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语言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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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现代高校在教学中只是实行传统的写实主义模式，它具有单调性、人性化不强烈等特征，传统的造型比较单一化，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使得教育模式趋于格式化和简单化，而且高校对于西方传统造型观的研究始终处于一种模仿和追求的状况，没有进行很好的开拓创新，与时俱进，逐渐地研究属于自身独特的教育新路子。

2.现代绘画教育中潜藏的危害

现代高校对于学生的发展要求很高，希望培养出一大批对社会和国家有作为、有用的高素质的、实战性的人才，从而为社会所服务，因此主要针对学生专业技能的提高，间接地忽视了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个人的专业素养的提高，举个例子：学生在素描写作的时候，注重的是在不一样的光线下对抽象事物的具体形态、动作、体征、比例、明暗和虚实程度等各个方面的描写，而不是发挥个人的优势进行创新，限制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与探索知识的兴趣，不利于教育的实施；另外，高校都在加大对学生的招收量，而后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影响，比如说人数的增加，教学秩序相对的松弛，学生的整体素质偏低，那些所谓的高级院校逐渐地走向下坡路，这些因素都从侧面影响了现代绘画教育的发展。对于这些发展的诸多问题，高校需要勇于面对，敢于挑战，从而不断创新与探索新知，逐渐地改善我们高校的教育体系与整体的理念。

二、把传统造型观念和现代绘画教育结合起来

传统造型艺术因其独特、深厚的魅力而成为了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方式，那么只有将传统造型观念与现代绘画教育相统一起来，才能创造出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打破传统、单一艺术观念的旧局面，从而形成一种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风格形式多样化的新格局。现代绘画教育风格无论从形态、形式上以及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说，都与传统的造型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者不可以分裂开来。现代绘画的技术指导多来源于对传统的写实主义、主体主义、构成主义，还有一些整体化主义的吸收与传承，这其中有中国的传统造型观念也有西方的绘画风格。中国的传统造型观念主要表达的是以意境来描绘实物，创造出许许多多的艺术作品，用来为人们欣赏与参考。中国传统造型观念注重用美的形象来抽象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达到一种心情的美感，也就是说用绘画的作品来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质，并不是真正的为了与客观事物的具体描述，而重在用描绘的事物来表意，实际的物体只是作为一种媒介来为艺术而服务。而西方的传统造型观念就比较多样化、开放性、抽象化，给我们许多想象的空间，可以融入我们高校的教学之中，汲取其中值得我们借鉴的传统造型元素为现代绘画教育增光添彩，以此来取得实质性的飞跃。艺术表现在简单的层面，与多元化发展的现代绘画教育要求有着不同。但是同样有着许多丰富的美学思想（绘画设计的巧妙、绘画所表达的意境优美）值得我们去学习并且运用。那么作为民族的艺术文化，我们想要站在艺术的巅峰，就需要高瞻远瞩，敢于吸收，敢于继承旧的传统模式，彼此交错相容在一起。高校教育的发展中，素描、色彩等课程一直采用的是以写实主义为主，单一的写实方式使得学生的思维模式比较固定化，没有很好的开发学生的优势，影响了他们创造力的发挥。而对于传统造型观念中以意传神的这种优秀的理念，确实值得我们高校在教育的过程中进行延用并且积极地宣扬。还有西方的造型观念由过去的具体向抽象化转变，由模仿具体的表象到深层次的探究其内在的美转变，逐渐地向视觉化的教育模式摸索前行。相对于西方绘画教育而言，中国现代高校绘画教育仍然很薄弱，语言的匮乏、形象的简单、写实主义等形式依然是主导，很显然并不是高校教育的目标，我们应该在写实主义的基础上，慢慢地把其它的有利于绘画教育的方法都提到教育的日程上，达到高校教育的目的。对学生的教育方式也应该有所创新，积极地鼓励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不要对他们实行简单的教的模式，那样会束缚学生的想象，影响学生绘画的发挥，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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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绘画常常被看成是设计艺术中的主要表现手法，而传统绘画中则多采用真实感觉和实际感受获得形式的表达。实际上，在具体的绘画创作过程中，对形式的感知是与其他艺术创造过程具有内在的相同性和关联性，采用装饰意味进行绘画的语言表现亦是现代绘画创作中经常采用的方式和方法，尤其在近代的西方，装饰绘画给现代主义艺术的产生曾带来了一次表现形式的大幅度提升，平面性的绘画对传统语言的扩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给我们在教学中运用平面形式语言的基本训练来进行装饰绘画教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

纵观西方绘画历史的发展，从塞尚开始，将物体的存在状态及空间因素给予了平面化的认识；凡·高具有个人符号的笔触不但是激情的表现，也是将事物改变空间关系的认知结果；高更以非常主观化、象征性的平面油画风格，成为西方学习东方的艺术典范。此外，在蒙特里安、莫里迪阿尼、毕加索、马蒂斯等人的作品中，绘画的平面语言形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米罗、克利等艺术家以极端化的平面手法：色块、线、点的构成组合为纯粹的装饰性语言，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冲击，这些不但表明了艺术家对作品形式的着意探索，也是他们对作品内涵意义的扩展——试图在绘画作品中注入更多的思想观念和主观能动的创造意义。在中国传统美学中，也提倡“立象以尽意”的观点，这说明了形式传达意味的关系。美学家王弼也曾说过“得意而忘象”，所谓“记忆象者，乃得意者也”。“象”可以是具体的、切近显露的，而“意”则是更深远的、隐幽的。艺术形式是否具有广泛的感染力，并不在于艺术形式的本身，而要看它所包含的意味是否有感知的内涵。绘画中点、线、面、色彩等的排列与组合，如果能与人的深层心理美感结构相通融，与人的美感经验相吻合，就可以产生形式上的意味，使人获得新的美的感觉。东方是平面性形式语言的发源地，中国传统的装饰艺术语言朴素、单纯，从古代的象形文字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形式意味：它们既反映了客观物象的真实，又通过笔画形式把自然的具体事物高度概括，形成了一种线的艺术表现。在原始彩陶艺术中，出现了几何纹、曲线纹、水波纹、网纹、葫芦纹、涡纹、花瓣纹和蛙纹，这些纹样是一种将形象适应于感官的再创造，符合实践感受而又对它们进行了形式意味的概括，再如太极图形以一根相反互动的“S”线，将整圆分为阴、阳互缺又互补的两个相对的空间，一虚一实，相生相合，由此发展出来的许多以互相对应对照的装饰艺术形式，如双鸟、双鱼、双蝶、双龙等，都反映了装饰纹样自然又自由的生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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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在人类劳动过程中产生，是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在日常语言交际过程中，人们并不总是有话直言，言无不尽，出于共同的知识背景人们会自动遵守经济原则，导致“惜语如金”的结果，或为了获得特定的交际效果比如委婉、回避、幽默等，而是采用间接策略，话里有话。如果对这些语言现象视而不见，必然会导致交际的失败，甚而影响人际关系。格莱斯提出的会话含义理论及后人对此理论的发展为分析语言的艺术和人们有效的言语沟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2 研究综述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Grice)于1957年发表的《意义》一文中从语言交际的本质出发，把意义分为“自然意义”和 “非自然意义”。在言语交际中，话语的非自然意义指人们意欲表达的意义，即在特定的场合下表达出交际者意图的语用隐含意义。在此基础上，1975年格莱斯在“逻辑与会话”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会话含意理论及人类会话活动的一条指导原则——合作原则, 对解释人类的语言交际活动起了重要作用。英国学者Leech 从社会学、心理学、修辞学的角度回答了人们为什么要违反合作原则，他提出人们出于“礼貌原则”人文历史论文， 常常不愿坦率明言或者常常故意声东击西，解决了“合作原则”难以解释的话语现象（索振羽 2007：87）。随后Levinson（1987）的会话含义三原则——信息、数量和方式原则对会话含义理论进行了修正补充。徐盛桓的《会话含义理论的新发展》（1993）等多篇文章中探讨了会话含义理论的内部机制，给出推导会话含义的一般规则论文开题报告范例。沈家煊把列文森《语用学》一书的各章先后译成汉语, 内容涉及指示现象、会话含义、言语行为、预设和会话结构(高航 2004)。冉永平（2007: 56）尝试运用非单调逻辑的推理形式来分析话语中的含意，弥补Grice含义推导的不足，为会话含义的语用推导提供不同的视角。熊学亮（2007）综合前人的研究，进一步构建出会话含意的推理模式，使对会话含义的理解变得具体形象化。

国内研究者还探讨分析了二语听力中对会话含义的理解状况。尚晓明（1996）以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为基础，指出“含意否定”、“语用移情”和荷恩等级概念对英语教学的指导作用。杨连瑞，张德玉（2004）撰文会话含义理论有助于对语境中话语意图的正确理解。倪秀英（2008）的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对于理解言外之意的题目，正确率很低，学生的会话蕴涵推理能力普遍较弱。

