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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和全球范围内环境保护浪潮的兴起,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贸易与环境问题日益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关注。一些国家还利用贸易措施来影响其他国家的环境政策。从2010年召开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可以看出环境问题不仅成为当代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重要议题,更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焦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增长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落后的科技水平与欠缺的制度等都是造成我国贸易与环境冲突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环境保护;出口贸易;资源枯竭;贸易与环境冲突。
一、贸易与环境的关系。
人类对环境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最初,环境问题被认为是一国国内问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问题关注的焦点逐渐从国内问题转变为全球问题。热带雨林的减少、臭氧层的消耗越来越引起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造成环境退化的原因有许多。从社会层面看,人口的快速增长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消耗,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环境的破坏;从经济层面看,环境退化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不能正确地为环境资产定价,进而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造成环境恶化,尤其是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环境资源具有很强的非独占性,如空气、水、公海的鱼类等,无人需要为其承担资源枯竭所造成的损失。所以在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贸易和环境会发生相互影响。
(一)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通常人们习惯于把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归结为三个方面:
1.结构效应。
结构效应产生于贸易活动所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即开展贸易活动之后,原来自给自足的国家能专门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出口,同时进口产品。专业化分工和生产提高了生产活动的效率和规模,提高了各国的消费水平。对于一国的环境而言,如果扩大的出口部门的生产活动的平均污染程度低于规模缩小的进口竞争部门,则该国的结构效应就是正的,反之则是负的。
2.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主要反映经济活动的规模变化,通常被认为具有加剧环境恶化的作用。在生产活动污染系数一定和产业结构布局一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在促进经济活动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因此,贸易的发展对环境影响的规模效应是负的,即对环境是有害的。
3.技术效应。
技术效应体现了产业生产技术的改进。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各国政府会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与法规,以使企业生产的产品对环境的危害降至最低。
(二)环境对贸易的影响。
首先,各国制定的环境法规和国际环境公约在一定程度上给国际贸易带来影响,如产品的环境技术标准对产品的生产、工艺、材料、品质和成分的含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使企业出口产品的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客观上起到了限制贸易的作用。但同时,严格的环境措施也可能给贸易带来新的市场机遇。出口企业在达到较高的环境标准后,由于领先于其它的竞争者,则更容易进入国际市场。如近年来欧盟实施的“环保标签”的认证,使很多得到认证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拿到了进入欧盟国家市场的“通行证”。
其次,各国政府实施的绿色补贴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各成员方允许政府对环境保护提供绿色补贴或环境支持。但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落后,资金匮乏,在利用此规定对生产者提供补贴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三,由于各国环境标准不一致,标准较高的发达国家利用对外投资的机会,有意识地将一些污染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更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由于外来投资而加剧恶化。
当然,贸易和环境之所以发生冲突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政府没有充分重视环境问题的结果,特别是对于一些需要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的环境问题更是如此。
二、中国出口贸易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出口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出口贸易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15779亿美元,不仅出口数量大,而且增速惊人,这种高速增长拉动了相关产业特别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发展。由此可见,我国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我国环境质量为代价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出口结构对环境的影响。
中国现行的贸易出口结构存在着诸多不合理因素,给我国的环境造成许多负面影响。
首先,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我国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比重远远高于初级产品的比重,2009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是94.7%,初级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是5.25%,尽管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但它也意味着更多的环境成本留在了我国。本文所说的环境成本是指生产和制造工业产品过程中产生和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这些都成为出口这类产品的环境成本和环境负担。工业制成品出口相对于初级产品的出口,环境成本更高,对环境的影响更大。同时,在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中,具有优势的多是那些污染密集型行业,而那些对环境污染较小,具有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环境友好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中所占的比重则较低。目前,我国出口比重最大的五个工业部门是纺织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交通运输与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而这五个工业部门正是污染密集型行业。这就意味着相关的几个行业产品出口量越大,对我国环境的危害越大。
其次,从出口企业结构来看,2009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918亿美元,外资企业出口额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是55.9%,外资企业对中国外贸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必须承认,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环境标准不一致,使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发达国家污染企业新厂址的所在地。据统计,进入我国的外资企业将25%的资金投向了污染型产业,如近来社会反响极大的大连px项目的投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外商还将本国淘汰的、污染环境严重、禁止使用的产品、技术和设备以投资的名义转移到我国,给我国环境造成了更坏的影响,给人民的生活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二)出口贸易方式对环境的影响。
在我国出口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方式在所有贸易方式中所占的比例最高,由于在加工贸易方式下,进口的中间产品在国内加工成最终产品然后再出口,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加剧了环境污染的程度。同时一些洋垃圾也打着中间产品的旗号进入到我国,这些都加剧了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危害。尤其是对危险废弃物的堆放、拆解、处置等更严重污染了当地的水质、大气、耕地,并危及我国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
三、对策建议。
中国出口贸易要实现良性发展,确保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就必须走出口贸易增长与环境优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一)加强环保的国际合作,提升整体环保水平。
从全球来看,发展国际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各国的环境贸易措施不断升级,由此引起的贸易纠纷和摩擦也日益增多。所以,要了解和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与环境问题上的分歧,就必须加强与联合国环境署及其他国际环境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各种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一方面,国家要积极参与环保的国际科技合作,鼓励本国环境专家加强对外学术交流,积极探索合作开发环保产品,同时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适用的环保技术和设备,提升本国环保水平;另一方面,国家应充分利用国际上保护发展中国家免受发达国家歧视和限制的保护条款,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此外,还要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彼此借鉴,共同提升环保水平,联合起来同发达国家谈判,共同为取得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条款而努力。政府要努力促进国家间生态标志和其他环境标准的互认,协助我国外贸出口企业通过iso14001认证。
(二)加强保护国内环境,鼓励发展环保产品。
在积极遵守国际上合理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保护我国的自然环境、资源及人民、动植物的安全与健康,保护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为此,需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贸易措施体系,合理规划我国的环境发展。要关注其他国家在我国以投资的方式转移的污染企业、废物作为资源进口等问题,同时要提高我国进口产品的检测标准,认真对我国的贸易政策进行环境评估,进一步完善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处理好保护环境和促进贸易发展的关系。
同时要对相关的出口企业,施行环境准入制度,通过设立较高环境和资源耗用标准及进一步扩大出口征税范围等措施,减少新增产能,达不到标准的企业应予以关闭。同时也可将污染企业的信息公诸于众,通过公布环保黑名单等形式,使国外进口商获知污染企业的不良行为,停止进口其产品。这样的措施不仅有利于国内环境保护,也有助于树立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良好的环境形象,减轻国际舆论的压力。
(三)实现出口产品环境成本内部化。
造成环境退化的原因之一是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不能正确地给环境资产定价,进而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造成环境恶化。中国出口商品的低价格一直是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但完全是以牺牲我国环境为代价的,因为其中并未包括环境成本。也就是说,我国环境的恶化没有通过转移环境成本给国外消费者而获得补偿。国外消费者免费享受了我国的水、空气和生态环境,而我国人民却不得不承受环境恶化带来的后果。从长远看,产品成本中考虑环境成本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国家应采取措施尽快实现出口产品环境成本内部化。运用排污收费、环境税收、排污许可证交易、押金、环境损害责任保险等经济调节手段,促使企业改变其污染环境的行为,降低成本,提高环境竞争力,促进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四)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倡导消费者购买环保产品。
为了提高公众对各种消费品和其生产设施的环保性能的认识,帮助消费者了解消费品生产商在改善其产品和生产设施的环保性能方面所做的工作,政府应引导消费者正确选择对环保有益的消费品,针对像个人护理产品、家居清洁剂、汽车修理用化学品、非农业用杀虫剂、非工业用胶黏剂和密封剂、气雾型喷漆、建筑用涂层等不利于环保的商品消费进行指导,减少对这类产品的消费,促使企业放弃生产污染环境的产品,达到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的目的。
(五)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升出口商品结构。
我国长期粗放式、数量扩张型的外贸增长方式和不合理的出口商品结构使我国在外贸总量增长的同时,并未获得很大的贸易利益,相反却付出了资源流失与环境恶化的巨大代价。因此,要缓解我国贸易与环境的冲突,首先必须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升出口商品结构,而技术进步是提升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根本途径。国家可利用当前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机遇,有选择、有重点地引进先进技术;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注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运用财政手段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等方式促进技术进步,提升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降低出口产品的能源与原材料消耗。
因此,合理的环境贸易措施对我国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和改善环境、节约资源、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摘要:中国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危及农民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重要因素,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且通过“米袋子”、“菜篮子”影响到城市的发展。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形成既有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也有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不健全的影响,还有政府环境管理行为不当与农村的环境保护设施和投入严重不足影响。
关键词:农村;环境问题;现状;背景;原因
在城市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城市污染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污染流向农村,农村一边自身产生的污染无法处理,一边却要接受城市的污染。可以说农村环境的恶化已经影响到农村人口的生存,影响到新农村的建设,已成为社会和谐建设的一大障碍。如不妥善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将会动摇三农的基础,也会阻碍发展的步伐,甚至影响中华民族生存的根基[1]。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农村环境问题原因的探析就显得十分必要。总的说来,产生农村环境问题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落后
