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构师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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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三法”是一个有机整体。无论是《商业银行法》、《银监法》、，还是《人行法》，虽然“三法”各自调整的角度、范围、对象有所不同，可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立法的目的来看，“三法”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都是为维护金融稳定，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稳健发展。

其次，“三法”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整体。从人行与银监两个部门的职责看，法律已作了明确分工，但从其调整的范围和对象方面，有所交叉，甚至有些行政规章的制定者是央行，执行者是银行业机构，而监管者却是银监部门，如存贷款利率是由央行制定，可监管查处却由银监部门负责，这就需要和人行加强协调与配合，确保货币政策的传导顺畅与利率政策的正确实施。从银监与银行业机构来看，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银监部门为其打造一个有利于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较为宽松的从业环境，使银行业依法有序运行，安全有效经营，规避经营风险，不断提高信贷资产质量，提升盈利水平，从而增强敢与国外银行业同台竞拼的实力。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既需要银行业严格依照《商业银行法》规范操作，审慎经营；又需要银监部门不断提高监管执法水平，加大对违法经营行为的查处力度。

再次，“三法”的实施急需认知。今年是银监部门的“三法”学习年，笔者认为，“三法”的实施，首先需要执法人、法律调整对象做到知法，只有真正了解了法律的要义，弄懂“三法”内容的内涵，才能做到知法、懂法、守法。这就需要加大“三法”宣传工作力度，切实抓好“三法”学习与培训辅导，让银行业高管人员和从业人员通过“三法”学习，牢固树立依法经营理念，提高社会公众以及政府部门对银行“三法”的认知度，让广大客户和政府部门理解、配合与支持银行业机构的工作，为“三法”实施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二、对“三法”学习的几点存疑

通过“三法”学习与调查，初步发现部分法律条款规定与实际操作执行存有疑惑。

1、商业银行资本的确定性疑惑。《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八；第（四）款：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疑惑一：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没有资本金，有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对原资本金调整为营运资金科目，在监管中，如何确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资本金？

疑惑二：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单户贷款比例是否需要列入监管项目？如列入监管项目，应以什么作为单户贷款比例计算参照物？

疑惑三：贫困地区农信社资本充足率均为负数，如国家不给相应政策帮农信社化解历史包袱，在允许的一定期限内将很难达到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而到时达不到，将意味着其违反了法规，会受到处罚。如银监会最近出台的农信社风险评价和预警指标体系（试行）中要求，对农信社限期内达不到静态和动态风险预警目标值的，将依据《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五条、第八十九条和《银监法》第四十五条、四十七条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2、高管人员所负债务数额较大确定的疑惑。如《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商业银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中：第四款规定：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的。这里称的“数额较大”究竟以多少为限，是一万、五万、还是百万，或是以其个人或家庭年收入或综合偿还能力来确定？

3、储蓄原则与法律规定除外的疑惑。《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了储蓄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同时，对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个人查询、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执行过程中，很多银行业营业网点对查询、冻结、扣划个人储蓄存款时，觉得这里所提的“法律另有规定”比较模糊，不好操作与掌握。

4、依法收贷执行难的疑惑。《商业银行法》第七条规定：商业银行依法向借款人收回到期贷款本金和利息，受到法律保护。

而在实际操作中，银行和信用社采取依法进行清收时，难以收到预期效果，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钱。一是法院受理不管是否清收成功，先要收执行费，贷款收不回法院也不能善始善终。二是由于存在一定的地方主义，行政干预就象一只无形的手，导致有法难依，法院执行难，银行正当权益得不到真诚的维护。

5、“关系人”的疑惑。《商业银行法》第四十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

前款所称关系人是指：商业银行的董事、监事、管理人员、信贷业务人员及其亲属。

本条规定与实际不相符合。因为银行、信用社干部职工有一部分家属生活在农村，并从事农业，他们有时也需要贷款，对小额农贷实行担保抵押也不现实。如关系人在属地信用社，并且贷款额度符合小额信用贷款权限，经信用社调查、评级、发证，且有偿还能力，这样的信用贷款是否就属违法？

6、对担保贷款抵押物处置的疑惑。《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借款人到期不归还担保贷款的，商业银行依法亨有要求保证人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或者就该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商业银行因行使抵押权、质权而取得的不动产或者股权，应当自取得之日起二年内予以处理。

在执行过程中，有以下困难：一是担保人虽然为贷款人提供担保，但不一定就有抵押物作担保。如农信社推行多户联保贷款，就没有抵押物作担保。二是贷款抵押物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有些抵押物很快遭贬值，导致处置抵押物借贷双方产生矛盾。三是多数抵押物可以在二年内处理，但由于多种原因，也有部分抵押物在二年内一时难以处理到位。

7、向社会公众披露信息的疑惑。《商业银行法》第五十六条和《银监法》第三十六条，分别要求商业银行公布经营业绩、审计报告、会计报告、风险管理情况、董事和高管人员变更及其他重大事项信息。

对贫困地区银行、农信社等机构而言，如将其严重亏损、潜在风险等信息如实披露出去，无疑是雪上加霜，很可能导致挤兑现象，从而引发社会动乱。

8、“三法”严于内疏于外的疑惑。通过调查，银行业从业人员普遍反映，“三法”对银行业限制甚严，而对那些影响银行业依法经营的行政干预、逃废银行债务等行为缺乏有效的法律制约，或者说是缺乏与“三法”相配套的强有力的有关法律，导致银行债权难以主张，短期行政行为有恃无恐。

9、监管对象的疑惑。“三法”的出台，银监的分设，使银行业机构顿觉多了一个管束的“婆婆”，对于几经“扁平”的基层的商业银行机构来讲，脸上虽挂出的是困惑的笑容，而心里增加了无奈的烦恼。本来就是人少事多、任务重、压力大，又冒出个惹不起躲不过的监管机构，在接受监管检查过程，不悦之情难免溢于言表。有的机构在征求意见时，请求银监部门减少检查频次，压缩现场检查时间，以减轻银行业机构的人、财、物和时间等资源配置的压力。

10、执法者的疑惑。基层人、监分设后，通过近半年时间的运作，我们也深深感受到了诸多的疑虑与困惑。一是基层银监办的定位尚不明确。作为银监会的最基层派出机构，身处监管最前沿，直接与监管对象“刀兵”相接，究竟那些可为，那些不可为?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方向不定，职责不明，任务不清。二是监管力量与工作负荷严重失调。从目前状况而言，基层监管人员严重超负荷运作，整天疲于应付，顾此失彼，难保工作质效。人、监分设前，监管人员还可专心致志维持监管工作正常运转，什么都不用操心，监管力量不够时，可随时从其他股室抽人，工作条件也有所保障，而现在人员减少了一半，而工作量却成数倍增加，党、政、工群、行政、后勤，上下左右、里里外外都得我们自己操心操办，一步不到位都不行，从而严重削弱了基层监管工作职能作用的充分有效发挥。

三、对“三法”实施的几点建议

1、制订“三法”《实施细则》。主要是对《商业银行法》、《银监法》制订符合实际、便于操作、具体细化的《实施细则》，作为法律的补充规定。解决有法难依的尴尬，使“三法”真正得到落实。一是要确定法律调整范围。如对历史性原因形成的问题，应持“法不究往”的原则。区别对待，给予限期纠正、整改、达标的机会。二是要“量体裁衣”。对一些中小银行业机构的处罚，要根据其经营规模和所能承受的能力，确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处罚标准。三是要区别调整对象。如农信社身负服务“三农”重任，是党和国家对“三农”政策的重要传导者和执行者，有时是政策性的利益牺牲者，必须按有关农村政策执行，由此引起经营风险、或与“三法”规定相抵触时，应从法律规定上给一个“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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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价值哲学引入中国后就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很多学者参与其中，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很多理论基础方面没有达成一致，研究停止不前。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对价值哲学自身的反思和规定，研究者们各取所需，从不同的角度上探讨价值问题，泛泛而论。使价值哲学承载了太多本不属于自己的对象和内容，而关于价值自身的核心理论和问题却被遮蔽了。因此我们有必要静下心来反问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价值哲学，它的视野应该如何界定。只有弄清楚了这些基本问题，才能打牢价值哲学的根基，使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获得规范性和现实意义。

1 科学实践论是价值研究的根本立场和视野

恩格斯曾经对哲学的发展做过这样的界定：“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东西的话，那就只剩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1]这种说法基本符合哲学发展的趋势，因为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实证主义思想的盛行，使得哲学很难再进入自然科学的领域。留给哲学的研究对象只剩下思想，从而成为对思想进行反思、批判的事业。当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讲，哲学反思的对象不可能是先验给予的，而只能取决于对其反思的哲学的立场和眼光，因此基于不同立场和眼光的哲学反思会产生不同的反思对象和效果。正因为反思的立场具有这种相对性，因此反思的结果也不可能构成绝对真理。但每一种反思在其立场上都具有自身的意义和效果，这一点正是近代认识论哲学所确立的主体性原则。

基于以上观点，我们认为价值哲学的目标不应该是在反思中追求终结历史的绝对真理，而要着眼于对人类的历史性实践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因此它所具有的独特的立场和观点只能借由实践论的观点和立场来解释。实践观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石，实践本意就是指人们改造世界、实现自身目的的价值活动。实践是人得以生成的途径，人的一切价值追求都要在实践中通过实践来完成。实践原则要求对人和人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要从实践来理解，简单地说就是要从改造世界，使现实服务于人的需要来看。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给价值哲学制定一个实践本体论基础，因为这样做依然是一种知识论立场，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从人与自然的互动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基本思路。而是要把思想看做和物质生产实践同构的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即人的思想实践。这样价值活动就会成为追求自身目的、手段和结果的思想活动，这种活动本身就是创造性的实现价值的过程。

2 价值的真理性在于通过实践改造世界

从实践论的立场来看，价值论不应该立足于认识论，这不是从价值论反思的对象来说，而是从其反思的立场来说的。因为认识论的立场是知识的客观性，在真理的维度中来讨论价值问题，其焦点在于主观和客观是否统一。而价值论的立场是人的活动即实践，是把真理放到人的活动的维度中去理解和检验。即像马克思所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价值哲学并不仅仅是要对思想做出判断或是提供标准，而是要对思想在实践中的作用和活动做出反思。因此，从实践的观点来看，思想要为存在的合理化来服务，价值的真理性在于在实践中改造世界。所以说实践的观点就是价值哲学的观点，只有把思想理解为实践中的思想，理解为人的活动的必然要素，思想才能体现出其价值性，价值真理才能对人来说真实有效，有意义的价值哲学才能构建起来。

在实践论的架构下，价值哲学把人的一切活动和思想都理解为价值活动和价值真理。科学为真而思，伦理学为善而思，美学为美而思，政治学为正义而思等等。价值真理不同于事实真理，其区别不在于对应的对象和内容不同，而在于它们是同一真理在不同的观点和视野中展现的不同的意义。事实真理是在存在论和知识论的维度中产生的反思，这里的一切真理都是事实性质的真理，都是对存在或过程行为的描述，这其中也包括实践活动和价值创造。如果从实践论的维度来考察价值真理，那么真理在价值论视野中向我们所展现的就是思想如何达到自身目的的过程，表现为实践中的有效性，而这就是价值真理，即实现价值的真理，而非对价值观念的客观描述。因此，价值真理是一种活动，是人的意向性在实践中追求有效性即“真”之价值的活动过程和结构，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谈论价值的真理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从人类学的视野来看，价值论比知识论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因为只要是真理，从来都是为了人的生活而产生的，都是人实践活动的结果。价值的真理性取决于人的思想在实践活动中发挥的效用，即能不能有效的改造世界，达到需求和目的的统一。而事实真理只是为实践服务的一个工具，只有和价值真理的实现具有内在一致性时才体现出意义。因此，价值真理的根本性和前提性意义是无可置疑的。没有价值真理的事实真理是无效的，没有价值论反思的认识论同样是无效的。

黑格尔认为哲学只能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的反思活动，那么对对价值真理的反思也就构成价值哲学的旨趣所在。而马克思的实践论正是价值哲学构建自己存在合理性的基础。因为价值活动只能存在于人的实践中，只有在正确把握价值和人的存在的关系的思路下，才能启发人们对价值理念进行更新，并最终引导人们现实地变革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总而言之，价值哲学要能在批判性的反思中为在人们的生活和行动中设计新目标所需要的自由奠定基础，这正是价值哲学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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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屋建筑施工结构加固技术分析和运用

在进行房屋建筑加固处理上，要依照建筑物不同的情况，来确定适合不同结构的加固技术和方案。就目前而言房屋的建筑结构加固一般分为直接加固和间接加固。在进行这两种方法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建筑施工的实际条件和生活需要来进行选择合适的加固方法。下面简单介绍几种加固方法在房屋结构中的运用。

2．1加大截面加固法

该方法是在房屋材料为钢筋混凝土时常用的方法，主要表现是在钢筋混凝土截面受压严重的地区加上加上混凝土现浇层。是指在原受力构件的单侧或双侧浇注一层混凝土来增大原混凝土构件的截面面积，同时加配一定数量的钢筋以达到提高原构件承载能力的方法。该方法适用于板、梁、柱、墙、基础等构件。

