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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人在《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解析》一文中指出了该法案所蕴含的土地产权私有化的性质,这种特别的性质,不仅使它与以往的土地法案不同,而且,本质上确定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收益、流转、出租等权限,而这些权限,在过去绝大部分是归村委会的。进一步看,2002年土地法案实际上剥夺的村委会关于对土地各种权限的权力,这正是2002年土地法案光辉之处。但是,依据产权理论,如果不使私有产权落入共有领域,不仅需要清楚地界定产权,也需要有效地保护产权。2002年法案只是清楚地界定了土地的大多数权利归属于农民,但是并不能保证农民能够真正地拥有这些权利。在以往的土地法中也规定了农民的一些土地权属,如土地承包15年不变,或30年不变,但是由于农民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或保护自己的权利代价太大,我国农村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或多或少地被村委会剥夺了这项权力——未到承包期强行收回土地等等。阻碍农民不能确保行使自己的土地权利的障碍有两个:(1)农民不能保护自己的土地权利,或者说村委会或乡政府越权行使自己的权力,侵占或剥夺农民的土地产权;(2)乡政府或村委会通过收取各项税费侵占或剥夺农民的土地收益或土地租金,变相侵占农民的土地产权。
本文从这两个问题出发,研究农村的方案设计问题,指出一些流行观点的错误,并提出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二、租、税、费之间的关系
为了清楚地说明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方面的关系,本人先从一个简化的关系入手分析:假设农村土地制度只存在两个当事人:村集体(村委会)和个体农民。村委会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其经济关系是市场关系,交易费用为零。在如此假设下,村委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如果村委会不自己耕种农田,并且所有的土地都由农民耕种,农民和村委会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土地的租赁关系。如果村委会除了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而不能将农地转作他用,那么,这个村的土地供给就是既定的,因此面临一条垂直的供给曲线。如果将村集体作为土地的出租方,农民作为租赁方,租金率就是市场的均衡租金率R,农民按这个地租率交纳地租给村委会,村委会按此地租率收取农民的地租。当然这暗含了在此地租率下农民愿意租赁的土地数量都可以被满足,因为租地农民的租地数量若多于村委会拥有的土地数量,均衡地租率会上升;而租地数量少于村委会的土地数量,则均衡地租率会下降。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此时资源达到了最优配置,经济是有效率的。
如果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加进政府,政府以征税人的身份出现,政府征收一个为T的数量税(征收从价税与从量税的道理完全相同),在土地供给刚性的条件下,税负T完全由村委会承担,农民的收入不受影响,土地的配置效率也不变,此时,村委会获得的实际地租为R-T。
如果政府征收的税收T等于地租,则村委会得到的地租率就为零,即R-T=0。若政府征收的税收T大于R,则村委会每出租一亩土地将赔钱T-R块钱,这样村委会将放弃土地的所有权,从而政府也将不会拥有税收,因为无人耕种土地。因此从双方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政府的税收不会高于地租率R,一般地说应该小于地租率。
目前,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土地所有权归属于村委会,村委会将土地承包给农民,收取一定的土地承包费F,政府对农民征收一定的农业税。按中央文件,村委会承包给本村农民的土地所收取的承包费用是非常低的,若加进政府所征收的农业税,仍然低于市场上的租金率,即R-T-F>0。由于村委会除了征收土地承包费外不再征收地租,因此,农民的土地净收益扣除了村委会的承包费F和政府的税收后,净收益大于零,这意味着农民获得了部分的地租,或者说农民拥有土地的部分剩余索取权。但是,土地的这部分地租并没有完全地归属于农民,村委会除了向农民代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和为村集体征收的承包费之外,还向农民征收各种各样的费用。这些费用名义繁多,基本上包括税、费和义务工三部分,扣除农业税外,还需征收:农业特产税、屠宰税;费部分指乡政府征收的乡统筹和村提留,包括:民兵巡联费、计划生育费、五保户、现役军人费、教育附加费、城乡道路费等五统;村集体征收的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等三提;义务工包括:10个标准工作日的义务工和20个标准工作日的劳动累积工,另外还需加进各种集资款及不定期的杂费收取等等(部分项目在税费改革中已经被消除了),这些已演变成目前我国农村越演越烈的农民负担沉重问题。这些费用,有些是按人口征收的,可看作人头税,有些是按土地征收的,可看作是土地税。若令按土地征收的费用为H,则一亩土地的收费总额为:政府税T+承包费F+其他各项按土地征收的费用H。如果土地租金R扣除这些税费项目后还有盈余,即R-T-F-H>0,农民还拥有部分土地净收益,因此,农民还会继续耕种农田,但是,如果R-T-F-H<0,说明农民耕种土地的净收益为负,即每耕种一亩农田将赔钱,农民就会弃荒土地。就前者而言,因为农民拥有部分土地的净收益或部分土地剩余,这就为村委会滥收费提供了空间,村委会各项收费项目就有可能增加。若令H上升,直到R-T-F-H=0为止,农民处于放弃农地的边际上,这一点就是村委会增加各项收费的边界点,只要收费项目低于这一点,村委会增加收费项目就不会使农民放弃土地,只要高于这一点,农民就会放弃土地。
如果进一步假设,农业税T和承包费F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变化的收费项目就是H,只要存在R-T-F-H>0,村委会就会增加H项目,直到R-T-F-H=0为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地区农民负担会越来越重的原因,村委会在不断攫取农民的土地净收益。
若农民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村委会是否就不能攫取农民的净收益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就是税和租的区别。
无论土地的所有权归谁,只要农民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农民就拥有了土地的收益权、使用权、转让权。土地的转让权包括土地的出卖权、出租权和废弃权。如果农民自己耕种土地,土地的收益扣除土地的各项投入还有剩余,这剩余部分就是土地的地租,因为农民拥有土地的收益权,因此地租归农民所有。如果农民将土地租给他人使用或耕种,就会收取地租并归农民所有。如果政府开征税收,税赋负担将完全的落入农民头上,而不论农民自己耕种土地还是租给他用。假设政府的税收低于农民获得的地租,则农民将继续耕种或拥有土地;若税收高于地租,则农民就会将土地弃荒,不仅不会耕种,也不可能出租,若税收等与地租,则农民处于耕种与弃荒的边界。
同理,如果政府税收低于地租,但是村委会拥有继续征收其他土地费用的权力,那么村委会所征收的这些费用就相当于向土地的征税,这些费用依然用承包费F和其他杂费H表示,则总税费为T+F+H。
这些总税费将由拥有土地私有产权的农民负担。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论土地的私有产权归谁,各种税赋将完全由拥有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一方承担,而不是由产权所有者承担。
这个结论是出乎我们预料的,但事实确实如此。无论农民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还是村委会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只要农民拥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权,那么农民就将负担税赋,如果农民拥有完全的剩余索取权,那么农民将支付所有的税赋,但是税赋的最高支付率等于市场的地租率。由此而得出如下推论:
土地税赋支付者支付的最高税赋率等于市场地租率。
三、流行的观点
目前,流行着形形的关于解决农村土地纠纷和税费负担问题的方案,比较著名的有:土地私有化、税费改革、制定详尽的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法案、取消镇政府村委会、加强基层的民主化进程等等。本文的这部分,将详细论证各观点的利弊及其在实际应用中所起的作用。
1.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是近年来理论界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主张土地私有化者有之,反对土地私有化者亦有之。本人对土地私有化持赞成态度,但本人主张是,土地的所有权和产权是可以分开的,只是将土地的私有产权界定给农民,而政府仍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的宗旨也正是如此。本人所以坚持土地的私有产权,基于既定约束下的成本最优或收益最大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条件下,将土地的产权界定给农民将比界定给村政府会产生更大的收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人拥护土地的私有产权。但是土地的产权私有并不能完全解决我国农村所存在的土地纠纷和税费负担两大难题,其理由如下:
第一,任何制度或合约能够顺利施行,不仅需要清楚地界定产权,而且还要有效地保护产权,否则制度或合约将难以执行,违约、越权及各种侵权行为将会发生。实际上,在我国农村虽然土地的私有产权没有清楚地界定给农民,但是,农民和村委会所签订的土地承包法案中的各项权利的确实是相当清楚的。就土地承包年限而言,无论是第一轮土地承包法案还是第二轮土地承包法案,都确切地规定了承包年限,中央文件也规定了第一轮承包期是15年不变,第二轮承包期是30年并且不变。但是,中国许多村庄不仅没有忠实地履行土地承包合约也没有忠实地执行中央文件。就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而言,已经明确地将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流转权界定给了农民,但是农民并没有完全得到法律上赋予他们的各项权利,这缘于两个原因:其一,村委会不能忠实地传达中央文件,故意或非故意地剥夺了农民的知情权(因为农民文化低、农村信息缺乏)。其二,农民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应该拥有的权利,或者保护他的权利成本太高而放弃保护。如农村村民因土地承包纠纷而打官司将面临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不安全问题。
第二,正如本文的第二部分所论证的:无论土地的私有产权归谁,各种税赋将完全由拥有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一方承担,而不是由产权所有者承担。如果农民拥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权,但村委会拥有对土地征收税费的权力,那么土地所产生的所有剩余——地租,在理论上讲完全可能归村委会所有。或者说村委会通过它的征收税费权力,成功地将地租全部归其所有。
因此,土地产权私有化尽管是相当必要的,但是它并不能完全解决目前我国农村存在的土地纠纷问题和税费负担沉重的问题。
2.税费改革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或降低各项税费是许多学者和政治家热衷的问题,并且认为这是解决农民负担沉重的唯一出路。1998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农村税费改革法案有关问题的通知,接下来,中央接连下发了关于税费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措施。从实践上看,有些地区开始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目前有普及的趋势,有些地区为了防止滥收费,采取了一事一议和各项收费登记在册,农民人手一册,而未登记在册的收费农民有权拒交等具体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并不明显,手续也相当繁琐,交易成本较高。另外,本质上也并没有更本解决农民的负担沉重的问题。或许这些措施能够降低农民税费总额,但是却比必然意味着农民不再承担不合理的税费负担。不过直到目前,并没有明显的数据说明绝大多数农村的农民税费负担下降。而且,有些税费虽然被改革掉了,村委会还会变换花样收取其他的费用,因此,农民的总税费可能并未减少。
3.关于制订详尽的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法案
这一建议的目的是确定土地的各项权属,并尽可能地将土地的一些权属界定给农民。但是,产权不仅要界定清楚,还必须能够有效地保护,在法律上界定给农民的权利,农民并不能全部地拥有,或者说全部地拥有代价太高,因此,这项措施也不是根本解决土地纠纷和税费负担沉重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要想使这种方法奏效,各级政府必须严格执行各项法案,并有效地监督村委会严格地执行这些法案。很明显,在目前中国农村的政治环境、行政环境、法律环境约束下,低成本地保护法律赋予的农民的权利是不太可能的。
4.加强基层民主化进程
有些学者将农村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农村基层的民主化进程上。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须实行的。但是这一过程是缓慢的,代价昂贵的。并且农村基层的民主化进程依赖于整体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进程,在整个政治体制民主化进程缓慢的情况下,一个村的民主自治组织并不能真正实现民主自治。
5.取消乡政府和村委会
这项措施与前几项措施比较,不仅相当极端,而且也比较孤立,难以取得较多人的认可。但是,作为一项极端的改革措施,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持该观点的人士认为,村委会和乡政府在目前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并且就其所起的作用看已经是弊多利少。可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没有给出其论断的实证分析,也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明。本人认为,从经验上说,撤销乡政府和村委会,由县级政府直接面对一盘散沙的个体农民,其行政管理费用将是巨大的,行政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从历史上看,至少从明清时期,行政设置就已经建设在乡一级了,而各个村也有公共机构,虽然它不是一级政府行政机构,但是可以协调人际关系、邻里关系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农村的行政结构基本上采用了明清以来的行政结构形式,对于这种行政结构形式对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看到令人信服的、权威的分析。因此,极端地提出取消乡政府和村委会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至少是不负责任的。
四、政策建议:剥夺村委会的经济权力
根据本文的分析,本人提出一个交易成本较低、并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剥夺村委会的经济权力,它包括如下几项措施:
1.剥夺村委会的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国家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作为土地所有者,国家拥有农用土地转作他用的审批权、有制止破坏农地的干涉权等少数几项宏观调控的权利,而将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流转权界定给农民。农民承包土地将不再与村委会签约,而只是与国家签约,村委会只是签约方——国家的代表。它只具有代签约权,而不具有任何的变更合约期限、合约数量和合约人等权力,这就从根本上制止了村委会凭借土地所有权而任意变更土地承包合约的违约行为和攫取部分地租的行为。
2.剥夺村委会的任何征收费用权,不仅村委会没有权力征收除国家税收外的费用,任何行政机构均没有任意向农民征收费用的权利。实际上也要剥夺乡政府变相向农民征收各项费用的权力。
3.村委会和其他行政机构,尤其是乡政府,均不得以建立农村公共设施为借口而强行向农民征收任何费用。村委会和乡政府及其他行政机构只有向农民征收法律上农民必须支付的农业税的权力,村委会只是代国家征收农业税,除此项权力外,它不具有任何受政府允许和法律允许的收费权力,因此就更不具有因农民不交国家税收而被村委会制裁的权力,只有国家指定的机构(指行政处罚、经济处罚和法律处罚)才拥有制裁的权力。
4.还村委会本来面目,使其成为一个纯粹的农民自治组织。村长只是农民自治组织的组织者和召集人,至于这个组织的公共事务,由这个组织的所有人投票解决或协商解决,任何公共事务决定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如果公共组织决定共同分摊公共设施费用,而其中有些村民没有执行,则不得对这些农民强制执行收费,更不能动用政权的力量迫使其缴费,一切违反这些原则的行为都是非法的。
也许有人说,实行这样的方案,村委会的工作几乎将陷于瘫痪。而有许多农村必需的工作将无法进行:如: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农民的养老保障、计划生育、道路水利建设等等。其实不然,就目前农村村委会的工作绩效看是非常差的,有些工作做了反倒不如不做,据一些权威统计资料看(国家统计局),自1978年土地承包制施行以来,我国农村的公共教育、公共设施、水利和基本农田建设投资增长相当缓慢,一些农村的公共教育,如小学校,除了一些赞助商投资或希望工程项目外,村里或乡里基本上没有投入,虽然在三提五统的乡村收费中有教育费一项,但是这项费用是否完全被用于教育,在大多数农村是说不清楚的,然而可观察的事实却是破旧低矮的小学校,长期拖欠的民办教师费用,因陋就简的教学设施等等。从公共福利和养老保险来说,除了给五保户和孤寡老人一些最基本的保证生命安全的补贴以外,大多数农村基本上没有解决农民退休问题、医疗保健问题及其其他的公共福利问题。