3会话含义理论及应用

3.1合作原则

在所有的言语交际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有目的性的，或沟通信息、咨询意见或要求索取等等。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提出，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 说与听者双方存在着一种默契, 一种两者都应该遵守的原则，即“合作原则”（何兆熊，2000:154）。具体体现为四条准则，概括而言：数量准则即所给信息不多也不少；质量准则即说真不说假；关联准则即说话要切题；方式准则即表达简洁忌晦涩。Grice认为说话人违反合作原则下四个准则中的一个或多个准则，就会产生特殊会话含义，听话人根据这些原则, 结合语境，经过语用推理,得出多于字面意义的会话含义，即“言下之意”。 在合作的基础上交际才能顺利进行，但是真实交际中或出于礼貌或委婉等因素有太多“话中有话，弦外之音”等违反准则的现象，事实上这些都是说话人基于“愿意合作”的前提下违反准则而产生的特殊会话含义。熊学亮在?语用推理?一书中根据会话含意理论的合作原则，构建出会话含意的推理模式（2007：25）：（A）话语+语境→含义 ；（B）违背准则→特殊含义。

如下是一个真实有趣的生活场景片1：

A: 谁把草莓全吃完了？一个不剩！

B：好像C很滋润吗！（B, C窃笑……）

B并没有回答谁吃完了草莓，是违反了关联准则，听者应该究其原因，得出C吃了草莓，生活中B和C是兄弟，B觉得直接告状有那么点不够意思，又觉得不说不快或不答也不对，所以选择了这种违反合作原则的方式，即维护了自己“不是小人”的面子人文历史论文，又小小的“挑衅”了兄弟C。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听者一定能感受到这种违反合作原则而产生的语言幽默感，至少弱化了矛盾。试想如果硬生生的直言，会有这种交际效果吗？说不定还会有言语冲突。

3.2 Levinson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

Grice的四准则主要研究特殊会话含义，并且其特殊含义的推导也常凭感觉经验而来，没有给出具体的推理模式，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修正和补充。Levinson提出的会话含义三原则—信息、数量和方式原则是在Grice会话含义基础上发展而来，被称为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不再以遵循或是违反准则来推理特殊会话含义，而是以常规关系为支柱，以研究一般会话含义为核心，并且建构出会话含意的具体推导机制。这使新格赖斯语用推理机制可以在生活上得到普及运用论文开题报告范例。概括而言，根据⑴数量原则—说话人陈述信息上要不弱于你所知道的程度，听话人则以弱否强，即“说弱不听强”；⑵信息原则—说话人只提供不多于交际目的所需的最少的语言信息，听话人则扩充理解，即“说少含义多”；⑶方式原则—说话人不要无故使用冗长的、隐晦的或有标记的表达式，听话人则根据表达方式的异常推导特殊含义，即“标记意深长”。

应用量原则进行推导，有关的句子应该含有可以比较其信息强度的词。Levinson利用荷恩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荷恩等级关系”。如下列各组词的“荷氏关系”：<certain that p, probable that p, possiblethat p> <none, not all><love, like> <all, most, many, some,few> <always, often, sometimes> <must, should, may> <cold,cool>……

在荷恩等级关系中，强项蕴涵弱项，弱项否定强项。句子里有能够进入“荷氏关系”的词，就可以根据它们的信息强度进行推导。如生活场景片段2，妈妈到校了解孩子的表现情况：

妈妈：这孩子最近表现怎么样？

老师：还可以吧，……

根据数量原则及荷恩等级关系，<表现不好，还可以，好，很好>，妈妈可以做出“说弱不听强”的推断，这孩子可能不是自己想象或期望的很优秀。相信这个场景很多家长都遇到过，老师的委婉表达避免了尴尬局面，家长听了这句话也做好了思想准备讨论孩子的问题。

Levinson还表明三原则的运用中人文历史论文，数量原则>方式原则>信息原则，并且如果并存两种（或多种）意义相同的表达式，无标记的用信息原则推导其会话含意，有标记的用方式原则推导出无法应用恰当的信息原则推导出来的会话含义。如2009年12月大学英语四级听力对话理解：W: I need to talk to someone who knows Baltimore well. I’mtold you lived there.

M: Oh, but I was really young atthe time.

Q: What does the manmean?

男士的应答应与女士提出的告知巴尔的摩的情况相关，但是他既没有回答是否告知，也没有对巴尔的摩进行介绍，而是说“我那时很小”，听者根据“说少含义多”的推理方式和话题关联性，扩充说话人的信息内容，推理出言外之意“现在对那里不熟悉”。事实上此处也就是把他的话与话题联系起来，补充完整成一个清晰的因果关系“I was really young at the time，soI can provide little useful information”。

4 结语

语言交际中的会话含义现象处处可见，所谓“听锣听声，听话听音”，我们需要了解一些语用学知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共建交际和谐，促进人与人之间有效的沟通交流，同时使我们的语言更加艺术化、生动化。

参考文献：

[1]高航、严辰松.语用学在中国20年综述[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4).

[2]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3]倪秀英.听力训练中培养推理能力的实验研究[J]. 外语教学, 2008 (4).

[4]冉永平.语用学纵横[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5]尚晓明.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与外语教学[J]. 外语学刊, 1996 (3).

[6]索振羽.语用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7]熊学亮.语用使用中的推理[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8]徐盛桓.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和语用推理[J]. 外国语, 199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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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物词语语义表达的对等性及非对等性分析

由于生活方式、传统文化等差异，不同民族对待同一种动物的感彩有可能相似，有可能完全不同。当不同民族使用同一动物名称来表达相同或相近的含义、寓意时，则表现出了对等性。相反，如果一个民族用一些动物词汇来表达特定含义，而另一个民族没有这样的表达，或者选择的是不同的动物词汇，则呈现出非对等性。在表达某一语义时，两种语言可能会借用同一动物名称，有可能用完全不同的动物。因此，我们应该根据实际例子来分析对比。

猫（cat）在英语中常被用来象征尖酸刻薄、爱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的女人，还用来喻指泼辣或心地恶毒的女人。“oldcat”是指“脾气坏的老太婆”。而在汉语中，猫却没有这样的含义，它通常给中国人温顺、神秘的感觉。英语中用“likeacatonhotbricks”来形容“如坐针毡”、“局促不安”，而汉语中用“狗急跳墙”、“热锅上的蚂蚁”来表示这种情况。英语文化里中西方国家的人对狐狸（fox）都有狡猾的印象，中文用“老狐狸”来形容一个人老谋深算，老奸巨猾，英语中也有“oldfox”来表达相同意思。此外还用“asslyasafox”去形容某人奸诈狡猾。而“playthefox”指的是耍滑头。英语中的fox还有褒美之意，喻指“开朗活泼的漂亮女人”，这与汉语却有不同。中国人认为狐狸善于魅人，因此汉语中用“狐媚”喻指“用谄媚、阴柔的手段迷惑人”。也将“以人的女人”称为“狐狸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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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尔·诺尔德1867年出身于德国北部的一个农民家庭，17岁进人费伦斯堡的一家雕刻学校学习木雕，后来又在一家工艺美术学院短暂学习。32岁才有机会进人巴黎朱利安美术学院深造，从此走上艺术创作的道路。1906年，诺尔德参加德国表现主义社团“桥社”，成为“桥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但诺尔德性格孤僻，行事独立，与桥社其他成员的激进表现格格不人，一年多以后又退出了该社团。1913年，诺尔德参加了南太平洋的一支科学考察队，到俄国、中国、朝鲜、日本旅行，并留在南太平洋作画数月。1956年卒。

诺尔德是20世纪初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是“桥社”最有才华的成员之一。他的作品构图饱满，画面简洁，造型夸张，色彩强烈，笔触狂放，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宗教意味，或悲悯，或迷狂，或低沉，或激昂，将当时北欧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和普遍蔓延的世纪末情绪渲染得淋漓尽致。

一、何谓绘画中的宗教意味

人类最早的艺术基本都与宗教有关。欧洲艺术在文艺复兴之前，几乎都是以宗教人物或宗教故事为绘画和雕刻艺术创作的题材，艺术家通过艺术手段传播宗教教义，为当时的教会服务。站在任何一件中世纪绘画或雕刻的面前，立刻能够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宗教神秘气氛和宗教情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以宗教故事或人物为题材的艺术作品依然占有很大部分。直到17世纪以后，宗教题材的绘画才渐渐被现实题材所代替。但是，后来的一些艺术家，尤其是那些性格内向的，喜欢沉思冥想的艺术家，依旧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作品中表达出宗教式的情感和意味。这种情感以动、静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种是教徒式的宗教迷狂，表现为对某些事物的极端热情或痴迷;另一种则为沉思冥想，悲天悯人的悲枪感受或超自然的心理体验，这种情绪来自于艺术家内心的压抑、痛苦，想寻找一种心理平静或精神寄托。这两种情感反映在绘画当中，我们称之为宗教情感或意味。

