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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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当前，韩国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困难重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近况堪忧。回顾相关研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个案研究为主，尚未挖掘相关的理论来支撑和指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本文创新性地尝试运用人类文化学中的文化整体论理论，从“整体性保护”的角度出发，将相关理论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旨在提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保护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1研究背景与目的

2005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中国和韩国的端午节“申遗”之争最终以韩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与此同时，这一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和思考，甚至要求国家文化部门上书联合国，正本清源。2013年12月，韩国的“泡菜文化”被收录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中。翌年，韩国拟将“暖炕技术”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韩国的申遗之路上，中国总是面对着诸多尴尬和无奈，让许多中国人倍感遗憾和惋惜，认为“泡菜”、“暖炕”等技艺和文化应该属于中国，却屡屡被韩国“捷足先登”。由于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相似度较高，韩国的“申遗”项目往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韩申遗之争，一方面可以看到韩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而另一方面，中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仍然滞后，和许多“申遗”机会失之交臂。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国家部门还是普通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逐渐提高，并试图探寻各种方法来保护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人民对于古老的文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情结。同时，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交流和创新的重要源泉，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许多欧美的文化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根据现有的研究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定义众说纷纭，不尽相同，尚未达成共识。根据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别于传统体育，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具有保护意义的各种体育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及其表现空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体育和文化的双重属性，既体现出体育对于育人育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由于其自身的“非物质性”、“地域性”和“历史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难度颇大，社会环境的改变、表现形式的流失、传承人员的匮乏，使得不少人类宝贵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亡，濒临灭绝。虽然政府和学术界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从目前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来看，保护过程问题较多，效果差强人意，急需探寻合适的方式来保护人类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

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分析法

查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文件，并且选取数据库中国知网，以“文化整体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键词搜索相关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亦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zgfy．org／）搜集相关资料，这些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目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进程的梳理和本研究思路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2．2逻辑分析法

在阅读相关政策和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认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厘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的保护方式，探寻文化人类学学科的相关理论，并且尝试从文化整体论视角下探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3研究结果

3．1文化整体论

3．1．1文化整体论的核心观点。文化整体论是文化人类学学科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强调在研究人类行为时，不能只针对行为本身进行研究，而应研究与该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人类文化的整体特质，注重将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的整体加以探讨。3．1．2文化整体论的历史沿革。1895年，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SociologicalMethodsCri－teria）—书中首先提出“整体”（Holism）这一概念，他认为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都不是实体化了的东西，而只是一种特殊现象的系统化的总体。以此为基础，文化整体论始终贯穿于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始终。1871年，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出版的著作《原始文化》中认为文化或者说文明是一个宏观的大概念，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艺术、风俗，甚至包括法律、信仰、道德等，并且人作为一定的社会成员是可以获得这些内容的［1］。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长期以来人类生活方式的载体，是不断传承下来的观念、行为模式、器物和艺术，并且认为每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会各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根据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学者博厄斯的相关观点，其认为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内在逻辑的，因此，应该从整体的高度和角度去分析和看待人类文化的动态发展和演进过程。文化现象是极为复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政治都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博厄斯强调实地调查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重视从特定文化的整体脉络出发，体现了在人类文化学中“整体论”的重要性。在继承博厄斯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克鲁伯的文化观认为文化的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存在着可循的规律，并且具有一定的模式和体系，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社会环境、心理环境、自然环境等影响和制约。“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在发展社会功能主义学说的同时，也开创了别具一格的英国式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在于维持人类每项行为的习惯模式，并且每种文化都能满足社会人的诉求。而功能本身就是指整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依赖，要想把握某一文化的特征，应把它放在整个文化脉络来分析。1930年，文化形貌学说逐渐兴起，本尼迪克特作为代表学者在著作《文化模式》中提出首先提出了“文化模式”理论。本尼迪克特认为“模式”是一个将各项行动赋予意义的概念，而且可以把各项行动融合在文化整体之中。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包含多种“模式”，并且构成了文化的综合体。斯德华的文化生态学思想将文化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认为对于文化的分析首先要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其次，需要认清行为的本质和特质，并且辅以特殊的方式或路径去开发在特定区域中存在的行为，以此形成一种相对有效而固定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还需注重研究该行为模式对地区和文化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综上所述，作为人类文化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文化整体论强调对于文化这个宏观概念的研究不能只着眼于文化行为的本身，将文化看作一个整体，组成文化的各个部分对于文化的形成和演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属性就是一种文化，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其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将其置于当前社会整体之中，无论其保护主体、保护形式和保护内涵，都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要求。

3．2文化整体论视角下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3．2．1文化整体论突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性”保护。文化整体论突出文化的“协同性”保护。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有机整合并且协同发展可以促使整体的发展和稳定。在探讨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时，应将其置于整体框架中，认清文化与文化，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探寻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建立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各个遗产项目的保护要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保护，只着眼于项目本身。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社会、项目本身这三方面协调努力，合力保护。从政府层面，完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自身特点出发，在整合现有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已经探索出不少的保护方式，使得该文化遗产得以继续体现价值。整合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和模式，对于其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3．2．2文化整体论强调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保护。文化整体论强调文化的“本真性”保护。文化的传承要求在保护和发展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文化的历史性，从时间、空间整体性加以保护，不能因经济利益而牺牲文化的本真性，并且充分挖掘文化的价值，以便能够在传承过程中被人和社会所接受。从这方面考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既要与时代相适应，又要尊重非物质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即注重其保护过程中的“本真性”。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了解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3．2．3文化整体论注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保护。文化人类学整体论强调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和文化客体之间的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文化整体论把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看成是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的要素所组成的整体，重点关注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更好地揭示文化系统整体特性和功能［2］。文化整体论强调了人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活态性保护。孟林盛、李建英等学者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保护形态的不同，将其分为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3］。根据现有的文献来看，博物馆的固化和数字化保护都属于静态保护的范畴，而动态保护的形式相对多样，包括传承人继承，以文化节庆、传统节日、体育旅游为依托进行弘扬，依靠学校为平台、教育为手段促进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等多种形式。同时，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新式的保护形式也在不断的涌现，礼堂的设立和文化生态圈的打造也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原有的静态保护强调以固化的形式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动态保护亦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在保护过程中，要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充分发挥项目自身的能动性，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自我造血。

4研究结论

4．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秉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断裂式的保护，充分调动政府、社会、项目本身的保护热情和保护资源，协调三方合力保护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趋势。4．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正确把握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4．3原有的静态保护过于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从长远发展来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保护方式应以动态保护为主，辅以静态保护，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探寻新型而有效的动态保护模式进行推广，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郭怡 董梦佳 单位:浙江大学

参考文献

［1］伍娟，林志军．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1（5）：132－134．

［2］刘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J］．体育与科学，2007（6）：21－23．

［3］孟林盛，李建英．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以山西忻州挠羊赛为视角［J］．体育与科学，2012（2）：75－79．

［4］张春燕，钟明宝，程静静．基于体育法修改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山东体育科技，2013（3）：19－22．

［5］吕炳斌，王小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3（3）：57－61．

［6］王晓．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若干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1）：72－75．

［7］王卓．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4）：27－39．

［8］张春燕，田振华，刘跃军．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民族传统体育分类探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3）：25－33．

［9］白晋湘．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护［J］．体育科学，200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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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促进我国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为了促进人类社会文化创新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其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主要动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的，同时也是推动人类发展的重要力量。针对我国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变，也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结合实际，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待传统文化，使之符合文化发展的需要。保护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从国家文化战略实施的角度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对促进我国文化创新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保护传统文化的多样性

我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具体表现，而保护我国的传统文化多样性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重要的核心内容。在我国，尤其是近些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尽管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是在实际保护工作上的方法依然存在很多缺陷，最具特色的“貌合神离”的工作方式应该尽快转变。同时，我国从上到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的关系十分关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化划进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工作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我国经济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文化认同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国共建和谐社会有促进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为今天的和谐社会也作出了贡献，它和国家文化战略的性质有一定的统一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利于我国共建和谐社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利于实现国家现阶段整体目标。要切实建设和谐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就一定要进行到底，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有众多利于共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加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体系，它可以从规范、思想、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向我们灌输营养，使我们的社会在文化当中吸取更多有益的东西。

三、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策略

（一）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财富，与有形的文化遗产相比，它关系到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传承，一旦濒临危险，就将会带给我们无法挽回的遗憾。多年来我国的传统文化急剧流失，当年的敦煌文书最完整的资料流失到日本，楼兰古城的资料也被锁在大英博物馆中，湖南滩头年画也被日本和德国收藏，所以我国要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采取积极的措施极力换回和保护这些珍贵遗产。

