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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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发展区和支架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Vygotsky(1978)将“最近发展区”定义为“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在成人指导下或在与能力更强的同伴合作中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最近发展区”展望个体未来的发展，即个体在帮助下解决问题的能力预示着他将来独立做事的能力。“支架”这个概念是Bruner(1985)等在新Vygotsky学派提出的，被广泛应用到他人调节中的协作式交谈和Vygotsky“最近发展区”中新手与专家的互动活动中。“支架”指任何成人与儿童或专家与儿童的协作行为。儿童和新手还不能独立运用某知识或技能，但可以通过谈话借助对方给予的“脚手架”的帮助获得期望的结果。根据最近发展区概念，教师在语言教学中，不仅要关注语言输入，同时还要关注语言学习者，因为他们不仅要向学习者提供合适的语言材料，还要为他们创造有利于主动建构与发展的语言环境。意义是通过共同的活动建构的，而不是由教师传授的。教师不是把知识传递给学生，而是帮助他们把在课堂环境下通过不同方式所获得的内容，通过意义建构来转化成为真正的知识。教师提供的这种帮助既包括知识层面的又包括学习策略与方法等方面的，换言之，就是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学习者的语言发展过程中也存在最近发展区，支架在帮助学习者避免石化、促进其语言最近发展区的变化方面极为有效，是促进认知发展的一种高级训练形式。支架理论对语言教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证实语言学习者在复杂的任务完成过程中，需要通过与教师或同伴进行互动来获得支持，这一概念与传统的由教师向学生提供单向的指导不同。支架的搭建是一个建立在以学生需求为基础上的共同的合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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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我调整自我调整

是过程性评估中的核心概念，是指学习者通过目标设定，对自身认知行为进行控制和调整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是过程性评估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而这一概念与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理念不谋而合。认为，“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发展学习者的自我调整能力，使其能够实现自我教育。”在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学习者经历了一个循环往复但又曲折上升的过程。首先是规划阶段，需要对任务进行分解，设定目标及相关行为。其次是实施阶段，对自身的行为、动机进行操控。最后是评估阶段，接受来自他人的反馈并对此进行自我反思。这一过程体现了社会文化理念，即在学习者设定学习目标以后，教师或有能力的同伴为学习者提供必要的支架，具体体现为形成性反馈，对学习者的行为进行即时评估，并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通过其他人对自身学习行为的调整以及自我反思，学习者逐步实现自我调整，特别是能够自我教育和自我评估。而学习者将新学到的知识和已有的知识体系实现有效融合，最终实现自身的最近发展区。

2．互动交流Black和William(2009)

针对过程性评估提出了“过程性互动概念，即过程性评估是学习者内在的知识内化与外在的环境刺激和反馈的互动过程。这一概念正是来自社会文化理论。在社会文化理论看来，学习的本质就是社会交际，学习者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内在因素)从与他人的经验和环境(外在因素)的互动中学习到新的知识，新知识和原有的知识实现融合并随后存储在长期记忆中，随时有待提取、扩展和做进一步的调整，从而达到知识内化。换言之，过程性评估将成功的学习过程定义为学习者通过内在的观察反思以及外在的积极任务参与并随时调整自己的学习行为。而这恰恰也是社会文化理论将学习视作互动交流的结果。

3．学习和发展维果茨基

对学习和发展两个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他认为，发展是指学习者心理功能逐渐成熟的过程，而学习则只是获取新的心理能力，并不涉及能力的变化过程。恰恰是发展的概念才最有可能帮助学习者成功达到下一个发展阶段并最终实现“良好的学习状况”。而这也正是过程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的差异所在。前者着重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发展状况，以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为最终目的。而后者则是以某一阶段的表现来衡量学习者的学习水平。虽然通过终结性评估，教师可以发现学习者的学习问题，但无法了解其问题根源以及内在发展状况，因此无法针对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提出相应的反馈措施和策略。

4．形成性反馈形成性反馈

是指在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中，针对其学习目的或出现的问题给予清晰的评价标准或评论。研究者认为，形成性反馈相对于传统的成绩评定，能够促使学习者更好地形成元认知策略，如目标设定、行为控制以及反思等。Lipnevich和Smith(2009a，b)通过实验发现，相比原先评分或仅仅表扬的传统方式，来自教师的详细的书面反馈，包括评价和建议，能够更好地提高学生写作测试的成绩。社会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形成性反馈体现出给予学习者必要支架帮助的特性，通过深层次的认知处理，帮助学习者由他人调整转向自我调整，并达到理想的学习目标(Vygotsky，1978;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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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正是在研究范式上的语用转换，为当代论证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理论论域。但严格而言，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既得益于语用研究进路的开启，也同时受制于这一特定理论进路的局限。简言之，语用的理论视角拘囿于论证所发生的特定语言环境，以其中发生的论证性言语活动为对象，并将之概括为一种特殊语境中的言语交际类型。因而，其论证研究仅注重探讨论证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与交际互动所呈现的特定性质，并致力于提供以实现某种语用功能为旨归的分析方法与规范理论。

然而，论证并不只是展现着某些语用特征的言语交际活动，它还是一种由作为特殊社会文化角色的论证者，依其文化认知和社会互动的特定方式，共同参与和建构的社会文化实践形态。与之相应，论证中所涉及的话语并非仅具有单一的、认知性的命题意义，其理解与解释都将呈现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同时，论证中的语言行为和互动模式也并非仅遵循语用规范的约束，而是必然会承载着、并受制于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响。进而，在主体对于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论证活动的行为方式、以及对于论证效力与规范的理解与遵从等诸多方面，也都将展现出文化价值、社会关系、信念体系、习俗惯例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当代论证研究的发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当前语用进路，从而导向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会文化维度研究。

二、论证研究的概念革新

纵览论证研究的发展历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对论证概念的全新解读作为理论先导和前提条件。传统逻辑将论证理解为一种“前提—结论”结构的命题集合，数学化的现代逻辑更是将之抽象为一种具有推演关系的语句序列，这些方式将论证界定为具有某种特定形式性质的抽象实体，进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论证研究的概念基础。而正是通过摒弃“结构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并从“语用功能”“言语行为”的角度对之加以重新界定①，当代论证理论才开启了其全面复兴与发展。因而，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无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语用论证理解方式，发展一种全新的论证概念界定。

与此相应，鞠实儿从“说理”这一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入手，提出了“广义论证”的概念，并阐发了论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说理活动的本质在于“从属于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在某个语境下、以某种方式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动的参与者采取某种立场”②。更具体而言，说理活动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参与者隶属于特定文化群体，因而说理活动将展现出该群体的社会文化特性。其次，说理活动的参与者都具有明确的动机和目的，即通过该活动来辩护或反驳某一特定观点，以改变他人对之的认知态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参与者都通过语言手段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其中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视觉图像语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说理活动在特定文化群体和社会语境中实时发生，因而它受到该社会文化情境中相应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属于该文化群体所共同接受的社会生活准则，它们确保了说理活动能够有序进行，以及其中的言说方式和最终结果能为其参与者所认同。第五，说理活动中不同参与主体依其文化隶属关系，遵循特定社会规则，逐次展开相互之间的语言表达与回应，因而它具有一个“博弈结构(game-structure)”。

为了能够更严格地刻画上述直观描述的说理活动，“广义论证”(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发展出来:“在给定的文化中，主体依据语境采用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参与主体拒绝或接受某个结论。其中，主体隶属于文化群体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图像语言和其它符号”③。以此概念为参照，可以发现，抽象化、形式化的论证界定局限于论证内部的命题关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语境与社会文化要素。当代语用论证概念尽管彰显了语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却将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常量，因而仅刻画了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活动。而广义论证的概念则明确揭示出参与者的社会文化隶属关系对于论证实践的影响，并且将社会文化因素引为变量，从而将论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扩展到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

可见，对于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而言，“广义论证”为其奠定了概念基础。以之为理论对象，论证实践中所呈现的社会背景、文化要素影响才能够被系统地纳入论证研究领域当中。进而，我们一方面可以着力揭示不同社会文化因素在论证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尤其是它们在论证发生和展开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还可以进一步致力探讨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差异，揭示不同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方式及其合理性界定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并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比较研究。

