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艺术差异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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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现象是单单的技术差异造成的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中西医的技术差异有哪些：中医学对技术的认识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特别强调知识和操作规则，每每把它视作要素；如《内经》中便把具备一定医药知识、经验和操作技能的、出色的行医者称为"上工"；而把那低劣的，"诊不备三常，疗不慎五过，不求余绪，不问持身，亦足为粗略之医"者称为"粗工"；二是技术也包括从师学习而获得的，或自己积累起来的经验、技巧、能力和方法；故倘若"不终师术，惟妄是为，易古变常，自动循已"（王冰语，见《素问o徴四失论》注），则常被斥之为"妄作杂术"；三是基本不包含物化的手段。西医学的技术观念与中医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较少地含有理论、知识规则的成分；二是继听诊器、注射器、手术器械等诊疗物质手段和工具的发明及应用之后，对技术中工具和设备的地位及其作用就日益加强，今日之技术越来越成为科学理论物化的结果；三是技术中的经验、技能、规则和方法不再只是贮存于人脑中，而是以电子计算机等设施进行物化的"软件"了。

由此可见，中西医的技术差异是很大的，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并不能责备中医师不懂西医，或西医师不懂中医，即使通晓中西医的人，在处理中西医各自技术获得的诊断资料时，也是分别运用两个技术系统去操作的。那么构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技术的差异是表层的，不是主要的和本质的。因为医学不仅是实用技术，同时也是社会文化。技术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成分，不但不能脱离文化整体，反而要受文化整体的制约和支配。技术只是文化的物化形态，它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总是接受某种文化指令的产物。由此，不同类型的文化，便支配了不同类型的技术。根据这一原则，中西医的技术差异，本质上是由中西医文化差异决定的。

中医理论起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从而使中医具有极其鲜明的人文医学特征。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和欧洲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古代中国，一面为大海所围，另一面被高山峻岭、戈壁荒漠所隔，这一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相互隔绝，使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学术思想可以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中持续地发展，而不至于中断或异化。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既有一脉相乘、独立完整、日臻成熟、内容积累极为丰富的一面，又具有相对封闭、创新能力较弱的一面。广义而言，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乃至后世余绪，大多出自殷商时代的巫史文化，大都尊崇自然力，强调天人合一，顺其自然，不可违逆；各家学说又多崇尚权威，易于调和；推崇祖先"慎终追远"；重人伦礼乐而轻自然事理；重思辨顿悟而拙于逻辑论证。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知行合一，注重实践，求实精神和实用主义倾向明显。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特点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更成为了中医理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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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中西方的文化起源开始追溯，通过宏观而理性的比较会看到，中西方在各种文化现象、形态和成果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中国一直是以大的群体文化作为依托，强调人在社会上的人际交往关系，也就是中庸之道所主张的“他律性人格”，对待重大事情都不做出明确选择，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既明哲保身也不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西方人则注重自我的内心感受，对新鲜的事物都会充满好奇，是典型的行动派。

一、文化与人格的辩证关系

1.中西主体内涵不同。一直以来，自我都是人格主体的主要部分，而对自我的阐述也存在区分，即：内在自我、人际自我、社会自我。中国长期以来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到现在还有许多伦理道德观依旧被人们保留和接受。中国人在集体社会中都会将人际自我放在首位，在对自我人格塑造时，注重考虑别人对自己的设计，看重共性多于对个性的发展。因此，价值观中的“仁”要远远大于“私”。而西方社会则恰恰与之相反，内在自我是每个人人格的核心部分，尊重个人的个性发展，很少受到外界因素干扰，内在的自我成为支配人际自我和社会自我的关键因素。2.形成性格特征的动力不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西方之所以会存在性格特征上的差异，就在于其文化起源的发展动力上的区别。也就土地和海洋文化的区别。中国是在陆地上发展壮大起来，一切文化都深深植根在大地之中。在传统的社会中，中国人民就存在着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因为肥沃的土地为人民满足了人们一切的需求，农业尤为发达。但正是由于这种农业经济的制约，在天灾往往无能为力，只能任其发展。这也就是中国人身上所普遍存在“宿命思想”和巨大的坚韧性的来源。如果说，中国是“大地宠儿”，那么，西方国家则是海洋“骄子”。在海洋中求得生存，就必须要与海洋进行“搏斗”，要具备强健的体魄、敢于冒险探索的精神和强大的意志力。于是，在西方人的多次探索之中，证明了地球是园的，并不是中国人口中的“方”的。3.人格差异的外化。人格对于每个人的外在行为都存在驱动性，它决定了着人所追求的事物，也影响着人的价值体系的建立。以“仁义”为主导的和谐中庸社会价值观，在中国已经存在数千年了，所以中国人对事情的判断并不全在于对事实陈述，情理道德也对人存在着影响，处处充满“人情味”是中国人在遇事处理上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法律就是中国人格最明显的外化，在利用法律处理事情时，证据不一定能决定案件的走向，人心的价值判断才是最重要的依据。而西方则是“冷血”的，西方人关注事实，注重真理。其行为准则不受他人影响，充分表达自己的期望，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这样以“内在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也存在很大的弊端，西方许多的校园流血案件的起因正是因为犯罪者标新立异，好走极端的人格。此外，在发明创造中也能充分体现中西方人的差异。中国人注重发明创造在生活中的使用价值，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等，表现出中国人保守的人格特征；而西方的发明创造在于追求独特，这样的行为则说明了西方人对个性上的追求。

二、文化融合下的中西方人格整合

1.正确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性。随着世界对孔子文化的推崇，中国的儒家文化在世界各地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价值观念也或多或少地发生了改变。这样的一种文化整合现象，让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中西方文化差异性的整合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正因为存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所以才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进行有效的整合，取长补短，从而更好地对中西方人格的差异进行整合。人格本土化的提出主要是鉴于西方人格研究理论的术语中，存在与中国人民的观念的明显的不相容的结论。所以人格研究本土化要求中国对人格的研究要基于中国的实际，针对中国人所特有的心理和行为进行探究。也就是说在人类所具有的人格共性中，根据中国的传统、历史等因素发现中国人自身人格中所具有的个性，并以中国人的习惯对这些人格进行分析解释。对中西方人格的整合，是基于对中西方文化整合的基础之上的，是对“土地”和“海洋”人格中的优点的整合，为健康健全的人格树立更好的标准模板。由此可以看出，中西方人格上的差异是蕴含在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中的。但也正因为这样差异性的存在，才形成了两者文化和精神上的互补。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性，所以中国人格注重“人际自我”，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价值观，所以西方人格注重“内心自我”；中国人求实用，西方人重创新……两者之间都存在着优缺点，所以对中西方文化差异性的整合就显得十分的有意义，不仅会对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促进功用，还有利于加快对中西方人格上的整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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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学，以表现人为最高目的。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对这一原则达成默契的同时，并没有漠视写景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义，人与自然景物的现实关系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尊重。只是因为中西方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两大文化传统的差异，而使得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对自然景物的掌握、认知方式，必然贯穿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而形成不同的体系。其中，直接间接地影响作用于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及美学思想，区别尤为明显，对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的种种差异的认识把握都由此而生。 

