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对外传播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外交局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671-8038

国内刊号：11-4811/G2

邮发代号：80-390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4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联系方式

篇2

最近,笔者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华外国人对中国媒体接触及评价研究”课题组历时7个月,采用配额抽样的调查方法,在北京调查了890名外国人,完成有效问卷851份。①被调查者中有26.0%的外国人在中国居住3年以上,有63.9%在华居住超过1年,有90.8%在华居住超过一个月。被调查者来自西欧、东南亚、北美洲、澳大利亚、北欧、西亚、南美洲、非洲等地区。样本中职业包含公务员、公司职员、经理、技术人员、律师、医生、学生、教师等,年龄范围从18岁到66岁,男性占59.7%,女性占40.3%。调查中发现以下一些现象值得业界关注。

在华外国人媒介使用资源相对稀缺

当前,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但是外国人的母语媒介却比较少,中国创办的面向在华外国人的全国性报刊不超过30种。在这一“真空地带”,出现了在华外国人自发创办的一些报刊。这些报刊出现在上海、北京、青岛、天津、烟台、大连、沈阳、深圳等大中型城市,北京集中在望京、五道口、燕莎、机场高速沿线等近几年形成的较为集中的外国人聚居区内以及部分高校周边,有韩语、日语、越南语、印尼语、英语等语种。这些刊物有的借助同中国的公司合作,如和广告公司合作,出版直投杂志;有的和出版社进行合作,“以书代刊”;有的则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处于一种自发状态。

出版者创办这些刊物有的是为了单纯盈利,有的是为了联络同乡感情、交流资讯。这些刊物在聚居区内的本国人中直投发行、同乡会上派发及在本国风味的餐厅当中取阅。内容主要是在华生活的便利资讯、与本国有关的资讯、刊发广告。由于这些报刊具备了其他报刊所无法匹敌的针对性、贴近性和语言优势,再加上创办者多为本国人,所以在华外国人对此种媒介接触和忠诚度都非常高。这类报刊的出现,主要是因为随着中国的国际化程度加深,移民逐步增多,在华外国人的社区形成,是自然的应需而生。对于这类报刊,一方面需要我们继续加强监管,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现在处于在华外国人媒介使用资源相对稀缺的阶段,需要我们重视对在华外国人资讯服务的建设。

来华一年后使用中国媒体骤然增加

基于描述性统计我们发现,在华外国人整体上接触中国媒体比较频繁,有53.04%的在华外国人每个星期都接触几次中国媒体,其中44.65%的人几乎每天都接触中国媒体。对“在华外国人使用中国媒体的频率”与“来华时间”做相关性分析,显示卡方系数X2=245.95(p

在来华半年以内的人群中,使用“本国媒体”是他们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这一比例远远高出他们使用其他渠道的比例;来华半年以上一年以内的外国人,使用“本国媒体”的比例依然非常高,但形成了“本国媒体”、“自己观察”、“中国媒体”这三种主要渠道,其他渠道的比例大大降低。

对“来华时间”与“使用哪种渠道了解中国”做相关分析,显示卡方系数X2=114.91(P

充分重视“对内传播”的“对外”效应

总体来看,外国人在华接触最为频繁的媒介是“本国网站”、“中国的电视”和“本国人在中国出版的报刊”。具体到各种媒介的情况分别是:

在电视媒体中选择接触最多的是CCTV-1(36.2%,N=308),其次为CCTV-9(20.0%,N=170)、“自己国家的电视台”(11.9%,N=101),再次为CCTV5(5.3%,N=45)、CCTV-4(4.1%,N=35),选择其他的中国电视台选择比例都低于3%。

在平面媒体中,选择人数最多的是“本国人在中国出版的母语报刊”(23.9%,N=203),其次是人民日报海外版(16.8%,N=143),再次是中国日报(9.4%,N=80),其余报刊选择比例非常低。

在互联网媒体中,选择人数最多的是“自己国家的网站”(44.3%,N=377),接触中国网络媒体者没有超过3%。这显示了互联网在地理空间上和政治疆域上的穿透力远远超越其他媒体。

在广播媒体中,被调查外国人无论对中国的广播还是本国的广播选择都非常低,没有超过3%。这说明对在华外国人来说,广播是一个接触几率比较小的媒介。

此外,在华外国人接触中国媒体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了解中国”(35.0%)、“学习中文”(27.2%)、“获得信息”(26.5%),其他目的的比例都比较低,“娱乐放松”(4.9%)、“没有具体目的”(3.3%)、“其他”(2.5%)。

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华外国人接触最多的中国媒体是CCTV-1,这也是中国民众接触最多的媒体之一。这一现象主要因为外国人进入一个国家,想要深入了解这个国家,必然会主动接触该国接触率最大或影响最大的本土媒体。而在华外国人接触中国媒体的三大目的正是了解中国、学习中文、获取信息。“CCTV-1由于其新闻类、综艺类、电视剧、生活服务类节目在中国均为收视率冠军,它在国内民众中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接触率,高于其他类型媒体和其他任何电视频道,经常接触的中国受众达九亿以上。”??所以,CCTV-1也自然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首选渠道。针对这种现象,我们该树立新的观念:对内传播和报道同时也发挥着对外传播和报道的作用和效应,尤其是在中国加快国际化进程、来华外国人的数量正迅猛增长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效应将会越来越显著。

此外,传统上受众定位为外国人的CCTV9、CCTV4、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在来华外国人中接触率并不是最高,这与其中大部分媒体的定位主要是面向境外外国人有关。但我们认为,在中外交流日益频繁,在华外国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些媒体在重视对外“落地”的同时,也要重视对内“落地”,应努力填补专门针对在华外国人的媒体稀缺地带,对在华外国人的传播和影响也是中国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课题组综合各项数据,发现当前在北京居住超过1年的外国人在20万以上,其中来华人数较多的国家是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蒙古、澳大利亚等国。根据以上数据,并结合我们的研究目的,我们确定东亚、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地区的较长时间在华的外国人为主要的调查对象,同时兼顾各种职业、性别和年龄。我们控制以上调查比例的办法主要是通过选择不同的调查场所,各调查场所被访者特点如下:

篇3

王晨表示，国际传播能力是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扩大对外传播能力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科学分析当前国际传播形势，积极应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适应国际传播发展需要，我国应建设覆盖全球的国际传播体系。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启恒分别从“传播是影响社会进步的核心元素之一、互联网――变革传播方式的伟大科技创新、网络传播、网络时代的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阐述了互联网的缘起、成长和逐渐成为传播领域主角的过程和精彩案例。她强调，网络信息社会必将在我国传播事业身上加盖鲜明的时代标记，而网络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将长期比翼双飞，互相补充，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本次研讨会论文集共收集82篇文章，其中14篇是以互联网作为主题的，内容涉及网络传播的方方面面。那些不是以互联网作为主题的，但其内文中也有很多包含网络传播的章节，仔细阅读之后发现，这些学者观察细腻，资料详实，观点不乏新颖和独到之处。