三、论证实践的社会文化特性

当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实践形态，论证首先必定具有一些跨文化特质，对这些特性的揭示也是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题中之义。第一，论证活动具有主体性(agent-based)。“论证的实质并不在于命题，而是在于人”④，它必定是由具体个体在人际交流中所采取的特定互动形式。第二，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purposeful)。无论在何种社会文化群体当中，主体的论证行为都受到特定目标所驱使，参与论证活动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或方式。第三，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lan-guage-dependent)。尽管其中所应用的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可能存在差异，但论证活动必定依赖于参与主体运用特定的语言手段和实施相关的言语行为。第四，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规则性(rule-regulated)。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态，论证的展开过程必然遵循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的社会规范和互动要求。第五，论证活动涉及参与者的理性认知能力(rationality-involved)。论证并非单纯的对话交流，它还要求其参与者运用理性认知能力，以证据或理由的交换(exchangeofreasons/evidences)这一特定方式来进行理性的互动。总体而言，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当中，论证活动都表现为一个表达观点、提供理由、建构论述、展开互动的基本过程，它遵循其参与者所共享的社会文化规范和交际准则，并以理性互动的方式来实现其特定目标和功能。

尽管论证活动总是普遍发生于一个特殊的交际语境，但它同样也根植于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建制当中。社会文化传统体现着一个特定群体在价值认同与生活方式上的共享模式，它引导着其个体成员对自身经验的认知，并制约着其行为和互动的方式。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定价值原则、信念体系、行为模式等诸多因素，无疑都将关联着其群体成员对于论证行为的理解，及其参与论证活动的方式。由此，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主要议题，正是要着力揭示与探讨哪些社会文化因素、以何种特定的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论证实践活动的具体形态和展开方式，进而，更好地阐明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解与认知、参与和评价方式。

结合当代论证分析的三重向度(论证者的认知向度，它涉及信息处理和建构论证的心智进程;论证的言语行为和命题内容向度，它涉及论证性言语行为以及其中的“理由—主张”复合体;论证的人际互动向度，它涉及论证主体之间的交际互动过程)①，并援引认知与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论证实践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加以具体阐发。

(一)论证行为与活动的基本认知

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会形成特定的人际关系体系、社会阶层结构和交际互动模式，这些因素将进一步影响其群体成员对论证行为和活动的基本认知，并决定其参与论证的不同理智态度;进而，也将导致他们在论证的识别与界定、论证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参与论证的动机和态度方面，都会形成认知和理解的差异。

论证识别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社会传统和文化认知，参照特定的要素或方式，来认定某一行为是论证行为，以及某一情境中所发生的互动是论证活动。与此相关，论证界定则指在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尤其在其语言系统中)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的描述、说明方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语言概念。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其群体成员会侧重于以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解释方式，来对论证行为或活动加以确认和说明。这些差异同时也凸显和强化着不同的论证识别特征，并进而形成论证概念的不同界定。事实上，不同语言中与论证相关的术语之间，通常并不能很好地相互对应，甚至也不能得到精确的翻译，比如英语中argumentation一词，以及汉语中“争辩”“说理”等概念，其原因正在于，它们都体现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认知论证实践时，所关注和侧重的特性各不相同。

论证的功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在展开论证行为或参与论证活动时所强调实现的基本目标，比如说服他人、获取知识或解决分歧等。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功能的基本认识可能存在差异，进而，论证的某一特定功能并不必然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同时，某一特定论证功能即使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但也并不一定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论证历来都被认定为一种共同解决争议或获取知识的合作;但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它则更多被理解为一种通过对峙和争论来改变和压制对方观点的手段。论证的作用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重要性的基本认识和评判。尽管论证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互动形式，但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其基本社会职能的定位、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评定，却会形成不尽相同的基本看法。如尼斯贝特等人就提出，西方文化传统非常强调论证对于人们合理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作用，并将之确立为公民政治参与和公共决策的基本方式。与之相反，中国社会文化中更为重视传统的传承与权威的维系，并强调社会与人际之间的和平与协调，所以，论证长期以来(并且尤其在私人生活领域中)都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①。

论证动机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主动实施论证行为和参与论证活动的意愿、内在驱动力及其强度。论证态度则指个体基于其看待论证行为或活动的不同方式，所形成的价值评判、情感状态和行为倾向。对于自然、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社会、家庭和人际关系的不同价值追求，无疑都将制约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成员看待论证行为和活动的方式，并造成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选择参与或回避论证的不同心理特征和动机强度。文化心理学研究就揭示出:由于论证中涉及主体之间在观点上的直接冲突，这与东方文化在人际关系上所崇尚的“和谐”价值相对立，因而，日本人通常认定论证导致情感的伤害和人际关系的破坏，从而会常常主动选择回避论证，以避免尖锐的对峙和冲突②。

(二)论证的思维模式与说理方式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表明，面对不同生态环境和社会情境，人类群体会形成不同的认知习惯，进而，人类的高级认知能力和思考方式，实际上也受制于其社会文化背景。纵使应对相同问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策略。与此相应，论证行为和活动同样涉及参与者的理性思考与认知能力，因而也会展现出社会文化因素所导致的差异。具体来看，这些差异将进一步体现在论证中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方式、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以及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等方面。

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认知习惯，以特定的方式对其所面对的信息资料所进行的收集、整理、传递和应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的信息接收和处理方式，这进而决定着其成员个体在参与论证活动时分析、组织和运用相关信息的不同方式和能力，也使得他们在建构论证时所用及的信息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呈现差异。从信息的整理和分类方式来看，有研究表明亚洲人擅长借助“主题关联”(thematicrelationships)，而美国人则更依赖于“范畴关系”(categoryrelation-ships)③。同样，对于不同类型的信息而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表现出在关注程度、解释方式和处理能力上的差异。比如，亚洲人更易于关注对象所置身的背景信息，而西方人则通常会更直接地关注对象本身的信息④;当一个对象被置于一个新背景中时，日本人对该对象信息的接收、处理和判断速度就明显慢于美国人⑤。

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能够在论证中充当论说依据、具有支持力的素材所做出的基本理解、认定和分类，以及依据特定标准和方式对其证明力和价值所进行的划分与排序。基于不同的社会实践形态，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差异的合理性观念和价值规范体系。而对于合理性、正当性和可靠性等规范概念的基本认识，决定着论证主体理解与回答“何种素材，基于何种缘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主体的认知状态、或者足以奠定某种可接受性”这一问题的特定方式。因此，针对同一论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选择和运用的证据与理由，可能会在形态和类型上都存在差异。同时，对于相同类型的证据与理由，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对其支持力的权重和价值形成不尽相同的认识①。

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当中对于某些特定推论方式和论证模式的特殊信任和习惯运用。认知科学和人类学研究表明，不同的生存环境、生活形态和社会结构，会形成人类群体不同的思维结构、认知策略和模式偏好。同时，不同的主导思想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也会对其群体成员惯常运用的思考方法和论说方式形成制约。这些都将进一步导致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上的不同偏好。比如，通常认为亚洲人习惯于运用“辩证式推理方式”(dialecticalrea-soning)，而西方人则偏好使用“形式逻辑推理方式”(logicalreasoning)②。同样，逻辑史研究也表明，与西方演绎逻辑传统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导论证型式是“推类”或“类比”③。

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建构和表述论证时，所使用的内容组织策略和语言表达方式。在建构论证过程中，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基于对证据和理由权重的不同理解，会在理由类型、强度和数量的选择与组织上都展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策略。而在表达论证时，不同社会文化的语言系统则会影响其群体成员表述论证内容的语言手段和方式。同时，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言语交际规范的不同理解，也会对该群体成员的论证表达方式形成约束。简言之，论证主体在进行论述时是着重凸显理由的强度还是数量，在转引理据时是偏重直接援引还是加工重述，在展开论述时倾向于回旋婉转还是直入主题，在表明观点时是更为直接、明确还是较为间接、隐晦，诸如此类的差异实际上将都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④。

(三)论证的接收与评价

作为人际交流的一种特定实践形式，论证不仅涉及主体自身的认知、建构和表达维度，而且还涉及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展现着主体间性维度。更明确而言，它还关联到其他主体对于论证内容和效果的分析、解释、理解与接受，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态度、情感或行为改变。同样，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中社会关系、交际模式和伦理观念的特定影响，这一互动过程中也会呈现出论证接收和评价的差异方式，并尤其表现在论证的恰当性、论证的强度、论证的生效性以及论证的规则等四个方面。

