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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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流来袭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韩流”汹涌而来。“韩流”的产生绝不是平地风云，唯有在文化多元共处的框架中，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才是比较理想的文化互动模式。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结构，是韩国近代历史中文化领域发展的极大成就，这种文化结构也成就了韩国的影视产业。

韩剧中有着浓厚的温情和鲜明的儒家道德，恰如其分地填补了国内目前的道德空白。韩国既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又经济发达，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先进，世界韩国研究者有一个共识：“儒教传统是韩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儒学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和“学而优则仕”的为学之道，在韩国深入人心。并演化为注重教育的传统。剧中所体现的儒教传统，那种森严的长幼尊卑关系、几代同堂的生活方式以及孝顺父母、重视家庭、谦恭有礼的人生态度，让人感受到浓郁的东方文化传统。

二、韩国影视的文化视点

人性亲和力。韩剧为什么如此有生命力，不仅因为东亚文化的同质同源，还在于韩剧的叙事技巧揭示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体现了全人类的善世思想。每部韩剧都有一个优美动人的故事核心。无论是青春偶像剧如《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浪漫满屋》等，还是日常生活剧如《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抑或是历史剧如《明成皇后》、《商道》等，都有一个情节曲折、细腻精致、打动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情节中通常蕴涵着这样一些主题：亲情、爱情、友情、信义、利益、误解、宽容，情和义、恩和怨被绵密而富于技巧性地编织到日常化的真实生活场景里，既令观众感到无比亲切，又常常被其中蕴涵的戏剧元素所打动。无论故事如何发展，韩剧总有一个情节核心如影随形，紧紧扣合，这是吸引观众看下去，并被打动的核心要素。因此。很多韩剧即使长达几十上百集，观众仍是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伴随剧情始终。比如多数韩国影视剧是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用细腻而朴素的手法再现韩国民众的精神风貌。无论轻松诙谐还是感伤忧郁，都真实而亲切。观众在观看电视剧时的感觉，仿佛剧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

文化亲和力。韩剧在题材类型上显现出多样化，而且在内容上也很注重伦理道德的力量与人文精神的培养。从形式看。有历史剧、现代剧；从主题看，有历史题材的励志剧《大长今》、《海神》、《茶母》，也有现实题材的励志剧《明朗少女成功记》、《汉城奇缘》。主人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不畏艰难、不计名利、不怕打击，历尽曲折终有所成。伦理剧《黄手帕》，反映传统文化中人性的真善美、恕道、孝道和人格救赎，《商道》旧瓶装新酒反映现代商业精神和义利之争；肥皂喜剧《爱情是什么》、《我的嫂嫂十九岁》、《我的名字叫金三顺》、《校园卧底》、《黑道千金要结婚》、《爱在哈佛》、《家族荣誉》等幽默诙谐，主人公的生活情感费尽周折而结局却皆大欢喜；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天国的阶梯》、《雏菊》，感情执著坚如磐石，悲彩凝重，让人为之扼腕悲泣，有“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凄楚之绝美。

韩剧的文化构图从基本的生活细节铺开。以家庭为点、社会为面，辐射到各个行业、各个社会阶层，人物的情感丰富和文化的立体呈现。伦理和道德的社会约束，舆论的强大作用，再加上美丽的自然景观、寓情于景的叙事手法、悠扬哀婉的主题曲等，在一种不动声色的客观性的描述中展现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在银幕荧屏上实现新写实小说的个人化书写。韩剧中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物心理的准确客观的把握。细腻细致的描摹非常深入人心。尤其深得同样面临事业和家庭等各种关系困扰的中青年女性的共鸣。工作中的竞争、同事的远近亲疏、利益分配。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无论是和谐还是纷争。都有因东方文化的含蓄而有着为情义、得失难以启齿的心理较量。韩剧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感情专一，执著于理想与家庭，遇到困难隐忍坚强。一方面负有传统的家庭责任，另一方面也富有现代社会的事业女性特有的进取精神与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演员表演真实投入，感情真挚，画面干净，色彩浓淡相宜。虽然韩剧冗长繁琐，但还是在中国大陆有很高的收视率、有很强的视听效果，很富有感染力。

三、当代韩国影视的立足点

韩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在文化层面上也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韩国人认为人的修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二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人所信奉的共同道德就是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近年来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人进行了反思，认为西方文化道德在其鼎盛期过后，已明显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如“拜金主义”使人钱迷心窍，不择手段；“个人主义”涣散集体，瓦解民心；人情淡薄漠视亲情，分裂家庭。有害社会。于是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主张不仅要挖掘发扬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精髓，而且要大力发展以儒家文化道德为主体的“文化产业”，一方面可以抵制欧美颓废文化道德对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冲击，另一方面可以成为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仅在2002年韩国就向文化产业提供资金5000亿韩元，约合4,5亿美元。同时，韩国又于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又陆续对原有的《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了修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发展空间。

四、当代韩国影视的文化价值

韩剧在我们国内的流行主要是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也都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观念的转型期，国人的思想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是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都很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在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芸芸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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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国当代影视的发展与流行

韩剧从20世纪80年代舶来中国，从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家庭伦理剧《爱情是什么》到本世纪初的《大长今》，随着中国电视受众群体的增多而迅速在国内流行。

韩剧对于中国的观众可谓深入人心。大街小巷从音像店到商铺和手机铃声到处响起的《大长今》的主题歌，随处可见的某方便面的韩女广告、某矿泉水的韩星广告，各大小电视台热播的韩国影视剧给国人的生活也带来了变化，如韩式餐饮生意兴隆，韩服婚纱摄影成为很多年轻人结婚相册中的一部分等等。韩剧不仅丰富了国人的业余生活，而且影响甚至左右了很多青年尤其青年女性对爱情婚姻的价值判断。

韩剧在国内的流行主要由于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曾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在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的转型期国人的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但都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人们。从韩国的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很久以来被忽视的纯净和温暖。而且儒家思想在现在的韩国依然保存得很好，这些都会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二、韩国影视的民族文化心理与儒家文化

1、积极进取、达己达人的人格精神

韩国儒学的发展历程中，著名的粟谷先生即李琪把儒家的“仁义”“忠信孝悌”规范进行系统化，上升为为人处世之道上之君子人格，从伦理层面升华扩展到宇宙人我，即所谓“民族志向”。民本、为民思想，才能产生好效果。他主张利与义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与道德的进步密切相关，即使在儒家经典里也毫不回避这些：“徒以利害为急，而不顾是非之所在，则乖制事之义；徒以是非为急，而不究利害之所在，则乖以应变之权权无定规，得中为贵；义无常制合宜为贵得中而合宜则义与利在其中矣”这种文化内涵在韩剧中就表现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内化举手投足的细节在韩影视剧作中随处可见。在《大长今》中，徐长今从宫女到医女，从母亲被迫害致死到师傅郑尚宫被迫害致死，剧作者刻画长今的悲痛不是怨天尤人，不仅没有自暴自弃，没有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反而在放逐中找到了方向，潜心向学，用不可替代的精湛医术战胜了小人之困扰，从而获得精神的力量。《大长今》最后以长今为一高危产妇剖腹手术成功，终于验证了自己的医学理论结局，让观众始终沉浸在她的欢乐之中，让我们久久停留在她执著奋进、积极进取的精神之中而深受鼓舞和感染。

在历史励志剧和青春励志剧中，我们最容易被震撼的就是主人公在艰难的环境中埋头苦干、不畏艰辛、勇于克服小人设置的种种陷阱和障碍而最终取得成功的泣血奋斗史。人的生存是艰难的，很少人生来就在富宦之家，所以追求个人的成功和发展，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靠个人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目标。在这个奋斗过程中，默默承受来自权势斗争和阴谋陷害等带来的压力，常常把一颗充满愤怒的心调节到平常心的状态极为难得和重要。同时还要宽恕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小人，用包容的心去感化邪恶的心，用正直的信念去影响卑鄙低俗的权欲，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和性命去成全坏人的欲望以达到劝诫惩恶的境界。这种人格的高尚和人性的升华是韩剧中所崇尚的人格精神和完美人格。

