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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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篇1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波动不断，我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化解经济潜在风险，收到了良好效果。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走好新征程必须首先解决好经济发展问题，其中的关键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均衡发展。我国非常重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积极的宏观调控有效化解经济潜在危机，保障了经济在相对均衡的条件下快速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是中国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指南，其中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为我国经济均衡发展提供了诸多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阐述了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均衡发展的条件体系，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规律指明了科学方法，也为我们构建新时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均衡提供了重要启示，即解决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优化、人民收入增长、生产技术进步、实体经济增效等核心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国形成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结构，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强国奠定良好的市场基础。

一、把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作为新发展阶段经济建设的根本点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是形成经济危机的原因。他说：“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的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了的运动的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①”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人生产不断突破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比例关系，破坏了生产与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均衡，造成供给与有购买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商品经济运行体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生产力严重不足，经济长期匮乏。改革开放后，我国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开始发挥作用。政府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功能，保证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始终保持总体稳定。但是由于市场的自发性、自主性和自由性特点，经济运行也常常发生波动。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并不一致，经济波动使经济增长呈现出周期性，每个周期都有较深的下探。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需要，我国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三去一补一降”，积极推动经济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培育新经济、新业态，以实现对旧经济、旧业态的渐进替代，以新的形式融入国际经济产业链和价值链。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应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中汲取营养，通过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消除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滞后性和波动性，消除经济危机发生的体制土壤，为未来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一）进一步规范公有制经济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在保证公有制经济不断提升价值增值能力的前提下，提高公有制经济的创新能力和引领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公有制占主体，一是按劳分配占主体。实现这两个主体的价值不断增长，必须规范公有制经济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升公有制经济的创新能力和引领能力，从而提高公有制经济在市场上的模范作用，使其对非公有制经济形成积极影响，进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按照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行生产经营活动。1.选择德才兼备的领导者。公有制经济经营的好坏与领导者素质有关，特别是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国家应加强公有制经济领导者尤其是领导班子的建设，既要强调领导者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也要强调他们的生产管理经营能力，选择德才兼备、德才配位的人担任领导者、组建领导班子。要考察企业领导者的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也要考察他们的专业能力，决不能选择专业不对口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担任企业领导者。企业家不是政治家，专业不对口，企业必受其害，这样的例子很多。2.鼓励创新的同时，严把守业关。要对管理者明确保值增值的责任，必须把保值增值作为衡量管理者绩效及其前途的基本标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公有制经济经历过承包、租赁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变革，当前存在的公有制经济实体基本上都是各级政府主管的优质经济资源，它们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还是国民经济的稳定剂，保值增值是对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基本要求。3.对公有制经济实体设立政治管理和市场管理双机制。因为公有制经济执行国家职能，所以必须进行政治管理，必须严把政治关。公有制经济同时执行市场职能，又必须进行市场管理，还要把好职业能力关。建立双机制，一方面要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要求管理者在管理时展现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必须保值增值，体现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属性，要求管理者拿出市场绩效。双机制管理将更好地约束管理者的管理行为，既充分考虑国家要求又充分考虑市场需要，公有制经济必须以追求双赢为根本目标。4.鼓励公有制经济创新实现形式。市场最鼓励创新，公有制经济必须摆脱“等、靠、要”陋习，积极创新实现形式。公有制经济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创新实现形式主动适应市场变化。适应市场、服务市场是生存之路，公有制经济也不例外。公有制经济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有的一面，是市场经济的引导者。

（二）进一步完善市场管理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力度，以强监管规范市场主体的经营管理行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市场主体化已基本完成，它的基本特征是作为监管部门的政府机构不再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管理行为。由于市场主体自由度高，监管机构在外部实施管理难度较大，有时难以控制主体的不合法、不合规行为，导致市场混乱失序。非公有制经济以营利为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难以避免自私自利行为，需要强监管，进行规范。一方面要符合国家的政策方针，一方面要符合社会大众伦理。加强监管的着力点在于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的法律法规要全面严格；第二个是严格执法，对违规违法行为必须严格处理，不能得过且过；第三个是建立清退机制，对违法违规的经济主体必须敢于清理，建立档案，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成为市场习惯。自由市场竞争是难以在整体上达到社会公益同步提升的，只有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市场主体的无政府状态，进而在相对均衡的情况下运行并实现利润增长。强监管是消灭市场不平等的重要手段，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用良好的管理建立完善的市场，为每一个市场主体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

（三）进一步完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前景。非公有制经济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改革开放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我国的国民经济整体质能和量能都不可能达到现在的水平，更不可能超越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党和国家一直重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制定政策方针措施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便利条件。但是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和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非公有制经济质量低下问题凸显出来，创新能力低、技术含量低、生产方式粗糙、经济效率低等弊端严重影响了发展质量。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应想办法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尽快迈入高质量发展轨道。1.进一步改善非公有制经济的营商环境，规范制度保障非公有制经济的权利和义务。我国采取政治权利相对集中的管理模式，对社会事务、经济事务的管理具有非常强烈的渗透性，从而产生相关部门及其管理者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过多干预，甚至强迫性干预，由此产生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对立。建立良好的政商关系，需要党和国家建立完善的制度对管理机构及其人员进行规范，约束他们在党纪国法的框架下管理市场、管理企业。管理者管理好自己是实现合格管理的前提，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是否违法违规应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定性定量，要避免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部门意志和个人意志左右管理效果的现象。2.建立非公有制经济经营管理者管理制度。从我国近四十多年来民营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非公有制经济经营管理者的素质基本上决定了企业发展的前景，违法乱纪行为基本上与他们的德行有关，而企业倒闭破产则与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有关。现实要求我们要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经营管理者的管理与规范，教育和约束他们依法经营，公平竞争。我们应该建立非公有制经济经营管理者管理制度，建立档案进行终身追踪，对他们的不良言论和行为进行规范。建立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经营管理者学习教育制度，提高他们的知识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决策能力等。建立非公有制经济经营管理者服务社会的体制机制，鼓励他们多参与社会活动，多回馈社会。对非公有制经济经营管理者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教育他们合法经营，好好做人、好好做事。教育他们多承担社会责任，以社会责任为抓手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和发展能力。提高经营者素质是提高非公有制企业的首要前提。