论证的恰当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适合实施论证行为或展开论证活动的情形和条件的基本认知，简言之，即群体成员对于“可以在什么情形下，针对什么对象，以何种方式来进行论证”的基本看法。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论证的主题和范围、时机与场合会受其社会规范所限制，从而使得适合于、或者被允许进行论证的内容议题和可能条件不尽相同;论证的对象、以及与之相应的论证方式也会受社会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制约，从而使得论证得以发生的情境和可以接受的展开方式都存在差异。更实质而言，某些社会文化规范还会在特定情境中超越论证活动本身的内在规范，而这些规范本身也同样体现着社会文化差异。比如，西方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就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师道尊严”具有不同旨趣，进而，两者对于师生之间的论证互动就会产生差异影响。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会以特定的方式约束着中国人群体中晚辈与长辈之间的论证行为，而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礼貌”要求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在公开或正式场合中论证互动的恰当方式。

论证的强度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中理据具有的支持力所做出的基本评判和所用到的规范标准。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的合理性观念，会影响到其群体成员对于理据之相关性与充分性的基本理解，进而，导致他们对论证品质(其逻辑性和优劣性)的不同认识和差异判定，以及对谬误的不同认定与分类。基于对论证情境、议题和目标的特定理解，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关于论证强度的不同要求，这特别体现在论证中所包含的理由类型、数量和质量等方面。例如，研究表明亚洲人偏重论证中理由的数量，他们易于认定更多理由具有相关性，有时甚至还能容忍证据之间存在冲突;而美国人则注重理由的质量，在其论证中通常仅提供少量的(甚至单一的)、但却较为清晰和无争议的理由①。

论证的生效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在实践情境中是否实现其目标和功能的基本认知及其判别标准。相比而言，论证的强度是论证中理据所对应的内部规范性，论证的生效性则是论证在其表达与互动中所对应的外部实效性。在诸多社会文化传统中，这两者之间既显示出明确的现实分歧，也展现着特定的动态互动。事实上，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恰当性的理解，将影响其成员对于论证行为及其方式的意义把握，进而制约着他们对论证行为实际效果的判定。同时，主体对于论证实际发生情境的基本理解，对于该论证互动的即时目的与语境因素的特定解读，都将影响到他对于论证实际生效与否的分析和评判。质言之，论证的生效性更多依赖于主体对于论证实践具体情境的实时解读，而这受制于该主体对于社会关系体系和人际互动模式的基本认知，因而也会呈现出社会文化影响。

论证的规则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进行论证活动时其言语行为互动所遵循的调控性规则(regula-tiverules)。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对于交往模式及其社会互动规范的差异理解，制约着该群体论证实践的特定展开方式，也影响到保证其论证活动能够有序和合理进行的调控性规则。对于处在特定论证情境中的主体而言，这些调控性规则明确规定了他在具体的论证进程和特定的互动环节上，能够被允许(或需要被禁止)采用的行为方式和回应方式。实质而言，正是论证的规则确保了论证活动的有序进行，以及其展开进程和最终结果的合理性。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上的不同形态，实际上所展现的正是具有社会文化差异的论证规则体系。

四、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拓展

作为一种根植于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实践活动，论证既体现着跨文化的理论特性，也展现出在基本形态、行为方式和互动模式等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差异。全面揭示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特性，并合理阐明它们在论证行为和活动中的呈现方式和作用机制，无疑将深化和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论域，并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逻辑与认知差异，以及跨文化交流(尤其是论证协商)的可能机制。前文对于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差异体现的具体分析，建构了探讨论证中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的基本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我们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视角。实质而言，这一初步理论框架既整合了文化与认知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又结合当代论证研究成果，发展了诸多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检验性的理论假设①。以之为基础，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如下三个进路来展开:

第一，语言学、尤其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进路。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和言语行为，不同语言的词汇、语法、表达技巧、文体风格和语言用法，其背后都渗透着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发掘、分析与比较不同语言系统中与论证相关联的语词形态、语篇特征和表达方式，是阐发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影响的一个有效途径。比如，中文指称论证活动的语词既具有多样性，又呈现出特殊而精微的区分(如论、说、争、议、辩、争论、论辩、说理等词)，其中无疑体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的基本认知、性质概括和形态划分。同样，与论证相关的诸多中文谚语、俗语等(如“理不辩不明”、“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等)，也都展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形态、功能和态度的特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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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国所建立起的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的法律等都有一定的纰漏，在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等方面都不能做出更为严谨的管理和制约，严重降低了资源的利用率，影响了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违背了我国一直秉承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另外，我国对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保护程度仍然不够，法律的制约还不成熟。这些都将会导致我国法制建设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严重阻碍了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第二，我国在对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主体认识程度不够，无法在对建设主体的教育以及培训等方面进行十分严谨的工作，这就可能会导致我国对法制建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能进行地更为彻底地解决，在建设过程中出现更多的隐患，不利于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制建设。

第三，在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所建立的法律以及其他制约性法制等都对我国环境等方面的建设提出了较为明确的措施。然而，这些法律并没有将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建设提升到较高的法律地位上，这些都不能使得环境资源等方面的发展利用率得以提高，同时也使得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受到较大程度上地影响。

二、解决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中问题的主要措施

在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过程中，由于我国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各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制约问题的法律规定等都还不成熟，造成了一些问题的出现。因此，为了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解决建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寻找出一些解决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中问题的措施成为了一项较为重要的任务，这些主要措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相关部门要建立起适当的法律法规，确保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我国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就是为了能够充分体现我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在法律方面做出较为严谨、科学的工作。我国需要在自然环境的整治方面做出较为完善的法律制约，促进环境的科学发展，确保环境清洁卫生。另外，我国还应在对自然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方面做出更为严格的法律制约，确保自然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将会使得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得到更为科学、合理地发展。

第二，我国要注意对国际上在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发展建设方面有所成效的建设经验等进行适当地吸取，摒弃较为落后的建设发展模式。在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时刻明确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主体，确保建设能够得到贯彻落实，避免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另外，在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中，我国还要对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促进我国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方面的发展。

第三，我国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在法律等方面进行适当的修整、完善。相关部门可以制定出适当的奖惩制度等，对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进行科学、有效地指导。同时，我国还应当注意避免国际上阻碍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发展的文化的影响，建立健全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确保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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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B47文献标识码A

“设计不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态度和观念，一种规划（计划）的态度观点。”——莫合力纳吉（LaszloMoholy－Nagy）。“设计是包含规划的行动，为了控制它的结果，它是很难的智力工作并要求谨慎的关键的决策。它不重视把外形摆在最优先地位，而是把与之有关的各方面后果结合起来考虑，包括考虑经济、社会、文化效果。”——利特（德国乌尔姆造型学院）。设计从根本意义上讲是社会和文化思想的反映，因此设计艺术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一种对社会的理想。讨论设计艺术的发展趋势，先要看看人们对社会的理想模式，或要求、或幻象、或期望、或责任等。

随着时代的变迁，设计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21世纪的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设计的观念不断地发展，探索未知，为后工业社会寻找新的造型语言和艺术理念，就是说设计已经不再只是用自己的方法去研究世界，更重要的是设计研究科学的双重性的调和，即科技给人和人生存方式的影响及科技给社会带来的污染和危急。设计的观念决定了设计艺术发展方向，本文即从以下角度探讨了设计艺术在未来的发展态势。

1设计艺术的发展必须适应科技的变革

人类的价值和思维方法的改变都是漫长的，但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思路与政策必然会极大地影响其发展。控制人口的增长和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我国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丹麦的设计师福林特（NielsPeterFlint）的设计观念能给予我们许多启示，他怀疑西方的物质享乐和消费注意价值观，主张从工业文明的物质享乐转变为非物质的过程，强调服务和无处不在的信息交换，他甚至向往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现在他正专心于“衍续”（sustainable）产品和建筑的观念设计研究，并开设了一家以自己的名字（flint）命名的商店，专门出售“衍续”产品。

