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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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过程公平

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上升，高等教育规模不断壮大，国家财政投入及资助力度持续加大。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引起关注。高等教育的资源利用效率是影响学生平等享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决定性因素。国家的财政政策开始关注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过程公平。财政投入不断加大，政策越来越关注高等教育资源的利用情况。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财政投入不断加大，后4%时代怎么办成了社会热点。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是投入的经费如何支配，也就是资源利用的问题。从投资体制入手，国家进行了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方式的改革。中国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模式经历了从“基数加发展”到“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再到“基本支出加项目支出预算”的变革历程。1955年至1985年，中国采取“基数加增长”的高等教育拨款模式，但这种模式不利于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控制和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1986年，国家开始采取“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学校经费的利用效率。但是，没能切实核算高校的实际成本，导致各高校过多地依赖在校生人数作为拨款的参考依据，只注重学生规模的扩张，忽视了办学质量。2002年至今，“基本支出加项目支出预算”模式得到应用。基本支出预算是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需要的经费；项目支出预算则是学校某些专项业务活动所需要的经费，在高等学校核算中需要按照项目进行管理，独立核算、专款专用[4]。拨款方式的改革，目的在于提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而提高效率的价值追求并没有否定促进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教育公平并不是说要将教育资源平等分配，而是教育资源有效分配，满足高校运转需求及项目的开展，使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学生享有其该享有的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即促进高等教育过程公平。高等教育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是确保每位学生平等享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是学生公平地分享学校的教育资源，以满足和平衡每个人不断发展的需要，从而使受教育过程处于公正合理状态的决定性因素。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关注，实际上是对于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地追求，政策中折射出公平的价值取向。

三、方向：加强投入产出率的评估，实现结果公平

教育起点公平与过程公平的最终体现在教育结果公平上，教育结果公平是教育实质性的公平，也是衡量大学教育质量的关键要素[5]。起点公平一直被视为教育公平的核心组成部分,过程公平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起点公平和教育公平成为中国以往制定政策时的主要目标导向。增加投入、提高资源利用率，最终目的是要提高投入产出效率，而机会公平与过程公平的最终结果需要用结果公平来考证。在中国当前主要强调教育起点公平、教育过程公平的教育公平政策中,教育结果公平可以作为一种客观的政策评价和监控的工具。同时,教育结果公平也将为中国教育公平的未来发展提供新思路和启示[6]。结果公平应该成为今后制定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目标和导向。加强对高等教育投入产出率的评估，不仅是对高等教育投入资金与其所创造价值之间的关系的评价，而且也是对教育质量的评估，包括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估，是促进高等教育结果公平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财政政策促进教育结果公平，以产出机制拨款的财政政策可以激励大学提高教育质量，使更多的注册学生完成学业，促进高等教育结果公平。

四、行动：以公平为取向，构建高等教育财政政策体系

（一）明确政府高等教育拨款的主体地位，加大投入

《国家教育与发展纲要》中提出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本世纪末达到4％”[7]。这个本世纪末是指20世纪末，然而，直到2012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28％，首次实现4％的目标[8]。目前，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的均值为4.8%左右，中低收入国家的这个均值反而更高些。从高等教育国家财政性经费支出来看，2009年，该比例首次突破7％，达到0.79％，成为历史最高值，但2010年又有所下降。中国高等教育国家财政性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始终没有超过0.8%，而该值是目前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的平均值，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1%，主要发达国家平均为1.7%。很明显，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中国财政压力不断增大。但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保证更多的适龄青年公平的享有高等教育，实现教育公平，仍然需要财政拨款发挥其主导性作用。

（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是平衡中央和地方财政及各区域之间的差异，从而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是最主要的促进公平的财政政策。由于中央财力和地方财力的差异，教育部直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的经费数量差异明显，各地方政府财力不同，不同地区的地方高校的所得财政拨款也不同。这样就造成了高校间发展的不均衡，造成各地区高等教育的学生在享有教育质量上的不公平。而高校毕业生涌向发达地区，又使欠发达地区在投入高等教育的收益降低，造成欠发达地区在财政上和人才流失上的双重风险。这种不公平问题，需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来解决。高等教育财政支付转移要以公平为导向，并以法律形式给予保证。支付的程序及算法要体现公平原则，具体来看要加大中央政府对不发达地区的纵向转移支付，并不断推行省级政府间的横向支持。增加过渡性的转移支付金额的数量，根据各地实际支付能力与全国平均生均经费标准间的差异，给予各地发展高等教育所必须的经费补偿。缩小地区间高等教育资源的差距，保证不同地区的学生享有高质的高等教育质量的机会。

