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变化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改革开放后的变化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中图分类号：D91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1-0071-04

现代社会已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综合性、体系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它包括了诉讼和诉讼外的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在这一体系中,法院调解制度因为能和谐解决争议、具有独特的效率价值而成为现代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于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价值也是纷争频仍。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后法院调解在我国经历了“U”型的发展轨迹。那么，在这种历史变迁的背后到底蕴涵着何种原因？法院调解在我国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

一、法院调解：“U”型演变轨迹及其原因分析

法院调解，又称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以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事诉讼中“调解”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法律性文件中，即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1991年《民事诉讼法》、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说服教育为基本工作方式的法院调解,被视为比判决更有利于实现纠纷的彻底解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始,法院调解制度遭遇挑战。90年代以后，法院调解明显走了下坡路。法院调解结案率逐年下降，到90年代末下降到40%左右，2002年和2003年全国法院调解结案率分别为30.32%和29.94%。［1］近几年来，法院调解似乎出现了“复兴”之势。2004年全国法院审结的各类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31%，许多基层法院调解结案率达70%，2005年的同类数据为32.1%。2006年全国民事案件有30.4%的案件以调解结案，其中一审的调解撤诉率约为56%。有学者将这种变迁的过程总结为“U”型演变轨迹。

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1988年以后法理学界展开了关于“权利本位”和“义务重心”问题的讨论，通过这样的讨论保护权利、特别是私人权利的法律功能观得到了强化。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相适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全国推广，尤其是以“一步到庭”为代表的对庭审、判决的强调和推崇。这种审判方式改革旨在提高法院的审判功能和庭审质量，改变传统的诉讼模式，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并且由此否定了以往把调解率作为评价(考核)法官行为和业绩的主要标准并与其奖励升迁直接挂钩的做法，从而减少了诱发强制调解的动机。同时，受改革开放后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以及利益格局变化的影响，导致民事案件大量增加，但由于对司法公正尤其是对法官调解动机的怀疑等原因使当事人不太愿意接受调解。此外，法学界对法院调解的批评也一直在持续，认为调解与法治目标相悖，不利于实现法官的职业化。［2］受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人们在意识上比较强调民事判决的作用，法院调解的运用逐渐被弱化。

20世纪代国外兴起ADR运动浪潮，强调纠纷解决的弹性化和多样化，从而为法院调解的“复兴”提供了契机：首先，全球司法改革的潮流是法院调解制度重兴的外部促进力量。在上世纪70年代后的世界司法改革潮流中，各国对法院调解的态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法院调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立法赋予了法官在调解中的更多职权、规定了更明确的义务。经济全球化决定了法律的全球化，法院调解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潮流与相互借鉴是历史的必然。其次，“大调解”的社会背景是法院调解重兴的现实因素。转型时期社会纠纷的特殊性，对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面对解决社会纠纷的巨大压力，国家提出了包括加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在内的“综合治理”战略，旨在重振人民调解的“大调解”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动的。法院调解实际上是被当作“大调解”运动的一部分而被重新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并再次背负起社会控制与整合的重要功能。再次，法院调解的复兴还渊源于参与纠纷解决的各方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法官偏爱法院调解的原因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解释：（1）由于司法的资源不足，法院面临着很大的积案的压力，而法院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因为法院调解相对于法院审判而言，在法律依据的选择上有一定灵活性。当事人可以选择地方习惯、行业惯例或其他社会规范作为解决纠纷的依据,而不必像审判程序那样,必须遵从一定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在纠纷解决的程序上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简便快捷性；（2）有效缓解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危机。审判方式改革带来了诉讼制度的程序主义，也带来了现代司法公正观念与中国社会正义观念的冲突，加上现行法律因其移植背景在解决纠纷方面的有效性不够，致使法院的审判常常遭遇合法性危机。尽量采取调解手段，通过法官“做工作”，使案件处理过程和结果显得合情合理，向当事人讲解宣传法律规定，争取当事人对法律和司法的理解等等，成为审判获得合法性的有效手段之一。（3）实现司法的政治任务。目前，社会上下都在大谈“和谐”，调解因为有消解矛盾的功效，似乎更与构建和谐社会相吻合。（4）调解是一种风险小的处理案件方式。调解不存在上诉问题，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既不属于法院院长和上级法院依审判监督程序主动进行再审的范围，又不属于检察机关抗诉的范围，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情形又极少发生。所以，相对于判决而言，调解对法官来说是一种风险小的处理案件的方式。作为受当事人委托参与纠纷解决的律师来说，法院调解也关涉着他们的实际利益：一是法官的调解偏好会影响律师，法官一般通过律师劝说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而律师因为在平时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与法院工作人员和其他律师之间逐渐形成一种互利关系，所以会迎合法院的调解偏好；二是调解还可以给律师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调解的省时、省力可以使律师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办理更多的案件，获得更多收益。可以说，人们对民事诉讼中诉讼调解的重视不仅仅是一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技术手段的需求，也是满足当下的政治需求和各方利益的政治行为。法院调解的复兴也就成为必然。

二、当前法院调解的态势：实际运作中存在的弊端凸显

基于前文的分析，法院调解经历一个低潮后重新回归主流似乎是发展的必然。然而，伴随着法院调解的复兴，其存在的弊端在实际运作中也暴露无遗。追根溯源，法院调解所有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其审判权本位的结构特征，其具体表现为“调审合一”或“调审不分”的模式，这种模式产生了以下具体的问题：

第一，实体法与程序法对法官行为的约束都被软化了。就程序法来看，在“判决型”程序结构中，程序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极强的约束力，无论是案件的受理、审理的方式、步骤，还是事实的认定和裁判的作出，法官都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规则操作；而在“调解型”程序结构中，它本身没有一定的程式,一切都以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为归指，程序法不再具有原先的重要意义，对法官的约束力被极大地削弱了。由于调解书或调解协议的不可上诉性，上诉这一极其重要的监督机制不复存在，促使法官严肃执法的压力也就消失了。从实体法来看，在判决中，查明案件事实是极其重要的，是作出正确判决的前提和基础，对案件事实的轻慢和懈怠可能招致判决被撤销的严重后果。在调解中，达成双方当事人均能接受的调解协议被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成为法官调解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案件事实的重要性则相应被降低了，使调解协议在实体合法问题上有相当大的伸缩性和流动性。软化实体法对调解结果的制约会为少数法官利用审判权谋私大开方便之门，造成了调解中的隐性违法，并且可能会导致案件处理结果高度个别化，不利于法院公平执法。

第二，可能会牺牲公正。调解与仲裁区别主要是，在一般情况下，调解并不需要对权利争议的是非作出严格而明确的判定，它所追求的目标是通过对争议的权利处置、补偿而达到一种妥协的和平状态。协商解决纠纷的方法起码基于两条理由是缺乏公平的：其一，一方当事人可能比另一方当事人拥有更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其二，由于形式正义不适用，因此，与特定某人就相同问题进行协商的不同的个人，可能就无法得到比较正义。从调解的角度看，牺牲部分权利换取和睦关系的恢复是合理的和值得的。然而，法院调解毕竟是诉讼中的调解，从诉讼的角度看，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就大可质疑了，恢复和睦关系不应该以弱化权利保护为代价。

第三，在这种模式下，由于法官对调解的偏爱正在制度化，从而使得建立在自愿原则上的调解具有了强制性。具体表现在法院调解运作的各个阶段：调解的启动由审判权决定，实践中调解程序的启动随意性较大；调解过程由审判权掌控，从当事人之间信息沟通到调解方案的形成，基本上由审判权说了算；在促成调解协议形成方面审判权没有制约，容易出现强迫调解。调解模式与审判模式的最重要的区别即在于案件处理结果是否必须得到当事人认同。依据自愿原则，调解协议的达成必须出自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但由于法院调解过程中强制性因素的存在，使得自愿原则难以得到落实。可以说在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中，强制与自愿的矛盾和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同时，选择调解还是判决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强制调解还构成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侵犯,对社会公正的损害,对和谐社会的损害。

当然，对于法院调解中存在的强制性因素，我们也应理性看待。法院调解的强制性是有客观基础的，它是和国家的审判权相适应的。审判权必须是具有强制力的，否则其权威性就无从确立。当事人提讼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纠纷，所以，在必要的时候，他会以非常现实的态度选择自愿合作与妥协。但是，“自愿”只是当事人的一种内心活动，在外部是很难识别的。因此，所谓自愿原则是很难把握的，它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应然状态，实际上是无法真正贯彻的。所以我们不应一味简单地否定调解的强制性，我们所反对的应是那种非理性的强制。