网络时代国际传播的新特征

美国是世界传媒产业大国，也是互联网的发源地，现在全球80％以上的网上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信息由美国提供。他们有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等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闻网站，被人认为是世界传媒的风向标。他们有很强势的话语权，利用其在互联网上信息传播中的支配地位对别国进行文化渗透。近年来在媒体的“融合与渗透”方面美国动作最大。《融合与渗透：网络时代国际传播的新特征和我们的机遇》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助理邓建国演讲的主题，也是本次研讨会优秀论文之一。

邓建国指出，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新闻媒体、电信公司以及信息产业间的跨媒体和跨地域经营等媒体融合实践已经很普遍。1996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新的电信法，为以上融合提供了几乎是百年一遇的好机会。2003年6月2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宣布放松其对报纸和电视台所有权的限制，允许同一媒体集团同时拥有一家报纸和一家电视台，为媒体融合注入了新的动力。2000年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世纪并购使美国的媒体融合达到。到2008年，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收购道琼斯，以及加拿大的汤姆森公司收购英国路透社，媒体融合已经成为世界传媒界不可逆转的趋势。

媒体融合极大地增强了西方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目前，8个世界媒体巨头(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迪斯尼、维亚康姆、通用电气、威望迪一环球、索尼和贝塔斯曼)的收入超过了所有南太平洋各国的GDP总额。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则预测，在不久的将来，5-8个巨型媒介公司将统治美国信息市场，50-80个媒介巨头则将统治全球信息市场。这无疑将使全球笼罩在西方媒体的舆论环境下，给其他国家的国际传播带来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技术推进着公民报道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的精神本质是自由。每个人获取信息和提供信息的权利都可以通过技术的途径实现。Web2.0技术所推动的新闻信息的传播进程呈现的形态演进路线是：传统媒体垄断的新闻信息传播将因公众的参与而走向媒体与公众共同运营的新闻信息传播时代。在这样的趋势下，着眼于传统媒体不同形态所做的专业分工，着眼于一则报道、一个版面、一个节目、一个媒体的管理方式，着眼于新闻工作者个体报道技能培养的传统新闻教育体系都必然发生改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高钢在论文中指出，中国新闻传播能量的源头之水，蕴藏于推动着环境变动的社会各界的公众之间。中国新闻传播影响力的建构有赖于这个丰沛源泉的开掘。今天的网络数字技术，为开辟这种新的传播境界提供了可能。

高钢认为：“维基(Wiki)技术是Web2.0技术时代最具革命意义的技术之一，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信息创造模式。维基的全部技术理念建立在’人的本性是创造而不是破坏’；‘协作是最有效的创造模式’；‘共享的目标体验是扩大协作规模、延续协作进程的动力’这些前提性的信念之上。维基技术影响着新闻传播，推进着公民报道时代的到来。公众将越来越多地加入新闻信息的制作与传播过程，他们将在新闻的发现、细节的描述、背景的开掘、意义的分析等涉及到新闻传播的各个环节注入他们的能量。公众对新闻传播的全程参与，将会极大地制约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偏见与误差，让新闻报道更准确、更均衡、更公正、更深刻。”

关于技术催生公民媒体的话题，还有其他几位学者的论述和列举的案例也很精彩，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国际传播中心吴帆的《浅析以Twitter为代表的新媒体力量》一文，该篇论述的是目前最炙手可热的Twitter。

Twitter作为微博客技术的运用载体，以其信息的迅速性和传播的广泛性成为新媒体中一支重要力量。吴帆首先通过翔实的数据介绍Twitter主要受众的特征，以及其作为社会化媒体在传播中逐渐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对其迅速发展的原因进行探究，进而总结出Twitter的特征。其次，以具体实例分别从Twitter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政治和新闻业两个角度阐述以Twitter为代表的新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利弊两方面作用，通过对每一个角度的深入分析，探究在当前社会环境中积极利用新媒体的方法。

新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网络新闻受众对新闻报道互动参与的诉求，而板起面孔一本正经的说教式传播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网络催生国际传播的黄金时代

“经济全球化，气候变暖，温室气体排放，移民，反恐，金融危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等等，任何一个国家独自不可能解决。它们是生产国际新闻的驱动器。几十亿人要从世界各个角落提供消息，对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

移动电话和互联网都属于参与技 术，在Web2.0时代，这样的技术在全球普及，与对于国际新闻和新闻参与性的客观需求相结合，必然产生出亿万新闻制造者：‘公民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一个新的传播业正在悄然兴起。它以全新的方式制造和传播消息和新闻，跨越国界，全球共享。

所以有人说，一个国际传播的黄金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

胡启恒的精彩演讲一次又一次把与会者的思绪带到了世界大舞台，把视线锁定在网络传播。眼前的现实告诉我们，在国际传播中互联网将不再是第四媒体，它将成为主旋律。全世界的媒体都将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这对我们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还是挑战大于机遇?

王晨在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从新媒体发展来看，我与西方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世界各国都把互联网作为提高对外传播能力、扩大国家影响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和有效载体，采取各种措施谋求优势地位，扩大在网络空间的影响，抢占文化传播的制高点。

王晨强调，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是顺应世界传媒发展趋势，实现我国媒体跨越式发展的需要；是更好地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需要；是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是打破西方舆论垄断，促进世界信息传播秩序更加公正合理的需要。

提高国际传播力，首先要打造强势媒体，强势媒体的核心是人，要拥有一大批知己知彼的跨国际传播人才，我们来得及培养吗?在会议期间，笔者就这个问题采访了著名媒体人曹景行，他斩钉截铁的回答，跨国际传播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实际工作当中锻炼出来的，凤凰人就是最好的例证。

说到练，笔者立刻想到了一本书――《拉里・金沟通现场》，美国布莱克曼教授曾经这样对华裔主持人潘杰客说，如果你想了解美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学习语言并希望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你就必须跟踪这档节目――“拉里・金沟通现场”。拉里‘金是沟通领域的一面旗帜。他之所以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因为他不耻下问、善于沟通和尊重每一位嘉宾。他认为成功交谈的基础是：“真诚、态度得体、对交谈的对方感兴趣、对别人敞开心扉。”

读了这本书之后，笔者深深体会到，大到国与国之间，小到家与家之间，近到人与人之间，所有的成功因素都在沟通中产生，所有的失败因素也在沟通中酿成，所有的冤仇与祸根都是在沟通当中集结的。记者是沟通者，要想做好对外传播，首先要学会如何与陌生人沟通。

关于如何与陌生人沟通的问题，在研讨会茶歇期间，笔者采访了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国际译联第一副主席黄友义。他是一位行走在东西方之间的官员和学者，经常与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打交道，他对此有深刻的体会。黄友义说：“对外传播的关键是要让外国人对我们的意见和观点听得明白，接受的了，说到底是争取人心的工作。