（三）不断完善高等教育资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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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券;思想渊源;背景:问题

为了解决教育不均衡问题，相当多的发达国家实行了教育券政策。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又译成学券或教育凭证,是在教育领域中试行的一种代币券，教育券体制的原理是：改变目前政府对公立学校的直接补助的教育投入方式,把原本应投入到教育中的资金经过折算发给每一位学生,学生凭券可以进行自由选择,到政府认可的任何一所学校(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就读。学校在收到教育券后,可以凭教育券从政府那里兑换与券值等额的教育经费。[1]

近几年来，我国的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我国要解决教育领域中的问题，能不能也实行教育券政策呢？笔者认为，我国能否实行教育券体制关键要弄明白以下几个问题：（一）发达国家实行教育券政策的社会因素或背景是什么；（二）我国当前教育的问题所在；（三）我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应该注意的问题。根据这一思路，文章将逐一加以描述或分析。在这之前，先介绍一下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渊源。

一、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渊源

教育券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76年。①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一书中提到：如果竞争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挤，那么相互的竞争，便会迫使每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当正确……如果各学院以科学艺术传授学生的导师或教师，不由学生自由选择，而由校长指派；如果教师怠慢、无能或无行，学生未经申请许可，不得由甲教师改换乙教师，这种规定，不但会使同一学校内各导师各教师间的竞争，大大减少，而且会使他们全体勤勉任教以及注意各自学生学习情况的必要性，也大大减少。像这类的教师，纵使领受了学生非常优厚的报酬，也会像那些全未受学生报酬或除薪俸以外毫无其他报酬的教师那样，怠于职守，荒误学生。

选择教育的理念至少可以回溯到托马斯.潘恩。在《人的权利》中，他认为政府应该为家长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以保证自己的孩子进入私利学校接受教育。②“他赞同将穷人的税收减至最低，并认为所有的贫困家庭都应该每年得到4英镑的资助，以使他们能够支付孩子的学费，并要求地方政府监督这一职责的履行。”[2]

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券概念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1955年他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教育券的概念，这篇文章于1962年收入他的著作《资本主义和自由》之中，在1979年出版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弗里德曼对教育券进行了较为详细地阐述。

在《资本主义和自由》(P44-P46)中，他提出：

把孩子和缴纳不起最低要求的学校教育学费的家长分离开来，显然和我们把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办法以及和个人自由的信念不相一致。此外，这很可能不利于自由社会的公民教育……为了对政府所规定的最低学校教育提供经费，政府可以发给家长们票证。如果孩子进入“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这些票证就代表每个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费的最大数量的金钱。这样，家长们就能自由地使用这种票证，再加上他们所愿意添增的金额向他们所选择的“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购买教育劳务。教育劳务可以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教育机关或非营利的教育机关所提供。政府的作用限于保证被批准的学校的计划必须维持某些最低标准，很像目前对饭馆的检查，要求保证最低的卫生标准那样。

在《自由选择—学校的问题在哪里》中，他提出：

二、美国实行教育券政策的背景

社会背景是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之一。美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同样受到美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影响。本文从社会思想、理论基础和管制模式三方面加以分析。

（一）新自由主义是教育券政策的思想背景

（二）公共选择理论是教育券政策的理论基础

（三）集权式教育的低效率是教育券政策的现实因素

美国历次教育改革的失败和公立学校教育质量的不断下降,是教育券等择校制度推行的又一背景。美国公立学校教育失败是不争的事实。中小学生阅读能力普遍较差,数学成绩属于工业国家之尾,学校中帮派林立,、枪支在校园里见惯不怪。尽管政府多年来为公立学校投入大量经费,增加教师,缩小班级规模,但家长们认为公立学校的教学水准仍然未能达到他们的要求,择私校而读的学生人数仍逐年增加,因为“各私立学校能提供高水准、安全校区与校风良好的教育”。因此,美国一些教育改革者便在历次教改不尽如人意之后，选择了消除公立学校垄断,强化学校教育竞争的“教育券政策”。[4]

