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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马克大学新闻学院在组织学生进行模拟采访训练时,曾闹出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学院请来一位“能源利用专家”讲课,这位专家说他与另外两位教授一同发明了一种“微型信息处理机”,只要家庭安装上这种机器,就可以强制节能。他介绍完自己的“发明”之后,学院的教授要求学生们按照记者工作的程序,每人写一篇新闻稿件。结果,当学生们的作业交上来后,让这位教授很失望。这些作业多是在谈此项“发明”的重大意义,没有一个人对事实提出疑义并进行核实。教授很生气,他给所有作业都打了“0”分,并写了同样的评语:“那人讲的是假的,你核对过事实真相吗?”原来,这是学校里有意提醒学生们采访时必须认真核对事实,才让一位别的系的老师来扮演“能源利用专家”,炮制了一条假新闻素材,没想到学生们全部“中弹”。马克大学的这次模拟训练,让许多学生们都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作为新闻记者,你搜集素材与写作的本领再大,如果不会核对事实,所写出的稿件是建立在虚假事实基础之上的,这样的“新闻”又有什么意义呢?
既然新闻写作核对事实如此重要,我们在采访时就要有“质疑”精神,绝不轻信任何新闻素材,要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读者负责的精神,不怕麻烦,对已掌握的素材逐一进行核对,直到确认所有新闻素材都是真实可靠以后,才可以写作成文。那么,怎样核对事实才能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呢?笔者认为,下述几种方法可供参考:现场核实。写社会新闻,记者自然要经常深入第一现场采访。有的记者认为,只要到了现场,亲眼目睹了事件发生的过程,就能确保写出的新闻稿件不失实,正所谓“眼见为实”!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眼见为虚”的情况也时常发生。上世纪60年代,刚果发生了内战,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决定亲自飞往北罗得西亚调停。消息传出后,各国记者都涌向北罗得西亚的恩多拉机场等候秘书长的降临。黄昏时分,站在警戒线以外的记者们看见一架飞机降落后,从机舱里走出了一位男子,便推断哈马舍尔德来了,便纷纷发出电讯。第二天,很多报纸都报道说秘书长已到达北罗得西亚。
而事实上是,哈马舍尔德已在中途遭遇空难丧生。这次失实报道的教训告诉我们,记者的观察力固然重要,但当仅靠观察不能确定新闻素材的准确性时,绝不能用“推论法”去判断事件的真实性,而应该在现场就进行核实。实际上,采访的过程,也是求证的过程,因为新闻当事人都在现场,边采访边核对事实,既可省去事后核对事实的诸多麻烦,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新闻失实!向主管部门核实。当对某一事件采访结束后,为确保新闻的真实性,还应向有关部门求证。因为社会新闻所涉及的内容与人物,大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主管部门,这些部门不仅能提供更加真实权威的材料,而且对所管辖范围发生的事件有更全面的认识,找他们核实新闻素材,既能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又很容易全面掌握情况,还可以请他们帮助参谋一下,你所采访到的素材从哪个角度报道效果更好。可以说,向相关部门求证,是“一箭三雕”的好办法,在采访中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向当事人核实。社会新闻记者在实践中经常会遇到,所采访到的新闻事件找不到相关部门核实。有些新闻事件虽然能找到主管部门,但由于种种原因,主管部门不愿承担审查、核对的责任,拒绝介入此事。这时,记者可以另辟蹊径,直接找当事人、知情者核实。这种求证法应特别注意,不能只听个别人的介绍,对于重要事实既要向当事人求证,又要找尽可能多的知情者核实。必要时,还可以从侧面去印证。只要记者的采访作风扎实,不怕吃苦,同样也能达到求证之目的。运用资料核实。
因受记忆力所限,有的当事人在向记者讲述新闻事件经过时,也很难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特别是口述的一些数字,更不能轻易相信,应通过查阅相关权威资料进行核对。对于采访到的某些细节不太了解或拿不准时,就更应查阅相关资料进行求证,否则很容易闹出笑话。现代芭蕾舞剧《沂蒙颂》上演时,美国的一位记者由于对剧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并不了解,也看不懂舞剧,他又不肯仔细查阅相关资料,结果错误地理解了剧情,写出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报道“:这是一个关于共产党士兵同一位美丽的农妇相爱的浪漫故事。她把他藏在山洞里,给他吃,给他喝,还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见《中外新闻采写借鉴集成》)试想,只要他看过《沂蒙颂》之后能查阅一下相关资料,是绝对不会出现如此差错的,正是缺乏这个环节才弄出了笑话。由此可见,运用资料核实所采访来的新闻素材是何等重要!