北欧的传统绘画中，自中世纪起就开始有了一种表达悲剧感和神秘体验的倾向。从文艺复兴的丢勒、格吕内瓦尔德，到19世纪的佛里德里希、布莱克，及后来的凡高、蒙克、恩索尔、霍德勒，直到诺尔德，他们的作品当中始终贯穿着悲剧色彩。不同的只是有些画家采用内敛的、细腻的、沉稳的艺术表现手法，如弗里德里希的风景画，多数则采用激昂外露，狂放不羁的表现手法，如凡高、蒙克、诺尔德等人的作品。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画家们，继续开掘德国艺术中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一度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特征。艺术家们在对当时现状不满或不解的背后，试图去寻找一种能表达现代人内心世界的艺术手法，那就是肆意的表现主义手法，诺尔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不懈探索者。

二、诺尔德绘画中宗教意味的体现

1.选择宗教题材表达宗教情感

诺尔德于1909年创作的作品《最后的晚餐》是其早期的代表作。这幅画直接选材宗教故事，这是一个曾为众多古典艺术家描绘过的不朽经典题材，最著名的是达芬奇的同名作。而诺尔德的这幅作品与古典大师常用的细腻写实的手法含蓄地描绘这一宗教故事不同，他用极为夸张的表现主义手法来表现。诺尔德将基督与其门徒的形象无限放大，直到挤满整个画面，基督和众门徒的脸上满是忧郁与绝望，用红、黄两种明亮的纯色和暗黑绿色铺满画面，强烈的色彩对比，加上以基督为中心的戏剧性聚光效果，渲染出浓郁的悲剧气氛。

19世纪以后，直接选择宗教题材的画家不多见，而诺尔德却将一个经典的宗教题材作为表现对象，这与画家想要表达的情绪有关。联系当时的社会现状，战争的阴云笼罩下的德国，无望的悲观和狂躁不安是人们的普遍情绪，遁人宗教的世界里，寻求精神的自我解救或许是最好的出路，诺尔德就这样将宗教故事与现实生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除此之外，诺尔德通过描绘与宗教相关的事物，如基督、传教士、古老的哥特式教堂，及自然景物，如风车、大海、荒野、夜晚的月光等，将人们带人无垠的神秘时空中，引起种种神秘的宗教体验。这些宗教事物和自然景物从德国19世纪浪漫主义风景画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以描绘宗教事物和自然景物传达宗教意味的传统表现手法在诺尔德的作品中得到了继承。

2.通过绘画语言体现宗教精神

在《最后的晚餐》一画的构图中，诺尔德没有采用达芬奇式的将众多人物一字排开的构图方式，置于一个有着强烈透视感的和空间感的画面当中，而是将所有的人物无限放大，挤满整个画面，消除了深度空间和精确透视，巨大的张力似乎要冲破画面，悲愤的情绪因此得到有效释放。

同样的构图手法还反映在另一幅作品《传教士》中。这幅画除了中上悬挂的一幅原始面具外，三个人物几乎占满了画面，一位传教士正对着双膝跪地背着婴儿的部落女人宣讲圣经，或是这位传教士在倾听女人的忏悔。原始面具、传教士、部落女人的画面内容，再加上顶天立地的构图方式，原始和宗教的精神意味在这幅作品中得到了有效的体现。

夸张的造型是诺尔德绘画宗教意味得以体现的另一途径。《传教士》一画，象征宗教的传教士双手紧抱圣经于胸前，几何方形的脸上张大的嘴巴露出满嘴的牙齿，说明他正在滔滔不绝地宣讲教义，虔诚的女教徒双膝跪地呈“之”字形。人物造型采用

极其夸张的手法，传教士好似方几何石块的堆砌，或是随手撕纸粘贴而成的，双目、嘴巴、牙齿和胡须随意地勾画而来，墙上的原始面具也是极尽夸张之意，惟有妇女和婴孩的造型稍微严谨一些。夸张的造型手法将教士传教这一宗教事件凸现在观者眼前，观者感受到了画面当中传达出的浓郁的宗教气氛。

作为早期表现主义团体成员之一，诺尔德也擅长于运用色彩和笔触表达情感。《最后的晚餐》、《围着金牛犊的舞蹈》、《狂热舞蹈的孩子们》等作品都是用色彩和笔触表达强烈情感的典范。

《最后的晚餐》里，诺尔德使用了炙热的色彩与狂乱的笔触渲染出画面的宗教气氛。《围着金牛犊的舞蹈》中强烈的黄色与紫色，加上笔触的任意挥洒，表现出舞蹈者动感十足的疯狂跳跃，反复旋转，如醉如痴的癫狂状态，将激越的情绪尽情流淌在画布上。诺尔德曾从凡高、蒙克和恩索尔等表现主义先驱那里继承了用色彩和笔触表达情感的手法。与“桥社”其他成员不同的是，诺尔德更多地表现悲悯、伤感的情绪，这种悲悯的情感或情绪来自于画家对自然世界及现实人生的深人感受，经过了长时间的沉思默想，是画家独特的心理体验，具有超自然的精神所指。而“桥社”其他画家，更多地描绘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城市人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场景，喧闹的背后是一颗颗无所寄托的游魂，而诺尔德却自甘咀嚼苦果，心向上帝，灵魂有了依托，痛苦的心灵得到解救。所以，看诺尔德的画，必然要经历一次次心灵跌宕起伏，之后沉寂下来，去自我追问或思考，这就是诺尔德绘画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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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6-0186-01

山西方言中有大量的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和成语,活跃在人民群众的口语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交际作用。语类齐全、数量繁多的山西方言语汇,逐渐引起了方言研究者的关注。可以预见,对山西方言语汇的研究,将成为山西方言研究中的一个新的亮点。

由于语汇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使得在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产生,又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方言语汇在反映当地社会生活、民情风俗方面,比方言词汇具有更强的承载力。从丰富多彩的方言语汇中,我们可以看到浓郁而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

一、反映社会经济生活和地方习俗

在晋中地区广泛流传着下面一些谚语:

秤平斗满,尺子绷展|让人买卖主顾多|生意靠实诚,买卖凭本钱|买死了店户年年在,卖死了客人永不来|真金不怕火炼,好货不怕铺摊这些谚语是对晋商“诚信为本”经营思想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当地还有不少商业谚语,反映出晋商的经营理念和经营作风。如:

好市莫赶,烂市莫丢|九等买卖十一作|快不赶,慢不懒|能叫(宁叫)人等客,不叫客等人|气大隔财,和气消灾|三分利钱吃饱饭,七分利钱饿一半|挑剔是买主,喝彩是闲人

地方饮食习俗也可以从语汇中反映出来。如晋南是产麦区,以馒头为主食,称作“馍”或“馍馍”。当地关于“馍”的谚语和惯用语很多,当地人随口可以说出一大串来。例如:

不吃馍馍不叫饭|黑馍多就菜,丑人多作怪|老汉离不了婆婆,娃娃离不了馍馍|馍馍不好一箅子,庄稼不好一季子|馍馍吃够,万事不愁|正月亲戚多,馍馍换馍馍

在晋北的众多饮食语汇中,有关“糕”的条目最多,例如:

搬家不吃糕,一年搬三遭|不吃油糕不粘油手|大同人不攒膘,有了黄米就吃糕|四十里莜面三十里糕,十里的荞面饿断腰|油抹糕,两面光|黄米糕搋(揉)到;做买卖话到山西的糕,特指用黍子面或黍子去皮后的黄米面做成的块状的食品。

黍子耐干旱、抗盐碱、适宜贫瘠土地耕种,是晋北一带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因此,晋北的“糕”类语汇比其他地区丰富得多。“糕”谐音“高”,在以“糕”为美食的浓浓的风情中,同时寄托着人们“步步高”的企盼与祝福。随着文化的交流,这种饮食习惯连同一些“糕”类语汇已经遍及山西各地。

二、反映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深刻的人生道理

方言语汇中,包含着当地群众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总结出来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深刻的人生道理,放射着智慧的火花。例如:

①儿多女多,吃了哥(父亲)姐(母亲)的鼻子耳朵(平遥)

②不怕百事不利,单怕灰心丧气(原平)

③阳婆爷(太阳)不打一家门上过(阳曲)

例①形象描述儿女多的父母为儿女吃苦受罪的事实,启示人们不要过多生育;例②告诫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丧失信心和勇气;例③揭示“机遇对谁都一样公平”的道理。

三、反映当地自然环境和生产特点

在山西各地浩繁的谚语中,农业谚语占有相当的数量。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民间语汇,反映出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也充分体现了山西农耕经济的普遍特点。例如晋南古称河东,是黄河流域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一带为产麦区,素有“山西粮仓”之美称。经济作物方面,以棉花为首。如:

稠麦呛死草|麦苗开花一场风,十个麦粒九个空|想吃麦面,伏里犁地三遍|立夏种棉花,有树没疙瘩(棉桃) |棉花不打掐(整枝),光长柴架架|麦茬浇棉花,十年九不差

因所处地理位置不同,气象谚语的构成条件和观察角度也有所不同。如云雾笼罩山顶的自然现象是有雨的预兆,一般称作“山戴帽”。清梁章钜《农候杂占》卷二“山占”:“海州朐山俗言朐山戴帽即雨盖,盖谓云出覆冒其上为雨候也。”在山西各地方言中,此条谚语有众多不同的说法。例如:

①稷王山戴帽儿,龙圪蚤(龙虱)溜道儿(新绛)

②孤山戴帽,长工睡觉(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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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会计改革问题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利用计算机替代人工记账已成为现实，为实现会计数据信息的高速传递及上报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会计电算化是把电子计算机和现代数据处理技术应用到会计工作中的简称，是用电子计算机代替人工记账、算账和报账，以及部分代替人脑完成对会计信息的分析、预测、决策的过程，其目的是提高企业财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从而实现会计工作的现代化。

一、会计电算化工作存在的问题

这是规范会计工作及会计工作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会计改革贯彻新《会计法》，进一步提高会计工作水平和质量的迫切需要。

会计电算化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在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问题要及时解决，否则将严重阻碍我国会计电算化向更深层次发展。目前，我国会计电算化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思想认识程度不够。我国电算化事业起步较晚，人们的思维观念还未充分认识到电算化的意义及重要性。一些人认为。会计电算化为时过早，实现会计电算化就是编程序的过程，是单纯利用计算机代替手工记账，是会计部门的责任等等。另外，多数单位电算化都是应用于代替手工核算，仅仅是从减轻会计人员负担、提高核算效率方面人手，根本未认识到建立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对企业的重要性，导致现有会计提供的信息不能及时、有效地为企业决策及管理服务。再次，在软件更新及硬件投入等方面支持力度不够。由于传统的手工记账方式长期被人们所接受，出于使用习惯的制约，人们对会计电算化数据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

2目前，我国颁布的有关法规中也存在着阻碍会计电算化发展的规定。例如，有些涉及软件技术开发上的具体细节规定，不能起到推动的作用，反而因规定的太死抑制了软件的自我发展，影响了会计电算化的普及。另外。由于法规的不健全使电算化犯罪的控制很困难。所以，我们必须看到，对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开发和管理，不能仅靠现有的一些法规，如《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因为会计电算化犯罪毕竟是高科技、新技术下的一种新型犯罪，为此制定专门的法规对此加以有效控制非常必要。

3社会上大部分的会计基础工作也不符合电算化的要求。会计基础工作主要指会计制度是否健全，核算规程是否规范，基础数据是否准确、完整等。这是搞好电算化工作的重要保证。计算机处理会计业务，必须是事先设置好的处理方法，因而要求会计数据输入、业务处理及有关制度都必须规范化、标准化，才能使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顺利进行。部分单位会计基础工作不健全，从而使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无法处理无规律、不规范的会计数据。

4从目前会计从业人员的结构层次来看，相当一部分会计人员业务素质较低。单位的会计人员接受新事物、创新观念的意识较低，在计算机技能方面素质较差。只能机械性地使用财务软件。对计算机的软硬件知识了解甚少，一旦计算机出现故障，就束手无策。虽然商家在安装会计软件时都做了系统的培训，但是，部分会计人员由于接受能力较差。在上机时经常出现错误操作，一旦出错，可能就会使自己很长时间的工作成果付诸东流，使系统数据丢失，严重者导致系统崩溃。

5在会计信息系统的安全性、保密性方面做的也远远不够。财务上的数据，是企业的绝对秘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就目前软件厂家来说，真正研究数据保密问题的厂家屈指可数。所谓加密，无非是对软件本身的加密，防止盗版。另外，在进入系统时加上些诸如用户口令、声音监测、指纹辨认等检测手段和用户权限设嚣等限制手段，不能真正起到数据的保密作用。安全性上，更是不尽人意，系统一旦瘫痪，或者受病毒侵袭，或者突然断电，很难恢复原来的数据

6当前会计电算化涉及范围也存在相当的局限性。目前，我国会计电算化仅仅实现了财务会计的电算化，没有实现管理会计电算化，更不是完整意义的会计电算化。完整意义的会计电算化应该是财务会计电算化和管理会计电算化的有机结合。既然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数据同源，管理会计电算化就可以采用财务会计电算化提供的数据，生成管理报表。然而，由于管理会计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都不及财务会计，因此，其在企业推广较难，这就使管理会计软件开发步履蹒跚。虽然有少数软件开发商已涉及到ERP，但其技术还不够成熟，离企业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

7在会计电算化审计发展上还不能够与国际接轨。我国的《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20号——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下的审计》指出：在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下，注册会计师可以采取手工审计方式，计算机辅助审计方式，获得审计证据。尽管有这种规定，但是，各类审计组织在审计过程中极少实施计算机辅助技术，大多采用手工方式操作。虽然手工操作取得的审计资料更直观、更具体，但是，影响审计结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容易疏漏，因而审计风险比较大。导致电算化审计陷入疲软状态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审计人员尚未掌握计算机审计技术，仍旧沉湎于传统的手工审计技术；其次是审计软件开发速度慢，由于受利益驱使，许多软件开发商并不看好审计软件的开发，而更热衷于会计软件的开发；三是相关审计准则的制定以及计算机审计实务工作滞后于经济形势。

二、加强会计电算化发展的途径

加强发展我国的会计电算化事业，实现会计工作手段的现代化，是推动会计改革，充分发挥会计治理职能的重要保证。高新技术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要害在于信息的竞争。加强会计电算化事业，要重点做好以下四项工作：研究制定总体发展规划，以引导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制定出台会计电算化治理体制，逐步把我国的会计电算化事业引向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加强会计软件市场治理。搞好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评审工作，推动我国会计软件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开展会计电算化人员岗位培训，培养一支符合时代要求的会计电算化人才队伍。

会计电算化怎样才能适应会计改革的要求，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对经济过程的监控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呢，笔者认为可有以下几种途径：

1制定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的发展。总的目标是，力争达到有40％～60％的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和县级以上国家机关在账务处理、应收账款、固定资产核算、材料核算、销售核算、工资核算、成本核算、会计报表生成与汇总等核算业务方面实现会计电算化；其他单位的会计电算化开展面应达到10％～30％。基层单位要基本实现会计电算化，从根本上扭转基层单位会计信息处理手段落后的状况。各级政府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要在摸清本地区、本部门会计电算化现状的基础上，结合会计电算化工作的需要，制定本地区、本部门的会计电算化事业发展规划。

2加强会计电算化人才培训。会计电算化人才缺乏，是制约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的要害环节。要大力培训会计电算化人才。目前，要立足于在职会计人员的会计电算化培训。培训可分为操作人员、系统维护人员、秩序设计和系统设计人员等层次进行，从培训抓起，逐步提高。具体要求是，力争使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和县级以上会计人员有60％～70％接受会计电算化知识的初级培训，把握会计电算化的基础操作技术。

3加强会计核算软件治理。会计核算软件是会计电算化工作的基本环节。我们加强对会计核算软件开发、应用、推广、服务等环节的治理，推动会计开发研制的规范化、专业化、商品化，促进会计软件质量的不断提高。要推动会计软件的社会化，进一步引导会计软件市场的健康发展。

加强会计电算化治理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会计电算化治理制度，是会计电算化发展的重要保证。各级财务部门要加强会计电算化治理制度建设，对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的基本功能、会计核算软件开发的基本程序、实行会计电算化后基层单位开展会计电算化的基本要求、会计电算化知识培训等一系列问题，应逐步规范会计电算化的治理工作，指导基层单位会计电算化工作的顺利开展，逐步实现会计治理的法制化。

5改革财会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工作职能。实行会计电算化，要求会计人员既要把握会计专业知识，又要把握相关的计算机知识、网络知识、信息治理知识等，因此，会计电算化将促进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向既博又专的方向发展，从而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篇8

1．政治权威、道德权威的衰落以及经济权威的崛起。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农村社会财富分配的平均化趋势，用财富无法划分不同家庭的阶层，农村相应地也缺乏经济权威。村干部所拥有的政治权威几乎是惟一的权威。但农村实行市场化经济改革后，不同家庭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开，率先富裕起来的人脱颖而出，从而在政治权威之外逐渐形成了一个经济权威。村干部的政治权威和新出现的富裕阶层，成了乡村管理和秩序重构的最主要的两个博弈力量。总的来说，村干部的政治权威和新富裕阶层的经济权威之间的博弈，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村干部的权威的衰退和新富裕阶层权威的上升相对应。村干部权威的衰退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乡村社会总体上从政治至上时代转变到经济至上时代;二是村干部所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村民有求于村干部的事务也越来越少。相对应地，农村企业家的影响却越来越大。他们不仅影响到本地的就业和收入，而且还影响到本地的资金周转。有的企业家通过捐款等慈善行为，还能够改善本地的基础设施或村民福利。所以，农村企业家的影响总体呈上升趋势［14］(P131－206)［15］。村干部和农村企业家的关系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合作关系，即村干部和企业家保持相对良好的关系。二是竞争关系，大多数情况是企业家对村干部的权威构成了挑战，甚至企业家直接竞争村干部。