弗里德曼认为，社会集权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降。公共教育运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极权的政治结构：美国宪法严格地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使它无法发挥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学校的权力大部分都留给了地方团体、小市镇、小城市和大城市内的各个区。家长密切监视管理学校的政治机构，部分地代替了竞争，同时也确保了家长们的普遍要求得以实现。而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公众加入到知识分子的行列，开始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能力无限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单间教室的学校和地方学校委员会的衰败就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控制学校的权力，也就很快从较小的地方机构转给了较大的地方机构，如县、市、州一级的机构，最近则转给了联邦政府。”1990年，约翰库伯和特里莫进行的大量调查表明：集权和是导致美国公共教育低效率的主要原因。③小布什上台后，在教育改革方面实行NCLB计划（NoChildLeftBehind），并自称是“美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但这受到广泛的批评：NCLB计划是以集权的方式运行的，这个计划带给我们的最终结果也许是最差的，即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控制以及由此引发的教育质量的下降。改变美国教育几十年来绩效平平的局面，就应该摒弃集权主义模式。相反，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应该给予学生“用脚投票”的权力，从而使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教育。这种革命性的变革的关键在于各州，中央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避免教育集权化并允许各州尝试自由选择学校的计划。[5]

三、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三个就是学校结构的问题、教育体制的问题和教育收益率的问题。

（一）高校职能机构臃肿，造成成本浪费

现阶段，高等教育的有限经费没有全部花费在教学和科研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如支付师生员工的住宅、医疗、生活后勤的成本和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成本。同原来的国有企业一样，高校“办社会”不仅严重浪费稀缺的教育资源，还造成机构臃肿和人员冗杂。在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中，经常会出现专任教师只占教职员工的一半的情况。其次，在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中，存在较大的资源浪费。例如高校内部，一线教学人员的工资、津贴之和与行政后勤人员的区别不大，甚至出现倒挂。由此引起教师资源和时间资源流失。更有甚者，一些经过高层次学习的博士生等人才纷纷离开教学岗位，进入高级或中级管理阶层，使一个学者整天忙于“文山会海”中，造成人力资源浪费。

（二）教育不均衡现象严重

我国教育不均衡发展的状况不仅表现于反映教育数量特征的结构、布局的不平衡，也表现于反映教育质量特征的绩效、结果的不平衡，还表现于反映教育运动状态特征的速度和规模的不平衡。从数量特征来看，我国农村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比例失调，布局不合理，学校数量极度短缺。从质量特征来看，农村教师教学观念滞后，学生辍学现象严重，教学质量无法保证。从运动状态特征来看，农村学校经济资源不足，发展速度缓慢，办学规模较小。很明显，农村的教育状况与城市的教育状况形成了普遍的、强烈的反差。

（三）我国的教育收益率不高

四、我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2000年11月，长兴县教育考察团在美考察期间发现有些州的教育财政拨款与目前国内的做法大不相同，是将政府教育经费以“教育券”形式发放到学生手中，由学生持券择校，学校则将收取的“教育券”到政府换取教育经费。受此启发，2001年9月，长兴教育局为扶持当地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发展，借鉴美国同行的做法，结合当地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面向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开始“教育券”试点。这一政策有效地解决了上文所述的三个问题。

但是，局部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整体的可行性，长兴县的教育券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一政策的成功概率还很难说。笔者认为，在更大范围内实行教育券政策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一）理论层面要严密，操作层面要规范

教育券政策并不是完美的制度，它需要理论和实践的互相支持。理论层面要严密，就是说在实行教育券政策之前，必须对实行这一政策的前提条件和可能产生的政策结果由一个充分的预知，操作层面要规范，就是说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必须强调各利益主体的法制化意识，相关的监督机制必须完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劳凯声教授认为教育券制度的确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人民的选择权，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它一旦实施后政府将不能保证学校之间的公平，会导致资源流向好的学校，造成“富校越富，穷校越穷”。湖南师范大学的曾坤生教授认为教育券制度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向更加规范的市场制度迈进的一种过渡形式。这种过渡体现了制度变迁的强烈的路径依赖和渐进性，作为一种选择可以在若干地区发挥积极作用，提高教育教学效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最优的选择范式。因此，在选择教育券这种制度安排时，一定要注意运作的规范和其本身的演进性。长兴县副县长熊全龙先生认为教育券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公办薄弱学校难以维持生存；学生培养费标准提高；教师工资财政专户将被取消和人事管理制度面临新挑战等。这些都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解决。