2．2外包钢加固法

外包刚加固法就是在混凝土的四周或者两面包上型钢的一种方法，目的就是提高了建筑物最初了承载力。在实际操作中，针对不同形状的截面要采用不同的包角方法。四周包角钢并在横向加缀板的方法适用于截面为矩形或方形。扁钢加套箍加固法适用于圆柱或者弧形体。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在型钢和原柱之间出现缝隙时，就采用采用乳胶水泥浆或环氧砂浆或细石混凝土填充的湿式外包法;当型钢与原混凝土柱之间没有任何连接，采用无水泥砂浆的干式外包法。

2．3预应力加固法

该方法是采用外加预应力的钢拉杆(分水平拉杆、下撑式拉杆和组合式拉杆三种)或撑杆对结构进行加固的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对提高承载力要求比较小，且加固后的刚度和裂痕加固后占空间较小的混凝土结构。但是运用此方法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用于高温环境下的混凝土结构，对于易变性的混凝土结构也不适用。

2．4增设支点加固方法

增加支点加固的方法指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较少构件的单位作用力。增加支点可以使建筑物遭受破坏的时候增加构件的弯曲承受力，从而较小对房屋的破坏程度。该方法简单易行，但是也错在一定的缺点，增加支点后，会对建筑物本来的外观、功能及使用上造成一定的损坏，在房屋空间结构上也会造成空间变小。

2．5粘钢加固法

该方法主要利用粘贴剂，严格按照加固施工设计将钢板粘贴在钢结构或者混凝土表面，这样就可以使钢板和结构共同产生作用力。目前的粘钢加固技术分很多种，包括粘钢加固技术、包钢加固技术、混凝土裂缝灌注修补技术和基层修补技术。不同的技术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在进行房屋结构加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基于粘钢加固技术具有施工简单、快速且使用该技术不会对建筑结构造成影响的特点，该技术主要应用于房屋建筑施工中的梁、板、柱和桥梁等混凝土建筑的结构加固中。

2．6碳纤维加固法

该技术运用的是碳素纤维和结构胶来对建筑房屋结构进行加固。主要特点使耐用、且加固后建筑结构强度增大，具有超强的实用性运用广泛。在进行房屋基层部位修补时，要针对不同部位不同情况运用此项技术的不同材料，如房屋构件表体层面出现裂缝现象时，应选用的是灌注环氧树脂胶;聚合物水泥砂浆针对局部建筑层体的风化腐蚀效果较好。上述加固方法总结如下几种:

(1)加大截面加固法。加固特点:用增大结构构件截面面积，以提高其承载力和满足正常使用的传统加固方法。加固效果好、经济、适用面广，但施工复杂，湿作业工作量大，工期长，对房屋的净空和美观也会有一定影响。试用范围:板、梁、柱、墙、基础等构件。

(2)外包钢加固法。加固特点:在结构构件的四角包以型钢的一种加固方法、受力可靠，施工简介，但是维护费用较高。试用范围:梁、柱、屋(桥)架。

(3)预应力加固法。加固特点:采用外加预应力的钢拉杆、钢绞线或型钢撑杆的加固方法。但是在运用此方法上要有严格的温度要求，而且需要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试用范围:梁、柱、屋(桥)架。

(4)增设支点加固方法。加固特点:通过增设支点，较小结构的跨度和内力，从而提高承载力的方法。该方法受力明确，且效果明显。加固特点:通过增设支点，较小结构的跨度和内力，从而提高承载力的方法。该方法受力明确，且效果明显。试用范围:板、梁、桁、架。

(5)粘钢加固法。加固特点:用结构胶把钢板粘贴在构件外部以提高结构承载力和满足正常使用的加固方法。施工工艺简单、速度快，对生产和生活影响小。要求环境温度不超过60℃、相对湿度不超过70%及无化学腐蚀的使用条件，否则应应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对混凝土强度等级低于C15的构件不宜采用。试用范围:板、梁、墙、屋(桁)、架。

(6)碳纤维加固法。加固特点:利用树脂胶结材料将碳纤维布或碳纤维板粘贴于构件表面，从而提高结构承载力的加固方法。材料轻质高强、施工方便，适用面广要求环境温度不超过60℃，否则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对棍凝土强度等级低于C15的构件不宜采用。试用范围:板、梁、墙、屋(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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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质量底线

产品质量影响个体生命健康与安全，影响社会安定与团结，影响社会经济及其发展，质量管理已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制约关键。加快迈进工业化步伐，必须树立质量意识，必须坚守质量底线。质量底线的坚守，需要做到三个方面:一是设立科学的质量标准，让产品制造有据可依;二是严格实施科学的质量管理，使质量形成过程得以控制;三是具备严谨的工匠精神，培养具有专门技能的工匠，使每一件事都能做到精益求精。在“夹具机构制作”实训课程教学设计中，对每一项工作内容均制订完成规格，即应确保的基本质量(设立质量标准)。针对制作的夹具机构，首先要求通过讨论，明确质量标准，并填写“产品验收项目表”;通过分析，提出影响产品质量的零件及其应有的技术保证，并填写“相关零件技术要求列表”;进一步仔细研究，明确保证机构质量的关键工序及拟采用的技术手段预案，同时填写“机构制作关键工序明细及质量跟踪表”。由以上一系列的工作体验，不断向学生灌输质量概念，提高重视质量保证，牢固树立质量意识。在机构制作过程中，要求按事先的设计紧密跟踪每个零件的加工过程及机构装配过程，并填写“零件加工过程记录”、“零件加工工序跟踪卡”及“机构装配过程记录”;严格采用“6s”进行过程管理，填写“工作过程6s巡查记录”(质量管理、质量控制)。以此告诫同学:质量的获得来自周密的预防与严格的控制。当然，一旦出现加工中的超差或损坏问题，也需关注造成问题的原因、解决问题的措施及实施后的效果，并填写“零件超差纠正处理单”，以此让学生从教训中获得经验。制作结束，除团队自行监测机构零件及机构质量，填写“零件检测报告”、“机构检测报告”外，还必须通过教师团队对机构的技术验收，由教师出具“机构质量验收报告”，对不合格机构作出整改、返修(精益求精)要求。质量技术考核是课程成绩中最重要的组成。这一切都表明:质量底线不可逾越。

三、效率观

效率观是对效率的一种认识，包括对实现效率的目标与手段、过程与结果及预期与实际等多种范畴的认识。在工业社会，效率已成为企业追求经济发展的基点及管理核心，高职学生———需信守效率观。效率观的首要原则是利益最大化，支撑效率观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是标准化。一丝不苟的职业文化，标准的流程、内容、工具环境等，因为标准是将工作做对的先决条件，其精华在于严格、统一、持续。“夹具机构制作”实训课程教学设计中设立有各项任务标准，明确了任务目标、内容、要求、流程、时间、成果，为制作任务实现高效率提供了必备的做事依据。二是做事到位。包含认真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及较强的执行力。“夹具机构制作”实训课程教学实施中，教师按照事先规定各项任务完成的规格进行指导、核实，引导并促进学生准确执行团队安排的任务，养成认真做事并力图追求完美的习惯。做事态度及质量都将进入课程“过程考核”。三是时间管理。包括在明确目标的基础上能有计划、有组织地工作，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分配与协调时间并做到遵规守时。“夹具机构制作”实训课程教学设计中，对各项任务均设置有完成的时间节点，针对工作量最大的零件加工部分，还要求学生计算各道工序的占机时间，并按使用设备种类填写占机时间表。所有团队再根据自己的“占机时间”，共同协商实训基地内有限设备的使用，填写“设备使用时段协调表”，并将其纳入“看板管理”范畴。以此提示及训练学生了解、体验制造活动中应有的时效性，准确性及相关性原则。四是第一次就做对。目的在于避免失误，少走弯路。“夹具机构制作”实训课程教学设计中，针对各个工作岗位开发工作单(工作页)，同时将超量耗材、出现废品等计入考核，以帮助学生正确完成任务，警示同学凡事应该“竭尽全力”而非尽力而为，力争“第一次就做对”。从效率角度出发，提示、引导、帮助学生，仔细了解任务目标，认真按标准执行，严格时间管理与把控，鼓励学生努力第一次就把事做到位。这些均可促进学生效率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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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明权的基本含义

释明权，又称阐释权，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概念。它是指法院为了救济当事人因辩论能力上的不足或缺陷，通过告知、提示、发问当事人等方式以澄清当事人所主张的某些事实，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和相关的证据问题进行充分的辩论。由此可见，释明权是一种救济方式，其设置的基础是辩论主义。所谓辩论主义，一般是指法院应严格以当事人的事实主张为裁判对象，证据资料只能来源于当事人，法官的裁判受当事人辩论结果的约束。而辩论主义的前提条件应当是当事人辩论能力的平等性。由于实践中缺乏这种平等性，于是释明权就作为“辩论主义的辅助手段”而产生了，目的就是为了平衡双方在辩论能力上的差异，进而能较好地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兼顾的理想。应当说，释明权的产生与存在，对于促进司法公正与效率是必要的，也是较为重要的。

二、架构法官释明范围的必要性

我国的释明制度是在审判方式改革的过程中产生的，释明既是法官的一项权利，又是法官的一项义务。司法实践表明，释明制度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执行。究其原因，主要是，从主观方面看，一些法官对于这项制度至今尚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依然沉缅于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一些法官虽有一定认识，但缺乏执行这一制度的足够能力，同时，面对当事人因经济的、文化的、传统的、地域的等因素而在诉讼能力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性，对于各个案件的释明事项及其程度很难用同一标准来衡量，因而，一些法官怠于履行释明职责；再从客观方面看，由于释明制度在我国确立的时间不长，关于释明事项的规定散见于相关法规中，致使法官难于把握。

法院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是作为审判机关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判权的，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自始至终居于主导地位，对诉讼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法官的释明活动是发挥其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方式之一。作为新时期的法官，绝不应当仍然沉缅于浓厚的职权主义氛围之中，而应适应新时期的需要，认真吸纳辩论主义的合理内核，正确履行好释明职责，为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这一终极目标而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环节的审判工作。面对不断创新的诉讼模式和一些陌生的诉讼概念，法院对当事人进行积极的提示和引导，必将成为推进我国司法改革进程的一项基础性工程。而诉讼如全盘按辩论主义（对抗制）模式进行，则极易导致诉讼效率低下等弊端。权衡利弊法院对诉讼的引导和控制是必要的。为此，笔者以为对释明制度进行及时的全面的研究是必要的。这里仅对释明制度中释明的范围作一探讨。

三、法官释明范围的架构

释明范围是指一般情况下，法官应履行释明职责的各种情形的总和。法官应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将必要的释明活动贯穿于审判的全过程。但释明范围过于宽泛，容易陷入职权主义；释明范围过于狭窄，则不能弥补当事人主义的缺陷。所以，关于释明范围的界定是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笔者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简易程序规定）、《法官行为规范（试行）》等法规，从诉讼的不同阶段对法官释明的具体范围的架构及运用规则，略陈管见。

（一）与受理阶段的释明

在和受理阶段，释明的核心应围绕诉讼的成立展开。释明的对象为原告。释明的范围主要包括原告不明确的诉请、事实、理由，诉讼当事人是否适格等。

1、诉讼请求不明确的释明

诉讼请求不明确是指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主张不明了，或者自相矛盾，使法院无法理解其真意，足以影响法院的裁判。

2、请求不充分的释明

诉讼请求不充分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量上的不充分。比如，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原告由于不懂法律，本是城市居民却按农民的伤残赔偿金标准提出赔偿。二是质上的不充分。原告基于同一事实本可以提出多项诉讼请求，而只提出其中一部分。

3、诉讼标的的释明

诉讼标的是当事人双方发生争议并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判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以什么法律关系作为支持自己诉讼请求的基础，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权益的实现。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由于对法律知识的缺乏或理解不当，时只是陈述了自然事实，但对依何种法律关系并不明确。对此，法官应作出必要的释明。

4、除去不当的释明

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如有明显不适当，法院应予释明，要求其除去或变更不当之处。除去不当的释明主要有：第一，关于诉讼请求不适当的释明。第二，关于当事人不适当的释明。

5、其他相关问题的释明

如遇当事人对诉状内容和形式不符合规定、对管辖权存有异议、对依法应记载当事人口诉内容等情形时，法官均须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二）庭前准备阶段的释明

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释明主要是通过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等指导其举证。也可以在证据交换时根据当事人对法律的认知情况，对有关情况进行必要的引导。

1、对当事人举证中的释明

法官应根据证据规则，告知当事人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及具体情形、当事人约定举证期限的方式或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等，促使当事人围绕讼争的焦点，积极、全面地举证。

2、提出证据材料的释明

在当事人误认为自己无证明责任而不提出证据材料，或者误认为其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已充分的情况下，法官应启发当事人，提供出相应的证据材料，并告知当事人，如仍提供不出必要的证据，将依法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3、对证明责任的释明