（二）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面对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危险状况，一定要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保护工作实施的过程当中更加有针对性的加以调整。随着生态文化的改变，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即将逝去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危险，加之现在的保护工作实施存在一定的困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一定要提高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时刻有种紧迫感。

（三）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

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和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的原则和方式是紧密相连的，在不改变发展规律的同时又不对未来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尽可能地在紧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的基础上寻觅更好的保护手段。只有这样，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各个项目才会在交互规律的影响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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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判断：概念的歧义与实践的错位

实际上，以上指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过是表征，背后的实质及其成因其实远比我们所看到、所指责的更为复杂，例如政府行为背后的体制痼疾，例如贫困地区经济要“发展”与自然、文化生态要“保护”之间的二难困境，例如参与各方认识、立场的不同与利益的复杂博弈等等。但是，如果考察其认识论的根源，会发现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在于对作为保护对象的民间“口头文学”的价值判断上出现了某种混乱。人对某一事物所持的态度、所作出的反应都是以人对该事物的价值判断为基础的，如果判定该事物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正面的意义和价值就会采取行动努力保护这个事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头文学，其受到保护的前提自然是对其价值所形成的判断。首先是对“价值”概念本身的理解，其次是对所保护对象的价值的认识与判断，其次，就是对价值的具体实践。但是，如果在对象的“价值”判断方面出现了问题，那么就会导致其后的一系列“保护”中的许多误区。而某种“价值”判断的产生，往往是各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其中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

（一）“价值”内涵的歧义

“价值”最初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被引用到其它社会科学（包括文学）以后，其涵义变得越来越宽泛而含混。在价值论中，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可以对“价值”作出几十种定义。最基本的几种定义是：价值即事物的意义、作用；价值是事物（包括知识、社会意识等）的规定和组成部分，是事物所具有的属性、功能；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等。价值按内容或来源可以分为经济的、科学的、道德的、政治的、审美的、宗教的等方面的价值。按其呈现方式可分为内含价值和外在价值（工具价值）。也可分为抽象价值、具体价值等。抽象的价值是不能测量或计算的价值，例如的价值、审美的价值等。工具价值、具体价值是指在主、客体关系中，客体的属性借助于它们满足主体的需要的能力被估价，表现为其可以操作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具体价值则往往可以转换为经济价值。同一事物既可以有抽象价值，也可以有具体价值。价值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建构，即在某一领域内将某事物的价值的不同向度和类属按照某种统一的逻辑进行整合、运作，使其逐渐被社会所采纳。被建构的可能是该事物的价值复合体，也可能是新生成的价值。那么，民间口头文学的价值是怎样认定的呢？在一些权威民间文学理论著作中，基本一致的认识是民间文学具有三大价值：实用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实用价值体现在：与民间劳动生活的密切相关、历史记忆与生活知识的传承、对社会权力关系的表述、民间道德教育及娱乐等功能方面（这里的实用价值也可以表述成“使用价值”，但不同于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科学价值是指民间文学通常具有地方性知识的百科全书的功能；艺术价值往往以作家书面文学为参照，强调其独特的艺术欣赏价值和艺术借鉴价值。这三类价值都可以看作是口头文学的属性、功能，这种属性、功能是在与主体的传统规定性关系中被赋与的，是其内在价值，普适性（或一般）价值。口头文学除了具有以上民间文学的普适性价值之外，因为每一种民间文学都有其独特样式及其表现形式，因而又具有其特殊性（或个别）价值。特殊性价值一般与以下因素相联系：由口头呈现方式决定的独特的场域性、情境性、集体性、变异性等。而这些方面都与特定的文化空间有关，因而其特殊性价值进一步涉及到该口头文学与特定人群的关系。界定特殊性价值，就要深入传唱、演述人群的日常生活的内部，依靠对这种口头文学的存在场域和唱述情境的田野考察。只有在主、客体的关系中才能呈现出这种特殊性价值。由此来看，民间口头文学的无论普适性价值还是特殊性价值，大都属于科学的、道德的、审美的价值，这些都是抽象价值、内在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关联并不多。普适性价值一般应从文化或文学整体观去体认并赋形。特殊性价值则需要通过大量的学术研究，从具体的学术成果中自然呈现其独特价值的不同方面。普适性价值的体认是以对特殊价值的研究与认识为基础的。普适性价值与特殊性价值是民族文学的价值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对于普适性价值与特殊性价值的表述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的，普适性价值通常可以用具有高度概括性、普及性的大众化语言来表述，也可以用富有文学色彩的、诗意的语言来表述，例如“某某民歌是某民族之魂”等等。特殊性价值则一般以学术文本来呈现，采用规范的专业术语。前者有时容易流于用感性言说代替理性思考，激情充沛而学理不足；后者则容易因追求科学性、学理的内在自足性而缺少人文社会科学应有的活力和现实关怀。但是相当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们，在运用“价值”概念对口头文学作出价值判断时，思维却往往习惯性地指向具体价值、工具价值，并将其等同于经济“价值”。经济“价值”是经济学里所指的交换价值与商品价值。尽管有些口头文学的表演形式在其场域内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例如民间仪式中的展演也产生一部分经济费用，但这已成为该仪式文化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该口头文学本身是商品。然而，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度物质化的做法恰好是把口头文学当作了商品，将其实用价值、科学价值、艺术审美的价值等通通置换为可以测量或计算的交换价值。这种置换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价值的一种社会建构。不过被建构的不再是原事物的价值复合体，而是一种新生成的商品价值。而这种价值置换或建构，通常都是巧妙地借用对于民族文学普适性价值的诗意性话语表述而完成的。

（二）“价值”实践的错位

民族口头文学的价值表述往往会被社会文化的相关领域作为一种理论资源加以利用，进而成为支持对民族口头文学进行某种实践操作的强势话语。最值得注意的是实践的操作者出于建构商业价值的需要，有意识地从民族口头文学的普适性或特殊性价值中去选择、强化可以操作的工具性的一面，却忽略或有意遮蔽其抽象价值。这种操作通常采用的逻辑，一种是用本体论取代认识论的思路，或把复杂置换为简单的还原式思维方法，以普适性价值去涵盖特殊性价值，并将普适性价值无限扩大，其实质是导致普适性价值的空洞化和价值虚高，造成了文学本体的缺失。进而使普适性价值变成了一种拼贴在商业活动之上的外在标签；另一种是将价值范畴局限在使用价值的范围之内，用特殊性价值直接代替普适性价值，其实质是特殊性价值被工具化，而其内核则被在该价值标签下伪造出的一个新的对象所暗中置换，由此导致了文学的“异化”。这种操作强调了使用价值，追求的是某种价值的强权、强势地位、强效应，以服务于操作者的需要。而从现代学术史中关于民族口头文学的实践来看，从五四到当代，一部口头文学史，就是一部价值“改写”史。许多“改写”往往是以“挖掘、搜集、整理、抢救、保护”的名义进行的。改写的目的，是为了建构、生成某种新的价值或实体。通常是把一种认识价值、审美价值转换成使用价值，作用于建构者的需要。这种需要或者是出于政治诉求，或者是出于经济目的。前者几乎贯穿于20世纪的前80多年，后者则发生于80年代以后。前者的改写路径是把口头文学的价值意识形态化，从而建构一种政治话语；后者的路径则是商业化，建构的是经济利益。当代的改写与建构属于后者，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以打造“遗产品牌”或“文化产业”的名义而进行的。