各国之间文化差异很大，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对外国人的了解比外国人对我们的了解就一定多。可能我们对外国经济、科教、历史、风土人情方面了解很多，但对他们的心理活动及认识世界的观点未必了解得充分了，且不说外国人之间因地缘、语言、历史的不同也有很大差别，就是同一个国家的外国人也都极大的不同。”黄友义强调，“要做好对外传播，就要下功夫了解外国人的思维习惯、话语体系和文化背景，只有真正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这样想’，才能清楚我们应该怎么说。而要做到这一点，非下苦功夫不可。靠忽悠打动不了外国受众，因此，对外传播研究的一个主要基础领域是研究外国人的思维习惯，搞清楚我们每说一句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就像下棋一样，对外交流要能分析预测到对方的反应，从而制定有效的应对和交流策略。”

篇4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特定的时空语境，原样向外传播一方面加大了正确理解的难度，容易使接受者失去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也与当地人们的实践相脱离，不易产生共鸣感。有效的交流只能建立在接受者已知信息的基础之上，因而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要能够与当地的文化特色、固有价值体系相融合，提高认同感，实现跨文化创新。同时，对外传播过程中的表达方式，即语言翻译，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不能被正确理解。或生硬直译，重表面意思而忽略核心本质，使得翻译能被中国人意会但外国人却不知所云；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传统文化进行详尽解释却语言啰嗦，不符合他国表达习惯。有效地对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对翻译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会表达，还要能够用当地视角、当地习惯进行表达。李安作为唯一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华人导演，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能够运用西方思维讲中国故事，能够用西方表达方式传递中国文化。仪式是某种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对内化该思想、增强成员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它具备外在可见性，可以进行二次传播，引起非接受者的兴趣。基督教徒每周的“礼拜”，就是以独特的形式将宗教思想进行外在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中，需要将一些思想通过外化形式表现出来，在形式的模仿过程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意义。中国新年的对外传播就是通过一些独特的仪式，如看春晚、包饺子等，将家文化、节日文化传递出去。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可以运用一些仪式化表现，用“声势浩大”来制造舆论热点，形成流行趋势，将传统文化从“外”向“内”地被传播。

二、选择性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种类丰富、博大精深，全方位地同时对外传播不利于在接受者心中形成统一形象，更会因其复杂性而被厌烦抵触。同时，某些传统文化因其产生于特定的时空语境，与他国固有的思想价值体系相矛盾，盲目推向国外容易引起误解，不利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并且人们的态度常常具有自我防御功能，表现为拒绝接受甚至否定与自身固有认知体系不一致的信息，以此减少焦虑。因而在传播过程中必须加以选择，将一些普世价值思想作为先遣队，吸引人们去关注中国智慧，由易到难，逐渐传播中国文化。在此过程中，选择一系列具有较高辨识度并拥有统一形象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形象代言对外进行深度传播，形成独特的中国气质，进而在接受者心中形成较高的中国文化认知度。选择性传播意味着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必须有所舍弃，用少而精的部分传统文化形成整个中国文化印象。或许会有部分学者对此做法持反对意见，但笔者主要是想运用这个统一焦点形象在接受者心中留下印象，并引起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进而能主动学习中文，去进一步体会中国传统文化。选择性传播的传统文化只是先遣队，用以“诱使”外国人主动学习中国这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篇5

国产电影对外传播业已取得的成绩

经济的飞速发展促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影视节目作为文化传播的一个有效载体,也以一种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愈来愈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一种形式,不论是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我的父亲母亲》,还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中国电影的国际化道路于当时已经初见微光。20世纪90年代,国产电影的题材日趋广泛、语言日渐丰富。同时中国导演在电影拍摄技巧及电脑特技镜头应用技术上不断创新,积累了国际化制作的经验和实力,许多优秀影片受到欧美等国观众的欢迎。进入新世纪,中国电影更是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中国第五代导演们也在各种国际影展上频频获奖,不仅为中国电影赢得了空前的关注与荣誉,也加快了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步伐。可以说,一部部蕴涵中国文化的华语大片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在增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向世界展现了丰富的中国文化,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国外受众对中国的国家印象。

国产电影对外传播存在的问题

国产电影的对外传播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由于我国电影在全球文化竞争中仍处于相对弱势,因此国产电影的对外传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国产电影在展示中国文化时,使用元素过于平板化。比如电影《卧虎藏龙》中所反映的中国元素不可谓不丰富,单就自然景观而言,江南的雅致、北京的古老、大漠的孤旷,中国的风光尽被囊括其中。然而,全景化的表现在使影片丰富多彩、富于变化的同时,也失去了描绘的着力点。没有重点地将中国元素堆砌在一起的结果,只能使观众在不断惊叹于这些奇观的同时,也在不断地遗忘,到最后只留下一个美好却模糊的印象,就更别提对文化精神的深入体会和理解了。平板化的另一极端则是过于突出某一元素,对其进行浓墨重彩地展现,如《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充斥眼球的金黄色难免给人乏味的感觉。

第二,题材单一、内容重复是国产电影对外传播存在的又一问题。如果说最初的中国古装武侠以其“特殊相”成功走出国门,在国外掀起了一股中国武侠的飓风,那么在经过了《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后,中国的古装武打片仍想风光依旧却是难上加难。在国产电影的对外传播中,某种程度上总是倾向于选择和展示旧中国那种历史的、封闭的景观。长期的隔阂使国外受众对东方充满了神秘感,然而随着新鲜感的逐渐消失,这些单一题材的国产电影失去市场无疑是种必然。

第三,中国电影在传播民族文化和塑造国家形象上尚有欠缺。国产电影的对外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文化软实力,但由于价值观的混乱,歪曲民族历史、扭曲本土文化的现象不在少数。现代社会中,人们了解外部世界主要源于大众媒介传递的信息,即依赖媒介环境来认识现实环境。但目前国产电影古装大片出口过多,例如《大红灯笼高高挂》、《锦衣卫》等“伪历史”、“伪民俗”的国产电影,则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奇异部分作为宣传主体,以偏概全。这种情况不利于传播当代中国的形象。

第四,为迎合国际资本与市场需求,中国电影的“西化”倾向日趋严重。“与国际接轨”、“打进好莱坞”,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电影人难以割舍的情结之一。个别推崇西方评价标准的电影创作者,为了在国际上获得承认、赢得奖项,过多迎合西方电影节及其评委的口味,在电影题材选择上存在着“西方中心”视角,而缺乏应有的本土文化立场。现代化的、充满创新精神的、具有生机与活力的当代中国形象在电影中处于“缺席”状态。

国产电影对外传播的可行策略

精心打造国产电影内容。其一,国产电影要精心打造电影故事情节。从传播国家文化和塑造民族电影品牌的高度看,电影内容还是最重要的。可以说,制约当前国产电影发展的瓶颈之一,就是其故事性弱。因此,中国电影要在海外争得一席之地,就必须从讲好故事开始。这就要求导演和编剧最大限度地发挥观察力和想象力,深入挖掘生活中具有震撼力的人和事,然后,用精彩引人的故事表达对新时代、新生活的理解。其二,国产电影要秉承现实主义传统,表现当代中国的发展主流,体现昂扬向上的价值观。也就是说,电影从业者要增强自身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责任感,采取正确的文化策略,抢抓时机重塑有独特魅力的“中国形象”。比如电影《功夫熊猫》进军中国时,就采取了“西方立场,中国表达”这一文化策略,取得了良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其三,国产电影要体现民族风格,走民族电影之路。国际著名电影人哈维・韦恩斯坦曾经说过,中国电影不要一味地去迎合别人的口味,而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本民族独特的东西。因此,中国电影产业应立足于本民族的丰厚文化土壤,走文化创新之路,逐步建构自己的民族品牌。在题材内容上坚持表现中华民族的生活特色、民俗习惯、审美方式等;重视对民族人性的表现,摒除模式化的人物塑造,回归人的真实情感体验。其四,国产电影的对外传播内容要具有“国际元素”。目前我国的影视作品中,老人题材、残疾人题材、妇女题材等相对较少,即使是艾滋病题材和同性恋题材,也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电影表达的视野。