 首先，从审美意识上来分析，“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因审美意识的不同而在艺术态势上呈现不同的走向。 

 在人对自然景物的审美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在审美意识上所表现的基本区别在于：西方一般总的倾向，往往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与作为审美客体的景处于相待状态，主体（人）对客体（景）进行欣赏，因而人与景的双方事实上处于互相分立和对峙的关系中。中国一般总的倾向则与之有别：主体没入客体，客体融于主体，人与景的双方暂忘彼我，达到互相契合的一种和谐默契境界。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等等佳句中描述的都是这样一种境界，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正是中国艺术的精髓所在。 

这种审美意识的差异，取决于中西方美学思想的侧重点不同：中国向来是重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重再现、摹仿、写实。 

 正是由于这种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根本差异，形成了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写景方法上的明显区别，从而发生了艺术态势的内倾和外倾的两种走向的分野。大致说来，西方因尚“进取”，而在写景艺术上表现出一种“浮士德精神”，即多向外探索。这种明显的外倾态势导致了西方写景艺术上的偏重“描物——描写（再现）外界的自然景物呈现于人眼而被感觉到的客观“形象”。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对巴黎圣母院的大段大段精确细致的描绘，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对战争场面的呕心沥血的雕刻等等，都是西方文学所擅长的写景方法。而中国因较“安分”而偏于内向，总是喜欢到内心去搜寻情感的表达方法，故而表现出一种中国文学独特的“老庄精神”，在写景艺术上呈现明显的内倾态势。它注重“表现”自我所感及所识，也就是情景交融、物我相渗、主客同一的景与人双方内在生命律动的“气韵”。人与景在审美机制中构成了“双向同构”关系，自然景物取得了人物感情的同化，因而也产生了情。这里人与景的双向同构的主导方面是人。一旦无人，情消逝了，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王国维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阐发的。 

 其次，从创作思想上来分析，中国文学的写景目的与西方文学也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学传统讲究：“写景就是写我”。景物描写在文学创作中是作为一种主体意识的投射和外化。景与人要求达到主客同构，合为一体。景物总是被心灵化、情态化、主观化、审美化，一句话，就是努力将景物因素人格化，所谓“情景交融”成为中国文学中写景艺术的最高境界。在西方，一向有把景物作为对象进行欣赏的习惯，面对景物，以景物为对象，由“我”观“物”，而重在写其眼前所见的景色。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出现的一种追求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与中国文学竭力将景物因素人格化的努力相反，现代派文学努力从景物因素中排除人的因素，如法国“新小说派”，他们写景，不是使客观外物与主观情感相交融合——造成一种境界氛围，而是竭力将主观思想、情感、情绪掩藏起来，以摄影机似的冷眼来对待。同样，在“意象派”诗歌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要求在对待自然景物时做到“绝对精确地呈现，不要冗词赘语”。庞德在给“意象”下定义时说：“一个意象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他认为，在人的观照下的自然景物本身就是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因此，人的理智和情感与物的理智和情感应始终处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之内，主客双方无须通过审美活动达到某种交流或契合。 

 曾有人说：“西方艺术太象自然，中国艺术太象艺术”，在写景这个问题上更是如此。中国文学中的写景艺术，就其“艺术性”而论，与西方相比较，无疑更高、更丰富一些。中国的写景艺术从来不是消极、被动地只求“再现”自然之美，却是更多地重在“表现”人与景相默契和对景物之美的领悟，并且积极、主动地致力于大大高出“自然之美”的一种艺术之美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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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学，以表现人为最高目的。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对这一原则达成默契的同时，并没有漠视写景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义，人与自然景物的现实关系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尊重。只是因为中西方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两大文化传统的差异，而使得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对自然景物的掌握、认知方式，必然贯穿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而形成不同的体系。其中，直接间接地影响作用于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及美学思想，区别尤为明显，对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的种种差异的认识把握都由此而生。

首先，从审美意识上来分析，“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因审美意识的不同而在艺术态势上呈现不同的走向。

在人对自然景物的审美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在审美意识上所表现的基本区别在于：西方一般总的倾向，往往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与作为审美客体的景处于相待状态，主体（人）对客体（景）进行欣赏，因而人与景的双方事实上处于互相分立和对峙的关系中。中国一般总的倾向则与之有别：主体没入客体，客体融于主体，人与景的双方暂忘彼我，达到互相契合的一种和谐默契境界。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等等佳句中描述的都是这样一种境界，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正是中国艺术的精髓所在。

这种审美意识的差异，取决于中西方美学思想的侧重点不同：中国向来是重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重再现、摹仿、写实。

正是由于这种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根本差异，形成了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写景方法上的明显区别，从而发生了艺术态势的内倾和外倾的两种走向的分野。大致说来，西方因尚“进取”，而在写景艺术上表现出一种“浮士德精神”，即多向外探索。这种明显的外倾态势导致了西方写景艺术上的偏重“描物——描写（再现）外界的自然景物呈现于人眼而被感觉到的客观“形象”。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对巴黎圣母院的大段大段精确细致的描绘，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对战争场面的呕心沥血的雕刻等等，都是西方文学所擅长的写景方法。而中国因较“安分”而偏于内向，总是喜欢到内心去搜寻情感的表达方法，故而表现出一种中国文学独特的“老庄精神”，在写景艺术上呈现明显的内倾态势。它注重“表现”自我所感及所识，也就是情景交融、物我相渗、主客同一的景与人双方内在生命律动的“气韵”。人与景在审美机制中构成了“双向同构”关系，自然景物取得了人物感情的同化，因而也产生了情。这里人与景的双向同构的主导方面是人。一旦无人，情消逝了，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王国维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阐发的。

其次，从创作思想上来分析，中国文学的写景目的与西方文学也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学传统讲究：“写景就是写我”。景物描写在文学创作中是作为一种主体意识的投射和外化。景与人要求达到主客同构，合为一体。景物总是被心灵化、情态化、主观化、审美化，一句话，就是努力将景物因素人格化，所谓“情景交融”成为中国文学中写景艺术的最高境界。在西方，一向有把景物作为对象进行欣赏的习惯，面对景物，以景物为对象，由“我”观“物”，而重在写其眼前所见的景色。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出现的一种追求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与中国文学竭力将景物因素人格化的努力相反，现代派文学努力从景物因素中排除人的因素，如法国“新小说派”，他们写景，不是使客观外物与主观情感相交融合——造成一种境界氛围，而是竭力将主观思想、情感、情绪掩藏起来，以摄影机似的冷眼来对待。同样，在“意象派”诗歌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要求在对待自然景物时做到“绝对精确地呈现，不要冗词赘语”。庞德在给“意象”下定义时说：“一个意象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他认为，在人的观照下的自然景物本身就是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因此，人的理智和情感与物的理智和情感应始终处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之内，主客双方无须通过审美活动达到某种交流或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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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色彩的定义