二、把提高人民收入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点

价值分配是影响整个生产体系均衡的关键因素。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导致的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它表现为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对立，也表现为资本家阶级与雇佣工人阶级之间价值分配的对立。马克思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②”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商品的无限供给，同时他们又极力压低工人工资，造成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价值分配不公导致分配与生产、交换、消费的关系出现失衡，进而导致整个经济系统失衡，成为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关键因素。收入是社会的稳定器，而收入高低取决于社会生活成本，当社会生活成本提高到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以上时，就会出现劳动力再生产障碍。一个健康的分配模式应该是既保障资本能够稳定地获得利润实现资本积累以不断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是增加就业和增加收入的重要一环），又能保障劳动者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并实现家庭积累，从而不断改善家庭生活状况，并为实现家庭社会晋升创造资金条件。当资本与劳动在分配上达到均衡，即实现企业利润和劳动者工资同步增长、企业积累和劳动者家庭积累同步增长时，经济才能处于均衡发展状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要保护企业利益，一方面要保护劳动者利益。解决人民收入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价值平等分配问题：首先要解决好企业内初次分配问题，其次是解决好企业外再分配问题，还要搞好第三次分配。提高收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关键，人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才能不断扩大消费，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才能不断提升。

（一）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行政手段对企业分配制度和机制进行规制

营利是企业的根本目标，我们必须在观念上承认资本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它所具备的活力和做出的贡献。但是资本的过度逐利性会违背法治和社会伦理，造成许多社会矛盾，必须进行规制。劳动在资本面前的脆弱性需要政府通过监管促进企业利益共享，也就是说，在保障企业利益的条件下，政府要通过监管来保障劳动者权益，尤其是收入。我国当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奋斗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品质。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应该奋斗。但是，如果劳动者付出巨大劳动，但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身体恢复（比如猝死事件），得到的收入却低于劳动力价值甚至社会平均水平，这样的情况必须通过政策监管进行纠正。政府应采取措施敦促企业支付合理收入，也可以通过建立政府账户让企业缴纳一定数量的保障金对企业员工收入进行平衡，在8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加班费用规范。企业的收入与市场、社会和经营有关，企业不是都能够盈利或者实现高盈利，所以我们要照顾企业压力，但是劳动者的收入必须得到切实保障。

（二）开辟增收渠道，扩大劳动者的收入来源

市场有很多增收渠道，除了劳动者自己努力之外，政府也可以创造条件鼓励劳动者兼职增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需要创新服务形式，为劳动者增收释放条件。对于城市而言，夜经济、周末经济等都是劳动者增收的重要时间窗口，政府可以通过开放相应场所为人民增收提供便利条件。城市社会服务类需求较大，政府应鼓励低收入劳动者增加服务类劳动来增加收入，为劳动服务保驾护航。农民外出打工是增收的主渠道，地方政府应建立与城市用工对接机制，为农民打工增收提供便利。为发展农村经济，地方乡村两级机构应想办法在不动摇农业和农民利益的情况下搞活农村资产，增加农民和村集体的财产收入。我们也应该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扶贫增收仍然是低收入群体摆脱困境的根本路径，关键是扶他们走上发展之路。增加人民收入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可以对不同收入群体采取不同的税收和管理政策，对于高收入群体征税，而对于低收入群体则要采取免除税费的政策。

（三）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通过改善人民群众的公共服务消费条件，实现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市场条件下完全消灭收入差别是不可能的，而弥补收入差别的根本方法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扩大公共服务受众，尤其是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最低消费水平。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根本途径就是让社会大众都享受到平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市场将拉开收入差距，这个差距会提升市场效率和社会效率，而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则可以解决这个差距带来的问题，使整个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当前我国在公共产品的硬件供给上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不同收入群体差距不大，关键是软件供给水平还相对较低，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必须实施均等化战略，实现普惠目标，让所有人受益；达到高水平目标，让所有人都得到满足。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是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基本路径，是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基本环节，也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四）做好第三次分配，发展慈善事业，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民生

政府应鼓励企业、家庭、个人、相关机构以慈善、公益的方式做好第三次分配，发展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邓小平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③”“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④”公益事业、慈善事业是现代社会调节阶层收入的重要手段，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途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高收入阶层体量逐渐扩大，国家应鼓励高收入阶层自愿拿出钱来兴办公益事业、扶危助困，解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存在的分配不公问题，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到支撑作用。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是社会的温度计，国家应建立完善的制度，以此来规范公益组织和慈善机构的活动，使其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完成产业升级和突破

目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说明，我国经济在供给侧已经由过去的以生产产品不断扩大供给尽最大可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目的的阶段，转化为以生产高质量、高品质产品尽最大可能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的阶段。因而，粗放型增长、数量型增长已经不适应需求侧的变化，我国经济必须向质量型增长和效益型增长转变，表现出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质量效益型增长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增长方式。我国经济从2007年开始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由2007年的14.2%下降到2019年的6.1%，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又下降到2.3%。经济长期下行反映出我国经济已经渡过了依靠规模和速度实现增长的阶段，已经到了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探索新的发展、寻求新的增长点的阶段。我国经济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型，就是要在外延式增长效率递减的条件下在已经形成的巨大产能基础上追求内涵式增长。内涵式增长以技术进步为条件，通过提高技术能力实现经济增长。二是满足富裕型社会需求的增长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目的。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处于40%以下即进入富裕型社会。2011至2020年，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处于40.4%-30.0%之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处于36.3%-27.6%之间，我国已由温饱型社会进入到富裕型社会，我国社会的需求模式已经由温饱型需求转化为富裕型需求。虽然这个富裕型社会还是低水平的、不平衡的，但是需求模式由温饱型向富裕型转化的趋势已经形成，满足富裕型需求的增长将成为今后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三是企业生产制度变革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企业适应时代变迁，积极进行生产制度变革，通过生产制度变革提高企业质量和运行效率，提高社会贡献率。企业生产制度的优劣是市场制度条件下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将更加完善，企业生产制度变革将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的制度动力，企业制度变革将成为中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我国经济的新变化、新趋势，要求我们必须适应这种趋势积极进行干预，避免供给侧对需求侧的不适应性，加剧造成危机隐患。干预的手段是加快技术进步，积极推进生产制度、生产技术与装备转型升级。固定资本更新的实质是技术进步，是生产制度和生产技术的升级换代。积极推进固定资本更新，推进生产制度和生产技术进步，有助于淘汰落后产能，创造新的产能，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均衡，提高整个社会生产水平，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一）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加快生产技术创新

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结构升级和经济质量跃升的根本路径，一方面科技进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扩大产品供给，使产品可以在较低的价格上满足消费需要；一方面科技可以提高产品品质、改变产品结构、优化产品使用价值，提高消费满足程度。

（二）鼓励企业积极进行新装备、新生产线的研发、引进与更新

企业竞争的主要手段是生产装备的竞争，在消费升级的时代更是如此。买方市场下，企业生存和发展必须加快新装备和生产线的研发、引进和更新。计划体制时期，我国固定资本更新缓慢，跟不上国际固定资本折旧和更新的速度，从而使我国的生产和创新落后于发达国家。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我国企业不仅面对国内竞争，还有国际竞争，尤其是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必须在装备和生产线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国家应鼓励企业加强装备研发和更新，通过装备改善和生产线创新赶上甚或超越发达国家的生产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三）鼓励企业积极进行生产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效率和品质提高