证明责任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指案件事实在真伪不明时，由谁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的责任。法官通过对结果责任的释明，可有效促使当事人举证。

4、证据交换中的释明

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法官的释明主要体现在：①对交换程序的简要释明。即告知当事人交换的规则和顺序，出示证据的形式要求等。②对交换行为的简要释明。它包括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明确或有矛盾、不充分的情况下，法官引导当事人适当变更，以明确己方的诉求；征询当事人的意见，指导当事人有针对性地进行举证，并对有异议的证据提出理由，或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鉴定等等。③对交换后果的简要释明。即告知当事人已经交换并表示无异议的证据，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更改或撤销其对证据发表的意见，庭审时法院也不再就此进行质证。④对继续提供相关证据的释明。如出现了当事人所举证据不足以认定相关事实或在对方提出了相反证据后的举证责任承担等情形时，法官应予适当提示，让当事人尽可能穷尽举证责任。

（三）开庭审理阶段的释明

在庭审阶段，法官应围绕当事人的请求和争议焦点，居中引导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

1、诉讼程序的释明。

法官应对为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独任审判、为何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等程序性问题，向当事人予以必要的说明，特别应将“诉辩式”庭审方式告知当事人及诉讼人，促使其配合法庭实现庭审各个阶段的功能，保证诉讼有序进行。

2、主张与抗辩的释明

在当事人提出的事实资料，包括主张与抗辩所依据的事实不明确、不充分、矛盾或不适当的情况下，法官应通过释明，使其主张或抗辩明确、清楚、充分、适当；不允许法官未经释明就以当事人主张不明为由排斥其主张。

3、质证中法官的释明

在质证中法官处于听证的地位，其职责是主持质证程序，听取双方的质辩，对质证中应涉及而未涉及或者未质辩清楚的问题，进行引导和发问。当事人的举证、论证存在明显的认识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说明法律上的要求。对当事人争议的事项，认为需要通过审计、鉴定、评估才能查明的，法官应当告知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可以申请鉴定。对于新出现的争议焦点，说明进一步举证的必要。

4、妨碍举证的推定中的释明

《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是妨碍举证的推定，即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在诉讼中，法官应将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认定及其后果明确告知持据的当事人，而不宜不表明态度，即进行突袭裁判。

5、拟制自认中的释明

《证据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它将法官的说明、询问等释明义务作为确认拟制自认成立的必要条件，并应将审判人员的说明和询问当事人的过程认真记录在卷，以此作为认定当事人自认的重要依据。

6、追加被告及第三人的释明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地位应当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结果，向谁主张权利、是否要引入第三人参加诉讼，都应由当事人自行决定，法院一般不应依职权追加。但从另一角度看，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诉讼意识还较薄弱，有时不能恰当地列举当事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当事人明了申请追加当事人的含义，法官予以适当释明，也是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

7、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权利义务的释明

司法实践表明，有相当部分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并不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为保障这些人能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正确履行自己的义务，法官应依法向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交代其权利义务，尤其是对回避权应给予必要的解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也不例外。

8、对庭审事项的释明

对有提起反诉意向的当事人，法官也应就相关事项予以适当释明；对当事人发表意见重复或与案件无关时，法官则应予提醒；当事人在庭审笔录上签字时，应告知其庭审笔录的法律意义和效力，还应告知可当庭或五日内阅读该笔录，确认无误后再签字或捺印。

在适用特别程序审理案件时，如发现该案系属于民事权益争议，应在裁定终结特别程序的同时，告知利害关系人可另行。

在发现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损害他人利益时，应告知当事人进行修改。

9、法律的释明

因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法官应按照《证据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予以法律释明。通过法律观点的开示，使当事人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都能充分地表明自己的意见，这不仅能使审判获得正当性，同时，也可使当事人对自己案件的胜负作出比较理性的判断，减少不必要的上诉、申诉，达到息诉和保障社会稳定的目的。依笔者观点，与事实的释明相比，法律的释明更显重要。

10、裁判结果的释明

篇6

2实验教学改革

2.1新实验课程体系

根据不同学科自身特点的不同，实验中心特别打破了以往的学科界限从而将以往仅仅以课程为单位的方式转变为具有整合形式的实验课程体系。在新实验习题中，主要分为下列几种实验：首先是基础性实验，在这项实验范围中，对于学习中最为基本的一系列实验技能以及操作进行了包含，比如较为基础的生理基础实验、实体解剖操作等等。同时还包含部分经典验证性实验，从而能够以验证性实验的方式对于人体在正常以及异常情况下的生理状况以及形态结构进行掌握。其次是综合性实验，在这项实验范围中，主要是对部分实验技能以及学科知识进行综合性运用的部分实验，虽然这部分实验都是由基础、经典的实验方式组成，但是学生却能够在开展此项实验的过程中通过更为新颖的方式对问题进行研究，从而为后续的更高层次实验打下基础。最后即为设计性实验，在这部分实验当中，其目的就是为了凸显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主体地位，从而使学生能够根据自身兴趣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实验题目，并通过这种方式使学生能够根据自身掌握的技能以及爱好来使创造力以及主观性能够在实验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发挥，进而获得综合素质的提升。

2.2实验教学同临床实践相结合

在实验教学中心中，应当在以往医学实验教学的基础上同科研项目相结合，从而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创新艺术。对此，可以在班级中选择部分学有余力、能力较强的学生进入到探究性实验中，并在教师实际指导下通过多种实验技术开展实验，并且在获得一定成果之后安排学生利用教师的先进医学设备进一步开展更具前沿性的医学研究，从而使学生能够在这种更具学术气息的实验环境中享受到实验与探索的乐趣。同时，在安排学生科研项目的同时还可以将实验教学同临床实践进行良好的结合。通过实验中心同周围医院的良好连接，则可以签订学生临床实习的相关条款，从而为学生创造出一个更为真实的实验环境。通过学生在临床实践中的操作学习，能够更为有效的提升自身知识，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拓宽自身视野，使自身处理问题的能力获得良好的提升。

2.3经典实验同现代技术相结合

现今飞速发展的社会为医学人才带来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学生能够在对基础理论知识以及经典实验操作良好掌握的基础上对于基础医学技能进行更进一步的学习、理解，从而能够在获取扎实基础的前提下为后续的学习、工作打好基础。在医学技能中，标本切片观察、生化检测以及实体解剖等都是学生必须应当良好掌握的技能。同时，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式技术也被应用到了医学应用中，这就需要学生能够在掌握基础医学技术的同时对新技术如数字化处理技术、多媒体技术以及生物学检验系统等具有现代气息的新技术进行良好的掌握，从而以多样化的医学手段来丰富自身医学素养。

篇7

作为同时享有“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1]和“当代土家族小说的奠基人”[2]（P513）之称号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孙健忠，对土家族文学以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贡献无疑是卓著和突出的。半个世纪以来，孙健忠出版了《娜珠》《五台山传奇》《甜甜的刺莓》《乡愁》《醉乡》《死街》《猖鬼》《魔幻湘西》等十余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并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其创作影响和文学声望不容忽视。孙健忠的小说创作充满浓郁的土家族气息和民族风味，“第一次把不大为人所知的土家族生活和文化整体比较全面地带进中国文坛，填补了土家族书面文学的空白”[1]，勾勒描绘了土家族历史社会发展的全景图，彰显出作家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透散着浓厚的土家族文化意识。本文拟从民俗文化展示、民间文学承袭、文化之根审视三个方面探赜和分析孙健忠小说的土家族文化意识构成，以期对孙健忠的小说创作展开有效讨论及解读。

一、土家族民俗文化的自发展示

这似乎是一个成功作家必经的文学之路――在对时代事物和人生经验的描摹状写等方面，每个作家似乎都经历了从外在到内在、从现象到本质、从简单到复杂等相似的创作美学变化。孙健忠的小说创作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艺术变迁的过程。正如他日后所提及：“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孜孜追求上，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我片面地着重于形式上的卖弄，而比较忽略在内容上的开拓。我很重视生活的舞台、布景和道具，却轻视了始终活动于舞台中心的人。”[3]“由于片面追求所谓民族特色的结果，我的视线便局限在一些外在事物上，不能投向生活的深处。”[4]（P392）然而，恰恰是因为孙健忠踏入文坛之初其小说创作更多地侧重于寻求作品的外在民族特色形式，以及对民族生活外在事物的刻意强调的倾向，对本民族民俗文化元素的自发展示成为他小说创作尤其是前期小说鲜明的土家族文化意识内容的构成。

土家语是土家族民俗文化的核心构成元素。土家族虽然没有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字，但有着至今仍在土家族聚居地区使用和交流的土家语。在孙健忠的早期小说创作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对原汁原味的土家语的自我借用和自发展示。如小说《一只镶银的咚咚喹》就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土家语元素，为整个作品敷涂上了一层绚丽的艺术色彩。小说对诸如毕兹卡（土家族人自称）、麻麻崽（姑娘）、惹布由（孙女）、西兰卡普（土花铺盖）、翁巴崽（后生）、伢尼尼沙哈太（不懂你的话）等土家语元素的援引和借用，将土汉两个民族儿童纯真的交往和纯洁的心灵表现得精细入微、童趣横生。在小说《五台山传奇》和《木哈达的狗》等作品中，作家再次展示了哈力（狗）和洛卡妮（妻子）等数量丰富的土家语元素。通过对土家语元素的展示，不仅加深了作品本身的民族特色，还极大地加强了作品所揭示的土家人解放新生和土汉新型民族关系等主题。

土家族的日常生活习俗是土家族民俗文化的又一重要构成元素。在广大土家族地区，其日常生活习俗元素也得到了相当完好的保存。作为一个以描写土家族人民生活为己任和追求民族特色及地方特色的少数民族作家，孙健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将土家山寨的日常生活习俗元素纳入自己的小说创作，让土家族日常生活习俗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令人目眩神迷，沉醉不已。在思考和总结个人前期小说诸如《五台山传奇》《春水长流》《“老粮秣”新事》《甜甜的刺莓》《乡愁》等对本民族日常生活习俗描写的经验基础上，孙健忠的长篇小说《醉乡》可谓对土家族日常生活习俗元素展示的集大成者。在小说中，婚丧礼仪、吵架斗殴、墟场风貌、妇姑勃G、山歌传情、请客送礼、架梁起屋、说媒提亲……其土家族日常生活习俗元素呈现的“厚实与繁荣程度，真令人叹为观止”[5]（P50）。《醉乡》对土家山寨日常生活民俗元素的展示，无疑进一步扩充了作品的社会生活内容，丰富了小说的土家族民族内涵。

除了对上述土家族民俗文化元素的展示之外，孙健忠的小说还较全面、细致地展示了包括居住、生产、衣着、饮食等在内的土家族众多民俗文化元素。通过对土家族民俗文化元素的自发展示，清晰地再现了土家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心理面貌，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了作家把描写本民族和土家族地区人民的生活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的文学理想和目标。

二、土家族民间文学的自觉承袭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和生活中创作的口头文学作品。”[5]（P1）土家族人民在征服、改造自然与反抗压迫、参加斗争的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许多生动感人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口头文学资源，并世代传承延续下来，在土家族成员之间广泛传播。与大多土家族成员一样，孙健忠是耳濡目染着本民族民间文学成长起来的。土家族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给童年的孙健忠以文学熏陶，也埋下了他日后文学创作梦想的种子。

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孙健忠越来越认识到本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之于他小说创作的特殊意义，故而60年代初在上调湖南省作家协会担任专业作家不久，孙健忠就报名参加了省里派往湘西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组。通过深入土家族地区，开展民间文学调查，他进一步熟悉、理解和掌握了土家族民间文学资源。后来，孙健忠偕同妻儿回乡返里，迁居湘西土家山寨，在与故乡人民的共同劳动生活中，作家再次接触和仔细体察了土家族的民间文学资源。他回忆说：“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没有忘记留心观察他们的性格、习惯、表达情感的方式，了解他们的过去和现在，……至于那些活在他们嘴上的故事和传说，令我倾倒的《摆手歌》和《哭嫁歌》，更是我艺术学习的必修课，从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7]（P173）在孙健忠的早期小说创作中，对土家族民间文学的穿插引用，进一步彰显了作家对民族特色的艺术追求。如小说《一只镶银的咚咚喹》在构设主要故事情节的同时，另外为读者娓娓讲述了一个关于土家族民间乐器咚咚喹由来的故事。小说通过对咚咚喹民间故事的穿插引用，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作品土汉新型民族关系主题的表达，过去曾是民族冲突和斗争象征的咚咚喹，如今却被土家人当作友好的礼物赠送给了汉族儿童，成为土汉民族友谊新的象征。小说《木哈达的狗》亦提供了非常可观的土家族民间文学信息，尤其是对“狗尾巴续粮种”的民间故事的穿插引用，更是把土家人对狗深厚的感情生动地表现出来。

