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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及其走向形势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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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机)、FUel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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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经济形势；校企合作；人才培养

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直接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下滑，使原本艰难的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同时，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双重压力，我国经济进入了转型升级的深度调整期，企业面临人力资本积累不够，企业对人才求贤若渴，但人才缺乏，人才难求，不能有效支撑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因此加强校企合作，培养出高素质人才，适应社会发展新经济形势用人需求，是学校和企业走出两难境地的根本途径。目前，“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是院校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济发展对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院校生存、企业发展的内在需要，这点，从政府到高校已达成共识。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促进新经济形势下的高素质人才培养，是学校、企业及社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校企合作现状

(一)政府缺乏足够的政策和资金扶植

缺乏引导企业参与的优惠政策。目前虽然教育部门在大力推行高等教育中，强调“产学研”相结合，强调实践教育的重要性，并通过修改教学计划、制定教学大纲、增加实践课时等强制措施促进高校参与到企业实践实习教学。但我国在政策法规上还缺乏对企业参与实践教育的有效制约，一些企业也缺乏参与实践教育的热情。

(二)企业对校企合作积极性不高

企业没有将本企业未来发展、人才需求的计划性与此项工作结合起来。在学校与企业的合作中，学校处于“一厢情愿”的状态，这是实现真正“校企合作”的瓶颈。

(三)利益分配矛盾是校企合作中非常突出的问题

在校企合作中，校企双方会存在各类矛盾，如管理问题、人员问题、培训计划设置及利益分配矛盾问题。校企各方常因利益分配不当而导致合作的失败或破裂。如校企合作中，通常企业提前给大学方预支固定的报酬(比如，入门费)，同时也从总收益中按一定比例向其支付报酬(比如，销售额提成)。而这个一定比例成为双方争夺的矛盾焦点，企业提成比例太高，学校无法有足够的资金满足日常培训需求；企业提成比例太低，不符合企业经营管理的成本效益原则。因而，一个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就成为校企长期合作的关键。

(四)校企合作缺乏长效的运行机制

首先缺少固定部门负责校企合作管理。校企合作是一个特殊的人才培养方式，但企业和学校只是作为一个项目或课程计划的一部分，缺少专门的组织制定和落实校企合作制度。其次缺少校企合作的评价机制。

二、加强校企合作的对策

(一)加强政府在校企合作中的引导作用。创造良好的校企合作氛围

1政府在校企合作中舆论导向的扶植。地方政府可以多举办校企合作方面经验交流会，并设置专门的人员负责校企合作工作的宣传发动、指导认识，甚至是主动牵线搭桥服务。

2政府在校企合作中积极组织协调。校企合作是企业、高校在各自不同利益基础上寻求共同发展、谋求共同利益的一种组织形式。校企合作进行的好则二者均可获益，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学校和产业隶属关系和任务目标等的不同，对于校企合作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单纯靠它们自身，或者是靠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产业主管部门来协调校企双方的利益及合作教育实施中出现的问题，都有一定的难度。政府部门直接参与，通过建立合理的企业、学校和其他要素间的互动关系，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去化解矛盾；通过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领导、协调校企合作，才能使校企合作的机制正常运转，才能使企业和学校都从校企合作中获益，才能使校企合作持续发展。

3政府在校企合作中的投入保障作用。《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逐步增加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要进一步落实城市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政策；建立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助学制度。要把国务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意见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建立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机制。可以建立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基金；对中央投入的专项资金给予配套；对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给予税收与政策优惠；建立专项基金扶持校企合作等等。按照中央的资金引导政策，各地方政府按照职业院校的建设标准，加大对职业院校的资金投入，加快职业院校的建设。

(二)提高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积极性

让企业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根本动力，就是要让企业意识到合作中的优势，可以说企业通过成为高校的培训基地，可以降低引进和培养人才的成本，并让高校成为自身强大的人才储备基地。

1积极成为高校的培训基地，通过“请进来”开拓企业创新精神。企业可以积极参与校企合作，成为高校的培训基地，定期地接受高校学生的实习实践。通过低成本的“请进来”，了解目前高校理论水平，尤其是高校学生都具有活跃创新思维，通过与他们在实践工作中的接触，拓宽企业自身的开发思路，开拓企业创新精神。

此外在与高校合作培训计划中，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国家产业的最新发展形势，向高校提供其对人才需求的必要信息及行业发展的最新趋势。通过有意识参与培训计划和培养模式制定，为自己定制需要的应用型和实践型人才，降低在市场上的人员招聘成本。

2通过“送出去”，把高校作为自己的人才储备基地。技术更新是企业发展的生命。高校教师主要负责理论教学，他们掌握理论上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企业可以定期组织技术人员到学校充电，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学校也可以组织教师到企业进行参观学习，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使理论教学更加贴近实际。通过合作教学，学校可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而企业可以把高校做为自己的人才储备基地，加强技术人员的理论知识，把优势学科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把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总之，通过充分利用企业和高校教育资源优势，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后劲。

(三)发挥高校在校企合作中的主导作用

1加强人才培训基地的功能。为了解决学生就业，为了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学校必须加强校企合作。通过与企业紧密的合作，着眼于学科、专业建设与企业的互动，企业的实验设备向学校开放，学生的实验和实训可拓展到企业和工厂，在学科、专业与企业的不断促进、相互带动下，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高校不仅是理论的培训基地，也必须是实践的培训基地，高校可以通过让企业选派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到学校通过为学生授课、讲座，指导实验、生产实习，强化教学与实践。

2发挥人才定制的功能。“订单式培养”的实质就是校企双方通过签订用人“订单”，用契约形式规范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实现产学的有机结合，从根本上解决学生在校实习的职业针对性、技术应用性和就业问题。“订单培养”是为企业培养明天的员工，企业的积极性很高，使“产”与“学”相互渗透、融为一体。事实证明，这是教育与实践结合的有效途径。

3成为企业科研基地。在校企合作中，在高校为企业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教师通过授课内容和信息交流，充分展示了高校在优势学科中的前沿技术和科研成果，企业人员在培训过程中也识别出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前沿技术和科研成果，培训和交流为高校与企业合作提供了一个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平台。高校所拥有的研究设备、资料和研究人才，可以成为企业科研成果的基地。

[参考文献]

[1]刘志坚，校企合作的动力分析[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9)，

[2]瞿英，以就业为导向走校企合作办学之路[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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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消费量从2013年起由42.44亿吨开始下降，2015年消费量为39.65亿吨，2016年进一步下降为38.5亿吨左右。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煤炭消费弹性减弱，若未来供给侧的改革力度持续加大，政策效果明显，电力对煤炭的依赖逐步减小，那么伴随清洁能源的发展、能效的提高，煤炭消费量每年一3%左右的增长率有可能成为未来2}3年的常态。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理想的情景。预计2017-2020年年均经济增速在6.5%左右。煤炭消费GDP弹性系数在0.3左右，煤炭消费年均增速接近2% , 2020年全国煤炭消费量控制在43亿吨内。这是比较保守、谨慎的情景。