在国产电影的生产环节做好文章。在跨文化传播背景下,中国电影出口国际市场,势必会遭遇一些特殊问题与阻力。因此,国产电影在生产环节上,一方面要找到中外文化交流的“融合点”,重视文化包装和国际合作,尽量减少语言、美学趣味、价值观等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强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文化混杂策略扩大电影出口范围。所谓文化混杂策略,就是按不同国家的市场需求来配置故事、场景、人物、明星,从而使各种文化元素有机融合,扩大电影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适应面。比如《变形金刚Ⅱ》将上海作为电影开篇的场景,这样无形中就拉近了与中国观众的心理距离。此外,国产电影还要走与国际资本合作的道路,通过与国际资本的合作,疏通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渠道,使“走出去”工程日趋顺畅。

重视国产电影的营销策略。电影在跨国交易时贸易壁垒多,需要采用灵活的适应性策略进入国际市场。首先,要细分市场。细分市场意味着企业依据地理、人口、文化等标准把市场分割为若干国家或区域,制定适应目标市场消费需求的产品经营方针,确立产品的竞争优势。不同目标市场的受众,需求差异很大,有鉴于此,中国电影产品“走出去”就要针对自己在海外的不同目标市场,为他们提供差异化的文化产品,满足电影受众不同的观看电影习惯和审美趣味。其次,通过影展促销带动版权交易,在制造营销热点的同时使产品迅速获得国际认同。再次,采取国际合作发行。通过与有优势的国外大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利用其发达的发行网络来提高产品的渗透速度和市场占有率。

国家扶持策略。目前,中国电影产业的根基相对薄弱,电影文化影响力稍显不足。因此,依靠电影产业传播民族文化、塑造国家形象,就亟须政府对电影产业实施扶持和保护政策。政府要支持拍摄传播优秀民族文化、弘扬主旋律的影片,引导资金投入;鼓励高新技术制作的电影,并允许成立由中方控股的中外合作制片公司,以促进电影出口;进一步推进电影行业的减免税政策,可在对制片单位实行减免税基础上,对电影发行、放映单位也实行减免税。同时,政府也要重视中小影片(包括艺术电影)的生产和输出,因为它们同样能传播民族文化,获得海外收益。

结语

国产电影的对外传播不仅能增加国家外汇收入,同时电影中包含的丰富民族文化元素,还有助于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的塑造。因此,做好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不仅需要政府把电影产业放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加大对优秀电影的投入,还需要电影从业者不断提高传媒素养和业务素质,努力打造一支具备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和昂扬向上普世价值观的优秀创作团队,从而通过优秀国产影片的对外传播,树立中国和平崛起的正面形象。

参考文献:

1.张乐、余靖静、周婷玉:《三大怪现象困扰中国国产电影》,新浪娱乐,2006-11-01。

篇6

如何发挥中国智库的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作用？

2013年8月21-22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重阳”）承办了题为“大金融、大合作、大治理”的国际智库研讨会，邀请了G20国家的26名代表参加研讨会（以下简称“20国智库会议”），为两周后举行的G20首脑俄罗斯峰会献计献策，引起了舆论界与各国政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媒体用“中国首次举办20国智库会议”、“中国智库初显国际号召力”等标题来评价此次会议。尤其是由人大重阳主导通过的《G20智库共同声明》，更是被不少与会者与媒体界所称道。

特点：代表性强，会期及时，主题明确

20国智库会议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参会国齐，代表性强。G20国家均有智库人员参加，充分代表了G20国家的各方视角与观点。多数与会者都是G20研究的专家，或至少做过G20与世界治理研究，对本国的G20立场或世界治理的困境有独到的见解。

二是会期及时，影响直接。在G20首脑峰会之前的半个月召开，在舆论传播和国际沟通方面都对G20首脑峰会起到了重要的咨询作用。事实上，在此之前，本次会议也收到了2013年主办国俄罗斯和2014年主办国澳大利亚官方的相关反应。

三是主题明确，交流充分。与会者必须递交论文，论文主题的核心要求就是对G20机制提出建议与未来展望；会议期间，则要求发言人不必拘于与会论文的内容，而是就前面发言者进行回应、或更深入的阐述，以提高智库交流的信息量。

效果：推动达成集体共识

智库研讨会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讨会虽有高度相似性，但由于智库国际互动的政策诉求较多、现实关怀较强、会务成本较高，会议的效果不应仅仅定位在知识的沟通，更应当全力推动达成某种集体共识。如果能影响他国智库的研究议题、思想主张，将是对本国外交的巨大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20国智库会议达成的“20国智库共同声明”堪称一个典型范例。该声明同意“着手组建G20智库年会机制，以加强G20成员之间的沟通，为G20的发展贡献行之有效的思考和建议”，表达了20国智库人员对“全球经济显现复苏势头，但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的评估，也“呼吁二十国集团各成员之间加强国际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改革的研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以及“呼吁二十国集团密切关注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以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最重要的是，该声明“呼吁二十国集团的智库重视研究”13大重要议题，以“加强沟通、开展合作研究”。声明虽只有500多字，讨论之前已经过数轮的艰难沟通、几易初稿，会议讨论时也争论激烈、几度陷入僵局，但承办方仍然很好地主导了会议节奏，最大限度地在共同声明中注入了中国观点，也最大可能性地推动了20国的思想共识。声明签字通过时，全场响起了经久的掌声，所有与会者都对中方的努力抱以极高的肯定，有与会者还赞赏道，这次会议让其体会到“中国特色的创新与进取”。

困惑：强化智库的对外传播作用任重道远

中国急需建设一批高水平智库，为推进中国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同时，还需要把这批智库打造成有效的国际交流平台，通过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的手段，吸纳各国智慧作用于中国发展，传播中国理念以影响他国社会。

篇7

而对外传播对象日趋广泛与多元，这又反过来要求作为传播主体的城市自身在形象塑造上要有新的思路、新的方式、新的样态。在G20峰会决定于杭州召开之后，该市的城市宣传片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对外传播实践。

一、G20与杭州城市形象宣传片

2015年12月1日，中国从土耳其手中接过了G20峰会主席国的接力棒，并定于2016年9月4日-5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第11次G20峰会。主席强调，中国主办G20峰会，“既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高度信任，也展示了中国愿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的真诚愿望”。事实上，G20峰会在杭州举办，也可以视作中国政府对杭州的高度信任，同时又展示出杭州作为一座城市“走向世界”的真诚愿望。