三、法院调解的未来：废除抑或重构

笔者认为，法院调解经历了衰退后又再度复兴，这绝非偶然的现象，而是其强大生命力的写照，更是其实践价值的彰显。正如埃尔曼所言：“调解及其他非诉讼方式是一种重建任何冲突可能打乱的平衡的代价低廉的方式。”［3］“各国法律对于调解等非诉讼方式的肯定，事实上不仅缘于对法律诉讼过程中的种种麻烦和困扰的忧虑，而且缘于一种追求至中、和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文化意识。……调解往往意味着权利纠纷的当事人在争取或保护自己的权利方面互相妥协。相互妥协的精义在于‘互谅互让’，通过这种妥协，恢复或重建和谐的人际关系。”［4］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是具有特别的政治价值的。

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法院调解存续的必要性：首先，法律的不确定性是法院加强调解的逻辑前提。法律规则与客观世界无法实现一一对应关系，法律无法涵盖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法律条文中所使用的概念通常由内容不甚明确的日常用词构成，立法技术的局限决定了许多案件仅依法律条文的字句进行逻辑推论是无法解决的。在这种前提之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将社会生活纳入一种有序和良性的发展状态，这是法院在解决纠纷时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法院通过采用调解这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让当事人双方通过交互合理性来融合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张力。其次，法律文化传统是加强法院调解的文化原因。一方面，我国传统社会基于无讼的理念，国家正式机构仅承载有限的社会纠纷，大部分民事纠纷包括刑事纠纷交由民间自行解决，实行民间自治，必然导致纠纷解决方式的分化，即自治与吏治并存的格局；另一方面，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机制的长期存在，也为法院调解的存在提供了依据。再次，司法资源的不足是法院加强调解的经济因素。诉讼爆炸与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促使法院尽量采用省时省力的调解方式来结案。

在肯定应延续法院调解的同时，我们对于其现实存在的弊病也不能视而不见。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法院调解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就是由于“审调合一”的模式造成的，基于此，似乎实现审调分离成为当然的理想选择。但是，当前承办法官调解的实践中强制调解的行为表征及其作用并不确定，其与当事人之间意思自由的关系如何定位，正当影响与非法强制如何区分尚不明确，承办法官主持调解与强制调解的出现及作用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无可靠的实证分析数据予以支持，而即使是调审分立，另设的调解法官同样有强制调解的权力和动力，并不能真正杜绝强制调解的出现，却因此需要增加额外的人员、时间和设置专门的程序阶段，不利于调解高效、及时解决纠纷优点的发挥。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与审判由同一审判组织主持对调解中当事人的心理确实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完全是负面的，也具有正面效应，可以促使当事人在调解中认真对待，合理提出己方的要求。如果将视野拓宽至域外，由于当代社会当事人对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评价功能的要求开始增加，单纯的中立第三方见证下的协商交涉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许多国家的此类程序在当代都出现了衰落的迹象。由此更说明调解与审判程序的分离或许并非最佳选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虽然对法院调解造成的强制还没有量化的数据支撑（事实上也几乎无法获得这类数据），但是从实证的角度看，调审合一造成的弊端已是不争的事实，法官既作为调解人又作为审判者参与纠纷解决，由于前文分析的诸种原因表现出对调解的偏好，为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有时必然会采取或明或暗的强制手段，对当事人的心理施加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强制其接受调解方案。所以，调审分离应是理想的选择。但是，也应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如同有的学者所主张的，不能简单地一刀切，而应区别对待。具体说，基层人民法庭实行“调审合一”。据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的通报，自1998年11月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后6年以来，全国人民法庭共办结一审案件12939822件，其中一审民事案件12830113件，占99.15%，占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案总数40.21%，我国共有人民法庭10345个，法官总数27942人，每个法庭人均2.7名法官。“一人庭”、“两人庭”还为数不少。这些数据表明，在基层人民法庭要实行调审分离是脱离实际的。所以，基层人民法院只能实行有条件的“调审分离”；中级法院可以实行“调审合一”为主，“调审分离”为辅。因为中级法院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要比基层法院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少得多，但中院审理的二审案件又必须实行合议制的规定，加上目前各中级法院的人员配备不均，案件的压力不等等原因，所以“调审合一”为主、“调审分离”为辅的方案比较可行。也有学者提出应“建立一种当事人主义定位的调解理念和制度”［5］，但这实际上还是建立在对“调审合一”所产生的强制因素的背离的基础之上，其实质还是主张审调分离，消弭审判权对当事人所产生的压力，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真正实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当然，要对一项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深厚根基并和现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契合的制度进行重构，这是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才能逐步实现的。

参考文献：

［1］杨润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236.

［2］姚志坚.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院调解――对我国法院调解重兴现象的法理分析［J］.法学研究,2005(7):15.

篇2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祖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这首耳熟能详的《越来越好》中唱到的：

“房子大了，电话小了感觉越来越好

假期多了，收入高了工作越来越好

商品精了，价格活了心情越来越好

道路宽了，心气顺了，越来越好

幸福的笑容天天挂眉梢………。”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作为一名在校的小学生，虽然才伴着共和国走过了十三个春夏秋冬，但我始终享受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种种变化的累累硕果。却没有经历过祖国的沧桑巨变。

篇3

本文以永川区的叫卖文化和商业发展为例，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的发展变化分析商业的发展趋势，得出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关联性，进而预测商业未来的发展新趋势。 

一、叫卖文化的内涵 

叫卖，指从事商业服务性行业人员为推销商品或开展商务而使用的一种特殊的口头语言表达形式。 

叫卖本是商业行为，但随着城市发展，走街串巷的叫卖声越来越普遍，并且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极为长久的时间，渐渐也沾上了文化气息，发展成一种商俗文化、民俗文化、口头文化。 

（一）叫卖文化的特点 

历史悠久，从西周时期持续发展到现代社会；实用性强，与商业发展相辅相成；内涵丰富，不同的行业、地区具有其特色；口语化表达，风趣幽默，朗朗上口；语调旋律婉转， 声调悠扬，节奏感强。 

（二）叫卖文化的发展历程 

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推动叫卖文化进入繁盛期。据记载：明代北京叫卖已成规模，清末民初，北京叫卖发展至高峰。十九世纪后期，叫卖文化濒临灭绝，由于人们对传统文化重视程度提高，叫卖文化得到恢复。 

二、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叫卖文化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经济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变化，永川区的叫卖文化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变，主要体现在传播载体与内涵的变化。 

（一）叫卖文化传播载体的变化 

最初，商贩在大街上用吆喝声招徕顾客，后来，他们唱起编好的内容新奇的歌谣来吸引顾客。永川方言风趣幽默，叫卖充分发挥其方言优势。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发展，商贩的摊位趋于固定，常使用录音机播放提前录好的叫卖声。如今，更多商家在荧屏上播放宣传视频。纸质宣传单、电视广告等，叫卖已经从口头文化发展成为以现代科技为载体的语音、文字文化。 

叫卖文化的四种形式：一是定点叫卖，商贩在街道上摆摊叫卖；二是不定点叫卖，游商携带货品走街串巷进行叫卖；三是将叫卖声编成曲调，通过人们的传唱进行叫卖；四是通过拍摄广告，投放到大众传媒上进行宣传。 

（二）叫卖文化内涵的变化 

叫卖的目的是推销商品。随着时代变迁，叫卖文化成了一种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它宣扬了地域特色，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如今，叫卖声渐失传，靠民间艺人进行叫卖表演或穿影视作品等，展现地方特色民俗文化，叫卖文化成为了一种地域文化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从单一的口头吆喝，融入了视、听的感受，从单纯地“叫”变为具体、形象的“演”。 

三、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商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的商业贸易量急剧增加，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商业的形式不断更新，商品种类的不断丰富，促进了永川区经济的发展。 

近6年来，永川区经济一直呈高速发展的趋势，也一直保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销售总额、对外辐射交易额、人均消费等四个“渝西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种类不断丰富，品种向高科技化、信息化、集约化发展。由改革开放初期单一的日常生活品、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增加了高科技电子类高档耐用品。从改革开放前的国内自产到如今的国外进口，极大地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四、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叫卖文化对商业发展的影响 

传统叫卖文化是在近40年发生变化的，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这几年，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叫卖文化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消费开始从生活必需品走向高档耐用品，体现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和经济水平的变化，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永川区经济发展良好，居民对商品消费支出的增加、各类商品价格的上升都反映了居民对不同商品需求的变化，居民在衣着食品和个人娱乐保健等服务业的消费增加较多，在交通、维修服务的消费降低。 