色彩是人类所共有的，不受国籍、民族、地区等的限制。绘画和音乐一样，是一种人类共享的艺术，也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一种语言，更是进行审美的一种方式。油画中的色彩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是油画内涵的重要表现元素，缺乏色彩的油画是没有生命力的。色彩是主观意念的表达，是可见的判断依据，也是客观现实。色彩的丰富性在于利用不同的组合和排列，能够呈现出不同的效果，以此展示画家丰富的情感世界。在现代油画作品中，色彩是不可缺少的、特殊的艺术语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每一位油画家都有用色的特点，从而表现出不一样的风格，优秀的油画家总是善于组合和排列色彩，以此表达情感和呈现创作意图。油画作品中有和谐也有扭曲，这些都是为了表达情感，通过艺术形象将情感呈现给观赏者。由此可见，色彩自带艺术性，油画家运用其艺术性表达情感，给观赏者带来美的体验，也展现出油画特殊的艺术魅力。

二、色彩在油画中的地位

随着色彩种类的不断丰富，油画艺术有了更多的表现形式。中西现代油画艺术中的色彩也由以前的单一变得多元，由平淡的用色到大胆的组合，从表现客观事物到展示内心情感，色彩的变化给油画艺术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油画家有了更多的色彩进行情感表达。中西油画创作中，色彩是重要的构成元素，更是表达情感的工具。从心理学角度看，色彩对人类而言十分重要，在文化发展中起添砖加瓦的作用。从西方油画艺术的发展过程看，色彩不仅以形的方式存在，还具备审美功能，拥有表达情感的重要作用。油画家只有将情感寄托于色彩中，才能创作出有感染力的油画作品。

三、色彩的象征性

在中西现代油画艺术中，色彩往往具有深刻的象征性。随着时代的发展，色彩表达的情感有所变化，范围不断扩展，内涵也在不断深化。在西方油画作品中，象征性的色彩使用得较多，这时的色彩不仅表现具象事物，而且具备象征抽象意念的作用。现代油画作品中，色彩的象征性明确，象征内容也十分丰富。目前，色彩的象征性被广泛运用，已经成为油画创作中一种重要的表达手段。西方现代油画家常常利用色彩的象征性阐释创作意图，通过对色彩进行组合和排列以突出作品主题。

四、色彩在油画创作中的作用

1.意念载体在油画艺术中，色彩元素具有强烈的视觉感染力。首先，色彩是油画作品的生命，不仅能够表现画面内容，增强画面的感染力，还能表达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其次，色彩是寄托意念的主要手段，画家运用色彩元素进行油画创作，色彩是画家与观者共鸣的桥梁。2.艺术语言油画创作是用色彩塑造形体的过程。中西方的历史文化有很大差异，所以在审美观念上也会有差异。画家对审美的认知不同，在色彩运用方面也有差异。但是色彩是人类的共同语言，无论画家怎样运用色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表达自身的情感，这是画家创作的一个共同点。他们对色彩的不同理解方式使他们能够创作出有特色的优秀作品，让受众得到不同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结语色彩和人类共同出现，它存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中。色彩能丰富生活和心理感受，不同色彩和处于不同环境的同一色彩都能给人不同的情感体验，色彩是油画传达情感的重要媒介。中西方在文化、地域、宗教、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不同，造就了中西方油画色彩情感表达的差异，但油画作为一种艺术，其所承载的情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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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中西传统文化对待自然的态度大相径庭，中国人认为自然是万物的本原，对自然保持着敬畏与呵护的态度；西方人则认为自然为上帝的造物，且从上帝处获得了掌控自然、征服自然的权力。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因此，在看待问题、接受教育上会有不同的方式。

二、中西方自然教育观概述与比较

中西方传统与观念的冲突，尤其是中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所形成的不同背景，可以从中西方对人与自然的认识差异中找到合理的诠释。

在中国，自然教育观首先出现在以老庄为首的道家思想之中；在秦汉时期，黄老之学对自然教育观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老子的自然教育观的核心是“无为”。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1］但老子的“无为”绝不是什么也不做，排除一切人为。

在西方，最早的自然教育思想发源于古希腊时期，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成熟于近代。例如：在西方教育史上，古希腊教育家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教育应当效法自然的观点。他进一步指出：“教育的目的及其作用犹如一般的艺术，原来就在效法自然，并对自然的任何缺漏加以殷勤的补缀而已。”［2］

中西方自然教育观是在两个不同的地域独立发展的，但存在着差异。

中西方自然教育理论对于培养人才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在中国，由于自然教育理论发展较早，因此中国自然教育理论所要培养的人是“圣贤”。而在西方，自然教育理论所要培养的人是“公民”，就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所要培养的具有高尚的道德、丰富的知识的人。

三、中西方自然教育观的影响及对当今教育的启示

纵观中西方自然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自然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会促进自然教育的进步，相反则阻碍自然教育的发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一些问题进行反思，从中得出一些经验，以对后人有所启示。

（一）自由、民主是学术发展、繁荣的坚实基础。

在思想发展的历程上，只有宽容不同学派自由发展，才能繁荣学术，激发活力，促进思想的发展和实践的进步。而学派之间的自由发展，需要民主来保证。例如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之间的斗争，形成了短暂的民主氛围，从而造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而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引导下，自然教育观得到了长远的发展，这得益于西方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思考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意识到思想上存在巨大的差距。

这种认识是比较全面的。中国确实不能坐井观天、自以为是，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落后。落后就意味着和西方有一定的差距，这就要学习西方，但不能只限于学习西方的经济，更要将改革深入到制度、思想的层面。

（二）对当代教育改革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的教育不是顺从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而是违背了这一规律。中国教育研究者对这种现象并不是无动于衷的，而是积极地提出许多对策，例如近年来所倡导的素质教育、新课程改革等。自然教育观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重视学生的个体需求，尊重学生的人格，努力使教育顺应学生的天性，而不是对学生的天性进行压抑。

在现实的教育中，自然教育存在一个难题，即如何在现代教育制度下使学生的个性得到自然、充分的发展，这可能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两难问题。学生的个性得到自然的发展是教育的理想。在这一过程当中，应主动掌握理想的教育形态和具体表现形式，在现实发展过程中为了理想的教育而不懈努力。

四、结语

自然教育理论在中西方教育思想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自然教育思想源远流长，远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关于自然教育的论述；早在古希腊时期，一些哲学家的思想中就包含有自然教育的思想。自然教育理论在不同的年代有其不同的表现，但其核心是不变的，就是教育要适应人的天性，教育要遵循自然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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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往来日益频繁、紧密。据外交部网站信息所示，截至2006年8月6日，中国与乍得正式恢复外交关系，至此，中国已与16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中国又同马拉维建立了外交关系。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的交流接触势必会产生摩擦、冲突，因此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做到入乡随俗，尊重各国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据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的定义至少有两百多种。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本文主要浅析中西文化差异中的时间观念差异，旨在让人们认、了解并重视中西时间差异，避免文化冲突，从而顺利开展各种中西交流活动。