农民的负担越来越沉重,但是农民获得的公共福利却不见有效增长,有些地区整体的福利甚至有下降的趋势,反观村委会成员的行为,大吃二喝的现象是屡禁不止的,挥霍公共积累、私分卖地款项、设置私刑、随意处罚所谓违规的农民,甚至触犯刑律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的。不仅如此,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农村村委会的班子成员,基本上是7人班子,他们都是拿年薪的,据我在甘肃省偏远农村的调查,年收入最低的班子成员是2000元以上,而在这个村一个普通农民劳作一年的平均收入水平不足1000元。
大量的事实说明,村委会的工作是相当不称职的,他们不仅没有真正承担起解决公共事务和实现村民自治的职能,随着对农民收取费用的增加,也没有将提高的公共积累完全用于公共设施上,因此依赖于村委会来解决公共设施和村民自治是不现实的,或者说农村改革20年来村委会的作为已经击碎了我们的梦想,剥夺村委会的经济权力不仅不会妨碍农村的经济改革进程,也不会妨碍农村的各项公共福利设施的建设,对此本人的意见是:
1.农村的公共教育、医疗保健、退休制度和公共水利等设施的建立可以通过三方解决:政府解决一部分,因为农民是纳税人,政府有义务投资农村的公共设施和福利。第二部分由一些赞助商和社会慈善机构解决,如希望工程兴办的教育等等,第三部分由农民自己负担。
2.将农村的公共设施尽可能地推向市场,实行谁使用谁交费的原则,比如对一些使用水利设施的人收费、适当收取一些学生的学费。
3.取消各种人为的城乡差别和劳动力转移障碍,降低农民工劳动力转移的交易成本,提高农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减轻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4.对于农民负担的公共设施费用,必须采取农民公决的方式,而不是由农民代表决定,村长或村委会只有召集集会权,而不具有决定权,从根本上解决村委会营私舞弊、暗箱操作的可能。
主要参考文献:
1.Y·巴泽尔,1996:《考核费用与市场组织》,《企业制度与市场组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戈登·塔洛克,1999:《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3.周其仁,1994:《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夏季
卷,总第8期。
4.王询,1994:《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5.乔治·斯蒂格勒,1989:《价格理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6.O·哈特,约翰·穆勒,1996:《产权与企业的性质》,载《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水权制度的基础——产权经济理论
水权,也称为水资源产权,其理论基础源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经济理论。产权表现为人与物之间的某种归属关系,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一组权利。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可以分解为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任何产权都是排他的,这意味着两个人不能同时拥有控制同一事物的权利。
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是由于使用稀缺资源而发生的利益冲突,西方产权经济理论主要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的界定和交易。西方产权经济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科斯,后来其理论又由布坎南、舒尔茨等丰富和发展。科斯的主要观点是:(1)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是商品买卖,而是权力买卖,人们购买商品是要享有支配和享受它的权利;(2)资源配置的外部效应是由于人们交往关系中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或权利无法严格界定而产生的,市场失效是由产权界定不明所导致的;(3)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组织、技术和效率;(4)严格界定或定义的私有产权并不排斥合作生产,反而有利于合作和组织;(5)在私有产权可自由交易的前提下,中央计划也是可行的。
科斯在研究产权交易的外部性时,全面分析了产权明晰化在市场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产权的主要经济功能在于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产权经济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对“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运行机制背后的制度前提——产权结构做出了富有特色的分析,是我们研究水权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
二、水权制度的起源及其特点
水资源产权,或水权,是水资源所有权、水资源使用权、水产品与服务经营权等与水资源有关的一组权利的总称,是调节个人、地区与部门之间水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一套规范。水资源所有权是水资源分配和水资源利用的基础,由于水资源的流动性和稀缺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水资源国家所有的水资源所有权制度。因此水权可以认为是一种长期独占水资源使用权的权力,同时也可以认为是一项财产权。
水权制度的起源是与水资源紧缺密不可分的,在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早期阶段,水资源利用是采用即取即用的方式,随着人口增长和开发活动,水资源成为一种短缺的自然资源,水权就作为解决特定地区社会系统冲突的制度而产生了。
在大部分可开发的水资源已被分配占用的情况下,人们关注通过销售和转让来重新配置那些已经被分配的资源,多数水权转让是从较低收益的经济活动向较高收益的经济活动转让,如从农业用水向城镇供水和工业用水转让。在这种情况下水市场就应运而生了。80年代初期,美国西部的水市场还仅仅称为“准市场”,是不同用户之间水权转让谈判的自发性小型聚会,而现在“水资源营销”、“水资源销售”已经是水管理杂志上常用的术语,在门户网站的搜索器上键入“水市场”,可以找到无数个正在进行网上交易的水市场,甚至可以“买者”或“卖者”的身份登录。
水市场的意义在于通过重新分配现有水资源来满足城市化与工业化对水资源的需求;抑制或避免新建供水工程;通过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增加可利用的资源量;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以市场方式实现水权在不同行业部门间的转让。
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水权制度探讨
我国《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1988年颁布的第一部《水法》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中的水,属于集体所有。”对于水资源所有权做出了明确规定,为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可持续利用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然而现代产权制度的发展导致法人产权主体的出现,所有者和经营者可以分离,资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都可以分离和转让,在我国,由于水资源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各种利益主体的经济关系缺乏明确的界定,导致了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低效利用。因此,明晰水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水权制度,对水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管理至关重要。
建立水权制度应有以下几个步骤:
1.摸清水资源家底
通过水资源评价摸清水资源家底是建立水权制度的基础。水资源是指由降水产生的,具有一定的量和质,能够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提供多方面用途的可更新的动态资源。水资源量仅是一个说明一个地区自然地理和水文气象条件的指标,与开发利用关系更为密切的是水资源的可利用量。水资源可利用量是指在流域水循环过程不致发生明显不利改变的前提下,从流域地表或地下允许开发的一次性水资源量。水资源可利用量的大小与经济实力、技术水平、水污染状况等因素有关,是最大可能开发利用的水资源量。通过水资源评价确定流域和区域水资源可利用量,是合理配置水资源和确定初始水权的基础。2.分析需求结构
水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和私有物品的双重属性,在供水、水能利用、灌溉等领域具有私有物品的属性,在维持生态系统、防洪等领域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水权是一种独占水资源使用权的权利,是一项收益权,同时也是一项财产权。因此在配置初始水权之前,有必要分析水资源的需求结构。水资源需求可以分为基本需求、生态系统需求和经济需求三种。基本需求是指公民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必须的水量,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基本用水需求也作为人权的范畴由政府保障,这部分需求必须无条件满足,不能通过市场解决,每个地区按人口计算的水资源基本需求在水资源配置中必须优先满足;生态系统需求是维持生态系统和水环境而必须的水资源量,是一种非排它性的公共物品,难以进入水市场,应由政府负责提供;经济需求是指工业需水、农业需水等多样化用水,具有竞争性、排他性、收益关联性等私有物品特征,可以通过配置初始水权、通过市场机制转让水权的形式实现水资源在地区和行业间的优化配置。通过需求分析发现,只有多样化的经济用水适合通过水市场转让和交换。
3.配置初始水权
按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水权实质上是对一定量的水资源在一定时段内的使用权。配置初始水权,就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分配用于经济目的的水资源的使用权。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土地、水资源等基本生产资料属国家所有,而地方政府是地方各种经济组织和与水有关的利益相关者的主要代表,因此可以把地方政府作为水权制度的主体和水权的代表者。配置初始水权可以理解为通过水资源总体规划和水资源配置方案,在不同地区之间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参照有关国家建立水权制度的经验,水权配置应该体现以下原则:
优先考虑水资源基本需求和生态系统需求原则:流域水资源可利用量在按人口分配各地区基本需求、考虑生态系统需求的基础上,对多样化的经济用水需求进行水权初始配置。
保障社会稳定和粮食安全原则: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任何时候,保护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都是水资源配置中需要优先考虑的目标,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不考虑社会效益。
时间优先原则:以占有水资源使用权时间先后作为优先权的基础。
地域优先原则:与下游地区和其他地区相比,水源地区和上游地区具有使用河流水资源的优先权,距离河流比较近的地区比距河流较远地区具有优先权,本流域范围的地区比外流域的地区具有用水的优先权。
承认现状原则:在一地区已有引水工程从外流域或本流域其他地区取水的条件下,承认该地区对已有工程调节的水量拥有水权。
合理利用原则:申请水权的地区必须能够证明所申请的水权是节约使用和合理利用的。
公平与效率兼顾、公平优先的原则:作为确定初始水权的水资源配置,必须充分体现公平性的原则,这样落后和欠发达地区才能在发展阶段通过转让水权获得发展资金,而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在市场上购买水权满足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在满足公平性的前提下,应把水资源优先配置到经济效益好的地区。
留有余量原则: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各异,需水发生时段不同,人口的增长和异地迁移会产生新的对水资源的基本需求。流域水资源配置在考虑生态系统需水的前提下,水资源配置还要适当留有余地,中央政府保留这部分预留资源的水权,不能分光吃净。
对经济全球化的涵义,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现在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界定。不同的国家、组织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了不同的界定。但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同。经济全球化最一般的含义,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扩张和全球化联系,是资本、资源、信息、贸易的全球共享与优化组合。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就是指商品和服务交易、资本流动、技术信息传播、消费和生产活动等,在全球范围内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的经济态势。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推进和空前大发展,因此,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市场化。也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生产的国际化,它使人类社会从“国际贸易”时代进入“国际生产”时代,经济全球化就是生产的全球化。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
应当说,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有着多方面和多层次内涵的复杂社会经济现象。一方面,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是商品和生产跨越国界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又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展有密切的联系。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展的产物。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同科技革命、信息产业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全球信息系统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新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实现。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经济全球化确实又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同时并进。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经济全球化有促进和符合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进步性。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的扩张,它又有利于发达国家维持世界经济的旧秩序。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不均等、不公正的竞争机会。
由于发达国家是全球经济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在科技革命推动基础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推动下的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存在谈判的机制,所以,其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而这样的分配注定是不平等的。
二、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机理及特征
(一)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机理
1.现代信息技术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有着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就是代表当代最新科技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企业的远距离控制成本。对于一个现代企业来说,其经济的活跃程度,表现为企业的经济活动半径,是与其所有权控制的成本呈负相关关系的。远距离控制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因特网的诞生,使这种成本大幅度降低,以至于从理论上来讲,对于任何有能力进行全球扩张的企业,它的活动范围都可以达到全球各地。