鉴于供给侧改革目前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本文将基准情景的煤炭消费增长率在2017年和2018年设置为一1.5% ,2019年和2020年设置为一1.2%;低能耗情景的煤炭消费增长率在2017年和2018年设置为一3% , 2019年和2020年设置为一2.8 %;高能耗情景的煤炭消费增长率在2017年和2018年设置为2% ,2019年和2020年设置为1.7%

在2017-2020年时间段中，3种情景下煤炭消费增长率和能源消费增长率的指标变化率如表2所示。

在表3设计的3种情景下，对每一种情景下2020年前中国煤炭消费量进行预测，得出到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分别达到36.43亿吨、34.19亿吨标准煤、41.39亿吨标准煤，如图3所示。

(二)关于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及消费结构的预测

1.能源消费总量

据初步核算,2016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约为43.6亿吨标准煤。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能源消费量有所放缓。在2000-2010年间，中国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速为9.7 %;在2010-2016年间，这一增速下降到3.8 %。由于宏观经济放缓和国内外能源市场综合因素的作用，2015年和2016年的能源消费增长率较低(均不到2%)，但考虑到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2017-2020年间能源消费增长率可能有所回升。因此，在此假设“十三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率将会在2.5%左右。这一预测与国家能源局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相一致。

本文将2017年和2018年基准情景下的能源消费年增长率在设为2.6%，在2019年和2020年设置为2.4%。在低能耗情景下，供给侧改革加快推进，政策落实较好。中国产业结构将得到较快优化，工业部门能效大幅提高，特别是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能效提高较快，有色和化工行业的增速相对较慢，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比重将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考虑到中国可能已经进入能源强度大幅降低的阶段，本文将低能耗情景下的能源消费增长率在2017年和2018年设置为1.5 % ,在2019年和2020年设置为1.3%。高能耗情境下，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率降至3%左右。本文将高能耗情景下的能源消费增长率在2017年和2018年设置为3%，在2019年和2020年设置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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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知识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遵循产业结构优化理论，使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引进和建立一些高新技术和复合技术性的产业。而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对人力资本也提出一定要求，要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注重劳动力高新技术能力的培养。同时避免转型期间出现劳动力失业以及高素质劳动力外流的现象。

三、资源型城市所处生命周期和资源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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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经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热潮后似乎归于平静，然而网络经济却现实地发展着，关于网络经济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有什么不同？网络经济的运行规律如何？网络经济下企业的竞争策略是什么等问题值得人们深入思考。我认为，网络经济是不同于传统经济的一种低成本、无摩擦、高效率的全新的经济型态。网络经济不仅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对社会制度、法律、政府和人们的观念形成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对企业的运作机制和竞争策略提出了迫切的更新要求。

一、网络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挑战

西方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任何交易都是有成本的，是要花费费用的，经济运行是有摩擦、有阻力的，也就是说经济活动是一种摩擦经济。只有通过合理的产权界定和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降低交易费用，减少摩擦，提高经济效率。由此，如果说传统经济是一种摩擦经济的话，那么网络经济就是一种非摩擦经济。

网络经济在大部分情况下就是没有摩擦的经济，也就是说，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费用要比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低得多，几乎以接近于零的成本获得无限资源，无限地提品、服务及创意，从而使经济状况大为改观。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就如同一个虚拟的世界，只要产品低成本制造、廉价销售，就会赢得用户。可见，网络经济是不同于以往经济模式的一种低成本、无摩擦、高效率的全新的经济型态。

网络经济向传统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网络经济了传统的供需平衡机制

在传统经济学中，生产随需求而变化，企业根据需求的升降来调整生产。也就是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供给支持需求”型经济，即“看不见的手”努力平衡供给和需求。它的传导机制是：需求——价格——供给。具体来说，需求下降，引起价格降低，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上升，引起价格升高，再引起供给扩大。而在网络经济中，由于没有什么摩擦，没有相互抵触的因素，因而需求毫不费力地随生产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网络经济是一种“供给主导需求”型经济，即“看不见的手”努力“主流化”。它的传导机制是：供给——价格——需求。具体来说，供给增长，引起价格降低，刺激需求增长；供给增长，又引起价格降低，再刺激需求增长，如此循环往复。可见，网络经济中供需平衡的规律颠倒了。

（二）网络经济改变了传统经济中的“收益递减规律”

收益递减规律打个比方说就是，消费者吃得越饱，饥饿感就越小，对食物的需求就越少，因此食品商的收益也就越小。而在网络经济中，消费者吃得越多，就越感到饥饿。例如，微软公司的用户需要越来越多的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因为软件用户已被锁定在某一个文字处理系统或排版系统上，他们不愿学习使用新的系统，于是不断购买原系统的新版本。不久，一种产品、一项服务或一个创意就取得了偶像地位，随之在消费者眼中变成了一种时尚，从而取得了主流地位。主流化了的产品、服务或创意能自身获得动力，从而使收益递增，而不是递减。

（三）网络经济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反馈机制”

这里首先要明确负反馈和正反馈的概念。所谓负反馈就象是汽车行驶太快时的突然刹车，是阻力、摩擦力。在传统经济学中，负反馈既是阻力，表现为需求阻碍供给；又是摩擦力，表现为制造、分配和销售的正常开支，表现为收益递减。正反馈则截然相反，它是在加速而不是阻碍市场份额的变化。降低价格，锁定特定的用户群，发展长远客户，所有这一切都刺激了需求的增长。这种正反馈机制促使需求不断增长，迫使产量持续增长，直到市场饱和。因此，网络经济自身具有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机制与传统经济学中的负反馈机制或收益递减规律的运作方式正好截然相反。

但是，网络经济虽然不同于传统经济，但它仍要受市场力量的支配。正如詹姆士·阿利指出的，“递增利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递减利润就不存在了，这两种现象将永远共存，并且起着互补作用。”实际上，网络经济仅仅是延迟了递减利润开始产生影响的时间。

（四）网络经济具有非线性的“混沌”特征

某些具有内在不稳定的系统时而会出现紊乱的态势，数学上称之为“混沌”。而非线性则是指人们难以预料的因果关系。例如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就是一种混沌状态，买卖、抢夺市场份额向来就是按非线性系统规律进行的。一个混沌系统就是一个非线性系统。网络经济就是这样一个非线性的系统，它一旦有变化，就不是从一个值均匀地变化到另一个值，而是跳跃式地变化。网络经济内在的非线性特征正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主要原因所在。

这种现象只能用“混沌理论”来解释。一个非线性系统即使呈不稳定的混沌态势，它仍会趋于某个均衡点，系统围绕该点上下波动，达到该点时，便处于稳定状态。这个点就是混沌系统的均衡点。运用到股市上，它就成了某种股票价格的均衡点；运用到网络经济中就是各公司的市场占有率。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体系的本质不同就在于它内在的数学原理是用数理混沌理论描述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只揭示了有形物品、货物的供需以及市场总是从一种状态线性地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规律，它无法解释当代网络经济所具有的非线性混沌特征。