土家族地区素有“歌的海洋”之称。孙健忠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显然没有忽略对本民族民间歌谣的审美效应的自觉借鉴。对土家族民间歌谣的借用和承袭，在小说《醉乡》中十分引人注目。如小说后半部写到了天九家竖新屋上梁时的情景，老木匠开口所说的梁木的来源和砌屋的根古，以及对主人的祝愿：“土王坐在老司城，一统乾坤，/修金殿，砌午门，凉洞热洞自生成，/内金殿，外罗城，四海都闻名。……”就是对土家族民间歌谣“上梁歌”的直接引用，恰好呼应了新时期农村改革带来的土家族社会生活新变化这一主题表达。而小说中香草对矮子贵二的山歌传情以及大头猫对香草山歌传情的回应等细节描写，如“人家栽菜你不栽/园中哪有好菜苔/人家织布你不织/脚上哪有悬边鞋”和“郎在窗边打一望/ 姐在溪边洗衣裳/唱个山歌丢个信/棒槌打在岩头上”等也明显套用、化用或承袭了土家族的“山歌”与“情歌”等歌谣，颇具土家族的民族气息和民族色彩。

小说《舍巴日》作为孙健忠创作转型期的重要代表作，是作家对本民族民间文学资源逐步深挖和不断思考的产物，以丰沛的文化蕴涵和娴熟的艺术手法，奠定了孙健忠后期小说创作的风格和基调。《舍巴日》引用了“舍巴歌”（摆手歌）当中的“天地人类起源歌”的部分章节，比如“滔天的洪水退了，/世间上没有人了，/只剩下葫芦船上的两兄妹，/阿哥叫布所，/阿妹叫雍尼”等在作品中反复迭现，缀接完成整个小说的文本建构。其实“舍巴歌”本身就是土家族的“创世纪史诗”，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学信息。小说《舍巴日》对土家族古歌“舍巴歌”的承袭和引用在此负载了新的美学功能，由民间文学触发创作主体的文化思维，继而开启作家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寻根的深层意识。

三、土家族文化之根的自省审视

土家族历史文化之根的审视，是孙健忠小说土家族文化意识构成的第三个方面，是在土家族民俗文化元素展示和民间文学资源承袭二者基础上的继续掘进与纵深架构，表现为自省、反思的特征。土家族历史文化寻根的自省审视，再度强化了孙健忠小说创作的民族文化质感及其民族性内涵，进一步彰显了作家的民族责任意识与民族使命感。如果说孙健忠前期的小说创作，主要是以作家本人的生活经验为基础进行艺术概括与加工处理的文学产物的话，那么在他后期的创作中，孙健忠开始意识到并自觉将其小说创作纳入土家族历史文化寻根范畴，力图从对本民族历史回眸和对民族文化劣根性批判的视角出发，重新演绎土家族历史文化进程，聚焦民族文化劣根性与整个国民以及整个人类的弱点，逐步上升到对民族性、国民性和人类性三者并置结合的审视与把握。

作为孙健忠小说创作转型的标志，《舍巴日》通过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以寻踪土家族历史文化进程为线索，集中展示了土家族亦即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四种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表达了作家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和未来发展趋向的深沉思考。作家以宽广的历史开掘意识，将本民族的千年历史文化进程纳入小说，把土家族所经历的原始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城市文化等四种文化“进化”层级置于同一时空背景下，分别进行各自的演绎以及展示不同社会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与碰撞。掐普是土家族原始文化的象征。掐普生长的“十必掐壳”原始部落是土家族最初层级的社会文化形态。这里的人自称巴人，讲最古老的巴语，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巴人就是土家族的祖先。第二“进化”层级的“里也”村是土家族农耕文化形态所在。人们住大瓦屋，穿布缝的衣裳，以种植水稻为生。如独眼老惹耕种一辈子，他要在田里种出金子来。第三“进化”层级是宝亮打工的马蹄街。马蹄街是商业文化形态的所在地。这里有着满街的店铺，进行着各种买卖交换。第四“进化”层级则是宝亮两个哥哥所去的远方城市，那是城市文化形态所在，也是土家族融入未来的发展趋向。《舍巴日》以掐普“穿越式”的爱情和婚姻遭遇，表现了原始文化在农耕文化面前地位的陡然失落，以及被替代的尴尬;更以独眼老惹传统的耕种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时的无奈叹息和最终面临失去田土（被机器耕种取代）的隐忧，渐次揭示了土家族和人类社会文化形态不可扭转的上升发展趋势。

在小说《舍巴日》之后，孙健忠继续沉潜本民族历史内部，发掘土家族历史文化之根，剖析土家族文化劣根性，并将其与对整个国民及整个人类的弱点审视相衔接。长篇小说《死街》正是孙健忠对土家族文化心理和整个国民文化心理及人类人性弱点予以审视和批判的艺术产物。孙健忠从容不迫地出入于小说文本，运用现代意识洞悉和透穿近现代湘西土家族以及其他民族的社会人生，从民族前行的沉重步履中，作家敏锐地感受到传统文化因袭的超重负荷，提出要对土家族文化劣根性予以审视和批判。小说采用荒诞离奇的叙事手法和别具魔幻色彩的艺术想象，塑造和勾画了窝坨街民的文化劣根性。窝坨街是近现代湘西土家族及其他民族社会的变形和缩影。窝坨街民封闭、保守的文化心理，愚昧、怯懦、极端忍让的民族性格和荒诞不羁的巫鬼迷信崇拜，正是土家族在千百年历史进程中遗留下来、世代延续的民族文化劣根性的真实写照。民族文化劣根性深深地戕害着土家族成员的精神，极大地阻滞着土家族的社会文明进程，惟有给予最严厉的诅咒、剖析和审判，才可能实现作家所期许的民族“涅磐”新生。此外，《死街》的现实意义所指又不仅仅局限于土家族及其他民族，更将整个国民与整个人类纳入作品的审判视野，显示了小说丰富的层次性和包容性。“莫良卡梯，我们共同的祖先，你能否给我们一种权利，让我们来审视这个民族！不，我们应审判人类！”

四、结语

诚如孙健忠本人所言：“我义不容辞地以繁荣本民族的文学事业为天职，决心用自己的笔，记录下土家族的历史与现实，以强化本民族的自我意识，与其他民族能够在平等的地位上对话，促进彼此间相互认识和理解。”[8]（P261）从?????对土家族民俗文化元素的自发展示，到对土家族民间文学资源的自觉承袭，再到对土家族文化之根的自省审视，孙健忠小说的土家族文化意识建构日益深入和丰盈，其民族特质和文化内涵表达几近完美。总之，如此数十年如一日对土家族文化意识的矢志不移的自我坚守，彰显了一个严肃作家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以及自我民族性追求，这在今天是尤其可贵的。

注释：

[1]吴正锋：《孙健忠：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2]彭继宽，姚纪新：《土家族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3]易知：《投身生活激流写<醉乡>――访土家族作家孙健忠》，文学报，1984年11月15日。

[4]孙健忠：《乡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凌宇：《神酣意热话<醉乡>――写给孙健忠同志的一封信》，读书，1985年，第8期。

[6]赵志忠：《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篇8

一、法的价值实现界定

要探求什么是法的价值，就首先要理解什么是价值，二者是种属关系。有的法理学者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即人的意义，是客体对主体的需要的满足，是主体关于客体的绝对超越指向。[1]还有的学者认为，价值是价值主体所希求，并借助于价值客体的价值属性而得以满足的各种价值目标的集合。[2]根据主义经典理论，一种事物，能够有满足另一种事物的某种需要的属性，我们称之为‘价值’。“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3]因此，我们认为，价值就是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某种需要的满足的属性。价值更体现为一种关系范畴，而在这一关系范畴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价值属性”，即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某种需要的的满足的属性。它既决定了“一种事物”在这一关系中的存在和性质，也决定了“另一种事物”在这一关系中的存在和性质，以上二者的存在性质和相互关系又决定了价值的存在和性质。没有这一“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某种需要满足的属性”，“一种事物”、“另一种事物”之间便不会发生任何的联系，而它们之间也自然不会存在任何某种价值关系。

法从本质上来说是规范性的。法作为客观的社会存在物，广泛地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着联系，其作用的对象是具体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以及宽泛的人类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等需要由法来加以规范的各种社会现象。因此，法也就与这些社会现象建立了规范与被规范的联系。从更深层次上讲，这种规范与被规范的联系的发生是以法能够满足其作用对象受到规范的需要为前提的。从法的价值角度说，这一“受规范的需要就是法的价值的客体，是法的价值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法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属性就是我们所探讨的法的价值。可见，法的价值既有价值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以上论述中，笔者指出法的价值的客体是法的作用对象的受规范的需要，那么这种受规范的需要本质上是什么呢？其对于法的作用对象又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必须指明，我们切不可机械的理解”规范“这一概念，而应该在法与其作用对象的互动关系中来把握这一概念。因此，”规范“不是简单管理与控制，这只是法对其作用对象的需要的满足的外在表象。如果我们从法是一种社会规范的角度站在更广阔的背景里理解这一概念，我们就会深刻地体会

到，规范的落脚点在于”需要“，规范是对需要的合理规定，其本身是需要的从属物。当然这里”合理规定“的标准就取决于立法者的自身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了。至此，我们对这一点应该会心：法的价值的中心不在法自身，而在于其作用对象的某种需要，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完全受制于起作用对象有什么样的需要，这不是唯心主义，而是从法的终极意义上对法的价值本质的合理阐述。可以这样说，法的价值是被动的，是被决定的。而在探讨法的价值时，我们自然就应该回到法的作用对象那里去，挖掘出其作用对象的某种需要，进而实现法的价值的发现。

法的价值实现是法的价值对自身的否定，他在扬弃自身的进路中实现了自身。法的价值是一种客观的属性，它要想在社会现实中实现自身，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社会载体，而这一社会载体其实就是前文提到的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领域的法的作用对象。必须强调，法的价值不可能在法或者法的价值这些法的本体中实现，其本质--法对其作用对象某种需要的满足的属性，决定了它在法与起作用对象的互动过程中--法对其作用对象的受规范的需要的满足过程--实现自身。

这启示我们，对法的价值实现进行研究，就必须超越法的价值本身，而采取这样一条研究进路：回归法的作用对象，在法与其作用对象的互动过程中剥离出法的作用对象的需要及法对其起作用对象的需要的满足的全部面貌，最终在整个动态过程中把握法的价值及其实现的内涵。

这一研究进路很可能使研究者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正如有关论述指出的，在对事物价值的性质认识上，在强调主体的价值需求的核心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价值现象在形成和变化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交互作用、主观和客观相互交融的过程，不能单纯地把事物的价值归结为主体或主观现象，或者客体或客观现象。而作者却跨过了法的价值这一本体性概念的客观研究，而贸然进行主观主义的探索，因此承担着极大的风险。但是，也许这种主观主义的探索能够引起同仁对社会现实更广泛、更深刻的关注，这是笔者的心愿。而卓泽渊教授的《法的价值论》便是一部专门系统研究法的价值的著名论著，读者可参阅。

二、政治性工具

工具是为实现特定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工具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与其特定目的相对应。但工具作为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又不是绝对的，其本身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目的，成为其他工具的特定目的。理解这一概念对于理解本节提出的”政治性工具“概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所谓政治，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现象，是围绕国家政治问题而进行的，处理阶级关系、政党关系、国家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活动和过程。[4]政治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和过程中集中体现的是权力的行使。因此政治又可以这样来表述，政治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和国家管理与服务而行使权力的活动和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统治秩序。在行使权力时，权力的行使方式往往会有多样的形态，例如暴力行为、道德舆论控制、推行法治等等。而现代国家普遍崇尚法治，即用法律这种权力行使的方式来实现对社会的统治。这时法律便成为了一个政治性工具，这种工具之所以具有政治性是因为被政治所利用或满足了政治的某种需要，其终极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法所包含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由一个统治权威强加于社会行为指针的一套准则，这个统治权威通过实行强力能够使这些准则生效“，”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筑在政治社会权力或强力之上的。“[5]法律作为这种政治性工具，其积极作用是显著的，它在政治权力的支撑下，强制使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向趋向统一，创造了一个稳定合理的社会秩序和统治秩序，满足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的安全需要，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和保障。

政治性工具和政治的工具这两个表面上相似的概念之间其实具有重大的区别。政治性工具只是表明，这种工具具有政治的属性，能够满足政治的某种需要。因而法律作为一种政治性工具是指，在法与政治的互动过程中，政治的某种需要能够被法满足，从而法的价值在政治这一领域得到了体现，并进而在政治的这一需要的到法的满足后，法的价值就在政治领域得到了实现。可见，从法的价值角度理解，实际上政治性工具的政治性本质上是法律这一工具的政治价值属性，是法的价值的政治方面的体现。而政治的工具则不仅在政治领域甚至在

整个社会领域把法当作政治的纯粹的工具或手段，是完全被动的，是受政治的全面控制的。

这种认识显然是对法的片面的理解，其产生根源正是没有看到上文提到的工具和目的的相互转化关系，而把工具绝对化。实际上作为政治性工具的法律在政治领域不仅不是绝对的工具，相反，在更多时候都表现为一种政治目的。

