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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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生态经济论文

1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的机遇和基础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只有遵循生态原则的经济才是可持续的，因而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探索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生态经济模式。海洋生态系统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平台，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叠加而耦合成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而海洋生态经济则是在海洋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通过挖掘海洋资源潜力来建设的海洋生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海洋产业经济。

1.1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拥有难得的发展机遇

发展海洋生态经济，拥有国家的政策支持，与环渤海区域发展战略相一致。一方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海洋经济，为天津海洋生态经济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海洋强国。国家海洋局指出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规划用海、集约用海、生态用海、科技用海和依法用海，推进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提高海洋生态承载力，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海洋工作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天津海洋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加快实施，环渤海经济圈迅速崛起，对于天津来说，要充分发挥环渤海中心城市的作用，辐射和带动周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全力构筑现代海上丝绸之路，这些都为天津海洋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1.2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

近年来，天津在探索生态循环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为全面发展海洋生态经济奠定了基础。例如，在汉沽建立了以北疆电厂为代表的国家循环经济试点，打造了集海水冷却、海水淡化、浓海水制盐、海水化学资源提取、废物再利用为一体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实现“五位一体”的良性循环，真正将海水“吃干榨净”。其中，一期和二期工程分别采取摊晒制盐和工厂化真空制盐的方式进行，对浓海水进行综合利用，在有效避免浓海水直接排海而造成生态破坏的同时，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如，天津临港经济区作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规划建设按照远近结合、长短结合原则，集约节约利用岸线资源，形成了产业聚集，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建设，目前已建成了具有生态修复和污水处理功能的临港生态湿地公园，据统计每天可对1.75×104t污水进行生态净化，并将其全部作为景观用水，实现了污水“零”排放。

2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的主要路径

进入21世纪，随着海洋开发热潮的不断掀起，作为沿海超大型城市的天津，也在不断探寻海洋经济发展的捷径，坚持海洋开发与保护并重，协调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由此可见，在天津海洋经济发展中引入生态模式，已是大势所趋。按照海岸带不同区域，有针对性地打造特色鲜明的海洋生态经济体系。

2.1在潮下带———浅海区域发展海洋生态经济

在潮下带———浅海区域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有海水增养殖业、海洋捕捞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其生态经济模式主要体现在这三个产业各自内部的节能减排方面。例如海水增养殖业的生态经济模式，其本质是遵循生态学原理，利用海洋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和共生关系，形成鱼虾贝藻立体多元养殖体系，目的是增加有益成分，减少物质残留，减少海水污染，目前主要有贝藻套养、轮养、循环水养殖、立体化养殖等模式。同时，积极研究高效、低污染的规模化养殖模式，推广无公害养殖，包括养殖水域水质监测，养殖生物疫病测报防治，技术示范基地建设和技术服务网络建设等，降低养殖的技术风险。此外，以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为方向，适时建立沿海养殖基地、海水产品开发基地等平台，促进海水养殖业向基地化、规模化发展。

2.2在潮间带区域发展海洋生态经济

在潮间带区域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有海洋盐业、滨海旅游业、海水利用业，其中循环产业链主要有海水综合利用产业链条。一直以来，天津是我国水资源较为短缺的沿海城市之一，近年来随着沿海大开发战略的加快实施，临海工业用水量进一步加大，进而造成淡水紧缺的形势更加严峻。因此，应提高海水利用率，特别是在电力、钢铁、化工等行业增大海水利用量。近年来在电厂中，天津市广泛采用了热电联产方式，已经有了较大突破，首先利用海水作为直流冷却用水，尔后对海水进行淡化处理，并将淡化水用于供热，同时还可将淡化后的浓海水进行制盐，进而提取海水中的化学资源，延伸了产业链，由此构建了高效的海水综合利用产业循环链，与传统热电分产相比，此产业链提高了能源利用率，形成了一种高效的生产方式。

2.3在潮上带———陆地区域发展海洋生态经济

在潮上带———陆地区域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有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化工业、海洋装备制造业等产业，它们均是对环境污染较大的产业，且地处沿海地区，致使废水、废气、废渣的产生严重威胁着海岸带生态系统。因此，对于此地区的产业，要发展生态经济模式，关键在于控制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提高对废弃物的利用率，由于产业链条较长，可通过生态工业园区模式发展，重点建设废物代谢链条，在产业内部、产业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二是，要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首先是从源头上降低废弃物的产生量，通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大力开展清洁生产，同时要在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进行严格控制，有效降低废弃物产生的可能性。总体看，要从企业内部的清洁生产到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等多方面入手，着力打造海洋生态经济产业链。

3结语

总之，天津应加快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统筹海洋开发强度与利用时序，强化海洋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和布局，推动海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探索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模式，推进海洋产业的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确保天津海洋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真正打造基于生态理念的海洋经济发展体系，为促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全面提升城市发展核心竞争力保驾护航。

作者:虞子婧张文亮单位:天津市联合环保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海洋经济论文:我国海洋经济论文

1海洋工程技术进展分析

对海洋工程技术进展的分析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1海底汽油资源开发的工程技术海底汽油资源的开发要借助FPSO系统、SP及TLP，它们分别是浮式生产储运系统、浮式独柱平台和张力腿平台。浮式生产储运系统早在很久以前就被应用在边际油田和油田的早期生产系统中，近年来它被应用的范围更加广泛。之所以被广泛应用是因为它的投资周期比较短，而且投资小，再加上它逐渐的成熟，所应用的范围不断增加。当前，这种系统已经可以用在台风的袭击地区，即使在台风的风浪中也可以不断的进行生产。另外，它也可以应用在冰冻海域，包括极其寒冷的极地地区。也有很多人为了减少投资的成本，将浮体利用旧船进行改造，也有显著的成效。浮式独柱平台是一个主体直径较大，吃水量高的高科技浮体，它的柱内可以储存很多的油，它的中部有缆绳锚固于海底，同时底部也瞄固于海底。浮式独柱可以被应用在深达3000米的海区，它的造价较低，而且安装便利，可以反复的使用，对边际油田来说比较适用。除此之外，它的主体内部可以储备油，并且可以有效的保护立管，自身运动不受水深的束缚，适用于海水比较深的海域。张力腿平台是除了浮式独柱平台以外的另一种适用于深水的油气田海洋平台，它可以有效的避免在海水中发生共振的现象，并且限制了自身的垂向运动。它的应用已经有较长的历史了，但是到现在应用的平台数量并不多，它还存在很多问题没有被解决，还正在被研究之中。

1.2水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工程技术目前，由于人类的不断开采海底资源，造成海水资产的不断减退，为了保护海洋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保护保护海洋环境，海洋水产业应该适度的发展远洋捕捞，还要加大力度发展深水养殖，以平衡海底资源。当前，深水养殖主要利用深水养殖网箱进行养殖，我国当前主要依靠进口的深水养殖网箱，国外的深水养殖网箱主要有重力式的网箱、飞碟式的网箱以及锚拉式的网箱，它们其中有的可以控制深沉，当遇到特大风暴的时候，它们自身可以自动的下沉以避免风浪的袭击。除此以外，它们本身还具有抗风浪能力强的优点。由于国外产品的价格比较高，我国当前主要进口重力式网箱。

2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策略分析

我国不仅拥有广阔的路地面积，还拥有广阔的海域。据调查，我国的海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千米，约占我国国土的三分之一。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并且发展速度快。但是，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目前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到20世纪末我国海洋经济的总产值占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比重约为百分之五，这和全球的经济平均水平相比远远的低于全球经济的平均水平。为此，我国要想有效的发展海洋经济就要进行一定的整合与思考。

2.1以实施海洋经济强国战略为前提，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经济强国反映了时代经济的发展要求，符合我国的经济结构布局及需求，更加反映了我国正在逐渐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较发达，为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海上贸易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且海洋经济贸易在东部沿海地区比较容开展起来，见效又快，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由于海洋经济的发展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所以在对海洋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需要注意：

（1）要加强对其环境的保护和海洋防灾抗救能力；

（2）为了迅速的发展海洋经济，要对近期发展和长期发展制定可行的规划，将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投入到近期的发展目标上来，使海洋经济得到更有效的发展。

2.2在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要注意海洋资源利用技术的开发及高度重视海洋基础的研究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是以海洋资源利用技术为前提的，如果海洋工程技术不完善且不科学，就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海洋经济的发展。由于海洋自身的特殊性及复杂性，海洋工程技术的发展还要依靠对海洋基础研究，如对当地的风、水流、水质、水环境等的研究与了解。如果海洋资源利用技术的开发忽视对海洋基础的研究，很有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2.3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要突出重点当前，海洋经济的发展重点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展。

（1）以开发利用海洋能源为重点；

（2）以水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为重点；

（3）以海洋的交通及通讯通道作为开发利用的重点；

（4）以海水为开发利用的重点；

（5）以海洋空间为开发利用的重点。由于海洋的环境比较复杂，并且影响开发利用的因素有很多，风险性很高，所以要推动海洋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以确保海洋经济的发展。

3结束语

近年来，由于科技的不断发展，各国的海洋工程技术也正在逐渐的发展完善。海洋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后领域，具有相当多的资源。就我国的海洋资源来而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海洋资源比较丰富，而且海洋面积大约占了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海底碳氢水合物资源多的开发利用以及海洋作为交通、通讯通道的开发利用等。在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还要求相关人员注意对海洋工程的研究与发展，为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科技保障，不断的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

作者：孙文康刘东阳童元正单位：浙江海洋学院

海洋经济论文:沿海地区海洋经济论文

1广西海洋经济存在的问题

海洋经济总产值低，海洋经济水平低下建国以来，广西的海洋经济总产值一直偏低，落后于其他大多数沿海省份。尽管我区海洋经济近年来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和速度，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区海洋经济尚处在起步阶段，我区海洋经济总量和产业规模还很弱小。2010年广西区海洋经济生产总值为570亿元，远远落后于广东省海洋经济的生产总值8291亿元；广西区海洋生产总值仅占广西区国民生产总值的6%，也远落后于广东省的18.2%。总体而言广西海洋经济仍处于低度发展，经济总产值较低，海洋经济水平低下。从经济发展模式上来看，广西沿海地区海洋经济仍处于粗放型开发阶段，海洋经济产业结构比例仍不合理，海洋产业门类仍不太齐全而且仍以低技术传统海洋产业为主，传统的海洋渔业占据了海洋经济总值超过一半的比重，海洋科技附加值偏低。因而，广西沿海地区要转变海洋经济增长方式，力推海洋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海洋航路。

2广西海洋经济发展方向

要真正促进广西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快速发展，充分利用我区的海洋资源优势，发展好海洋经济及其依托海洋资源优势的临港产业至关重要。不仅如此，我区海洋经济的发展对扩大我区的对外开放和促进整个广西的经济发展也可以起到很强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2.1加强港口基建，服务海洋经济发展

充分整合利用我区各港口资源,加强港口泊位建设,疏浚深水航道,拓展港口作业区。加快建设和完善港口保安、视频、通讯、雷达、船舶识别系统和基站,加快电子口岸海运物流平台向三个沿海港口的移植工作。完善港区铁路输运系统,完善从货物装船、离岸、航行、进港到装运送达物主的一条龙物流体系,加快把沿海三大港口建成功能齐全、分类明确、吞吐量大、班期航线多、集疏运快捷大中小泊位相匹配的现代化大港,发挥港口对海洋经济的引领作用。

2.2加强环境监测,重视海洋环境保护

强化重要海洋生态功能区保护与生态修复，做好海洋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控制近海环境污染，开展局部受污海域治理。加强海洋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建立健全海洋环境监测体系，积极开展海洋环境监测能力的标准化建设，加强对各种海洋开发活动的环境跟踪监测。加强对海洋产业规划一票否决机制建设。

2.3实施人才战略,坚持科技兴海战略

切实贯彻落实《国家“十二五”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快海洋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加大海洋科技投入，引进和培养海洋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注重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重点培育造船业等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海洋产业。3.4做到统筹协调,提升海洋综合管理水平海洋经济管理涉及众多系统和部门，海洋经济管理工作面宽、量大。欲把海洋经济做大、做强，需要整合各部门资源，设立一专门管理机构，统筹海洋资源的管理职能，建成责权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强化国土资源、发改、环保、交通、海事（海监）、农业、水产畜牧兽医局、建设规划等部门对海洋经济工作落实的领导和指导，研究协调解决海洋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负责总体推进本地区、本部门海洋经济工作，积极贯彻落实各项政策措施任务。

作者：刁春凤 单位：防城港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海洋经济论文:浅谈海洋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

【 论文 关键词】：海洋； 经济 发展 ；环境保护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因为便利的水上 交通 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使得经济飞速发展。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海洋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如何在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让海洋的生态环境得到应有的保护，已成为全世界共同关心的话题。文章就针对海洋经济和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随着沿海经济的迅猛发展，近海海域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使海域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并对生物资源和人体健康产生有害影响。近海水域的污染已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象我国这样具有相当长的海岸线和众多海湾的国家所共同关心的环境问题。海洋经济的发展还面临严酷的海洋 自然 环境，海洋灾害直接影响着海洋经济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效益，精确预报海洋灾害的发生、发展和应该采取何种防灾、抗灾和减灾工程措施，也成为严重关注的环境问题。为了开发海洋中的空间、矿产、渔业、能源等物质资源，需要在海上进行各类工程建设，在目前科技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工程建设的规模日益巨大，这些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海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将是开发海洋中的一个应引起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适应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环境的日益恶化，海洋灾害的频发和海洋工程向大型化发展，近海石油气田的开发，以及海岸带开发过程中的后效问题的研究需要，针对我国重大海洋环境与保护问题开展研究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在这方面，重点需要开展的研究课题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课题是海洋环境特征对各类污染物作用的机理和 规律 研究，第二类课题是海洋工程设施防灾、抗灾和减灾研究，第三类课题是海洋工程及海洋环境工程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吸防治措施与对策。

一、海洋环境特征

对各类污染物的作用机理和规律研究以海洋流体动力对各类污染物迁移、扩散、转化规律的研究为基础，考虑各种自然环境因素（浪、流、风、光、温度、湿度）、物理因素（扩散、挥发、沉降、吸附、释放）、化学因素、生物因素的作用，揭示污染物在海洋复杂条件下的运动及演变规律，并建立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此外，近年来，在我国沿海海域，赤潮频发严重。因此，除了加强赤潮的监测和预报外，也应加强在建立赤潮生长机理和发展规律方面的研究工作。

此项研究应通过现场观测、物理模型实验和数学模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由于现场观测工作耗资巨大，且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所获得的数据往往有许多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很难将其中的单因素影响分离出来，因此，往往只能用它来作为对某一水质预测预报模型进行检验其可行性和精度的一个实例。

用数学模拟方法来建立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目前，在这方面国内外已有不少水质预测预报模型，这些水质预测预报模型大体上都基于以下几方面的模型：水流数学模型；波浪数学模型；液流相互作用模型；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数学模型。

在水流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对于较大范围的海域，通常可采用深度平均的潮流教学模型，对于紊动影响不显著的海域，可不考虑湍流影响，而对于湍流效应显著的区域，如排污口近区，则应考虑湍流效应。此外，采用坐标变换，可建立一种能够考虑复杂地形和套流效应的三维潮流数学模型，这样才能够较好地重现实际海域的三维潮流特征。在较小范围的水域，水流数学模型可以以n－s方程和通用的k－单流体数学模型。也可以基于多流体模型的基本概念，分别对两相本身的湍流输运规律以及相间相互作用规律进行模拟，建立两相湍浮力分层流的双流体数学模型。

在波浪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可应用bi—cgstab法求解由椭圆型缓坡方程离散得到的代数方程组，以提高求解效率。从水波发展方程出发，可导出一种用于大区域波浪变形问题的数学模型。通过引入弱非线性波色散关系，可使双曲型缓坡方程能够有效地考虑波浪的非线性效应。对高阶boussinesq方程的进一步研究，可使方程的色激性从入水到深水都达到很高精度，并提高方程的非线性精度，可以更精确的 计算 较深水域波浪的非线性特征。

针对带自由表面的波浪场问题，通过把能有效模拟自由面形态的n— s方程和波能平衡方程的结合，可导出一个能考虑破波能量损失的抛物型缓坡疗程，用这个方程可模拟规则波和不规则波破碎引起的波高变化。建立沿岸流数学模型，可模拟海岸上波高变化和破碎波波高、波浪增减水和沿岸流。

在波流相互作用模型的研究方面，对于弱流情形，可采用一种考虑流影响的修正的合流缓坡模型；对于强流情形，可采用在botssinesq方程中考虑流影响的模型。可以将辐射应力的计算公式与抛物型缓坡方程中的待求变量联系起来，建立一种辐射应力计算的新方法，用该方法可对较大区域均匀斜坡地形上的波浪辐射应力进行数值模拟。

在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基于n一s方程所建立的深度平均的二维应力一通量代数全场模型，可对非对称潮流作用下的侧向岸边排放问题过分数值模拟。以研究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三维预报系统作为目标，在分析近海环境中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现象的基础上，针对近海海域水污染的特点，从三维湍流模型出发，在动量方程中引入表面风应力、底部切应力以及柯氏力的作用；在输运方程中引入反映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的源、汇项，可建立一个统一考虑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过程综合作用的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三维预报模型，它可为环境评价、水质规划、污染控制以及水域排污工程设计等提供重要的 科学 依据；同时对确定水域环境容量，从而制定水域环境保护策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

应该指出，在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研究方面，数学模拟无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但不论是何种数学模型，其模型中所需的必要参数和边界条件的处理是研究水质模型的技术关键，直接影响到水质模型的科学性和预测能力。而这些必要的数据是无法从数学模型本身来取得的，有些可以通过现场观测来得到，但其中一些最基本的卷数是要通过基本机理的研究才能得到，在这方面物理模型实验研究将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能模拟海洋动力因素的先进实验设备， 现代 化的量测仪器和测试系统是开展物理模型实验研究的必备条件。进一步完善piv和lif的浓度场、速度场同步测量系统，可研究非破碎波浪、破碎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水流的垂直结构，获得流场中水质点速度的空间分布和时间过程；并同步获得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浓度场的空间及时间变化过程，可用以分析定量污染物团在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扩散的基本特征和扩散系数。

二、海洋灾害的精确预报及海洋工程设施防灾、抗灾和减灾的研究

海洋灾害主要包括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赤潮及海岸侵蚀等。

9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每年达上百亿元人民币，是世界上海洋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海洋工程结构的投资费用很高，一旦发生破坏，将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当前我国海洋能源开发与海洋空间利用的绝大部分活动是在近海和极浅海海域。为了保证在这些海域所建造的工程设施能够安全服役免遭破坏，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弄清这一海域中严酷和复杂多变的环境因素。我国东临西北太平洋，每年出现的台风数目占全球的38%，其中对我国可能造成灾害的台风每年有7—8个。每当台风在我国登陆或接近我国沿海通过时，都会在沿岸局部地区产生风暴潮，形成风暴潮灾害。

在我国北方海域，冬季由于受寒潮影响，沿岸地区每年都有结冰现象，结冰严重的年份则出现冰害。若对这些海洋灾害估计不足将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渤海重叠冰与堆积冰的形成，不但可给结构物以强大的冰压力，而且由于冰激引起的振动作用，也会给海洋平台的使用和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害。而冰区溢油的迁移规律及预防和清理技术，至今尚未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近岸大面积冰排和海上浮冰，在波浪、潮汐作用下都会引起海冰的断裂，断裂后冰块的尺度直接影响其对结构物的作用。在渤海海域建造的海洋平台，为了抵抗冰害，往往建成正、倒锥体的结构型式，冰排对锥体结构的冰荷载及与其的动力相互作用，也是目前尚未解决的课题。在海冰力学的研究中，除进行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外，实验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在实验研究中，模型冰可采用冻结模型冰和非冻结模型冰来进行，它们各有其优缺点，发展这两种技术是海冰力学研究中的一个课题。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海域中时有地震发生。强烈的地震将有可能是海上工程设施的主要破坏荷载。如果一旦在地震中结构物发生破坏，除其直接经济损失极大外，其次生灾害——火灾、环境污染等的后果也不堪设想。

近年环太平洋地区地震的频度和强度都在上升，造成重大灾害。大型海上工程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特别是抗震防灾的基本原理和减震技术措施需要认真研究。海域中的大型海上水工建筑物在地震作用下的响应和振动破坏机理更有待深入研究。日本阪神地震记录资料表明，地震及由此引发的巨浪共同作用对水中和岸边建筑物造成的破坏十分严重。水工建筑物的这类破坏机理，至今国内外对此都很少研究，且由于试验条件的限制，国内外对此方面的试验研究工作开展极少。这是海上水工建筑物抗震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

海上水工建筑物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其损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结构的老化、疲劳、超载、内部损伤（裂缝）、地基沉降变形以及环境的物理化学损伤（低温、冻融、大气侵蚀）等；其二是设计不周或设计标准偏低，施工质量差，原材料不合格，管理维护不善等。大型海上水工建筑物的损伤和事故都将对国民 经济 的 发展 造成重大的影响。

因此，发展以下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将是十分重要的。如在考虑海洋环境荷载在幅值。时间及方向上的随机性所导致结构安全的不确定性情况下，对现役海洋工程结构进行健康诊断和评估剩余可靠度的理论；结构健康状态及损伤检测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结构病害治理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方法；海洋工程结构在多种复杂海洋环境条件下（风、浪、流、冰、地震等）的可靠度和优化理论研究，设计与建造新型抗灾工程结构；研究和设计使海洋工程结构物在设计使用期限内有足够的安全度，而在退役之后又便于拆除的各种工程措施。

为了及时掌握海洋环境的风云变幻和灾害的可能来临，发展海洋环境及灾害的预报技术是非常必要的。为此需要建立以下一些系统，如建立由近海到远海的海洋环境及灾害观测 网络 、预报与预警系统、沿岸防灾准备和各类应急处理系统；以主要海域和海岸带区域经济发展为背景，进行重点研究，建立数字化的海洋环境信息系统模型与结构；以及建立海岸和近海工程设施防灾减灾数字信息系统，将海岸和近海工程与网络技术人算机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相结合，建立数学物理模型，通过多媒体技术，形象化地描述灾害成因、发生机理、传播 规律 、模拟灾害破坏的过程，建成智能化的防灾、抗灾和减灾决策支持系统。

三、海洋工程及海洋环境工程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及防治措施

为了充分利用海洋空间， 现代 海洋空间利用除传统的港口和海洋运输外，正在向海上人造城市、发电站、海洋公园、海上机场、海底隧道和海底仓储的方向发展。

人们现已在建造或设计海上生产、工作、生活用的各种大型人工岛、超大型浮式海洋结构和海底工程，估计到21世纪，可能出现能容纳10万人的海上人造城市。我国澳门和日本已经在海上建成了人工岛海上机场。为缓解紧张的陆地资源及减少城市噪音等，日本已经于99年8月在东京湾用6块380米长，60米宽的矩形漂浮钢板拼装海上漂浮机场。

由此可见，随着海洋资源与空间的开发利用，各类海上工程建筑物数量不断增多、规模日益复杂和庞大，保证这些海上工程设施的安全运行及采取海洋工程防灾减灾措施将越来越重要。海岸带和近岸海域是各种动力因素最复杂的地区，但同时又是经济活动最为发达的地区，海上工程建设如果考虑不当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环境灾害。工程设施可能破坏原有海岸带的动态平衡，影响岸滩的冲淤变化。海上回填和疏浚会改变海岸的形态，破坏某些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若对含有污染物的疏浚污泥倾抛处理不当则会造成二次污染。海上石油生产中的溢油事故将对海洋环境造成极其严重的污染。日益增多的海上退役工程设施如果不及时处理也将会逐渐成为海上障碍物以致引起公害。海洋工程抗灾减灾的任务是一方面要保证最大限度地减少 自然 界海洋灾害带来的报失，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人为造成的海洋环境灾害。