综上所述，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有着明显的不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不再完全适用于现代网络经济。二、网络经济的特殊定律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学的定律不同，它有自身的一些特殊定律。

（一）莫尔定律（Moore’Law）

莫尔定律认为，网络技术改变了传统经济的变化速度（rateofchange），网络经济是按照“因特网时”（internettime）的速度运转的，计算机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翻一番。由于这个定律首先是由美国因特尔公司的戈登·莫尔提出并应用的，因此被称为“莫尔定律”。

“因特网时”是网络经济的变化速度，它是以小时为计量单位的，这已接近人类能够吸收信息并做出决策的能力的极限。通常7年相当于因特网时中的1年。在因特网时，每3~5年就是一个网络经济时段。一种产品在3~5年里就会达到主流饱和状态。为了更鲜明地理解因特网时，可以将网络经济与农业、工业、后工业等经济时代列表对比如下：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时代的对比

时代延续时间（年）交互速度（英里/小时）环球所需时间

农业经济3~50003~5（人力）3~5（年）

工业经济3~5003~50（马车~汽车）0.3~0.5（月）

后工业经济3~503~500（飞机）0.03~0.05（天）

网络经济3~53~5000（网络）0.003~0.005（小时）

显然，每个时代的长短取决于交通和通讯的速度，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技术速度。根据上表，工业时代比农业时代要短10倍，后工业时代要比工业时代短10倍，而网络经济中每个时代则只有3~5年，极其短暂。

极端的“因特网时”给网络经济的运行强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那就是学习。莫尔定律是网络经济中企业和它的竞争对手必须遵循的一种业绩学习曲线（performance-learningcurve）。网络经济是给信息增殖的一种经济模式，增殖能产生更多的信息，而更多的信息又能进一步增殖，这种不断循环着的特殊的信息收集过程，被称为学习。学习是运行在网络经济中的正反馈机制的核心部分，因为它以技术优势代替了物质优势。一般来说，一项新发明、新的电脑程序或新方法问世后，必然会有人对其做出改进，在原来的基础上巧妙地修改、提高或运用，从而掌握了增殖的奥秘。这促进了更多的革新和改进，于是就有了更多的学习，导致了后代产品的进一步增殖。这个发明、学习和增殖的循环会一直持续到技术枯竭或该技术被其他技术所取代。学习导致了全社会都在追求速度，学习过程和与之相适应的正反馈机制是网络经济的推动力，因此，控制学习变化速度是网络经济的一个关键因素。

（二）达维多定律（Davidow’Law）

达维多定律认为，在网络经济中，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够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额，因此，一家企业如果要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就必须第一个开发出新一代产品。与其作为第二或第三家将新产品打入市场，绝对不如第一家，尽管你的产品那时还并不完美。该定律还认为，任何企业在本产业中必须第一个淘汰自己的产品，即要自己尽快使产品更新换代，而不要让激烈的竞争把你的产品淘汰掉。这实际上是在“因特网时”中生活的一个必然结果。威廉·达维多在因特尔公司任副总裁时，就注意到了提高产品更新速度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这一定律。

（三）新兰切斯特策略（NewLanchester’Strategy）

对网络经济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三个人是英国的F.M.兰切斯特（1868~1946），他设计了英国的第一辆汽车，写了《战时飞机：第四代武器的开端》一书，并于1916年创立了“数学理论策略”。他的思想影响了运筹学的创始人伯拉德·库柏曼。W.E.德明在60年代把上述两人的思想介绍到日本，日本科学院院士申夫田冈博士总结了该理论中的精华部分，并以此为基础针对日本人的消费状况制定了一种新的营销策略，被称之为“新兰切斯特策略”。该策略描述的是网络经济的竞争规则。新兰切斯特策略被用于商业时，就成为一整套的指导原则，指点市场部门如何在竞争中取胜。

具体来说，新兰切斯特策略的运用可以使产品、服务或标准主流化。某个产品一旦主流化，它的地位就不大可能被动摇，锁定了一大批固定用户，并给生产该产品的公司带来巨额利润。因此，兰切斯特被许多人视为运筹学之父，在网络世界里，可以称为网络经济的建筑师，至少也可称为市场交易策略的设计大师。

三、网络经济中的生存原则和竞争策略

商场就是战场。网络经济中的市场营销就象打仗一样。根据以上网络经济的特征以及运行规律，企业必须采取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生存原则和相应的竞争策略。

（一）产品主流化（mainstreaming）：抢夺市场份额

主流化是网络经济生存竞争的首要原则。为了赢得最大市场份额而赠送第一代产品的做法就是主流化。主流化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锁定”（lock-in），即通过吸引客户从而占领主要市场份额的过程。一旦数以百万计的用户对该产品有了依赖感，考虑到培训费用和其他转换成本，他们就再也逃脱不了；一旦某个产品取得了主流地位，这个地位就不大可能被动摇。显然，主流化有两方面的意义：它不仅锁定了用户，同时还消除了竞争。

免费赠送是实现主流化的具体方式，它通过把自己产品的价格降到冰点，而使其普及程度一夜之间升到沸点，从而一跃成为市场霸主。许多网络公司都是这么做的。这也就是著名的“剃须刀和刀片”原理，赠送剃须刀就是为了长期推销刀片。

主流化的直接目标就是追求市场份额的最大化，而市场份额的多少与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有直接的关系。研究发现，一个企业要想在网络经济中白手起家，必须先拥有26.1%的份额，再赢得41.7%的份额，最后达到73.9%的份额。这一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1）当一个企业使用高明的计谋达到26.1%的市场份额这一最低目标时，才能成为“竞争者”，即才可被看作是一个可参与竞争的企业。若低于26.1%，则它的生存能力就很弱，只能算是“不稳定的竞争者”，它的地位可能随时会被竞争者取代。一旦拥有26.1%以上的份额，就开始与其他公司相脱离，处于领导市场产品的地位。获利能力一改变，市场份额也随之改变。（2）弥补缺口来进一步赢得41.7%以上的市场份额，这样就会成为市场“领导者”。所以市场霸主的目标是猎取超出41.7%的份额，这时，该公司与它的竞争对手之间赢利能力的差距才能扩大。在网络经济中取得这一关键地位的捷径常常是兼并和收购（M&A）。（3）通过主流化以赚取73.9%的份额，从而成为“垄断者”。当然，垄断是每个雄心勃勃的公司的最终目标。但是，但再往上超过73.9%时就会停滞不前，因为其一，很难刺激出更多的商品需求量；其二，会引来与其他产业集团或专业化产品公司的竞争；其三，市场份额与赢利能力两者之间就会错位。因此，虽然拥有90%、95%或100%的市场份额，似乎是最理想的目标，但在网络经济中不应该是一个聪明企业的目标。

（二）铸造价值链：“黄金定律”

