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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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2-0-02

一、行为经济学的起源

行为经济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不是新学，只不过，自1950年代至1990年代，它沉寂了几十年。2000-2005期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至少有三位被视为“行为经济学家”――阿克劳夫.史密斯、谢林，以及至少有一位被视为是“计量经济学家”的行为经济学家――麦克法顿。狭义而言，行为经济学是心理学与经济分析相结合的产物。广义而言，行为经济学把五类要素引入经济分析框架：（1）“认知不协调”；（2）“身份――社会地位”；（3）“人格――情绪定势”；（4）“个性――偏好演化”；（5）“情境理性与局部知识”。长期以来，正统经济学一直以“理性人”为理论基础，通过一个个精密的数学模型构筑起完美的理论体系。而卡尼曼教授等人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则从实证出发，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去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其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基于的理性人假定偏重对个体的共性描述，这不利于对日趋复杂的经济行为进行概括。经济人（Economic Man）是该理论的基石。经济人做出符合逻辑的、理性的、对自己有利的决定，充分考虑利益与成本，追求价值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经济人是个聪明的、分析的、自私的动物，在追求未来目标的时候进行严格的自我管理，不受身体状况和感情的影响。经济人是建立学术理论的非常方便的工具。但是经济人有个致命的缺陷：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行为经济学突破了这种主张共性的理论迷思，回归于个体行为的异质性本质，并巧妙地把“同质理性人”容纳为“异质行为人”的极端特例，从而在本质上超越了主流理论的解释能力。由此可认为，行为经济学绝不是区别于主流经济学的分支流派，而是主流经济学的顺承发展，它对异质行为的开创性研究，对当前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实践具有深刻的触动与启示。人类经济活动的日益丰富与多样化，使得新古典理论不断与现实经济世界产生矛盾与冲突，许多经济现象仅通过对理性人模型的量变扩张已无法解释，这在客观上要求经济学家必须对理论实施质变突破以适应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家开始反思理性人作为研究前提的合理性，其中一个关注焦点就是理性人假定与心理学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为行为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开始研究行为经济学，但早期的研究比较零散。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由卡尼曼与特沃斯基（Tversky）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研究。行为经济学利用试验心理学方法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从而获得规律性认识的学科。其基本特点是不满足于一些缺乏试验依据的假设或“拍脑袋”假设,力图把经济学前提建立在可靠的试验方法的基础上。它不满足于传统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共性的倾向,主张也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个性。它是心理学、经济学和试验方法三者的结合。

二、行为经济学的主要理论

（一）直观推断法

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或决策，往往会以偏概全、以小见大，但是根据理性人的假设则并非如此。概率论中贝叶斯定理的大数法则告诉我们，一个理性推断行为不仅会使用大样本的所有信息，也会利用所有的先验信息。但实际上人们往往只是重视了条件概率（即所直观到现象），而忽视了先验概率。例如，如果你在电视中看到坏人中30％的面貌为丑陋，那么以后你看到这类面孔的人一定会认之为坏人。与典型描述的示范性偏差相关的是，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提出了他们称之为“小数法则”的许多例子，即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已知的少数例子来做推测。我们都知道，概率论中存在“大数定理”，指的是当分析样本接近于总体时，样本中某事件发生的概率将接近于总体概率。而“小数法则偏差”是指人们将小样本中某事件的概率分布看成是总体分布。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在1971年就指出，这实际上也是由于忽略了先验概率而导致的对事件概率的判断失误，其来源是夸大小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与此相应的是对大样本代表性的低估。人们在根据现有信息对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时似乎不关心样本的大小，也就是与“样本无关”。

（二）前景理论

卡尼曼等人开创了利用实验研究个体决策行为的先河，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似乎取决于结果与设想的差距而不是结果本身。换言之，人们在决策中，通常会在心里有个参考标准，然后看结果与这个参考标准的差别是多少。像一个人工资涨了100元，他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如果减薪100元，那他肯定要问个明白，且感觉不舒服。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也是这个道理。为了解释这些现象，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展了“前景理论”，认为它与期望效用理论是互补的。效用理论可用于刻划理，“预期理论”则用于描述实际行为。目前，这一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对金融市场的研究。传统的经济学是一个规范性的经济学，也就是教育人们应该怎样做。而受心理学影响，经济学更应该是描述性的，它主要描述人们事实上是怎样做的。风险理论演变经过了三阶段：从最早的期望值理论（Expected Value Theory），到后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到最新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其中前景理论是一个最有力的描述性理论。

概括来说，前景理论有以下三个基本原理：（1）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2）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偏爱的；（3）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比如说有这样一个例子，假定美国正在为预防一种罕见疾病的爆发做准备，预计这种疾病会使600人死亡。现在有两种方案，采用X方案，可以救200人；采用Y方案，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救600人，三分之二的可能一个也救不了。显然，救人是一种获得，所以人们不愿冒风险，更愿意选择X方案。现在来看另外一种描述，有两种方案，X方案会使400人死亡，而Y方案有1/3的可能性无人死亡，有2/3的可能性600人全部死亡。死亡是一种失去，因此人们更倾向于冒风险，选择方案B。而事实上，两种情况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救活200人等于死亡400人；1/3可能救活600人等于1/3可能一个也没有死亡。可见，不同的表述方式改变的仅仅参照点――是拿死亡，还是救活作参照点，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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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关于职务舞弊的报道越来越多，据统计，我国每年因职务舞弊被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就有70家以上，而据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ACFE)统计，2014—2017年职务舞弊对世界经济造成的损失已经高达5.6万亿美元，对公司等组织造成损失的平均数为20万美元。这些数据均表明，职务舞弊对公司及经济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乃至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因此，研究职务舞弊行为动机，加强对职务舞弊的防范和控制刻不容缓。目前国内外对职务舞弊行为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视角和行为科学的视角来进行。从经济学视角研究舞弊行为虽对舞弊行为的成因、辨别和防范有成效，但其未全面考虑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的锚定效应、风险偏好等问题及环境、心理因素的影响，缺乏现实性。从行为科学视角研究舞弊行为，虽然考虑了行为主体心理因素及组织、环境的影响，但其未将两者的相互作用相结合及探究相互作用的结果，且其未对舞弊行为进行经济分析和度量，缺乏定量性。本文将从结合了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的行为经济学视角，运用其前景理论对职务舞弊行为进行分析。

2职务舞弊的定义

本文参考ACFE对舞弊的解释，将职务舞弊定义为:指包括普通员工、经理、高级执行官等组织内不同层次行为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以不正当手段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并对国家、集体及他人的合法权益构成威胁或造成损失的行为的总称。

3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职务舞弊行为分析

每个行为主体均是有限理性的，在做出职务舞弊行为决策时会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受到舞弊收益价值函数和舞弊成本价值函数(这一价值是行为主体对该决策主观感受所形成的价值)，以及舞弊决策权重函数(这一权重是行为主体对舞弊行为的收益和成本主观排序所形成的权重)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前景理论的预期效用、风险偏好、时间偏好、锚定效应及框架效应来分析其对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函数的影响，进而对舞弊行为决策的影响。

3.1预期效用与职务舞弊行为倾向

行为主体在做是否舞弊决策时，会计算舞弊收益价值和成本价值，这一价值是行为主体对该决策主观感受所形成的价值，此外，行为主体会将客观概率转化为其主观心理权重，这一权重是行为主体对舞弊行为的收益和成本主观排序所形成的权重。行为主体在衡量舞弊价值时，会将给其带来正效用的因素，纳入舞弊收益价值函数，将给其带来负效用的因素归入舞弊成本价值函数。这些因素可分为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包含当期能够获得的物质收益k和付出的物质成本m，将来可能获得的物质收益j和付出的物质成本n，精神方面包含当期能够获得的精神收益t和付出的精神成本r，将来可能获得的精神收益k和付出的精神成本s。通过对行为主体职务舞弊收益及成本价值函数的分析，可知职务舞弊的预期效用函数为U［(k+t)－(m+r)－p(n+s)+(1－p)(j+k)］。从预期效用函数可知:(1)当舞弊行为的预期效用越大，舞弊倾向越高;(2)某次舞弊行为未被发现再次实施舞弊的倾向显著大于某次舞弊行为被发现;(3)行为主体对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偏好程度越大，舞弊倾向会越高。

3.2风险偏好与职务舞弊行为倾向

风险偏好是指为了实现目标，行为主体在承担风险的种类、大小等方面的基本态度。依据风险偏好不同，行为主体可分为:风险追求者、风险中立者和风险规避者三种，且行为主体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逐渐降低。但不论哪种行为主体，当涉及收益时，更加偏好确定性收益，厌恶不确定性损失;当涉及损失时，更加厌恶确定性损失，偏好不确定性收益。因对待风险态度的不同，行为主体在进行舞弊决策时，所要求的确定性收益与风险性收益差额即风险溢价也会有所差异，故舞弊收益和非舞弊收益直接的差额满足风险溢价的可能性也会有所不同，但只有当两者之间的差额满足风险溢价的要求时，行为主体才会进行职务舞弊行为。因此，风险偏好会对职务舞弊行为产生效用评价约束:(1)在高风险状态下，风险偏好程度高的行为主体，职务舞弊倾向越高;(2)行为主体的损失厌恶程度越大，职务舞弊倾向越高;(3)行为主体预期损失金额越大，职务舞弊倾向越高;