这种人格精神在韩剧创作者们所表现的韩国历史中，通常是政治文化的核心人物，换言之，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灵魂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改写历史或者引发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的人物。比如《大长今》中的医女长今引发的男尊女卑传统之变、《商道》中的19世纪初朝鲜巨商林尚沃的“商而优则宦”，都极大地影响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与革新。《商道》描写19世纪的韩国商人林尚沃的奋斗历程，作为一个商人，林尚沃是成功的。他是一个以“赚取人心比赚取金钱更重要”为宗旨的商人。林尚沃从小就有个要当“译官”的心愿，但眼看考取功名无望。他只好和父亲一起弃文从商。面对商场上的钩心斗角。他始终如一地以“经商就是做人”的观点，跨越国界，历尽艰险，艰苦创业，最后成为商界奇才。这种人格的修炼与升华带着儒家思想特有的烙印，激励着困境中的青年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在困境的磨砺中保持正直上进的品质，在面对明枪暗箭和委屈甚至精神的欺凌折磨中涅更生，从而感天泣地，止于至善。同时在韩剧中令人回味的是那些曾经超出伦理道德底线的人，曾经陷害别人、背叛朋友、爱情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因果相报的临终救赎，因对别人的罪恶感和被以德报怨的感召，这种救赎宣扬了邪不压正的人间天道。

2、长幼有序、谦卑、礼让的人伦观念

在韩剧中，亲情比如手足之情、舐犊之情、反哺之情都描摹得浓郁深厚。在《大长今》中，长今之母病逝山坳，小长今采来野果喂到奄奄一息的母亲嘴里并反复的忏悔请求母亲对自己贪玩任性的原谅；《黄手帕》中尹紫英对年少失怙的弟妹无私的照顾、对年迈外婆的赡养；还有《小妇人》中母亲为了惠得、未得等四姐妹的成长忍辱负重、忍受丈夫的打骂、外遇和抚育四个女儿的劳累。这一幕幕，都反映和折射出东方伦理的礼、孝之义，无不感人至深，令人扼腕。

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些作为小人物出现的老人家，嘴里老是骂骂咧咧，骂儿女、骂老伴、骂街边不守礼仪的小青年，看来熟悉又亲切有趣，一如我们身边的有着大男子主义的父辈们。大多数韩剧并不展示历史风云的波澜壮阔和社会进程的纵横捭阖，而是倾力于对纷繁陆离的现实生活进行工笔素描和对平凡人物进行特写放大。生活的酸甜苦辣和人物的悲喜交加都会在电视剧里得到淋漓尽致的细微表现。大到财产婚姻的争论，小到锅碗瓢勺的碰撞，家长里短与儿女情长在平淡烦琐的纵横交织中尽显人生的无际无涯、不可捉摸。平实而又复杂的人生在电视剧中得到了全景化、立体化、人性化的展示。同时，韩剧通过这些小角色的言行把普通人、平凡人的真实、琐碎的生活细节展现给我们，不仅使剧作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而且还以大众化的审美趣味赢得了观众。

齐家是儒家思想的美好愿景。家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一国之基。所以，家庭被置于首要地位，家庭中的伦理秩序被一再强化。在韩剧中，作品所着力表现的内容不仅仅是家庭成员的关系与亲情，对家庭秩序的关注也是其特点。所以，关注家庭、家族，将表现家庭成员的情感世 界作为电视剧表现的中心，是韩剧的一大特色，也是吸引众多青年、中年甚至老年观众的看点。“孝是韩国人最重视的道德品行之一。孝是尊重父母与祖先。心存爱与尊重，对父母、对祖先尽最大情义的一种习惯或行为举止。”“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孝悌作为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发扬光大了。不仅在中国，在韩国“孝悌”的思想也被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小到维护家庭大到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基石。洪日植说：“孝作为韩国人的观念文化，几乎是我们的信仰。”不论是“孝”是“悌”，在每一部韩剧中都有表现。如电视剧中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对上级的毕恭毕敬都体现了韩剧对“孝”的提倡。至于“悌”，我们可以看到韩剧中，弟弟、妹妹必须对哥哥、姐姐用敬语，夫妻之间在公开场合也使用敬语，男女之间使用敬语称呼对方为“小姐”或“先生”，即使在学校、工作单位，也要对比自己早入学、早进单位的人用敬语称呼“学长”或“前辈”。

总之，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仁”――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而构成这个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四大要素是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强调血缘纽带是“仁”的基础含义。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维护氏族家长传统的等级制度。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又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这一模式日益渗透到广大人民的生活、关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它终于成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

三、当代韩国影视与当代中国影视

对当代韩国影视的激烈抨击时有耳闻，而这些否定性评价也并非中肯，韩国影视剧在中国的流行并非毫无理由。这种文化冲击，说是乘虚而入并非无稽之谈。反观当下中国，在当代的中国传媒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转型期文化呈现出的多元文化并存状态中电影电视人表现出不尽如人意的信仰和价值的迷茫与失落，文化和道德价值的混乱，对利益的偏重而本末倒置表现出华丽的形式与内容的空洞苍白的不足。作为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没有自己的“根”，不能把握历史的主流从而引导现实主流文化，不能站在历史的角度反思当今社会，从而弱化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之责，让人深思。

当代中国影视不乏优秀作品：《三峡好人》《疯狂的石头》，但极度奢华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所表现的空洞浮华却也尽显文化的虚无和严重的形式化。结构的失衡导致了文化市场上的良莠并存、参差不齐，最终形成核心传统文化的普遍缺失。这种缺失还有文化政策和利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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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外汉语课外活动中文化的渗透

文化的传播，不仅要贯彻在课堂教学上，还应该融汇在留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在涉及到相关内容时，自然而然地引申出文化内容来，这样的方式学生不会觉得生硬，也能收到较好的效果。例如，碰到中国各种节日时，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等等，都可以让学生了解这些传统节日的来历、习俗及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还可通过与留学生所在国的传统节日的比较，了解其文化差异，从而加深印象。旅游活动也是对留学生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旅游活动是他们学习汉语的“第二课堂”。旅游不仅使留学生更直观、真切地了解中国，更使其体验到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如，学生在北京游览了古老的长城、金碧辉煌的故宫、壮丽的天坛、雄伟的天安门等等，当留学生看到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物，读到旅游景点随处可见的汉字，都在潜移默化地体会一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就是活生生地读到了一段中国的历史，他们在这个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社会大课堂中汲取营养，培养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情感，可谓是一种“文化之旅”。留学生的课外活动能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丰富其课余文化生活。如在中国传统节日时举办的联欢会等文化体验活动，以及与留学生所学专业和课程相关的各种文化活动，还可以通过汉语演讲比赛、辩论赛、“美食节”、“运动会”、“中国文化技能比赛”等等，这对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帮助，使他们的汉语学习由书本进入到实际，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在开阔其视野，增长其见识的同时，更使其直观地了解、学习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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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是人类群体活动的一种,相对于生产活动、经济活动等社会活动,文化活动以精神需求上的需求为旨归,内涵丰富、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很难从内涵和种类上进行限定。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汉语国际教育语境下,我们可以如下定义:文化活动是配合文化海外传播的一种形式,可以分为配合教学的文化活动和以文化大众传播为目的的文化活动。前者在汉语教学界早已有之,国内外的汉语教学都有这种配合课堂教学内容、以相关文化内容为主题、以学生为主要参与对象、活动语言以汉语为主的活动。活动的规模一般不大,目的也是增加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并对中国文化的某项内容有所了解。参与者有时会扩大到教师或家长,但不妨碍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而后者,即以文化大众传播为目的的文化活动,则淡化了学校和课堂的概念,面向设定的对象群体,不一定而且常常不以汉语为活动语言。这类活动的原则是注重活动的传播效果和持续影响力,这是活动设计的出发点,也是活动实施过程中的关注点,当然也是判定活动是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这两类文化活动目前都是汉语国际教育海外主要机构孔子学院/课堂的重要内容,也是每一个志愿者或外派教师的日常工作内容之一。但是鉴于配合教学的文化活动相对单纯,对其研究也较为充分,因此本文只对以大众传播为目的的文化活动进行讨论。既然是重要内容,又是日常工作内容之一,孔院/课堂的志愿者或外派教师就应该对此有较深的理解和较强的计划组织实施能力,但是实际情况并不乐观。笔者曾参加过志愿者、外派教师的选拔工作,也曾担任过赴任前的文化传播类课程的培训教师,平时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接触过很多归国志愿者或教师,谈到文化活动这个话题时,得到的答案往往不令人满意。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活动主题琐细、零散。组织者往往认为文化活动就是配合教学的文化活动,脱不开教学,因此也走不出校园话题。这就很难引起广泛的社会兴趣。

