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教育观探析
时间：2023-03-07 15: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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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严复的译著可以发现，严复在创作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化知识。如“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蝝之齧伤”等对仗工整的诗句；“荀卿之言曰：‘人之异于禽兽，以其能群也’”等中国名人名言；“即假吾人彭聃之寿，而亦由暂观久，潜移弗知，是犹蟪蛄不知春秋，朝菌不知晦朔”等传统典籍故事。[1]1326严复自幼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形成了深厚的国学底蕴。这些国学知识在严复日常交往、文学创作、学堂执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受益于幼时传统教育的熏陶，严复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也十分重视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严复的传统教育观大致可以划归为以下几点：
（一）先治中学
严复在《蒙养镜》序中写到“子弟之德，堂构之美，夫非偶然而至者，灼灼明矣。”“子孙者汝身之退隐也。”[2]故他十分重视对子女们的言传身教。严复认为需要有一定的中学基础才能在中西对比的过程中思考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出路。因此他对子女的教育规划是幼时先在家中接受传统中式教育，至十四五岁后在系统性学习西学知识。在给熊纯如的书信中他提及了这种教育规划，“复教子弟，以现时学校之难信，故宁在家延师先治中学，至十四五而后，放手专治西文。”[3]626在另外一封信中严复提及“寒家子女少时，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3]697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也体现了他“先治中学”的教育构想，他将学校教育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蒙养学堂，仅招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他主张这个时期的教育以旧学为主。[4]这里的“旧学”也就是前面提及的“经传古文”。严复这种“先治中学”的理念，最后也表现在对子女们的教育中。严复的长子严璩年少时就拜入郑孝胥门下学习国学。郑孝胥是清末举人也是书法名家，自是具备深厚的国学功底。其余诸子也均是幼年时期在家塾中学习。这足见严复“先治中学”的想法并不仅是一种构想，而是切实地落实在对子女的教育中。
（二）幼时学习须在家塾
严复所处时代，科举制度行将就木，新式教育刚刚萌发。在传统的家塾与新兴的学校中，严复选择了前者。严复曾撰文表达了他对彼时小学教育的消极态度，“今者小学之师资，其程度高者必寡，其食之不称事，能者不居。”[5]在他给四子严璿更是直接表达了对当时小学教育的否定态度，“总之，今日国中无论何等学校，皆非学习真正国文之地，要学习须在家塾。”[6]808在科举未废的时代中，读书人幼时接触启蒙教育都是在家塾中，包括严复自身在幼时也是先在家塾接受过传统教育。在这期间，严复受益颇多，形成了良好的文化观。因此严复更推崇在早期要求子女们在“家塾”学习，他在家书中提及“家中小儿皆幼，请一桐城金先生在家课中文，甚相得，金亦无外慕，无从为贤仲地道也。”[3]608这里的桐城金先生，指的是晚清桐城派的大儒金子善。而金先生的授课内容即为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这足见严复对于子女传统教育的重视。这种“幼时学习须在家塾”思想也被其子严璩所延续，他曾聘请儒生陈曾为家庭教师，教导中国古典文化知识，使严复的子孙辈也具备了良好的国学素养。
（三）读经当积极提倡
在子女读书期间，严复时常嘱咐他们，要“料理旧学”，多读经传古文。他提出“至于国文之课，则必读古文、古诗，选其佳者，必令背诵。”[7]他认为古文、古诗可以被称作是“中国教化的星宿海”，对子女们的教育具有重大的作用。严复认为即便“辞奥义深”的古文、古诗孩童也会不能立刻理解，但是随着孩童年龄的增长，长大的孩童“自渐领会”。即使是在外求学的子女，严复也会时常教导其多读中国传统典籍，严复曾写信嘱咐在外求学的严璿到：“现开学伊始，功课宜不甚殷，暇时仍当料理旧学，勿任抛荒。”在如的信件中，严复也表达了他对读经的看法，“读经自应别立一科，而所占时间不宜过多，宁可少读，不宜删节，亦不必悉求领悟。”[3]605在他看来读经是一种修身养性的行为，即是在时间不充足的情况下，也需要继续读经。严复临终时，给其子女的遗训中第一句也提到“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8]这就是在告诫子女们要以中国传统文化是学问的本源，应在批判中继承与坚守本民族的文化。