网络经济中，许多高科技产业已构成价值链上的分支。价值链是由基础科技公司、中等增殖公司及最终用户共同联结成的价值增殖链条。网络经济通过价值链实现价值增殖，企业从价值链的一个或多个分支中抽取资金，赚得利润。网络经济决定了任何公司若只是赢利，而不实现价值链增殖，将难以幸存。

价值链中包含有“黄金”，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价值链上的分支越多，它所获取的“黄金”也越多，这就是“黄金定律”。任何企业意欲挖掘网络经济的潜力，就必须充分利用由一个甚至多个市场空间构成的价值链。

网络经济下，价值链比各组成部分的总和价值要大。单枪匹马地干无济于事，所以各企业要联合起来，形成“价值链群”才能幸存。随着产品的分解，价值链不断整合。各企业应建立合作关系，发挥联合的作用，竭力从整个价值链上获取利润。

（三）PICN原则：产品个性化

网络经济中产品和服务必须要有个性，即质量和外观以及感觉要对人性因素具有吸引力。个性也许很难定义，但是有个性的产品就有市场。一个企业要在网络经济竞争中获胜，必须瞄准个体市场，实现产品、服务和创意的个性化，即遵循PICN原则。

PICN是一个缩略词，由个人化（personalization）、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客户化（customization）和特定化（narrowcasting）四个词的英文首字母大写组成。这里，个人化是指产品恰恰正好符合个人的需要；客户化是指客户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剪裁某项产品；个体化是指某项产品是专门为某个特定的人的生活方式而设计的；特定化即指客户是通过单人市场发掘出来的。所有这些，都组成了PICN因素。在网络经济中，个人化代替了效率，个体化代替了大规模生产，客户化代替了客户支持，特定化代替了大规模销售。

显然，PICN原则迫使生产超越了销售的束缚。网络经济中的生产不再是整体地、大批量地生产出普通呆板的产品，或提供僵硬、没有特色的服务，取而代之的是，它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事后能够改进。个人化和个体化使价值乘数达到了最大化。总之，在网络经济中，个人化、个体化和个人市场这些新观念正在深入人心，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节约资金这些传统观念正在悄然逝去。由于产品和服务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网络经济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四）虚拟社区和部落意识

虚拟社区是由有着相同需要的人组成的群体，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把世界各地的人们与世界各地的产品和服务联结起来，虚拟社区这个概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网络经济中，企业首先得找出富有代表性的个人习惯、个人喜好和个人品味，并据此生产出符合个人需要的产品。然后企业必须找出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潜在客户，把他们当成一个独特的群体，向他们出售产品。但是要想吸引住这个群体，就得迎合他们共同的人生经历、价值观念和兴趣爱好，也就是说，要创造出一种社区意识。一个成功的营销策略必须迎合他们心灵深处的那种农业时代的部落意识。网络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不仅要适合一个单个的人，同时要能引起整个部落的兴趣。事实上，虚拟社区已超越了社团的范畴，随着网络经济趋于成熟，每个人都将成为某个虚拟社区的一员。这一观念实现主流化以后，很多后工业时代的做法将被过去的农业时代的传统所代替，人们的观念必须领先一步得到更新。

（五）企业产业化

在网络经济中，当市场份额增加到最大值时，该产品就成了市场的主导产品，制造该产品的企业就能创立完整的产业。企业就要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产品转变为产业的标准，否则该企业就会失去垄断市场的机会。发展一个产业与壮大一个公司有天壤之别，区别在于发展一个产业得到的回报比发展一件产品的回报更为丰厚；换言之，一家公司若是转变为一个产业，其价值就转化为一个“金矿”。例如，微软公司已发展成为一个产业，而苹果公司只停留在一家公司。微软公司的产业包括了本公司，外加成千上万个第三方开发商、合作伙伴及追随者，是最成功的例子。

综上所述，网络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和企业内外环境均发生了奇异的变化。企业只有密切注视并适应这种变化，采取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竞争策略，才能在网络经济中生存和发展壮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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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是西方近来兴起的概念。通常我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忽略了其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功能。这种功能是在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上层建筑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引起了国家治理的危机(Jessop,1998)。

国家由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现了所谓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转变”。

管治概念中国古来有之。《资治通鉴》集成了帝国管治的精华。寻求天下大治，无非是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明察各种关系，以达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

因此，管治实为一种视野，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体管治形式。

2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资本主义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危害了边缘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由此而生，是对这种势头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东西对峙。唯有国家才可承担此重任。感叹封建和半殖民的旧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无组织状态是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对资源调动和社会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费方式的集体化。比如，住房的单位分配即为一例。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产生于对无序社会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合法性不仅建筑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机。

3管治基础的改变

市场经济改革转变了原有的基础。在国家内部，为了建立激励机制和转移中央压力，实行财政放权。放权形成了计划外资本循环和地方主义。在地方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这在实行分税制后有所改变，但出现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当地方政府对其可控资源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式经营政府”的行为(Walder,1995)。在体制外，市场使体制外要素的出现成为可能。传统上，单位关系是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主要标准。但当内外差别弱化时，此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响。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而最大的转变则是城市中大量的农村移民。这一运动具有自发性，未经规划，但与家庭纽带或老乡关系相关。移民一般难以溶入社区生活，因此他们保有“外来者”的特征。同时，户口制度仍固执地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服务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变动性，对他们的管理成为政府的严重挑战。

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放松对一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引入市场化。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份额大为下降，由此为终结多数工业原材料的计划分配铺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论建立了土地租赁体系(YehandWu,1996)。这一新系统的采用最终促成了国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上的放权。而在正规土地利用体系外则还存在不断膨胀的“黑市”。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了专款支持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与单位相联系。而在改革时代，在土地租赁系统建立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的巨大作用。

资本：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起来。外资的流动性引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资本构成的贡献，更在于它对非国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而民营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极大之活力，由此亦成为就业的重要资源。

空间：由房地产市场建立而起，内城变化开始加剧。户口对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开始减弱。购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户，或者施行所谓“人户分离”。另一方面，自发的土地开发也在冲击单一的单位空间。事实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单位的特征所决定。由于对单位的放权，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对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国家通过增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加强由单位开发的，但游离于法规控制外的内城空间的“地域化”。而在单位系统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非正式空间出现了，例如“浙江村”。

总体上，社会复杂性增加了，这减弱了国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国家需要将各种要素联系以整合为可管理的社会。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权力得到巩固

与等级式的单位系统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区、县，街道办、城镇、乡，居委会、村）属于“地方”组织。随着单位体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组织开始承担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对于放弃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私营企业去的人员，他们的人事档案将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确证其身份。由此看来，国企工作是一种事实上的“身份证明”，包括“单位证明”，居住地则以户口加以确证。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属于正式的单位，因此地方和社区服务就变得重要起来。

市政府：与中央在经济发展中的转变相适应，城市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开始被确认。市政府开始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角色从辅助国家项目转向更积极的地方发展战略制订者。

