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学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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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

（一）来源期刊与文献数据库的确定

严格说来，期刊的质量能反映所刊载的论文质量，而论文（数据源）的质量，又直接影响统计分析的结果，通过反复比较国内几大引文数据库，最终确定以CSSCI2008-2009来源期刊[2]为样本，并参照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提供的2004-2006年各期刊在本学科领域影响因子的统计排序[3]，选定CSSCI管理学来源期刊中排名在前的核心期刊②25种、经济学来源期刊中排名在前的核心期刊50种和来源期刊《中国会计评论》，共计76种，作为本次检索统计的来源期刊。选择CSSCI数据库作为本次检索的文献数据源。

（二）数据的检索搜集与建库

由于会计学科与许多相邻学科的相互交叉与渗透，有时对某篇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所属的学科范畴，仅凭论文题名无法准确判断，所以，对文献的搜寻与甄别成了本文的重中之重。具体操作方法：首先，在CSSCI中，对来源期刊发表的“原发论文”（不包括短论、会议综述、非正式论文以及增刊论文，检索时间到2009年7月10日），根据题名海选一遍，保存相关的论文信息，内容包括：题名、作者、中文关键词、中文摘要、作者单位、基金项目、刊名、年、期，在Excel中，按内容项目建立文献数据结构表以便统计整理；对模棱两可、无法准确判断的论文题名，做上标识。第二，对有标识的论文题名，根据中文摘要，进行甄别、取舍。最后，在统计作者职称、学历信息时③，对照纸质期刊仔细地逐一核实，最终确定本文统计分析所需要的文献数据信息。

三、统计分析方法

目前，国内关于文献计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的外部特征的定量统计分析，包括发文量（或称产出量）和被引量两个指标，它反映了所研究对象的活跃程度和被认可程度，是衡量所研究对象科研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本文主要以发文量为切入点，基于定量化研究方法，利用Excel为数据统计工具，对76种来源期刊2004-2008年间发表的会计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分门别类，归类后再分类汇总、统计、排序，得出论文的作者机构分布、作者分布、作者职称学历结构、合著论文与基金资助论文分布，试图用科学的量化指标，客观地分析近五年来我国会计研究学术论文的产出现状。

四、统计分析结果

（一）论文的作者机构分析

通过检索统计，76种来源期刊在2004-2008年间共刊载会计研究学术论文5279篇，各年度论文产出基本均衡、稳定（见表1)；按第一作者统计，共涉及485个机构。4912篇论文来自高校，占发文总量的93%；科研院所占1.14%；2.96%和2.9%的作者分别来自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单位。为了更具体地了解各机构的发文情况，表2给出了在50篇以上的前27个机构的排名情况。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前27个机构中，除财政部外，其余都是高等院校。26所高校共3189篇，占发文总量的60.42%，其余众多高校占32.58%，高校间研究能力的差距一目了然。尤其是排在第一名和第三名的厦门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不仅发文量占绝对优势，而且各年度的发文量非常均衡，这说明它们具有相对稳定的研究力量和可持续发展性，是国内会计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头羊和王牌军。由于期刊主办单位容易在自己主办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所以，为了更客观、更合理地反映机构的发文量，笔者特别对各机构2004—2008年间在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期刊的影响因子最高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刊物《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以及会计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会计研究》上的发文情况进行了统计，从表3中数据可以看出，在这三种影响最大的刊物上发表会计论文较多的机构在会计研究领域的总发文量大多也处在前列。

（二）作者发文量的统计分析

的数量是衡量一个研究者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为了使统计数据趋于合理，本文对多作者合著的论文采取打折计算，具体计算方法参照多所重点高校教师科研成果的统计标准：二名作者的分值划分为0.6和0.4；三名作者为0.6、0.25、0.15；四名作者为0.6、0.2、0.1、0.1；署名在第四作者以后的均为0.1。表6给出了2004—2008年最多的前40名作者。这40名作者近五年来一直活跃在会计研究领域里，他们当中既有对会计研究一生孜孜以求、笔耕不辍的学界大师、学术泰斗（如葛家澍、潘飞、盖地等），也有年轻的后起之秀（如李明辉、吴联生、雷光勇等）。深入研究样本资料可以发现，这些高产作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具有明确的研究方向或研究主线（如李明辉发表的论文始终以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研究为主线，葛家澍教授发表的论文始终以会计准则研究为主线）。