我国经济依靠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政策红利，在供给不足的条件下以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的巨大投入，依靠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实现了总量的巨大增长，使我国人民度过贫困、温饱阶段，进入小康和富裕型社会。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市场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企业应努力修炼内功，依靠自身制度和机制建设，创新生产制度和生产方式，以追求质量、品质、效率和效益为目标，以满足富裕型社会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目的，主动寻求内涵式发展。企业是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的主体，应该积极进取，建立完善的发展制度、采取科学的经营方式，积极创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生产和服务体系，使之成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四、把发展好实体经济作为消除经济金融化风险的立足点

经济过度金融化是导致危机扩大化的直接因素。马克思指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⑥”他还说：“正是信用制度在繁荣时期的惊人发展，从而，正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巨大增加，以及这种需求在繁荣时期容易得到满足，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⑦”资本主义市场信用制度的发展，一方面增强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也使经济本身潜藏的各种危机因素显现出来，既加速危机的爆发又加重危机的侵害。信用制度将会导致再生产活动无序扩张，造成结构失衡和产能过剩。经济过度金融化可能造成资产价格飞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钩，形成经济危机风险。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金融事业快速发展，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也日益繁荣。在国有银行占据垄断地位，国有企业融资优先的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繁荣发展为货币资本化提供了鲜活的土壤，货币流通甚至超过商品流通成为我国经济最活跃的内容。但是，在货币资本化和市场化使经济更加繁荣的同时，隐藏了巨大的债务风险。近年来国家一直采取稳定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目的就是要在保增长的同时去杠杆，实现经济平稳过渡。随着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货币隐形化趋势更加明显。尤其是现金使用率的下降，使货币与商品的直接联系发生断裂，它越来越表现为与商品无关的独立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危机都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的，都与货币资本的活动有关。为了保证我国经济稳步发展和转型，我们必须发展好实体经济，加大力度降低经济金融化风险。

（一）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扭转经济货币化和资本化趋势

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最有效。我国经济40多年的高速增长，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两者又带动了近百个生产资料行业和相应的消费资料行业的发展，推动我国经济总量持续扩大并实现高速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为我国人民提供了基本性公共产品和私有产品的消费供给，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奠定了物质基础。当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达到一定的边界，已经形成的相关产能就会过剩，有些产能需要淘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去产能、调结构阶段，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严控资产价格炒作，既可以规避杠杆率过高带来的潜藏风险，又可以保持各行业之间的均衡发展。

（二）有序发展虚拟经济，努力做好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在当今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虚拟经济是以实体经济为内容并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如果虚拟经济的活跃度比实体经济还高，那么两者的倒挂必然引发经济失衡，导致经济危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与实物不对称产生的严重后果，他指出，只有社会总产品得到充分实现才能达到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均衡，虚拟资本与实物资本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依靠不断增长的商品和服务，大量的不对称的虚拟资本充斥市场必然会引发实体经济动荡，进而对实体经济造成危害。国家应建立虚拟资本监控机制，对经营者以及经营范围、规模、去向进行实时监控。对市场上的资本公司、投资公司进行监督约束，严打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要积极引导虚拟经济有序发展并服务社会，尤其是服务民营经济实体。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只有实体经济发展得好，才能为虚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国家应尽力改善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中小企业建立良好的融资环境，为虚拟经济创造正常的发展机制。

（三）积极引导居民消费，以消费升级推动产业升级，从而降低金融风险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引导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产业变迁，就是在保证第一、第二产业稳定增长的条件下不断扩大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消费和服务消费的比重，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精神品质，通过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带动我国产业升级。国家应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增加供给，比如教育、医疗和养老等，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空间。以消费拉动增长，能够消化经济金融化风险，有利于把金融风险降到最低，所以国家应想办法扩大居民消费、改善居民消费结构，提高消费拉动经济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就是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和非仅公有制经济的优势，克服两种经济制度的劣势，避免可能存在的风险，使国民经济和谐协调发展。

作者：刘炜 单位：山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篇2

1992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历史性决议。30年来，我们党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理论原理，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突破和超越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历史实践表明，它是我国创造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世界奇迹、世界历史发展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重大转变的一大法宝。

一、市场经济是社会配置资源方式和经济发展手段

我们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观念，在相当长时间里曾陷入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迷思中，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范畴，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观点违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是错谬的经济理论和教义化的观点。许久以来，传统社会主义都把这种看法说成是《资本论》的观点，这其实是强加给马克思的。《资本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结合为一体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剖析和研究，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商品经济本质与演化规律的伟大原理。但是《资本论》明确指出，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存在和发挥作用已经有七八千年的历史。纵览这一历史发展，《资本论》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2](p136)。这里明确指出，商品经济几千年来，曾经和各种生产方式相结合，但有独自的范围和作用，形成各有不同的经济形式，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有范畴。因此人们不应简单把商品经济和生产方式混同起来，而是需要具体分别地研究各自的范围和作用，才能够真正理解各种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并作出科学判断。传统社会主义曾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等同，并将其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而没有认识到商品经济是人类几千年来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经济发展与调节方式。实践表明，这正是社会主义不能够实行有力有效的资源配置、发展经济，并长时间陷入发展困境，甚至导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根源。

1881年，马克思在讨论俄国革命的路径时，进一步把资本主义制度和它所创造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交易所等）加以区别，并将后者界定为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经济手段，是资本主义发展成果。他阐明，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这些发财致富的手段，是后发展国家取得革命胜利，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应当加以吸取的肯定的文明成果[3](p756)。这些都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是明确地把资本主义创造并运用的市场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别的，并把商品经济、市场机制作为工人革命胜利后建设新社会所应当吸取的一种积极成果。显然，把市场经济简单等同于资本主义而加以否定与拒绝，不是社会主义者所应有的正确态度和明智政策。邓小平深刻反思了传统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错误认识和实践后果，概括了人类经济发展方式方法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义无反顾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理论和发展战略。他阐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4](p236)这就彻底纠正了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谬说，使我们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1992年，在总结我国搞市场经济成功实践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阐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p373)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传统观念，科学阐明了市场经济方式的性质及其重要意义，提出了市场机制和计划方式均是人类经济发展方式与调节手段的创新观点，创造性继承和划时代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意义，在21世纪打造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强大理论基础。