（三）文化产业的功过

在口头文学商品化的过程中，“文化产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媒介作用。“文化产业的职能，就是组织文化产品的商业运作，建构并展开把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7］。文化产业以它的产业逻辑以及流水线式的作业，成功地实现了“非物质”向“物质”的转换。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文化产业”是一个蓬勃发展但毁誉参半的产业。一方面，“随着文化产物的不断商品化，其（艺术）自主性就被破坏了。艺术日益归于商品生产与交换的逻辑，因而丧失了传统艺术形式无目的性所固有的批判潜能……对艺术品的思考与欣赏被商品交换所取代，其价值首先根据的是它的交换价值，而不是它内在的美学性质。文化产业的致命一击在于把艺术彻底商品化同时把它以非卖品献给消费者……消费者得到与艺术品无中介接触的印象，而文化产业则从一系列在消费者背后进行的交易中获得利润”［8］。“在文化产业以商业运作实现文化产品价值转换的形式背后，其内在核心所展现的是一场争夺符号资源控制权的斗争”［9］。另一方面，文化产业被认为是社会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产业是参与其具体运作过程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客观地说，文化产业在社会文化整体运行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及它在创造国民生产总值方面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之所以饱受质疑，是由于它一旦与中国复杂的国情相结合，一旦与地方的经济利益、政府的政绩捆绑起来，就出现了连它自己的产业逻辑也无能为力的悖论：文化产业已完全蜕变成了经济产业，打着文化的旗号而与文化无涉。这样，文化产业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化的始作俑者，又成了地方利益群体的替罪羊。口头文学的普适性价值在于其中的真、善、美的抽象价值。“真、善、美的价值不同于普通事物的价值，它们是作为目的价值而存在的。真、善、美的价值在于超越一切功利，当用需要衡量真、善、美的价值时，真、善、美就被贬为功利性的手段价值了。真、善、美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是一种无需论证的价值，合理性就是它的存在本身”［10］。而在产业化的过程中，从口头文学到“文化遗产”再到“文化产品”，一种民族民间文学的价值经过了多重置换，已变得面目全非。真、善、美的价值的流失或被遮蔽，将口头文学推到了在文化内核上真正濒危、消亡的境地。而这样的“文学”，正在或将要成为民族文学研究和书写的对象。

三、文学价值建构：复归田野的活态传承

口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只要文化之根不断，口头文学就会永远传承下去。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没有放弃对精神家园的守护，没有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口头文学中蕴含的人类精神的抽象价值就永远是存在的。但是，因为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演变之中。口头文学也是如此。那么，它的抽象价值内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处在不断的建构之中。建构是建立在发现的基础上的。而口头文学真正的价值的发现，则需要透过被虚化的普世价值的遮蔽，回到对口头文学的特殊价值的考察。那么，口头文学的特殊价值在哪里？正如有人指出的：“民歌离开了能发挥其独特功能的生活场景和事件，如求爱、劳动、节日、仪式、行走等日常生活状态，民歌就已不是民歌，而是“口头和物质文化遗产”中与音乐有关的部分，更准确地说，被我们采取了保护和拯救措施的民歌充其量也只能是当代“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歌。这无疑是一个无情的悖论：民歌正是在保护和拯救中被改变的。”［11］的确，民歌等口头文学并不靠文本或舞台表演形式而存在。它是一种活态文学，是文学与生活的复合体。它“活”在传唱人群的田野、日常生活中，活在我们所谓的“文化情境、文化场域”之中。所以，就需要穿过舞台上的“表演”以及被制作成“书”、音像制品等“文化产品”的“文本”，而走向“文本”后面的生活“底本”。去考察口头文学与其所依附的传唱人群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的关系，以及关系之中所呈现的意义世界。并且面对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外在形式，对这个意义世界进行维护、保存。这个意义世界就是口头文学的特殊性价值所在。这种特殊性价值以及其中蕴涵的普适性价值，就是民族文学的灵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相关公约中同时倡导对无形文化遗产表演和传播的环境进行保护。其出发点是把包括口头文学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形态，其中传承主体、主体的生存环境、文化场域、展演情境等都是这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这一认识，在当前的口头文学的“整体性”保护中，既需要政府决策部门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传承主体不是政府、商界、学界以及各类新闻媒体，而是那些深深根植于民间社会的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12］。而这些传承人不是简单的一个抽象概念，他们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不是个别人，而是广大的多民族群体。在确认传承主体的前提下，正视和发挥民间文化的自我修复和更新功能，如同在西北花儿研究方面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的，“保护‘花儿’的当务之急，首先是把她‘物归原主’地交给她的民众，使其按原本民间文化规律去回复她生活的本来形态，回归到存活的载体里去”［13］；又需要口头文学研究者们直面“歌要保护与人要发展”的学术伦理困境，具有更多的人文关怀与现实参与意识，“作为专业学者，在呼吁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更应该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深入田野，首先要真正全面地掌握花儿的基本情况，准确把握花儿的民间存活状态”［14］。也就是说，只有具备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与口头诗学的理论素养，通过民族志书写式的田野深描，才能立体地接近口头文学之“魂”，发现口头文学的特殊性价值，才能为非物质遗产保护和多民族文学史书写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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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一切活动都会带有自觉的目的性，意识支配下的行为取向也都会朝着符合自己利益和目的的方向发展，这样彼此之间就难以避免的产生摩擦和矛盾。任何人不是独居的，都是生存在一定的共同体之中的，共同体为了避免成员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就必须通过一定的伦理规范、道德标准，来防止、缓和和化解矛盾。人口伦理同政治、法律一样，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人口伦理不像法律具有强制性，但是它依靠伦理行为人的情感、意志、和信念，起着一定的约束作用，进而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关系的调节，达到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效果。在婚约伦理中的族内婚制、家支外婚就规范了氏族成员的婚配关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不可违抗性，同时也是人们开始自觉控制自身行为，增强行为自我控制能力的表现。因为这种自制行为的表现是受到了明确的规范意识的支配。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伦理规范具有加强内部团结，扩大与家支之外联系的功能，而且有效控制了近亲结婚的发生，间接提了人口素质。

(二)教育价值

人口伦理的教育价值，是指人口伦理的实施与践行对社会中人的各种行为所发生的规范影响。这种规范影响通常是一种内在影响，即人口伦理是一种内化的规范，只有以人们真心实意地接受为前提，并逐渐转化为人们自己的情感、意志、信念时，才能得以真正实施，因为“内化的规范也称作良心，良心是人们思想、言行的标准、尺度和检察官，良心形成特定的动机、意图、目的，良心促使人去遵守社会规范。”所以人口伦理的教育价值是通过两种途径展开的:一种是积极肯定的价值。是对社会成员合乎人口伦理的行为的接受、肯定和鼓励，为行为的实施指明正确合理的方向，对其他社会成员起到示范的作用。这里表现在为明显的便是孝道存续伦理，其“其死者如事生”的核心观念及各种丧葬仪式风俗首先肯定敬老孝老的传统伦理道德，其次鼓励要将这种伦理道德延续，甚至被敬孝者离世后仍要继续，以告慰亡灵并求得良心上的安慰，最后通过丧葬仪式进一步加强了对晚辈后代人的训示和教诲，不仅对自己的家族成员也对参加丧葬仪式的其他社会成员起到示范作用。第二种是消极否定的价值。就是通过对社会成员违背人口伦理的行为的批评、否定和压制，并教育违背当事人，进而对其他社会成员起到警示的作用。人口环境伦理中尤其是涉及到对自然的保护伦理方面，多表现为民族习惯法中禁止性的条款。侗款中将到塘水和田水，规定道:“水共一条沟，田共一眼井。……下边只能让上边有谁下边干，不能让下边有水上边干。若哪家孩子偷水截流、破塘埂、毁沟堤，私自开沟过山坳，私下引水过山梁，害得上边吵、下边闹。……要让他的父亲出来修平田埂，要让他的母亲出来赔礼道歉。……如有私自引水翻坡牵水翻坳，……要他父赔工，要他母出钱。”明确的惩罚赔偿规定，起到警示和震慑的作用。

(三)评价价值

人口伦理不仅规范、指引人们行为，也制约和调整各方之间的利益。也就是说，人口伦理制约、规范、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故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是指人口伦理作为人们行为的准则，具有评判、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或违背道德的功能。评价价值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价值准则的直观表现。通俗来将就是，哪种行为或利益应该禁止并受到抵制，哪种应该受到褒奖和推崇;哪种是非正当的、非正义的，哪种又是正当的、正义的。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是通过评价标准来实现的。故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具备三个特点:其一，明显的客观性。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并非由任意人制定，或因人而异，它是贯穿在整个社会各个群体、每个社会组织和所有社会成员社会活动的全过程中，而且通常是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普通的生产生活。人口生育伦理中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价值观念，在以小农经济为背景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生育伦理的这种价值观念，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对于哪个民族，抑或哪种社会组织，如侗族“款组织”，都是客观存在的，并非有谁制定，合乎利益需求。其二，普遍的有效性。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作为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主流价值判断，是在其所能及的领域普遍适用的，不会受到信仰、观念、人际、地域等一些条件的限制。如贯穿整个人口伦理的孝道伦理，无论是婚姻伦理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哭婚伴嫁，生育伦理中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还是老龄伦理的老年养老、健康长寿，死亡与丧葬伦理的念祖怀亲、孝道存续，无一不体现、不倡导传统的孝道伦理，即便是在当下社会，孝道伦理仍然发挥具有评价。其三，动态性。评价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必然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发生变化的。因此，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也具有动态性，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逐渐淘汰那些与社会发展进步脱节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反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婚俗中的姑舅表婚是一种近亲结婚的婚配方式，当时人们不仅认为这种联姻的方式是“亲上加亲”，而且认为这样可以使本族的财产不会外流。这样一来不仅导致了舅权至上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婚姻负担，更严重的后果是导致人口素质的降低，直接影响社会发展。因此，这种方式必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被淘汰。在清乾隆年间，侗族人民便自觉进行了反对姑舅表婚、禁止近亲结婚等一系列的婚俗改革。锦屏县文斗村的婚俗改革碑就是很好历史见证。