3.3时间偏好与职务舞弊行为倾向

时间偏好是指分配在不同时点的相同财富会给行为主体带来不同的效用，经常用“贴现率”来表示，即短期贴现率和长期贴现率。每个行为主体对时间偏好是不一致的。由于职务舞弊行为的隐蔽性和侦察手段的滞后性，职务舞弊行为往往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能被发现，时间距离的存在导致职务舞弊的收益发生期要早于舞弊成本的发生期，故行为主体在进行舞弊决策时，舞弊收益适用短期贴现率，舞弊成本适用长期贴现率。因此，在面对短期决策时，舞弊成本和舞弊收益存在时间距离的情况下，时间偏好的差异程度越大，舞弊收益的贴现值就越大，行为主体实施职务舞弊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如果缩短舞弊收益和舞弊成本的时间距离，由于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主体在偏好短期收益的同时也会厌恶短期成本，致使相同数量损失的效用要显著大于相同数量的收益，因此相同时间偏好的行为主体，在缩短舞弊收益与舞弊成本时间距离情况下，行为主体职务舞弊的可能性越小。

3.4锚定效应与职务舞弊行为倾向

当行为主体在进行舞弊价值评估时，会通过一个相对的初始值作为参照点来定义“损失”或“获得”，这个初始值称锚。而锚定效应是指这个初始值像锚一样制约着估测值。人们在决策时，会不自觉地给与最初获得的信息过多重视，而这个锚一旦确定，后续行为基本也确定。而在实际研究中发现，在进行舞弊行为决策时，大到经济形势等大环境，小到工作条件都可作为锚，影响着行为决策。因此就有如下几种情况出现:①社会经济形势、国家的经济法规政策均有可能引导行为主体实施舞弊行为;②处于行业或者企业风气不佳环境下的行为主体，职务舞弊倾向性更高。

3.5框架效用与职务舞弊行为倾向

框架效用是指行为主体在进行决策时，会受到问题的框架方式的影响，即问题以何种方式呈现在行为主体面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于风险的态度。在进行职务舞弊行为决策时，潜在的与职务舞弊有关的问题以正面反馈的方式呈现会使行为主体舞弊倾向较小或选择不进行舞弊，而以负面反馈的方式呈现会使行为主体舞弊倾向较高。

4职务舞弊行为的控制策略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我国社会经济现实情况，本文从以下几方面提出职务舞弊行为的控制策略。

4.1降低舞弊预期效用，提高舞弊行为成本

从预期效用函数可知，舞弊行为的收益和成本以及被发现的概率决定了舞弊行为的预期效用，故降低舞弊行为潜在收益，提高舞弊行为潜在成本以及被发现的概率可有效降低职务舞弊行为。

4.1.1强化政策约束力

强化政策约束力可通过以下两方面手段:(1)提高职务舞弊行为的惩罚标准。可通过降低职务舞弊行为的处罚界限以及提高职务舞弊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行为主体的舞弊成本以及舞弊行为被发现的心理概率来实现。(2)增强企业员工敬畏感。可通过签署承诺函或写保证书的方式来提高行为主体的舞弊成本。

4.1.2加强反舞弊宣讲教育

加强反舞弊宣讲教育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1)提高舞弊信息透明度，加强多方式的反舞弊教育。定期违法违规而被惩处的公司或个人，并以案例形式多方式地在一些平台上，以对潜在舞弊公司或个人起到警示作用，从而降低舞弊预期效用。(2)推进内部控制建设，定期开展反舞弊宣传教育。从社会监督来说，定期深入企业开展反舞弊宣传，强化企业反舞弊意识;从企业组织来说，推进内部控制建设，定期对企业员工进行反舞弊宣传培训。(3)建立检举制度。建立完善的揭发检举制度，提高舞弊行为被发现的概率。

4.2正确认识偏好，减少偏好带来的影响

(1)缩短成本收益的时间距离，减少时间偏好的影响。当缩短时间距离，使得舞弊收益和舞弊成本处于同一时间区间，行为主体对于舞弊成本的不安心程度会显著大于对舞弊收益的不耐心程度，从而减少舞弊行为。缩短时间距离可通过延长舞弊收益的发生期和缩短舞弊成本的成本期来实现。(2)职位特征与人员风险偏好程度相匹配。企业可根据职务特征和人员风险偏好程度来进行人事安排，如当职位特征涉及决策较少且更多要求人员诚实、严谨和负责时，可将风险规避的人员安排在此类职务上;而当职位特征涉及更多决策时，风险追求者和风险中立者能给企业带来更好发展，但需设置一些制衡监督岗位，从而降低风险偏好的影响。

4.3建立积极的锚定效应，减少消极的锚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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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马修•拉宾(mattew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behavioral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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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为经济学溯源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复杂的、不完全理性的市场中投资、储蓄、价格变化等经济现象的学科，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有机组合。标准经济学理论假定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私的、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即认为所有非理性的行为皆不存在。行为经济学却认为人的行为所追求的远不仅限于此，他们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从研究的内容上看，行为经济学第一阶段的发展主要关注于指出传统经济学假设的不足。而正在进行中的行为经济学发展的第二次浪潮，不仅仅局限于对传统假设的挑战，还进一步运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将修正后的假设融入经济模型。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主要是“行为决策”领域的研究引入传统经济学分析框架，“行为决策”的研究对象一般分为“判断”和“选择”两大类。“判断”在行为学研究中的含义是，人们在估计某一事物发生概率的时候整个决策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行为学研究中“选择”的含义是，人们在面对多个可选事物的情况下，是如何做挑选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一般分为四步：识别传统经济学理论所运用的假设、模型；识别反常规现象；改造原有模型，使之普适性更强；检验新的行为经济模型。寻找该模型的新推论，并论证其对谬与否。

三、行为经济学基本内容

第一，预期理论。该理论对传统的风险决策理论做出了修正，证明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许多都系统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偏离期望效用理论。“预期理论”有三个基本理论观点：面临“获得”，人们倾向于“风险规避”；面临“损失”，人们倾向于“追求风险”；获得和损失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人们常常对结果偏离某一非固定偏好水平（如现状）的方式，而不是对用绝对项衡量的结果更加敏感。这种对变化而不是大小的重视可能与心理学的认知法则有关。根据这种法则，人们对外部环境（如温度和光线）的变化而不是其强度更敏感。而且，与偏好水平相比，在同等大小的损失和收益之间，人们常常更讨厌发生损失。

第二，启发式认知偏向。人们在作判断的过程中，会走一些思维捷径。这些思维的捷径，有时帮助人们快速地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有时会导致判断的偏差。这些因走捷径而导致的判断偏差，就称为“启发式偏向”。三种最典型的启发式偏向：一是代表性偏向。“代表性偏向”是指人们简单地用类比的方法去判断。如果甲事件相似于乙类事件，则甲就属于乙，与乙同类。使用“代表性”进行判断往往会导致过度自信。二是可得性偏向。“可得性偏向”是指当人们需要做出判断时，往往会依赖快速得到的信息，或是最先想到的东西，而不是去致力于挖掘更多的信息。可得性偏向又分为四种表现形式：事件的可追溯性所造成的可得性偏向；被搜索集合的有效性所造成的可得性偏向；想象力所造成的可得性偏向；幻觉相关所造成的可得性偏向。三是锚定效应。锚定效应是指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的数值作为起始值，这些起始值就像“锚”一样使估测值落于某一区域中。如果这些“锚”定的方向有误，那么估测就会产生偏差。锚定效应有三种体现：不充分的调整；在连续和独立事件的估测偏向；主观概率分布的估测偏差。

第三，心理账户。心理账户的研究主要关注三个因素：一是收入的来源。根据钱来源的不同，人们会将它们分到不同的账户中去，不同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一样的。人们会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存起来不舍得花，但是如果是一笔意外之财，可能很快就花掉了。这其实说明人们在头脑里分别为这两类钱建立了两个不同的账户，挣来的钱和意外之财两者是有区别的。二是收入的支出。人们会将收入分配到不同的消费项目中去，各个项目之间资金不具有完全替代性。三是对心理账户核算的频率。对心理账户是每天核算，每周核算，还是每年核算，对人们的决策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第四，行为生命周期假说。生命周期假说假设人们能够事先估计一生的收入，然后通过合理安排储蓄和消费来平滑一生的消费，这样就能达到货币效用最大化。如果人一生的每个阶段的效用函数都是边际效用递减，并且每一期的消费冲动都是相同的并且可以细分，那么总效用就可视为每一期效用的净现值总和，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理论才是可被接受的。行为生命周期假说为原先的理性假说添加了三个重要的行为学变量：“自我约束”变量；“心理账户”变量；“心理定格”变量。

第五，自我约束问题。可以根据对“自我约束问题”意识的程度不同，将人们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成熟型。他们充分意识到自身存在“自我约束问题”，并且倾向于准确地预测将来的行为。二是幼稚型。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身存在的“自我约束问题”，因此会错误地预测自己将来的行为。三是偏幼稚型。这类人能够意识到自身的“自我约束问题”，但低估了这一问题所造成的影响。在储蓄活动中，“自我约束问题”可能产生两种行为倾向：一是“幼稚拖延”，当人们认为在未来他们的效用函数会发生变化时，就会出现这种“幼稚拖延”。他们错误地认为，虽然今天明摆着是这样的，但是明天会有所不同。他们没能意识到明天的自己也将不再是今天的自己，因此当明天到来时，他明摆着也会是拖延。二是“成熟提前”，当成熟型决策者将消费现有的收入看作是一项愉快的活动时，由于他们对未来的自己有充分的认识。他们对自己说：如果明天我会把今天的储蓄都花光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还要储蓄呢？于是在没有成本（如税收优惠）的前提下，成熟型决策者也会拖延储蓄。

参考文献：

1、(美)阿兰・斯密德著;刘璨,吴水荣译.制度与行为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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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涉及种植、加工、走私、消费等一系列环节，其中走私环节的利润最大。目前对走私的地下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规模测估、供给与需求、对地上经济影响等领域，对走私的行为分析欠缺。本文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对走私行为进行了分析。

一、走私风险决策

走私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研究走私者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风险决策，主要有三种理论可资借用。

