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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有制结构特点分析建国初期,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工业基地”,国家不断地将一系列的重点项目建设在东北地区,“一五”“二五”期间建成大批大型国有企业,成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重要支柱,是我国国有经济最集中的地区之一[4]246-271。60多年来,面对国内经济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东北地区的体制性、结构性、阶段性矛盾日益显现,内生增长力量受到抑制,东北地区国有企业逐步走向衰退,但自始至终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严重制约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直至今日东北地区市场机制尚未充分得到发挥,延缓了市场化进程,严重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空间。2005年东北三省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7171家,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673家,占工业企业总数的15.57%,创造工业产值11911.82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63.23%。受东北地区所有制结构特点影响,国有企业控制较多产业,民营经济必然会受到排挤。因此,东北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相对较小,无论是政府扶持力度、人力资源投放还是金融投资等方面,都受到严重制约。
(三)产业结构特点分析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工业基地,“一五”、“二五”期间在国家倾斜政策和大规模投资下,形成了以汽车制造、化工、冶金为支柱的三大产业,重工业发展突出,第一、三产业发展薄弱,产业结构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东北重工业基地的第二产业已经呈现出衰退态势,但由于东北地区第二产业比重远超过第三产业,而且第二产业多数为投入大,产出慢的行业,进入的门槛较高,因此民营经济很难进入,经济衰退态势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尤其是国有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占比中明显偏大,国有企业多数集中在第二产业,挤出效应导致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只能集中在附加值较低、技术和资金门槛较低的第三产业。
二、发展东北地区民营经济的优势因素分析
(一)具备优良的基础设施东北地区作为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在改革开放前是我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具有完整的重化工业生产和配套体系,当年国家大量投入的基础设施,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5]。与其他地区比,东北地区拥有完善和高密集的铁路网,沈阳铁路枢纽更是在铁路客、货运量上名列前茅。东北南部拥有海岸线2178公里,已经逐步形成东北亚航运中心,不仅有大连港,还有新的亿吨级大港营口港,以及具有发展潜力的锦州龙栖湾港、丹东海洋红港和葫芦岛石河港,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为东北地区民营经济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二)具有优秀的人力资源东北地区具有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这些发展成熟的国企中具备大量优秀的产业工人,这些工人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较高,是技术创新发展的坚实基础。当面临国有企业改革,工人下岗,这些劳动工人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优秀的劳动力。另外,东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高,集中了大批高校和科研院所,目前拥有普通高校154所,占全国普通高校的11.3%,本科院校78所,占全国本科院校12.4%;专业技术人才210万,占全国技术人才10%[4]246-271。教育综合水平和科技力量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三)国有企业改革机遇东北地区作为我国老工业基地,国家曾大力扶持东北地区建设,固定资产投资较大,国有企业拥有巨大的资本存量,并培养和聚集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调整和市场化经济的发展,资源配置发生改变,而东北地区国有企业转变较慢,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资产呆滞、效率低下。当这些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退出后,所形成的产业空间、国有资产和大量的下岗人员,都必须而且只能由民营企业来承接。通过民营企业将这些生产要素重新整合,不仅为国有企业保值增值提供保障,也为民营经济的资本扩张和行业拓展提供条件[6]。
三、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一)采取外向型发展,突破区位限制东北地区的地理区位虽然远离我国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受到辐射效应几乎为零。但其东临俄罗斯、韩国、日本,是东北亚中枢地带,是我国参加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的前沿阵地,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加强与俄、韩、日的合作与交流,开展多边贸易合作、参与东北亚国际经济开发,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吸引外资,加强与外资企业合资合作,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当前由于东北亚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为各国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垂直型经济合作与分工提供可能。因此我国东北地区利用区位优势,即可发挥优厚的加工工业基础,承接日本和韩国的产业转移,也可利用俄、蒙、朝的资源优势,加强产业加工发展[7]。1.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改变粗放生产方式东北地区资源丰富,多年以来民营经济发展主要以丰富的资源为依托,采取粗放型生产模式,生产技术落后,产业链条短,加工度低。因此,充分利用毗邻俄、日、韩三国的地理优势,以提升生产企业生产技术水平为出发点,通过从俄、日、韩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等方式,建立新型精细化生产模式,将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之后,再将产成品出口到国外,最终达到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产品市场的目的。由于民营企业机制灵活,能更好地发挥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根据需要有效地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大大促进民营经济发展。2.引进外资,增强与外企合资合作东北地区大型国有企业主要从事重型机械制造和化工业,行业准入门槛高,因此一般民营企业很难进入,即使想为大型国企生产配套产品也会受到技术制约而很难完成。东北地区利用区域内生产要素和优势产业,以及为大型国企生产配套产品的契机,大力吸引外资进入,采用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合资合作的形式,提升企业综合能力,在生产和管理方面达到为大型企业配套要求,与此同时可以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生产技术落后等问题。
大多数学者把民营经济界定为非国有、国营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总和,认为民营经济等于非国有、国营经济,他们对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评价主要从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融资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但是考虑到民营经济发展受制于区域综合环境的影响和约束,任何单一角度的研究都不可能全面评价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劣情况。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根据深入企业、机构调研得来的数据,各类官方年鉴数据和先期已有的相关数据,选择相应的统计方法,进行深入分析,严格依据科学性、完备性、可量性、区域性和规范性等评价原则,从宏微观和内外部视角对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
(二)评价思路
对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评价需注意研究视角的选择,宏微观视角下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评价注重的是总量和结构问题,而内外部视角下强调的则是时间动态条件下环境的变异情况。本文同时选取宏微观和内外部视角,从经济总量和结构、市场需求、政府行为、产业政策、企业权益保护、环境规制力度、金融总量与结构、人力资源禀赋、技术与投资水平等方面选取指标,采用PCA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研究,最终得出客观真实的评价结果。
(三)评价方法
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评价具有属性多样、结构复杂的特性,要进行有效的评价就需要建立多指标、多层次的评价系统。对结构复杂层次系统的研究经常采用层次分析法分析,然而层次分析法在赋予各层次因子权重时常带有较大的主观性。相比之下,PCA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层次分析法的缺陷。PCA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把错综复杂且彼此之间有机联系的变量归纳为少数几个主要因子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它采用定性信息定量化的途径使复杂的问题变得明朗。本文采用PCA主成分分析法将数个评价指标综合,构建多因素综合模型,试图更为全面地评价民营经济发展环境。PCA主成分分析法的思想是,对观测变量分类,将相关性较高的变量分在同一类,而不同类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则较低。那么,每一类的变量实际上就代表了一个本质因子,或一个基本结构,而PCA主成分分析法就是寻找这种类型的结构。按照PCA主成分分析法原理,建立便于使用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评价模型。
二、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评价及实证过程———以南昌市为例