（四）重笔墨功夫
严复重视传统教育的理念更是体现在他对子女书法教育的强调上。严复曾多次敦促外甥女何纫兰认真学习书法。在给对方的家书中他写到：“吾儿书格甚秀，病若稍愈，宜置笔墨，于课余略写书字，不宜懒简但用铅笔也。”[9]829为了劝导外甥女不再使用铅笔或钢笔写字，严复还打算特地去“琉璃厂觅字帖一二种”用来作为外甥女的“临池之资”。[9]829同年的信中，严复也劝导何纫兰到：“汝作字好用钢笔，懒耳，此习宜改；即不能用墨盒，用软墨毛笔，亦较愈也。”[9]830后来的信中也提及了前文论及的字帖，“今送去赵松雪兰亭十三跋及文待诏千字文两种。”[9]831严复叮嘱何纫兰要勤加练习，随着熟练度上升，书法自会有精进。严复在与子女的日常交往也会劝导他们在笔墨上多下功夫。针对严璿书法中的不足，作为父亲的严复也尽心指导：“儿书，学赵文敏及灵飞经等固佳。但结体颇患散漫，如此学去，恐难进步。吾意须临欧、柳或圭峰之类，将字体打得苍劲、遒紧方佳。”[6]809即便是最小的儿子严玷，严复也会时常教导他练习书法，当收到严玷来信时，他也会因为信中“文字清楚少疵”，而感到“极用为慰”，还会时常嘱咐幼子：“汝能自温习书本，或学字最佳。”[10]严复“重笔墨功夫”观念也是在传统文化环境下的产物，通过勤加临帖，习得一手好字写，这些都是传统书法教育对读书人的要求。
二、溯源：重视传统教育之缘由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深入，西学盛行势必会与中国的本土文化产生排斥、碰撞、改造、融合，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由此而来。为缓解这冲突，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阐释了“中体西用”的思想，严复却对此观点嗤之以鼻，在他看来中学与西学的体用不可混为一谈。此时严复已经注意到继承与保持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性，故在规划对子女的教育时，他没有将中学与西学混为一谈。在子女的教育上也是分清了主次，让子女们“在家塾先治中学，多读经传古文，练好笔墨功夫。”严复之所以在推崇西学的过程中也提倡对子女开展传统教育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幼时儒家教育的熏陶
严复出生于“儒医”世家，在家风的熏陶下，自然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严复七岁开始跟随五叔严昌煃学习《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1863年严复又跟随宿儒黄少岩，学习“汉学与宋学”，在黄少岩逝世后又跟随黄孟侑“继续就馆”。黄氏父子“治经有家法，饫闻宋元明儒先行学。”[11]受到这样的启蒙教育，严复形成了深厚的儒学功底。在1880年至1894年间，学成归国的严复为了考取功名，醉心于“四书五经”等中国文化典籍，积累丰富的国学知识。余英时先生认为，在沉迷科考的过程中严复已经补上曾经中断的传统教育，他认为“他虽然是‘半路出家’的留学生，他在中国古典文化方面的一般修养已与同时代的士大夫没有很大的区别了”[12]。其后在科举中屡试不中的经历，更是让他感觉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故他在子女教育上就更是倡导先对子女进行中国传统教育。
（二）“中西贯通、中学互释”的治学方法
欧阳哲生教授认为：“中国近代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主要是依循两条路子：一是推陈出新，即在中国传统经学内部，发现与时代相结合的思想生长点，从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在理路出发，提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新思想、新理论、新学说。”[13]严复正是这一条道路上的第一个典型代表。严复也在《天演论》自序中表明治学的方法是掌握西方公理后，最终回归到本民族的文化上。因此严复在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时采用了“中西贯通”的思想与“中西互释”的方法，并最终以“先秦文体”表达出来。正如所吴汝纶评价的“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1]1319不仅如此严复在创作过程中还援引了大量的中国经典语录、典籍故事、古诗词等古典元素，使得读者在中国古典文化的语境中去接触西学知识。不论是先秦文体、中国经典语录、典籍故事、对偶句式、桐城古文，这些都是中国旧社会文人所熟知的模式。严复的治学方法不仅缓解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的阻碍，也使得中国读者能够将西学与已有知识产生联系，让中西文化产生互动。长期以来的传统教育训练，使严复具备了能够“中西贯通、中西互释”的素养，在创作过程中各种传统文化知识也自然能够信手拈来。