“人类的时间观念主要来源于观察到的自然运动（含天体运动）和人文运动（含历史进程）的有序性，来源于此等有序运动的节律性或律动性。”因此，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时间的看法也就不同。时间观属于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它处在人们的无意识之中，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非言语交际在交际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研究表明，在面对面的交际中，只有35％是语言行为，其他都是通过非言语行为传递。”我们经常听说，大学毕业生去应聘工作，因面试迟到了而失去了宝贵的工作岗位；当两种不同时间观的人在商场上谈生意时由于时间观的不同会造成生意谈判失败，造成双方的巨大损失。然而，也听说在一些政府部门或国企等单位召开会议，通知下午两点开会，人们通常是在两点半才陆陆续续到场。而在美国，人们是讲究绝对准时的。因此，为避免不利后果的出现，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时间观念显得尤为重要。

一些欧美国家的人们非常重视时间，无论做何事都讲究准时、守时。例如，美国人视时间如金钱，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曾说过：“记住，时间就是金钱（Remember，that　time　is　money）。”他们干什么都要做时间计划安排，有一套日程表，一天的时间日程安排，一周的日程安排，甚至一个月的时刻安排也会有，他们会严格按照日程来办事，甚至探亲访友也会提前安排。例如，德国人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刻板，他们注重分秒不差。德国是世界上生活节奏很快的国家，守时惜时基本上是德国社会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之一。德语有一句至理名言就是：“准时就是帝王的礼貌。”英国人同德国人、美国人一样，都是把守时、准时看作一种行为准则。

有些国家的人们则不太在意守时的时间观念。法国人在会谈时很看重对方是否准时，而自己则常常迟到，且常以塞车等借口加以搪塞。如果你找法国人办事，如果他说“请等一秒种”，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一秒钟的意思，其实他是在告诉你要等一会儿，这同中国人的“马上”的意思差不多。阿拉伯人把家庭、朋友、宗教看得比工作重要，因此在时间安排上比较随意。印度人一般说好几点见面，往往要迟到半个小时左右，甚至根本不赴约。菲律宾人、埃及人办事也经常迟到。韩国人在商务谈判中不会提前哪怕半分钟到达，总是故意迟到几分钟。

当然，上述所举国家的例子只是一个大致的情况，不是说某个国家的所有人的时间观念都是一样的极端。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时间观念也在逐步与国际接轨。当然还有很多国家的时间观也不一样。时间观念的不一致，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诸如哲学基础、文化、风俗、宗教、历史等等。例如，在中国，国家规定除节假日外，工作日是周一到周五，然而由于宗教原因，星期六是犹太教的安息日，所以以色列的工作日是周日至周五。所以，我们在进行对外交流时，要先做了解。造成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时间观念差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已有很多学者对此做了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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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儿童文学有着迥异的历史演进历程。欧洲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发现并确定了童年的地位，十八世纪法国卢梭的“自然主义”又对儿童文学及儿童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所以在欧洲，产生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儿童文学经典。中国的儿童文学起步较晚，但由于借鉴了西方的进步的儿童文学理论，其理论起点较高。然而，由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等种种原因，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成就并不是那么显著，作品的风貌也与西方儿童文学有着鲜明的差异。对此，诸多评论家撰文分析了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并深入探寻了个中原因。

一

中西儿童文学从形式到内容方面的差别都是非常明显的，很多评论者在他们的文章中罗列了诸多区别。

在宏观方面，王黎君在《从典型文本看中西童话差异》［1］中指出，西方童话重娱乐和游戏精神，而中国童话则传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说教气较重。同样指出这一弊端的，还有田华的《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2］。但他在该文中补充道，即使是在新时期出现的一些作品，如郑渊洁的《皮皮鲁外传》，在天花乱坠的想象之外，也未能摆脱生硬的“思想品德教育”。同样针对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杜隽在《中西方童话的相异性》［3］中的总结则更加全面。除上述区别之外，他还认为，西方童话中的环境被虚化，更具幻想性，也更注重人文精神的宣扬。比较而言，汤锐的论述最为全面也更为深刻。他在《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4］一文中提出了新的观点，即中国的儿童文学注重传统伦理的宣扬，而在西方儿童文学的精神空间中，道德评价与伦理启蒙往往并不重要，而侧重于鲜明的人本、哲学观念的表现；中国儿童文学注重群体意识及规范意识的灌输，而对于西方儿童文学来说，个体性的原则显然是占了上风的；在审美标准和美学风貌方面，中国儿童文学突出“和谐”与“平衡”的观念，而西方儿童文学则充满了个性解放的鲜明特色。

在微观方面，冯昀的《从狐狸形象到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5］，从狐狸这一经典儿童文学形象着手，以小见大，得出了与王黎君类似的结论：西方的儿童文学标榜快乐原则，徜徉一种人文的精神；而中国的儿童文学则看重“载道”、“树人”的使命感和重视精神教化的功能。金莉莉的《一个童话叙事模式的中西比较――重读〈稻草人〉与〈快乐王子〉》［6］从叙述主体的叙述控制权的差异来表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童话教育功能的重视：《稻草人》的叙述主体显而易见，作者使用了全知视角，并且直接忽略了稻草人的叙述视角，控制力非常强；而《快乐王子》则不然。李红叶在《叶圣陶与安徒生――兼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对安徒生童话的接受》［7］中，通过中外两位儿童文学作家的比较，得出结论：安徒生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更多地是属于文体层面的影响，而非童话精神的渗透。孙大公的《大千世界 童心未泯――中外儿童文学中不同的动物观念管窥》［8］，从中西不同的动物观出发，认为在西方童话中，动物与人始终保持着各自独立的个性，且两者的关系处于对等状态；在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动物往往充当纯粹的配角或陪衬式的角色，两者处在依从关系中。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观念的转变，一些富有民主思想的价值观念也影响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反映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作品。

二

在对中西儿童文学艺术面貌的差别进行原因探析时，评论者多数是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着手找出答案。而文化传统中，又侧重从宗教、神话、道德伦理等方面展开论述。

杜隽指出，早熟的中国文化，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以家为本的传统，中国文化对功利性的强调，以及儒家“教重于乐”的观念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风貌，导致“五四”之前中国的童话作品寥寥无几。但同时他也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与西方儿童文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点，有的作品摆脱了一贯的说教风气，把教育与幻想结合在一起，还吸收进了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表现方法上，新时期童话中的幻想存在着放射型幻想和内倾情感体验型幻想两种类型。从这一角度进行探究的还有田华的《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9］，陈虹的《中西童话中成长母题表现差异及其原因探析》［10］，等等。

对于造成差异的原因，各个评论者的结论大同小异，其中王松鹤的《中西儿童文学不同的历史演进》［11］角度较新。在该文中，他从中西儿童文学各自的演进历程角度出发，解释了造成差异的原因：西方对儿童的发现很早，加上拥有诸多进步的儿童观，所以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而中国儿童文学的兴起却较之西方晚得多，儿童的精神世界被长久冷落，所以即使产生了儿童文学，也因封建传统积习较深而陷入创作困境。此外，朱自强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视角》［12］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儿童文学自发轫之始到新时期对西方（包括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借鉴的历程及其创作的得失，并指出，中国内忧外患的沉重现实使得从西方引进的进步的儿童观得不到生长的土壤，“它（中国儿童文学）的悲剧命运起因于它的生不逢时的超前性”。这一观点突破了一味从传统文化积习中寻找根源的局限，指出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错位的另一原因，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不景气也持宽容和理解的态度。