(四)预测价值

人口伦理的预测价值，是人们通过对人口伦理规范的了解、把握和认知，来安排和实施其行为并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认知功能。即人们根据人口伦理规范，事先预计自己的行为或他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规范要求，该行为实施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人口伦理的预测价值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认知功能，就是人们遵循或违背某种伦理规范时所出现的结果。其次，是选择功能，即人们根据认知的结果来决定是否行动或怎么样行动，已达到预期的目的。传统生育伦理中，人与社会都有普遍的重男轻女价值观念，如果哪家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就会受到他人歧视，受人欺侮，而且自己也会认为没有人可以为之养老送终，基于这样的认知，人们就会自觉的做出选择———多生，必须生到有儿子才行，最终达到不受歧视、子嗣繁盛，不再担心死后无人送终等一系列目的。

二、启示

(一)为人口学的研究开拓新领域、新视野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以及社会的进步，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断加强，因此，人口学科的研究范围与视域也随之开拓，对人口问题的伦理思考和价值判断也是在新时期，面对新的人口问题时，时代赋予本学科新的研究使命。将人口伦理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活态文化下研究，冲破了不同学科概念之间的屏障，细化了人口文化研究，进一步提高了科学体系中的系统综合程度，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同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人口伦理研究，必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不同学科间的相关性、相似性和统一性。运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拓展学科之间渗透、融汇的具体途径，促进各学科研究方法的沟通，从而更加科学严谨地指导跨学科研究工作的开展。当代最有创造性的科学思维方式，正是孕育并出现在不同学科概念的交叉点上。注重知识的横向扩展，开阔视野，探新求新，以适应当今大科学时代科学知识整体化和综合发展规律的时代特征。

(二)拓展“非遗”认知，促进“非遗”传承保护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除了对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更高要求外，人们对丰富精彩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日显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1世纪初期进入人们的视野，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人们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单纯的继承保护到开发利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的认知逐步加深。但是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大环境生了改变，对于那些处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文化遗产，采取简单的“维持性静态保护”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必须采取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动态价值开发策略。从本研究看，只对文化遗产依附存在的实体进行保护开发利用，对其蕴含的核心精神继承和弘扬是远远不够的:时代在变迁，那些无文字记载，依靠口传心授的文化遗产终会濒临消失的处境;科技在进步，那些传统技艺，例如刺绣剪纸、医药制作技术与疗法等也会受到冲击;生活在改善，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在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外出打拼，那些传统礼仪、仪式、习俗，更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逐渐淡漠。“非遗”是由“人”创造的，是通过“人”代代传承的，无论是传承弘扬还是灭绝失传，更是与“人”密切关联的，所以必须拓展对“非遗”的认知，尤其是从“人”、“人口”的视角挖掘更深层次的价值，从而升华出高层次的理论存在，以此更好地指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展开。

(三)弘扬“非遗”人口伦理中的和谐理念促进人口文化建设

同志曾经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清水江各民族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具民族性、最有地方性、最具历史性、多元化的资源和财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人口伦理及其体现的价值，我们不难看出其中透露出的传统文化理念，例如人与自然关系上，尊重自然规律，注重休养生息;人与人的关系上，以和为重注重家庭和睦，在村寨之间，和睦友好，民族大家庭。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我们和谐人口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其伦理价值仍是当下衡量人们道德尺度的重要标杆。只有深刻认识传统人口伦理中的现代价值，继承和弘扬传统人口伦理中合理理念，才能够站在前人创造的历史高点上创造创新出适合现代社会统筹发展的更高层次的和谐人口文化，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利于存进和谐人口文化建设的内容，汲取合理的思想精华，使优秀的人口伦理内容得以传承，更优秀的内容得以被发现，使和谐的人口伦理得以升华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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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笔者认为，无论是拍摄什么主题的作品，都要对其先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拍摄出好的作品。在进行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之前，必须做到对这一遗产项目心中有数，要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民俗学内涵、了解其和民俗的关系、了解其背后的文化空间。

其次，拍摄手法主要以纪实为主，客观真实地记录现象，在摄影语境中寻求艺术表达。通过考察以确定对项目摄影的表达和拍摄技巧。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特点不同，其表达方式截然不同，例如传统戏剧类反映的是舞台表演，主要以演员表演为主，具有戏剧夸张的效果，在拍摄的时候可以运用大胆夸张的拍摄手法，运用夸张的角度或镜头勾勒出富有戏剧性的照片，从而达到以形式的张扬去适应项目的内涵；民俗类则更适应相对平实的表现手法，以事件的第三者的姿态拍摄，不要刻意摆拍。在不干涉主体展现的情况下，真实地记录和再现非遗项目场景，在拍摄的时候可以注重动感、气势以及节奏的表现，突出主题，讲究形式美，在表演的轨迹中截取最具美感的瞬间，抓住瞬间的美丽，以表演轨迹的点为重点，留下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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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雕花剪纸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现代的包装不仅仅代表了一个承载商品的容器，更是代表了一种引导消费的手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价值取向。消费者通过产品包装设计中的内容和深刻的主题意境来了解其内在的产品，而能够衬托出产品的价值与文化理念的包装设计才能够称得上是成功的包装设计，雕花剪纸艺术和包装设计的巧妙结合能将产品的价值和文化理念发挥到极致。

（一）繁琐与简约造型表现

在包装设计中将“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艺术特点结合起来，可实现繁琐与简约造型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鄂州雕花剪纸中采取镂空的办法，形成了阳纹的剪纸线线相连，阴纹的剪纸线线相断，这种“繁琐”的形式，结合表现手法上重复或渐变等多种形态的组合，以底纹的方式出现在包装盒的侧面或上下面，造成繁琐丰富的画面效果，形成“密不透风”之势；简约的造型表现应用在雕花剪纸中的重要位置，如正面、腰封等，这其中可采用与特殊的包装材料相结合的方式，艺术贵在单纯贵在简约而不简单，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就在于面对繁复杂乱的自然形态有一种删繁就简的能力。将剪纸素材简约到极致与标题设计组合放在包装的正面，周边全部用留白效果，形成“疏可跑马”的艺术形态。

（二）镂空技法营造空间层次

剪纸艺术具备的独特的原发性思维方式与“镂空”的视觉效果，给当代设计以无穷的启迪，能够极大的激发和丰富设计的灵感与创作的想象力。“镂空”是剪纸创作者进行思维后所设计出的独特视觉效果。它被应用到包装设计中，设计师依据所要包装产品的特性、功能、特征，选用适当的材料进行合理的镂空可营造立体空间层次，一方面，包装产品的造型得到相应的改观，提高包装设计的质感和档次，同时，配用剪形夸张手法创造出具有个性化的商品包装。另一方面，有目的地透视外包装，看产品，其形象具有很强的可识别性，方便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使商品与人的视线统一，使商品的形象得到明确推广。

（三）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装饰性”意象表达

鄂州、沔阳雕花剪纸本身的象征图形是剪纸最具特色、最能表达人们视觉思维的表现形式，是虚与实、抽象与具象的统一。在包装设计中，抽象性地再现是“装饰性”意象表达的一种方式，如市场上酒、茶叶、月饼的包装设计，很多都是为了文化意蕴，大篇幅地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图形作为其历史的渊源和视觉审美的冲击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雕花剪纸自身形式和表现手法不利于推陈出新，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雕花剪纸在新的时代能延续和被更多人认可，怎样设计出一些有市场有品位的剪纸作品更好的运用到包装设计中，为了推进并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能有更强的生命力，我们必须结合数字技术，创造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的设计手段，创造出一款既能满足设计需求，又能满足传承与创新的崭新设计软件。建立一个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综合型数字化虚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扬的框架；构建了一个应用于现代设计的雕花剪纸艺术符号数据库，包括：剪纸基础元素库、剪纸常用符号库、剪纸寓意纹样库。利用数字技术实现雕花剪纸丰富的直白与隐喻手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雕花剪纸的传播和发扬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可以使包装设计的外观“装饰性”别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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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虽然丰富多样，历史悠久，但受到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一方面，有很大一部分文化遗产已经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损害，甚至濒临消失；另一方面，一些文化遗产不具可再生性。因此，要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意识在学生之中牢固树立，对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采取科学吸收的态度，从而传承好、保护好民族文化遗产。