如今商业迅速发展，商业竞争激烈，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叫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前的口头吆喝比的是嗓音和叫卖词，如今的叫卖靠的是迅速发展的传媒。 

叫卖文化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从以前的小规模个体经营户到如今的多种私有经济的存在，许多股份有限公司这种较大的经济体开始存在，走街窜巷的叫卖形式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时代环境。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叫卖文化的影响是必然的、巨大的。 

由此，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两者紧密关联：叫卖文化的变化反映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的发展影响叫卖文化的变化。 

五、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未来走向预测 

商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人们在商品上的消费支出逐年上升，商业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因此想要在競争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占优势，而随着商店租金的日渐提高，大多数小型商业户开始选择在网络上销售物品。近几年来的淘宝、天猫等一系列的网上交易平台的出现使商业开始向网络发展。 

在网络上开店的成本低、销售范围广、交易方便，更多人加入到网络经商行业，由于资金有限，他们更多选择低成本的网络宣传来提高商品知名度，比如利用微信、微博、腾讯QQ等更多社交软件、商扩大宣传。 

因此，我们推测：商业叫卖在今后的发展将会从电视广告、网页广告和传单转向网络社交平台，微商将会成为商业用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叫卖将会以网络的形式走进我们的生活，将会在无形中影响我们。 

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的变化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两个方面出发，从叫卖文化的变化中看商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以来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视野。从而得出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关联性：叫卖文化的变化反映商业发展，商业发展影响叫卖文化的变化。结合现在商业的发展趋势，进而对叫卖文化未来的变化方向做出预测。但由于我们组成员调查区域局限性和对材料掌握的有限性，科研能力有限，对这一项目论述和研究还较为肤浅，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我们组成员会继续关注这一课题，以期望能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将会继续发展，而叫卖文化则会随着商业的发展继续丰富其内涵和形式，叫卖文化在我国商业文化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重庆市永川区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作者：重庆市永川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永川调查队，永川区人民政府官网 ，2016 

篇4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3-0100-03

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各区域在经济发展中会形成自身的特殊性，要加快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制定最适合该区域的经济政策，而不是实行整齐规划的经济政策。目前，相关各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独立运行机制、相对特殊规律以及区域之间的差异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区域经济发展完全执行国家的计划安排，区域产业发展服从国家的计划布局、产品服从国家的计划调拨，市场机制不发挥作用，因此区域之间发展的差异不是由市场因素造成的，而是由计划安排和布局所致。改革开放以后，地方自不断扩大，区域产业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强，体现国家和各地区特殊性的经济波动更加突出。

一、全国和各地区经济增长及波动周期

本文将我国分为四个区域，即东北、东南、中部和西部。其中东北区域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东南区域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东、广东、江苏、浙江、海南和福建十省市，中部包括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内蒙古和山西七省市，西部地区包括广西、贵州、四川、青海、甘肃、宁夏、陕西、云南、新疆、和重庆十一省市，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定量分析区域经济增长和波动的相互传导和冲击响应等问题，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全国各区域经济总量波动特点及各区域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内在关联性。

表1是全国和各省自1953—2004年以来的当年价GDP和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增长率，并计算了以1952年价格为基价的全国和各省可比价GDP，以及全国和各区域的GDP增长率。

根据对表1的分析，改革开放前后全国和四大区域经济波动特征比较主要有以下特点：

表1全国和各区域GDP增长率

(1952年可比价)及其波动周期

年份全国东南东北中部西部195315.616.2420.058.5111.9519544.25.529.151.5813.5719556.8

1320017.510.049.128.938.7820028.311.2110.099.869.8520039.512.991111.3110.8420049.514.0612.4513.4212.021.改革开放后周期波动长度明显延长，扩张期比重明显提高，全国和各大区域经济稳定性提高且增长动力增强。以全国为例，改革开放前的25年间(1955—1979年)，共发生了7次经济波动，而改革开放后至今的25年间只发生了4次完整的经济波动。

全国和各区域的平均周期也明显延长，并且呈现加速延长和趋同化的趋势。早期延长幅度大的区域，近期延长幅度都减小，而早期延长幅度小的区域近期延长幅度明显加大。

2.增长型波动已经成为经济波动的常态，东南地区进入增长型波动的时间明显早于全国和其他各区域。出现经济绝对衰退现象的古典型波动全部发生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各区域均没有出现经济总量的绝对衰退现象。东南地区发生古典型波动的次数最少，而且进入增长型波动阶段的时间最早。从一定程度上看，东南地区在经济波动性质变化方面有明显的先行性。

石慧:区域视野下的中国经济波动与增长分析二、实证检验

研究各经济变量之间关联度高低最简便的方法是进行相关性检验。表2是改革开放前与后全国与各区域经济波动的相关系数。

表2改革开放前(后)全国和各区域

经济波动的相关系数

区域相关系数

(改革开放前)区域相关系数

(改革开放后)全国 东南0.90全国 东南0.81全国 东北0.87全国 东北0.65全国 中部0.87全国 中部0.64全国 西部0.86全国 西部0.69东南 东北0.89东南 东北0.58东南 中部0.78东南 中部0.69东南 西部0.71东南 西部0.72东北 中部0.74东北 中部0.42东北 西部0.70东北 西部0.52中部 西部0.72中部 西部0.63结果显示，各个时期、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波动均呈高度相关关系。为了深入研究全国与各区域经济波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相互冲击关系，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区域间的互动关系。

为提高和保证检验结果的显著性，首先将全国和各区域的年度GDP增长率换算以1952年为100的GDP指数，然后对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对数化指数为数据序列，对全国和各区域间经济波动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见图1)。

三、计量分析结果

1.全国与各区域之间经济波动的内在关联性呈增强趋势。首先各区域经济波动的相互解释能力总体呈增强趋势。从两个时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看，西部和中部区域与全国经济波动的因果关系由改革开放前的统计检验的不显著到改革开放后的显著；由东南区域的经济波动对全国经济波动的解释力也呈增强趋势；而全国对东南的解释力也在增强。

其次，区域间经济波动的相互解释力呈增强趋势。其中东北区域在改革开放前后与其他区域经济波动的因果关系在统计上一直是显著的。东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经济波动因果关系呈全面增强的趋势。

2.改革开放后全国经济波动主要由东南地区决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南经济波动对全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其他地区，并且其对全国经济波动的相对影响力呈不断增强的趋势。尤其在改革开放后，东南区域对全国经济波动的相对影响力超过了其他三个地区之和。二是东南区域对其他区域经济波动的反应程度远远小于其他区域对东南经济波动的反应程度。在改革开放前和后两张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图上的第一列反映的是其他区域对东南经济波动的反应程度，而第一行反映的是东南对其他区域经济波动的反应程度，从曲线的弯曲和延长程度可以清晰得出以上的结论。

3.改革开放后，东南和中部区域对自身波动的正向冲击反应比较明显，东北和西部则变化不够明显。这说明改革开放后东南和中部区域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提高比较快，而东北和西部区域则比较小。图1改革开放前与后全国和各区域间GDP波动的冲击响应函数曲线

蔡昉等人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形成原因，归结为我国经济改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梯度安排。中国经济改革遵循两条主线推进：一是在微观层次上放权让利和进行产权改革，如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和城市国有改革，二是在宏观层次上进行体制再造，如价格、金融、财政体制改革和培育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开放前期所进行的微观机制创新发端于中西部地区，继而推广到东部地区；而改革后期的宏观体制再造特别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发育，则首先在东部地区取得进展，随后才逐渐向中西部扩散。

分析区域视野下的中国经济波动和增长，应确立以下思想：并不希望落后不发达区域照搬发达区域的模式或做法，也不希望国家把原来给予发达区域的优惠政策简单搬到不发达区域的改革建设中。在中国加入WTO，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的现实环境下，政治动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东部地区的发展是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偏重下得以实现超常规的发展，西部欠发达地区也需要国家偏重的经济政策。

［参考文献］

［1］厉以宁．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3．

［2］高洪深．区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成思危．成因与对策：透析中国的通货膨胀［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孙建兵．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势与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参考，2000(12)．

［5］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J］．经济研究，1998(10)．

篇5

许学强先曾说过：“城市地理学研究历来有两大走向，一是把城市作为一个点，研究区域城市体系；一是把城市作为一个面，研究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两者都能为城市和区域的规划发展服务。” [1]因此，基于空间结构分析武汉市的城市发展是有必要的。本文将人口变化、产业发展及交通组织三项要素作为分析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旨在将理论与实际结合，以便了解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