多数作者只论述了中西儿童的差异及其原因，但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少有人能予以解答。朱自强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视角》［13］便是例外。在该文中，他为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方法设计了“三驾马车”：以儿童哲学和儿童心理学为理论根基，以丰富的感性体验为先行，以切实的儿童读书状况为参照。这三点经验均是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得以发展的途径，且可行性较高。但在指出学习借鉴西方的同时，作者也清醒地告诫读者，中国儿童文学也要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否则，一味地照搬照抄西方理论，便是“东施效颦”，根本不能提升自身的水准。

但此种解决方案对西方童话采取的仍是仰视态度，仍侧重于学习和借鉴。王小浩的《中西童话的对话――评舒伟教授的〈中西童话研究〉》［14］提出，舒伟教授在《中西童话研究》中探寻了解决困境的另一出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源泉，以试图建立中西童话之间互相沟通与借鉴的平等对话关系。舒伟认为，许多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如《山海经》和《西游记》等都含有鲜明的童话因素，这些童话因素足以和世界任何童话作品相媲美。于是，他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指明了另一改革方向：“努力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善于吸收全世界的优秀营养。”以充分调动内因和外因的双向发展因素，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实现中国儿童文学的根本进步。

尽管探寻原因的角度各有不同，但上述论文的研究对象仍只局限于叙事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对儿童文学的其他体裁则关注很少。黄诗海、郑芷芳合著的《诗歌中的儿童世界――中西诗歌中儿童题材的对比研究》［15］就是例外。该文选取中西诗学的研究视角，作者认为，英诗以音为主，对词的磁性、结构、事态等都非常严谨，故描述的对象更加直观；而中诗主张天人合一，注重诗歌的“性灵”、“风骨”，注重表现其含蓄内敛的风格。此外，因作者所处社会背景和的不同，英诗中反映孩童苦难的作品往往以对宗教的信仰结尾，而中诗是现世的，因此慷慨悲歌与愤世嫉俗往往成为历代文人的常规心理及艺术理念。

三

对于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文学界多以叙事型体裁为依托进行比较研究，而忽视了对儿童诗歌、寓言、儿童小说等领域的关注。的确，叙事性儿童文学作品是儿童文学的一大重阵，也是为广大儿童读者喜爱的文体样式。但是，在诗歌、寓言、小说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反映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因子，值得深入挖掘。

参考文献：

［1］王黎君.从典型文本看中西童话差异.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9，Vol 19，（2）.

［2］［9］田华.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3］杜隽.中西方童话的相异性.湖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Vol 21，（4）.

［4］汤锐.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4）.

［5］冯昀.从狐狸形象到中西儿童文学比较.安徽文学，2009，（11）.

［6］金莉莉.一个童话叙事牧师的中西比较――重读《稻草人》与《快乐王子》.浙江学刊，2000，（3）.

［7］李红叶.叶圣陶与安徒生――兼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对安徒生童话的接受.中国文学研究，2002，（2）.

［8］孙大公.大千世界 童心未泯――中外儿童文学中不同的动物观念管窥.丽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4）.

［10］陈虹.中西童话中成长母题表现差异及其原因探析.江淮论坛，2008，（6）.

［11］王松鹤.中西儿童文学不同的历史演进.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0，（2）.

篇9

一、引言

本论文主要通过论述以下问题：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中西方文化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怎样运用这些文化差异辅助语言教学，使大家进一步了解语言只有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以及合适的语境中得到正确使用，才能真正体现出它们的交际价值。

二、人类灿烂的财富―文化

（一）文化丰富的内涵

盛炎指出：有关文化的定义，有的说有一二百种，有的说有上万种（盛炎1990），因此难以一一列举。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中说：“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是对狭义“文化”的经典界说。通过概括，我们可以总结出：文化伴随人类产生而逐渐形成，它是人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所创造出的社会遗产。

（二）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成的密切联系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从另一个方面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记载、保存、延续和传播文化的工具。语言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发展。语言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借助语言这个工具，社会成员之间进行沟通；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借鉴也要通过语言。同时，语言是社会及其发展的见证 。总之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密不可分。要学好汉语，就必须学习汉语所承载的中国文化。

三、中西方语言交际文化中的差异

（一）中西方语言交际差异产生的原因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相当的文化差异。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而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的核心是崇尚个人主义。“谦虚”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是忽略不计的。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是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二）中西方语言交际中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在开放的现代社会，跨文化的语言交际显得愈发重要，已经成为现代交际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交际中的文化差异随处可见，语言环境中的文化因素同时受到普遍重视。

1、打招呼。中国人日常打招呼习惯于问：“你吃饭了吗？”“你去哪？”而英语国家人打招呼通常以天气，健康状况，交通，体育以及兴趣爱好为话题。

2、赞美。在英语国家，赞美也常用来作为交谈的引子。赞美的内容主要有个人的外貌，新买的东西，个人在某方面的出色的工作等。对别人的赞美，最普通的回答是：Thank you.而中国人以谦虚为传统美德，当别人称赞中国人时，他往往会说：“您过奖了”来表达谦虚。

3、称谓语。汉语中称“伯伯、叔叔、舅舅等，姑妈、姨妈等”的亲属称谓在英语中“uncle”就囊括了。这体现了中国古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深远影响。

4、某些词内涵意义上的差异。比如，中国人喜欢数字“8”，象征兴盛发达，西方人认为13是个不祥的数字。还有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西方龙象征邪恶。

总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在教授汉语的同时，要注意让学生了解和区别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这样有助于他们融入到中国文化中去，进而提高汉语交际水平。

四、如何发挥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给予了文化丰富的内容，在教授外国人汉语的过程中，文化知识的教育特别重要。

（一）文化知识传播的重要作用

1、能缓解文化冲击，减少文化休克的出现。对于学习者来说，中国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同他们自己国家的生活方式与理念有很大区别。让学生了解中国的一些特殊情况，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才能更好地适应中国的生活与学习。

2、能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有了兴趣，自然也就能认真主动地学习了。

3、帮助外国学生正确理解及运用汉语。英语的句子体现“孔雀尾”的特点，讲究头轻脚重，讲究句子结构。而汉语的习惯是“狮子头”，很多定语都得放在被修饰对象前。

4、帮助外国学生提高言语交际能力，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比如人们见面打招呼，常说“吃过了吗？”“干吗去呀？这样的用语同欧美国家有很大的区别。因此理解这些文化因素造成的差异，并且学会在生活理解使用它，使自己融入中国社会。

（二）采用适当的文化教育方法

文化教育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直接导入学生学习的时间主要在课堂上，遇到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时，往往会感到费解。这时教师就要发挥其主导作用，直接给学生介绍文化背景知识，这样增强教学的知识性、趣味性，同时加深学习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2、推荐佳作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有效地增加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教师可以有选择地向不同阶段的学生推荐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知识的优秀书刊和电影。书刊如“四书五经”《史记》等，电影如《花木兰》、《建国大业》、等。