二、商品经济是不断变革发展的

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变革，大肆鼓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佳选择和经济发展的最优模式，进而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描绘为人类历史发展与生俱来的、永不过时的经济发展形式，是人类经济发展调节方式的完美形态和发展终点。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僵化的市场经济观，完全违背商品经济发展史，必须加以辨析和破除。唯物史观阐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基本规律。因此，各种经济社会形态和经济发展方式都是一个经常变革、不断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不是永远停留在某一历史阶段上。商品经济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和定于一尊的。所以，我们必须用历史、发展、变革的观点，深刻认识和把握商品经济的本质、特点、历史作用和发展规律，才能够积极适应历史演进、经济发展、时代进步的要求，创新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促进科技创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资本论》指明，“商品交换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就开始了。在埃及，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也许是5000年；在巴比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也许是6000年；因此，价值规律已经在长达5000年至7000年的时期内起支配作用。”[6](p1019)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早已形成、演进和发挥重要作用，构成经济发展方式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发展史表明，商品经济是人类生产发展、经济交往扩大、社会文明提升的必然产物。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阶段，并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到氏族社会的后期，随着生产力提高、社会产品增加，社会分工扩大，社会生产生活逐渐多样化，人类开始使用商品交换形式来满足日益丰富的多样需要。而畜牧业从采集和狩猎活动中分离出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专事经营商品买卖的商人和行业形成起来这三次社会大分工，创造了开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社会条件，使商品生产和交换经常化。社会生产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经济关系。当生产资料不再是共同财产，而是属于独立的不同所有者时，劳动产品也相应地属于不同人，从而形成了商品经济的产权基础。人类正是适应社会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的需要，发挥聪明才智打造出商品经济这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而把那些不利于生产和不方便生活的东西淘汰与革除的。商品经济的最初形态是简单商品经济、小商品经济，萌芽滋生在农耕的、手工业生产的时代。在社会生产发展和经济关系变革推动下，商品生产和流通，在奴隶的、封建的社会体系狭小空间里，顽强生存、不断扩张和完善，在那些形成规模经济的地方、人口密集的集镇都城，商品经济最先发展起来。

16~17世纪，在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中强劲崛起，开创了现代市场经济时代。新兴资产阶级为实现发财致富，借助国家权力，在商品经济已有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创造了许多新的管理方法和经营方式，银行、交易所、股份公司及其相应的体制机制登上历史舞台。市场成为普遍有效的经济手段和方法，形成完备的、富有活力的市场机制体系：企业是市场的主体；生产要素由市场配置；法制和信用成为交换关系的基础；经济具有开放性；国家发挥调节作用等。在工业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金融变革、数字革命的推动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在20世纪最终形成，并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生产信息化、金融国际化的发展要求。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促进了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调整，世界贸易机制形成，社会财富快速增加，经济发展达到更高水平。市场经济成为居支配地位的经济发展手段与形式，并进入发达的高级阶段——现代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现代市场经济，为人类运用市场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益成果，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幅增长，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和资本主义结合的现代市场经济，并未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本质和基本矛盾，垄断资本、金融寡头把控主导权，现代市场经济始终在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冲突、生态破坏、环境危机以及争夺世界市场和经济霸权的战祸中运行。20世纪中期，在工人阶级伟大斗争下，曾有过若干改良、革新、调节，在一段时期、一些方面有所改善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时，西方学者曾叫嚣自由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终点。然而21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破产、失灵，经济、金融、生态危机叠加冲击，经济增长下降，贫富差距拉大，国家治理混乱，社会冲突加剧；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肆虐，发展严重失序，危机与矛盾不断加剧、扩大。在欧美世界，从左翼力量到绿色政团，从学术界、经济界、社会界到新闻媒体，也都纷纷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弊端，提出各种替代方案。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已进入了替代变革的历史进程，将在当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走向新的阶段。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建立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变革创新

19世纪崛起的现代社会主义，在进入20世纪后掀起了一波波革命浪潮。1917年俄国革命、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建立起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人民民主政权，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经济体制与发展方式的选择上缺乏充分认识和必要经验，其建设新社会的伟业也因此出现过失误，甚至是遭受了严重挫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教条化地理解和对待经典作家的设想，难以清晰认识市场经济这一人类文明发展产物的本质和作用，将其与资本主义完全等同、甚至和社会主义完全对立起来，而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因而无法找到一条快速发展经济的有效方式和路径。1917年执政的俄国共产党，在俄国这个小农国家，搞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缺乏活力的发展模式。二战后面对世界经济变革浪潮，思想僵化、封闭锁国，拒绝吸取国际发展先进成果，拒绝开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陷入发展困境。统计表明，苏联在二战后发展较快，经济总量一度接近美国的70%。1966—1970年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有8.5%，但到20世纪80年代就下降到3.7%，甚至出现物质匮乏、基本商品长期短缺。1979年，苏联工人的月收入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30.5%、联邦德国工人的24.9%、法国工人的28.5%、英国工人的39.7%，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也被日本取代。1991年，实行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彻底瓦解。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曾照搬苏联模式，搞了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出现过曲折和失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带领全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经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全面比较研究，通过对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入总结思考而敏锐地认识到：我们关于市场经济的错误认识，是推进改革发展的一大羁绊，因而“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5](p364)，并认真思考“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5](p148)。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我们的缺点是市场运用得不好，缺乏活力和创造力。要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调动人民积极性创造性的、发展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多年经验表明，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当作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4](p236)。这就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彻底廓清了对市场经济的错误认识和压制政策，实现了伟大觉醒，勇敢走出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道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吸取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成果，坚持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提高效率和注重公平相结合、平等竞争和共同发展相结合，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理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新阶段。

