重要的媒介批评、监督都是上级党委、政府认可的,是一种政府权力、态度的转化。从另一方面讲,把它纳人到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舆论监督,政府可进可退,减少了政府的压力。从制度层面上讲,政府把媒介批评纳入到一种治理技术,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在以往,传媒只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无从谈及公众舆论。现在把媒介纳入到社会治理的权力过程中,很自然地显现出它的公众批评的形象威力,为党和政府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舆论平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当下的新闻媒体可以说正在成为公众精神、公众意愿的代言人。
具体说来,新闻传媒在参与现代政治民主中可以充当公众参与决策的工具;可以充当公众参与评判决策及其后果、议论公共事务的工具,充分聚焦公众注意力,围绕重大问题形成公众舆论,成为对权力进行舆论监督的工具。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国家除支持舆论对公共领域的监督外,应尽可能避免权力过分干涉公共领域,因为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与社会的契面,这样就可以既保障社会通往繁荣的道路,也为国家的复兴和繁荣提供坚实的基础。
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凸现了公民社会的地位与作用。从理论层面上讲,媒体监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部分或者形式之一,为大众提供言论自由的通道或载体是它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媒介权力和政府权力往往结合在一块,把党政行为变相地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弄不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由于把媒介监督与舆论监督混为一谈,特别是把媒体监督与政府意见、权力结合在一起,使得媒介监督有时会出现“缺位”或“越位”,当老百姓真正需要代表他们的意见、心声时,媒体缺位、失语;而在有些场合,媒体的一些人利用媒体权力干预司法、干预人身自由,把社会公器变成个人私器或少数人专用之器。一旦这种“缺位”、“越位”泛滥,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将是不可低估的。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必须遵循客观原则。当然,大量事实证明,在有意识存在的社会里,客观有时只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理想且很难做到。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是某一利益群体的一分子,人的社会属性铸就了新闻不可能超然物外,清澈如水。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去追求客观了呢?也不是!客观性首先是一种意识、理念,其次是一种方法,更高层面上应是一种境界。
媒体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公器,是一个舆论场,而公民社会中的公众则是民间的舆论场,两者共存于当下这个社会中,形成了特殊的公共部分。媒体通过自身的得天独厚的舆论监督加大并增进了公众对媒体的介入和信任。反过来,公众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促进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这两个舆论场的重合、互动,构成了现代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有效机制。重合得越多,这个社会就越和谐;重合得少,甚至于不重合,那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甚至产生社会动乱。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而构建和谐社会是实现这一共同理想的重要社会基础。我国新闻媒体任重道远,媒体不是局外人,媒体是最活跃和最有生命力的参与者、建设者,是先进生产力,它不仅要引领先进文化,担负党和人民的喉舌和桥梁纽带作用,同时又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舆论平台。媒体要利用好这个平台承载起培育公民精神的神圣使命,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凝力,真正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的、建设性的重要力量。
【摘要】:经济全球化势必对全球新闻传媒产生深刻的影响,如何正确地认识,积极地应对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文章首先就经济全球化对世界传媒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接着阐述了中国传媒所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我国新闻传媒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策略。
【关键词】:全球化;传媒;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势必对全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加入WTO以后,我国更多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因此,必须认真的研究和把握好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新闻传媒本质上属上层建筑,是社会的稳定器。对于经济全球化对新闻传媒发展、变动所带来的影响,我们要正确地认识,更加积极地应对,把握主动权。这样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使我国的新闻传媒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一、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新闻传媒发展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全面发展,必然要求各个领域与之相适应;跨国物流、资金流、人流的迅速增长,也必然要求信息流有相应的增长,这既有数量上的要求,也有质量上即传播速度和信息内容深度上的要求。经济全球化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球性的经济联系和世界范围的市场,它对世界新闻传媒格局的变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1、形成了一批跨国传媒公司。这些跨国传媒公司基本上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如澳大利亚的默多克所的新闻公司,美国的时代·华纳公司,这些跨国传媒公司都有多种新闻传媒产品,其电视网、报纸、杂志销售网遍布世界,有的是直接销售自己的传媒产品,有的是采取与当地合作的形式销售传媒产品。传媒的营收也是国际性的。美国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2002年的《富媒体,穷民主》一书说,“时代华纳和迪斯尼公司在美国国内仍然有相当可观的收人,但是,在近十年里,它们的大部分收是来自非美国市场,其他媒介公司也步其后尘,到海外寻求发展”。
2、大规模的新闻信息的跨国流动。英美共有的路透社TV和WTV向世界所有电视台发送电视新闻;美联社每天向全球各报刊发送文字新闻2001万字,新闻图片120万张以及350家电视新闻用户。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以前的简单新闻信息的交换。国际贸易规则已将新闻传媒跨国经营列入市场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如WT01997年规定,加拿大不可以禁止时代华纳的《体育画报》在其境内发行加拿大版本。近年来,一些国际贸易谈判已将媒体市场开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3、全球范围内新闻传媒市场垄断局面逐渐形成
全球经济发展规律对新闻传媒的发展和变化产生的制约、影响作用日益明显,新闻传媒市场集中甚至垄断局面也逐渐形成。一是大公司和跨国公司开始涉足新闻传媒领域,参股或收购新闻传媒企业,二是新闻传媒进人资本市场,兼并浪潮兴起,新闻文化传媒巨头迅速崛起。1970年,西方各国还有125个拥有报社的集团公司,到了90年代西方各国重要报刊已落到不到30家大公司手里。
4、商业行为向新闻传媒全面渗透
经济全球化推动新闻传媒向产业转变,因此,寻求自身资本的增长成为新闻传媒的一个重要目的,利益驱动取向越来越明显。一是商业信息在跨国新闻信息的传播中比例越来越大,成为重要的新闻传媒产品。二是新闻传媒内容的娱乐化。美国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在《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一书将公民政治意识减弱、选举投票率低归结为传媒的娱乐化,认为“媒体的娱乐化减弱人们的政治兴趣”。