2.形成产业意识。

目前，对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大多以自发形式存在，规模较小、影响力不足，改变这一现状较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将民族文化遗产作为品牌来经营，形成民族文化产业意识，将传统的民族文化与现代的宣传手段相结合。同时结合市场信息和社会需求，对具有经济开发价值的民族文化进行品牌化经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度和知名度。

3.强化可持续发展意识。

随着文化旅游等服务性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逐渐作为产品进行开发和经营。依托于民族传统文化兴起的服务型产业只有本着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才能达到保护和继承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现阶段，许多企业在对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时过度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文化破坏现象，因此，在对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时要树立适度开发、重点保护的意识，不能单纯地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

4.树立创新意识。

对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仅要保护好传统的民族文化免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而流失，更要在保护的同时，树立创新意识，对传统的文化遗产进行创新，将现代文明精神和传播手段应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例如，网络技术的应用相比传统的媒体设备优势更加明显，近年来，在民族文化传播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再如，云南的纳西古乐是比较典型的民族音乐，近年来，与古乐器结合所演奏出的悠久古曲就成为传唱的佳话。

二、如何将艺术教育应用到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

1.建立完善的艺术教育体系。

相比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系统更加完善，在课程设置、教学理念以及培养目标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在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也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上世纪50年代开始，部分大学就已经开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课程，其中以民间文学课程和民俗学最具代表性，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思想意识的转变，但归根结底，由于受到灌输性教育理念的影响，学生并没有从根本上对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深刻的认识，只是简单民间艺术形式作为传统文化，这种思想是十分片面的。因此，新的教育理念要从根本上打破这种格局，倡导从本质上认清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同时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不能盲目崇拜和完全吸收。

2.在教学中注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貌。

目前在对学生进行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时，通常注重艺术概念、时代特征的阐释，对具体的艺术表现效果展现的并不深入。如此一来，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只是局限在理论层次，因此，在进行艺术教育时，要充分把握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将直观的传统艺术形式引入课堂，让学生在真实的学习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特别是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多样，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其艺术内涵和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具体表现在民族乐器、风俗习惯、寓意内涵等方面。只有通过直观的教学形式才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化内涵的真谛。

3.增设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

要将我国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项专业在高等院校中普及开设，将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艺术形式、民间技能、科学技术等课程纳入教学范围。此外，在课程结构设置上也要多样化，在重点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还应该将课程广泛涉猎到汉族文化以及国外优秀传统文化中，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在不断的融合吸收中，才能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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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游需求“长尾”与供给“长尾”的契合

（一）游客旅游需求“长尾”的形成按照全球休闲与旅游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当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就将进入休闲消费、旅游消费的爆发性增长期。根据最新一期的GDP数据显示，我国已有部分省市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破万，促使旅游业不断展壮大，形成规模效应。全民出游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旅游景点已无法满足旅游者多样化的需求，旅游者的需求不断细分，以张扬个性从而更好地满足精神需求为目的的个性化旅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他们与传统的主流观光游客形成明显的差异，这就使得游客的“长尾”逐渐发展壮大，“头部”的大众化旅游需求市场广阔，“尾部”的个性化旅游需求市场单体需求量低，但是其集合需求量可堪比“头部”，形成了明显的游客旅游需求的“长尾”市场。

（二）旅游目的地“长尾”的塑造游客需求的差异化大大提高了“长尾市场”开发的价值和利润潜力。以前人们关注较多的诸如桂林山水甲天下，三山五岳等，都是选自自然风光绝美之地，而对人文内涵的景点较少关注。现在，我们走进了文化旅游的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亟待满足。近年来，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断挖掘、开发，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录、立项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集合的形式走入游客们的视野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它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其文化性奠定了旅游开发的有效价值。截至2009年，我国共有昆曲、古琴艺术等26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3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目还在收录当中，作为旅游产品的“长尾”，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很大的挖掘潜力。

（三）信息化时代架起沟通的桥梁互联网走进人们的生活使得人们出行不再依赖旅行社，通过网络，我们可以即时获得所需要的信息，进而合理安排行程。传统的组团旅行最大的弊端是对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忽视。而现在，家用的小车（有时是自行车），一台智能手机加载着行程所需的所有APP，就能完成一趟旅行。吃、住、行、游、购、娱乐等各方面不再由旅行社全权掌握，自己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产品和服务，追求旅行的自由与个性。同时，旅游产品的无形性使其可以利用网络上虚拟的无穷无尽的货架空间，零租金、零成本，毫无负担地成为旅游产品的长尾。

三、长尾理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意义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推动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热门景点游客爆满，冷门景点无人问津暴露出我国旅游的供需矛盾。在经济学中有着重要意义的长尾理论或许是我们缓和旅游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

（一）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盈利。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一般规模较小，有时甚至只是个别的继承人，没有能力采用诸如广告一类的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但是利用网络平台，可以用低成本达到广覆盖、快传播的传播效果，网络还拥有可永久储存的特点，比传统的营销方式更为优越，广泛地传播可以吸引游客的进入从而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获利。

（二）培养和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新浪旅游论坛传出“驴友”一词，“驴友” 是旅游的旅的谐音，特指参加自助旅行、一般性探险、爬山、穿越等爱好者，也特指以风景、人文、生活的体验或采风为目的的旅行者，而非那些以度假为目的的游客。近几年流行于社会各阶层的一种旅游方式。“驴友”的出现正是游客需求多样化的真实写照。他们不需要加入旅行团，个人或者小团体组织只需要最简单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就能游历大江南北。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网络广泛传播，可以培养一大批潜在游客，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

（三）分解旅行社和景区的合作关系。如果加入旅行团旅游，旅行线路都是由旅行社自主设计的，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旅行社规划旅行线路往往照顾与其有合作关系的景区，限制了游客对景区的选择，往往满足不了游客的需要；而现在，只要利用搜索引擎，消费者就可以自己寻找合适的景点，这就使景区对于传统旅行社的依赖减弱。

（四）适当缓解黄金周热门景点过于拥挤的情况。2013年的十一黄金周，四川九寨沟景区，因为接待能力不够，致使几十万游客滞留，引发游客强烈不满，最后把售票点都“攻陷”了。知名旅游目的地已经不堪重负——旅游服务接待能力透支，游客满意度下降。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的“长尾产品”可以帮助热门景区在黄金周时期有效地分流顾客，这既保证了“热门”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也能更好地满足顾客多样化的需求。

（五）扩大旅游产业的整体规模。旅游“长尾产品”可以克服热门景区环境容量的限制，培养和满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鼓励更多的潜在游客出游。同时，旅游业的乘数效应高，开发大量有生命力的“长尾产品”，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从根基上扩大旅游产业的整体规模，真正做大做强旅游产业，带动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

（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的非遗传承人的创作和传承之路都很艰苦，政府虽然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经济上给予传承人一定的补助，但这远不能满足其对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要求。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不仅能很好的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能增强非遗传承人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生存环境。

四、非热门景区开发旅游市场“长尾”的对策

基于长尾理论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意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应把握机遇，积极发展，针对广阔的散客市场，运用“长尾”营销体系，满足高层次旅游者的定制化旅游需求，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使游客们各取所需，实现旅游目的地网络“长尾”营销的核心价值：

