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传统文化交流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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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疫情大规模暴发的2020年以来，各国的局部疫情起伏不断，持续时间长，我们称之为后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对各国之间的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华传统文化交流既面临挑战，又蕴含着重大机遇，推广者要更新交流理念，指导交流实践，丰富交流内容，拓展现代交流渠道，进而提高中国文化的全球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

一、后疫情时代中华传统文化交流的必要性

后疫情时代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交流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中国民众文化自信的需要。中华传统文化交流要求传播主体先要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不断激发提升国民的中华传统文化自豪感，形成文化交流与文化自信的良性互动。中华传统文化交流是建构“中国故事”话语体系和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的需要。后疫情时代，中国从全人类利益出发，积极支持国际组织，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引领国际合作抗疫，为各国提供大量抗疫物资，树立积极负责的大国形象，各国对此深表欢迎，也激发了世界民众了解中国的热情。中华传统文化交流是国际文化发展与繁荣的需要。后疫情时代，人类需要新型文化格局，对抗文化霸权主义，加快世界文化多元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先哲智慧的积淀，是中华民族精神思想的呈现。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和谐发展观对人类文明发展和国际文化繁荣，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二、后疫情时代中华传统文化交流的特点

中华传统文化是具有国别性质和民族特色的文化，在交流过程中要注重交流内容的选择，使其既能满足受众的需求，又能达到交流的目的和效果。中华传统文化交流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即代表性、现代性、普遍性和针对性。

（一）代表性

这里所说的中华传统文化是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众文化，而不是某一个特定地区或特定人群的小众文化。只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成为中国的形象代表，才能彰显中国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凸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优势，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受众的猎奇或是为了吸引受众的关注，而将小众文化作为交流重点，是传播者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如何选取有代表性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对传播者智慧的考验。如长城和中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和古代医学的辉煌成就，适合对外交流，以丰富繁荣世界文化。

（二）现代性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选择具有现代意义的传统文化更容易被受众理解、认同、接受。其中，蕴含着古代先哲教育智慧的中国古代教育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具有现代教育意义。如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思想，将教育惠及平民百姓。我们现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并提出的教育公平，正是延续了孔子的这一思想。教育公平也是全世界教育领域所要实现的共同目标。诸如此类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向世界传播的实际价值。相反，有些传统文化只在历史上的昙花一现，并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而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与现代社会生活相去甚远，不具备交流价值，如古代的婚葬习俗。

（三）普遍性

世界各国文化之间存在共性，寻求不同民族、地域间的类似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更能引起共鸣，达成共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主体具有普遍性。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无论是讲天人关系，讲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物关系，还是在论及人人关系时所涉及的主体——人，都绝非指个人、家庭、阶级、民族这样的具体的、狭隘的人或人的集合体，他所指的人是指人的整体。”[1]在各国联系与依存程度空前加深的今天，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利于建立开放包容和共同繁荣的世界。另外，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发展观的现代体现。纵观中国历史，我们有完整的和谐发展观，如人与人的和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如人与社会的和谐，“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如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和”文化强调求同存异、和谐共处、共同发展，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符合当今世界的普遍诉求。

（四）针对性

后疫情时代，要联系各国国情和民俗实际，有选择地推广中华传统文化。传播者要了解目的国的主要受众，主动把握受众的心理特征、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信息，有针对性地选取适合受众思维与逻辑方式的交流内容。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由于历史上受中华文化影响，受众对中华传统文化并不陌生，可侧重深层次文化的交流，如唐诗宋词的鉴赏，四大名著的解读。而在其他国家，受众对中华传统文化感到神秘，要寻找文化共通元素，拉近受众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心理距离。如希腊和意大利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历史悠久，古迹文物众多，因此，这两个国家的中华传统文化交流可侧重中国文物和古代建筑的介绍，如敦煌壁画、秦始皇兵马俑、故宫博物院等。

三、后疫情时代中华传统文化交流存在的问题

后疫情时代的到来致使国际交流受到了很大影响，中华传统文化交流在与受众互动、交流内容、交流主体以及交流渠道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专家、学者应高度重视。

（一）对受众缺乏了解

中华传统文化交流的实效性依赖于受众的接受程度，以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推广，可以提高中华传统文化交流的实效性。长期以来，对受众的定位模糊不清，对不同群体的汉语水平、文化喜好、心理需求以及接受习惯等了解不够，导致中华传统文化交流没有做到因人而异，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二）交流内容深度不足

