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质愤怒对子女抑郁焦虑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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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作为一种典型的消极情绪体验，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愤怒的产生源自于外界侵犯、挫折或者个体自身需要未得到满足。然而，在面临相同程度的刺激时，不同人的愤怒反应存在个体差异。有些人在微弱刺激下就能感知到强烈、持久的愤怒情绪，而有些人即使在面对失败时，也能保持冷静、平和的心态，愤怒体验较少，并且强度较低[1]。这一差异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特质愤怒的影响。根据愤怒的状态特质理论，可以将愤怒区分为状态愤怒和特质愤怒[2]。状态愤怒是由主观感受和生理活动所构成的一种短暂的情绪状态；而特质愤怒则被定义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征，是一个人在诱发刺激作用下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反应的一般倾向，是状态愤怒在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上相对稳定的个体差异[3]。由此可见，特质愤怒在愤怒情绪的产生和表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高特质愤怒的个体存在更频繁、更强烈的状态愤怒，并且愤怒情绪持续时间更长[4]。提高调节情绪和控制情绪的能力，是青年大学生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特质愤怒通常与消极的心理和行为结果有关，尤其是与焦虑症、抑郁症等问题的发生密切相关[5-8]。大学生在面临学业发展、求职择业、人际交往的压力时，频繁而强烈的愤怒反应，不仅增加了敌对、偏执、恐怖等症状，而且破坏了社会联系，增强了焦虑和抑郁等消极情绪体验[9，10]。追踪研究结果显示，特质愤怒可以通过降低个体的心理韧性，从而提高抑郁症的发病率[11]。李忠臣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特质愤怒在人际宽恕对社会功能失调、丧失信心以及焦虑抑郁的影响中起着中介作用[12]。此外，对精神科患者的研究也发现，特质愤怒是诱发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危险因素[13]。据此可以推测，大学生的特质愤怒可能对其焦虑和抑郁具有消极影响。以往研究发现，在一个人生命历程的早期阶段，家庭因素在特质愤怒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影响[14]。这就提示，特质愤怒可能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社会学习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这一现象。该理论认为，父母作为子女最重要的榜样，孩子通过对其行为以及行为结果的观察和模仿，而逐渐习得特定的态度和行为方式[15]。若父母在面临各类刺激因素或者应对模糊情境时，经常做出敌意性解释并易被激怒，则子女更倾向于将愤怒作为处理这类事件常用的手段之一，并将其合理化。此外，根据依恋理论，处于不安全型依恋关系的个体，由于缺乏足够的安全感、控制感和信任感，焦虑、矛盾、冷漠、痛苦等消极情绪体验明显，情绪管理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偏低，往往伴随较高的冲动、攻击和愤怒的反应倾向[16-18]。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建立需要父母稳定而耐心的陪伴和照顾，高特质愤怒的父母由于自身的不稳定性而经常采取拒绝、限制、惩罚以及严厉管教等不良的教养方式，难以建立稳定的依恋关系，从而导致子女特质愤怒的增强[19，20]。Alcázar-Olán等研究发现，高特质愤怒组的青少年报告的父母愤怒水平要显著高于低分组[21]。Stormshak等研究也发现，儿童的特质愤怒受到父母愤怒或者敌意解释的影响[22]。据此可以推测，特质愤怒可能存在代际传递现象。近年来，父母情绪状态以及情绪反应在青少年情绪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背景下进行的，社会关系能塑造一个人的行为并影响其情绪发展[23]。亲子关系作为最紧密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发展特点[24]。若父母经常表达消极的情绪，则可能会提高子女心理问题的发生率[25]。同时，高特质愤怒的父母存在更高比例的虐待行为，往往能造成子女特质愤怒水平的增强，甚至能影响到其成年期后抑郁症、焦虑症、惊恐障碍等精神疾病的发病率[26，27]。此外，父母的特质愤怒与消极的教养方式有关，也能诱发子女消极的情绪体验[28]。由此可见，父母特质愤怒可能对子女的焦虑和抑郁具有正向预测作用。综上所述，本研究假设，父母的特质愤怒可以通过子女特质愤怒的中介作用影响其焦虑和抑郁。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在吉林省某高校发布招募广告，招募对本次研究感兴趣的大学生。首先，参与者需要详细阅读知情同意书，以充分了解此次调查的目的、方式、数据使用情况以及保密原则等信息。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需独立完成学生版调查问卷。然后，由学生本人将网络调查链接分别发送给父母双方。同意参与此次调查的父母同样需要阅读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为保证调查的匿名性，同意参与调查的家庭将获得一个编号，本人及父母填写问卷时仅需要填写编号即可。最后，研究人员对调查结果进行复核，剔除作答不认真、数据无法匹配或者一方作答时间过短等无效数据，最终有效数据为553个家庭。其中，居住地为城市的家庭326个，居住地为农村的家庭227个。在子女样本中，男生159人，女生394人，年龄为16～23岁，平均年龄为18.70岁（SD=0.82）；在父亲样本中，年龄为39～61岁，平均年龄为46.71岁（SD=4.26）；在母亲样本中，年龄为38～61岁，平均年龄为45.12岁（SD=4.30）。