“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权力资源是促使许多人追求它的人坠入深渊的重要原因；权力的行使以不可忍受的压制为标志，在权力统治不受制约的地方，它极易造成紧张、摩擦和突变，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乃是世界上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6]这样的权力极有可能破坏政治所追求的稳定的统治秩序而使其自身覆灭，因为权力只有在其发挥作用的统治秩序中才能够成其权力。因此，在一个这样的权力行使的政治领域乃至整个社会领域，对权力进行控制就成为必需。因此，法律作为一种政治性工具即权力行使的方式就不再是工具，而成为统治者所追求的目标，它会积极营造一个稳定的法治秩序，来实现不仅是对社会的控制，更是对其自身--权力行使的活动和过程--的控制。另一方面，政治所追求的目标或权力行使的目的是多元化的，不仅是其形式上的统治秩序，也是作为支撑这一统治秩序运作基础的公共福利、社会发展、经济进步等非纯粹的政治目标，而在法律作为政治性工具去追求这些目标时，实质上它已经超脱了其自身的政治性，，而完全表现出法律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本质上也是法律在满足公共福利、社会发展、经济进步等等人类社会的更广泛的需求，这时法律的价值实现也突破了政治性对其的限制，而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实现了。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法律的价值实现在政治领域经过了这样的历程：作为政治性工具的法的价值的实现，作为超越政治性工具的政治性的法的价值的实现。

三、规制经济的本性

“经济”从哲理高度讲，是指人类从自然界或通过对物质世界的改造活动获取生活资料或物质财富的活动，它所追求的是效益，即以最小的投入换得最大的产出。经济的本性必然是“较少的成本，较多的产出，综合言之--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经济并不只有经济学上的意义，它还是一个对社会、对政治甚至对文化都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现象。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就是对经济加以深刻理解的产物。因此，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被动的或完全放任的让经济按照其本性或规律一直自我发展下去，而必然要对其进行政治性的、社会性的、文化性等的干预。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自由经济逐渐被现代市场经济所取代，各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由国家调控的经济体制，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7]在这些干预措施中最显著的就应属各国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将经济的运行纳入法治的轨道。至此，我们就可以隐约感受到法与经济在互动了。在这一互动过程中，经济的需要是使其本性得到规制，以使其自身的发展能更全面的符合人类的需要。而法如能成功的满足经济的这一需要，

法的价值就能在经济领域成功的实现。

本节使用的“规制”一词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解释。由于经济的利益最大化需求，使其较少考虑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影响，因此需要一个相对合理的组合了人类社会各

种需求的外在体系与经济本身的内在体系进行理性地重组，目的是建立一个符合人类全面发

展的经济运作体系。这一规制绝不是简单的控制、制约，而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经济规定，它否定了经济本身，创造了一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在这一否定过程中，它扬弃了经济自身运

作逻辑的自我封闭和自我局限，使其在人类社会这个更广泛、更全面的舞台上塑造了自我。当然，经济在人类社会中并没有丢失其本体性，即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只是使其本体性在人类社会里得到了发展与进步。

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运行过程的规制，另一方面是经济运行结果的规制。

经济运行过程的规制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立法手段，在整合了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基础上，以尊重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为原则，创造了一个法律化的全方位的经济运行体系和秩序；国家通过执法手段使经济的运行严格限制在为其设定的法律化的经济运行体系和秩序中，以此避免经济运行本身的异化或外界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干扰和破坏，实现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的目的；国家通过司法手段，对阻碍人类社会的经济的目的的实现的因素进行清理，彻底维护经济运行的体系和秩序。相对应，法的价值实现也在这一过程中有三种表现：首先，法的价值因法在制度层面满足了经济本性受规制的经济的需要而得到在制度层面的实现；其次，法的价值因法在实际效果层面满足了经济本性受规制的需要而在实际效果层面的

到了实现；最后，随着司法对人类社会的经济体系和经济秩序的彻底维护，法的价值也就因经济本性受规制的经济的需要得到彻底的满足而得到彻底实现。

经济运行结果的规制主要表现为法对经济运行所生成的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的安排与调整。历史已经证明，不受规制的自由主义经济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两极化，其表现形式为垄断的产生，这种垄断是广义上的，即少数人对大多数社会资源的不合理占有。而这样的结果既不能符合人类社会的普遍需求，也会阻碍甚至破坏经济自身的进步和发展（例如爆发灾难性的经济危机）。而经济结果的规制就是要在与经济运行过程的规制衔接的基础上，让经济运行结果符合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具体来说，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1，明晰社会财富的所有者及划定其合理权限，从而预防不必要的经济纠纷；2，不断调整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占有状况，使社会财富发挥最大的效益；3，用较低的成本解决已经发生的经济纠纷；4，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并通过改革工具的办法提升生产力；5，遏制对自然资源的浪费，保护自然资源的良性发展。[8]

当法律对经济运行结果的规制实现时，法的价值在经济领域就应该完满的实现了。

四、契约的社会存在模式

“罗马法上的‘契约’，其拉丁文‘contractus’本义为‘相互交易’、‘连在一起’，引申到法律上，则是两个以上当事人的意思合致”。[9]以罗马法的契约制度为源头，近代世界发展成为一个主要以私法为主的市民社会，而契约则是这个私法社会的成员普遍采用的交往方式。契约以两个以上当事人的意思合致为基础，充分实现了人类对自由这一崇高价值的追求。在一个自由的契约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都是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达成的协议，这个协议被法律认可，从而获得强制力的保证。这个自由的契约社会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图景：在法律的保障下，人们通过契约行为，在充分实现了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基础上，通过与社会各方的物质或者精神上的交换，满足了自己各方面的需求。这个社会是人的本体性价值极度彰显的社会，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充分实现了自我的存在，这无疑是人类的终极需求。又因为社会的主体和最终落脚点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因此，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需要的满足也就成为了法在这个社会中最高的价值追求。而这一社会图景实质上就是本节所要论述的“契约的社会存在模式”。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通过契约的形式（契约由法律认可而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因此契约不仅仅是当事人之间的意思合致，它也体现和包含有法律的意志）使人的自由地从事社会行为的需要得到可靠的满足，使人的本体性价值得到了极大的实现。这样，法的价值就在这个市民社会领域得到了实现。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契约的自由仅仅是形式上的自由，因而法在契约层面上满足市民社会成员对本体性价值的实现的需要也仅仅是形式上的，而在这个意义上其价值的实现必然也只是形式上的。而作为活生生的存在物，人不可能仅仅将其需要的满足停留在形式上，人必然要追求可感的、现实的乃至实在的需要的满足。因此法的价值要在这一层次上实现自身，就必须让市民社会成员的本体性价值需要得到世俗化的满足，而这就要求法不仅仅是认可契约的效力，更要为契约的缔造者提供实质上是自由的缔约基础和保障以在实质上实现契约化的自由，而这一实质上是自由的缔约基础和保障就是下面将要论述的契约的社会基础。

这里我将把一个社会的社会基础状况成为“社会安排”。社会安排是指一个社会所有的抽

象的和具体的社会要素在构成一个整体社会的社会框架里所处的状态，这种状态反映了某种（抽象意义上的）或某一个（具体化的）社会要素在这个社会中所受到的社会待遇。这些社会要素包括社会成员、社会生产、社会分配、社会制度等等，而这种社会待遇即是一个社会

的社会要素在一个社会中的地位的反映。社会要素的构建形态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非盲目的对这些社会要素进行构建即是一个社会社会理性的体现。在所有的社会要素中，社会成员应该是最核心的要素，人是社会的主体，已如前论。实际上无论是“社会安排”还是“社会理性”最本质上都是由社会成员的意志决定的，“社会安排”是社会成员意志的社会化，“社会理性”是社会成员意志合理性的社会表现。因此，一个社会的社会基础状况实质上是由社会成员的意志根本决定的，反过来一个社会的社会基础状况或者超越社会的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客观自然状况也影响或制约着社会成员意志的表达，尤其可能制约社会成员意志合理性的实现。

社会成员意志合理性的最本质规定性就是社会成员意志符合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需要、体现并在主观层面实现了这种需要，因为社会成员意志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意志的集合体，当然这个集合体并非所有意志的机械相加，而是通过协商与竞争“熔炼”而成的表现为社会整体意志的一个有机的社会成员意志的集合体，而只有基本反映并满足了所有社会成员利益诉求的意志集合体才能算作是一个理性的社会意志。而意志最终表现为某种需求，这样社会成员意志就必然将由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来决定其性质和存在。这是一个社会达致社会理性状态所必然要遵循的规律。而正是这样一个有社会理性的社会的社会基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契约的社会基础，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契约”才能在实质意义上实现。

法律的任务是将以上由社会理性加以调节的社会安排从抽象的主观层面加以客观化。具体表现为将这个社会安排的的基本框架用拟制的方法制度化使之成为这个社会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而这个社会规范很显然就是契约的社会基础的另一种形式，即从主观层面落实到现实层面，而法律以强制力保证这种落实的实现。在这里，法的价值就在这一落实、落实的实现中实现了，这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实现，它彻底实现了契约自由，实现了人类要求的本体性价值的实现。

五、文化本质论

法律作为人类高度理性化的产物，本质上是人类观念的体现，是一种文化。在社会中，

人们形成了共同的认识、理念，并遵循着一定的规则和秩序，这就是文化。文化体现于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中，包括认识世界的活动和改造世界的活动，社会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是文化的体现，法律也不例外。而一个法治社会更是形成了对法文化的必要性需求，因为法的本质是文化，法治社会必然是有法文化内涵的社会，否则其就不会存在。

文化的成分是符号、意义。其中“符号”是文化的社会载体，文化通过文化符号赋予社会以文化表征；“意义”是文化的内涵和本质，是文化的本质规定，决定了各种不同文化的性质和意义。相对应的，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其文化意义上的成分也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法的文化氛围；其二，法的文化机制和意义。

法的文化氛围是指法作为一种文化在社会中的存在状态，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法通过各种文化符号客观的在社会中建立了自己的法符号网络，这个法符号网络就表现为一种法文化；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主体对法的种种认识、观念和评价等主观性的态度，这些态度也表现为一种法文化。

法的符号包括各项法律文件、各个法律机关（如法庭、监狱等）、各种法律活动（如执法活动、审判活动）等等有法律因素的社会现象。这些法符号表面上是形式化的，但实际上对于法文化来说实在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使一个社会具有法文化的表征，从而为法文化进一步渗透进社会运作而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提供了充沛的渗透资源和载体。没有法符号的法文化将成为人类永恒的玄思，而不具有任何现实的意义。

社会主体对法的认识、观念、评价等主观性的态度也是法的文化氛围的重要方面。本来文化就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它依赖于人类社会的存在而存在，不同种群的文化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因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体的法的主观性态度不仅反映了这种法文化，也在规定着这种法文化。如果人类对某一存在物一无所知，那么就绝对不会存在有关这一存在物的文化。因此，社会主体对法的认识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法的命运。

法的文化氛围的两方面的内容在有机的互动--社会主体通过法符号网络形成了对法的各种主观性态度，社会主体的主观性态度又影响着法符号的组合和运作--中形成了完整的法的文化氛围，至此，法的价值也在这个法社会对法的文化氛围的必要性需求得到满足时实现了。

一个法社会难道仅仅会满足于自身的法的文化氛围吗？显然不会。一个法社会必然会需求法满足其更具实在意义的需求，例如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的建立、社会公正观念的塑造等。这就涉及到法的文化机制和意义这一问题了。

法的文化机制和意义必然要在一个存在法的文化氛围的社会中实现，文化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文化条件的满足。法的文化机制和意义具体是指法文化作用于社会所产生的的过程及效果。从这个定义似乎可以看出，之前谈到的法的文化氛围也应该属于法的文化机制和意义这个范畴，因为法的文化氛围是法文化通过作用于社会使社会具有法文化表征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状态。事实确实如此，法的文化机制和意义实际上是对法的文化氛围的进一步展开和发展，它使法的文化氛围不仅仅只是一个氛围，更产生了一个实际的效果。法的文化机制和意义是对法的文化氛围的更深层次的动态的剖析，因此，在论述法的文化机制和意义时仍从法的文化氛围的两个方面入手，进行更深刻分析。

前面谈到，社会主体通过法符号网络形成了对法的认识、观念、评价等主观性态度。那么，这些主观性态度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些主观性又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对于这些既抽象又复杂的问题，回答起来将十分困难，也不易使读者理解。事实上我们只要略举一例就可有效地说明这个问题。法庭对罪犯的庄严判决使社会主体既由于感受到法的威严又由于感受到刑罚的恐惧而产生守法意识乃至守法行为，从而使社会满足了对秩序的需求；同样是上述例子，这一法现象还体现为对犯罪行为的否定与谴责，以及对受害人的肯定与安抚，从而使社会主体感受到社会公正，有力地巩固了社会公正的观念，满足了社会对公正的需求……当然社会主体通过法符号网络形成的法的主观性态度也可能是消极的，因为法符号也会由于组合和运作的错位而发生异化，而且其形成过程也是一个深刻的、反复的、曲折的形态。总之，在这个过程中，法的价值也随之渐进实现，而这一实现之路必然也是深刻、反复的、曲折的。