3、组织讨论。讨论是学习语言的一种常用方法，它不但给学生提供了集体活动的空间，还能激发学生的表现欲，不仅能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与合作能力，而且能使他们在讨论中获取完整的文化背景知识。

五、结论

笔者认为，我们在用语言进行交际时，要明确学习者的语言习惯，清楚他们的文化习俗，了解他们喜恶。在汉语教学中，应让外国学生多了解关于中国文化的东西，这样才能减少甚至避免学生们在用汉语交流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有将汉语技能训练与语言文化知识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使汉语教学达到最佳效果。

篇10

饮食，在远古时代以来就在人类的生活中占首要地位，是人们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饮食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回首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结构，不同国家的饮食文化已经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悠久和多元的民族文化以及地域风情形成我国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特点。西方的饮食文化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演化形成很多不同地域和文化特点的饮食文化。本文试图探讨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更好地展现西方饮食文化特点，从而有效的增加跨文化交流的适应能力，推动我国饮食文化特点向全世界各国传播。

一、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表现

1、饮食观念的差异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影响了人们在饮食文化方面对食物口感的重视程度，不仅如此，人们还注重食物的外观；西方人的饮食都是从营养学的角度出发，重视原料的新鲜程度，以及食物本身所具有的营养价值。所以西方人喜欢生吃蔬菜，例如：蔬菜沙拉或搭配汉堡、三明治等食用。因此，西方人强调饮食对人体的健康是在满足饥饿感的基础上能否给人体带来必须的营养成分。

2、饮食对象的差异

中国人自古以来以米饭或面食作为主食，人们的日常饮食主要以素食为主，蔬菜类菜品占主导地位，肉类和鱼类经常在节假日等聚会或筵席时使用。“据西方的植物学者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种。由此可见，在中国人的饮食对象中，像黄瓜、白菜、豆角等绿色蔬菜是首要的选择目标。在西方国家中，人们的主食以各种形式的面包为主，肉类食物相对而言占有及其西方人在饮食对象这方面与中国截然不同，西方人在这方面就很看重所吃的食物是否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由于肉类食物的营养含量最高，所以，西方人都特别喜欢吃肉食，例如：牛排、猪排、火鸡等肉类食物。

3、饮食方式的差异

在中国，中国人的用餐方式一直以来都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每个人都围着圆桌团团而坐，共同享用一桌美食。像这样的用餐方式通常被人们称为“合餐制”。合餐制的用餐方式能够带给人们一种亲切的感受，使人们在轻松的环境中享受美味的菜肴。相对中国而言，“西方流行自助餐，这样更有利于相互了解。”在西方国家中，无论是在家人之间举行的聚餐还是商务人士举行的晚宴等重要用餐仪式，西方人更喜欢用自助餐的形式来享用美味。人们在这种用餐方式下不但有利于自己可以随意吃到喜爱的食物，还可以让人们边用餐边和不同的人们进行交谈，同时也把西方人向往追求自由、强调自我尊重的原则发挥的恰到好处。

二、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的原因

1、饮食风俗的差异

饮食风俗的所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例如：日常食俗、节日食俗等等。日常食俗通常就是我们说的每天的饮食内容。从远古时代开始中国人就以米和面作为日常生活的主食，菜类以蔬菜类为主要食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主要喝酒或喝茶。在节日食俗方面，我国劳动人民将每个节气都设成相应的节日。在节日这一天，人们会吃相应的食物来庆祝。例如：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这一天，人们主要是煮汤圆吃。西方人的日常食俗主要是以三明治和汉堡为主，以牛肉、猪肉等为主要菜类，人们除了喝酒之外，咖啡是必不可少的。西方人的节日食俗相对中国的节日食俗而言，没有那么讲究，在大部分西方人的心中，圣诞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在人生礼俗方面，西方人的宗教意识比较高，人们会举行宗教仪式并且举行盛大的晚餐，例如：烤火鸡、烤乳猪等食物来表达对人们的美好祝福，寄托健康、快乐的心愿。

2、气候环境的差异

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突出，总体来说东、西两部分地区的反差很大。沙漠和草原主要集中在西北部，而东南部主要是临近海洋。因此中国的气候环境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具有很大差异，所以中国人利用这个特点在海边以鱼类、海鲜为主，山区以野果和山珍为主。我们以米、面为主食，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位于季风气候区，非常适合植物的生长。由此看来，中国人由于受气候环境的影响才形成了素食为主的饮食文化。由于西方国家的地理环境主要由陆地与海湾交错而成，因此西方国家的饮食文化应该是海洋性经济与内陆经济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文化。由于受气候影响，西方国家十分适合发展畜牧业以及利用开发海洋资源，这也使得他们养成了肉类食物作为主食的饮食文化。

3、的差异

古代中国在最初的时期是没有本国宗教的，所以我们的宗教意识相对来说不是很强。后来我国开始有了宗教，即佛教和道教。在佛教刚刚被传入的时期，佛教的僧侣们的饮食和普通民众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后来，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慢慢发展，统治者开始限制僧侣们的饮食，禁止僧侣们吃肉类食物，提倡吃蔬菜类等食物。道教是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宗教，道教在饮食方面和佛教的规定一样，也禁止信奉者吃肉类食物，提倡吃蔬菜类等食物。宗教对西方国家的影响特别深远，大部分西方人都普遍信仰基督教，基督教的教规对人们的日常饮食也有明确的规定。通常古代的基督教徒们的日常饮食以素食为主，不吃肉类食物。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如今的基督教徒们在饮食方面基本上没有禁止吃的食物了。但是血类的食物还是禁止食用的，肉类食物必须是已经被屠宰完成后才可以食用。

三、中西方饮食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中西方各个国家的饮食文化不断向前发展，彼此间互相吸收。这不仅为我国的饮食文化增添了西式特色，也为西方的饮食文化增添了中国的民族特色。目前，在中国的餐饮市场上，西餐所占的比重正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尝试着接受这些西式食物。随着中西方饮食文化的不断交融，不但带来了甜点、咖啡、沙拉等西式食品，也带来了许多先进的制作工艺和健康的饮食方法，这些都为中国的饮食文化增添了新鲜活力。由此看来，中西方各国的饮食文化在彼此的国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中西方各国人民对彼此国家的饮食也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喜爱之情，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也都离不开这些让人念念不忘的美味佳肴。

篇11

【论文摘要】在英语教学实践中，很多学生常把英汉文化等同，忽略了文化的差异，在理解方面造成了许多误区，阻碍了外语水平的提高，影响了教学效果。语言、文化和社会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而语言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传播工具，因此在英语教学中，让学生了解中西文化差异，丰富文化背景知识，对于英语语言的学习是十分有必要的。

文化是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称，是在一个社会漫长的形成演变中产生和发展的产物；而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传播工具。因此要真正学会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这种语言所体现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此语言的精髓。我们教师在教学中应逐步渗透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提高学生对英语的理解与把握。英语教学大纲指出，外国语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获取世界各方面的信息、进行国际交往的重要工具。因此，学习一门外语的过程，也是了解和掌握对方国家文化背景知识的过程。