二是活动规模不够大。参与人员都是自己的学生、朋友、同事,每个活动都这些人,文化传播成了小圈子的活动。三是随意性大,缺少计划性。组织者往往是临时起意,或是按照自己的好恶和专长安排活动,完全不考虑对象的兴趣点和活动开展的时地因素。于是就会出现诸如组织者们兴奋、辛苦地准备了好几周的时间,可是活动开幕时只有三四位参加者前来的窘况。四是效果不理想,影响不大。完成程序、顺利进行、周围人满意就算大功告成,而不是从传播学的角度考虑活动的效果。针对以上4种情况,很多活动的组织者也认为这不是理想的文化活动形式,但又一时找不到如何改进的方法,因此,这些问题在孔院/课堂的文化活动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里面当然有我们活动组织者———主要是孔院的教师和管理者身上的原因。其一与志愿者教师的培养过程有关。作为志愿者主体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课程中缺少这类课程,培养方案中的课程都是针对课堂上的语言文化教学和生活中的交际技能的,对如何设计、组织、评价文化传播活动缺少关注。所以即使是完成了课程学习的专业硕士生也很难在头脑中形成对这类活动的正确认识和活动框架。其二是行前培训中也缺少这方面的实战训练。行前培训的课程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环节,但往往在设计课程时就忽略了文化传播活动的内容,大多以文化教学和才艺教学替代了文化活动。即便有相关内容,也往往局限于课内、校内,而不是从传播的角度给学生以指导和模拟实践的机会。其三是不论学生、学员,以往经验中的“活动暠大都是校园内的活动,已形成定式,如果在学习和行前培训中没有明确、具体的学习要求,没有鲜活事例的刺激和模拟实践的练习,很难轻易改变原来的认识与方法。最后就是担任培养、培训课程的教师和专家也存在不足。很多老师也缺少在孔院/课堂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开展文化传播活动的成功经验,大家关注的重点仍然是课堂和校园中的汉语与中华文化的教学和活动。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造成这种文化传播活动现状不令人满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这些原因的背后似乎正是我们对汉语国际教育语境下的文化活动认识的不足和研究的缺乏。长此下去,必定会影响孔子学院/课堂的声誉与发展,特别是在汉语国际教育进入新阶段后,文化传播的新目标和高标准就无法实现。

二、维也纳孔子学院文化活动的开展

如何开展孔院/课堂的文化传播活动是一个新课题,相关研究成果也不多。我们只能从实践入手,在成功的个别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相对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来。在此我们以2010年“年度最佳孔子学院暠之一奥地利维也纳孔子学院为例,对他们的文化活动进行分析、讨论,从中发现有益的经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始建于2006年,至今不仅开设出一系列汉语课程,而且文化活动的开展也是丰富多彩,影响很大。“孔院2013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60余场(同比增长20%),参加人数7000余人(同比增长7.69%)。活动类型丰富多样:招待会、汉语日、文化节、展览、文化演出、高端文化讲座、研讨会,大部分活动由孔院单独承办,部分活动同奥地利各界人士和机构以及国内单位合作举办,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做出独特的贡献。暠[3]一年内举办文化活动的场次、参加的人数、活动的种类、参与的机构应该说都是孔院/课堂中的佼佼者,而且不少活动都得到了双方政府的支持,新华社、光明日报、维也纳电台等新闻媒体也进行了报道。从传播效果上看也是广泛而深入的。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近年来举办的较为成功的文化传播活动大致有如下几类:从文化活动的形式上看,除了政治论坛一项外,都是较为普通的形式,但是从活动主题上看,则有独具匠心之处,充分利用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等因素。首先,寻找并充分利用天时,即找出日历中蕴藏的有利于开展文化活动的时机,在一个恰当的时间举办一个恰当的活动。比如“中美大使论坛暠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正是赶在了《中美联合公报》发表40周年一系列纪念活动开展的时间段,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点举办驻奥的中美大使论坛,不仅时机恰当,而且内容合适,同时使以民间交流为主的孔院的文化活动走入政治层面,凸显出影响力。“全聚德暠美食活动也同样是充分利用了恰当的时机。在孔院建立5周年、中奥建交40周年之际,在政府、社会机构的支持帮助下邀请了十几位北京全聚德的烤鸭师傅前往维也纳,现场制作北京烤鸭,引爆当地中国美食热。

其次,有明确的“本土意识暠,即充分考虑到了参与活动的是什么人,他们的兴趣在哪。比如《阿Q正传》朗诵会,邀请了当地著名的朗诵家,用当地语言朗诵《阿Q正传》的翻译本,而完全没有考虑用中文进行。这种人员和语言的当地化选择充分利用了朗诵家的声望和号召力,参与的人更多,对内容的理解更精确,从而保证了《阿Q正传》的传播效果。而环保主题的电影活动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目前的环保状况和改进趋势,同时也唤起了重视环保的当地人对中国目前状况的关心和责任感。这种本土、本地意识至少杜绝了组织者热心准备、参与者寥寥的窘况。再次,强调人和,即通过合作的形式形成合力,促进活动的圆满完成。比如“我家与世界大家庭暠书画征文展览活动,如果只是凭借维也纳孔院一家的力量,很难保证活动参与者的广泛性,影响传播效果。所以他们借助联合国新闻处的号召力,联合举办这一书画展览活动,引起广泛响应,达到了传播效果。而“丝绸之路暠音乐会,则是调动起“丝绸之路暠沿途13个国家参与的积极性,每个国家贡献一两个特色节目,既很好地介绍了中国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同时也呈现出新旧丝绸之路的样貌与风情。而且,13国办一个活动,总要比孔院一家机构办更精彩、更有特色,影响面之广也不可同日而语。

三、启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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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据《大英百科全书》统计，在世界各国的正式出版物中，关于“文化”一词的定义目前大约有160多种。我国出版的《辞海》对文化的解释：“从广义来说，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体现出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特点的那些精神的、物质的、理智的和感情特征的完整复合体”。总之，文化世界是人类创造的由不同特质负载的有意义的世界。

不同民族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生活习惯、信仰、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各自所特有的文化，也就产生了文化差异。语言反映文化，承载文化，又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交流工具。源语与译入语文化的差异，使人们对相同的事物或行为，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就会赋予它们不同的意义，这就使得以传达原文意义为本旨的翻译遇到了文化差异的障碍（蔡平.2008.10），因此翻译从一开始就担负着文化交流和信息沟通的重担，翻译在传播异域文化的同时，也在改造和构筑本民族的文化。