(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对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研究有宏观和微观视角,也有内部和外部视角。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更注重总量和结构的问题,总量和结构划分通常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基于一系列综合因素的考虑,两者的关系是相互渗透的,结构决定总量,总量也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结构的变化。因此,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指标体系的构建,应着眼于宏观视角,可选择包括经济总量结构、政府行为、产业政策、环境规制力度、金融总量结构等方面的指标;着眼于微观视角,可从市场需求、企业权益保护、人力资源禀赋、技术与投资水平等方面选取。而对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评价则需要结合时间因素动态地加以考察,针对同一指标不同时间的变化趋势,结合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可以分析发展环境的变异程度和稳定程度。本文鉴于此,在总结前人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基于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总量和结构、内部和外部视角,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构造包括因素层和指标层两个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
(二)变量相关性检验
选取南昌2007—2012年连续6个年份的数据,对选取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SPSS17软件计算标准化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R。经统计,68%以上的相关系数绝对值都在0.7以上,说明指标之间存在大量的信息重叠,比较适合做PCA主成分分析。
(三)利用相关矩阵进行主成分提取
使用SPSS17软件求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如表2所示。按照特征值大于1和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一般原则提取主成分。通过累计贡献率判断所提取的主成分是否可以最大程度地表达原始数据信息。(四)构造综合主成分得分及排名在因子旋转的基础上,回归估计出各主成分得分,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汇总,计算出综合主成分得分。
三、实证研究结论与分析
(一)融资难问题并非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恶化的原因归结为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以为资金链的断裂是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从图5可以看出,居民储蓄、金融的民营化率、资金实力等方面的指标虽然进入到第Ⅰ指标梯队和第Ⅱ指标梯队,但就民营经济发展总体实际情况而言,民营企业还不至于匮乏到形成根本动摇或制约融资需求基础的程度。也就是说,尽管现实中也确实存在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但融资环境的改善和融资需求的满足,原则上只是操作层面和技术层面的问题,包括股权融资,民间借贷合法化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大力发展在内的金融业民营化率上升,是可以缓解甚至根本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所以融资难问题并非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二)环境规制对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向好作用重大
波特假说认为,合适的环境规制能激发“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不仅能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还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从污染排放因子、环保投入和经济成效等方面的指标来看,南昌民营经济发展中产生的负外部性是存在的。能耗指标作为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来看,指标值越大,说明经济发展引起的外部不经济性更强,也意味着企业发展的自然环境的恶化,尤其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由于其规模小,以研发投入、专利开发、技术创新的消化吸收等能力为代表的经济基础薄弱。因此,在市场化的供需矛盾中,形成有效供给的能力也相对薄弱,这会对民营经济整体发展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图5中可以看到,单位GDP耗能比(X11)和污染治理投入(X13)进入第Ⅰ指标梯队,正是对这一情况的印证。
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改善经济运行质量
从实证的结果来看,良好的经济运行质量是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向好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而经济运行质量的因子载荷主要来自于环境规制、企业权益保护、人力资源禀赋及经济总量结构等4个因素层因子的贡献。因此,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应主要从这四个方向着力:一是提高环境规制力度,加大污染治理投资,通过技术革新等方式降低单位GDP能耗,保证良好的生态环境;二是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认真贯彻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营造有利于企业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环境,形成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社会氛围;三是进一步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引导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加强国家产业政策的合理引导,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四是优化从业人员结构,通过加强行业人员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二三产业人员素质,进一步加强民营企业人才队伍建设。
(二)加强政府的扶持和引导
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政策扶持和引导方面,良好的政策应该能够促进市场的开拓、保证人才的引进和引导资本的流向。优化民营经济,应注重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平等性,减少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中的政策;同时引导民营企业合理分配税后利润,鼓励民营企业加大投资进行扩大再生产,鼓励民营企业开展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另外加强民营企业跟踪服务,竭力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
(三)增强民间资本投资能力
地区投资水平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民营经济,应依托现有外来投资企业和驻赣科研院所资源优势,盘活存量资产,重点以政策引导的方式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交通、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社会福利、保障性住房等领域建设,鼓励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投资商贸流通产业,拉动并扶持民营企业发展,从而有效提升地区投资水平,增强地区吸引民间投资的能力。
2如何加强民营企业经济的统计工作
2.1首先要对民营经济进行界定。我国现行的经济统计制度是以企业的所有权为标志来进行划分的,与统计上划分经济成份的方式不同,民营企业经济强调的是企业的经营权。民营经济主要是相对于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来说的,所以民营经济中,包含了公有制经济中的集体经济,由于它强调企业的经营权,所以,它还包括实行国有民营的各类企业。明确了民营经济的概念,那么,如何使其与现行统计方法制度接轨,是准确反映民营经济成果的重要环节,尽管民营经济的划分办法与现行统计制度有较大区别,但从其包含的内容分析,仍可初步建立起他们之间的联系。对各类企业的资产进行认真的审核,是对混合制经济,要按投资主体,看其中是否包含有国有经济的成分,以及国家是否对其控股,以此来界定其是否属于民营经济的范畴,这是能够确保民营经济统计工作准确进行下去的前提条件。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市场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有一大批中小国有企业适应不了当前飞速发展的经济形势而被其他企业兼并、重组,因此就出现了一些企业的产权构成不明朗,甚至还有不少个体企业,挂着国有企业的名头,从事着私企的生产经和营活动。必须要通过资产清理,把这部分民营企业从国有经济中分离出来,这是全面统计民营经济的重点所在。
2.2加大对民营经济统计工作的宣传力度,提高民营企业对经济统计的重视。大多数的民营企业领导或经营者对民营经济统计的认识还只停留在浅显的层面上,并不能充分的认识到经济统计对企业日后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建议政府可以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新闻媒体作为传播媒介,将当前出台的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新举措给予报道和宣传,使民营企业家们进一步加强对民营经济统计更深层次的认识,能积极配合统计部门搞好民营经济的统计工作。
2.3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的统计工作归三个部门管理,一是统计部门,二是乡镇企管局,三是工商局下属的个体私营企业局,三个统计部门的统计工作范围相互补充又相互交叉,这也给统计综合汇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另外,由于各部门的职能和分工的不同,工作的重中不一致,因此在经济核算的过程中对各基层企业的核算要求也大不相同,这种情况下不利于民营企业经济统计的统一管理,同时还会造成信息宣传的重复和混乱。因此,要想提高宣传的力度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首先必须要减少报道的渠道;其次,要加强部门之间的联系,做到统计范围不重复不遗漏,并根据各企业自身的发展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实时的改进统计方式以适应企业的实际情况,只有报表制度科学,方法得当,才能保证民营企业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2.4提高民众的法制意识,加大统计的执法力度,从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法制保障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最有力的手段,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各相关统计部门要加大普法、执法力度,提高全民对《统计法》的认识,使统计法深入人心,并通过统计执法来强化统计工作的权威性,同时还应借助媒体加大法制意识的宣传力度。