5、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技术进步大幅度扩大了新闻传媒的市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开发、扩大市场,增加商品交易、商品输出的过程。这一趋势同样发生在新闻传媒领域。据一些研究者提供的资料,新的媒体,较之旧媒体,不仅扩张了信息交流的范围,加快了信息沟通的频率,还增加了受众人数。以美国为例,报纸和杂志的读者总数约为1.63亿人,占全美人口总数的近60%;而全美广播听众家庭户为9440万户,占家庭户总数9699万户的97%;电视用户则达98%。
二、经济全球化下中国新闻传媒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新闻传媒要融入国际化,还有相当的路程,中国新闻传媒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有些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难以解决。
1、传媒观念的滞后
中国的传播观念一直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老问题、大问题、敏感的问题。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传媒按照计划经济方式运作,一切由国家包下来,国家拨巨款扶持传媒,传媒是附属的“事业”单位,成为“有冕之王”和政治的助手。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传媒虽表面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与工具,保持与党和政府的政治一致性,但实际操作上已有很大的变化。例如隶属于上海广电局的“东方明珠”于1994年2月成为上市公司,每年利润回报数千万元。但从理论上讲,这些产业仍是党的喉舌,是国家事业单位,是“限制性或垄断性的行业。”魏永征教授在《中国传媒业利用业外资本合法性研究》一文中指出,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中国传媒单位是事业而不是企业”。这些都是由于传播理论、传播结构、传播体制的现状决定的。问题是,在加入WTO后,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传媒作为“喉舌”和“工具”的“事业单位”究竟有无影响。
2、经营观念的误区
媒介经营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的关注点。虽然有高层认为不拟提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但随着我国融入国际步伐的加快,已难以回避了。传媒作为产业不进入市场,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产业,而只能叫“事业”。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媒介开始了从经营广告开始的市场化进程,并从实践中认识媒介走向市场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我国现行传媒政策对传媒的市场准入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支持,而不少人对传媒走向市场后的发展张力和空间缺乏分析和预测。
竞争是传媒发展的真正动力。五十年代初,我国只有百余家报纸和百余家广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有报社、广播电视台几千家,以及一批网络媒体,以开拓传媒的广告市场为突破点的传媒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媒介初步认识到传媒产业的高回报率,即阳光产业。当前,联盟、整合、兼并远非中国传媒的主流趋势,虽然媒介集团已出现一批。这些媒介集团,也还不能说已走向市场。如果传媒的重组靠政治权威主导,媒介的竞争不可能公平地、市场化进行,集团化也只能是以政治目标为主、兼顾经济利益的联合。
3、结构与体制的顽疾
我国的经济模式是国有(即全民)、集体、个体、外资、合资等,但传媒却只有公有制一种形式,传媒业至今仍是必须经过严格审批才能进入的行业。虽然在某些地区、某些媒体或明或暗介入中国新闻传媒业,单“广东的报纸或明或暗与企业有合作关系的已有30多家。”
传媒作为国家的“事业单位”,国营性质,国家投资,党委管理,这种体制和结构下的传媒业曾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国际信息一体化的形势下,西方媒体大国对传媒市场的占有欲越来越强,媒介市场资源的分割与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媒体发展受市场影响也越来越大。如果我国媒体不把自己融入市场轨道,就有可能失去市场竞争力,包括受众市场、信息资源市场。进入市场的关键是思想上的转变,即要树立媒介经济意识、媒介市场意识、媒介竞争意识,把媒介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容,把政治上对媒介的控制逐步变为政治的和法律的管理与制约相结合,变为宏观的调控。
4、传媒势大力薄
全国有报纸2200多家,刊物8000多家,广播电视台3000多家,近20家媒介集团,这样大的媒介市场,世界上是少有的,但就实力来说,却是“势不单力薄”。以报纸为例,美国《纽约时报》每天平均广告额为1000多万美元,最多一天可达1700多万美元,也就是说《纽约时报》一天近亿元人民币的广告额,几乎等于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一年的广告额。
中国传媒的势大力不大的原因固然很多,中国媒介一直吃“皇粮”,没有竞争对象,从未担心“断粮”,充满自信和优越感。如今要融入国际,才发现是小巫见大巫。其次是中国传媒的单一产品模式,搞图书出版发行的不能办电视台,纸质媒介不能搞电子媒介。因此,中国传媒的主要收入来自广告和出售媒介产品。
三、经济全球化下我国传媒发展的应对策略
对经济全球化世界新闻传媒新变化应对策略的考虑,不应局限于传媒本身,而应站在国家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整体的高度作宏观的把握。笔者认为,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下世界传媒发展的新趋势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大力提高新闻信息产品的竞争力
新闻舆论作为“软势力”就是“通过说服别人追随自己,或使别人同意自己的规范和制度,并以此方式来使别人产生自己所想经的行为”。目前,西方跨国新闻传媒发展和西方新闻信息产品大量冲击世界市场,对此,发展中国家既要提高新闻信息产品量的规模也要进一步改善自己新闻信息产品的质量,才能起到平衡作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大力提高新闻信息产品的竞争力,要形成我们自己的新闻舆论影响。在具体策略方面,对外,要主动出击,提高国家影响,应对跨国新闻传媒出现的需要;对内,要增强我们政策影响力,争取群众,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需要。
2、大力培养新闻信息产品的产业
承担着资本经营和社会整合双重功能的当代中国传媒产业,日益从只注重传播的传统观念向重视经营发展。并且,随着拥有资金、人员、设备和技术优势的西方媒体的进入,中国传媒产业将面临的是没有退路的竞争。那么,长期“事业性质”、“党的喉舌”的中国媒体该怎样适应全球化的趋势,怎样在国内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怎样在国际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呢?集团化是中国传媒的大势所趋,自1996年国内出现了第一个媒体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以后,媒体集团就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在中国的大地上。传媒集团使资源得到重组,优化了资源配置也优化了管理形式,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就目前中国广播电视集团来说,其机构之庞大,人员之众多,在世界上堪称一流。但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相较之新闻集团、哈勃·珂林斯出版公司等国际传媒大王,论资金实力、新闻传播作品的质量和影响力、在国际舆论界的地位,它无论如何也排不到世界前列。大量的地方性媒体集团除了能在本地有所作为,基本上没有走向世界的可能。
3、形成国内新闻传媒市场合理的发展环境
市场竞争规则既有其活力,但又有盲动性,对新闻传媒也是如此。随着国际新闻传媒涉足我国市场,以及国内新闻传媒市场的形成,竞争的盲动性、破坏性也会加大。我们要改变以往的管理模式和思维,变重审批为重监管,要把加强日常的监督检查作为新闻传媒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和健全制度和工作机制的建设,形成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工作方法、办法,扶持合理的竞争,处罚违规行为,培育和维护好国内新闻传媒发展的市场秩序。
4、设立必要的市场准入机制