总之，语言是翻译的操作对象，翻译处理的是语言所体现的文化，要传达的是原文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2.语言文化内涵特征对翻译的影响

2.1语言文化内涵渐变性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社会的统一和分化以及民族间的接触和融合，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一直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在各国语言里都有一些古字词已消亡，如：“官人”“老爷”等反映封建官僚阶级特权思想文化内涵的词语，已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而消失。还有许多字词现代通行的释义与它们最初的语x大相径庭。例如：“精神”，在古汉语中的是单字成意，“精”泛指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神”是人的意识、知觉、运动等一切生命活动的集中表现和主宰者，如“精神内守”（来自《黄帝内经・素问》）指的是“精”与“神”都要内守，不要外漏，而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单一概念，与 “物质”相对应。

翻译是理解和表达的转换过程，理解是表达的前提，没有透彻的理解就没有准确的表达，而语言文化内涵的渐变性特征给今人理解、翻译、传播古典优秀文化带来源语解读上的极大障碍。要把“精神内守”翻译成英语，必须要立足客观实际，从对历史的考察中去分析和理解其具体文化内涵，还要与英语中“精神”的文化内涵进行比较，然后考虑采取何种翻译策略可实现等效翻译。“精神”的文化内涵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因为西方文化中的“精神（spirit）”概念，具有“灵魂”、“心智”、“意识”、“普遍理性”、 “先天逻辑”、“宗教”等多重含义，其所蕴涵的“普遍理性”、 “先天逻辑”、“宗教”等意义是中国“精神”概念所没有的。李照国对此句的翻译是Jingshen （Essence-Spirit）will remain inside.他采取音译加注的翻译策略，既体现了“精神”文化内涵的民族性特征，又保留了“精”译成“Essence”，“神”译成“Spirit” 不能达到等效传递文化信息的效果的现行译法。这种术语音译的异化翻译策略可以使得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概念统一规范，便于回译，有利于文化交流。加注的目的是便于读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体现了古典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和翻译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艰难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2.2语言文化内涵丰富性

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进步，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们对世界万物的进一步认识是以已知事物词汇的本义为基础，通过比较、推理、联想等思维方式认知、描述新事物。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结合的整体。“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符号能指与所指不对称性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能指不变，符号的所指对象发生了扩展，除了原来的所指内容外又出现了新的内涵意义，可以指称新的对象。”这就产生了一词多义。罗兰・巴尔特也认为，“能指符号指向的是与能指符号相关联的事物指向的文字符号所汇集的海洋，而不仅仅是能指符号所指向的事物本身” 。一词多义在语言符号系统中大量存在，这是语言符号文化内涵丰富的体现，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例如：1.汉语中的“青”，①绿色，如“青椒”；②蓝色，如“青天”；③可黑色，如“青布”。2.英语中的“glasses”，①玻璃杯，②眼镜，因此He is looking for his glasses.单句在理解上就会引起歧义。

语言文化内涵的丰富性特征对翻译过程中源语词语文化内涵的准确理解，及目的语词语文化内涵的对应选择都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因此，语言文化内涵的丰富性特征决定了翻译不是简单地两种语言切换，而是为实现跨语言及文化双重交际任务的阐释方式，也是对源语文化内涵准确解码与目标语文化正确编码的复杂工程。

2.3语言文化内涵隐匿性

2.3.1语境

语言是人们的交际工具，人们的语言交际活动总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进行，语言学界称这种语言交际环境为语境。语境既包括语言因素，如书面语言的上下文、口语中的前言后语等，也包括非语言因素，如交际的时间、地点、场合、时代、交际对象以及社会、文化背景、自然环境等等。

要正确理解一个句子的全部内涵，单单了解句子内部各词组合的表层意义是不够的，想要理解句子的真实涵义还必须分析理解句子的语境，由于一切语言运用都离不开语境，语境与语言的关系如同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一般，语境中蕴含着语言的潜在语义。例如：①《阿Q正传》中阿Q大喊“天门两块！”，单看此句不知所云，如果结合前后情节就会明白此句涵义――阿Q在天门的牌位上押了两块钱。②“paint the lily”字面意思是给百合上色，而在基督教文化中用百合花代表纯真，象征完美无缺，所以用给百合上色表达对某事物作不恰当或过分的修饰之意。 因此译成汉语时要考虑中英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译出此短语的内涵意义，可意译成“画蛇添足”，或释义为“费力不讨好”等。

2.3.2 隐喻修辞

隐喻由本体和喻体组成，其两项的关系是一前一后，一彰一隐，即，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发现了两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于是把已知的概念映射到未知的概念上，用原来已经存在的词语表达新领域的新事物或新观念，从而生成新意义，这里的延伸义是原义的扩展和张扬，使同一个词的蕴含内容变得更加丰厚，而不是用一种延伸用法掩盖了原义。例如：“heart”本义是“心脏”，心脏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人们便把心脏对人体的重要性这一概念的认知投射到对事情重要性的认知上，因此派生出“关键、核心”等意思，如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is supply and demand。人们利用旧有的词义通过延伸与扩展派生新义，词汇的这种重复使用使人利用有限的词汇来表达无限的思想，这是语言的创造性使用，语言的创造力不只是词汇的不断增长，更在于词汇之间联系方式的创新。从认知心理学来说，隐喻性语言的使用符合人脑记忆的精炼原则。

“词语的隐喻意义最能体现文化语义词语的时代性和隐含性特征”，破解词语的隐含意义是译者准确解读源语及实现等效翻译的前提。人们生活在同一物质世界里，自然生活条件的相似性给人们提供了共同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中华民族与其它民族的生活及思想观念有很多相似之处，语言学家及社会学家研究表明隐喻是各民族共同的认知思维方式，因此英汉两种语言中有些隐喻在结构形式、喻体的选择及由此产生的形象、喻义等方面是相同的。如：A man of good character will not fish in troubled water. 中的“fish in troubled water”与“浑水摸鱼”等等，对这种喻体及喻义相同的隐喻性语言，可以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来实现语际间和文化间的有效交流。由于中西国家地理位置及v史文化的差异，中英两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及语言表达方式也有不同，中英两个民族对同一个喻体也会产生不同的联想，如：中国人看到“海燕”会想起高尔基的散文《海燕》，在汉语中海燕象征着不畏风暴凌空搏击的勇敢者，但英美人总把petrel（海燕）和暴风雨联系在一起，用来比喻引起动荡和骚乱的人，“海燕”与“petrel”隐喻意义不同，汉英互译时用直译手段会引起读者的误解，因此可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传递文化，如：Sinclair Lewis was stormy petrel in his life as in his books. 可译成：“辛克莱・刘易斯在他的生活中也像他的书中一样是个制造麻烦的人”。英汉语言中有些隐喻选择不同的喻体表达相同或相近的语义。如：表示新事物的大量涌现，英语用“蘑菇的生长”做喻体，如：New houses spring up like mushrooms.而汉语用“雨后春笋”。对于英汉语言中异喻体同语义的隐喻，有时也可采用异化加注的策略，这样可以把源语国家的独特文化引介给目标语读者，从而丰富译入语国家的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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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掌握外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维护语言的民族性，持之以恒的培养树立一个良好的语言意识，理应是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随着中华民族的新跨越和新崛起，随着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抬升与加强，汉语已经越来越成为一门风靡全球和影响国际的“显学”，成为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和国际交往中的形象标识和强大工具。现在世界各国人民自觉学习汉语的热情越来越高，传播汉语不仅是中国的需要，更是世界各国人民的需要。全世界78个国家和地区开办的孔子学院有249所，孔子课堂56个，注册学员有12万多，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达到了4000多万，汉语正在成为加拿大、德国等几十个国家的第二外语。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语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在国内普遍被人忽视。看看身边有多少英语培训班，像疯狂英语、红魔英语、大山外语等培训机构人头攒动，场面火爆。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谢克昌曾在2005年1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在中国现行教育体系中，英语地位的过于显赫，已对人才培养和选拔等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很多大学生不必顾及汉语的学习，因为除了播音主持、语文教师等相关专业，一般不考汉语。大学语文教育只是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忽视中文的结果是除了能向父母写“缺钱速寄”的信还算顺畅，其他文稿就难以下笔或勉强完成，大多数语法不通、文字不畅、面目可憎，难以见人。学生母语意识淡薄，文字敏感性几乎没有，稿件里别字、病句、逻辑不通。