随着人类对海洋资源的不断开发和利用，海洋环境保护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协调发展日显重要。如港口开发中的环境问题，主要内容包括：航道、港池开挖、疏浚引起的泥沙输运及其疏浚物抛放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深水港口水工建筑物、大型人工岛、超大型浮式结构的环境和生态影响；破波带及其附近水域沿岸流对物质输运扩散规律研究；大型海岸工程、岸滩保护和整治工程引起的海域环境的变迁和海岸演变；海岸演变、防护及开发利用新概念的原则与理论，如由于工程措施所引起的海岸动力学、生态学、社会经济学及与环境关系的综合分析与协调。

随着沿海大、中型城市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平建设中的污水深海排放技术，感潮水域污水多点排放漂移扩散研究，天然海湾、人工湖及人工运河的水质交换能力，人工沙滩的保护措施，滩涂围垦对水域环境的影响等，都将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鉴于黄河三角洲海岸线不断依退所带来的国土面积减少、陆上设施受到威胁甚至破坏、对黄河三角洲湿地自然条件的毁灭性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也是非常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此外，长江三角洲、珠江口及珠江三角洲的海岸开发、滩涂围垦和岸滩保护及整治工程对水域影响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也是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以主要经济发达的河口和海岸带地区以及主要海域的经济发展为背景，建立一个数字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模拟系统。与防灾、抗灾和减灾决策支持系统一样，将环境工程、水利工程、土木工程与网络技术、 计算 机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相结合，建立模型，通过多媒体技术，形象化地针对经济发展规划，预测由于发展经济带来的海域环境水污染的恶化、海洋自然灾害（台风、巨浪、风暴潮、地震、冰害、地质灾害）频发的情况。人类活动特别是大规模工程建设所引起的海洋环境的变迁和海岸演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用数字手段统一地加以处理，建立智能化的决策支持系统，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将会是决策部门进行宏观决策和具体规划时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手段。

海洋经济论文:普陀区海洋与渔业经济发展现状

一、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工作基本概况

1、规范管理，服务海洋经济发展

我区规范管理，服务海洋经济发展。认真做好《普陀区海洋功能区划》中期评估与修编、无居民海岛甄别、海底管线普查等工作，为科学管海用海打好扎实基础。切实履行海域使用管理职责，成立了用海项目审核委员会，规范用海申请审批程序，及时办理围填海项目验收，做好海域使用证换发土地证，确保了全区经济建设用海需要。加强用海项目的监督检查，遏制非法占用海域的现象

2、实施工程，优化渔业产业结构

我区认真贯彻落实舟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十百千万”工程推进渔业转型升级的意见》文件精神，制定实施方案和年度建设计划，设立十百千万工程专项补助资金，在三年内打造5个渔业强镇、50名渔业发展领头人、500艘捕捞示范船和5000亩生态高效养殖示范基地。积极做好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工作，加快建设现代渔业，做精做强国内捕捞，稳步拓展远洋渔业，优化提升海水养殖业，大力扶持休闲渔业。通过这些措施，在受伏季休渔政策调整和鱿钓生产不佳的影响下，全区渔业生产基本保持平稳发展。

3、落实精神，推进标准渔港建设

我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标准渔港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大力推进标准渔港建设，沈家门中心渔港一期与二期、蚂蚁渔港前期、台门渔港前期、虾峙一级渔港前期、月岙渔港前期、桃花渔港和东极渔港等7个标准渔港建设项目已全面启动，有的已进入施工，有的在编制项目建议书。这些标准渔港的建设，极大地加强了我区的渔业基础，为渔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4、三大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渔村

一是推进渔业经营体制创新。积极引导渔民走规模化发展道路，新建立民营渔业责任有限公司2家、渔民专业合作社14家。加快推进渔民专业合作社“五化”建设，提升渔民专业合作社运行质量。

二是推进渔业科技创新。大力开展“渔业科技入户”工作，组织科技下乡活动，培训养殖户。提高梭子蟹养殖成活率和配合饲料应用技术攻关，取得明显成效。全面完成渔船安全信息服务系统建设任务，全面启动渔港重点水域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三是推进为渔服务机制创新。成立普陀区渔业行业协会渔船渔机分会和朱家尖分会，提高为渔服务能力。推进双转渔民及家属培训工作，顺利完成年度培训任务。调减渔业互保费率，全面提高渔业互保的覆盖面和入保率。做好渔业柴油补贴发放工作，确保柴油补贴资金准确、及时发放到应享受渔民手中。

二、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工作存在的问题

1海域资源开发利用与科学保护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随着土地要素的制约，海洋开发进程加快，各涉海产业用海矛盾突出，违法用海现象时有发生，给海洋管理带来一定难度。

2、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进程缓慢，企业规模小，效益不理想，缺乏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渔业经济难以做强做大。

3、渔业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部分渔区渔民，包括部分渔区干部的安全生产意识还比较淡薄，基层安全管理力量仍然比较薄弱，安全管理手段、设备以及抢险救灾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4、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涉及面广、管理难度大。

三、解决存在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1、加强审批管理，提高海洋综合管理水平

一是优化用海审批程序，服务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我区要按照“主动对接、优化程序、提高效率、全程服务”的要求，优化海域使用审批（审核）、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等工作程序，在依法依规前提下，加快工作进度，提高工作效率。重点做好六横小郭巨、朱家尖西南涂区域建设用海审批，保证重大建设项目用海需要。

二是加强海域使用管理，提高科学管海水平。我区要按照《海洋功能区划》和《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认真履行海域使用监管职能，提高海域海岸线的科学化集约化利用水平。科学管理海域使用，对涉海工程、围填海工程、养殖用海、排污口全程监管，把各类违法行为制止在萌芽状态，打击非法用海和损害海洋环境的违法行为。

三是加强海洋环境监测和预警能力，保护海洋资源生态环境。我区要切实加强海洋环境监视监测，及时赤潮信息和海洋生态环境通报，及早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严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审核（核准）关，继续强化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的“环评”、“三同时”、“竣工验收”管理，防止工程建设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继续推进中街山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白沙岛海洋牧场建设工作，积极开展资源增殖放流工作，严格执行伏季休渔管理制度，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

2、加强渔业建设，确保渔业增效渔民增收

一是大力组织实施渔业“十百千万”工程，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我区要在2009年工作的基础上，按照《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渔业“十百千万”工程的实施方案》的部署，继续推进5个渔业特色强镇和50名渔业发展领头人的培育创建工作，重点打造135艘捕捞示范船和2000亩的生态高效示范基地。继续推进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工作，在国内捕捞方面：在严格控制船只总量的前提下，加快捕捞渔船更新改造步伐，新增大型钢质渔船60艘，淘汰劣质木质渔船，控制小型渔船数量。严把渔船准入关，严厉打击未经批准擅自违规建造渔船行为。推广渔船节能产品安装，推进渔具渔法革新，发展低耗高效作业，增加渔民收入。在远洋渔业方面：要继续实施以大洋性渔业为重点的“走出去”战略，引导现有远洋渔业企业整合资源，培植起若干家规模化生产、集团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的现代化远洋渔业龙头企业。扶持远洋经济型标准渔船的建造和更新，新建远洋渔船10艘以上，确保远洋渔船总量在130艘以上。引导远洋公司实施海上“捕捞船+加工船”生产加配套的捕捞方式。在海水养殖方面：以梭子蟹、对虾养殖主导产业为主线，放大渔业科技入户示范效应，不断完善普陀精养高产和设施化养殖模式，完成1000亩标准养殖围塘的改造建设，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单位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以鲍鱼新品种养殖为突破口，打响浅海海珍品养殖新品牌，积极拓展浅海养殖新领域，发展浅海贝藻类养殖产业。在休闲渔业方面：继续扶持休闲渔业基地建设，全面推进现有休闲渔业基地规范化运作，有计划有重点地支持和引导我区休闲渔业上档次、上规模，着力增强休闲渔业的吸引力和辐射能力。

二是大力组织实施基础保障设施工程，夯实渔业生产基础。我区要全力推进全区7个标准渔港建设项目，完成沈家门中心渔港一期和蚂蚁渔港建设任务，推进台门渔港、桃花渔港、虾峙一级渔港、月岙渔港、沈家门中心渔港二期工程建设，。同时加强群众性渔用码头、补网场地和避风锚地的维修，为渔业生产提供后勤保障服务。

三是大力组织实施渔业合作化工程，提升渔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我区要把发展渔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创新渔业经营体制的重要任务来抓，加强对渔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分类指导，引导发展各类渔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推进渔民专业合作社经营品牌化、生产安全化、管理规范化、社员知识化、产品绿色化“五化”建设。充分发挥各级渔业行业协会作用，提高渔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

四是大力组织实施渔业科技创新工程，提高渔业科技支撑能力。积极推进基层渔技推广体系建设，充分整合科技推广资源，完善首席渔技推广专家、渔技指导员、责任渔技员职位设置和考核制度。要继续推进水生动物疫病防治中心和农产品质量检测站建设，加强养殖水质、病害、水产品质量跟踪检测。要强化各种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抓好渔具渔法革新、生产交流研究、渔船节能保鲜、卫生设施改造等工作。要完善渔业船舶动态管理系统、渔船安全管理信息服务系统建设，继续推进海域使用动态监管系统建设，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五是大力组织实施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工程，杜绝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我区要进一步落实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强化源头管理，完善“三项记录”制度，加大对育苗场、养殖场、捕捞渔船、渔业运销船的抽检，重点开展对海捕虾二氧化硫的超标检测和查处，努力提高全区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整体水平。

六是大力组织实施“平安渔业”工程，维护渔区社会和谐稳定。我区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抓常态化管理，严整改落实”的总体工作目标，以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渔业安全台账建设、渔船动态数据库建设、信息系统建设和确保责任落实到位、签证检查到位、隐患整改到位、宣传教育到位为工作重点，确保全区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3、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一是加强思想素质建设。我区要进一步推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海洋与渔业各项工作。大兴学习研究之风，加强业务知识、法律知识、管理知识和现代科技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提高干部职工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二是加强机关队伍建设。我区要加强海洋与渔业系统科技支撑、执法监察、行政管理三支队伍建设，扎实开展海洋与渔业执法实务培训，不断加强执法装备建设，提高执法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培养造就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

三加强依法行政建设。我区要切实加强海洋与渔业法制建设，依法管海、以法兴渔，依法解决海洋与渔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用海矛盾、渔事纠纷等问题，维护好社会的公平正义。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四是加强作风廉政建设。我区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基层、深入一线，从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扎扎实实为基层、企业和渔民渔区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推动渔区和谐发展。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到海洋与渔业工作的各个环节之中，确保海洋与渔业各项工作的健康、有序、顺利开展。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工作思路

一、全面扎实推进海洋经济发展试点

一是抓规划体系完善。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大关于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启动全省海岸带综合利用规划思路和若干海洋经济发展重大问题课题研究;指导沿海六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完善各地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和试点工作方案，强化规划引领作用。

二是抓政策措施落实。把落实《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方案》和落实《关于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支持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九条措施》结合起来，协调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及试点各项工作和政策的落实，加强试点、示范，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

三是抓载体平台建设。用好优惠政策，扶持壮大一批海洋产业示范园区、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加强海洋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梳理、项目策划和境内外招商推介工作，认真组织开展一些海洋产业科技成果专场对接活动，推进一批海洋经济重大项目和研发平台建设，引领、带动海洋经济发展。

四是抓考核评价督查。抓紧制订考核评价办法和奖惩办法，将加快海洋经济发展、推进试点工作情况纳入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的目标任务考核，并协同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督促检查工作，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二、加快重点区域开放开发

一是配合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制《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认真做好配合起草和联系协调工作，细化实化各项工作任务和扶持政策。

二是推动国家层面尽快建立贯彻实施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协调工作机制，争取各项优惠政策尽早落实到位。配合做好《平潭综合实验区产业准入目录》修改完善和促批工作。

三是加大对苏区老区等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推动国家扶持苏区老区等政策的落实，争取国家加大对我省以工代赈资金、扶持人口较少民族专项资金等资金支持，促进我省原中央苏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库区、海岛等欠发达地区发展。继续做好扶持欠发达地区投资专项管理和挂钩帮扶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少数民族乡和扶贫开发重点村的具体联络、协调工作。

三、加强生态省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一是积极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研究起草请求国家支持加快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报告。加强生态省建设的指导、协调和督查工作，推动建立评价考核机制。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支持和安排好省级预算内专项资金，推动节能环保、循环经济重大示范项目、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建设，加强项目实施的督查工作。

二是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编制2014年省级温室气体清单，基本完成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编制，推动碳强度下降目标责任的落实，指导推进我省低碳城市、低碳园区等低碳发展试点工作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开发利用。

三是继续做好推进资源型城市和独立工矿区可持续发展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国土开发整治、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基础测绘、水资源利用等相关工作。

四、做好区域合作等相关工作

一是协调推动2014年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落实，认真做好我省参加第九届泛珠大会的组织协调工作，提升区域务实合作水平。继续深化海西区域兄弟省市交流合作水平。

二是加强综合规划实施的跟踪分析。做好对口支援宁夏、参与和支持西部大开发等有关协调工作。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史的未来研究方向

作者：姜旭朝 张继华 单位：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一、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

学界关于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研究主要围绕海洋经济史概念范畴、历史观和方法论展开。其中，关于海洋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即海洋经济的概念，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国内最早的著述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海洋经济学科产生之初。但是海洋经济史作为一门学术史被纳入到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间则相对较晚。

（一）海洋经济史研究对象———海洋经济的相关概念范畴界定

归纳研究中关于海洋经济概念表述，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1、经济学意义上的海洋经济范畴。海洋经济概念探索随我国海洋开发实践不断深入，其时代特征明显。由此形成如下各种观点：早期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海洋资源开发论、海洋经济产业论、海洋资源配置论、海洋开发综合论等。海洋经济概念范畴由狭义的海洋资源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逐渐扩展到广义的海洋相关产业、与海洋经济难以分割的海岛陆域产业、海岸带陆域产业、内河经济等多个层次。在海洋经济归属上，相关研究或将其视作陆地经济的扩展和延伸而归为大农业经济一部分，或将其归为与陆域经济相平行的大区域经济。海洋经济体系的相对独立性特征在学界还未完全得到重视。2、史学视角下的海洋经济概念。杨国桢研究发现，早期西方史学研究认为海洋经济即为海洋航运和海洋商业，随着西方历史发展，尤其是十五、十六世纪以海洋为纽带的地理大发现，最终促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海洋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被史学界等同为“殖民掠夺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以海洋为活动舞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1］［2］3、多元学科综合的海洋经济释义。海洋经济的学科交叉特征，以及海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磨合，形成了多学科综合视域下的海洋经济概念。杨国桢将其表述为“海洋经济是人类在海岸带、岛屿和海洋（近海和公海）中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经济构成、经济利益、经济形态和经济运作模式”，其特征突出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动态性、起源的多元性、发展模式的非固定性、多层次性，以及与不同经济形态的依附性。［2］

（二）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架构研究

海洋经济史在学理上属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顺应经济史研究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海洋社会经济史”提法在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研究中得到更多学术关注。无论是作为海洋人文历史研究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还是更大范围的中国海洋史，其根本理论出发点都在于矫正中国史文本中海洋史“陆地化”的认知偏差，“让原本附属于陆地史的有关研究回归海洋性的本质”，即要树立站在海洋活动群体角度观察思考问题的“海洋本位”思维。［3］［4］就其研究任务而言，学者认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旨在“考察我国沿海区域、海岛和海洋国土及相关的外海海域、海外地区间的中国海洋经济活动，阐述这一经济运动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社会组织的具体形态，揭示海洋社会区域经济运动的规律性”。［1］采用“科际整合”研究方法，“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当作一个子系统，并置于不同时空、内外推拉的海洋经济圈内，对中国海洋发展区域的经济变迁和社会变迁作有机的历史考察”；立足开阔、外向的“海洋视野”，兼顾大陆和海洋，跨地区、区域、国家、大洋，以至世界的“整体思维”，“跳出中国看中国的学术思维”，站在中国经济史立场和世界海洋社会经济史视域，整合各相关专门史研究。［1］［5］郑杰文概述了海洋经济史研究的辅助史料文献支撑，包括海洋古典文献及佚文、海洋方志资料、海关物流文献、海洋科技文献情况。［6］另外，作为海洋经济规制层面的中国海洋经济制度和政策也属于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内容。史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与当代海洋经济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属于海洋管理史的学术框架。关于历史研究中“海洋管理”的概念界定，学者认为，应“采用管理学中管理的最广义定义，管理的主体不仅是政府与国家，还有民间各种组织、机构，方式，即可以从严厉的控制一直到温和的协调服务；管理内容包括海洋权益管理和海洋经济管理，管理的外延包括海洋、海岛、海岸带和向海洋用力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等社会系统和关系，以及海洋政策、理论、战略、观念心理等人文素质，即海洋经济、社会、人文三个层面”。［7］中国海洋管理史研究最核心问题在于要立足于海洋本位的思维方式，即“以海洋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研究的出发点，脱离农业文明的研究框架，以海洋的独立视野研究中国古代的海洋管理，从农业思维中解放出来，从传统农业文化话语的历史文本中发掘古代海洋管理的人文信息”；应采用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其未来的研究取向在于“揭示当代中国海洋管理民间、各行业的相对有序发展与政府、国家的海洋综合统一管理的相对无序进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7］关于中国海洋经济制度更替和政策变迁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中国海洋管理体制变迁历程及演变动因；海洋管理与中国社会变迁关系；海洋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中民间、行业、国家政府三者在海洋开发利用上的互动与行为均衡等。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海洋管理主要是从陆地农业经济角度出发，以行业和部门管理为主，海洋管理中职能交叉，缺乏统一协调现象突出；海洋管理政策调整是中央朝廷与地方海洋社会之间、官方与民间之间几度达成均衡，又在新一轮的不均衡中重新调整的磨合过程，在这一动态历史过程中，既存在服务于海洋经济整体发展的制度与政策，又在不同时期分布着大量部门专项政策。

二、海洋渔业史研究

海洋渔业史的早期著作可追溯至清末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该著作虽对明清海洋渔业经济略有研究，但主要内容是大范畴的中国渔业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震东和杨金森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在海洋渔业史的综合研究和长时段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断代中国海洋渔业史中，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对明清时期整个中国海域的海洋渔业做了系统考察。区域海洋渔业史研究的地理单元集中在山东、江苏、福建、香港等东南沿海地区。近年来，伴随着海洋渔业统计数据不断完善，以及经济地理学分析手段发展，区域海洋渔业史研究开始由单纯的史况介绍转向遥感、GIS等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技术辅助下的海洋渔业空间规律揭示。#p#分页标题#e#

（一）中国海洋渔业历史沿革梳理

这方面研究成果既包括中国海洋渔业总体发展概况，也包括不同历史时期海洋渔业细分部门（海洋捕捞、海水养殖等）发展。部分学者对海洋渔业领域其他一些细节问题给予了关注，如韩兴勇和于洋、都樾和王卫平关于张骞发展海洋渔业思想和发展海洋渔业实业行为，对中国海洋渔业近代化进程推动的分析；［8］［9］韩兴勇对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地区渔业社会经济发展史的研究；［10］（P1－220）伍员对解放前浙江海洋渔业金融发展的分时段考察等。［11］

（二）海洋渔政管理与渔业技术研究

海洋渔政管理属于海洋渔业规制范畴，早期海洋渔业专门史著作中一般将其细分为渔业政策、渔业税捐和渔盐政策阐述。新世纪海洋渔业管理更突出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下的管理制度和政策。在管理手段上，由单一政策措施引导扩大到综合性措施制定和探索，包括海洋渔业信息系统、海洋渔业风险管理和渔业保险制度、海洋渔业资源养护激励和共同管理、跨界海洋渔业管理等。海洋渔业技术是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资本要素，这方面研究多见于自然科学领域，如郭仁达《现代海洋渔船》等。

（三）海洋渔民社会与渔业组织研究

海洋渔民是海洋渔业经济的实践主体。海洋渔民社会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同时关注渔民生产空间系统（渔场系统）和生活居住空间系统（渔村系统）、静态的渔民在海洋社会中经济行为与动态的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演进，对明清以来中国海洋渔民社会和渔业经济进行综合系统研究。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还包括：海洋渔业政策对沿海渔村和渔民生活的影响、渔农文化及渔民的海洋文化活动与海洋渔业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等。渔业组织是沿海渔民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组织。渔业组织问题多单独构成海洋渔业历史著作的一个重要专题。新中国成立之前，渔业组织的主要形式有渔帮、渔民会所、渔会、渔业合作社等；新中国成立之后，产生较大影响的是1954年成立的“中国渔业协会”。经历了近50年发展，近期相关文献多围绕中国渔业协会发展历程和职能演变、地方渔业协会在区域海洋渔业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和功能、渔业协会的制度性缺陷及发展方向等方面剖析。概括而言，以上众多有关中国海洋渔业历史的研究偏重于不同年代史况概述和史料整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分析多将海洋渔业经济视为一种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缺乏将海洋渔业视为一个产业的相关分析。该领域研究的一大特点还在于对海洋渔业各部分往往侧重于单一条块研究，对不同部分间的联系及相互影响，及海洋渔业诸多历史事实背后的经济逻辑则较少挖掘。

三、海洋盐业史研究

目前以《中国盐业史》、《中国盐政史》，以及诸多断代盐业、盐政与盐务史研究为代表的盐业史研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历史文献。这些研究中渗透着海盐研究内容，但这类史学研究往往关注广义的“盐”概念（包括井盐、池盐、岩盐、海盐等），缺乏关于海盐的独立研究。这主要囿于海盐在诸多方面，尤其是管理制度和政策方面，与其他盐种的一致性，难以将这些文献中海盐研究成分独立出来。下面针对海盐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一）海盐业考古探索与文献考证

历史上海盐业是中国历代封建经济的重要支柱。历朝历代海盐生产、盐政管理文献浩如烟海，为海盐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物证和史实。因此，考古、文献考证成为海盐史研究的一大特点。海盐业考古覆盖海盐产地、海盐生产技术、海盐管理等方面。其中实物考古关注的年代主要在时代久远的商周时期，集中于鲁北地区。这些实物考古研究在中国海盐业起源年代和发源地地址上基本达成一致，认为其起源年代早于晚商时期；并对《世本》所载“夙沙氏煮海为盐”的年代和地址给出了较为可信的结论：中国海盐业起源应是在距今5500—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期或略早，制盐地域应在现今山东北部寿光至广饶一带。关于海盐技术的实物考古显示，鲁北地区是我国用淋煎法生产海盐的最早地区，并且早在距今3000年前后就已发展出一套初具规模的技术流程，流程包括摊灰刮卤和煎卤成盐两个环节；在《管子》所载海盐生产资料中，“煮海为盐”实际上只是泛指当时山东北部沿海出产海盐，并非仅指用海水煮盐，也包括利用地下卤水（即“煮泲水为盐”的“泲水”）煎煮成盐，“煮海为盐”的煮盐器具应是山东北部沿海商周遗址常见的盔形陶器，煮盐设施是圆形或长方形盐灶。文献考证与考释上，海盐生产的考证内容广泛涵盖古籍和出土文字资料所载词句、古代海洋生产沿革，以及区域海盐业发展，跨越先秦、隋朝、汉朝等多个历史时期。海盐技术考证集中在海盐第一生产阶段的技术考究、区域海盐生产技术比较、海盐生产技术改革的起源时间、唐宋海盐制法、宋代莆人陈应功开创的“海盐天日晒制法”等。海盐业制度方面主要是对《管子》所载齐国盐业制度，尤其是齐桓公时期海盐管理制度的考证。