城区：1960年代曾有过将属于不同系统的单位整合进同一地方公社的尝试，但流于失败。1990年代后，这一尝试重新出现。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谓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开始强调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办：严格地说，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政府层次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补充性作用一样，街道办扮演着边缘角色，承担管理国家单位外人员的作用。

居委会：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区别在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组织”。实际上，居委会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经费亦在地方政府预算之内。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巩固形成了诸多新功能。

空间流重组：地方权利的重新组织造成了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重组。政府监督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的资本流从垂直转为水平方向。从上至下传达和从下至上报告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级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单位依据其管理关系划分等级。当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就为水平联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业化

管治企业化的出现是政府对内部能力调整的一种应对。例如管理部门直转变变为公司，房产局接转为房产公司。

建立地方商业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街道产业已成为上海第二大地方财政收入。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在地方尺度上紧密联系，这为企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创造地方空间：空间的创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为可能。在明确的地域边界内，使用更具风险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试验。同时，很多发展区都通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开发。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并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外滩的发展开发，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滩已成为上海的中央商务区之一。而且，城市景观也开始被大力提升。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1]华伟.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50年变迁.战略与管理，2000(1).

[2]刘君德.中国城市社区组织制度的创新与思考.杭州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3]JESSOPB.1998.Theriseofgovernanceandtherisksoffailure:thecas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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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ARDYN.1998.China''''sUnfinishedEconomicRevolution.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Institution.

[5]WALDERA.1995.Localgovernmentsasindustrialfirms:anorganiz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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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UF.1999.The`game''''oflandedpropertyproductionandcapitalcirculatio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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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WUF.2000.Theglobalandlocaldimensionsofplace-making:remakingShanghaiasaworldcity.UrbanStudies,37,1359-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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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事业方式统筹的干线公路建设。如某省70%的高速公路都是由省公路局管理建设及资金的统贷统还和运营的。这种统一管理的模式能够让管理部门很好地监管公路建设，有利于打造一个较好的公路运输服务体系，方便社会，方便人民。不过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问题，由于公路局承担了全部公路的建设、管理和运营等各个方面工作，其管理范围太大，容易出现管理效率不高、事企不分的现象。在公路建设完成的运营管理上，也容易出现机构臃肿、权责不对应等问题。

(3)从分散到统一的企业化管理模式。如江苏省采用的模式就是省政府人员提出决策和监管，公司集资，市里提出建设方针，这种统一领导下四分开的格局，使各部门各司其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公路建设管理的效率。但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其指挥部的指挥模式比较传统，属于建管模式，这已经不适应当下的市场经济环境了。再比如，企业为了追求企业利益，使其利益最大化，而政府建设公路是出于社会公益效果，很明显，这两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并且，在省政府的领导下，高速公路集团企业几乎与省交通厅是同一行政位置，这极容易造成交通行业的监管工作无法开展。

(4)部分集中的企业化公路管理模式。如四川省高速公路的建设管理大部分是由建设开发的总公司———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川高公司）负责的，其中包括建设资金的筹措、建设过程的管理、管理经营管理、经营资产的管理和公路养护的管理等各项职能。这种模式有一个很大的好处，省交通厅直接管理川高公司，川高公司在管理建设和管理的过程中具有一些行政管理的权利，如公路建设监督、路政管理等，简单的说，就是将事业性公路管理模式变成企业化管理的性质，这样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在实践中对公路的管理控制。

2我国现行公路经济管理模式中的几大问题

2.1管理机构的设置繁琐重复

因为我国公路建设的投资主体和投资建设渠道太多，导致公路管理机构、管理制度的多样性。如股份制的、有限责任制的、国有企业性质的。一个公路工程的建设在政府、企业等多种主体的管理下，非常容易出现建设与运营管理不当的混乱局面。因此产生了机构设置不当和重复设置的问题。有一些省或市里不仅设置公路管理局，还设置公路项目办公室，除了这些繁琐的管理机构，还有政府支持成立的通过支配国有资产投资的公路集团、企业等。这些重复设置的机构导致同一片公路地段内出现多个管理公路的管理机构，由于各部门职能的交叉，当交通运营中出现问题时，极容易发生互相推诿和纠纷的状况。

2.2交通法规体系不完善

我国现在还没有制定一套专门针对公路建设和运营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目前公路的执法还是根据1997年7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该法只是规定了公路的建设和收费问题，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管理内容和管理手段的规范要求。由于没有针对性的实用意义，导致执法过程中的执行力度不足、适应性差等问题，这根本就不能满足公路建设和运营管理的要求。很多地方性的道路交通法规跟《公路法》的法律条例又相互冲突，互相抵制，在遇到交管问题时，应当作出的处理方式却不一样，致使管理混乱。目前，公路管理部门管理路政的主要问题是职责不明、交通执法范围模糊等方面。

2.3路政管理和交通安全管理没有衔接公路的性质要求公路管理需要做到高效、统一、集中等标准。一段公路的管理涵盖了多方面的内容，如收费、养护、通信、服务、交通安全和路政等，这些管理内容是一个整体。但是，现在很多省、市的法规都从中割裂了交通安全管理的条例。

3公路经济管理模式的经济适用性分析

在公路经济管理模式的经济适用性评价的分析中，公路管理与经营情况作为被分析的主体。这需要处理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结合评价指标的一般原理分析，数值大的作为输出指标，数值小的作为输入指标。所以，将公路工程建设资金、公路收费的收入、公路通车里程设为输出指标，将公路建设的负债、公路经营管理机构的数量经营型公路的收费设为输入指标。通过软件和模型评价分析得出公路经营管理模式的经济适用性评价值。

(1)目前我国公路经营管理模式的经济适用性总体评价值很低，分析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国公路暂时还处于建设阶段，在交通网规模扩大的时期，无形中加大了公路运营管理的压力，而有关公路管理的模式又没有统一，各地区在公路建设管理的经验中摸索出来的模式又存在一定弊端。如管理主体繁多、职责不明、服务质量低、路政下达不清、不适应当前市场经济环境等。

(2)中江苏省的评价值最高，因为该省的公路管理模式是政府统一领导、企业化管理的模式，这种模式比较适应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所以相对提高了管理的效率。广东省、四川省采用一路以公司的模式，其中收费经营型公路较多，可以有效引进资金，不过建设阶段造成的负债很重，同时不方便对公路的统一管理，从而降低管理效果。山东省、辽宁省、陕西省主要以事业统筹的方式管理，这样会加大投资资金的压力，不利于社会资金的广泛利用。

(3)评价值和各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得出，我国东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其他地区的要快，当前东部地区管理经营管理的主要问题是服务水平和管理效率。所以，针对性的采用具有集中性特点的企业化经营管理模式，才能有效提高公路的服务体系和规模效益。而对于我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由于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所以在公路工程建设方面需要相对减少资金的投入，同时扩大建设资金的来源，适当地用事业统筹的模式来管理公路建设和经营，这样有助于提高集中资金的能力，也可以在保证公路服务效果的基础上实行企业化的经营管理模式。