汉语正在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视听语言充斥着信口开河、滑稽无聊的表现，网络词汇常让人莫名其妙、一头雾水，说一口流利的外语往往让人羡慕不已，汉语蹩脚倒显得无足轻重。现实中随着网络的发展与普及，出现了不同于规范语言的网络语言，被人称为“火星文”。这些语言和文字有的是字母，有的是部首，有的是谐音，有的是把常用字拆开来用。这些语言在网络上广为传播，接受新鲜事物快的中小学生很快学会，并出现在自己的日记和作文里，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忧，将会危害到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科技在使书写便捷的同时，也产生了“提笔忘字”等副作用，不会书写成了我们要直面的危机。而有些年轻人总是用一些洋文来代替汉语。比如不说“谢谢”，而说“3Q”。更有甚者一些生造词语，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如“变态”成为“bT”不中不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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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服起源与文化

汉服是我中华民族的又一文化的沉淀。汉服，即中国汉族的传统民族服饰，又称为汉装、华服，主要是指约公元前21世纪在至公元17世纪中叶近4000年中，以华夏民族文化为基础，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华夏民族文化风貌性格，区别于其它民族的传统服装的装饰体系；或者说：“汉民族传统服饰”是从夏商周时期到明朝，汉民族所着的、具有庥艉好褡宸绺竦囊幌盗泻好褡宸饰的总体集合。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特定的原因。《史记》载，华夏衣裳为黄帝所制。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约五千年前，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就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用织成的麻布来做衣服，后又发明了饲蚕和丝纺，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黄帝时代冕冠出现，服饰制度逐渐形成。夏商以后，冠服制度初步建立，西周时，逐渐完备。周代后期，由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百家学说对服饰的完善有着一定的影响，诸侯国间的衣冠服饰及风俗习惯上都开始有着明显的不同。并创造深衣。冠服制被纳入了“礼治”的范围，成了礼仪的表现形式，从此中国的衣冠服制更加详备，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汉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又一种沉淀了。

二、汉服与经济

要看出一个国家是否富饶强大，从老百姓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可以看出。比如：衣食住行。生活在一个强大富饶的国家的百姓在衣食住行方面不说人人穿金戴银，也必定会有所讲究。这一点从汉朝就可以看出。汉朝是中国最重要和杰出的王朝之一。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本土民族文化蓬勃发展。在经济，科技，文化上全面领先于世界的汉帝国为华夏儿女留下了永远的自豪。从这一时期开始，平民开始穿着精织服饰。除此之外，还有宋朝。宋朝是一个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上高度发达的王朝。农业，制船，纺织和造纸业达到了新的高度，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技术被发明。此时百姓以及官员在服装上也有大的改变，总的来说，宋代的汉服分为两类：官服，民服。官服又分朝服和公服。朝服用于朝会及祭祀等重要场合，皆朱衣朱裳，佩带和衬以不同颜色和质地的衣饰，还有相应的冠冕。公服是官员的常服，式样是圆领大袖，腰间束以革带，头上戴幞头，脚上穿革履或丝麻织造的鞋子。依照规定，凡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高级官员，都必须佩带用金、银装饰为鱼形的“鱼袋”。虽说民服在装饰上不及官服的雍容华贵，但在款式上绝对有自己的优势，尤其是妇女的服饰。宋代一般妇女所穿服饰有袄、襦、衫、背子、半臂、裙子、裤等服装样式。宋代妇女以裙装穿着为主，但也有长裤。宋代妇女的穿着与汉代妇女相似，都是瘦长、窄袖、交领，下穿各式的长裙，颜色淡雅。襦和袄是基本相似的衣着，形式比较短小，下身配裙子。颜色常以红、紫为主，黄次之。宋代的襦裙样式和唐代的襦裙大体相同。身上的装饰并不复杂，除披帛以外，只在腰间正中部位佩的飘带上增加一个玉制圆环饰物。就简单的装饰，既有美感又符合普通百姓平日的需求。为何说一个国家时候强大繁荣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关，如果说一个国家是贫穷的额，那么百姓脑子里是没有闲工夫想着在穿着上有讲究，即使有，也没那个条件来实现。她们想得更多的是有饱饭吃，不被饿着，衣服能蔽体就行。只有在富足的情况下，人们才会不止满足于有衣服穿，有饭吃，而是穿漂亮吃的好。这就足以看出汉服与经济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三、汉服的样式美和社会联系

汉服最主要的特色是交领右衽、袖宽且长、以绳带系结取代扣子，穿着汉服让人神态举止有含蓄内敛、端庄稳重、潇洒脱俗的气质与美感。在不满足食裹腹，衣蔽体的情况下。人们在次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东西――美。其中就包括在穿着上的讲究。不论是款式，布料，颜色，还是做工。颜色从商朝，以暖色为多，尤其以黄红为主，间有棕色和褐色，同时存在篮、绿等冷色颜色到以后的各种颜色。款式也变得繁多。由商朝最初的上下两部分到春秋战国诞生的另一种重要汉服――深衣。深衣延续了汉服交领右衽的特点，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不论贵贱男女、文武职别，都可以穿着。到汉朝。汉朝是中国最重要和杰出的王朝之一。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本土民族文化蓬勃发展，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和审美成就。曲裾深衣与直裾深衣便是其中的特色。曲裾深衣不仅男子可穿，同时也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式。这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以表示出女性的文静与优雅。衣袖有宽窄两式，袖口大多镶边。衣领部分很有特色，通常用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衣。如穿几件衣服，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的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另外，由于从围裳中伸出来的飘带比较长，走起路来，如燕飞舞。看起来非常漂亮。到南北朝时期裤褶，裤褶的基本款式为上身穿齐膝大袖衣，下身穿肥管裤。这种服装的面料，常用较粗厚的毛布来制作。穿裤和短上襦，合称襦裤，但封建贵族必须在襦裤外加穿袍裳，只有骑马者、厮徒等从事劳动的人为了行动方便，才直接把裤露在外面。封建贵族是不得穿短衣和裤外出的。到了晋代这种习惯才有所改变。南北朝的裤有大口裤和小口裤，以大口裤为时髦，穿大口裤行动不便，故用锦带将裤管缚住，有、又称缚裤。在材料方面，从原来的麻布，到锦帛，丝织到沙罗。这些都无不表现出人们都美的推崇。

在社会方面，从服饰上最能体现的，便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朝。唐朝时国家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事业全面发展，封建文化已经达到高峰。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是唐宋封建军阀割据的继续，在服饰上大体沿袭唐朝之制。隋唐服装无论官服或民服，男装和女装，都表现其开放的思想、开拓的精神，充披帛，又称“画帛”，通常一轻薄的纱罗制成，上面印画图纹。长度一般为二米以上，用时将它披搭在肩上，并盘绕于两臂之间。唐代妇女，以体态丰腴为美。由于身材丰硕，中唐女服也渐趋宽大，裙子的宽度比隋末唐初时要肥大的多。衣衫虽为小袖，但与初唐、盛唐女服相比，也明显趋于宽松。唐代大袖衫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之际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如朝参、礼见及出嫁等。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以纱罗作女服的衣料，是唐代服饰中的一个特点，这和当时的思想开放有密切关系。尤其是不着内衣，仅以轻纱蔽体的装束，更是创举，所谓“绮罗纤缕见肌肤”，就是对这种服装的概括。若没有这种社会背景，怎会出现此类服饰。这就是为何服装也能表现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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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戏仿（parody）一词源于希腊语，最早是戏剧的一支，也是后现代主义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之一。不同学者对于戏仿有着不同的定义。《牛津英语词典》中将戏仿解释为“模仿，使之变得比原来更荒谬”，著名理论家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认为戏仿是对于原作品再编辑、再构成等跨语境下的综合模仿中所体现出来的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影响关系。戏仿作品在与原文本相似的形式结构下表达了不同的主题，对原文本进行反转或颠覆性的再创作。在现代社会中，戏仿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以更加多元化的面孔出现。它可以脱离原有的价值观并向其挑战；它可以通过想象力对社会现象进行讽刺；它也可以只是一次对于新创作的尝试；它甚至可以是单纯为了娱乐大众而进行的搞笑。