1.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方式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而谋取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方式,目前农村生产主要有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生产。(1)农村乡镇企业生产方式落后。乡镇企业在为农村和国家经济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的同时,也使农村污染变得非常突出。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生产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以自然资源作为生产投入要素,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型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造成对环境资源的肆意掠夺和破坏;另一种是有一定技术和资金投入的农村非农业生产方式,但是由于规模小,无力建立相应的污染处理设施。(2)集约化养殖场造成的污染。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菜篮子工程的建设,发展畜牧业、养殖场是农民致富的主要途径。规模化养鸡场、养鸭棚、养猪场、养牛场等迅猛发展起来,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污染。“畜禽养殖的污染危害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饮用水源保护区内违法开设养殖场,对饮用水源水质造成较大影响;二是个别地区畜禽养殖过于集中,大量养殖污染物排入同一水体,严重超出水体环境容量,致使水质恶化;三是个别养殖场选址不当,恶臭污染扰民现象突出,污染纠纷频繁”[2]。(3)中国农村农业生产方式落后。中国农业生产的特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的、原始的生产经营和传统的养殖与无节制地使用化肥、农药相结合的方式。由于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大量的农药、化肥投入到农田生产中,导致了土壤板结和土地生产力的下降,而农药化肥流失又造成水体污染和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造成对人体的危害,以致农民不敢吃自己种的粮、养的鱼。温室大棚和地膜保温对农作物生长有促进作用,但大量不可降解的塑料残膜却会阻碍农作物生长,并对土壤产生破坏作用。
2.农业生活方式落后。农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受传统生活方式影响较深,在日常生活中较少考虑到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1)由于千百年来的习惯和农民自身对环境问题的漠视,形成了多数农民守土恋家,居住分散,布局混乱,缺乏整体规划状况。不仅浪费了土地资源,破坏了自然环境,而且不利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2)个别村户生活垃圾到处露天堆放,任其腐烂、发臭,蚊子、苍蝇到处飞,厕所随意搭建,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到江河里,严重影响、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3)靠山砍山,平原烧秸秆的“就地取材”的传统能源利用方式,造成水土流失的同时,造成二氧化碳浓度急剧升高,空气污染严重,极大地影响了人的健康,同时也威胁着交通以及输电线路的安全。(4)人畜混杂,一些农村现在仍然是人畜共处一院甚至是一室,大量的畜禽粪便在道路两侧、庭院一角随意堆放或随污水就近排进沟渠河道,对空气、水体造成严重污染。(5)“破家值万贯”的持家理念以及“够了就行”的农民消费观使农民生活节俭,什么都不舍得扔,破烂乱堆、乱放,不仅有碍观瞻而且也污染到农村的生态环境[3]。
二、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不健全
1.相关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不健全。中国的环境保护立法,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以1989年12月通过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法律体系[4],但中国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仍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宪法中的立法空白。中国宪法立法过于抽象,原则性太强而执行性差,如宪法第26条中“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认为作为社会中的人,有获得良好环境的权利,但没有确切的通过法律对农民的环境权利加以确认。(2)《环境保护法》在制定过程中针对的主要是城市的环境保护,没有对农村的环保进行规范。《环境保护法》第20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利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5]。这些法律规定在条文上过于抽象,实践中难于操作,缺乏调整和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3)其他部门法中的环境保护法律规范,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虽然都涉及农业环境保护,并对农村环保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出现各个法律规范之间有相互重叠,权责不明,效力冲突的现象,法律的协调性差。各行政部门之间缺乏权力上的衔接与配合,导致农村环境保护的规范性文件执行效率低下或者执行结果“无功而返”[4]。
2.农村环境执法力度不够。农村环境执法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各个部门,目前农村环境执法力度不够,具体表现为:建设项目管理力度不大,审批权得不到很好的落实,新的污染源不断产生;排污收费力度不大,存在人情收费、协议收费、随意提高或降低征收标准,执法的严肃性不够等现象;一些限期治理企业迟迟完不成治理任务,限期治理成了“无期”治理。
3.农村环境司法上存在问题。当农村环境污染事件造成公共环境、利益或者农村群众人身财产伤害时,公众多愿意选择向政府环境管理相关部门上访、投诉,通过调解、赔偿等方式解决问题,而不向司法机关提起环境行政诉讼或者环境民事诉讼,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三、农村地方政府环境管理行为不当
农村环保工作经常出现“要么抢着管、要么无人管”的重叠管理或空白管理的“越位”和“缺位”现象。
1.农村地方政府环境管理中的“缺位”。“缺位”即“不作为”,该做的不去做。一些县乡政府对农村环境问题不闻不问。就是有所闻也只是走过场、搞形式,成了追求政绩的手段。具体表现为:政府对环保公益品供给不足;生态建设制度不健全;环境保护财力投入不足;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环境宣传教育缺位;环保管理和监督缺位。“不作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常常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污染企业的利益有时就是地方政府的利益,企业的污染也就意味着政府的污染,所以,地方政府领导或者掩盖,或者隐瞒环境污染问题,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决定了污染者继续污染、受害者继续受害。
2.农村地方政府生态建设中的“越位”。“越位”即“作为过大”,不该做却偏要做。某些县乡政府出于追求政绩,大搞劳民伤财的“环境政绩工程”。由于企业的gdp就是政府的政绩,使得县乡政府往往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特别是当污染企业是政府官员们千方百计“招商引资”请来的,且能比农民提供更多的“产值”,并直接影响到官员们升迁的“政绩”和公开或隐蔽的“寻租”空间。政府领导要么公开为排污企业辩护,要么否认环境与污染企业之间的联系,要么对上级环保部门要求的“关停并转”企业网开一面。
四、农村的环境保护设施和投入严重不足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的环境保护设施和投入严重不足。当前国家的环保投入和政策制定都是以城市为重心的,大量资金和优惠政策被用在城市的环境保护上,农村环保成了资金和法规政策供给的盲区。三十多年来,农村从财政渠道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当前,村级组织对农民的号召力非常有限,很多地方出现农村公共环境无人管、管不了的现象。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严重滞后于城市,与大城市建设蒸蒸日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的日益衰败落后,城市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体系日趋完善,而农村基本上是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到居住地附近,直接导致农村环境污染加剧。此外,县乡环保部门的管理服务水平严重滞后,不能履行应有的职责,明知道一些企业污染严重,却视而不见,或者把一些污染企业当成罚款创收的对象,这样就使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政策流于形式。
摘 要:环境和灾害是威胁人类生存的两大挑战性问题。由人类活动导致的自然环境破坏和恶化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类似于人体所患的慢性疾病,对其认识和解决不仅依靠多种条件,也需要很长时间的持久努力。自然灾害的发生一般是短时间内的突然事件,类似人体的急性疾病。为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损失,需要实施事先预防、灾前预警、灾时应急和灾后重建的系统工程,其中地球科学家的责任之一是找出有效的宣传演练,使社会各界充分认识灾害的危险性,做好必要的防灾准备。最近20年来中国的减灾实践经验还说明,为进一步提高减灾的效益,要用科学观念指导各领域的减灾工作,在国家一级层次上要实行多部门协调、多学科合作的综合管理,并注重对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研究。例如对群发性灾害链过程及其潜在影响的估计,这对制定区域性可持续发展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环境;灾害;综合减灾;灾害链 从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的60多年时间,总体上是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时期,生产力水平得到空前的提高,物质与文化财富的积累速度不断加快。特别是最近20年,在社会改革和高科技的双重驱动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经济进入较高速度的持续增长阶段。同时,人们也普遍感受和意识到,科技与生产发展的消极或负面效应也正在扩大,环境污染和自然灾害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国际社会开始了一系列应对这样挑战的努力。例如,1972 年和1992 年联合国第一、二届“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都强调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全球环境保护的问题。在20 世纪80 年代末,联合国大会上通过关于成立国家减灾委员会的决议,提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计划,由此推动各国政府把减轻灾害列入国家发展规划。世界减灾大会定期召开。我国政府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号召,于1989 年4 月成立了由28 个部委、局组成的“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并成立“国家减灾委专家组”。2005 年初,由国务院决定,“国家减灾委专家组”更名改建为“中国减灾委员会”和“减灾专家委员会”。2004 年12 月26 日,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发生了8.7 级地震2海啸,造成印度洋周边诸多国家近30万人死亡。之后,总理在历次亚洲高级领导人会议上,表达了中国政府将成立“亚洲巨灾研究中心”的决心,以加强亚洲多国减灾互动的和谐发展。 从实质意义上看,环境和灾害都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问题,但有不同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应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从历史上看,自然环境的破坏或恶化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革命阶段的近代时期后长时间的累积发作过程,就像人体所患的慢性疾病,对它的认识和治理也需要较长的时间。而自然灾害是自古就有的经常性现象,通常是局部地区季节性的突然发生事件。自人类出现就要为了生存而同自然灾害作斗争,只是随社会的发展对灾害的认识和处理的方式也在逐步改善之中。 1 环境恶化是一种慢性病 近几十年来,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恶化越来越明显,若干国家普遍出现水、陆、空污染的加剧和疫病的多发。这些问题十几年前已引起全球的警惕,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国际性的公约和法规,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开始了“亡羊补牢”样板式的行动。但是,目前多数国家仍然是采取缓慢的、局部的、甚至是等待的态度,尤其是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和个别力图独霸世界的国家。例如,近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宣布,将于2030 年在世界范围内彻底停止生产和使用破坏臭氧层的化合物--氢氯氟烃,这比原计划提前了10年 ,但是也还要再作20 多年的努力和等待,而且都还要各国签约守信。该组织的一份全球“环境综合评估报告”指出,环境问题仍继续对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诚然,要改善环境、修复环境,必须要有很强的经济支持,但是如今世界几乎都是在发展经济的汹涌浪潮中奔波,怕会造成强力发展社会经济与维护社会和谐前进失衡。目前关于环境的修复已是“迫不急待”,而社会的经济发展却大有“突飞猛进”、“康乐国家,喜于言表”的状况,甚至也还有“抛金无度”、“排忧乏力”的内惑。环境的治理,虽然要从空气中和水中排污做起,但沉淀于水底和陆地的污染物,特别是农林矿冶等可渗入土地深层的污染物却是长期破坏土壤的“定时炸弹”。总之,近几年环境的破坏发展迅速,就像由一系列慢发疫病,发展到多病集发,如不下大决心,那将是一系列慢性病行将触发的局面。 2 自然灾害是一种急性病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山原高耸,江湖遍布;虽有美景,但美恶相伴;洪、旱、风、沙、震、火无律;数千史记、众灾白骨;吏政故国、难以为渡。新国初立、减灾急务;大旱饥民、实得国助;泛洪工治、力图排疏;防风避灾、官导民呼; 崩滑岩土、村民得悟;居地集城、暴灾新出;巨震之兆、尚求多路。 几千年的封建古国和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时期,自然变异造成的死亡和灾民往往是成千上万,但官府的统治者,多是抚民拜天、济民乏力、清官爱民、赃官谋利。 新中国初建,人心振奋,三产复兴,但自然灾害仍不时发生,灾损仍很严重(见表1 、2) 。从表1 中1949 -1976 年所列的9 次巨灾,其中共有4 次洪水和1 次暴雨,这是27年内数量最多的灾类。其次是1959 -1961 年3 年全国连旱的大灾,死亡无计,约百万人以上。再就是1966 -1976 年,中国大陆东半部710 级以上地震连发十余次,其中有3 次造成5 千人以上死亡,特别是1976 年唐山大地震死人24 万以上。建国初期27 a 内洪水、干旱、地震这几类灾害共死亡300 万左右,直接经济损失近千亿人民币。 从表2 中1988 -2004 年所列的9 次巨灾,在16年内洪水5 次,台风3 次,旱灾1 次。其中还是洪水次数最多,台风灾害增多,但1 次干旱灾损则明显减低,也没有发生重大的震灾。这16年内,9 次巨灾共造成5 000 余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则高达1 664亿元人民币。
比较上述两个时段的灾情,前段死人300 万左右,约6 倍于后段,但直接经济损失,前段只3 次巨灾加起来约800 亿元,其余6 次加起来不足200 亿元。前后恰好明显地表现出,前期减灾能力的建设还是刚刚开始,比较薄弱,经济建设也还开始不久,加之社会动荡的影响,经济发展还很缓慢。而后期,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由于社会发展和减灾能力的提高,明显地减轻了灾民的死伤,但直接的经济损失也高出了前段近5~6 倍。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伤人数与直接经济的反比关系则更为明显。 此外,必须要说明的是,前些年虽然取得了一些预报地震较成功的经验,但目前还没有充足的监测和机理性的预报能力,无论是宏观的地表现象,还是地下的微观动态,都还处于或然判断状态。笔者认为,对于人口密集、经济指数增长率高和可能有较高地震风险的大、中城市,着实还要加强针对性的减灾预案和相应的防灾训练。 自然灾害,无论是可测的台风、可见的暴雨、可避的风沙和洪泛等等灾事,在现今减灾能力的条件下,都可能减轻灾害的一大部分,尤其是近年监测灾象和抗御灾情的工程措施已有了较好的工作基础,社会减灾组织和能力也有所提高,但是对于两三天之内灾情即要快速发作的形势下,必须要采取应急预案的有效行动,需要像对待急病发作的状态,施展方方面面的社会防灾与减灾的功能,尤其是对于大陆内有六百余座几十万人口以上的城镇,突然在几十秒钟之内遭受中、强地震,甚至是巨大地震,不免会造成几百、甚至几千、几万人以上的死伤,经济基础也会遭受种种破坏。这种急速发作的震灾,灾前预知的能力是薄弱的,灾时各类建设的抗御能力也不是高标准的。城市的领导者必须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更加关注危房,提高新建工程的适度标准,以求扩大减灾的效能,组织好应急预案,大力发挥自救和部队的快速营救,做好安抚灾民和社会的复兴工作[1 ] 。 3 关于综合减灾工作的构想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各类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逐步成立了农业部、建设部、水利部、气象局、海洋局、地矿部、地震局、林业部等8 个单位兼职或专职从事减灾科技工作。在四五十年持久的努力工作中,它们都是以单部门的组织形式开展工作: ①开展关于单类灾事孕育的过程和灾害的机理性研究; ②建设相关的工程抗灾工作; ③开展非工程性防灾教育和演练; ④指导应灾的避灾行动; ⑤灾区领导启动各类救灾行动预案和组织; ⑥灾区政府负责灾后重建和社会复兴的安排。如此,减灾能力逐步提高,几十年来已取得了诸多减灾经验和对灾害机理的认识,减少了大量的灾事伤亡以及与gdp 直接相关的经济损失的比例。但是,多年来无论是关于多灾类孕育过程的监测和相关数据信息的采集,还是减灾科普教育和演练,以及减灾预案的设计,往往是由不同灾类、不同减灾部门分别组织开展,所以不免要发生多种减灾类别之间的重叠、浪费,甚至是数据、信息之间的不统一,引起不同部门之间统计灾情、预测方向和预测强弱的差异。同时,多部门的独立减灾研究也会长期固守在传统学科较少交叉的桎梏之中。