2．农业劳动者的减少和务工人员的增多。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从表1可以看出，从1980到2012年间，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总数有逐年下降的趋势。2012年，从事第一产业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3．1%，还不到1980年(78．9%)的一半。表2展示了更详尽的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从行业分布和从业时间两个指标来看，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虽然逐年下降，但仍占到50%左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虽然有些人看起来仍在从事农业，但实际上用在农业生产上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因为农业生产的很多环节都已经外包给农机服务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者人数会越来越少，而务工人员的人数则越来越多。这是农村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

3．知识取代经验，成为农村发展的主导型因素;相应地，老年人地位下降，年轻人地位上升。在传统中国，经营或生活模式都比较固定，所以经验就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由于老年人有更多的经验，所以主要由老年人主导社会秩序。但在农村改革后，新知识的学习和应用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农村工业的兴起，还是农业新技术的应用，都超出了传统的经验。因此，知识相对于经验就显得更重要。由于年轻人在学习新知识上的能力更强，所以在经营方面也就拥有了更多的决策权。笔者在章丘市白云湖镇调研时，就证实了这种说法。当地最主要的产业就是废品回收。收废品需要一定的知识，不同种类的塑料、金属，价格差别很大。年纪大的人在辨别能力方面，显然不如年轻人。所以，这里的年轻人地位更高，甚至家庭财产的支配权(主要是现金开支)也主要由年轻人掌握。知识对于经验的取代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或经营上，而且还体现在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上。日新月异的家用电器、新式服装、新的文化娱乐形式以及新的交往方式，都与传统不一样。在新风气迅速取代旧风气的情况下，老年人不得不感叹自己落伍了，且不得不将更多的决策权移交给年轻人。例如，在家庭消费品购置和翻盖房屋方面，年轻人都有很大的话语权。

4．在社会组织方面，家族让位于新兴组织和政府组织。家庭和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元。1949年以后的集体化运动打破了这种格局，建立了超越家庭和家族的组织———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但因为这种组织的无效率，以大包干为主的农村经济改革又恢复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格局。农村改革之初，超越家庭的生产和经营并不普遍，村委会仍然是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组织。但在农村市场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大量超越家庭和家族的经济组织已经发展起来。首先是企业，大量存在的企业已经成为农村最主要的组织形式之一，并且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例如，威海市大量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都是在企业就业的。其次是合作社。2012年，山东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13784个，合作社总量达到70336个。2013年，山东农民专业合作社平均社员数量为53户，入社农户比例达到了16．1%。可以看出，各类合作社已经成为农村的一个重要经济组织。同。在传统的地方秩序维持中，家族起了很大的作用。各类纠纷基本都靠各个家族有威望的人物协商解决，家庭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家族。但现在，家族势力有分化、衰落的迹象①。各类民事纠纷，也更多地靠公权力解决，而不是靠家族协商或调解。例如，在纠纷中如果发生打斗现象，很多人会打110，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叫自己的近亲来帮忙。通过诉讼来解决民事纠纷，也逐渐成为农村的时尚。

5．传统伦理的衰落和物质欲望的泛滥。改革开放以后，对欲望的追求和满足最终归结为对金钱的追求。财富的变化导致了村庄阶层的重新分化，财富成为衡量家庭在村庄中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原有的社会秩序和伦理秩序遭到破坏。在此环境之下，拜金主义盛行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是不可避免的。拜金主义不仅打破了传统社会的人情，而且导致了很多违法现象的上升。例如，在目前的农村，儿女不养老的现象较为普遍。为了房产、养老等问题而导致兄弟姐妹反目的情况也经常发生。更甚的是，很多人不以违法为耻。只要能够挣钱，即使是违法，也会受到很多人的效法。

二、农村社会结构和阶层分化的基本动因:农村专业化趋势和农民职业分化

(一)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都没能摆脱自然经济状态。从表3可以看出，1952年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66．6%，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95%。1980年，虽然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降低到了32．1%，但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重仍然达到93．0%。可见当时产业是非常单一的，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都在农业部门就业。此后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分化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农村工业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农村多年以来的自然经济格局，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重也逐年下降，1990年下降到了74．9%，2000年下降到了67．7%，2012年进一步降到了46．8%。也就是说，农业劳动力不到总数的一半，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都已经到工商业部门就业。以前农民的财富积累几乎完全靠农业经营，而农村改革以后，工商业成为农村财富积累的新来源，而且工商业财富的积累要比农业快得多。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导致了家庭财富的迅速变化。由于家庭财富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阶层分化，所以产业分化是阶层变化的重要动因。从表4可以看出，2012年的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全国达到了43．55%，山东则更高，达到了46．40%。而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全国和山东分别是44．63%和44．83%。但在家庭经营收入中，全国仍有大约23%来自二三产业。家庭经营收入，2012年山东没有三次产业的数据，但从2011年的数据看，其中来自非农产业的比重也达到了25%以上①。由于工资性收入基本是通过在非农产业就业得到的，所以从总体上来看，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占到了纯收入的50%以上。这说明，来自农业的收入已经不再是农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主要的收入都来自二三产业。随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商业部门就业，农业生产专业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主要体现为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保持了较快增长的速度，年均增长率达到6．1%。2012年，山东全省农机化综合水平超过了81．5%，其中粮食机械化程度达到88%，经济作物达到58%。在粮食作物中，小麦机收率超过97%;玉米机收率达80．8%［20］。由此可以看出，农业生产的很多作业环节都已经外包给农机专业服务组织或个人，农业专业化水平也因此得到了极大提高。

(二)专业分化导致的农村人员流动性增强，社会交往的距离拉长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相适应，中国传统乡村是相对比较封闭和稳定的，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农村改革以来，更大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导致了农村各种要素的流动性大为增加。其中对农村阶层分化和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劳动力的流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能够经常到外地特别是城市的人，在农村仍然是少数人。农村改革之后最早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基本都是与外界联系比较多的人。随后逐渐形成的企业家阶层，基本上都是由这部分人构成的。但此后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流动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流动规模越来越大，以致于出现了“民工潮”、“春运”等中国特有现象。从表5可以看出，山东农村劳动力虽然跨省流动的规模不是很大，但在省内流动的规模和频率还是比较高的。2010年，外出劳动力达到了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8．67%，2011年这个数字达到了22．41%。从外出劳动力就业地点上看，乡外县内和县外省内的占到了绝大多数，而其中地级市和县级市是主要的就业地点，出省就业的人很少。在外出劳动力中，大多数人都从事第二产业，从事农业的人微乎其微。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之所以对农村阶层分化和形成造成影响，一是外出劳动力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即务工人员阶层，而且这个阶层将不断壮大。二是外出劳动力对本村原有的阶层形成了冲击，从而刺激着原有阶层的变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外出打工人员回家创业，从而从务工人员阶层跃升为企业家阶层。

(三)现代知识多途径输入农村农村阶层的变迁与现代知识向农村传输不无关系。现代知识进入农村，成为年轻人的时尚，改变着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现代知识对农村的影响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代科技向农村的传输，不仅改变了农村传统的产业结构和就业机构，而且提高了年轻人的地位。因为年轻人接受现代知识更快，在积累财富方面的能力也就更强。二是现代知识和现代风尚改变了农村的风俗和风气。例如，在传统中国，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孝”，所以老年人的地位比较高。但现代知识显然更注重平等，从而间接削弱了老年人的地位。三是年轻人显然更熟悉法制和正式制度，他们对正式制度的接受也间接地削弱了传统的风俗和家族地位。例如，对110警察快速反应机制和法庭的诉讼机制，年轻人更容易接受。四是在现代知识影响下，年轻人更注重自我和公平，更不容易接受权威主义，从而间接地削弱了村干部的权威。现代知识向农村的传输最主要的途径是媒体。电视的普及以及网络在农村的普遍应用，都能够使农村居民特别年轻人以最快的方式接触到现代知识和文化。电视和网络不仅打破了城乡的界限，而且打破了国家界限。此外，人员流动对现代知识向农村的传输也起了很大作用。无论是农村居民流动到城市，还是城市居民流动到农村，都能够将城市文化和城市思维方式传输到农村。公共服务向农村的普及和推广，显然加快了现代知识向农村的传输。交通设施的改进有利于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交流，特别是人员交流。现在，年轻人没有到过城市的微乎其微。有线电视、无线网络在农村的普及，都成了现代知识在农村传播的有效途径。