可以看出，工业设计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处理好设计观念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因此，设计与社会经济形成互动的关系是设计艺术发展的大趋势。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讲，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实质。英国的工业化开始发生于18世纪，西欧、北美的工业化都始于19世纪，到本世纪中叶进入成熟的高度工业化阶段；而其他一些地区，工业化的进程大都始于20世纪；对于广大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此工业化是一个世界化的进程，而且至今这个进程还远没有达到终点。工业化带来的是工业文化和工业文明，其本质是追求物质化。西方在达到高度工业化的过程中，一方面生活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另一方面也目睹了工业化带来的一切负作用。西方的许多学者提出，从工业化的物质文明向非物质文明转变的关键因素是信息技术。21世纪的设计观念是，从有形的设计向无形的设计转变；从物质的设计向非物质的设计转变；从产品的设计向服务的设计转变；从实物产品的设计向虚拟产品的设计转变。

人类社会发展是呈现螺旋式的上升，后现代主义提出的科技与艺术的融合这一问题将在信息时代的设计中得以解答。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与信息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的比重日益增大，从事具体的工业生产的人数在逐步减少，而从事信息业和服务业的人数在迅速增加。人们的需求重点从物质领域向精神领域转移。我们的社会从过去的“硬件社会”向今天的“软件社会”转化，人类已步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

新的技术又一次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工业时代生产规模的庞大、集中、标准化向后工业时代的小型、灵活、多样化发展。产品的个性化和文化特色成为生产的重点设计的含义发生了质的变化，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走向融合，使得传统的功能主义的设计思想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产品设计中，产品的形式与功能已没有必然的联系。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单纯的科技主义文化已不能满足人类的精神文化需求。设计已变成了一种融合科技与艺术的综合学科。新的设计形态已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设计的产品也成了一种时时变化着的东西，通过这种产品设计师与顾客进行互动式的交流。例如多媒体设计、虚拟空间的设计和网页设计，它们的传统形式已不复存在，纸张、油墨、装订线已变成了各种电子线路，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已不像一份报纸、一本书那样摆在我们面前纹丝不动，而是在屏幕上闪烁着各种光芒，变换着各种造型，每当你按下一个按钮，将会出现一幅新的场景与新的文字，它们将按照你的要求，提供给你不同的功能：查寻资料、浏览网站、了解产品、发送文件。在这里，任何一成不变的思维方式和衡量标准都显得毫无意义，设计师同时也是艺术家，它将充满感性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为人类创造一个更加合理的生存空间，在更高层次上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设计艺术的发展必须符合社会文化背景

设计离不开庞大的哲学思想，离不开悠远的民族传统，因为那是孕育它的土壤。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要素。每一个中国人所受的教育均以这三种为基础。倘若对这些基本思想缺乏深入了解，但却试图透过设计来传递这种思想概念，结果就会如同水中捞月一般。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概念上，东西方的哲学体系有基本的差异。在西方而言，特别是自文艺复兴时期起，人类已被视为大自然的主宰，甚至可以控制大自然，因而导致后来兴起的工业革命，以及各种卓越的科技发明。可是，在东方来说，人类往往视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并且不断努力寻求与大自然的协调。我们这个以西方为主导，竞争激烈的消费社会，往往欠缺安稳；而东方哲学体系所灌输的和平安静思想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例如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空间构成的意识、生命力的节奏与韵律、线面的有机结合，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这种种充满活力的造型，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而它们恰恰是承载东方文明的载体。这些造型不是单纯的再现已知事物，也不是纯粹的主观的幻想，而是以科学思维所不能替代的直观感受在未知的人类的精神世界和外部世界中的探险。它记载了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岁月里为了生存的勇敢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刻的审美观和哲学观，因而这些造型是富有生命力的、是永恒的，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财富。

先进世界资讯发达，社会及文化发展渐成一体化。当代设计艺术的发展趋势必然立足于本土文化和思想基础，将精髓融汇于现代思潮中，丰富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多极化的现代国际文化体系。

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思维方式和审美体制的逐步瓦解，经济发展的中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已有学者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价值观重新焕发了新的生机，把握住历史的契机，站在新的高度对中国传统哲学观、美学观的再认识是中国设计走向世界的道路。

设计是文化的设计，而不仅仅是流行的色彩与块面的罗列与拼凑。对西方现代设计思想的借鉴是在传统审美基础之上进行的。在设计实践中对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构图原理和平面化特征以及画面中各元素之间力的平衡的研究是发展中国设计重要内容之一。在传统绘画的构成中讲究“经营位置”，也就是说在平面化的效果中注重各部分的和谐与完整，各种元素之间力的关系力求达到平衡，即各种元素的力度包容在整幅画面中，“内容即使繁杂，也统一于意境”。同时，对传统构图中的“立与破”的辩证关系和传统笔墨效果的吸收与借鉴也是重要的课题。

3设计在未来的挑战之一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从长远角度看，最好的生态产品将会成功并控制市场。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问题困扰着我们。自然资源迅速减少，环境污染公害增加，这些不稳定因素导致西方工业经济衰退。保存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要求成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例如探索新方法解决垃圾处理，以减少污染，节约原料；改善产品结构，使其可修理；使用无废料的太阳能；节约用水设计等。

格鲁斯（JochenGros）于1975年提出“有意义的功能”理论，设法跳出自然科学思想的目的理性，倾向于人文科学思想方法，尤其是知觉心理学，它在德国首先提出再生循环处理设计思想，这种设计思想即生态设计。

在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中心主义的过度扩张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在探索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认为当代的发展不应该损害后代的发展权利和机会。目前，追求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已经在全球获得广泛的共识，许多国家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展计划，《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就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与农业和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是以科技和信息作为经济发展的原材料，是建立在人类智力或智能充分发掘与利用基础之上的，不会对自然资源采取掠夺式的开采和应用，进而产生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相反，它要利用科技手段去保护和改造自然环境以维护生态平衡，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使自然环境更有利于增进人类的健康发展，从而使现代人类社会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变革是持续不断的，设计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要探讨设计艺术的发展趋势，必须明白设计是一个边缘学科这一本质，在人类科学与文化都在进步与革新的时代，对于作为艺术与科学、物质与精神、人与环境和谐之纽带的设计艺术，变是永远不变的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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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温尼科特应算是“折中的克莱因主义”者，他在借鉴了弗洛伊德、克莱因的观点之后，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提出了客体关系理论，强调儿童心理发展与客观环境处于连续不断的反馈之中，关注个体与他人心理分离的体验以及与他人融合的体验之间的相互转化。温尼科特的理论存在的一个显著的特性是，强调母亲作为客体在母婴关系中对儿童心理影响的重要性。他提出“够好的母亲（good－enoughmother）”这一概念，母亲对婴儿的保护，使婴儿将“母亲”看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并通过母亲对自己的身体的照顾感受到自己是一个人，同时婴儿通过各种方式明白他与母亲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与母亲相互分离的［13］。所以温尼科特认为，儿童的成长常常是与母亲自身的独立性相一致的。温尼科特相信，心理分析家可以通过创设“控制环境”重新体验儿童与客体对象（母亲）的冲突，在这种客体关系中使儿童产生积极移情，从而弥合母亲与儿童的关系，实现对儿童的心理干预。尽管科赫特作为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算不上是客体关系学派的代表人物，但科赫特的自体心理学也强调母亲作为客体与儿童自体的重要性。他在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被称为“自体心理学”的客体关系论［14］。古典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自恋人格障碍，产生于迫切的驱力与反对驱力防御之间的内心冲突，而在科赫特的自体心理学中，强调其根源来自于与看护者（通常为母亲）之间令人不愉快的人际关系，由此产生不充分的自体感觉才是自恋人格产生的根源。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承认，在科赫特自体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中，有关自我的对象既不是对象也不是自身，而是关系的主观性。主体间性的概念促进了自体心理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关系体系。从这种观点来看，治疗师越来越把自体对象与分析家的关系看作是促进自体发展和改善的手段。因此，科赫特的自体心理学认为，客体关系将关注点从机体功能扩大到社会功能。将克莱因客体关系理论发展到极致的当属爱尔兰人费尔贝恩，他在融合了克莱因、弗洛伊德等人的观点后，抛弃了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理论中的驱力和本能概念，而是将客体关系作为其理论的核心，用客体寻求代替了快乐寻求，用现实原则代替了快乐原则，排除了与生物学特征相关的性本能、能量、驱力等概念，实现了由驱力模式向客体关系模式的彻底转变［15］。因而，费尔贝恩的客体关系模式也被认为是最为激进的“纯粹的”客体关系理论。