2.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消除了经济全球化的体制障碍。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趋同态势是明显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自由化。从20世纪中期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先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但当时的情况是,不仅缺少外部资源的支持,而且缺乏可借鉴的国际经验,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由于实行改革和开放并举的战略。而且,在改革中促开放,在开放中促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形成。近几十年,采取不同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说明了问题。
3.微观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是促使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动因。商品与要素价格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差异,被人们称之为“区位优势”。区位优势的客观存在,为企业在全球范畴内的“套利”活动提供了空间。于是,便有了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以及企业生产过程的分解与全球配置。在这种微观主体世界范围内的套利活动中,跨国公司逐渐扮演了主角。这是因为跨国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使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独有的知识产权、技术诀窍、管理战略以及资金实力:一方面,利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将产品销售到价格更高的市场上进行套利;另一方面,将巨额剩余资本转向资本稀缺、投资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套利。而内部化优势,又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将生产和销售活动按照最有利的区位优势配置于世界各地,并将每一个分支机构及其所联系的企业在职能专门化的情况下,组成一个一体化的网络,通过在世界各地的生产、销售等活动而服务于母公司的发展战略。这样做的结果是,国际范围的分工与协作实际上变成了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当跨国公司利用优势而大举进行全球性套利活动的时候,其客观的效应便是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
1.它以全球性的市场经济为特征。世界除个别国家外,都在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努力,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统一的经济体制基础。
2.新一轮科技信息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信息——技术基础。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世界缩小成为“地球村”,使商品和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这使建立在新的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产业成长和产业转移速度加快。
3.现代经济全球化是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三种资本形态完备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已走过了两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和借贷资本全球化。二战后其基本特点是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产业资本全球化,形成直接的资本投资市场,并进一步带动了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上述三种资本形态的全球化。
4.在有形商品和生产全球化继续发展的同时,无形的信息和金融全球化来势更加迅猛。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不仅从贸易转向直接投资,而且进一步转向间接投资和对地产、信息、金融业的直接投资。金融一体化加快了资本转移,活跃了金融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5.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可能加速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扩展到全球,造成南北矛盾、贫富分化、环境退化等严重问题。
三、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安排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安排,既不同于过去的单极霸主制,又没有达到对称制的要求,可视为发达国家霸主制,表现在:
1.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仍然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核心,许多制度安排未将发展中国家考虑进去,如80年代关于国际流动资本风险监管的新制度只安排到十国集团。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和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是由各国的力量对比决定的。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变成了发达国家集团同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博弈过程。发达国家通过七国首脑会议(后八国首脑会议)或欧盟这样的组织在其内部形成共同的规则,并凭借实力优势,将它们共同的内部规则延伸为世界通行的规则,主导着国际制度。
2.国际组织在促进各国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并没有找到一条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模式。因此,传统国际经济组织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作用在不断下降,要求它们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面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调控已显力不从心。WTO的产生,使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但它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做法,将人为地增加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风险。
3.全球一体化程度低于区域一体化程度,并且区域间一体化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全球缺乏统一的、一体化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它们驾驭经济全球化的能力更高,反应更快,它们的政策选择为发展中国家所模仿。但因两类国家制度建设上的差异,造成同样的政策选择,其效果却存在极大差异。
4.全球经济一体化规则,最终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这种分配规则是否合理、公平,要考虑到资源的初始配置情况。然而,作为这一规则的主要倡导者——发达国家,很少考虑到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资源配置初始状况的不平等,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初始不平等。
四、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并不代表每个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它取决于国际制度和规则,因为制度和规则决定了经济全球化中利益分配和成本的分担。在现行的国际制度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经济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
(一)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影响
在西方化的国际规则体系和国际体制下,西方发达国家可以极大地发挥其优势而将其劣势保护起来,从而可以分得更多的利益和承担更少的成本。
1.国际通行的制度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国内规则的特点,不存在与国外规则的严重冲突。这样,当发达国家的企业、政府及其他经济主体在世界市场上开展活动时,就不会面临规则的冲突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无需承担过多的制度变迁成本,减少交易成本,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2.因为主导着国际制度,发达国家可以使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来自内外制度冲突的不确定性和成本,从而转嫁成本,规避风险。
3.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制度、规则极大地发挥了其优势和保护其劣势。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其主导的世贸规则,打开别国的金融市场、服务市场等。而对于纺织服装这一发展中国家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却给予发达国家十年的时间以消除“多种纤维协定”的配额。
4.世界经济中的“集权”效应(财富自分配的效应)。无论是金融投资还是商品的生产、推销、全球化,都意味着把决策权上缴给超大规模的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等全球性的企业和机构。而跨国公司的扩张又造成了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1997年,世界上前100家大跨国公司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1/3,而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贸易额又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估计,约70%的国际技术支付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世界上主要产品和服务的交易价格,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的。他们往往通过控制产量从而使自己产品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如微软公司对视窗产品价格的影响。由于发达国家所具有各种优势,使得发达国家能够从全球化中获得远比发展中国家多得多的利益。
(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确实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潜在的巨大机会;另一方面,它们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现状,从而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因为:
1.国内制度尚不稳定,尚在变革之中,没有现成的可以驾驭全球化的制度手段,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就要承担重多的制度变迁成本。
2.发达国家对国际制度的主导,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多的内外制度冲突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交易成本。
3.世界经济中生产过剩效应的影响。从供给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传统制成品的生产行列中来,从而造成该类产品供给的急剧增加;从需求方面看,随着世界经济步入信息经济时代,人们对传统制成品的需求不断下降,其收入弹性已呈递减趋势。结果,传统制成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出现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效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会恶化,贸易利益也会随之流失。
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非对称的冲击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的利益,就要实行动态比较优势战略。如在增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尽快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与对外投资,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要积极参加多边组织和国际组织,竭力扩大本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五、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但是,由于中国总体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同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再加上国内体制改革不到位和经济上存在结构性问题,因此经济全球化浪潮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利的冲击。
(一)体制冲击
中国现行的体制与全球化所要求的结构调整是不相适应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地方分割的市场体系与经济全球化是不相适应的。其次,在微观层次上,由于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和大多缺乏退出机制和创新机制,也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刚性特征。最后,由于中国的企业制度尚不够自由,奇高的开业费用(包括货币的与时间的),限制了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脱颖而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要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关键在于政府要下决心退出市场活动,真正实现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
(二)贸易冲击
贸易冲击来源于一种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结构。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就具有这样的特征。中国经济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经济:一方面,是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另一方面,是中西部比较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经济。在这种二元的经济结构下,一般而言,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仍然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生产至今仍然主要分布在劳动成本相对较高的沿海发达地区,这就大大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针对来自于经济全球化的贸易冲击,中国需要通过开发中西部来实现产业梯度大转移。借助于产业的梯度转移,东部可以参加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并且因为其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而具有竞争力。与此同时,那些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传统产业也会因为成本的降低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对经济全球化的涵义,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现在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界定。不同的国家、组织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了不同的界定。但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同。经济全球化最一般的含义,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扩张和全球化联系,是资本、资源、信息、贸易的全球共享与优化组合。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就是指商品和服务交易、资本流动、技术信息传播、消费和生产活动等,在全球范围内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的经济态势。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推进和空前大发展,因此,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市场化。也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生产的国际化,它使人类社会从“国际贸易”时代进入“国际生产”时代,经济全球化就是生产的全球化。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