1、期望值理论

该理论假设决策人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风险态度是中立的，作决策时只考虑期望值的大小。假设走私者走私成功的概率为P1，收益为X1，走私不成功被抓获的概率为P2，收益（负值）为X2，如果不参与走私将稳定地获得工资性收入w。那么，当且仅当走私的期望收益E（X）=X1P1+X2P2大于w时，走私者才会冒险做出走私的决策，否则他将得不偿失。期望值大小直接反映了走私者动机的强弱，期望概率反映了走私者实现需要和动机的信心强弱。此理论说明：假如走私者把走私的期望效益看得很大，估计实现的概率也很高，那么这个目标所激发动机的力量就很强。

2、预期效用理论

该理论假定，每个决策者都有一个效用函数，效用函数以决策行为可能产生的行为结果为自变量，如果某个随机变量X以概率Pi取值Xi（i=1，2，…，n），而某人在确定地得到Xi时的效用为u（Xi），那么，该随机变量给他的效用便是U（X）= E［u（X）］= P1u（X1）+ P2u（X2）+ … + Pnu（Xn），其中，E［u（X）］表示关于随机变量X的期望效用，U（X）称为期望效用函数。理性的走私者当且仅当走私行为所导致的效用函数期望值大于不走私时所带来的工资效用时，才会选择走私，也就是：U（X）=P1u（X1）+P2u（X2）>U（w）。这个理论强调了走私者主观心理评价，认为走私者是在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下做出决策，而不是根据货币收益的期望值大小来做出决策，突出了走私者做决策的主观预期。

3、期望理论

期望理论认为，人们的决策遵从损失规避准则，而不是风险规避准则。具体而言，大多数人在面临收益时，是风险规避的，在面临亏损时，是风险偏好的。收益和亏损都是相对参考点而言的，比起收益来，人们对亏损的感知会更敏感。期望效用曲线如图1。

由期望理论，走私者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是以自我感知的亏损和收益为依据的，而不是实际财富拥有的多少。当走私者感知自我财富状态处于亏损状态时，他会“铤而走险”，是风险偏好的；当走私者感知自我财富处于获利状态时，他会考虑“金盆洗手”，是风险规避的。然而走私者对亏损的感知更加敏感，他们的目标追求都是越过参考点O，进入获利状态，选择风险规避。由于参考点是相对于走私者的主观判断形成的，一旦进入走私行业，巨大利润不断诱惑，参考点不断提升，从而很难越过。因此走私者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处于风险偏好状态，真正“金盆洗手”规避风险的较少。

二、走私禁毒两方博弈

从经济学的角度，走私发生的基本前提是预期风险收益大于合法经营的利润，如果打击惩罚的力度不够，走私活动就难以避免。下面从博弈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点。

该博弈的参与人是禁毒局和走私者，禁毒局的策略是严打和放松，走私者的策略是走私和不走私。为简化问题，假定禁毒局严打，走私者就一定会被发现，禁毒局放松打击，走私者就不会被发现。其博弈标准式如表1所示。

在上述博弈模型中，Y为财政拨付禁毒局的预算经费（形成收入），C为禁毒局打击走私的成本，F为走私被查获时的罚款（假设形成禁毒局的收入），f为对禁毒不力的处罚（如奖金扣除、职位下迁等），t为走私的投资成本，E为走私成功时获得的高额利润，w为走私者不走私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p为禁毒局严格打击走私的概率，q为走私者选择走私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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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经济学的局限

传统经济学理论有四个重要的假设，即：信息对称、偏好一致、完全自利和完全理性。但市场中发生的经济现象却几乎完全违背了这四个假设。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发现，要完全达到这四个假设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1.信息对称性假设局限

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信息对称”，即在商业活动中买卖双方都可以无偿的获得市场中的全部信息，在交易的过程中对信息的了解是全面透明的。但事实上，信息是一种无形的但能给经济人带来效用或价值的资源，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有价的，信息的获取也是需要成本的，人们不可能在信息世界中完全收集到对自己决策有用的信息。由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忽略了信息不对称性对经济活动带来的巨大影响，使得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经济现象根本无法用原有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传统经济学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

2.偏好一致性假设局限

传统经济学假设经济人具有稳定的、前后一致的偏好，这种偏好不会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动态的改变，同时，经济人能理性地使其偏好效用最大化。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一件事物可以有很多的面向，人们在认知判断上可能会随时因收入状况、社会潮流、以众现象、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还有许多的发现都使人们更加怀疑选择是否能够反映稳定、明确的偏好。而偏好一致性假设也违背了自然界动态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得这一假设本身就有自己的局限性。

3.完全自利假设局限

传统经济学假设人类行为都是自利的，这一自利的行为还会导致个人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最大化。但人们发现，纯粹的自利无法解释慈善事业、自愿捐献、干旱时的自愿节水、储蓄能源以解决能源危机，以及牺牲金钱从而对不公平的待遇进行报复等社会现象，无法解释人类生活中许许多多的“非物质动机”和“非经济动机”。因为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不仅仅只是“自利”，也有情感、观念导引和“社会目标”引致的成分。社会中的各种千丝万缕的制约关系也使得我们完全自利的假设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及优势

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3次授予行为经济学家贝克尔、阿克洛夫、斯宾塞、卡尼曼，这说明非理性经济学由于其对新经济现象的良好解释已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1.行为经济学的诞生背景

行为经济学的诞生有其学术背景。第一，20世纪中期，大量的行为经济学方面的文献面世。其中，“期望效用理论”和“贴现效用模型”作为“不确定条件”和“跨期选择”条件下计算效用值的精确分析工具已经被众多的主流经济学家接受。第二，20世纪60年代，认知心理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传统心理学家所谓的“大脑是一个刺激－反馈器”的理论已经被“大脑是信息处理器”的理论取代。认知心理学家对与“大脑信息处理器”相关的很多问题(比如，“问题解决”、“决策过程”等)的了解与新古典经济学中“效用最大化”问题的相关性很大。此后，有关方面的比较研究也日益增多。这样，真正的行为经济学产生的条件日益成熟。行为经济学理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具有传统经济学理论不同的假设和特色，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新认识和新的挑战。

2.行为经济学的特点及优势

(1)行为经济学的特点

与传统经济学相比，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准则并非是完全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并不是没有道德的科学。行为经济学使我们必须承认，人也是有性灵的、活泼的一面，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导致的成分。

(2)行为经济学的优势

行为经济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有机结合，它从实际出发，打破了传统经济理论通过建立精密的数学模型、严格的推理论证来解释、研究经济行为的框架，引入了描述经济学的成分，对传统经济学是一种修正，也是一种补充。因此，行为经济学已确立的原理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兴趣。行为经济学的崛起，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前提提出了挑战，也进行了拓展。

三、行为经济学发展展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涉足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形成了多个分支，其发展较为活跃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幸福学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心理学家卡尼曼教授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特地谈到了一位华人学者、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奚恺元和他的研究成果――幸福学。

就当今社会而言，虽然近年来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相对于物质生活的提高而言，人们感觉到的压力却越来越大，身体素质越来越差，幸福指数越来越低。据统计，目前80％左右的上班族都处于亚健康状态，人们常常是在用牺牲健康来换取金钱。这不得不使我们来重新审视我们的发展模式，究竟以什么为最大化目标。对此而言，奚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幸福学。

其实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生活过得幸福，归根到底人们最终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拥有更多的金钱或财富。即使是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对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财富，而是幸福本身，这也应该是效用本身定义的初衷。奚教授指出，人们到底觉得幸不幸福取决于许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包括比较因素、时间因素、环境因素以及各种客观的评价等等。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幸福。如何增加社会的幸福感，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人类幸福的关系，是每个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2.神经经济学

近几年的研究发现，人们之所以会在经济行为中产生非理性决策，与人脑的神经生理结构相关。神经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它放弃了主流经济学用以解释人类行为的各种过分简单的模型，在切实了解人脑精神活动的真实方式的基础上，重建经济学对经济行为的解释。20世纪以来的主流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人”假设，认为人类具有稳定而持续的偏好，人们据此作出各种理性的行为决策。在这一框架下，所有明显不合逻辑的非理，也被解释为某种理性决策过程的结果。但神经经济学研究发现，当人们对长期行为进行决策时，他们的决策行为的确符合经济学教科书假定的“理性决策”过程。而面对短期决策，比如是否立刻进行消费活动时，非理性冲动因素在人脑决策中的作用与猩猩毫无二致。磁共振扫描发现，参与长期决策的主要是大脑额叶前区部分，理性思维主要是在人脑的这一部分进行。而在短期决策时，大脑边缘皮层的作用则会超过额叶前区，这时产生的决策更倾向于立即满足需要的原始状态。在谈判的情境下，谈判者大脑中并非只有额叶前区皮层处于活跃状态，大脑皮层深处产生情绪反应的区域同时也被激活。当人们感到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大脑中名为“前脑岛”的部分即被激活，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其强度会超过额叶前区皮层产生的理性思维。既然这种初级大脑活动如此强大，由此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经济行为总是会走样。

3.实验经济学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而且，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

但同时，目前实验经济学取得的主要成果还局限在微观经济理论，如何拓展其运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结束语：行为经济学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延续和发展，是经济学的一个年轻分支，它所研究的核心领域和经济学是一样的，即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利益分配问题。但它在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新的观点，使得经济学更加贴近于生活与现实，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研究上。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的逐步完善，它势必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到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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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为经济学的勃兴

 

所谓行为经济学(BehairalEccncmicS顾名思义，就是指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它通过观察和实验等方法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研究。行为经济学认为，主流经济学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种死板的假设基础上，即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其实人也有生动活泼的另一面，即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导引的成分。人类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表明，利他主义、社会意识、公正追求等品质和观念是广泛存在的，否则无法解释当代志愿者、环保运动等社会现象，无法解释许多超额奉献和献身精神，无法解释人类生活中许许多多“非物质动机”或“非经济动机”。人本身就不是那么“理性”的，经济活动因此也不是那么“理性”的。例如，股票市场并不是对公司的现实而是对投资者的情绪作出反应，而人的“表象”思维、心理定式、环境影响往往导致并不理性的错误。行为经济学家们认为：事实上，从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几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把复杂的心理学纳入自己的思维之中。