1、改革开放后武汉市人口变化

城市人口分布以及密度变化可分为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及老年阶段三个阶段[2]。1978年～2010年，武汉市总人口数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其中1978-1982年、1985-1991年、1997-2008年出现三次明显增加（如图一所示）。可以初步判断城市在改革开放后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结构处于成长阶段。

2、改革开放后的武汉市工业结构与布局变化

1949年后，我国大力提倡发展工业，工业成为我国推动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胡华颖在书中提到：“工业结构的演进左右了空间结构的变化基调，而空间结构又可影响工业整体结构的效益与功能，进而影响城市的发展” [3]。城市原有的空间形态被厂房所替代，这一时期的城市用地快速向周边蔓延，导致部分地域出现工业与居住用地混杂的景象。

由于坐落在长江边的江汉平原，地理位置九省通衢，历史上的武汉市以商业为主，第三产业相对发达。

建国时，随着第二产业的崛起，第三产业比重相对下降，“一五”、“二五”时期，国家重点投资现代化工厂，武汉开发了大片的工业基地，如武钢、武重、武锅、武船等[4]，形成了相对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而这些大型企业周围配套建设有相应规模的居住区，使其成为城市空间扩展的重要生长点，城市跳出以旧城向外蔓延的趋势，倾向飞地式发展（如图二所示。注：图中交通环线为后期形成，此处作为参考）。

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迅猛发展，武汉市对已形成规模的十二个工业区进行配套调整建设，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相继形成沌口开发区和东湖开发区，成为远离主城的飞地和综合组团。武汉市逐渐形成了以主城为核心，7个重点镇和4个城关镇为卫星城的空间布局[5]，基于空间的工业发展态势如图三所示。

3、改革开放后的武汉市交通发展和用地演化

其一，城市形成发展与城市交通的形成发展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城市交通自始至终贯彻于城市的形成于发展过程之中。人们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活动的城市空间依靠城市交通的发展而不断扩展。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内部交通也随之形成与发展。两方面存在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反馈关系[6]。

其二，从历史上看，交通工具及运输方式的变革是新技术革命的起源和落脚点，当新的交通工具出现，城市的发展会突破原有的约束门槛，在更大的尺度范围内组成新的结构，然后采取填充的方式继续拓展[7]。轨道交通的实现，加速老城区更新改造的同时，也带动了郊区的配套设施建设[8]。

长江大桥、京汉铁路等兴建之前，武汉多为水运、小汽车或步行交通形式，城市多沿水道和马路发展。改革开放后，城市空间形态上除沿新修建道路轴线推进发展外，开始转向在原有用地周边蔓延和在已形成的发展轴之间进行填充发展。随着小汽车使用率提高，高速公路和机场建设带动放射式的城市快速路网形成。

其三，城市空间形态在客观上影响城市道路交通的选择，不同的城市空间有不同的交通需求特征，必然要求相应的道路交通与之适应，对于集中型城市来说，公共交通则处于主导地位[9]。

主城与周边郊区、卫星镇的经济活动、社会联系日益增多，城市轴向发展需求愈加明显。随着江汉三桥、五桥、白沙洲大桥（长江三桥）建成，京珠、沪蓉国道在武汉西南相交并由军山长江大桥相连形成围绕江城的一个“半环”。武汉中心城区是由三条联系三镇的环线来组织交通的（详见图二），环线的发展建设体现着武汉市城市建设的过程。

小 结

在现实中需要用综合的眼光看待城市的发展和空间变迁，考虑到城市发展的政策拉力和经济推力，并且做出合理的判断。武汉市的城市形态在历史原因、人口变迁、交通发展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经历了分散、集中、再分散的过程，各个时期都体现了时代和政策的明显特征。而在未来更多样化的影响，例如高铁及地铁建成，带动武汉市域的整体发展以武汉火车站为新主题，开发服务中部、面向全国的综合交通枢纽；大学城的建设推动黄家湖片区的改造，及城市文化中心的构建，武汉的空间格局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展 望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所处的政策环境和发展需要，因此城市的空间发展仍然可以通过定性结合定量手段进行预测，并结合工业、经济、交通、社会等具体要求进行调整，以达到合理利用空间、优化城市结构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许学强等.城市地理学[M]，第18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 周春山.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3] 胡华颖.城市.空间.发展――广州城市内部空间分析[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

[4] 许慧，丁时忠.武汉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探析[J].规划师，2004，（4）：88-90

[5] 洪亮平，唐静.武汉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及规划演变[J].新建筑，2002，（3）：47-49

[6] 毛蒋兴，闫小培.我国城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互动关系研究述评[J].城市规

划汇刊，2002，（4）：34-37

[7] 伍新木，罗琦.交通与武汉城市空间形态变迁[J].现代城市研究，2003，（4）：65

篇6

改革开放后的祖国

中国，是全中国人的骄傲，然而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祖国变得焕然一新，将一个全新的面貌展示在我们的面前，让祖国变得更加辉煌。一次我去了上海，发现因为改革开放上海变了，祖国更变了。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和妈妈匆匆吃完早饭，我们母女俩便踏上了征途。一路上，我不时朝车窗外探望，只见以前还是一片荒野的地方，现在都由高楼大厦代替，金茂大厦巨人般矗立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世界第三的东方明珠更像一根顶天立地的柱子，耸立在海天之间;宽阔笔直的中央大道宛如一根巨大的彩带，将陆家嘴和中央公园连在了一起，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不远处我还看到了南浦，杨浦两座大桥，宛如两条巨龙在天河上游玩。车到了北蔡，以前的茅房不见了，一幢幢漂亮的高楼拔地而起，宽阔的马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中央公园，我们买好票，刚走进公园，立刻有一股清香直扑我鼻，接着，一大片绿色呈现在我眼前，那起伏的草坪上，许多游人正在放风筝，我越看心里越痒，便央求妈妈也给我买个风筝，妈妈爽快得为我挑了个蝴蝶形风筝，结果我们的风筝飞得好高好高，我看着那自由自在高飞的风筝，真想坐在那风筝上把中央公园，浦东以及整个上海看遍，那才叫过瘾呢！玩好风筝，我们又往前走，只见湖边游人如织，有的在钓鱼，有的在戏水，有的在草坪上野餐，谈笑风生，多像一幅美丽的写生画呀！突然我们被一个巨大的喷水池挡住了去路，那些手臂一样粗的管子喷出的水柱一定有四米高，我暗自猜想着。不知走了多少路，终于到了尽头。听说，现在开放的只是公园的三分之一而已。

华灯初上的时候，我们才依依不舍得离开中央公园。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上海的变化太大了，祖国的变化太大了，因为改革开放祖国变得更加美丽更加辉煌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相信祖国将来会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神奇。

篇7

纵观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国经济保持了9.8％的高速增长率，但不少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投资过度扩张的结果，并非效率的提升，并且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倘若固守现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不仅可能丧失它，同时也将丧失核心技术，不利于长期发展。这种资本扩张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大量消耗了物质资本，也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目前中国的重要战略选择。

张卓元(2005)指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从“依靠资本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向“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入支撑经济增长”转变。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逐渐变革。涂正革、肖耿(2006)研究表明，在世纪之交，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已经开始由单一资本扩张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向以技术进步为主、资本深化为辅的多引擎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王小鲁等(2009)认为，目前经济增长中生产率进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1999－2007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改革开放早期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这与Jefferson等(2007)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刘伟和张辉(2008)将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离出来，发现技术进步已经逐渐取代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

实践证明，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而言至关重要，但技术进步来源于何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答案，Romer(1990)等学者将R&D整合进入经济增长模型，首次回答了技术进步的来源问题，他们认为，科技投入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因素，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没有科技投入，科技进步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基于此，加大科技投入已上升为左右国家安全及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科技创新越来越重视，科技财政投入持续快速增加，1994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仅为O.64％，而截至2009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已达543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2％，在“金砖四国”中已名列前茅(巴西约为1.02％，印度约为0.61％、俄罗斯约为1.07％)。2008年，瑞典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为3.60％、韩国为3.47％、日本为3.44％、美国为2.68％、新加坡为2.61％、中国台北为2.63％、德国为2.54％。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投入力度仍有待提升。

现实中，科技投入往往以省、市行政单位为转移支付的经济实体，基于此，针对省、市级层面数据进行精细分析，将有利于本领域研究信度与效度的提升。江苏作为我国经济与科技大省，2008年全省科技投入580.9亿元，首次超过北京位居全国第一。江苏如何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以苏南模式为增长点，长期保持科技投入体系的高效运转，是值得学界深入评析与探究的问题。鉴于以上观点，本研究将主要以江苏省的相关数据为依托，展开相应分析，以期检验科技投入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1、模型与数据