应当说,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有着多方面和多层次内涵的复杂社会经济现象。一方面,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是商品和生产跨越国界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又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展有密切的联系。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展的产物。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同科技革命、信息产业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全球信息系统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新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实现。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经济全球化确实又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同时并进。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经济全球化有促进和符合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进步性。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的扩张,它又有利于发达国家维持世界经济的旧秩序。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不均等、不公正的竞争机会。
由于发达国家是全球经济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在科技革命推动基础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推动下的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存在谈判的机制,所以,其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而这样的分配注定是不平等的。
二、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机理及特征
(一)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机理
1.现代信息技术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有着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就是代表当代最新科技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企业的远距离控制成本。对于一个现代企业来说,其经济的活跃程度,表现为企业的经济活动半径,是与其所有权控制的成本呈负相关关系的。远距离控制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因特网的诞生,使这种成本大幅度降低,以至于从理论上来讲,对于任何有能力进行全球扩张的企业,它的活动范围都可以达到全球各地。
2.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消除了经济全球化的体制障碍。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趋同态势是明显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自由化。从20世纪中期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先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但当时的情况是,不仅缺少外部资源的支持,而且缺乏可借鉴的国际经验,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由于实行改革和开放并举的战略。而且,在改革中促开放,在开放中促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形成。近几十年,采取不同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说明了问题。
3.微观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是促使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动因。商品与要素价格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差异,被人们称之为“区位优势”。区位优势的客观存在,为企业在全球范畴内的“套利”活动提供了空间。于是,便有了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以及企业生产过程的分解与全球配置。在这种微观主体世界范围内的套利活动中,跨国公司逐渐扮演了主角。这是因为跨国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使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独有的知识产权、技术诀窍、管理战略以及资金实力:一方面,利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将产品销售到价格更高的市场上进行套利;另一方面,将巨额剩余资本转向资本稀缺、投资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套利。而内部化优势,又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将生产和销售活动按照最有利的区位优势配置于世界各地,并将每一个分支机构及其所联系的企业在职能专门化的情况下,组成一个一体化的网络,通过在世界各地的生产、销售等活动而服务于母公司的发展战略。这样做的结果是,国际范围的分工与协作实际上变成了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当跨国公司利用优势而大举进行全球性套利活动的时候,其客观的效应便是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
1.它以全球性的市场经济为特征。世界除个别国家外,都在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努力,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统一的经济体制基础。
2.新一轮科技信息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信息——技术基础。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世界缩小成为“地球村”,使商品和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这使建立在新的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产业成长和产业转移速度加快。
3.现代经济全球化是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三种资本形态完备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已走过了两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和借贷资本全球化。二战后其基本特点是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产业资本全球化,形成直接的资本投资市场,并进一步带动了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上述三种资本形态的全球化。
4.在有形商品和生产全球化继续发展的同时,无形的信息和金融全球化来势更加迅猛。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不仅从贸易转向直接投资,而且进一步转向间接投资和对地产、信息、金融业的直接投资。金融一体化加快了资本转移,活跃了金融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5.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可能加速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扩展到全球,造成南北矛盾、贫富分化、环境退化等严重问题。
三、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安排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安排,既不同于过去的单极霸主制,又没有达到对称制的要求,可视为发达国家霸主制,表现在:
1.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仍然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核心,许多制度安排未将发展中国家考虑进去,如80年代关于国际流动资本风险监管的新制度只安排到十国集团。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和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是由各国的力量对比决定的。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变成了发达国家集团同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博弈过程。发达国家通过七国首脑会议(后八国首脑会议)或欧盟这样的组织在其内部形成共同的规则,并凭借实力优势,将它们共同的内部规则延伸为世界通行的规则,主导着国际制度。
2.国际组织在促进各国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并没有找到一条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模式。因此,传统国际经济组织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作用在不断下降,要求它们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面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调控已显力不从心。WTO的产生,使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但它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做法,将人为地增加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风险。
3.全球一体化程度低于区域一体化程度,并且区域间一体化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全球缺乏统一的、一体化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它们驾驭经济全球化的能力更高,反应更快,它们的政策选择为发展中国家所模仿。但因两类国家制度建设上的差异,造成同样的政策选择,其效果却存在极大差异。
4.全球经济一体化规则,最终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这种分配规则是否合理、公平,要考虑到资源的初始配置情况。然而,作为这一规则的主要倡导者——发达国家,很少考虑到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资源配置初始状况的不平等,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初始不平等。
四、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并不代表每个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它取决于国际制度和规则,因为制度和规则决定了经济全球化中利益分配和成本的分担。在现行的国际制度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经济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
(一)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影响
在西方化的国际规则体系和国际体制下,西方发达国家可以极大地发挥其优势而将其劣势保护起来,从而可以分得更多的利益和承担更少的成本。
1.国际通行的制度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国内规则的特点,不存在与国外规则的严重冲突。这样,当发达国家的企业、政府及其他经济主体在世界市场上开展活动时,就不会面临规则的冲突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无需承担过多的制度变迁成本,减少交易成本,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2.因为主导着国际制度,发达国家可以使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来自内外制度冲突的不确定性和成本,从而转嫁成本,规避风险。
3.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制度、规则极大地发挥了其优势和保护其劣势。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其主导的世贸规则,打开别国的金融市场、服务市场等。而对于纺织服装这一发展中国家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却给予发达国家十年的时间以消除“多种纤维协定”的配额。
4.世界经济中的“集权”效应(财富自分配的效应)。无论是金融投资还是商品的生产、推销、全球化,都意味着把决策权上缴给超大规模的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等全球性的企业和机构。而跨国公司的扩张又造成了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1997年,世界上前100家大跨国公司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1/3,而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贸易额又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估计,约70%的国际技术支付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世界上主要产品和服务的交易价格,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的。他们往往通过控制产量从而使自己产品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如微软公司对视窗产品价格的影响。由于发达国家所具有各种优势,使得发达国家能够从全球化中获得远比发展中国家多得多的利益。
(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确实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潜在的巨大机会;另一方面,它们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现状,从而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因为:
1.国内制度尚不稳定,尚在变革之中,没有现成的可以驾驭全球化的制度手段,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就要承担重多的制度变迁成本。
2.发达国家对国际制度的主导,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多的内外制度冲突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交易成本。
3.世界经济中生产过剩效应的影响。从供给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传统制成品的生产行列中来,从而造成该类产品供给的急剧增加;从需求方面看,随着世界经济步入信息经济时代,人们对传统制成品的需求不断下降,其收入弹性已呈递减趋势。结果,传统制成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出现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效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会恶化,贸易利益也会随之流失。