可见，以克莱因为代表的客体关系理论，是古典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取向发展的早期形式。由于这些研究者并不完全反对古典精神分析的某些理论和概念，接受了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大部分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仍被看作是古典精神分析的分支之一。但是，与古典精神分析关注自我的内部冲突与指向不同，客体关系理论倾向于将客体（通常是母亲）及客体关系（通常是母亲与儿童的关系）置于理论和临床研究的中心位置，将其看作是决定个体人格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认为人格心理的发展与变化依赖于客体关系的内化（强调母亲的作用），而与本能欲望、性冲动和原始驱力并没有多大关系，这是精神分析心理学发展道路上的重大转折，这些工作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心理驱力与动机的解读。

二、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的当展

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有时也被称为“心理动力学”，主要是指建立在物理学原理基础之上的心理学。利用机械物理学以及本能和驱力的机械生物学，弗洛伊德描述了作用于人的内部驱力，而不是把这些方面看作环境对个体的作用或者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是一种“元心理学”［16］。在经过几次修正与发展后，古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主要是由于古典精神分析已经不能满足现实应用中的期望。以罗伊•谢弗为代表的精神分析主义者，最终对古典精神分析进行了几乎彻底的修正，使古典精神分析理论内核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当代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谢弗、斯彭斯、吉尔、魏斯与桑普森等。谢弗认为古典精神分析采用了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语言（如能量、动力、本能、驱力等），而摒弃了原本应该是精神分析基础的选择性和意向性。这些从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借用的语言妨碍了对主体本身的强调，而主体性应该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所以，弗洛伊德为了将物理机制转换成可被理解的意义，不得不把他的结构拟人化，将个体说成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谢弗指出，这种拟人化的主要缺点是失去了有意义的行为，并使人类的行为失去了责任。他坚持认为精神分析必须把心理动力学从其理论中排除出去，并把动作返还给人们。因而，谢弗在保留了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理论的某些重要概念（如伊底）的基础上，确立了新的客体关系理论。谢弗认为，要更好地吸收对社会文化和环境在人的心理发展中的作用的理解，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精神分析语言系统，这种系统应该强调动作语言［17］。在他的语言动作理论中，通过运用动词或副词，避免使用名词和形容词来描绘所有事件。因此，他删除了像潜意识、伊底、驱力、冲动和心理能量这样的名词。但谢弗却保留了伊底这样的概念，他认为伊底是引起性或攻击行为的基础，由于伊底的非理性、不可调和性、不受控制性和彻底的自我中心性，更有可能与某些生理过程相联系。可见，谢弗对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的语言系统做了较大修正，但他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古典精神分析的生物学倾向。

在谢弗的动作语言理论中，始终强调动作本身才是精神分析的主题，而不是另外的什么导致动作的发生。谢弗所指的动作不仅指可见的动作，还包括不可见的思维、记忆、幻想、希望，甚至还包括沉默，并认为人类的这些动作都是有意义的，具有某些意图和目标。与古典精神分析相比，对动作的强调为分析对象提供了选择和意向的新途径。如：在心理分析过程中，分析家和分析对象一起检验从婴儿期开始的动作对个体现在的影响，在分析家与分析对象这种客体关系的对话中，将这种影响看作是个体与环境的共同产物。当谢弗用新的语言系统取代心理决定论和物理学的解释时，通常在解释和描述之间存在的区别不再存在了，因为由动作词汇进行的描述便成了解释。谢弗的理论对古典精神分析的发展还在于，他认为精神分析应与过去保持较少的关联，而与现在有更多的关联，精神分析的过程是一种叙事的过程，而不是对隐藏动机的揭示。这种精神分析的叙事学转向，使精神分析的理论迎合了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在这一主张上，谢弗与斯彭斯有着极为相似的观点［18］，他们都认为，当分析对象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描述某些心理障碍（如强迫症、神经症等）时，这些障碍的特征就在修正的叙事中得到改变，而语言构成了叙事这样的动作中的经验。谢弗认为精神分析应建构分析对象的现在，而不是去重构分析对象的过去，通过患者发现新的事实，而不是处理历史事实，患者的状况才会得到改善。古典精神分析则恰恰只注重重构和改变过去的观念而不是现在。尽管谢弗的语言动作理论对古典精神分析的影响很大，但他的“严格的现实主义观点”排除掉了精神分析中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他的某些激进的观点仍值得商榷。如，他认为精神分析应只关心现在而不必注重过去，事实上，正是被压抑的过去才是精神分析的核心，如果用现在的结构取代过去的结构，那么精神分析也就剩不下什么了。对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的元心理学进行更大的修正与发展的还包括魏斯和桑普森，他们共同提出了“潜意识计划”，将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心理障碍的主要方法，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决定论持否定态度，并决定彻底抛弃作为决定力量的伊底。在人本主义“自我实现”理论的影响下，他们提出病人的能力是他们自己的治疗过程的动力的观点。

他们的方法主要包括四种假设：（1）病人有改变潜意识目标的意愿；（2）阻碍达到目标的“致病信念”是心理障碍的原因；（3）病人用来接受或反对分析家有关信念的检验；（4）是病人而不是分析家一直被看作导致改变的原因，分析家的任务就是帮助病人证明痛苦的信念不成立，并获得安全感。作为一种方法，他们强调病人“致病信念”的根源，潜意识中的害羞、内疚、恐惧都来自于真实的经验，而不是源自于生物驱力和伊底的能量。尽管早期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都强调客体关系（尤其是母婴关系）的重要性，但魏斯和桑普森却重新强调记忆在“致病信念”改变中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谢弗与斯彭斯关注现在而忽略过去的观点并不一致。魏斯和桑普森认为，病人症状改善的关键在于分析家能顺利通过病人的检验，通过检验之后，病人会获得安全感，能够将负性记忆从压抑中释放出来，将过去与现在进行整合。这种观点几乎放弃了弗洛伊德心理动力理论中所有的核心内容，只保留了童年期创伤的压抑，对古典精神分析进行了较大的发展，除了从压抑的强调上能看到古典精神分析的影响外，其他的观点更像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心理治疗观。随着后现代哲学的发展，在精神分析心理学之外，一个与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密切相关的取向即精神分析的诠释学倾向正快速发展。尽管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应该属于自然科学的分支，罗伯特•斯蒂尔却明确指出精神分析是一门诠释学学科，精神分析的目标不是通过潜意识挖掘分析对象的心理冲突，而是通过对话来解释分析对象（客体）言语的意义。斯蒂尔认为，诠释学的核心观点应该是理解存在于语言、意义、历史和反思中的事实。在对诠释学的特征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特征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斯蒂尔提出：“弗洛伊德的全部工作创立了一种诠释学研究，在诸如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文明及其缺憾》和《摩西与一神教》等作品中，存在大量关于理解、语言、方法、历史以及反思的阐述与现代诠释学极为相似”。法国20世纪思想家利科也曾明确表示过，精神分析是一门解释性的艺术，它所关心的是通过解释表面现象而发现隐藏在它背后的东西，由此在分析者和分析对象之间创造一种被分享的理解。综上所述，精神分析的诠释学倾向主张精神分析不处理那些可以说明的事实，而是处理那些只有通过理解才可以得到的意义，把分析对象的梦、愿望、联想等看作是其创作的“文本”，借助诠释寻求意义，以此达成对患者的治疗。在弗洛伊德之后，尽管精神分析经历了多次修正和发展，但古典精神分析一些最本质的核心概念仍被保留了下来，虽然精神分析的诠释学祛除了古典精神分析最核心的本能驱力和伊底等生物学概念，但并没有颠覆潜意识的核心地位，使潜意识过程意识化仍然是精神分析诠释学倾向的根本目的，主体与客体的语言对话和分析仍然是最主要的手段，主体对客体的理解与诠释过程仍然是达到治愈的基本途径。

篇7

Abstract:Technologicalinnovationasapracticalhumanactivityintegratingsuchfactorsasscience,technology,knowledgeandeconomytogether,playsapositivepromotingroleinchangingnotonlythesocio-economicsystembutalsothesocio-culturalsystemthroughitsdistinctiveactivitiestochangethesocialfeaturescoveringmaterialculture,systemcultureandspiritualculture.AccordingtothedivisionofexplicitandimplicitfunctionsbyMertonandseeingthetechnologicalinnovationinaculturalperspective,theabundantsocio-culturalconnotationarisingfromtechnologicalinnovationisanalyzed,includinghowtorealizetheexplicitfunctionofculturalinnovationanddigestthepositiveimplicitfunctiontogetridofthesocio-culturalboundaries.Especially,thesocio-culturalcrisiscausedbythenegativeimplicitfunctionisfurtheranalyzed.Theseanalysesarenotonlyhelpfultoall-sidedlyrecognizethesocialfunctionsoftechnologicalinnovation,butalsoisofsignificancetoforminganewviewpointoftechnologicalinnovationculture.