（二）海盐生产与技术变迁研究

海盐生产历史的断代时序研究，多关注海盐产地分布及其变化、海盐生产及影响因素、海盐产量等方面。其主要结论为：（1）唐代海盐产地的格局为南多北少，这一时期中国海盐生产重心已由渤海沿岸开始南移至东海沿岸；（2）北方海盐生产虽较之南方落后，但仍能满足本地需要；（3）海盐生产受气候变化明显。区域海盐生产史研究的地理范围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山东地区、两淮地区，以及福建、宁波、海南等东南沿海区域，研究主题包括盐区围垦、海盐生产和运销等多个环节。从研究朝代看，北方海盐研究时期多集中在先秦商周；两淮地区研究主要在秦汉时期；东南沿海多数研究则推进至明清以及近现代。这基本符合中国海盐生产由北向南的迁移时间趋势。与海盐生产相比，海盐技术研究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学术层面的问题关注都略显不足，但不乏一些对海盐技术发展史的长时段系统研究。林树涵通过海盐生产技术沿革史研究，认为中国海盐生产史上存在过三次重大技术革新，分别起始于唐代的广东、江淮，宋代的福建、广东和明代的福建。这三次技术变革分别为：改直接煎煮海水成盐为晒沙土淋滤制卤，再煮卤成盐；改煮卤成盐为晒卤成盐；改晒沙土淋滤制卤为晒海水制卤，再晒卤成盐。［12］纪丽真关于山东海盐生产技术的考察则在某种程度上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其研究表明，清代山东盐业生产技术在承接明代盐业基础上，已由淋卤晒盐法发展到了工艺成熟的滩晒法阶段。［13］此外，吉成名还对唐代海盐生产技术的材料及其被用于海盐生产问题作了论述。［14］#p#分页标题#e#

（三）海盐制度与政策研究

海盐制度包括海盐管理体制和海盐运销体制，这两方面的制度建设与改革是政府盐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且这两种体制的演变往往与私盐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盐业运销体制。盐业运销体制不当，将形成不合理盐业运销体制与私盐泛滥相互作用下的恶性循环，这恰恰是推动海盐制度变迁的动力。此外，王日根和吕小琴还专门对清代海盐赈济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海盐行业赈济是对海盐区自然灾害时期盐民的一种间接补偿；经清代规定盐商支盐需纳“赈济灶丁银米”，并开辟各种渠道，建预备仓储谷备赈，以及建盐义仓，逐渐走向制度化。［15］渔盐制度在清代不同地区表现为不同形式，这也是与治理渔盐走私问题密切相关的制度之一。现有研究中提及的海盐政策主要包括盐滩管理政策、盐业生产管理与盐业保护政策，但文献研究多为不同时期政策梳理，对这些海盐政策背后蕴含的经济学原理缺乏深刻挖掘。在这一点上，马俊亚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他从清朝和民国两淮地区海盐业集团博弈和利益分配的视角，对张骞盐务改革实践困境进行了经济学解析。［16］总体而言，中国海洋盐业历史研究文献浩繁，集中于海盐史考古、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海盐生产、海盐技术及盐政等方面，且大量涉及地方性研究。这主要源于中国海盐资源和海盐生产材料时间空间分布的不平衡。该领域研究的突出特点在于，绝大多数海盐研究关注中国古代海盐资源开发和海盐发展的各层面问题，现代海盐业研究，则由于习惯被纳入到更大范围的海洋产业和产业结构研究领域，很少进入海盐史专门研究的学术视野。

四、海洋贸易历史发展与政策

（一）断代海洋贸易史综合研究①

近三十年来，有关中国海洋贸易史领域的著作主要是断代史。在国外学者中，日本松浦章著有《清代海外贸易史の研究》，国内研究则围绕不同朝代、跨代海外贸易史和区域海外贸易史展开，朝代海洋贸易史覆盖宋、元、明至清初。国内的代表性著作，如李金明和廖大珂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黄纯艳的《宋代海外贸易》、喻常森的《元代海外贸易》、高荣盛的《元代海外贸易研究》、陈高华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贸易史》、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等。区域海外贸易史著作研究的地理单元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如《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

（二）海洋贸易制度与政策研究

这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有《中国市舶制度研究》、断代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和《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海洋贸易制度研究主要关注中国海洋贸易管理管理制度与机构设置（如市舶司、近现代海关），以及海洋贸易立法和法律制度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宋和明朝，研究内容多为各朝代海洋贸易立法或法律制度演变的考究。在海洋贸易政策研究中，尤为关注明清时期的海洋贸易政策，集中于对明清海洋贸易政策及对海洋与沿海经济兴衰的影响、明清“海禁”政策定性、关于海禁政策是“闭关”还是“非闭关”的争论、关于明清海禁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关系的争论等问题的探讨。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归纳得到该时期海洋贸易政策的总体特征，即受陆权思想、陆地威胁影响，海禁成为了明清海洋管理政策的基调，但该时期海洋贸易政策兼具外向性和内收性的双重特征。另外，与海外贸易相关议题研究还包括中国海外贸易网络研究、海外贸易思想研究、中国海运史研究，以及海商问题专题研究等。总体而言，国内外有关中国海洋贸易史研究跨越多个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的贸易品种和贸易对象。就研究朝代看，绝大多数文献集中于唐代以后。唐宋早期研究主要是沿海贸易，以及建立在海上丝绸之路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此后朝代的研究则以海外贸易为主流。总体来看，这是与中国海洋贸易发展的历史相吻合的。海外贸易在中国海洋贸易发展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海外贸易被纳入到国家管理轨道的起始点正是唐代市舶司的设立。中国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拓展以及贸易多元化时期主要是宋元和明清以来的时期，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范围内的经贸联系的加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

五、中国历史上的海洋开发与沿海社会经济变迁研究

在历史文本中，海洋开发史多被纳入海疆史研究视野，但海疆史研究主题多包含海洋权益和地缘政治成分，更强调海防、军事等非经济要素。海洋经济史范畴上的海洋开发则关注经济层面的研究成果。另外，海疆的地理范畴由古代海岸带（包括沿海的陆地、滩涂、港湾、岛屿）到现代涵盖海岸线、海岛、海域的“管辖海域”的扩展，也决定了完整地理意义上的海洋开发，应同时包括沿海海岸带开发和海洋产业开发。本部分主要梳理古代海疆开发意义上的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文献成果。

（一）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研究

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研究多循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时间上着眼于中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总体状况及政策的历时性梳理；空间上针对海洋开发的地域差异，又分离出诸多沿海区域的专门研究；关于区域海洋开发的历史研究则在这两者研究综合基础上完成。中国海洋开发的时序研究，上自先秦两周时期，经秦汉、明清，一直关注至今。在研究范围上，既包含综合性的海洋资源利用和海洋国土开发，又强调海洋资源开发的环境生态因素，不乏专门针对海岛、荡地等海洋生态资源和陆海交汇地带的系统考察。各学者研究成果的综合，展现了中国海洋开发无论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渐次递增的轨迹：（1）两周时期人们对海洋资源的认识利用，主要限于海洋渔业、海水制盐业、海产品的加工和利用。这一时期，海洋渔业捕捞处在起步阶段；海洋盐业资源被纳入到了国家专职管理的轨道；海产品加工的用途由单纯的食用扩展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实用层面。（2）秦汉时代，海洋采集捕捞业和珍珠捕捞发达；以盐官为依托、遍布全国的海盐生产和食盐供给体系形成；船舶制造业的规模化和航海航路开辟，推动了中国进入大规模海疆开发的时期。（3）明朝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海军参与海洋经济开发。（4）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国家海洋开发政策的与时俱进，海洋开发逐渐由传统的资源开发向海洋强国战略和海洋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海洋开发和海洋产业发展转变。海洋生态资源开发研究主要围绕海岛和荡地展开。前者集中于明清海岛开发由传统单一模式，向以农业、渔业、海上走私贸易为主、多样并举开发模式转变的探讨，以及明清海岛开发形式的差异性分析；荡地研究主要关注明代荡地土地资源与海洋资源双向开发的综合效益、荡地开发在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现代中国海涂围垦的历史沿革和开发方式等问题。区域海洋开发史研究强调中国海洋开发历史进程中因时代、地域差异的特殊性。该类研究围绕地区特定的区位特征和特有的海洋类要素禀赋展开。研究区域集中在环渤海和东南沿海地区，研究内容主要是特定时期区域不同层面海洋资源和海岛开发、沿海区域海洋资源和海洋国土开发历史进程的梳理。相关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海洋开发在历史上具有一定转折意义，尤其是福建地区，由过去仅为谋生而进行的经济开发，逐渐转变为以牟利为目的的经济开发，这种开发在凸显其商业化色彩的同时，也显示出了因经济开发活动中的短期行为和嗜利倾向，导致自然生态环境失衡，引发或加剧自然灾害的弊端。此外，另一些学者还专门对历史上沿海区域经济开发中生态环境因素，以及江苏古今沿海滩涂的垦殖历史等给予了专门关注和梳理。#p#分页标题#e#

（二）沿海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及海洋观变迁

这方面研究既包括实践层面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也包含根植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意识领域的海洋观嬗变。

1、沿海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发展与变迁研究。相关研究在地理维度上覆盖中国北部的渤黄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更大范围的南中国海区域。其中以东南沿海研究为最多，包括：（1）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路向演进及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演迁：东南沿海由内陆向海陆发展路向的转折始于唐代甚至更早，到南宋时期初步成形；明清时期伶仃洋区域海洋社会经济的变迁，展示了中国近代意义的海洋文明与传统时期的内陆文明，在伶仃洋区域相互斗争、交融过程。（2）福建、深圳和作为广西开放区历史渊源的桂东南沿海等更小地理单元海洋发展模式的形成探索。（3）中国海港城市及腹地、海湾、海岛历史变迁进程的考察：海港区和湾区的发展在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力量的磨合中经历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由陆地走向海洋的社会经济转型。中国北部海洋区域经济研究见于杨强的《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该著作旨在矫正中国海洋史研究中重南方、轻北方的研究偏好，致力于从人地相关系统视角，提出以环渤海为中心的古代北方海洋经济史的研究构想。关于更大区域范围的南中国海区域经济史研究，则主要强调海洋考古学对该领域研究的学术价值。

2、海洋要素对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及两者互动研究。这里所指的海洋要素涉及三个层次内容：（1）综合性的海洋经济活动，包括海洋开发、沿海与海外贸易、海洋运输；（2）海关、海防、海疆等经济管理制度与政策等；（3）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海洋经济与沿海区域社会经济联动发展研究中，主要集中于海洋经济对广东区域经济历史影响、不同历史时期海洋经济对山东沿海地区向现代化转变过程影响的论述。单项海洋要素研究主要是各要素对沿海区域社会经济的单项或双向、积极或消极影响。所论及的沿海区域社会经济既有关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或经济结构变迁的综合研究，也有专门针对区域农业经济、商业经济，以及经济观念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单项研究。鉴于海洋经济发展与区域海洋文化的附着，以及两者间共生共荣的融合关系，另外一些学者还对如下问题有所研究：（1）海洋信仰与区域经济发展；（2）海洋区域经济发展与民俗嬗变的互动；（3）中国历史时期海洋灾害与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4）国家和社会在应对海洋灾害时扮演的不同角色；（5）海洋史学视野下的海洋灾害史等。关于沿海民众海洋意识与海洋观的研究，学者主要就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大系统中海洋观演变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广西人所体现出的由“近海不识海”到“扬帆向海”再到“全方位开发海洋”的海洋行为，以及由“冷却”到“复苏”再到“升华”的海洋意识嬗变；明代闽南乡绅积极参与海上贸易活动的海洋意识等问题进行研究。

（三）海洋移民问题研究

海洋移民是海洋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杨国桢认为，海洋移民史研究包括在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畴内。关于海外移民的界定，他们指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意义上的海外移民活动，不同于“华人社会经济史”“华侨社会经济史”，但是这些概念间往往难以鉴别，在讨论晚清海外移民时，海外移民与华侨经常可以替代使用。海洋移民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以杨国桢等的《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为代表。其从中国沿海社会变迁与海外移民史交互影响的双重视野出发，致力于对明清海外移民动因，海外移民社会特征及反馈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其他研究还包括台湾早期海洋移民研究、明清国内的海洋移民、明清海外贸易和南洋开发与海洋移民的互动、海外移民与海洋文化的关系研究、海洋移民政策研究、海洋移民的比较研究等。

综合以上研究，虽然在沿海海洋开发问题上积累了诸多成果，但在多数研究中海洋作为第一研究本体的特征不明显，尤其是区域研究层面，多将海洋开发等同于沿海地区的区域开发。而在沿海地区海洋开发与陆地开发的分异、沿海海洋经济活动与陆域社会经济间交融过程、当前中国沿海海洋经济区外向型经济的历史源流分析等问题研究上，则相对薄弱。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沿海地区海陆交界的地理特征以及荡地同时兼具海、陆和生态的三重属性，而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又未有海岸带这一概念，决定了以往对这些区域海洋经济规律的历史研究，难以将海洋经济与沿海经济、沿海海洋开发与沿海区域开发明确区分，因此难以避免海洋经济史研究中海洋“陆地化”倾向。系统研究中国沿海海洋开发与区域海洋经济结构变迁历史，还需建立在对不同海洋区域，尤其是陆海交汇地海洋开发综合效益的量化评估基础上。

六、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

在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的专门著作中，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经济史》主要从新中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变、海洋经济政策、海洋产业、海洋经济中技术演变，以及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及方法论五个方面，对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发展进行断代研究。［17］（P1－483）其他相关研究情况详述如下：

（一）中国海洋经济理论演进与思想梳理

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现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二三十年，这与中国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多是在1978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提出建立“海洋经济”学科和专门，研究机构后发展起来的现实是相符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国海洋经济研究脉络的文献梳理、中国海洋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总结、中国古代海洋发展战略思想、中国海洋经济思想嬗变等。

（二）海洋空间经济与产业演化研究

现代中国海洋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主要在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围绕中国海洋地域空间结构和产业空间集聚态势的演变展开；海洋产业演化研究内容则包括海洋三次产业结构演进，以及主要海洋产业独特的演化轨迹等。

（三）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海洋产业演进规律

在海洋渔业研究中，重点关注海洋渔业资源核算、渔业资源保护、海洋渔业经济发展评价等问题。学者关于海洋渔业资源核算的研究包括最大持续渔获量估算、海水产品增养殖、海洋渔业生产潜力和效益测度、海水产品成本核算、海洋水产品捕捞回归分析等。海洋渔业资源保护研究主要包括海洋渔业资源衰退情况分析及经济学解释、中国海洋捕捞作业方式变化和海洋渔业生产的资源经济学分析等。海洋渔业经济评价则多强调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应地，其研究主要采用生态学方法，如生态足迹和人文发展指数、逻辑斯蒂增长模型等。另外，在海洋渔业转型问题上，由于海洋渔业转型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专属经济区制度建立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就学术界现有成果看，多集中于理论层面海洋渔业转型具体问题探讨，如国外转型经验推介、转型运作机制及评估体系建立、推进区域海洋渔业转型和渔民转产的政策等，对具体转型实践现实的描述和评价较少论及。在海盐业方面，当代海盐经济研究多强调海盐产业布局优化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海盐区产业结构调整等产业经济领域主题。与中国古代和近代海洋经济历史研究主题相比，现代海洋经济的这些特殊议题研究，一方面源于现代海洋经济领域诸多概念范畴的变化，这为学界依据不同海洋经济的概念范畴，形成不同的观点和思想提供了条件；另外，现代中国海洋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对诸如海洋产业结构变迁、区域海洋经济的空间布局等方法的定量分析有了数据支撑。#p#分页标题#e#

七、研究评价与展望

纵观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关中国海洋经济历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多数著述为中国海洋专门史、海洋行业史、区域海洋地方史和各朝代海洋断代史。这些史料和学术研究成果对中国海洋经济变迁全历程的整体梳理颇具参考价值。但需看到，在贯通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发展全周期的综合系统研究领域，无论在研究视角、研究路线、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还有待深入。兹述如下：

第一，研究视角上，对中国海洋经济历史源流、孕育和发展历程的解读，多从中国陆地经济主导的区域经济系统着眼，或将海洋经济视为沿海所特有的一种经济形态，或将其割裂为沿海经济系统中陆地经济“向外用力”的一种地理范围的延伸，海洋经济研究过程中的“陆上痕迹”颇多。由于史学研究对考古、古籍文本考证考释等技术的依赖，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史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集中在史学界。这种单一史学视野下的经济史往往囿于“注解式”研究———基于古籍史料的历史信息的整理，而对这一漫长历史进程的诸多问题缺乏一种经济学意识的观照。另外，“站在中国看中国”也是从事中国海洋经济问题研究的学者所普遍存在的视野局限，对数千年中国海洋经济的理论探索，长期停留在系统闭合式思维的狭隘层面，缺乏一种全球化视野。

第二，研究路线上，现有海洋经济史研究侧重于单体研究和以朝代形态为界点的时段研究。虽然无法排除海洋经济系统本身即为部门和区域组合的观点，但这种部门或区域孤立式研究思路，难以刻画经济部门间融通，容易造成海洋经济史研究的专业“条块分割”局面。多断点的朝代研究，因无法充分兼顾大历史时期内经济的连续性，也无法对中国数千年的海洋经济史源流进行长周期研究。

第三，研究内容上，以往的海洋经济史研究多零散地分布于沿海社会人文的史学考究中，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缺乏一种经济学关怀。即便是单纯的历史学研究，海洋经济领域诸多文献的零散分布也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史料本身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第四，研究范围上，多集中在中国海洋经济实践时序发展脉络的梳理，中国海洋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显匮乏。海洋经济史研究中“重古略今”和“重南轻北”的研究倾向依然未得到合理矫正。另外，中国海洋经济史诸多措词表达上也有待深究和统一，如中国海洋经济，尤其是古代海洋经济研究，自海洋经济活动出现伊始，有关称谓的表述就被冠之以“产业”（海洋渔业、海盐业等）称呼，其实这些活动远未成熟为一种产业。在诸如这些问题上，还需克服学术盲目的痼疾，真正立足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范畴界定。

第五，研究方法上，以往海洋经济历史研究由于研究内容多偏重于专业史内容，所以在方法使用上，史学方法占绝对地位，而较少使用经济学方法，对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变迁规律给予经济学解读的“新经济史”著作阙如。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海洋经济历史研究中还有另外一种趋势，即强调多学科交叉方法的使用，如“科际整合”等观点，强调多学科交叉的重要性。这就面临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研究方法的范式问题，即方法论意义上的冲突。如何兼顾各学科方法，范式层面如何处理冲突，具体解析方法如何交叉使用，仍是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基于以上各方面，在未来研究中，破除海洋经济研究附属于陆地的藩篱，秉持“立足于中国看中国，跳出中国看中国”的研究大视野，以海洋经济研究的独立视野和中国海洋经济史与沿海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厘清为基点，由单线研究向多线条的立体研究转变，对中国海洋经济发展进行全面性的全周期研究，总结中国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规律，形成综合性、连续性、贯古通今的中国海洋经济通史，有待成为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的一大方向。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渔业补贴问题思索

本文作者：金普庆 张颖超 罗骞 单位：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近年来，渔业的补贴问题始终困扰着各级政府，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下文中，我们将在公共财政对区域经济发展必要性的理论基础上，结合海洋经济的发展，以浙江舟山为例，探讨中国现行渔业补贴政策的局限性以及补贴政策的完善方向。在深入分析中国渔业补贴政策之前，首先对当前中国渔业补贴的现状和基本框架有一定的认识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渔业补贴的现状与基本框架

1.中国渔业补贴的现状。中国渔业补贴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政府的财政支持，增加渔民收入，改善渔民生活，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和促进渔业的健康、持续发展。21世纪以来，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进行补充修正，并已出台《渔业发展计划》、《优势出口水产品养殖区域发展规划》和《中国中长期渔业科技发展规划》等法案，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国渔业经济又好又快向前迈进。与此同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渔业的扶持和投资力度不断加大，1999年中央政府对渔业的财政投入为2．06亿元，2000年为3．16亿元，2001年为4．44亿元，2002年增加到10．67亿元，2003年超过12亿元，2004年达到12．6亿元，2005年为10．8亿元。2002—2008年中央财政专项用于支持渔业的财政资金达273．15亿元，其中2008年131．8亿元，比2002年增加121．13亿元。2010年仅农业部渔业局归口管理的基建投资和财政资金就达15.52亿元，比上年增长26.7%，重点加强了水产良种繁育、病害防治、水产品质量管理、渔业资源养护、水产科研、渔港和渔业安全、渔业执法装备体系建设和渔业柴油补贴等行业发展瓶颈领域的支持力度，为行业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2.中国渔业补贴的基本框架。中国渔业补贴的主体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一级以行业管理部门农业部（渔业局）为主，其他包括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从各自的管辖领域出发作为补充，形成中央一级多层次、多领域的渔业补贴主体体系。与中央一级相同，地方各级也形成了以农业（海洋渔业）厅局为主，其他部门配合的渔业补贴主体体系。除了以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级行政部门外，中国渔业补贴的主体还包括诸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渔业协会等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共服务机构。

中国渔业补贴内容多、覆盖面广，根据调查，中国浙江、福建等省份渔业补贴内容大约有十八种：①（1）渔船燃油免税或差价补贴；（2）政府转移支付税收；（3）减收捕捞渔民各类渔业费；（4）渔业企业技改，新产品开发贷款贴息；（5）渔船或捕捞许可证的赎回补贴；（6）捕捞渔民转产专业补贴；（7）渔民的教育培训和渔业科技推广投资；（8）远洋渔业开发新渔场补贴；（9）渔业管理补贴；（10）用于养殖业的科研或品种改良的资金补贴；（11）检疫，防疫及质量控制补贴；（12）开拓国际市场或“走出去办企业”的前期补贴；（13）发展水产养殖业的补贴；（14）渔港建设补贴；（15）海洋渔业开发和科研补贴；（16）养殖贷款补贴；（17）水产品龙头企业贷款贴息；（18）远洋自捕鱼进口免税补贴。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有一些其他的补贴，如渔船折旧补贴，但总的来说，这十八种补贴已基本包含中国现存渔业补贴的主要内容。

二、公共财政补贴的理论阐述

1.公共财政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已经积累起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其中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政府行为具有突出作用。财政支出作为政府行为的重要内容，体现着财政职能的基本内涵，全面直接地反映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政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从1990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基本形成了两大结论：一是政府支出活动的替代效应，即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二是财政支出的互补效应，即强调财政支出会促进经济增长。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通过增加社会性支出来扩大国内需求，其中社会性支出主要是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只有解决好居民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让其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更加有效地增加消费需求。所以，公共财政对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公共财政与海洋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海洋经济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快速发展，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国民经济增长。同期，世界海洋经济发展步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在众多沿海国家和地区，海洋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现代海洋经济包括为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为开发海洋资源及空间的相关服务性产业活动，主要包括海洋渔业、海洋船舶工业、港口物流业、滨海旅游业等。不难发现，要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还是对海洋性产业发展的政策倾斜支持，都需要政府公共财政发挥其作用。

3.海洋渔业补贴的理论阐述。当前，对“渔业补贴”下一个各方均能接受的定义是很难的。事实上，基于不同自身利益的考虑，包括世界粮农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等在内的机构纷纷对渔业补贴的定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有关渔业补贴的研究中“，补贴”（subsidies）、“财政支持”（financialsup-port）、“经济援助”（economicassistance／aid）和“政府财政转移”（governmentfinancialtransfers）是四个最为常用的术语，均指政府向渔业行业提供支付。因此，在本文中笔者把渔业补贴定义为政府为维护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渔业的生产、加工、科研以及保障渔民的切身利益而给予企业或个人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支持。过渡的捕捞所导致的渔业资源日益枯竭以及无序竞争引起的渔业生产效益的下滑，使各国政府认识到渔业补贴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展海洋经济，做好对渔业的公共财政支持不容忽视。

三、当前中国渔业补贴政策的局限性———以舟山市为例

为推动渔业健康持续发展，根据中国渔业补贴的基本框架，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浙江省舟山市已推出了一系列渔业补贴政策。当前舟山市主要的渔业补贴政策包括渔船柴油涨价补贴、减船补助、渔民转产转业项目补贴、渔民失海补贴等。舟山市渔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对稳定渔业生产，保障海产品正常供给，解决渔民生产生活出路问题，推广渔业新产品、新技术，发展远洋渔业等方面都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渔业补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p#分页标题#e#