世界新闻传媒北强南弱等不合理的秩序是长期的历史形成的。当今,在西方文化传媒不断渗透和对先进文化传播技能的运用,已经影响或导致了部分民族和国家文化的主权变形与失踪。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和必要的应对办法,决不能让西方新闻传媒借市场化,以其现有的强势,无规则地进人我国内市场,冲击我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要未雨绸缪,有针对性地加强法制建设,设置必要的门槛和市场活动规则,为日常的监管工作提供必要的法制手段和条件,维护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保护我国内新闻传媒的发展壮大。
[内容摘要]新闻传媒的出现是一种人文现象,它在报道客观事实的同时,必然会在“人文”层面对受众有所影响。
作为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制品,对受众实施“人文关怀”必然是其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仅就我国当前新闻传媒所体现的“人文关怀”做了简要分析,并对其产生的社会意义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当前新闻传媒;人文关怀
一、新闻传媒存在“人文关怀”
“人文”与“神文”相对,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提出,它反对中世纪以来的宗教蒙昧主义对人性的戕害,主张恢复人存在本身的自然本性。人文主义的形态几经变迁,其核心却基本保持了稳定,那就是承认人是目的的,肯定人性的价值、意义和人的主体性。
新闻传媒的出现和繁荣与特定的文化背景密切相连,它以报道当前发生的重要事件为主,实际上无所不包,几乎涵盖了文化的各个方面。新闻传媒运用语言、文字、图片、广播、电视、电脑等各种传播工具反映和沟通整个世界,影响及于每个人,既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工具又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工具,它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纵观新闻传媒发生、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新闻传媒这种文化工具的发展和运用是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的,尽管它也曾作为传播“神文”的工具(例如我国本世纪初的教会报纸);但更多的,它是作为传播“人文”价值观的工具而得到广泛运用和迅猛发展的。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它宣传民主,反对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关心大众的生存与发展,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性的戕害(例如“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各类出版物),以新闻传媒特有形式在文化层面对广大受众进行了意义深远的“人文关怀”。历史证明,那一时期新闻传媒的“人文关怀”对广大受众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作用也是持久的。正是这种广播的对人的关注和尊重,以及新闻传媒自身通俗、广泛、价廉的特有优势,使新闻传媒自身得到大众的接受和喜爱,并在短短几年中迅速成长为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新闻传媒的出现也是一个重要的人文现象。
随着科学的发展,新闻传媒传播的信息量越来越大,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同时,由于人的活动范围和精力的有限,人不可能与整个外部环境都发生直接的接触。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越来越依靠于传媒所提供的信息。正如居延安所说:“我们看不到世界本身,看到的是被大众媒介选择和解释过的媒介。”①因此,新闻媒介的工作就等于为受众创造了一个“拟态环境”②。人改造社会的活动是受意识支配的,而这种意识的产生基于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和认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的实践活动作用于现实环境,就会使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拟态环境”的特点,使“拟态环境环境化”③。因此,新闻媒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调节机制。它有责任、有能力在人文层面上体现对人的关怀。
二、新闻传媒缺乏“人文关怀”的现状
在当代,人文主义的实质主要是在理顺人与其他种种对象的关系中,确立人的主体性,从而确立一种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人生价值关怀。
新闻传媒以新闻为主要传播内容。从新闻的内容看,绝大部分新闻报道的是与人有关的事物,因此,新闻总是在传播信息的同时,有选择、有倾向地向受众展示着人与其他各种对象的关系,而这也正是新闻传媒实施人文关怀的一个重要手段。新闻传媒一旦在这个方面出了问题,将无法确立人的主体性,以及构建起能赋予受众以人生意义的人生价值关怀。其结果也必将是无法完成新闻传媒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或对受众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误导,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当前,我国新闻传媒存在的一些缺乏人文关怀的现象,正是体现在这样几对关系的处理不当上。
1.人与社会的关系
1996年以来,关于下岗工人的报道开始频频出现在各传媒上,有的传媒却连篇累牍地把再就业的困境完全归咎于下岗工人的“观念转变”问题、“素质”问题、“缺乏专业技能”问题。类似的报道,无视原有体制问题(如缺少社会保障制度),无视再就业中公开的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它潜在地将下岗工人指认为“公平竞争”的“合理淘汰者”,不做具体分析地把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自身的原因。
人与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必须看到人是社会的主体。在人的推动下,社会的种种变革和运动,其目的都应落脚于人自身。也就是说社会竞争机制的引入、科学技术的推广,其目的都是为了造福于人。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不适应其发展的弱势群体是正常的,传媒对这一事实进行报道也是正常的。但把这一部分弱势完全归咎于其自身的原因,并以“合理淘汰者”为理由而完全失去了对他们的同情,要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自救”上,这就不那么公正了。
因为这样的报道使传媒这一本来应为人服务的手段,反而成了人千文百计追求的主体,人在手段面前反倒完全处在了被动的地位。这显然是把人等同于机器零件,要么符合需要而得到使用,要么不符合需要而遭到淘汰。在这里传媒“物化”了人性,也就更谈不上什么维护人的主体性了。从实际的传播效果来看,这样的报道也是很难得到受众(特别是下岗工人)认可的。
2.人与人的关系
在现今的许多报道中,反映模范人物如何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为他人无私奉献一切的较多,关于不计报酬的报道也曾经屡屡见诸报端。然而却很少见到报道模范人物在为他人奉献时,他人是如何理解、如何帮助、如何关心他们的。不求索取,只求奉献当然是一种值得报道和学习的行为,但单方面集中在如何奉献上,是不符合实际的,也很难在受众中产生共鸣。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为人”只有在“为我”依托下,才能长久,才会形成良性循环。因为人性既具有其社会的一面,也具有其作为他自身目的的一面。传媒过分强调“为人”,就在客观上否定了人是目的的这一特性,自然也就背离了人性的价值。
3.人与自身的关系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以指导消费和宣传消费为内容的出版物纷纷投放市场。除却法国时装杂志ELLE的中国大陆版,《世界时装之苑》外,大型豪华休闲刊物《时尚》、《新时代》、《How》等纷纷创刊。相对低廉因而更成功的是形形色色的商业型小报。后者名之为《精品购物指南》、《购物导报》、《为您服务》。1995年的《精品购物指南》上索性刊载文章,具体告之,收入5000元者应穿载某一/某些品牌的皮带、皮鞋、皮包、手表;并以此类推出四千元、三千元、两千元者又当如何如何。④
这类传媒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显然是在传播问题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商业文化,部分电视媒介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有明显的效仿痕迹。必须看到,在这些传媒展现出的喧闹和繁华下,我国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能消受这种奢靡的商业文化“关怀”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这样的传媒又将引导受众建立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来面对转型期的社会调整。诚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富裕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了吗?在这种不切合我国实际的奢靡的商业文化吹拂下,受众难免要面临着对自己身份的重新审视,是“工作赚钱的消费者”还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这种人与自身的困惑中,又如何会建立能赋予人生以价值和意义的终级价值关怀呢?