Keywords:technologicalinnovation;socialculture;explicitfunction;implicitfunction

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的新组织,它是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1］。它不但在社会经济系统的变迁上显示了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直接推动作用,而且也在社会系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层面上显示了间接的功能作用。在社会文化体系中,技术创新的功能定位和角色期待直接影响着人们实施技术创新的效果。这就要求我们从文化视角来解读技术创新活动的时候,“只找出它所依附的原因还不够,必须进一步把这种现象所以能够协和一致的功能找出来”［2］。

一、技术创新的显功能和潜功能划分

根据默顿的社会功能划分,对于某一事项社会功能的解读,既可以根据“多重后果和总后果的净差额的概念”,划分为功能、负功能和非功能,也可以根据主观目的与客观后果是否一致的情况,划分为显功能和潜功能。显功能是指某一具体单元(人、亚群体、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的那些有助于其调适并且是有意安排的客观后果;潜功能是指同一层次上的无意图的、未认识到的后果［3］152－170。与前一种划分相比,显功能和潜功能的划分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不但关注到未被意料和未被广泛认识的社会和心理后果,而且区分了活动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这不但有利于全面认识技术创新对社会系统的功能作用,更有助于人们从积极方面来理解技术创新活动,肯定技术创新行为。

默顿认为,显功能和潜功能的划分是以行动主体的动机为依据的。在社会文化系统中,所谓技术创新的显功能是指技术创新活动想要达到的有助于社会文化系统调适的为人们所认可的积极后果。它与技术创新的目的直接相关,强调后果的积极性和可预见性。在同一层次上,技术创新的潜功能,是指那些发生于社会文化系统,人们在技术创新实践之前未曾预料到的功能后果。它强调功能后果的“未能预期”和未被认识,不但具有非预见性,而且具有结果的不确定性。那些对社会文化系统具有积极意义的后果构成潜正功能;对社会文化系统具有消极意义的后果构成潜负功能;那些与社会文化系统无关的后果则可以忽略不计［3］153。因此,本文在分析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功能时,主要侧重于它的显功能和不能忽略不计的潜功能的内容,并且通过区分潜功能的不同后果,使人们在认识到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认识到其对整个社会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做到趋利避害,扬长避短。

二、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显功能

透过文化形态的多重视角,广义的社会文化可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方面。技术创新通过在器物层上丰富社会物质文化资源,在制度层上为社会提供新的制度模式,在观念层上创造一个全新的文化环境的方式,丰富着社会文化的内涵,带来文化的创新。

1.技术创新丰富社会物质文化资源

社会物质文化指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以及创造这些物品的手段、工艺和方法等。它处于社会文化系统的最外层,是人类活动的直接作用对象,比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都经历更多更频繁的变化、改进和更新。

技术创新作为促进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始于研究开发终于市场实现。技术创新的持续开展不但实现了技术发明的不断商业化和产业化,同时也加快了创新产品的普及。从人的存在和发展看,技术创新成果为人的自然生命存在提供直接保障,如医疗设备和治疗手段的创新,提高了医疗救治的成功率,整体上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看,技术创新成果提高了人的自我改造和发展程度,如自然灾害监测设备在各国的普及,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自然灾害对人类的伤害,推进了人和自然的协调程度。从人的现实活动看,技术创新成果实现了人对生活环境、条件的改善需求,如地铁、轻轨、磁悬浮列车等交通工具的市场化,提高了人们的出行质量。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每一次成功的技术创新实践都会把人类活动带到一个新的广度和深度,如射电望远镜的使用,使人们对宏观宇宙的观察可达到200亿光年以上。载人航天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但把人类的活动范围从陆地、海洋和大气层扩展到太空,更使人们能够利用太空和载人航天器的特殊环境进行各种研究和试验活动,开发丰富的太空资源,等等。

2.技术创新构建新的制度文化模式

“一切创造只有通过贯彻客观的必然性,才能达到其崇高的地位,所以,柏拉图认为,创造服从于理念;康德认为,创造服从于普遍的法规。”［4］201技术创新对于社会制度文化层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建构新的社会组织网络、规章和制度实现的。首先,从文化进化制约因素的六个维度［5］,即改变、接受、执行、传播、产生和评估来看,创新可能是文化走向结构变化的第一步,个人的创新行为必须和其他人对这种创新行为的接受区分开来,技术创新的个体的随意性和理解上的差异性要求新的制度文化模式的产生。其次,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智力资源需要有公正、有力的法律手段维护其劳动成果。马克斯·韦伯认为,制度的“适用”不仅能使人在理性的基础上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也能产生“合理的经济行为”,它还是合法统治的依据［6］。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等就是围绕如何维护智力创造者、知识拥有者的合法权益,以调动其积极性,推动技术创新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的一种社会关系［7］。它们的出现正是适应了技术创新成果的制度合法性诉求。第三,在企业层面上,以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为依据制定的企业制度文化对于员工行为的约束和规范,直接反映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水平和接受程度。大到国际统一、行业统一的技术标准的建立,小到企业的技术规范、教育培训等的形成,都是技术创新主体为适应技术创新实践所作出的一种积极应对。

3.技术创新创造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从严格意义上讲,制度可以体现价值观,但是社会制度并不能完全包含价值观。技术创新活动所遵循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并不是完全由社会制度来体现和承载的［8］。技术创新带来的人们的价值理念、思维模式等观念的转变,创造出一种维持技术创新社会角色的文化环境。首先,技术创新实践的过程性和系统性使企业不再是因相互利用的需要而聚集起来的群体,而是一群有着共同价值观、共同理想和情感追求的人凝聚起来的组织。企业共同价值观的确立,为企业及其员工界定了技术创新的精神文化目标。其次,技术创新的价值预设反映出社会文化的价值内化结果,它通过对社会文化中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的发现、肯定和加强,来自觉地维持技术创新的持续发展。其间逐渐形成的追求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相统一的新的生活方式,完成了对以往文化的超越。最后,技术创新的文化渗透具体化为一种整体的技术创新行为导向,意味着形成了共同的文化情境。这种文化情境不仅是技术创新功能、指令的反映,而且也是技术创新赖以生存的空间。它不是作为社会制度的补充而出现的,而是一种包含社会制度在内的,从更深、更广的范围和层次上来制约和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的文化环境。

三、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正面潜功能

与显功能相比,潜功能体现出的是“非常识性”知识,它使某一活动或信念不像它初看上去那样简单,而是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在有利的方面,技术创新对于文化边界的消解,客观上打破了文化对人类活动的各种束缚。

1.技术创新承担了文化补偿,消除了传统价值的桎梏

兰德曼认为,技术发明补偿了人适应自然的匮乏,也补偿了幸存下来的道德和社会惯例的不足之处,它们被发明之后不会很快消失,而是成为一种伴随着民族的永恒的财富。我们在创造技术文明的同时,也有能力把它们作为一种稳定的惯例和传统价值保存下来［4］202。一旦技术创新居于劣势的社会或文化系统处于文化方面具有高度控制性的技术创新社会或文化系统的开放状态之中时,由技术创新优势所建构出来的外来文化的示范效应就会通过文化的模仿和攀比机制而发生,而在逐渐地适应和整合这种文化示范效应的过程中,一种文化上的变迁过程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9］。