2.5加大对统计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统计人员的专业素质。民营企业中大多是家族企业,其在日常管理方式上大部分也是家族式的,并无一套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他们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更是参差不齐,因此要通过专业的培训,来提高企业的综合素质,并增强企业的业务管理水平以及统计专业能力。
“勤耕、好学、刚正、勇为”,义乌人独特的人文精神使然。然而,义乌人的商业文化并不是学术思想,也不是通过书本传播的知识,而是源于“敲糖帮”高于经济理论的民间商业传统。义乌的商业文化,体现了典型的民间商业精神。这种精神在官方重农抑商思想的重压之下,在广大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缝隙里,在官方几乎无法管制的领域,寻找到了避免官方压制的途径,并发展成为农业社会中极为少见的经济理性和商业精神。
义乌人并不讳言“一切向钱看”。他们认为,价值规律才是硬道理,企业所从事的一切经营活动,本质上就是听钱的话。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追求大生意、大规模、聚大钱,而他们盯准的是小商品、小利润、赚小钱。只要有钱赚,哪怕只有一分钱、一厘钱的赚头,义乌人也会争取。
义乌人常说,“做老板,睡地板。”这种朴素的精神常常让人感慨。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企业做调研,一位老板在员工中午休息期间,居然自己骑着三轮车为客户送货。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个人去蹬三轮?他居然这样回答我,节约3元钱实际上就是赚了3元。正是这种“节约了就是赚了”的想法让义乌一步步成为中国小商品交易市场的中心。
--民营企业很难进入垄断行业。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已有一些垄断行业对非公有制经济开放,但由于行政性垄断尚未完全破除,自然垄断行业呈现出一种“半行政、半市场化”的体制特征,距有效竞争相去甚远,从而导致垄断行业市场准入问题仍是影响和制约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目前我国的垄断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力、电信、铁路、航空、石油等行业。这些行业基本都属于基础设施行业,其投资规模巨大、回收期较长,因此初始投资基本都来自于国有资本,加之民营企业寻找项目大多存在“短平快”现象,使得民营企业很难进入该行业。民营企业在融资等方面较之非民营企业存在着更多的障碍,尚未取得与国有企业一样的待遇,融资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瓶颈”。
--缺乏核心竞争力,制约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具有机制灵活、面向市场的特点,形成了国有企业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民营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拥有较强的竞争力,从而使民营企业创业成功。近年来,随着国际市场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民营企业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既有来自国有企业的竞争,更有来自跨国公司的竞争。民营企业的各种优势正在逐渐减弱,原有的一些优势正在被新的形势、新的环境逐渐瓦解。因此进一步培育和提升民营企业在新的发展阶段上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推动民营企业继续做大做强。
二、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建议
(一)建立现代企业管理体制,转变人才培养观念
家族制企业在其企业管理中存在着种种弊端,这就要求民营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公司治理机制。首先,必须进行所有制改造。民营企业的发展趋势应是控股化和集约化,充分发挥家长式管理模式的灵活高效的优势,促进所有权与经营权规范分离,并在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建立规范而透明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使各方合法权益受到保护,不断拓展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空间。其次,加强民营企业人力管理。民营企业人才开发和管理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求企业转变人才观念,彻底打破旧有观念;要以企业文化来培养人才,重新树立一种具有稳定性、吸附性的企业文化,提高民营企业主的文化素质和修养;要建立企业人才的发展战略机制,吸引、留住和有效使用人才,让人才充分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还要不断完善民营企业的组织结构。
(二)合理放宽市场准入,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
市场经济强调的是平等竞争,其实质是企业拥有平等参与市场和获取资源的机会。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有效地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使民营企业在继续扩大和加深已进入的市场领域外,加快进入尚未进入的行业和领域,让民间资本充分流动,使其发展能力、活力和潜力进一步迸发。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落实措施,加快消除市场准入障碍,为民营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建议政府组织专门力量,全面清理和废除不符合《反垄断法》的地方性、部门性法规,打破行业、部门和地区垄断,实现民营企业与国企、外企平等的政策待遇。此外,还要加强对管制者的管制。
二、实证分析结果
(一)模型的选取
1980年,由西姆斯提出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将VAR模型引入到经济学中,推动了经济系统动态分析的广泛应用。
(二)变量选取
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主要以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为主,并且其中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占比很大,所以本文采用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总规模的环比增长率来衡量影子银行,考虑到本文数据频率为月度数据,本文选取PPI作为国民经济的衡量指标。通过构建VAR模型来研究我国影子银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本文样本区间从2007年1月到2013年12月的月度数据,数据均来自万德数据库。
(三)回归方程及结果分析
1.单位根检验。首先对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由于两变量的数量级差距太大,为避免由此产生的误差,对PPI的数据进行取对数,表示为LNGMJJ。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的。2.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故可以作为VAR模型变量。3.模型的定阶。由结果可知,AIC的最小值是-7.052248,对应的阶数是3阶,而SC的最小值是-6,806336,对应的阶数是2阶,综合考虑LR、FPE和HQ的统计值后,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4.Var模型的平稳性。稳定性要求特征多项式的特征根的模均小于1,为了方便观察,特征多项式的特征根的模全部落在单位圆之内,模型即平稳。由结果可知,所有的单位根均落在单位圆以内,所以VAR模型稳定。5.脉冲响应。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ResponseFunction)是用来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其他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本文利用一个标准差大小分别冲击LNGMJJ和YZYH两个变量,得到YZYY对LNGMJJ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所示。结果表明,影子银行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
我国政府当局重视经济安全问题,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态势。外资危及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主要源于国家经济过度依赖外资,或受到外资的控制。具体表现在5个方面:(1)外资总体规模安全;(2)敏感部门安全;(3)产业安全;(4)技术安全;(5)金融安全。
一、外资的引进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
产业安全是指一国拥有的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力,以及这些产业在国际比较意义下的发展力。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加强,特别是近几年来“独资化”趋势的出现,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日益突出。我国引进外商投资的方式有6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合作开发和其他方式。自1997年起,外商独资企业数量超越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外资利用方式。单北京引进外资注册的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已超过一半,当中还不包括外商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组成的外方控股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在技术、规模等方面都是我国民族企业无法与其比拟的。因此外资凭借其自身的优势挤占中国市场,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
从产业层面来看,外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行业的控制和支配上。按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该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看,排在前十位的行业分别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73.36%)、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业(61.84%)、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59.08%)、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53.23%)、家具制造业(47.33%)、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45.34%)、塑料制品业(41.90%)、食品制造业(39.57%)、橡胶制品业(36.58%)和金属制品业(35.87%)。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食品制造业属于国家重点行业。根据以上现象2003年的时候,商务部和其他几部委制定了明确的外资并购管理办法,所以对于并购,政府是严格控制的,一发现苗头比如说重大装备上,国务院马上出台相关管理规定,使得他在这个行业上的并购难以实现。