 

与20世纪80年代初走红的理性预期学派一样，行为经济学大量采用心理分析(PsChanayi)的方法，对人们的经济行为进行研究，它以现实为基础构造理论，从而摆脱了传统理论以抽象的假设并且常常是脱离实际的假设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的束缚，给经济学研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GSBeckr1980)认为，经济学研究己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即传统市场学;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己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也就是研究货币交换关系;现在的第三阶段，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己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以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按照这种观点，行为经济学就是第三阶段经济学的骨干理论。

 

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许多学者积极欢迎，并认为它是“回归理智”的科学;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不屑一顾，认为它没有多大发展前途。从总体看，行为经济学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诸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名牌学府都相继开设了“行为经济学”的正式课程;伊里诺斯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也开始了行为经济学研究;工商界对行为经济学也颇感兴趣，把它应用于广告、促销活动以及养老金计划。纽约著名的万全证券(PudnileoriiS)公司还别出心裁地聘请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给投资者们分析股市走势，结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显然，行为经济学己经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而且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Khnman)和维农。史密斯(VSnih)因在行为经济理论和实验经济学方面的杰出研究而获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在更早的1978年认知心理学家西蒙(HAsm〇)由于在“企业组织的决策行为”研究中所作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己没有理由怀疑行为经济学的存在价值与学术地位了。

 

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言，行为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受到学界的关注，主要与主流经济学的无能有关。这是行为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同传统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相比，行为经济学显得格外谨t慎它并没有立刻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主张和治国良方，它只是在长期被忽视的领域(人类行为)向传统理论发起攻击。即便如此，它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以观察和实验等实证性的方法，把几十年来一直在数学公式里兜圈子的经济学领回到它所研究的实际生活中来，并迫使那些不现实的理论家正视现实。这就是行为经济学最大的贡献，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枯燥乏味的经济理论研究有了令人兴奋的转变，使经济学研究増添了应有的“人文主义”气息。

 

著名行为经济学家卡托纳(GogeKatma)等人认为，现代经济与古典经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经济活动的立足点发生了根本变化，物的经济为人的经济所替代，人从被收入、价格等经济提线牵动的经济木偶一跃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过程中的任何一种现象性浮出都不外乎是社会个体域群体)的经济行为或聚合或沉淀的产物。用卡托纳的话讲，“正是这些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创造了经济”。因此，现代经济现象在本质上己经成为一种人文现象，经济分析所要做的也“不再是研究产品的数量和价格之间、储蓄和流通之间抽象的关系，而是发现人的经济行为的特点和规律”。行为经济学的崛起表明，“人及其行为”正在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主题，倡导并注重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为现代经济学建构了一个“充满人性和人类价值”的理论框架，使经济学成为人的科学，人成为经济学的主体。这里所说的“人是主体”有着不同于常识认知的特殊含义，系指五个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人类主体有目的的经济活动构成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说到底是人类主体有目的的行为色彩浓厚得多的时候，艾伦。格林斯潘的行为举止会是什么样。我们当然无法获知。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的确知道：80年后他的行为会与今天截然不同。这有点酷。”在于2001年出版的一本行为经济学论文集的序言中，其中三位经济学家一卡内基一梅隆研究所的乔治。洛文斯坦、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科林。卡梅勒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马修。拉宾写道：“我们的预见是，一切经济学都将被视为行为经济学。”

 

当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行为经济学还存在着某些不足：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有关学者没有足够的心理及行为科学知识，或者缺乏经济研究所需要的数学基础;没有严格的理论逻辑。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Asm〇n)认为，目前的行为经济学“不是单一的、特定的理论，而是对人类行为新古典假设的实证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进一步修正理论”。不过，随着研究的发展与深入，行为经济学应该会发展完善，在经验中验证传统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新的能够正确描述人类经济行为的经验定律，并且形成特定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彰显其理论基础的坚实性与作为学科的成熟性。

 

二、行为法经济学一-行为经济学在法经济学中的反映

 

行为法经济学(BhavioalLwandEoononis的研究肇始于1974年西蒙对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作出的系统批评和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认为当事人在经济决策过程中面临认知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有限理性”的提出，引发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联袂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和实际决策过程如何影响最终作出的决策。到20世纪70年代末，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anan)和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Tvesky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重构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学派”。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向法学研究领域的延伸一--法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法经济学背后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局限开始引起法经济学界的注意。如托马斯尤伦在《法和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1997)—文中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特别是J〇lSntir和Taa的《法律经济学的行为方向》(1998)—文的发表，标志着行为经济学正式进入法学研究领域一--“行为法经济学”开始崛起，由此开启了法经济学领域的“行为革命”。

 

大多数学者公认的行为法经济学定义为：运用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成果更好地解释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法律目标的手段，提高法经济学的预测力和解释力。(②行为法经济学把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与研究成果引入法经济学分析中，其重心落在主流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假设与人类的真实行为不一致。他们认为建立在反映非现实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上的分析结论会导致错误的预测，通过运用实证研究(行为实验)心理学理论分析来全面验证理性选择理论。行为法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在质疑理性选择理论中的理性预期、®效用最大化、稳定偏好、拥有充分的信息处理能力四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反映人类真实行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些因素会使人们作出与理性选择理论相悖的决策，即“反常现象”其具体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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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将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不完全理性市场条件下个人的行为模式研究，分析影响个人行为选择的内外部因素。作为行为经济学、心理学基础的原理是“认知偏差”。认知心理学从认知的视角观察人的行为，认为个人对现实的反应可能与客观世界不符，但和个人思维和想象的内部世界中的主观现实是一致的，即存在所谓的认知偏差。这种认知偏差主要体现在对影响未来决策的效用评估上。效用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商品或服务满足人欲望的能力，也就是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或服务时所感受到的满意程度。卡尼曼将效用分为两类：一种是边沁使用的，指快乐和痛苦的体验，称为体验效用；另一种是现代意义的，指决策的权重，称为决策效用。其中，体验效用是人们对事物进行评价和判断的依据，但是，人们在对未来进行决策时依据的是自己对未来效用的预期，也就是预期效用。因此，个体在决策中产生的认知偏差来自于对影响行为选择成本和收益的预期，即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与真实的成本和收益存在一定误差，这在个人决策时会产生心理错觉，并影响个人决策的结果。行为经济学就是研究在认知偏差基础上个体进行决策时行为模式规律性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这一分支随着其代表人物例如卡尼曼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和重视。

（二）财政幻觉

所谓的“财政幻觉”，是指基于不同财税制度安排在纳税人心理上产生认知偏差，强化或弱化纳税人对税负痛苦的主观心理感受，并对纳税人的行为选择结果产生影响的制度效果。财政幻觉的概念最早由意大利学者阿米卡尔・普维亚尼提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将普维亚尼的财政幻觉理论推广应用于财政民主问题。布坎南指出，在充分的民主的背景下，不论最初的组织动机如何，财政制度均能够根据它们产生财政幻觉的倾向进行分析和排列。财政幻觉有乐观和悲观两种不同类型。普维亚尼式的财政幻觉是一种乐观的财政幻觉，这种财政幻觉强调通过财税制度安排产生弱化税负痛苦的主观错觉，以减少推行财税制度过程中来自纳税人的阻力；布坎南式的财政幻觉是一种悲观的财政幻觉，这种财政幻觉强调通过财税制度安排产生强化税负痛苦的主观错觉，以激发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打造民主参与的观念内核。对于财政民主而言，悲观的财政幻觉是更为理想的选择。

财政幻觉产生的机理是认知偏差。布坎南认为，如果选择者不掌握关于可选择对象的充分信息，而且他半信半疑，那他就会对可选择对象形成不完全的概念。如果他受到某种幻觉的影响，他就对可以选择的对象形成错误的概念。在纳税问题上，认知偏差容易导致财政幻觉的产生。缪勒指出，财政幻觉的一般观念是，存在某种没有被公民观察到或没有充分观察到的政府税收来源。如果这些来源的资金被花费了，那么一部分或所有公民都会从这些花费中获益，而对于政府的支持就会增加。因为公民不清楚这些开支的来源，所以，他们看不到支付更高税收或错过税收削减而带来开支增长的痛苦。基于认知偏差而产生的财政幻觉会对纳税人产生重要的影响，包括公共权利意识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

（三）应用行为经济学原理分析财政幻觉现象的基础及意义

财政幻觉产生的原理与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相同，二者都是基于认知偏差。行为经济学探索不确定性的外部条件以及个体主观产生认知偏差的情况下个体的行为选择问题，而财政幻觉是在对影响行为选择的各种变量及其权重进行预期过程中发生偏差而产生。这样可以借助于行为经济学的原理阐释财政幻觉产生的内在机理，从而深化对财政幻觉现象的认知。

基于行为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正向或逆向的不同应用，财税制度安排会产生乐观或悲观两种不同的财政幻觉。本文的目标便是通过对不同种类财政幻觉现象的分析，厘清其背后的行为经济学原理及其应用状态，通过对行为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反向应用来矫正不利于民主观念和权利意识生成的乐观的财政幻觉，并通过有针对性的制度改革营造有助于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生成的制度环境。我国当前的民主、法治建设所遭遇的阻力，大部分来自于历史的负重。两千多年的专制、人治的历史塑造了民众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的观念，而民主、法治意识极度匮乏。即使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洗礼，当前民众的公民意识仍然淡漠。应对此种问题，在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也可以借助于悲观的财政幻觉，通过有针对性的财税制度设计放大税负痛苦，将民众对个人利益的关切转化为对公共事务民主参与的热情，从而提升民众的民主观念和权利意识。前景理论及其从中引申出的禀赋效应和现状偏见、锚定效应和心理账户是行为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基石，本文对财政幻觉的考察亦将以上述三大理论为基础进行。