上述事实表明，我们党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商品经济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界定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和地位，形成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理论和有效战略，在市场经济问题上实现了根本解放和伟大觉醒，实现了现代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变革的一次伟大飞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了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立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全新形态和体制机制，首创了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市场方式，经济发展的全新手段，把现代市场经济推进到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变革，是前无古人的历史创举，道路艰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同时，它也是一项进行时的事业。我们必须坚持开拓创新、长期不懈奋斗。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思想变革和理念创新，不断打破前进道路上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僵化观点的思想羁绊。自由主义经济学夸大市场经济作用，鼓吹市场是完全自由的、万能的；反对任何国家调控和干预。我国有论者受其影响，也迷信市场力量，把发展市场经济和发挥政府作用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的。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以往的发展历史表明，市场由于固有缺陷和外部复杂情况而存在失灵、失序的风险。市场经济作为镶嵌在社会体系中的发展方式，难以解决实现公共利益、消除贫富分化、弭平发展失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也对市场经济实行国家调控和干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要实现社会主义本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必须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关系。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更加完整的界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经过几十年探索而形成的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核心命题，具有开创性意义，是重大理论创新。我们要不断总结经验，深化改革，健全市场机制，完善政府治理，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到更高水平。还有论者固守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资本家的乐园，要对它搞一场“深刻变革”。这种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是错误的。第一，毛泽东曾指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在中国谈论市场经济，不分清敌我而一律将其斥为“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是根本的立场错误，是站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对立面。第二，资本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是积极的生产要素。《资本论》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6](pp927-92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也必须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4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利用各类资本盘活经济，使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都充分发挥作用，释放出巨大发展活力和创造力的结果。新兴起的民营资本，GDP占比和投资占比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70%，吸纳城镇就业占比80%，新增就业占比更是达到90%以上。如果没有资本要素发挥积极作用，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第三，资本在我国有可能反映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我国，劳动者之间是协同劳动、彼此尊重、互助互利的经济关系，资本是全体劳动者联合劳动、发展生产、实现共同富裕的工具。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四，在市场经济中，资本都具有逐利的本性，会出现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等有害情况。必须全面认识和正确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积极对资本行为进行规范、约束、引导。实践证明，党、政府、人民有信心、有能力、有智慧规范和引导资本要素健康发展，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时代再造中华文明的伟大成果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尊重历史、研究历史、反对割裂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传承和发展，我们能够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和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博大精深的历史文明息息相关的。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发挥聪明才智，探索创新，让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这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华夏大地上滋生成长起来。历史表明，中华文明、华夏大地，也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的发源之地和繁荣之所。有欧美经济学家，用西方教科书的概念套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提出所谓“中国无市场”的荒唐观点，阻挠中国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和创新现代市场经济。这是对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史缺乏必要考察和深入研究而形成的一种历史偏见。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资本主义既不是人类历史上与生俱来的生产方式，更不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为普遍的发展方式。用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来研究、总结、继承、创新中华民族发展商品经济的宝贵成果，是当代中国学人的光辉使命。老一代学人，如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胡寄窗教授等都出版了多种中国经济史著作，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的论文《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也是很有分量的最新成果。但我们的工作还刚刚起步，据笔者初步接触的资料看，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史确实是需要开掘的丰厚宝库。比如，我国早在西周时期，随着分工广泛深入，金工、木工、玉石工、陶工、纺织工、皮革工，兵器制造等就已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也发展起来，由官府支持和规范的商品交换市场、集市交易等亦形成并有序进行。《周礼·司市》记载：“大市，日仄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这项制度一直执行到宋代，被商业革命所改变。比如，秦灭六国创立统一的大秦帝国，在君主官僚体制下，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等，为商品生产和流通发展创造了良好经济政治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到两汉时期，我国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曾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阶段。

司马迁在《史记》的一些篇章中，对中国自商周以来特别是西汉时期的商品生产、经济生活、货物流通，工商阶层活动等，都作出了具体记述和深刻评议。司马迁指出，发展商业经济是人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的需要。《史记》记载表明，汉代文景之时，已形成一种全国性的农业市场系统，有商品的集散市场网和相应的道路网，各集市、城镇均开展有序的经济交往、货物贸易。山西的材、竹、榖、纑、旄、玉石；山东的鱼、盐漆、丝、声色；江南的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的马、牛、羊、筋角，还有在大山开矿冶炼的铜、铁等都进行全国流通。司马迁根据那时的资料，翔实地描绘了周代以来人们进行商品生产、商品流通的状况。他叙述当时商品货物的交流，是人民“被服饮食奉生送死”的生存生活的需要。“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他指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招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些论述是中国人用自己的语言、词汇，对简单商品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及其意义作出的独到阐述。又如，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任用桑弘羊为财政大臣，全面实行盐铁酒等官营政策。虽然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但是弊病颇多，影响了生产发展和百姓生计，激起很大民怨。到汉昭帝时期，公元前81年二月到七月，霍光以昭帝的名义，令丞相田千秋、御使大夫桑弘羊召集文学贤良60余人，对盐铁官营等政策进行激烈辩论，全面评估利弊得失。依据汉武帝《轮台罪己诏》与民休息的政策，会议提出取消酒类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专卖。之后，霍光对官营政策进行了调整和收缩。

汉宣帝时，桓宽将当时的会议记录整理为一部《盐铁论》，作出了系统的总结。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对商品经济中如何处理官营和民营、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关系进行论述的一部经典之作，在人类商品经济发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再如，在隋唐发展的基础上，晚唐、两宋时期发生的商业革命是人类商品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个制高点（过去由于误读，曾把它理解为资本主义萌芽，今天则应当将其归入商品经济发展史来进行研究）。这一时期，人口增长，生产技术革新，农业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奠定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强大基础。商品生产的崛起推动了商品流通贸易的迅速发展。官市被突破、集市星罗棋布、都市中的店铺鳞次栉比。商人阶层急速壮大，从大行销商到游商小贩形成各种商品营销网络，有的大商号在一个都市就开有数十家门店。行会产生了，大行会从事谷物、茶叶、盐、丝绸等多种商品买卖，还开办钱庄，开展海外贸易。作为商业贸易中心的都市已有50余座。都市中餐饮宾馆业繁荣火爆，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业。沉重的金属货币已不适应规模巨大且非常频繁的经营活动，各种纸币和票据应运而生，货币经济发展起来。1024年，发行于成都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最多时达到125.6万贯。宋代商品生产和货物贸易大大超越以前，甚至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居于领先地位，成为人类商品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中外史家已经形成共识，我国宋代发生了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商业革命。以上所述只是挂一漏万。但不难看出，我国商品生产和流通发展史，充满着智慧的创见、勇敢的开拓、宝贵的经验、深刻的认识成果。这是党和人民能够作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决策、能够在错误和挫折之中开拓出市场经济发展之路、能够破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种难题的活水源头和历史底蕴。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系统研究、深入开掘这些商品经济发展的珍贵成果，并将其和改革开放40多年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实践和创新理论结合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新世纪、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作者：奚广庆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篇3

马克思分工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涉及唯物史观，也涉及剩余价值理论，还与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公有制计划经济设想关联。马克思分工理论可以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角度予以概括:其一，分工带来“成倍增长的生产力”，这是人类历史中长期存在且持续发展的现象;其二，分工固化导致“能力片面”，进而造成以脑体分立为标志的阶级对抗;其三，理想社会将消除分工对人们的限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人们可以自由有序地在不同岗位之间流动。社会主义改革归根结底是生产方式变革。如果说计划经济为避免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对大机器生产力的浪费，体现为充分发挥生产资料作用的话，那么，建立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着力点就体现为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在当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凸显了劳动尤其是脑力劳动在形成先进生产力中的作用。