(四)农村专业化与组织多样化农村的专业化导致了很多新兴经济组织的产生，例如，企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这些新兴组织和政府组织无疑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阶层状况。打破了传统的家庭和家族结构。家庭已不再是最主要的生产单位，越来越多的人正走出家庭，加入企业等经济组织。家庭的收入也已经不再依赖于家庭本身，来自企业、公司、合作社等组织的收入越来越多。几千年来牢固无比的家庭结构，在市场和经济力量的侵蚀下正逐渐瓦解，农村正在进行千年未遇的结构重组。政府组织向农村的渗透，也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和家族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村干部的权威:村民们可以越过村干部，直接与政府组织打交道。以上四种农村社会变迁现象，都可以用分工深化来解释。是农村的产业分化导致了劳动力转移和新兴组织的产生。现代知识输入农村，则是城市发展和全国范围内甚至全球范围内分工深化的结果。

三、农村阶层变化对社会管理的后果和影响

农村阶层变化虽然有积极的效应，但同时导致了很多问题，成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农村精英大量流失城乡交流的不断增加在促使大量现代因素输入农村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农村优质因素流入城市，导致了农村的贫血。1．农村经济精英的流失。农村的经济精英通过两个途径流失:一是农村的企业家正大量地向城镇转移，目前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和各地出台的吸引资本进城的优惠政策，更是加剧了这个进程。城市优良的生活环境，特别是文化和教育环境，对农村的富裕群体有很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农村高收入群体，特别是企业家群体转移到城市居住。二是青壮年劳动力正大量流失。在发达地区，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到城镇寻求就业，导致乡村出现了空心化。例如，在威海的乡村，很难找到年轻人了。在不发达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也导致了村庄的空心化。2．农村政治精英的流失。在城镇化浪潮中，大量的农村政治精英也流入了城镇。例如，在平阴县、章丘市等地方，都出现了大量村干部到县城购房并居住的情况。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农村的治理。

(二)管理队伍的频繁更迭和农村治理的内卷化农村治理内卷化是指农村治理陷入一种停滞或徘徊的圈子，而无法进化为另一种高级状态。当前农村治理有内卷化的趋势。首先，村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不仅在公共服务供应上，农村没有达到城市的标准，而且农村居民的财产权利一直没有保障。农村土地仍然保持着集体所有制，政府可以随意征用农村的土地，而土地补偿款却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农村的住宅却一直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农村的财产无法用市场价格定价。在社会治安方面，以警察为主的国家机器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乡村安全，以致于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劳务输出较多的地方，出现了盗匪横行无人敢管的局面。例如，在鲁西南某些劳务输出比较多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盗贼偷牛主人不敢出面制止的现象。农村赌博现象也很常见。其次，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虽然村委会名义上是选举出来的，但由于选举过程弊病百出，所以村干部和村民之间时有矛盾发生，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一直没有建立起来。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土地问题。虽然在绝大多数地区土地都已经承包到户，且一定30年不变，但村干部及其亲属多占耕地的情况还相当普遍，土地问题仍然是村干部与村民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村集体财产问题。在一些仍然保留了部分村集体财产的地方，如何使用或处置这些财产也是一个矛盾的焦点。三是宗族关系问题。在一些宗族关系和谐的地方，村干部往往成为某一个宗族的代言人，或者村干部换届选举成为宗族竞争的焦点。在资源丰富的地方，村民委员会的竞争到了白热化的地步。贿选、家族式竞争非常突出。例如，在集体财产数量比较大、征地数额比较大的地方，村干部都可以借机获得大量的好处，村干部的竞争也非常激烈，贿选现象很严重。村民委员会竞选的白热化导致了农村管理班子的频繁更迭。另外，在一些空壳村，则没有人愿意出任村干部。

(三)农村经济、社会秩序的混乱由于传统的治理机制和保障机制已经濒于失效，市场扩展以后新的治理机制和保障机制尚未建立，所以农村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矛盾或混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秩序的紊乱。市场经济是需要一套完善的制度作保障的，但在农村，并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的相关制度有待完善。首先，由于农村居民法制意识淡薄，信任体系不完善，合同法无法得到有效执行，违约现象非常普遍。其次，农村金融和信用制度体系很不完善，个体农户较难从正规的信用机构借贷。其结果是高利贷普遍存在，因此而发生的经济纠纷也不在少数。虽然各地都出台了一些办法来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如几户联保，但总体来说，农村贷款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最后，国家监管制度在农村地区比较薄弱。在城市难以生存的假冒伪劣产品，大多转移到了农村。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对农村市场进行有效监管的机制。2．社会保障机制仍不完善。近几年虽然各类保障制度已经延伸到了农村，对农村的生活改善起了很大作用，但力度仍然不够。例如，农村大量的贫困人口仍然无法得到足够的救助，虽然新农合已经普及，但农村因病致贫的现象仍然存在。2013年，山东新农合覆盖率达到了99．88%，实际报销比率达到48．99%，新农合的大病报销比例达到了50%以上［21］，但对于很多农户来说，自费支付的那部分仍然是很大的负担。2013年，山东农村低保标准平均达到2406元，256万人受益［22］。但总的来说，一是低保的比例仍然偏低，二是额度还有待提高。而且在不少地方，低保户的选择还有问题。很多村干部都优先选择自己的亲属，不管他们是否符合低保标准。

(四)文化变迁和道德秩序的瓦解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是指新教伦理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从而塑造了一种新文化。中国农村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原有的文化系统逐渐解体，而新的文化系统尚未建立。这种价值观的改变和文化体系的变迁，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10］(P37－71)。1．从人情社会到拜金主义。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从传统农村盛行的婚丧嫁娶“随份子”的风俗，就可以看出人情社会的基本特征①。改革开放以后，对欲望的追求和满足最终归结为对金钱的追求。财富的变化导致了村庄阶层的重新分化，财富成为衡量家庭在村庄中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在此环境之下，拜金主义盛行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是不可避免的。2．社会约束的弱化由于中国农村传统上是一个乡土性的、封闭性的社会，所以，农村的社会约束基本上是靠诺思所谓的非正式约束，亦即依靠惯例、习俗、习惯等。传统农村的封闭性使得农村社会基本上是个熟人社会，特别是在村庄之中，熟人社会的特征就更明显。非正式约束是与熟人社会是相互契合的、有效的约束。但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分工的深化和农村流动性的增加，村庄的封闭性被打破了，人们越来越多地与陌生人打交道，非正式约束的效力就大为削弱。村庄的秩序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无序状态，村庄中骗人和被人骗的事例大为增加。赚钱的欲望甚至使很多人超越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从事非法交易，个别村庄里的很多人因为与盗窃犯勾结或为盗窃犯销赃而被捕。令人惋惜的是，人们并不以盗窃和销赃而感到可耻。相反，因此挣钱的人反而感到非常骄傲。3．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非观念的弱化在市场经济和金钱欲望的冲击下，农村社会出现了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在村庄内部，往往金钱的多少决定着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地位，物质欲望成了最大的追求。传统的乡绅阶层受到了冲击，在市场经济中社会阶层有了新的划分。一批富裕起来的人进入了社会上层。在现阶段这个转型期，原有的社会约束正在失效，新的社会约束尚未建立起来。在金钱欲的冲击下，不顾社会约束而追求财富的现象屡屡发生。甚至出现了笑贫不笑的倾向。社会平等观念缺失，是非观念也大大削弱，金钱成为衡量社会地位的惟一标准。在这种风气之下，消费攀比之风盛行。有些村民频频更新住房，在一个侧面体现了这种不良风气的蔓延。

篇9

民俗是民族（民俗）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的课题。不同的学科在研究民俗时的侧重点与视野有所不同。

在民族学看来，民俗即民间风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具体地说，民俗是各民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风尚、习俗，它表现在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节庆、娱乐、礼仪等方面的活动之中，反映着民族的经济生活、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生产方式和心理感情。

社会学者把民俗看作是民族生活方式。民族生活方式是以民族为主体的生活方式，它涵盖了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饮食生活、礼仪生活、宗教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2〕

文化学者认为，民俗是一种文化，即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域、民族或族群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传播、汲取和改造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或表达方式，能够体现某种文化的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的所有内容，如饮食、节日、服饰、建筑、艺术、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和世界观等。〔3〕

物态化和观念化的民俗是一定个体民族文化的中坚，它参与和影响着社会的文化发展方向，制约着各民族人民的行为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俗是最早影响儿童社会化的自然之师。

民俗的功能与民俗产生、传承的历史息息相关。民族习俗有着强烈的实用性、功利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也有群众性、传承性、变异性的特征。〔4〕就其功能而言，民俗既有规范集体成员行为与凝聚民族力量的功能，〔5〕也有可能阻碍整个民族的进步。〔6〕本文尝试从儿童教育的角度谈谈民俗的功能。

一、知识教化功能

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民俗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方面的知识经验，也包含了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宗教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的知识经验。这些知识经验也就是民俗文化教育的内容。我们可以把民俗文化对儿童的影响看成是民俗文化与儿童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成员的教化与儿童自身的内化正是这一相互作用过程的两个基本出发点。“社会正是通过外部化而成为人类的产品，社会正是通过客观化而成为独特的存在，人正是通过内部化而成为社会的产品。”〔7〕社会人就是“社会的产品”，民俗文化的教化功能正是促使儿童成为“社会的产品”，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8〕民族习俗的知识教化功能具有生活化、情境化、活动化以及随意性、自然性的特征，儿童往往在不经意之中就受到教化，在潜意识之中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一种习惯。