（二）摆正认识，各种教育一律平等

（三）教育券的受众要有选择性

我国的教育规模十分庞大，所以实行教育券政策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是循序渐进。这里的循序渐进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在地区的选择上要有战略性或带动性。我国实行教育券的第一个地区是浙江，这可能和浙江地区的制度完善程度有关。其次在教育层次的选择上要有针对性和可比性。选择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作为实行教育券政策的对象，是城市教育还是农村教育优先，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判断。

参考文献：

[1]沈有禄.教育券制度评析[J].教育与经济,2004(1),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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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族教育政策与实践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呈现出同化主义、英语中心主义、教育隔离制三个显著的历史特征。首先，老移民用主流文化同化新移民，目的是把他们变成符合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取向的美国人；其次，美国少数民族的语言选择经过了从语言多样化到“英语惟一合法”的转变。再次，美国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在隔离的学校体系中接受劣质教育。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少数民族才争取到一定平等的权利。由于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影响，19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与实践呈现出三个显著的历史特征。

一、同化主义

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60年代，同化主义教育传统一直控制着美国的少数民族教育和移民教育。美国的早期移民，主要来自西欧和北欧，其中英国人最多，影响力最大。因而英国的语言、法律、宗教观念、政治传统和政治体制都转变成了美国社会的主体，构成美国主流文化的基本骨架。

美国的教育，也主要是英国教育模式的移植。盎格鲁—撒克逊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占据支配地位。“从殖民地时期到十九世纪，美国教育的主要形式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非新教式的学校，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同化论坚持有必要保留英国式的体制，英语以及英国的文化模式，使之在美国生活中占支配地位并成为规范；强调灌输社会主流民族—盎格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强调单纯学习有关基本事实的知识。同化论认为教育是将社会的少数民族塑造于主流民族之中的必要手段，公民教育其实是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限制和改造的过程。“美国化”本质的目的在于强力限制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征，使他们遵循主流文化的语言、价值和行为规范，将移民们的本民族文化及其附属物清除，变成一个个符合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取向的美国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完成这一过程，后来被形象地称为“高压同化”。

1909年，美国著名教育家卡伯里（Cubberly）这样总结同化主义教育的重要作用：1.拆散各民族群体和居民点，使各民族移民同化和融合成美利坚民族的一部分；2.向儿童灌输盎格鲁—撒克逊的正义、法律、秩序的观念以及现行政治，并培养他们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及在民族生活中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的尊重。在同化主义理念的指导下，儿童无论从哪里来，具有什么背景，都一律接受同样的对待：读主流社会的书，参加主流社会的考试，不考虑民族和文化差异。少数民族和新移民的文化，包括语言、习俗、宗教、传统等，受到轻视和压制。

在同化论盛行的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种比较宽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理论逐渐形成，这就是熔炉理论（Themeltingpot）。熔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历史学家F.J.特纳（F.J.Turner）和英国犹太作家张维尔（IsraelZangwill）。该理论认为美国是个大熔炉，来自不同民族和种族的移民都会融入其中。移民原民族的实体和文化像原料一样在熔炉中不断熔化和改造。主流文化影响和同化着移民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少数民族文化反过来影响和作用于主流文化。二者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文化和摆脱了祖先纽带的美国人。如果同化主义的理想是要把所有移民按照英国盎格鲁式的意识形态同化，那么熔炉理论的提出则是看到了不同种族、文化的差异性而“”的结果，其着重点在于把不同文化盎格鲁化后铸出新的文化，从而形成有别于英国的美国特性。与同化论相比，熔炉理论的出现意味着进步。前者把主流文化凌驾于少数民族文化之上，完全排斥少数民族文化。而熔炉理论至少开始关注少数民族文化，给予它们与主流文化同等的文化原料供给者的地位。当然，熔炉论把移民的同化和文化融入简单化，理想化，同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五六十年代后受到愈来愈多学者的否定。