基于前景理论的财政幻觉分析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卡尼曼（Kahneman）和行为经济学大师特维斯基（Tversky）在1979年提出了前景理论，也有的学者将前景理论翻译为“预期理论”。该理论指出，在面对未来的风险选择时，人们通过一个价值函数来进行价值评估。前景理论的下述原理能够解释各不相同的具体的财政幻觉现象。

（一）基于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产生的财政幻觉及其启示

所谓的损失厌恶是指人们厌恶任何形式的损失，并尽量使这种损失不再发生。在作出自己决策的过程中，人们赋予损失的权重要明显地大于赋予获得的权重。卡尼曼认为，当人们对盈亏进行直接比较或权衡时，亏似乎比盈影响更大。换言之，大多数人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度是不对称的，面对损失的痛苦感要大大超过面对获得的快乐感。在金钱方面（或在其他的“损失”或“获得”能够被衡量的领域），人们对‘损失’的价值感知通常是相同数量“所得”的两倍。普维亚尼归纳的下述财政幻觉现象均是基于损失厌恶原理的逆向应用而产生的。

一是将税收计入个人对私人商品和服务所做的支付中，会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典型的代表是消费税的征收。此种财税制度安排将赋税隐藏于私人的购买行为中，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能够避免公众产生损失厌恶的心理，制造了乐观的财政幻觉。这种能够产生乐观财政幻觉的制度安排不利于纳税人民主观念和权利意识的觉醒，是逆向应用损失厌恶原理的结果。这一启示的意义在于，通过正向应用损失厌恶原理可以产生有助于财政民主实现的悲观的财政幻觉。具体而言，价内税容易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不利于财政民主观念的觉醒，价外税是比较理想的税制选择。

二是统治者作出假的许诺，这种手段往往采取使个人认为各种各样的支出计划是暂时的和短期的形式，从而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而实际上，这些计划一旦开始实施，就会维持下去。此种故意营造税负痛苦是“暂时的”、“短期的”的财税制度安排，能够利用公众的损失厌恶心理降低推行此项决策的阻力，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这也是逆向应用损失厌恶原理的结果。这一启示是，对于财政民主而言，有关财税的法律、法规的名称中，尽量避免出现“暂行”的字样，通过正向应用损失厌恶原理，最终产生悲观的财政幻觉。我国现行的税收法规名称中，多数带有“暂行”的字样，这不利于产生有助于财政民主观念觉醒的悲观的财政幻觉。

（二）基于参照依赖产生的财政幻觉及其启示

所谓的参照依赖，是指价值的载体是相对一个参照点定义的“损失”或“获得”，换言之，实际情况与参照水平的相对差异比实际的绝对值更加重要。人们在对事物进行分析判断时，常常会选取一个参照标准作为参考依据。人们通常不会过多地留意所处环境的特征，而是对自己的现状与参照水平之间的差别更为敏感。卡尼曼认为，人们最常见的参照点就是现状，但也可能是你期待的那个结果，或者是你感觉实至名归的结果。高于参照点的结果就是获得，低于参照点的结果就是损失。

在逆向应用参照依赖原理下，能够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普维亚尼指出，在公共支出中，政府往往不让公众看到预算计划的规模和真正性质，这种情况下能够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即使在现代的预算制度下，预算的复杂性也致使公民至多粗略的了解公款的分配情况。同时，在预算报告中仅仅提出预算规模的数值，而缺乏不同年份之间预算规模的纵向比较和不同部门和支出项目之间的横向比较，也容易产生上述这种财政幻觉。此种财政幻觉现象产生的原理就是参照依赖的逆向应用，即通过弱化公众对财政支出数量“变动”的感知而使其更容易接受现行的财政支出方案。此种乐观的财政幻觉不利于公众获得真正的财政信息，降低财政过程的透明度，不利于财政过程的民主参与。这一分析的启示是，在推进财政透明化制度建设过程中，不能忽略基于逆向应用参照依赖而产生的这种乐观的财政幻觉，只要将参照依赖原理的应用由逆向转为正向，即将不同国家之间、不同年份之间、不同部门之间、不同支出项目之间有关预算支出规模、绩效等的横向和纵向比较嵌入财政透明度的量化指标之中，就可以消除这种不利于财政透明、民主的乐观的财政幻觉。

（三）基于敏感度递减产生的财政幻觉及其启示

卡尼曼指出，一种降低敏感度的原则在感觉维度和财富变化的评估活动中都是适用的。这即所谓的敏感度递减，是指不论是获得还是损失，其边际价值随其不断增大而递减。鉴于对未来不确定的金钱结果的偏好，敏感度递减意味着随着人们眼前的财富水平距离参照水平越来越远，其价值的边际变化量将不断减少。

将此种敏感度递减原理正向应用于财政制度建构过程，能够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普维亚尼认为，如果可以分解一个人的总纳税负担，使他面对无数小税而不是若干大税，就会产生财政幻觉。这种将税负分散于若干小税的做法，其原理就是敏感度递减的正向应用，即纳税人对众多小税的税负痛苦敏感度会逐步递减，如果税负在其可承受的限度之内的话。此种利用“短痛”分解“长痛”的税制安排，能够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但此种税制结构不利于只有在足够的税负刺痛下方能觉醒的民主观念和权利意识的生成。在财政民主的背景下，只需逆向应用敏感度递减原理即可消除上述乐观的财政幻觉。具体而言，正向应用敏感度递减原理并产生乐观财政幻觉的税制选择是复合型税制，逆向应用敏感度递减原理并产生悲观财政幻觉的税制选择是简单型税制。这一启示是，简单型税制更有助于财政民主的实现。

基于禀赋效应和现状偏见的财政幻觉分析

在损失厌恶的基础上，还可以引申出其他两个行为经济学中的原理，即基于现有物品损失的厌恶而产生的禀赋效应和基于现状改变的厌恶而产生的现状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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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是国家为了经济和社会稳定，对公民在因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等人生风险而面临生活困难的情况下，由政府和社会给予物质帮助，以保证其基本生活的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对于调节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维护社会稳定，加快城市化和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妥善解决农民社会保障，是顺利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保证。

从我国的国情来看，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影响和国家当前经济实力的制约，农民参加社保，主要是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既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给予优惠、资金上给予扶持，更需要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少地区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作为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从城乡规划、产业支撑、资源配置、政策保障等方面，全方位整体推进。不少地方政府纷纷把解决居民社会保障问题纳入城乡一体化工作的重要，从政策、制度、财政等方面给予倾斜。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农民对政府给予的相当优惠的社保政策反应不如预期的那么热烈，使不少地方政府陷入尴尬。为此，本文拟以成都市金牛区农民参加社保的实例，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民参加社保的有关问题。

一

成都市金牛区是成都市的中心城区，位于城市西北部，下辖11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3万，农村人口9.7万。金牛区一直是成都市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的城区，2003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9.2亿元，人均GDP在2002年就已经超过3000美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489元，明显高于全市、全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①。近年来，根据省市的安排部署，金牛区加快了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并把解决农民的社保问题作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保证。

2004年5月，成都市金牛区出台了将农村居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实施意见，比照城镇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在全区农村推行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力图使农村居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保待遇。意见规定，凡是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政府给予20%的补贴，村集体经济组织可根据本村经济实力，也给予一定补贴。在医疗保险方面，对选择基本医疗保险和单独选择住院医疗保险的农民，政府分别给予30%和50%的补贴。为此，区政府每年将拿出4000万元资金用于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补贴。单就养老保险一项，每个农民可以享受3000多元的补贴，参加医疗保险，每个农民每年可以享受230元的补贴。想象当中，农民应该非常积极参与这两项保障，使自己的老年生活和求医用药得到保障。但实际情况却是，老百姓对这两项举措的反响并不积极。政策出台三个月后，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的只有700余人，买了医疗保险的仅有300来人，占全区9.6万农村人口的比例分别只有0.72%和0.31%。使政府陷入非常尴尬的局面。其实，像金牛区这样，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通过财政补贴，推进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地区不在少数，但是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仍然普遍不高。有的地区甚至发生了要求机关、村组干部托亲戚朋友求农民参加社保的滑稽现象。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禁要问，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一方面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顾虑重重，另一方面却面对优于城里人的优惠社保政策反应冷淡，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这里面反映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保门槛较高，农民承受能力有限的原因，也有农民对政府政策不信任，害怕政策随时会变、害怕政策不兑现等问题，同时还有政策宣传不到位，农民对政策不胜了解的原因。但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在城市，不管是企事业机关等收入相对比较固定的职工，还是工矿、个体工商户等，对社会保障的依赖程度和积极参与态度都远远高于农村。并且，不少城市居民在已有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往往还投入更多的资金购买名目繁多的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尽管在政策上城市居民并没得到像农民一样的优惠和补贴。出现这样的强烈反差，与农民作为经济人的投资消费心理和观念有很大关系。

二

近年来，行为经济学随着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乔治·阿克劳夫(George Akerlof)和丹尼尔·卡恩曼（Daniel Kahneman）、弗农·史密斯（ VernonL Smith） 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传统经济学认为决策人具有“理性人”的特征，总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现实生活中的决策人往往受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和有限信息等的制约②，在作出决策选择时，不可避免地要受环境、经验、认知、习惯、偏好、生理欲望等的影响，往往无法达到效益（货币收益）的最大化，而更多地努力实现自我满足最大化。农民，特别是的农民由于受自身认知水平、生活传统和国家制度安排的影响，更难从专业化的角度去分析形势，作出“理性人”所预期的选择，因而其选择偏离，甚至极大地偏离所谓的“理性”选择应不足奇怪。