二、FDI与国有资产流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曾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策略,期望以让出市场份额为代价,换取外国的先进技术。由于合资企业可以享受优惠政策待遇,一些陷入困境的企业希望通过合资,享受到优惠政策,以摆脱困境;一些发展前景好的企业也希望通过合资,壮大自己的力量,享受到优惠政策,获得“体制外”的许多好处。结果,必然形成外资与内资在合资选择中的不对等地位,大批等待合资的内资企业在相对较少的外商投资者的选择面前处于被动地位,于是,纷纷降低合资条件,压低资产评估数额,给予外商种种便利和便宜,吸引外商与自己合资。外商在合资谈判时,往往在转让技术、商标和设备上漫天要价,赚取高额利润,致使内资企业在吸引外商投资的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在独资或控股的情况下,其公司内部交易占了公司交易总额的相当大一部分。跨国公司往往采用高进低出的方法转移价格,从其母公司高价进口原料和设备,而对在华子公司的产品实行低价收购,从而将利润转移到其母公司或其他国家子公司,以至出现有的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账上亏损、实际盈利,账上利润少、实际利润多的情况,给我国的财政税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三、FDI与敏感行业安全
所谓关键部门是指国内一些敏感行业,如军事、文化等。实际上,在敏感部门,外资不会对一个国家产生威胁。因为,几乎所有国家,在关键部门都禁止外资进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允许外资进入所有行业,在国际投资协定和各国产业投资指导目录中,每个国家都对外资的行业准入有明确规定。
我国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列举了禁止外资企业进入的名单,因此,外资对我国关键部门的安全威胁是不存在的。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目前,外资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是有所影响但并未构成威胁。虽然,外资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例如转移价格、技术控制、滥用市场垄断力量、降低环境保护标准等,虽然存在这些弊端,但这些问题与国家经济安全本质不同,不能以国家经济安全为理由,改变我国长期以来的外资政策和树立起来的开放形象。因此,中长期内,积极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外资质量,仍应将作为我国外资政策的主要目标。
因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逐步取消对外资的种种优惠政策,对其实行国民待遇。
2.加强法制建设和政府监管。《反垄断法》的出台使得法律规范越来越完整,如何切实地落实下去,以法律手段规范外资对国内企业的并购行为,防止出现外资的市场垄断;另一方面,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加强对外资并购中的国有资产评估与外资企业内部转移价格制定的监督和管理。
3.加大外资的的引进的力度。一家外资企业控制了某一市场,那是垄断,而众多的大跨国公司进入同一行业,就形成了竞争。只有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这一市场,在各个大跨国公司之间造成激烈的竞争,那么,最终受益的,就将是中国政府和中国消费者。
参考文献:
在农村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存在片面发展工业的倾向。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认为,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农业发展上,而应该放在发展工业上。这种认识看到了工业发展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性,也从侧面说明了各地竞相招商引资发展工业的思想根源。其问题在于忽视了农业发展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可以在农业弱小的情况下通过工业的发展实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上,其观点真实地反映了农业的现实状况,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基层干部和农民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高度一致:在现有的农业经营制度下,传统农业所能提供给农民的收入处于极低的水平上,农民收入主要依赖外出打工,土地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并不能靠土地过上好日子。
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在以下问题上达成共识,即农村工业化的推进可以实现对农业的完全替代吗?在工业化过程中一定要削弱农业吗?我们的结论是否定的。农业的现实状态是产生轻视农业发展重要性的实践根源,但绝不是一种符合经济规律的理性表现,这一现实状态不是我们舍弃农业的理由,而是应该对农业更加关注的信号。
笔者认为,在思想认识上纠正这一偏差并在实践中切实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需要把握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具有的特性。
从相对量观察,农业呈现出的状态是“小农业”,农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一规律已经被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实。这里的“小”是指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
从绝对量观察,农业呈现出的状态是“大农业”,农业所提供的农产品数量不断增加,农业的产业组织规模通过国家在基础层面的投入增加、专业化协作体系、农业生产新的组织形式、城乡之间联系的拓展等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这里的“大”是指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农业的外部表征。
从质上观察,农业呈现出的状态是“强农业”,现代科学技术被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拥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农业产业具有较强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支撑现代农业的高度社会化的服务体系。这里的“强”是指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农业的内在规定性。
我们可以将此概括为“小、大、强”模式,以此描述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特性。“小”可以指引我们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大”可以提醒我们处理好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防止顾此失彼,实现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强”可以引导我们依据农业的产业特质,致力于构建坚实的农业生产力基础,为新农村建设继而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农业生产力的高低取决于农业产业要素的配置结构,这一结构可以由以下几方面因素组成: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经营主体(农户)数量、人均耕地、经营方式和劳动工具。
在农业产业要素配置结构中,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带有不确定性;农户数量大约为2.4亿户,人均耕地为1.3亩,农户数量和人均耕地表现为一种硬约束;采取分散的经营方式,这表现为一种制度选择;劳动工具在关键环节主要采用传统的劳动工具。在现实的经营制度中,劳动工具同样在进步,如农作物成熟后雇用收割机收获,使用自有的三轮车运送肥料等。但是,这些进步出现在产前和产后环节,而未出现在产中环节,不会对农业产出产生实质性影响。这种状态的形成同农业的发展水平相关,也同农业的经营制度相关。现代农业的建立一定要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发生革命性变革。由此可以判断,现实的农业生产力状况与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的产业特质是不匹配的。
二、产业体系中的工业和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工作的必然要求。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必须清醒地看到,发展现代农业的任务还相当艰巨。现在的问题是,依靠什么机制可以促使农业的持续发展进而使之趋向于现代农业。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割裂国民经济中的产业联系,按照强烈的产业偏好,集中资源发展单一产业的战略选择难以实现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的统一。在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建设现代农业的进程取决于我们把握产业关联的能力,在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尤其重要的是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1.工农业产业关联中的劳动力转移问题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将贯穿整个工业化过程,是农业和工业产业关联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农业劳动力逐渐转移至工业和服务业,使农业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呈现出下降趋势。基于这一理论,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持肯定态度,地方政府也将组织了多少农民外出打工当作政绩。农业劳动力外出就业,缓解了农业劳动力过剩的压力,增加了农民收入,为城市和发达地区提供了劳动力资源,这些应该给以充分肯定。但是,现实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满足工业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同时却产生了对农业产业的实质性损害,虽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建立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应将这一持续性的经济现象放在产业体系中去观察和体味,在总量效能判断的基础之上加入结构效能判断,在区域和产业效能判断的基础之上加入社会效能判断。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实和逻辑思维可以证实:农业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和区域性转移在效能上存在差异,在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工业较为发达的区域多是就地转移,而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则主要是异地转移,这一现象可以说明这种效能差异;农业劳动力中不同素质的劳动力转移在效能上是不同的,高素质劳动力的过多转移可能掩盖着对农业持续发展的威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产业去向以及具体从事的工作性质不同在效能上也是不同的,从事和农业、农村、农民相关的工作可以对农村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带动效应。
