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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关键词：土地整理项目；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土地整理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按照土地利用计划及其总体规划的要求，采用一定的措施和手段，调整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管理，改善土地利用结构，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以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和产出率，增加可利用土地数量，确保社会、生态和经济三大效益的协调发展。通过土地整理可以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实现耕地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综合提高嘲，进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可以有效缓解人地矛盾，保证土地资源总量的动态平衡和可持续利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

本研究以闻喜县为例，对其土地整理项目的社会、生态及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研究。

1项目区基本情况

项目区位于闻喜县境内，区内总人口7995人，其中农业人口7195人；区内现有耕地面积1544．86hm，居民收入以农业为主，人均纯收入1770元。项目整理建设规模1674．63hm，总投资3170．27万元。

项目区土地属区内的几个行政村集体所有，由当地村民承包经营使用。区内土地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但其农业基础设施老化、水利工程严重不配套，致使农业生产发展不稳定，粮食单产低，农民纯收入较低、增收缓慢，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与农村社会的稳定。

2土地利用现状

项目区总面积为1817．19hm，其中不动工面积为142．56hm，主要包括宅基地125．55hm，工矿企业7．41hm，林地3．41hm，园地6．19hm2；整理面积为1674．63hm，它主要包括耕地1544．86hm(占整理面积的92．25％，其中基本农田1470．96hm)，农村道路占地35．96hmz(占整理面积的2．15％)，农田水利用地9．42hm(占整理面积的0．56％)，荒草地84．39hm(占整理面积的5．04％)。

3土地整理项目综合效益分析

3．1社会效益分析

土地整理的社会效益是指土地整理实施后，对社会环境系统的影响及其产生的宏观社会效应，即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土地整理为实现社会发展目标(如增加农民就业机会、缩小城乡差别等)所作出的贡献与影响的程度。

3．1．1从土地整理资金的来源、流向和整理后土地利用的经营、管理和组织要求来看，土地整理本身就是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全社会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农用土地整理最大的受益者是项目区的广大农民，因此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拥护和支持；同时，土地整理还是政府部门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的一项民心工程，是支农工作的一种具体体现。该项目完成后项目区可新增耕地63．83hm，使当地人地紧张的矛盾得到有效缓解，同时也确保了当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实现。

3．1．2通过土地整理，为农业实现机械化、生物化、集约化、智能化生产等奠定了基础；同时对于提高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转变当地人的传统观念，引进和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并运用现代农业经营管理方式建设新农村，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1．3通过土地整理，可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农田的基础设施水平将会大大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农作物收成得到保障，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3．1．4通过土地整理，可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项目区内沟壑岗地、沙滩地将得到平整，农田道路、灌溉、电力设施和环境景观工程将全部配套，可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效率。

3．1．5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会有不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投身其中，从而增加了当地农民的就业机会，减少劳动力的盲目外流。同时，通过土地整理，农民群众的生态意识、科学种田水平都将大大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和谐，这有利于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3．2生态效益分析

土地整理的生态效益是指土地整理行为主体进行的活动影响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从而使得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生态效应。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将农田水利配套设施建设、土地平整及田间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水利灌溉、田间道路建设以及土地平整和土壤改良等工程措施，建起“田成方、路成框、渠成网、林成行、村集中”的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园区，明显地改善了项目区的整体生态环境。

3．2．2通过土地整理，零乱破碎无序的田块被改

为规整的田块，提高了土地集约化利用水平；建成了系统、完善的农田排灌系统，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率和灌溉、防洪能力；改善了高低不平、弯弯曲曲的农村路况，建成了便于机械化作业和人行管理的道路网；降低了区内地表坡度，加之建立了防护林网系统，提高了林木覆盖率，有效地减少了水土流失，而且对促进项目区生态平衡也起到积极作用。

3.3经济效益分析

土地整理的经济效益是指投资主体通过对需要整理的土地进行资金、劳动、技术和管理等投人后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同。它主要通过对土地整理的投入、产出进行分析。经济效益分析常用的方法有：静态分析法、动态分析法和敏感性分析法等。本研究主要采用静态分析法对闻喜县土地整理项目的经济效益进行快速、简便的分析。

3．3．1新增耕地的经济效益通过土地整理，项目区可新增耕地51．06hm，全部按当地的种植模式“冬小麦一夏玉米”种植。按每公顷生产小麦6．75t、玉米7．50t，小麦产值1500元／t、玉米产值1200元／t计算，扣除所需农业生产成本65．86万元，项目区新增耕地年增加收益31．79万元。

3．3．2改造中低产田的经济效益土地整理后，项目区耕地质量可得到明显改善，将改善耕地面积1544．86hm。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例，种植面积1235．89hm，每公顷玉米的产量要比整理前增加3．75t，小麦的产量要比整理前增加2．94t，以玉米产值1200元／t，小麦产值1500元／t计算，总产值分别增加556．15万，545．03万元，扣除增加的生产总成本852．76万元，改造中低产田年增加收益248．42万元。

3．3.3项目区土地总收益项目区土地总收益包括新增耕地的经济效益和改造中低产田的经济效益两部分。工程完成后，项目区两项合计每年可增加收益280．21万元(不含不可预见的冰雹、风灾、冷害和严重虫灾等自然灾害)。

4小结

篇2

与上述情形相反，有些问题尽管重经，但看似浅显，往往为学生所忽视。我们提问时就要引导学生作深入探究，才能得其三昧。例如《祝福》中写祥林嫂改嫁后，夫死子殇，再回鲁镇时，“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这里似乎没有问题，浅得很，稍不留意就滑过去了。但我们如果深入探究，就可见作者的匠心。一为什么改嫁后的祥林嫂，人们并不改称她为“贺嫂”或“贺六嫂”，却仍叫她祥林嫂呢？鲁迅先生特别另作一段而突出之，难道仅仅是陈述鲁镇的礼仪习俗吗？通过讨论，学生便知晓、这正表现了旧社会对改嫁妇女的鄙视与奚落。“仍然”二字，意味深长，蕴含着浓厚的封建道德色彩，也为后文所谓“二夫阴间争妻”埋下优笔。像这样的提问，挖掘文字深层内涵，我们称之为“浅题深问”，亦即叶圣陶先生所说的“一字未宜忽，语活悟其神。”深题浅问，要化难为易、举重若轻，忌肤浅粗糙、浅尝辄止。浅题深问，要选准切口、探幽索微，忌无中生有、牵强附会。

直与曲为人贵直为文贵曲。语文教学也要避免直来直往地讲析与灌输，要让学生“跳一跳”而后摘到树上的果子。就课堂提问而言，要善于转弯抹角、改头换面，留有思考的余地。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先生十分讲究这种“曲问”艺术，他在执教《愚公移山》时，有两个典型的范例：一是“愚公年且九十”的“且”字，钱先生没有直向其意，而是问：“愚公九十几岁？”学生稍感疑惑之余，顿悟“且”为“将近”意，愚公还没到九十岁，只是将近九十。二是“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的“孀”字与“遗”字，钱先生也没有直解其意，而是问：“邻居小孩去帮助愚公挖山，他爸爸同意吗？”这样就使“孀”“遗”二字之义迎刃而解。如果说学生掌握知识的最佳动力是兴趣，那么曲问便是巧妙撩拨学生兴趣的艺术魔捧，通过它，产生了“错综见意，曲折生姿”的功效。

直题须曲问，曲题也可直问。例如《孔乙己》一文的最后有句话：“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看似矛盾的话，就是一个很“曲”的问题，我们不妨这样直问：为什么说孔乙己“大约”死了？（无人关注过孔乙己的生死，“我”也没有得到孔乙己死了的确切消息。）为什么说孔乙己“的确”死了？（孔乙己的性格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注定他必死无疑。）结论：鲁迅用看似矛盾实则精当的语言，揭示出封建社会和科举制度的罪恶。可见，通过直问，理清是非，晓畅易懂、达到“减头绪、立主脑、脱窠臼”的目的。

直题曲问，要独辟蹊径，以曲求伸，忌故弄玄虚、艰涩隐晦。曲题直问，要平中见奇、简洁明了，忌袋底抖尽、一览无余。

零与整课堂提问要让学生尝到成功的喜悦，才能进一步提高学生思考的欲望，刺激和诱发学生探索的触须不断地深入与拓伸。因此，我们对一些庞大复杂的问题，为了避免学生失去兴趣，就要拆成几个小问题。例如教《祝福》，关于作品的题旨这个大问题，我们可以分几步来提问，逐层剖析：a．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家，祝福时她有怎样的表现和精神状况？b．祥林嫂第二次进鲁家，祝福时她的表现和精神状况又如何呢？c.祥林嫂在捐门槛后，祝福时她的表现和精神状况怎样？d．祥林嫂最后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中惨死在祝福声中的？这样提问，让学生抓住“祝福”这个特殊时节，把握课文的线索，认识到祥林嫂“舒畅愉快——疑惑苦闷——痴呆麻木——凄惨绝望”的心理变化过程，由此进一步认识到“祝福”所寓含的主题及社会意义。宋人周辉云：“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多为少。”整题零问，也就是这个道理。

反过来讲，一些简单零碎的问题，如果多次机械提问，则会使学生感到乏味，甚至可能挫伤其思考的积极性。我们提问时，要善于抓住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教《马说》，有许多问题可问，不如总提一个问题：唯物主义观点是先有物质后有认识，而韩愈却说先有伯乐“识马”而后有“千里马”，这是不是错误的唯心主义观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对全文内容和结构的理解。再如教《祝福》，在剖析祥林嫂心态变化后，可以提出“祥林嫂是怎么死的？冻死？饿死？自杀？还是……”这个似拙实巧的问题，从而又一次带出对课文的细致研究。清人李渔说：“意则期多，字推求少”，零题整问，也正是如此。

整题零问，要由远及近、循序渐进，忌支离破碎、杂乱无章。零题整问，要厚积薄发、以约求丰，忌笼统架空、纲目脱离。

需要指出的是，课堂提问的深与浅、曲与直、零与整，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要善于从教学的实际出发，因情而异，随机而变，才能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注［l］见《陶行知文集·创造的儿童教育》。

［2］见《礼记·学记》。

篇3

[关键字]：间接持有制/跨国证券交易/冲突法规则

[论文正文]：

传统上，证券是以直接持有方式进行持有、交易和交割的，我们称其为证券的直接持有制。

其特点在于证券的持有人与证券发行人具有直接的关系：投资者要么被登记到证券发行人的股东名册上，要么事实上占有不记名证券的证书。[i]在这种传统的证券直接持有制中，证券转让必须实际交付该证券的证明文书或是转让文书，这就使得交易本身费时、费力，且成本高昂。不仅如此，还可能存在着遗失、误放、盗窃或伪造这些纸介证书的风险。正是由于这些弊端促使了证券间接持有制的应运而生。在证券间接持有制中，投资者与证券发行人之间的直接关系被割断：投资者对于证券权利的利益记载于其证券中间人（intermediary）[ii]的账簿上，后者之利益可能又记载于另一个证券中间人账簿上，如此环环相连，直到最终的某证券中间人或者被登记为证券发行人的名册上的登记所有人，或者直接持有证券证书或者其他代表该证券的所有权文书。因此，在这种证券间接持有制中，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存在着一层或多层的证券中间人，证券权利是以簿记的方式登记于不同层次的账户上。此种证券权利的转让常以非交付的簿记方式进行，或者说不涉及任何交付，拟制交付抑或实际交付均在所不问。