为此,1988 年地震局、气象局、水利部、海洋局、农业部、林业部和地矿部等7 个部门的科学家向科技部提出了组织自然灾害综合研究小组的建议,后经科技委、计委、经贸委三委办公厅协议,于1989 年正式批准了自然灾害综合研究小组,并立项开展“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减灾对策”,于1994 年正式发表了《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减灾对策》[2 ] ,继而于2004年正式发表《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3 ] 。前者,是由7 个专业减灾部门的二十几位专家汇集各部门近50 a 观测研究的结果,集成全国各类灾情的总况图表和长期灾害史的综合年表。此间综合研究中提出了可以统一标度各类灾情强度的“灾度”概念,这是我国第一次以灾害死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两个指标来划定其中有一个指标达到巨灾标准即可列为巨灾,而任何灾情的巨、大、中、小等灾事的等级也可分别地给以界定。这是第一次走向自然灾害统一“灾度”的标准。此后,我们探讨了自然灾害社会学研究,以省域为单位和以灾情自然分区为单位,划定两类分区内多年、多类的灾度大小和灾事频率的等值线,从而划定自然灾害多年灾情的平均死亡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平均值都可以分别标定的灾度,这是我们在2004 年发表的《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系统表达的综合灾情标度[ 425 ] 。 4 多灾相关的灾害链 多灾事件在时间上、空间上和在发生机理上密切相关的灾害链发,可以构成一个自然灾害链,这是一些自然灾害之间彼此成组发生的群发灾害链。目前我们可以举出3 组比较明确的自然灾害链: ①暴雨为主的灾害链; ②干旱为主的灾害链; ③地震为主的灾害链。 我国大陆区几十年平均的降雨量,大致可以500 mm 的年均降水线分为东、南和西、北两大区。(1) 东、南区包括沿海带和华南、华北与一部分东北的平原、低山和中山区。七大江河下、中游,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和中等发达,大、中、小城市约占500~600 座左右。此区灾害链主要是近海袭来的台风、陆内季风带内的暴雨、山崖陡面的滑坡和主、次支流下、中游的洪水。这4 个方面的灾情即可能是链发,也可包含成灾过程中的并发或群发。台风对沿海港湾内船舰的危害首先是风浪;陆内暴雨的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降水量的强度和时间长短;山体崩滑的规模主要决定于岩坡和碎崖承受暴雨的稳定度;而洪水的防御则在于城镇和乡野湖水位抗洪排疏工程的能力水平。这个灾害链起因于风雨交加,成灾的防御则在于疏导措施的能力与水平。大陆东南区灾度的三要素人口、经济、灾强都是大陆内最多、最强、最重的,工、农、商贸也是承受灾害最大的,为此,必须把本区的经贸发展与减灾力度正负相提并论地加以思考、加以安排。再者,华南、华北、东北几个“大粮仓”,虽然农事的发展现今已有增产的保障,但本区时而发生的春旱、夏旱、秋旱仍然不断威胁着粮食的自给。南方与北方多水与少水的差异也日渐尖锐,甚至湖区边沿的裸露失水亦日趋严重,仍不得不去全局思考南北水量的系统安排。(2) 大陆的西、北地区,地域广阔,高原窄谷,风沙遍地,干旱为主。妨碍本地区发展的自然灾害,长期以来就是多年的干旱、风沙和冰水的时泛、时枯,从而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西北农业,乃至人口与矿业的发展。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历来经受降雨冲沟松土流失的病患。西北地区沿东北方向的森林带,目前已强力开展了退耕还林的政策,获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本区林带的防火减灾对策还是十分需要关注的,因为全球温度的增升已造成近期几次洲际性的大火灾。总之,西北地区与中亚大陆和非洲毗邻,构成一条全球最突出的干旱带。中亚高山多脉,冰峰多脊。由于全球增温,融雪明显。冰山失水,农林旱土,水土流失,生态脆弱带扩展等等,是中亚区一条长期发展的灾害链。与此链相关的我国青藏高原及其外延地区,干旱、风沙和长期缺水的重大民生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中国大陆区第三个灾害链是地震与民建的关联。中国大陆区是世界上内陆地震活动面积最广、震级最强和频次最高的地域。人类有史以来凡有民居建筑遭受地震破坏的都是一种震灾。如今社会城镇发展,人口日趋集聚,现代经济高速发展,所以地震与城市的灾害关联也日趋紧密。这个灾害链也是由3 个要素构成的:一是城镇人口的增加,二是经济发展的提升,三是地震对城镇风险度的提高。前已述及自然灾害统一强度的“灾度”,它是由灾民死亡的多少和直接经济损失的强弱而界定的,所以居民密度愈高、经济发展愈快,在同级地震的作用下“灾度”也愈大。如今我国大、中城镇发展数量已超过600 座,其中有500 多座遍布在东南地区。虽然东部地震次数只是西部地震次数的1/ 9 ,但东部地区城镇遭受震灾的几率仍远远高于西部,震灾的灾度也必然高于西部。尤其是东部地区城镇建筑的标准还不能都达到理想的抗震标准,许多较老城市建筑也还无力加以更新。所以,几百座城市仍有遭灾隐患,东部地区受灾强度将会是比较高的。1989 年以来笔者与7 个减灾部门的朋友长期共同探讨推进综合减灾的途径,已逐步完成了《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减灾对策》和《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等等,特此向高庆华、周魁一、杨华庭、叶志华、张业成、张宝元、张锡津为代表的诸多同仁,致以深深的谢意。同时对与我们同期着手开展综合减灾工作的中国减灾委专家委员会负责人王昂生和北京师范大学热心开拓综合减灾事业领导人史培军20 余年来的合作和相互推动,致以真诚的谢意。
[论文关健词]经济发展 环境污染 环境保护
[论文摘要]本文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现存的环境状况,并从经济发展的政策、模式和资金投放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最后提出了经济发展中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几点建议。
中国一直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孰轻孰重的争议。中国环境保护法规的不足,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缺乏等等因素阻碍了中国政府有效地寻求一个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适当方法。本文首先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环境污染。之后评述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冲突中形成的污染原因。最后,本文研究了促进中国环境保护发展的几点对策,以求寻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
一,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环境污染
1 能源污染。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以重工业发展为核心进行的,而重工业企业为追求生产数量与规模,多数采取低能源成本的生产方式,对能源的使用不彻底,也没有配套的除污设施,企业的生产行为就象是在进行一次次的能源浪费,使得能源资源本不富饶的中国面临更多资源保护与环境控制方面的问题。
2 大气污染。中国的主要能源供应资源仍然是煤,中国是世界煤消费最大国,同时还是世界原油消费第二大国。我国目前的空气污染相当于发达国家五六十年代污染最严重时的水平。大气污染以煤烟性污染为主,主要污染物为烟尘和二氧化硫,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约占70%。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全国大、中城市的总悬浮微粒和降尘基本都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给中国人民的健康带来破坏性影响。
3 水污染。中国城镇供水面临很多的问题,据统计,在660个大中型城市中,约有400个已存的各种各样的水问题;有1/4已达到警界标准。地下水资源已被渐渐污染,还有20%的水资源已无法再生为清洁水。而这所有的水问题都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 劳动力污染。企业大规模的生产必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种对劳动力的需要似乎与环境保护没有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国重工业生产的产品多为非技术型产品,其生产岗位对劳动力没有技术上的要求,因而生产过程中对能源、资源的浪费较大。但是由于这些劳动力密集的工业还可以减少国家的就业压力,因而其环境污染问题更易被忽视,使得环境污染问题自然退居经济发展之后,使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面临更多来自经济发展需求的压力。此外,在改革进程中。由于政府已经逐步消除人口移动的限制,使更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工业企业,中国的城镇人口增加,到2004年。中国城镇人口近总人口的42%。这使得中国城市人口进一步集中。这种人口城镇化的趋势,其代价是中国可耕种地面积的大量减少。同时还会产生粮食生产力的危机。城镇化的发展还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企业劳动力为适应企业的发展,必须选择一种更为高质而快捷的生活方式。这促使粮食生产部门使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来满足这种生活方式,这会使更多的江河湖海受到污染。土地污染也会更为严重。
5 垃圾污染。我国废弃物排放量大,工业废渣和城市垃圾大都堆积在城市的郊区和河流荒滩上,已成为严重的污染源,由于综合利用和处置率低。累计堆存量达65亿吨,占地5万余公顷,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1.2%。全国有2/3的城市陷于垃圾围城。此外,随着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有毒有害废弃物也有所增长。有毒有害固体废弃物都未经
过严格的无害化和科学的安全处置,成为中国亟待解决并具有严重潜在性危害的环境问题。
二 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最近2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以年平均9%的增长率高速增长,但是今后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巨大的障碍,除了技术进步之外,最大障碍就是资源和环境因素。虽然进入2003年后。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着手予以解决,然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种种冲突却使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容乐观。
我国的经济发展一开始就埋下了环境污染的祸根。一直以来,中国盛行“商人崇拜”和政策上的“向商人倾斜”,国内许多政策措施都体现出经济发展为首任的思想,在《京都议定书》的签订过程中,中方代表即表示“国的首要问题是消灭贫穷,发展经济,中国政府不可能执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除非是经济发展了”。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任何浪费污染环境的做法都可以借“发展经济”之名毫无阻碍地通行。错误的政绩观把“吸引外资”和“出口”当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首要指标,出口污染环境的产品受到优惠的“出口退税”的公然鼓励,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外商投资企业被奉为上宾。并得到低税率的优惠。在这种环境换发展的政策指导下,中国当然会面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困境,高速的经济增长变为不可持续。
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源储量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中国要想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投入更多的治理资金与技术资金促使企业使用最能保护环境的生产方法,有效利用资源。而我国各企业及政府部门对经济数量的追求往往让他们忽略或放弃了这部分投入,致使我国环境保护及相关资金支持和技术发展严重落后。我国在九五计划期间,政府拿出了360亿(约45亿美元)主要用于污染控制和防治,这是近两倍于六五、七五和八五计划986-2000)之和的环保投资,然而这一数据仍然低于1%的gdp数量。“十五期间”环境污染投资首次突破gdp的1%。达到1.18%。但这一投入并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基本需要。据环保总局与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每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百分之四到八,再加上生态破坏带来的损失,总的占到gdp的百分之十三到十五。在《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中指出。中国2004年全年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占全年gdp的3.05%,治理成本占gdp的1.80%,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约为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同时每年还需另外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虚拟治理成本),占当年gdp的1.80%。这一切资金要求与我们现有的投人数额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资源短缺的约束,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的方式。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源的大量投入,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产生了一种资源约束的错象。而且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也造成我国产品结构、进出口技术结构各方面严重失调,其发展的最终结果都将导致环境的急剧恶化。如果我国有好的市场经济,转变了现在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就会促使技术的不断进步,能不断地开发出新的资源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时,资源约束的现象才会真正消失。
三 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有效措施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期,处在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的高峰期,环境状况距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如何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切实保护好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中国2l世纪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1 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来抓,加强各部门合作,最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各级管理部门、各级领导要牢牢树立科学发展观念,实行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同时,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用绿色gdp核算体系代替传统的gdp核算体系,把环境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
2 把环境保护作为产业来抓,分配更多的资金与技术资源给环保产业,加快先进环保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逐步形成环境保护技术研发体系,将环境保护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推动环保产业化进程,逐步规范环保产业市场,积极推动环保设施运营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环保产业宏观调控和运行体系。
3 把循环经济的发展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彻底放弃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有效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的支撑,循环经济的发展与传统的回收利用不同,它不是依靠计划安排来实现废旧物资的回收再生,而是通过法规和标准的严格执行,通过市场运作来发展的。因此,在循环经济的建设过程当中,我国还需不断加强环境法体系的建设工作,并赋予相关工作部门有效的执行权力,在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框架下,有效推行循环经济的全面发展。
4 把国际合作视为解决我国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工具,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渠道,通过政策讨论与对话推动我国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在环境政策、管理、技术及方面的能力,积极引进环境保护资金和先进的环境管理理念。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提供动力与支持。
最近2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以年平均9%的增长率高速增长,但是今后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巨大的障碍,除了技术进步之外,最大障碍就是资源和环境因素。环境污染、人口压力造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农牧业用地、土地荒漠化以及现代工业制造的污染,这样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自2003年以来提倡“科学的发展观”,不再单纯追求增大GDP。为了打破在资源和环境方面面临的困境,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建设节约型的社会,发展循环经济。
