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12 16: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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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顺利完成及乡村振兴工作的陆续展开,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阐述了农业发展应坚持创新驱动,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是把产能薄弱的传统农业转变为高生产效率的经济产业,核心内容为集乡村经济、文化、生态、社会、政治于一体的全面发展,综合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要求。农业高质量发展应该从生产结构、经营模式等视角来体现(夏显力,2019),具有供给提质增效、规模化生产等特征,是乡村生态、文化、治理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有机结合(辛岭,2019)。其本质特征涵盖绿色环保、经济增速、产品提质、生产高效四个方面(陈明星,2020),具体表现在产业结构合理、市场需求稳定、绿色低碳环保、资源配置饱和、产能驱动旺盛、经营主体活跃等层次(张务锋,2018),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设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商业银行大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对投资综合成本、风险及收益进行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先进的科技背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有效甄别风险,扩大贷款规模,提高金融服务的包容性,更有效的解决乡村经济主体融资难、手续杂等难题。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改善了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公现象,丰富了金融产品种类,拓宽了投资者金融需求的多样性,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注入活力。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在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贫效应、创业就业和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上,从农业高质量发展视角实证探讨二者关系的研究较为少见,尤其是在建设美丽乡村、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背景下。鉴于此,本文立足于西北地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水平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指标体系构建
1.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遵循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适用性的指标选取原则上,结合现有研究成果,从农业生产效率、农村生态环境、农民生活幸福、农业经济增效四个维度20个具体指标来反映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具体的指标见表1。2.数字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本文借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的学术成果,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层面共33个指标构建数字普惠金融评价体系,指数的具体编制内容参考郭峰(2020)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
文章通过建立农业高质量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的评价体系,将研究对象量化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进一步探讨二者的关系。为克服指标之间度量单位的不同及量纲量级的差异,文章选取归一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并运用熵值法进行测算,同时引入耦合协调模型研究农业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弱程度。C表示农业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相互作用的耦合度,体现二者协调性水平。C∈[0,1],U1和U2分别代表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C越近1,说明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越高,C越接近0,说明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越低,耦合值同C的大小成正比。在测算中仅仅依靠耦合度单一指标难以全面衡量二者的协调程度及发展趋势,为更精确的反映农业高质量发展同数字普惠金融之间的互动水平,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度量。T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同数字普惠金融的综合协调指数,α、β分别为待定参数,表示两者各自协同发展中的重要程度,其中α+β=1。本文假定农业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同等重要,因此α和β均取值0.5。D为耦合协调度(D∈[0,1]),D值越高说明二者发展协调越一致,反之则说明互动协调水平低。借鉴已有研究,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见表2。
三、农业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耦合协调度测度分析
借助前文的评价内容,本章节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一步对西北地区近十年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耦合协调水平进行衡量。从时间层面来看,西北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历经“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初级协调”四个阶段,从2012年的“中度协调”到2016年的“濒临失调”再到2020年的“初级协调”,在不同时期表现出鲜明的耦合协调特征,在2012-2014年的成长期,西北区域内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耦合协调度出现急速上升,该期间内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从0.27提升到0.43,协同互给能力几乎实现了“由负为正”的转变,从期初的平行关系逐步产生交集并相互螺旋式成长,到期末除甘肃外西北整体步入濒临失调层级,农业与金融的互动程度与日俱增。在2015-2018年的过渡期,地区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增速整体放缓,各省份在期间内陆续从濒临失调转为初级协调水平,其中发展较快的是新疆和陕西,新疆在期初率先步入初级协调的阈值,而陕西在期末以0.56的耦合协调指数在西北区域位居第一。从空间层面来看,西北地区的耦合协同水平整体位于初级协调阶段,地区之间形成陕西、新疆两地持续领跑,青海、宁夏中等持平,甘肃稍稍落后的局面,五省份中发展最好的是陕西,自2016年超越新疆后长期稳居第一;比较下,尽管甘肃处于西北地区末端水平,但始终保持稳定的上升趋势,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各省份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发展差距逐年缩小,相对于研究期初的参差不齐,2020年西北区域内均已实现初级协调水平的全覆盖。综合比较西北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及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从图1可以看出,整体上,二者各自的改革创新发展均有成效,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曲线变化更加显著,在2016年之后明显高于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均值,西北地区的耦合协调表现出“农业发展滞后-金融引领前行”的特征。未来更应注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培养,深化与数字普惠金融的良性协调。综上,研究期内西北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水平进步明显,结果表明农业的改革创新能够促进金融的发展,反之,金融产业取得的成果也能更好的反哺于农业。现阶段各地区的协调度集中表现在初级阶段,伴随着经济发展潜力的释放,未来会迎来新的峰值。整体上,区域内数字普惠金融的成长显著优于农业高质量发展,二者的前行步伐并不一致,未来应加强对农业综合发展的投入,促进与数字普惠金融的高效协调。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西北地区5省域2012-2020年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进行评价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衡量农业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耦合协调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研究期内西北地区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均有质的提升,对比之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增长更加显著。(2)在时间层面,西北地区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协调水平历经“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初级协调”四个阶段,不同时期内各具鲜明特征。在2012-2014年的成长期是区域整体高速发展阶段;在2015-2018年的过渡期实现了全区域耦合协调水平由层次不一的失调向初级协调的跨越;在2019-2020年的成熟期表现在区域内耦合协调发展差异性的降低以及向中级协调水平的转变。(3)在空间层面,西北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形成以陕西、新疆为第一梯度,青海、宁夏为第二梯度,甘肃为第三梯度的布局,其中陕西发展最好,甘肃尽管位列居后,但始终保持稳定的增长幅度,未来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4)研究区域的耦合协调水平属于农业发展滞后、金融引领的局面,数字普惠金融在二者协调互动中的表现更加突出。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推动西北地区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对照《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相关要求,加强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核心驱动力,坚持绿色创新为引领,构建与资源承载力、环境包容度相适应的农业生产体系,切实落实农业现代化技术的推广,加快对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良性可持续提升。(2)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加大对金融产品及服务的创新,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同时,应完善乡村地区网络设施的建设,加强在乡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宣传,注重对农村居民金融知识的普及,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同数字普惠金融协调互动水平的改进奠定稳固的基础;各地区在现有发展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创造与自身农业建设规划方针相契合的金融体系,提升“农业-金融”相互协作能力上限,最大化的开发利用资源价值,营造有序高效的农村金融环境,持续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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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显力,陈哲,张慧利,等.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与实现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2019(12):2-15.
辛岭,安晓宁.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测度分析[J].经济纵横,2019(05):109-118.
张露,罗必良.中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本质规定与策略选择[J].天津社会科学,2020(05):84-92.
张务锋.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加快建设粮食产业强国[J].人民论坛,2018(25):6-9.
作者:马博 吕剑平 单位: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 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