然而，在大多数国家，无论是支配证券交易的实体法还是冲突法均不够充分、完善，无法真正反映市场的现实。以冲突法方面的规则为例，确定直接持有制中的证券交易或证券质押的可执行性问题，传统的冲突法规则是物之所在地法，[iii]依此规则，证券交易或转让的有效性是由证券所在地的法律来确定。[iv]但是对于跨国证券交易，物之所在地法又如何能够适用于位于不同国家的多层证券中间人的间接持有制？抑或在此种情况下是否需要采取更为合适的其他连接因素以创设新的冲突规则？对此，法律的滞后性和相关具体规则的欠缺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文从间接持有制下的跨国证券交易的特点入手，从国际私法的角度来分析传统冲突规则的困境，同时结合2006年7月的海牙国际私法新公约[v]来探讨制订我国相关冲突规则的路径。

一、证券间接持有制及其特点

顾名思义，所谓间接（多层）证券持有体制（indirectormulti-tiredholdingsystem）是指一种由不同证券持有层次构成的结构，由上至下，每一层证券持有层次参与者交递增多，就如同一个金字塔一样。最上层包括各国证券中央存托机构（nationalcentralsecuritiesdepositories，CSD）和国际中心证券存托机构（internationalcentralsecuritiesdepositories，ICSD），统一集中存托不同发行人所发行的证券。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集中存托机构。[vi]就证书证券而言，代表证券的实物证书托存于CSD或其指定存托处的证券保管机构。而CSD持有的记名证券则记载于发行人的证券名册中或其指定人的名下。[vii]第二层则包括数量有限的金融机构、证券经纪商、证券存托机构以及一些机构投资者，他们与CSD订立证券存托合同，并在CSD开设证券账户，拥有自己账户名下的各项证券利益。[viii]这些证券中间人也被称为CSD的参与者。[ix]这些参与者名下的证券账户中，又往往包括为自己的客户或其他证券中间人所持有的证券，如此依次追索下去，直到最终的投资者，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券持有体系。如此一来，最终的投资者与证券托存于或记载于CSD名下的账户之间就存在着多层证券持有层次。在此结构中，证券发行人只须与一个单一的机构即CSD打交道，[x]CSD与有限数目的大型证券中间人打交道，大型证券中间人与中小型证券中间人直至终端的个人投资者打交道。

可见，间接持有制中投资者既不占有实物证券证书，其名称也不会出现在证券发行人的证券持有人名册上。CSD的账户只能表示CSD代表其各参与者所持有的证券，每一个参与者的账户同样仅能代表其客户所持有的证券。故在间接（多层）证券持有体系中，账户取代了证券证书，构成了投资者各项证券权利的基础。不仅如此，CSD和证券中间人通常采用替代性证券账户，即同一证券统一簿记，以进一步提高间接持有体系中的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效率。[xi]在此体系中，证券交易和结算系统的参与者或交易客户不得请求交付特定之证券，而仅具有请求交付其账户上所记载的相同数量和类型之证券的权利。

因此，在间接持有体系中，证券交易和结算仅需在相关账户上进行电子簿记即可完成，从而使证券定着或实现完全的无纸化交易。如果证券交易发生在同一个证券中间人均开设账户的两个客户之间，则只须在该证券中间人的账户上进行增减记载即可，实物证券的交付或是证券发行人的证券名册上的登记或变更均为多余。实际所发生的仅仅是在该证券中间人账簿中的相关投资者的户头上特定证券数量的簿记而已，上一层证券中间人或是证券发行人的账簿上则无须任何登记。就此而言，所交易证券的事实占有或是所登记的所有权并没有什么变化。因此，在大多数情形中，只有证券交易的当事方才确切知悉该证券的归属。如果两个证券投资者的证券中间人不同，所进行的证券交易过程则略为复杂。一般而言，这要求出售证券一方（卖方）的证券中间人、买进证券一方（买方）的证券中间人具有共同开设有户头的CSD或上一层证券中间人的账簿上进行相应种类的数量的证券划拨。实际上，任何簿记式证券交易都是记载于证券交易双方证券中间人账户所共同登记的最近一层账簿上。同样，更上一层的证券中间人或是证券发行人的账簿上无需任何记载变动，实物证券证书之交付也不必进行。

证券的间接持有降低了证券交易的结算成本并减少了直接持有体系中的证券遗失、被盗和伪造等内生的风险。而且证券利益之转让仅仅通过在一个或几个证券中间人账户上电子簿记便可实现，这使得证券利益之处分，不论是国内还是跨国都更加便捷有效。在间接持有体系中，证券交易的时间也大为缩短，这同样显示出了比传统直接持有体系更高的效率。除此之外，由于间接持有结构中还可以采用轧差，[xii]使得证券市场的资金周转速度进一步得以提高，而且市场参与者还能够控制其信用风险。这主要体现在间接持有体系中，证券的交易常常是现金交收（de2liveryversuspayment，DVP）。[xiii]而对跨国证券交易而言，间接持有制更是不可或缺，它构成了国际证券市场一体化的基础框架，是开放条件下的全球证券交易的必备要件之一。

二、间接持有制中对证券权益法律性质的识别

以法律的视角观之，证券持有制的转变所彰显的突出问题在于其对证券权益的法律性质产生了直接影响。如果说法律是社会现实的理性构建，则我们现行的证券所有权的基本法律规则都是源于传统证券直接持有的实践。对于无记名证券，所有权人直接占有证券证书；而对于记名证券，所有权人的姓名则记载于证券发行人或代表证券发行人的第三人所保管的证券名册上。

无论哪种情形，证券持有人的权益应为一种直接的财产性权益。而对间接持有制来说，直接财产权的概念却难以准用。因为依传统的法律原则，混合的可替代性财产不能确定其中部分财产所有人的直接财产权。按照普通法系和民法法系在物权或是财产法上的共同法律原则，财产存托于他人之处并不会改变该财产上的任何财产权利，只要该被存托的财产没有与存托人相同财产相混和。一旦财产混和，则其法律后果将取决于保管合同的具体规定。寄存人可能仅具有合同请求权，要求返还与先前寄存物相同种类和数量的财产；或者在其寄存财产被混合时，寄存人与其他寄存人共同共有被混合全部财产抑或表现为其他形式的共有物权。

鉴于前文所阐述的效率方面的原因，托存机构为其客户投资者所持有的证券一般都是以混合形式的综合账户来记载的。[xiv]此种综合客户账户的后果就是预先排除了证券混合记载前特定证券的单个的持有者对所持有证券的直接财产权的继续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每个投资者要么仅具有要求交付同等证券的契约性请求权，要么是产生针对所混和证券全部共同财产权。虽然这两种不同法律性质取决于投资者与存托机构间存托协议的具体规定，但毫无疑问，如果因为证券持有体制的变迁而将证券持有人（投资者）原本的财产性权利转变成为其对于所开设账户的证券中间人的债权，将会从根本上损害投资者的权益。换句话说，投资者将完全依赖于其证券中间人的诚信和偿付能力，一旦该证券中间人不当处分证券或是破产，则投资者将只剩下没有优先性的债权甚至毫无价值。

因此在间接持有制中，立法层面上对于证券中间人或存托人所代为持有的证券的权益之性质，落脚点仍应是以财产性权益来定性，具体可分为下列三种情形：（1）规定证券持有必须通过非替代性单独账户，从而继续强调投资者所持有的仍是一种直接的财产性权益，并可追及于证券中间人或存托人所持有的证券。事实上，若在上一层次持有中维持每一个下一层次投资者不可替代的特定账户，则在最上层的CSD账簿中就可能会出现数以万计的特定户头，不仅如此，每一个下一层次证券持有层次中的证券交易都必须在上一层次证券持有账簿上有所反映，这不仅徒生诸多繁琐，实施起来也会因每天数以亿计的证券交易而使其逐笔登记成为不可能。对于跨国证券交易而言，非替代性账户很难符合实践要求。（2）对证券中间人或存托人以混合账户为其客户所持有的证券集合的共同所有权或是类似的财产权利。例如，德国的《有价证券保管法》将证券的存托保管区分为特别保管和混合保管。[xvi]在证券特别保管中，寄托人保留对寄托证券的完全所有权，而对于混合保管证券，法律赋予寄托人对保管人所有的混合同种类证券享有按份共有所有权。[xvii]对于可追及到具体的可替代证券集合之部分设立质权，则质权人将视为获得该部分证券集合的拟制占有权或是登记所有权，尽管该质权人并没有事实占有或事实登记所有证券集合部分。西班牙的证券法中也承认混合保管证券的共同所有权，依该法第8~10条规定，持有簿记证券的投资者也视为拥有该可替代证券集合的共同财产权。在加拿大，证券经记人代表其客户以混合方式在加拿大CSD所持有的证券，也视作是所有投资者共同共有。对该经纪人在CSD的户头或是证券发行人的证券持有人名册，各投资者并不具有可追及的证券利益。[xviii]（3）由立法创设的特别财产权利类别或是对名义证券集合的共同所有权利益。这其中最为明显的例证是美国1994年对《统一商法典》第8编的修订，明确以间接持有制的市场现实为客观需求，重新阐释了间接持有制中的证券权利，[xix]引入了全新的“证券绝对权”（securityentitlement）概念。依此概念，投资者不再拥有针对位于某处保管机构定证券的可追及的财产性权利，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其具有直接合同关系的证券中间人，投资者享有一系列权利和利益，这被形象地称之为“权利和利益集合（apackageofrightsandinterests）”。

总的看来，第一种法律性质的界定仍然以传统的证券直接持有制为基础，在实践中难以适应现今证券市场的发展需求，殊非妥当。后两种方式则反映了证券间接持有制的客观变迁，顺应了金融市场的内在要求，有利于保障投资者的权益，应为可取之选。但对于跨国证券交易，各国在间接持有制中证券权益法律性质上界定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在实体法适用上的竞争性。进而言之，定性只是寻求冲突规则的逻辑起点，如何构建冲突规则以期合理地解决证券处分的潜在争议还远非明确，传统的冲突规则能否准用于间接持有制中的跨国证券交易亦存有疑问。

三、传统物之所在地法的困境

既然对间接持有制中的证券权益识别为财产性质，则根据国际私法，财产权益之归属概依物之所在地法予以解决。[xx]事实上，传统的直接持有制中确定证券权益所有权问题的准据法即是如此，各国一般是援用物之所在地法（lexreisitae）。由于证券权益在传统的直接持有制中通过纸介证书予以表彰，因此其物之所在地通常推定为证券证书的所在地，如不记名证券所在地为有关证券转让或处分时该证券证书所在地。但寻求记名证券的所在地却并非易事，不同的理论建构所产生的法律拟制也不相同。如果记名证券仍具有书面形式，一些国家便继续视证书所在地为决定性因素。[xxi]另一种理论则认为，记名证券位于登记证券所有人的证券持有人名册的被保存地。[xxii]第三种理论则认为记名证券位于该证券发行人的成立地。[xxiii]这些理论均随着证券直接持有而渐次展开，尽管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人为拟制，但基本上为证券直接持有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法律框架。

然而，将物之所在地法类推适用于间接持有制中证券处分的法律冲突问题时，如何对证券权益进行场所化便成为难题。最主要的困境在于：间接持有制中，表彰证券权益的纸介证券证书已经由电子簿记所取代，特定证券权益的归属需要采取一种“透视”方法（lookthroughapproach），即透过各层证券中间人才能诉诸于证券发行人、证券持有人名册或是实物证券等连接因素，[xxv]但对于在间接持有制中普遍使用的替代性账户，透视理论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这是因为投资者对于相关证券的利益仅记载于与之有直接关系的证券中间人（最近证券中间人）的账簿上，其他层次的证券中间人或是证券发行人的证券持有人名册上由于替代性户头的因素都不会记载特定投资者的证券利益。因此，如果投资者（或者是所涉证券的质权人）意欲在上一层证券持有层次寻求执行自己的证券利益，则在每一层次因缺乏投资者证券利益的记载而得到否定的答案。[xxvi]唯一记载投资者利益的是与该投资者具有直接关系的证券中间人的账簿，即投资者的最近证券中间人。这一困境显示出，任何试图在可替代性证券托管结构中援用“透视”理论均与冲突法的一般原则相抵触，即有关动产处分所有权问题基本上应由有关该动产之裁决可予执行的国家作出。