下面先来看一个对白：一个外国人称赞一个中国人Your wife is beautiful ， 中国人用where ? where ? ( 哪里? 哪里?) 来回答，于是外国人说:From head to toe (从头到脚都美) ，中国人又谦虚地说:Not to be seen ，not to be seen (不见得，不见得) 。这样的对话显然是由于说话方对中西方社会习俗差异的不了解而引起的。在美国，称赞对方或对方的家人是很重要的一种社交习惯，被人们称赞时，要表示乐于接受并愉快地感谢，不要急于否认或自贬，也不应表现得扭捏不安。而在中国，听到别人的赞美总要谦虚一下，因为这是中国的传统美德! 因此如果不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和中西文化差异，在英语学习和用英语进行交际时，就会产生误解和歧义，不能得体地运用语言，以致闹出了笑话。

就文化差异的内容来说，涉及面非常广，从中西方的文学、音乐、美术、雕塑、建筑风格和人们的衣、食、住、交友、娱乐、节日等风土人情到日常见面问候、称赞、致谢、道歉等生活习惯，还有中西方各自独特的委婉语、禁忌语乃至体态语言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有时对待同一个词汇、同一个手势、同一句话，英美人与中国人的理解就大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英语教学几乎是从第一天起就开始接触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差异。通常有词汇的文化内涵差异：如ambition（野心）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我们常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美国人却常取褒义表示“有雄心壮志”；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以谦逊为美德，中国人在待人接物，举止言行总考虑温文尔雅，通常会用“You are overpraising me.”（过奖）来应酬，这往往会让说话者感到你在怀疑他的判断力；抑或是用“Where? Where?”来回答，弄得外国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对隐私的界定差异：如中国人表示关心的“你去哪儿？”（Where are you going？）和“你在干什么？”（What are you doing？）在英语中就成为刺探别人隐私的审问监视别人的话语而不受欢迎；称谓上的差异；由于这种文化上的差异，造成学生的简单理解。同样还把汉语中习惯上称呼的“张医生”、“王护士”称为Doctor Zhang，Nurse Wang。英语中称呼人一般用Mr.， Miss，Mrs.等。如 ：在中国称中年以上的人为“老”，是尊敬的表示；可在西方，“老”却意味着衰朽残年、去日无多，因此西方人都忌讳“老”、都不服“老”。在美国老人普遍得不到尊重的社会里，老人们养成了坚持独立的习惯。所以美国的老人都不喜欢别人称其为老人（elderly people），在美国都用“年长的公民”（senior citizens）这一委婉语来指代老人。

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接受以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于别人所送的礼物，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欣然道谢。 ( Thank you ， I really appreciate it) 。在讲英语的国家，谈天气是很保险的搭话方式，如:——Lovely weather， isn’t it? 又如：中国人也喜欢用“去哪啊？”打招呼，如果和你的外国朋友说“Where are you going?”大部分人会不太高兴，有甚者会说“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你管得着吗？）”。还有禁忌话题：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最明显的禁忌话题要数“How old are you？”。对于中国人来讲可能觉得很正常，可是对于说英语的国家人来讲他们更注重“个人隐私”，因此多半情况下，他们会告诉你“It’s a secret.”

由此可见，文化差异的确是英语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更进一步说，在我们进行英语教学时，学生好比是整个建筑，文化是建筑风格，语言是建筑实体，而老师就是建筑设计师。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了解程度，直接决定着学生能否自如得体地运用英语的能力。而且在英语教学中渗透文化因素，还能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赋予语言以情感色彩，使学生带着趣味情感学习，这样学生对所学语言材料的印象就会深刻而牢固，理解也会透彻而容易，那么在教学中，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笔者认为：可以在课堂上结合课本介绍词汇的文化内涵，教师在语言教学中应该有意识地总结一些具有文化背景的词汇和习惯用语。例如red 一词，无论在英语国家还是在中国，红色往往与庆祝活动或喜庆日子有关，红色象征着激情。但在英语中的红色还意味着危险状态或使人生气，如red flag (引人生气的事) 。加强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感谢、谦虚、赞扬、表示关心 、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自觉自然地渗透到英语教学中。

在课堂上，同学们可以交流与角色表演，教师可以让学生收集一些有关国外文化方面的资料，如画报、杂志、图片等，研究不同国家人民的服饰、装饰、发型等，使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了解不同的文化。课外活动的形式更是多样化，可以让学生欣赏或学唱英文歌曲。诵读英文诗歌，排练英文短剧。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可以收集一些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了解外国艺术、历史和风土人情；运用英语电影、电视、幻灯、录像等资料给学生直观的感受，使学生对英语的实际使用耳濡目染。向学生推荐阅读体现外国文化的简易读本，以增加对英语文化的了解；邀请中外“英语通”作中外文化差异方面的专题报告；组织英语角，英语晚会等，创设形式多样的语言环境，加深对文化知识的实际运用。

总之，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及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中正确运用语言。

参考文献

[1]戌林海. 翻译与文化背景知识. 外语教学与研究.

[2]张蓉. 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知识的渗透.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3]罗明燕. 论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策略.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4]张红玲. 跨文化外语教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篇12

近些年，外语教师开始关注和重视文化与跨文化交际，他们发现外语教学并不是简单地教些语音、语法和词汇，交际能力的培养对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在我国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研究方面，胡文仲教授堪称鼻祖。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意R到文化对语言教学的重要性，在随后三十多年的研究中，他颇为重视和文化有关的跨文化交际这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先后在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全面介绍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研究外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学的关系及如何开展跨文化交际研究。他还主编、编选了数本与跨文化交际相关的著作和文集，如《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超越文化的屏障》、《跨文化交际面面观》、《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跨文化交际学选读》等。此外，先生还撰写了《英美文化辞典》。这些论文和书籍为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与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将对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十年的研究进行梳理，粗略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将选取三个阶段中有代表性的论文进行综述。

胡文仲先生1935年生于天津，1951年初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54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在翻译班及师资班进修。自1957年起先生开始在英语系任教，1979年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1981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在英语系继续从事英语教学工作，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外国文学》主编。

胡文仲教授早期就认识到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并提出“跨文化交际教学是文化教学沿革”的观点，认为在“文化真空”中进行英语教学是不可能的。据笔者统计，80年代初至今，先生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外语期刊上发表和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相关的文章共计23篇，现按时间顺序由近及远列表如下：

1. 80年代的研究

80年代先生发表了以《文化差异与外语教学》为代表的5篇论文。在《文化差异与外语教学》这篇文章中，胡先生通过例证法提出“学习英语不能不同时注意中西方文化差异”这一观点。然而，在长期的英语教学中，由于大家对中西文化差异重视不足造成在英语写作或口语中经常犯“语言形式表达无误，而不合乎西方文化情理”的错误。此外，权威机构编撰的英语教材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只重视语言形式而忽视社会意义，即忽视语言在实际场合中的运用。英语学习者对下列几组“对话”似乎都不陌生：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Li Hong.