古典小说对于现代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素材。古典小说中这些熟悉的故事情节不仅可以给读者带来亲切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而且，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区别戏仿所产生的与原小说的不同之处也给读者带来了阅读的。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自然不会例外。

《西游记》自传入韩国之后，一直备受韩国各个阶层的喜爱，不仅对韩国的古典文学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也仍然影响着韩国的现代文化。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西游记》已经不单纯是一本古典小说，它更是与时代相结合，在不停的变形中体现出了每个时代的文化和变化。动漫可以认为是《西游记》与时代相结合的最佳体现。由于动漫这一形式给作者提供了无限的空间来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这里不存在任何限制，可以通过反转、颠覆等手段进行再创作，所以成为了戏仿最佳的体现空间。韩国动漫中《幻想西游记》（）可是说是对于《西游记》进行戏仿的代表作。

《幻想西游记》是由韩国著名漫画家许英万的作品《Mr.孙》改编而成的动画片，1990年由kbs电视台开始播放，共有5季。它在故事主线上仍然延续了《西游记》原著，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一路斩妖除魔去往西天的故事，但是除了主线和人物不变以外，背景和情节上加入了大量的现代元素，和原著已经完全不同。这种带有时代感的戏仿的模式使得《幻想西游记》在韩国自播出以来就受到青少年的热烈欢迎，很多年轻人是通过这部动画片才开始对《西游记》产生兴趣并开始去了解《西游记》的。

作为一个成功的戏仿的案例，《幻想西游记》在拼贴这一技法上是非常成功的。拼贴（pastiche）是戏仿的方法之一，是“一种关于观念或意识的自由流动的、由碎片构成的、互不相干的大杂烩似的拼凑物。它包容了诸如新与旧之类的对应换届。它否认整体性、条理性和对称性；它以矛盾和混沌而沾沾自喜。”①

在《幻想西游记》中，孙悟空不再是英姿飒爽的美猴王，而是变成了一个身材矮小，大大咧咧，活泼可爱的小猴子，头上的金箍变成了头盔，身上的虎皮裙变成了带有（下转第30页）（上接第27页）超人S标志的紧身衣。尽管是一只猴子，但是非常讨厌被别人叫做“猴子”，在片中大家对他的称呼更多的则是非常有现代感的“Mr.孙”。动画片中虽然延续了原著里孙悟空活泼乐观的形象，但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反抗精神和英雄主义被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儿童性、娱乐性的色彩。唐僧在《西游记》原著中是一个善良仁慈、相貌白净的和尚，手无缚鸡之力，性格懦弱，经常不能够明辨是非。而在《幻想西游记》中，唐僧变成了一个中年长者，不再骑着白龙马，而是开着一辆越野车，善于躲避妖怪的攻击，以世界和平为己任。由于生性热爱和平，在少林寺中学习武术的时候，故意只学习防守而不学习攻击。猪八戒虽然仍然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猪头人身的形象，但是服饰与原著中有很大不同，不仅戴着墨镜，还有辆摩托车，手上的九齿钉耙也变成了威力强大的火箭炮。猪八戒对孙悟空说话时特有的口气“”也成为了播出期间最火的流行语，受到了韩国青少年的追捧和模仿。

沙悟净的形象变化是最大的一个。原著中对于沙悟净的描述是“一头红焰发蓬松，两只圆睛亮似灯，不黑不青蓝靛脸，如雷如鼓老龙声，身披一领鹅黄氅，腰束对攒露白藤，顶下骷髅悬九个，手持宝杖甚峥嵘”。这个原本带有些恐怖色彩的形象在《幻想西游记》中被完全颠覆了。沙悟净变成了一个穿着紫色斗篷，喜欢吃炸酱面，拿着小榔头作为武器的可爱的小妖精，他的身体可以像橡胶一样拉长，在第四季中手里的武器还变成了一瓶杀虫剂大小的喷雾器。这是一个有点听觉障碍的沙僧，因为经常听不清别人说的话而闹出很多笑话。这样一个滑稽的，带有搞笑色彩的人物形象在韩语中不仅成为了没有耳性一类人的代名词，也成为了韩国搞笑喜剧界的经典题材，沙僧的一系列荒谬的笑话不仅成为了当时热门的流行语，直到播出二十余年后的今天，韩国娱乐节目当中还经常能够见到以此为素材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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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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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140-05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给人类发展带来巨大契机的“全球化”就一直被学界视为一个核心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格局在初露端倪之时就与各种不平等挂钩。在21世纪的当今，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互相依存、互相关联。倘若彼此之间无法建立和谐的、互惠性的跨文化关系，弱势文化将难以生存和发展。人们面临的文化危机，并不仅仅是文化权力的博弈，更是交流的深刻无奈，是刻板印象的加剧。是对外来强势文化的追捧和对己文化的不自信。而文化自主“走出去”。体现的不光是一种文化自信心，更是一种积极且理性的文化态度，是全球化时代对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一、以人为核心：文化走出去之关键

中国的文化版图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和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受到了史元前例的挑战。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变化在全球化时代成为常态之时。文化危机感也与日俱增。如今我们率先向国际社会传播的是一种纯粹的中华民族文化，它既包括传统文化之精髓，也有现代社会和谐治理的主张。但倘若把握不好传播这种纯粹性文化主张的分寸和方法，便会遭遇他者的抵制――我们眼睁睁地看见他者对我们这种带有善良愿望的文化传播活动进行”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却束手无策。

国内学界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意义多从“软实力”的角度来进行论述，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关系和权力的博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征服世界的切入口从硬实力转向了以文化为武器的软实力。日本学者青木保先生虽然十分看重文化软实力理论，却对当今愈演愈烈的“文化政治化”趋势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现代国家、社会和人类应该以“异文化的理解”为基础。充分意识到“多元主义”的重要性，并沿着“协调”和“友善的说服”的路线前行。让文化充分发挥“第二自然”的作用。若想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均衡与协调。则需要以一种“摈弃了意识形态对立的思维模式来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并在某种程度上“遵守或必须达到”文化传播的“世界模式”。

虽然学界―致认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需要通过双向的交流和对话来完成，而非单主体、单向度、单声道的“三单式”自我宣传。可问题是，这种“双向”的传播模式到底该如何从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呢？互联网时代造就了新的全球传播格局，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和关系建构的方式。学界对大众传播渠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却逐渐忽视了恰是不容被忽视的人类传播活动之核心的人际传播。从传播效果和影响力来看。以交往和对话为基础的人际传播更加注重文化主体间的互动过程以及意义的创新与重构，是影响最为直接且经得住考验的一种传播方式。也就是说，愈是回归到“人”的层面，愈能落实从单向宣传到双向交流的转向。这种以人为交流主体的文化传播也因其真实性和互动性而更具说服力。