在新技术面前,人们总是习惯用固有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的思维方式来对新技术进行判断,技术创新的受阻也主要来自技术思想观念的保守。于是,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地方性关系,在价值层面上,必先遭遇紧张和冲突而不是共生和融合。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创新的持续快速发展显然是对保守的传统价值的有力回应,它对人类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主的传统生活图式和价值传统的消解,使人类进入一种超越传统经验性和人情化模式束缚的文化图式。这样一来,一种以崇尚创新、敢于冒险、尊重差异、容忍失败等为特征的创新价值观逐步建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创新承担了对文化传统中难以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要素的补偿作用。

2.技术创新打破了文化的阶层垄断,使文化日益平民化

文化天然地限定了其服务的对象和范围,在国家范围、阶级范围、组织范围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文化限制和文化特权。然而,随着技术创新的新进展,这种文化垄断和文化特权逐渐被打破,为大众所接受和利用。以网络技术创新为例,最初,大型计算机主机只有极少数专家才能控制,他们对信息享有天然的垄断权。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分时系统”技术的成功应用,使大型主机变成了个人计算机,让计算机得以普及,进入寻常百姓家中。而80年代中后期开办的数不清的BBS站点和以非层级方式链接的Usenet的兴起,则彻底打破了专家和政府对信息的绝对垄断,完成了计算机的英雄时代向平民时代的转变。特别是近几年来,个人博客的产生和发展,集中地反映出人们在社会文化领域,反对任何形式的集权和信息垄断,推崇个人自由和自我创造的精神。一直以来由政府和官方控制的媒体资源,正由于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被普通群众所参与和享用,成为社会文化领域的主体趋势。

3.技术创新模糊了文化的时空维度,消解了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

从文化演进的方式、路线、环境、结构和内容来看,虽然一定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受到自然环境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但是在技术体系内在地规定了技术发展的谱系、逻辑或可能性的同时,一定的文化会在这诸种可能性之间进行筛选而使技术发展的轨迹呈现民族特征。一种文化在一定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技术的一些谱系可能会被遗忘或摒弃,然后经过一个时期后又再度出现［10］。当今,技术创新实践的广泛开展,使世界呈现出的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化和知识经济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

技术创新的结果,尤其是高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社会化过程,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社会时间和空间的共有,比如,国家可以借助于媒体技术实现全球同步的决策;企业可以通过电视电话会议同时与全球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即时沟通。一项或少数几个重要的技术创新成果的出现,以及随之涌现的一系列在技术上与之相关的创新,使世界各国的人们经历着日益相似的生活环境的熏陶。技术的全球化,使人们在对时间的理解上打破了不同地域从不同的时间观念出发的地方时间观,能够从一个共同的时间即“全球时间”出发考虑问题。比如美国的电脑公司利用美国和印度两国之间的全球时间差,要求跨国公司的两国的软件开发人员相继工作,一个国家的员工下班了,另一个国家的员工正好上班,通过信息传递接着干另一国员工未干完的工作,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11］。正如雷蒙·潘尼卡、池田大作所认为的那样,全球化生活给现代人的生存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或危机。但从积极方面说,这反而迫使人不得不跳出个体、国家、民族、种族的框框,尝试从一种全球意识出发,立足于全人类的利益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12］。

四、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负面潜功能

技术创新与社会文化的互动,是对技术创新本身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再认识。如果技术创新主体在价值判断上割裂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就会造主义泛滥或功利主义盛行,而主体与客体的价值分离则严重危害着技术创新生态价值的实现。因此,技术创新具有人们不愿看到的消极文化功能。

1.长期只作单一经济合理性的考察,助长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作为一种在认识物的基础之上,控制物和改造物的活动,技术活动由于其巨大的物性价值而大大促进了‘物’文化的张扬。”［13］在传统的物本主义发展观的指导下,技术创新成为一种“唯经济价值取向”的实践活动［14］。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技术创新的关注过于集中在其经济价值上,与其他社会要素在层次上逐渐地脱节、断裂,造成了技术创新行为的社会失范。在国家之间,经济竞争使政府对政策和制度的供给偏向于经济效能,人们在享受着技术创新带来的巨大财富的同时,一种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技术创新价值取向亦在逐渐形成。此外,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采取和实施技术创新的根本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谋取经济利益,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使得技术创新在经济领域呈现出一种无限制的自我扩张的发展态势,这种技术创新观和技术创新模式逐步确立起一种社会共识和价值共识,被历史地定格下来。于是,技术创新变成了人文主义者猛烈批评的对象,却成为功利主义者追求物质财富的工具。功利性、短视性和唯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观让技术创新离其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本来面目越来越远。这种人们不愿看到的负面后果不但使人们开始怀疑技术创新的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对技术创新的否定,导致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抵制。

2.对于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了与生态价值的背离

与技术创新发展速度相比,人类在道德上、认识上会显得准备不足,这就导致技术创新成果的滥用。实践表明,传统技术创新观由于忽略了资源的节约、自然环境的优化、社会关系的和谐和人文价值的追求,它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又在不断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障碍,产生了技术创新社会功能与价值关怀相背离的危险倾向。于是,某种情况下技术创新能力越强对自然的破坏就越大。如大规模机械采掘对地质环境的大规模破坏,造成的地面坍塌;生物技术创新对空气、水域的污染和对地球植被的破坏,导致的“温室效应”和“酸雨”等,都反映出人类在追求商业效益时,对自然生态系统所存在的“内在价值”的忽略。此外,在整体水平上,由于人们的天然活动空间的日益缩小,人造活动空间的日益扩大,使社会生态伦理价值在人们的脑海里逐渐模糊。因此,经济、社会和生态不相协调和非共生性质的产生及社会公共福利的严重损失的现象背后蕴涵着的技术创新对“天人合一”的传统伦理观念的消解和对生态价值的背离,不但是人们在进行技术创新之初所始料未及的,也是有悖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本质的。

五、结语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认为,无论人们是否能够感触到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功能的暗流涌动,其都内在地作用于社会文化。总体来看,技术创新对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功能作用是技术创新所具有的丰富社会文化内涵、实现文化创新的显功能和消解社会文化边界、引发社会文化危机的潜功能共同作用的结果。

技术创新对于社会文化的功能作用是通过其显功能与潜功能之间及正面的潜功能与负面的潜功能之间的相互渗透、互补和耦合来实现的。当现存的社会结构总后果的净差额显然是正功能时,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技术创新愿望和持久的创新动力,反之,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明显的要求变迁的压力。因此,必须在技术创新文化功能的消长中,发挥其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功能,反思其重构社会文化图式的功能,遏制其危害社会进步的功能,使三者之间扬长避短,从而形成一种技术创新与社会文化系统协同互进的循环模式,达到持续、健康的技术创新实践的实现。此外,社会文化系统总是要靠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着物质能量的交换,来达到从不平衡、不稳定而趋向平衡和稳定。在技术创新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技术创新要素与社会文化要素通过从不和谐、不稳定而趋向和谐与稳定创新的互动,形成了一种超循环的发展态势,使得一种具有技术创新特征的文化体系得以孕育和产生,成为一种技术创新文化。因此,当我们从文化视角来考察创新活动的时候,仅认识它的各种功能作用还不够,还要建立一种新的技术创新文化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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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体制理论之源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艺术开始求新求变，这种转变速度之快、角度之大，让观赏者震惊。艺术不再只是传统的美学精神，从杜尚的现成品、沃霍尔的波普艺术、约翰•凯奇的“无声音乐”到奥兰的“整容”行为艺术，这些与传统的艺术大相径庭，打破传统艺术美学意义上的中规中矩，转而以千奇百态的现代及后现代艺术实践，剧烈地冲击着人们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理解。这些新的艺术实践促使人们开始质疑习以为常的艺术常规，反思艺术的本质。在这种转变中，人们对艺术产生了各种争论：有人认为强化观念弱化审美的现当代艺术是在虚张声势、哗众取宠，本质是利用艺术的哲学化外衣掩盖其粗制滥造、胡乱剽窃行为；也有人认为这种后现代艺术的兴起是艺术界利益机构联手精心炒作出来的艺术泡沫而。在这种后现代艺术大潮的冲击之下，既有的艺术理论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到底何为艺术？何为艺术家？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何在？这些问题在众多亟待辨识和阐释的艺术作品面前显得急迫而重要。在传统艺术理论遭遇冲击的情况下，艺术体制理论或称艺术界应运而生。面对现当代艺术，艺术哲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艺术的定义。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说：“当旧的美学理论无法充分阐明已被相关学术界中具有丰富知识的成员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优势时，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与过去的理论相抗衡，并对其进行扩充和修正。当一个既定的美学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逻辑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却已然通过其他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时，总会有人构架起一个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论。”受到这一启发，20世纪60年代，艺术哲学家们在美学内部开启了从艺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艺术品的资格问题。