（一）建设旅游网络营销平台长尾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网络的普及和运用的基础上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首先要搞好旅游网络营销平台的建设。然而，网络的大容量也会带来过量的信息而使得消费者面临信息的选择困难，构建信息过滤与游客推荐相结合的网络营销平台，是消除选择障碍，缩短购买过程的有效途径。 其次，我国现有的旅游网站大都只是一些旅游景点、路线的简单介绍，有的景区景点甚至都没有利用到网络进行有效宣传，这在传播效果上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搞好网络平台的建设要根据游客的多样性需求，本着分类清晰、信息全面、可信度高，可获得使用信息量大的原则，为游客建立一个专门的产品信息库。内容要涉及到吃、住、行、游、购、娱乐等各方面。并及时对这些信息进行更新，以便为游客出行提供最可靠的信息。同时还可以网上开辟论坛或与一些自媒体诸如微博之类的合作，通过超链接的方式连接网站和自媒体，将游客在旅游中的分享的见闻在网站上公布，让游客分享旅游中的点滴，通过亲身经历的分享培养更多的潜在游客，在竞争中克敌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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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东大鼓的现状与传承2006年山东大鼓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谢大玉的弟子左玉华成为山东大鼓的继承人，至此，山东大鼓才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近年来国家推行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在经济上，给与财政支持。在政策上，倡导地域文化进校园，发展特色教育，在教育行业甚至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重视和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2010年至2012年，山东省艺术研究所先后与艺术单位合作，通过大鼓进高校，研究所与剧团相结合等多种途径，确立了济南市曲艺团、济南艺校、山东管理学院等机构成为山东大鼓的传承基地，通过人才培养和演出实践，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规律，探索研究相应的传承模式和途径。高等学校是传承文化和知识的重要枢纽，因此在传承地域文化这方面既是它的责任，也是它的义务，而且高校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完善的教学设施，专业的科研教师队伍，严谨的教育教学体系，宽泛的传承对象等是高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坚实有力的客观条件。

二、山东大鼓在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中的发展探索

在高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山东大鼓作为教学资源融入到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建设中是非常切实可行的方法。通过培养大量高素质的欣赏者、热爱者、接班人和传承人，来提高整个社会的关注程度，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我们分别从教材、课程、教学科研，校园文化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加强教学材料建设中国很多民间音乐都没有正规的曲谱，只是依靠师傅口传心授的方式，经过若干年的累积，才能出徒。山东大鼓亦是如此。很多曲目已经失传，而流传下来的少数曲目或是音响资料或是个人传唱，曲调旋律模糊不清，根本不具备大众传唱学习的基本要求。山东艺术研究所王力主任根据自己多年从事民乐演奏的经验以及对于民间音乐的深入了解，对山东大鼓进行了曲目的搜集和整理。现存曲目大略统计下来有200多首，有《草船借箭》《古城会》《宝玉探病》《西厢记》《包公案》《昭君出塞》等经典的段子。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完全可以实现资源共享，整理分类曲目，由易到难，按照专业课程和公共知识的两个方向来整理编辑教材。这是实现山东大鼓进行传唱最基本的条件。要真正实现山东大鼓便于传唱，乐谱的精简、分节和创新也是非常需要重视的环节。对于长篇曲目，可以效仿音乐家对于名曲的精简方式，提取主要音符，缩减冗长拖腔，明确主旋律。或是采用小标题分节的形式便于大众接受。山东大鼓内容和艺术形式的陈旧也造成了人们对它的放弃。这需要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和高校音乐工作者通过不断地交流、教学、磨合，去糟粕留精华，掌握山东大鼓发展的艺术规律，旧曲谱新词，逐步成就山东大鼓的内容创新和曲调创新。实现山东大鼓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课程内容的优化组合1、专业课程的设置。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纳入专业课堂，作为技能课的训练项目。由于音乐专业的表演和情感的个性化特征，音乐技能课都采取“一对一”的小课形式，这与山东大鼓自身的教学模式不谋而合，学生对于这种授课方式也非常适应。同时，声乐、舞蹈和视唱练耳等课程的学习为山东大鼓提供了坚实的专业基础。高校的音乐技能课形成了比较科学完善的教学体系，音乐专业的学生也具备了基本的音乐素养，对于山东大鼓的学习必将是事半功倍。2、相关课程内容的调整。山东大鼓历史久远，在曲艺发展史中其地位不可小觑。全国统一的教材包括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中国音乐史、音乐赏析等都因为各种原因，只是轻轻带过，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比重，帮助学生熟悉山东大鼓的发展脉络和流派风格，了解山东的文化概貌，刻不容缓。

（三）教学科研团队的建设1、高校音乐教师专项曲种的培养提高。高校音乐专业的教师具备较高的音乐素养和敏锐的音乐嗅觉。对于他们而言，学习专项曲艺种类远比普通人要学得快，学得好。但是受到传统西式教育的影响，对于民族音乐的教学能力和传承意识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高校应该加强师资培养的意识，通过各种途径来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比如进行民间采风、艺术培训、学术研讨、与剧团合作获得实践经验等，形成传承文化良好的学术氛围。2、教学科研的发展需要专业人才的带动。研究人员和表演艺术家的引进给高校的非遗教育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首先，专业人才进入一线教学，有助于推动正常的教学秩序，保证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其次，引领学术方向，形成研究氛围，建立研究中心，创新课题，推动科研方面的发展。在丰富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促进了非物质文化的发展。作为山东大鼓传承基地的山东管理学院，与济南市曲艺团合作，聘请山东大鼓的传承人闫雯和山东琴书的传承人姚忠贤等艺术家作为音乐教育的专业教师。既保证了高校音乐教育对山东大鼓的学习和研究，也推动了整个社会对山东大鼓的关注。

（四）非遗特色的校园文化有意识地将山东大鼓的传承融入校园活动中，加强特色校园文化的建设。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课和选修课，成立社团，举办文化节、艺术演出，进行采风和社会演出实践等，将地域音乐文化的价值观、审美特点和精神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中，让更多的学生来认识和接触山东大鼓，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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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8的老总王俊涛曾经说过：“如果错过了互联网，与你擦肩而过的不仅仅是一个机会，而是整整一个时代”。这充分说明了电子商务发展的紧迫性。网店正是适应这一发展的产物。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2011年上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6月，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已达2.95万亿，同比增长31%，中国网购的用户规模达1.73亿，同比增长33.1%。2013年1月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2年度中国网络零售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显示，截2012年12月，实际运营的个人网店数量达1365万家。以上数据表明电子商务其本身具有极大的优势，网店已经成为消费者日常购物的一种重要组成渠道。

1、开店成本低

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实体店是比较困难的，资金、人工、装潢、营销、管理等基本条件缺一不可，对于客户、环境乃至时机的要求也不小，面临着竞争压力，经营风险较高。网店可以大大降低开店门槛的限制，使销售和管理工作相对简单。网上开店综合成本较低，许多电商平台提供租金极低的网店，有的甚至免费提供。店家可以根据顾客的订单进货，减少库存。网店的宣传可以直接在网络上进行，资金雄厚的店主可以选择付费的网络宣传，而资金薄弱的店主将网店装饰好，就是产品最好的宣传了。网店对于门面的要求也很低，不用当街的商铺，有一些安全、方便的货物存放空间即可。许多网店甚至是在店主家中开设的，基本不需要另外付店面租金、水、电、管理费等。网店经营不需要专人时时看守，节省了人力方面的投资。这些优势和实体店相比都大大降低了开店的成本。

2、经营方式灵活

网上开店不需要实体开店那样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注册登记手续，省去不少精力。网店对于经营者的要求也比较低，既可以全职经营，也可以兼职经营。开店者只要会打字，会简单的电脑操作，即使不善言辞，也不会受到过多的影响。同时，网店营业时间也比较灵活，既可以在白天上班时间，也可以在晚上和周末休息时间做生意，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都可以不停地运作。即使店主有事离开，消费者可以直接登陆网站进行购物，只要店主可以及时对浏览者的咨询给予回复一般不会不影响经营。网店经营也基本不受空间限制，只要经营者愿意，可以在网店中摆上成千上万种商品。

3、影响范围广泛

网店开在互联网上，只要是能上网的人群都有可能成为商品的浏览者与购买者，这个范围可以是全国的网民，甚至全球的网民。只要网店的商品有特色，宣传得当、价格合理，经营得法，网店每天将会有不错的访问流量，大大增加销售机会，取得良好的销售收入。而普通的线下商店经常要考虑到地段、人流量，考虑到如何才能最大限度的扩大宣传的范围，并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提高自己店铺和产品的影响力。

