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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刻板印象是个体基于民族分类对某一民族特质属性形成的概括而稳定的看法[1,2]。而我国社会中许多系统性的制度化区隔在客观上造成了公众观念中“汉族-少数民族(整体)”的区分,成为中国社会的另一种“二元结构”[3,4]。在这一互动背景下,少数民族刻板印象指汉族对55个少数民族(整体)成员的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固定看法。尽管这些看法总体上是积极的,但负面的少数民族刻板印象也普遍存在[5-7]。这种认知偏差不仅对少数民族的学业表现、自我肯定和社会适应等造成了负面影响[6,8],同时也削弱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积极交往的意愿[9,10],不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因此,了解汉族对少数民族持有的消极刻板印象内容,并探讨改善汉族对少数民族刻板印象的方法,对完善我国的民族政策以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往有关汉族对少数民族刻板印象的研究大多采用开放式特质词调查方法,根据社会赞许性原则将刻板特质分为积极和消极[7,10,11],并未考虑到这些特质的内容属性及其背后的群际关系结构。根据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contentmodel,SCM)[12],外群体的刻板印象由内群体感知到的群际关系结构决定:一是外群体是否具有伤害本群体的意图,表现为面对有限资源的竞争行为,形成了是否热情的评价;二是外群体是否具有实现这个意图的可能性,表现为内、外群体在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以及社会声望上的相对高低,形成了是否有能力的评价。根据“热情”和“能力”的相对高低,大多数群体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混合的,呈现“一高、一低”的态势[12]。因此,由于汉族感知到的少数民族较低的竞争性以及相对较低的社会地位,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评价可能是热情但缺乏能力的,消极刻板印象集中在能力维度。基于该理论的国内研究也发现,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被试,均认为社会上大多数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热情评价高于能力评价[13]。由此提出假设1: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是高热情、低能力。社会认同理论(socialidentitytheory,SIT)[14]指出,刻板印象源于社会分类、比较和认同。如果可以增加一个分类维度,那么就可以改善相应的刻板印象,即完成交叉分类过程[15,16]:知觉他人时同时在两个或多个类别维度上进行社会分类,形成在多个类别维度上内外群体身份的交叉。一般而言,交叉分类通过赋予外群体成员在另一个类别上的内群体身份来改变对他人的评价[15,17],仅仅是最简群体范式中内群体身份也能起到积极作用[18]。两维交叉分类效应的研究发现,通过球迷的类型(是否支持同一支球队)与种族的交叉分类,可以削弱白人对支持同一支球队的黑人的消极刻板印象[14]。同样,通过阶层(高阶层、低阶层)与种族交叉分类,人们对本阶层的同种族以及本阶层的外种族持有的印象评价总是要高于对外阶层的外种族的印象评价[19]。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经典两维交叉分类对刻板印象起积极作用的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共享的内群体身份[14],个体将对内群体的积极认知与评价延伸至原先的外群体[20],进而改变对民族外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14]。而刻板印象内容模型[12]也指出,由于内群体偏好(ingroupfa⁃voritism),人们对自身所属的内群体会存在积极评价的偏好[14],即对内群体的刻板印象是“高热情、高能力”。由此可以推测,当赋予少数民族成员一个内群体身份时,会提升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印象评价。综上,提出假设2:相较于基线水平,二维交叉分类条件下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能力、热情)会变得更加积极。除了二维交叉分类,以往研究还关注了多维交叉分类的积极作用[21-23]。研究者增加了维度数量,探讨了多维交叉分类与情感偏见的关系。结果发现,当交叉分类维度数量增加到4时,个体仍然可以考虑各个维度上评价对象的群体身份(内群体或外群体),情感偏见的程度高低排序与内群体的数量多少成反比[21]。而当维度数量增加到6个时,被试不再考虑各个维度上评价对象的群体身份,此时任何一个维度上的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都消失了。相对于基线水平,交叉分类显著降低对外群体的情感偏见和去人性化态度[22,23]。这是因为,6个维度的交叉分类促使被试将评价对象当做一个独特个体,个体化水平在交叉分类与外群体偏见(外群体贬损和去人性化)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23-25]。从印象形成的视角来看,人们会同时接受类别信息和个体信息,并优先使用认知捷径(如作为认知图式的刻板印象)。但是当同时加工的类别信息过多而失去了简化认知的功能时,人们就会放弃类别信息,将他人视为独特个体而非某类群体的成员[26]。