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体形成了各种对法的主观性态度之后，基于其自身的需求（如公正、秩序等）也会对法符号的组合和运作是施加影响，使之按照其需要的指向进行优化，具体表现为法律制度的改良活动。有关这一运作机理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在此不论。

至此，法在文化这一领域经过法的文化氛围、法的文化机制和意义的不断深化中满足了文化对渗透社会、作用社会而形成法治社会法文化内涵的需求，从而实现了自身的文化意义上的价值。

六、当代中国法的价值实现窥探

作为本文结尾，以及一种超乎理论研究的现实关怀，作者主要想基于自己的社会体验，对当代中国法在社会现实运作过程中的价值实现现状做一下“窥视”，并作简略探讨。

当代中国法的价值实现的单极化。这种单极化的现象集中表现在政治领域，主要表现为着重法的政治性工具的价值的实现，而忽略了法的超越政治性工具的政治性的价值的实现。在法律主要以“权力”的面貌呈现在权力执行者的面前时，“法律至上”成为他们为政的重要工具，但当法律主要以与其权力相对立的公民权利时，法律虚无主义在他们的头脑中就将泛滥。这种现象很可能使法在政治领域完全沦落为政治的工具，使法成为纯粹的权力的奴隶，不利于中国政治与法治的进步。

当代中国法的价值实现的形式化。这是指法的价值实现止于形式，徒具其表而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这种形式化的现象集中表现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如在经济领域着重建立一个表面上的经济运行秩序，而经济运行的实质上合理的秩序却根本没有建立，当前社会两级分化现象及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现象即是最好的例证。再如在文化领域，各种法符号一应俱全，但民众的法意识却深感匮乏，法律文化往往在实践层面乃至理论研究层面被政治文化、道德文化奴役，不能不说这是由于形式化在作怪。

当代中国法的价值实现“贵族”化。这主要表现为作为现代文明社会标志的法律制度资源往往在事实上被社会的优势群体（例如，与农村人相对的城里人，与穷人相对的有钱人，与“文盲”相对应的知识人等）独占享受，而国家的这种制度资源本应该由全体国民平等共享，并对他们的平等的生存和尊严加以有力的实现和保障。

以上本文所探讨的法的价值实现的四个面向--政治性工具、规制经济的本性、契约的社会存在模式及文化本质论--构成了法的价值实现的基本框架和结构，是法的价值实现这一问题的“纲”，各个面向的内在的复杂成分以及所有这些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又构成了法的价值实现这一问题的“目”。这启示我们，法的价值实现这一问题远不像本文所分析的那样纲目清晰，一目了然，其内在的纵横交错是远非文本分析所能把握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本文是无价值的，因为任何的问题都必须通过一定的认识路径加以把握，理论建构有助于认识主体认识目的的实现，当然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本文理论建构的目的在于，从宏观上构建起法的价值实现的基本纲目，将这一问题“结构化”。结构是由结构各部分组建和证成的，结构各部分都在结构的存在和功能的发挥中起着平等的作用，结构各部分的异化--缺位、错位等非正位--都会导致结构整体的异化，因此我们应该给予法的价值实现这一问题所涉及因素平等的关切。当代中国法的价值实现之所以会出现“单极化”、“形式化”、“贵族化”等异化形态，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没有从法的价值实现这一问题整体结构的立场去认识这一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内涵，相反，我们在认识这一问题时，往往先入为主的解构了这一问题，从片面的立场做对自己有利的阐述。这样认识问题的结局必然是，由于片面的法的价值实现认识得不到整体的法的价值实现认识的关照，最终使法的价值实现不成其为法的价值实现、使法的价值不成其为法的价值、使法不成其为法。当代中国法治似是而非的现状的症结可以说就在于此，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与重视。

当然，当代中国法的价值实现的这种种表现很多都是根源于非法律的原因，即从根本上来说不是由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本身造成的，而更多是由于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现实情况造成的。（当然法律制度本身也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这里，其实涉及到了另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即社会结构的问题。因此，要想彻底改变这些非正常的法的价值是现状，必须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入手，从整体上重塑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使之有利于法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参考文献】

[1]参见：卓泽渊著《论法的价值》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2]参见：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6页

[4]参见：周旺生主编《法理学》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52页

[5]参见：(美）庞德《通过法律控制社会》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7

[6]参见：周旺生著《法理探索》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75页

篇9

关键词：回族文化 和谐社会

Key words:Hui culture in Harmonious Society

作者简介：马伟（1983-），男，（回），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 专业方向宗教文化

王白中（1985-），男，（汉），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 宗教学研究生 宗教史方向

文化是撑起民族精神的脊梁，也是统领民族精神的灵魂。它既是时代精神的客观表现，又是民族精神的客观表现。只要世界上存在民族，文化就必然要带有民族的传统和特色。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回族是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经过数百年的融合而由多种民族成分重新建立的一个“新民族”。从唐代起，第一批阿拉伯人把自己信仰的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并开始定居，直到元明时期回族作为民族而最终确立。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先后又有汉、蒙、维吾尔等民族成员加入进来。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民族成员虽然风俗各异，语言不一，但对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使他们的观念在融合的基础上趋于一致，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回族文化。1

一、回族文化的基本内涵

关于回族文化基本内涵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关于回族文化的界定尚无一致的观点，但已经有许多人根据自己的研究学科和视角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兹就有代表性的观点列举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回族文化是一种有着鲜明特色的，以伊斯兰文化为内核，大量吸收融合中国传统的汉文化，即融两种文化为一体的新型文化，充分体现了回族文化民族性的鲜明特征。2第二种观点是从文化学角度提出“：回族文化是世界两大文化――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相当恰当，相当充分，相当全面的合和。”3第三种观点从回族史的角度讲“：回族的形成属于一种特殊的模式，因此，回族文化的形成也属于一种特殊的模式。伊斯兰教在回族及其文化的形成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她从起源上和本质上决定了回族的命运，决定了回族文化的性质。”“以宗教为纽带和核心将民族穆斯林凝聚在一起，铸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以伊斯兰文化为内核，广泛汲取文化并将两者融合起来，酿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回族文化”。4第四种观点从宏观的角度提出“：回族文化基本上是世界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本土文化通过双向交流，在渗透过程中形成的。而这种文化，在当时以其各自独特的风貌，丰厚的积淀，现实的价值，历史的地位雄踞于世界文化的巅峰。两个高度发展的文化，俱是源远流长，在这个新的社会共同体中，它们融会成一种新的民族文化。”5第五种观点从多维视野的角度提出“：在文化上，回族文化是在伊斯兰文化（含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波斯伊斯兰文化、突厥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蒙古文化、藏文化等交流、融合，并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但回族文化不是以上几种文化的简单堆积和叠加，而是以一定的结构和形式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达到了融会贯通的程度。”6

综上所述,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回族产生、发展、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相互碰撞、交流、渗透、吸收与融合的历史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促使回族作为民族所形成的四方面条件，不仅决定了回族的民族性格与属性,而且还决定了回族文化的本质及其特征,反映了回族文化的全部内容,是一种具有较高文化起点、高度发展、自成体系的民族文化。其中，回族文化中有很多和谐理念，它是回族文化的基本精神。

二、回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和谐理念

（一）饮食文化中的生态和谐思想

回族的饮食文化是伊斯兰文化和当地文化交融的产物，它的饮食严格遵守伊斯兰教关于饮食方面的规定。所以，饮食文化有利于回族聚居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古兰经》等宗教经典中对穆斯林饮食――可食之物与不可食之物有较为明确的界定，一般禁食猪、驴、骡、狗等家畜和狮、虎、狼、豹等野生动物；可食的动物有牛、羊、鸡、鸭、鹅等，其中以牛羊为主。对于可食的植物与不可食的植物，著名的回族学者刘智在其《天方典礼》中写到：“果、谷、瓜、蔬菜之属，均属无论；草木之属，毒甚者不食。”回族更注重从“是否清洁”的角度而不是从“是否有营养”的角度来选择食物，那些通常被很多人视为美味佳肴的山珍海味，在回族家庭的餐桌上很难见到。这种饮食习俗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回族饮食习惯中的可食之物一般处于食物链的较低等级，数量多；不可食之物多处于食物链的较高等级，数量少，是需要加以保护的珍稀动、植物。这种饮食文化客观上体现了回族人注意保护生态平衡，体现了他们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

（二）回族人尊崇“孝文化”

孝意识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起点。回族的孝文化是回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回族家庭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回族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以伊斯兰为内核和特质的。伊斯兰教认为，善待父母、孝敬双亲是每个穆斯林应有的道德修养之一。这种“孝文化”反映出回族内部人们的和谐理念。

1．孝的第一要点是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敬主的一部分。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要求儿女孝敬父母“：你们应当只崇拜真主，并应当孝敬父母。”将孝敬父母视为仅次于侍奉真主的宗教善功。

2．孝还强调善待亲缘。真主的使者说：“骨肉血亲挂在阿热史上，它呼唤谁持续了我，接待了他；谁断绝了我，断绝了他。”7这里的骨肉血亲是指包括父母在内的其他有血缘关系的人，接续自然就是要以观念和态度上对之含照顾之情，善待之义。

3．孝具有持续性。父母生前的孝行是赡养之孝，父母辞世后的身后之孝是持续性的。父母辞世是孝的延续，也是爱和感情的延续。把对父母的爱和思念之情转移成对亲友、长辈的爱和孝敬，使人们在绵延的孝道上受益无穷。回族的这种孝文化使回族人和谐相处，互相尊敬并且团结友爱，使本民族的凝聚力增强。同时，对外部民族，回族又提倡“和而不同”的思想。

（三）对外文化，提倡“和而不同”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均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路》）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伊斯兰”一词在阿拉伯语中就是“和平、顺从”之意，“穆斯林”是它的分词，意思是顺从者，只要顺从真主者就是伊斯兰群体中的一员，就是兄弟姐妹或朋友，有困难会慷慨解囊相助，不论贫富贵贱都以诚相待。8《古兰经》中说：“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如果他们倾向和平，你就应当倾向和平，应当信赖真主。”回族文化作为这两种文化互相碰撞而形成的复合体，既继承了伊斯兰文化中“和平、顺从”的思想，又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气、包容”的理念。回族文化既注重求同又善于存异。回族在文化求同的过程中善于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对汉文化的借取和吸收总是有选择的。求同既优化了本民族的文化结构，也有利于促进族际关系的改善，存异则保存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回族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对处理“他文化”与“我文化”的关系以及回族人对待外民族人民有很强的实践指导作用。

1．回族在处理“他文化”和“我文化”的关系时，首先强调求同，但这种求同不是追求普同，而是异中求同，同中留异，是对本民族文化特质和文化个性的一种有意识的保护。回族在文化上的求同是为了实现“和”，但不会因为追求“和”而舍弃自己的信仰，丢弃本民族的文化根基，而是保持本民族文化个性，正视民族文化差异基础上的“和”，是通过解决矛盾而达到更高统一的“和”。9

2．在这种“和”文化的陶冶下，广大的回族人民对其他人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他们待人热情主动，因为他们认为真主是全知的、公平的，从而克服了仇视心理，陶冶了高尚的情操。回族严格规定，偷听、撒谎、伤害、污蔑、嫉妒、怀恨、猜忌都是妨害人际关系的大罪。10回族文化的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使回族人民与外族人民能很好地生活在一起，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56个民族的大家庭的稳定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三、回族文化和谐理念的时代价值

今天，我们正在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回族文化的和谐理念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其合理的思想内核可以也应当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精神资源的作用，从而发挥其独特的时代价值。首先，回族文化所提倡的和谐思想，有助于为发展现代经济，安定和谐社会环境奠定思想基础。回族文化所提倡的和谐思想，强调对立矛盾的统一性，就是强调“和”，用“和中“”适度”方法加以处理，协调各种矛盾，把矛盾限制在质量互变的“度”的范围内，不使它发展到破坏统一体、影响社会安定的程度。其次，回族文化所倡导的“和而不同”思想，有助于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和谐提供依据。社会是以人为主体的集合体，人与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人的一切行为皆根源于利益，人与人的关系说到底是利益关系。在人们对自己的利益追求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利益占有的多少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发展为人与人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差别和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建设和谐社会也不是要取消差别与矛盾，相反，一定程度的差别与矛盾运动正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但是这种差别与矛盾，在自发的状态下有可能尖锐和激化，从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进而导致社会动荡。回族文化的和谐思想，在承认差别、矛盾的前提下，提倡“和而不同”，认为只有善于利用事物之间的差异和特性进行相互补充，对不同的事物进行协调，才能充分发挥不同事物彼此结合的整体作用。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首先就应该承认差别，保持适度，追求和谐，注重矛盾的统一和均衡。在多样性中求得统一，在动态中求得稳定，在互利中求得共赢。具体而言就是，承认在现实社会有机体内部和外部的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差别，而且这诸多的差别正是社会充满活力的源泉，各种矛盾运动要保持在统一体可容许的范围内，以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的相互和谐，这与回族文化的和谐思想是相一致的。