1.1　基本模型

无论是索洛模型还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都承认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有目的R&D投入的结果，R&D投入力度差别导致了各国问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显然，以R&D为主要内容的科技投入对一国、一地区的经济增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内外学者对于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使用的方法主要是计量经济学、灰色关联分析和DEA分析等。其中，计量经济学多以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为主，多数研究仅考虑科技投入和经济增长两个变量，忽略了其他因素影响，且时间序列容易出现多重共线性。基于此，本章首先构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研究框架，其次将时间序列的样本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利用VAR模型从动态角度分析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具体利用市际及长三角区域的面板模型衡量科技投入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贡献。

为了衡量科技投入(特别是R&D投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章采用生产函数法来估算，实证模型为：

yit＝a＋αitkit＋βlit＋γrit＋εit　(1)

其中，α、β、γ分别表示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科技投入的产出弹性。εit为随机扰动项。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采用工业增加值来表示产出，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来表示资本，全部从业人员年均人数来表示劳动力，用科技研究支出表示科技投入。关于物质资本的数据采用永续盘存法，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折算为2002年价格，折旧率采用设备寿命期为20年的折旧率的15％；科技投入的数据同样采用永续盘存法，以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折算为2002年价格，折旧率假定为15％。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江苏科技统计年鉴》、《江苏企业年鉴》、《江苏五十年》、《江苏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局网站统计公报等。

2、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

2.1　科技投入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

2.1.1　单位根检验和滞后阶数

我们建立的VAR系统中包括四个变量：产出(Y)、资本投入(K)、劳动投入(L)、R&D投入(R)。对所有的数据取自然对数以克服数据中的异方差现象。为提高估计的可靠性，对这些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所有的时间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经一阶差分后平稳，因此都为I(1)序列(一阶单整)。在设立VAR模型之前，需要确定滞后期K。根据滞后期确立的LR(Loglikelihood ratio)统计量、F统计量、赤池(Akaike)信息准则(AIC)、施瓦兹(schwartz)信息准则(sc)、Hannan－Quinn信息准则，确定出最佳的滞后期为2。

2.1.2　VAR模型检验及脉冲分析

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发现，各特征方程的特征根均位于单位圆内，模型稳定且整体拟合度较高，各扰动项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前，江苏省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投

入，滞后1期的资本投入产生了负面作用。改革开放前，由于资本的极度稀缺，必然造成资本的利用成本较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改革开放后，江苏省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并不显著。根据吕冰洋(1998)的测算，1978－2005年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555和O.445，(2006)测算出1980--2004年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O.654，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仅为0.196，资本的产出弹性均高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显然，改革开放后，江苏省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源于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的影响则不显著。其中的原因是，经过建国后长达30年的积累，江苏省已经成为劳动力相当丰裕的省份，在某些部门和行业出现相对过剩，劳动力的边际贡献率偏低。而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本积累相对丰富，自1984年进行的工业化改革主要依赖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一些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来自于资本积累(金培，2003)。

但是，我们也发现，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江苏省R&D投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不显著。改革开放前，江苏省技术水平偏低，主要依靠整套引进国外技术及设备。改革开放后，江苏省实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并进行自主研发。但是，由于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的局限，两个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的主要来源都是要素投入，科技投入的贡献有限。当然，从长远发展看，随着江苏省科技水平的提高，科技投入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脉冲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对科技投入冲击的累积效应，一开始形成对科技投入的持续正向响应，随后逐步增强，到第5年时正效应达到最大值，之后，显现出缓慢的衰减趋势，一直延续到第8年，此后保持稳定上升的水平态势。从长期来看，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影响时限更长，也更稳定。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大致相同，也是经济增长一开始产生对科技投入的持续正向响应，并逐步加强，到第4年正效应达到最大值，并延续到第5年，之后的3年出现缓慢的衰退，此后保持稳定的正向响应。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可以看出，也说明了江苏省经济增长与科技投入之间存在密切的长期关系。其经济意义在于，再次强调了政府在制定科技投入政策上应采取长期政策而非短期政策，这样才能促进科技投入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最终促进实际经济的产出。

经济增长对科技投入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是：改革开放前，科技投入在受到来自经济增长正向冲击后，出现2年缓慢的衰减趋势，但始终为正向响应，到第4年趋于稳定，随后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这种正向效应在初期呈递增趋势，此后出现短暂的下降后又稳步上升，直至最后趋于平稳。这表明改革开放前，江苏省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科技投入加大的原因。改革开放后的情形有所不同，一开始科技投入就受到经济增长的负向冲击，作用逐渐加强。这说明，改革开放后，科技投入增长并非是由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是政府对于科技投入的支持力度和企业对于科技学术重视。

2.2　科研投入对江苏省市级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将江苏13个市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作为次级样本进行分析，探讨R&D投入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如表1所示。

三大区域的资本投入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基于双对数的模型显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弹性系数分别为：0.2510、0.4084、1.1347，从苏南向苏北，资本的促进作用越强。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假设资本报酬具有递减的特征，由于较发达地区资本投入比不发达地区充裕得多，因而较早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引发了趋同效应是促使区域经济差异缩小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即发达地区)资本边际收益较小。另一方面，随着苏南地区经济基础日益雄厚，经济增长方式也逐渐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更加注重人力资本投入和科技投入。

劳动力投入在苏南地区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计参数为0.2975，但在苏中地区和苏北地区均不显著。其中的原因是，苏南的劳动力素质较高，人力资本的初始禀赋较高；苏中和苏北劳动力素质较低，虽数量众多，但人力资本的初始禀赋较低，而人力资本的初始禀赋与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显著正相关。王小鲁、樊纲(2004)进一步分析了人力资本对不同地区的贡献率，研究表明，中西部与东部之间在人力资本禀赋存在差距，加之中西部科技成果市场化程度远低于东部地区，严重影响了人力资本的回报率。

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计参数分别为0.3524、0.3204和0.2043，从南向北，逐渐递减。主要原因在于江苏省实施从苏南到苏北梯度推进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导致地区市场化发展差距较大。苏南地区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较高，企业市场竞争意识强，往往会主动地进行R&D等技术创新活动以提高产品竞争力，面向市场的科技投入配置效率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苏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市场化程度不高且进展缓慢，企业进行科技投入的意识较弱，需要政府进行引导和支持，导致市场导向型及科技投入的回报率均低于苏南。苏中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介于介于苏南、苏北之间。

研究还发现，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低等科技地区最高，产出弹性为0.9094；中等科技地区次之，产出弹性为0.7254；高等科技地区最低且不显著。R&D投入对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高等科技地区、中等科技地区和低科技地区的估计参数依次为：0.4249、0.2829和0.1236。说明科技水平较高的的地区R&D回报率也相应较高。

地区间资本和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差异体现了不同时期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动力。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扩张而非效率提升，但这种增长方式在逐渐转变，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因素。这在地区间表现的更为明显，高等科技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发生变化，由资本驱动型向科技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等科技地区相对滞后，低等科技地区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需较长的一段时间。

此外，高等科技地区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进行研究开发和技术引进的基础相对较高，在科技投入和产出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且高等科技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较高，能够满足R&D人力资本投入的需要，有利于产出效率和回报率的提高。而中等科技地区和低等科技地区经济基础较弱和科研环境都相对差，人力资本水平也相对较低，难以与R&D投入相匹配，产出效率和回报率也低于高等科技地区。

劳动力对高等科技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计参数为0.4895，但在中等科技地区和低等科技地区均不显著。具有较高科技产出的地区对于人力资本的需求也更高，并且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禀赋，例如，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等市是拥有高校数量较多的几个市，人均受教育水平也相对较高，导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中等和低等科技地区相对较差，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

3、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VAR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计量检验了科技投入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结论如下。

①VAR模型显示，要素投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改革开放前，江苏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改革开放后，则主要依靠资本投入；科技投入难以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

篇8

爷爷说，过去的生活像一杯白开水，无色无味。

爸爸和妈妈也讲过属于他们的故事……

改革的春风吹满了神州大地，赶走了黑暗而寒冷的冬天，迎来了光明和温暖的春天，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宛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国民的各项素质不断提升，综合国力不断强大，开始与国际接轨，摆脱了“贫穷”的煎熬，圆了老一辈的梦！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楼房，人民丰衣足食。变化最大要数以前那坎坷不平且泥泞的羊肠小道了：随着“嘟嘟嘟”“咝咝咝”“丁冬丁冬”的机器声，组成了一首美妙的交响曲。一条宽阔而平坦的水泥路呈现在了大家的眼前，就像祖国妈妈的筋脉，还“扑扑”地跳动着呢！