此时,社会类别不再作为个体知觉和判断的基础[22,24],基于分类的刻板印象也不再起作用。因此提出假设3:当给予少数民族多个类别信息(6个)时,相对于基线水平,多维交叉分类条件下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能力、热情)会变得更加积极。综上,本研究将基于社会认同理论,首次检验交叉分类对少数民族刻板印象的影响以及多维交叉分类对刻板印象的积极作用。参考以往关于交叉分类影响刻板印象的研究[27,28],借鉴Fiske等人[12]提出的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研究以热情和能力两维度作为外显刻板印象指标来考察交叉分类的积极效应。研究包括三个实验:实验一采用社会比较范式[24]操纵简单分类(民族),测量少数民族刻板印象作为基线水平;实验二和实验三分别采用社会比较范式和写作任务范式[23]操纵二维和多维交叉分类,测量交叉分类之后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并与实验一的基线水平进行比较,检验交叉分类的积极作用。
1实验一: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
实验一考察简单分类条件下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评价情况。
1.1被试
在湖北某高校(非民族类院校)招募汉族学生61名,平均年龄为20.03±1.77岁。其中男15名,女46名。被试为自愿参与,实验完成后获得小礼品一份。
1.2实验程序及测量工具
所有实验均在心理学实验室内进行。实验开始,被试被告知将参加一项社会形象调查研究,并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实验期间,被试独立阅读材料填答问卷,全程无互动或中断,需时约8分钟。实验共分三部分,施测程序及测量工具如下:第一部分为指导语和内群体身份启动。被试通过选择所属民族(汉族vs.少数民族)激活其汉族人身份。第二部分为民族分类的操纵及检验。借鉴Crisp等人[29]的社会比较范式操纵民族分类,通过内群体(汉族人)与外群体(少数民族)间的比较进一步突显民族内群体身份。实验中告知被试将要与一类群体成员组成一个团队进行一项非体力、非学术的工作,活动成绩将会和另一个团队进行比较,要求被试回答相关问题完成比较过程。被试需回答汉族人与少数民族相互比较的6个问题,如“相比于汉族人,我认为与少数民族合作很容易”。分类条件的操纵检验采用Schubert和Otten[30]的自我-内群体-外群体重叠量表(OSIO),考察被试对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表征,要求被试勾选出哪一个圆圈组合最能代表他们与汉族人、少数民族的关系。选项从1到7,圆圈距离越近表明自我与群体的关系距离越近[30]。此外,同时让被试评价少数民族的个体化水平,以作为实验三中多维交叉分类条件操纵有效性检验的比较基线。第三部分为刻板印象的测量,要求被试对少数民族的热情和能力刻板印象进行评价。刻板印象量表12个题项,从“热情”和“能力”两个维度测量[12]。采用6点计分,分值越高表示刻板印象评价越积极。能力刻板印象分量表共6题,α=0.87;热情刻板印象分量表共6题,α=0.90。本研究中刻板印象总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3。问卷最后为年龄、专业等基本信息统计。
1.3结果
1.3.1操纵有效性检验
分类条件的操纵有效性通过比较被试在分类后的内、外群体上的自我归类程度来检验[15]。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被试在汉族人上的自我归类程度(6.13±0.99)显著高于在少数民族上的自我归类程度(3.95±0.90),t(60)=15.23,P<0.001,Cohen’sd=1.95,表明社会比较范式操纵简单分类条件有效。
1.3.2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
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汉族被试对少数民族的热情刻板印象评价(t(59)=1.48,P>0.05,Cohen’sd=0.43)和能力刻板印象评价(t(59)=0.33,P>0.05,Cohen’sd=0.10)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汉族大学生对少数民族持有的热情刻板印象(4.40±0.82)显著高于能力刻板印象(4.16±0.78),t(60)=3.65,P<0.001,Cohen’sd=0.47,呈现出“高热情、低能力”的态势,验证了假设1。根据刻板印象内容模型,这种典型的“混合刻板印象”说明,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消极刻板印象主要集中在能力维度。
2实验二:二维交叉分类对少数民族刻板印象的积极影响
以预研究获得的结果为基线水平,实验二考察民族与学校的二维交叉分类对少数民族刻板印象的积极影响。
2.1被试
在湖北某高校(非民族类院校)招募汉族学生81名,平均年龄20.11±1.47岁。其中男23名,女58名。被试为自愿参与,实验完成后获得小礼品一份。
2.2实验程序及测量工具
实验方法与施测程序同实验一。实验材料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部分被试不仅需要选择民族类别激活民族身份,还需要填写所在学校激活其学校身份。第二部分使用社会比较范式操纵民族与学校的交叉分类。被试回答本校汉族人、本校少数民族、外校汉族人以及外校少数民族4类交叉群体相互比较的12个问题,并检验被试与4类交叉群体的关系。第三部分测量被试对本校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实验二中能力刻板印象分量表、热情刻板印象分量表以及刻板印象总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88、0.91、0.92。