（三）作者职称、学历结构的统计分析

职称是衡量专业人员工作能力与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检索统计的论文作者中，具有正高级、副高级和中级职称的作者的数量，分别占发文总量的35%、26%和16%；博士研究生（含博士后、在职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发文量分别占65%和4%（见表7）。统计时发现，博士后和在职博士生、在职硕士生一般同时也注明了职称信息，这样就可以大致推算出论文作者的职称、学历结构比例为：高级（正、副高）∶中级∶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61∶16∶22∶1。可以看出，具有高级职称（正、副高）的作者是目前我国会计研究领域创作力量最强，论文成果最多的一个群体，也是我国会计研究的主要力量。但也不可小视近40%具有中级职称的作者及博士研究生，他们大多为青年人，学历高、专业基础扎实，且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富于想象、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他们接受新事物快、吸收新知识、新信息、新方法主动性强，同时还有来自职称晋升、科研奖励等诸方面的压力将可能变成他们刻苦钻研的动力，推动他们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四）合著论文的统计分析期刊论文合著是科研合作成果推出的一种重要形式，从表8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论文独撰与论文合著的比例大约为40%︰60%，合著论文的比例明显高于独撰。从各年度数据来看，合著论文的数量和比例还在不断提高，而独撰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从合作的规模来看，在被统计的3204篇合著论文中，2人合著的有2264篇，占总体的70.76%；3人合著的有800篇，占总体的24.97%；4人及以上的有140篇，占总体4.37%。主要还是以2-3人为主的小规模的合作形式，且呈增长趋势；而4人以上的合作偏少，各年度数量上略有起伏。

论文合著是科学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也是一种必然趋势。笔者在检索统计时就发现了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第一，合著论文的作者中许多都是非会计学科的研究背景；第二，合著论文的作者类型多样化：有同一机构内同专业、不同研究方向合作的；有同一机构跨专业、跨学科合作的；还有不同机构间合作的；极少数国际间合作研究的，这无疑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一种科学研究的思路与模式。当然，从论文合著来研究科研合作，是基于理想化合著的假设，在实践中，可能还存在大量出于评聘职称等功利性目的的“挂名合著”现象，这里无法严格界定。（五）基金资助论文的统计分析基金资助论文是指由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各类基金组织和企事业单位提供科研经费而产出的研究论文，它是科研活动的主要产出形式，代表着某研究领域内新动向、新趋势，具有较大难度和较高水准，受到研究人员的普遍关注与重视。本文研究基金论文数量，试图揭示会计研究过程中受到基金资助的情况，表9给出了2004—2008各年度受到各种基金资助的发文情况。从表中数据来看，基金资助的发文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且增长幅度逐年加大，2008年基金发文量已占发文总量的55.94%，比2004年翻了一番。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的会计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和重视；但不同类型基金的论文增长幅度有差别。从基金论文级别来看，受国家级基金资助的论文比例明显高于部级、省（市）级和校院其他级，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论文数量远远多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相差4倍，这可能是由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项目的结项并未作严格要求，致使有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论文未标注基金来源，从而导致论文数量上的差距。此外，从表中数据还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家自科基金还是社科基金，重点（或重大）项目太少，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五、结论、启示与思考

基于上述五个方面的数据分析，对近五年我国会计研究学术论文产出现状可以作出以下结论，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与思考：

（一）简要结论

首先，在会计研究学术论文的产出机构中，高校占有绝对优势（占总发文量的93%）；且高校间研究能力差距悬殊，总体来讲，综合性大学的研究实力和学术水准强于财经类大学；此外，会计实务界的研究力量太显薄弱（不到3%）。其次，在会计研究学术论文产出的高产作者中，大多出自研究实力雄厚、学术氛围浓厚的学术团队里；深入观察样本资料还可以发现，他们都具有明确的研究方向或研究主线；高级职称（正、副高）的作者是论文成果最多的一个群体（占总量的61%），其次是中级和博士研究生（占38%）。最后，基金论文与合著论文在数量和比例上皆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两者成正比关系；合著论文的合作规模主要是以2-3人为主的小规模合作，且合作形式多样化；基金资助的论文中，国家级基金资助的论文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基金，自科基金论文数量远远多于社科基金，但重点（或重大）项目太少，尤其是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