1.补贴覆盖面不广，政策落实与预期有差距。舟山市渔业补贴政策的预期目的是为了促进渔业这个弱势行业的发展，特别是维护舟山广大渔民的利益，从而保障舟山海洋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然而，政策出台后，却有很大一批渔民没有享受到福利。一方面是由于补贴政策覆盖面不够广泛，忽略了部分渔民的需求。比如柴油补贴《补助办法》第4条指出：本办法所称的补助对象，即渔业生产者，包括依法从事国内海洋捕捞、远洋渔业、内陆捕捞及水产养殖并使用机动渔船的渔民和渔业企业。该政策要求只有渔用柴油购买（消费）者才能享受补贴，大大缩小了政策辐射的范围，使得大量基层未拥有股份的渔民无法享受到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广大渔民对补贴政策了解不多。基层渔民大多不会主动去了解政策变动趋势，大多数渔民都是从亲戚朋友中听说补贴政策，但对具体的补助办法并没有足够的了解。

2.补贴结构不合理，弱势群体利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渔业补贴政策是为了提供发展海洋经济的长足动力，而发展海洋经济的一大目的是提高舟山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然而补贴政策不尽合理的结构使得大量弱势渔民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反而是一些渔业中的“富人”拿到了大部分的补助。如，“油补政策”主要补助的是承担油钱不断上涨压力的船老大，使得这些“富人”享受到大部分国家补助，这与该政策“惠及最广大渔民的切身利益”的初衷有所偏差。渔业补助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也的确维护了一些从事渔业工作的群体，但是仍没有实现利益的最优分配，补贴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不容忽视。

3.部分补贴政策与环保要求相悖。补贴政策有助于推动海洋渔业的发展，不过这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环境问题。舟山目前在海洋捕捞上实行了以渔船主机功率为基础，不同作业相对油耗作为标准的系数的设定依据，表面看上去公平合理，其实存在“功率大、用油多、多补贴”的政策弊病。导致对破坏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作业渔船多补贴，而资源杀伤力较小的作业渔船反而少补，渔业补贴政策作为一项公共财政政策，目的之一是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建立海洋环境友好型舟山，可见部分补贴政策与此初衷相悖。

4.补贴管理不完善，存在骗取补贴金现象。作为公共财政政策，政府推出渔业贴补目的在于一定程度上提高渔民收入，增加当地消费需求，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确对一些渔民来说，补贴金已经成为一项不小的收入，比如一艘200马力的小型船舶一年就可得到20万元的柴油补助，而像一些马力更大的船舶一般可获得50万元~60万元的补助。然而恰是这不薄的利益诱惑导致违规套取国家补贴现象时有发生，如，一年不出海的渔船蒙混支取补贴，空证、无船的渔民套取补贴等等。舟山渔业补贴政策实施的时间不长，相应的补贴管理能力尚未达到政策的要求，这也是舟山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四、渔业补贴政策完善的建议

1.扩大补助范围，加大宣传力度。当前中国的渔业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渔民的利益，然而这种保障并没有普遍惠及渔民，因此扩大渔业补助的范围是当务之急。一方面，渔业补贴的对象不应只包括股东渔民，而是要兼顾雇工渔民的利益，让更多的补助金流向这些弱势的雇工群体。另一方面，为了切实使得更多符合要求的渔民拿到补助金，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力度，派出专门人员向渔民深入介绍补贴制度，并建立灵活有效的反馈机制，及时将渔民对补贴政策的建议反映给相关部门，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只有扩大补助范围，才能提高渔民的整体消费水平，改善渔民生活并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

2.完善补助结构，实现利益的最优分配。在渔业发展过程中，海洋捕捞股份合作制的资金股逐步被少数人掌握，原来的全体船员股份合作制已变成少数船员股份合作制，这样的制度拉大了船员之间的差距。而如今的补助结构恰恰与这样的制度挂钩，补助金大部分流向了少数船员股份合作制中的富有成员，忽略了大量没有股份的弱势成员。因此要形成合理的补助结构，政府应该转变挂钩模式，或者为弱势渔民提供更多更全面的补助，使得资源合理流向需要人群，缩小渔民之间的差距，以符合公共财政政策的要求，推动当地海洋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

3.采取补贴限制，合理保护环境。政府的渔业补贴政策在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兼顾环境保护。针对当前渔业补贴中所存在的“对破坏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作业渔船多补贴，而资源杀伤力较小的作业渔船反而少补”的现象，政府应做出相应的限制，减少大排量的渔船，缓解环境压力。此外，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政府应尽快建立伏休渔民生活补贴制度，深化伏季休渔制度，确定合理的伏休时间和补贴率，从而在兼顾环境的同时保障渔民的基本利益，使得当地的经济社会能够长远健康发展。

4.提高补贴管理能力，落实补贴规范发放。政府的补贴管理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确保补贴资金落实到位，各级政府应该安排专门人员负责资金的分配问题，加强制度管理，严防任何单位和个人虚报冒领、滞留、挤占、截留和挪用资金。同时，政府应建立资金的追踪体系，由于补助金大多由基层乡镇企业所发放，为了保证资金最后全部流入渔民手中，政府应完善追踪体系，及时调查各级政府的资金发放情况。对于那些挪用、占用补助金的行为严厉查处，用法律手段维护广大渔民的利益。另一方面，补贴管理能力还体现在能够准确识别骗取保证金的行为，限制他人利用补贴政策钻空子。针对此种情况，政府应要求基层组织深入了解渔民的真实情况，力求将每一笔资金发放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上，从而切实实现政策的预期效果，提高渔民的生活水平，积累发展海洋经济的消费基础，从而为海洋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海洋经济论文:越南海洋经济拓展的重要性

本文作者：梁薇 单位：中联部

越南国土面积小、人口众多，陆地自然资源消耗大、生存发展条件有限。但与此同时，越南三面环海，海岸线长达3260公里，海岸系数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全国63个省、直辖市中，有28个省、直辖市临海，其面积约占越南国土总面积的42％，其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5％。近些年来，越南高度重视发展海洋经济，不断加大对海洋经济的投入。海洋经济在越南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不断上升。但与此同时，海洋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1993年七届越共中央出台了“关于最近数年发展海上经济任务”的决议，首次提出把越南建设成为一个海洋经济强国。

2001年越共九大提出要“大力向海洋进军，做海洋的主人”。2006年越共十大重申，力争早日成为本地区的海洋强国。2007年越共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把越南建设成为海洋强国的目标。越南认为要想成为海洋强国，就要优先发展海洋经济。因此早在1986年的越共六大就强调，海洋经济是最优先发展的经济行业。1993年七届越共中央对发展海上经济的任务作出了具体规划。1996年越共八大指出，海洋和沿海地区是经济建设的战略区域。2006年越共六大重申，制定和实施有重点的全面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强调重点完善海洋和海运网络，推动油气开采加工、海产品加工和海洋服务业，加快发展造船工业和海产品加工工业。2011年越共十一大提出“沿海、海洋、海岛地区”发展新战略，强调重点建设海港、沿海工业区、经济区、都是系统，同时发展船舶修理工业，尤其勘探加工工业以及海洋运输、海洋旅游等。发展岛屿经济，加大远海水产资源发掘力度。越南同时也强调，发展海洋经济要统筹兼顾国防安全。

1986年越共六大明确提出海洋经济建设要与国防建设同步进行。1991年越共七大通过了“至2000年发展海洋经济和保卫海上国家主权”的指导路线。2006年越共十大强调发展海洋经济，保障国防安全。2007年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把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防安全紧密结合。越南已明确提出海洋经济发展的目标，即“靠海致富”，到2020年，越南海洋和沿海经济展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3－55％。“纯海洋经济”产值占全国GDP的20－22％，主要发展在油气开采、海产、航海和旅游。海洋经济出口将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5－60％。目前，越南海洋经济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正步入加速发展时期。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油气业和滨海旅游业等成为越南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

在海洋渔业方面，越南水产量居世界第六位。2010年越南水产捕捞量为245万吨，其中海洋渔获量为222万吨，水产养殖量为270万吨，水产品加工144万吨。水产品出口额为49亿美元。越南水产品远销欧洲、日本和美国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越南有近130万只等级渔船，一般为木质船，马力小、捕捞设备落后、活动分散、抵抗风浪能力低。在海洋油气业方面，越南海上油气开发在其原油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石油是该国第一大经济支柱，战国民经济总值30％。目前，越南海上石油产量为日产30多万桶，占其石油产量的一半。曾有报道称，越南已经对我南海已经进行了30年的开采，从中获利250多亿美元，将来“更要以国家利益为重”，继续在南海勘探石油和天然气。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目前，越南沿海有近270个大小海港，大部分港口吞吐量有限、规模小，缺乏达到国际标准的深水港。

2010年港口货物吞吐量为2．59亿吨。越南海港货物装卸设备落后，而且没有与之配套的后勤服务区和公路网，因此当通过货物增多时，各港口常出现超负荷运转或货物积压现象。目前，越南有约630家海运企业，拥有船舶约1680艘，大部分船只载重量仅1000－2000吨，缺乏大型船和专用船，整体运输能力较弱。越南国内船队运力仅能满足全国进出口需求的20％，无法开展远洋运输，出口欧美等国的商品必须经新加坡和香港中转。在海洋船舶工业方面，越南目前有20家造船厂和14家相关企业，与世界30多家船业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大量采用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越南已经能够制造5万吨级散货轮、10吨级油轮、1016个标准集装箱级货轮。越南正努力实现到2015年成为第五个造船大国的目标，至2020年将再投资建设3个造船中心、3个船舶维修中心。在滨海旅游业方面，越南沿海集中了全国三分之四的综合性旅游区，在越南现有的7个世界自然遗产中有6个在沿海地区。滨海旅游每年吸引70％夫人国际游客和50％的国内游客，为旅游业贡献70％的营业额。但滨海旅游资源开发程度有限，尚未形成突出特色；旅游基础设施较差，滨海旅游比重以及旅游收入长时间没有提高，滨海旅游项目宣传不到位。

在沿海工业区建设方面，2008年，越南出台了“到2020年越南沿海经济区发展规划”。据此，越南将建设15个沿海经济区。越南希望到2020年沿海经济区经济总量展全国经济总量的15－20％，并创造130－150万个就业机会。为发展海洋经济，越南已出台落实多项措施。在沿海经济方面，一是拓宽沿海经济投资、融资渠道，促进投资社会化和投资形式的多样化，以推动沿海各省海洋基础设施完善升级、临海工业区、经济区建设发展，推进沿海各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进步。二是发挥沿海各地区比较优势，有侧重地建设海洋经济只能更新，北方沿海省份以北部湾经济区建设为重点；中部沿海各省以云峰国际中转港建设为重点；南部以富国岛国际交通中心、国家及地区海岛生态旅游建设为重点。三是鼓励沿海农民从事渔业捕捞养殖等海上经营活动。四是提高海洋自然灾害预警、海洋救援救护能力，确保海洋经济各项活动的安全。

在海洋开发、利用和管理方面，一是制定海洋开发、利用与管理的总体战略。二是明确至2020年海洋经济的发展方向和任务，制定落实相关政策、措施三是加强中央及地方各级海洋行政管理机构建设，明确各级有关部门在海洋开发、利用和管理中的工作职责。四是提高海洋科研与应用水平，加强海洋科技和经营管理人力资源建设。但目前，越南海洋经济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越南海洋与海岛总局局长阮文居曾指出，目前越南沿海、海上和海岛基础设施薄弱，港口体系弱小，设备十分落后。越南海洋经济发展与潜力极不相称，不仅落后于世界大国，而且远不如地区的其他国家。越南人均港口货物吞吐量仅为新加坡的1／140、马来西亚的1／7和泰国的1／5。#p#分页标题#e#

当前，越南海洋经济得发展目标虽然已经明确，但是海洋经济发展政策措施仍缺乏具体落实，海洋资源开发管理体制不完善；海洋经济基础设施和技术设备落后，国家投入不足或滞后；海洋科技总体水平低、新兴海洋产业尚未形成规模，海洋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素质不高；低于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虽然越南海洋经济建设与发展尚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越南将克服重重困难，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经济在越南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将会占据越来越突出的位置。

海洋经济论文:谈论浙江发展海洋经济动机

本文作者：张志刚 杨卓凡 任淑华 单位：浙江海洋学院水产学院

在国家大力提倡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浙江省被确立为“海洋经济示范区”，舟山市更是被设立为“舟山群岛新区”。浙江发展海洋经济，不但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也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同时浙江省还拥有大量闲置的民营资本，这对于浙江省下一步的海洋经济的大力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然而，在浙江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我们不能盲目地进行开发，一定要详细分析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

一、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动因”研究的重要性

由于近年来国家加大对海洋经济开发的支持，研究者对于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动因逐渐开始关注。不过由于立场及角度不同，不同研究者对于浙江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研究不一。刘键初（1999）认为浙江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调整、接轨国际市场是浙江开发海洋的战略选择原因；俞树彪、阳立军（2006）从海域管理工作不断加强、可持续开发海洋理念不断深化、海陆联动与统筹三方面作为浙江海洋开发的基础来研究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实际上，无论是从哪个方面研究浙江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我们都需要了解的是如何能将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分析与开发海洋的过程结合，达到全面科学合理开发海洋的目的。对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进行合理归纳，首先有助于树立全面开发海洋的思路，能够从更广阔的视野着眼开发海洋，可以更全面地考虑问题，达到科学开发的目的；其次有助于加强对开发海洋中各个重要组成部分中的关键因素的把握，针对海洋开发的复杂性，对于关键因素的把握更容易保证海洋整体开发的完整与协调；再次更有助于把握对各种影响海洋开发的部分要素的科学论证与考核，在通过论证后设立制度化的法律法规来保持海洋开发的协调性，以免开发过程中出现“木桶短板效应”而影响整体开发进程。

二、发展海洋经济动因

针对浙江省的具体情况，将浙江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分为以下四种：

1．资源禀赋决定论

浙江省地处长三角地区，拥有丰富的港口、渔业、旅游、油气、滩涂、海岛、海洋能等资源，具有十分明显的组合优势。同时，浙江省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6,696km，约占全国30.7%的可规划建设的万吨级深水泊位岸线506km。另外，浙江有世界四大渔场之一的舟山渔场。渔业资源丰富，可捕捞量全国第一。浙江省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湿润，地形多样化，滨海旅游资源丰富，同时还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海洋文化底蕴，开发海洋旅游潜力巨大。所谓资源指的是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总称，它广泛地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或能够给人类带来财富的财富，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石油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区位资源等[1]。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够保证社会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实现资源在区域空间上的有效配置；实现社会财富在代际间的合理转移。一般而言，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或多或少地具有资源开发型的特性，其主导产业也与资源类型和分布有很大关联。由于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一般是人力因素难以改变的，同时资源禀赋又是一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因素，因而对一国（地区）的主导产业及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按照上述资源的新概念，浙江省实际上是一个资源大省，而且由于海域资源的丰富甚至可以使得浙江省的资源排名提高到全国前列。而浙江省陆地资源贫乏，因此，要促进浙江经济的第二次腾飞就必须从开发海洋做起，深度挖掘海洋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大力发展海洋产业，引导全省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

2．经济发展转型论

浙江作为一个陆地面积小省、陆地资源小省，在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源的缺乏，浙江存在过分依赖外省资源，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等问题。浙江的工业经济中的重要部分是由传统制造业组成，新兴产业与高科技产业比例低，这造就了浙江省经济发展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发展海洋经济，首先能够将浙江省对资源的需求从省外转移到海洋。开发海洋能够大力利用海洋资源，可以减轻对省外资源的依赖，也可以增加对海洋新能源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摆脱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格局。发展海洋经济，其次能够将浙江省对海洋旅游的重视程度提高。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了新世纪的朝阳产业。发展海洋旅游，可以充分利用浙江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同时浙江省也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加上紧邻长三角这个巨大的市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海洋旅游也的发展必然能够提高第三产业在浙江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更能够促进浙江省生态建设步伐，使浙江省生态环境更趋于和谐。发展海洋经济，最后能够将浙江省对高新技术的开发利用水平提高。海洋作为一个巨大的空间，发展海洋经济，由于不同的海洋产业之间关联度很高，它们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同时开发海洋也因为海洋特殊的环境而要求高新技术的应用。开发海洋空间，浙江省必然加强对高新技术人才的引进，增强对高新技术的攻关，并提高新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贡献率，促使浙江工业结构从以传统工业转向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这对于构建浙江省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3．充分就业论

就业乃民生之本，就业和收入分配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两个重要的环节，它们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只有达到充分就业的地步才可以提高居民收入来抑制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致贫的根源。主导产业对于关联产业具有扩散效应，它的选定和发展都决定这关联产业发展的走向，更决定了区域劳动力就业的结构。因此，在进行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的时候，就应该对于那些能够大力拉动区域就业的产业进行扶持。海洋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对陆域产业的拉动效应使得海洋产业成为了我国新的劳动力吸引磁场。研究结果表明：海洋产业增加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创造直接就业机会3.7万人，可相应为陆域创造4.7万人的间接就业机会[2]。因此，大力发扬海洋产业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下表列出了近年来国家与浙江省陆域产业与海洋产业相关比例数据。虽然海洋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得到快速发展，但在浙江省海洋产业产值不断上升，其所吸纳的就业比例也在成倍上升，这就凸显了海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力度。正因为如此，从充分就业层次来讲，在当今大力提倡发展海洋经济的时代，对于海洋产业的优先发展必须要考虑到其对就业的影响，优先发展海洋产业中对于劳动力吸纳能力高的产业，并形成规模化的海洋主导产业，同时其带动关联产业发展的能力也提高了整个海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这对缓解我国就业现状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沿海地区来说，海洋产业的发展能够更好地依托区域区位的优势，这种区位优势加上沿海地区的经济优势对劳动力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吸引磁场，促使劳动力涌向区域海洋产业。海洋产业的各个产业之间的相关程度十分密切，其产业带动能力较强。海洋产业之间、产业群之间都关系密切，发展海洋产业，可以促进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大批海洋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势必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就业的压力。#p#分页标题#e#

4．文化影响与政策引导论

浙江省作为公认的“经济大省”，却是实实在在的“资源小省”，因此多年来关于浙江经济现象的原因一直是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的研讨课题[3]。经济学界之后对于浙江经济发展的奇迹给予的解释是浙江人经济理论。那就是：浙江最大的资源就是浙江人，最大的财富是浙江精神，最大的优势是浙江文化（李强，2004）。因此，浙江省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所创造的辉煌业绩，最大的动力可以说是来自于浙江人的文化精神的推动。高淑云在《浙江人的素质特点》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浙江人所具备的特点：首先是开放的心态；第二是敢闯的精神；第三是善变的头脑；第四是负重的品格；第五是务实的作风；第六是现代的理念[4]。把浙江的经济归结于浙江人经济，其实也就是在肯定浙江人文化精神对于浙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决定作用。正是浙江人的文化才使得温州、义乌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不管是“温州模式”，还是“义乌模式”，其实都是“浙江模式”的一个缩影，“浙江模式”是指在市场化、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浙江所有的样式、方法、路径和特征。其本质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是市场、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和市场体制形成过程所具有的浙江地方性特征。浙江模式”的特色主要是：具有根植性、内生性、群众性的创业文化与企业家精神；“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体系；服务型且有为的政府和公正、透明、可预期的体制框架[5]。从“浙江模式”的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单单取决于资源禀赋，区域深厚的文化精神的驱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充分利用这些精神财富的前提下，政府部门大力建设有利于商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做好政策引导和服务，就能够更好地带动区域内各个产业的快速发展，而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需要做的是协调好各个产业间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对于本区域能够利用精神文化优势而加快发展的产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协助，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应优先确定那些能够通过精神文化的刺激和引导而获得快速有效发展的海洋产业作为海洋主导产业，以达到引领其他海洋相关产业发展的目的。最后，更应该在原有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做大做强，形成区域特色的海洋主导产业。

三、总结

在海洋经济时代来临之际，浙江省作为全国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先驱，更应该在确立全面了解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的前提下，通过利用本身独有的海洋产业发展优势，利用浙江省所具有的资源、政策、资本、科技等各种优势，为浙江省海洋经济的腾飞乃至全国海洋经济的长远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防洪御潮保障思索

本文作者：潘存鸿 倪勇强 韩海骞 胡国建 单位：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

1问题的提出

浙江省海域面积26万km2,大约是陆域面积的2•6倍;海岸线6696km,规划可建万吨级以上泊位的深水岸线506km,面积500m2以上海岛2878个,均为全国第一;舟山渔场是全球4大渔场之一,可捕捞量全国第一;潮汐能、波浪能、洋流能、温差能等可开发的海洋能居全国首位。2010年7月浙江省被确定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省份。2011年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同年6月批准设立舟山群岛新区。这标志着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浙江省围绕防灾减灾、水资源、水生态3大保障体系建设开展了大量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全省防洪减灾、水资源配置、水环境保护能力。但是,近海地区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在防洪安全保障、水土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仍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随着单位面积人口、财富的快速增加,对防洪安全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水土资源的需求迅速增加,水土资源短缺,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三是人类活动频繁,开发建设活动与环境保护之间、各类开发建设活动之间矛盾日益突出,对管理协调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主要从水利角度出发,探讨浙江省沿海及海岛地区防洪御潮和水资源、滩涂资源开发等关键问题,以保障浙江省海洋经济的发展。

2统筹兼顾,搞好相关规划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勾画了美好的蓝图,根据该规划,舟山群岛新区、沿海几大河口海湾及近海地区将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地区,包括杭州、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舟山7市,为了保障这些区域的防洪御潮安全,科学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同时为协调好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海洋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应根据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编制或修编相关规划。内容包括社会经济和重大工程布局、防洪御潮、水资源配置、岸线利用、海洋环境保护、滩涂资源利用和湿地保护、港口航道布局、海洋能开发,借此推动浙江省海洋经济示范区的建设,保障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提高防洪御潮能力[1]

洪涝灾害和台风暴潮灾害是浙江省最主要的自然灾害。特定的地理地形环境、气候和潮汐特性决定了浙江省沿海地区是水灾害多发的地区。(1)据1949—2009年统计,影响浙江台风共有203个,平均3•4个/a,其中登陆浙江省的台风共40个,平均0•66个/a。发生台风灾害的年份有44a,平均1•4a中就有1a发生台风灾害。(2)降雨集中是浙江省洪涝灾害的主要成因,浙江省洪涝灾害主要发生在每年的5—9月,大多数由梅雨暴雨、台风暴潮和短历时暴雨引发。(3)浙江省沿海地区大多数为海积平原,地势低,杭嘉湖平原、萧绍平原、温黄平原和温瑞平原地面高程分别为1•6~2•2,4•5~5•5,2•6~3•2,2•7~3•1m,杭嘉湖平原高程甚至低于平均高潮位。(4)浙江省沿海大部分水域属强潮区,潮强流急。在台风影响下,风暴潮流和台风浪联合作用下水动力很强,容易造成潮灾。浙江省防洪御潮工程体系主要由海塘及沿塘水闸、水库、堤防工程等组成。海塘是最重要的御潮工程,浙江省海塘建设历史悠久,特别是1997年遭遇11号强台风后,浙江省开始标准海塘建设,于2000年完成,并不断续建,建成20a一遇及以上海塘1723km,提高了沿海地区的防台御潮能力。为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海塘工程的安全,自2008年起,浙江省开始实施“强塘工程”,计划于2012年底完成海塘和沿塘水闸的配套加固工程,提高防潮能力。

目前浙江省海塘总长2248km,可分为钱塘江海塘(长415km)和浙东海塘(包括岛屿上的海塘,长1833km),其中100a一遇的海塘长254km,50a一遇的海塘长1050km,20a一遇的海塘长419km,20a一遇以下的海塘长525km。浙江省沿海及海岛地区县级以上河道堤防长7940km,其中设计防洪标准为100a一遇的堤长461km,50a一遇的堤长1926km,20a一遇的堤长4348km,10a一遇的堤长1206km。尽管近10余年来,浙江省在防洪御潮工程体系(包括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等新形势、新情况下,浙江沿海及海岛地区水灾害防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①沿海城市化加速使城市防洪排涝问题日益突出;②经济、人口等要素进一步集聚对现有工程防御标准提出更高要求;③海塘防御能力有待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沿海地区大多数为软土地基,标准海塘沉降和变形大,降低了防潮能力;④超标准风暴潮防御问题。因此,依据新形势、新情况,需要进一步分析论证现有防洪、防潮工程的防洪、防潮及排涝能力,提高台风、降雨量、洪水、风暴潮位、台风浪等预报精度,从流域、区域角度建立与保护对象相适应的工程防御体系,完善非工程体系建设,提高应对超标准洪潮灾害的能力,保障浙江省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