一、分工助推生产力发展机制从自发性转变为自觉性

人类作为生命种群，被自然界赋予两大原始禀赋:一是由大脑组织生成的意识能力，二是由群居方式形成的合作能力。前者被人类用来持续扩大中介作用，后者成为中介作用拓展的重要对象。随着文明史的发展，体现合作能力的社会分工，从“血缘—氏族”经由“阶级—国家”向“人类—世界”方向不断扩大和加深，呈现出从自发性转变为自觉性的过程。

(一)分工能够带来“成倍增长的生产力”

分工使劳动者将智力集中在特定对象上，更容易掌控生产过程的规律性。分工所形成的理性成果会带来更高的劳动效率，一旦在经济合作中实现交互分享，就会形成所谓的“成倍增长的生产力”。马克思观察到分工对生产力的提高，“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转化为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顺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但是，构成工场手工业活机构的结合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组成的。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1］。“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肢体，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从事片面职能的习惯，使他转化为本能地准确地起作用的器官，而总机构的联系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发生作用”［2］。马克思所谓的片面职能“规则性发生作用”，强调了劳动者理性由于持续凝聚在特定分工对象上而产生的熟能生巧现象。这是独立劳动者“一过性”地经历全部生产环节所不能比拟的。当诸多分工劳动被纳入社会总劳动范围时，每一位参与者都客观上分享了他人在分工状态下所形成的理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分工机制就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智力加持和运用机制，它所呈现的更高效率显然与其累积的增量脑力劳动有关。人类分工经历了漫长的自然发展过程，是人们在经验中认识到的一种提升劳动效益的方式。马克思引用过斯密的下述观点:“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它是交换倾向和互相买卖产品缓慢而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例如，在狩猎或游牧部落中，有个人制造弓矢比其他人更迅速、更有技巧。他往往用自己日常制作的这类东西去同部落的伙伴交换家畜和野味。他很快发觉，他用这种方法可以比他亲自去狩猎更容易获得这些东西。”［3］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各种极不相同的才能则能相互为用，因为依靠交易和交换这种普遍倾向，可以说，他们的每个不同工业部门的不同产品汇集成共同的资源，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中购买别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4］。马克思把分工现象纳入唯物史观范畴，从一般生产力角度予以界定。“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5］。“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6］。这样一来，作为生产力的分工，有可能摆脱单纯的自发存在样态，成为建构合理生产关系的对象，在“有计划”的条件下，走向自觉发展的道路。

(二)社会共同体建构本身就是生产力

在人类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分工受自发性支配，马克思据此肯定了劳动资料这一物质生产要素的标志性作用:“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7］劳动资料这一物质形态生产力将通过决定分工关系进而决定生产关系，即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8］。随着大机器生产资料的出现，尤其是在面对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经济危机时，分工开始具备从自发性向自觉性转变的条件。马克思联系现代工厂的实际提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起指挥作用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将工作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9］不仅如此，“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0］。“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既然体现出社会分工的一定布局，也就决定了生产力水平高低。

马克思断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11］人们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够自觉认识到分工是作为社会力存在的，当然更无法予以自主支配。“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12］。在马克思看来，大机器生产资料的出现，提供了一个伟大的历史契机:一方面，它作为可控的客体化生产方式，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消费品，使人类从此走出匮乏时代;另一方面，它大大简化了对劳动技能的要求，使更多的社会成员能够分担劳动任务，人们将拥有更多自由时间去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形成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违背了大机器生产的客观要求，带来了荒诞的生产过剩危机。要摆脱危机，就必须重塑生产方式，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运用新的分工体系凝聚社会力，使人类进入理想社会。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动扩大开放，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

《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变成世界历史的现象意味着，伴随着地理大发现，经济交往正在超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进入全世界范围;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就是分工发展的最新形态。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1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新科技革命，迅速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再次将一度接近其发展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甩到后面。究其原因，就是大量脑力劳动进入直接物质生产过程，科学技术成果不断涌现，物化知识形态在生产中的作用持续加大，国际分工体系不断拓展;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包括脑力劳动在内的所有劳动资源，都被束缚在既定框架里，既得不到正常发展的条件，也无法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这是计划经济落败于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因。在一定意义上，如果说公有制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者自觉建构“共同活动方式”的初步尝试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以此为基础的进一步自我修正，其目的仍然是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力，即通过合理分工体系推动生产力更快发展。早在1978年，国家计委、外贸部派遣的经济贸易考察组赴香港、澳门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党中央也先后派出多个代表团出访欧洲、日本等，带回世界发展的客观情况，促使党中央作出对外开放的决策。1978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东北时指出:“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14］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又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成为全球产业链、贸易链、技术链、资金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全球化客观上重构了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资本、技术、劳动由于自身存在的特点，呈现出因不同流动性和不同成本效益而带来的差别。具有高流动性的资本和技术，占据了经济全球化先机，其所有者拿走了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发展好处;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只能以人本身为载体，因受到国别、语言、文字、习俗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呈现为低流动性，从经济全球化前期发展中获益较少，较之以往甚至有所降低，致使反经济全球化思潮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伴生现象。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及特朗普主义正是以此为背景形成的。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分工方式的张扬，以“成倍增长的生产力”为前提，任何否定思潮都无法真正与之抗衡。中国社会主义者坚定表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此举既是站在经济全球化一边，也体现了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底蕴。当然，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源配置不均衡现象，客观上使参与者苦乐不均，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方向既不是终止经济全球化，重新退回到不相往来的状态，也不是用单边主义代替多边主义，用本国优先代替合作共赢，而是拓宽自由贸易渠道，扩大对外开放领域，促进技术交流与共享，增强人员流动和往来，补足生产要素流动的短板，使弱势群体、落后地区成为新的资源开发对象。由此，才能让社会分工的好处得到全面共享，才能使人类整体得到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率先垂范一方，将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深化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进一步体现。

二、脑体分工社会形态从对抗性转变为合作性

人类作为群居生物，一开始就形成了分工合作关系。“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15］。脑体分工作为真正的分工，也是人类从自然发展走向自主发展的标志。

(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脑体分工是形成阶级对抗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判断脑体分工具有阶级分野和社会对抗性质，与人类文明史中人类一直难以稳定地为其自身提供物质消费品和无法普遍满足其自身生存需要有关。面对如此困局，物质生产活动成为第一要务，人类的一切劳动活动，首先应该满足生存需要，否则就失去了正当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6］。正因为如此，18世纪，重农学派一度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把农业劳动视为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这种对生存需要能否得到满足的忧虑，一直蔓延到马克思时代。