这些政策的核心,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便使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可持续。保护环境的关键是减少污染物质的排放,解决资源问题则主要应当靠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相对于生产的总量节约资源。而发展循环经济,将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化作可再生利用的资源,一方面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另一方面增加了可以使用的资源,这是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最好途径。
由于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源储量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中国要想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像日本那样,采用最能保护环境的生产方法和有效利用资源较高的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国际最高水平的环境保护技术都是远远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得到并普遍采用更高水平的技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不仅需要学习和引进国际最先进水平的技术,而且必须大力进行自主的研究和开发,使中国在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技术上走在世界最前列。
遗憾的是,这样的主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变为中国各级政府的政策,在保护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许多措施十分薄弱,而且在开发可以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方面缺乏必要的资助,以致中国在保护环境的技术方面持续落后。据专家估计,对环境保护的投入至少达到GDP的1.5%,中国的环境才能够有所改善;而中国的环保投入却一直在GDP的0.5%左右徘徊,到1999年才勉强达到1%。
保护环境、有效利用资源的迫切要求,还涉及到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要害问题:对盈利企业的放纵。
最近20年来,中国盛行“商人崇拜”和政策上的“向商人倾斜”,任何浪费污染环境的做法都可以借“发展经济”之名毫无阻碍地通行。错误的政绩观把“吸引外资”和“出口”当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首要指标,出口污染环境的产品受到优惠的“出口退税”的公然鼓励,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外商投资企业被奉为上宾,并得到低税率的优惠。在这样的政策指导思想下,中国当然会面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困境,高速的经济增长变为不可持续。
为此我们必须打破“招商引资第一”的观念,打破服从低技术的国际分工的观念,不允许其它国家向中国转移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项目,不再允许向外出口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产品。
政府大力资助发展环保产业、采用保护环境和节省资源的技术,同时严惩一切污染环境的行为,将中国变为一个保护环境、节省资源的循环经济的典范,变为真正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一、贸易与环境的经济学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与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世界的关注,一方面人们认识到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确实存在着冲突,另一方面学者们得出了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是复杂关系的结论。贸易自由化和环境保护实际上代表了两种对立的价值观。提倡贸易自由化者认为世界经济的改善依赖于个体财富的增加,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相反,环保主义者则更强调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最大化。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BenedictkingSbury(1994)的研究并不认为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有直接的负面影响,而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失灵和政策失误。环境问题源于人类的生产消费活动,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能够影响两国商品和资源的价格、收入、生产和消费的模式等各个方面。也就是说贸易可以通过影响国民经济来影响生态环境。
目前,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贸易与环境之间是一种复杂关系,Grossman和Krueger(1991)把贸易对环境的效应分为三部分:结构效应、规模效应、技术效应。
规模效应是指自由贸易扩大经济活动规模所带来的环境间接改善以及规模增长对环境所构成的直接损害。规模的扩大一方面意味着收益的增加,另一方面扩大了环境的外部性,意味着污染的增加。技术效应是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产单位产品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程度不断降低。技术效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二是可贸易清洁技术的采用。贸易改进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使得单位产品的环境污染减少、贸易引致清洁技术的扩散使各国有体检采取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效应对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是积极的。结构效应是指贸易自由化使一国的产业结构更加适应其比较优势,最终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结构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原来产业结构与新的产业结构中各生产部门对环境总影响的差异。
总之,贸易会对一国的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产生综合复杂的影响,从而影响该国的污染水平。
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环境问题分析
(一)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环境问题现状
发展中国家贸易与环境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自由贸易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消耗。由于发展中国家,资金相对匮乏,技术相对落后,在国际竞争中缺乏有效竞争手段,往往选择发展的是资源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二,自由贸易引起了废弃污染物的越境转移。发达国家制定了严格的环境标准,为了避免高昂的污染物处理费用或考虑到成本对竞争力的影响,一些企业将生活垃圾假借正常货物名义出口到发展中国家。
第三,污染产业的转移。发达国家在雄厚财力的基础上制订了严格的环保标准,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环境标准低,人力资本廉价等原因,因此,发达国家将在本国已经或者面临淘汰的产业转移向发展中国家。
贸易发展会带来许多环境问题,但对于发展总共国家来说,最初的贸易发展更是以环境损害为代价的。
(二)传统贸易理论与发展中国家
传统贸易理论的论证都是在一系列的假定前提下进行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有些假定是不符合当展中国家实际经济关系的。在实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农产品、初级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出口为主,往往将资源集中于少数几种产品,导致经济结构和外贸结构畸形,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环境污染加剧。事实上,初级产品生产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的,在初级产品生产的领域中比工业制成品领域中技术进步要慢的多,因此,贸易的技术效应就被压缩了。而技术不能同步提高使得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难度加大,环境破坏加剧。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社会成本与个别成本往往大相径庭,因此,比较优势理论所强调的个别比较利益一般来说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比较利益。如果按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个别比较成本优势生产,发展中国家将成为贸易增长、经济增长的奴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并且彻底失去贸易中的相对优势。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的开展确实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改变,还促成了一些国家地区较快的经济增长。Chichilnisky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产权问题相对严重,使其与工业化国家进行国际贸易时更容易造成环境质量降。总的来看,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分配是不均的,发达国家是主要受益者,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环境代价换来经济增长。
三、发展中国家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协调
(一)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国际协调
为了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国际社会共签署了200多项多边环境协议(MultilateralEnvironmentalAgreements,简称为MEAs),为了实现特定的保护环境的目标,多边环境协定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条款。其中,大约有30多项环境协定均含有贸易限制措施。目前涉及环境与贸易关系的国际合作主要是多边环境组织、WTO、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国际社会为解决环境问题已从经济、政治、法律等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办法,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将贸易与环境直接挂钩,通过限制对环境有害的产品、服务、技术等的进出口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1994年,GATT在乌拉圭回合的部长级会议上达成的《关于贸易与环境的马拉喀什决议》,决定在WTO中设立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将贸易与环境问题列为WTO的主要议题。WTO的基本原则是一方面继承关贸总协定的有关规则,另一方面在保护环境基础上推进自由贸易制度。据WTO统计,截止至2001年6月14日,全世界约有30项多边环境协(MEAs)包含了与贸易有关的,旨在保护环境的措施。在WTO相关协议中,也有所谓的“绿色条款”,例如《关贸总协定》第20条、《技术贸易壁垒协议》、《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与农业有关的协议》、《与知识产权贸易有关的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4条等。
为了实现贸易和环境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WTO下设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求各国环境政策与贸易政策的“一致性”。贸易与环境问题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一旦人类生存的基本生态环境被破坏,那么经济增长的前提就不复存在了,然而只强调环保不注重经济发展也是不符合人类基本需要的。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参与,借助各种国际协调组织尽可能使贸易间各国环境政策与贸易政策协调一致。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各国的集体情况不同,各国在贸易与环境问题上的立场不同,而且发达国家是贸易规则的主要制订者,因此,目前来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与环境问题上的矛盾通过国际协作是很难彻底消除的。
(二)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国内协调
由于历史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环境保护意识较差,环境标准较低,环境管制不到位等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完善自身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建立适宜的环境标准,加强环境管制。一是建立环境管制措施。无论是多边贸易协定还是多边环境条约都允许成员方采取适当的环境管制措施,为了环境目的对贸易进行限制。二是实行间接环境管制措施。间接环境管制措施即采用市场手段,按照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原则和“污染者付费原则”,对国内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三是制定合理环境标准并严格执行。四是建立环境标志体系。环境标志也称为绿色标签(GREENLABLE)或生态标签(ECO-LABLE),是一个旨在促进实现环境政策目标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
实际上,贸易与环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最终目标都是提高社会福利。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自由贸易,而在于市场失灵和政策失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如果各国都强调必要的环境保护政策,使得这些环境成本能在市场价格中得到体现,那么就肯定能减少贸易对于发展中国家环境的负面效应。
摘要: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多维度、复杂的问题,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协调发展中国家贸易与环境问题提出建议。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环境保护;协调
摘要: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多维度、复杂的问题,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协调发展中国家贸易与环境问题提出建议。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环境保护;协调
一、贸易与环境的经济学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与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世界的关注,一方面人们认识到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确实存在着冲突,另一方面学者们得出了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是复杂关系的结论。贸易自由化和环境保护实际上代表了两种对立的价值观。提倡贸易自由化者认为世界经济的改善依赖于个体财富的增加,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相反,环保主义者则更强调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最大化。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BenedictkingSbury(1994)的研究并不认为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有直接的负面影响,而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失灵和政策失误。环境问题源于人类的生产消费活动,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能够影响两国商品和资源的价格、收入、生产和消费的模式等各个方面。也就是说贸易可以通过影响国民经济来影响生态环境。
目前,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贸易与环境之间是一种复杂关系,Grossman和Krueger(1991)把贸易对环境的效应分为三部分:结构效应、规模效应、技术效应。
规模效应是指自由贸易扩大经济活动规模所带来的环境间接改善以及规模增长对环境所构成的直接损害。规模的扩大一方面意味着收益的增加,另一方面扩大了环境的外部性,意味着污染的增加。技术效应是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产单位产品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程度不断降低。技术效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二是可贸易清洁技术的采用。贸易改进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使得单位产品的环境污染减少、贸易引致清洁技术的扩散使各国有体检采取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效应对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是积极的。结构效应是指贸易自由化使一国的产业结构更加适应其比较优势,最终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结构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原来产业结构与新的产业结构中各生产部门对环境总影响的差异。