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非对称的冲击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的利益,就要实行动态比较优势战略。如在增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尽快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与对外投资,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要积极参加多边组织和国际组织,竭力扩大本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五、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但是,由于中国总体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同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再加上国内体制改革不到位和经济上存在结构性问题,因此经济全球化浪潮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利的冲击。
(一)体制冲击
中国现行的体制与全球化所要求的结构调整是不相适应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地方分割的市场体系与经济全球化是不相适应的。其次,在微观层次上,由于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和大多缺乏退出机制和创新机制,也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刚性特征。最后,由于中国的企业制度尚不够自由,奇高的开业费用(包括货币的与时间的),限制了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脱颖而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要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关键在于政府要下决心退出市场活动,真正实现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
(二)贸易冲击
贸易冲击来源于一种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结构。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就具有这样的特征。中国经济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经济:一方面,是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另一方面,是中西部比较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经济。在这种二元的经济结构下,一般而言,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仍然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生产至今仍然主要分布在劳动成本相对较高的沿海发达地区,这就大大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针对来自于经济全球化的贸易冲击,中国需要通过开发中西部来实现产业梯度大转移。借助于产业的梯度转移,东部可以参加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并且因为其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而具有竞争力。与此同时,那些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传统产业也会因为成本的降低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二、研究方法
(一)TM模型
Treynor和Mazuy(1966)他们建立了一个包含二次项的模型,用来检验基金的市场时机把握能力(以下简称TM模型),即:(1)其中Rp,t为基金收益率,Rm,t为市场基准组合的收益率,Rf,t为无风险资产收益率,α为常数项,反映了证券基金选择能力,ε为随机干扰项。市场时机把握能力可以通过观察二项式系数β2来检验,如果β2大于零,则表明基金经理成功地实施了市场时机把握策略,否则表明基金缺乏市场时机把握能力。
(二)HM模型Henriksson和Merton(1981)秉承Merton(1981)的思路,提出了一种市场时机把握能力的参数检验模型(以下简称HM模型),该模型的表达式为:(2)如果,则,,β2表示组合的市场上升贝塔。如果Rm,t-Rf,t≤0,则β2表示市场下降贝塔。如果β2显著高于β1,则表示期望的投资组合的上升贝塔要高于下降贝塔,这表明基金经理具有市场时机把握能力。
(三)FF3模型
Fama和French(1992a,1992b,1993)加入市场收益率、规模、账面与市场价值比率形成FF3模型:(3)其中,SMBt表示小盘股组合收益与大盘股组合收益的差值,HMLt表示高账面市值比(B/P)股票组合的收益与低账面市值比股票组合的收益的差值。该模型认为,一个证券组合超过无风险利率的预期回报由它的回报对三因素的敏感性解释。
(四)特征择时模型Daniel等人(1997)也设计了一种度量基金经理择时能力的模型———特征择时模型(“CharacteristicTiming”model,简称CT模型),其具体形式为:(4)模型中,CTi,t表示第t季度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R軓tbj,t-1表示在季t-1度中与股票j相匹配的基准投资组合在第t季度中的收益率,ω軘j,t-1表示在第t-1季度中股票j占基金投资组合的权重,R軓tbj,t-5和ω軘j,t-5的定义类似,N表示第t季度中基金投资组合所包含的股票数量。
(五)G-I-I模型
Goetzmann,Ingersoll,Ivkovic(2000)使用了相关指数的日收益率进行累计和无风险收益率一起构建了G-I-I模型,以评估每日市场时机把握产生的月度价值。该模型如下:(5)其中,Pmt表示每日基金市场时机把握能力带来的单位基金资产增加值,β1为基金组合承担的系统风险,β2为基金的择时能力指标。当β2大于零时,表示基金具有择时能力。
(六)波动择时模型
Busse(1999)提出的波动择时能力研究(VolatilityTiming)。有别于预测市场走势的传统研究,波动择时是从预测投资组合未来的波动情况,并根据相应走势来调整投资组合的风险水平,以提高投资效用。波动择时反映的是组合Beta系数和市场波动之间的时变关系。模型如下:其中,α代表风险偏好因子(riskaversion,Rubinstein,1973),在此视为一固定常数;βipt表示基金p在t时刻的第j个Beta系数;σj,t+1表示第j个因子在t+1时刻的标准差;Et(Rj,t+1)表示第j个因子在t时刻的条件期望收益。
三、中国实证
李敏(2008)选取2003~2006年间我国市场上的41支封闭式股票型基金,将数据分为两个阶段:2003~2004年(股市正处于熊市)和2005~2006年(股市由熊转牛市)。利用JensenIndex(α)对基金业绩的持续性进行检验,利用SharpeRatio对基金业绩的持续性进行检验,采用TM模型判断基金的择时能力。实证结果为我国封闭式股票型基金从基金净值的角度来说,总体上在熊市与牛市均取得了正的超额回报。封闭式股票型基金的绝对业绩和相对排名在较长的时期中都表现出持续性。我国基金普遍缺乏市场择时能力。在市场处于熊市时,具有市场择时能力的基金的业绩表现明显优于不具有此能力的基金;而牛市中两者差异不大。郭文伟等(2010)选取2004年之前成立的40只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研究表明从投资类型上看,平衡型基金在研究期内表现出显著的选股能力,其他投资类型基金均不具备显著的选股能力。成长型基金具有相对明显的价值/成长风格择时能力。在捕捉市场溢价方面,指数型基金由于其特殊的市场组合投资而具有明显的优势。从投资风格类型上看,股票型和积极配置型基金具有显著的选股能力。总体上,没有基金显示出显著的小盘/大盘风格择时能力。大部分基金具有一定的价值/成长的风格择时能力,但不显著。总体上,大部分基金具有显著的择时能力。唐元蕙(2013)采用国泰安数据库提供的162支基金,所选基金必须包含至少60个2005~2010年度的月度收益。在TM模型的基础上将市场行情引入风格飘移与基金业绩,探讨了不同市场行情下风格飘移对于基金选股能力与择时能力的影响。为排除基金类别的影响,采用虚拟变量区分基金类别,创新模型为:其中,Yi(i=1,2)代表不同市场形势下以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表示的基金业绩;α1-α9是衡量基金风格类型的哑变量;SDSi代表基金风格漂移分数。仅仅在市场下跌时,风格飘移才能提高基金的选股能力,而在市场上升期,风格飘移对于选股能力而言则不存在明显关系。陈浪南等(2014)采用2004年12月31号之前成立的开放式基金,样本期间2005年1月至2011年6月(月)。该文分别对基金在不同投资市场的择时能力进行评价,借鉴以往研究中用市场信息变量来解释投资组合的贝塔值变化的处理方式,但是不同的是,采用基金经理对市场的预期来解释贝塔值的变化。采用CDM-TM-FF3和CDM-HM-FF3模型测度择时能力。结果发现股票型基金表现出一定的债券市场择时能力,债券型基金则表现出一定的股票市场择时能力,部分混合型基金同时表现出股票市场择时能力和债券市场择时能力。
何谓“丝”,《说文》:“蚕所吐也。”就是蚕吐出的丝。《辞海》:“蚕丝,引申为一切象丝的东西。如蜘蛛丝、钢丝、藕丝、头发丝。”
何谓“劲”,有人称劲力,有人称内劲,有人称劲道(八极门练功最终求的是内劲,而不是外力。这正是本门称为“三大劲法”而不称为“三大力法”的原因。关于劲与力的区别,笔者将另文详述)。《说文》:“强也。”强健有力的意思。《徐灏・段注》:“强者,弓有力也。”指的是一种强大的具有弹性的力。《辞海》:“①象弓弩一样坚强有力的意思。②象风、雷一样猛烈的意思”。
康戈武先生在《中国武术实用大全》中对“劲”这样定义:
“武术的劲,是通过肢体运动表现出来的一种融于武术技术的力。这种力是在意识支配下,通过气息吐纳和肌肉舒缩的有序化配合产生的。训练有素者,能意到气到,意气到处,肌肉随意识的支配而收缩或舒张(劲到),使肢体产生运动(形到)。意、气、劲、形的统一,能使全身之内力聚为一整劲,又能使此整劲通过身体某一部位发放出去。武术劲力训练,强调静练与动练结合、内功与硬功结合。这种训练常能诱发人体潜能,获得防守不畏强击,进攻时能破坚击锐的超常能力”。
了解了“缠丝劲”三个字的本意,我们可以暂时这样给“缠丝劲”下个定义:它是一种靠意念引导,使象丝一样柔软的肢体强有力地绕住敌人某些部位,使之受制而败。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老前辈门对“缠丝劲”的解释:
刘云樵先生说:“缠丝劲是使十字劲旋转、滚转般穿过、扭转着抽出的劲道。不中断地循环,灵活且敏锐,可伺机敏锐地发出。”
霍文学先生说:“缠丝劲的练法,就是将十字劲转绕回环、滚钻撑裹而出来的劲。这个劲是无往不复,要使这个劲流走周循,贯通全身。这个劲是蓄意的劲,周流全身,而劲不能中断,要连绵不断,随意而出,应感而发。通常我们通过意念把劲转绕道脚下。”
康戈武先生说:“缠丝劲是一种支配肢体连续缠绕、划弧、划圈的劲。以此劲如蚕缠丝,故名”。
看了三位前辈的说法,我们不仅要问:缠丝劲的定义是了解了,但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使十字劲旋转、滚转般穿过、扭转着抽出呢?才能使这个劲流走周循,贯通全身并连绵不断,随意而出,应感而发呢?又如何支配肢体连续缠绕、划弧、划圈?要弄明白这几个问题,我们还应进一步地追根朔源。
缠丝劲的名字其实最早来源于清末民初陈氏太极拳家陈鑫,他在《陈氏太极拳图说》一书说:
(1)“吾读诸子太极圆图而悟打拳须明缠丝精,缠丝者,运中气之法门也,不明此即不明拳。”
(2)“浑身俱是缠劲,其劲皆发于心内,入于骨缝,外达于肌肤,是一股非有几股劲,即气之发于心者得其中正则为中气,养之即为浩然之气。”
(3)“河图实为缠丝精之祖,单开如一字,两头合注周围撑开则为太极圆图,错之则为缠丝图,双之则为褊图,再双之四角撑开则为方图,至三角五角六角七角八角九角皆方图也,皆由一生二而推之也,即《尧典》所载:‘日月运行错综之缠次圆图,莫非由一字所生也,兹不俱论此图专主缠丝劲说,因拳中股肱宜用,故推及之。’”
(4)“太极生一百二十八卦相错图中,六十四卦颠倒相错,以明太极拳缠丝精之大圈小圈约有六层,与人身之皮肤、肌肉、筋腱、网膜、骨节、脑髓六层适相符合。凡血气之流通,精神之凝聚,皆可于上下、升降、表里、出入时验其圈之大小而能得其环中者自知之。”
(5)“附缠丝劲诗一首:‘理境原无尽,端由结义成。……一旦无障碍,恍然悟太空。’”
根据陈鑫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缠丝劲本与天体宇宙的运行有关,属于人体调心、养气、炼神修行内功的范畴,又暗合太极、八极(八卦)、周易之动态变化原理。为什么这样讲呢?王大有先生在《宇宙全息自律》一书中给了我们一个圆满的答复:
“宇宙元气阴阳合和时,其气盘称为无极,又称‘混沌’,无极气盘是大宇宙缩微。无极气盘演化为太极气盘,因是立体球状故称其为‘太极体’,旋转的球体内部中心产生两条气化能量流,称太极旋臂,太极气盘所形成的太极图式,是一切宇宙万象的结构与生化的共同图式,因此适用于已知未知的宇宙间诸事物。例如银河系结构示意图,行星物质主要来源于太阳风示意图,行星际磁场的扇形结构示意图等都是太极气盘。
地球的旋转也能由地核抛出南北极有地磁旋臂。人类以中脉、脊柱为中心,也涡旋出体气旋臂,发出内气――辉光生命场。人腹为全身的太极体,肚脐及其向内与脊柱命门穴前的中心区为命门,即人体太极核,四肢为太极臂。上丹为首,顶有发旋,是人头上太极盘的中心。下丹为脚的涌泉穴,为气旋,双脚合并恰为一完整人形。若以手掌而论则手心的内劳宫、手背的外劳宫为太极盘的中心。
经我们研究,发现太极图实际是气螺旋存在形式。气螺旋运动出现的旋臂是太极图的S曲线。在不同的旋转速度下,即每秒8转时则形成互抱太极图;每秒12转时则形成半缠太极图;每秒16转时则形成互缠太极图;每秒20转时则形成过缠太极图;每秒24转以上时则形成同心圆图。在这几种太极图中,互抱太极图为常态太极图;半缠、互缠、过缠太极图为古太极图;同心圆太极图也就是陈抟、邵雍所传的水火匡廓太极图。但在每秒20转和24转之间,还有一种太极图。这种太极图就包括来自河图的陈鑫太极图。
这说明古人在气化功能状态下,以自身修炼层次不同,或者古人以自身先天通灵功能层次不同,看到了(内视和遥视)宇宙和人体旋转速度不同的太极图像。旋臂的长短、松紧;双仪的向心、离心,均与太极体的旋转速度有关。由此可知,星系、宇宙天体、微观粒子、有机生命基因等,不论是物质化旋臂,还是气态化旋臂,它们的旋臂形态都以其转速不同,而呈现上述太极图相同的变化。”
王大有先生所讲的这段话,透露给我们两点秘密:一是说明缠丝劲是在圆的运动中产生的,缠的效果、劲的大小是由旋转速度以及离心线与转轴之间的角度决定。也就是说,速度越快,缠似劲就越见效果,角度越大,圈就划的越大,划大圈能够发出横劲滚挡开或缠绕住敌人进攻之手;角度越小,圈就越小,如果速度极快,就会发出弹抖寸钻劲,当角度接近零度的时候,圈几乎就成了同心圆,出手出脚就已经是螺旋劲了,如同枪膛里射出的子弹,即向前高速行使,又顺时针高速旋转,再加上自身尖头的硬度,威力可想而知。二是说明缠丝劲的真正内涵与“十字劲”一样,讲究“天人合一”,也就是把自己用劲的意念无限放大,正象陈鑫所讲的“浑身俱是缠劲,其劲皆发于心内,发于心者可得其中正浩然之气。”
对于“十字劲”的含义,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有很独到、很恰当的解释,如刘云樵先生讲:“所谓‘十字劲’,简单地说,就是上、下、左、右四个方向画十字运作所施展开来的劲。”
霍文学先生则做进一步阐释,讲得更加清楚明白:
“十字劲,又称四面劲。练习的要求是头顶蓝天,脚扎黄泉,两肘两头撑。意思是,其动作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作如同‘十字’形撑展的劲。也就是将丹田中所凝聚的内劲向四面八方抽引膨张以达于极度和深度,所以劲的增长是无限的。”
康戈武先生是这样定义“十字劲”的:
“十字劲是指由身体正中(丹田部位)发出,成放射状向外撑展的劲。因该劲既有横向的水平面放射撑展,又有纵向的立面放射撑展,两面相交成十字形,故名”。
了解了“十字劲”的表面含义后,我们不禁有了这样的疑问,其它拳种中的劲法相当具体丰富,如太极拳就有 、捋、挤、按、采、 、肘、靠、粘、听、懂、走、化、引、拿、发、借、开、合、提、沉、长、截、钻、凌空等二十五种劲法;形意拳有斩、截、裹、挎、挑、顶、云、领、踩、扑、裹、束、绝、劈、钻、崩、炮、横、明、暗、化、横、竖二十三种劲法;八卦掌也有推、带、领、穿、截、切、托、拦、劈、撞、塌、捋、搬、探、撩、缠、扣、拨、钩、挑、削、按等二十二种劲法。为什么八极拳就只有三种劲呢?况且十字劲中还包含着沉坠劲,这样一看,其实八极拳只有十字劲和缠丝劲两种劲法。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翻开常秉义先生的《周易与汉字》一书,从“易理”当中寻求对“十字”的解释:
《说文》认为:“一”为东西,“l”为南北,如此则“四方中央备矣”,故曰:“十,数之具也”。所谓“十,数之具也”,表面上好像是说一至十数,数至十而全;其实,“十”字完全是易学历法思潮的表现。“十”字象征中国古代 “时空合一”的宇宙观,即下北上南,左东右西。下北为冬,其数为一、六;上南为夏,其数为二、七;左东为春,其书为三、八;右西为秋,其数为四、九;中央为长夏,其数为五、十。此即古代著名的《河图》、《洛书》“九宫”概念。所以《说文》谓之“一”为东西,“l”为南北,如此则“四方中央备矣”。一个简单的“十”字,竟有如此无限丰富的时空内涵,充分体现了汉字文化的简约与博大精深。
由此可见,“十”字上、下、左、右的内涵就是“四极(四方极远的地方)”,与“六合(六极)”、“八极”从根本上讲都是“四面八方极远”的意思。
又据《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记载:“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河图、洛书“中五”的意思就是中间五点形成九十度相交的十字,于是四象见而十字交叉原点合五的内涵跃然而出,此即“四象即分五行以出”的象数含义。“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
《中国系统思维》一书上也讲:“大宇宙为五行母系统,以四时五方为核心向外伸延开去。万物又各具有一个五行子系统。母子系统之间具有鲜明的同构关系和统一的运动节奏。它们之间及其五行内部之间,不断保持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和反馈联系。”
八极门之所以不把劲法具体数量化,就是由于本门之劲法千变万化,无穷无尽,如果定了死数,岂能尽显其博大精深和无穷变化。因此,“十字劲”就是一个“子母”系统,分开时可以派生出无限多的劲法,如刚劲、柔劲、阴劲、阳劲、内劲、整劲、蓄劲、放劲、横劲、竖劲、直劲、肘劲、靠劲、发劲、借劲、开劲、合劲、提劲、长劲、短劲、寸劲、截劲、崩劲、撞劲、闯劲、撑劲、化劲、抖劲、拧裹劲、钻翻劲、顶拔劲、沉坠劲、通透劲、冷弹劲、螺旋劲、凌空劲等。聚合时,所有的劲法又归为“十字”劲,正所谓“一生九九,九九归一”,完全符合八卦“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和《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原理。