三、提倡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对社会发展有哪些作用
新闻传媒中的“人文关怀”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国家的现代化必然分为物质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两个部分。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必然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在这方面,除了各种专门的教育系统外,新闻传媒这种最为广泛的文化载体,发挥的作用将是不可忽视的。尤其在现代社会,新闻传媒几乎总是走在最前沿,几乎总是在传播最新的文化价值观。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从物质的层面上体现了对人的生活质量的关怀;精神文明建设,应是更多从精神和文化的层面上体现这种对人的关怀。新闻传媒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阵地,在人文层面上将为现代化建设发挥以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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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传媒“人文关怀”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建立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把人放在核心地位的。从哲学角度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也是解放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以更好地实现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并以此为基础来激发人的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那么与以往的计划经济相比,在这种新型的社会机制下,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人格和人的素质。国家的现代化首先需要以人的现代化为基础,这种人格和素质的建立将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关键。
新闻传媒以其广泛性、通俗性、可反复性等特点,在这一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新闻传媒在文化上的向导性和推动作用,特别是在文化价值观的把握上,将是舆论上更深层次的导向。在境外文化纷纷登陆的今天,如何在我国社会构建起自己的人生价值关怀,并使这种价值关怀符合我国社会现在和今后发展的需要,将是新闻传媒的重要任务。因此,从这一层面上来看“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国家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国家之祸”这句话,更加意义深远。
2.新闻传媒“人文关怀”有利于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
“知识就是力量”,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人才。文化建设的目的,并不只是局限在读书识字,更重要的是在全民族培养一种健康向上的文化观念和较高的文化素质。而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一种长期的文化濡染过程;并且只有在社会上,与物相对的人的地位得以确立的时候,人们才会真正把文化看作与衣食一样重要,看作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必然手段,文化的发展也才能走上健康的道路。新闻传媒正适应了这一要求,特别是在满足了人们对信息对娱乐的需求的同时,完成了这一过程,使它具有其它文化载体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从新闻传媒形成合力的角度看,它在社会上形成的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文化氛围,将为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3.新闻传媒“人文关怀”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国家安全是一个系统,安全不仅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也包括意识形态安全。一个国家如果意识形态发生了动摇,精神支柱锈蚀乃至瘫塌,那这个国家不仅在政治信仰上,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规范方面,将处于严重的无序的状态,引发政治动乱和社会动乱,也将从根本上损害国家的发展。”⑤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后冷战时期的思想文化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这种冲突不仅会伴随政治、经济利益全面展开,甚至成为诸多冲突的焦点。这种“文化冲突”的主要阵地就是“新闻”。苏联解体后,美国总结了其“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对东欧国家分化、西化“非常在效、非常成功”的经验,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了由美国新闻署管辖,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对华广播网。在通信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简单依靠封锁信息来对抗这种渗透,显然是行不通的。特别是互联网络在我国日益发展的今天,这样做更是不现实的。但必须看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本,而文化的最根本的精神是人文精神③。犹太人没有祖国,没有法律的保护,被流散到世界各国长达1700多年,但是他们始终拿着一本《圣经》,他们心中始终有着共同的信念,在精神上始终有一个民族魂,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1948年又回到了祖先的故士,成立了以色列国,这不能不说是文化的作用。
文化是一个民族割不断的精神纽带,只是我们的新闻媒介把握住了文化这一核心,建构起自己的人文精神,在文化上维系住自己的受众,也就是在意识形态上维护了国家的安全。这将对维护安全团结的社会局面作出巨大贡献,必将使任何渗透走向失败,必将使新闻传媒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成为出色的“宣传员”和“鼓动员”,成为国家建设中有力的“组织者”。
四、当前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体现在哪些方面
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精神,是人文精神,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⑥那么从人文角度出发,新闻传媒的关怀对象,显然应该是人性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而这种关怀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注、尊重和维护,是对人的主体性和弘扬,以及在情感上对人的关怀和理解。新闻传媒的关怀方式,应该是在尊重受众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实现这种关怀,采用符合受众“文化—心理结构”的方式实施这种关怀。笔者认为,在我国新闻传媒中,“人文关怀”主要应体现在以下4点:
1.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立足于马克思理论
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性范畴的开掘,既包含了对人的全面性、理想性的追求,又包含了对人的现实性、具体性的认识,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它实现了关于人的社会本质问题的科学解答。它通过对人的社会性的历史考察,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结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表着一种人文价值的终极关怀。⑦西方著名人道主义哲学家弗洛姆也这样称赞:“马克思是最传大的人道主义思想家;马克思的学说继承和发展了‘把人视为社会发展的目的’的传大传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为人的自我实现做出了贡献。”⑧因此新闻传媒应切实以马克思主义为建立自己的人文关怀的立足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2.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维护人的主体性