考虑到文化交流的渐进性，我们往往侧重于将文化归结于具象上的表达：如剪纸、京剧、功夫、茶、中国结等，以期引起受众最直接的兴趣，进而乐于接受中华传统文化。但受众往往会因为新鲜感的消散而迅速失去对中华文化深入探究的兴趣。因此中华传统文化的交流不能止于形而忘其髓，不能忽略其对背后的深层次文化内涵、哲学理念、价值观及道德观的探索。

（三）交流主体较为单一

一直以来，公派教师、汉语教师志愿者、访问学者等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国际交流的主要力量。近年来，在国外主流媒体上也出现了如“李子柒、办公室小野、滇西小哥”等一批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素材进行再创作的优质网红、博主，他们身上“接地气”的标签更容易被国外受众所接受，对中华传统文化交流作出了极大贡献。但是这些现象级的个人或团队无论在数量还是可持续性方面目前都无法挑起推广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梁。

（四）交流渠道有待拓展

自2004年起，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开始在世界各国创建，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和稳定力量，为世界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伴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受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思潮，个别地区孔子学院被打压甚至关停。被贴上“官方”标签的学院、课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探索全方位的中华传统文化交流渠道成为当务之急。

四、后疫情时代中华传统文化交流的策略

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指导中华传统文化交流，引导受众主动构建中华传统文化知识体系。作为现代认知学习的重要部分，建构主义强调受众为主体，推广者为引导者。后疫情时代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交流应避免简单直白的说教式宣介，深化课堂文化体验、校园文化体验及社区文化体验。关注培养受众的元认知能力，开展体验式文化交流，树立中华传统文化立体化形象，使受众逐渐从情感上建立起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主动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交流的使者。

（一）转换交流理念

中华传统文化交流要尊重他国文化，增强受众共鸣，做到润物无声。要以平和的姿态对待并尊重他国文化，以文化体验的方式增强文化交流的互动性，“从而树立一个开放的中国形象，一个尊重世界各民族文化，愿意与世界各民族平等相待的中国形象”[2]。

（二）交流内容全面化

本着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从物质到精神，从体验到学习的循序渐进的规律，将中华传统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分为七个维度，分别为传统节日与饮食文化、茶与中医武术文化、书法剪纸与国画文化、京剧与汉服文化、名胜古迹文化、历史名人文化以及“和”文化。前五个维度属于可感可触的载体，可通过主题式教学和体验式教学达成交流目的。后两个维度属于思维层次，需要借助历史和人文等学科融合学习来达成，这对传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华传统文化的七个维度满足了初等教育、高等教育和社会民众等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

（三）交流主体多元化

广泛发动群众。交流主体将官方和民间、国内与国外相结合。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普通民众跃身成为网红和极受欢迎的短视频博主。他国受众更易于接受这种自发的民间的文化交流。中华传统文化交流要充分发动民间力量、国际力量，使交流主体多元化。“鼓励全体国民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参与到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实践，通过各展所长实现资源的多样化展示，是创造资源衍生价值，进而提升其向国家品牌、国家吸引力转化率的可行途径。”[3]

（四）交流渠道现代化

坚持孔子学院等主平台作用，发挥网络新媒体的多渠道优势。新时代的中华传统文化交流，要借助新媒体的推广。“新兴媒体传播方式具有便捷性、交互性、即时性、广泛性、直观化、个性化及功能多样且持续优化升级等特点，能够为受众带来新鲜而又丰富的文化体验和感受。”[4]如走红网络的央视原创节目《典籍里的中国》聚焦中华文化典籍，以影视化方式立体展现蕴含的传统智慧；《国家宝藏》以博物馆文物为题，用综艺的外壳演绎文化的内核，通过文物的前世今生呈现其承载的传统文化价值。这些借助新媒体所呈现的文化盛宴对弘扬和推广中华传统文化大有裨益。

综上，中华传统文化是从未间断的五千年华夏文明延绵发展的结晶，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思想，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后疫情时代国际舆论环境复杂多变，中华传统文化交流要把握好交流策略，逐渐从情感上建立起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从而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交流。

参考文献：

[1]袁景衡,余艳.从普世性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J].江西社会科学,2007(7):186.

[2]李泉.文化内容呈现方式与呈现心态[J].世界汉语教学,2011(3):398.

[3]钟新,令倩.全民外交:中国对外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趋势[J].对外传播,2018(9):9.

[4]张秉福,齐梦雪.我国对外文化传播能力提升论略[J].新疆社会科学.2022(1):128.

作者:陈洁 单位: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