（二）启示与思考

第一，会计专业设置较久、会计专业教育层次齐全（学士、硕士、博士）的老牌财经类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例外），其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准有待进一步提高！师资队伍应尽量避免“近亲繁殖”、“几代同堂”[5]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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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建农业院校会计学专业学术梯队的建议

2.1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科学遴选培养学科带头人

对高等农业院校而言，教学和科研水平的高低对学校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学术梯队的建设决定着教学、科研水平，学科带头人的遴选和培养又是学科建设的关键，建立一支科学、稳定的学术梯队对学校的发展、学科建设至关重要。同样，遴选和培养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对于学术梯队建设更加至关重要。一个学科的发展，它在学术界的地位，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学科带头人的领导，学科带头人的地位，学科带头人所培养的人才和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及其在社会、经济、科学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所决定的。学科带头人是学术队伍的领头羊，是学科建设的关键。为此，对于发展中的农业院校会计学专业而言，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科学培养选拔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任重而道远。根据会计学科发展和学术梯队结构情况，应注重知识层次、年龄层次、职称层次和学缘结构的关系，注意学术梯队的整体建设，对学科带头人进行分层次、分阶段地培养，借助教学科研实践提升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水平，把学科建设和人的学术水平，把学科建设和梯队建设推向更高的层次。注重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在提高他们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的同时，提升他们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秉承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遴选学科带头人，通过系统地培养，选拨杰出人才，避免出现“一聘定终身”的现象。

2.2落实学术梯队成员的培养，加强梯队师资队伍建设

根据农业高等院校的特色发展规划，建设会计学专业的学术梯队，学术梯队的骨干成员比较多，这个梯队就比较强。根据整个学术梯队的发展方向、层次结构、教师的知识结构、建立以教学科研能力为核心的青年教师发展制度，创新学术梯队培训制度，构建有利于梯队发展的个人培训体系。在专业培训方面，注重国内外访学制度，引导会计专业骨干教师“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是到国内外著名大学开展研究交流，了解国外学术前沿动态，开阔学术视野，掌握先进的科研教学方法，培养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杰出人才。“请进来”是定期聘请国内外知名的会计人才到学校开展讲座，进行学术交流，以加强会计学专业学术梯队师资建设为根本出发点，形成一个知识层次高、科研创新能力强，营造一个能干事、想干事、干成事的多学科交叉互补的科研团队。由此可见，加强学术梯队成员的培养主要是对青年骨干成员的培养，是加强梯队师资队伍建设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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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会计研究领域

随着金融市场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财务会计向企业外部提供的财务信息倍受各利益关系人关注，而“财务会计信息有没有用”这样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出现了。所以早期的实证会计研究主要是从有效市场假设（EMH）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出发，检验财务会计数据与其他经济指标（特别是股价）的关系，如果财务会计指标（特别是会计收益指标）与股票价格相关，则说明会计信息的披露对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有效。后来这一结论被实证研究所证实，这有效地驳斥了“会计无用论”，从而奠定了实证会计研究的地位。近年来，会计政策选择成为实证会计研究的重心，以解释和预测企业“为什么会选择这种会计政策，而不采取那种会计政策”。例如：会计政策选择与企业规模、地区分布、资本结构、分红计划。债务契约的关系；企业的外部利益关系人对会计信息反应的研究等，如果将上述问题给予抽象，它们都涉及“变量间的相互关系”这样一个可以归结为数学的问题。所以，针对上述问题，在研究随时间变化、具有随机性而又前后相互关联的动态数据时，用到时间序列分析，它包括建立时间序列模型（ARIMA模型）、参数估计及谱估计等理论与方法。在讨论多元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线性相关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典型相关分析和残差检验。由于正态分布在会计数据中广泛存在，例如，以任一会计科目作为总体，则不同时期该科目数额特别巨大和特别小（如为零）的比较少，则可以视之符合正态分布等，所以与正态分布相关的检验方法被大量使用：检验母体均值与原假设均值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的U一检验，检验两个母体均值是否相等的T一检验，检验母体的方差与原假设方差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的X2一检验，检验两个正态母体方差是否相等的F一检验。对不确定的母体分布采用非参数统计方法，如非参数检验。国外实证研究证实股票价格波动具有马尔可夫性，即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现在的股票价格已反映了以往和现在的全部经济信息，以前的股价行料对将来的股价波动不再具有信息价值，“将来”只与“现在”有关，而与“过去”无关。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模型有：回归一马尔可夫模型、随机游动模型。