尤其是目前跨国证券交易的现实，“透视”理论完全无法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以跨国证券交易中投资者将在许多不同国家发行的各种证券组合进行质押以融通资金的实践为例，若依“透视”理论，融资的质权人需要为每一笔担保交易满足所涉各不同国家的担保成立要件，考虑到各国之间担保法的差异，这实质上已经排除了打包担保的金融实际所需。即使适用“透视”理论，但冲突规则的系属如何确定亦有纷争：证券发行人所在地法、证券持有人名册所在地法，抑或是证券所在地法。[xxviii]哪怕是统一的系属得到适用，但由于多层持有制的环节众多、牵涉到众多国家，具体连结点的确定仍有困难。例如，适用“证券证书所在地法”这一系属，但在每一笔跨国证券交易中查寻多层持有制中实际保存该证券证书的CSD所在地依然费时、费力，难以满足资本市场上各参与者对交易确定性的要求。这正是“透视”理论的最大弊端所在。可以想象，若适用“透视”理论，通过间接持有制进行跨国证券交易对于交易双方将不胜繁琐，任何谨慎的交易方都会仔细考究证券利益转移的各项成立要件，加上国与国之间实体法上的显著差异，跨国证券交易费用将变得极为昂贵，且造成交易过程缓慢。不仅如此，“透视”理论在不同案件中也会因法官的立场不同而生出不确定性，加上跨国证券交易往往标的巨大，便会对整个跨国证券交易体制构成内生性的障碍，进而阻碍国际资本市场健康有效地运行。

由此可见，试图在传统的冲突法框架下套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冲突规则来解决跨国证券交易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并不妥当，实践中也不可行。所以笔者认为，只有根据间接持有制的特点，充分考虑和尊重跨国证券交易各方在法律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上的要求，才能对物之所在地法进行改造并进而提出新的冲突规则。

四、PRIMA规则的提出及适用：以《海牙证券公约》为例

1。PRIMA规则的提出

事实上，如果我们考察间接持有制，不论其中的证券中间人有多少个层次，任何一个证券交易的落脚点总是在证券持有者和最近的证券中间人之间的证券账户中。故一种解决间接持有制中跨国证券交易的路径，就是对传统物之所在地进行法律解释，根据不同的拟制所在地予以场所化，如证券账户、有保管该账户的营业机构、证券中间人、证券发行人或者是所涉证券权益本身。

但就目前全球性证券市场中的证券中间人的实际运作而言，任何一种场所化的努力所面临的突出困境在于：不存在一个在国际证券市场上适用于所有证券中间人的统一客观判断标准，也因此无法达到间接持有制中证券交易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目标。这一困境已不是一个内国的冲突规则所能化解的，而必须依赖于一个国际层面上的立法协议，构建一个新的各国共同的冲突规则，才能对间接持有制中的跨国证券交易带来法律适用上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有鉴于此，海牙国际私法会议2000年开始了相关国际公约的草拟，在“快速程序”下2002年1月拟定了《有关证券中间人持有证券的某些权利的法律适用公约》[xxix]草案的第一稿。2002年12月底，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公布了公约定稿，2006年7月美国和瑞士签署了该公约，使其成为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第36号公约。

《海牙证券公约》的核心是以条约的形式规定了PRIMA作为确定间接持有制中证券交易所有权方面准据法的连接点。[xxx]所谓PRIMA规则，是指“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法”规则（placeoftherelevantintermediaryapproach，简称为PRIMA规则），这一规则得到了公约起草小组中各国专家的一致赞同，几乎没有人支持传统的“透视理论”。[xxxi]PRIMA规则反映了证券间接持有制的现实，其理论渊源也是基于传统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则。[xxxii]也有人认为，表彰证券所有权的证券证书或证券账户实为多层持有制中的CSD的保管处或账簿所在地，而非终端投资者的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然而，这种观点仅仅取“物之所在地法”之表，而忽略了“物之所在地法”的实质。归根结底，之所以依物之所在地法来解决物权关系的法律冲突，其合理性源于物权性质本身决定了物之所在地法方能充分有效地及于物权关系。[xxxiii]在间接持有制中，证券所有权之变动只能表现在投资者的相关证券中间人所持有的证券账户上。[xxxiv]对此，《海牙证券公约》起草小组的专家中曾有人认为PRIMA只是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当相关证券中间人在不同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或营业处时，不免仍会生出歧义，故不如径直规定“相关证券账户所在地”为好。但公约文本仍以PRIMA表述，主要的考虑是此规则也为业界所约定俗成，指的也就是“相关证券账户所在地，“实践中不会产生含混的弊端。[xxxv]另外，公约的文本也未对PRIMA限定时间因素，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

2。PRIMA规则的具体援用

具体适用PRIMA规则，主要是确定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惟此才能借助该连接因素指引特定国家实体法的援用。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指的就是相关证券账户的被保管地，所以，相关证券中间人的场所化必须与证券所簿记的账户所在地紧密联系。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相关证券中间人的所在地可以通过证券交易当事人的选择而事先予以确定，这便是所谓的“事先确定性（exantecertainty）”的问题。“事先确定性”实际上是将当事人意思自治引入PRIMA规则，这能最大限度地贯彻跨国证券市场各参与者对于证券交易可预见性的需求。下面分别述之。

（1）相关证券中间人场所化的两种途径。相关证券中间人场所化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以证券被贷记的证券账户所在地作为判断标准，因为就PRIMA的实质意义而言，正是在该相关证券中间人所持有的投资者证券账户上担保权人或受让方的证券权利得以记载并因此能够得以实施，依此看来，账户论不失为一种既切中肯綮又适当地转化传统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可行观点。

但持否定意见的学者则认为，证券账户实际上表彰的是一种无形的法律关系，寻求其地理意义上的“所在地”仍不过是拟制的产物，削足适履仍然没有摆脱物之所在地法的窠臼。与其硬性地规定证券账户的所在地，不如着眼于进行证券账户保管活动的证券中间人具体的分支机构或营业所。因为这些分支机构或营业所本身就具有物理所在，并暗合PRIMA的本意；而且证券账户的保管活动也在该场所实施，通过实际的而非拟制的条件即可作出判断。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分支机构/营业所论”。[xxxvii]以《海牙证券公约》为例，其最终文本融合两种观点，兼采了“证券账户论”和“分支机构/营业所论”。

（2）事先确定性。首先，在跨国证券交易中引入意思自治，由证券交易当事人预先指定交易中所有权问题的准据法能够确保交易双方明确担保权益完善的必要条件，从而促进交易的可预见性和有效性，但对于如何规定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仍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证券存托协议进行了法律选择或是在该证券存托协议中规定了证券账户的保管地，则该准据法或是特定保管地法应予以肯定。换句话说，证券存托协议中的法律选择应为完全的意思自治，不必与事后的跨国证券交易有任何的联系。[xxxix]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支配证券交易中的所有权问题并对抗第三人，这是无法接受的。事实上，即便是某些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以支配交易的财产权方面，这种法律选择也不得对抗第三人。

对此，《海牙证券公约》在厘定相关条文时，首先对意思自治和公约所要解决的问题之间的关系加以明确。就确定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而言，提及“当事人意思自治”似乎并不恰当，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即证券担保交易或买卖的当事人能够进行法律选择以确定该交易的所有权方面的准据法，而事实上公约在此处所要规定的则是投资者和其证券中间人能够协商一致指定证券账户保管地的问题，这与投资者与证券交易的另一方当事人选择法律适用于二者之间的证券交易大相径庭。为了避免使用“当事人意思自治”而可能造成的混淆，公约未使用“partyautonomy”的用语，而仅仅规定了投资者与其证券中间人通过证券存托协议或者是证券账户文件“场所化”该证券账户的可能性。[xli]在这一点上，专家起草小组认为公约是采取了“合意论”（consensualapproach）来肯定事先确定性。

其次，公约对于投资者和证券中间人的合意也进行了主观论和客观论的折衷，因此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合意以及完全依赖客观因素来决定证券中间人所在地的观点都作了妥协。一方面在证券存托协议中投资者与证券中间人可以规定证券账户保管于某地（一般即该证券中间人某一分支机构或营业所）；另一方面，这种合意并不必然具有效力，它还受制于某种客观联系的条件，即必须能够反映出证券账户实际被保管地。这种折衷的处理既满足了间接持有制中当事人在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方面的主导，同时又能够排除某些虚假的合意，使之不致与证券账户实际保管地相冲突。

第三，此种合意须为明示，[xliv]这实际上赋予了法官在没有当事人明示的合意时可以依据一些客观的因素推定其默示合意的自由裁量权。为了细化法院的权衡因素，《海牙证券公约》还专门开列了排除考虑的各种因素，其中包括：（1）证券发行人的成立地或组成地，或者是其法定本座地或其已登记的营业所在地、中央管理地或主营业地。（2）表彰或证明证券的证书所在地。（3）证券发行人或代表证券发行人所保管的任何证券持有人名册的所在地。（4）相关证券中间人以外的任何证券中间人所在地。[xlv]尽管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会侧重于不同的权衡因素，从而使权衡因素不能保证完全的事先确定性，但是作为当事人预先确定证券账户保管地规则的自然延伸，确有必要在当事人缺乏合意的情况下以一些客观因素代之，以达到尽可能同样的确定性目的。而同时规定不予考虑的消极权衡因素黑名单，其主旨则在于明确表明，所谓的“透视理论”在公约中被彻底予以否定。

这些具体的权衡因素归根到底还是在判断相关证券中间人或其营业所与特定证券账户之间的最密切联系，以客观标准代替当事人的合意来决定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原来的《海牙证券公约》草案中还开列了可以考虑的因素，这种立法模式虽逻辑清晰，但失之繁琐，而且每一个积极的权衡因素从立法条文中看均不是决定性的，[xlvi]这样不同的法院地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相反有损于公约建立此领域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之主旨，因此也受到实务中业界的诟病。从最终文本来看，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起草小组充分尊重了这种实务的取向，目前的公约文本倾向于以一个单一规则来代替所有的权衡因素开列的办法，即诉诸于签订证券存托协议的证券中间人的“依法成立地”。

应该强调的是，《海牙证券公约》不涉及各国监管部门对于证券的发售、证券中间人的资格和行为要求以及其他一些监管性措施的采取。因此，各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完全可以依其法定职权禁止证券中间人进行准据法的选择或禁止选择特定一国的法律作为准据法，这构成对事先确定性的重要限制。

3。PRIMA规则的准据法支配范围

本文所讨论的PRIMA规则，主要是确定合适的法律以支配证券权益处分中的财产方面，包括：（1）证券权利质押的产生、完善以及执行。（2）所有权转让的完成或者是证券权利完全买卖。（3）各项竞争性的处分中的优先权问题。易言之，此处将仅涉及证券转让或是担保交易的财产方面，证券交易的合同方面则由合同冲突规则予以确定。就间接持有证券的交易而言，合同方面的问题不必诉诸于新的规则。