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将其语言文化传播机构视为本土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孔子学院也在这股国际潮流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然而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其关键还是要立足于人。文化的对外传播。远非向他者描述异域文化的某种代表性之物或是讲述异域文化的一个新奇故事那么简单，除了意义的“给予”之外，还强调意义的“获得”，更强调意义“表征”的方式。如果说语言作为一种文化，总是最先走出去的，那么自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成立之日起，汉语国际推广就担负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的国际汉语教师，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传播主体，应该是最优秀的当代中国人之代表，并在这个传播活动中处于最核心的地位。

以人为核心的跨文化传播，需要传播主体良好地构筑个人的文化魅力和跨文化能力。需要以一种基于个人跨文化认知的多元视角以及基于个人跨文化能力的行为方式。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关系建构的过程中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从广义的视角来看，这里的“人”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既包括局内人也包括局外人。既包括既有的传播者也包括潜在的传播者，比如传播内容的受众。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受众往往兼具兴趣导向和理性导向，特别对于那些将汉语作为一种理性学习的外国人来说。虽然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其母文化根基，但他们对中华文化持有的兴趣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并且，其日渐增多的文化认知和交流体验很有可能使他们在今后成为中华文化的言说者和传播者。因此，主客分离的思维方式显然是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充分考虑和正视我们和他者之间互为主体的关系，才是更长远的战略眼光。而国际汉语教师。作为承担和实施这一重要使命的核心主体。首先需要成为一个真正具有文化魅力和跨文化能力的人。然后才能在教学活动与交流活动中去感染他者、对他者实施影响。双方主体在此基础上共同创造出来的具有融合视角的文化意义。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化传播内容；而当这些文化的他者也变成了中华文化的言说者和传播者。并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构建和谐关系、达成互惠性理解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之时，以孔子学院为载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传播模式即达到效果的最大化。

二、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观对文化走出去的影响

国际汉语教师在世界各地进行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活动，被置于一个非常典型的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之中。―般来说，学生的文化背景越丰富、差异越大，该课堂的多元化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对文化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既包括宏观层面上的任教国社会文化和制度文化，也包括学生个体的文化和次文化认同。另外，教师的多元社会文化身份及其在任教国完成跨文化适应的情况。也对传播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班克斯将多元文化情境中的跨文化教师分成了四种类型：“内部-局内人”、“内部-局外人”、“外部-局内人”和“外部-局外人”。具体到本研究，由中国外派至世界各地的国际汉语教师均来自任教国社会的“外部”（即中国），这种以地理和法定身份为依据的划分一般是固定不变的；“局内”和“局外”则是基于文化视野和文化价值观的划分，“局内人”持有本土（任教国）文化视野，“局外人”持有外部（即中国）文化视野。据此，从中国远赴世界各地的国际汉语教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外部-局内人”（outgide-insider）和“外部-局外人”（outside-outsider）。前者了解、接受甚至推崇任教国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方式等。后者则基本上和中国主流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方式保持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影响语言和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的因素除了教师自身持有的文化价值观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师所持有的跨文化视野、态度和能力。具体来说，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中的跨文化教师来自于该地区的“内部”还是“外部”（地理上的划分），持有“本土文化观”还是“外部文化观”（文化观念上的划分），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所持有的文化观是“缺陷观”还是“差异观”。持有“文化缺陷观”的教师往往认为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性受学生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非常大。而教师或学校对其影响则比较有限；持有“文化差异观”的教师往往将学生的文化多元性视为课堂资源，而教师需要做的则是帮助学生们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将这些丰富资源运用到教学和交流活动中去⑦。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缺陷观”和“文化差异观”在这里指的是教师所持有的跨文化态度，一个具有本土文化视野的中国籍汉语教师（“外部-局内人”）或本土汉语教师（“内部-局内人”），都有可能以“文化缺陷观”去对待学生；而一个具有外部文化视野的中同籍汉语教师（“外部-局外人”）。却有可能在教学过程和交际过程中持有“文化差异观”。那么区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意义在哪里呢？班克斯的研究告诉我们，“局外人”往往对学生的多元文化背景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倘若教师本人又缺乏足够的跨文化敏觉力，那么他在对教学内容的选取（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教学方法的设计以及行为方式的决断上，就很难结合学生自身的价值观和文化视野，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文化冲突和丈化偏见，从而大大影响跨文化语言教学和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无法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线，我们无法去判断一个教师到底被一种外来文化影响到何种程度才能被称为“局内人”。事实上，那些轻易被一种外来文化同化了的教师也很难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反倒会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中陷入“边缘人”（the marginalman）的认同困境。中华文化走出去。指的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走出国门，更是要真正地走进他者的心灵。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为了同化他者。我们所追求的融合文化观也并不是在提倡被他者同化。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在我们和他者之间达成互惠性的跨文化理解，建构和谐的跨文化关系。既然如此，我们所提倡的也决然不会是一种绝对的文化观。而是动态的、交融的、具有间性视角的观点和态渡。

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一个熟谙中国文化的国际汉语教师，无论他的社会化是在中国完成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异文化同化，一旦他身处跨文化的教育情境和传播环境，其全球化心态、跨文化敏觉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都立即上升到了一个极其重要且必要的位置。只有对学生的文化背景、文化认同、不同的信仰和文化价值观进行足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在“局内”和“局外”出入自由，国际汉语教师才能使中华文化真正地走出去。

三、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身份和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

以孤立呈现自我文化价值的方式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华文化，可能会导致文化身份的认知焦虑，甚至遭遇他者的反感和抵触。并将这种纯粹性的、带有良善愿望的文化传播活动进行政治化解读。特别是在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之中。教师的社会文化身份、价值观、个人经历等会对文化传播的效果以及跨文化关系的建构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持续地、动态地影响主体双方的认知框架。因而，探讨如何“以人为核心”来提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十分有必要结合教师的“社会文化身份”来审视这种跨文化能力对文化传播活动的开展到底具有怎样的重要性。

首先，从国际汉语教师的任务和目标来看，他们兼具了“汉语言教学者”和“中华文化传播者”这两个重要角色。外国人走进孔子学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全球化格局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契机；其二是东方文化和中华文明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他们。持有前一种动机的学生在今后可能会以汉语为工具走向与之相关的工作岗位。掌握基本的汉语技能、储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都有助于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对于持有后一种动机的学生而言，其关注点和兴奋点从一开始就放在了中国的社会文化上面，而走进孔子学院，很有可能是他们通过交往实践去了解和探索中国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正因为如此，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学界和教学界对将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策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孔子学院的建设任务将会主要集中在内涵建设上”，语言加文化式的“博雅教育”（Iiberal education）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因为“单纯的语言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了。

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无论是语言的推广还是文化的传播，都发生在典型的多元文化情境之中，因而教师和学生、教师和任教国社会成员之间必然是一个互为主体的跨文化关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教师都理应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起到一个良好的文化示范作用，这也对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除了做一个优秀的示范者之外，他们也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倾听者。倾听他者的文化认同和跨文化感知是对话得以持续的基础，否则无论课上课下，对中华文化的任何言说都将变成独语式的广播。总的来说，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将“成为一个优秀的跨文化交际者”视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并在跨文化教学、交往及对话的过程中兼顾“文化示范者”、“文化倾听者”和“文化引导者”等多重角色。