4公路经济管理的有效措施

4.1法律手段

①立法阶段：市场经济得以安全、快速发展的保障是相关法制基础。只有拥有一套合理的法律保障制度才能使公路管理有序、稳健发展。政府需尽快制定公路建设与管理的相关法律条款。②执法阶段：管理管理的执法问题是其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繁多、低效的执法主体严重阻碍了公路发展的速度。当下，主要是解决行政管理体制中的行政执法管理问题，第一个需要明确划分的就是公安部门和交管部门的职责问题和行政分工，确保公路管理体制的精简、统一和高效。从而建立一个完善的公路交通管理模式。

4.2经济和行政手段

因为公路工程的建设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需要大量筹备资金，其投资的成本回收又很慢，同时还具有公共性和非盈利性的特点，所以一般企业通常都不愿接手建设管理。这个时候，政府部门可以进行市场干预，给予合适的企业以垄断公路的经营权利，让该企业独家经营指定公路，不过同时通过微观规制对管理该企业进行管理，这样不仅符合公路建设运营的发展规律，而且还体现了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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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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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企业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开创了我国企业发展的新局面，对企业管理工作的要求进一步提升。企业经济统计工作作为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为企业管理者提供重要财政数据，帮助企业进行决策支持，从而促进企业经营活动顺利进行。企业应该要求企业经济统计工作人员建立完善的企业经济统计信息网络系统，实现企业网络信息化管理。

我国企业经济统计自身存在的问题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因此企业进行企业经济统计创新工作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企业经济统计自身存在的问题的客观要求。由此可见，企业经济统计工作存在的问题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所以，企业经济统计工作较差，工作情况不佳，从而使得企业必须要采取措施创新企业经济统计，实现企业经济统计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企业经济进行创新性统计的可行性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经济进行创新性管理成为可能，有助于企业经济实现创新性统计。正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客观的社会环境、物质条件以及科学的思想理论都为企业进行进行创新性统计提供了条件，从而使企业经济进行创新性统计具有可行性。 1科学发展观成为企业经济进行创新性统计的理论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我国快速发展，并且，创新精神和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理论。企业在进行经营活动中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作为理论指导实践活动，实现企业长远利益，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企业经济进行创新性统计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坚持创新精神和可持续发展观念，实现企业经济进行创新性统计。

随着全球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变更速度也非常快。因此，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企业经济进行创新性统计的技术保障。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随着数理统计科学的不断进步为企业经济进行创新性统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由此可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企业经济进行创新性统计的技术保障，使企业经济实现创新性统计成为可能。 企业经济进行创新性统计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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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035-04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日趋“文化化”，文化已经“经济化”。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带来了文化产业化，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具有经济属性，主要表现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具有商品性，以及文化产业发展具有经济效应。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决定了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这种价值具体表现为文化产业是现代经济的增长点，能够提升城市价值，增加经济增长点，调整经济结构，缓解就业压力，辐射其他产业。

一、文化的经济化与文化产业

从概念上看，“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是指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文学和艺术等现象。在这里，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并列，但是一样蕴含着经济价值。广义的文化可以从不同学科进行定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1871年，泰勒的描述性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具体包括知识、信仰、风俗、艺术、法律、道德，以及通过学习获得的其他能力和习惯。（2）1921年，帕克和伯吉斯的历史性定义：文化是群体生活的社会遗传结构的总和，能够因群体人特定的历史生活和种族特点获得社会意义。（3）1905年，斯莫尔的心理性定义：文化是指某一特定时期的人们使用的技术、机械、智力和精神才能的总和，以及其他为达到个人或社会目的而采用的方法或手段[1]。

文化具有经济功能，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已经“经济化”、经济日趋“文化化”[2]。日本著名学者日下公人认为，在经历经济开发、社会开发和人才开发的时代后，开发文化经济价值的时代已经到来[2]。文化与产业相互渗透，必然出现文化产业化。所谓文化产业化，就是在保持文化原有功能和特征的前提下，以资产为纽带，以精神需求为方向，以相应物质为依托，把人类的知识、智力、信息、精神和艺术，加工成文化产品，并进行交换、消费和服务。

文化的产业化带来文化产业的发展。早在1944年，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表《文化产业：欺骗公众的启蒙精神》一文，首次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3]。西方文化经济的创始人之一大卫・索斯比认为，文化产业是通过具有创意的生产活动提供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具有知识产权，能够传递某些社会意义；文化产业实质上是指文化产品的经济功能，能够增加产出、促进就业、创造利润以及满足消费者需求[4]。如今，文化产业已成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和经济增长点，成为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中轴。因此，有人将信息产业称为“第四产业”，将文化产业称为“第五产业”[5]。当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文化产业的称谓可能不同，如美国的版权产业、欧盟的内容生产、英国的创意产业、日本的感性产业，我国台湾的创意文化产业。但不论称谓如何，文化产业的核心在于从事文化内容生产，经营符号性和信息性的产品，并实行以创意为手段的产业化运作。1999年，深圳在国内率先提出“文化立市”，2004年提出打造“设计之都”，2005年将文化产业确定为继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之后的第四支柱产业。目前，深圳已建成具有典型示范作用和集聚效应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5个，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以及占全市GDP的比例逐年上升。

文化产业是从事文化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2004年3月29日，国家统计局颁发《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将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分为“核心层”“层”和“相关层”。（1）核心层。包括新闻、广播、电影、电视、书报、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文艺表演、文化演出场馆、群众文化服务、文物及文化保护、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文化研究、文化社团、其他文化等。（2）层。包括互联网、旅行社服务、旅游景点文化服务、室内娱乐、游乐园、休闲健身娱乐、网吧、文化中介、文化产品租赁和拍卖、广告、会展服务等。（3）相关层。包括文具、照相器材、乐器、玩具、游艺器材、纸张、胶片胶卷、磁带、光盘、印刷设备、广播电视设备、电影设备、家用视听设备、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等。

二、文化的商品性与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

文化承载着各种社会关系，塑造了社会的理想人格，提升了个体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不过，文化的价值内涵常常表现为外在感知，并且被符号化和系统化。无论是音乐、舞蹈、服饰，还是节庆、晚会、习俗，都通过媒体表现出来，从而表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鲜明独特的个性，正是文化的绚丽特征和丰富内涵，产生了经济价值[6]。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仅体现为文化具有的表层服务功能，而且说明文化本身具有经济属性。

文化产业具有经济属性。在阿多诺对文化产业的界定中，特别强调：“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在于把裸的盈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7] 1980年召开的蒙特利尔专家会议认为，一般说来，文化产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在产业和商业流水线上，文化产品和服务被生产或再生产，并且被储存或分销。由此表明，经济属性是文化产业存在的基础。