以《海牙证券公约》为例，仅仅只是涉及间接持有证券之处分的证券交易的所有权方面，而该交易的合同方面则另受其他冲突规则的支配，这同时也界定了PRIMA所指引的实体法实际所管辖的各项财产权利。当然，准据法的适用范围与公约的实体范围是一致的。[xlviii]其中应指出的是，公约所关注的间接持有制的证券处分的冲突法问题，仅限于投资者与其相关证券中间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对于整个间接持有制中越层的证券权利处分则不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内。[xlix]而契约性权利则另受国际私法中有关合同法律适用的冲突法规则的支配。[l]因此，公约的核心是以PRIMA作为连接因素确定准据法，适用于证券中间人持有的证券处分而导致的各项财产权利。

五、小结

分析间接持有制中跨国证券交易的特点，其在法律适用上最重要的价值目标是对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追求。《海牙证券公约》的缔结统一了当前间接持有制体系下跨国证券交易的冲突法规则，抛弃了单纯对证券账户进行场所化的传统冲突规则，以证券账户持有人与其证券中间人的关系为基点，确立了PRIMA原则。PRIMA原则最大的优点在于其所带来的法律适用上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而这种法律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正是跨国证券交易的法律框架中最为核心的价值诉求，舍此，则信用风险难以控制，并会产生“蝴蝶效应”进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正是在此目标下，新的PRIMA规则就支配跨国证券交易的交割、结算、担保交易的准据法提供了确定性，极大地提高了全球证券市场地交易效率，降低了间接持有制下跨国证券交易的系统风险，从而更好地促进了资本的跨国流动。

注释

[i]当然在许多情形下，记名证券也会辅之以证券证书，但这仅是所有权之证明。换句话说，记名证券只是一份所有权文件，其交付能够产生对证券物权的移转。

[ii]证券中间人一词是一个泛称，包括所有不同种类的持有投资者证券权益的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或证券经纪商（bro2kers）、银行以及其他托管人（custodians）、结算系统（settlementsystems）以及存托机构（depositories）。为明确起见，开设记载特定投资者证券权益之账户的证券中间人也常被称为是“最近证券中间人”（immediateintermediary）。相关定义可参见下文中所引的海牙国际私法会议2006年的第36号公约中的相关名词界定。在证券市场实务中，托管人（custodian）、分托管人（sub-custodian）、存托机构（depository）以及存托人（depositary）经常相互替代使用。在本文的讨论中，一般以托管人和存托机构作为通称，其在法律上的具体含义并无实质的差异。

[iv]对于无记名证券转让的有效性适用受担保人占有证券证书所在地的法律。而对于记名证券，物之所在地法是证券发行人的属人法或是转让时证券发行人的证券名册或证券名册持有人所在地的法律。

[v]即《有关证券中间人持有证券的某些权利的法律适用公约》（为行文的方便，以下简称《海牙证券公约》。参见http：//www。hcch。net，2007年9月8日访问。

[vi]最早的中央证券存托机构是1872年成立于奥地利的WienerGiro-undCassenverein。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一战前就曾打算设立一个中央证券存托机构（CSD），但直至上世纪60年代末的“纸张危机”后才成立了托管信托公司（TheDepositoryTrustCom2pany，DTC）。1999年9月，在DTC和全国证券清算公司（NSCC）的基础上，纽约证券交易所新成立了一个证券托管信托及清算公司（DTCCo。）。时至今日，DTC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央证券存托机构。国际中心证券存托机构中（ICSD）最为重要的是Euroclear和Clearstream（其前身为Cedel）。

[vii]如在美国，其股票公开交易的大公司股东名册往往只显示一个持有机构名称：即CEDE&CO。登记拥有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中83%、NASDAQ上市交易股票中的72%，以及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公司债券中的91%。CEDE&CO。就是DTC所使用的指定人名称。

[viii]有些国家，如瑞典和芬兰，除了证券中间人外也允许投资者直接在CSD上开设账户。而在挪威，本地投资者还必须直接在CSD上开设证券账户。

[ix]例如，DTC有600多个参与者，Euroclear则大约有来自80多个国家的1900多个参与者。

[x]有时候也可能是两个或几个CSD。

[xi]可替代性的概念对于确保证券的流动性至关重要，而且，可替代性也极大地降低了证券托管的管理成本。有些CSD和证券中间人也可为其参与者或客户开设非替代性的证券账户，在加拿大，这也被称为“客户名证券”。

[xii]轧差是指一个清算系统中的交易方或参与者之间就相互头寸或债务的协议对冲。

[xiii]在现今的证券结算方式，即为同时以电子簿记的方式交换资金和证券。现金交付避免了证券卖方交割了证券却收不到买方资金的风险，同样也免除了买方支付资金而收不到证券的风险。

[xiv]综合账户（omnibusaccounts）指的是投资者有关证券之间之利益仅记载于保存投资者账户的最近中间人的账户上。该最近中间人仅在一个单一账户上（即“混合账户”）持有所有投资者的证券利益，亦即在该混合账户上并未包括单个具体投资者的身份和权利，故在这种结构中的投资者账户又被称之为替代性账户（fungibleaccounts）。与之相对应的是溯源性账户（traceableaccounts），指的是投资者利益不仅记载于最近中间人的账户上，而且独立于该账户上中间人自身的证券利益包括该中间人所的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即特定投资者的身份和利益均以分账户在每一个中间人的账户中予以存留，故喻之为非替代性账户（non-fungibleaccounts）。

[xv]RandallD。Guynn，ModernizingSecuritiesOwnership，TransferandPledgingLaws，AdiscussionPaperontheNeedforInternationalHarmonization，CapitalMarketsForum，SectiononBusinessLaw，InternationalBarAssociation1996，at29-30。故而，需要另行构建一种保障机制使投资者在最近证券中间人破产时仍享有受保护的权利，通常的做法是强制要求证券中间人的风险准备金机制。

[xvi]参见1998年德国《有价证券保管法》（Depotgesetz）第2条规定。

[xvii]德国《有价证券保管法》第6条明确规定了对于混合存量的共同所有权以及在保管人在混合证券当中的管理权。

[xviii]ChristopheBernasconi，TheLawApplicabletoDispositionsofSecuritiesHeldThroughIndirectHoldingSystems，HagueConferenceofPrivateInternationalLaw，PreliminaryDocumentNo。1ofNovember2000，at25。（以下简称为

[xx]参见黄进：《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367页；徐冬根、王国华、萧凯：《国际私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86页。

[xxi]此时，该证券证书也视作代表投资者利益就象流通票据一样。

[xxii]这种理论视证券持有人名册的簿记入册而不是占有证券证书赋予证券的法定权利。

[xxiii]此种理论的基础是，公司仍是一种法律拟制，故创设该实体的法律应予以适用以决定有关公司之利益的有效转让。

[xxvi]FidelityPartners，Inc。v。FirstTrustCo。，1997U。S。Dist。Lexis19287，No。97Civ。5184，1997，WL752725（S。D。N。Y。，1997）。在该案中，一个判决债权人寻求执行判决债务人通过间接持有制所持有债券利益，该债券在纽约可予偿付，但该判决债务人的利益却仅记载于位于菲律宾的某证券中间人的账簿上，法院拒绝了在纽约的债券执行。此种类型的诉争也常被称为是“上层附加”诉争。

[xxix]PreliminaryDraftConventionontheLawApplicabletoCertainRightsinRespectofSecuritiesHeldwithanIntermediary，Prel。Doc。No。8，February2002。这与公约的最终文本的措词完全一样。

[xxx]参见《海牙证券公约》第4条、第5条。

[xxxi]参见《海牙证券公约》第4条、第5条。

[xxxii]同前注23，黄进书，第355～364页；同前注23，徐冬根、王国华、萧凯书。

[xxxiii]参见[英]马丁?沃尔夫：《国际私法》，李浩培、汤宗舜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24～725页。

[xxxvi]瑞士《国际私法》第100条第1款规定，动产物权的取得和丧失，适用物权取得或丧失所依据的事实发生时动产所在地的法律。公约起草小组则认为限定时间因素没有必要，而且对于优先权的问题，限定时间因素反而会徒增困挠。同上注。

[xxxviii]SeePrel。Doc。No。6，November2001Draft；又可参见《海牙证券公约》第4条。

[xxxix]有关意思自治的范围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主张绝对的、无限制的法律选择，另一种主张则相反，认为当事人的法律选择须与合同有实际联系。英国似乎是绝对意思自治的代表，“仅仅因为案件的其他事实表明合同与所选择的法律之间没有联系，英格兰法院便否定明示选择的效力，似乎还没有这样的案例。”[英]莫里斯：《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0页。赖特勋爵在维他食品案中也肯定了这一点。SeeVitaFoodProductsInc。v。UnusShippingCo。Ltd，（1939）A。C。277CP。C。但应该注意的是，英国同样有大量的判例承认了防止当事人规避客观上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强制性法律规定的重要性，“如果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是为了规避其强制性的规定，无论该法是英格兰法还是外国法，法院都不会承认该选择的效力。”同前引莫里斯书，第1121页。事实上，即使是在维他食品案中，当事人的法律选择至少是法院地法，而且英国的商事法律是很完善的。“从这一点看，不需要合同与选择法之间有真实的联系这一规则，仅仅表明所有法官都根据他们熟悉的法律来作出判决这一自然的、积极的倾向。”同前引莫里斯书，第1122页。因此，从英国的所谓绝对意思自治的立场具体分析，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当事人“合理预期”对其意思自治的一种潜在限制。

[xli]当然，勿庸否认的是，投资者与其证券中间人协商一致，预先达成证券账户所在地的合意，对于投资者与殿后他人之间的证券交易会产生反射效果。因为按照公约中的PRIMA原则，该保管证券账户的证券中间人所在法将支配投资者以后有关该证券账户中的证券交易。

[xliii]参见《海牙证券公约》第4条第1款。

[xliv]同上注。

[xlv]参见《海牙证券公约》第6条。

篇4

2政工工作在医院管理中的作用

2．1政工师作为医院政策上传下达“纽带”作用的重要性

医院政工队伍是联系医院医务工作者与医院工作的纽带，做好上传下达，发挥政工人员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思想政治工作者是桥梁，是纽带，它把党与政府和人民群众，干部与职工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思想政治工作是贯彻执行医院规章制度的根本保证，让医院员工详细地了解制定规章制度的意图，协助院领导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又要及时地向医院决策者和上级领导及时反馈医院员工的意见和建议。任何一项政策、方案、措施的落实和实施，在医务工作者当中都会引起一定的反响，会出现这样与那样的实际问题与矛盾，政工人员必须深入基层收集真实信息反馈给决策者，从而为完善、修正方案和措施提供真实的依据。

2．2政工师作为先进思想“传播者”的重要性

医院医务工作者平时忙于工作，很难接触新的思想和政策，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政工工作者的宣传传播作用，通过我们政工工作者的广泛宣传，积极引导，切实行动，帮助员工提高思想觉悟，增强主人翁责任感，使制度的执行起来成为我院干部职工的自觉行为，有力的保证了医疗与管理的协调统一。只有全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更好地落实规章制度，保障医疗质量，保证医院持续健康发展。

2．3政工师作为青年员工“指路人”的重要性

政工工作是一门科学，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中，就要做到了解职工的思想，医院是一个知识性和技术性密集的群体，我院青年员工特别是青年护士占主要组成部分，通过医院青年论坛，道德讲堂等各种新颖的方式吸引青年员工加入到其中来，对其教育作用很大，通过理论教育与典型教育相结合，让青年职工了解自己应该做什么和要怎么做；同时，青年医务工作者刚刚加入工作，需要尽快的融入医院这个大家庭，需要积极引导，广泛宣传，深度参与，才能培养其主人公意识，更好地服务于患者，为医院发展贡献力量。