回族文化所倡导的和谐的理念，有助于促进世界的整体和谐和发展。回族文化的和谐思想所倡导的“和”的价值取向和协和万邦的相处原则，充分体现了对和谐、秩序、仁爱的向往和追求。伊斯兰文化的中和思想转化为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兼爱宽容等基本准则，一定能有助于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从而有力地推进和谐世界的建设。

参考文献：

【1】李景兰,马朝旗.家庭教育与回族文化观念的形成[J].西北大学学报,1997,(3)

【2】马维良.回族学研究的重点及理论意义[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3】李兴华.浅谈回族文化[J].回族研究,2007,(4)

【4】百崇仁.伊斯兰文化是回族文化的内河[J].回族研究,1994,(4)

【5】李佩伦.回族文化的反思[J].回族研究,1991,(1)

【6】马明良.多维视野下的回族民族特点分析[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3)

【7】叙利亚伊玛目脑威・叶哈雅.利亚德圣训[M]

篇10

引言

城市功能空间的高效率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序、通畅和快捷的城市交通。可以说城市交通是一个城市的活力所在。西方城市交通研究和交通问题的解决，经历了从仅仅关注城市交通网络设施布局优化，到以交通流作为出发点，再到深入探讨产生交通流现象的出行行为机制的发展等过程，已经摆脱了工程观念的束缚，成为包含技术条件的支持（交通运输）、城市社会活动的组织（布局结构）、城市居民的日常活动（城市社会活动）、空间质量（城市景观）以及城市决策者的管理措施（城市政策）等的综合领域。

相比之下，在过去的20年里，我国城市机动性的改善主要是通过超常规和高强度的投入，侧重于物质环境的建设，而对于交通产生的根本问题——出行行为的研究则刚刚起步。

随着交通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大城市出行调查的开展，交通出行行为的研究受到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关注。除了对出行行为的产生机制进行初步探讨外，也有学者对交通出行行为与城市土地利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相关领域开始出现了与活动相关的出行行为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并没有明确把活动分析法作为其主要理论和方法，但却把出行行为与活动联系了起来。这些研究涉及通勤、购物和休闲等活动中的出行行为及其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柴彦威等基于活动日志调查，利用时间地理学方法把城市交通出行整合在移动－活动系统中，分析城市居民时间利用、活动与出行的时空间特征；周素红等利用GIS技术对通勤行为进行了空间模拟。

尽管上述研究仅集中于活动出行行为本身的考虑，但与其他方面如土地利用结构、城市空间结构和相关政策变化等方面的互动研究很少涉及，同时也缺乏对出行行为决策机制的深入探讨。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梳理不同学科对居民出行行为的研究，阐明将基于活动分析法的研究视角纳入到交通出行研究中的必要性及重要性，并从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全面介绍与评述活动分析法的研究进展，提出基于活动分析法的城市交通出行行为研究框架，为我国城市规划及城市交通规划等提供相关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

一、不同学科的交通出行行为研究

1.1城市交通工程学和交通规划

城市交通工程学和交通规划出于实际的需要，是最早关注交通出行行为的领域。1962年美国制订的联邦公路法规定凡5万人口以上城市，必须制订以城市综合交通调查为基础的都市圈交通规划，方可得到联邦政府的公路建设财政补贴。该项法律直接促成交通规划理论和方法的形成和发展，即经典出行产生、出行分布、方式划分和交通分配的四阶段推算法。这种方法使得交通出行研究从一开始就以设施建设为服务对象，以预测为最终的目标。

但该方法一直受到广泛的批评，其中最多的批评是，它没有考虑到出行行为的内容，只是关注流的大小和方向，而不是流形成的机制；因此，预测的结果往往不尽准确，而且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交通问题的解决不再依靠长期的交通供给建设而转向短期的交通管理的时候，该方法的作用便大为减弱。20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从微观层面上关注个体决策和选择过程的非汇总方法，开始从微观机制上研究出行方式、出发时间以及交通工具类型的选择，但这种方法仍然基于效用最大化原理，局限在就出行看出行之中，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相应的概念性框架来说明人们究竟为何出行，以及究竟怎样决策和怎样安排出行。

1.2城市规划和城市地理学

在更宏观的城市研究领域，城市规划和城市地理学是把交通出行行为作为一个研究城市的重要视角，通过交通出行探讨城市形成发展、组合分布和空间结构变化的规律，从而为城市功能空间的合理布局以及城市发展与建设提供依据。其中，城市规划更侧重于探讨城市建成环境与出行行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建成环境包括密度和强度、土地利用混合度、道路连接性、街道的三维空间、地方的吸引力以及空间结构；而城市地理学中的研究则侧重于城市的经济性、社会人口学以及活动的空间结构与出行行为之间的关系。

由于早期城市大多处于不断发展扩张时期，交通系统也处于不断兴建和完善的阶段，因此，许多研究从宏观的空间尺度和长期的时间尺度上开展，较为侧重交通及交通设施建设对于城市空间形态和土地利用变化等方面的影响，而并不包含行为本身的内容。从二十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土地利用模式过度使用和依赖机动车而带来种种城市问题，新城市主义运动把如何通过合理规划建成环境以减少机动车使用作为其重要的内容，研究者开始关注土地利用、城市空间结构等与出行行为的关系，从更为微观和短期的尺度来看待城市空间对于交通出行行为的影响，以便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很多讨论关注土地利用密度和土地混合程度等方面特征对于出行的次数究竟是否产生影响；对于城市空间与出行的关系多局限于特定的活动空间分布对于出行的影响。可见，这一层面上的研究虽然跳出了宏观交通出行的概念，但是对于个人行为的关注仍然主要停留在汇总层面，并且把居民日常活动割裂开来也很难在实质上把握出行行为的机制。

1.3行为地理学和时间地理学

行为地理学是在考虑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地理环境）条件下强调人的行为的研究方法。行为地理学对于出行行为的关注更多的是出行行为本身的再现和规律探讨，并且借助空间行为模式研究行为决策，探讨人的行为特点及其对城市环境和规划决策的影响。行为地理学在对于出行行为的早期研究中，往往把出行看作是人们为了顺利进行各项活动而用时间交换空间的位移过程，从行为决策的角度进行研究，通过构建离散选择模型对于出行行为进行描述和预测。其中，多项分对数模型、马尔可夫过程模型和门槛模型等是其重要的方法。

由于涉及到行为机制本身，该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对出行行为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基础。但是，Burnett等认为选择行为的模型在本质上存在若干问题，包括没有考虑出行是派生需求、大多数仅考虑两点之间的单目的出行，基于静态的假设（对于特定人群只有一种安排）、缺乏长远出行需求的考虑，以及由于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最大效用化假设而没有真正解释个人的行为等方面。除此之外，早期的研究太过于强调个人的选择行为而忽视了宏观背景对于出行产生的影响，忽视了人的行为既是对环境感知的一种主动反应也是在各种制约下的必然结果。

时间地理学的产生给行为地理学中出行行为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突破。该理论认为人的活动是由一定时空间环境条件下的一系列连续并且相关的事件所构成的，在此基础上，通过三维的时空路径，研究各种物质及社会环境中限制人的行为的制约条件，阐明路径形成的时空间机制，以此来说明人的空间行为。Gollege等[28]指出时间地理方法是研究时间、空间和人类活动的一个“革命性”的方法。对于出行行为来说，这种方法在研究中引入个人活动的考虑，同时把时间分配和空间选择的概念相联系，同时提供了通过运用动态的地图来描述个人在时间和空间运动的路径的新的研究方法。

1.4基于活动分析法的出行行为研究

如前述，城市交通工程学和交通规划中往往由于缺乏探讨出行行为的根本规律而无法将出行行为模型有效地应用到实践中；城市规划和城市地理学则太过于强调物质空间的作用只能在汇总层面上研究出行行为；行为地理学的早期研究则走向了与之相反的一面，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完全从人的主观决策来决定出行行为。随着时间地理学的出现和活动概念的引入，使得各个领域的交通出行行为的研究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传统研究中的缺陷得以避免，出行行为与活动联系在一起，从而可以描述和解释日常的出行安排，能够搞清单目的或者多目的的出行；既考虑影响短期出行需求变化的个人认知因素，也考虑与长时间范围变化有关的其他社会需求变化、时空约束变化、主体社会经济地位变化、技术和物质环境的变化有关的因素。正是在这种综合框架下的出行研究才可能逼近复杂行为的本质，交通出行行为的研究最终被纳入到活动分析法（Activity－basedApproach）的框架之下。

二、活动分析法

2.1相关概念

活动分析法的明确定义是：在一系列活动结构的背景中考虑个人或者家庭的移动模式，同时强调时间和空间制约的重要性。在活动分析法的概念框架下，出行与传统的研究有着明显的区别：1）人们为了完成相应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进行各类活动的需求。由于活动在空间的分布是不均的，为了完成特定的活动，从而产生了出行的需求。也就是说出行是活动的派生行为；2）同时这种活动和出行又是受到包括活动发生的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以及活动的其他参与者三个因素的显著影响；3）活动和出行及其影响因素都必须纳入到特定的时空制约的背景中考虑。

活动分析法有2个主要的发展方向：一是通过实证研究探讨活动安排与出行行为的相互关系；二是如何发展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应用这种规律来预测活动和出行，尤其强调对于日常移动－活动模式的研究和模拟。其中，单一内容下的出行行为实证研究往往是综合框架下日常移动－活动模式研究的基础，而后者却是整个活动分析法的核心，不仅为单一现象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同时也是活动分析法最终希望实现的研究目标——系统研究移动－活动行为的复杂规律，并最终应用到城市交通相关问题的解决中。

2.2理论方法研究进展

2.2.1制约模型

这一类研究多以H?gerstand的时间地理学为理论和方法基础，强调各种时空制约的重要性，强调制约下活动的计划、组织和执行。Lenntorp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出行行为的研究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了实现一个活动计划有哪些可能的路径？”因此这类研究中的执行过程往往包括模式输入、序列产生和序列检查。

隆德大学的Lenntorp[32]最早通过PESASP（programevaluatingthesetofalternativesamplepaths）的模型，以时间和空间中个人路径的集束等时间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为基础，对现实环境或假想环境下日常活动日程的各种可能性进行模拟和评价。其中，土地利用、交通系统、营业时间以及工作时间变化对最后出行选择结果产生影响。与此相似的研究还有Jones等的CARLA（combinatorialalgorithmforreschedulinglistsofactivities）模型，除了时间地理学中所提到的制约以外，同样还考虑了逻辑上的规则、个人的出行习惯方式和路线等约束。1987年通过该系统对荷兰减少公共汽车服务的结果进行了研究。这类方法是把活动分析纳入到出行研究中的最早尝试。由于这类方法往往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很难探讨出行行为的过程和选择，从而很难反映个人在时空环境发生变化时的反应。但是，在判断相关政策对出行的影响和后果时这种方法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特别是近年一些学者通过与GIS技术的结合研究表明，该方法的优势能够更好地应用到出行行为的预测中。

2.2.2最大效用模型

Chapin[38-39]关于城市活动的相关研究，强调个人的偏好和选择，因此，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最大效用假设，发展出一类相应的方法。在活动分析法研究的早期，更多的还是基于传统的MNL（multinominallogit）选择模型预测一个活动的选择概率。Adler等以出行链为基础，根据最大效用的原则模拟家庭活动模式的选择。这里，活动模式通过目的地的数量、特征和交通方式等变量来描述，并受目的地属性、移动时间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属性等因素影响。另一个早期的模型为STARCHILD，将活动决策分为出行前阶段和出行后阶段：前阶段中个人根据其活动需求，建立活动日程；在移动阶段，根据日程中没有预见到的一些情况以及不断出现的新的活动需求来对原日程进行修改。其中，活动日程的效用等于活动效用与等待和移动时间的负效用之和。Kitamura假设目的地选择的概率不只与它自身的吸引力和可达性有关，也与目的地所在地区其他目的地的吸引力和可达性有关，并建立了结合出行链效应的目的地选择模型，用于预测某一特定目的地被选择的概率。

逻辑嵌套模型针对MNL模型不能同时考虑变量的不同重要性而进行改进，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最主流的方法。在第一个使用逻辑嵌套模型的研究中包括了一系列目的地选择和活动选择的非汇总模型，目的地的选择与上一活动的目的地以及将要进行的活动有关；活动的选择与上一活动的目的地等有关。Ben-Akiva等建立了基于活动的非汇总交通需求模型系统。活动和移动选择根据活动的优先级进行，一个活动日程被分为一个首要的出行链以及一些次要的出行链，其中包含优先级不同的活动，而对于活动的选择是一个综合多因素权衡的过程。这种方法最早利用美国波士顿地区的数据进行原型研究，然后在波兰应用到了出行预测当中，是这类方法中最成功的典型。

由于该方法往往过于强调个人选择的过程，而忽略了这种选择背后的宏观条件。为了突破这种情况，研究者也把制约的条件纳入到进行最大效用为基础的选择行为的前提中。

Kitamura等[47]的PCATS（prism-constrainedactivity-travelsimulator）系统，把时空棱柱、交通方式的可得性以及活动位置的认知作为3个制约条件来研究，而在选择的过程中所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4个方面（活动类型、活动持续时间、活动目的地和移动方式）。