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首先表现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商品性。文化产品或服务是商品，具有商品的本质特征，在市场机制下通过竞争进行生产和交换，实现价值最大化。图1显示，假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机制绝对有效，文化产业市场能够自发实现均衡，达到资源配置最大化。这时候，供给曲线为S，需求曲线为D，均衡点为E，均衡价格为P，均衡产出为OA。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文化生产企业的供给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处于平衡水平，即在均衡点上，既不存在文化产品或者服务的短缺，也不存在过剩。在这一框架内，文化产业只能依靠市场化运作来取得经济效益，没有其他途径可循。这是因为，如果出现高于均衡价格的价格水平，文化产业的生产企业愿意提供的文化产品数量，将高于消费者即人民群众的购买意愿，就会出现文化产品或者服务的过剩，对价格施加向下的压力，直到达到均衡价格。同样，太低的价格会产生文化产品或者服务的短缺，消费者愿意出高价购买，也会促使价格上升到均衡水平。在这一情形下，文化产品和服务实行产业化运作，在利益的驱动下，生产者制造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繁荣文化市场，带动经济发展。

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包括其“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经济效应。通过“区域联合”“产业集聚”等方式，分散的小规模文化产业生产体系相对集中，各个分散经营的文化企业被纳入统一有序的经营过程，形成强大的联合生产力，推动建立大规模文化市场生产体系。文化企业专业化联合体系，有利于形成专业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应商，培育共同的劳动力市场，提高文化市场的经济效率。文化产业园是文化产业集聚的载体。20世纪90年代，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开始起步，2007年后呈现爆发式增长。2008―2012年，我国共建成1 122座园区，年均增速为42.2%。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2 000多家文化产业园区，500多个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在这些文化产业园区，有336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0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六大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具体包括以北京为主的首都创意产业集群，以上海为主辐射南京、杭州、苏州的长三角创意产业集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创意产业集群，以西安、重庆、成都为首的川陕创意产业集群，以昆明、大理、丽水为主的滇海创意产业集群，以长沙为核心的中部创意产业集群。深圳市文化产业集聚效应明显，部分区文化产业集聚体数量分布（如图2所示）。

三、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与现代经济的增长引擎

文化产业是现代经济的增长引擎。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文化产品日益成为居民消费的新热点，在生产、技术、投资、消费等方面表现出独具魅力的经济价值。可以预言，随着时展，文化产业终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为高新技术的前沿产业。具体说来，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文化产业提升城市价值。在塑造城市价值方面，文化产业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文化企业发展，能够产生品牌效应，发挥城市经济价值；文化产品、文化服务能够提升文化氛围，发挥城市文化价值。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提升城市价值品牌，注入一股强劲的力量。一座城市拥有文化底蕴，就会拥有城市价值品牌，从而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占据制高点，为城市创造更多价值。例如，深圳大芬油画村依靠油画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龙岗区乃至整个深圳的文化品位和城市价值。目前，大芬村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中国油画第一村”。有关数据表明，大芬油画村目前共有以油画为主的各类经营门店近1 200多家，居住在大芬村内的画家、画工1万多人，年产值近10亿元，约占全球油画市场份额的70%。

其次，文化产业增加经济增长点。城市日益成为文化资源聚集地，经济增长速度快，市场需求大。正由于此，文化产业以其独特优势，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文化产业体系大，产业链条长，产业关联度高，不仅能直接贡献经济效益，而且具有强大的辐射效应。如今，文化产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文化产业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并且每年平均提高0.7～0.8个百分点。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全部高于经济发展速度。2009―2012年，美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比同期GDP年均增速高2.9个百分点；1986―2010年，新加坡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9%，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1.3个百分点；2008―2012年，英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3.9%，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2.5个百分点；1995―2012年，中国香港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4%，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4个百分点[8]。

再次，文化产业调整经济结构。文化产业不仅能增加第三产业发展的总量，而且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文化产业是一种知识经济，属于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产业。通过文化产业，信息、技术、创意、知识相互融合，“资本”与“知本”协同支撑。文化产业的发展，让文化资源融入经济运行，技术、知识、智力等生产要素得到优化配置，物质生产领域的文明程度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大大提高，最终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0%以上。美国娱乐业成为仅次于航空航天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日本娱乐业的生产经营产值已经超过汽车工业产值，英国艺术业以170亿美元的产业规模与汽车工业不相上下。然而，我国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仅为33.6%，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迫切需要优化经济结构。根据霍夫曼系数等相关指标，广州、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需要考虑新的符合时展要求的经济结构模型。

另外，文化产业缓解就业压力。文化产业对就业具有较强吸纳能力。发展文化产业，能够开辟新的就业空间，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从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率来看，该比率2013年全球为5.49%，约3/4的经济体为4%～7%，其中美国、俄罗斯、墨西哥、澳大利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超过7%[8]。目前，在深圳，文化创意企业约4万多家，从业人员约90万人，年度产品和服务出口额约30亿美元。

最后，文化产业辐射其他产业。文化产业发展有强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尤其是风景名胜、文化遗址以及博物馆等文化资源，对旅游、餐饮、时装等产业拉动作用大。在很多国家或地区，文化旅游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和政府的重要经济来源。2012年墨西哥的文化旅游对GDP贡献率约8%；2012年西班牙文化旅游入境人数达15.9万人次，占入境游人数的50.7%；2011年新加坡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产出的乘数效应为1.43，对国民经济增加值的乘数效应0.58。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文化产业支出，就可以为新加坡全国经济增加1.43个单位的产出、0.58个单位的增加值[8]。

四、结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日趋“文化化”，文化日益“经济化”。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带来了文化的产业化，推动了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文化产业具有经济属性，主要表现在文化产品和服务具有商品性，以及文化产业发展能够产生“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经济效应。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决定了文化的经济价值，这种价值具体表现为文化产业是现代经济的增长点，能够提升城市价值，增加经济增长点，调整经济结构，缓解就业压力，辐射其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需要注意三点。（1）营造宽容环境，实现文化产品的“包容性增长”。在保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减少对内容生产的干预，使文化生产者能够在更大空间实现思维、创意和形式的跨越，提供更多优秀产品。当然，宽容不等于纵容，要坚决抵制敌视社会主义、宣扬消极主义的精神鸦片，保持文化领域的纯洁性和先进性。（2）减少对重复性作品的支持，提倡原创和协同创新。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文化生产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文化产品的快速增长。但在支持的同时，要鼓励学术创新、表演创新、技术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加大对创新性和原创性的审查。对相同创意者要联合交叉，发挥各自所长，实现协同创新。（3）克服物质至上的思想，多出精品力作。精品的创作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文化生产者要不为眼球左右，不为物质利益诱导，平心静气埋首创作，一心一意创造精品，坚决反对造假之作、抄袭之作和平庸之作[9]。

参考文献：

[1] 郭莲.国外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J].大地，2002，（6）.

[2] [日]日下公人.新文化产业论[M].范作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56.

[3]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89.

[4] 大卫・索斯比.经济与文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165.