总之,核对事实是社会新闻写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步骤,应该引起记者的高度重视。只要我们能认真做好新闻事实的核对,在采写时慎之又慎,就能把失实之处消灭在见报之前,确保见睹媒介的社会新闻都真实可靠、经得起读者的推敲!
作者:靖海汀单位:沂蒙晚报传媒有限公司
【摘 要】随着大众传媒和新闻传播的兴起,社会新闻与文学写作有着深厚的渊源和紧密关系,研究社会新闻与文学写作结缘的传统、社会新闻转化为文学的传统写作方法,可以拓宽当下文学写作视野和思路,创新文学写作类型和形式。
【关键词】社会新闻 新闻文学 文学写作传统
社会新闻与文学结缘,首先要从大众媒介的产生与新闻报道的兴起说起。因为,新闻和文学的载体都离不开传播媒介。现代传播媒介也就是机械印刷时代的报刊,催生了以晚清“报章体”、“五四”白话文为起点的近现代文学。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报纸上,除了刊载新闻的版面以外,还出现了刊载文学作品的副刊版面,因此,副刊版面上的文章大多是文学作品,由于都出自报纸,新闻和文学自然是近邻,在题材选择、表现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相互影响成为必然。于是,新闻与文学写作结下不解之缘,在社会变革、文化转型、革命斗争、文学发展的需要下,副刊文学蓬勃兴起,以至20世纪初出现刊载文学作品的“四大副刊”、20世纪末出现“散文热”,也涌现出当代文学史上一大批文学家及他们创作的若干文学精品,社会新闻与文学写作结缘便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传统。
一 社会新闻与文学结缘的写作传统之体现
1.副刊文学与正刊新闻相呼应,成为对社会新闻内容的整合、延伸及其价值意义的提升
如1909年10月26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被韩国志士安重根刺死的新闻,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民吁日报》副刊随后发表纪实散文《流血之风云儿伊藤博文传略》;维新志士林旭被清廷杀害,林旭的妻子闻讯后痛不欲生,自杀殉夫,于是《民吁日报》副刊又发表新闻故事《沈氏归天》,对清政府中的顽固派进行谴责。① 再如鲁迅的杂文,大多也是对社会新闻的呼应。他在《伪自由书・前记》中说:“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因此,在他的一些杂文中,可以看到“首都《救国日报》上有句名言”“报载热河实况曰”“据中央社消息”“本月九日《申报》载”等字样②,并且在他的杂文中为了论说有据,还大量直接引用社会新闻。这说明鲁迅的杂文与社会新闻关联密切,是对社会新闻的呼应,也是对新闻内容的延伸、整合和提升。这种依据新闻事件的文学创作传统,从晚清、民国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一些报刊。
2.社会新闻与文学在题材选择、情节结构、语言风格上互相借鉴吸收
从选材上看,如近代李伯元、吴趼人等一批谴责作家的小说创作,“尽量援用真人真事,把小说改装成新闻纪实的模样”③,力图以真实性的小说形式,发挥其抨击时弊、唤醒民众的作用。不仅选材如此,情节结构上也直取新闻事实。如1944年,山东莒县发生“平鹰坟”事件,基本事实是山东莒县农民魏老头,出于自卫打死了庄姓大地主的鹰,于是“庄阎王”把魏老头打得死去活来,还硬逼魏老头把仅有的三亩多地卖了,扎纸鸡、纸兔,雇八个吹鼓手,买上棺材,给鹰出殡,同时强逼魏老头披麻带孝、哭鹰爹。中国共产党到来后,发动农民斗争恶霸地主,枪决了“庄阎王”,捣平了象征地主罪恶的鹰坟。1946年5月28日的《解放日报》和1946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先后报道了这条新闻。根据这个新闻事件,作家王力、方纪、萧也牧、秦兆阳都把这个情节用在他们的小说中。只不过,王力的《晴天》是在新闻报道之前的1944年为了宣传八路军镇压恶霸地主而写的,萧也牧的《羊圈夜话》是在新闻报道之后的1946年为了宣传“”需要而写的,方纪的《老桑树下的故事》是1949年为了宣传新中国成立、农民翻身得解放而写的,秦兆阳的《大地》是1982年写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代表作。四篇小说的情节一模一样:“毒打、买棺材、披麻戴孝、送葬”,只不过新闻事件中的“鹰”变成了小说中的“狗”而已。④