（二）非遗类网店的优势

1、是非遗最直接的宣传方式

非遗类网店的建立其实也就是非遗最直接的宣传方式。消费者购买的决策过程包含大量信息收集获取过程，是一种高度卷入的消费行为。网店对非遗产品的介绍被消费者主动获取、比较、购买和使用的过程是对非遗最好的宣传和介绍，相比和消费者没有直接关系的非遗新闻报道和展览宣传更能达到深入人心的目的，可以说非遗类网店是营销方式，更是宣传手段。2013年5月，有126年技艺的非遗项目“吴裕泰茉莉花茶窨制技”在天猫商城上的官方旗舰店正式开业。在短短6个月，其在天猫、京东、1号店、亚马逊、当当等电商平台线上拥有近10万人的网络顾客，销售额近400万元，产品已遍及全国所有省份。在吴裕泰网店，传统窨制工艺制作出的茉莉花茶销售占比超过40%，顾客的年龄更是以25岁至35岁的年轻人为主。利用网店，吴裕泰将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给了更多的人，并使这项非遗的传承有了更多的保障。玉屏箫笛通过网店传播的案例也较为成功。玉屏箫笛是我国著名的传统竹管乐器，以音色清越优美、雕刻精致而著称。但是，随着西洋乐器在我国的盛行，玉屏箫笛的雕刻工艺似乎已经不再让人熟知。作为箫笛传承人刘泽松老人在女儿的帮助经下开始在网络上做生意。通过网店图文结合的介绍、相关链接的推荐和购买者热情洋溢的评价等，更多的人了解了这个产品。目前其淘宝店铺级别已经升到四钻，好评率百分之九十九点六，客户范围不但在国内各地都有，甚至还有不少海外的客人。

2、帮助传承人解决生活和生产经营问题

由于手工艺的独特个性，很多非遗的传承人依靠家庭作坊生产经营，同时也要兼顾销售，往往势单力薄、顾此失彼，生活也较困难，更加不利于非遗技艺的传承。网店是传承人解决生活和生产经营问题的好帮手。它是一个随时开放的平台也简化了销售环节。传承人可以专心生产，将展示销售交给网店，省去了开店的资金、看店的精力和来回奔波的劳苦。借助网上销售，玉屏箫笛传承人刘泽松老人从销售困难到年收入达10多万元。2013年，有着长达160岁的技艺年龄的非遗技艺--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通过尚履商城（由内联升开办的独立域名网站）、淘宝、京东、1号店、天猫、亚马逊、QQ网购、当当、苏宁易购等平台，线上销售额超千万元。上海非遗江湾面花淘宝店中，一个面人艺术品的价格可以高达千元，并成为买家们认为值得收藏的艺术品，使传承人完全可以依靠非遗技艺生存，并专心从事非遗生产。

3、提升网店的品牌和文化魅力

虽然不少非遗被现代社会所遗忘，但是其人类文化瑰宝的属性不能改变其文化的价值。非遗类的产品是历史的产物，其质量、功能都经过了多年的考验，产品本身具有较高的价值，和市场一些偷工减料的假冒伪劣产品区别很大。“一双内联升布鞋的棉花可以做棉被，制鞋的线是用麻绳蘸着水搓的，就连粘鞋底用的材料都是高筋粉调制的糨糊，可食用”，“一双‘一’字底布鞋每平方寸不多不少正好81针，整双鞋至少2100针，纳成后还要放到沸水中浸泡再以棉被包严热闷，而后捶平、整电子商务形、晒干”。这样的品质使内联升在清朝是官员的必备，在近代是名人的挚爱，在当代也是名流的选择。一个具有龙泉宝剑非遗传承人称号的网店和众多宝剑网店在崇尚品质和文化的消费者眼中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历史和品质为网店的品牌和文化内涵打下了基础。非遗的金字招牌是网店提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武器。

二、非遗网店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专业销售商少，商品种类不齐我国是非遗大国，非遗的种类众多。但是在通过对淘宝网、京东、一号店等为代表的电商店铺进行搜索时，我们能够找到有非遗店铺标志的相关店铺并不多，产品数量也非常有限。在可以找到的非遗类网店中，它们一般建立时间短，销售量较低，店铺的级别不高，市场消费气候尚未充分形成。位于淘宝网中搜索结果榜首的一家“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店铺做得算是较为专业与文化气息的，但是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的专业店铺在电商平台上非常稀少，相比较于我国数量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丝毫不能匹配。同时，还有大量的非遗产品由于传承人的意识问题、精力问题、电商操作能力问题等而难以寻觅到相关网店，非常可惜。

（二）商品分类无针对性、检索困难

搜索引擎是网站建设中针对“用户使用网站的便利性”所提供的必要功能，同时也是“研究网站用户行为的一个有效工具”。高效的站内检索可以让用户快速准确地找到目标信息，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产品/服务的销售。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在淘宝网等一系列电商平台上，大多非遗商品不但不具有自己的专门网店，连特有的搜索分类都不规范。除了少数在专门的非遗类店铺或标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外，大部分分布在各种类型的店铺里，与普通工艺品、家居饰品以及书刊/杂志/报纸等混合销售。这种缺乏针对性的分类不但使消费者很难准确搜索到想要购买的非遗商品，甚至不能识别哪些是非遗商品。从网络营销的环境看，搜索引擎营销的环境发展为网络营销的推动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向终端客户传递信息的重要环节，而硬件设备、检索工具的不够完善与缺失，阻碍了非遗商品的展示和销售。

（三）缺少品牌、难辨真伪

从各大电商平台网店看，非遗商品的来源与出处并不详细，有的还与之不符。这对于非遗来说，既不能保证商品的真伪，同时也将不利于其宣传。网店不光是销售的工具，更是宣传的平台。品牌是人们对一个企业及其产品、售后服务、文化价值的一种评价和认知，是一种信任。消费者或用户通过品牌，通过对品牌产品的使用，形成满意，就会围绕品牌形成消费经验，存贮在记忆中，为将来的消费决策形成依据。被国家和各地认可的非遗本身就是品牌及精品。很多网店虽然是项目本身的机构或传承人建立，但是却忽视了非遗这个“品牌”，将手工精品当普通产品卖，和那些依靠机器生产的现代产品一起竞争，不但没有宣传非遗的精髓，还可能因为价格和精细程度等问题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一些非遗类的网店，由于地域原因，不被广大顾客了解，但是店主也缺乏品牌传播意识，使产品的销售范围只能局限于附近较小的范围，不利于非遗产品的品牌化发展。而一些网店中原本不是真正非遗产品，却看到了非遗的巨大价值，打着非遗的招牌，让消费者分不出什么是真正的产品，什么是类似产品，上过一次两次当后，对网店就不再信任了。这种情况也使非遗的宣传遭到破坏。缺少品牌导致了非遗网店难以突出，真假难辨。

（四）商品介绍简单粗糙、缺乏文化底蕴

从搜索到的非遗类网店中可以发现不少非遗商品信息的编写简单，没有深入说明非遗的历史、特色，缺乏文化内涵，和普通产品无法区别，不能够有效宣传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是非遗类网店的核心内容，如果不能突出其特点，不能充分体现其巨大的魅力，不但不能为非遗的宣传和发展出力，还难以为提升产品销售。

三、非遗网店的建设建议

（一）完善介绍，提升产品内涵

通常消费者在意识到自身需要某种商品时，也是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开始，这种需求可能是由于外界某种刺激而导致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自身生理活动而引发的结果，还可能是内外两种条件共同作用引起的结果，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基本生活产品的需要，更将目光投向精神文化的需求。而承载着人类历史、智慧的非遗类产品不但质量上乘，外形独特，而且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网店具有较好的空间优势和多媒体传播手段，可以利用图片展示非遗精美的作品、复杂的工艺，利用文字介绍传承人高超的技艺，利用非遗项目产生和发展中发生的动人故事打动消费者。同时网店的风格和整体氛围也要符合不同的非遗产品特点。网店的介绍也要设法找到历史和现代的结合点，贴近现代生活，引导消费者了解非遗、热爱非遗，进而购买产品，使用产品，最后达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

（二）强化分类，优化升级检索

开展电子商务需要按照互联网的特定手段展开，产品的定位、关键词的选择等异常关键。详细的分类将商品“对号入座”，不仅能够方便消费者们更好的选购，同时也优化了工作效率。优化“关键词”检索可使消费者能够轻松、容易检索到相关的非遗商品。网店经营者也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软件运用能力，充分运用平台和特定的软件帮助自己收集用户资料、用户偏好、提升对信息进行组织和处理的能力，全面提升非遗类网店的经营技能。

（三）打造“非遗”品牌

非遗类网店从建立到成熟，品牌的作用将是不可忽视的。非遗类网店的经营者要积极加强“非遗品牌网店”的建立，一方面提升非遗项目本身的形象，一方面提升网店的知名度，从而提高销售效率。同时，在弘扬传统技艺的同时还要结合创新发展，努力提高非遗对消费新生代的品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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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5-0462-01