马克思说过:“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也就是说,人既有他的自身价值,也有他的社会价值,过份强调人的自身价值,人就会变得自私;过份强调人的社会价值,人的主体性就会被抹煞。新闻传媒应在避免两种偏颇的基础上维护人的主体性。
我国当前的新闻传媒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宣传中不断校正方向,人的主体性的宏扬使许多新闻作品成为传世的名篇,《在大海中永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文中没有列举邓小平作为伟大领袖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卓越贡献,相反,文中回忆了邓小平与卓林相识、相爱,共同生活了58年的历程。在这里,爱国主义、革命品质当然是伟大精神中最硬的内核。但同时,邓小平面对人生的三起三落,始终保持了对人生理想的忠贞不二,以及和爱人相濡以沫、携手人生的脉脉深情,使这种共产主义精神成为了一种传大的人格力量;而这种人格力量所散发出的巨大魅力,将感动所有的中国人民。这与作者在采写过程中注意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和“双重存在”的特性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真正以人为主体的新闻者是受众能够接受的新闻。
3.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关怀”受众中的大多数
文化无疑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只有在对大多数受众进行“关怀”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深入人心。这就要求新闻传媒要贴近大多数受众的生活,符合大多数受众的情感、习惯与思维方式。
英雄是时代的代表,群众是生活的主流。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了个人在历史上的特殊或杰出的作用,揭示了杰出人物在历史中发挥领导和榜样作用的必然性。与此同时,也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新闻宣传中,对英雄与群众任何一方的“一边倒”,都可能造成对社会价值取向的误导,都不利于受众把握社会价值的平衡,也不利于建设一个有益于社会健康发展的文化环境。
新时期的新闻传媒在重视典型宣传的同时,注意了在新闻传媒宣传中“英雄”与“群众”的辩证关系,坚持了“点”与“面”相结合,出现了“平民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以平常人、平常事、平常心为内容的报道逐渐增多,关系平常人生存状态的专栏、专刊不断涌现。对人的关怀对象不是长远意义上的人生价值,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善美;关注的主体不是少数的“英雄人物”,而是人世间所有的苍生大众。这体现了新闻传媒对受众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中国青年报》的专栏“冰点”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它以“普遍关注”为突破口,以报道普通人中不普通的命运为显著特色。虽然报道的不是“热点”而是“冰点”,却由于在普通人中具有普遍的意义,与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生存状态相关,而受到了绝大多数读者的喜爱,探其原因,除了接近性强,更深层次原因就是“冰点”所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是普通人居家生活中的一般问题,而是,普通人的人性价值,生命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冰点”不是利用情感的扩张,使读者置于受摆布的地位,从而使其在情感错迷中被迫接受某些化解社会冲突的陈腐观念;而是以大多数人的行为语言、习惯爱好、思想伦理为切入点,遵循与大多数受众同一文化的潜在秩序,来叙事、说理、抒情,受众自然会与之同喜同悲,在情感与认识上产生共鸣。正是这种从文化层面上给予受众精神的激励和满足,使一些文化周刊、杂志和晚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对现代人建立一种平衡的价值观、健康的生活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尊重受众的“文化—心理结构”
新应该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的新。新闻传媒在构建文化价值观时,不能全盘否定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否则,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为文化是民族几千年历史的沉积,由此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不仅在书本上,在某些学者的头脑里;它更是根植在这个民族所在的社会里,溶解在每个人的血液里,因此,新闻传媒不可能割断这种文化上传统的联系。违背由传统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传播方式将很难被受从接受。
另外对受众“文化—心理结构”的尊重,仅仅体现在传播中使用受众习惯的“语词系统”(即符合大多数受众语言习惯的语言方式)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大部分受众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以及审美习惯等。
新闻传媒与正面宣传相配合的反面报道、批评报道的增多,体现了对这种文化传统的尊重和自觉适应。例如,在党的好干部孔繁森的典型宣传后,开展的对王宝森的罪行的披露和曝光,就体现了这种正面报道的完整性。一方面党的好干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党和人民敬仰而流芳千古;一方面一些干部视党纪国法于不顾,贪赃枉法,畏罪自杀,为天下人所不齿,遗臭万年。这种宣传建立在双方对立基础上,有破有立,使报道形象鲜明,意义深刻,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在受众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
新闻传媒如何在文化层面上对受众进行“关怀”,将关系到更深层次的“舆论导向”。特别是在国门向世界敞开的今天,各种境外文化纷纷在我国登陆,“自己的阵地守不住就会有别人来占领”,新闻传媒更应在文化这个至关重要的“阵地”上做到守土有责,而构建起自己的“人文关怀”将是这项任务的重中之重,也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
内容提要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治国安邦的重大战略任务。新闻传媒作为党执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闻传媒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舆论工具,应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引领公众舆论,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凝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新闻传媒和谐社会舆论导向公众舆论
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具有其它载体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探讨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使命与作用,不仅是全体新闻宣传工作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必须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厘清它的功能、使命与作用。新闻传媒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舆论工具
传播学的诞生不仅仅是工业发展的结果,更主要的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从传播学学科初创之始,它就以其深刻的学科理念影响着社会。美国著名政治家、传播学奠基人哈罗德·拉斯韦尔早就指出传播学的三种社会功能:“(1)监视环境,揭示那些会对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地位带来影响的威胁和机遇;(2)使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对环境做出反应时相互关联;(3)传播社会遗产。”他甚至乐观地设想过:“在民主社会中,合理的选择取决于教养,而教养又取决于传播,尤其取决于领导者、专家和普通百姓之间能有相同的注意内容。”[1]“专家、领袖和普通人可对世界大多数人的趋势有同样的大体估计,也可对战争的可能性有同样的总体看法。在整个社会,使普通人头脑中关于现实世界重大关系的图景,与专家、领袖头脑中的图景高度相等,将主要由大众传媒的控制者促成,这绝不是幻想。”[2]实际上,拉斯韦尔关于传播学的三项社会功能中,有两项是直接涉及生存环境构建问题的。在当下社会,人们已经无法离开媒介。另一位传播学家麦奎尔,还形象地列出了一个“媒介地图”,如图1。(图略)