2.4政工师工作作为医院发展的“守护人”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工作从其内在来说，其目的是通过对医院干部职工进行耐心说服、正确引导、使其思想觉悟提高，更好地投入到日常工作当中去。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又是提高医疗质量的内在动力，医疗技术质量的提高主要靠医务人员的精湛技术和崇高的思想道德和高度负责的担当来完成，而精湛的技术是质量的保证，崇高的思想品德和担当是医疗质量的内在动力，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3政工工作者的素质

新形势下对政工工作者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过硬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同时还需要广泛的兴趣爱好和求知欲，丰富的感情，坚定的意志，当然广范围、高强度、精宣传的思想政治工作还需要过硬的身体素质。建立一支精干、稳定、结构合理、素质精良的政工队伍，是医院做好医务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思想政治工作需要用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来说服人，感化人，好的素质条件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篇5

众所周知，所谓加工贸易简单讲就是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以保税状态入境，并租用我国厂房、土地，使用我国劳动力、企业营业执照进行生产加工、然后出口。其中外商仅需支付租金和工缴费。这是一种典型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式的贸易。经验估计，我国每加工出口100美元，其中我国企业租金和工缴费所得在10-15%，其余大部分都是外商在进口和出口中的收入。

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我国资金少、外汇奇缺，发展加工贸易可解决燃眉之急，将赚取的外汇用于急需进口的技术设备等，当然有利于我国经贸全局的发展。当时作为权宜之计大家并未提出疑问。但随着我国外汇紧张的问题逐渐缓解，80年代后期人们开始质疑加工贸易政策，提出上述问题。一时间对加工贸易提出不同观点左右了舆论，也左右政策，加工贸易发展势头受到削弱。但不久赞成派的声音渐高，提出的主要论点是加工贸易可以增加就业，不需我国企业投资很多，见效却很快。此后随着赞成派观点逐渐占上风，加工贸易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

2、质疑之二：加工贸易发展的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技术上国内完全可以自己生产，与其让外商赚钱，不如我们自己做

据了解，直至90年代中期我国加工贸易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多数。例如，鞋帽、箱包、玩具、纺织品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等等，也有少量的电器出口。显然那些提出质疑的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特别是当时还有一些质疑吸引外资政策的观点，认为外资企业在优惠的政策环境下，与民族工业竞争，使民族工业地位下降，今后中国经济发展还要不要民族工业。

众所周知，外资企业投资经营加工贸易的现象很普遍。所以当时加工贸易受到的质疑是双重的。由此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再次出现摇摆，政府出台了保证金台帐制度和加工贸易区政策，对加工贸易发展有所约束。但外商对加工贸易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营销是关系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一个企业如果拿不到客户订单，它有再好的技术、再多的投资，买不出去产品也等于零。毫无疑问当时的中国广大内资企业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与国际同行比有一定差距。内资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能拿到多少订单确实是个疑问。而外资企业不在中国发展还可到其他国家发展，特别是将加工贸易转产并不十分困难。经过一场辩论发展加工贸易、吸引外资政策再次得到认可，加工贸易也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期。

3、争议之三：加工贸易给走私提供了可能

1998年是中国打击走私力度最大的一年，而出问题多的也是发生在加工贸易环节。当时我国加工贸易不仅在沿海地区全面铺开，而且在中部地区深加工结转也逐步增加。这为海关监管带来了新问题，在海关人员监管顾及不到之处往往被走私商趁机而入。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发展加工贸易的利弊争论。结果政府执行了更加严格的加工贸易政策。加工贸易发展再次受到制约。

此后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九十年代后期，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中国经济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经受了考验，克服了种种困难，迅速走出谷底，良好的经济环境被国际上广泛认同。特别是一大批台商到东莞投资具有典型意义。他们多数以代工形式加工组装大量的IT产品或者是零部件然后出口。由于IT产业越聚越多，相互配套效果逐渐显现，将各个加工厂产品组装起来生产出像电脑那样的成品、然后出口的现象也越来越多。事实上不仅在东莞，在许多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外商投资企业聚集的地方，加工贸易企业相互配套可能性越来越高，也日益成为现实。如果说过去加工贸易各个工厂相互协作、配套的可能性极低的话，今天经过20余年发展，中国累计吸引外资已经高达四千多亿美元规模，其产业聚集效果、相互配套的可能性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

另外我国许多生产企业、外贸企业承揽加工出口的能力也有了极大提高，以及将加工产品在国内深加工结转也有了相当发展。加工贸易向国内产业延伸加工链条也取得重大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加工贸易已经今非昔比，正在由“一块飞地、浮萍”变为植根于中国大地上的产业。过去外商在中国搞加工贸易还是转移到其他国家搞选策性较大，而今天要将一个个产业群体搬家谈何容易。

围绕解决加工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衍生出的新疑问：

当前随着加工贸易规模日益扩大，（据了解，2002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大致有3000亿美元）遇到的政策性课题也日益明显地限制了它进一步发展。

其一是加工贸易的进口改为国内采购时，其国内采购不能视为出口，不能享受出口退税政策。所以国内供应商没有积极性。现在任凭1000多亿美元的出口机会因政策不协调而失去，确实令人可惜。

其二是加工贸易在国内深加工结转时，由于给海关监管带来许多困难，海关监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防范了走私，而顾及不到深加工结转。反之如顾及了深加工接转，有可能被走私商利用。本来利用加工贸易增加国内采购和延长在国内产业链接可以增加产品附加价值、稳住加工贸易企业及扩大我国出口，理论上应该得到国家政策鼓励，但现实中却因政策性操作及其困难一直得不到解决。近来众多学者就解决这一问题纷纷献计献策。其中国务院发展中心的研究员隆国强先生提出一套方案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他在全面、深入分析了加工贸易在我国的发展之后，提出应以战略高度认识：发展加工贸易可以成为我国经济实现工业化的一条有效途径，并提出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建议。

据了解，世界上新加坡发展经济利用加工贸易实现工业化已经有成功经验。大约从60年代开始新加坡引进了加工贸易。当时新加坡曾对要不要发展制造业提出许多疑问。后来新加坡摸索出利用发展加工贸易实现工业化的一条捷径。当时新加坡拥有港口优势和靠近印尼、马来西亚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利用这些优势可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扩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新加坡商人则在中间加工领域大做文章，使加工贸易由两头大中间小状态逐步演变为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让外来产业逐步改变为植根于本地的产业，新加坡的经济由此获得巨大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的梦想。

当前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实践和新加坡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隆国强先生的观点。但世界上的事务是复杂的，还有另外一些因素我们也必须考虑。

1、新疑问之一：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与妥善处理内外需经济关系

近来国际上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对中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其中有观点认为：中国出口大量廉价商品制造了世界性通货紧缩，中国出口挤占了他国市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观点夸大了事实，其中可能还带有几分嫉妒、几分敌意。但仔细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增长如果长期靠扩大外需，显然需要以国际市场存在扩展空间为前提。

历史上，日本、亚洲四小经济发展靠外需带动取得成功，是因为其国家小、人口少及当时国际市场存在拓展空间。如今时代不同，且中国与这些国家、地区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其成功经验对我国仅有部分借鉴价值但不能全部照搬。

并且日本经济九十年代以来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靠外需带动经济发展被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封堵后，其扩大内需的路走不通了，而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政策又不对症所致。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美国等对日本盟友尚且如此，对中国如何虽不得而知。但我们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

在日本的一位华人学者关志雄先生曾比较中日两国经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与日本60年代中期有许多相似之处，总体水平大致一样。只不过在个别地区、个别方面中国经济与现在的日本差距不大。我认为这个研究结论基本合理。借此比较一下当时日本与美国之间贸易摩擦程度，则今天的中国要远远比当年日本面对的贸易摩擦激烈得多。所以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将其作为实现工业化的一条有效途径，请问我国还能走多远，国际市场空间是否足够大。我认为，隆国强先生提出的设想还需进一步考虑加工贸易的适度规模。

从中国拥有近13亿人口和广阔的国土这一客观事实来看，我认为我国今后经济总体发展长期趋势，适合采取内需主导型模式。中国也完全可能实施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我党十六大制定的发展经济主导思想，如主席在十六大报告中阐述，今后我国实施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积极发展农村经济政策、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等等，体现的就是积极发展内需经济的政策。事实上，制定的这些政策的正是基于我国具有充分的发展内需经济的空间考虑的。而大量外商积极地到中国发展事业也是基于我国国内市场发展潜力大做出的决策。

2、新疑问之二：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与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问题

中国经济结构长期以来存在制造业比重过高问题，吸引外商投资也一直将制造业放在主要地位。造成我国今天这种超重型产业结构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原因之一这是我国存在一种对经济的误解，认为制造业、农业才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而第三产业是附属于第一、第二产业的部分，其是否创造价值心存疑虑。然而从各国发展经济成功的经验来看，第三产业有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之分，这些产业不仅都在创造价值，而且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创造的附加价值绝不逊色于制造业。特别是在这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产业已经日益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第三产业中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政策支持。相比之下如果我国今后还长期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产业，及其相关制造业发，将导致我国制造业更加畸形发展，第三产业继续被人们忽视，产业结构也更加头重脚轻、严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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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tingpointB-545型熔点仪（瑞士），玻璃毛细管（华西医科大学仪器厂），b型管，数字熔点仪（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物理光学仪器厂），显微熔点仪（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尿素（北京化工厂批号820311），乙酰苯胺（上海试剂厂批号84-01-07），苯甲酸（北京化工厂批号840612），萘（上海化学试剂厂批号86-03-07），水杨酸（广东西陇化工厂（汕头）批号961027）。药品均为分析纯，测定前均进行干燥处理。

方法与结果

按照中国药典方法进行装样，参照仪器使用说明书于MeltingpointB-545型熔点仪对不同样品熔点进行测定，并使用国内购买熔点管平行进行测定，结果列入见表1和表2。实验数据结果表明，使用仪器自带的熔点测定管所测得的熔点值与文献收载数据一致，而使用国产熔点管所测得的结果偏高于文献收载值。需经系数校正。

讨论

1导致上述实验结果的原因是国产熔点管的材料质量、玻璃管内径、壁厚与仪器自带的熔点测定管存在着差异，其透光性、传热性导致了测定结果偏高。

2MeltingpointB-545型熔点仪使用说明书强调必须使用仪器自带的熔点管，以保证测定结果的准确性。但熔点管为一次性耗材，仪器自带熔点管数量有限，如果从国外购买熔点管来满足教学和科研需要将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国产熔点管价格低廉，经校正后可替代进口熔点管，但每次购买同一批号的熔点管均需要校正，获得校正系数。校正药品存在同样问题，但可用国产性质稳定的具不同熔点的化合物作为校正药品。

3b型管法为中国药典规定的熔点测试装置，采用流质液体为导热介质能保证熔点管受热均匀。但操作过程存在装样误差，装样量的多少和均匀程度都会产生熔点测量误差；读数为目测，由于熔点管端部很小，会产生读数误差；温度计需要校正。

4数字熔点仪的原理是样品融化后光的透过产生光电流，仪器显示电流变化代表样品的相变，并直接给出相应的温度变化值（始熔和全熔），消除了目视读数的误差。但仍然存在装样误差，温度计需要校正。对于熔点即是分解点的物质，由于分解时有机化合物碳化没有光透过，直到温度继续升高进一步分解气化时才透光产生光电流，所以测定的熔点值均高于b型管法测定值。因此数字熔点仪不适于测定熔点分解的物质。