爸爸和妈妈说：“我们那时候的生活好似一杯茶，有色而清香。”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以来，我们亲身感受到祖国的变化！生活水平不用说了，文化素质也变得更高了！你瞧，我国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神七”圆满问天，中国航天员首次出舱在太空中留下历史的脚印不正是很好的证明吗？中国不再是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谐的国家，他向世界展示了我们中国的风采！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像一杯果汁，多彩而甜蜜！

篇9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2-0292-02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它与意识形态在基本价值取向上具有内在同一性，它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同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台江苗族民间信仰种类庞杂，内容繁多，根深蒂固于苗族民众生产生活实践中。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台江苗族社会的发展变化，台江苗族信仰礼仪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祖先崇拜淡化

自古以来台江苗族就有崇拜祖先的习俗。改革开放后，随着台江苗族社会的发展变化，苗族祭祖仪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祭祖观念淡化。鼓社祭是台江苗族最隆重而且规模最大的祭祖活动，鼓社祭之年，苗族民众以鼓社为单位举行群体性的祭祖仪式。根据1955年台江县人民政府初步统计：解放初期，在台江的覃膏、孝弟、德条三乡镇的1 552户家庭中，人们在举行鼓社祭时就杀去393头鼓藏牛，以当时每头牛平均100元（按旧币折合）计算，共计39 300元。而每头鼓藏牛又要喂三年，每天每人割草花费的劳动力以0.40元计算，三年合计169.676元。此外，杀鼓藏牛时，每家亲友前来送礼祝贺，估计每头鼓藏牛平均礼物15元，393头年约计5.895元。在杀鼓藏牛的第二年又要杀鼓藏猪，几乎每户杀一头，也有一户杀两头的。据估计杀去的鼓藏猪大约400头以上，以每头平均15元计算，累计6 000元，以上共计达22万余元。在台江县交汪寨，总户数196户，1955年用48头牛在吃黑鼓时打架，附近村寨有五千余人到场参观，虽经主事者在斗牛完毕后宣布接受党的教育，厉行节约，不再宰杀牯牛，不按旧例招待亲友，以免浪费。但是还有800多人在交汪苗族村寨吃住一晚，仅酒饭就耗去8 000多斤谷子。如果按照原有旧俗，那么在交汪寨吃喝通宵，至少会有三四千人。 1955年台江九龙乡有四个贫农一共凑了一百九十八元买了一只牛，预备参加斗牛后杀来“吃鼓藏”。改革开放后，现代文明对台江苗族社会的影响不断加深，各种社会主义新文化、新风尚逐渐渗透到苗族人民日常生活之中，苗族人民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在当今台江苗族社会，苗族同胞举行鼓社祭时，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以鼓社为单位举行集体性的祭祖仪式，而是以亲族为单位举行家族式的祭祖活动，而且没有出现大批宰杀耕牛的现象。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城郊地区和施洞口清水江一带，部分苗族家族已经没有鼓社祭习俗了，他们都仿照汉族习俗在过客家年和清明节时自由举行祭祖仪式，鼓社祭习俗渐渐淡化。

第二，祭祖仪式公开化。改革开放后，台江苗族在举行鼓社祭时，祭祖程序和仪式已经简化，各种祭祖禁令被解除。例如，按黑鼓祭旧俗，旧时祭祖须有一套接鼓、翻鼓、制鼓等特定的程序、仪式和专门的鼓藏语言，其中的某些环节仅限本家族人员参加，外人不能参与或观看。如今，时逢鼓社祭之年，人们举行祭祖仪式时，为了迎合游客需要，祭祖活动中常常出现游客与家族成员共同参加的盛大场面。过去只有在鼓社祭之年才能敲的铜鼓或木鼓，只有在举行鼓社祭时才能跳的木鼓舞，现在在台江反排等地，适逢农闲时节或岁首节日，只要有游客来访，人们可以随时为旅客表演，让旅客随意欣赏。其中，2002年农历10月，台江反排举行鼓社祭活动，在的各种文告中，一改以往由鼓社有关规定的惯例，而是由村委会和鼓社共同。进入21世纪以来，在台江苗族鼓社祭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外来游客与当地苗族民众共跳芦笙舞，共同合影留念的现象。

第三，祭祖礼仪由文化功能向经济功能转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台江苗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鼓社祭的文化功能减弱，其商业性内容日益增强。在台江苗族地区，如今举行鼓社祭已经不是一项单纯意义上的民间娱乐活动。相反，人们举行鼓社祭的真正目的在于，利用当地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吸引外来游客，以文化消费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鼓社祭期间，台江苗族民众尽量以奇异艳丽的方式展示本民族的祭祖文化，让文化消费者在参观这一异域文化过程中获得一种心灵的享受和满足。面对这一奇风异俗，游客追求的是一种猎奇式的异域风光，他们并不在乎苗族祭祖礼仪的原生态性质和真实寓意。游客以“误读”的方式在心中获得一种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当地苗族人民关注的则是文化消费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利益。在游客与苗族同胞之间便形成的这种“默契”中，彼此间的需要和愿望都得到了实现。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台江苗族鼓社祭已经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

二、神灵信仰减弱

改革开放后，随着台江苗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的进步、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以及当地苗族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苗族民众对生、老、病、死等现象逐渐由盲目诉诸鬼神保佑转向求助于科学的解决方式，台江苗族地区的神灵信仰习俗出现衰落之势。

第一，神灵观念削弱。台江苗族人民普遍相信鬼神的存在，鬼神信仰种类繁多，祭祀鬼神一般须请巫师主持。许多祭祀典议都有固定的程序和内容，世代相沿成俗。特别是苗巫的咒辞，不仅有请神、送鬼的咒辞，有大量专述苗族历史、祭祀语词，同时还有各种古理、古规、古词等，民族特点十分浓厚。苗巫是苗族文化的保存者、传播者和代言人，熟悉本民族的源流和历史，懂得本民族的各种礼仪和传统道德规范，在群众中很受尊重。凡婚嫁、丧葬、建屋、架桥，甚至出门办事等，都要请巫师看吉凶、选吉日。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文明在台江苗族社会的传播，促使当地苗族人民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思想意识以及价值观念发生嬗变。在当代台江苗族社会，人们不再以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追根溯源来获得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他们逐渐失去对神灵的敬畏和依赖，其内心深处的灵魂观念和原始巫术意识逐渐淡化，民族传统观念淡薄。广大苗族同胞对世俗生活自我感受的关注，必然削弱其民族传统文化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从而加速了苗族传统文化的“异化”进程。如今，尽管在台江县境内一些较为落后的苗族村寨还广泛存在着招龙求雨、扫寨、招魂等旧俗，但其神秘性已不如过去。人们在举行上述祭祀活动时，祭祀人员和宰杀牲畜数量都相应减少。过去使用杀牛送鬼，如今改用牛角和牛尾巴代替；以往规定杀猪送鬼，现在改用猪头或公鸡代替；旧时往往是全族人或本家族成年男子参加，而现在只需祭师主持，主家或三五位旁人陪同即可。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苗族民众认知水平的提高，台江苗族地区的招龙求雨、洗寨、祭嘎哈等习俗逐渐消失。

第二，巫术活动走向衰落。在台江苗族传统社会，医药落后，苗巫掌握着民间巫术，依靠民间偏方和草药为广大苗族民众治病。巫师借助巫术活动沟通人和鬼神，以祈福消灾，驱邪除病，人们对之深信有加。改革开放后，苗巫的作用已经大大减弱，他们在社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与过去相比明显下降。21世纪以来，虽然在台江广大苗族地区仍然存在宴请巫师驱鬼治病的旧俗，但占卜仪式和层序不再像以前那样严格烦琐，占卜所用祭品趋向简单化，巫师报酬趋向经济化。过去巫师给病人治病，一般都要根据患者病情宰杀猪、牛或羊等畜生驱鬼。现在巫师给病人治病时，通常只需宰杀鸡鸭等畜生，这些祭品主要用于主家与巫师一起食用，事后巫师往往会拿取一定的现金报酬。就目前情况而言，巫师做一次占卜活动的报酬少则一二十元，多则三五十元不等。这种变化不仅与改革开放以来苗族地区巫师数量稀少有关，而且也与当地苗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紧密相连。本世纪以来，随着台江苗族地区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们的部分疑难病症可以通过医疗机构得到有效控制和治疗，因而当地苗族民众诉诸巫师占卜治病的现象逐渐减少。如遇疾病，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到医疗部门救治。即使部分苗族民众依然信奉巫师占卜，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寻求心灵慰籍而已。近年来，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迅速发展，人们的迷信观念逐渐淡薄，其求巫现象大为减少，台江苗族村寨巫师后继无人的现象十分严重，有的巫师现在已七八十岁高龄，他们一旦去世，以祭神驱鬼为特征的占卜活动必将随之消失。