由此可见,新闻报道的内容由于具有时代性和宣教价值,其人物和事件具有典型意义,因此也符合文学写作的需要,在主题意蕴、情节构造和典型塑造方面,往往被文学写作所采用。在语言风格上,为了适应报纸杂志等现代传媒表情达意和普通大众阅读理解的需要,自晚清梁启超倡导“六大革命”⑤、五四时期掀起白话文运动以后,文学语言大量吸收通俗化、社会化的新闻语言,广泛运用平实通俗、明白畅达的语言叙事说理,形成“条理细备,洗练锐达,雄放隽快,慷慨淋漓”⑥ 的一代文风。
3.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大家都知道,“现实主义提倡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或精确细腻地描写现实,真实地表现典型坏境中的典型人物。”(《辞海・文学分册》)当然,文学创作上的现实主义,是将“客观的态度”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观性或能动性”结合起来,但不管怎样,生活、事实、现实存在,以及由此带来的感情、感悟、反思、批判,是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基本元素。如杂文、纪实散文、报告文学、“非虚构”小说、“新闻创作”等,一直大行其道,甚至还出现像刘继明写《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载《山花》2004年第9期)与李锐写《扁担》(载《天涯》2005年第2期)那样,不约而同关注到同一条新闻而使二人小说“撞车”的现象,直到近年出现“底层叙事”“打工文学”写作风潮。尽管“文学重复新闻”的写法有许多非议,但像《南方都市报》副刊“城市笔记”里描写“世相百态”的散文、随笔、小故事,像《恐惧无爱》《中国农民调查》《国难》《血泪打工妹》等关注弱势群体、揭露官场腐败、揭示社会矛盾的报告文学,像《带灯》《我是刘跃进》《手机》《蜗居》《第七天》等写变革与冲突、困境与挣扎、苦难与反抗的长篇小说,通过对“生活的本来样式”或“精确细腻”的现实描写,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为弱势群体代言,张扬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及其创作传统的延续。
二 社会新闻与文学结缘的写作传统之方法
1.在选材上强调时新性和典型性
就前者而言,就是善于发现和利用新近发生的人们关注的事物和事件,尤其是热点和焦点,以及人们期待着回答和解决的有关问题;就后者而言,就是紧扣时代脉搏,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社会现象和重要事实。选择时新性和典型性的题材,就是从现实生活中寻找能够集中体现时代精神的人物、事物或事件以此作为写作对象;从文体上看,报告文学、大特写、新闻小说、政治抒情诗等,在选题上都十分讲究时新性和典型性。
2.社会价值突出、情感立场鲜明
也就是说文学作品表达的旨意十分明朗,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批判性;问题意识和聚焦能力较强,能挖掘新闻背后所隐藏的人性和社会本相,能触动社会敏感的神经,引起受众的广泛关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杂文是这样,60年代初的邓拓杂文也是这样,80年代中后期的报告文学和90年代的随笔散文更是这样,这些传世文章,无不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强大的社会价值。