5显微熔点仪样品用量小，不存在装样误差，观测在显微镜下进行，更为全面仔细的观测相变化，需要对温度计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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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于医院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保证医院能够在市场中处于不败之地，医院一切工作必须以服务患者为重心，行政管理也不例外，他们或者直接服务于患者，或者间接为患者提供服务。而对于患者而言，医院行政管理中能够将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等运用其中使患者实实在在地感到医院带给他们的温暖和关心，也就无形中树立了行政管理及服务的品牌。

1.2政策法规是医院行政管理的后盾

医院的行政管理和企业行政管理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在医院行政管理过程中政策法规则成为了运转的坚强后盾。在我国医院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传达、组织、协调、督促等任务。行政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必须树立“临床第一”的服务理念，将相关政策法规熟记于心，并且善于运用政策法规去解决科室间的关系，能够为患者解决实际问题，尽可能地减轻医务工作压力，把行政管理功能发挥到极致[5]。此外，行政管理人员在工作中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善于发现一线科室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保证一线能够正常运转。

1.3政策法规能够提高医院整体效益

医院行政管理在我国现行医院管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政策法规在现代医院管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管理人员掌握政策法规并且正确、合理地运用，将直接影响医疗、教学、科研等工作的运行，它制约着全院的整体效益。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等人曾经在自己的书中说到：效率是“以正确的方式做事”，而政策法规则是“做正确的事”。医院的行政管理并不应该背离政策法规而独立存在，两者应该共存。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该着眼于政策法规，然后再更好地完善行政管理[6]。医院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更是一个高技术含量、多专业协作的特殊专业，对从业人员要求较高，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相对较大。医院应该加强政策法规宣传力度，充分调动行政人员的管理主动性，让他们能够根据政策法规充分激发人力资源潜能，有效降低管理成本，从源头上促进医院整体效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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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翻译伦理的提出与发展

    自从人类开始从事翻译实践活动时,“应该如何翻译”即遵循什么样的翻译伦理观念是译者和翻译理论家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从伦理学考虑翻译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法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最早提出了“翻译伦理”这一概念。贝尔曼主张尊重原作,尊重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西班牙学者安东尼·皮姆认为贝尔曼的翻译伦理主张只适用于那些有翻译价值的哲学和文学经典着作,他认为译者的伦理会随着客户的需要、译者的行业规范以及源语文化或目的语文化中的翻译规范而随时发生变化。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在《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一文中阐述了翻译伦理的五种模式,这是目前翻译伦理研究中比较全面和权威的分类:

    (1)再现伦理:再现原文文本、原文作者。

    (2)服务伦理:完成与委托人协商后达成的要求。

    (3)交际伦理:实现与“他者”的交流,最终丰富双方文化。

    (4)规范伦理:满足特定文化的期待。

    (5)承诺伦理:履行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誓言。

    三、翻译伦理观在政治文献中的体现

    政府工作报告是政治文献的一个重要形式,翻译伦理观的五种模式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种种原因,译者不可能兼顾每一种模式,只能根据具体实际情况遵从某一种或几种模式。下文将以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主要从再现和交际伦理模式出发予以分析:

    1.去年这个时候,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扩散蔓延,世界经济深度衰退,我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This time last yea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as still spreading, and the world economy was in a deep recession. Our economy was severely affected.

    这里,“深度衰退”译为was in a deep recession, 而未译成was severely declining。原因在于recession这一词的含义,按照美国的标准,它是指当经济中总产出、收入和就业连续6个月到一年的明显下降,经济中很多部门出现普遍收缩,则这种经济下降称为衰退。更严重的、持续的经济低迷成为萧条。该词准确地反映出世界经济的走势,再现了原文的意图,这正是再现伦理的体现。

    2. 自主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占16%。16% i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restructuring, energy conservation, emissions reductions, and ecological improvement.

    这里“生态建设” 译为ecological improvement, 而不是ecological construction是由于生态环境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我们建造出来的,而是需要我们不断地加以改善,improvement这一词很好地再现了原文的意图,正是再现伦理的体现。

    3. 我们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带动社会投资。We guided and stimulated non-government investment by means of well-leveraged government investment.

    这里“四两拨千斤”是一武术技法术语,初见于太极拳《打手歌》: “任他巨力来打我,牵动四两拨千斤。”意思是顺势借力,以小力胜大力。这一短语意译为well-leveraged, 首先leverage这个动词是美式英语,意思为to make money available, using a particular method,well-leveraged,这正好准确地表达出“四两拨千斤”这一短语的意思,虽然没有再现这一短语的表面含义,但是足以让目的语读者了解到政府投资的优越性,这正是交际伦理的体现。

    4. 企业“走出去”逆势上扬,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工程承包营业额分别达433亿美元和777亿美元。More enterprises “went global” in spite of the adverse situation;non-financial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amounted to $43.3 billion, and recEipts from overseas project contracting operations reached $77.7 billion.

    这里的“走出去”译为went global而不是直译为went out, 是因为根据语境,我们知道企业“走出去”也就是意味着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当然不仅包括国内企业间的合作,也包括国际企业间的合作,这也正是全球化经济的体现所在。因此这句是再现伦理的体现,准确地传达了源语文本的意思。

    5. 农村五保户供养水平、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城乡低保对象保障水平都有新的提高。We provided better care for childless and infirm rural residents recEiving guarantees of food, clothing, medical care, housing and burial expenses. We increased subsidies for entitled groups and subsistence allowances for both urban and rural recipents.

    这里“农村五保户”具体译为rural residents receiving guarantees of food, clothing, medical care, housing and burial expenses, 是为了让目的语读者了解政策受益者的具体情况,了解我国注重民生建设的发展,这也正是交际伦理的体现。

    6. 这里要着重说明,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主要是强调好字当头,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上来。Here I would like to stress that in targeting a GDP increase of around 8%, we are emphasizing sound development, and we need to guide all sectors to focus on transforming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structuring the economy in thei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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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面成本管理；会计素养；会计教育。

当前医院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医院管理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逐渐加深。医院为减轻竞争压力，争取可持续发展的后备资源必须提升医院各个方面的品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由传统成本核算转变为全面成本管理。目前，全面成本管理中的成本目标管理、价值过程和质量成本管理开始运用于各种所有制企业［1］。由于不同经济机构的成本管理各有其特点。基于医院成本管理特点，分析高效全面成本管理过程对会计人员素养的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医院成本管理的特点。

1.1对科技领域渗透性强。

在医院管理过程中，某些情况下的控制成本可能会导致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的下降，因此成本降低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医院通过不能将成本管理简单地等同于降低成本，需要通过提高医疗服务的科技水平，加强对技术领域的渗透来提高竞争力。这要求在新医疗服务项目设计中，医疗专家、技术人员不仅要不断提高医疗技术，而且要把技术经济指标与成本计算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医院竞争力。

1.2患者参与成本管理。

在医院实施全面成本管理，除了依靠医院成本核算人员本身外，患者也是医院运营过程的参与者，提高患者的成本意识对实施医院全面成本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因为有些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不从自己的实际病情出发，一味追求好药新药，或者要求进行不必要的检查，造成过度治疗。因此只有提高患者本身的成本意识，才能最终实现全面成本管理的目标。

1.3重视发展的可持续性。

医院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医疗质量、医院环境设施以及成本控制等管理环节上处于最佳状态。这使得医院成本管理不再由利润最大化这一短期的直接动因决定，而是定位更具广度和深度的战略层面上。一方面实施全面的价值链成本管理和精益成本管理，另一方面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竞争对象目前实力以及医院自身的技术、经济力量为基础来决策开发新医疗服务项目。

2.成本会计素养。

2.1良好的会计理论知识技能。

成本管理是通过对成本运行环节的协调活动以实现成本的有效配置，这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只有会计人员具有良好的会计理论知识技能，才能认识成本管理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创意设计，实现更有效的成本管理

2.2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

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其最主要特征在于知识和经济的一体化［3］，强调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技术发展的重要动力。知识经济的特点要求成本会计越来越多地处理与非物质资源有关的业务，例如以服务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和以信息为主导的第四产业的成本会计问题。此外，知识经济具有网络化、无形化和虚拟化特征。与医院业务有关的网络金融和虚拟经济机构不断涌现。这要求成本会计人员熟悉医院计算机网络化管理，通过各个科室积极配合，实现财务各项基础数据在科室录入，从而减低医院成本。同时，了解知识经济的网络化改变着经济的运行结构，例如软件、光盘等尽管需要物质作为依存材料，但其主要价值的体现是脱离物质材料的人类智力成果。这些新的经济现象对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到来新的挑战。

2.3适应国际成本管理的变化趋势。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使资本可以迅速、灵活地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不仅使贸易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对企业组织方式也将产生童大影响，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在医院成本管理过程中，国际化的会计技术将不断得到应用，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的迅速提升对会计准则和实务的要求也日益提高［4］。成本会计也面临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并不断催生出新的学科。例如，质量成本作为一种由顾客的需要和期望驱动的、持续的改进产品质量的管理新学科，其发展的重点就在于质量成本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一般来讲，质量成本由5大类构成：预防成本、检验成本、内部失败成本、外部失败成本、外部质量保证成本。还有全球化和国际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迫切需要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会计全球趋同化和差异性问题也日益引起关注，例如会计实务的一致性和会计信息的可比性程度涉及某些会计准则能否有效实行的问题［4］。因此，持续、高效的医院全面成本会计人员应逐渐发展起应对新的会计成本目标以及应对会计全球化的素养。

2.4重视提升会计人本素养。

医院普遍重视人才的培养，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没有足够的科学储备，也就没有持久的创新能力。这使得传统的工业经济下的成本会计理念与技能已经不能满足知识经济下以“人”为本的成本管理需要。以人为本的成本管理适应人本管理的企业管理模式，把人置于成本管理中心地位，通过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开发与利用人力资源，从而有效地实施成本管理。首先，通过员工参与成本计划的制定，广泛形成成本计划的认识，并深刻理解相关的成本计划，增强实施成本管理的责任感和自豪感。例如，让全体员工参与成本计划的制定、实施、控制和业绩评价等整个成本管理过程，有利于提高成本计划指标的可靠性，防止高层管理者为主体制定的成本计划指标主观性太强，脱离实际的弊端。其次，让患者参与医院运营过程，提高患者的成本意识，防止过度医疗带来的浪费。

2.5完善会计心理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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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对土地实行征用。”这是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征地作了原则规定。《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至第五十条集中规定了征地的批准机关、程序、补偿安置等。《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一条就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和移民安置办法作了专门规定，明确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符合专门项目的特殊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就有关征地中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的规定。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八条简单规定了城市规划区内土地征用再出让问题。

国务院制定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对征地行为的批准事项作出了规定。

从以上的法律、行政法规可以看出，我国有关征地制度是不完善的，操作性不强。而《土地管理法》是1986年制定的，虽经两次修订，但变动不大，故该法已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其中，规定了关于征地的制度前提条件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什么是公共利益没有任何规定，这就为政府无限扩大征地提供了便宜条件，原因就是没有对征地用途加以区分。征地用途分为公益性征地和经营性征地。公益性征地如用于公共道路、水利、学校等建设，这种情况才是征地的合理前提。经营性征地是用于商业目的，如搞房地产开发，这种情况往往是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在高价出让给公司或私人，这与政府的职能是不相称的，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由开发商与农民以市场价格协商来签定土地出让合同，只是用地上要严格限制，政府应加强用地的审批管理。这才能体现市场经济的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