此外，旅居他乡的国际汉语教师不仅需要处理在课堂上和学生之间的跨文化适应问题。还需要面对旅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跨文化挑战。课堂上和生活中的双重文化冲击往往会加剧他们的焦虑感，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所担负的跨文化教学以及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双重重任，甚至都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应对其每天都会遇到的跨文化适应的难题。“旅居者”的身份给国际汉语教师带来了严峻的跨文化挑战。但基于文化间性的交流、协商和对话。却又给他们带来了跨文化关系建构的希望――只有将注意力从消除差异（同化）转向尊重差异，从单纯的适应转向和谐共存，从文化分离转向共同协商，才能在高效完成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重任的同时。感受到跨文化交流与交往过程中的乐趣，这就涉及到一个传播主体自身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素养的问题。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在西方学界被视为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在国内被使用较多的是后者，它在外语教学领域被译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传播学领域被译为“跨文化传播能力”。究其原因，此概念涉及到诸多学科，而不同的学科对“communication”的关注有着不同的焦点。从其动词形式communicate的词根构成来看，“com-”即“共同”、“一起”。“mumi-”即“人”、“大众”，加上具有使动功能的动词后缀“-ate”。合起来便是“使人们在一起”――而使人们在一起的方法，即对话和交流。汉语中并没有与communication对应的词，它在人际传播层面被译为“交际”或“沟通”。在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层面被译为“传播”。前者局限于语言和非语言交际能力，后者则缺乏双向互动的涵义。

笔者在这里使用的是intercultural competence这个概念，即“跨文化能力”。国际汉语教师应该具有的跨文化能力不仅包括人际交流层面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移情能力”，也包括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所必须具备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等等，这种整合在一起的跨文化能力是对国际汉语教师提出的一个高标准要求，其目标既指向一种终极的交流和沟通，也指向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和任教国社会成员之间、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和谐的多元文化关系的建构。

四、国际汉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框架的构建

跨文化能力通常有“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恰当性”（appropriateness）这两个层面上的需求。具体到以国际汉语教师为流动载体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指的是教师能够在多元文化情境中。运用一定的技能和技巧去高效完成语言与文化的教学任务，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特定目标：“恰当性”指的是教师能够在多元文化情境中充分认识到不同社会文化的规则体系。在符合跨文化伦理的前提下。满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及任教国其他社会成员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知需求和交流需求。这是一个直接的、双向的、充满挑战却又充满希望的人际传播路径。为了使这种人际传播的效果达到最大化，教师自身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就非常必要。具体来说，要想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在人际传播层面上同时满足“有效性”和“恰当性”的需求，国际汉语教师应从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层面去全面发展自己的跨文化能力。

认知层面的跨文化能力体现在“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这两个方面。对自我的认识包括认识自身的文化构成、情感态度、交际风格、对他文化的容忍力等；对他人的认识是移情发生的基础，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的国际汉语教师既要了解他文化的广义文化知识，也要了解其深层文化结构，因而需要在认知层面全面提高自己的跨文化理解力，习得广博的文化知识和跨文化知识。并通过对特定文化图景的描绘来呈现自己对己文化和他文化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刻板印象是认知层面的最大阻力，虽然我们无法避免刻板印象，但可以对之加以纠偏和修正。否则，一旦让刻板印象发展为偏见，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不易消除了。

在情感层面，持有正确且积极的态度是打开他者心灵的钥匙。礼貌、热情、友好、乐观、耐心、宽容、持久。都是在跨文化教学、交际和传播过程中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态度因素。其它重要的跨文化态度，还包括非我族主义态度，尊重他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尽量做到无偏见的判断等。尽管大多数国际汉语教师都是具有一定跨文化敏觉力的教学者和交际者，但在教学和交际实践中，他们的情绪却时刻处于起伏和变化之中。只有当教师清楚地意识到提高自身跨文化敏觉力的重要性，将成为“多重文化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尝试将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进行整合，才能在多元文化情境中有效完成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双重任务。另外，文化移情能力是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跨文化素质和技能之一。“移情”意味着感情的移入，是能够对他人的想法、情感和观念进行分享的一种品质，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是将自己投射到他人的文化背景之中去思考和看待问题。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去体会对方的情感和情绪。传播主体文化移情能力的缺失往往会成为提高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的绊脚石。因为这样的教师无法摆脱固有文化习俗的约束，更容易陷入自我中心主义，也无法纠正对他者的刻板印象或偏见。即便他们努力地去传授知识、讲解文化，但以这种单向的阐释方式和传播方式却无法触及他者的心灵。

最后，教师跨文化能力要想得到全面的提高，仅仅停留在知识储备和态度转变的层面上是不够的，教师还应该掌握足够的行为技巧，比如培养跨文化倾听能力，把握行为弹性，采取描述性立场，正确选择退避、和解、折中，合作等处理冲突的技巧等。在跨文化能力的行为层面，除了发展语言和非语言交际能力之外，教师还应该把重点放在掌握必要的跨文化交际策略和身份认同策略上面，前者指向人际交流层面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合作意识，后者则要求教师全面发展自身多样的社会文化身份，并参与到与之相关的文化交流实践中去。另外，在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维护对方的认同也是一种必要的策略，维护并不代表妥协，而是辩证地去认识和尊重他者的价值观，有的时候它甚至比维护自己的认同更为重要。因为维护对方的认同有利于拉近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心灵距离。从而也更有助于建立和谐跨文化关系。

总的来说，要想在多元文化情境中提高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全面整合自己在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层面上的跨文化能力。没有认知，就谈不上理解或是不理解，更谈不上跨越或超越文化藩篱的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认知层面跨文化能力的提高即文化符号的储存和积累过程。这些丰富的文化符号资源在教师的跨文化旅居过程中得到持续的修正和补充，从而形成一个不断扩展的文化脉络。跨文化认知同然重要，但各种文化因素都在我们的心智中各就其位，不会主宰我们的交际行为，真正起到主宰作用的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和文化修行。因为无论是异质文化的“病毒”还是多尤文化的“神灵”。都无法阻止生动的“多元文化心智”（multieultuml mind）的形成和发展。这就是情感层面的跨文化能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仅仅依赖基本的文化认知能力和自由的意志与心智，还不足以提高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教师还需要正确、熟练地操作手中的文化“工具箱”和各种“文化开关”，用自由的心智去驾驭我们手中的文化符号及资源，这就涉及到跨文化能力的行为层面。

文化的力量需要通过“内化”于人的过程才能发挥作用。无论是何种传播媒介，都需要发现一种特定文化“可利用的价值并真诚地加以利用”，并“将其转化为自我解放与自我超越的力量”。否则无沦这种文化多么伟大，对文化之间的交流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目前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虽然在数量上呈现出可观的增长趋势，但相比两方发达国家的语言文化传播机构而言，其国际影响力和传播效果还非常有限。孔子学院数量的迅猛增长直接导致了优秀师资的缺乏。倘若不加强对每一个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孔子学院将难以收获理想的跨文化教学效果，也难以有效完成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然而。跨文化能力所具有的复杂性、开放性和经验性。决定了这种综合而全面的能力并非能通过短期的培训得以提高。那么，作为传播主体的国际汉语教师，究竟该如何在提高自身跨文化能力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呢？

我们知道文化是后天习得的，它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变化性却是永恒的。如果文化仅仅被当作一种既定知识或事实来进行传播，那么我们所传播的仅仅只是文化的某个稳定的瞬间，从而忽略了对文化本质的理解。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任对国际汉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种重要的人际传播渠道。教师需要在超越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提高自己与他者之间形成互动、建构关联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教师不仅要同时顾及中国文化的知识性和动态性。更要考虑到中国文化和学习者自身文化之间的间性问题。

文化间性的视角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获取。国际汉语教师首先需要持续习得中外文化知识并进行基本的异同比较，这种途径习得的文化是静态的；与此同时，我们一方面要将知识置于交往和传播实践中进行检验。另一方面要将过去的历史文化和当今的社会实际进行对比。从动态的角度去加深对文化的认识。此外，通过和学生之间的对话、讨论与协商去积极寻找文化间的关联。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也至关重要。它表现为一种动态的文化生成和意义的创新，是单向宣传模式朝双向交流模式转变的关键落脚点。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持续地了解学习者自身的文化习俗和跨文化态度。在此基础上不断重构自己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认知框架，反思和调整自己的交流方式和传播模式，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其跨文化能力也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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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教育、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圣诞节”、“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篇12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