[5] 赵子忠.内容产业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2.

[6] 施惟达.民族文化的价值及其经济化[J].思想战线，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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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时期我国管理会计创新与发展

为适应当前经济转型时期的要求，必须发挥会计在经济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发挥在企业经管活动中起基础支持、战略支撑的管理会计的功效。以下针对管理会计观念、管理会计内容、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发展三大方面进行分析。

(一)经济转型时期现代管理会计观念创新

1．整体、动态管理观念的更新企业的日常管理活动基于一套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的管理系统，从不同管理层面出发，又可具体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子系统。各子系统目标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服从于整体目标。若相互之间发生不可调和因素，企业必须站在整体管理的角度，客观合理地分析评价经管活动，以保持内部目标的一致性，增强各系统的协调运作。同时，科技的迅猛发展使企业会计信息处理能力日益强大，信息在各系统、部门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传播、处理愈发便捷，企业可随时依据内外环境最新动态作出相应决策。管理会计作为企业管理的决策支持和控制系统，必须从整体观念出发，与其他系统相互配合、协调以满足企业管理活动的需要，树立动态管理观念，在变化着的环境中不断分析、抉择，寻找动态中的最佳平衡点。

2．人本、智本管理观念的更新传统的管理会计是基于非人性化的物本管理背景下产生的，那种将人视作只会打工挣钱、养家糊口的“经济人”的想法如今已不合适。在21世纪的知识年代里，人们愈发认识到在生产管理实践中，起主导作用的并非机器设备，而是人的智慧、才能和技巧。人作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现代企业管理的任务在于激发人潜在的才智和能力，最大限度地调度人们的积极性，释放其潜在的能量。唯有人的智能得以充分展示，物的价值才能深度开发，人尽其才是物尽其用的基础。在此新环境下，管理会计的系统设计也应更多的考虑到人的因素，推动人本观念乃至更高层次的智本管理的观念。

3．战略导向、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更新新的经济形势下，企业面临内外部复杂环境的严峻挑战，不断提升自身竞争优势和创造市场价值方能立足于整个行业。以往那种仅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不惜牺牲长远发展的狭隘观念已不适应当前形势的要求。现代管理会计要求企业需站在战略的高度，时刻关注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获取竞争对手的信息，深入分析自身所处地位，协助管理当局确立战略目标、进行战略规划以取得竞争优势;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同时，努力维护生态平衡，灌输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协调环境、经济和社会三者的协调发展。

(二)管理会计内容新领域的扩展

1．培养战略管理意识，构建网络价值流战略管理会计系统传统管理会计仅重视企业内部管理而忽视外部环境信息，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决策失去战略相关性，已不适合现代企业发展的要求。战略管理会计是传统管理会计在当前新市场环境和企业管理环境下的发展;作为外向型的综合信息系统，它避免了传统管理会计因忽视外部环境所带来“目光短浅”的缺陷，积极关注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反馈外部市场和竞争者的信息，并用战略观点来看待内部信息，综合利用财务与非财务信息，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协助管理者制定合理战略的规划，因此符合企业战略发展的要求。就目前我国企业的ERP、电子商务和IT的发展，企业未来可在网络价值流基础上，将企业网络信息系统、网络价值流系统与战略管理会计系统集成构建一个更高层次、复杂的新型战略管理会计系统———网络价值流战略管理会计系统，对企业的健康发展和长远利益有着重要意义。

2．坚持以人为本，朝高层次智本管理会计转变当前高层次的脑力劳动者作为企业发展知识经济的重要资源和核心要素，在企业经管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日益提升。唯有充分发挥人的智能，物的潜在价值才能被深度挖掘，企业能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由此形成了以人的智力乃至智慧为核心的智力资本管理。但与精确化、规范化、定量化的物本管理系统不同的是，智本管理认为管理系统是一个涉及人的心理、社会层面、丰富情感世界和人际关系的复杂社会系统，由于是动态的有机体，难以用精确的数据来表现。正是由于智本管理的灵活性、非规划性和不确定性，衡量和报告智力资本成为管理会计面临的新挑战。为了真实公允的反映企业价值，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新型智本管理信息应打破传统财务信息的界限，融合数量信息与质量信息、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等多维度信息于一体。智本管理会计通过量化企业智力资本，为智本管理提供存量和流量信息，考核和评价智力资本投资效率，利用智力资本为企业创造价值。

3．普及生态保护意识，推动环境管理会计创新近年日趋增多的生态环境事故给人们敲响了一次又一次的警钟，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应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而要考虑到以维持良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的发展。环境管理会计系统的建立，能克服传统成本核算方法的主观性和分摊标准单一的不足，将与环境相关成本单独核算以量化企业经管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它不仅提供了管理决策所需要的成本与收益等财务信息，也提供了污染排放等非财务信息，从而有效抑制企业短期行为，促使管理者从社会和企业双重角度出发，做出符合生态发展的科学管理最优决策;环境管理会计的环境绩效评价体系有助于环境资源所有者和管理者了解环境资源的存量和流量，以及资源资产的分布和变动，及时反映企业履行环境责任、预防和治理自身所产生环境污染的资源投入与绩效信息，通过对各个环节的具体实施行为的监控，发现不足，寻找差异，分析原因及改进，从而保证企业减少环境风险的威胁，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环境业绩。

4．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注重企业多方协调发展当前企业在快速发展中面对诸多机遇和挑战，压力日益凸显，竞争格局多变，在为社会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成为社会财富的破坏者。经济可持续的发展成为现展的必然要求，社会责任更多地渗入经管活动中。从管理会计视角出发，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所承担对股东、员工、供应商、消费者那种社区和社会环境的责任;其基本要求是以法律责任为底线，依法经营、安全生产、遵守环保要求、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更高层次则包括关心员工健康发展、主动参与环境治理、捐助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等。企业社会责任难以用技术性指标和原则去规范，其发展依靠自身经济行为和经营行为的道德约束。社会责任管理会计就是将企业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社会责任并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它通过会计特有的方法和技术测定，计量和揭示一个企业的经济行为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促使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争取社会效益最大化，最终实现人类资源、经济和社会多方协调发展。

三、管理会计研究方法创新

(一)研究视角更加广阔，交融多学科理论发展

传统单一学科研究方法已无法满足当前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需求，倡导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现在管理会计研究发展的重点。如经济学研究中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与管理会计有着较好的内在一致性，其中企业纵向一体化理论为解决战略成本和战略管理会计研究问题提供分析框架;心理学研究的认知、动机、社会心理子领域理论对管理会计实践的动机效应和信息效应研究发挥重要作用;社会学研究中的权变理论不仅涉及到管理控制系统，还利用交互项检验了其业绩后果，丰富了管理会计研究内容;运筹学、数理统计学的许多方法被引入管理会计决策和控制模型的构建中，促使管理会计研究朝精密的数理化方向发展。管理会计在现代管理方法基础上，整合原有理论并吸收其他学科的精华，使研究成果更具有广泛应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