4进一步开发利用水资源,优化水资源配置[1]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浙江省沿海及海岛地区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浙江省沿海及海岛地区水资源量538亿m3,占浙江全省的56•3%。区域水资源主要特点有:(1)总量较丰,人均较少。平均单位面积水资源量为88万m3/km2,水资源总量较为丰富。但人口密集,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388m3,约为全省平均的66%(见表1),全国平均的60%,世界平均的15%,人均量相对较少。(2)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约有70%的水量集中在5—9月;年际水资源量差别较大,最枯年份的水资源量仅为正常年份的1/2;在空间分布上,山丘区水多,平原和海岛区水少,地区间单位面积水资源量差异可达2~3倍之多。(3)水资源可利用程度不高。区域内的河流多为源短流急的小河,独流入海,加上降雨在时间上分布不均,水资源可利用程度不高,约30%左右。至今,浙江省在沿海及海岛地区修建了各类供水工程达15万处,使得该区域现状供水能力达到176•3亿m3,约占多年平均水资源量538•1亿m3的26•3%。其中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最高的是宁波,约34•0%;海岛地区因水资源开发难度较大,其开发利用率最低,如舟山仅15•1%左右。

已建供水工程基本满足了该区域在平水年、一般枯水年的水资源需求。但在连续干旱年或特殊干旱年,区域内特别是海岛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仍十分突出,主要问题有:①水资源调控能力不足;②水环境问题突出,限制了水资源利用;③海水和雨水等非常规水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据预测,到2030年90%保证率时,区域需水总量221•4亿m3,为现状用水量的1•4倍。现状供水工程状况下,7个市均不同程度存在缺水,缺水相对严重的市有台州、温州和舟山,缺水量分别为6•6亿,8•0亿,1•0亿m3,缺水率分别为20•7%,20•9%,29•9%。因此,为保障海洋经济发展,在沿海6市需优化水资源配置;增建或调整蓄水工程,以增加区域水资源调配能力;调整灌溉制度;沿海产业布局应考虑与当地水资源条件相适宜的产业。在舟山海岛地区,降雨相对较少,蓄水能力弱,内部可挖掘潜力不大,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如大陆引水、岛际引水、海水淡化,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包括雨水资源和海水资源。同时,积极探索平原生态湿地型水库建设,实施水库联网,翻、引河网水入库等新型雨水利用手段。#p#分页标题#e#

5加强滩涂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2-3]

浙江省耕地面积仅208•17万hm2,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制约着浙江省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滩涂开发,在寸土寸金的临海地带开拓发展空间,对浙江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滩涂可分为河口区滩涂、平直海岸区滩涂、港湾内滩涂和岛屿周边滩涂4种类型。根据冲淤特性,滩涂也可分为淤涨型、稳定型和侵蚀型3类,浙江省滩涂绝大多数属前2类。浙江省滩涂的开发利用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开发利用的滩涂面积已有约66•67万hm2(1000多万亩)。自建国(1949年)以来截止2010年浙江省沿海共围垦滩涂面积约23•74万hm2(356•10万亩),其中,杭州市约4•46万hm2(66•9万亩),宁波市约7•10万hm2(106•44万亩),温州市约1•85万hm2(27•77万亩),绍兴市约2•85万hm2(42•68万亩),嘉兴市约1•00万hm2(15•03万亩),台州市约4•78万hm2(71•71万亩),舟山市约1•70万hm2(25•57万亩)。目前,已围土地开发利用的方式已从单纯的农业利用转向高效立体养殖业、效益农业、工业、电力、交通、港口和城镇建设等。1950—2009年浙江省滩涂围垦面积中已开发利用约18•93万hm2(283•88万亩),占已围面积的80%。同时,滩涂围垦还衍生了大量的人工湿地,1950—2010年有约6•53万hm2(98万亩)转化成了水库、河道、养殖场等湿地水面,占围垦总面积的27%。

浙江省滩涂资源是动态变化的,在自然条件下绝大多数滩涂处于缓慢淤涨状态。据统计,杭州湾庵东附近岸线、瓯江口、飞云江口、鳌江口、椒江口及台州湾的岸线以平均10~70m/a的速度不断向外海推进。近20余年来,随着海岸人类活动的加剧,滩涂有加剧淤积的趋势。据实测资料分析,在围涂及促淤工程实施后,邻近滩涂的淤积速率可提高4~7倍。建国后浙江省曾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70年代后期、90年代后期以及2004年进行过4次滩涂资源调查,根据历次调查数据,50余年来滩涂并未随围垦面积的增加而减少,而是稳定在约25•87万~28•87万hm2(388万~433万亩)的水平,变化幅度也在平均数的6%以内,说明滩涂资源在合适的围垦速率条件下是可以恢复的。根据2004年滩涂资源调查,理论深度基准面以上的滩涂资源面积约为26•07万hm2(391万亩),全省适宜造地滩涂区面积约为17•47万hm2(262万亩),扣除2005—2010年已围的面积约为4•95万hm2(74•3万亩),不考虑滩涂自然淤涨,2011年以后理论深度基准面以上可开发利用的滩涂面积仍有约12•51万hm2(187•7万亩)。近几年为保障全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适度加大了滩涂围垦力度,“十一五”期间,全省匡围滩涂4•21万hm2(63•11万亩)。“十二五”期间,浙江省将继续适度加大滩涂围垦力度,保障海洋经济的发展。同时在技术上还需进一步研究:①滩涂围垦的供沙问题。长江口来沙和浙江省河流输沙减少对滩涂的影响;②滨海湿地保护与滩涂围垦及其环境影响研究;③滩涂淤泥资源化利用综合技术研究;④深水围涂综合技术研究。

6结语

滩涂资源和水资源是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的2大关键资源,防灾减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条件,以规划为先导,科学合理开发滩涂资源和水资源,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对于促进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以及舟山群岛新区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航运业的重要性

本文作者：陈晓 陈昌锋 单位：镇海区财政局国资科科长 镇海区财政局

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批准设立舟山群岛新区，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浙江省又一轮大发展、争创经济新优势的战略重点。镇海区地处宁波—舟山海洋经济核心示范区的核心区域，加快海洋经济发展，占领未来经济的制高点已经刻不容缓。航运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载体，能否实现航运业的跨越式发展，直接关系镇海区乃至宁波市海洋经济核心示范区战略的成效。为此，进一步明确镇海区发展航运业的必要性和优势，进一步形成实现航运业跨越式发展的共识，为镇海区“十二五”时期海洋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奠定基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镇海区航运业发展的现状

“十一五”时期，镇海区出台了一系列扶持航运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在促进航运业做强做大、实现跨越式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航运业迅速崛起并成为全区七大专业市场之一，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不仅经受住考验，而且化危为机，进一步壮大了整体实力，在全省乃至全国航运业占有一席之地。

1、从纵向比较看，“十一五”时期镇海区航运业不论企业数量还是运力规模均上了一个新台阶。一是航运企业规模快速增长。航运企业数量从“十五”期末为5家，到“十一五”期末的2010年激增至25家，翻了两番多。二是船舶数量和总运力双双大幅增长。2010年末拥有船舶113艘，是“十一五”初期的2006年65艘的近两倍。年平均吨位增长率达到45.28%。总运力从2006年末的22.25万吨，到2010年末增长至98.94万吨，位居全省第二，全市第一，发展之快为全省首例。三是实现了航运业多元化发展。集装箱船、高速客轮、游船实现零的突破，目前拥有集装箱船8艘、高速客轮2艘、游船9艘。

2、从横向比较来看，镇海区航运业经过“十一五”时期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宁波航区举足轻重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船舶数量从2006年仅占全市的10%，到2010年增长至17%。总运力从2006年占全市的10%，增长至2010年的21.6%，位居全市第一（见表1）。另一方面，在宁波航区，以镇海为代表的油品、化学品运输已成为宁波水运行业的三大特色区块之一，实现经济效益与规模的双双飞跃。

二、实现镇海区航运业跨越式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尽管镇海区航运业在“十一五”期间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在浙江已经成为国家海洋经济示范区，宁波作为浙江海洋经济的核心示范区之后，镇海区航运业的发展现状与其在宁波核心示范区中的地位不相称，与将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纳入全市“六个加快”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不相称，加快航运业发展已经刻不容缓。

1、从国际层面分析，发展航运业是海洋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外历史证明，传统的世界强国和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从海洋走向繁荣和强大的。近50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而海洋经济平均增长率高达11%，每10年翻一番。1990年之后的10年里，我国海洋产业总产值几乎增加了10倍，我国的沿海地区面积占全国的13%，却创造了60%的GDP，这在很大程度上倚重于海洋。航运业作为海洋经济的载体，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各海运国家均将航运业作为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层面制定一系列优惠措施扶持航运业发展。世界主要海运国家，特别是APEC各成员国一般都限制外商从事本国的沿海和内河运输，以保护本国航运业发展。韩国、墨西哥、菲律宾等国家规定货载优先或货载保留等措施，对本国船舶承运进出口货物给予一定的优先权或货载比例。

2、从国内层面分析，发展航运业是我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航运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之一，其兴衰荣辱与国内外总体的经济、贸易、社会和政策法规的发展态势关系密切。一方面，全球贸易迅速发展，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贸易往来日趋频繁，资本、资源以及产品等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和流动，进一步促进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重新布局，推动了贸易的高速增长，为航运业带来巨大的运输需求，也为中国航运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国际空间。航运业是实现国际贸易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航运业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巩固世界主要贸易大国的地位提供了便利的运输服务。另一方面，海洋经济已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新战略。我国拥有海洋国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十一五”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年均增长13.5%，预计2020年前平均增长率可达20%，占GDP比重将进一步提高。“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把海洋经济发展纳入国家战略。这些都充分说明，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已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而作为海洋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载体的航运业必将成为优先发展的战略行业。

3、从浙江省层面分析，发展航运业已经成为浙江海洋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国务院批复的《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明确提出要构筑“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发展总体格局，海洋经济已成为浙江提升区域竞争力、服务国家战略的新载体。在新一轮的区域竞争中，浙江省迫切需要一个服务国家战略、引领浙江发展、体现时代特征、再创浙江优势的发展战略，海洋与港口无疑是浙江最具优势、最具发展潜力的战略着力点，也是浙江战略与国家战略的最佳结合点。航运业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浙江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重要组成部分。

4、从宁波大市层面分析，发展航运业是宁波建设国家海洋经济核心示范区的战略举措。港航服务业在宁波建设国家海洋经济核心示范区中具有战略优先地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提出的“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发展总体格局中，以宁波—舟山港海域、海岛及其依托城市为核心区。按照这一规划要求，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已被纳入宁波市“六个加快”重要战略。宁波市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港航服务业、临港先进制造业、海洋新兴产业和海岛资源开发为重点，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努力做到“三统筹”、“四着力”，即统筹陆域经济和海洋经济发展，统筹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统筹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着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着力完善海洋基础设施体系，着力提升海洋科教研发能力，着力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海洋经济大市”向“海洋经济强市”的战略性转变，把宁波建设成为海洋经济实力较强、辐射服务功能突出、空间资源配置合理、科教文化体系完善、海洋生态环境良好、体制机制灵活的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示范区。#p#分页标题#e#

5、从镇海自身发展层面分析，发展航运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建设海洋经济强区的需要。一是镇海建设“港航强区”的需要。港口发展具有产业集聚的作用，可带动相关产业和配套产业的发展，极易形成区域性的产业带，加快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合理布局。据有关数据显示，港口生产经营与其他相关产业及间接诱发的经济贡献为1︰5，提供就业比值为1︰9。航运业发展为镇海区构筑临港石化产业、先进制造业和三位一体的物流港航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二是打造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的引领示范区的需要。镇海地处我国黄金海岸、黄金水道“T”字形经济带核心区，大宗生产资料交易配置功能日益突出。航运业是对外经济联系纽带，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港口优势，加快发展航运海洋经济，有利于与相关区域合作共同打造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提高我国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水平。三是镇海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需要。在《宁波市镇海区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中，航运业的发展是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设之一。镇海海洋经济的发展将依托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宗货物物流枢纽港、镇海经济开发区、机电园区，发展三位一体的物流港航体系。作为重点发展环节之一的航运业，是镇海各大园区对外的纽带，计划至2015年，海运总运力将超过200万吨。提升发展港航服务业，充分挖掘现有航运企业潜力，改善运力结构，使水运运力向大吨位、远洋化发展，鼓励有实力的航运企业在保持国内市场竞争力的同时积极投身国际海运市场，是镇海区海洋经济发展的需要。四是镇海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需要。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而镇海区“十一五”期间三次产业结构演进速度较慢，2005年区属产业结构三次产业的关系为3.5︰57.7︰38.8，2010年为2.3︰60.4︰37.3，可见“十一五”时期三次产业结构几乎没有调整，二产比重高于宁波全市平均水平5.5个百分点，三产比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因此，“十二五”时期镇海区经济结构调整任务繁重，发展以航运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成为镇海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

三、实现镇海区航运业跨越式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实现镇海区航运业跨越式发展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镇海已具备航运业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和优势。

1、区位优势明显。镇海是我国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走向世界的黄金结合点，具有承接世界临港产业向我国长江流域转移的区位优势，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江流域国际贸易运输的重要节点，区位优势突出。镇海港具有良好的港口条件，海域面积165平方公里，使用岸线3683米，开发潜力巨大。“二桥一路”的建成，全面改变了现有区位格局，使镇海的区位优势更加明显：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大大缩短了与上海的距离，使宁波迈入长三角地区同城时代；舟山连岛大桥的建成，为镇海提供了前方深水港资源，也使之由浙江省、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交通运输网络中的末梢地位变为枢纽节点；宁波绕城高速的建设，使镇海纳入了宁波中心城区交通圈和浙江省1小时交通圈。

2、政策优势突出。一是国务院批复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明确宁波定位为发挥产业和沿海港口资源优势，推动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发展，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物流基地和国际港口城市，与上海、舟山等城市相关功能配套的沿海港口城市。《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明确要构筑“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发展总体格局，以宁波—舟山港海域、海岛及其依托城市为核心区。二是浙江目前与山东、广东被列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海上浙江”战略将涵盖船舶与港航工程、传统海洋产业升级改造、新兴海洋产业培育、海岛开发科技示范等多个领域，镇海作为实施“海上浙江”战略的桥头堡和排头兵，具备大力发展港航经济的潜力。三是2006年以来镇海区单独出台了扶持航运业发展政策措施，对航运企业的扶持力度达到了110%；调整运力奖励结构，鼓励航运企业做大做强；建立航运业发展政策长效机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3、腹地经济优势。腹地经济是港口经济的重要源头。镇海地处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核心区，港口可立足宁波，辐射全国，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一是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根据国际城市化的规律性，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以后，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人口将突破7亿，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预计到203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超过70%，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5亿，市镇总人口将超过10亿。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将促进我国资源进口需求的大幅提高，给港口大宗散货吞吐提供了有力支撑。二是宁波市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新台阶。2010年宁波市生产总值达到5125.8亿元，“十一五”时期港口货物吞吐量由2.7亿吨增加到4.1亿吨、集装箱吞吐量从520.8万标箱增加到1300.4万标箱，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由4891亿元增加到10867.5亿元，自营进出口总额由334.9亿美元增加到829亿美元，这些都为镇海港航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镇海临港产业全面发展为镇海航运业发展提供直接支撑。镇海港区形成了六大专业市场，发展态势良好。其中，镇海液体化工产品交易市场是国内最大的液体化工交易市场之一，2010年进场的交易企业有300余家，市场成交额达120亿元；镇海再生资源金属园区被国家环保总局命名为全国进口再生资源园区化管理试点园区，进园企业60余家，年进口拆解废旧金属100万吨以上，2010年销售额达91亿元；镇海煤炭交易市场集聚了近70家煤炭企业，2010年完成煤炭吞吐量超1500万吨，销售额达到100.9亿元。除专业市场外，区域内还形成了一批包括期货交割库在内的仓储型物流企业、配送加工型物流企业和运输企业，具备了发展包括航运业在内的现代物流业的基础。

4、基础设施优势。镇海港现有经营性泊位码头47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10个，5万吨级泊位2个，拥有全国第一座万吨级液体化工专用泊位和全国最大的五万吨级液体化工专用泊位，形成了液化、煤炭、内贸集装箱、散杂货等四大物流亮点。2010年港口货物吞吐能力达到了3782.7万吨。“十二五”期间，将再建5个泊位，包括化工专用码头和散杂货码头，码头吞吐量将突破5000万吨，为整个“三位一体”的现代港航物流枢纽港发展奠定良好的港口基础。成立于2007年12月的宁波（镇海）大宗货物海铁联运物流枢纽港是宁波市“中提升”十大功能区块之一。枢纽港共分钢材、木材、煤炭等十大区块，总面积9.5平方公里，着力打造以海铁联运为支撑、面向浙江和华东、辐射全国的大宗货物物流、贸易和信息管理中心，目前已初步形成以镇海中国液体化工产品交易市场、镇海金属园、镇海煤炭交易市场、镇海钢材市场、木材市场以及货运市场等六大生产资料专业市场为主体的临港型特色物流产业，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海陆联动集疏运网络、信息和金融支撑系统“三位一体”的港航物流服务体系的一个缩影。#p#分页标题#e#

5、公共服务优势。近些年来，镇海港区服务功能迅速提升，政策服务不断完善。一是制定出台了物流枢纽港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了产业发展导向。二是信息化课题研究已经启动。信息化建设旨在通过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和电子交易平台的建设，逐步实现交易、物流、仓储与港口、铁路之间的信息对接和实时交换，全面提升交易手段和物流效率。目前该项目已委托宁波工程学院进行前期课题研究。三是期货交割库集聚工作有序推进。为实现物流枢纽港区域期货交割库功能的集聚，物流枢纽港支持国储浙江837处做大做强郑州商品交易所PTA及大连商品交易所塑料（LLDPE）指定交割仓库的商品交割量；支持宁波港九龙仓仓储公司申报黑色、有色金属期货交割库资质，并已获得上海期交所有色金属交割库资质。四是金融服务平台逐步搭建。物流枢纽港已与有关金融单位签署了合力推进物流枢纽港企业供应链融资服务的合作协议，并积极与保险、通信、海关、商检等相关部门建立合作制度，提升区域服务功能。

四、提升镇海航运业的对策

面对新形势，镇海作为海洋资源强区，必须把握机遇，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宽的视野来审视海洋发展战略，谋划海洋经济，推进航运业跨越式发展，为“海上浙江”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1、强化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功能开发。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功能开发是实现航运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要优化航运投资环境，加强港口、航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保证船舶运输的畅通无阻，以港促航进一步带动航运业发展。一是支持港口集疏运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航道整治，建设镇海港19#、20#液体化工泊位，21#、22#、23#通用散货泊位等5个深水泊位。调整和优化泊位功能布局，提升改造现有泊位，改造港口货物装卸、堆存、转运设备。启动七里屿港口建设前期研究，积极规划镇海港新增泊位建设。“十二五”时期，码头吞吐量将突破5000万吨，通过规划建设新码头，远期吞吐量将超过1亿吨。二是推进“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建设。发挥港口资源优势和区位交通优势，以构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海陆联动集疏运网络、金融和信息支撑系统“三位一体”的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建设为目标，高起点、高标准推进贸易港、物流港和智慧港建设，努力建设成为面向华东、辐射全国的大宗货物物流、贸易和信息管理中心，快速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和七大专业市场，实现市场交易额1000亿元以上。进一步提升金融、保险、会计等中介服务和海关、国检等行政审批服务功能。三是推进临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以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平台，推进新一轮的炼油一体化项目建设，1500万吨炼油，120万吨乙烯，与此相配套的有宏远化工、中庆石化、荷兰的阿克苏诺贝尔，以及韩国SK，德国朗胜等等一批大型石化产业项目。进一步延伸石化产业链，发展石化精加工和生物化工产品以及石化资源性产品，促进石化产业向产品精深化、产业延伸化、价值高端化发展，努力打造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环境友好的石化产业体系，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临港石化产业基地。

2、鼓励总部型航运业。一是参照先进地区经验，建立航运企业集聚区，鼓励海运服务业集群发展，进一步增强全区航运企业凝聚力和竟争力，创造条件建设航运服务中心，从政府层面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二是鼓励现有航运企业做大做强，“十二五”期间至少有1家航运企业进入全国排名前10位。为此，首先要优化运力结构，争取万吨以上运力占70%以上；其次要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在现有煤炭集聚、辐散效应明显的前提下，发掘潜藏着的运输需求量，如金属园区废旧金属进口、后海塘钢材市场进出口量均较大，粮食市场有50%粮食靠东北调运过来等等，且随着仓储、加工基地建设投产，为航运带来更多商机；第三要发展国际航运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航运企业跨国经营与投资正成为国际航运发展的新趋势，在立足国内航运市场的基础上，要积极参与国际航运市场竞争。三是鼓励国内外航运企业总部集聚，借鉴先进地区发展部部经济相关政策，适当降低航运企业总部认定标准，落实有关措施，吸引国际国内航运企业、国际国内航运机构、航运中介机构及大型航运企业地区总部到本区注册。

3、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随着基本航运服务进化而产生了教育、信息、金融、保险和法律等高端航运服务业。基本航运服务业将跟随着船舶和货物走向全国之世界各地，而高端航运服务业则将随着城市航运经济、船舶金融、海运教育、航运信息的成熟和发展，在城市中心逐步生根发芽。因此，发展信息、金融、保险等高端航运服务业是下步政策引导的方向，为此须从单纯运力和税收奖励向鼓励信息、金融、保险等高端航运服务业发展转变。具体而言：一是调整运力结构。镇海区现有运力中万吨以上船舶只占25%，“十二五”规划海运总运力超过200万吨，调整运力结构要重点鼓励发展万吨级以上散货运输船舶，特别是油品、液化气（化学品）和集装箱船舶；对到期企业奖励政策在考虑总运力规模的同时，要考虑平均运力规模，同时调整对小规模企业奖励力度。二是支持本港货源运输本地化。依托港口优势，推进本港货源由本地企业承运相关工作，对镇海港口企业将水运业务由本区航运企业承运、运输量超过100万吨的，其超额部分给予一定奖励。三是加大对金融、信息和保险等高端航运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航运金融服务，积极发展船舶融资、航运租赁、金融仓储、航运结算、航运保险等金融服务；加强航运金融政策和业务创新，探索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引进组建航运专业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及相关中介服务机构，形成航运金融特色品牌。推进航运物流企业信息示范工程建设，提升航运物流信息化整体水平。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财税政策机制分析

本文作者：陈平 李静 吴迎新 杨海生 单位：中山大学 海洋经济研究中心 环南中国海研究院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人们对资源、能源的需求急剧加大。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沿海国家纷纷调整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我国也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发展海洋经济的具体目标和要求，海洋经济的发展必将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财税政策作为一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实施机制，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海洋经济的突出特点是资源依赖性强，环境约束程度高，开发利用及保护的难度大、风险高。目前相关的财税政策尚不完善，且多是采用行政手段，缺乏利用经济杠杆进行调整的政策。具体说来，已有的政策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我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海洋经济相关财税政策。以税收政策为例，现行税法中涉及海洋经济方面的相关规定散现于各类税收政策中，如农产品相关增值税税收政策，水生动物的疾病防治免营业税政策，海上特定地区石油、天然气开采作业等项目的规定设备、仪器等免征关税政策，石油、天然气的资源税征税方案，渔业生产用地、盐场的盐滩、盐矿的矿井用地、港口的码头用地等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港口、航道占用耕地减征耕地占用税政策，捕捞、养殖渔船免征车船税政策以及从事远洋捕捞以及渔业养殖业的企业减征企业所得税等相关政策。