众所周知，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土地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就意味着农民丧失了生存的源泉。所以，征用土地对农民给予合理的补偿是必要的。而现行有关征地补偿操作性方面，远不如城市房屋拆迁那样，它有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操作性是很强的。因此，国家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部《土地征用法》来加以规范。

二、征地补偿安置的标准思考

征地过程中涉及到的核心问题-征地补偿安置，而真正涉及到补偿安置的只有《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这一条特别就耕地的补偿安置费用作了规定，而其它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安置没有标准。而是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具体标准，而省级地方政府往往在制定标准时又显得过低。而且标准的制定又是省级授权地市级，地市级又授权区县级，这种做法有违《立法法》，这必然会造成层层降低标准，也会损害农民的利益。

诚然，每一地块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但为了维护农民切身利益，每个省级政府在制定标准时明确一个最低标准是必要的。上海市是这么做的。可见，是可行的。

征地中必然会涉及到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问题，而地方政府在制定房屋补偿安置价格中往往只体现了房屋的残存价值，更说不上对房屋所占土地的价格补偿了，这是极不合理的。土地使用权价格是否应该补偿，这是争论的焦点。本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也是一种商品，也要体现等价交换的原则，应该给予房屋所占范围内的土地作补偿。上海市在征地补偿中，也有土地使用权基价这一项，这种做法走在了全国最前列。

补偿费的支付方式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现金支付，也可以是其它方式。如四川省成都市对女年满50周岁，男年满55周岁的可以采取社会保险方式，到时发放养老保险金。最近，成都有几位农民首次拿到了保险金。

三、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公开性、透明性的思考

关于有关补偿安置的地方文件中，很多都是对城市拆迁补偿的规定，而真正涉及到征地补偿标准的很少。如有关评估问题就是这样，没有专门对征地补偿评估作规定，而征地也是完全可以采用的。如在四川省人民政府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评估管理办法》中就只涉及到城市房屋，没有规定在征地补偿中可以适用，而这恰恰是可以采用的。如在征地动员会上采用城市房屋拆迁做法，如实介绍全部报名的估价机构，并在政府主管部门监督下当场以抽签方式确定估价机构，这有利于消除农民的种种不合理猜想，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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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之初,为了抓住机遇促进发展,我国公共政策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一政策取向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僵死局面,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也使得自然生态矛盾突出,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极不谐调。这些冲突和矛盾是公共政策在社会全面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偏颇的集中体现。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公共政策的人本价值取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第一次把以人为本提升到了公共政策核心价值的地位,明确了我国公共政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我国公共政策人本取向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第一,“以人为本”是哲学的基本思想,是对哲学的总概括,是的实质和精髓。哲学蕴含着丰富的人本思想。在哲学视野中,人是世界之“本”,认为人是世界的本质和终极本质;人是价值之“本”,认为人是世界上最有价值意义的生命存在;人是历史之“本”,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史,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类创造并主导着历史。

第二,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协心、共同奋斗,我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第二步,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其实,这种小康只解决了人民的物质层面的需求,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平衡的小康。而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仅仅满足了人民的物质方面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在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又要以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目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第三,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置于首位,强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公共政策的终极目标。这就要求我国的公共政策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愿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第四,公共政策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的内涵就是要让社会各成员、群体、阶层、集团之间的关系融洽、协调,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帮助,气氛良好。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过渡和变革时期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取向多极化、利益差别显性化、利益矛盾尖锐化。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特定状态下,如何有效整合社会各成员、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和谐,关键在于我国公共政策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以物为中心”的公共政策的弊端

第一,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无论从人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城乡劳动生产率、工农技术装备水平等经济差距看,还是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差距看,我国城乡差距都很大,并且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衡量城乡差距是否适度的标尺,通常是基尼系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年,我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1,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23;到2002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365,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32,从中可以看出扩大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但由于自然禀赋、历史基础、区位条件、政策取向等种种差异,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差距也在拉大。

第三,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失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化,社会公众的利益正在分化,有些人成为市场化的正收益者,有些人则成为市场化的负收益者。因此市场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优,但无法矫正由自身引起的不同利益群体利益失衡,具体表现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利益失衡。在现实中,强势利益群体已经结成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团体,有能力利用各种资源,以各种形式诉求自身利益,影响公共政策制定。有些强势利益集团在某些地方政府决策中甚至会影响政府,使得政府决策向强势利益集团偏向。但另一方面,弱势群体自身既没有资源,也没有能力利用资源,缺少有效途径和渠道来诉求利益,他们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往往被边缘化。弱势群体本来在市场机制过程中利益已经受损,而其利益诉求在某些公共政策过程中又不能得到反映,因此社会利益格局愈发失衡。

人本思想在公共政策中的具体应用

(一)建立“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

公共决策要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首先,决策目标人性化。决策目标人性化就是决策目标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而且也要满足人民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各种需求,切实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把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作为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使人民不断获得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为人民群众造福。

其次,决策程序民主化。决策程序民主化,是公共决策以人为本的关键之所在。所谓决策程序民主化,就是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全体决策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正确决策。无数的事实证明,凡是坚持以人为本,按民主集中制进行的决策,决策方案一般来讲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即使有了缺点或错误也比较容易发现和纠正;而凡是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专断所作出的决策,由于没有决策的民主化,决策的原材料不足,信息不够,决策过程简单,缺乏科学可靠的依据,主观随意性大,根本谈不上科学,决策失误就在所难免。

再次,决策主体群众化。长期以来,我国公共决策一直实行“精英”决策模式,公共决策由少数人操纵,而普通人民群众被拒之门外。这种不民主的决策作风,必然导致决策失误。所以,公共决策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决策中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独断专行的作风;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笔者强调人民群众是决策的主体,并不是否定领导者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其在决策中的“拍板定案”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我们只是想通过强调人民群众在决策中的主体地位,使领导者在深入了解民情、广泛集中民智的基础上作出的公共决策能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构建“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

这就意味着制定任何公共政策时,都必须把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根本前提。

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彰显公共利益取向。公共政策作为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集中反映了社会利益,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合法性。因而,许多学者都将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定位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逻辑起点,是公共政策的本质与归属、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对于公共政策应该与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保持一致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将选择公共利益。”坚持公共利益取向,就是制定公共政策必须反映、综合、表达绝大多数人们的利益,满足绝大多数人们的利益需要,必须从维护和谋取人民的利益出发。只有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接受,才能调动人民群众执行政策的热情,才能维护社会稳定,才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其次,探索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和渠道。“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将更加重视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充分尊重人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民主基础上通过充分讨论来完成政策制定过程。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以及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不断增强。一方面,探索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如政府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听证制度和网上公开征求民意等;另一方面,探索公民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如利用政府门户网站、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

(三)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应弘扬公平原则

公平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公共政策是实现公平的媒介、手段。公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代内公平,即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它要求消除不同阶层之层、不同地域之间在机会选择和成果占有上差别悬殊和两极分化现象,尤其把消除贫困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二是代际公平,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代际公平强调,人类赖于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当代人不要为自己的发展和需要而掠夺式地使用资源,从而损害后代人发展和需要的条件,要给世世代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权利。因此,这就要求政府在利用公共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要在其目标取向上做到:以横向的代内公平,促进经济社会现实的发展;以纵向的代际公平保障经济社会未来不间断的发展。公共政策要以立体公平为目标,促进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映.地区差距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云南社会科学,2004

2.文力.多元利益集团下的社会均衡[J].中国改革,2005

3.赵尔奎,占绍文.构建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J].理论观察,2006

4.潘尔春.论哲学视野中的“以人为本”[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篇12

二、中国的“正”与“义”

《周易》『坤卦之六二爻曰:“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周易》『坤卦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讲述了坤卦顺应干卦的大生之德，由此生成的所有万物便无不端正和方。既然其根本为如此，就算未努力顺应干卦之道理，并无大碍。即，坤道只要顺应干道即可使得万物生长繁荣，因此使得坤道更加耀眼。在坤卦《文言传》中，敬和义已转移至社会价值的世界。《大象传》的结构具有一定的思维框架，卦所象征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之结构意思予以分析，接着，君子将其转化成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从而联系社会成员的生活，作为反省的契机。即，将阴和阳符号重叠的卦分析称结构的官阶，将其意思予以说明时，比照认识可能的事务现象或人类之生活方式予以描述。此时，将比喻的事物之本质得到较好实现的状况设定为理想状态。换言之，《周易》的事物观不管是自然现象还是事件，多数情况下在价值的观点里予以评价和记述并登场，从而起到人类生活良好的里程标之作用。这不是给对象赋予价值后又将其作为生活指标的循环论证过程，而是自然现象和许多事物存在的关系结构自身意味着认识到在追求本质实现方面属于价值和道德的存在这一点。并非由人类赋予价值并成为人类生活指标。坤卦《文言传》的“直”是毫无歪曲天道而予以遵从，因此只要天理正确，其结果也总会正确。进而，符合存在法则的是正确的生活态度，其结果也总是在与周边的关系中适宜。如事物因直而方正，人类要反过来不断使得直，并且始终致力于达到方正。《文言传》作为这一人类实践之德目的即为敬和义。“敬”为朱子学学者非常重视的无间断和注意集中的生活态度，要求保存天理和消灭人欲，并要求时刻反省的生活。“敬”属于较为个人层次的自觉和实践的价值，相比较而言，“义”意味着理想的关系生活态度。因此，要通过内心之敬工夫使得显露在外的行动举止得以方正，作为社会价值基准的义之尺度得以内面化，从而持续性地纠正自身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以义将外部变得方正。《文言传》所完成的时期，即已开始将自然世界重新理解成道德的价值。③不将事物现象解体，以存在本身予以经验、观察并抽象化，从而认识本质，相较将事物解体和分离后经过整理构成新的假想，并把其说成是该事物的本质和普遍性的认识态度相比，是不具可比性的高难度认识方法。因为，前者是在以事物多样性和个体性为前提的根本基础上，以共同性的观点展望该事物的认识态度，其最终目的是要考虑事物本质和个别现象以及时空上与周边的关系等构成该事物的一体。所以，不仅无法严密和正确地认识事物，而且将如此构成的认识予以客观传达也并不容易。尽管如此，这种认识所具有的价值是，其与现实和实在处于最接近。中国哲学整体所展现出来的这一特征在正义之问题上也并不例外。“正”为“一”和“止”的意思合二为一的合意字。“一”意味着，所有事物在整个宇宙或社会经营中被均等地赋予各自的位置和功能，所发挥的结果在个体间或个体与整体间达到调和与平衡。“止”代表单纯到某一地步的意思，与一结合后，便具有了既不超过也不及于，并不偏向左右任何一侧，而处于最中心的意思。“正”是具有走向“一”之意思的“乏”之相对字，构成其目标和“本”。因此，“正”是所有一切的大本，是中庸和中和之状态，处于与均衡达到调和的最善良状态，是所有一切之最理想的追求对象，构成最理想之成就内容的最终目标和最高榜样。“义”曾用于指示人类容貌和行动举止的仪，后发展成该容貌和行动举止最适合的宜之当为规范，具有了行动举止适宜当为规范时予以评价的“善”之概念，具有了当为规范的规制力，从而也具有了调解行为符合规范的“格”之功能。如此看来，“正”与“义”分别具有自我完成和自他共成的一面，且具有了最善与最良的价值。若“正”具有自然内在的意思，“义”则具有较强的人为外在的意思。因此，作为规范基准的义应树立在自然的、本来的正为基础之上。④即，意味着伴随时代和场所引发的正、不正之偏差而言，义、不义的偏差要大些。结果，中国哲学中的社会正义是在各自缘起结构中经营生活的各个生命将其真面目充实发挥的时空里的存在构造。因此，中国哲学中的社会正义观具有自然主义的、经验的、历史的、关系的要素，具有尽可能向往不干涉主义⑤，并意图将人为操作性最小化的特性。这通过越接近以“大同社会”、“无为而治”、“以政去政”、“以刑去刑”或“止于至善”等来表现的理想社会状态时礼法制度和国家组织存在意义逐渐减少的反比例关系来看，可得以证实。