1、增收难制约了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传统认为，消费与收入呈正相关函数，收入的多少决定消费的内容。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们可支配收入仅仅能够满足基本的日常生活开支的情况下，消费支出主要受收入水平的制约是比较合理的。行为经济学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在决定如何消费的问题上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居民的消费结构将发生明显变化，基尼系数明显下降，精神文化生活支出和公益性支出将明显增多，消费支出不只是取决于其消费能力或收入水平，还取决于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比较明显的例子是，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大部分农民在短短的几年就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在此基础上，随着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农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一些家用电器等城里人才消费的用品开始步入农村家庭。但是，随着物价的上涨和农民增收速度放缓，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生活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呈相对下降趋势。因此，尽管从量上来看其收入也在逐年增长，但实际消费能力却相对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其消费意愿中首先考虑的是眼前的基本生活需求，如子女、生产资料购买、修建住房等，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文化娱乐、休闲等对他们来说，还远远没有列入消费计划或者是投资计划当中。也就是说，目前我们许多农民的收入水平还没有高到可以让他们更多地根据自己的消费意愿来决定消费支出的地步。例如，2003年，成都市、四川省和全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达到分别为46.0%、53.8%、45.6%③，即便是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金牛区，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达45%④，农民的收入主要还是用于基本生活保障。

2、低收入水平导致了农民储蓄倾向的不断强化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人们的储蓄倾向与收入水平是同向变化的，收入越多，储蓄的倾向越明显，收入越少，储蓄所占的比例就会减少。而行为经济学的有关表明，当收入增加时，人们购买汽车、住房、保险等耐用品的愿望更强烈，旅游、娱乐等支出所占的比例也明显增加，储蓄所占比例则相对减少。而当他处于不利的境地时，出于谨慎，则会尽量多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储蓄率反而上升。当前，农村居民的储蓄率普遍高于城镇职工，而不愿意把钱投入到他们认为不能很快贴现或者根本就不会贴现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之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基于大部分农民对自身处境并不乐观的基本判断。

3、政策差异刺激了农民对政策优惠的过高预期

传统的供求理论认为，当某种商品的价格提高时，供给量将会增加而需求量将减少；当其价格降低时，供给量将会减少而需求增加。行为经济学则认为，商品的需求量并不一定完全有价格的变动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会受人们对未来价格变动的心理预期影响。如果人们普遍预期价格会持续上涨，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下降，则人们反应的就不是减少现期需求，而是大量抢购，导致需求量上升；相反，如果预期这种商品的价格将可能继续下跌，或者上涨后将迅速回落，人们则会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现期需求反而会降低。股市中“追涨杀跌”的现象是最有力的证据，还有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抢购风，也是人们对当时物价将迅速上涨的预期判断的结果。成都市各区（市）县相继出台鼓励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优惠政策，而且相互比拚谁的政策更优惠，这就让不少农民产生优惠政策还要继续向有利于农民的方向调整的心理预期，于是坐地等待、观望，不少人甚至产生政府出大头，自己出小头的心理预期。

4、接受偏好强化了农民规避风险的行为选择

传统理论认为，几种不同物品，如果给行为人带来的效用是相同的，行为人对这些物品的选择就不会有差异，不管它是否拥有这些物品。而行为经济学则认为，行为人存在“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偏好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与行为人对物品的所有权密切相关，行为人对任何属于他的现实的东西都比那些非现实的东西有更高的评价，不管它是否会拥有对这些物品的所有权。因此，一旦他获得对某种物品（或者商品）的所有权后，就会马上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并把这件物品作为他的禀赋的一部分。比如，对农民而言，这种偏见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于购买养老保险，尽管无论怎么都是只赚不赔的买卖，但农民觉得自己要到一定的年限以后才能开始领取养老金，这笔投入不能立即贴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失去了对这部分货币现实的所有权，使现在的生活景况受到影响；而对于医疗保险，农民则认为如果自己在购买以后真的生病住院，那这笔费用对他来说，是比较合算的，但是，如果自己不生病，这笔投资就没有任何收益，反而是一笔损失。现实中的中国农民有相当一部分都比较侥幸地认为自己的身体是比较健康的，因而要他每年从本来不宽裕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购买医疗保险就很不容易了。

5、贴现心理抑制了青壮年农民的积极性

行为经济学研究证明，跨时决策行为与人们对将来的耐心程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对自己的决策行为能否及时贴现非常在意。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由于对将来认识的不确定性，对将来的行为结果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因而对将来才能贴现的决策的耐心会表现出不同的差异，同时，人们普遍具有对今天消费的倾向性愿望⑤，因此，人们作出跨时决策时往往会受到上述两个方面心理内在动机的制约。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农民的及时贴现心理要普遍高于城市居民，因而对跨时决策行为显得更为犹豫。购买养老保险属于跨时决策行为，从政策层面来说，获得正收益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农民来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他的贴现却显得缺乏耐心，特别是对尚未达到退休年龄的青壮年农民更是如此，年龄越小，耐心就越小，购买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就越小。目前购买养老保险的农民当中，接近和刚刚超过退休年龄的农民最多就是最好的证明。以金牛区为例，已经购买养老保险的农民当中，男55岁、女45岁以上的占90%以上⑥。

6、道德风险激发了农民投机社保的倾向

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也就是说，当行为人在得到第三方保障的条件下，将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后果，因而对自己的行为变得不够谨慎。由于人的自利属性，都有道德风险的倾向，特别是在、制度本身不够健全的情况下，道德风险行为就更为突出。目前，个别农民对待养老保险和许多农民对待医疗保险的态度，就属于典型的道德风险行为。少数好逸恶劳的农民认为，反正在现在体制下，国家不会让老百姓饿死，老了生活没有着落的时候，可以申请吃低保，因此，今朝有酒今朝醉，宁愿现在大吃大喝，也不愿将自己的剩余部分用来购买养老保险。而在医保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逆向选择的现象，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比较乐意购买医保，而自认为身体很健康的人则不愿意购买，这在农民群体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特别是有的地方对购买医保的农民不体检、不设置等待期，更加助长了农民有病才投保的心理。三

从前面的，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参加保障最主要的障碍是农民的低收入水平和思想观念中的短视行为。要调动农民参加社保的积极性，需要在这两个方面多做文章。

1、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在全社会水平还不是极大富裕的情况下，居民收入水平与居民参加社会保障的愿望呈正相关。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才能使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丰富，才会有足够的剩余用于社保、文化娱乐、等。同样地，农民只有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有一定的剩余，才有参加社保的能力。因此，解决“三农”，就必须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一方面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强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化进程，大力发展二、三产业，特别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有效转移。

2、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由于村组几十年来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农民始终对村组都存在一定的依赖心理，要提高农民参加社保的积极性，村组决不能袖手旁观。要以股份制、股田制等形式为主体，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增强集体经济实力，为农民参加社保提供组织援助，分担农民参加社保的即期经济压力，通过集体的力量削减农民参加社保的门槛，也以此对农民进行心理抚慰，形成农民参加社保的新的组织制度安排。

3、加强典型案例对农民的启发和引导。由于受传统农耕文化根深蒂固的，农民的思想观念相对陈旧，行为的短视性十分严重，对政府、政策的依赖性也强于城镇居民，如果这样的思想观念不彻底改变，不管社保政策有多优惠，只要政策当中农民还要承担一部分费用，要想把农民参加社保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都只能是政府的一厢情愿。要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与解剖，加强对农民的启发和引导，让农民充分认识参加社保对自身生活的保障意义，认识到参加社保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认识到融入社保体系是文明进步的体现。

4、统一各地社保政策。造成农民对参加社保等待观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各地社保政策不统一。国家应根据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建立多层次逐级推进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不同层级的地区制定不同水平的社保标准，处于同一层级的地区社会保障政策要大体一致，并保持政策在一定时期的稳定性，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对政策进行调整时要做好前后政策的有机衔接，避免农民进行反复对比，对政府政策等待观望。

【】

1、蔡明秋，关于建立四川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探索[J]，成都行政学院报，2004.02，Vol.11.No.1

2、李成瑜、杨正，行为经济学及其创新[J]，经济学动态，1997.3

3、魏建，理性选择理论的“反常现象”[J]，经济，2001.06

4、梁小民，公证出效率[N]，人民日报，2003.08.07第九版

5、郑荣鸣，社会医疗保险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学动态，2004.07

6、夏业良，经济靠拢心理分析和实验科学[N]，北京青年报，2002.10.14

7、汪丁丁，行为学及神学视角下的经济学[M]，在市场里交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08

注释：

①2003年，成都市、四川省和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655元、2230元和2622元。以上数据分别来源于成都市、四川省和国家统计局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魏建，理性选择理论的“反常现象”[J]，经济科学，2001.06

③以上数据分别来源于成都市、四川省和国家统计局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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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 文献标识码： A

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从个体的一系列严格的公理化理性偏好假定出发，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提出了冯・纽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阿罗和德布鲁将其纳入到瓦尔拉斯均衡的分析中，作为人们处理不确定情形下的决策问题的范式，这也就是后边我们所说的期望效用论。而以阿罗―德布鲁模型为代表的公理化体系，为经济学的进一步数学化打下了基础。由于数学方法高度的精确性和抽象性，使得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数学所代表的理性方法是能体现经济学科学性的唯一方法。高深的数学表达和精巧的模型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一种时尚，经济学也越来越走向模式化。