众所周知，G20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处理国际事务、进行全球治理时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作为一种多边磋商和解决的机制，峰会的举行不仅备受瞩目，而且其举办地也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成为举办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塑造和传播自身形象的最佳时机。

表1为2008-2015年G20会议议题及会议地点。

检视历次举办城市，我们可以注意到，其中有像华盛顿、伦敦、首尔这样的所在国首都，也有像洛斯卡沃斯、安塔利亚这样一些原先并不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城市。而毋庸讳言的是，杭州在此前虽然已经具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但是在其城市形象的对外传播上依然处于起步阶段。所以，该市非常有意识地想借助G20峰会的契机，提升城市形象塑造和对外传播的水准，的一系列城市宣传片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动作。举其要者，有和英国BBC合作的一分钟动画短片《欢迎来G20杭州》。在这条视频中，西湖、断桥、龙井茶、雷峰塔和阿里巴巴的总部依次掠过画面，活泼的卡通配上欢快的音乐，非常讨人喜欢。还有与CNBC携手的《相约浙江》，该片走风光片路线，时长同样为一分钟，有古典优雅的一面，也有现代碰撞的活力；从泡茶谈到灵魂，从湖水谈到创业创新，从山脉和沿海谈到生态与产业发展，覆盖面也很广。更有会议临近时的长达16分钟的长片《杭州》，以人文纪录的方式将杭州古往今来的各种亮点一网打尽，精心调配，博得一片叫好之声。值得一提的是，该片由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文化广播电视共同出品，没有国外团队介入。

陆晔等人认为，“城市形象宣传片可以被视为有关一座城市、有关城市景观以及内生于其中的都市生活的一种特殊文化展示，体现对特定的相关都市景观及其文化价值的可参观性的理解，是媒介将都市转变为一种影像、进而借此代表都市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①。以这一主张对照杭州在城市宣传片上的一系列动作，或许可以补充两点：第一，城市形象宣传片还是试图“复活”城市演变脉络和历史积淀的努力，其文化内涵与呈现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到受众对该城市的理解和想象；第二，与前述一致，随着全球化与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城市形象宣传片需要扩展自己的受众对象，尤其是作为系列呈现时更是如此。对于这一点，杭州在此次城市形象宣传片的运作过程中就采取了多版本的方式，语言上涵盖了中英文等，时长上从15秒到16分钟，投放媒体则涵盖了从BBC到纽约时代广场等多种地点与形态。总之，杭州的G20城市形象宣传片试图将对外传播的对象拓展至尽可能的多数。

二、G20杭州系列形象宣传片的策略解析

从现有的反馈来看，G20杭州系列城市形象宣传片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对外传播实践，对杭州城市形象的建构、尤其是国际传播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从其整个策略上看，有几点值得注意。

1.城市形象是塑造，而非发现

如果我们将城市形象宣传片看做一个视觉文本的话，就很快能够理解贝拉・迪克斯所说的，作为地标的景观通过文化展示对城市的建构，亦是对当代都市文化“广泛的公共意识”（wild public understanding）的培养②。此次杭州的系列形象宣传片都在通过城市的各种标志性景观，来构建出杭州作为旅游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山水园林城市、创新创业城市等指向的形象。这些景观在个体单列的时候可能是零碎的，只能片段式地传递某一方面的信息，但是，一系列形象宣传片透过各种形式的拼贴（pastiche），形成纷繁而规整的意义。这也正是美国传播学者格罗斯伯格特别强调的，“意义包括能指之间的接合，这种关系是依据代码而形成的。从更广泛的层面上看，这个过程说明文本仅仅是在与代码发生关系时才有意义，它们在代码中被解释或定位，也因此能和更广泛的、使用同样代码体系的文本体系联系在一起”。③

意义是一个传受双方共同作用的过程，而在城市形象宣传片的制作传播过程中，关于城市的形象也在彼此的“协商对话”中被塑造起来，一方面这样的形象可能是千人千面，一方面它又必然有着共同的核心要素，或者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形象，多种表述”。换言之，并没有一个静态的、恒久不变的城市形象摆在那里，等着人们去发现。从某种意义上看，“发现”城市形象更近乎一种“本质主义”的论调。

2.城市形象片是修辞，不是宣传

尽管遵从惯例，我们将G20杭州对外传播的系列动作称之为“城市形象宣传片”，可实质上笔者更愿意强调系列形象片的修辞意味，而非宣传。

首先，众所周知，宣传（propaganda）一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被视作一个贬义词。在普通公众的日常话语里，宣传也被赋予了负面意义，以至于公众尤其是西方公众一提“宣传”，就会产生天然的拒斥感――事实上，当今世界的所谓“公共关系”“营销沟通”等等，又有多少就是现实生活中旨在影响大众的“宣传”实践的另一个称谓？④传统意义上，宣传就是“通过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一点但欠准确地说，就是通过故事、流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控制意见。宣传关注的是通过直接操纵社会暗示，而不是通过改变环境中或者有机体的其他条件，控制舆论和态度”⑤。对照之下，可以发现（而且我们得强调指出），G20杭州城市形象宣传片具有“迥异于宣传”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第一，它们并不是试图要去控制舆论和态度。时至今日，恐怕稍有媒介素养的人都承认，控制舆论和态度已然是“不可能的任务”。城市形象宣传片的使命在于搭建一个可供生发各种意义的平台，让受众因势而动，各取所需。这就好比一家餐馆，它必须提供丰富的菜单，以吸引食客的到来，同时它能做的只是通过自身的食材、烹调技巧等努力让食客识别其特殊风味，从而形成对这家餐馆近乎一致的形象感知。第二，城市形象宣传片关注的不是“直接操纵社会暗示”，而是力图改变环境的其他条件。这种改变的尝试，就是修辞。

美国新修辞学派代表人物伯克说过，修辞是借由符号（语言）激发合作的行为，所以他主张修辞要达到的目标是“认同”而非“说服”⑥。仅仅从效果来看，且不论两者谁更容易达成，至少“认同”比“说服”更具有战略意义和长久稳定性，因为它改变的是环境，让接触者共同生产出关于这座城市的形象。也正因如此，修辞的技巧就极为重要，国内学者陈望道先生当年在《修辞学发凡》中就提出，“修辞技巧的来源有两个：第一是题旨和情境的洞达，这要靠生活的充实和丰富；第二是语言文字可能性的通晓，这要靠平时对现下已有修辞方式有重返的了解”⑦。不夸张地说，G20杭州系列形象宣传片显现了极为高超的修辞技巧。例如前面提到今年8月12日首登CNBC的《相约浙江》（时长60秒）就引起极大反响，除了在CNBC刊播外，还迅速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一位微信用户就做出了这样的评论：“杭州这个宣传片做的非常好，非常容易跨文化传播：视觉元素体现了地域独特文化与历史，城市经济结构特征，经济地理位置等。叙事节奏感明快，不拖沓，有层次感！从杭州到浙江到中国，最后延伸全球，空间层次感好。时间上，从古代走入现代。……片子的形象元素也是西方容易接受的，并且体现了自我的独特与自信，而不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偏见。”⑧