总之,贸易会对一国的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产生综合复杂的影响,从而影响该国的污染水平。
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环境问题分析
(一)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环境问题现状
发展中国家贸易与环境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自由贸易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消耗。由于发展中国家,资金相对匮乏,技术相对落后,在国际竞争中缺乏有效竞争手段,往往选择发展的是资源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二,自由贸易引起了废弃污染物的越境转移。发达国家制定了严格的环境标准,为了避免高昂的污染物处理费用或考虑到成本对竞争力的影响,一些企业将生活垃圾假借正常货物名义出口到发展中国家。
第三,污染产业的转移。发达国家在雄厚财力的基础上制订了严格的环保标准,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环境标准低,人力资本廉价等原因,因此,发达国家将在本国已经或者面临淘汰的产业转移向发展中国家。
贸易发展会带来许多环境问题,但对于发展总共国家来说,最初的贸易发展更是以环境损害为代价的。
(二)传统贸易理论与发展中国家
传统贸易理论的论证都是在一系列的假定前提下进行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有些假定是不符合当展中国家实际经济关系的。在实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农产品、初级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出口为主,往往将资源集中于少数几种产品,导致经济结构和外贸结构畸形,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环境污染加剧。事实上,初级产品生产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的,在初级产品生产的领域中比工业制成品领域中技术进步要慢的多,因此,贸易的技术效应就被压缩了。而技术不能同步提高使得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难度加大,环境破坏加剧。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社会成本与个别成本往往大相径庭,因此,比较优势理论所强调的个别比较利益一般来说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比较利益。如果按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个别比较成本优势生产,发展中国家将成为贸易增长、经济增长的奴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并且彻底失去贸易中的相对优势。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的开展确实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改变,还促成了一些国家地区较快的经济增长。Chichilnisky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产权问题相对严重,使其与工业化国家进行国际贸易时更容易造成环境质量降。总的来看,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分配是不均的,发达国家是主要受益者,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环境代价换来经济增长。
三、发展中国家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协调
(一)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国际协调
为了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国际社会共签署了200多项多边环境协议(MultilateralEnvironmentalAgreements,简称为MEAs),为了实现特定的保护环境的目标,多边环境协定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条款。其中,大约有30多项环境协定均含有贸易限制措施。目前涉及环境与贸易关系的国际合作主要是多边环境组织、WTO、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国际社会为解决环境问题已从经济、政治、法律等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办法,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将贸易与环境直接挂钩,通过限制对环境有害的产品、服务、技术等的进出口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1994年,GATT在乌拉圭回合的部长级会议上达成的《关于贸易与环境的马拉喀什决议》,决定在WTO中设立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将贸易与环境问题列为WTO的主要议题。WTO的基本原则是一方面继承关贸总协定的有关规则,另一方面在保护环境基础上推进自由贸易制度。据WTO统计,截止至2001年6月14日,全世界约有30项多边环境协(MEAs)包含了与贸易有关的,旨在保护环境的措施。在WTO相关协议中,也有所谓的“绿色条款”,例如《关贸总协定》第20条、《技术贸易壁垒协议》、《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与农业有关的协议》、《与知识产权贸易有关的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4条等。
为了实现贸易和环境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WTO下设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求各国环境政策与贸易政策的“一致性”。贸易与环境问题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一旦人类生存的基本生态环境被破坏,那么经济增长的前提就不复存在了,然而只强调环保不注重经济发展也是不符合人类基本需要的。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参与,借助各种国际协调组织尽可能使贸易间各国环境政策与贸易政策协调一致。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各国的集体情况不同,各国在贸易与环境问题上的立场不同,而且发达国家是贸易规则的主要制订者,因此,目前来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与环境问题上的矛盾通过国际协作是很难彻底消除的。
(二)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国内协调
由于历史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环境保护意识较差,环境标准较低,环境管制不到位等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完善自身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建立适宜的环境标准,加强环境管制。一是建立环境管制措施。无论是多边贸易协定还是多边环境条约都允许成员方采取适当的环境管制措施,为了环境目的对贸易进行限制。二是实行间接环境管制措施。间接环境管制措施即采用市场手段,按照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原则和“污染者付费原则”,对国内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三是制定合理环境标准并严格执行。四是建立环境标志体系。环境标志也称为绿色标签(GREENLABLE)或生态标签(ECO-LABLE),是一个旨在促进实现环境政策目标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
实际上,贸易与环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最终目标都是提高社会福利。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自由贸易,而在于市场失灵和政策失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如果各国都强调必要的环境保护政策,使得这些环境成本能在市场价格中得到体现,那么就肯定能减少贸易对于发展中国家环境的负面效应。
最近2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以年平均9%的增长率高速增长,但是今后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巨大的障碍,除了技术进步之外,最大障碍就是资源和环境因素。环境污染、人口压力造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农牧业用地、土地荒漠化以及现代工业制造的污染,这样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自2003年以来提倡“科学的发展观”,不再单纯追求增大GDP。为了打破在资源和环境方面面临的困境,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建设节约型的社会,发展循环经济。
这些政策的核心,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便使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可持续。保护环境的关键是减少污染物质的排放,解决资源问题则主要应当靠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相对于生产的总量节约资源。而发展循环经济,将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化作可再生利用的资源,一方面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另一方面增加了可以使用的资源,这是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最好途径。
由于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源储量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中国要想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像日本那样,采用最能保护环境的生产方法和有效利用资源较高的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国际最高水平的环境保护技术都是远远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得到并普遍采用更高水平的技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不仅需要学习和引进国际最先进水平的技术,而且必须大力进行自主的研究和开发,使中国在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技术上走在世界最前列。
遗憾的是,这样的主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变为中国各级政府的政策,在保护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许多措施十分薄弱,而且在开发可以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方面缺乏必要的资助,以致中国在保护环境的技术方面持续落后。据专家估计,对环境保护的投入至少达到GDP的1.5%,中国的环境才能够有所改善;而中国的环保投入却一直在GDP的0.5%左右徘徊,到1999年才勉强达到1%。
保护环境、有效利用资源的迫切要求,还涉及到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要害问题:对盈利企业的放纵。
最近20年来,中国盛行“商人崇拜”和政策上的“向商人倾斜”,任何浪费污染环境的做法都可以借“发展经济”之名毫无阻碍地通行。错误的政绩观把“吸引外资”和“出口”当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首要指标,出口污染环境的产品受到优惠的“出口退税”的公然鼓励,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外商投资企业被奉为上宾,并得到低税率的优惠。在这样的政策指导思想下,中国当然会面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困境,高速的经济增长变为不可持续。
为此我们必须打破“招商引资第一”的观念,打破服从低技术的国际分工的观念,不允许其它国家向中国转移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项目,不再允许向外出口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产品。
政府大力资助发展环保产业、采用保护环境和节省资源的技术,同时严惩一切污染环境的行为,将中国变为一个保护环境、节省资源的循环经济的典范,变为真正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摘要]为缓解对外贸易给我国环境造成的压力,利用1998―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三方面出发,基于环境库茨涅兹曲线对对外贸易与我国环境问题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贸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与环境库茨涅兹曲线刚好吻合,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促进外向、包容、创新的联动式经济发展。
[关键词]环境效应;对外贸易;环境库茨涅兹曲线
一、相关研究综述
现阶段我国生态环境状况不太乐观,严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对外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关系愈来愈成为国际经济学家与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也在逐步提升。关于对外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关系研究,自1991年起,Grossman与Krueger从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角度提出著名的环境库茨涅兹曲线(EKC)[1],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表现为倒U型关系;Dean(1997)[2]利用我国水体污染相关数据研究了开放的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Panayotou(2000)在Grossman与Krueger[3]的三效应基础上提出规则效应,探究了国际贸易政策的改变对目前环境政策与环境标准的影响;Ghertner与Fripp[4]对贸易隐含污染进行研究,指出发达国家的生产污染随国际贸易产品转移至进口国。除此之外,国内学者也就对外贸易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王奇、刘巧玲[5]等基于跨国家SO2排放的面板数据研究国际贸易对污染―收入关系的影响,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污染排放仍在不断上升,还未出现转折;党玉婷[6]将环境视为一种生产要素,通过对外贸易的12个制造业部门考察对外贸易对我国污染排放的影响;郑智昕[7]提出国际贸易从外部性问题、国际贸易间接导致资源掠夺、污染产业及危险废物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与过度开发资源密集型产品问题三方面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陈壮伟、孔庆峰[8]基于2000―2008年数据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正。
综上所述,目前针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环境问题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还需进一步深入分析并找寻缓解目前环境压力的对策。本文将通过中国31个省市区近17年的SO2排放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对外贸易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探讨更好的解决之策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指标、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环境问题指标:SO2为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将其排放量作为污染物指标,为保证各地区的数据口径一致,各地区SO2排放量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分地区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对外贸易指标:对外贸易的经济产出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以及各地区进出口贸易额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不变价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排除价格变动与市场经济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按GDP平减指数的方法以1998年为基年价格进行调整。
本文二氧化硫排放量包含了生活废气及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个别地区(西藏、海南)在极个别的某些年份数据的缺失性并未影响对离差形式的组内估计量进行计算,因此,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两大模型进行估计。并在不改变数据性质与相关关系同时压缩变量尺度的前提下,对各项指标进行对数处理,避免存在异方差的可能性对实证结果带来不可靠的问题。