2.理财、管理会计研究领域

现财论，总的说来是围绕估价问题而展开的，这里所说的估价，既包括对个别“资本资产”的估价，也包括对企业总体价值的估价。如探讨投资风险和投资报酬的投资组合理论（PortfoliaTheory），后来该理论又发展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PricingTheroy）、探讨资本结构与企业总价值关系的资本结构理论（CapitalStructureTheory）、MM（Modigliani，Miller）理论、米勒模型（MilerModel）等。其中广泛应用了微积分、线性代数及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针对创新金融工具的估价模式-期权定价模型则广泛地应用了偏微分方程、随机微分方程及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等较为先进、复杂的数学理论与方法。

管理会计主要是利用信息来预测前景，参与决策。筹划未来，控制和评价经济活动等，保证以较少的劳动消耗和资金占用，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管理会计应用的数学方法也相当广泛，例如预测成本和销售额时采用回归分析，评价企业财务状况、投资效益时采用层次分析法，预测经营状况是采用具有吸收状态（企业破产）的马尔可夫链。另外还有“经济定货量”模型、“经济生产量”模型、敏感分析、弹性分析等，则是应用微分学解决经济问题的一些典范。管理会计中许多问题可以归结为：数学分析中的极值问题；数学规划中一定约束条件下的目标函数的最值问题；马尔可夫相关理论问题；在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不能用线性方程或线性函数表示时的非线性规划问题；在解决多阶段决策问题时的动态规划问题；解决如何经济、合理地设置服务设施，从而以最低成本最大地满足顾客需要问题时的排队论问题，如人力资源选择，机器设备选购等；导源于宏观经济管理并在微观经济管理中也有广泛地应用的投入-产出分析问题，例如，用于多阶段生产条件下生产与成本计划的制定。

3.审计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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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盈余管理经济收益观信息观契约磨擦沟通磨擦实证研究

在学术界，盈余管理(earningsmanagement)是一个有20年历史的研究话题。什么是盈余管理?盈余管理产生的条件和动机有哪些?盈余管理研究包括哪些内容?盈余管理研究的方法有什么特点?盈余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哪儿?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盈余管理时必须弄清楚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

在会计学术界，盈余管理早期一般被理解为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disclosuremanagement)。对于这个定义，以下几点需要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1.把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而把管理会计报告以及那些意在影响或改变公认会计原则的活动(如游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等排除在其讨论之外。这样考虑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便于讨论。如果将盈余管理仅限于对外报告领域，在现行的公认会计原则和应计制下讨论“干预”问题，则可以把对盈余管理的研究简化许多。二是在1990年以前，会计理论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以对外财务报告为主。尽管当时人们就注意到报酬方案(compensationschemes)和部门经理的私人信息是激励对内部管理会计报告进行操纵的潜在因素，但很可能是由于资料难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那一阶段比较多见的研究成果是盈余管理的技术，应计制下的会计政策、会计选择与股票回报的关系等。难怪戴维森等人在其所著的《会计：商业语言》中，专辟一节讨论“会计戏法”(accountingmagic)问题，并给盈余管理下了一个更加具体而狭义的定义：在公认会计原则限制的范围内，为了把报告盈利调整到满意水平而采取有计划行动步骤的过程。

2.在这个定义中，提出了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某些私人利益(privategain)。这里所说的获取某些私人利益是与对外财务报告过程的中立性运作(neutraloperation)相对立的。因为，现代财务报告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中立性原则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务报告的不偏不倚。盈余管理实质上是背离了中立性原则，由此造成对外财务报告有所偏重、有所倚靠。盈余管理的出发点在局部利益、部分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它无疑会损害公众利益。

3.在定义盈余管理时，并没有倚赖某一特定的盈利概念，而是基于会计数据作为是信息的观点进行讨论的。在这个定义中，盈余管理在会计系统内，经理可以透过在公认会计原则范围内的会计方法选择和将某些给定的方法用特别的方式加以运用(如改变折旧资产的服务年限)来控制盈利。但事实上，盈余管理可以存在于对外披露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也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融资决策、投资或生产决策(如研发费和广告费投放百分比的确定、生产线的增减、收购另一家公司)等都会影响企业某一期间的盈利。这些因素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可看成是“实际的”盈余管理。