由此可见，G20峰会杭州系列城市形象宣传片的成功实非偶然。当然，除了上述的这些特色之外，也绝不能忽视像社交媒体勃兴、杭州城市固有知名度等这些作用因素，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此次传播实践。而从对外传播的角度来考察，杭州利用此次G20峰会举办的契机，实实在在地做了一次城市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成效卓著，影响深远。

（本文为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究院重点课题“中国梦影视的国际传播力提升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ZCXJYS15ZD01）

「注释

①陆晔：《都市景观的影像化与意义共享――以上海城市形象宣传片的受众解读为个案》，载《城市传播：基于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实》（黄旦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②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冯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亦见上引陆晔文章。

③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媒介建构：流行文化中的大众媒介》（祁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④有关“宣传”一词及其观念、话语的讨论，可参看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⑤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浩、田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篇8

东西方各自文化的要旨不同，但却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成就健全向上的人生。成就健康、活力的社会，两方面缺一不可。东西方文化在这两方面实现融合，于各国未来有利。于人类有利。存在融合的基础。

“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核心对世界文化发展具有指向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肯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

西方文化则以人为万物的尺度，万物为人所役，斗天、斗地、斗自然，争名、争利、争荣誉，吃荤、吃素、吃海珍，纵情、纵性、望。这种观念，短期观察于人有益，长远观察害则大。现代西方在物质丰裕的同时。横行的物欲，已对人类长远发展造成空前威胁。

有识之士在看清西方文化长处的同时。也对其弊端予以充分的警惕，并从中国文化中看到了人类未来的希望。“天人合一”的“大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

推崇“社会大同”的中国文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文化最鲜明的民族特性是“和”，是把和谐当成社会的终极目标。老子曰，“为无为，事无事”(《道德经》第63章)。强调“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第58章)。儒家“和合”、“中庸”、“大同”。《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与，盗窃乱贼而不做。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是对社会终极目标的具体描述。推及邻邦关系，提倡“善解能容、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周易・乾卦》中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孔子也提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主张以交往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则提出“仁者无敌”。主张“以德服人”，提倡王道，反对霸道。在局部冲突不断发生的当今社会，这种思想无疑是具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作用的。

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策略

进行文化自省。文明的自我反省，并不是自我否定，它是发展的最好动力。亨廷顿说，正是不断有人谈论美国的衰落。美国才没有衰落。“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2l世纪的中国能够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人能否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活水源头中”。

在传播内容选择上，强调民族性。兼顾世界性。文化与众不同的一国特性同它的世界普通适用性即所谓的“普世性”(或“酱适性”)是相通的。例如，颇具民族特色的意大利歌剧历经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发展，是因为其主题是人类所共享的――爱情与死亡。其终极关怀是各国民众所共同追求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可以细化的东西很多。中国“和”文化，如“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文化理念应是传播重点。

重塑传播形象，刚柔并济，避免程式化。不能片面认为古代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全部，更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奇异部分作为宣传主体，以偏赅全。针对不同地区要有不同的策略，比如对非洲国家，我们可以加大力度宣传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而对欧美，可以淡化政治色彩，着力展示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先求文化认同，再求政治理解。不要一提中国文化，就让外国人想起“武术旗袍大花脸”。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们抓住了这个全球性的媒介事件，整合文化的力量展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成果和国人的时代风貌，凸显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形象的精神本质和文化内涵。是一个成功范例，值得研究推广。

篇9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5-0136-02

一、引言

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西方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圣经》翻译。无独有偶，中国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翻译也始于西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对于翻译的研究，不同时期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之间的相互争论。

近些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网络及各种通讯手段的不断进步，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必要手段不仅是文字转换形式，更是文化构建方式，具有强大的社会文化功能（石琳，2004）。翻译的研究也出现了“翻译的文化转向”（Bassnett，S & Lefevere，A，2001）。

二、翻译的文化转向

翻译是什么？有人说是创作，有人说是艺术，也有人说是科学。其实对于翻译很难有人给出准确的定义。因为其开放性，翻译对多种学科有关，比如哲学、心理学、美学和社会学等。但究其本质，翻译与语言学、文化最为密切。20世纪被称为“翻译的时代”（Newmark，1988），随着语言学研究的兴起，翻译研究的理论得到空前的发展，众多中外学者从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等学科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于翻译的研究开始从语言学方面向文化方面转移。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就是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了文本本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尤其关注和强调译入语和原语文化要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以及反之翻译对文化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张曼，2012）现代翻译理论研究已经不再一味关注译文是否忠实于源语，更要关注社会、文化和交流的实践，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及翻译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也不再是语言本身，而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类行为。

三、翻译对文化对外传播的作用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进行交流，他们不可避免遇到语言问题与文化问题。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是文化交流与理解的桥梁。翻译的目的与特点就是思想与文化的交流。当今的世界文化产品包括文学产品和消费文化产品，它们的增长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是信息爆炸时代的必然产物，同时也加剧了文化多元化的全球化进程。我们不能只固守自己的民族语言以求得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来抵御文化的全球化浪潮，而是应该积极传播自己优秀的民族文化，完成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使命。

翻译的功能在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2011）说，中国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目的是通过传播中华文化，使中国文化能够真正地吸引人、打动人，引起共鸣，拨动心弦，赢得尊重，增进心灵的沟通，寻求理解与合作，使外界全面、准确认识当代中国的真实面貌，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创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目前对与中译英来说，我们的重点应该尤其的放在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加强与西方的相互理解，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向世界范围内传播。

四、译者身份的文化转向

通过以上探讨，口译者所从事的是跨文化交流活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不同文化与态度的冲突。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在交流过程中可能对同一词汇表达和非言语行为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口译者需要注意并理解这些不同文化的差异，做出适当调整来促进跨文化交流。在接受口译任务后，口译者应当为文化差异的协调做准备。充分考虑到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别，站在文化的高度，培养文化的敏感性去识别文化语境，并在识别文化语境的差异过程中，适时调控自己的文化导向，达成两种文化的和谐，做一名成功的文化调停者。

对于文化调停者，Taft（1981）做出如下定义：文化调停者是能够促进拥有不同文化和语言的人或群体间的交流、理解和行为的人。调停者的角色是把一个文化群体的表达，意图，理解和期待，通过建立和平衡传递给另一个文化群体。为了实现这种连接，调停者必须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两种文化之中，因此调停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双文化的。口译者作为文化调停者需要具有跨文化交流意识，并且能够促进交流。也就是说口译者要做到让交流双方分享信息、想法、观点或态度，而不是造成误解。

五、译者的文化传播能力

翻译的文化转向更加要求译者成为文化交流者和传播者，从而介绍新的思想、文学形式甚至语言表达形式。这要求译者具有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跨文化交流意识可以理解为对存在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对于口译者来说，在口译的过程中应该根据文化的不同，对口译过程中的信息进行相应的处理，以此来促进交流。译者必须意识到目标读者的需求和需要，考虑目标读者的期望和背景知识，知道来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差别，决定适当的翻译策略，最终促进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国家对对外传播人才从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了新的要求。如何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多层次的、高素质的翻译人才，改变对外传播的现状，提高对外文化传播的效果，建设真正的“文化强国”，是摆在高校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作为翻译人才培养基地的中国高校在培养对外传播人才中应发挥重要作用。高等学校在对外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上，要有新思路和培养策略，以加快翻译人才的培养进程。

六、结语

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文化的全球化将是21世纪的重要特征之一。翻译的文化转向也正是符合这一发展趋势。翻译是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而中译外队伍的质量决定文化传播的质量。加强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中译外人才的培养，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中译外队伍，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关键。

参考文献：

[1]Bassnett，S & Lefevere，A.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Taft，R.The Role and Personality of the Mediator[M].Mediating person：Bridges between Cultures.Ed.Bochner.S.Cambridge：Schenkrnan，1981.