三、信仰禁忌的消除

解放前，台江县苗族地区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一旦遭遇灾祸或瘟疫，只知求助神灵，祈祷平安。村寨内外，鬼师施法痕迹比比皆是。改革开放后，台江苗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1981年，全县组织学习“全省农民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开设教学点26个，29个班，学员806名。1986年，有扫盲夜校162所，198个班，4 843名学员，脱盲者有936人。1989―1990年，脱盲率达80%以上。为贯彻国务院的《扫除文盲工作条例》，1992年先后举办了1788个扫盲班，脱盲17 092人。台江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使许多苗族青年有机会接受现代教育，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了他们认识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与此同时，台江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当地广播、电视、书籍、报刊、影视、电子网络等新兴知识传输工具迅速发展起来，这些现代传媒工具的兴起为广大苗族民众了解外部世界提供了条件。大量现代文明传入台江苗族地区，各种新信息、新观念和新思想不断渗透到苗族民众日常生活中。台江苗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加速了现代文明在台江地区的传播，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苗族人民的传统价值观念。随着台江苗族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的神灵崇拜意识逐渐淡化，迷信观念日益淡薄，神灵崇拜现象大为减少，各种信仰禁忌也随之消除。

参考文献：

[1] 石宗仁.苗族多神崇拜初探[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4）.

篇10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0150－03

一、前言

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东亚奇迹的神话”一文中指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高速增长所依靠的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大量使用，而非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提高，并认为这种依靠高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与前苏联黄金时期的增长模式没什么区别。因此，克鲁格曼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会持续的，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恰恰印证了其预言。

经济的增长一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一是提高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然而，地球上的资源是稀缺的，因此要素的投入不可能是无限的；再有，根据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如果其他因素不变，产出随着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到达一定极限后，产出将随着要素投入的增多而减少。由此看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只能靠生产率的提高来维持。

我们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来作为衡量生产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是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首先，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即分析各种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识别经济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增长，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其次，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是制定和评价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基础。具体来说，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与要素投入贡献的比较，就可以确定经济政策是应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应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为主。

黑龙江省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在建国初期为我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居于全国的中下游。黑龙江省是一个资源大省，有着丰富的煤、铁、石油资源，然而，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究竟是要素投入增多所带来的呢，还是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的提高而造成的呢？本文就此问题，利用参数方法对黑龙江省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分析各投入要素和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分析方法的介绍；第三部分是数据的说明；第四部分是报告回归结果，并分析结果；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并针对结论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二、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方法

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方法可归结为两大类：一是增长会计法，一是经济计量法。增长会计法是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基础的，估算过程相对比较简单，考虑因素较少，但其假设约束较强，也较粗糙，因此我们在本文中选择使用经济计量的方法。

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定量研究上，荷兰的丁伯根被认为是第一个使用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随后对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具有重大贡献的是Solow，他将产出增长中扣除资本集约程度增长后的为被解释的部分归为技术进步的结果，称为“索洛余值”，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后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在索洛和丹尼森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生产率进行度量。以所说的生产率度量均属于参数方法，即首先通过对生产函数的估计，再在这一估计结果的基础上对生产率进行估计。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生产率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生产率的度量也出现了新的突破，非参数的方法被运用到了生产率的度量领域。最典型的方法就是Malmqut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其主要通过线性规划技术对产出进行分解，从而计算出生产率的变化趋势，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穴Data Envelop Analysis， DEA?雪计算出Malmqutist生产率指数。非参数方法即DEA方法通过所观测的大量数据，基于一定的生产有效性标准找出位于生产前言包络面上的相对有效点，通过计算实际生产点与前沿面各点的距离得出生产率的估计值，并将生产率的变化直接分解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变化。虽然非参数估计方法有不用寻找生产前沿面的具体函数形式等优点，但DEA方法很容易受数据度量误差的影响（Chen， Huffman and Rozelle，2003），同时也无法控制住生产过程中一些随机性的影响。因此，本文将采用参数的方法对黑龙江省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

布兰查德和费希尔（Blanchard and Fischer）采用索洛（Solow，1957）提出来的一个经济增长分析方法，把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之和，他们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变化完全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要素产出比率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借鉴这种方法，构建出黑龙江省经济增长的树理模型。

函数（12）的经济含义即为：产出的增长率等于TFP增长率、资本要素投入量增长率和劳动力要素投入量增长率的加权和。

三 数据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黑龙江省统计年鉴》（1980―2006年），下面我们将对本文所采用的变量进行具体说明。

1．产出变量。本文所使用的产出变量是黑龙江省各年的GDP总量，为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本文对各报告年的名义GDP进行了折算，将名义GDP折算成以1978年不变价格的实际GDP。

2．资本要素投入变量。资本要素投入变量在本文中我们选用黑龙江省每年年底的资本存量。由于官方数据仅提供资本每年的增量，也就是说仅仅有流量没有存量。现我们使用永续盘存法对黑龙江省每年年底的资本存量进行估计。永续盘存法的计算公式为：

初始年份即1978年年底的资本存量，我们直接使用张军等（2004）所估计的结果，即黑龙江省1978年年底的资本存量为159亿元。据此，我们可以估算出1979―2005年黑龙江省每年年底的资本存量。

3．劳动力要素投入变量。劳动力投入要素变量在本文中我们选用黑龙江省每年的社会从业人员总数，此数据可直接从各年年鉴中获得。

四 估计结果及分析

现在我们将数据根据方程（4）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

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模型整体回归拟合的效果比较好，F统计量为6643．479，并且显著水平小于1％。而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Square）也比较理想，其值为0．9988，接近于1；自变量回归的结果也比较显著，且在1％水平下显著；D―W值为2．0168，也可以接受。因此，我们得出资本要素投入量的弹性为：0．5977，根据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我们可以得到劳动力要素投入量的弹性为：0．4023。

根据方程（9）我们可以得到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式（12）我们可以得出资本贡献率、劳动贡献率和TFP贡献率（如下图）。

接下来我们根据估计结果并结合上图分别对资本贡献率、劳动贡献率和TFP贡献率进行分析。（1）资本贡献率。从整体趋势上看，资本贡献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呈下降趋势，在1980年到1987年这八年中，资本贡献率起伏不定，然而从1988年开始，资本贡献率开始趋于稳定，并且逐年下降。从1987年的98％一直下降到2005年的58％，这说明在这一时期中，黑龙江省经济的增长还主要是靠固定资产的投资来拉动的，这也恰恰是本文开篇中克鲁格曼所描述的情况。钱纳里（Chenery）在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1971年到1992年的估计中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贡献平均为48％。而我们黑龙江省一直到2005年，还比这个平均水平高10个百分点。但值得庆幸的是，黑龙江省近十几年中资本贡献率一直在下降。（2）劳动贡献率。观察上图我们发现，劳动贡献率一直以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稳定在11％上下。然而我们通过对黑龙江省1978年和2005年从业人员数量的比较上看，2005年的从业人员总数是1978年的1．73倍，人数虽有所增加，但对产出的贡献却一直未有增长，这从侧面反映了我省劳动力素质并不很高，人力资本的质量也并未有很大的提升。（3）TFP贡献率。TFP贡献率在1980―1987年间同资本贡献率一样起伏不定，从1988年开始趋于稳定，并逐渐上升。并且TFP贡献率在1992年之前一直为负值，从1992年开始为正值，这说明黑龙江省的技术进步在1992年之前对经济增长起了阻碍作用，这与黑龙江省工业技术老化有很大的关系。从1992年开始黑龙江省的技术进步才开始对经济增长有正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从1992年开始，黑龙江省已经开始注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TFP贡献率也从1992年的13％上升到2005年的27％，这仅仅比钱纳里所估计的结果高了2个百分点。

五 结论

本文利用改革开放后的黑龙江省宏观数据，对黑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计，并进一步估计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论如下：

1．资本贡献率逐年下降，TFP贡献率逐年上升，依靠资本投入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向依靠技术进步发展的模式转变。虽然固定资本的投入依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从长期趋势看，资本贡献率逐年降低，TFP贡献率逐年上升，这表明黑龙江省已经开始注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了。