在众多经济现象中,结构具有决定性意义。当我们仅仅从总体上观察劳动力转移问题时,看到的往往都是正效应,而掩盖了可能存在的负效应。因此,对劳动力转移盲目肯定的倾向应予纠正。我们认为,较好的劳动力转移结构应该是:就地转移的比重逐渐提高;一定数量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转移至非农产业,而一定数量的高素质劳动力从事农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产业领域和农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依据我们的思考,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特别应该关注以下几个拐点:由异地转移为主转向就地转移为主,由较多的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单向转出到一部分高素质劳动力留在农业内部甚至是出现一定数量的高素质劳动力回流到农业内部;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与农业较少产业关联的领域转向与农业具有更加密切产业关联的领域。当然,这几个拐点出现的时间可能存在差异。
劳动力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流动必然由“实现较高要素价值”的取向所决定。我认为,我们可以将农业劳动力的流向及其结构作为检验现代农业建设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信号。
2.工农业产业关联中的资本转移问题
农业生产力的现实状态是现实经济和社会进程的自然结果,这一进程对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现有的制度集合已经难以为农业生产力提供足够的成长空间。考虑这一问题的基点应该集中到如何在现实的农业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现代农业。我们认为,建立现代农业就是要将现代生产方式嫁接到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领域,而承担这一使命的载体是资本。因此,资本进入农业是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成长的必然选择。
资本进入农业,是工农业之间要素流动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在现实的经济格局下,诱发农业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资本要素不可能以农业内部的资本形成为主,农业中资本要素的形成来源在一定时期内将以工业资本的转移为主,而引发资本投向结构发生这一变化的临界点则是农业具有比工业资本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当然,这一规定不具有整体意义,只要处在较低收益率的工业投资低于任一农业项目的投资收益率,这一资本转移就可能发生。这一现象既可能由于工业投资的收益率下降而发生,也可能由于农业投资收益率的上升而发生,或者是两者同时出现而发生。市场机制的产业均衡效能和城乡一体化战略的稳步推进使工业资本向农业领域的转移具有现实可能性。
资本进入农业,要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有新的突破。现实的经济和社会进程决定了农村基础设施十分薄弱,由此构成资本进入农业的一个巨大障碍。如果依靠农村生产力自然成长形成农村的基础设施环境,则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进程。最近几年国家已经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可以相信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这方面的投入还会继续增加。现在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应该利用所有可能的形式和途径形成农村基础设施的立体投入系统,提高各类投入的效能,以尽快形成资本的进入环境。我们往往将基础设施仅仅理解为硬件,从实践层面来看,还应该包括资本文化的建构。硬件设施可以降低资本的进入门槛,软件设施可以降低资本的运营成本,从而提高经营绩效,留住资本。
资本进入农业,还要变革现有的土地经营制度。因为分散的土地经营制度阻断了资本进入农业的路径。一提起土地经营制度的变革,人们可能马上想到废除现有的农业经营制度,将土地收归集体统一经营。一些人也以此为依据论证不能改变现有的经营制度。制度演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在现有经营制度基础上产生新的经营方式的可能性。这一过程可以表述为:农民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工业化进程为农民提供越来越多的利益机会-务工收入稳定地高于农业收入-随着非农收入的增加农业收入在支撑农民生活提高方面的作用下降-农民产生放弃耕种土地的意愿-在获得一定经济收益的同时自愿出让土地经营权-新的农业经营制度产生。值得强调的是,与这一过程同时发生的是一部分农民(原有农民和新进入的农业经营者)以新的经营方式从事农业。在这一进程中,制度创新所提供的利益空间具有关键性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一部分农民放弃原有经营方式的过程中,也体现在新型农业经营方式逐渐形成的过程之中。
3.工农业产业关联中的工业发展问题
正像片面工业化倾向不能最终完全替代农业一样,建设现代农业也不能将工业彻底排除在农村之外。农村工业化在农村生产力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工业重要性认知产生的原因。而在现阶段,推进农村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形式是招商引资,徐州市就有一个发展基础较好的县级市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千条路,万条路,招商引资是出路。应该看到招商引资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该重视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
(1)一些地方政府制定招商引资指标,将指标分解到所辖的机关事业单位,并制定具有刚性的考核办法。这一做法使政府体系的正常运转受到影响,产生了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
(2)人们在重视招商引资发展效能的同时,忽视了对招商引资成本的计量。招商引资在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经济总量、提升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些效能的取得是以一定的成本付出为前提的,这些成本应该包括人力资源成本、土地资源成本、基础条件成本、行政资源成本,除了这些直接成本之外,还应该包括相应的社会成本,如项目产生的环境污染与职业损害、过分强调招商引资对其他经济和社会事务产生的不良影响等等。经济活动的意义只有在成本和收益的相对关系中才会存在。如果按照这一理念去观察现实中的招商引资,一部分招商引资活动的成效是值得怀疑的。
(3)强烈而普遍的招商引资需求最终会将需求方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招商引资在一定阶段是一种重要的发展手段,但不是唯一的发展手段。现实中存在的片面招商引资倾向使招商引资需求急剧膨胀,由此形成需求方之间激烈的“买方竞争”,而这种格局最终迫使需求方作出利益让步,使其成本上升,收益下降,而同时供给方则待价而沽,坐收渔利。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量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决定于资本规模的形成、资本投资方向在产业和区域方面具有的相对优势、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意愿、资本投入过程和运作过程是否具有基本满意的效率等等。
笔者认为,应该提倡理性招商引资,除了以上问题之外还要思考如何在引进外来资本的同时发挥当地资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资本的趋利性决定资本的流动性,引进资本之后应该将重点转向稳定资本,使资本进得来,留得住;要关注引进资本的产业关联,形成具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产业链条,避免因招商引资出现新一轮产业趋同;要关注引进资本对现代农业的支撑作用,在片面工业化理念中,如果还存在关联理念的话,这种关联也仅仅体现在工业内部的关联之上;各个招商引资项目都会面临产品乃至产业寿命问题,由此决定了还要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衔接问题,在发挥招商引资项目现有功能的同时,为企业的产品更新和技术进步创造条件,使资本在现有空间中完成产业蜕变,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本潜能。
在产业体系的框架之内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工业,可以实现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可以实现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的统一,可以为国民经济提供持续而稳定的动力支持。
三、农村生产力成长中的“产业-空间”结构
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既然现代农业和工业发展存在共生性,就必然存在农业和工业的现实结构,这种结构首先表现为两者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其次表现为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内在联系方式,再次还表现为一种“产业一空间”结构。以上三种表现形式的集合构成农村生产力的成长状态。因此,农村生产力的成长是一个产业概念,既包含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各自内涵的提升,也包含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过程。农村生产力的成长也是一个空间概念,城市化就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这一空间概念的表现形式。这样,农村生产力的成长就是一个产业关系和空间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据此,我们将产业视角和空间视角融为一体,就得到了表示农村生产力成长状态的“产业一空间”布局。这一布局的要点可以表述如下:
1.在空间层面上,分为村镇、中心镇、县及县级市、地区中心城市、省会及以上城市,与此空间层面相对应的产业分别是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工业中心、服务业中心、金融中心等。
各空间层次和产业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不全面的,也可能是不准确的,在实践中可能存在模糊地带。但是这并不会影响问题的本质:在宏观层面上必须形成既有相对分工,又有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的功能体系。
2.县及县级市将逐渐成为工业中心。
这一理念的形成来自于对工业化进程的现实思考,一些地方不顾实际条件,工业项目遍地开花,村村办工业,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严重地损害了基层组织的公信力,损毁了农民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工业中心的形成来自于上聚和下移两种形式,工业本身所拥有的集聚效应必然诱导分布在县级以下的现存工业向上聚集。与此同时,则是分布在县级以上城市的工业向下转移至县及县级市。与这种工业中心的形成同时发生的是其逐渐承担起与其产业定位相适应的产业使命。
3.在城乡一体化的制度结构中,产业分工是做强产业的基础,而产业协同则维系分工的存在并为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激励。
因此,在这一布局结构中产业关联和空间关联内生于结构本身。这就形成了一个具有明确功能定位、具有内在关联、相互支持的产业体系,并且在空间上通过专业化协作连为一体。现代农业的依存环境可以说明这一特性。