所以,“十字劲”的特点就是以自身为中心,向四外成放射状发出的劲,也就是说尽管称为十字劲,实际上是上下方向不变,即头部永远顶拔向上,两脚永远沉坠朝下,而两肘却可以以腰和脊柱为轴做横向转动,四面八方都能应付敌人,发出的劲仍然是立体浑圆的,从这一点上,我们又可称“十字劲”为“十极劲”,因为“立体浑圆”是横面八方与纵面上下二方形成的最大数了(十方极远之地)。其形式则是千变万化的,即可刚可柔、可长可短、可攻可防、可零可整,全凭自己意念控制,随心所欲,掌握灵活,敌人弱小,我们只发“四极”劲就可以了。遇到强敌或穷凶极恶之徒,就发“十极劲”,令其一败涂地。其意境神速幽远而趋于极限,中正不偏而通乎中庸,天人合一而达于神明。
发好“十字劲”要领是内外兼修,首先夯实基础,练好基本功,形、意、力、精、气、神都要苦练到家,缺一不可。发劲之前先放松全身各部肌肉和关节,感觉肢体有向下沉坠之意,然后运用意念将“周天八极”,亦即整个宇宙之“浩然正气(能量)”引入腹内丹田并凝聚一团形成“核反应堆”,想发放时就再运用意念引爆能量团,同时腰脊突然拧抖,双足震地,开声猛喝。使丹田发出强大的爆炸劲,发出六面浑圆力,头部向上发出的是顶拔劲,双脚向下发出的是沉坠劲,左右手(含肩、肘)发出的是撑撞劲,胸部和腹部向前、背部和臀部向后发出的是鼓荡劲,发十字劲的方法有静止原地发力和向前闯步发力两种。原地发力时,劲道上下相等,左右相等,前后相等,各自都是五分力,这样可以很好地掌握身体的平衡,把握身体的重心,不至于前仰后合、左右歪斜而给敌人可乘的机会;当向前闯步发十字劲时,身体必然有向前、向上的惯性,这样一来,要保证身体的平衡和重心的稳定,两脚向下发出的沉坠劲就要大于头部向上发出的顶拔劲,即向上发四分劲,向下发六分劲;后手发出的撑撞劲就要大于前手发出的撑撞劲,即向左发六分劲,向右发四分劲。实际上十字劲是一种内力、一种整体力。
《八极拳谱》上言:
“八极三盘内中恒,十字用力站当中。头顶天,脚蹬砖,后手如拽虎尾,前手如推泰山。动如崩弓,发若炸雷,势动神随,疾如闪电,一发即收,无人能抵”。
这种劲力迅捷、意远、短促、强硬、通透,配合擤气发声和外在的金钟罩、铁布衫,铁砂掌、铁肘功可以四面打人,无坚不摧,对手往往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中招倒地,不是死就是残。可见武林中所传的“太极十年不出门,当年的八极吓死人”绝非虚语。
关于十字劲的发放,还配有一首八极门内众人皆知的口诀,就是:“头顶青天,脚扎黄泉。怀抱婴儿,两肘顶山”。
这首歌诀是八极站桩的内功心法,实际上是练功者精神意念的无限放大和自由发挥。所体现的正是“神游八极”、“经纬六合”、“天人合一”、“六面浑圆”的内涵和意境。其目的是通过意念的极至扩放变化使力量的发放效果也达到极至。
在我国古代宇宙结构理论中,就有“盖天”的学说。这种学说形成于周初,据《晋书.天文志》记载:“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盘,……。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南北朝祖恒著《天文录》说:“盖天之说,又有三体:一云天如车盖,游乎八极之中;一云天形如笠,中央高而四边低;一云天如欹车盖,南高北下。”这种说法反映了古代人们认识宇宙结构的一个阶段,在描述天体的可视运动方面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这里,“笠”指的是草帽,能遮阳避雨的那一种。“车盖”指的是马车上的伞盖。“头顶青天”,也就是把青天比喻成斗笠和伞盖,即“头上戴草帽,顶伞盖”的意思。“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实际上是较古的天圆地方说。“八极”显然指的是宇宙。“地法覆盘”意思是说大地就像一个倒放着的盘子。“脚扎黄泉”就是说双脚踏在大地上,由于力量和重量都极大,一直踏到地下很深的地方。“头顶青天,脚扎黄泉”这两句话在《庄子.田子方》和《列子・黄帝篇》中找到,原文是:
“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
潘雨廷先生也说:“距今三千多年的殷周文化,其早已完成整体思想,似不可再以原始宗教观之,究其信仰的实质,就是人与自然界的结合,人贵由遗传而推至始祖,自然界则本诸直立人上下为天地,所谓‘顶天立地。’上天重视登山,入地重视涉水。”
“怀抱婴儿”据说是八极拳第二世始祖吴钟的女儿吴荣在练功的过程中体会总结出来的心法。婴儿一般都是女人抱着的,婴儿的身体又软又圆,两只胳膊将婴儿抱在怀里就像练太极拳的人怀中抱球一样,还有的拳派称作“怀抱琵琶”、“怀中抱月”,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就是做到头顶项竖、含胸拔背、松肩塌胯、气沉丹田,把身型练成六面浑圆状态。此外怀抱婴儿还有“心念神驰,复归婴儿”之意,这是求得高深内功的不传之秘。
“两肘顶山”意思是说通过精神意念的放大,两肘能顶倒大山。东汉大思想家王允在《论衡.谈天》中说:“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有力如此,天下无敌。以此之力,与三军战,则士卒(如)蝼蚁也,兵革(如)毫茫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共工与颛顼争夺天下敌不过颛顼而大败,于是一怒之下撞倒顶着天的大柱子――不周山,使天地大乱。具有这样大的力量,一定会无敌于天下。如果用这样的力量同敌人的队伍作战,那么敌方的士兵就如同小小的蝼蛄和蚂蚁一样,而士兵使用的刀枪剑戟就好像毫毛和细草一样微小柔弱,很容易被消灭制服。
可见,“两肘顶山”指的是两肘在顶天柱。又可想而知,能顶倒天柱的人是何等的高大,何等的神力。联系上文“盖天”学说,一个人头顶着天,脚踩着地,怀中抱着个孩子,两肘将顶着天的大山顶倒,一直到八方极远之地。这不就是“天人合一”吗?这不就是具有盖世之功吗?况且,《沧州八极拳谱》上也说:“人生受天地之灵气,能化生世界之技能。天为之大天,人为之小天。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八极拳术合天、地、人为一也。”
二、消费者的概述
权利的定义是根据利益说来定的,也就是消费者在进行合理消费的时候可以依法享有法律的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体现在消费的时候可以根据法律使自己在消费过程中的一些行为可以进行,或者终止。
三、消费者权利的提出与确定
美国早就在1962年的3月15日就提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利了,到了1985年,联合国才确定消费者有七项权利,而我国则制定了九项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分别是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接受教育权。
四、自主选择权
消费者在消费工程中享有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商品或者是选择自己觉得满意的服务,不但如此,消费者还有权选择自己喜欢或者是信得过的经营者进行合作。在消费过程中可以决定有权可以就不同的经营者进行比较,来决定自己的选择。
(一)公平交易权
在平时的消费过程中,消费者是享有公平的交易权利。在交易的过程中,消费者有权可以了解商品的真实信息,获得质量的保证还有合理的价格,对于那些经营者强制消费者消费的行为,消费者绝对有权拒绝。
(二)求偿权
求偿权顾名思义就是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服务过后受到人生或者财产的伤害时,可以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这对消费者的权利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至少可以让受损的消费者可以得到赔偿。
(三)结社权
结社权就是消费者为了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可以组织消费者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主成立一些合法的社会团体。这个权利是从消费者相对于经营者处于劣势的地位而提出保障他们的权利出发的。
(四)接受教育权
接受教育权就是消费者可以依法享有获得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权利。消费者应该接受有关商品或者服务方面的知识,不断提高自己对这方面的了解以达到维护自己的消费权益为主。
(五)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受尊重权
我国是一个各民族团结平等的国家,所以在消费的时候也要做到平等的对待各民族人民,在消费者消费的时候应该尊重消费者的民族风俗习惯。
(六)监督权
监督权是消费者除了在消费过程中,还有在平时也可以对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务进行监督,发现有不合理的行为或者现象时可以进行举报或者控告等,这些行为都是可以维护消费者的权利。
五、消费者权利定位经济法属性的意义
(一)完善行政法目标
在行政法生产背景方面,行政法是控制政府职能的扩张,是为了预防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而进行设计的,这一制度的设定是完善市场的不足以及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通过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不及可以不断的完善市场的不足,而且可以维护消费者的权利。但是单单依靠行政法的改变是不行的,还必须得结合两只手,分别是市场与国家,才可以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得采用经济法的手段。然而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还是采用经济手段为主,因为在一些消费者权利受损以及市场秩序受到破坏的情况下都是采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的。在大多数人多的了解中行政法都是以“授权”、“维权”以及“控权”为主的,在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通过控权来达到目的的。
二、财务管理目标创新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创新。财务管理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其目标必须与企业发展战略目标相一致,与市场变化相吻合,同社会发展紧密相连。财务管理目标是指企业进行财务活动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是企业财务管理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所应达到的预期结果,决定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方向,是整个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世界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过程中,深刻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使得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向高层次演化,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经历了“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等演变。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已经转向知识最大化,从过去以物质资本筹资为主转向以知识资本筹资为主,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价值最大化与知识最大化并存,知识最大化的财务目标不排斥企业价值最大化,帮助企业更好地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与知识最大化相协调,达到企业内部和外部利益双兼顾,企业与社会融为一体,使得企业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同时,也能够实现社会责任目标,达到企业经营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和谐统一。
三、财务管理内容创新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日益柔性化和科学化,不断提升企业财务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拓宽了财务管理的范围,改变了财务管理方式,丰富了财务管理内容,实现了财务管理创新。知识经济拓展了企业资产范围,资产结构更加全面,既有物质资产,也有知识资产,知识资产作为企业的重要资产,物质资产具有的地位相对下降,知识资产的地位持续上升,改变了企业的经营行为与财务管理方式。知识资产在企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知识资产比物质资产更加重要。工业经济时期主要管理固定资本和货币资本,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资本结构更加全面,专利、商标和知识产权等知识资本逐渐成为企业重要的资本组成形式,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进行合理的配置,以寻求最佳的利用。实行财务成果分配方式的创新,工业经济时代主要是以有形资本投入来作为分配依据,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与物质资本实行最佳组合,将物质资本与知识资本有机结合起来,改变了企业利润分配方式,知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知识资本在企业生产经营与财务成果分配中的地位受到重视,成为决定企业财富分配的核心要素。
四、财务管理方式创新
知识经济时代也是信息时代,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信息传递迅速快捷,企业交易活动和经营决策可在瞬间完成,信息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媒介,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的市场的主动权,企业经营活动范围变成“媒体空间”,财务管理向网络财务管理方式转变,财务管理控制活动贯穿于企业经营全过程,信息技术加速财务管理手段现代化进程,任何物理距离都将变成鼠标距离,财务工作办公由离线变为在线方式,财务信息传递电子化,财务管理的能力可以延伸到全球任何一个结点,极大地拓展和延伸了财务管理能力。财务管理运营模式从过去的局部管理、分散管理向远程处理和集中式管理转变,企业集团利用互联网,实现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动态化与实时化,企业生产运营与资金流动和信息传递协同进行,可以实现对下属部门实行各种数据的远程传送与处理、远程报账、远程查账、远程财务监控,实时监控企业的财务运行与资金安全,实现了财务信息动态实时显示和随时监控,随时掌握企业产品生产、销售和库存增减变化情况,使得经营管理与财务管理从静态走向动态,加快信息传递速度,加强了部门内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生产管理和财务管理效率,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增强了企业竞争力。
五、财务管理风险防范
收集2006年1月—2009年12月XX医院护理业务查房病历65份。将65份护理查房病历中出现的护理诊断进行有针对性的统计。
2、影响因素
2.1法律意识淡薄
护理人员对安全管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误认识,由于繁忙的护理工作,忽略了对安全管理的认识,护理人员对于安全隐患的判断与处理不够,缺少法律意识,不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2.2环境因素
影响神经内科护理安全的环境因素主要有地面滑、床脚移动和病房扶栏三个方面。病房地面滑是引起病人摔伤的因素之一[3]。由于神经科病人存在肢体偏瘫、无力,在清扫地面后,如地面潮湿、过滑,病人行走易出现摔伤。为给病人创造舒适安全的治疗、休养环境,病房走廊的扶栏、浴室卫生间的扶栏安装很重要。尤其对于神经科病人,可以找到支撑点,防止摔伤、跌倒。
2.3用药与设备因素
由于医学技术的发展,新药与设备不断更新,神经科所用药物大部分为高渗性,对血管刺激性大,再加之病人年龄、血管因素,因此临床药物外渗静脉炎发生率很高。加之药物配伍、给药途径、设备使用不当等方面原因给病人造成不安全后果[4]。医疗设备本身的安全、患者的安全及操作者的安全。仪器设备的使用不当、故障、老化、种类不齐、性能不良、规格不配套或护理人员对仪器操作不熟练等问题,都可能给患者造成危害。使用中常见的危险因素是测值不准确;仪器设备消毒不彻底,也常成为神经内科患者的感染源[5]。
2.4人员与技术因素
护士评估患者的知识水平不只是看其文化程度,主要是评估其对自身疾病的了解程度,统计结果显示,不论文化程度高低,患者对自身疾病的了解和认知程度均属于缺乏之列,对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用药常识等缺乏了解,若卫生宣教不到位,很可能导致许多风险和纠纷的发生,例如进展性卒中的患者往往对住院以后病情还继续加重不理解。人员方面因素主要指由于护理人员素质或数量方面的原因不能保证满足工作基本要求而给病人造成的不安全影响或隐患;技术因素主要指由于护理人员技术水平低、经验不足或协作能力不强等原因对病人安全构成的威胁。特别是随着新技术、新项目大量引进与开发,护理工作中复杂程度高、技术要求高的内容日益增多,不仅对护理人员形成较大的工作压力,而且致护理工作中技术方面风险加大,影响护理安全。
2.5疾病因素
(1)偏瘫
神经科病人大多年老体弱,同时存在视力减退,神经疾病导致瘫痪、步态不稳、起立与迈步艰难等,常突发抽搐及晕厥。病人对病床高度不适应时易致坠床。
(2)感觉障碍
神经科病人存在感觉障碍的占大多数,病人对痛温觉感觉障碍,病人家属未掌握热水袋、局部热敷的温度及使用方法。如使用热水袋不当导致烫伤。病人长时间一个卧位,导致皮肤出现压疮等。
(3)抽搐
癫痫病人抽搐发作时,常发生舌咬伤、骨折、坠床等意外。抽搐间隙期病人疏于带牙套、置牙垫防护,如突发抽搐易致舌咬伤,按压肢体易致骨折等。
(4)精神异常
神经内科病人,发生大面积的额叶、颞叶等部位损害后,出现精神异常、躁动。肢体忽略病人,危险性增加,病人有自伤危险,出现他伤、自伤等。老年痴呆病人出现定向力、记忆力等缺失,如防护措施不到位,未做到24h连续看护,特别是外出进行辅助检查时,人员较杂,稍有疏忽容易走失。
(5)呼吸困难
神经肌肉疾病,如格林巴利综合征、重症肌无力、周围神经病变等,病变累及呼吸肌后即可出现呼吸困难、窒息等。神经系统多种疾病均可出现吞咽困难,咳嗽反射减弱,如进食呛咳引起食物误吸,鼻饲不当引起误吸,牙齿松动脱落导致窒息,痰液黏稠导致气道受阻。此类风险多易发生于吞咽障碍、需要鼻饲饮食的患者。