“在19世纪初期，李嘉图……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17］。甚至直至21世纪的今天，仍然存在数以亿计的人口的温饱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马克思把理想社会与彻底解决生存需要目标统一起来。《哥达纲领批判》提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将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依据这一思路，脑体分工被马克思、恩格斯视为阶级划分肇始:“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18］脑力劳动阶级把本应自己承担的那部分物质生产任务转移到体力劳动者身上，“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19］。按照人类需首先满足温饱这个第一尺度，脑力劳动中没有加入物质生产，属于非劳动;脑力劳动者满足自身物质消费品需要是通过侵占体力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实现的，属于剥削阶级。也许，从社会总劳动角度认识脑体分工现象，就应该承认脑力劳动所承担的社会管理分工职责不可或缺。在人类漫长的自然经济时期，社会合作显然需要强有力的秩序予以维护。但是，考虑到秩序设置更有利于统治阶级即脑力劳动者的既得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把国家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因而只承认这种管理劳动的相对意义。恩格斯预言，理想社会“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20］。上述思维逻辑或明确或隐蔽地支配着中国社会主义者关于脑力劳动的政治定位，直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公开申明脑力劳动是劳动、脑力劳动者是劳动者，这一论断才成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正式判断［21］。

(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凸显了脑力劳动生产性

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高速发展，是从脑力劳动进入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开始的。大机器生产资料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新的发展时代，脑力劳动者开始堂而皇之地改造物质生产方式，最终使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由此需要的反思是对分工本质的再认识。分工对劳动能力有所依赖是一个基础性判断。所谓分工，就是对劳动方式的区分;不同分工岗位需要不同水平、不同样态的劳动能力。虽然脑体分工一开始很可能呈现为量的区别，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们之间越来越呈现为质的不同。脑力劳动中对大脑理性能力的运用具有根本性质，既是人类生命活动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与人生命活动能力相互区别的标志。劳动以体力为基础，本质上却是脑力;脑力劳动是劳动发展的基本样式和形态。所谓劳动能力归根结底体现为脑力。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当代人类的共同选择，就是因为它能够真正激励劳动，进而激励脑力劳动。劳动分工对人类的限制，取决于劳动能力存在的质的差别，如果说体力劳动与自然人有关，凡人皆可为的话，那么，脑力劳动仅仅与文化人有关，即只有一部分人能够从事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是劳动的基础形态，脑力劳动是劳动的发展形态。体力劳动的载体是劳动者本身，人在劳动在，人离劳动无，运用体力改变、调整物质条件来进行产品生产，往往成本较高;脑力劳动载体首先是劳动者本身，但成果一旦形成，就可以形成外化形态，如观念、制度、目标、方式、技术、工艺、规范等，仍然可以作为生产要素发挥作用，并通过归纳、演绎等逻辑方式支配物质资源配置，带来较高的生产效益。马克思关注过黑格尔关于理性作用的观点，“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这种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22］。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需要满足其再生产的需要。具体来说，都需要满足其生命延续和能力获取的消费品条件;比较起来，体力劳动者往往只需要满足其生存需要，而脑力劳动者则还需要满足其发展需要，后者带来消费品增量，展示了两种劳动者生活方式的差别。社会主义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追求，在普遍满足生存需要之后，需要进一步普遍满足发展需要。只有后者才能逐渐缩小脑体分工的鸿沟，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创了脑体合作新局面

20世纪下半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出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了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体系;虽然在实际中难掩贫富分化、穷者艰困的事实，但在满足生存需要上的确迈向了“按需分配”。此举不仅为社会主义国家赶超资本主义国家设置了更高门槛，逼其退回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形成了尖锐的体制之问:既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在贫富分化状态下更快发展社会生产力，率先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那么，社会主义能否采取同样的方式发展先进生产力，然后渐进地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呢?中国改革始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转变，其实质是重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或者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关系［23］，即化解一直以来的对抗性，代之以合作性。一旦把脑体分工现象与劳动能力的质差联系起来，从逻辑上就可得出结论:要改变人们利益地位的不平等，就需要改变人们劳动能力的不平等。要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获得脑力劳动能力，就必须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充足的发展资源，使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发展的条件。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选择是形成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既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最为关键的举措就是全面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既调动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也调动脑力劳动者的积极性，尽可能彻底地实现全体劳动者各尽所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采取的二元机制，创新性地解决了劳动的整体动员问题。首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客观上为劳动能力强者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资本得以通过市场竞争源源不断地进入扩大再生产领域，使以脑力劳动为标志的强者得以各尽所能;其次，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客观上为劳动能力由弱变强创造了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继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并盘活了死劳动之后，再一次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开启了拟劳动领域。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有史以来最为全面的劳动动员模式，建构了包括活劳动、死劳动、拟劳动在内的全劳动发展机制［24］。

三、消除分工限制的条件从客体性转变为主体性

马克思分工理论不仅注意到旧式分工造成的阶级对立，而且注意到它造成的能力片面性。马克思提到萨伊分工思想时说:“分工对于社会财富来说是一个方便的、有用的手段，是对人力的巧妙运用，但是它降低每一单个人的能力。最后这个意见是萨伊的一个进步。”［29］因此，马克思主张从根本上消除分工对人们的限制，并将其视为理想社会的特征。问题在于，一旦脑力劳动被定位为“非劳动”，脑体分工被确认为需要消灭的现象，考察分工布局就失去了劳动能力质差这一背景。而脱离劳动能力质差去认识分工现象，很难说清楚阶级形成的真正原因，当然也很难抓住消灭阶级的实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更重视的是从生产资料公有制方面消除分工限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了这一认识，把消除分工限制与劳动能力脑力化联系在一起。

(一)马克思时代客观上淡化了分工与劳动能力的一致性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生成需要追加发展资源。在人类工业化之前和初期，生存条件尚处在匮乏状态，遑论发展条件。由于发展资源有限，最终总是少数人经过殊死搏斗才能获得有限发展资源。脑体分工最初伴随着所谓的“英雄时代”战争:胜利者成为奴隶主，独占了发展资源;失败者成为奴隶，失去了发展机会。人类文明史就是争夺发展资源的历史。争夺本身就是对能力的检验，优胜劣汰是其结果。如果说这是阶级斗争的起始形态，那么，脑体分工与其说是斗争前提，不如说是斗争结果。随着文明的进步，争夺发展资源越来越从你死我活的战争方式转向规则支配竞争的方式，生产资料私有制对分工的决定性作用被强化了。资产阶级独占了生产资料，使脑力劳动垄断了发展资源，进而拉大了理性能力上的差距。“亚当·斯密比蒲鲁东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远些。他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起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30］。在常态化经济发展过程中，分工的发生往往是从能力的些许不同开始的，之后渐行渐远，最后导致差距越来越大。如同一句俗语: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然而，这种由量到质的演变，并没有否定分工对劳动能力的依赖。虽然在初始阶段，分工与劳动能力的联系很可能并不十分紧密，但随着分工活动持续，尤其是劳动者越来越强化发展资源投入之后，分工对能力的依附就会越来越强。理性的持续运用，逐步拉开了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距离。