2.2.3规则模型

规则模型，也称为计算过程模型（computationalprocessmodels），更多源于心理学的相关理论。该类方法认为，由于人们获得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对所有可能选择进行权衡后作出最优判断。相反，人们根据与环境的互动过程和个人的经历等来形成并不断更新他们对于环境的信息，然后通过信息的处理形成并不是最优、但却是在一定规则下最为满足的结果。这些特定的规则又是与个人所掌握的信息和解决办法的能力有关。通常这种规则的使用是通过“If（condition=X）Then（performactionY）”的基本形式执行的。这种方法能够反映清晰的决策过程，以及在有限的信息条件下和不同的情境下的不同决策。

Heyes-Roth等最早尝试用生产系统模拟个人活动和出行行为中的认知过程。另一个早期的模型SCHEDULER提供了一个从长期日历和认知地图到短期日历和日程安排的概念框架。在这两个早期模型的基础上，也发展出其他的关于活动安排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作为SAMS（sequencedactivitymobilitysimulation）的核心部分，AMOS（activity-mobilitysimulator）模型已经在华盛顿得到应用，以此来评价包括停车价格、增加自行车设施和步行道设施、通勤许可证以及征收堵塞税等的相关政策。

2.2.4微观模拟器

除了以上的几种主要方法以外，考虑活动和出行行为过程多方面选择和制约的微观模拟器方法值得一提。该方法并不是基于某一特定的理论和假设，而是针对不同活动模式的不同方面使用不同边际和条件概率分布来模拟个人的行为，从而可以发挥不同理论的优势所在。

当然，这类方法的发展也是得益于近年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其中以SMART（simulationmodelforactivities,resourcesandtravel）模型为代表，该系统尝试将行为学方法、土地利用、交通系统、家庭活动和资源分配等在交通出行研究中整合于一个区域的背景之中，为城市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交通系统的变化构建科学模型。

2.3实证研究进展

活动分析法自产生以来，伴随着各种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的发展，所涉及到的出行行为研究不断扩展。最早的研究主要涉及参与各类活动的需求以及由活动派生出来的交通出行需求、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如何安排、时间－空间以及其他人对个人活动和出行选择的制约、某人某天（或者更长时间段）各活动和出行选择之间以及不同人的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家庭结构和个人所承担的家庭角色与活动、出行的关系。后来，如何在物质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变化中发展掌握和预测出行行为的动态性和适应性变化、时间利用以及社会网络的影响都成为研究新的关注焦点。

活动持续时间和时间利用是最早开始受到关注的方面。Kitamura等研究了通勤的时间和距离与其他活动持续时间的关系，认为超过20km的通勤距离活动的持续时间会随着距离而缩短，而且这个时间也与通勤时间和工作时间是负相关的。这类研究中最为复杂的是Ettema等对活动选择和活动持续时间的模拟，认为时间和空间上的制约对人们的活动持续时间有着显著的影响，包括活动发生的时点、商店开门时间和出行花费的时间等等，同时也与活动出行模式和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相关。在活动参与需求和频率方面，Ma等基于泊松模型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活动——生存必需活动、维持必需活动和休闲活动——的参与频率。Lu等的研究表明，活动参与需求同个人社会经济特征的相关性很强。

出行链和停留模式的研究是活动分析法中研究最多的内容。很多研究分析了出行链的次数和结构，Kitamura等的研究表明，从工作回家途中往往有更多的出行链停留点，Bhat专门分析了夜间通勤，表明工作地所在地区零售业密度越高其停留次数越多，并且女性停留的次数多于男性。另外，很多研究分析了出行链的相关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出行方式、活动位置和家庭结构等方面。Kitamura在研究中引入了预期效用的概念，假设一个目的地选择效用不仅仅与其自身的属性和距离有关，而且同从该目的地出发的整条出行链产生的效用有关。这个概念对传统马尔可夫过程方法有很大的突破，可以解决出行链研究中连续选择相关性的问题。

此外，还存在一些独特的研究视角。Mannering等分析了人们对活动出发时间的决策，发现出行时间越长越容易使人们的出发时间发生改变，而女性往往倾向于在购物和参加社交活动时延迟出发时间。

Kitamura等研究了人们如何处理家庭内活动和家庭外活动的关系。很多研究认为，在家庭内部任务分配和角色承担方面，承担家庭任务较多的女性使用机动交通的比例很高，通勤时间较短。

最近的研究焦点又转向了社会网络关系如何在活动和出行行为选择方面产生影响。2005年7月在荷兰召开的交通研究国际会议即以“交通前沿：社会与空间的交互”作为会议主题。

尽管早在1987年Townsend就提出过一个研究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活动出行研究框架，但是由于这种相互依赖性很难量化研究，因此直到最近才开始重新受到重视。比如，Golob等分析了家庭中夫妻之间如何影响各自的活动，Wen也试图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纳入到其关于出行链的研究中。

2.4研究框架

基于以上相关研究的梳理及发展方向，本文尝试构建活动分析法的研究框架，如图2所示。在活动分析法的框架下，城市交通出行行为是在时间、空间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等3个不同却相互联系的维度中发生的，其中，空间强调活动进行的位置以及与出行相关的交通因素，时间则强调外在的制约因素对于活动的时间安排产生的影响，个人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及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与其时间和空间的选择与制约同样重要。研究由浅到深、由单一到综合分为3个层次：一是对移动－活动模式特定方面的实证研究；其次是在移动－活动的时空连续背景下对个人日常活动安排的模拟；最后，考虑各类影响行为偏好和制约的因素，在计算机中实现综合微观行为和宏观背景等方面的微观模拟器，从而向着预测和决策支持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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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现状

受国际金融危机恶化，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需减弱以及近一两年来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等因素影晌，我省加工贸易发展速度明显减缓，2009年1-8月，全省加工贸易进出口369.6亿美元，下降13.6%其中，出口240.2亿美元，下降11.4%;进口129.4亿美元，下降17.3%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山东省的加工贸易在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贸易结构也在逐步的优化，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和产品附加值都在不断增加，用加工贸易的增值率来表示产品的附加值n，即加工贸易产业链的延伸。随着山东半岛制造业集群的建立与发展，加工贸易产业关联度也不断增强。用山东加工贸易对GDP的贡献率来表示加工贸易产业关联度以及加工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从2005年到2007年山东加工贸易对GDP的贡献率由21%上升到29%。

但是目前山东加工贸易还只是处在量的发展阶段，结构升级的速度并不快，且具有很大的波动性，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并且由图2看出，山东与江苏等先进省市相比，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步伐明显趋于缓慢。

2山东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2.1计量模型的建立

为了检验以上这些因素对山东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建立如下回归计量模型:

y=a+(3c1+3,x2+32x3+(33x4+(34x5+)ic6

其中，Y表示山东的加工贸易结构，为被解释变量,x1代表外直接投资，x2代表劳动力资源享赋，x3代表的是技术进步水平，x4代表的是对外开放度，x5代表的是产业结构水平，x6代表的是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是随机扰动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他未考虑的因素对加工贸易结构的影响。

2.2变量及数据说明

(1)加工贸易结构，由于加工贸易结构的数据难以找到，而大部分的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为制成品，此处我们以历年山东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来代替衡量。

(2)产业结构，这里以历年山东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

(3)外商直接投资，用历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山东GDP的比重表示。

(4)国内的技术水平。选取的技术水平指标是根据“索洛余值法”计算而得，并取1979年数据为初始数据。

(5)贸易开放度。关于贸易开放度的衡量有多种指标，一般采用贸易依存度指标，即一国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6)劳动投入常用劳动力人数替代。出于数据可获得性考虑，本文假定劳动力总量等于就业人员数。劳动力的文化水平用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比例来表示。

2.3计量结果分析

估计方法则采取最小二乘法，用Eviews3.0做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RZ=0.9918，回归的结果是比较显著的，劳动真赋和对外直接投资对山东加工贸易的结构升级促进作用比较明显，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对加工贸易结构升级有着负的影响，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l)山东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加工贸易的影响有限，加工贸易在一定时期内有着明显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飞地”特征，所以技术水平的提高的作用并没有显现在加工贸易结构升级身上，技术水平提高给山东加工贸易带来的利小于弊，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企业不仅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培训专业人才，所花费的成本大于由技术水平提高带来的高效率而增加的利润。

（2)产业结构与现实的贸易结构存在错位的现象。在加工贸易中占优势的产业，出口产品结构是以轻纺工业为主，而国内的生产结构却是以重化工业为主，这种明显的错位现象将会随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而逐渐消减。

3促进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对策

3.1努力提高国内技术水平，促进核心技术的开发应用

一方面，需要国家积极利用信息通讯技术改造传统加工贸易产业，提高传统加工贸易产业的技术含量;另一方面，要结合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和未来国际产业的发展方向，制定专门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弓}导外资投向国际化生产链条中附加值大、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或加工工序环节，提升加工贸易产业发展的层次。

3.2充分发挥要素票赋优势，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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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碳交易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完善。随着国际碳减排交易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现有相关法律机制还存在诸多不足。例如，现行相关法律存在诸多漏洞，立法层次明显不符合新时期的基本国情，有关规定过于笼统，参与主体的设定存在模凌两可的现象，对违反碳排放权相关交易行为的惩罚制度缺乏法律效力，市场管理、交易规则不符合规范，政府监督等法律严重违背显示，这一系列问题，明显制约了碳交易活动在正常开展，同时也是碳交易市场构建过程中，所需扫除的最大障碍。

（三）碳排放测量评价的标准不符规范。当下我国低碳产品认证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从技术的层面来看，考虑到我国目前并没有正式任何基于我国基本国情的碳排放核算标准体系以及评价系统，所以我国目前只能以被动的状态进入国际碳交易市场，接受不平等待遇。从碳排放数据库建设方面来看，我国碳排放数据统计体系仍处于建设阶段，目前还是以能源以及土地利用数据作为主要参考，并未设立符合我国碳交易市场现状的碳排放是护具库。但是，碳排放评价数据库的建设，是有关国内企业碳排放量配额分配以及碳排放评价相关政策制定的主要参考依据。最后，从执行情况来看，因为缺乏一个规范、专业的碳排放评价机制进行约束，所以各类执行工作的落实情况并不理想。即使部分地区政府了相关法律法规，但细化到具体行业或者产品层面的碳排放测量与评价标准并不多，而且考虑到各行各业经营性质与生产特点方面的差异，在建立行业碳排放测量标准时，往往会存在严重分歧。

（四）碳排放权初始配置不合理。碳排放交易活动的正常进行，均需建立在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基础上。简单来说，碳交易的完成，务必要以总量控制的碳排放配额初始配置作为重要前77提。现有的碳排放初始分配方式主要有两种，分别是免费分配以及拍卖分配。我国目前所使用的碳排放初始配额分配方式以免费分配最为常见，就是通过碳排放企业按照企业生产需求提交申请的方式，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获得碳排放的资格。这种分配方式在激发企业参与碳交易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方面能够发挥出显著效果，因为这种方式有利于帮助企业节约一定的生产成本。不过这种分配方式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资源配置效率低。另外，这种配置方式有违公平性，因为碳减排规模较小的企业在获取碳排放权方面并不具有优势，它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处于弱势地位。

二、中国碳交易市场框架构建研究

（一）碳交易市场框架构建的根本目标。碳交易市场框架的构建目的，并非仅限于构建碳交易市场，而是利用最小的经济、环境成本，在优化各类节能减排资源的同时，在市场机制调节功能的辅助下，实现减排效果的理想化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碳交易市场框架的构建，务必要遵循结合国民经济增长合理设置碳排放，促使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与排放成本达到平衡的基本原则。概括而言，中国碳交易市场框架是以强制性为主，自愿性为辅的跨区域性或全国易市场。

（二）碳交易市场框架的构建模式。从各国碳交易市场的构建情况来看，碳交易市场的构建模式有三种，分别为自上而下模式、自下而上模式以及混合模式。自上而下模式更适合具有一定碳交易市场基础的国家，主要是利用制定覆盖整个国家、地区碳交易市场法律政策与运行机制的方式，构建碳交易市场。这一类型的构建模式是构建碳交易市场框架效率最高的方法，不过该模式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参与企业的内在需求。自下而上模式则更适合地方企业碳排放交易需求比较高的国家，主要是通过借鉴其他各国区域性碳交易市场构建的成功经验，提出相应的构建方案，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批准后正式开启构建工作。利用该模式进行市场框架的构建，能够为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奠定良好基石。不过，该模式更倾向于各地区碳交易市场框架的构建，一旦各区碳交易市场初具规模，极有可能阻碍全国范围内，统一碳交易市场的构建。混合模式，则是结合当地发展的实际需求，自觉主动地进行区域性碳交易市场的构建。当地方碳交易市场发展得足够成熟稳定后，再由国家统一将各地方碳交易市场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混合模式无疑是涵盖了其他两种模式的优点，不过该模式同样存在不足，就是在实现个地方碳交易市场联合工作时可能将面临不少困难。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与碳交易需求，选用混合模式构建碳交易市场最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