这样一张媒介图,清晰表明了大众传媒作为一个中介,在社会、国家和媒介受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学科特点,通过适当的价值目标、实现控制,以及给受众提供信息文化服务方面的协调关系。比如,媒介与其它机构,媒介与公众之间的联系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媒介与社会的替论。另外,他还通过对以媒介的变化、自由、多样性为内容的“离心性”和以秩序、控制、整合性、聚合性为内容的“向心性”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鉴。另一位美国著名媒介批评家和新闻学者阿特休尔,在其《权力的媒介》中摒弃冷战思维的“报刊的四种理论”,重新划分成三种社会传播模式,即市场经济世界模式、马克思主义世界模式、进步中世界模式。尽管这种分法的科学性还有待研究,但它通过对三种模式在新闻事业的目的、信念、新闻自由等方面内容进行比较分析证实:不管是哪个模式,也不管它是介于何种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传媒的性质和功能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其明显的一致性,且主要体现在目的、信念方面。阿特休尔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有时被人称为核时代,有时被人称为信息爆炸时代。这些术语的含义都是指同一件事,即:世界是一个科学技术使之改换面貌的世界,一个充满前途和希望的世界;然而同时又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对世界的生死存亡具有真正的威胁。爆炸式的突飞猛进、铺天盖地的情形既是知识的源泉,又是毁灭的种子。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秩序中,在新闻媒介从事工作的男男女女,包括新闻商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描绘世界面貌的正是那些人,而世界面貌构成人类抉择行动的基础。认识不到这个基本而又严酷的事实就无法理解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3]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已进入到信息社会。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们消费的“信息系数”与“恩格尔系数”恰好呈负相关性,即生活水平越低,饮食支出越高,而生活水平越高,信息系数则越高(见图2)。(图略)
当今社会,新闻传播无疑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新闻已经成了政治信息体系中的核心,甚至成为当下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之一。不管是国家元首,还是利益集团,抑或普通民众,只要把其信息放在新闻文本里面,新闻就不再只是政治角色与其观众交流的平台,它已经成了从国家上层的政治精英到普通老百姓,了解和监督自己的利益是如何被公开反映的主要渠道,成为他们了解政府和政治的运转,人们的生活状况以及谁在那里制造了新闻,或谁没有制造新闻,新闻如何影响社会,如何影响政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交流平台。特别是在大众传媒时代,政治家们都已经很习惯地走到公众面前,利用大众传媒向广大民众传递他们的思想。信息已经越来越被控制在政治精英们的手中。
现代新闻的体系结构可以概括为三元结构:一是媒体本身,这是新闻的生产基地;二是政治家、政治精英,新闻离不开政治家,政治家也离不开媒体;三是读者,亦为受众,离开受众,新闻就失去了基础,受众是新闻的消费者。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传媒
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任务
新闻传媒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优势,弘扬舆论引导之“势”,发挥引导之“术”,把握引导之“度”,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传媒舆论的重要性有两个经典比喻:一是“社会舆论的纸币”,二是“党和人民的喉舌”。1850年11月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篇合写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1849年2月7日,马克思在法庭上严正驳斥对《新莱茵报》的控告,他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4]一百五十多年以来,“社会舆论的纸币”的流通已不限于报纸,它从单一的报纸发展到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媒体,流通的速度更快捷、更广泛、影响力更大。
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里的目标,描述的就是一种“和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5]他主张新闻单位要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党指引的道路上,安下心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庚好的舆论环境。1996年9月26日,在视察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6]
构建和谐社会,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贯提倡的。新闻舆论引导之势要反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从全局考虑,去反映大事、大情、大理。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党刊,央视和各省市的广播、电视,有责任做大做强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主渠道作用,要在舆论引导中成为“领唱者”。现在有一些媒体,习惯于炒作那些发生在周围的鸡毛蒜皮,美其名曰“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应当说,偶尔为之,也没什么不好,但长此以往,甚至把什么“民生”新闻搞成“主打”产品就不好了。
发挥舆论引导之势,首先要关注大势。何为大势?大势就是大趋势,大道理。比如2003年的抗击非典,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反分裂国家法,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开发西部和中部崛起的问题,三农问题等,都是国家的大势。
在关注大势方面,新闻传媒积累了不少丰富的经验。比如,对1998年抗洪斗争的宣传以及后来升华出的抗洪精神,2004年全国新闻单位开展的“三项学习”、“三贴近”活动,2004年各大媒体集中宣传任长霞、牛玉儒等典型人物,彰扬了党的优良传统,感动了多少中国人。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大势,都是舆论引导之势的大手笔。
舆论引导之势要在厘清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多下工夫,观念一变,效果也不一样。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90年代初由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组“皇甫平”的文章引发的关于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等,尽管已经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出的舆论引导之势的作用,无论今天怎样去评价,我想都不过分。
舆论引导之势要关注热点、焦点问题。舆论之矢,要射热点、焦点问题之的。当今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大多数人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一是它们集中反映了社会中的复杂性,公众关注程度比较高;二是普遍性,这也是热点、焦点问题的特性之一。还有许多热点、焦点问题往往会由一些突发事件而诱发连锁反应,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料,一旦处置不当,将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对热点、焦点问题的把握,特别是突发事件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已经成为引导舆论工作的重要手段。