二、英语中心主义

美国少数民族的语言选择，经过了从“语言多样化”到“英语惟一合法”的转变，形成少数民族教育中的英语中心的特点。

建国初，由于英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和实际需要，英语在一些地方和场合成为通用语言。但这并不排斥美国居民使用其它语言。在一些城市和农村定居点，少数民族语言常常在商业、学校和宗教机构中使用。联邦政府对于语言的选择采取不干预政策。建国初几任总统甚至支持使用多种语言。而且，为了鼓励家长把孩子送进学校而不是送去工厂做工，一些公立学校承诺在公立学校传授学生的本民族文化和母语。内战期间，政府的不干预立场占主导地位，他们包容语言多元化现象并鼓励公立学校推动民族语言教育。

南北战争后，产业革命开始，人们需要一种通用语言来处理迅速增加的工商、政府及公共事务，这种实际需要使英语变得日益重要。大量的法律、政府文书用英语写成，政府事务以英语为媒介处理，在工作中人们很可能因为看不懂英文警示而出现伤亡。以上种种事实，提出了对于英语听说读写能力的要求。此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老移民之争，大大增强了美国的排外主义情绪。为了压制这种情绪的滋长，美国政府采取了要求移民学习英语的政策，并以此作为获得公民权的条件，当排外主义情绪日渐强烈，在英语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美利坚民族认同的想法逐渐占上风时，部分州立法规定学校中的部分科目必须用英语讲授。这样，公立学校不得不改变了包容各种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而采取美国化、同化外来非英语国家移民的策略。威斯康星州1889年通过《本尼特法案》（theBennettLaw）规定，英语是一些课程唯一的授课语言。虽然由于地方社区学校和地方公立学校长官的强烈反对，《本尼特法案》于1891年被废除，然而，它却为制订“英语唯一合法”的法律奠定了基础，成为一个开始。

“英语惟一合法”的法律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消极作用明显，对移民及其后裔的学校影响很大。例如，德裔移民原有巨大的双语（小学）和第二语言（中学）教学网络，包括教会、私立、公立学校等。1900年，约有20万孩子在公立小学接受德语教育，1914年，在密尔沃基（Milwaukee）、辛辛那提(Cincinnati)、克利夫兰(Cleveland)和代顿（Dayton）的公立学区至少有1/3的小学生接受英语德语双语教育。然而，1917至1919年间，美德处于战争状态时，随着中等德语教育的缩减，英、德双语教育课程被大大减缩了，实际上，德语已经被取消。

在英语同化教育作用下，到移民第二代、第三代能讲父母语言的人数越来越少，由于语言的障碍，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中无法享受平等的教育，学习成就很低，直接影响到他们成人后的生活质量。

三、教育隔离制

自十六世纪黑人被贩运到美洲起，到十九世纪南北战争，白人殖民者把黑人当作“黑奴”，从未考虑到他们受教育一事。南北战争后，黑人在名义上取得了

政治地位和教育权利。但北方企业主和南方种植园主一如既往地剥削黑人，使黑白平等教育原则成为泡影。

黑人长期以来在隔离的学校体系中受教育，质量低劣，无论人均教育费、就学率、在校学习年限、教育质量、交通工具、直观教具、实验室设备、学校建筑、教材、教师工资及培训等方面都不如白人学校，黑人不能享受与白人同等的教育机会。

隔离学校中黑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逆来顺受，为白人忠实效力的黑人。因此他们所受的教育与生活道德和劳动生产紧密联系，以职业课和家事课为主。主流社会希望把他们培养成勤劳、节制、诚实的人，培养成忠心为主、生活节俭、信守契约、没有侵犯性的人。

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中判决“隔离但平等”（separatebutequal）合乎宪法，即为白人和黑人学生提供相同质量的公共设施予以隔离不违反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批准南北方种族隔离可达60年，从而支持了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直到1954年，美国高等法院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Brownv.BoardofEducation，1954)一案做出裁决，了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的裁定，判决迫使黑人就读种族隔离学校违反美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把黑人学生同白人学生隔离是对黑人的歧视，给黑人的身心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害。”此案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裁决，标志着“合法的”种族隔离在美国的终结，换言之，受法律保护的在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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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无小事，事事皆育人。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对教育的管理体制是功不可没的。教育的管理主要体现于用合适的管理方式对教育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使教学高效的运营。而政策的改变是非常有必要性的。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根据世界的形式与环境，做到与时俱进的这一目的。任何国家都是重视教育的，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是立国之本，是为国家培育栋梁的一个摇篮，所以一个能重视教育的民族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民族，是一个奋发的民族。而教育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与改革可以使教育教学更加高效的运行下去，得到一个良好并长足的发展。这一意义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政策调整的意义与解析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对其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不断的改革与创新，确立了我党早日步入快车道，并加快进程的这一伟大目标，而在政策的不断调整下，我党建立了更加高效的亲民的政府管理体制，而教育管理体制也在其熏陶下有条不紊的飞速发展。为我国全面培养人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同时在新的社会时代背景下也可以与时俱进不局限于过去。开创新的未来篇章。