传统上，人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与经济收益(有时也叫真实收益)有关的一个概念。在经济收益观(economicincomeperspective)下，有一些数据(譬如经济收益)被盈余管理故意地歪曲了。经济收益之所以会被歪曲而成为会计的报告收益，除了盈余管理外，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也将导致会计数据与真实收益有偏差。当然，经济收益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有意义地加以定义，在现实的报告系统中是见不到的。一般说来，经济收益是看不见的。即使如此，在经济收益观下，人们还是要把看不见的真实收益作为衡量偏差的基准。我们认为以信息观(informationperspective)来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义。在信息观下，盈利仅仅是许多用作决策和判断的信号中的一个。信息观意味着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是其“信息含量”(informationcontent)这一统计特性。盈余管理的信息观还假定公司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契约下，公司经理不仅可以就会计程序作出选择，而且还可以据此程序作出不同的估计。但在信息观下，人们并不需要作为真实价值的盈利概念，与真实收益基准有关的计量偏差问题也不复存在。数据的真实价值在经济收益观下至关重要，但在信息现下则不再是第一位的属性了。

随着人们对盈余管理认识和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同时从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两个角度来看待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应当有一个更加全面和准确的概念。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在编报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

二、盈余管理的基本特征

对盈余管理基本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盈余管理研究的内容和框架。根据前面的讨论，盈余管理的基本特性包括：

1.从一个足够长的时段(最长也就是企业的整个生命期)来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实际的盈利，但会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的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换句话说，盈余管理影响的是会计数据尤其是会计中的报告盈利，而不是企业的实际盈利。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都是典型的盈余管理手段。

2.盈余管理必然会同时涉及经济收益和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问题。这里所说的经济收益与上段提到的企业实际盈利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尽管人们并不知道企业究竟有多大的经济收益，但盈余管理最终还是离不开经济收益这一基准。更何况在盈余管理研究中，人们已开始寻找某些指标如现金流量等并试图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来反映经济收益。应当注意到，无论是盈余管理在企业的实践还是盈余管理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心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盈余管理所瞄准的方向正是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关于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的地位和重要性，在不同的国家由于证券市场的发达和完善程度差异较大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考虑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就会多一些，其“信息观”的重要地位也更加明显些；相反，欠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则容易拘泥于会计报告收益与经济收益或其它法规决定的收益之间的偏差，其“经济收益观”的地位相应地更为突出。

3.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在盈余管理的每一幕“戏剧”中唱主角的无非是公司的经理、部门经理和董事会。无论是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还是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最终的决定权都在他们手中。当然会计人员也加入其中，但应看作是配角。在这里，可以明确企业管理当局对盈余管理应当承担的责任。

4.盈余管理的客体主要是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此外，时间特别是时点的选择也是盈余管理的对象之一。在研究盈余管理时，我们必须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等属于盈余管理的空间因素；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和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则可看作是盈余管理的时间因素。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盈余管理最终的对象还是会计数据本身。人们所说的盈余管理，最终也就是在会计数据上作文章。

5.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确又非常复杂。所谓明确是指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私人利益，这点是可以充分加以肯定的。盈余管理是与公众利益、中立性原则相矛盾的。我们也应注意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又非常复杂。

谁是盈余管理的受益者?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上面提到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盈余管理照顾的私人利益较多的情形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如经理的分红、认股权以及晋升机会等。在许多新闻报道和研究文献中，我们常常看到的盈余管理的受害者一般都是股东、低层的雇员，甚至包括政府。例如，丹斯基(J.Demski)的研究表明人可以通过盈余管理来传达其拥有的高超管理技能，而实际上这些人可能并不具备会计报告盈利中所代表的管理技能。阿亚等人(Arya，A.，Glover，J.，S.Sunder)则发现盈余管理限制了委托人解雇人的倾向，还可以减少委托人对于人正常工作的干预。即使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对每一个盈余管理的参与者来说也不是利益均沾的。当然，盈余管理有时也照顾某些股东的利益。

盈余管理的利益表现形式也十分复杂。有的是直接的经济利益如经理人员分红的增加，有的是间接的利益如职位晋升、股价飙升，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也常常表现在这里。有的是立竿见影的，有的则要潜伏很长的时期。

正是由于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确又非常复杂，因此大众传播媒介普遍认为，盈余管理是件坏事，它们还比较喜欢采用盈利操纵(earningsmanipulation)的概念；而机会主义的管理者则认为盈余管理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会计学术界的许多研究也持这种观点。