2.3结果
2.3.1操纵有效性检验
分类条件的操纵有效性检验方法同实验一。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被试在本校汉族人上的自我归类程度(5.78±1.33)显著高于在本校少数民族(4.32±1.20)、外校汉族人(3.69±1.30)及外校少数民族(2.48±1.36)上的自我归类程度,F(3,240)=132.97,P<0.001,η2=0.62,表明社会比较范式操纵二维交叉分类有效。
2.3.2二维交叉分类的积极影响
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汉族被试对少数民族的热情刻板印象评价(t(79)=0.22,P>0.05,Cohen’sd=0.06)和能力刻板印象评价(t(79)=0.68,P>0.05,Cohen’sd=0.18)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进一步进行2(分类条件:简单分类vs.二维交叉分类)×2(刻板印象内容:热情vs.能力)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刻板印象内容的主效应显著,F(1,140)=49.72,P<0.001,η2=0.26;分类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1,140)=12.66,P<0.05,η2=0.08;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40)=1.56,P>0.05。表明简单分类与二维交叉分类间的刻板印象评价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在热情维度上,被试对本校少数民族的评价(4.85±0.62)显著高于对少数民族的评价(4.40±0.82);在能力维度上,被试对本校少数民族的评价(4.50±0.62)也显著高于对少数民族的评价(4.16±0.78)。验证了假设2。这说明二维交叉分类不仅可以改善汉族对少数民族的能力刻板印象,使消极维度变得“没有那么消极”;而且还可以提升汉族对少数民族的热情刻板印象,使积极维度变得“更加积极”。
3实验三:多维交叉分类对少数民族刻板印象的积极影响
实验二结果证实了二维交叉分类对少数民族刻板印象的积极影响。实验三借鉴6维交叉分类对移民情感偏见及去人性化态度的研究[23],并基于我国少数民族个体的实际情况及汉族被试群体的特征,在民族类别的基础上,增加性别(男性、女性)、年龄(年轻、中龄)、食物偏好(素食主义、非素食主义)、学校(本校、外校)以及专业(理工科、文史科)5个类别作为交叉分类维度,进一步探讨6个维度的多维交叉分类条件下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
3.1被试
被试为98名男性、理工科、非素食主义、年轻的湖北某高校(非民族类高校)汉族学生,平均年龄20.29±1.65岁。其中3人信息缺失,最后获得95份有效数据。被试为自愿报名参与,实验完成后获得小礼品一份。
3.2实验程序及测量工具
参照以往研究[23],将三种典型的多维交叉分类情况作为实验条件,以证明是交叉分类的维度数量而不是群体身份性质带来了多维交叉分类的积极影响。被试被随机分派到三种分类条件下:多维内群体分类组(34人,评价“本校、男性、理工科、非素食主义、年轻的少数民族”),评价对象包含5个内群体身份;多维外群体分类组(31人,评价“外校、女性、文史科、素食主义、中龄的少数民族”),评价对象包含6个外群体身份;多维混合群体分类组(30人,评价“本校、女性、文史科、非素食主义、年轻的少数民族”),评价对象包含内、外群体身份各3个。实验方法和施测程序同实验一,需时约8分钟。实验材料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部分的内群体身份启动中被试通过勾选6类身份信息激活其内群体身份。此外,第二部分多维交叉分类条件的操纵及检验借鉴Prati等人[23]的写作任务范式。被试依据分派到的组别对所呈现的少数民族对象进行特征描述,如“对于以下所描述的少数民族,你有什么想法?你认为该少数民族可能拥有什么特征?”分类条件的操纵有效性通过比较简单分类和多维交叉分类下的个体化水平来检验。其中,个体化量表源自Hutter和Wood[25],共4个题项,如“少数民族之间是相似的”。采用5点计分,其中3个条目反向计分,分值越高表明被评对象的个体化水平越高。第三部分则测量汉族对多维交叉分类条件下的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实验三中热情刻板印象分量表、能力刻板印象分量表以及总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89、0.85、0.92。
3.3结果
3.3.1操纵有效性检验
单因素方差分析和事后比较检验发现,分类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3,152)=13.37,P<0.001,η2=0.21,多维内群体(3.00±0.82)、多维外群体(3.34±0.79)及多维混合群体(3.12±0.88)分类条件下的个体化水平均显著高于简单分类条件下的个体化水平(2.40±0.60)。进一步对三种多维交叉分类条件的个体化水平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结果无显著差异F(2,92)=1.45,P>0.05。表明多维交叉分类操纵有效。
3.3.2多维交叉分类的积极影响