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在我国历年来的教育管理体制的变动中教育体制是最佳的受益者，我们可以观察到其中的规律，随着教育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教育不在集中于其中一点，开始变得不断的权利下方于地方，对其管理以及教育权限进行不断的扩大，给予了地方权利的不断扩大，使其更加有自主教学教育的培训能力，更多的可以体现在教育模式的不断改变之中。良好的更教育模式可以使教育变得更加个性化，正应了那句老话“因材施教”，根据不同的学生可以定制不同的学习计划。使学生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完善，不会因为应试教育而变得视野狭窄，并磨灭了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并且对老师的工作量也有所减轻。

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注意事项

虽然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在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关注下，已经得到较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与些许注意事项。发展必然伴随着改革，而改革必然时期进行变化，变化就会有新旧矛盾问题的产生。由于政府下放了权利，使教学不在全部依赖于政府，让教育进行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所以出现了一些民办学校。但是有些学校的出现极大的增添了教育的无序性质。变相的收取高额的学费，做出“出国”承诺等。这些学校缺乏有效的管理，破坏了教育教学的秩序。所以有关部门应该把握尺度对其进行改良，改善。增强其教育的有序性。保证教育可以良好的贯彻与落实于基层人民和广大群众。使教育的普及率得到提高，增加国民教育教学的素质，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以及道德修养。

四、加强对地方教育体制改革的落实

教育的普及已经传播到了我国的各个角落，但是省级以下的教育体制改革还应该有待加强，应该对地方上的教育体制进行完善和充实，使其拥有地方特色。旗帜化鲜明。责任分化更为明确。遵守教育法律的前提下完成个性发展这一转变。为学生的多元化学习奠定基础。改变应试教育所带来的缺陷。

五、其他国家对教育体制改革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在一些其他的国家里学校与政府是分开管理的。政府依照法律法规来制定，其他则有学校的法律负责人进行统一管理。让正规社会群体对其进行督促和检查。虽然我国的体系可能和其他国家的体系不尽相同，但是也有其参考的价值。我国也对其进行了部分的调整，把学校变成事业。我认为这是解决目前教育秩序混乱的一计良药。督促了学校的办学效率，提高了办学质量。减轻了政府压力与负担。更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对教育进行一个良好的运行。以少量的经费投入就可以回报更多的高标准与高质量的学校进行良性的竞争与参与。

六、教育体制改革需要进行的完善

虽然我们的教育事业已经进入了快车道，高速发展与运营阶段，但仍有个别欠缺需要完善比如说信息系统的完善便是尤为重要的。在信息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大数据时代所带来的便捷也让人们感受到了他所带来的好处，于是也应用于各个行业当中，在国外的有些地区已经使用信息化教学。并且发展的如火如荼。事实已经向我们证明这一定是未来教育的必要发展趋势之一。所以对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与完善也需要尽早落实，并且贯彻实施。同时检查督办机构的完善与监理对教育改革也很有帮助作用。加强对学校的监督与检查，提高办学质量与办学效率，减少错误的发生，所以说对监督设施的完善也非常重要。显然上述需要完善的完善的问题需要一步步的去落实，不可以贪功求快。要稳扎稳打完成这一伟大的发展目标。

七、结束语

教育是立国之本，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关系着未来国家的强大与否，而大数据时代到来为教育事业的多元化个性化进行了更加丰富的渲染，填充了我国应试教育下所遗留的空白，增强多元化的教育事业发展，对现有的问题进行及早的分析与解决。对教育改革所欠缺的漏洞可以尽早的完善，更加高效的提高管理水平，以增加教育教学质量，让学生可以享受更科学管理所带来的高效教学。增加学生们对学习的积极性，早日实现我国教育强国这一主要目的。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增光添彩。

作者:赵明旭 单位:赵明旭，西京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