3.在细节上善于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
细节强调真实可信、符合生活实际,但细节又必须典型化、允许适当加工。社会新闻与文学结缘后的“新闻文学”,善于处理好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因而其人物和故事十分鲜活。当然,不同的文学类型有着不同的虚实处理手段。小说在讲求事件真实性的同时,又在具体环境、情节结构上合理加工,使故事性更强、人物更丰满。散文的保真程度则要高一些,它没有故事,靠的是思想情感和精美的语言在支撑,如果情感是假的散文就没有意义;散文也切忌过分写实和议论,如果停留于直呈事实,难免显得粗糙单调,失去“韵外之旨”和审美趣味,尤其是在“以小见大”时,更应注意思想的锤炼和哲学的浸润,否则难有文化品位的提升和境界的升华。杂文是在真实事件叙述的基础上加以议论,保真程度更高,当然它往往像鲁迅那样通过形象化、类比法、组合法进行综合加工,使枯燥的议论产生幽默有趣和讽刺效果。报告文学必然真实,其中的细节是构成事实的重要元素,因而细节不能虚构,结构安排和语言描叙用文学手法处理,使之故事化、形象化。政治抒情诗的虚实关系更加明显,其创作的功力体现在抽象力与形象性的处理上,因为政治抒情诗的题材往往是宏大的,它关注时代主旋律,描绘祖国发展蓝图,反映民众心声,表现社会重大事件,但是用这些材料入诗时则进行高度概括与提炼,通过对具体事实的抽象化处理体现出一种精神纯度的表达,而不是事实本身的直陈与罗列,因而也就进行形象化转换和诗意的创造,让静态的政治策略、政治术语变成动态的形象语言,让人感觉是一种充满诗意的政治交谈,是一种出于心灵的政治歌唱。
4.语言运用上善于处理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关系
新闻是用直接性语言明朗地表达构成事实的诸要素,文学是用间接性语言含蓄地表达事物的多重意蕴。作为“新闻文学”的语言,既富有个性色彩又具有大众化和时代性特征。“新闻文学”的语言没有过分辞章化,也不过分规范化,而是简洁、朴实、鲜活、生动,符合大众传播的特点。当然,“新闻文学”毕竟属于文学的范畴,因此它的语言又是含蓄的、充满意蕴和情感的,是一种既具有产生文学奇境的个性语言,又具有时代特征的大众语言。
记者站在党性、人性的立场上,眼睛紧紧盯住社会的弱势群体艰难而苦涩的生存状态,用正义的笔触,反映他们的苦痛,帮助他们伸张正义,呼唤人们的善心和人性的复苏与觉醒。曾要求记者“应该多方面的报道社会生活,特别要注意报道社会底层的情况”。
社会新闻的写作,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这里仅提一些原则性的要求和操作规范。社会新闻分积极、中性、消极三种情况,每种社会新闻都应该报道,关键是如何报道。这有角度选择问题。积极健康的社会新闻是我们报道的重头戏,应该强化报道,但是报道不好,往往会令人反感,这里又有一个报道艺术的问题,那就是要善于引导,寓教于乐。
一、要选准角度,提升社会新闻的价值
角度选择要增强群众观念和生活观念。对于边缘性强的新闻,角度的选择决定新闻题材的内容,一般情况下,为扩大新闻的社会影响,结合媒体的定位,应多考虑采用群众角度和生活角度进行报道,将边缘性社会新闻写成社会新闻,比如报道消防新闻,如果从工作角度去写,很可能就会写成消防部门如何制定措施,领导如何重视,如何抓落实;如果从群众和生活角度来写,就要关注群众生活中存在的消防隐患,应该如何预防和应付火灾等问题。写作边缘性社会新闻,一要勤于研究,了解群众生活,了解群众的痛苦、冷暖、所想所急。这样的报道,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二是在掌握其政治、经济、社会等思想指导的前提下,分析其与群众生活、需求之间的“关联点”以及关联程度。这个关联点往往就是群众角度、生活角度的切入点。
二、重视舆论导向,搞好“红色新闻”报道