2．劳动贡献率稳步发展。劳动贡献率自从改革开放后就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在11％上下浮动，然而在改革开放后，黑龙江省的从业人员数量却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7倍，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中，黑龙江省的人力资本质量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针对黑龙江省发展经济的现实情况，并结合本文的估计结果，我们提出建议如下：

1．加大科技投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各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开放后的时期内，甚至在未来的发展中，黑龙江省经济的增长还是主要依靠固定资本的投入，所以说我们不能就此忽略要素投入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应该更清楚地认识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2．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黑龙江省作为建国后的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的比重占50％以上，因此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是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3．加大公共教育投入。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加大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也是黑龙江省发展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

[2] 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2005，（6）．

篇11

一、1978-1996年，师范教育的“春天”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社会分工、待遇水平相差不多，收入差距不大，社会分层状况不是很明显。师范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它受国家资助，从中国历史上南洋公学师范院校的建制开始，师范生就享有国家“两免一补”的特殊政策和从教义务，即师范生入学起不需要缴纳学费、住宿费，并补助在校期间的生活费，且享有毕业后从事国家教育事业的义务。社会上受到儒家尊师重教的传统思想影响，从事教师行业是人们心中的理想职业选择。从而师范学校在招生、培养、就业等环节都得到兴旺发展，所以我称这一时期是师范教育的“春天”。

探究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变化的动因要从我国改革开放后谈起。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确立，确立起以考试制度为核心、以学习能力为标准的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使建立在血统、家庭出身上的教育歧视已不复存在。人们开始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通过分数面前的平等，获得平等的教育权利，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向上流动的可能。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是最有意义的投资，许多家庭愿意为此节衣缩食，认为“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而对于众多农村学子来说，“跳农门”前后人生境遇的巨大变化，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示范效应。全民族被压抑已久的学习热情、教育热情激烈地迸发出来，形成70年代末“科学的春天”的热烈景象①。

（一）确立师范教育优先发展地位 师范教育是个人升学的理想选择

改革开放后，我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迫切需要培养出对国家各项事业建设有贡献的高科技人才。基于师范教育在教育事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国家确立师范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93年《教师法》又对师范教育作了专门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办好师范教育，并采取措施，鼓励优秀青年进入各级师范学习。”此后，颁布与实行了一些重要的法规政策，探索和改革师范教育的新路子，使我国师范教育进入了迅速而良性发展的新时期。

在人们吃“大锅饭”、赚一样多的钱，经济收入差距不大，社会阶层分化状况不显著时期，选择就读师范院校无疑是具有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双重标准的理想选择。

（二）师范教育体制变化

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各项事业建设在经济发展牵头的热浪中飞速向国际舞台调整与转变，教育体制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师范教育制度也由完全封闭型逐步走向开放。1987年以前，中央或地方政府承担了高等教育的全部成本，学生不需交付学费且从政府得到补助；1997年高校扩招后，在受教育者普遍按照成本分担原则缴费入学和高等师范院校转型的背景下，师范大学开始实行逐渐收费乃至全额收费制度。自此，师范教育告别免费政策进入全面收费阶段。

二、1997-2007年，“酷热难耐”的师范教育

改革开放后期，国家各项事业制度的调整与转型带来了经济的蓬勃发展。师范教育在经济发展的理念冲击中明显失去了优势，加上师范教育不再具有吸引人们眼球的免费教育政策，师范学校教育被远远地抛出个人择校的视线中，师范教育不再是个人职业规划的理想选择。因此我称这一时期的师范教育是不堪承受的“酷热难耐”，是热爱教育事业的人们心头急得“酷热难耐”。

（一）师范教育“失宠”

新世纪以来，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多严重影响教育的公平发展，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性②。同时，我国的社会分层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阶层结构变得更加复杂，更是出现了“学历社会”的基本特征。人们为了获得未来可人且收入丰厚的职业，进而获得社会阶层中的有利位置，开始了对高学历的追求。此时，恰逢高校“扩招”，个体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加③。人们现实地选择毕业后经济回报率高的职业作为阶层转上的跳板，逐渐呈现出“个人本位、经济第一”的择业观念。教师工资待遇没有提升的情况下，师范教育不再吸引人们眼球。

（二）师范教育不具吸引力的成因分析

1．师范学校内部因素对个体选择师范学校教育的影响

市场化思想的确立，使师范生培养走向非专业化道路，非师范生只要岗前取得教师职业资格证书就可以负责以前只有师范生才能担当的岗位；招生并轨后师范毕业生没有定向的工作院校，师范院校毕业生的就业优势已不复存在；调整转型后的师范院校不再受政府计划支配，能较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独立面对市场，却也造成师范学校特有的师范性课程在转轨中逐渐弱化的后果，最彰显其师范教学特色的实践环节草草了之，导致师范生培养质量不高。因此工作招聘时，师范生没有显现出其专业优势，竞争力不强，造成社会对师范学校教育认可度下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其他行业的就业状况和就业后的待遇水平相比，教师的社会地位偏低、经济待遇不高；且这一时期社会中工商业等蓬勃发展，教师职业吸引力也相对减弱，师范教育将逐步丧失传统优势。在这样的困境中，师资培育机构虽然不愁学生来源，却不足以吸引“优秀学生”报考，以培养“优质教师”的单纯目标自然不再受到人们的追逐。

2．以家庭阶层背景为标志的家庭因素对个体教育选择的影响。

除学业成绩之外，家庭经济能力和权力背景也成为影响个体教育选择的重要因素。生长在优势地位阶层家庭里的孩子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本，他们拥有的高等教育选择机会远远多于其他阶层的孩子，因为他们的起点高、“垫脚石”也高，可以自由地选择喜爱的专业，即使他们有志于从事教师职业，师范教育免费与否都不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来自家庭经济资本不高却拥有较高文化资本的中间位置阶层家庭的子女，可以潜移默化地接受家庭中的文化资本，或者将家庭中的文化资本转化成经济资本来获取该阶层子女心中理想的择校路径，选择师范教育的可能性也不大；但家庭背景处于基础阶层的子女在选择高等院校时与其他阶层的子女相比顾虑较大，考虑的因素较多且复杂，他们对家庭的实际情况最为了解，十分清楚家庭对他们高等教育经费的支付能力。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多家境清贫却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愿意选择师范学校教育，因为师范教育“两免一补”的优厚政策和教师稳定的工资收入能使他们的生活得到保障，能使他们成功跨越阶层差距带来的障碍和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工作时，他们在这种良好意愿的内在推动下呈现出工作热情肯干的外在表现。而改革开放后期，师范生不再享有免费教育政策和教师工资待遇偏低的状况下，使得这一阶层的子女宁愿选择借助国家贷款或奖学金补助的形式完成学业，从而选择经济前景更好的专业学习，师范教育的吸引力基本丧失；被迫选择师范院校的学生不再是成绩优秀、家境清贫的基础阶层子女而是主观或客观上“淘汰”出来的学生群体，导致在校期间学习没有动力，工作后又没有热情，巴望着赶紧“跳槽”。教师素质不重影响师范教育的社会声誉，甚至师范教育成了“低水平”的代名词，进而形成了师范学校生源质量不高、社会中教师声誉下降、优秀青年不愿意从教的恶性循环局面。

三、“麦田里的及时雨”――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

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国家从战略高度作了精心的考虑和准备。教育是人们进行社会阶层置换的中介领域，是对人们的社会地位升迁起干预作用的重要变量，是使人们获取较高职业地位和较高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国家为了使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和个人改变命运、向上流动达到平衡发展，从战略高度出发推行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使得“酷热难耐”般“教育麦田”里的师范教育迎来一场“及时雨”。通过公共财政干预机制调控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把真正有志于从事教育事业的优秀青年选，从根本上抓住了培养优秀教师的源头，从而有助于教育质量提高和教育公平扩大，正是新世纪促进教育公平、构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

注释：

篇12

指导教师：李道坤

每年的十月一日是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是我们的伟大祖国妈妈的生日。伴随着风风雨雨，我们的祖国妈妈已经快61周岁了。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运输日益先进，条件的改善使街道变得宽敞平整，人们出行井然有序。60年代，开门就是山、抬头就是坡、迈步就是坎。“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60年代后的今天，水、陆、空构建的立体交通枢纽网络，让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

听爷爷说，建国时期，人民生活贫困，食不果腹或粗茶淡饭，听姨妈说，改革开放前，人民的生活水平稍有改善，但食物匮乏单调，人民营养不足，有些农村没有解决基本上的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但可以吃饱，还可以吃好，营养好均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