例如，藏族的节日娱乐活动多数以具有典型藏族风格的歌舞及民间游戏为主，这些娱乐活动大部分需要多人共同参与并协作才能完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为儿童提供了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机会。年龄稍大的儿童可以直接参与活动，亲自体验和感受；年龄较小的儿童可以通过观看、游玩的形式获得间接的体验。藏族在礼仪上的习俗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儿童学习交往技能，如藏族注重对客人的迎送礼仪，这些礼仪习俗能够让儿童学会热情、礼貌、友爱等交往技能。藏族还特别注意从小教育子女尊老爱幼，到别人家作客要先向老人行礼，家里来客人时要主动打招呼、让座等。这些民族习俗有利于藏族儿童学习社会规范，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正确扮演社会角色。

民族习俗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民俗对儿童的教化功能同样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从云南石林彝族撒尼人的火把节和密枝节来看民俗教化功能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火把节对彝族儿童的影响很大。奢侈的宰牛会餐可能不利于培养儿童的节俭意识，但对儿童之间的接触沟通十分有益；彝族男女点火把逛街、洗澡戏水、跳三弦舞，这有利于培养儿童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但对儿童的朦胧情爱观可能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密枝节只许成年男性参加，禁止妇女去往密枝林方向，充满了神秘色彩，不利于建立男女平等意识，对儿童科学观的形成也有消极影响；男人们在村中边走边大声喊话，一问一答，批评村中不守村规的人和事，有利于培养儿童的正义感，但此节日延续时间长，不许下地劳动，可能会对儿童的劳动观产生消极影响。〔9〕

二、道德教化功能

民俗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和行为模式，是广大民众共同创造和遵守的行为规则与规范。民俗对社会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都具有约束作用，它是产生最早、约束面最广的一种深层行为规范。这些行为模式、规则或规范对民众的思想和生活有强大的制约性和约束力，并迫使人们按一定的道德和习惯规范行事。民俗学者把民俗的这一功能称之为“规范性”，并认为规范性是民俗文化最核心、最根本、最本质的社会功能。

民族风俗习惯是人类最早的社会行为规范，它最初源于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各种习惯风俗，如衣食、居住、婚丧、礼仪、禁忌等，这些习惯约定俗成，最终成为规范。民族规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沟通、调整、制约和控制人们行为的作用。一般而言，民俗规范少有明文规定，但民族成员都能对此了然于胸，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在法律作用不到的地方，民俗规范有强大的规范作用。〔10〕民俗规范往往建立在民族成员自觉自愿遵守的基础之上，尽管人们的言谈举止都受到了这类风俗习惯的约束，但人们并没有受束缚的感觉，而是习惯成自然。当然，旧时的某些民俗文化，如家法、族规、宗法、乡规民约，在传统社会中也起着强硬的约束与制裁作用，比如彝族的“习惯法”、苗族的“理词”、侗族的“款词”、瑶族的“石碑话”等，往往还具有法律的威严与制裁功能。

民俗文化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而又隐藏不露的一种社会规范，是一种与儿童生活最贴近、感情最亲近的特殊教育方式，体现了民俗的道德教化功能。民俗的道德教化功能是通过民俗的规范性来达成的，没有民俗的规范性，也就谈不上民俗的道德教化。由于各民族的民俗各异，民俗对儿童的规范性也就不同，其道德教化也会有不同表现。

藏族是讲礼貌、讲礼仪的民族。在藏族家庭中，子女必须孝顺父母，对于父母的话要百依百顺，即使父母有错，也不得违抗、解释，更不得反驳父母。父母和老人回到家时，子女要起身向父母、老人问好，主动帮他们卸下身上携带的东西，帮助脱下鞋、帽，热情上茶斟酒，而且这些举动要彬彬有礼、恭恭敬敬。在藏族家庭中，父母对儿童的影响是在交往中产生的，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将自己的行为习惯、自己掌握的社会规范、自己已有的观念与意识潜移默化地传承给儿童，儿童由此逐渐习得了各种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我们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对于藏族在家庭教育及生活禁忌方面的许多习俗，大部分藏族儿童在平时都能严格遵守，这就为儿童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奠定了基础。藏族的家庭教育往往没有高深的道理，没有具体的操作程序，但在儿童的生活中反复循环进行，不间断地影响着儿童，久而久之，儿童自然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并逐步明白一些做人的道理。

热情友好和尊老爱幼是苗族最基本的利益规范。苗族谚语说：“逢老要尊老，逢小要爱小，老爱小，小爱老，敬老得寿，爱小得福，处处讲礼貌，才成好世道。”这一谚语深刻反映了苗族是一个很讲礼节、很注重道德风尚的民族。和睦共处与平等相待是苗族处世待人的准则。苗族人民把帮助别人看作自己应尽的义务，也把接受别人的帮助看作是一种权利，把个人融入集体。比如建造房子，苗族人民往往你建我帮，我建你帮，甚至出现一家建房全村出动的现象。追求自由和勤劳勇敢是苗族最为突出的品质特征。苗族有勤劳勇敢、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苗族人每到一处，重新开荒种地，自种棉麻，纺纱织布，熔蜡画花，缝绣衣裙，饲养家禽，牧放牲畜，种稻养鱼,等等。这些习俗对苗族儿童来说是必须遵守的，也是最起码的行为准则。时间长了，这种行为准则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儿童的道德行为，并在儿童的头脑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形成儿童内在的道德意识，从而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支配他们的行为。

由此可见，风俗习惯对儿童的道德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并促进了儿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道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三、审美娱乐功能

民俗文化的审美娱乐功能对生养其间的儿童产生潜在的影响，深深影响着儿童对色彩的喜好，对自然的讴歌，对性情的熏陶和对人格的塑造。

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延续的风俗习惯，从儿童出生开始就伴随着他们并影响和陶冶着他们的情操。比如藏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最明显的服饰和居住特色就是色彩鲜艳、装饰奇特，对儿童来说，这些是能够直接感知的，是周围生活中美的象征。这种美的刺激长期伴随着儿童的生活，并不需要成人刻意提醒和教育，儿童自然地感受着色彩、服饰、建筑中的艺术美，进而产生一种积极愉快的情感体验，促进审美能力的发展。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藏族儿童都很喜欢本民族的服饰、住房、饮食。另外，藏族在节日、娱乐、礼仪和文化等方面的风俗习惯，特别是藏族的歌舞，在很大程度上也会使儿童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藏族素有“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之说，这其实也是对藏族儿童艺术能力的概括。藏族儿童从小受藏族节日、娱乐、礼仪和文化的熏陶，逐步锻炼了歌舞技能。藏族风俗习惯对儿童气质、性格和能力的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藏族儿童长期受藏族风俗习惯和文化熏陶，因而在气质和性格上明显地带有藏族特色，如粗犷豪放的性格、“雄鹰”一般的气质，都是对藏族人性格的概括，这与藏族在服饰、娱乐、待人接物以及教育方面的习惯是密切相关的。

苗族歌舞更是一种精神的写照，那悠扬的音乐仿佛天籁之音，空旷而悠远，清新而幽雅，粗犷、奔放的动作给人以力量之美。民族艺术能为儿童提供一种发现美、欣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机会和空间，不仅能陶冶儿童的情操，还能洗涤净化儿童的灵魂。

民族风俗习惯对儿童的教化往往是在无形之中发生的，它对儿童的社会认知、道德发展与行为方式的选择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对儿童获得各种社会知识、道德规范及发展审美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说社会成员的教化是儿童社会化的外部动因，那么儿童个体内化则是社会教化得以实现的内在因素。儿童通过观察学习、认知加工、角色扮演、主观认同和自我强化，内化民族风俗习惯，将其规范并转化为一种行为模式，这一过程体现了儿童社会化的主动性。

民俗是一个民族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的、能吸引人的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演绎着多彩多姿的民间生活情景剧。但是，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知识经济的出现，民俗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冲击。民俗的产生与消失是一种正常现象，某些民俗的消亡也是不可阻挡的。对于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爱之者视其为精神家园，恨之者视其为洪水猛兽。不管爱也好，恨也好，它总是无声无息地影响着我们，熏陶着我们，制约着我们，而且它的影响、熏陶与制约作用还要继续影响我们的后代。这就是民俗的生命力。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认识到：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可能是不变的；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也不可能都是好的，总是良莠不齐的。好的风俗，我们要保存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提倡“良风美俗”，以达到“普科学，美风俗；广教化，正人心”的目的；坏的风俗，我们要改变它，摒弃“陈规陋习”，以达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6〕〔8〕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27.

〔2〕郑杭生.民族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61.

〔3〕王娟.民俗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

〔4〕王红曼.民族风俗习惯三题〔J〕.青海社会科学，2000,（4）.

〔5〕钟敬文.民俗文化的性质与功能〔J〕.哲学动态，1995,（1）.