(6)感染
各种监测、诊疗技术的应用,使接受侵入性操作的患者医院感染率明显高于无侵入性操作的患者,其中机械通气患者相关性呼吸道感染者为85.0%,气管切开感染者为50.5%[6]。80%的医院内泌尿系统感染与导尿有关,且留置时间越长感染率越高[7]。病人住院期间有发生院内感染的风险。主要表现在神经内科护理人员工作量大,护士编制相对不足,护士整日忙于治疗和处理医嘱,长期超负荷工作,都是影响护理安全的因素。护理人员业务及技术水平与护理安全有一定关系。临床实践表明,护士的素质和能力与护理差错事故的发生往往有直接联系,近年由于低年资护士增多,导致技术操作熟练程度欠缺,经验不足,工作责任心不强,护理不到位等,极易产生各种外伤及护理差错事故的发生,给患者的安全构成威胁,特别是随着新的医疗技术大量引进与开展,对技术要求越来越高。护理管理者工作中预见性欠缺,基础质量工作监管不到位,给患者造成不安全的后果。护理人员卫生宣教不到位,护患沟通欠缺。卫生员工作监管不够,给患者造成不安全的后果。
二、安全策略
1、善抢救仪器的管理
制度,仪器设备专人管理,做好培训、考核、消毒灭菌、定期检查维修等工作。每班检查,每周大检查,原则上不外借。配备一定量的零配件和必要的配置替换设备,以备应急。将仪器报警声音调至最低,工作人员的动作轻,治疗护理操作尽量集中进行,碰到抢救或特殊情况时,拉上床位之间的布帘,减少对患者的干扰和影响。
2、加强健康教育
加强健康教育,增进医患沟通要取得患者及家属的有力配合,需要通过加强健康教育,增进医患之间的沟通。为此,每月开1-2次的健康教育讲座,由责任护士着重讲解神经内科的基础知识,及诸如脑中风等病症的预防、治疗、预后、康复等知识,让家属明了患者的检查治疗情况、用药情况、医疗费用情况、预后及康复情况,使之更好地配合各项治疗、护理。在开展健康教育时,应同时将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告知患者及家属。如对于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患者家属,应告知蛛网膜下腔出血病因大多是由动脉瘤或血管畸形造成的,在没有去除病因之前,排便过于用力、情绪激动都可能导致生命危险。
3、加强法律、法规的教育
护理风险与法律法规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护理人员法制观念淡薄而发生的护理缺陷或纠纷时有发生。因此,应该经常组织护理人员学习《医疗事故处理条理》、《医院护理管理条例》、《护理差错的分类及评定标准》、《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等与护理风险相关的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从职业道德和法律的高度规范护士的护理行为,聘请法律顾问为护士上法制课,增强护理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护理人员的自律能力和守法的自觉性,在全面认识理解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订的有关实施细则、规范[8]。提高安全意识,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科内制定安全日,责任班负责评估病人安全隐患,定期召开护理安全会议,对于其他科室和本科室出现的护理安全问题,进行组内讨论,制定整改措施。科内制定相关预案流程,相关规章制度,使护士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做。在尊重和维护病人权益的同时,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加强感染控制
神经内科病人大多是年老体弱、吞咽困难、感觉障碍、肢体肌力差的病人。首先护理人员要做好入院宣教,入院当天向患者详细介绍住院环境、住院须知、呼叫系统使用方法。护士对患者进行全面护理评估,包括肌力、肌张力、视力、步态及步行时的平衡力,足部有无变形或痛楚等。根据评估所得到的结果进行健康宣教;3天内护士对患者进行疾病相关知识和注意事项的宣教,护士长及时进行健康教育知晓情况的检查,检查结果与护士工作考核挂勾。给患者加用床档保护,指导患者及家属活动时有人陪同,不穿拖鞋,以免摔伤、坠床等意外发生;使用热水袋时要指导使用温度及使用方法,以免烫伤;长期卧床要经常变换,以防出现压疮及坠积性肺炎;鼻饲时要将床头抬高,并保持床头抬高,鼻饲后30min尽量不给患者翻身,以防吸入性肺炎的发生。总之,掌握各种危险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病人安全的威胁。进入病区的所有人员戴口罩、戴鞋套,严格无菌技术操作原则,限制探视时间和人员进入。严格掌握侵入性诊疗手段的运用指征,加强各种导管的护理。合理应用抗生素,减少不合理的联合用药,从而延缓细菌产生耐药,提高临床治愈率[9]。做好环境的消毒,加强空气的清洁和消毒。患者转出后做好终末消毒,使用后的仪器、设备和各种管道应严格消毒,防止感染。
5、提高护理人员的整体素质
全球化以其广泛性,接近经济一体化的理想状态,但恰恰由于全球化这种一体化方式涉及范围太广,各个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差异性使各国对一体化的基本考虑往往难以形成共识,无法实现生产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而区域化以其多样性蓬勃发展,卓有成效地推动经济一体化在局部地区的发展。
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全部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以比较优势基础的国际格局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必然趋势。比较利益的普遍存在,是传统国际贸易的基础,也是后兴起的跨国投资的基础。
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影响
1、推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进程,并为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全球化和区域化都从不同领域和范围推动了上一世纪已经兴起的科技革命进程、全球范围的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和区域安排内的科技开发分工。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产业在世界高新技术发展中已成为关键;二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安排实现了高新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全世界的扩散和转移;三是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为主的新技术将逐步与传统工农业结合,形成新的产业增长周期。
2、全球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全球化和区域化在相关领域引起了革命性变化,实现了产业的重组,并购企业跨越国界、洲界和产业界限,各种虚拟的经济形式如雨后春笋,使经济的二元特性具有了新的涵义,以万亿美元计数的虚拟经济使机械化大工业变得如此渺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从GATT到WTO,从APEC清迈宣言的相互货币支持到欧元启动,世界已经创造出了130多种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方式。全球化和区域化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结构。
3、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
各国、各地区间经济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状况使全球化的进程只能是次优安排附加一系列例外。区域化方式虽然基本上解决了体制内的最优安排,但由于它严格的排它特征,使之与非成员之间又形成了新的贸易与投资壁垒。但从总体上和发展进程上,经济区域化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补充,而且在结果上,区域化最终将促进全球化,已有的区域化实践已经证明,区域化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扩大了成员间的贸易,其进一步的结果是随着相互间市场的开放,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和最优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增加对区域外产品和生产的需求,到这时,区域内经济就需要跨越区域界限与区域外经济交流,或者是扩大区域化的范围以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
随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的规模、数量将在区域内和全球范围内同时增长.由于生产的跨国特征与全球经营,使全球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增长将更大面程度地依赖于贸易。
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二者又与全球化和区域化相互促进。为追求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出现了各种区域化与全球化方式,区域化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为贸易与投资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秩序,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贸易与投资的发展。随着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不断完善,贸易与投资的相互促进将表现得更为充分。
区域化和全球化要求金融自由化,也将导致金融风险加剧。为满足和适应生产与贸易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各国普遍在金融领域逐步放松管制,开放市场。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随着经济金融化的不断演进,国际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金融活动为生产与贸易带来便利的同时,国际金融的风险也同步增长。相对于软弱无力的国际金融监管,如果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危机再次发生极有可能。
区域化通过区内优惠安排实现了区内较为充分的合作,但却造成区域之间的激烈竞争,竞争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和市场范围,而且还表现在优惠安排的攀比与竞赛,这最终必然导致区域组织间差别的缩小,竞争的结果使其中一些组织消亡,而另一些组织则在不断壮大,作为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更接近全球化。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多次磋商,乌拉圭回合、GATT向WTO的转变,虽然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还是完成了向一揽子贸易自由化的过渡,这构成了本世纪全球化进程的坚定基础。
经济的不均衡性将会随着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发展而更加突出。在全球化与区域化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发达国家及其跨国企业,以其明显的竞争优势,通过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重组,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和超额利润,由于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深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生产国际化,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回旋余地极为有限。并且,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未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则进一步加大了南北差距,世界经济的不均衡性将更加突出。
应对之策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以其深刻的影响作用于各国经济,那麽,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该如何作为,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首先,应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包括贸易依存度和投资开放度,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为微观经济主体进入国际市场创造宏观环境。
其次,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
第三,努力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降低生产成本,改进技术和管理,扩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进入能力和占有份额。
第四,建立风险防范意识和机制。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使各成员的管理机制和发展模式都受到挑战,面对较为频繁的外部制度的影响,内部制度冲突的机率与风险不断加大,存在着管理环境和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这在短时期内是必然的,要注意形势研究及时提出对策。
(一)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共同演化趋势
相关的理论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归纳,主要包括由欧美学者从广义的两种方法出发提出的两类不同理论模型。一种方法是使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注: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两类模型都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和对象,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注:对此,库兹涅茨曾有明确的说明。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尽管这两类理论模型迄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国家的研究视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从第一种方法出发作了开拓性研究,该研究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模型采用费希尔(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趋向的内在关联。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则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发展阶段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持续下降的所谓“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开创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但理论模型过于简单和不够成熟。为此,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钱纳里等(1975、1986)在不断改进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了的理论模型。
西蒙·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总量出发,对5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此后,霍利斯·钱纳里等则更多地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将分析样本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综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劳动力和产值指标等,对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关系作了彻底的考察和验证;2、深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对其结构变动作了细致分析;3、研究了影响结构变动的三组因素,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变量;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差异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国际性传播;5、通过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对结构转变作了动态分析;6、通过若干国家多部门模型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发展模式,考察了战略、政策等因素和结构转变之间的联系等。