三、“契约磨擦”与“沟通磨擦”

在现实社会里，可以见到许多盈余管理的激励因素，有的属管理激励，有的是政治成本激励或其它激励。在管理激励中，既有分红和晋升的诱惑，又有被解除职位的压力。在政治成本激励中，有许多针对政府管制而进行的盈余管理。此外，盈余管理还可被用作是资劳双方讨价还价的工具。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盈余管理也很有吸引力。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以股利为基础的盈余管理、以节税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困境企业的盈余管理、运用盈余管理进行风险管理、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时的盈余管理等等。盈余管理也有许多阻碍的因素。注册会计师审计、证券交易监管机构的监管、税务稽查和股东大会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限制了盈余管理的泛滥。但上述限制因素往往也受到成本效益原则的限制，因此从整体而言，盈余管理的激励因素要比阻碍因素强势得多。在世界各国，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公司上调或调低盈利，虚报营业收益的故事。例如，美国在线公司为开发潜在客户群，免费给客户赠送磁碟，之后将所有发生的费用资本化；而微软公司则被指控通过递延确认实际所得收入来下调盈利。在这方面，我国也有数不尽的例子，会计“打假”始终效果不明显，说明大家还是不怕，盈余管理还是有很多激励因素的。

在现代会计报告系统中，留有许多盈余管理的机会。公认会计原则还存在不少局限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雷维特(A.Levitt)1998年就曾在纽约大学法律与商学中心发表过题为“数字游戏”(numbergames)的演讲，猛烈批评某些低质量的会计准则。应计制会计中的预计、摊销等都很容易被利用作盈余管理。同时，不确定的经济交易和会计事项也越来越多，对这些不确定经济交易和会计事项的正确判断也越来越困难。

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也为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一些条件。例如，现行的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股东会、董事长与经理之间相互关系的制度规范仍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盈余管理乘虚而入也就见怪不怪了。

通过深入的分析研究，一些会计学家进一步得出了盈余管理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契约磨擦(contractingfrictions)；另一个是沟通磨擦(communicationfrictions)。如果委托人与人之间没有契约磨擦，他们之间的沟通也完全透明的，委托人可以掌握并使用充分信息，盈余管理也就不可能发生。

在委托关系的模型中，人们常常事先设定一套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事实上，无论是管理契约还是报告规则都面临随着经济和企业情况变化而变化的压力。但是，由于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通常被看作是固定的、僵化的(即使有变化也还是跟不上经济和企业情况变化的步伐)，会与现实的需要产生矛盾，因此盈余管理便应运而生。在这里，盈余管理常被用来解决由于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与现实情形发生磨擦所引起的问题，而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就成为盈余管理问题存在的内生变量。

仅仅用契约磨擦是无法完全解释盈余管理的产生与存在的。人们之所以无法消除盈余管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最典型的是经理知道的东西，包括股东在内的其他人并不一定知道。信息不对称阻碍了信息交流和沟通，经理也就不可能把他所掌握的全部私人信息传递出去。当然，有一些信息传播是被法律禁止的。正是有了沟通磨擦，企业管理当局才会在盈余管理中大有作为。

需要说明，契约安排的修正并不能完全消除沟通磨擦。但是，如果经理把所有的私人信息都传递出去，并且又不会增加成本，可以预期，契约的安排将朝着有利于鼓励真实地披露信息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沟通磨擦比契约磨擦对于理解盈余管理生存的条件还更有意义。

通过分析和研究以上解释盈余管理生存的两个基本条件，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盈余管理是现代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盈余管理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个会计问题。无论从其生存条件还是从其主体看，盈余管理涉及一系列的管理，甚至经济问题。委托人与人契约的确立、修正和实施，信息不对称都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经济管理面临的棘手问题。

2.盈余管理的存在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可以预见人们不可能完全解决契约磨擦和沟通磨擦的问题。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方面，人永远都会拥有一部分私人信息，这些信息永远都不可能被委托人或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完全知晓。因为，法律不允许这样做，成本效益原则也不赞成这样做，技术上也还存在问题。因此，盈余管理将会继续存在下去，透过法律、规则和人力是不可能把它完全消除的，除非市场经济也不再存在了。