在引导舆论工作中,还要善于把握好舆论引导之“度”。“度”是一种状态,同时又是方法。中国古代的“过犹不及”讲的就是“度”的问题。讲:“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7]热点、焦点问题的引导,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些时候,今天是热点、焦点,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今天不是,明天可能就是了,要善于从共性中找个性,透过现象看本质,防止片面性。另外,要特别重视舆论引导之“术”的问题。舆论引导要产生好的效果,一定要讲究引导艺术。
如果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党的新闻工作的生命、灵魂、根本任务的话,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正是集中体现了正确舆论导向的要求,概括了舆论导向的本质,凝练了舆论导向的丰富内涵。三个“贴近”是一个相互关照的有机整体,既是原则,又是内容,三贴近集中体现了党的意志与人民群众利益高度一致的要求。三贴近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也在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一个牢固的桥梁、纽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载体。
把新闻宣传作为一种领导工作方法,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
把新闻宣传当作一种领导工作方法,是我党在长期政治工作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早在1940年,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就写道:“《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8]他把所有《中国工人》的读者都看作是(中国工人)这个“学校的学生”。1944年3月22日,在谈到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时,称看报比吃饭更重要。他生动地说:“关于报纸,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我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的。”[9]这种“没有报纸不好办事”的感觉,已经把报纸看作是指导工作、教育人的重要工具。邓小平在1950年5月16日召开的西南局新闻工作会议上提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
用新闻宣传指导工作,必须旗帜鲜明,是非分明,立场坚定。一再强调:“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10]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受“”流毒的影响,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一股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一些报刊上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影响稳定。邓小平及时明确地提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他进一步提出,不管是组织讨论还是开展批评,都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否则,如果人人自行其是,不在行动上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党就要涣散,就不可能统一,不可能有战斗力。
回顾我党八十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是取得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典型报道问题。非常重视典型报道,他曾讲过“凡典型的,都应当公开报道”[11]。邓小平也曾清楚地提醒,“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12]。我们党在典型宣传方面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把新闻宣传作为工作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让人民群众明白道理,辨明是非。邓小平曾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列为办好报纸的三个基本条件之一。他讨厌报纸报喜不报忧,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13]。更是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作是实现党内团结的重要武器。他曾就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提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14]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开,就是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评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15]开展对人民内部问题的尖锐批评应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16]
舆论是一把双刃剑,邓小平非常注重通过舆论去监督我们党和党员,取信于民。他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的民主生活,就一定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17]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在我国实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目标。
把新闻宣传作为领导方法,要有一个中心,中心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把革命报刊看作是召唤人们的一面旗帜或思想中心。列宁后来明确提出党报是“思想中心”。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曾把办报纸称为建党建得好不好的“中心一环”[18]。邓小平于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语重心长地说:“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19]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报中心”说的新的继承,融进了新思想、新内容。在党的多次会议上都特别强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他认为,舆论导向是否正确,关键是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要激励人民,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二是要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三是要加强管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20]三个方面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激励人民”是目的,“服务大局”是准则,“加强管理”是手段,互为制约,重在效果。十六大以后,同志、李长春同志,都对新闻宣传做出过多次重要指示,进一步强化了党的主流媒体的“中心”意识和“中心”作用。新闻传媒在公共领域中要发挥主导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公众社会,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怎样,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特别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媒体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责任。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体有时可以起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对政治力量以及其它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赋予新闻媒介以神圣职责。当然,从政治体制上来讲,民主制度也赋予新闻传播及其监督活动以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对权力的制约是保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一般讲,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道德制约权力,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由于权力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最终解决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就有了健全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使公共利益的主体——广大公民承担起监督者的责任,恰当地配置权力,以限制、阻遏权力的滥用。大众传播媒介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民主制度在话语领域最主要的表现。在我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为舆论监督,它是指公民或新闻媒体发表与传播针对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作为一种功能,它是言论自由权的诸项政治与社会功能的表现。