（2）现有政策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持范围不够全面。以海洋渔业发展为例，渔业生产面临的主要风险即是疾病和自然灾害。目前，财政已投入一定资金用于良种培育、疾病防治和防灾减灾工作，对于疾病和自然灾害损失的相关保障工作则较为有限。尽管对这些损失不可能完全通过国家财政来消化，我们仍可以通过引入巨灾保险机制，通过资本市场运作，对风暴潮等发生频率低、损失重大的灾害进行再保险，增强渔业生产的抗风险性，促进海洋渔业发展。鉴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仍有待完善，建立巨灾保险机制所需的灾害损失数据亦有待整理完善，这一市场的建立必然需要借助财政税收等政策的支持。

（3）现有政策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持方式不够完善，除行政手段外，还应采用多种市场调节手段。以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发展为例，就企业融资角度来看，需要多种政策支持手段。在产业发展初期，将会有大量的研发投入，从而需要国家财政税收的相关扶持；在由研发成果的技术转化的过程中，则需要国家开发资金、企业研究开发资金或个人注资，从而需要国家财政税收以及金融资本市场的相关扶持；在科技成果商品化的环节，主要是以风险投融资方式为主，从而需要金融资本市场的扶持；在产业化中后期以及生产经营规模化阶段，企业多以商业信贷、有价证券买卖以及资本市场融资方式为主，此时同样需要金融资本市场的扶持。

（4）现有政策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持效果不够显著。以深水网箱养殖的推广为例，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末引入该项技术，以期提高海水养殖抗风浪能力，促进海水养殖业的大力发展。国家科技部也将深水抗风浪网箱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先后列入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以及科技部新产品计划等予以重点支持，先后投入经费上千万。然而，尽管国内深水网箱的技术已经达到国际进口网箱标准，同时价格降低了数倍，但目前国内有深水网箱的生产企业仍只有10多家，深水网箱养殖业有待进一步发展，相应的财政税收等支持政策有待加强及优化。为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提高政策效力，势必要对可行财税政策及其适用性进行研究。如林光纪（2006）[1]、郑奕等（2008）[2]、韩立民（2008）[3]研究了渔业生产及资源保护中的税费等相关制度，孙颖士（2008）[4]、徐小怡（2010）[5]、赵晓宏（2006）[6]讨论了渔业领域的财政补贴及政策性渔业保险问题，陈蓝荪（2006）[7]、苏昕（2006）[8]、闫杰等（2007）[9]讨论了渔业发展的财政投入机制，邝奕轩等（2011）[10]、王伟伟（2011）[11]则主要研究了渔业或海洋财政的国际经验。

尽管目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至少存在着以下两方面问题：（1）多为定性研究或对国外实践经验的分析，缺乏对于各种财税政策工具实施机制的分析。（2）多集中于渔业、滨海旅游业等产业，缺乏对于海洋经济主要产业的全面分析；同时没有区分政策的行业差异性。首先，政策工具是具有多样性及差异性的，在建立健全海洋经济的财政宏观调控体系时，必须要“因材施教”。其次，在不同性质的行业中，如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其产业发展基础、发展程度、发展特征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对此的政策方式、力度等肯定是不同的，相应地政策也应有一定的针对性。忽略了这些差异，而采取“一锅端”的政策，必然导致政策效力的下降。有鉴于此，本文从通过财税政策工具对海洋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及管理的角度出发，研究海洋经济优化发展的财税政策实施机制，并尝试结合产业特征及政策工具作用机理给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1财税政策工具的特征分析

财税政策作为主要经济政策之一，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可通过预算、税收、补贴、政府采购等财税政策工具对经济行为进行调整，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其主要作用是对市场失灵的调节，如提供公共物品或其他外部性较强的产品、改善信息不对称情形等。财税政策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财政投资的分配，对民间投资进行结构引导，优化资源配置；二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调节收入不平衡问题；三是，通过国家财政来汇集资金，建立健全预算、税收、国债等财政宏观调控体系，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促进经济协调、健康发展。财税政策主要分为四类：一是收入，主要体现在税收政策；二是支出，主要体现在财政补贴（直接补贴或贴息贷款等）、财政投资以及政府采购等；三是财政预算；四是国债。此外，政策性的金融支持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政府专项扶持基金、信贷担保等。本文主要关注税收、补贴、财政投资以及金融支持这四种财税政策工具。

在实际作用过程中，税收、补贴、财政投资以及金融支持这四种财税政策工具在激励方式、激励对象、反应速度等特征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税收优惠作为目前来说应用最广的政策之一，具有以下几方面基本特征：一是税收优惠主要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即，企业的投资活动完全是自主决策的；二是税收优惠可以对符合条件的所有企业起到激励作用，覆盖面较广。从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税收政策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应用。然而，就税收对经济的作用效果而言，其反应速度相对较慢，同时存在着“强者愈强”的作用结果，因为税收优惠只有纳税企业起作用，未纳税的企业则无法享受，而未纳税企业往往是中小企业或新进入产业的企业，正是最需要优惠政策的群体。此外，税收优惠的执行成本相对较高，这些成本包括税务机关的行政成本，纳税人的申报成本及其效率损失等。相反地，财政补贴尽管是通过政府来配置资源，政府而非企业对资助范围进行选择，覆盖面较窄，但财政补贴的反应速度较快，其执行成本也较低。更重要的，政府由于其信息方面的优势，对资助项目的选择往往更科学合理，更能体现政策导向，当然，一旦政府决策失误，其后果也是更为严重的。此外，财政补贴政策有可能会产生挤出效应，即没有获得补贴的企业会减少该项目的投资，从而导致产业的整体投资水平下降。然而，财政补贴与税收政策面临同样的困境，其往往也不能惠及中小企业或新进企业。就这一点来看，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政策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p#分页标题#e#

首先，财政投资对中小企业和新进企业的优惠主要体现在公共品的投资方面。一方面，政府可投资于外部性较强的项目，如研发投入等，这一正的外部性是惠及产业内所有企业的，当然就不排除中小企业和新进企业。另一方面，财政投资于产业初始所需设施建设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产业投资环境，对于中小企业，特别是新进企业而言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的沉没成本，刺激企业进入。其次，就金融政策而言，一方面，政府可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贷担保等，降低其投资成本，而投资决策依然是由企业自主选择，风险由企业承担，这避免了政府选择资助项目的主观性。同时，正如我们前文所述，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是不同的，而金融支持政策可以较好的实现灵活调整。需要注意的是，税收、财政补贴都属于事后激励，即主要对企业进入该产业进行生产后的行为给予优惠，而财政投资属于事前激励，即无论企业是否进入该产业，财政投资都在进行，金融支持则属于全过程激励。这就意味着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与税收、补贴政策的作用机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第2部分我们将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综上所述，税收政策覆盖面较广，且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具有一定的市场化特征；财政补贴支持对象为政府重点发展和扶持的产业，政策作用反应快，但可能存在挤出效应；金融支持可以激励支持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且充分尊重了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投资行为起到主要的激励作用，应该是将来政策选择的重点。财政投资则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公共品投资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也应予以重视。

2财税政策作用机理分析

除了政策工具特征的差异外，财税政策工具的作用机理也是不尽相同的。特别地，税收政策由于其应用的广泛性，在财税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而财政补贴由于作用迅速而直接，且执行成本较低，也得到了广泛的采用。鉴于二者同属于事后激励机制，本文尝试统一的建立静态局部最优化模型，对这两种工具的作用机制进行对比分析。考虑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政策应是政府财税政策的主要着力方向之一，且二者均具有事前激励的作用，本文也将在统一框架下对这两种政策的作用机制进行简要分析。

2.1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基本的税收制度设计（如税种、税率、课税范围、计税依据等）以及税式支出手段（如税收豁免、税收抵免、优惠退税等）来设置差别税费，从而改变不同产业或经济行为的比较利益，引导资金、劳动、技术等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在基本税收制度设计中，税种设置以及课税范围都是从外延的角度设置差别税负，税率及计税依据则是从内涵角度设置差别税负。就税式支出手段而言，其主要是通过对特定行为给以背离基本税收制度规定的让渡来设置差别税负的，如税收豁免是通过直接减免应纳税额提供税收让渡的，而加速折旧、税收抵免等则是通过改变课税要素而间接提供税收让渡。

2.2财政补贴政策

从财政政策工具的性质来看，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支出中，财政补贴、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等投资性支出①（下文称之为财政投入）都属于供给调节型支出，政府采购则属于消费调节型支出。鉴于供给调节型支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更具激励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更为持久，本文着重讨论这一政策的影响机制。

2.3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政策③

对于财政投资而言，基于政策性的要求，其投资目标主要是基础产业、公共基础设施、技术研发等有利于改善产业投资环境的项目，因而其主要目的是提高企业投资回报率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会投资进入，由此达到支持产业发展的目标。对于金融支持而言，其主要目的与此一致，即提高产业内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企业进入。不同之处在于支持方式，金融支持并不直接投资于项目建设，而是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支持，如贴息贷款等。二者的作用机理类似：假设产业原来的资本需求曲线和资本供给曲线分别为DD1和SS，均衡点为A，均衡投资数量为K1。在政府进行财政投入或优惠贷款之后，企业投资相同额度时其成本会降低，从而引致投资回报率升高，资本需求曲线变为DD2，均衡点为B，均衡投资量为K2，产业内总投资增加。由此可见，当政府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某产业以后，受其直接的拉动作用以及间接的外部性及政策引导作用的影响，产业内的总投资额增加；但随着投资支持幅度的增大，其对产业内总投资额的带动效应呈现递减趋势，即单位投资所引起的资金回报率的增加是递减的，这符合边际收益递减原则。从企业角度来讲，由于产业内各企业的融资等成本不同，要求的资金回报率也是不同的，当产业的实际资金回报率大于企业要求的资金回报率时，企业就会进入该产业，因而当政府投资和金融支持提高了产业的资金回报率时，就会吸引具有更高要求资金回报率的企业进入该产业，从而使得产业内的投资总量增加。

3海洋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选择

3.1基于海洋产业特征的政策选择

基于政策工具特征及政策实施效果的分析结论，结合海洋产业特征，本文认为：首先，对于新兴产业（包括海水利用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力业等）及其他投资经营风险较大的产业（包括海洋矿业、海洋油气业等），主要面临三大问题：一是目前产业内企业数目不多，需要鼓励企业进入该产业；二是考虑到这些产业未来的利润是较丰厚的，目前较少企业进入的主要原因在于初始沉没成本较高、经营中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多、风险较大；三是这些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技术水平都亟待提高，而企业的研发力量往往不够。因而应综合采用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及金融支持政策，调动企业投资积极性，降低企业投资经营中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同时采用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直接投入研发活动或间接支持企业投入。结合政府期望的政策效果，若政府希望均衡要素价格不变，则应考虑利润税优惠，或财政补贴。若政府希望提高均衡要素价格不变，则应考虑采用从量税优惠。同时鉴于利润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作用力度更显著（变动幅度大于从量税），且达到同样效果所支付的直接成本④低于财政补贴，应主要考虑采用利润税政策。对于传统产业（主要指海洋渔业等）及其他需要技术改造升级的产业（如海洋船舶工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化工业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业发展较成熟，但技术水平不高、发展结构不合理，亟待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如深水网箱养殖的推广、高端滨海旅游业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等），但技术升级的投资成本较高、风险较大，鉴于此时政策的对象是特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的企业），因而应主要采取财政补贴及金融支持政策。注意到，尽管财政补贴见效快，但需要的资金量较大，可考虑主要运用金融支持政策，同时在专项扶持基金的设立中，可考虑发行海洋经济建设债券，募集公众资金支持海洋产业发展。对于公共基础设施及其他保障性机制建设，包括海洋工程建筑业、防灾减灾工程建设、渔业良种培育、病虫害防治以及海洋经济巨灾保险机制、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润率较低或外部性较强，企业投入生产建设及研发的积极性不高，难以运用市场化机制促使企业自主投资，因而应主要采取财政补贴政策、财政投资政策，敦促大企业投入建设，同时协调使用金融支持政策以通过多种途径募集资金，保证基础性及保障性设施的建设，保障海洋产业健康快速发展。#p#分页标题#e#

3.2基于海洋产业面临问题的政策选择

目前海洋产业普遍面临的两大问题是：（1）环境污染严重；（2）技术效率亟待提升，包括加快新技术研发、推动技术应用改造升级、提高产业集聚度等。基于政策工具特征及政策实施效果的分析结论，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协调政策以解决上述问题。

3.2.1针对环境污染的政策选择

针对环境污染这一问题，鉴于这是一项长期任务，且应发挥事前激励作用，避免企业采取高污染的生产工艺等，根据我们对四种政策工具特征的分析，应该使用税收政策进行调节。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税收政策来加强环境保护始于20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的探索和实践证明，利用税收手段治理环境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改善。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征收硫税，从征收方法上看，一般根据主要能源产品的含硫量或排放量计算征收。碳税最早由芬兰于1990年开征，碳税一般是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设计定额税率来征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在环境政策中应用经济手段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这方面，丹麦堪称“楷模”，推行生态税收制度不仅有效地保护了丹麦的环境，而且为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发展积累了资金，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使丹麦在欧盟国家中成为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利用征收资源税也可以达到节约能源的使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限制高能耗产品的使用等目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源的浪费和过渡消耗。开采税是美国对自然资源主要是石油的开采征收的一种税。开采税可以通过影响资源开采的速度和数量来影响环境，它会抑制处于边际上的资源的开采和经营活动，促使减少资源的开采。荷兰的土壤保护税是由省级部门对抽取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以及从土壤保护中直接获益的单位或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其目的是为保护土壤提供资金。瑞典的一般能源税是对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征收的一种税。综上分析，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中，应尝试开展污染税征收，同时对海洋矿业、海洋油气业等资源的开采征收资源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低污染水平。

3.2.2提升技术效率的政策选择

在技术效率方面，我国海洋产业发展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研发动力不足。这主要是指我国现有技术落后，亟待进行技术研发，如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风电并网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及深海资源开发等所需的高新技术。这些技术一旦研发成功，其利润是客观的。目前较少企业进行研发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投资成本高、风险较大，多数企业无力单独承担；二是研发的正外部性较强，信息溢出会使得企业研发成功后极易被模仿，从而利润降低，无法弥补成本。要解决这一问题，应综合采用税收、补贴以及金融支持三种政策。首先，鉴于财政补贴政策执行成本低、反应快、效果最为直接，财政直接投入一直是公共财政促进科技创新最主要的手段，通过财政预算安排的各项科技计划、服务平台的建设、以及对企业的直接补贴等对研发活动基础性的支撑作用、人才储备和培养的作用、实现科技创新战略的政策支撑作用。因而应首先积极对重点企业或重点项目的研发活动所采用的仪器设备等进行补贴，降低企业研发的投资成本。

在企业研发成功之后，则可对研发产品进行政府采购、销售补贴等，以避免出现企业将资金投入研发后无力生产的局面，促进企业进行大规模生产，满足社会消费需要。需要注意的是，财政投入资金在管理中存在着诸多难题，要有效解决总量与结构、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率问题。而在政府采购方面则应构建科学、合理的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体系，要完善其组织和规划，如建立政府首购和订购制度，优化自主创新产品评标方法，编制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等，并加强部门协同全方位落实。其次，税收政策方式对研发促进作用的扭曲效应较直接财政支出小，因而可同时辅以税收优惠政策，以惠及所有企业的研发活动。税收政策在遵循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研发活动的进程，但税收政策作用是有限的，应以最小的税收优惠成本取得最大的促进研发的效果。针对我国研发活动中所面临的突出困难，未来研发活动税收政策要在税收激励的原则、方向和方式上进行重大变革，实现我国税收激励政策设计总体考虑和各项政策的有效配合，如明确税收激励政策对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定位，加强对科技人才培养的税收支持，税收激励的方式要突出税收中性，实现优惠税种以流转税优惠为主，对所得税的优惠实现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优惠并重。

最后，金融支持政策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政府可为企业的研发行为提供信贷担保，或设立专项扶持基金，用于支持具有广泛使用性和正外部性的研发活动，已有的成功案例包括深水网箱养殖技术的研发等；另一方面政府可发行相关的债券或衍生品，募集公众资金投入研发活动，同时将研发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由此可解决企业无力单独承担大规模研发活动的问题。最后，由于研发的外部性较强，对于企业的研发成果，政府除税收减免或补贴外，更重要的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保障研发企业的利润，从而激励企业进行研发。二是技术升级困难。这主要是指我国已经具备某些先进技术，但由于新技术的采用所需初始投资大、经营风险高，企业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不高，如我国目前深水网箱养殖技术虽然已较成熟，但仍未得到广泛推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技术升级的初始投资一般较高，另一方面是由于海洋灾害频发，技术升级也并不能保证完全不受灾害影响，这就使得技术升级带来的利润不一定能弥补成本，即一旦灾害发生，带来的经济损失加上技术升级投入的成本将远超技术升级前的损失。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可对技术升级活动进行补贴，如对购买新设备进行补贴，降低企业技术升级的投资成本；其次可财政投入海洋经济危机管理机制及巨灾保险机制的建立，一方面完善海洋灾害预警机制，提高灾害预报技术，帮助企业防范风险，另一方面，当灾害发生后，根据所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及时对企业或渔民损失进行补贴以及保险理赔。三是产业集聚度不高、产业集群发展不成熟。当前我国海洋产业集群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档次不高，技术含量较低，规模较小。以浙江省为例，全省产值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达五百多个，诸如海洋渔业传统优势产业的提升和集群化建设项目47项，总投资123.81亿元，计划投资47.6亿元（王宁，2008）[12]。黄瑞芬、苗国伟（2010）[13]利用区位熵法⑤对环渤海和长三角经济区的海洋产业聚集度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海洋第一产业（海洋渔业）存在明显的聚集性。但也说明了较多的资源聚集在低层次的初级生产上，海洋产业集群结构不合理。要解决这一问题，财税政策应着重改善产业发展的经济环境同时鼓励创新。创新这一问题我们在上文中已进行了讨论，在改善产业发展环境方面，相关财税政策一方面可投入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如在财政预算中设立园区发展专项基金，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财政支持和财力保障，另一方面可投入建设信息平台，提供企业和经济发展的信息和数据：有关市场、消费者、竞争对手和技术发展趋势的信息数据，以及有关对集群参与者的建议与咨询报告等等。#p#分页标题#e#

4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财税政策作用机制模型，对税收、财政补贴、财政投资以及金融支持四种财税政策工具的特征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论认为：

首先，从特征上来看，税收政策覆盖面较广，且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具有一定的市场化特征；财政补贴支持对象为政府重点发展和扶持的产业，政策作用反应快，但可能存在挤出效应；金融支持可以激励支持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且充分尊重了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投资行为起到主要的激励作用，应该是将来政策选择的重点。财政投资则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公共品投资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也应予以重视。此外，税收、财政补贴都属于事后激励，即主要对企业进入该产业进行生产后的行为给予优惠，而财政投资属于事前激励，即无论企业是否进入该产业，财政投资都在进行，金融支持则属于全过程激励。

其次，从作用机制及其效果来看，从量税使均衡要素价格降低，同时最大化利润降低；对利润征税不会改变均衡要素价格，但最大化利润下降，下降幅度等于征税比例且大于从量税下降幅度；财政补贴不会改变均衡要素价格，最大化利润增加，增加的幅度等于补贴幅度；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改善产业投资环境来提高产业的投资回报率，从而吸引企业投资。因而，在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制定过程中，有必要根据产业特征、产业需求以及面临问题的不同，针对性的选择政策工具组合，从而达到政策效力的最优化。特别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未来的研究中可对海洋经济发展中财税政策与金融保险政策的协调机制进行研究，从而为建立完整的海洋经济发展政策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海洋经济论文:中外海洋经济理念启发

本文作者：林香红 陈刚 单位：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主要沿海国家纷纷关注海洋经济研究，并着手研究海洋经济理论，在制定的相关法律或的报告中，对海洋经济的概念也进行了界定。各国对海洋经济的重要性虽然有共识，但对海洋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却存在较大差异，各国海洋经济的统计范围、统计口径和统计指标亦不尽一致。

1各国对海洋经济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目前，有6个国家对海洋经济有明确定义。

（1）中国。海洋经济是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1］。海洋经济由海洋产业和海洋相关产业构成，包括20个门类、28个大类、107个中类和380个小类。其中包括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电力业、海水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等12个主要海洋产业，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和海洋相关产业。

（2）美国。海洋经济是指来自海洋及其的资源为某种经济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活动［2］。海洋活动主要包括海洋建筑业、海洋生物资源业、海洋矿业、海洋船舶修造业、旅游与休闲娱乐业、交通运输业、海洋研究与教育、海洋保险和海洋工程与设计等。

（3）加拿大。海洋产业是指在加拿大海洋区域及与此相连的沿海区域内的海洋娱乐、商业、贸易和开发活动及其依赖于这些产业活动所开展的各种产业经济活动，不包括内陆水域的产业活动。按照《北美行业分类体系》标准，加拿大海洋经济涉及加拿大国民经济的19个行业（门类），48个大类和85个小类。

（4）澳大利亚。海洋产业是利用海洋资源进行的生产活动，或是海洋资源作为主要投入的生产活动［3］。《澳大利亚海洋产业发展战略》将海洋经济活动划分为水产养殖、新兴产业、渔业、海洋油气、造船、海上运输服务业、支持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及服务业、旅游与娱乐九大产业。

（5）新西兰。海洋经济由产业和地理共同界定，是指发生在海洋或利用海洋而开展的经济活动，或者为这些经济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并对国民经济具有直接贡献的经济活动的总和［4］。

（6）日本。海洋产业定义为“对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活动”。日本海洋经济分为3类，即A类海洋产业、B类海洋产业和C类海洋产业。其中A类海洋产业的业务活动主要发生在海上。如，海洋渔业、航运业、拖船业、矿物、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污染防治和海洋工程建筑等。这些活动不只发生在水面，也可能发生在水中、海底和底土。B类海洋产业主要为A类海洋产业提供产品和服务。如，造船、钢铁和电子工业等。这些活动并非发生在海里，而是发生在陆上，沿海到内陆的区域。C类海洋产业的产品由A类海洋产业提供，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如，水产品加工业和海洋化工业等。这些产业购买并接受A类海洋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产品［5］。

2我国与国外海洋经济范畴比较

世界主要沿海国家关于海洋经济内涵的界定，其来源有国家法律，如日本海洋产业的内涵；有国家标准，如我国海洋经济与海洋产业的内涵；有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如美国、加拿大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内涵；也有研究成果，如新西兰、澳大利亚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内涵。对比分析我国与国外主要沿海国家海洋经济（海洋产业）内涵，可以总结出以下几项特点。

（1）我国与新西兰、日本对海洋经济（海洋产业）内涵的阐述最为相似。从海洋经济内涵来看，我国与新西兰对海洋经济的理解既包含开发利用海洋的经济活动，又包括与直接开发利用海洋经济活动相关的活动。从海洋产业内涵来看，我国与日本对海洋产业的理解都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活动。

（2）与澳大利亚相比，我国对海洋产业内涵的理解更为宽泛。除利用海洋资源的产业活动之外，我国海洋产业的范围还包括为海洋保护发生的生产和服务活动。而澳大利亚对海洋产业的阐述，仅指利用海洋资源和以海洋资源为投入的产业活动。

（3）中国、美国和加拿大都将“与海洋及其资源有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活动”纳入海洋经济或海洋产业范畴。但是，鉴于对海洋认识的不同，三国对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外延的扩展是不同的。美国将海洋经济的地域范围界定到海洋、海岸带和五大湖水域，而我国对海洋经济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海洋和海岸带，但对海洋及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相关联的产业活动的认识较美国更为广泛；加拿大与我国从地理范围上对海洋产业的认识基本一致，但是从产业范围来看，加拿大对海洋产业的认识较我国广泛，基本和我国对海洋经济的理解相同。