人们越是依赖分工，分工岗位对劳动能力的要求就越具有差异性。正是这种局面，促使现代社会主义者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消灭阶级的条件:不是从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外在条件去消灭阶级，而是从劳动者能力这种内在条件予以考虑。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以蒸汽机技术为标志的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出现，既形成了客体化生产机制，使物质产品源源不断出现，直至从根本上消除消费品匮乏现象，又简化了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使更多劳动者可以加入生产过程，致使人均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人们的自由时间显著增加。“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31］。机器使“劳动形式改变了，劳动看来很容易”［32］。这样一来，社会成员普遍取得了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条件。此时，社会分工岗位仍然存在，但它对人们的限制消失了。人们只需要经过不太复杂的培训过程，就能够从一种分工岗位转移至另一种分工岗位，就像《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描述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33］。“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34］。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将是一种空前平等的社会局面:“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35］从逻辑上看，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认识是自洽的。在这一思考体系中，大机器生产资料的出现，提供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条件。公有制的实现，提供了计划经济的基础，也提供了人们在不同分工岗位之间自由流动的前提。至此，限制劳动者的分工现象消失了，与分工相一致的阶级现象也消失了。

(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强化了分工与劳动能力的联系

事情的反转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没有如期推动生产力跃居先进地位，反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先进生产力，并以此为基础，在人类历史上率先提供了社会保障体系，使其成员避免了冻饿之虞。社会主义者反思这一事实，不得不关注生产力动力机制的客观构成。如果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属意于充分发挥生产资料技术水平———针对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生产过剩危机，侧重体力劳动的有效动员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着意于不断追逐剩余价值———通过竞争机制充分发掘劳动者潜力，侧重脑力劳动的有效动员。事实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资料只能是脑力劳动的物化形态;社会主义要拿到先进生产力，必须实现生产力动力机制从侧重生产资料向侧重劳动者的转变，即用市场体制代替计划体制。既然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那么，对劳动的激励就是增加财富的根本途径。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现代人类的共同选择，就是因为其“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展现了对劳动的持续激励，由此保证了市场体制是有效的生产力发展方式。而任何对劳动的激励，最终都要集中到对脑力劳动的激励上来。人类体力受制于身体的物质规定性，虽有一定发展空间，但毕竟有限，且越到后来，投入产出比就越低。脑力则不同，不仅作为客观世界(包括天然自然界、社会自然界、自身自然界)的劳动对象具有无限性，而且作为主观选择(包括价值目标、发展理念、思维方式)的劳动资料同样具有无限性。

精神生产属于真正的自由劳动领域，蕴含无穷无尽的创新机遇，是人类永远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脑力劳动的基本前提是:首先，脑力劳动是从整体上认识对象并作出相关判断，该对象领域往往只能从抽象层面被描述和把握，掌握文字符号和运用逻辑思维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基础条件;其次，脑力劳动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特定领域，思维能力的运用只能建立在对相关资料掌控的基础上，没有对后者的收集与梳理，就无法形成针对性，也就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再次，人类文明史发展至今，每一个领域都积累了丰厚的思想成果，要避免走弯路，脑力劳动者就需要尽可能完整地知道前人都做过什么、达到什么水平，然后才可以以前人的终点为自己的起点，推动相关领域认知成果的创新发展。不难看出，脑力劳动领域对劳动能力既有一般要求，也有特殊要求。前者要求劳动者具备进行理论思维的能力，后者要求劳动者能够形成超越前人的创新成果。不仅脑体分工体现了对劳动能力的不同要求，而且脑力劳动内部同样体现了对劳动能力的不同要求。切断分工与能力之间的一致性，显然不符合社会分工的实际。马克思认为，要真正消除分工限制，就需要形成“自由个性”，而后者“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36］。这里，所谓个人全面发展是超越了脑体差别的发展，既可以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自由转换分工岗位的需要，也可以针对《共产党宣言》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针对的是公有制———在可以区别的意义上，“共同”的生产能力指的是生产资料所呈现的“科学力”，“社会的”生产能力指的是分工关系所呈现的“集体力”。马克思此论从逻辑上预见到共产主义的基本规定性。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了理想社会的实现方式

个人全面发展对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展示出劳动方式脑力化的前景。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即毛入学率超过50%的人口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显然，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广度和深度仍然在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以专业知识培养为目标与社会分工岗位相一致的教育层次，而基础教育则是以基本知识训练为目标与成为现代社会成员相一致的教育层次。这意味着，以高等教育为载体的个人全面发展已经初步展现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性质，它在一定程度上把发展目标与个人的志趣爱好联系在一起。市场体制中所体现的自由竞争原则，既包括自由转换分工岗位机制，也包括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机制。虽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自由”一开始都并不充分，而是多多少少受到外在因素的制约，但这是一种伟大的开始，它表明，以“人的独立性”为起点，生命活动自由已经正式展开，其解放意义体现在社会生产力持续进步上，后者提供了越来越丰厚的物质资源，推动人类迈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7］所以，市场经济的尽头一方面是实体经济的智能化、自动化，另一方面是劳动方式的精神化、脑力化。一旦走到这一步，由于所有劳动者都能够提供精神产品，由于所有精神产品的唯一共性是创新性，由于所有创新产品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使用价值，由于精神形态的使用价值可以被无限复制，因此，从理论上说，只要所有劳动者都把自己的劳动成果交给社会，就能够从社会获得对所有劳动成果的使用权，人类就将迎来真正的共产主义时代。它无须再延续市场竞争的奖励劳动模式。消除分工对人们的限制，不再是“全面劳动”所体现的在不同分工岗位之间的有序转换，而是“自由劳动”所体现的劳动方式脑力化对创新目标的向往和追求，是《共产党宣言》所谓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3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展示的上述前景，取决于对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二元机制的运用。如果说市场机制自发地体现“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效果的话，那么，政府机制则自觉地体现“全面协调、促劣变优”的效果。所谓劳动能力的“优劣”，从根本上说，就是劳动方式的脑体差别。这种劳动能力质差，既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也是利益鸿沟产生的前提;一旦消除了劳动能力质差，分工对劳动者的限制将不复存在，对劳动者激励的市场竞争方式也将失去意义。当下人类社会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共同运用市场体制，而不再明显体现出昔日你死我活的特点，而是可以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39］中互补互动，共同趋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人类市场体制的最高形态，而且将是人类市场体制的最后形态。

作者：余金成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