然而，行为经济学家们后来发现了很多传统经济学难以解释的问题，比如“阿莱斯悖论”、“羊群效应”、“期权微笑”，“偏好反转”、“股权风险溢价难题”等。（P167）传统经济学在处理现实经济问题的日渐乏力使得经济学的发展陷入了危机，现实经济的复杂性使得单纯使用数学理性方法的经济学家们显得力不从心，对于数理方法的推崇正在使经济学一步步变为著名制度经济学家科斯所说的“黑板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给予了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一个合适的契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家们开始认识到人类行为本身的重要性，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和方法被引入经济分析，他们开始修补经典理论，尝试修改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的不足。而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是其中的佼佼者，1979年他们二人合作完成的论文《前景理论：风险条件下的决策分析》被誉为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论文之一。行为经济学开始逐步走上经济学的前台，许多行为经济学家的诸多重大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塞勒提出了“心理账户”这一重要概念，为人们的许多非理性消费行为进行了合理的解释，他还据此研究成果提出了行为生命周期假说，对于政府制定储蓄补贴等经济政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拉宾对传统经济学中的稳态、不随时间变化的偏好进行了质疑，他发现了人们普遍存在的“自我约束问题”，并据此对经典的“贴现效用模型”加入了行为变量进行改进，从而更好地解释了现实中人们出现的一些非理。西勒弗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金融市场，在他发表的在金融经济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论文《金融市场中的噪声交易者风险》中，他构造了一个结合“噪音交易者”和“套利限制”的双因素的资产定价模型，并将这个理论模型运用于“封闭式基金之谜”的解释中去，极大地推动了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此外，阿克罗夫在宏观行为经济学以及奚恺元在幸福学领域的研究也极大地丰富了行为经济学的内容，使得行为经济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2002年是行为经济学兴起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卡尼曼教授以及史密斯教授。其中卡尼曼教授为将心理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引入到经济学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行为经济学的基础，行为经济学也真正地开始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此后的数十年间，行为经济学的诸多研究成果被广泛运用于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各个领域。行为经济学目前已经成为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

二、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比较

行为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经济现象来自当事人的行为，人在大多数时候进行着理性决策，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做判断时往往并不遵循“贝叶斯定理”进行信息处理，人们会受到新信息的影响而忽视先验概率的大小。由于行为人在面临决策时只存在有限理性，因此整个决策过程中诸如决策情景、他人评价等因素都会对行为人的心理产生影响从而改变决策的结果。个体决策结果的变化导致总量结果的变化，而由于决策的偏差以及演变路径的随机性，异常行为就此产生，这更加剧了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在行为经济学当中，决策心理特征、行为模式和决策结果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存在许多决策反馈机制，一旦考虑到这一点，传统经济学关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定也就不再成立了。偏好在互动过程中产生并在环境变化中进行演化，构成了当事人偏好演化的学习过程，这使得行为经济学主要是动态分析，而非传统经济学的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尽管行为经济学坚持主观价值论，坚持理性假定，但通过对理性经济人本身的挑战，利用心理学构造自己的行为基础，导致行为经济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派别。我们可以把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二者进行对比，参见表1。

表1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比较

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中，存在着支撑整个经济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前提性假设―――“经济人”假设。它认为人是利己的，是在从事经济活动中只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完全自私的理性人。行为经济学彻底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理想化的理性经济人模型，取而代之的是有限理性的现实当事人模型。传统经济学中效用理论中有一条极为重要的假设，即行为人拥有完整而内在一致的偏好体系，然而普遍的“偏好反转”现象证明了人们的偏好并不总是稳定的，这进一步表明了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及其对于人类理性的理想化。

不仅在理论假设上，行为经济学在其他很多方面都与传统经济学存在着差异。在理论模式上，传统经济学是规范型的，它更多地是在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去做。而行为经济学主要是描述型的，它主要是在描述人们事实上在怎么做。传统经济学主要关注于人类社会的各种经济活动以及经济关系，行为经济学则更侧重于研究人及其行为。在方法论上，传统经济学是以数理逻辑推导的演绎理性方法为主流，较多地使用数学化的论证来描述经济问题。行为经济学主要运用观察法、调查法以及行为实验的方法进行理论研究。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现场观察性学科，包括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都认为经济学是不可实验的。而行为经济学所用的行为实验方法则表明经济学的实验是完全可以在现实中进行的。行为实验，也就是让实验对象在设计好的可控环境中行动，借以分析和总结人的行为模式，验证和修改经济学的各种基本假定和理论。这些方法都显著区别于传统的经济模型构建方法，这也成为行为经济学研究中最大的亮点。

三、行为经济学中的个体偏离标准模型对人事经济学的应用

1、非标准偏好

在非标准偏好中，把它分为三种类型的偏好：时间、风险、社会偏好，这三种偏好不只在行为经济学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人事经济学范畴也有恰当的影响。行为经济学标明时间偏好并不老是共同的，如泰勒发现被试者答复15元的奖券在一个月后、一年后和10年后的收入时，答复效果分别为20元、50元和100元，这意味着一个月的年折现率是345%，一年的是120%，10年的是19%，即被试验者明显表现出时间偏好的不共同，这个效果被后来的许多试验研究所证实。

人事经济学中类似的案例有Bessey与Backes-Gellner（2007）对学徒辍学进行的剖析，以及Backes-Gellner（2004）关于职工躲避持续参与职业培训的比如。关于危险偏好，行动经济学中大量的试验定论标明效用函数依据于一个参阅点，即过去的经历会改动对现有决议的评价，例如保险业（DellaVigna，2007）。在人事经济学布景下，这种（referencedependence）参阅依靠也很重要。Hedinger（2008）对个别绩效评价的参阅点进行试验研究，标明个别的尽力水平依靠于评价成果的改变。假如评价比前几年的更消极，个别将会中止尽力，即便评价以绝对值核算时很达观。此外，试验成果还证明自己具有更强的社会偏好，更加重视其他人们的付出。社会偏好主要有希望互惠（reciprocity）、不平等躲避（inequityaver-sion）和利他倾向等。其中署理两边对成果分配是不是公正的偏好，对公司合约鼓励规划与施行的影响尤为杰出。这种公正偏好具体表现为：人们一般讨厌不平等，不只在意利他不平等，并且也尽量躲避利己不平等（Fehr等，2000）。利他不平等会使职工产生妒忌感，利己不平等会使职工发生同情心。关于公司鼓励实习而言，署理人的这种公正偏好会对根据署理理论的鼓励合约施行功率发生重要影响。Grund和Sciwka（2005）研究标明假如薪酬构造是内生的，那么署理人的不平等讨厌会致使锦标赛鼓励机制不能实现投入的效益最大化。Bandiera（2005）等人对英国某生果农场工人采摘量的实地研究，也证明了这一定论。以上定论标明非标准偏好不只对行动经济学发生影响，在人事经济学中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因而，在公司中只有分清这些不一样的偏好对职工的影响，采纳针对性的措施，才能激起职工的尽力水平，进步公司全体的效益。所以，关于公司不一样类型的项目应当别离选用不一样类型决策者的评价计划，或许同一项目选用多人评价然后综合评判的办法做出最后决定。

2、非标准理念

行为经济学中许多关于非标准理念的试验成果，标明人们在做事情时通常体现的过度自傲，DellaVigna（2007）运用这一定论对公司许多管理行为进行解说剖析。Gneezy（2003）等人初次在序列锦标赛中进行性别区别的试验研讨，试验设计是有六个小组来处理电脑迷宫疑问。被试者在试验中挑选真实的努力水平，奖金根据产出而定。第一个类型是简单的计件工资，参加者的奖金根据各自的产出而定（例如处理迷宫的数量）。在这种待遇下，女人和男性之间的产出没有很大的区别，即他们都具有一样的才能来处理迷宫问题。另一种待遇是锦标赛，有三个男性，三个女人构成一组，只要取胜者才可以获得与产出成份额的付出，与计件工资方案比较，男性取胜的份额很大。相反，在只要女人组合的六人小组中，女人的产出比计件工资情况下还要多许多，这标明女人的才能很强，仅仅不喜欢与男性进行竞赛。定论标明女人与男性进行竞赛时，女人对自个的才能缺乏自傲。Niederle与Vesterlund（2007）经过进行两个数相加的试验，研讨男性与女人在进行自我挑选时的体现。这次试验分为三个期间，首先在计件的情况下，其次是在锦标赛的情况下，最终是被试者在计件和锦标赛之间进行挑选。试验成果：在前两种情况下男性被试与女人被试的绩效没有很明显的不一样。在第三种情况下，挑选锦标赛的男性被试是女人被试的两倍，男性为73%，而女人只要35%，体现很好的女人参加锦标赛的倾向还不如体现欠安的男性，试验定论也说明男性比女人愈加自傲。这些定论解说了为什么在社会中女人高层管理者的人数少于男性的疑问，公司应当运用这一理论，合理安排女人的职位，加强她们的工作联系，激发她们的潜力，添加女人职工的自傲度，使她们的才能发挥到最大，为公司带来更多的效益。

3、非标准市场

Tversky与Kahneman（1974）的实验结果表明个别往往会运用个人启发式的方法来处理最复杂的问题，行为经济学也显现了社会压力对个别发生的影响，人事经济学范畴中一个典型的使用即是对于职工的工作态度是如何被搭档所影响的研讨。Kandel与Lazear（1991）剖析了搭档压力对产出的影响，Encunosa、Gaynor和Rebitzer（1997）检测了医药行业中搭档压力和赢利共享，Lazear（1999）用Safelite数据证明了搭档压力的存在。此外，Ellingsen与Johannesson（2007）发现个别也简单被豪情所影响，在工作中希望被他人敬重，这些对产出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研讨定论都为人事经济学的开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新的见地，为了更详细地论述人事经济学从行为经济学中学到啥和现已学到了什么，我们从人力资源管理使用的一个中心范畴―――薪酬，来研讨行为经济学发挥的效果。

结束语

行为经济学被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决策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新兴交叉性经济学分支学科。随着信息及其相关领域的发展，现在可以通过调查、网上搜索等途径获取大量的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使人事经济学中的一些问题更加明确。数据的补充不仅为人事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视野，也使人事经济学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参考文献