-How old are you？ -I’m twenty.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Nanjing...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the library...

这类对话是英语学习的开端，它们都是“中文思想+英文形式”式的表达，语法自然正确，却忽略了是否适合交际场合这一现实。除了在医院、移民局这类地方外，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会碰到“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Where do you come from？”这类私人性的问题。然而，若干年来一直使用的英语教材基本不会注意到这些文化、心理上的差异，学生又喜欢机械模仿，缺乏对语言学习中文化的意识。

如何让英语教育者和学习者注意并重视这个问题呢？胡先生在文章结尾处提出“以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指导教学”的合理性建议：（1）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外语院系除了设置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等课程外，还应该增设社会学、人类学这类课程；（2）教师在教学中应该使用一定比例的国外出版的外语教材，在自编的教材中多用一些“真实材料”（authentic material）；（3）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文学作品、报刊时多积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材料；（4）在课堂上，教师不仅应注意语言形式的正确与否，还应该重视语言运用是否得当；（5）充分利用图片、幻灯片、电影、电视等直观媒介；（6）充分利用外教资源，对外语学习者来说，和讲这种语言的本族人接触十分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接触是其他方式所无法取代的；（7）开展汉英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将研究成果运用于教学。先生80年代提出的这些建议很具前瞻性，甚至对现在的英语教学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文化差异种种》[1]这篇文章中，胡先生列举了几个较为突出的文化差异的表现，比如中西方在“打招呼，致谢，表示谦虚，礼物的赠予和接受，身势语，观念”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英语教育者在教学中如何做才能不断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呢？胡教授提供了一些好的方法。首先是学生的态度问题。英语学习者应该努力尝试理解外国文化，不能认为异于我国文化的都是荒唐可笑的。其次是英语教育者要有意识地培养和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课堂上教师可以利用图片、照片介绍外国的艺术、雕刻、建筑、风俗习惯；可以利用大众传播工具，比如报纸、杂志、电视节目、广告等，选择与文化有关的一些材料让学生读，然后组织讨论；还可以放映介绍外国文化的短片及一般的外国影片；可以组织学生演剧、为某些外国影片配音，使学生在活动中体会外国文化的细微之处；可以请国外客人来校与学生接触，或做报告，或举行讨论，使学生有比较直观的感受；还可以让学生做翻译练习，引导学生注意那些包含丰富文化内容的词语（culturally-loaded words）；引导学生阅读专门论述文化和语言关系的书籍等，小说、剧本及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的书籍。小说和剧本虽然不是为介绍文化而写，却有许多反映文化的生动例证。

在这个时期胡先生发表的其他与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相关的论文，有谈及论文化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有谈交际与语言的关系。总体来看，先生在这个阶段发表的文章主要是讨论教师如何将文化差异贯穿于课堂、学生在学习中如何提高文化敏感度。笔者认为，英语教育者和学习者应该把先生提出的那些建议铭记在心，并将之贯穿于语言教学和学习之中。

2. 90年代的研究

和其他时期相比较，胡先生90年表的文章数量较多。纵观这些文章，先生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浅谈文化对英语教学和英语学习重要这个微观层面，他的研究视角开始转向跨文化交际这个更宏观的层面，比如在此期间发表的论文《跨文化交际研究如何起步》[2]、《试论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研究》[3]、《文化教学与文化研究》[4]。同时，先生开始参与以跨文化交际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关注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国际发展动态并发表《跨文化交际学在美国》[5]等相关论文。除此之外，胡先生开始着手文化辞典的编撰，在90年代期间发表了论文《关于编写文化辞典的探讨》[6]。因此，文化教学和跨文化交际开始进入英语教育者和学习者的视野，各大高校也陆续使用了相关教材。他在此期间对一些教材进行了推介和比较，相关文章有《迎接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新局面――评介最近出版的三本跨文化交际学著作》[7]、《介绍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交际英语教材》[8]和《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评〈欧洲文化入门〉》[9]。可以说，90年代先生研究视域的拓展及对一些文化教材的引荐为国内跨文化交际的发展、英语学习的引导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20世纪后的研究

搜索中国知网，先生20世纪后在国内较重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6篇：《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10]、《趋势与特点：跨文化交际研究评述》[11]、《跨文化交际课教学内容与方法之探讨》[12]、《评介英国出版的一部跨文化交际著作》[13]、《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现状和未来》[14]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定位》[15]。从文章名称可以发现，胡先生这个时期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焦点继续关注在国际层面并进一步向实证方面延伸。在《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现状和未来》一文中，先生把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学科讨论并总结了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长期以来的一些不足之处，比如研究偏重于外语教学，研究范围不够宽泛，研究视野不够广阔，其他学科的参与较为单一；提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学科队伍水平参差不齐；学科研究基地建设需要加大投入等。这些问题确实是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值得大家关注并加强的方面。对于一门新兴的学科，胡教授的这些观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4.结语

本文对胡文仲先生在跨文化交际领域的三个阶段进行了综述，发现三个阶段虽然有相对明显的特征，但前一阶段后期的特征已显示出后一阶段主要特征的萌芽，正可谓承前启后，衔接无p，这恐怕也是历史发展的常态，任何历史分期似乎都难逃“人为干预”之宿命。论从史出，以史为鉴，由于“文化”与“交际”无处不在、无所不包之特征，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30年来的一大局限是：凡是涉及语言与文化差异比较研究成果几乎都可“扔进”跨文化交际研究这一领域，这一表面风光景象提醒我们注意学科边界，因为当一个研究领域无所不包时，势必影响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深度。笔者认为，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对象的未来应更加注重学科相关概念的探讨，更加注意文化与交际的相关性研究，同时促成诸如跨文化商务交际一类分支学科的繁荣发展。此外，跨文化（交际）研究应该成为眼下外语专业学科建设的航向标。小而论之，英语专业中英语报刊选读课程最需要跨文化批评，孙有中主表的《跨文化视角》和《跨文化研究前沿》所选辑的大量论文就是明证；大而论之，英语专业任何一门课程几乎都与跨文化（交际）批评相关，有待全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者合力攻关。

参考文献：

[1]胡文仲.文化差异种种[J].教学研究，1985（3）：1-6.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研究如何起步[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1）：2.

[3]胡文仲.试论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3（1）：2-5+10.

[4]胡文仲.文化教学与文化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2）：3-9+80.

[5]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在美国[J].外语研究，1994（1）：4.

[6]胡文仲.关于编写文化辞典的探讨[J].外语界，1995（4）：2.

[7]胡文仲.迎接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新局面――评介最近出版的三本跨文化交际学著作[J].外国语，1998（4）：3.

[8]胡文仲.介绍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交际英语教材[J].外语界，1991（3）：3.

[9]胡文仲.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评《欧洲文化入门》[J].外语界，1991（3）：58-59+60.

[10]胡文仲.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4）.

[11]胡文仲.趋势与特点：跨文化交际研究评述[J].中国外语，2006（3）：4-5.

[1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课教学内容与方法之探讨[J].中国外语，2006（4）：4-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