3海洋经济概念的共性分析

涉海性原则是各国划分海洋经济与国民经济和其他经济体系的首要原则，各国对海洋经济的认识，均统筹考虑地域上的涉海性和产业上的涉海性。一是地域上涉海。各国都是以海岸线作为划分沿海地区的主要依据，拥有海岸线的地区都在沿海区域划分的范围内，基于地缘政治界定海洋经济活动的地域范围。例如，我国的海洋经济活动范围主要是指11个沿海地区，美国的海洋经济活动范围指沿海和五大湖沿岸的州，加拿大海洋经济活动范围指海洋区域以及与海洋相连的沿海区域。二是指经济活动原材料和产品的涉海性。各国都认为使用的原材料来自于海洋及其产品、提供涉海服务或为涉海活动提供服务的活动都属于海洋经济的范畴。例如，新西兰将为海洋经济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也纳入海洋经济范畴，澳大利亚把利用海洋资源进行的生产活动、海洋资源作为主要投入的活动都列为海洋经济活动。

4海洋经济概念的差异性分析

虽然海洋经济的界定都涉及区域和产业划分，但由于不同国家间行政管理体制和管理理念的不同和文化差异，各国对海洋经济外延和海洋产业组成的理解差异较大。

4．1在沿海区域划分上，区域范围不同

各国公认的原则是以海岸带为基础进行划分，但对沿海区域的具体划分上仍存在显著差异，国外的划分比我国更加灵活和宽泛。例如，美国推行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区域管理政策，在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管理理念的指导下，以海岸带及其流域作为划分沿海区域的基本依据，将海岸带以及对海洋与海岸带产生影响的五大湖流域均纳入海岸带管理范畴；相比较而言，我国对沿海区域的理解仅限于海岸带区域，在沿海区域的划分上严格以海岸线为标准进行划分，而与海洋具有密切联系的江河流域都未纳入沿海区域范畴。同时，美国的沿海州、流域县和海岸带县3层沿海区域层次都包括并不拥有海岸线的地区；而我国沿海地区、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带3层沿海区域层面只包括拥有海岸线的区域。#p#分页标题#e#

4．2在海洋产业划分上，分类体系和依据不同

我国的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是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基础上，对涉海产业活动进行提取，按照海洋经济活动的特性及其内在联系重新组织与分类，并对国民经济行业原有分类进行了延伸和压缩等特殊处理而形成的，包括海洋产业和海洋相关产业两大类。美国涉海行业分类并未建立海洋行业分类的相关标准以及独立的海洋产业分类体系，只是按照《北美产业分类系统》（NAICS）对海洋经济相关活动进行归类，同时从产业和地理两个角度综合确定海洋经济的行业范畴。加拿大按照新执行的《北美行业分类体系》（2002NAICS）标准按三次产业划分海洋经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标准产业分类》对海洋经济的构成进行归类。日本将海洋经济分为3类，包括业务活动主要发生在海上的海洋产业，为发生在海上的海洋产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产业，以及由发生在海上的海洋产业提供、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的海洋产业。

5启示与思考

海洋经济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经济体系，成为沿海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国民经济的重要形态［6］。政府、学界和企业关于海洋经济的认识都在不断地深化和发展。海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环境和重要资源，是世界各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桥梁。随着陆域资源的紧张和能源的日益短缺，世界的触角不断向海洋延伸，海洋成为世界主要沿海国家拓展经济和社会发展空间的重要载体，海洋经济等于全球经济［7］，海洋产业不受地域的限制，跨国性和流动性大，对海洋经济的研究和共识影响到全球海洋经济研究和海洋产业的发展。由于意识形态、行政管理理念和历史沿袭等原因，世界各国对海洋经济认识的不同，对海洋经济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存在争议，进而导致各国海洋经济和产业构成的差异。各国对海洋经济的认识存在差异是必然的，任何人也无法对各国的认识给予“对”或“错”的评判［8］。海洋经济是多个产业的综合体，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和国民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产业不仅内部存在关联性，而且海洋产业与全球经济其他部门也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深入地认识海洋经济，理清海洋产业内外部的关联关系，还需要在借鉴各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多地探索与创新。

在海洋经济理论的国际研究上，应该充分发挥政府间的合作，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力量，争取全球著名涉海企业和专家的积极参与和共同研究，努力做到4个“坚持”的原则：一是坚持求同存异的基本原则，尊重各国对海洋经济的差异性理解；二是坚持国际合作的大方向，充分发挥现有涉海国际组织的协调沟通能力；三是坚持保持与各国现执行的标准的有效衔接性，最大化地满足全球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发展对领导决策的支撑要求；四是坚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研究方针，稳步推进全球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研究，对共性问题开展基础研究，对差异性和区域性个性问题进行深入剖析，逐步缩小差异，推动统一的海洋经济内涵的界定和海洋产业分类国际标准的建立，这是一个漫长的研究过程。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产业科技发展战略

本文作者：珠海市海洋农渔和水务局 单位：珠海市海洋农渔和水务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亮点。珠海作为海洋大市，如何以更广阔的视野积极制定发展战略，投身海洋竞争，是珠海市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选择。本文依据国家、广东省的宏观发展政策文件精神和规划要求，以及珠海市委、市政府对“十二五”规划的基本思路和要求，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构筑“两带六区”空间格局、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以及科技兴海等四个方面提出珠海市海洋经济发展战略。

一、实施产业支撑战略，构建五大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产业支撑，珠海市海洋经济的发展将构建现代临港工业、现代物流、滨海旅游、现代海洋渔业、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五大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一）重点发展现代临港工业集群

按照“以港引工、以工促港、港工互动”的发展思路，实施大港口带动大工业的发展战略，全面突出港口、园区与城市的相互融合，形成港口、临港工业、临港产业园区、港口物流一体化的“港口-园区-基地”开发构架。依托高栏港港口资源优势，以石化、能源、钢铁、装备制造业等重化工业为主导，以高栏港经济区为载体，构建大中小型企业配套、轻重工业并举、高新技术和实用技术相结合的临港工业集群，使之成为集聚效应强、生产规模大、产业链长、发展水平高的华南临港工业基地，以及广东重要的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和新兴的现代重化产业基地。推进三灶航空制造及航空服务基地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加快把斗门虫雷蛛作业区建设成为集休闲旅游、装备制造和现代物流三位一体的临港产业园区。大力建设平沙游艇技术创新专业镇，把珠海建成国内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游艇产业中心和游艇消费兴盛的滨海城市。

（二）全力推进两大物流中心建设

整合港口资源，优化港口功能结构，着力构建以高栏港区和万山港区为龙头，以九洲、香洲、唐家、洪湾、斗门港区为有机组成部分的现代港口体系，逐步建设成为面向港澳、面向国际的全国沿海主枢纽港。按照深水化、大型化、专业化的要求，推进大型集装箱、油气化工和大宗干散货深水码头建设。规划建设疏港公路、铁路等完善的集疏运系统，拓展粤西、粤北乃至中南、西南经济腹地，开辟连接“泛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经济圈的国内航线和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欧洲、美洲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国际班轮航线和集装箱公共快线，力争到2015年全市港口货物年吞吐量超1亿吨。加快高栏港2个5万吨级和4个10万吨级集装箱码头、1个30万吨级原油码头、2个15万吨级矿石干散货码头以及1个10万吨级煤炭码头建设，打造区域“港口物流中心”。加快珠海综合保税区、珠海保税港区和自由贸易区的申报，建设区域“综合保税物流中心”，形成能够提供仓储、运输、配送、加工、海运、货运、订单、库存、分销覆盖、交叉作业、信息处理等全方位的物流服务体系。

（三）重点打造特色滨海旅游文化品牌

以海洋生态和历史文化特色为重点，打造三大滨海旅游产品，形成三大滨海旅游功能区。以生态观光为基础型产品，完善和塑造滨海旅游标识、解说系统，力求以最佳的景观背景烘托整个滨海旅游主题；以滨海休闲度假为提升型产品，大力开发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尤其是新兴高端滨海和海岛旅游产品，将珠海打造成为国内富有特色的海洋旅游度假胜地；开发参与性为主的海上运动、休闲渔业、海洋乐园等专项型产品，发掘新的滨海旅游消费时尚。形成以观光、休闲度假等基础型和提升型产品为主的中部滨海旅游区，以温泉等提升型产品为主的西部滨海旅游区，以海岛旅游、海上项目等提升型和专项型产品为主的东部海岛旅游区。在滨海地区发展一批大型、高端、综合性的文化产业项目，培育一批优秀文化企业和文化品牌。通过组织举办海洋发展论坛、游艇博览会、海洋文化节、海洋科技产品交易会、沙滩音乐派对等各种主题的海洋节庆活动，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海洋文化，建设海洋文化名城。

（四）加快发展具有新型“海洋牧场”特色

的现代海洋渔业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方针，按照“提升一产、主攻二产、发展三产”的思路调整渔业结构。以人工鱼礁建设为重要手段，走控制性海洋渔业之路，发展新型“海洋牧场”。以品牌渔业、高效渔业、生态渔业为核心，构建养殖、捕捞、加工、物流、休闲渔业等产业链完整的现代渔业产业体系。扩大优势主导品种健康养殖规模，建设一批出口创汇养殖示范基地和无公害养殖示范基地。引进大型水产品加工企业，以水产品保鲜、保活和低值水产品精深加工为重点，建设水产品加工园区。促进水产品流通市场发育，加大对水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力度，促使水产品流通向专业化、大市场、跨区域推进。鼓励支持渔民转产转业，积极发展海上游钓、滩涂旅游、观赏、品鱼等多种多样的休闲渔业。采取“政府主导、多方融资”的模式加快渔港经济建设，全面开发环渔港经济带，建设以渔业产业为基础、集渔船避风和补给、水产品集散和加工、休闲渔业为一体的现代渔港经济区。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能力建设，完善渔业养殖许可制度，深入实施“水产品放心工程”。

（五）加大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

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水淡化和海水综合利用业、海洋可再生能源产业、海洋装备业、深海产业等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将加速海洋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升级换代，是各国争相抢占的科技制高点。重点鼓励海洋生物制药和海洋生物食品产业发展，开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生物医药、化妆品、保健品和食品，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生物医药和生物食品企业。推进海水综合利用技术产业化，制定优惠政策，发展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产业示范工程，扩大海水利用产业规模。支持海洋化学资源开发的技术革新，加强海洋化学资源、卤水资源以及钙盐、镁盐、溴等系列产品开发和精深加工技术研发，大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适度发展风能等滨海能源利用项目，探索利用海洋能、潮汐能的新途径。海洋科技是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的助推器，战略新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科技的强大支撑力。加快海洋科技和高新技术发展，加快海洋信息服务业发展，实施“数字海洋”工程，逐步建设海洋信息体系，实现海洋信息资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p#分页标题#e#

二、实施产业集聚战略，构筑“两带六区”空间格局

通过打造两大海洋产业集聚带实施产业集聚战略，将海岛根据区位、功能定位划分为六大经济区进行针对性开发，构筑“两带六区”空间格局。

（一）打造两大海洋产业集聚带

以磨刀门出海口为界，将珠海划分为除海岛群外的东西两大海洋岸带，构建海洋产业区域布局。打造东部沿海旅游、信息及高新技术产业、渔业产业集聚带和西部临港工业、物流业及旅游业集聚带。东部海洋产业集聚带通过中心城区“退二进三”，加快第二产业向西部园区转移和集聚，加快以信息、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高科技经济资源开发和成果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以及情侣路、高尔夫、国际赛车场等高品位休闲旅游项目开发，利用原有渔业基础发展观赏渔业和休闲渔业，集中力量推动服务业发展。西部海洋产业集聚带以高栏港经济区为依托，重点做强临海重化工业和港口物流业，以珠海航空产业园为载体建设先进航空制造业基地，辅之以适当的滨海旅游业和海洋高科技产业。

（二）建设六大海岛经济区

将海岛根据区位、功能定位划分为六大经济区进行针对性开发。城区沿岸岛群（横琴岛、淇澳岛等）主导发展生态旅游、高新产业和高端服务业；高栏岛群（高栏岛、荷包岛、大杧岛等）主导发展港口、临港工业、物流和生物资源养护；桂山岛群（桂山连岛、大蜘洲、三角岛等）主导发展港口、中转仓储、旅游和生态保护等；万山岛群（大小万山岛、东澳岛、黄茅岛等）主导发展综合旅游开发、现代渔业和能源中转仓储；外伶仃岛群主导发展旅游度假、渔业增养殖和岛陆生物资源养护等；担杆岛群（担杆列岛、佳蓬列岛）主导发展旅游度假和自然生态保护。充分发挥横琴岛区位优势，围绕建设“开放岛、活力岛、智能岛、生态岛”的目标，发展成为带动珠三角、服务港澳、率先发展的粤港澳合作示范区。鼓励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和尝试新的发展思路与途径，全面提升海洋经济总量和质量。研究制定海岛开发管理条例，在确保国防安全和海岛环境的前提下，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海岛建设。加强海岛特别是条件较差海岛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海岛投资环境和海洋开发条件，努力建成一批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渔村。按照“保护为主，适度开发”的原则，试行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招标或拍卖工作。

三、实施和谐海洋战略，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

通过切实保护海洋资源、有效防治海洋污染以及着力完善海洋应急管理体系，实施和谐海洋战略，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

（一）切实保护海洋资源

加强海洋自然景观、历史人文和地质遗迹等海洋资源保护和海岛资源保护。加大对近海渔业资源的恢复与保护力度，严格执行禁渔区、禁渔期以及南海伏季休渔制度，通过封岛栽培、增殖放流、建设人工渔礁等措施，不断提高海洋生物资源多样性水平。加强红树林、珊瑚礁、水松林、滨海湿地等典型生态系统的保护、恢复和修复工作，建设一批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科学、合理使用岸线和航道资源，强化对港口岸线资源开发利用和养殖业发展的监管。严格执行海岸保护与开发利用总体规划，确保滩涂资源得到科学合理有序开发。

（二）有效防治海洋污染

加快编制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建立入海污染物总量与浓度控制制度、海洋与海岸工程管理制度，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加强海洋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市、区两级建立海洋环境监测机构，提高海洋环境与资源监测监视和预警预报能力，定期全市海洋环境质量公报。加强江河流域综合治理，加快建设沿海城镇工业废水、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工程。加强海水养殖业的科学规划，合理确定养殖规模与结构，控制养殖业污染。加强对海洋倾废、船舶排污和港口的环境管理，建设船舶污水处理工程，增强船舶污染处置能力。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海洋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依法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论证，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开发项目的建设。

（三）着力完善海洋应急管理体系

加快推进“和谐海洋”、“和谐渔业”建设，合理提高江海堤围标准，增强对海浪、海潮的防抗能力。完善海洋生产安全指挥系统和海洋灾害应急处理救助系统，抓好事故预防、灾时救援、灾后救济等环节。加强船舶安全管理，推广应用助航、救生设备，构建海洋与渔业安全应急通信网和渔船船位监控体系。利用“数字海洋”平台，加快建立健全台风、海啸、风暴潮、赤潮等海洋灾害预警预报和防御决策系统。建立政策性渔业保险制度，推进渔业保险全面实施。

四、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通过构建科技兴海平台、开展重大海洋专项、实施海洋人才战略等举措，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一）构建科技兴海平台，提高海洋科技创新能力

实施科技兴海战略，不断增加科技兴海投入力度，优化海洋科技创新平台和科技兴海平台，努力将万山区打造成为国家级国际海洋科技合作示范区。

1．推进海洋科技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加强与中山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中科院等高校、院所合作，在珠海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科技兴海基地和区域性水产试验中心。通过成立珠海海洋科学研究中心、珠海海洋科学岛、珠海海洋科技产业园等方式加强重点实验室、海洋科技中试基地等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和技术交流平台建设，打造海洋自主创新生力军。强化涉海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建立自主创新激励机制，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设立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洋科技产业园，积极培育海洋生物制药、海洋能源利用等新兴海洋产业。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形成产业技术联盟，深化与港、澳的交流与合作，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其他组织在万山区创办研究开发机构，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创办中介机构，提供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直接相关的交易、经纪、咨询、评估、等服务。

2．推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大力推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充分利用国家、部门、地方的涉海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结合企业的科技开发基地和试验场，建设若干专项成果转化基地，形成技术集成度高、带动作用强、国家和地方结合、企业逐步为主体的科技兴海平台和示范区网络，加快海洋科技成果孵化和产业化。#p#分页标题#e#

（二）开展重大海洋专项，带动科技园区全面发展

按照科技兴海的总体目标和海洋产业的发展需求，通过多种投资方式和强化投入，实施科技兴海专项示范工程，加强海洋科技的重点攻关，着力突破一批重大关键性和共性技术，形成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加快海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动科技园区全面发展。加快现代海洋渔业、海洋生物工程、海洋油气矿产勘探等技术集成攻关与产业化研究，推动海洋产业技术更新换代。加快海洋工程与装备制造、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海水综合利用等高新技术重大专项攻关，为培育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技术引领和支撑。加强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技术开发与应用，提高海洋科技对海洋综合管理的支撑能力。

1．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开发示范工程。结合珠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园，珠海火炬计划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建立1-3个技术集成、装备配套、产业衔接的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示范工程和发展模式。开发以大宗水产品为原料的海洋功能食品、生物材料、精细化工制品和海洋药物的综合利用技术，优化水产品精深加工及水产加工废弃物综合利用配套工艺和装备技术，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关键技术体系，提高水产品精深加工装备制造能力和海洋生物资源产业化能力，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生物医药和生物食品企业。

2．海洋装备制造业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建立海洋油气开发工程装备、海底管线电缆铺设维修装置的产业化基地，开展海洋油气资源勘探、深海作业、通讯导航船用电子仪器、机电设备等技术的中试，建立产业化示范工程，推动产业化进程。按照《珠江三角洲产业布局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的要求，发挥经济特区和科学发展示范市的优势，以珠海中船集团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珠海中海油深水海洋工程装备等项目为依托，建设具有现代化技术水平的以海洋工程装备及游艇制造为主的世界级海洋工程装备基地，努力将珠海打造成为国际重大海洋装备制造业中心。

3．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示范工程。建立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的试验基地和示范工程，重点建设高栏岛风电场工程，开发风能、潮汐能发电和相关配套装备技术，提高能量转换效率及抗台风能力，建立高效多能互补发电示范系统，集成示范边远海岛和滨海地区通电保障系统。

4．“数字海洋”工程。加快海洋信息服务业发展，实施“数字海洋”工程，逐步建设海洋信息体系，实现海洋信息资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

（三）实施海洋人才战略，建立科技兴海智力保障

实施海洋人才战略，加大海洋科技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充分发挥珠海大学园区的科研、教学优势，支持驻珠高校加强海洋科技研发和海洋科技推广，重点发展与横琴新区澳门大学的教育服务合作，促进教育服务与高技术产业良性互动发展，建设高层次人才教育培训基地，构建横琴新区珠江口西岸的区域性科教研发平台，加快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强与港澳合作，建设国际化的公共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和中介服务体系。大力实施紧缺人才培训工程，选派优秀人才进行培训，打造一支高技能实用人才队伍。加快培养海洋工程应用型高级人才，积极开展海洋科技交流，鼓励高等学校、科研院所通过项目合作、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式开展海洋教育、海洋技术国际交流合作。以海洋关键技术和前沿领域为重点，引进一批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创新型学科带头人。优化海洋科技人才环境建设，建立健全海洋科技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

海洋经济论文:宁波发展海洋经济举措抉择

本文作者：谢梦达 单位：宁波大学商学院

2011年3月1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已经完全上升到国家战略层。而根据“十二五”规划，省委要求今后五年浙江科学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特别强调要推进宁波都市区建设和打造以宁波—舟山港临近区域为核心区的“海上浙江”。建设以宁波与舟山为核心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SWOT分析法简介

SWOT分析是战略管理中常用分析工具，四个字母分别代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这一方法通过较全面、系统分析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主要内部优势与劣势、外部机会和威胁，得出一系列具有战略性的结论与决策（表）。本文主要就是运用SWOT法对宁波市发展海洋经济进行分析并提出宁波发展海洋经济有益的建议。

二、宁波市发展海洋经济的SWOT分析

1.优势分析（S）

综合来看，宁波在整个浙江海洋经济发展中的优势主要体现如下：

(1)资源优势

宁波市的港口优势得天独厚，港口岸线总长1562公里，占全省的30%以上，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60多座。宁波港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中部，南北和长江“T”型结构的交汇点上，地理位置适中，是中国大陆著名的深水良港，内外辐射便捷。宁波港向外直接面向东亚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向内可连接天津、上海、深圳、厦门等沿海各港口，而且通过长江、京杭大运河、海运等覆盖华东地区及长江流域，是中国沿海向美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等港口远洋运输辐射的理想集散地。另外自然地理方面宁波港水深流顺风浪小，可开发的深水岸线达120km以上，具有广阔的开发建设前景。此外，海洋资源优势也十分明显。宁波地区拥有丰富的“岛、涂、渔、景、油”等海洋资源，组合优势明显，适宜规模化开发。500平方米以上海岛516个，约占全省1/5；岛屿面积524平方公里，岛屿岸线长758公里。宁波的岛主要集中在象山、宁海、北仑等地区。岛屿靠近东海和舟山渔场，周围海域渔业资源和贝类资源丰富。另外，我市拥有可围滩涂资源约140万亩，占全省滩涂总面积的34％，居全省之首。宁波滩涂资源围垦开发条件优良，目前在建围垦工程共有10处，共计19.6万亩。同时人文景观丰富，易于开展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一体的海岛旅游。而东海被誉为“东亚的波斯湾”，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仅在中国大陆架上的天然气储量就有5万亿立方米，原油储量约为1千亿桶，开发前景巨大。

(2)人文优势

主要指宁波帮人士及宁波所具有的创新的底蕴。宁波帮被誉为晚清四大商帮之一。在近代，以港、澳、台为核心进行发展的“宁波帮”企业家们，更是名声显著。而不少宁波帮人士在发家致富后仍不忘故乡，大力支持宁波的建设与发展，如宁波大学的成立。此次发展海洋经济的新一轮建设可以充分发挥宁波帮这一优势进行大力建设。同时，宁波人的创新精神也是推动发展的有力武器。宁波创新精神的灵魂深藏在“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心态之中，并成为宁波人勇往直前的内在驱动力。从当年的“五口通商”之一到如今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宁波人敢走出去，敢尝试的性格为宁波及相关区域的发展增加了很多机会。如赵安中、世界船王包玉刚、邵逸夫等。当代宁波人“敢为天下先”的心理也十分强烈，如跨海大桥、鄞南商务区等的建设，宁波企业“雅戈尔”、“杉杉”、“奥克斯”、“贝发”等走出宁波，进军全国甚至国际市场，这也是宁波人的创新精神最有力的见证。

2.劣势分析（W）

(1)资源利用率低，产业保护不够

虽然宁波市海洋产品产值较高，但其海洋资源利用水平较低、综合开发科技含量不高，并且以粗放型为主，多为附加值低的产品。同时，海洋产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而在一些地方，海洋资源如渔业资源等存在使用过度的问题。例如象山海域前几年大量捕捞导致鱼类数量和质量均呈现下降趋势。这个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一位地追求单一经济指标，片面走短期发展、粗放发展之路。当然，我们也发现在宁波沿海还存在油气资源开发不足、效率不高，各海岛尤其是象山部分海岛与大陆交通存在困难等问题。

(2)沿海海域污染，游客素质不高

在走访中，我们发现许多海域如北仑港、镇海港附近海域由于发达的运输业，船舶进出频繁、货物吞吐量大，从而形成了燃油污染，影响了鱼类的生存；部分近海海域漂浮的生活垃圾形成了一座座垃圾岛，影响了沿海地区的海洋景观，也破坏了海洋生态平衡。同时我们也发现部分游客在游玩过程中存在乱丢垃圾、破坏海洋景观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沿海地区的海洋生态以及海洋旅游景区的和谐，最终会影响了海洋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3)开发方式传统，科技含量不高

大多数海洋企业与渔民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的粗放型模式，捕捞方式、捕捞工具落后且公司化程度低。企业生产设备的科技含量不高，各个企业联系不强，同时科技人才匮乏，从而导致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推力不够、后劲不强。海洋科研条件与基础设施平台建设力度不够，资源共建共享程度较低。