1.2研究工具

1.2.1特质愤怒量表（TraitAngerScale，TAS)

选取由Spielberger等编制，罗亚莉等修订的特质愤怒量表[29]。问卷包括10个条目，分为气质型特质愤怒、反应型特质愤怒两个维度，采用“1（从不）～4（总是）”4级计分的方式。各条目得分之和即为总分，总分越高代表个体特质愤怒水平越高。在本次研究中，子女、父亲、母亲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1、0.93、0.94。

1.2.2简易心理状况评定量表(10-itemKesslerScale，K10)

选取由Kessler等编制，周成超等修订的简易心理状况评定量表[30]。问卷包括10个条目，分为焦虑和抑郁两个维度，采用“1（几乎没有）～5（所有时间）”5级计分的方式。各条目得分之和即为总分，总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焦虑和抑郁水平越高。在本次研究中，子女问卷的焦虑和抑郁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1、0.93。1.3数据处理所得数据使用SPSS20.0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使用AMOS24.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2结果

2.1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差异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如表1。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考察特质愤怒在子女和父母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见表1），在“父亲-孩子”匹配样本中，男大学生反应型特质愤怒显著高于父亲（t=2.20，P=0.03），在气质型特质愤怒（t=-0.70，P=0.48）、特质愤怒总分（t=0.86，P=0.39）上差异不显著。在“母亲-孩子”匹配样本中，在气质型特质愤怒（t=-1.40，P=0.16）、反应型特质愤怒（t=1.41，P=0.16）、特质愤怒总分（t=0.12，P=0.91）上，差异均不显著。在“父亲-母亲”匹配样本中，在气质型特质愤怒（t=-0.73，P=0.46）、反应型特质愤怒（t=0.12，P=0.90）、特质愤怒总分（t=-0.01，P=0.99）上，差异均不显著。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特质愤怒、焦虑和抑郁在不同性别的大学生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见表1），在反应型特质愤怒（t=2.41，P=0.02）、焦虑（t=4.18，P<0.01）、抑郁（t=3.55，P<0.01）上，男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女大学生。在气质型特质愤怒（t=-1.12，P=0.27）、特质愤怒总分（t=0.99，P=0.32）上，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得分差异不显著。

2.2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2），父母和子女特质愤怒各维度得分及总分与子女焦虑、抑郁两两显著正相关。

2.3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根据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步骤，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31]。首先，分别考察父母特质愤怒对子女焦虑和抑郁的直接预测效应。结果显示，父亲特质愤怒对子女焦虑（β=0.47，P<0.01）和抑郁（β=0.31，P<0.01）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母亲特质愤怒对子女焦虑（β=0.20，P<0.01）和抑郁（β=0.22，P<0.01）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其次，分别考察子女特质愤怒在父母特质愤怒对子女焦虑、抑郁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母亲特质愤怒对子女焦虑（β=0.01，P=0.75）和子女抑郁（β=0.02，P=0.54）的直接预测作用均不显著。删除不显著的路径后，父母特质愤怒对子女焦虑（χ2/df==2.176，GFI=0.991，NFI=0.989，CFI=0.994，SRMR=0.021，RMSEA=0.046）和抑郁（χ2/df==2.918，GFI=0.988，NFI=0.985，CFI=0.990，SRMR=0.022，RMSEA=0.059）的影响模型拟合结果良好，具体路径系数如图1所示。在模型拟合良好的基础上，使用Bootstrap程序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重复取样2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结果见表3。两条中介路径系数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说明，父母特质愤怒可以通过子女特质愤怒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子女的焦虑和抑郁。