[1]孙天琦.金融消费者保护：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解析与政策建议[J].西部金融，2014，0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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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民疯狂的网购时代

网购是指通过互联网检索商品信息，并使用电子订购单的形式发出购物请求，之后按照支付，发货等一系列环节完成交易的购物形式。 我国网购市场到底有多火再来看看数据就知道了。艾瑞咨询的2013年第三季度Q3中国网络市场数据显示，Q3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为547.6亿元，同期增长42.4%。而国家统计局法术的数据显示，网购交易规模同比增长速度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3.2倍。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预计2020年中国网购规模将达25000至40000亿元。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不仅仅是给人们提供便利的购物条件，也使得传统企业有了更多的销售渠道，的确开创了一种双赢局面。

二、网购中的博弈模型

我国网上购物真正的迅猛发展其实是从2006年开始的。在此之前“先付款，后发货”的交易制度使得大部分的消费者对厂家的诚信度持有怀疑态度致使成功的交易次数很少。开通第三方独立支付平台的想法是马云在2005年度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的，要想彻底解决诚信问题，就要先从交易环节入手，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并设立资金保护平台。实际上这每一次交易过程都是买卖双方博弈的结果，他们都会根据自身需要相应做出一个使自己效益最大化的行动。

1.一锤子买卖下的博弈

这里的一锤子买卖指买方与卖方只有一次交易机会，即不管交易结果如何每一个购物者都只会光临一个商家一次。商家当然也不需要为消费者提供售后，免费退换等服务。下面我们就以传统“先付款，后发货”的交易模式为例进行讨论。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有诚实或不诚实两种交易选择。为了使我们的讨论有效，这里还要做出两点假设：（1） 暂不考虑双方交易信心指数（ 2） 交易时不受到任何外界的干扰，属于无章交易状态。从买方开始，先做出选择，同时他选择的结果会很清晰的被卖方感知（即是否付款）。所以为了使得交易的继续进行，买方只能被迫选择“诚实”，即先付款，否则交易立刻终止。当买方做好决策之后，就进入到了卖方的选择时间了。卖方也有两种选择，即诚实交易时，双方各自获取利益π；但他选择违背承诺，即不诚实交易时，他本身就可以获得2π的收益，而买方则损失π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卖方都会选择不诚实交易的策略，因为2π的收益显然更高一些。而买方肯定也预料到了这种结局，所以在开始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择不诚实，就是不给卖方汇款，至此博弈结束。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为买卖双方都选择不诚实，各自收益为0，交易失败。因此在一方率先履约的情况下，交易失败的可能性很大。

2.无限次的重复博弈分析

一锤子买卖假设的成立条件过于苛刻，在现在的网购中也几乎不会存在这样只希望和你做一笔买卖的商家了，相反他们希望出现更多的 “回头客”，就是所谓的忠诚顾客。所以商家如果想要持久的经营下去，必定要进行无限次的重复博弈。这也就是我们接下来的研究的现实意义。研究这个问题的假设和前者基本相同，但是我们要指出的是假设卖方选择诚实之后买方就会继续购买（可以是不同的买家）。但只要卖方不诚实过，所有的买家都不会再买，也就是卖方失去了全部顾客。卖方的贴现因子δ（02π，求出δ>1/2。只要δ>1/2，卖方就不会选择不诚实。也可以理解为只要卖方想要持久经营下去，耐心程度越大，选择诚实的可能性就越高，获得的持续收益也就越多。这也就解释的通为什么现在的店家都很注重自己的信誉诚信度了。同时对于买方来讲，因为其只关注一阶段的支付，只有当他预期卖方诚实时，他才会选择购买。买方认为诚实的卖方将一直选择诚实的策略，所以买方的状态为最优；如果卖方曾经不诚实，买方则预期卖方永远不会诚实，所以买方也会选择不诚实的策略，即不进行购买。但是现实中也确实存在着诈骗的现象，这就是卖家耐心不够的表现。他们只想骗一下就卷铺走人，也不准备进行持久的交易。对于这种特殊的交易动机，我们应该特殊考虑，也就不在上述范围内。

三、网购中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从上述博弈模型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得知有着不同交易动机的卖家会采取不同的交易策略。打算持续经营的卖家毫无疑问会选择诚实，但少部分遵循“一锤子买卖”原则的投机者则必然会采取不诚实策略。可是选择诚实交易的卖家是否会禁不住短期利益的诱惑而加入不诚信的行列？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保持诚信？对于不诚信者，又是否能采取措施使得他们的利润无限缩小最终不得不放弃这种策略呢？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做以回答并提出相应具体的解决方案。

1.外部力量的介入

和商品一样，信息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资源，它能够提高经济主体的效用和利润。比如说如果买方对产品有足够多的了解，就能够很容易的避开质次价高的东西，减少自己不必要的损失；卖方如果及时了解市场的需求，也就能够提供恰好的供给。但是在网购市场上，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卖方比买方拥有更多的相关信息。单纯的市场调节机制无法很好的发挥效用，就容易出现市场失灵问题。这里指的是单靠市场力量无法满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比如卖家通过选择不诚信交易策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却使得大量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这就不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所以在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的强硬介入则显得尤为必要。看不见的手失灵的时候就需要看的见的手进行矫正，政府可以通过调节市场机制，弥补市场缺陷等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近两年，政府相继出台了确定市场准入及资格认证标准，强制性要求商家登记记录，相关部门进行不定期的审核等相关法文保障了市场的效率与公正性。除去这些明确的法律规范，独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卖方提前缴纳金制度，买家无条件换货退货机制更是使得不诚信商家获益难上加难。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市场本身没有思考，没有顾忌，需要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

2.自身的激励机制

理性的卖家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诚信策略，因为这可以使得他们获得持久收益。但为了防范卖家不理的出现，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信誉评级制度，通过开设用户评价平台使得单个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对于其他人也产生一定影响。其他消费者依据这些评价对卖家的诚信度做出判断，并将此作为自己是否购买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认定商品质量优劣的标准通常是呈现出来的用户评价，因此商品对于用户的吸引力也与用户评价成正向关系。随着商品好评的增加，它的协同价值越来越大，就有更多的消费者认可，商品销售量的增加就可以给卖家带来更多的收益。与此同时只要卖家选择过不诚实策略就再也不会有消费者与卖家进行交易，即卖家此后利润为0。通过这种机制的建立极大地避免了逆向选择，柠檬市场等状况的出现，也鼓励了生产销售优质产品的诚信者，惩罚了以次充好的不诚信者，提高了诚信的收益及欺诈的成本。在这种激励机制的作用下使得卖家确信只有一直选择诚信策略，才会有更多的收益。卖家也就不会为了一时暴利而放弃长久可持续的利润现金流，这才从根本上降低了诚信卖家倒戈为不诚信卖家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韩莉.我国网购的发展.商业时代[J]，2012.7

篇12

行为经济学发展出的他涉偏好在维护经济科学形式一致性的同时，扩大了白利形式的适用范围。行为经济学发展出的利他偏好、社会偏好乃至更一般的他涉偏好，本质都是通过扩展其效用函数的组成结构，把社会状态、他人效用或者人类情绪纳入到白利人的决策行为中，形成了效用函数的展开维度决定实质上是否白利或者他利的连续统一，纳入了个体行为受到所在群体约束而具有的有限理性：个体行为受到了来白组织(整体)的扭曲作用，表现为不同的组织环境下决策者的行为选择的变异。(形式)白利假设的适用范围在此基础上包含了从实质利他到实质白利的多样化情形，使理论更加直面现实，并维持理论的形式不变性。

引入他涉(社会)偏好揭示了个体理性与社会选择两者冲突的根本原因。他涉偏好引入其它行为者或者社会状态对决策者的扭曲作用，不仅使得个体表现出有限理性，还因为这种互动降低了行为者(利益)之问的冲突程度，使得社会状态处于相对合意的水平。他涉偏好在技术层面上改善了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描述的民主困境。揭示了:（1)即便社会中所有个体偏好都一致，社会也不可能存在合乎理性要求的社会偏好与社会理性，。究其原因，理性概念的构造是对无矛盾状态或者一致性的描述；而社会作为群体概念，其基本特征则是矛盾与冲突。 （2）即使如阿罗所言的所有个体偏好都完全一致，同层次与背景下的白利之问的关系并不能由简单的线性逻辑(例如加总)来决定，个体偏好一致的情况下也根本集结不出一个可以称之为交换或者商业的社会。因而，即便将他涉偏好(从局部个体)扩展为一般(全局)社会偏好，也不可能完全解决白利假设应用到社会层面的问题。

 (二)对传递性的拓展

主流经济学通常采用缩小行为人选择集的方法来处理有限理性，行为经济学与此不同:

（1）个体对行为后果的社会福利变化的认识不足，不能将社会福利变化纳入到白身决策框架，这种有限理性导致了社会行动与个体选择的冲突；这种框架效应通常应用社会偏好扩展函数来予以处理；

（2）指出理性并不是人类经济行为选择的唯一理由，行为选择可能还受到理性理由之外的某些因素影响，其体现形式是成瘾、情感等一些感性元素，这是行为经济学所关注的重点。由此，理性并不能作为决策者行为在所有时问与空间条件下的要求，而只能作为构建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要求。

既然确认理性不是行为选择的所有理由，经济学就必须纳入非理性因素和外部环境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动机。经济学的发展绝不仅仅要通过外界环境来理解偏好变化，而且还要将非理性因素纳入到行为决策框架中，这要求采取更弱的局部框架将情感等纳入到可以理解的边界上，接受和解释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考虑外部环境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并维持结果在不同行为主体和交互作用中具有(局部)形式不变性，而不再针对情感企图建立满足传递性的解释。这是因为:情感等非理性概念本身就保证这种对象不可能建立起可以理解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