3.机会分析（O）

(1)国家的高度关注

国务院于今年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批复认为，建设好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关系到我国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和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全局。因此，宁波市发展海洋经济大力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宁波市可以在此基础上大力推进“一核两带十区十岛”的建设，建设以宁波--舟山港宁波港区及其依托的海域和城市的核心区，完善以环杭州湾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为主的北部海洋经济产业带，和以象山港、大目洋和三门湾及其附近区域为主的南部海洋经济产业带。同时，努力建设宁波杭州湾产业集聚区、梅山国际物流产业集聚区、梅山岛、大榭岛等十区十岛，努力成为我国海洋开发开放的先导地区。

(2)宁波的区位优势

宁波位于长三角南翼，是浙江省的经济中心，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宁波-舟山港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现已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港。利用宁波-舟山港的远洋航线，充分引进其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金，支持海洋经济的发展，走向世界。同时，宁波北接上海，可以充分利用上海的区位辐射优势和宁波雄厚的经济优势，与上海、杭州、舟山连接成为以宁波为核心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p#分页标题#e#

4.威胁分析（T）

(1)激烈的区域竞争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纵深推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正在迅速崛起，经济迅速发展，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且沿海地区由于生活成本高、竞争压力大等因素使得对于外来人口不再具有前几年的吸引力。因此宁波市乃至整个浙江省的竞争压力非常巨大，这个从年初的民工荒就可以看出来，许多企业在生产的旺季招不到足够的员工最终导致订单难以完成，影响了企业的信誉。同时广东、上海、江苏等省份也非常重视海洋经济的发展，竞争空前激烈。

(2)国际竞争激烈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步入第十个年头，各国对海洋经济的重视又在不断地提高，对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有新的表现，国际贸易的绿色壁垒成为了宁波市贸易出口的一大障碍。同时，东南亚各国的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发达国家的资金，宁波必须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积极进行招商引资，发展新兴产业。

三、宁波市发展海洋经济的策略选择

1.加强港口建设，完善港航物流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说，港口是腹地范围内的一个特殊区位点，它可通过运输功能加强中心城市与腹地之间的交通联系。要围绕“加快打造国际强港、建设海洋经济强市”的目标定位，大力发展“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努力提高宁波海洋经济的影响力和辐射能力。充分利用港口优势，借助宁波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坚持海陆一体化开发，充分发挥海洋产业对区域经济，积极打造宁波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平台，形成以临港工业、港口物流为主导，以滨海旅游、海洋化工等海洋高技术产业为引领，以港口贸易、金融等为配套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同时，按照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的定位，重点推进甬台温高速复线等公路网建设，加快梅山、大榭、穿山等港区码头开发，积极培育海铁联运市场建设，努力形成更加完善更为便捷的集疏运网络体系，增强面向长三角、中西部的辐射和服务功能，同时也要加强海岛和大陆之间的连接，使陆岛统筹发展。

2.科学开发海岛，创造生态效益

科学编制海岛开发规划，统筹推进海岛开发开放。根据海岛的地理分布、资源特点和开发现状，明确海岛分类及发展定位，统筹功能布局，选择发展海洋渔业、海岛旅游和中转仓储等产业，努力把宁波海岛群建设成为富饶的生态海洋渔业示范区、国际性的滨海旅游区和先进的港口经济区。按照高标准规划、分阶段开发、市场化运作的思路，重点推进南田岛、高塘岛、檀头山岛等一批重要海岛的综合开发，形成各具特色的主体功能岛。同时，还要加强海岛资源有效保护，颁布《海岛保护条例》及相关配套制度，强化海岛开发空间管制，建立海岛资源开发和保护长效机制，提高全民海岛保护意识。

3.扶持新兴产业，推动第三产业

借助宁波市的丰富海洋资源和宁波大学等高校的科研力量，加快扶持海洋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生物育种产业、海水综合利用、海洋新材料产业六大新兴产业，并培育一批国际知名的企业和品牌。同时，以梅山保税港区、东部新城金融服务集聚区等为依托，培育内外对接的资本市场，打造区域性国际金融结算服务中心。另外要提高渔业的现代化水平，加快建设“海洋牧场”，进一步贯彻休渔制的落实，控制捕捞强度，积极发展远洋渔业和高效生态海水养殖和水产品加工业，建设高规格、高水平的水产品加工区，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主动参与国际竞争。

海洋经济论文:地方海洋经济拓展对策

本文作者：张金忠 宋欣茹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瓦房店市纪委 大连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辽宁省瓦房店市地处辽东半岛中西部，隶属大连市，位于大连市西北部。西临渤海，海岸线461km，占辽宁省海岸线总长的17％。近海水域总面积2105km2，占瓦房店市陆地面积60.6％，发展海洋经济的自然资源基础较好，辖区内有六大海湾，大小岛屿25个，自然港湾55个，滩涂总面积27.2万亩，盐田20余万亩，浅海水域面积22.4万亩，沿海乡镇11个，渔村30个。瓦房店经济发展迅速，200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8874元，渔业社会经济总产值实现36.2亿元，渔民人均纯收入12252元，获得“辽宁地区规模最大的苗种生产基地”、“辽宁海参特产之乡”等称号。

1瓦房店市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1.1海洋渔业

瓦房店市渔业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近年来，全市海洋经济发展以结构调整为中心，以科技兴海为动力，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全面提高海洋渔业经济运行质量，促进了海洋渔业经济的持续发展。近海水域生产毛虾、海蜇、杂色蛤、牡蛎、蟹类等优质种类，海水养殖海参、车虾、文蛤、沙蚕等品种。已发展港圈养殖面积14万亩，浅海底播增养殖面积8万亩，滩涂贝类养殖面积8万亩，浅海贝类管护面积13万亩，已发展陆地工厂化育苗养殖车间规模达200万方水体，有大小育苗企业2000余家，2009年苗种产值实现3.8亿元。现已建成海参、车虾、杂色蛤、文蛤、沙蚕等五大品种养殖基地，十大现代渔业园区建设初见端倪，海参、车虾、扇贝的苗种生产是辽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海参养殖已成为该市渔业重要的支柱产业和环渤海地区规模最大的海参养殖基地。2009年全市完成增养殖产量9.4万t，产值达14.3亿元。

1.2滨海旅游业

滨海旅游是瓦房店市旅游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在滨海路沿线有李官景区、驼山海滨森林公园、仙浴湾国家AAA级旅游度假区、西杨将军石景区、炮台鲍鱼岛景点、红沿河景点、永宁景点等滨海旅游热线及许屯龙门汤、李官等多处温泉疗养胜地。这些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全市滨海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09年全市接待游客38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3亿元。

1.3港址资源

瓦房店市10m等深线离岸1km以内的深水岸线资源有48km，占总岸线长度的10%。主要有长兴岛、松木岛、西中岛等港址。瓦房店市适宜建设港口之处较多，且不乏深水不冻之处，为港口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但是，瓦房店市港口建设一直处于空白，没有货运港口，461km的海岸线资源没有充分发挥其优势，也制约了瓦房店市海上运输业的发展。

1.4海盐及盐化工业

瓦房店复州湾盐场始建于1848年，现已发展成以海盐生产为主、集海盐深加工、盐化工生产、盐田资源综合利用、房地产开发于一体的国有盐业大型企业，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两碱化工用盐及民食用盐的供应基地，是大连市唯一的国家食盐定点生产企业。2005年，生产原盐83万t，加工食用盐21万t，生产盐化工产品总量4.5万t，实现工业总产值14979万元（不变价），实现销售收入20006万元。

2瓦房店市海洋经济存在问题

2.1海洋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

目前，瓦房店市海洋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发展观念不够先进，发展规模不够大，发展质量不够好，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没有自己强势的品牌，整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瓦房店具有的天然地理优势和全市已经步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不相适应，不能满足瓦房店市发展的要求。从图1可以看出，2006年—2009年在大连市海洋经济总产值中，瓦房店市占的份额比较小且增长缓慢，低于大连市的平均增长速度。从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值来看，瓦房店是0.015亿元/km2，大连市是0.036亿元/km2，远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2.2海洋产业结构不平衡

瓦房店市传统产业在海洋经济中仍占主导地位，且对海洋经济整体关联和拉动力弱。瓦房店海洋产业结构非常不平衡，海洋第一产业比重过大，占海洋产业60%以上，海洋产业结构仍未摆脱传统的结构模式；海洋第二产业发展缓慢，在海洋产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在18%~25%浮动，且水产品加工在海洋第二产业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海洋第三产业处于产业发展初期，稳定增长。全市海洋产业结构呈“一、二、三”的结构序列。瓦房店市的海洋产业结构比例远远低于大连市和全国海洋产业结构的平均水平，海洋产业在许多方面表现为粗放型和资源掠夺型，落后的海洋科技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海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瓦房店市海洋经济的发展。因此，要实现全市海洋产业结构由“一、二、三”序列向“三、二、一”序列转化，必须提高海洋科技水平，在稳定提高海洋第一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海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2.3海洋科技水平不高

瓦房店市海洋科技薄弱，海洋开发所需要的海洋生物、海洋工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人才缺乏，海洋科技投入偏低，科技成果储备匮乏，科技示范滞后于生产的发展，重项目开发建设，轻科研基础试验研究，海洋科技的转化应用不多，海洋资源的利用深度不够，海洋经济核心竞争力不强。在海洋渔业方面，近海过渡捕捞，资源日益衰退，“船多鱼少”矛盾突出。养殖业育种科技明显落后，“种子工程”建设滞后于生产的发展，渔业发展速度迟缓，单位投入效益没有增长。在海洋工业方面，目前对海水的利用主要是制盐，从海水中提取其他重大价值的产品很少，影响海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由于海洋科技落后，海洋产业多以资源依赖型、劳动密集型和群众自发型为主，新兴海洋产业比重偏低，海水淡化利用、海洋电力、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化工、新能源等海洋资源深度开发利用的高附加值产业还没有形成，与其他先进地区存在明显差距。

3瓦房店市加强海洋经济发展的对策

3.1抓住机遇，做强做大海洋经济

着眼于大连市全域城市化发展战略，瓦房店将转身向海，做强做大海洋经济。瓦房店是大连市北大门，大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装备制造业向北转移、公共设施向北延伸、生产要素向北集聚的战略部署，这对瓦房店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依托现有的沿岸海水养殖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海水增养殖和设施渔业；依托长兴岛临港工业区的船舶制造基地优势，位于周边的谢屯镇、三台乡打造船舶制造配套产业集聚区、产业园；依托复州湾盐场资源优势打造松木岛海盐化工产业集聚区；依托仙浴湾、龙王庙、驼山、红沿河核电、复州古城扩大发展滨海旅游和休闲渔业；依托将军石渔港、松木岛港发展水产品加工业和建设水产品交易市场。政府部门要从战略高度来统筹安排，要进一步理顺海洋经济管理体制，高起点谋划沿海经济区建设，把海洋经济建设推向新的高度。#p#分页标题#e#

3.2依靠科技进步，加快海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依靠科技进步带动海洋经济发展，加快海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首先，加快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引导海洋科技力量形成合力。其次，大力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做到传统产业支持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带动传统产业，提高二、三产业比重。通过项目牵动、龙头带动、工程驱动，提高全市海洋经济的整体实力。三是加快海洋产、学、研一体化。鼓励科研、教学与生产单位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四是加强海洋资源综合利用和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培育海洋科研、开发和管理的各类人才，提高海洋科技贡献率。

3.3加大投入，完善海洋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保障。当前，要加大对交通、能源和港口等重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力度，以此带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推动沿海地区投资兴业的热潮，加快沿海和临港地区中心城镇、节点城镇的建设、发展与壮大，推进城市化进程，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建设对沿海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3.4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扩大渔业开放

积极吸收国内外资金，加大投入力度是渔业发展的重要措施。招商引资重点要围绕浅海水面开发利用、工厂化养殖和水产品精深加工3个方面来开展。充分利用好该市的资源优势，制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坚持走出去原则，积极参加各种渔业经贸洽谈会，招商会议，广泛与各业客商接触，宣传瓦房店市渔业优势和政策。进一步扩大加工贸易的规模和水平，大力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根据WTO贸易自由化原则，大力发展水产品进出口贸易。与此同时，还要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府的渔业开发建设项目资金，通过大项目的建设，拉动渔业经济的增长。

3.5强化海洋与渔业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

认真贯彻执行《渔业法》、《海域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及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加大海洋渔业执法力度，维护生产秩序，以法兴海，以法治海。坚持发展与管理并重原则，强化海洋与渔业管理工作，搞好海域使用和渔业生产的管理。海域使用要强化有偿使用和法规意识，通过规范化和法制化管理，防止海洋环境污染，解决资源超容量开发带来的环境恶化和病害的暴发、生产无序竞争造成某些品种养殖一哄而上或一哄而散、乱用药物造成水产品质量下降，出口受阻等问题。加强海洋渔业的法制化建设是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利保证。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区域特色拓展思路

本文作者：王双 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

海洋经济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属性，区域特征显著，不同区域之间海洋要素禀赋、发展战略选择、潜在优势及其增长特色存在着明显差异。2011年，国务院先后批复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以及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三个国家级海洋经济区发展规划，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从国家战略层面逐步肯定及确立了区域特征各异和发展模式不同的海洋经济增长方式。与此同时，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也相继出台地方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根据自身区域特征制定海洋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具体的路径选择，发展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我国沿海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本文着重分析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并针对不同类型的区域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1我国海洋经济的区域分类

我国沿海地区具有明显特征的海洋经济发展区域，主要包括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中，环渤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2010年达到13271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34.5%，是我国目前海洋经济发展规模最大的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次之，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1.4%，珠江三角洲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最低[1-2]。上述海洋区域的划分仅依据地理范畴，不能体现不同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具体特征，因此，宜以衡量海洋经济发展的具体经济指标来描述不同海洋经济区域的分类及其特征。这里，笔者选择了这三个区域的海洋经济发展重点地区，即环渤海地区的天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广西和福建进行分析（以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海洋经济区均以各省/市/区的名称来表示）。

1.1海洋资源丰裕度指数

资源丰裕度指数是反映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经济指标，体现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状况。这里，笔者利用张耀光等的方法计算了各地区主要海洋资源的丰裕度指数[3]（表1），即各地区的各类海洋主要产品产量比重乘以各类海洋资源产业权重，包括海洋渔业资源、海洋油气资源、海洋盐业资源和海洋矿业资源。海洋资源丰裕度指数为：SRPIi=∑t1t2SRi/(t2-t1+1)×∑t1t2Pi/(t2-t1+1)式中：SRPI为各海洋经济区海洋资源丰裕度指数；SRi为各海洋产品产量比重；Pi为各海洋产业的权重①，t1为起始年份；t2为结束年份。表1显示，渔业资源丰裕度指数最高的是山东海洋经济区，与其海洋渔业产量长期居全国首位的现实相符，其后依次是浙江、福建和广西；海洋油气业资源主要集中分布在环渤海和珠三角地区，尤其是天津和广东海洋经济区，油气业资源优势明显，仅以天津为例，2009年天津市海洋油气业增加值占全国海洋油气业增加值比重为45.5%，位居全国第一；盐业资源最为丰富的依然是环渤海地区，即山东和天津；矿业资源则集中分布在长三角经济区，即浙江和福建较为丰富。

1.2海洋经济规模

以上述各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衡量海洋经济规模（表2），可以看到，天津和上海比重排位较高，从2006年开始，上海占据首位，说明上海和天津的海洋经济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规模较其他地区大，一方面依托其雄厚的海洋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其重视发挥自身的海洋经济优势，集中发展科技含量高和增长潜力大的优势产业和项目，通过项目和产业带动海洋经济规模的提升。相比之下，江苏和广西的海洋经济发展基础较弱，没有发挥资源优势，海洋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其他地区的排位变化不大。

1.3海洋产业结构

海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能够反映海洋产业发展状况，海洋主要产业③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可以衡量海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4]。由于海洋产业包括海洋主要产业和海洋教育科研管理等服务产业，若海洋主要产业增加值比重越高，说明海洋经济还是依靠传统的海洋产业拉动，产业发展的重点依然是传统的海洋产业，新兴海洋产业比重较小，从而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低，反之则说明海洋服务产业比重较大，产业高级化程度较好。从各地区的比重来看（表3），上海、广东以及浙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高，其海洋主要产业增加值比重较低，海洋教育科研管理服务产业比重较大，海洋经济发展逐步从依靠传统产业拉动转向依靠新兴海洋产业。天津、广西以及山东海洋经济区等地海洋主要产业增加值比重较高，反映出其传统海洋产业依然是海洋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

1.4海洋产业就业

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也是反映海洋经济发展特征的重要指标，从各地区的涉海就业人员占地区就业人员比重看（表4），一方面，就业结构比重反映了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即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好的上海、广东和浙江，就业比重也较高，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低的山东、广西和江苏，相应的就业比重也偏低，海洋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尚待提升；另一方面，就业结构的构成也反映出不同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产业特征，即虽然天津和上海的比重较高，但是其两者吸纳就业的产业有所区别，天津的海洋就业更多的是来自海洋油气业和制造业，而上海则是以海洋服务业吸纳大量的就业劳动力。

1.5海洋基础设施

上述各海洋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货物吞吐量是衡量基础设施状况的有力指标。表5显示，2004—2009年，货物吞吐量增长最快的是浙江，其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较快。紧随其后的是天津。相比之下，福建、山东和广东增长率较低，一方面体现出其本身良好的硬件条件，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大规模建设的空间有限，只能在已有基础设施基础上进行完善和整合。

1.6海洋科技水平

海洋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数代表了海洋经济科技水平的基本情况，从各地区的科技人员存量看（表6），山东海洋经济区、天津、江苏和上海具有明显优势，其海洋科研人员数量较多，海洋科技人力资源储备基础较好；从科技人员增长率上看，广西、江苏表现突出，一方面体现出其对海洋经济人力要素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海洋科技水平与海洋经济增长的结果高度相关，海洋科技储备较好的地区海洋经济规模也相应较大。根据以上具体的指标衡量结果，可以将上述地区进行如下分类：I类地区资源禀赋较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包括浙江和广东；II类地区资源禀赋较好，但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相比较弱，包括山东和江苏；III类地区资源禀赋一般，但海洋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包括天津和上海；IV类地区资源禀赋一般，海洋经济发展状况较弱，包括福建和广西。#p#分页标题#e#

2我国海洋经济区域特征分析

I类地区：这类地区为产业优势型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其依托较好的海洋资源禀赋，尤其是广东的油气资源和浙江的海洋渔业资源大力发展优势产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高，加之海洋基础设施状况较好，海洋科技水平较高，因此海洋经济产值较高，较好地发挥了自身资源和产业优势，海洋经济规模较大。II类地区：这类地区为资源禀赋型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即拥有较好的海洋资源禀赋，但是海洋经济规模却不占优势，主要的问题在于资源禀赋绝对优势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海洋产业高级化的程度也相应较低，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这类地区海洋科技水平不高，尚不能借助其海洋科技发展基础和已有的资源禀赋优势扩大海洋经济规模，因此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III类地区：这类地区为科技优势型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即虽然海洋资源禀赋一般，但海洋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其最显著的优势在于借助较高的海洋科技水平和充裕的科技人才储备，使得自身相对要素禀赋优势得以发挥，从而形成优势产业，产业发展高级化程度较好，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因此海洋经济规模较大，且能够保持未来强劲的增长势头。IV类地区：这类地区为后发增长型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即资源禀赋一般，海洋经济规模也较小，属于海洋经济发展的后发地区，虽然与其他地区存在明显的差距，尤其是海洋科技水平及科技潜力方面差距较大，但是未来若能借助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和挖掘自身资源禀赋潜力的机遇，逐步克服制约海洋经济增长的因素，将有机会扩大海洋经济规模，提升海洋经济竞争实力。

3我国海洋经济区域发展对策建议

依据上述海洋经济区域的分类结果，针对不同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特征，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I类地区：这类地区拥有良好的海洋资源禀赋，且海洋经济发展基础较好，海洋经济规模较大，产业高级化程度较好，但是依然面临着海洋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一方面海洋产业中传统产业应继续保持发展势头，并加快其配套的海洋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积极拓展海洋产业链，向更加高级化和精细化的方向发展，打造海洋经济新增长点。浙江的海洋经济增长应在继续保持灵活的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海洋经济核心竞争力，加强海洋产业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海陆统筹”的前提下尽快实现海洋经济的转型升级[5]。广东则重点强调其综合发展特征，并突出其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因此应促进海洋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发挥海洋产业集聚的空间效应，提升海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推进海洋经济综合管理的示范和先行作用发挥。

II类地区：这类地区资源禀赋较好，由于海洋科技水平的制约，海洋经济规模不能较快提升，因此迫切需要通过提高海洋科技水平来进一步发挥海洋资源禀赋的相对优势，逐步壮大海洋经济规模。科技水平的提升关键在于人才，因此一方面应加快海洋科技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科技发展带动海洋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重视提升海洋科技人才质量，不能仅仅局限于海洋经济目前发展的需求，更应着眼于更远的未来，有条件地培养和引进前瞻性和战略性人才，抢占海洋经济发展先机。需要注意的是，海洋资源禀赋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的发挥需要相应的基础条件和配套政策措施，即海洋资源的相对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动力需要完善的统一市场条件和良好的产业竞争环境，这就对这些地区海洋产业发展提出了软环境的要求，即在适应自身发展条件和增长环境的基础上，利用资源禀赋优势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培育相应的市场条件，制定适宜于海洋要素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海洋产业结构的进一步高级化，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山东提出建设“蓝色经济”的设想，其海洋装备制造业产值比重较高，未来一段时期将继续带动该地区海洋经济增长，重点发展产业，关键问题要突破制约海洋装备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瓶颈，加大海洋装备制造人才培养支出，推动海洋装备制造业规模、质量和层次的进一步提升，实现该产业高附加值化、智能化和系统化，建设较高层次的产业体系，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6]。江苏规划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江海联动”，即通过海洋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的优化，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因此宜以海洋经济为纽带，促进沿海、沿江区域产业配套和联动发展，利用长江下游深水航道和深水岸线的独特优势，加快发展远洋运输及港口物流、海洋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等海洋产业，并进一步提高海洋经济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在更高层次上承接国际产业转移[7]。

III类地区：这类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好，海洋产业正处于积极转型和升级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挖掘海洋产业发展的潜力，并规划海洋高端产业发展的蓝图，培育海洋高新服务产业发展所需的市场条件和要素环境，在海洋经济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的基础上，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天津海洋经济空间布局已初步形成，未来应以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为契机，大力发展高端海洋制造业，推进海洋石油化工业、海洋精细化工业等优势海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以高端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发展海洋服务产业，形成与海洋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海洋业务支撑条件，进一步扩大海洋产业竞争优势[8]。上海海洋产业以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船舶工业两大传统产业为主，目前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信息业、海洋生物工程、海洋咨询服务业等海洋高科技产业和新兴海洋产业更是迅猛发展，但是有关海洋高新产业发展的科研力量规模无法完全适应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影响了海洋科技综合优势的发挥，应以市场和需求为导向形成科研决策与开发机制，加快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进展[9]。

IV类地区：首先要通过调查研究和横向对比，认清自身海洋经济发展现状，并根据自身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各种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准确定位海洋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科学合理确定海洋经济未来发展的基本定位，积极培育可能的增长点。一方面，根据自身条件延伸海洋产业链条，提升传统产业科技含量，提高产业高级化程度；另一方面，在重视产业发展定位的基础上，有序地培育产业优势项目和优势产业，并为未来延伸产业链条进行必要的准备，以扩大产业高级化的可能发展空间。福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发展规划提出“以港兴工”，因此应充分利用福建沿海深水良港众多和海运成本低廉等优势，推动临港工业快速发展，并积极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强化产业政策导向，着力发展高效益、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形成技术先进、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海洋产业体系[10]。广西海洋经济规模相比较小，且海洋经济发展层次较低，因此应进一步加快海洋产业集聚，重视海洋经济空间布局和海洋资源优势产业集聚市场条件的创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海洋经济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未来海洋经济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11]。#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