4.这一结构不是一种现实描述,而是一种趋势描述。前文所述的村村办工业、一些镇不加选择地引进各类工业项目、农村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等现象都和这一结构相距甚远。但是,趋势背后的内在规定性最终会引导经济活动实现这一趋势。揭示这一趋势意在尽可能地实现理性发展,以降低发展的成本,扩大发展的效能。
5.农村生产力的空间载体是村、镇,农村生产力的产业载体主要是现代农业,少数中心镇仅仅承担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使命。
第一是发展速度较快。98年以来,我市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分别以年均4.5%和25.7%左右的速度增长。2002年与1998年相比,私营企业增加了1.9万户、18.5万人,分别翻了1番、增长了87.9%。到今年6月底,个体工商户已达20万户,私营企业达4.5万户。
第二是规模实力逐步增强。民营经济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从1998年的13%提高到2002年的26.3%,总量达399亿元。全市私营企业户均注册资本则从98年的63万元提高到目前的91万元,总额从154亿元增长到374.46亿元,增长了1.4倍。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的规模私营企业达1528户,其中千万元以上的517户,过亿元的5户。私营企业集团从无到有,达77户,年产值或销售收入过亿元的私营企业已超过40户,免冠行政区划名称的私营企业集团2户。
第三是效益、贡献提高。2002年,全市个体私营经济实现工业总产值454亿元,销售总额65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2亿元,分别是1998年的11.6倍、6.4倍和5.3倍,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已占全市总量的52.98%。五年来,个私经济税收平均以30%的速度增长,共完成64多亿元,其中2002年完成20.87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两成。在就业方面功不可没。1997年以来,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吸纳从业人员近25万人,安置下岗失业人员6万多人。民营经济成为实施“再就业工程”重要渠道。
第四是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目前,全市个体工商户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为1:12:87,私营企业为1:43:56,与98年相比,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个体工商户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私营企业则呈现出二、三产业并重的局面。部分私营企业在生物技术、新型材料、电子技术、精细化工、医药等领域形成一定优势,IT产业、现代高效农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等行业和领域也都有私营企业涉足。私营投资公司从无到有,现已发展到79户,私营信息咨询服务业发展迅猛。
第五是品牌意识逐步增强。涌现出一大批品牌和企业,带动了企业产品质量和社会形象的提高。目前全市私营企业已经拥有5件省著名商标和36件青岛市著名商标,有15种产品被评为青岛市名牌产品,大大提升了我市的城市品牌和城市形象。私营企业“守信用、重合同”单位已达289户,占全市“守重企业”总数的26%。
第六是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有了明显提高。目前,全市科技型私营企业已达1162户,比1997年的512户翻了一番。私营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比例明显提高。
第七是外向型经济有一定发展。1998年至2002年间,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的私营企业从无到有,发展到294家,占全市获权企业总数的30%。2002年私营企业(不含私营企业与外商合资)外贸出口3.9亿美元,同比增长74.7%,高出全市平均增幅58.1个百分点。私营企业累计利用外资4.85亿美元。
第八是园区等载体经济渐成气候。全市已建民营经济园区100余处,入园私营企业占全部入园企业的近四成。市场总数达915处,专业村390个,专业镇16个。其中,欧美、红领等10个私营企业园区初见雏形,吸引大批个私业户向园区、市场和小城镇集中,形成了良好的集聚效应。
第九是地域之间发展各有特色。从个体工商户户数、从业人员、注册资金等数据情况看,截止到2002年底,五市及城阳区占当地个私经济总量的六成以上,而私营企业仅占总量的四成左右,显示出私营企业向市区集中的特点。其中市南区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各项指标增幅均居榜首。从生产制造业占私营企业总数的比重情况来看,即墨、平度、胶南、胶州、城阳、莱西分别占到76.38%、70.85%、61.86%、58.41%、54.33%和47.13%,生产制造业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市区则以贸易、餐饮、房地产业为主。显示出服务业向市区集中的趋势。(二)行政管理不规范的现象仍然存在。一是行政审批不规范。一些办理前置审批的部门,审批标准不统一、条件不公开,期限无承诺、收费无依据,手续繁琐。二是执法行为不规范。个别部门存在对一般违章行为不择而诛、简单处罚现象;检查过多过滥,企业疲于应付,影响正常生产经营。三是行政服务不规范。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仍旧存在。
(三)“三乱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关于阻碍企业发展的主要原因,18%的企业认为是三乱,成为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第一,收费项目“杂”且“多”。大部分民营企业要应付30多个部门,上缴50余种税费,其中大部分是各种收费项目;少数区市收费种类多达70余种,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不合理收费。第二,收费负担重,甚至费重于税。第三,收费标准不统一、依据不公开。
(四)“融资难”成为制约企业做大做强的主要瓶颈。一是融资渠道狭窄。民营企业创业资金的来源主要依靠个人积累,在吸收外来资金中,大部分靠民间借款,这种半明半暗的借贷关系缺乏法律保护,引起了相当数量的民事纠纷。二是银企对接差距大。商业银行多考虑资金的安全,对民营经济贷款存在抵押担保难、跟踪监督难和债权维护难等问题。结果是民营企业难以获得信贷服务。三是“两证”难办,抵押难成。民企担保主要以土地、房产作为抵押,但不少区域因为国家政策或者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办理土地证、房产证困难,使贷款受阻。
(五)人才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38%的企业认为是人才问题,仅排在资金问题之后。企业反映,人才“招不来、用不上、留不住”。究其原因,一是人力资源市场发育不充分。现有劳动力市场或人才市场主要是提供一般性的、初级的或通用型人才,有自己专门市场定位或网络专门人才的中介机构比较少,劳动力供求双方缺乏有效、便捷的沟通渠道。二是民营企业用人育人的机制没有形成。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过多的考虑成本和眼前利益,挖人才的办法想的多,自己培养人才的措施太少。家族化的管理,封闭了人力资源的引进,削弱了企业发展的后续力。
三、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
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废除或修订体现所有制差别和不适应民营经济特点的政策,构建对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的政策平台。要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解决民营企业在申请立项、进出口、用地、职称评定、办理证照、收费以及科研项目申报、政府专项扶持资金使用、进出口配额和出口退税等方面与其他类型企业的非国民待遇问题。要深化政府“五项工程”,优化政务环境。改进服务,提高办事效率。积极探讨建立民营企业社会化服务机制,增强为民营企业服务的主动性、自觉性,帮助解决相关问题。定期组织民营企业对各部门服务情况进行评议。减少审批手续,缩短审批时限,实行审批项目时间限制制;全面清理和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取消不合理收费。要依法行政,加强执法监督,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严肃查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检查行为;加强对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培训,严肃查处执法不公,贪赃枉法的事件。
(二)突出重点,大力抓好民营经济园区建设和外向型企业培育
认真抓好民营经济园区建设。总体要求是完善规划、强化功能、打造品牌、招商引资。对全市现有和规划筹建的各类民营经济园区建立台帐,实施动态管理,有针对性的强化分类指导。在继续完善青岛私营(民营)工业园等市级园区建设的同时,重点扶持和促进市内四区异地设置的经济园区建设,通过政策引导、招商引资和产业协作,促进市内四区经济发展和个私经济质量规模的提升。要认真培育欧美、红领、巴龙、金王、德意利等重点私营企业园区,通过企业园区发展带动上游、下游产品,关联配套产业,推动企业作大、作强。要进一步完善各级民营经济园区功能,认真兑现招商引资时承诺的各项优惠政策。要强化服务意识,为民营经济依托园区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大力培育外向型私营企业。要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走出去”、“引进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到国际市场上去经风雨、见世面,求发展。要进一步加大帮助私营企业申办外贸经营权的服务力度,指导帮助其尽快创造条件获权。要抓好民营外贸企业队伍、贸易方式、出口市场和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努力实现民营经济外贸出口量的显著增长。各区、市要引导私营企业与外商开展合资合作,通过吸引国外投资带动私营企业的产品更新换代、管理技术水平提高和出口总量的扩大。要认真落实国家扶持中小企业扩大出口的各项优惠政策,对私营企业平等对待,一视同仁。
(三)加大服务力度,引导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1、加强资金支持力度,着力解决融资难问题。建议借鉴深圳、广州的作法,以资金支持为突破口实现民营企业数量的大发展。一是加强引导。引导商业银行将信贷资金定位在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层面上,提高对民营经济信贷支持的比重,对规模大、后劲足、市场前景好、科技含量高的重点企业给予倾斜政策支持。有关部门在为民营企业办理“两证”时,应事实求是区别不同情况,设身处地为民营企业着想,给予优惠,率先办理。要指导帮扶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加快上市步伐,做好上市培训,加强协作配合。二是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要逐步建立私营企业信用评估机制,保证信贷资金安全和效益最大化。以信用创建为载体,实行信用等级评定制度。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整合税务、工商、银行、海关等部门业务信息,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建立“红、黑、灰名单”,利用信息平台定期向社会公示,弘扬诚实守信的信用观念。要充分发挥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的信用评估功能,密切银企联系和借贷对接。三是进一步完善担保体系。政府出资组建的各级贷款担保机构要逐步建立规范的公司制,按照市场化方式运做,进一步简化手续,强化服务,提高效率。要积极促成按照互利互助原则、由私营企业自愿入股组成的民间互助型联保机构或担保机构。