从广义第一种方法出发的理论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了从广义第二种方法出发的一些产业结构变动的特殊理论。其中,阿瑟·刘易斯(1954)的二元结构模型和W·W·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主导产业理论最具影响力。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通过三个基本假定和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研究了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进程和途径。该模型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假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罗斯托则以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方法,试图把握住在经济成长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部门所起作用的动态力量。为此,不仅按技术标准提出经济成长的六阶段论,而且对推动阶段演进起决定作用的主导部门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效应作了规范解释。此外,罗斯托曾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例如,已从另外角度意识到并主张,研究单位应由国家改为相互关联的贸易地区,并放到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加以考察。(注:G·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欧美学者提出的两类理论模型,尽管各自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侧重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基本倾向和主线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都以若干国家为分析样本,通过国别间比较研究,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演化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类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物。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一些日本学者除了对欧美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作出修正和补充(盐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注:例如,佐贯利雄(1981)曾提出“战略产业领先增长论”等,参见: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25页。)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行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行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73)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后又扩展为五阶段,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模型2(变型Ⅰ):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但次序由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或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型3(变型Ⅱ):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进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该模式也将转换。即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但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注: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7期。)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型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作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三)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结构关联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波及和关联日趋密切,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间资源配置重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学术界在对产业结构研究中,也逐步将国际间产业关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
关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条线展开。前者从本国和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联系,以及从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动趋向,研究本国应有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术进行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1.用贸易结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将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例如,依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制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状况(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为止,各种结构联结模型主要通过贸易联接完成的。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关联,但主要考虑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性波及由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导。因而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间关联。
二、立足全球视角研究当代产业结构的思考
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包括近年对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互动的探讨,反映了学术界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轨迹。但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还没有脱离原有的思维框架和传统的视角。
首先,现有的产业结构研究对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的本质性、飞跃性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本质性变化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板块结构”已成为可感知的一个个群体,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邻成片的地域范围为基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个个巨大的跨国经济实体。因为,世界经济的现实运行主体,在局部区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国家经济体和国际区域经济体并存。整体上由原来倚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别型世界经济正在向倚重信息资源和服务业的全球和区域型世界经济过渡。这种本质性的变化源于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中相互联接关系的演变。与历史对比,联接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联接强度上大大增强和联接形式的多样化,还在于联接拓扑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联接关系的变化导致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界不断扩张。因此,单纯从国别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经济系统的时代特征,客观上要求立足全球视角,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当代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没脱离传统经济学中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或是将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直接作为对象,从一开始就研究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化及趋势。由于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因而无法将现实大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立体结构来深入地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或是立足于单个国家层面,考察与周边国家的结构互动关系,但通常将其他国家等同于环境处理,最终停留于浅层次的对策研究,缺少综合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虽已触及到国与国产业结构间的联接关系,采用各种定量分析技术进行验证,但在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贸易联接机制的分析。在现实中,除了贸易联接机制外,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经济周期等作为联接机制,各自通过错综复杂的渠道发生着各具特点的联接作用。特别是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联接作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已超过贸易的联接作用,成为各国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核心驱动力量。因此,各国产业结构间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
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与域内周边国家的结构变动联为一体、互动演进,而且也和域外各国的产业结构处于相互波及、互动演化中,但由于与全球化并行的区域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结构呈“板块”状格局等,各种联接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因而往往使处在同一区域的各国产业结构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联接的关系。因此,立足全球视角,运用整体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从该切入点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论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封闭条件假设下的理论与度量方法研究。确立新的切入点或对象后首先对其定义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础。立足全球视角,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可定义为:地域空间上相邻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国家产业结构体的集合。它既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一个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对性或非完整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整体性这四大基本特征。现实中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既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可运用抽象法暂且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处理。通过构建封闭式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国际区域内务国(地区)产业结构相互关联成整体的成长及其内在运行机理。包括其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动因、机制和整体内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必须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或计量经济模型作为分析技术的出发点,但需在贸易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联接机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分类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现实中的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是由各个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及其关联机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联接中构成的。因此,理论研究需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由封闭系统转向开放系统,对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进行考察,这是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需要对各种联接机制从国际区域间立体、多向幅射和多边反馈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其各自的联接特点和传导规律,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空间上的变化。同时,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系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构间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也同样处于动态演变中,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时间上的变化。此外,在现实中,由于形成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的联接机制较多,因而渠道复杂,各种联接机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机制体系。鉴于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国际区域间结构互动关系的各种联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时,需要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3.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存在着各具特征的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作为一个个相对的整体,需分类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相互关联中体现的整体演进的形式或表现出具有某种共性的演进方式。鉴于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方式的复杂性,可选择若干典型国际区域(如东亚、北美和西欧),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具体分析方法,对某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存在的稳定性特征和变动性特征及变动趋向作出细致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然后把静态和动态分析分别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研究其相互关系,综合归纳出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体系各自相异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