(二)实证模型建立
基于最初的假定――EKC曲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此曲线的初步阶段。分别从基于全国各省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发展水平的角度,测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与环境之间的数量关系。确定最终基于进口与出口贸易以及各地区的人均GDP的环境污染―对外贸易关系计量模型如下: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可知,三个模型的固定及随机效应F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下统计显著,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并且,对模型进行的豪斯曼检验分别在1%、5%、10%的置信区间能够拒绝原假设,估计所得模型通过检验。不论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进口贸易额还是出口贸易额的研究结果看,中国对外贸易在发展前期对环境质量具有较大的负面作用。从1998―2014年数据看,对外贸易发展是造成中国环境日益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与部分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在一定时期内,对外贸易的发展将加剧环境恶化,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此现象更为明显是相符的。根据我们的预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长期内将符合Grossman与Krueger提出的EKC线规律,对外贸易发展前期导致环境恶化,随着贸易开展到达某一时点环境污染出现一拐点并随后污染程度呈逐步下降的趋势,并根据计算可得拐点处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56226亿元。
(二)作用机制、机理分析
当产业污染排放密度、产业结构、污染处理投资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外贸易的发展扩大了国际贸易规模与贸易自由度,无疑将进一步造成环境质量下降。从供需角度出发,国内经济规模越大,生产产出增加,资源消耗量扩大,环境恶化程度随之加大。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在生产要素相同的条件下,生产效率不同。最佳的生产结构带来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整个社会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提高经济效率就意味着资源浪费的减少。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贸易要实现各自的专业化生产,专业化分工模式要求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发展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ν饷骋字屑际跛平的提高促使消费者对技术偏好性产品的选择,提高一国生产与消费的环境保护水平。技术的利用减少对外贸易中有害废弃物、有毒物品、化学品随国际流通给环境带来的破坏作用。
经济的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共同缓解作用的效果还小于规模效应带来的环境污染。结合中国当前的对外贸易发展状况与环境现状,大部分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同环境之间的关系还处于EKC曲线的前期阶段,极少数地区即将达到或刚达到假说辖域的拐点附近,整体而言也就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到一定时点之后将达到环境库茨涅兹拐点,此拐点对应为当且仅当地区不变价格的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模型中一次项与二次项在值上满足成2倍的关系。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中国31个省市区1998―2014年分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对外贸易和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与Grossman与Krueger提出的著名环境库茨涅兹假说相吻合,表现为倒U型关系;2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发展水平还处于EKC曲线的前期阶段,也就是大部分地区仍然表现出对外贸易发展导致环境问题的加剧,只有北京、杭州、广东等少数地区即将到达或刚到达EKC曲线拐点处;3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共同作用对环境问题具有改善作用,由于对自然资源消耗增加、经济规模的扩大造成环境恶化。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引进的资本、生产所需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各类资源,以达到资源最优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第二,加大技术投入,充分利用先进生物技术减少环境污染,更大程度上降解塑料等白色垃圾、降低化肥农药污染。第三,从消费者偏好角度,引导和提倡绿色、环保生产与消费理念。
环境问题开始在贸易体系中显现其重要性,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些国家试图利用贸易来影响其它国家的环境政策,或者以保护环境的名义,提出许多贸易条件,来保护其自身利益。使环境问题成为贸易体系重要因素的另一个原因是环境问题的全球化。
一、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
1 目前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同时,环境保护正在走向制度化和法律化,并渗透在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国家对外贸易的政策法规之中,于是在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冲突日益突出。在冲突中寻求协调统一是发展国际贸易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责任和目标,环保因素也影响和制约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绿色贸易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潮流.环保法律、法规融入国际贸易规则:“环境壁垒”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形式:环保水平影响着各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地位。
3 随着世界贸易中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主题的深入,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世界贸易领域的热点问题,绿色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中一股强大潮流。绿色国际贸易与绿色国际贸易壁垒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绿色国际贸易壁垒往往表现为对国际贸易有关环境的规定的滥用。只有正确认识绿色国际贸易和绿色国际贸易壁垒,才能有的放矢、积极应对,跨越绿色贸易壁垒。
4 环境保护对贸易自由的制约正是由于贸易自由带来了新的环境问题,所以整个国际社会都试图在贸易中考虑环境保护,来协调好贸易自由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具体来讲,是在贸易规则中考虑相关环境因素。在环境规则中对与环境有关的贸易进行规定、限制。甚至禁止一定的国际贸易。这样,环保措施在实现其环境保护目的的同时,对国际贸易必然构成一定的障碍。
二、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产生的影响
1 由于为了保护环境而采取的措施中往往利用贸易手段,所以环境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国际贸易。人们形象地把这种影响称为“绿色壁垒”。
绿色壁垒是以严格的环境标准和其他环境要求为内涵的一种贸易壁垒,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它成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最大障碍。从绿色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以及其与以贸易自由化为理念WTO多边贸易规则相对立。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探讨我国冲破绿色壁垒应采取的对策。
近年来,绿色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的实践中越来越成为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形式,并成为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
2 易壁垒以鲜明的时代特征正日益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关卡。这种贸易保护措施可有效地阻止外国,特别是环保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口,为本国市场形成巨大的保护网。西方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工业,借环保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筑起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的外贸产生了不良影响。从绿色壁垒产生的条件及特点出发,分析我国农产品频遭绿色壁垒的原因,并提出了如何跨越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的对策建议。
3 随着世界贸易的快速发展,以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绿色壁垒门槛日益增高,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为扭转当前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不利局面,必须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增强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持续性发展。我国农产品出口到欧盟时,屡遭其绿色壁垒的阻碍,给我国造成了很大损失。
三、环境保护对贸易自由的制约
1 我国国际贸易和环境的应对措施面对这些环境措施,我们不可能一味地要求发达国家迁就对环境不友好的产品,更不可能要求发达国家降低环境标准。促进发展中国家与环保产业相关法律制度和标准的建立和完善,本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联合国环发会议的进程,环境、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同时,环境作为一种新的贸易资源与一种新的贸易产业而被认识,从而在环境与国际贸易关系上开始了新的纪元。但是,环境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远未达到协调和融洽的完美境地,而且会随着两者的发展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引起新的关注,需要我们去面对和解决。
2 环境与贸易的冲突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冲突,且这种冲突短时期内不会消失。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表面目的的不一致和根本目的的一致性,环境与贸易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决定了这两者必然会发生交叉和冲突,并最终协调融为一体,但这个协调过程也是漫长的。所以,现阶段,一旦发生冲突,还是要有相对完备的救济机制,妥善解决环境一贸易纠纷与争端,促使两者走上良性循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地球环境,实现全球的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3 调整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在绿色贸易制度的安排下,随着环境和绿色产品的损益外部性的内部化,出口企业和产品的比较成本优势将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一些污染严重,环保技术落后,环境成本高昂的产业,其比较成本优势将弱化以至消失。而一些少污染以至无污染的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绿色环保产业的比较成本优势将得到强化。
三、综述
发展贸易的同时如何保护环境这个问题上,两者相互影响又相互矛盾,但二者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保护环境是为了人类有一个可靠而安全的生存空间,发展贸易是为了人类可以获得更高质量的生存。相对我们而言,没有最安全的生存环境,一切发展都是虚无的,而没有了发展,停滞也就意味着灭亡。环境和国际贸易的问题不仅体现在贸易过程中,而且体现在商品生产流通的整个过程中。因此,环境保护与贸易二者必须兼得,不可偏废。协调环境保护与贸易才是我们了解两者互相影响、互相冲突的目的所在。
深入认识和明确把握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摆正位置,权衡利弊,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走清洁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我们的国家在步步变强,我们的社会在点点进步,人民的生活在不断改善,但我们赖以生存的坏境却在悄无声息的不断恶化。往日因为经济技术都落后与发达国家所采用的的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对我们的自然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目前,我国自然环境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我国的自然坏境问题主要有十个。分别为:大气污染问题、水环境污染问题、垃圾处理问题、土地荒漠化和沙灾问题、水土流失问题、旱灾和水灾问题、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WTO与环境问题、三峡库区的环境问题、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问题。生态自然的破坏已经呈多样化态势,问题可见极其严重,无论是国家还是我们普通民众都应该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中国大气环境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2011年中国二氧化硫年排放量高达1857万吨,烟尘1159万吨,工业粉尘1175万吨,大气污染仍然十分严重。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大气环境质量超过中国规定的标准。中国47个重点城市中,约70%以上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达不到中国规定的二级标准;参加环境统计的338个城市中,137个城市空气环境质量超过中国三级标准,占统计城市的40%,属于严重污染型城市。大气污染是中国第一大环境污染问题。而应对大气污染问题,就我看来,国家应制定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并上升到法律层次,紧紧控制。对于凡是超过这个标准的企业,无论是国营还是民营都应给以极大的处罚,并采取相应的取缔措施。另外,国家应大力投资城市公共交通业发展,完善公共交通网,发展城市地铁,减少私家车的使用频率,从而减少汽车尾气排放,而且国家还应进一步投资新兴新能源产业,发展清洁能源,做到经济与环保双进步。最后,就我们个人普通民众,我们也要做到少开私家车,为减少我国大气污染尽一份绵薄之力。
中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然而,人们在科学进步的同时,依然在浪费水资源。对于水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的问题除了自然方面的水资源分布不均外,人为原因也十分严重。一是企业排放污水过度,不达标,二是居民用水浪费,不节约。对此,我们每一个人及企业都应做到自觉自主,保护水环境,自觉节约用水。国家也需采取相应措施,除了设立相应的水资源法律外,跨区域调水,水库修建,开源节流都是极其重要且艰巨的任务。
中国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达8.2亿吨,综合利用率约46%。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为1.4亿吨,达到无害化处理要求的不到10%。塑料包装物和农膜导致的白色污染已蔓延中国各地。立即污染问题的主要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技术落后,资源利用率低下,导致产出了大量的固体垃圾;第二,人们环保意识差,多图方便而使用塑料袋和包装袋。所以,其一国家要提高社会整体的技术,一是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二是废物垃圾再利用的技术。再者就是人们应该提高自身的环保意识,不要随地乱丢垃圾,也要分清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分类丢放。