进行4(分类条件:单维外群体vs.多维内群体vs.多维外群体vs.多维混合群体)×2(刻板印象内容:热情vs.能力)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刻板印象内容主效应显著,F(1,152)=44.30,P<0.001,η2=0.23;分类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3,152)=7.05,P<0.001,η2=0.12;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3,152)=0.97,P>0.05。进一步进行单变量方差分析和事后多重比较检验发现,在热情刻板印象上,四种分类条件间的热情评价存在显著差异,F(3,152)=6.82,P<0.001,η2=0.12。三种多维交叉分类条件两两之间的热情评价无显著差异。表明相较于简单分类条件的外群体(4.40±0.82),多维内群体(5.00±0.70)、多维外群体(4.92±0.60)及多维混合群体(5.00±0.82)分类条件下,被试对少数民族的热情评价有显著提升。在能力维度上,四种分类条件之间的能力评价得分差异显著,F(3,152)=5.32,P<0.001,η2=0.10,三种多维交叉分类条件两两之间的能力评价得分无显著差异。表明相较于简单分类条件(4.16±0.78),多维内群体(4.54±0.68)、多维外群体(4.54±0.67)及多维混合群体(4.74±0.69)下被试对少数民族的能力评价有显著提高,验证了假设3。这说明多维交叉分类不仅可以使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评价在消极维度(能力)上得到改善,同时还能进一步提升其在积极维度(热情)上的印象评价。此外,这个结果也说明,在多维交叉分类条件下,决定积极作用是交叉分类的维度数量而不是群体身份的性质(内外群体身份)。因为,三种多维交叉分类条件在能力和热情评价上的得分无差异,但都同时高于简单分类条件。
4讨论
目前,在中国社会“汉族-少数民族”的互动背景下,从汉族视角将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民族刻板印象,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角度。研究首次提供了刻板印象内容属性角度的外显测量证据:实验一发现,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相对积极,呈现出“高热情”、“低能力”的态势。根据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分类,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消极刻板印象主要集中在能力维度。国内也有研究者认为对少数民族的消极刻板印象主要体现在智力和学业方面[8]。这种“高热情”、“低能力”的刻板印象可以通过刻板印象内容模型来解释:该模型认为人们对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外群体,给予低能力的评价。同时,由于感知到的群际竞争性较低,以及刻板印象的补偿效应,会对该群体的热情维度给予较高的评价,从而形成了“高热情”、“低能力”的混合刻板印象[12,31]。在实验一的基础上,研究提供了交叉分类可以改善汉族对少数民族刻板印象的实验证据。研究结果发现,交叉分类不仅可以有效地改变汉族对少数民族“低能力”的刻板印象,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对少数民族的热情评价。具体而言,实验二通过赋予少数民族群体在另一个维度(学校)上的内群体身份(本校),通过内群体成员身份的积极评价,改变了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评价,起作用的主要是交叉分类后的群体身份性质(内群体)。实验三通过多维交叉分类形成多元类别,促使个体放弃类别化加工方式,从而放弃任何一个类别的刻板印象。让被试对少数民族的评价回归“真实”,因而起到了积极作用,这里起作用的主要是交叉分类的维度数量。此外,实验三还提供了多维交叉分类对刻板印象产生积极影响的实验证据。事实上,交叉分类维度数量的变化反映了社会情境从群际层面到人际层面的变化过程。根据自我归类理论[32],个体的自我归类水平源于当前的社会情境,并影响着个体的自我认知。而自我认知是维持和改变刻板印象的基础[32]。个体在不同情境中的自我认知变化是考察交叉分类作用的核心。当交叉分类维度较少时,社会情境会凸显内群体-外群体归类水平上的自我归类,对应“社会归类”[33,34]的内外群体身份。而当交叉分类维度较多时,社会情境凸显了个体水平的自我归类,对应“个人归类”[33,34]的独特个体和独特他人。可见,类别维度的增加会导致自我归类水平的变化,由“社会归类”过渡到“自我归类”。与之对应的认知加工方式也由“类别化”转向“个体化”,从而影响了刻板印象。因此,随着维度数量的增加,交叉分类反映的社会情境由群际关系转向了人际关系,最终是不同社会情境下的自我认知决定了对他人的社会认知。研究也为我国民族政策和民族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建议。第一,政策制定方面,重视对全体公民(尤其是汉族)的民族团结教育,引导汉族形成对少数民族理性、客观的总体看法;减少和弱化基于民族身份的优惠政策,增加基于经济发展、教育水平不均衡的区域性优惠政策。第二,民族教育方面,反思独立封闭的民族教育体系的利弊,通过各种活动强调汉族与少数民族学生在其他维度上共享的群体身份。第三,媒体宣传方面,坚持突出“共享的群体身份”及“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的报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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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婉仪 严磊 陈赛 张艳红 杨林川 连帅磊 单位:长江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长江大学预备役部队心理教育训练研究中心 成都市新都区南丰小学 三峡大学田家炳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