我国新闻界老前辈赵超构先生1989年在《我们应当怎样办新民晚报》一文中讲了一段很有名的话:“资产阶级在社会新闻上搞黄色新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社会新闻上搞红色新闻呢?”社会新闻既然是重要的新闻舆论阵地,我们就应该研究社会新闻,充分发挥社会新闻的舆论导向作用,而不是不动脑筋,做表面文章。社会新闻的“正确舆论导向”作用往往通过生动活泼、实实在在的新闻事件来体现,或是报道正面典型引人学习、借鉴;或是揭露丑恶现象,使其无处藏身;或是对工作中的不足提出善意的批评,促其改进;或是通过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表明立场,弘扬正气。总之是通过具体的事件报道,引起受众的共鸣,在潜移默化中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所以,它的舆论引导功能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
比如,对拥军的宣传报道,每年都有,尤其是在每年的征兵期间,但读者不一定都重视。对交通事故逃逸事件的报道也已是屡见不鲜。近年来,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明显增多。但深圳特区报在《军属王大妈被撞》的事件报道中,使读者对拥军工作的热情得以提升,对交通肇事逃逸更加痛恨。有天晚上,该报记者带回来一条线索:胸戴红花的王大妈,送完参军的儿子,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小轿车撞了。小轿车撞人后逃逸,王大妈脚被撞伤,路人将她送到医院。记者在现场拍回了照片。当时正值全市征兵工作全面展开,当晚11点,该报果断地把该照片登上了版面。接下来的几天,深圳特区报1版、4版连续刊发了群众对王大妈的关心、市领导到医院慰问王大妈、交警全体行动追查肇事车辆、小区保安提供重要破案线索、肇事车辆显形、肇事司机落网等稿件,将报道逐渐推向高潮。通过这一活生生的新闻事件的连续报道,在深圳掀起拥军热潮,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
三、人文关怀,在“情”字上做足文章
“人文关怀”是针对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的精神关怀方面有所失落,继“物质丰裕,精神家园荒凉”后提出的,即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特别是关心贴近人的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在报道中,要明确定位,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滤光镜来透视一切社会新闻,筛选、采写报道社会新闻。在对社会新闻的理性寻思中,瞪大眼睛发掘出社会文化精神的新亮点,寻找人伦架构中的新变化,这样,就使社会新闻不只是人们饭后茶余的消遣品,使其社会服务和舆论导向功能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首先要抓住典型社会事件,弘扬时代主流所需要的人文精神。1996年6月3日,南方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的以《为了一个受伤弟兄》为题的长篇通讯,是党报在社会新闻的报道上张扬社会主义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较为成功的一例。这篇通讯反映的是:武汉“广广蛇府”的打工仔阿水被毒蛇咬伤生命垂危,得知此事的工友、群众和民航、医院行动起来,各尽所能伸出援助之手。老板黄海达及其股东果断拿出12万元,千里包机救阿水。这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关怀。这一事件发生后,先后有数家新闻媒体参与了报道。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的南方日报,抓住这一典型的充满人间真爱的社会新闻,广泛采访,深入挖掘,占有充分的事实材料,并且采用新的视角进行报道。这篇报道读后不仅让人回味,更让人去思考。可贵的是,作者站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上,对社会变革作了深入挖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劳资关系作了深刻剖析,从而使报道生动地体现出新时期存在的那种难能可贵的人间真情,进而在群众中引发了一场人格情操的大讨论。