中国国土上的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陆地总面积的27.3%,而且,荒漠化面积还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中国每年遭受的强沙尘暴天气由50年代的5次增加到了90年代的23次。土地沙化造成了内蒙古一些地区的居民被迫迁移他乡。近些年来,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西北地区大规模滥挖发菜、干草和麻黄等野生中药材的事件时有发生。据国家环保局自然保护司96年11月至97年3月调查,近几年,每年进入内蒙古搂发菜的农民有20万人次,1987年以来,有关省、区进入内蒙古搂发菜人员累计高达190万人次。而且,中国每年流失的土壤总量达50多亿吨,每年流失的土壤养分为4000万吨标准化肥(相当于中国一年的化肥使用量)。自1949年以来,中国水土流失毁掉的耕地总量达4000万亩,这对中国的农业是极大损失。另外,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破坏较严重的国家,高等植物中濒危或接近濒危的物种达4000-5000种,约占中国拥有的物种总数的15%-20%,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在联合国《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中列出的640种世界濒危物种中,中国有156种,约占总数的1/4。中国滥捕乱杀野生动物和大量捕食野生动物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屡禁不止。[我国现今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问题已经极其严重,这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就是土地利用不合理,过度的使用的土地,导致土地的肥力不断下降最后导致土地荒漠化;乱砍滥伐,无休止的采收自然之物,是水土流失的重要原因。合理的利用土地,植树造林,保持水土成了尤其重要的任务。而且,生物多样化也因此受到了极大地破坏,这三个问题相互作用,损其一则损其三。而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经济发展落后,边区人民收入低下,所以才继续了这种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现如今自然环境的破坏已经不用忽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再不断下降,必须终止这种发展模式,要充分利用我国区域宏观调控的机制,我相信给环保区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环境法律条文,就能起到很好的环保作用。
我国的水旱灾害也是环境问题的一个重点,20世纪50年代中国年均受旱灾的农田为1.2亿亩,90年代上升为3.8亿亩。1972年黄河发生第一次断流,1985年后年年断流,1997年断流天数达227天。有关专家经调查推测:未来15年内中国将持续干旱,而长江流域的水灾发生频率却明显增加,500多年来,长江流域共发生的大洪水为53次,但近50年来,每三年就出现一次大涝,1998年的大洪水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对水灾要用水库囤积,水坝修建,河道疏通相互配合的方式。应对旱灾,则要用开源节流,人工降水,水库囤积,跨区域调水的方式解决。水旱灾害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农业发展,居民正常生活等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水能当生命之源亦能做杀生的魔鬼,用合理的方式应对水旱灾害对于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加入WTO将面临的环境问题。我国加入WTO是符合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发展大势,其有助于我国更好的融入世界经济,减少贸易壁垒,更好的发展外向型经济,但是其带来的环境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方面是国际上的"绿色贸易壁垒"。由于中国的环境标准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的食品、机电、纺织、皮革、陶瓷、烟草、玩具、鞋业等行业的产品将在出口贸易中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市场对中国的矿产、石材、药用植物、农产品、畜牧产品的大量需求,可能会加重中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破坏。同时,中国可能成为国外污染密集型企业转移的地点和大量的国外工业废物“来料加工”的地点,这将极大地加重中国的环境问题。所以国家也应制定严格的外资投资标准,高污染、破坏大的外企我们要严格拒绝,不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作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而我们自身的生产发展也要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础。
当今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的经济体,中国制造遍满全球,政治经济都已经有了不小的发展,此时的中国,的确应当去重视一下这个环境的问题。虽然经济发展仍是主要任务,发展仍是第一要义,但是不顾环境问题的发展是不持久的,是没有前途的发展。而且,这样的发展带给我们的遗病也将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从以往的科学发展观,到现在的生态建设都表明了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将结束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样的道路,不仅国家要努力,还需要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一同努力。节约合理使用资源,保护生活环境需要我们一起努力,区域宏观调控需要各区域团结一致达成共识,应对自然灾害更需要我们全国人民一起出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更需要我们全国人民一起去建设。点滴小事,保护环境。
作者简介:宋丽娜,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2014级在校学生,所读专业环境设计,学号P141512959。曾获学校三等奖学金两次,三等助学金一次。在精心攻读所学专业同时,爱好广泛,博览群书,研读各类图书,并关注时事政策,国内外要闻,及国家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撰写各类文章在自己微博和社会地级以上报刊、网络媒体上发表。
【摘 要】随着我国海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在全球对外投资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与此同时,海外投资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不仅对投资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上的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遭受了负面影响。文章对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投资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结合国内外对外投资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海外投资中面临的环境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以期能够消减中国海外投资所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保障海外投资长期顺利地发展。
【关键词】海外投资;环境问题;国际及国内实践;对策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依据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形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做出了“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国内企业对外进行投资。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在全球对外投资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海外投资企业日益增多,国际舆论也逐渐关注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环境行为,“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声音在国际上频频出现,这其中固然有个别媒体夸大报道的因素,但中国也确实应当对海外投资环境问题进行反思。如何防范环境风险,加强中国海外投资的环境管理以控制对海投资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国际形象,保障海外投资长期顺利地发展,这已经成为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中国海外投资发展状况
中国的海外投资起步于改革开放以后,在短短30年里,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和成就。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海外投资的力度增加,规模逐步提升,投资覆盖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广,投资的领域也有所增加。
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2年起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其中2002~2009年,中国海外投资年均增速高达54.5%;2009年,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处于低谷,全球外国投资流量随之出现下滑,但我国对海外投资流量却呈现逆势上扬,以565.3亿美元创造了历史最高值。随着海外投资流量的快速增长,我国对外直接投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到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为2457.5亿美元,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行业分布也相当广泛。
由于我国投资动因的驱使和投资政策以及东道国不同的投资环境的导向,使得我国海外投资呈现以下有两个特点:(1)地区集中。我国海外投资的地区分布不均衡,多集中在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亚、非、拉美地区,这些地区是我国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与此相对,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存量不到10%;(2)行业低端。中国对外投资行业多分布在采矿业、制造业、伐木业等污染密集型行业,我国对外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更偏重于初级产品和污染密集型产业。
以上两个特点对中国海外投资提出了较高标准的环境要求,加上有些西方媒体夸大了的“中国环境威胁论”推波助澜的报导和渲染,使得中国海外投资的环境保护问题显得紧急和严峻。
二、海外投资中产生的环境问题
中国海外投资规模和速度的迅猛发展,主要集中在水电、采矿、砍伐等行业,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环境保护方面进行批评。“中国环境威胁论”更是形成了中国逐渐提高的国际地位背后的阴影,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相信中国对当地的投资会产生恶劣的环境影响,从而对中国在当地的投资采取消极甚至是抵制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
近年来,媒体对中国海外投资项目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及由此导致与当地居民和社区产生摩擦的事件时有报道,如苏丹麦洛维水电站大坝建设环评不合格、莫桑比克姆潘达・恩库瓦水电站的修建对该国环境和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等。这其中不仅涉及环境问题,更牵扯国际政治与经济利益斗争。2011年9月底,已经开工近两年、总投资36亿美元的缅甸密松大坝项目被叫停,给中国的投资方造成了巨大损失。其直接原因就是大坝可能会带来多种生态环境问题,遭到缅甸民众及反对派的强烈反对,最终缅甸政府不得不叫停该项目。
通过对中国海外投资环境问题进行反思,我们的海外投资确实存在一些环境问题和潜在风险。大部分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都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开展业务的同时业注重保护当地的环境利益,致力于协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但由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法律的执行也存在缺陷,同时中国企业的国际经验相对不足,自律性欠佳,个别企业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不负责任的投资行为造成当地环境的污染和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开发,使得中国企业与当地社会甚至是政府的关系紧张。海外投资面临的环境风险不仅会海外投资活动可能对东道国环境造成物质层面的损失、破坏的风险,而且这种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会损害投资方自身投资收益和企业正常经营,也使得投资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伤及国家政治、经济利益与国家战略的执行。
三、造成中国海外投资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保护存在诸多缺陷,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例如,中国海外投资集中于生态环境脆弱的亚、非、拉美地区,投资所涉及的大都为污染密集型行业,我国有关海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具体说来,中国海外投资产生环境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部分海外投资企业缺乏环境保护意识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稳步实施,部分中国对外投资公司的投资行为致使当地自然环境遭到迅速破坏,在当地招致对中国的指责也随之产生。从事投资的中国企业中大多能将投资行为和保护环境二者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不过仍有部分企业因为缺乏对投资地环境保护的社会意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忽略了环境保护,难以避免的引起了东道国政府及其人民的反对,逐渐成为当地受关注的公共问题,加剧了中国对外投资的环境保护压力。
(二)绿色信贷制度不够完善
绿色信贷是在对企业发放贷款的时候将环境保护的责任作为审查条件之一,力求从外部激励企业更积极地履行环境保护的责任。中国对外投资的信贷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实际上却很少把环境影响作为其发放贷款的一个条件。国际银行机构已经制定了很多关于环境保护的贷款标准,诸如“赤道原则”,并且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中国金融机构目前接受赤道原则的只有兴业银行一家,且总体上缺乏矿业、林业以及其他影响环境的工程方面的相关标准,没有达成统一意见的环境标准。
(三)海外投资环境保护的制度不完善
针对日趋严重的海外投资环境问题,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相应地采取了对于海外投资环境保护的众多举措:例如,200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通过了内部环境指引指导绿色信贷;2005年商务部的《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工作细则》中有关于环境条款的规定等。但以上措施并没有对投资企业的环境保护行为产生具有强制力的管束作用,环境标准不易执行、可操作性差,无法有效引导对外直接投资环境保护的实施。加之环境保护属于专业技术性比较强的问题,现实中不管是商务部抑或发展改革部门对其审核时又大多流于形式,缺少实质内容的审查。
(四)目标国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
中国的海外投资大多分布在亚、非、拉美等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当地政府与居民的环境意识水平滞后,由于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决定了这些国家当前会注重经济发展而忽略环境保护,因此它们对外资的引进标准和环境标准一般都较低。目标国环境法规政策的不完善在客观上加重了中国解决海外投资环境保护问题的难度,也为一些对外投资企业无视对东道国的环境保护行为留下可乘之机。
四、国内外海外投资环境保护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关注海外投资地的环境保护问题,包括要求海外投资必须进行核准或备案,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当然包括保护环境的法律和法规,以及国际法准则。尤其是不批准那些投资对象国或地区的环境保护要求禁止的产业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禁止的产业。
目前我国还没有特别针对海外投资环境保护问题进行规定的法律法规,只是在一些相关的对外投资法律法规和政策中有笼统的表述。目前有关对外投资的政策主要是由商务部制和、或者与有关部门联合的。商务部于2005年的《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工作细则》中环境条款的规定,体现出了对东道国环境问题的关注。2009年商务部出台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加强了对外投资企业的监督引导工作,促进了中国企业更为安全稳定地开展海外投资。2013年2月18日,商务部、环境保护部联合了《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合作领域针对企业环境保护行为的第一个指南,旨在对企业进行方向性指导,促进对外投资可持续发展。
但这些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具体的环境保护标准和具体要求,所以,当相关机构在审查和批准海外投资时缺乏可操作性。这些法规和规章都强调了“准出”时要遵守的环境要求,而对于投资进入到东道国后如何规制其环境影响,除了强调要遵守东道国的本地法外,并没有相关规定。中国的海外投资地主要集中在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为了经济发展,这些国家对外资的环保标准要求很低,并不能起到保护东道国环境的作用。尽管存在这样的问题,但行为守则和指南具有一定积极效用。在目前东道国法律制度脆弱的情况下,这种自限能够为东道国环境提供更多保护。