2.4中介模型的性别差异检验

由于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在反应型特质愤怒、焦虑和抑郁得分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见表1），这种性别差异可能会对中介模型产生影响，故需进一步·采用多群组分析对性别差异进行检验。首先，对男生组和女生组进行自由估计。焦虑模型（χ2/df=1.935，GFI=0.982，NFI=0.977，CFI=0.989，RMSEA=0.041）和抑郁模型（χ2/df=2.110，GFI=0.980，NFI=0.975，CFI=0.987，RMSEA=0.045）的拟合指数均良好。其次，构建限定模型，限制男生和女生在模型中的路径系数相等，焦虑的限制模型（χ2/df=1.561，GFI=0.979，NFI=0.975，CFI=0.991，RMSEA=0.032）和抑郁的限制模型（χ2/df=1.665，GFI=0.978，NFI=0.973，CFI=0.989，RMSEA=0.035）拟合结果良好。最后，通过比较未限制模型与限制模型的差异来判断是否存在群组差异。结果表明，在焦虑模型（Δχ2=3.19，Δdf=6，P=0.78）和抑郁模型（Δχ2=3.83，Δdf=7，P=0.80）中的χ2差异均不显著，说明中介模型不存在性别差异。

3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特质愤怒的代际传递及其对子女焦虑和抑郁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介模型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子女特质愤怒在父母特质愤怒对子女焦虑和抑郁的影响中起着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初步揭示了家庭因素对子女特质愤怒及焦虑和抑郁的影响机制，这对于青少年情绪问题的家庭干预和治疗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父母在子女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以及性格特征的形成中发挥着深远影响[32，33]。本研究考察了亲代与子代特质愤怒的关系。结果表明，父母的特质愤怒对子女特质愤怒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说明特质愤怒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在以往研究中发现，母亲特质愤怒与子女特质愤怒和自我贬损正相关，本研究得出相一致的结论[34]。家庭环境是孩子学习情绪表达规则和理解他人情绪的最初场所，若父母存在情绪问题，则子女更可能采取过度或者不恰当的情绪反应[35]。特质愤怒代际传递现象的产生，可能源于孩子对父母的观察学习。通过对父母的愤怒反应进行观察对比，孩子逐渐修正自身的态度和行为，并习得与榜样相同或相似的反应模式[15]。在亲子互动中，若父母将自己的愤怒情绪合理化，弱化了愤怒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则会进一步强化子女的特质愤怒。此外，遗传因素在特质愤怒的代际传递中同样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也是导致特质愤怒在亲代与子代间存在一定相似性的原因之一[36]。研究发现，子女特质愤怒在父母特质愤怒对子女焦虑和抑郁的影响中起着中介作用，说明父母特质愤怒可以通过代际传递的作用增强子女的特质愤怒，进而提高了其罹患心理疾病的危险度。处于青年期的大学生，情绪体验敏感而强烈，是愤怒发生的关键时期[9]。个体的特质愤怒不仅造成情绪上的痛苦，而且频繁的愤怒情绪能诱发较差的人际关系、不良的社会适应力等心理社会问题，从而导致焦虑、抑郁等消极体验的增高[37-39]。低特质愤怒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性格优势，意味着个体较少感知或体验到愤怒情绪，在面对挫折或者困境时，能积极主动地采取适应性和建设性的方式寻求问题解决，从而避免过度沉浸于负面或者创伤经历中，这有利于积极情绪的获得[40，41]。此外，家庭功能环状模型理论认为，家庭成员间积极的沟通、良好的适应性以及较高的亲密度，可以增进成员间的情感联结，从而更好地应对各类生活事件，并为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42]。因此，父母特质愤怒可以通过子女特质愤怒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其焦虑和抑郁。研究还发现，男大学生反应型特质愤怒得分显著高于女大学生，表明男大学生在面对不公平对待、指责以及批评时，更容易做出愤怒反应。同时，男大学生的焦虑、抑郁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说明男大学生罹患心理疾病的危险度要高于女生，这些结果与以往研究相一致[43，44]。研究还发现，在父母特质愤怒对子女焦虑和抑郁影响的中介模型中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说明无论是父亲特质愤怒通过子女特质愤怒对其焦虑和抑郁的影响，还是母亲特质愤怒通过子女特质愤怒对其焦虑和抑郁的影响，具有性别的等同性。在我国文化观念中，重视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联结。父母表现出来的道德、规则、行为方式对子女的日常行动具有规范指引的作用。亲子间的紧密联结势必会导致父母的情绪反应对所有的子女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45]。因此，父母对不同性别子女焦虑和抑郁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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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志光 陶敏 李健睿 单位:吉林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 长春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