我国的新闻传媒有舆论监督的传统,并在促进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揭露社会弊端、纯洁党的干部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以及我党对媒体监督的支持大大提升了媒体在人民群众中的美誉度。一项调查显示:“64.1%的被访者表示,‘当看到社会上的不平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有24.3%的被访者‘在生活中遇到依靠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15.8%的被访者‘当遇到有意思的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统计表明,公众心目中的记者已经成了社会正义、公平的化身。
应当指出,现代传媒所表现出来的舆论力量,对推动社会秩序中的公共权力监督和公共舆论有着空前影响。我国是一个社会公共体系极为庞大、公共事务极其复杂的社会,人民尚未实现对执掌公共权力者的全面自由选举,在民众与政府关系中,公共权力特有的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决定了民众很难对公共权力实施直接而有效的监督。加之近年来一些不良社会风气,已经使人们的政治热情不断减少,民众对政治普遍淡漠,除非当公共权力切实触及其自身利益时,他们才会做出反应。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保持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压力,以保证公共领域的正常运行,非社会舆论莫属。
新闻传媒因其传播活动同舆论的联系特别是通过舆论对政府决策的作用和舆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服务于民主政治。传媒提供了民意上传的现代化工具,公众成员及公众团体可以通过传媒围绕其自身的利益等公开发出呼声,以此影响舆论,从而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参考各方的呼声,这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此外,现代传媒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所作所为的报道,使公众了解这些情况,是使前者接受公众舆论监督的重要条件。而现代传媒作为面向公众的传播媒介,可以成为公众论坛,将公众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监督意见传递给后者。由传媒作为中介的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中对权力进行制约的重要方式之一。
应当说,近年来,我国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非常重视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以至党和政府把媒介纳入权力运作体系,把媒介变成有限公共资源,把批评报道变成民主化进程的内容。所有这些无疑提高了媒介的社会作用和地位,比较好地解决了一个交互作用的问题。比如:从公共性方面,媒介可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这是它的宣传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前者的意义具有一种权力背景,体现和彰显了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因此,重要的媒介批评、监督都是上级党委、政府认可的,是一种政府权力、态度的转化。从另一方面讲,把它纳人到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舆论监督,政府可进可退,减少了政府的压力。从制度层面上讲,政府把媒介批评纳入到一种治理技术,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在以往,传媒只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无从谈及公众舆论。现在把媒介纳入到社会治理的权力过程中,很自然地显现出它的公众批评的形象威力,为党和政府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舆论平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当下的新闻媒体可以说正在成为公众精神、公众意愿的代言人。
具体说来,新闻传媒在参与现代政治民主中可以充当公众参与决策的工具;可以充当公众参与评判决策及其后果、议论公共事务的工具,充分聚焦公众注意力,围绕重大问题形成公众舆论,成为对权力进行舆论监督的工具。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国家除支持舆论对公共领域的监督外,应尽可能避免权力过分干涉公共领域,因为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与社会的契面,这样就可以既保障社会通往繁荣的道路,也为国家的复兴和繁荣提供坚实的基础。
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凸现了公民社会的地位与作用。从理论层面上讲,媒体监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部分或者形式之一,为大众提供言论自由的通道或载体是它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媒介权力和政府权力往往结合在一块,把党政行为变相地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弄不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由于把媒介监督与舆论监督混为一谈,特别是把媒体监督与政府意见、权力结合在一起,使得媒介监督有时会出现“缺位”或“越位”,当老百姓真正需要代表他们的意见、心声时,媒体缺位、失语;而在有些场合,媒体的一些人利用媒体权力干预司法、干预人身自由,把社会公器变成个人私器或少数人专用之器。一旦这种“缺位”、“越位”泛滥,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将是不可低估的。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必须遵循客观原则。当然,大量事实证明,在有意识存在的社会里,客观有时只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理想且很难做到。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是某一利益群体的一分子,人的社会属性铸就了新闻不可能超然物外,清澈如水。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去追求客观了呢?也不是!客观性首先是一种意识、理念,其次是一种方法,更高层面上应是一种境界。
媒体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公器,是一个舆论场,而公民社会中的公众则是民间的舆论场,两者共存于当下这个社会中,形成了特殊的公共部分。媒体通过自身的得天独厚的舆论监督加大并增进了公众对媒体的介入和信任。反过来,公众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促进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这两个舆论场的重合、互动,构成了现代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有效机制。重合得越多,这个社会就越和谐;重合得少,甚至于不重合,那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甚至产生社会动乱。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而构建和谐社会是实现这一共同理想的重要社会基础。我国新闻媒体任重道远,媒体不是局外人,媒体是最活跃和最有生命力的参与者、建设者,是先进生产力,它不仅要引领先进文化,担负党和人民的喉舌和桥梁纽带作用,同时又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舆论平台。媒体要利用好这个平台承载起培育公民精神的神圣使命,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凝力,真正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的、建设性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