国际上目前还没有直接规定跨国公司环境保护义务的国际投资条约,因此,不能依国际投资条约直接要求跨国公司承担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损害责任。已有的一些国际环境条约已经涵盖了环境的各个方面,但并不包含对跨国公司直接施加环境保护义务的条款。但由于投资者并不是这些国际条约的主体,因此也就没有必须遵守环境保护的条约义务。对于进行海外投资的公司来说,这些国际投资条约虽没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多少会对海外投资行为的环境保护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跨国公司应当将环境保护作为公司最需要注重的事项之一,这是确保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跨国公司应着力发展清洁生产并促进企业活动的规范化来实现这些条款的要求。
五、解决中国海外投资环境保护的对策
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顺利发展,保证与东道国长期的资源共用、利益共享、缓解“中国环境威胁”论给我国在国际上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对投资中应当把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不断致力于研究、制定海外投资企业环境保护的政策,确保中国投资企业切实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义务。
(一)海外投资企业应切实履行好环境保护的义务
首先,海外投资企业应在法律规范的指引下注重环境的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避免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为了预防环境损害的发生,海外投资企业在投资项目开始前,应当对投资活动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加以评估。这种评估方法应采用受到公众认可的方法进行客观地分析、检测和评价。若通过这种科学的方法确定该项投资活动对当地环境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时,就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防范于未然。
其次,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应了解和遵守东道国环保相关法规。当东道国环保法规标准较低甚至缺乏时,企业可以选择遵守中国国内的或者国际上通行的原则和标准。企业应尊重东道国社区居民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民族风俗,加强与东道国政府机构、社区的联系和沟通。海外投资企业只有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强并切实履行好社会责任,才能在环境保护方面获得更大的进步。
(二)加强海外投资信贷的绿色化
首先,银行在绿色信贷政策的制定中,应当结合我国国情,将中国现有环境影响、评价的污染控制管理政策考虑进去;借鉴国际上赤道原则适用的先进经验,使海外投资银行授信的环境保护审核程序更为规范。紧抓强制性和自愿性相结合的原则,对有重大环境风险的项目在审贷、批贷中要依据绿色信贷政策的有关规定贯彻执行;对环境影响不大的项目应当赋予银行对于信贷更多的自主权。为了确保绿色信贷强制性要求的落实,银行应根据需要制定监查、处罚条款,强化监管和约束体系,同时建立健全偷诉受理机制,使当地群众能够充分表达对环境问题的担忧。
(三)完善海外投资环境保护的法规与政策
我国应在现有法规政策的基础上,制定出更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为海外投资企业的环境行为规范提供更为有效的法律根据。加强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在海外投资中的贯彻力度,尤其是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要有更加严格的控制标准,避免因为企业的环境制度不健全给投资国当地带来环境上的危害。应当尽快建立完善海外投资环保的规章体制,更好地对海外投资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规范,树立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良好的国际形象。不断加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规范和指引服务,鼓励企业更加积极地保护当地环境,促进其经济的良性发展。
(四)加强与投资东道国的沟通与合作
中国应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发起活动中,促进中国企业环境保护管理标准与国际接轨,为中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加强与东道国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帮助投资地国家治理改善环境问题,以彰显中国在海外投资中重视对投资国当地环境的保护,为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断贡献自己的努力。此外,中国在与投资东道国签订投资条约时应主动将关于环境保护的条款纳入其中,保证双方都能在经济和环境上获得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在向其他国家进行投资签订条约时,大多没有对投资东道国的环境利益予以足够重视,因此多数情况下也没有在条约中规定对环境标准原则的明确适用,致使约定的条款大都片面强调投资者的经济利益,而缺乏对于东道国环境保护的有力规定和相应措施。
六、结语
在国际投资领域,对自然环境影响最深远和最直接的就是国际对外投资。发展中国家由于较低的环保要求和较弱的监管力度而为这些外国企业提供了污染的便利,成为它们的“污染避难所”。同时,东道国的政府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迎合跨国公司减少环保成本的要求,不惜以牺牲本国环境为代价进行“环保降级”,从而不可避免的扩大了加剧全球环境恶化的趋势。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使用的更先进的生产和环保技术及其在东道国的外溢效应,却对环境有着明显的积极影响,因此,国际投资对环境的总体影响及其程度日渐成为人们讨论和研究的热点问题。如何防范环境风险,加强中国海外投资的环境管理以控制对海投资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国际形象,保障海外投资长期顺利地发展。
作者简介:陈根,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法律硕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摘 要:城镇化是以实现全面城镇化为目标,摒弃盲目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空间的扩张,走科学、集约高效的发展道路。在大规模的城镇建设热潮中,环保观念已被抛掷脑后,人们不惜牺牲生态环境追求高速度建设、大规模发展的现象在中国大量存在,不断出现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城镇社会全面进步的限制因素。
关键词:城镇化;生态环境;对策
一、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一般理论
(一)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一般理论
1.城镇化的内涵
城镇是相对于农村而言的,是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的总称[1]。中国的“城镇化”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看法认为,城镇化就是工业化发展引起的人口和用地规模的扩大,城镇化人口密度增加,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建成区不断扩大;广义的理解则认为,城镇化就是社会化、工业化集聚区域的城市要素逐渐增加的过程,同时包含着人们的精神文明层面的巨大进步的过程。
2.生态环境的内涵
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生态环境是生态和环境两个名词的组合。生态是指生物之间和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当代环境概念泛指地理环境,是围绕人类的自然现象总体。环境总是相对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实际上是人类的环境。当代环境科学是研究环境及其与人类的相互关系的综合性科学。生态与环境虽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但两者又紧密联系、“水乳交融”、相互交织,因而出现了“生态环境”这个新概念。
(二)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依据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自文化始祖周公提出“以德配天”的思想后,经不断演化,“天人合一”的学说就在儒道两家的文化中盛行开来。这种观点认为,天即自然,人与自然组成了世界上的有机统一体,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整体内是动态和谐的、对立发展的。从生态角度讲,“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强调发展应当注重整体性,“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人与所处的外界环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自然发展的规律十分重视整体的平衡,多余的就会丢弃,而缺少的部分也会得到及时的补充。现在,我们实施的注重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各领域全面发展的战略,实际上就是在实践古人的“天人和一”的整体性发展理念。自然的法则是神圣的,人只有遵循法则,改造自然才会取得“上天”的准许;否则,就会受到它的严厉惩罚。古人在这个方面显然比今人的认识要深刻,“天下大生谓至德”,放眼整个地球,我们应学习古人对自然的“取之有时”、“取用有度”的绿色生态主张,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生态的平衡。
2.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2]。马克思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恩格斯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离不开自然界。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3.科学发展观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3]。协调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原则,揭示了怎样发展的问题,既包括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又包括人与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既包括产业及行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又包括地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克服单纯以经济收入或经济增长衡量发展水平的观点,特别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及根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
1.资源短缺问题日趋突出
(1)城镇用地失控。近年来,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与“人口城镇化”出现大量水分因而城镇化发展质量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过快,城镇发展空间严重失控,这是“冒进式”城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由于对土地的审批不严、管理力度不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土地资源闲置、浪费现象,造成大面积的撂荒地,致使不少地方出现“土地危机”现象,土地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2)城镇供水紧张。由于城镇人口的增多,对水的需求量增大,生活污水相对增多。生活用水排放设施的缺乏,使大量的生活用水排入河流,渗入地下,污染了地下水。大量的污染工业布局在城镇周围或水源地,对城市供水造成巨大威胁,细菌等微生物污染、工业废水等无机物污染、工业污染排放等潜在的有机污染,造成城镇供水的三大污染物。
2.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1)城镇空气污染。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空气污染成为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4]。2013年全国大面积出现的雾霾、阴霾,就是因为天空气体中充斥着汽车尾气、工业废气。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居民生活排放出大量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以及由其他污染物的反应中形成的带有光和热的光化污染。研究表明,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巨大,人体持续暴露于空气污染中,会引起身体的不适。当空气污染物达到一定浓度时,将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甚至会导致疾病和死亡。
(2)固体废弃物污染。近年来,城镇工业废弃物、生活垃圾有增无减,而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严重落后于城镇的发展和功能需要,废弃物的细粒,增加了大气中的粉尘含量,加重了大气的尘污染;无序堆放的固体废弃物中的有害成分由于挥发及化学反应,产生有毒气体,导致大气污染。由于对中央财政上缴比例过大,地方财政的压力增大,特别是县、乡(镇)财政连吃饭都保证不了,哪有财力来治理和防范环境污染和破坏。甚至对明显的污染企业和作坊,因其是本地的财力来源而放任自流,明显加大了对环境治理和防范的难度。
(二)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
1.生态环境的制度根源论
生态环境问题作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既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存在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只有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树立新的生态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生态环境资源得到合理和有效配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对于生态环境问题只有从制度的层面上加以透析,才能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走出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出现的边治理边污染、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来的恶性循环的怪圈。
2.生态环境的科技根源论
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对城乡环境污染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在目前人类可以实现的生产力水平下,一个生产过程往往只能利用某种原料的一部分,而把其余部分作为废料排放到环境中去。生产技术水平高,资源、能源的利用率就高,排放到环境中去的污染物数量就少;反之,生产技术水平低,资源、能源的利用率就低,排放到环境中去的污染物数量就多。因此,与科学技术落后相联系的污染治理技术水平低下,也是环境污染严重的因素之一。
3.生态环境的文化根源论
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缺失公正的伦理观、片面的道德观、缺位的政绩观,是中国环境问题产生的哲学思想根源。人的出现对自然界而言,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效果,既有可能加速,也有可能延缓自然的演变过程。要使人类的行为作用于自然界时产生正面地、积极的影响,就必须按照自然规律来遵循自然;而一旦反其道而行之,则会得到大自然的惩罚,人类的活动应遵循自然规律并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不可能逃离自然规律的控制。
三、推进解决城镇化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一)完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保证治理措施的有效实施
随着中国环境的日益恶化,体系较完备的法律系统,对城乡环境自然资源的开发利显得越来越重要。环境的保护不仅要靠政府的大力支持,严格、明晰的标准也是很重要的。完善立法,扩大法律保护生态环境的范围;健全和完善生态环境责任制度,明确规定责任的构成要件及法律后果,健全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制度。
(二)建立高效的综合环境管理体系,强化环境行政权力
在中国,建立有相应的责任机制。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监管水平,加强部门配合,强化执法检查,从源头预防和全过程监管并重,对违反生态环保法律法规的案件,坚决处理、绝不手软,确保生态环境安全。
(三)有效推进自愿性行动,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
在城镇协同治理背景下,城镇生态环境更加注重在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各方能充分实现其权利,从而达成共赢的良好局面[5]。未来城镇生态环境的目标是建立和谐、文明、创新的新型生态城镇。这样的目标必须倚仗社会各个群体的团结合作,所以这里的“共治”是多方面、多群体、多方向的协同治理。大力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教育,努力营造生态环境保护的舆论氛围,牢固树立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充分运用媒体和广告网络等多种手段,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3] 董玉宽.论科学发展观中的生态哲学思想[J].生态经济,2010,(2).
[4] 荣宏庆.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J].改革创新,2013,(8).
[5] 刘建军.浅谈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