三、“律”的意思

“律”作为法的意思得以使用起于秦朝的商鞅。⑥虽然对此有不少争议，但重要的是律开始使用于战国时期，固定于秦朝。众所周知，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百花齐放从而导致治国策略多样化的时期。⑦其中，法家大体上通过从事现实政治的政治家或行政家确立理论，在一方面处于能够将其实质进行验证的特殊地位。改法为律发生在秦代，这分明是法家的作品。那么法家为何改法为律呢?当时具有法之意思的用语除了律外还有很多。宪、典、模、范、型、刑、命、令等等都部分地具有规范或命令、原则、根本等意思。律原先是音乐用语。⑧在古代，按照用竹或铜制作的管之长短确定音之高低和作为基准音。将长度各不相同的12个管予以排列，其中奇数的管称为律，偶数的管则称为吕。六律和六吕合称为律吕。“律吕不易”意味着这已经是得以确定的基准音，无法予以更换的基准性或根本性。⑨音“乐”是通过各自确定的音予以协调，从而达到整体调和，并给予乐趣。即，从“律吕既和”中可看出“律”本来的目的是达到“和”。⑩如同“礼之用，和为贵”，与在不丧失多样性和个体性活力的同时整体上达成和谐的根源性原则具有同一的哲学性。瑏瑡从言语始于具体事物的形象和作用，提升为抽象观念性来看，规范意味的律可称为是在后续发展中意思得以扩张而成。律被使用于法的意思，也可以同样的脉络予以理解。“师出以律”的律即为法的意思。《国语》『周语下“律吕不易，无奸物也，细钧有钟无镈，昭其大也。”瑏瑢《说文解字》曰:“律，均布也。段玉裁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也。”意味着将参差不齐的分成类，再把相同的聚集后，在各类设定基准，并以此为规范，作出一律的归一。因此，律的均布性将多样化的现象分类为“类”，并确立其体系，在各等级内作出一律处理，而不是对全体予以划一处理的武断的绝对平等主义。在彻底经验和现实的中国思想中将实际多样化的事物现象以划一的方式予以认识和处理的可能性起初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依据既存现实和本质追求最适合关系的智慧便是中国思想的卓越面貌。存在事实和道德善恶之相关问题在近百年来持续于新康德学派的存在和当为价值应予区别之大前提上的现代法学来说是无法冒失讨论的难题。虽然，西欧法学所讲的道德善之问题是在当为价值领域提出来的，但在判断对象为依人类行为所展开的存在事实这一点上，存在与价值的关系经常成为问题。现代法学的价值并不能够在因果上由存在事实予以正当化，仅依据之前的规范判断。即，依据既存现行法律，在价值领域内予以评价。存在并不能成为指向未来的当为之正当化根据，这一现代法学的确立信念是:道德价值评价的最后根据只不过是另外一个上位价值。就这一点来看，《周易》的存在和价值的关系展示了非常有特征的面貌。瑏瑣

四、正名论与社会正义

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社会现象，正名思想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而开始呈现。若对管子一书中阐述的真伪存在疑问，那么春秋初期最早并直接提出正名论的思想家则是孔子与老子。孔子的主张是正名，而老子的主张则是无名。由于当时混乱的社会现象，名称与实质呈现出不一致。实际上这主要是因为体系的混乱或者封建政治制度的瓦解而导致等级秩序的崩溃以及权力的滥用等。在严格的身份体制一直持续的西周时期，随着各种制度的整合性崩溃，权力关系的行使与名称上的等级无关，价值体系崩溃，因此日常生活中惯用的言语严重地被瓦解，作为表象符号的言语或者名称而产生，这与实质的关系受到质疑，当时的混乱状况原样地被呈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定命论。孔子直接主张的正名则在对子路问答中，即“子路曰:为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最后，孔子的正名则是通过政治行为(为政)而实现。即，他认为政治的中心环节是所有的事物应当按照原样彻底地体现，而不是根据安排、调整来进行。孔子所谓的“正名”，从语法的构造来看，与把其定位于“名”相比，则应当把其定位于符合名称的实际。这是由于“名”不是由某个特定人制定，而是根据共同体成员自然而然地形成，并且从很久以前就一直持续。在这里，前提是根据民心事物法则进行正确的理解并命名。“名”是由“夕”与“口”而构成的会意字，这意味着冥冥之中通过言语来说明自身存在而形成的文字。因此，通过发达的语言，形成可以反映事物内在机能本质等含蓄性、象征性的意义。在这样的前提下，只有人间才接受这一内在价值的象征。在东洋各国中，避讳直接叫他人的名字也是同样的道理。正名的意义在学界中一直备受争议，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意义。正名意味着正确地进行命名。即，具有正文字的意义，郑玄的主张就相当于此。同时也可以解释为纠正错误的命名。瑏瑤并且，正名也可以解释为正确地确立名分。尤其是，孔子在其论语中严厉地斥责诸侯自封天子的各种形态，要求遵守符合自己身份的礼仪。瑏瑥这种情形下，可以解释为试图正确地确立政治性等级的名分。因生活的变化，事物的实质也在变化，名称不能反映其实质时，正名也会成为问题。这种情形下，虽然孔子以“名”为基准，试图控制“实”，但是不应只把孔子的思想视为陈旧、保守的思想。实际上孔子的正名思想包含着上述三种立场。孔子的定命论则是通过为政(即，政治行为)而形成的。这在当时的社会构造上，是为了与一切都是通过国家的统治行为而展开的社会经济环境相衔接。孔子说:“做官就是首先端正自己”。“正”不光是针对所有的人，甚至于连接人与人媒介的事物也应当在其位置上构建所有生命可以共存、最佳的状态。这不是人为地通过制度可以形成的，而是通过各种生命所具有的自然生命现象，自然地形成并维持其相互间可以共存的最佳关系，这种相互间的协调与均衡构成了社会。孔子把这称为充满道德价值的社会，并且没有任意规制与要求的状态，即“大同社会”。这意味着是牧歌式的社会，与故意使用立法制度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小康社会不同。构成小康社会的统制体制若是王道政治的话，那么构成大同社会的原理就是无为而治的状态。最后，正名只要可能，人的自然本性即使没有以上的规制与滥用，也会自然而然地呈现，相互间也可以达到共存的状态。在《大学》中，这样的状态以“至于至善”的形式而呈现。正名中的“名”在悠久的人类历史文化中自然而然地得以形成，也可以称为“实”，与之相对应的是言命。孔子的“仁”即是根据人类生命的本性而形成的社会构成原理。而仁政是可以完全实现这一点的政治行为，并且达到所有社会构成人员可以和谐共存的最佳政治状态。因此，为了实行仁政，必要时可以严厉地执行刑罚，相反，也强调用刑慎重不滥。总而言之，仁政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以仁爱的方式抚慰百姓的统治。孔子被任命为鲁国的大司寇后，最先作出的就是对当时体制的批判，少正卯被处以死刑即证明了这一点。在孔子与子路的问答中，孔子从言、事与政治层面谈论了正名，正名最终只有通过为政才可以达到。上述引文中孔子的正名未被达成的社会现象可以通过言、事、礼乐以及刑政来说明，结果礼乐与刑政的不合理正在警示动摇百姓生活基础状态的危险性。最后，正名的实现决定了通过政治行为谋求人类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可以自然呈现的状态。这不是单纯地通过法制制度或者社会制度可以达成的，人类只有把世间的存在理解为道德性价值才可以明确地认识。《中庸》把构成人类社会的圣人功德称为“配天”。即，天地完美存在的法则在人类社会中具体地得以体现。而正名由于是在同样社会状态下所呈现的事物名称，因此这通过所谓仁政的为政而达成。孔子直到最后还坚持的“一以贯之”之道，即，忠恕之道也是仁思想具体化的规范现象之一。因此，对于孔子的正名思想，不能单纯地理解，并且也不能以社会中很容易确认的习惯性形态或者阶层性等级分工原理等方式狭隘地理解。最后，人类的生活在天地自然界中与其他万物一样，根据天道的存在原理应当共存地生活，并且这样的现象是以充满崇高道德价值的生活为前提，这一事实是定命论最重要的根据。

五、儒家与法家的社会正义

社会由相互关系构成，关系伴随组织，组织以规范为手段得以存续，规范强制力的永久性产生制度化。法家明确认识到:人类历史中，各种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经历这些过程而得以形成之事实。人类生来即有的特性上，生活手段发生分业化，这导致社会的阶层分化，相互间的行为模式确立为行为规范。法家以“分”的思想对其进行说明，这又被荀子接受，成为礼的依据。因此，不管是在道德观点强调礼之身份制社会制度的荀子，还是基于“平如水”的法之平等性强调法治的法家，并未对社会的身份阶层分化表露出极度的否定。问题是，分化的社会阶层和各身份的社会责任如何才能使得基于社会结构之本来性质的弹力不至于丧失。即，留有如何确保阶层间上下移动和使得其变为可能的源泉性根据的问题。这意味着:社会阶层分化与由此引发的身份制结构包含有“分配正义”之实质正当化的客观指标是必要的。儒家认为分配的正义存在的理由是统治阶级通过道德修养而达到的人格之开放性瑏瑧，而法家则认为是法律之纯粹和大公无私的开放性。瑏瑨因此，接近社会构成原理之真面目的法制度在遇到运用主体之大公无私的灭私奉公人格时才能得以完善。这一点就是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阳儒阴法之不可分关系持续的理由。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都在从人类原本的人性出发，刻画出理想化的人类面貌、社会面貌和国家观。但，前者将人类和社会以主体之内在道德心的观点审视，而后者从平均的人类面貌出发，重视制度的功效，在这一部分，两者存在差异。

六、中国的传统正义观与韩国的传统国家制度

中国的哲学是通过人类普遍的感性与理性的思维经验而形成的生活智能与原理的沉淀物，而绝不是设定像神一样的抽象存在试图判定、评价现实。中国的哲学认为人类的智慧可以被共有，要求任何人都可以实施的行为。中国的哲学由于是通过人类的一般经验而形成的生活智慧，因此，对于国家制度和各种社会制度，无论谁都可以接受，并具有可以实践的价值标准。《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幕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事物法则渗透着我们的生活，无论何物、无论何地、无论何时，都离不开这样的法则。因此，不管什么时候都应当考虑到他人。这正是意味着人间不是绝对的自我与独立主体性的存在。即，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人间的社会存在性。《中庸》云:“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基于百姓的国家制度是详细地审视并把握人类的一般共同生活面貌后，根据中庸而形成的。这意味着国家制度应该在人人可以活动的范围内形成。如此，融入中庸原理的中国国家制度在以后的过程中广泛地传播到东洋各国，由此而形成了普遍的东洋文化圈。韩国自6－7世纪的三国时代以来就开始吸纳中央统治机构与律令制度，在10世纪的高丽王朝时代，引进了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度，同时也借鉴了必要的唐律。如此，更进一步认识了在中国已经形成的国家制度的合理性，在把儒教作为国家统治学的朝鲜王朝时代，完全地把明律作为朝鲜王朝的基本刑律而使用。中国的儒教哲学深深地渗透进韩国社会的国民生活中，至今韩国的国民仍具有这样的意思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