2、加强民营企业家队伍建设。关键是提高私营企业决策者的水平。一是知识水平。要大力创造条件,组织民营企业家参加有关企业经营管理、外贸、法律等知识讲座或培训班,组织企业家外出参观考察,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寻找差距,在提高他们知识水平的同时激发其事业心和责任感。二是管理水平。要增强民营企业家的爱才、用才意识,实现由家族式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靠完善的制度约束人,有效的机制激励人,丰富的文化凝聚人,调动广大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民营经济竞争力。三是经营水平。尤其是骨干企业,应当关注其资产经营、资本经营决策,对明显不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决策应尽量劝阻,对可行的决策应积极联系专家进行缜密地论证,项目一旦上马要尽最大努力进行扶持,确保项目成功。
3、引导民营企业加快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以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产权多元化为目标,有重点、分层次地引导民营企业跳出家庭经营、家族式管理的束缚,加快实施企业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通过控股、参股、兼并、联合和产业协作组建企业集团,探索走产权多元化和资本社会化的路子,引导企业建立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机构,推进企业由速度型向效益型、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加强民营企业园区建设和民营企业文化建设,及时帮助其建立党工团组织,推动两个文明建设一起上,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对于国内的老百姓来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手中的人民币更值钱了,购买进口商品会更加便宜。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利用节假日出国旅游的机会越来越多,留学生人数也大幅上涨,而人民币的升值,意味着用人民币兑换来的外币增多,兑换外币需要的人民币数量减少,比如以前需要一万元人民币的旅游费或学费,现在就不到一万元了,这给人民带来了不少实惠,实现愿望也变得容易了许多。
(二)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当前的中国,出口比重还很大,我国企业应开拓销售渠道,占领更多的国际资源和市场。而人民币升值,给我过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一次绝好的机会。因为其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促使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增加我国产品的附加值,改善经营理念,增强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从而达到国际化标准。
(三)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贸易。尤其对原材料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来说,购买原材料的价格压力会有所减轻。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商品的价格将会相应地下降,进口企业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到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等,降低了成本和各种费用,改善了盈利状况,这对于进口企业来说,无疑是个利好。我国的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目前又处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时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很多重要战略物资如石油、铁矿石等大部分依靠进口,人民币的适度升值,有利于增强我们对物资的购买力,减轻因价格上涨而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四)人民币升值,有利于缓解贸易纠纷,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近几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中国积累的巨额贸易顺差,经常会受到国际上的抨击,贸易纠纷也越来越多,中国频繁遇到的反倾销诉讼和其他贸易争端均与之有关,而且越来越集中于人民币汇率定价过低之上,致使人民币升值问题成为贸易摩擦的关键。而且在目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元大幅贬值,贸易保护主义也愈演愈烈,国际能源价格波动较大,人民币适度升值,可以缓解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
二、消极影响
(一)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外贸出口的增长。因为人民币升值后,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我国出口企业成本相应提高,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从而降低国内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优势,严重影响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发挥,甚至导致贸易逆差的出现,造成收入的损失。同时,如果维持国际价格不变,又会对出口企业的利润造成影响,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甚至会有倒闭的可能。
(二)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引进外资。因为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中国的商品更昂贵了,其中当然包括曾以廉价而吸引国际资本的劳动力和其它自然资源。相同的在华投资,人民币升值后,外资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成本提高,因此会降低中国市场对外资金的吸引力,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甚至会出现已经在华投资的企业纷纷撤资,转而投资其他国家,这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
(三)人民币升值,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我国是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人民币的升值,会吸引大量投机性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并以获得短线收益为目的而对人民币进行炒作,这种逐利行为势必会给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四)人民币升值,会增加就业压力。多年来,我国出口的一个明显优势,就是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这使得出口产品成本低,价格上就会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且技术含量较低,产品附加值小,而人民币升值抑制了出口,必然会增加就业的压力。另外,目前中国提供新增就业机会的主要是出口和外资企业,打击出口最终将体现在就业上,势必对当前就业环境的改善产生一定冲击,进而对就业市场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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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分析结果
(一)模型的选取
1980年,由西姆斯提出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将VAR模型引入到经济学中,推动了经济系统动态分析的广泛应用。
(二)变量选取
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主要以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为主,并且其中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占比很大,所以本文采用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总规模的环比增长率来衡量影子银行,考虑到本文数据频率为月度数据,本文选取PPI作为国民经济的衡量指标。通过构建VAR模型来研究我国影子银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本文样本区间从2007年1月到2013年12月的月度数据,数据均来自万德数据库。
(三)回归方程及结果分析
鉴于教育对经济的促进功能是通过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新的科学知识和信息传输等载体和形式将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现实的生产力,本文在对我国人口的受教育情况及其与经济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助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回归数理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并针对当前的教育现状提出建议。
一、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人口受教育状况,是人口的重要社会特征
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文化素质的高低,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既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又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尤其是在以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以人为本,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对人口文化素质的发展水平也必将提出更高的要求,使人口拖累型(负担型)社会转变成人力资本型社会。
到2005年底,我国6岁以上人口有l19837万人,占总人口(130756万人)的91.65%,其中达到小学以上教育水平人口共有10741l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2.15%,占6岁以上人口的89.63%。而在6岁以上接受各种教育的人口中,具有含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占5.56%,高中教育水平的人口占12.44%,初中教育水平人口占38.35%,小学教育水平人口占33.28%。(一)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数量、构成变化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来,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我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从每10万人口中拥有受各种教育的人数看,达到大学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3611人提高到2005年的5098人,年均增长7.14%;达到高中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11146人提高到2005年的11400人,年均增长0.45%;达到初中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33961人提高到2005年的35143人,年均增长0.69%;而随着小学适龄儿童的有所减少,达到小学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35701人减少到2005年的30505人。