其次,要做好“人情”文章。在紧张、多元的现代生活中,人类更需要情感的滋润,社会新闻应在“情”字下功夫,做好做足“人情”文章。记者在报道中,一方面要注重思想教育作用,另一方面要抓住多样的人伦之情,做好文章,让受众的心田得到情感的沐浴和慰藉。我们反对煽情主义,但恰如其分的、积极的煽情是可取的,社会新闻本身具有与生俱来的煽情功能,运用得好,往往能产生奇效。记者要善于抓动情点,在亲情、友情、人情上做文章,调动受众积极、健康的情愫。
另外,要关注困难群体的生存条件和空间,在人文关怀与舆论监督中,倾注新闻关爱。媒体上的社会新闻,不能只满足于休闲性的文化娱乐功能,被动地反映社会生活,完全可以能动地介入社会生活。在一些人群和社会阶层人文精神严重缺失,甚至违背伦理道德、触犯法律的现实背景下,新闻的良知和对困难群体的关爱至关重要,不能丧失。记者站在党性、人性的立场上,眼睛紧紧盯住社会的困难群体艰难而苦涩的生存状态,用正义的笔触,反映他们的苦痛,帮助他们伸张正义,呼唤人们的善心和人性的复苏与觉醒。曾要求记者“应该多方面的报道社会生活,特别要注意报道社会底层的情况”。
四、研究表达艺术,掌握表述方法
一是要善于取舍,详略得当。对负面、消极的社会新闻进行报道,选材很重要。在选材上应服从主题需要,要考虑舆论导向和社会效果,不能一味地迎合少数受众的低级趣味,而不加选择地和盘托出。色情、血腥、恐怖、怪诞的情节和细节要坚决割舍。不能有闻必录,有闻必报。社会上确有凶杀、奸情、乱伦、盗窃、诈骗、赌博、腐败等丑恶现象,但我们不能听风就是雨,原封不动地搬给读者。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要严格选择和取舍。有的压根儿就不值得报道;有的只需少数人知道,不宜公开报道,可写内参上报;就是公开报道,也不能自然主义、纯客观地去报道。如犯罪过程、作案现场、作案手段和工具等不宜写得过细和过实。
二是确保社会新闻干净、健康、文明,除了把好选材关之外,在具体写作中,还要讲究详略、虚实的表达艺术,该详该实的,则详写实写;该略写、没有必要写的,就简笔带过;该虚写的,就概而言之。比如作案动机的交待和对社会危害、家庭、个人影响的分析等,则可以详写;而色情行为、血腥的场面、作案的过程、破案的手段等则要略写,甚至不写;而像受害妇女、未成年人的住址、单位、姓名以及夫妻间的个人隐私等则不能写。有家报纸在刊登一条“扫黄”消息时,连嫖客如何“嫖”,付多少嫖资,公安人员如何侦查,采用何种手段捉拿等等都津津乐道,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三是处理好叙述与描写的关系。叙述是对事物的概况、性质、场面的抽象交待,具有间接性,不会引起感官的直接刺激;而描写是具体事物、情景、细节等的再现,具体、形象、生动,具有直接的感官刺激。积极、健康的新闻,可以运用描法交待情景和细节;负面、消极的新闻,不适宜用描写的手法来交待事件的过程、情景和细节。负面、消极的社会新闻,在写作中,一旦遇到不得不交待的情景和细节时,应采取叙述概括的方法来交待,以避免对负面情景的渲染展览,避免对免疫能力不强的青少年产生腐蚀侵害的作用。我们采写社会新闻的原则是,提倡健康的社会活动形式,宣传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为读者的生活、学习和健康的娱乐服务,揭露和批判不良风气及一切丑恶现象。因此对犯罪案件的报道,不能写恐怖残忍的场景;对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要分析批判;对封建迷信活动,要选取揭露的角度来写。绝不能像资产阶级记者对待黄色新闻那样,肆意渲染、暴露,而不顾社会效果。
(作者为广西贺州日报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