（三）与“学子士人”们交游的需要
从严复的交友方面来说，他一生交友甚多，这些友人对严复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剧烈的影响，在这些人中严复与吴汝纶的交往最为密切。吴汝纶是近代著名的散文家，也是桐城派领袖，他具备深厚的国学功底，对新学时务也很留意。张百熙曾称赞吴汝纶到：“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14]而严复对吴汝纶颇为信服，每每翻译书籍后都会寄与吴，请他帮忙审阅。严复能与这样的文坛大家交流，自然不能是一位“白丁”，而在这种交往的过程中，严复的国学素养自会不断精进，也会深刻体会到中国传统知识的珍贵。此外，严复与清末帝师陈宝琛的交流也甚为密切。因陈宝琛与严复同为福建人，同为社会名流，同在古文诗词上具有一定的造诣，二人年纪又相仿，故两人的交往自是愉快。在《严复集》中存有严复与陈宝琛交往的三十八封书信，足见两人交流之密切。1914年林纾牵头组织了“晋安耆年会”，这个组织活动时间长达八年之久，期间参与者有陈宝琛、严复、陈衍、傅嘉年、郑孝柽等人。后林纾作《晋安耆年会图》，严复作诗题在此图上，内有“君看画里十三人，一已墓门将宿草。”之句。[15]陈宝琛也在《严凡道临帖卷子没盖七年矣感题》中称赞严复的书法：“吾友严几道，天才绝等伦。”[16]在与这些文人雅士的频繁交流中，严复不论是唱诗酬和、欣赏书法、修辞作词，都有了长足的长进。在与友人交往的过程中，严复也发现了国学素养的重要性。晚清新式教育还未普及，中国文化素养依旧在日常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培养中国文化素养就无法忽视传统教育的作用。
三、结语
严复虽说是中国近代引介西学的第一人，但严复绝不是一名“全盘西化”论的支持者。由于自身传统教育的经历、“中西贯通”的治学方式以及社会交游的需要，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中国传统教育保持着“批判继承”的态度。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除了有利于个人书法、修辞、赋诗、作词的养成外，至少在两个方面带给了严复丰厚的回报：一是，通过中国传统教育，严复掌握了考据中学的严谨方法。他所积累了国学知识使得他在思考问题时不会满足于站在局部角度，而是能够站在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高度上去分析问题，从而为其寻找近代中国的出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传统教育中关于“经世致用”的道理，也激励着严复从中国彼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去将自身所学的中西知识，这也是严复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社会政治道德的起点。严复的“传统教育观”是希望学子幼年在家塾学习中学知识，通过多诵读熟悉掌握中国古代典籍，通过多练习，写一手好字，由此养成在彼时中国安身立命的基础。严复让子女们先接受“传统教育”，也为严氏子女能具有远大的前景奠定了基础。严复诸子在后来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严复长子严璩官运亨通历任长芦盐运使、财政部参事、公债司司长；三子严琥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唐山工业专业学校，后来还当选福州市副市长；四子严璿、五子严玷都在建筑工程方面颇有建树；长女严倬云是台湾妇女界的元老人物；次女严停云是台湾著名的作家。严氏子女所获得的成就也说明严复教育规划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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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涵静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