[3]蔡武.中国当代和流行文化对外传播力度不够[EB/OL].新华网，2011-07-19.

http：///gn/2011-07-19/3192039.shtml

[4]Newmark，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Prentice Hall，New York，1988.

篇10

所谓海绵，就是目前西方媒体的一般性报道中，表面上根本看不出任何倾向性，其新闻报道也并不刻意贯穿某种特定的价值观或政治态度。反而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中立、持平，在国际传播中以不偏不倚的中立、客观面目示人，比如BBC标榜自己永远是真实性第一，而CNN的传播理念则改变为“超越国界”，强调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甚至把“抢到第一现场”作为传播的第一追求。其目的就是通过表面上真实、客观、及时的报道，改变在国际传播中的负面形象，同时像海绵吸水一样吸附国际受众的忠诚度。

另一方面，在全世界推广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影响，始终是西方媒体的固有观念和传播目标，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改变。因此，日常报道并不代表西方媒体国际传播的真实意图，而只是为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度而必须要做的准备和铺垫，并不是自始至终的真实、客观、公正。在需要的时候，比如某些国家发生重大环境灾难、以及国内大选、产生政治分歧等特定条件下，这些国际媒介就会像海绵挤水一样，释放出其全部能量――国际影响力，与西方全球战略相配合，采取误导、歪曲、抹黑等手段，在当地民众中造成舆论混乱，制造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由于其平时积累起来的受众忠诚度，这些误导、歪曲、抹黑宣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受众所相信，因而会像“杠杆”一样“撬动”特定对象的国家利益，达到其官方外交所不能实现的战略目标。

近年来，西方媒体“海绵与杠杆”的国际传播策略屡见不鲜。在伊朗大选期间，西方媒体一改“客观”报道的面目，抹黑、歪曲宣传可谓登峰造极，一定程度上对伊朗国内骚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西方媒体“海绵与杠杆”策略不断变化并交替使用，国际传播竞争更加激烈而复杂。一方面，我们的传播内容还有提升的空间。西方媒体在“抢现场”方面具有优势，我媒体则可以特点和角度取胜，抢抓西方民众对中国观点、中国声音、中国视角的兴趣点，积极培育国际受众的忠诚度。另一方面，对外传播的综合调研还有提升的空间。尤其是加强针对西方媒体传播策略的分析研判，未雨绸缪，提前准备，有效阻断其在重大事件中的能量释放和杠杆效应，争取国际舆论斗争的主动权。

连续光谱

篇11

【论文摘要】电视媒体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方式。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具有内部性、能动性、运动性、互动性和系统性的特点。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发挥和提升受到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中外因包括：传媒环境、基础设施、覆盖范围、国外媒体与国外受众，内因则包括媒体的公信力、媒体传者素质、媒体信息传播艺术四个方面。

何为传播能力？美国学者特伦霍姆和延森所下的定义是：“一个人以有效而得体相宜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能力。”我国在研究科技传播能力的时候，学者们提出这样的概念：国家科技传播能力就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有效整合科技传播力量、高效配置科学技术信息资源的一种能力。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媒体传播能力就是媒体以有效而得体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能力。它强调用恰当的方式达到媒体传播目的。

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就是电视媒体以有效而得体的方式对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信息传播的能力。它包括传播的信息量、传播速度与精度、信息传播的覆盖面以及最后产生的影响效果。

一、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特征

根据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它具有如下特征。

1、内在性

电视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力是媒体自身所具有的，通过媒体内部的结构优化、各个部门的协调运作、媒体的理念以及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等方面体现出来。如果把电视媒体比喻为一个人，那么媒体的传播能力就是这个“媒体人”的心理特征和掌握的各种技能，是媒体能够顺利完成一项对外传播活动的主观条件。因此，电视媒体的对外传播是以媒体自身作为主要发力点来进行的传播，是媒体内在的特征。

2、能动性

所谓能动性，就是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和影响做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或回答。人的能动性称为主观能动性，其特点是通过思维与实践的结合，主动地、自觉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反作用于外部世界①。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也是如此，它是电视媒体主动的将决策、理念、战略等与实践相结合，根据具体的外部世界进行主动的、自觉的、有目的、有计划的传播活动，从而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相反，如果电视媒体的传播活动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始终服从于其他媒体的议程设置，或者是成为其他媒体的传声筒，无法单独采集并信息，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没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和理念，，那么这样的电视媒体可以说不具有传播能力，或者传播能力低下。

3、运动性

运动性原理是指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是动态的，其稳定是相对的。电视媒体传播能力内部的联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根据具体事件做出不同的并且恰当的反应。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运动，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更新，电视媒体若要适应世界的变化，满足人们的需求，就必须不断的调整自己，适应社会，从而走在信息时代的前列，影响并引导时代的发展。这恰恰也体现了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运动性的特点。

4、互动性

电视媒体对外传播的目的就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产生一定的影响。电视媒体要达到对外传播的目标，就必须了解受众群体的特征和需求，提供受众想要知道的信息，而不仅仅是传播自己想传播的内容，说自己想说的话。媒体与受众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媒体内容对不同的受众有不同的针对性，受众对媒体的传播活动做出信息反馈，两者形成互动。与受众保持一定的互动使媒体更好的为受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这不仅是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体现，更有助于提升这种能力。

二、影响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外因

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发挥和提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大类。在客观因素中则包括以下几点：

1、传媒环境

传媒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内，大众传媒的发展水平，媒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其指标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媒体发展水平，指传媒的种类、数量，传媒的覆盖率、普及率、发行量等，还体现在国家对媒体资源的利用，以及媒体在受众中的易得性。二是传媒的社会环境，指传播机构的管理方式以及传媒与国家权力的结构关系。

传媒环境之于电视媒体发展，犹如水之于鱼的生长。良好的传媒环境将有利于电视媒体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电视媒体传播能力的提升和发挥。但是，传媒环境是一个较宏观的概念，其内部各项因素对电视媒体的影响也比较复杂，因此，要多方观察、仔细研究，针对不同领域、不同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方能把握住传媒环境与电视媒体的关系。

2、基础设施

电视媒体基础设施是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和前提。因此在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建设中，我们要重视基础设施的作用。