我国拥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文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和质量上，在世界当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达到87万项，可见我国在非物质遗产资源上是多么的丰富。但近年来，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呈现令人堪忧的局面，如何保护逐渐消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当前我国文化历史保护的重要课题。笔者通过对重庆巫溪“巫文化”的现状分析，来试图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一些策略方法，同时也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

一、何谓“巫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 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巫文化”则指的是我国古代巫咸国区域的特定文化遗产，是当时低下社会生产力背景下产生的特殊文化风俗，以“巫”为其文化的重要特征，表现为占星、占卜等类型的宗教活动，是先民朴素世界观和精神寄托的一种再现，其遗风遗迹主要集中在现在的巫溪等地。

巫文化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巫师这个特定时间特定职业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由于当时的生产力低下，人们的思维水平受限，对虚无缥缈的“神”有某种敬畏之心，巫师作为神与人沟通的媒介，成为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比如说巫师为了能和神沟通，必然需要掌握大量的天文历法知识，为了满足虔诚信徒“驱鬼治病”的愿望，所以需要掌握相关的药物原理。诚如民俗大师乌丙安所言：“古代的巫师因占卜需要，长年观测天象，收集了大量天文知识，并摸索出了四季规律，中国农历、节气划分与此密不可分。巫师为‘驱鬼治病’，曾遍尝百草，并发明简单的制药方法，这对中医影响深远。同时，古代一些文学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也与‘巫文化’有关。”

巫文化产生之后，通关大量的战争和部落迁徙活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巴楚文化开始融合。而后在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巫文化正式融入华夏文明的范畴，但始终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虽然期间也融入了儒释道三家的文化内涵，但本质还是以“巫”为特色的文化传承。巫文化内容丰富多姿，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印记，具有众多文明滥觞的研究母题，它的“天人合一”、盐文化、药文化、巫歌巫舞文化等等，都极大的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拓深了人类文明的广度。

二、巫文化的现状

在我国的历史变迁之中，巫文化因为其诡异虚无的内质而饱受压制，很多人都将巫文化简单的概括为“装神弄鬼的把戏”，这种偏见一直延续至今。但随着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人开始对巫文化背后的积极意义展开探索和发掘，这个沉睡千年的华夏文化终于获得了再生。巫文化可谓博大精深，是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表现，更是华夏文明的根基，中国人类学会会长叶舒宪表示：“中华的传统中，最重要的、根最深的就是巫文化。”2010年，政府成立了重庆华夏巫文化研究院，带动了巫文化研究的热潮。但热闹过后，还是难掩巫文化渐渐消失之痛，其存在问题主要如下：

一是政府的介入度仍是不够。巫文化作为我国古文明的悠久文化，光靠几个热心学者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作为政府部门应该首当其冲的承担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但是现实中，政府部门对巫文化的保护常常是走过场、打官腔、互推诿，不仅没有认真的普查巫文化中整体遗留情况，对其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也是视而不见，申报巫文化为华夏正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基本没有。

二是国家对巫文化的资源保护投入匮乏。对巫文化的历史文化价值没有真正发掘，一方面对巫文化仅仅只是停留在初级的带动旅游业上做文章，只是追求短时利益，让本该成为保护的巫文化，反而成了谋取利益的工具，急功近利之风导致巫文化的破坏和扭曲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对巫文化的保护工作一直没有纳入国民经济规划之中，毫无系统保护措施，资源投入过低，保护观念陈旧。

三是缺乏现行法律的保护。文物保护法仅仅是针对有形的物质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系统科学的界定，让保护工作的开展没有法律支持。

三、巫文化保护的措施

巫文化的保护无疑是我国文化延续上的重大事件，是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项目，需要我们在认识上提高紧迫感。这样一种沉淀这民族、历史、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的保护直接关乎我们民族文化的兴衰，是落实国家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对巫文化的保护：

一是在立法上加强对巫文化的保护。不断完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体系建设，广泛借鉴外国先进的立法规范，将以巫文化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法律的保护体系之中。

二是加强宣传力度，让民众参与到保护行列之中。公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公众的文化素养高低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程度的高低。为什么当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显得这么力不从心，就是公众在态度上压根不觉得这是一件大事，错误的认为跟自己生活毫无关联，这是非常可悲的现实情况。作为我们共有的文化记忆，尤其需要我们自己亲身参与进来，护守自己的根，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文明传承。所以，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如果不能引起广泛的传播，很容易就陷入淹没无闻的境地，我们应该在教育体制上、社会影响力上多做文章，带动国人从根本上转变以往漠视的态度。

三是推进巫文化保护的体系建设。不仅要搞好普查工作，还要建档建章建制，形成一系列的保护流程，对巫文化的管理、维护、研究都应该形成长效机制，国家加大资源投入，保护程度纳入地方政绩考核，并培养出一支相关的人才队伍。

对于巫文化的神秘和其中的丰富内蕴，怎么能不让我们现世之人心动神往呢？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内蕴和底色，巫文化无疑是支撑着一个国家文化厚度的重要基石，标识着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只有不断弘扬和继承以巫文化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让国家文运昌盛，才能让民族屹立不衰。而要做到弘扬和继承，首先是要巫文化走入公众视野，走出去是为了将文化传承不衰，千万别让流传了千年的巫文化在我们的手上消失殆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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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历史的财富，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创造了凝重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杰出智慧，展示源源不绝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彰显了独特的品格和气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共同对保存人类记忆，保护文化多样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珍贵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近年来全球的旅游业更多关注于如何利用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创造经济价值，而忽略了对非物质文化的开发应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反映其民族感情。它不仅可以满足不同背景的游客体验各国、各地区文化差异的需求，也实现了跨文化交流，是旅游开发中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同时，旅游开发有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发展文化事业。如何正确处理旅游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和合理的模式，如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开发从而最终实现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都是近年来备受中外学者关注的课题。各地政府也纷纷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地方法规立法规划。

在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为：“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另外还包括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文化空间。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特点及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纵观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特点：第一，从研究的主要内容上来看，国内的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范畴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以及功能性研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作用和意义研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和保护措施研究，不同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方面。研究涉及内容之广泛、时间跨度之大、地区范围之广大大的领先与其它国家学者的研究。第二，从研究的侧重点上来看，国内学者主要是侧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范畴、特征、价值以及其功能性研究，较多的涉及到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但是较少涉及到具体某个地区的具体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到横向的两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比较研究以及纵向时间迁移中某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变化历程。第三，从研究的范围上来看，国内的大多数学者都是以整个国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基础，从大局上把握事物的发展动向，指导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很少一部分学者是以某个地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基础。我国是个东西、南北跨度都是很大的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应该结合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做到“因材施教”。第四，从研究的方法上来看，均无学者在文章中指明具体的研究方法，但通过对所有文献的综合分析，发现多数学者均采用了资料搜集和文献综合分析法。部分采用了比较和综合分析法，也有人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描述性的定性分析文章较多，定量分析的文章则为数不多，往后的研究可以更多的采用定性分析方法。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发展方向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上特点。从上述特点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指出问题的同时，我们可以明确以后的研究的发展方向。笔者的总结归纳如下：第一，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专家多为民族学，艺术学或政治学专家，其他专业的专家介入较少，研究视角就较窄，造成不同学科角度下保护措施研究缺失或不够深入，以及多学科结合的分析欠缺。以后我国一些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多多倡议更多不同领域的专家介入研究此问题，促进研究的多元化，在多元化的研究中碰撞出出火花。第二，很多学者提出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没有规范的理论指导，保护措施的系统研究不到位就很难对其现状归纳总结和创新。理论与实践脱节，一方面不利于理论的创新，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实践的执行。以后的研究需要以规范的理论为指导，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严谨的治学思路来开展。第三，研究方法也较单一，文献综合分析法较多，实证研究较少。论文撰写多为定性分析，定量分析部分做得不够。以后的研究需要提高实证方面的研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不足，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多多开展比较研究，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国内与国外的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寻求创新之处。

三、结论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古国，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抵制强势文化的侵袭，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从而为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的历史课题，如何在强势文化的冲击面前保持高度的文化主体性，是越来越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对我们提出的严峻挑战。

在某种意义上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和民族身份的认识和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传承。只有站在这样的立场，我们才能够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当代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参考文献：

[1]周友武.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根[J].群文天地，2009，（1）.

[2]刘壮，牟延林.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比较与解读[J].西南大学学报，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