篇10

无论何类画派的艺术家，他们都是借助其独特的语言形式来完成作品的情感体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绘画语言的不同运用，则产生出不同风格的绘画作品。中国画崇尚文、意、趣，而这一切都是通过笔墨技巧来体现出来的。在这里，笔墨本身不是“具象”的，相对具体塑造的艺术形象来说，它是形式的因素，但却有着引起形象的联想和意趣的感受的功能。正如蓝色和红色能引起冷暖的视觉感受一样，在宣纸上粗糙的干笔能引起树干及老人似的苍老的视觉感受；水分饱满、行笔流畅的笔迹能引起春天般滋润的视觉感受；徐缓的用笔能引起持重含蓄的联想；流利灵活用笔能引起洒脱欢畅的联想；快速而多变的用笔引起蛇龙飞舞的联想。贺天健总结笔法有：“笔直中锋，卧笔中锋，倒笔卷上，倒笔提上，卧笔旋拖，放笔直下，仰笔伸缩滚擦，垂笔揩擦，侧锋听昕下笔重，仰笔剔掠，仰笔旋拖，卧笔拖搁，卧笔横拖战动。”墨法有：“烘、染、渲、破、飞、揉、积、渍。”实际上何止这许多，临池泼墨，变化万千，风雪晴雨，因人而异。中国笔墨这种形式因素，是画家的独特风格在艺术技巧方面的主要表现。艺术家们常“借笔墨以写天地”。通过构思构图，合理运用笔墨虚实，水韵，墨色和运笔而产生的肌理形成有个性的绘画语言。虚实处理，仍然是当代画家构成新的属于自己艺术语言的要素。虚实的表现，就是画者灵气的表现，是对画理的悟性。中国画家历来认为画必须有笔墨，无笔墨就不能与画。并且笔墨技巧还要与表现内容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好的作品。这种代代沿袭的艺术法则即所谓传统，已成为中国所独有的绘画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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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篇12

一、引言

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分类，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甚至有的研究者提出了52种学习理论。其中三分法的赞同者居多。多数专家认为，语言习得理论大致可分为外在论、内在论和社会文化论。内在论是这三大理论流派中最庞大的一个，主要分为两大流派──先天论和认知论。认知论又包括信息处理模式、连接主义论、信息竞争模式等理论。三大理论流派中，社会文化论是当今研究的热点。它主要包括新近出现的对话论、活动论、实践共同体等理论。早年研究者多对内在论和外在论进行了比较研究，但内在论尤其是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方面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对其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对外语教学和研究有所启示。

一、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的主要观点

1.认知论的主要观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二语习得研究对象从单纯的语言开始转向学习过程中学习的主体等因素，在研究学习者外部因素时，开始对曾经被视为是"黑箱"的学习过程进行了全面探讨。

认知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二语知识系统的发展和在交际中的使用。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语言等同于一般性的知识，把学习一般知识的方法应用于语言学习之中。认知论包括信息竞争理论、信息处理论和其他多种理论。无论哪种理论都认为：第二语言学习是对一种复杂认知技能的习得。学习一种外语，就是学习一种技能。把语言习得等同为一般的认知过程，认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就是一个语言信息在大脑中输入、加工、处理，新旧信息各个阶段的重组和连接直至自动化的过程；试图以人类学习一般知识的过程为依据来认识第二语言习得，只要经过最初的机械练习，以及不断的信息处理和加工，通过掌握语言规则，就可以逐渐达到信息处理的程序化和自动化。

2.社会文化论的主要观点。

社会文化论综合了理解人类行为的多个学术领域，发展出超越了个体与环境的二元论的概念。人类通过能动地作用于外部世界而变革外部世界，进而变革自身，在这种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使客体的心理表象得以表征与具体化。借助心理表象的中介，主体与客体世界的关系得以实现，从而说明人类受外部客体的制约，特别是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二语习得同样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社会文化论强调二语习得中社会文化的作用，强调学习者的内在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从而丰富了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也为研究第二语言习得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4］。维果茨基狭义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社会关系和文化制品在组织人类特有的思维中扮演主要角色，并提供了一个不孤立于社会环境而可以系统研究认知的框架。

二、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的区别

1.强调语言习得模式中的不同环节。

这两大理论都承认语言习得模式是输入（或环境或刺激） 语言习得内部机制输出（或习得的知识，或行为）。但认知论更关注语言习得的内部机制；而社会文化论则更重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以及二者的关系。

2.与心理语言过程的关系。

社会文化理论与包括认知论在内的其他语言学习理论的根本区别是社会环境和心理语言过程不再被看成是两个分开的现象，社会化和语言习得不从产生它们的语言交互环境中剥离出来。对二语习得者来说，语言发展产生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中二语学习者积极参与意义建构，并通过该过程习得第二语言。

3.运用发展法来分析学习者语言习得时的隐喻不同。

认知论的隐喻是习得，即学习者接受语言输入，习得语言并储存在头脑中，在需要的时候输出。社会文化研究方法的隐喻是参与，个人在学习中起一定的作用，但个人最终能独立完成的能力必须在社会交往中以协作的方式获得。社会文化理论因此为语言学习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认为个人和社会融为一体，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不可分离［7］。

4.二语习得领域的相关研究方法。

以临近发展区为例，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微观发生领域，即在逐句的话语交际中来认识学习者第二语言的内化。社会文化理论的微观发生研究从认为交互导致语言学习，转向认为交互是语言学习发生的场所，从而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法选择。

5.对于语言输入、输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的探讨。

Krashen的输入假说与Swain的输出假说对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认识论并未对这一矛盾提出解释。但运用社会文化理论探讨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时，他们的分歧可以得到解决。维果茨基认为人类高级思维功能建构于社会、文化、历史和教育的环境中。而这个环境是一个由社会相互交流编织成的网，一个由语言输入与输出的辩证统一体。所以，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的相互作用引起第二语言的发展。

6.相互交流中参与谈话者的作用的不同理解。

受认知论启发而提出的相互作用假说对于在帮助学习者理解以及被理解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社会文化论有着不同观点。其主要区别在于对个人认知过程的强调不同。相互作用假说强调学习者头脑中的个人认知过程。相互作用通过给予学习者需要的输入来加速内在的过程，最终使那些认知过程成为可能。社会文化论者认为，通过社会的相互交流而发生的学习过程中，交流会话更重要，他们认为，随着社会活动中知识的内化，人们借助中介控制和重组他们的认知过程。

三、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1.认知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内在论强调学习者从自身经验背景出发对客观事物的主观理解和意义建构，重视学习过程而反对现成知识的简单传授。认知学习论为现今的外语教学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该理论认为学生学习时头脑中的认知结构和认知加工过程是决定学习结果和学习效率的直接原因，教材、教法等一切外部条件虽然重要，但都只是影响学习的间接因素。这种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教学有许多启发。教师要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采用现代教学手段，以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对学习材料的深入思考，提高对新学知识的解释、推理、运用能力，树立教学目标的新观念。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教学目标比使学生成为独立的、自主的、高效的学习者更为重要。所谓独立，是指学生离开老师，甚至离开学校之后还能继续学习；所谓自主，就是让学生去主宰、支配学习内容，而不是由学习内容来支配、控制学生，变"要我学习"为"我要学习"。 教师在创设学生学习的外部条件时，必须以学生头脑中的认知规律为前提。这些外部条件指能激起学生努力去从事思考和记忆等心理活动的事件。外语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抛弃"一言堂"的传授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要重视学生内在认知动机的作用，这里的内在认知动机是指由学生的学习活动本身所引起的学习动机。

2.社会文化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最近发展区是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儿童现有水平与经过他人的启发帮助可以达到的较高水平之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维果斯基认为：教学不仅应该考虑儿童已经达到的水平，而且要考虑儿童经过努力可能达到的水平。只有当教育走在发展之前时，才是好的教育，他主张教师要重视学生学习的最佳期限，不应盲目拔高或迟滞，以免错过最近发展区。据此，可以得到以下启示：①学生是自主积极的学徒式学习者。②学生的学习受背景影响。③教学应向学生提供挑战性认知任务和有效支架。④教学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力系统。最近发展区对学习英语的启示是：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关注学生学习的背景，倾听学生需要；激发英语学习兴趣，创设有效支架；创设活动情境，增强参与意识；发挥学生特长，体验成功乐趣；提倡合作学习，享受合作成果等。

四、结语

不管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主流认知论还是研究的新热点社会文化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都有可以兼容的部分。正像Zuengler和Miller文章的标题"认知和社会文化: 两个平行的二语习得视角?"所预示的一样，社会文化视角可能是在原有的世界之外开创了另一个新天地。如Yoric所倡导的，假如我们能为学生多建几座桥梁让他们从中选择的话，相信他们到达终点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只是这众多"桥梁"中的一座。

【参考文献】

［1］ 焦俊峰.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的多角度透视［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9(1):71-74.

［2］ 刘绯.国外著名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综述［J］.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7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