我国曾深刻体会到没有自己的传播渠道设施的无奈。在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对外传播通过向国外寄送节目，或者租用其他国家的通讯卫星来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外传播活动的开展和传播的质量根本得不到保证，甚至受到不法分子的干扰。再例如媒体的数字技术。在现代传播中，数字技术是一项高质、运用范围非常广泛的技术。对于中国电视媒体来说，掌握和运用数字技术将大大提高传播效率，实现传播现代化。

3、覆盖范围

媒体覆盖范围是指印刷媒体的发行范围或电子媒体传播所能达到的地区范围。对于媒体来说，覆盖范围越广，其信息传播的范围也就越广，媒体的潜在受众也就越多，媒体的潜在影响力也就越大。但是要明确的一点是，媒体的覆盖率不等于收视率，媒体的覆盖率高，并不等于其影响力大。媒体要进行国际传播，其覆盖率必不可少。没有覆盖率，媒体的信息就无法到达传播的目的地，也就无所谓国际传播。媒体若要进行全球性的传播活动，就必须建立全球性的媒体覆盖。

三、影响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内因

影响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主观因素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媒体公信力

喻国明认为：媒介公信力评价是公众通过社会体验所形成的，是对媒介履行作为具有特殊使命的社会公共产品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能的信用程度的感知、体验基础上的评价，而媒介公信力则是指媒介所具有的赢得公众信赖的职业品质与能力②。

从公信力的概念和认识中可以得出，公信力重在“信”字。“信”体现了媒体在传播信息时的媒体精神和理念，是对受众负责的表现。同时，“信”也体现了受众对媒体的看法，是媒体在受众心目中地位和权威性的体现。

电视媒体公信力的形成，取决于电视媒体所传递的信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信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客观、真实的信息是电视媒体公信力的基本也是关键性因素，只有客观、真实，才能取信于民。二、信息的及时性。电视媒体的主要责任就是及时地为受众提供各种信息，以满足受众对社会变动的信息的需求。三、信息的观点和立场。电视媒体的观点和立场是立足之本，人云亦云顶多充当“传声筒”的角色，所传递的信息将无价值可言，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媒体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四、受众的态度。电视媒体的公信力如何，归根到底还是由受众说了算，而这取决于受众对电视媒体的接受和使用程度。

2、传媒从业人员素质

当今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在传媒领域，人才决定着媒体的实力。传媒从业人员素质的高低，关系着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在全球传播势不可挡的当下，高素质和专业人才的缺乏成为制约中国媒体发展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名对外传播的媒体从业人员，光具备专业知识、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还不够，还要具备跨文化传播能力和良好的外语水平。跨文化传播能力，是媒体从业人员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传播的能力，它需要充分了解和认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民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在了解的同时融入进去，运用其他民族和国家容易接受的传播方式来传递本媒体所要传递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具有国际传播能力。

3、媒体信息传播艺术

如何传播是技巧问题，是指新闻媒体在采集、制作和传播新闻信息时所选择的角度、方式、分寸和时机等。能否在信息的传播中体现及时性、丰富性和服务性、能否对复杂的新闻事实提供有效的深度解读，能否提供独家的报道、评论和观点，直接影响到传播的质量和能否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在信息传播艺术上，人的传播方式和技巧受到他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相同的信息内容会有不同的传播方式，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

首先是信息传播的语言艺术。媒体语言是媒体进行传播时所使用的社会语言，是媒体传播的基本元素，对媒体的信息传播有巨大影响。相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会取得不同的效果。

其次是信息内容传播的角度问题。采用恰当的传播方式，包括叙事方式，传播者的立场，传播中的用词等使得受众容易接受，甚至是乐于接受。在跨文化传播中，独特的民族文化也会产生世界性吸引力，但作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有效传播方式，传媒必须用国际传媒介的通用语法，用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核心价值去设置、评说国际社会的核心议题。■

参考文献

①百度：baike.baidu.com/

view/1286.htm

篇12

民间说唱、歌舞和滑稽戏三种艺术形式构成早期的中国戏曲。早期的戏曲以原始歌舞为基础，由先秦开始，经由汉、唐的不断融合发展在宋、金时期才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戏曲艺术。戏曲艺术具有极高的综合性，它融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等三百六十多种艺术形式，并在融合众多艺术形式的过程中发展出了独特的风格，在长时间的发展后，逐渐形成以“京剧、越剧、黄梅戏、豫剧、评剧”为核心中国戏曲。

(二)中国戏曲对外传播的发展过程

根据西方国家早期的资料与记录，我们可以知道早在13世纪，西方国家便已经知道了中国戏曲的存在。在此之后，戏曲便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被引进到了国外，开始了对外传播的道路。在17世纪时西方人开始对中国戏曲有初步认识与了解，在意大利与法国还出现一种揉合了中国戏曲部分特点的新型戏剧表演方式，到了18世纪，大量的中国戏曲改编出现在了西方国家，并在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专门进行中国戏曲表演的中国戏曲舞台。

二、中国戏曲对外传播过程中的跨文化障碍

(一)中国戏曲对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差异

在中国戏曲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文化差异是其他国家对中国戏曲文化认同过程中的最大阻碍。东方的审美认为戏曲应严格遵循程式性，表演过程中的服装、动作、方式虽然有着固定的格式但都有着其独特韵味，是一种美的体系形式，但对于西方审美而言，这种戏曲形式晦涩难懂、唱腔语调也不够清晰，这种文化差异导致西方对中国戏曲存在着意识上的偏见与看法上的偏颇，这些负面的评价成为戏曲对外传播时阻碍。

(二)中国戏曲对外传播中难以跨越理解障碍

我国与其他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致彼此之间存在着理解、认知和审美的不同，而中国戏曲多提炼于中国历史，改编于中国文化，因此其他的国家的观众在欣赏的过程中可能无法理解戏曲中所要表达意思，仅仅只能听个热闹，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戏曲的实际内涵。其次，中国戏曲的服装设计具有中国古代传统服饰的特点并采用夸张的妆容等刻画人物形象，这在从未接触过中国文化西方人的眼里是荒唐而古怪的。除此之外，翻译过程中无法正确地对戏曲艺术的意蕴美进行把握使翻译过来的语言生涩而确实的原有的意蕴，也会导致观众理解的偏差。

(三)中国戏曲对外传播过程中市场开拓的困难和经济条件的限制

在对外传播时所进行的演出，吸引来的大多是中国的留学生与华裔，少数当地人前来观看演出也仅仅是看个形式，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传播，因此如何吸引当地人来了解中国戏曲进而开拓市场是中国戏曲对外传播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问题。除此之外，不同地区经济水平发展的不同也使他们对待外来新型事物的态度不同，在富庶的地区人们往往愿意了解不同的文化体会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过程，但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人们往往奔波于生计无心去了解新的事物。

三、中国戏曲对外传播的有效方式

(一)中国戏曲对外传播应保持根本特色

在对外文化传播中，为了使他国听众更好的理解所要表达的内容，往往会对原有的戏曲进行删减和简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可丧失戏曲本质，不可为了让人理解而荒废掉表演的核心，必须在保持戏曲美与内涵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改编。

(二)尝试以中国戏曲形式演绎国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