年均减少3.1%(见表1)。这让我们认识到,我国人口教育水平的变化有如下几个特点:
1、具有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人口的增长速度较快,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这是因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办学体制改革,我国兴起了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正规高等教育,培养了许多具有大学水平的实用人才。尤其是1999年提出的高校扩招政策,使我国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迅速提升。尽管如此,全国每10万人拥有的大学教育水平人数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2、具有中等教育水平人口继续增加。自1986年国家《义务教育法》实施至今,我国政府一直把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人口覆盖率继续扩大,超过95%,比2000年高将近10个百分点。
3、小学教育水平人口比重明显下降。据调查结果推算,全国具有小学教育水平人口为40706万人,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下降9.9%。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达到了一定水平,反映了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各种职业教育、多种形式接受再教育在就业人口中发挥作用,原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经过再教育文化程度逐步提高,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向更高一级层次加快转化;另一方面是由于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工作广泛开展和不断加强,人口出生率和总生育率急剧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转变加快,小学学龄儿童比重缩小。
从总体上讲,全国人口的受教育构成在向高层次方面发展,突出表现在每lo万人中大学生人数持续增长,受教育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这种变化表现了人口的文化素质与社会经济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不仅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对提高生产力的效应已充分被人们所认识,各行各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大,而且在改革劳动用工和人事录用制度的新机制下,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发展,都对人口的受教育结构和知识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努力求学求知,提高教育水平的积极性大大增强,同时,国家和社会也千方百计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发展各类教育事业。全国人口受教育构成的发展变化,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
二、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各类差异情况
1.省际间差异全国各地区自然条件、经济文化基础和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因此,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在各地区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不仅表现在各个地区各级教育水平人口的数量上,还表现在人口的受教育构成上。在每10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级受教育水平这一人口指标(见表2)中,不仅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且客观上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即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中等水平的中部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远远高于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并且和经济的发展趋势相对应的我国高等教育还呈现出按三个梯度逐步推进的非均衡发展模式。这说明,尽管随着近年来教育事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在教育水平上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在缩小,但省际间的差异仍然很大,影响了我国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另外,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转移的过程中,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比较愿意向非农业转移,而且由于其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在就业转移过程中也相对容易些。据调查,在假设农民收入高于工人的前提下,农民的职业选择意向如下:文盲中愿意当工人的占28.6%,小学教育水平的占68.6%,初中教育水平的占72.1%,高中教育水平的占78.9%,这组数据表明文化素质越高的人越希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而且客观上教育水平高的人在转移过程中也相对容易些。所以,在目前城乡经济发展的现状下,我国第一产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农业劳动力自身文化素质偏低的巨大障碍。因此,提高在业人口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农、林、牧、渔业人口的文化素质,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迫切需要。
三、教育影响人口和劳动力资源教育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的变化上,即妇女生育水平的高低
长期以来,“早婚早育”、“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旧的婚育观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它反映了在经济、文化水平落后的情况下的人们的婚育观。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旧的思想和传统观念受到冲击,新的婚姻生育观逐渐建立了起来,从而使妇女的婚育时间、生育数量及对子女的性别偏好程度发生转变,使妇女生育水平随着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降低。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之所以能促使妇女生育水平下降,其原因主要是:
1.妇女生育旺盛期,也正是工作学习的旺盛期,接受较高教育水平的妇女,她们的人力资本、事业心和就业机会较高。由于学习和就业的愿望及需要,她们更倾向于将育龄初期这段时间投入工作和学习,而自觉地实行晚婚晚育,明显呈现出婚龄与教育水平高低成正比的关系。
2.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妇女思想开放,她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往往胜于对多子多福的向往,这一偏好有利于抑制传统的生育意愿。2005年l%的人口调查已表明,大学教育水平的妇女中多育多胎所占比重远远低于小学教育水平和文盲妇女的人多育多胎之比重。
3.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妇女对子女素质的追求胜过数量,她们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能像自己一样甚至超过自己,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而为了培养子女,就必须集中财力和精力抚养一个孩子。
4.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妇女比较容易冲破“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不易为“多子多福”的陈旧文化所束缚,而易于从宏观上认识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5.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妇女其婴儿死亡率较低,子女的发育情况和健康状况较好,从而使生育上的“保险”和“补偿”心理减弱。
可见,生育率通过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它影响了劳动力供给的数量、结构和质量,并由此影响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的快速增长引起的人口压力往往使经济环境趋于恶化,特别在人口压力大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更是显而易见。正因为如此,为减轻人口压力对经济发展的负效应,我国曾及时制定了经济发展和人口控制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计划,使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实行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正因为人口文化科学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控制人口数量可以为提高人口文化科学素质提供前提条件,而提高人口文化科学素质又会促进人口数量的控制。
四、结论和建议
(一)经济增长对教育发展的反作用我们不仅要了解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要认识到教育经济效益的产生是以一定的经济投入为前提的。教育一定程度上是指通过人力投资的基本形式——教育投资所形成的、按照有计划发展规律去培养和训练劳动能力的活动。所以,教育协调发展根本的是要保证长期和持续的教育投入,这必须以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前提。经济增长对教育发展具有制约和导向作用。经济的发展是教育发展的先决条件,决定着教育的规模、内容、组织形式、教学方式和教育手段,经济发展水平还决定着劳动力的素质和教育培养人才的素质。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最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总之,经济发展最终决定着教育的需求与供给,进而影响教育的协调发展。
因此,我们要协调好经济发展与教育水平进步的关系,使两者间互相促进的功效达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