3.既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无法透过法律、规则和人力去消除盈余管理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对盈余管理的客观存在有一个科学的观念和正确的认识，用平静的心态对待它。既不能让它放任自流，也不可能完全杜绝。社会要达成这种共识，投资者等委托人以及会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也要有这种认识。从社会的角度讲，政府和有关社会团体有责任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特别是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制定和完善规范会计报告的相关法律、制度和公认会计原则，加强外部监管。从企业的角度看，有关方面(如投资者、经营管理者等)要尽可能签订完善的契约、合同，人要树立正确的商业伦理道德，依法经营、道德管理。此外，委托人以及会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还有必要掌握识别盈余管理的知识和技能，能根据其特定的决策需要对会计数据或报告盈利作出适当的调整。

四、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及其深远影响

在盈余管理研究的大量文献中，可以将它们粗略地分成三大类。一是收益平滑。对收益平滑的研究着重于降低不同时期盈利的起伏，主要目的是方便未来盈利的预测并减小市场风险。二是基于契约观点(contractingview)的盈余管理。研究发现，有的契约是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而另外一些则与会计信息有着隐含的联系。其中，前者即显现契约(explicitcontracts)，有管理报酬计划、债务协议、税收和管制等。在研究中，一般都发现了上述契约影响盈余管理的支持证据。与会计数据间接有关的契约还包括劳资合同、人竞争和主管的变动、审计合约、对外募股、公司治理制度等。与第一类契约相比，这些契约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三是计量方法问题。

学术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大都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在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两个大的方面：

一方面，将盈利区分为操纵过的和没有操纵过的部分。一般说来，公司的报告盈利由现金流量和对现金流量的会计调整两部分组成，后者称之为应计部分(accruals)。总体应计部分可进一步拆分为非主观应计部分(nondiscretionaryaccruals)和主观应计部分(discretionaryaccruals)。在这里要说明一下非主观应计部分和主观应计部分两个概念。其中，非主观应计部分秉承了创造应计会计的原本目的，即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使之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企业在特定时点的财务状况和特定时期的财务成果。因此，非主观应计部分是在尊重客观经济现实的前提下，对由于现金收付时点与交易事项发生时点不一致这一时差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是相对客观的，强调的是尊重客观经济现实，是在公认会计原则的约束范围内完成的。与非主观应计部分相对应，主观应计部分则是企业基于特定私人利益目的，在某一或某些特定时期通过对经济交易的刻意安排和财务报告的刻意调整创造出符合其需要的报告盈利。这种调整可以利用公认会计原则的弹性在公认会计原则约束范围内完成，但也可能超出公认会计原则的框架。在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中，有四种主要模型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改进或衍生模型被较为广泛的采用以度量主观应计?糠帧U馑闹帜P头直鹗窍＠P?Healymodel)、迪安龙模型(DeAngelomodel)、琼斯模型(Jonesmodel)和行业模型(industrymodel)。这四种模型的核心均在于对非主观应计部分的假设或处理上。在希利模型和迪安戈模型中，非主观应计部分从总体上看被假定为在各个考察期间保持不变，进而借由对比总体应计部分来判断样本在特定期间是否存在主观应计部分。琼斯模型和行业模型则释放了非主观应计部分在各个考察期间保持不变的假定，借助较长的时间序列或大容量的行业配对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等统计工具计量非主观应计部分，是较为复杂但更精确的计量模型。

另一方面，对盈余管理的种种情形进行解释。例如，有的被解释为管理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在管理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中，又有多种具体的解释，如报酬契约、人竞争和债务契约等。有的被解释为政治成本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在政治成本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中，也存在多种多样的具体情况，如院外游说、政府管制，甚至劳资谈判。此外，还有其它一些特殊的解释，如以股利为基础的盈余管理。以节税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困境企业的盈余管理、运用盈余管理进行风险管理、IPO过程的盈余管理等等。

在过去的20年间，有一大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成果发表。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不仅对会计实务和公认会计原则的制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现代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发展。其意义主要有：

1.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应计制会计的认识，对现金流量表的推广应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现金为王”(cashisking)的观念在工商管理界非常普遍。现金流量表和“现金为王”的观念为什么会在80年代末期开始流行开来，自然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但也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密切相关。因为，通过研究发现了大量的人为地操纵盈利的行为，会计数据成为数字游戏。通过研究还发现了操纵盈利的行为主要是来自企业管理当局对应计制会计的局限性的过分利用，钻了很多应计制会计的空子。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将现金收付制发展成现金流量基础(cashba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