三、合作与冲突

早在19世纪，就有了从艺术体制来分析研究艺术的雏形，许多历史学家也加入了这样的讨论。他们通过考察艺术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强调社会制度、时代精神、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种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对于艺术风格、内容、形式和艺术流派的影响，同样的，后者也会反过来反映和影响前者。马克思曾提到艺术是一种掌握世界的方式，“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维的整体出现时，是思维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掌握的。”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将艺术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明确了艺术和哲学、宗教等内同样作为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思想地位，主张艺术品反映社会阶级关系，正是社会阶级关系马赋予艺术品美学形式和内容。受马克思的艺术主张影响，一大批艺术学者们将艺术品与艺术家的生活研究结合起来，从中分析社会阶级结构及生产经济模式，这一主张成为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新标准。与此同时，对于艺术体制的经验社会学研究也开始展开。将艺术的关系属性理论展开并加以分析的第一人是美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阿瑟•丹托。与的艺术社会史不同，丹托回避常规的审美评价和审美内容并对价值判断保持一定的疏离，他更注意公众在行为和体制上的艺术实践。虽然艺术界理论注重了艺术作品与社会语境之前的关系，但从另一个方面说，它也在哲学话语的框架消解了激进思考的可能性。布迪厄从“艺术界”理论出发又不局限于此，而是用社会学方法建立了一整套分析“艺术制度”的理论。他通过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艺术品的意义和价值等美学问题放到“体制”中思考，从而为社会文化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学基础。贝克则认为，无论是艺术品的价值还是艺术家的成就和声誉，都需要通过“艺术世界”获得，这源于艺术家的具体行为，也是艺术世界各类行动者的集体作用的结果，他向我们说明，艺术的审美和艺术家的地位并不是天生的、自然的，而是需要艺术世界的运作，因而打破了传统美学的中的艺术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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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寻爱求暖的心理随着全球化、城市化的发展

西方的资本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侵入国内，人们发现自己房子大了，口袋满了，心却空了。现实生活中，灵魂没有依托，真爱与温暖更是难求，因此网民们希望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寻求关爱，寻求温暖。如流行于2009年的“哥X的不是X，是寂寞”的句式。此语源于百度贴吧里，有人发了一张一年轻男子吃面的图片，并配文“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由此，网友相继生发联想出“哥X的不是X，是寂寞”的句式，诸如“哥写的不是字，是寂寞”，“哥抽的不是烟，是寂寞”。很多网友把“寂寞体”变成自己MSN、QQ的签名，仿佛什么事都可以变作“寂寞”两字，这充分反映出了现代人空虚、寂寞的现实，人们只能通过网络这一虚拟空间寻求慰藉。而“XX，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这一句式则富有家庭式的温馨，得到更多网友的追捧。此语出自百度“魔兽贴吧”，起因于一个名为《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贴子。此贴一发，短短几小时内引起了近40万名网友围观浏览，一天竟然有了710万网友点击和30万的回复，从中可以看出网民们对家庭温暖、关爱是多么的渴求。网民们渴求关爱与温暖，于是顺应网民心理的“淘宝体”也红遍了网络内外。“淘宝体”是因淘宝网卖家对商品的描述语言亲切、俏皮而被广大网友所喜爱。其关键词为“亲……哦……包邮”，例如“亲，快下订单哦”！有些公路上的警示牌受此启发改成了“亲，请遵守交通规则”，甚至有的高校也用“亲，你被录取了”来写录取通知书。一个“亲”既热情又简单，不管关系怎样，听着就顺耳。关爱、真爱、温暖一直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我们希望网民们在网上寻求到温暖与关爱后，再能反馈一些到现实生活中，对身边的人多一些关爱与温暖，少一些冷漠与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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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人”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的转向

我们熟悉的当代著名的大提琴家马友友就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思维”、注重人文学科的音乐实践者，当地起与当代社会文化思想转型同步的音乐家的称号，是莫兰教育思想在音乐教育中典型的文化个案。2007年，在中国教育部召开的新课程出台六年后修改课标的全体会议上，有教授发言说教育最重要的是如何培养人与培养什么样的人。所以培养人的首要问题是屏定“人”，这应该是音乐教育需要思考的一个巨大的问题[1]。

3音乐教育转型研究方法

音乐教育的转型需要众多学科的参与，包括人文社科学、教育学等理论知识，与音乐教育自身的知识相结合，最终形成新的音乐教育理论。许多资料都显示，上个世纪的音乐教育课程在传统教学上一直影响着音乐的发展方向，可是当代社会文化思想的转变，提出了音乐教育的教学方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对于传统音乐教育的教育方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形成当代社会自己的音乐教育新教学方式，为培养全素质多方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做贡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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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1.他乡人对宁波方言态度的调查问卷该问卷是在借鉴其他方言态度问卷的基础上自编形成的，共15道题，采用5点计分，其中第10、11、12、13、15题需反向计分。内容包括对宁波方言声音特点、沟通功能、存在价值的评价。调查问卷间隔4周的重测信度为0.78，有较好的内容效度。2.他乡人对宁波城市归属感的调查问卷该问卷是在大范围访谈收集资料后自编而成的。访谈了30人，年龄范围在18岁到57岁之间，其中男性12名，女性18名。访谈结果显示，在宁波居住时间越长的人，越习惯宁波城市的生活方式，对宁波城市的归属感越强。全部的被访者都愿意遵守宁波的各项规章制度；86.7%的被访者喜欢宁波这座城市；83.3%的被访者愿意留在宁波工作；43.3%的被访者愿意长期留在宁波生活。80%的被访者觉得宁波城市的规划建设合理。46.7%的被访者感觉在宁波有家的温暖。基于访谈结果，编制了10道题，采用5点计分，其中第8、9题需要反向计分。内容包括他乡人对宁波城市的喜好程度、定居宁波的概率、是否愿意投身建设宁波等。调查问卷间隔4周的重测信度为0.82，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三）数据处理剔除无效问卷后，采用SPSS17.0对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

二、结果

（一）均值、方差、t检验由于问卷调查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获得真值的可能性很小，因此用一些集中量数来作为它的估计值。平均数在多数情况下，是真值最好的估计值。因此，选择均值来代表整体，进而利用方差来进一步考察整体之间的差异。通过SPSS17.0数据处理软件对指定变量综合描述分析，分性别、组别、是否懂宁波方言、是否会说宁波方言四组计算均值、方差，进行简单比较。具体数据分析情况见表1。

（二）事后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如果自变量有两个以上水平，那么需要对方差分析进行事后检验，看到底是哪两个水平之间有显著的差异。在两份问卷的自变量中，被试的年龄和在宁波居住的时间分别都包含四个水平，所以要进行事后检验。事后检验具体结果见表2和表3。由表2可见，非宁波生源地的他乡人对宁波方言的态度，在年龄变量上并无显著差异，而在宁波城市归属感上，年龄变量四个水平上却存在显著的差异（F=5.79，p＝0.001），且40岁以上的他乡人对宁波城市的归属感，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龄段的他乡人对宁波的城市归属感。由表3可见，在宁波方言态度和城市归属感两份问卷上，他乡人在宁波居住时间段变量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对宁波方言态度上，在宁波居住时间5年以上的被试对宁波方言的评价显著高于居住时间1-2年和3-4年的被试（F=2.73，p＝0.045）。对宁波城市归属感上，在宁波居住5年以上的被试对宁波的城市归属感，极其显著的高于其他三个居住时间段的被试对宁波的城市归属感（F=7.73，p＜0.001）。

（三）相关分析相关分析是研究变量间密切程度一种常用的统计方法。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他乡人对宁波方言的态度是否和其对宁波的城市归属感存在相关。通过对218份有效问卷数据的相关分析，得出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r=0.465，p＜0.01）。

三、讨论

（一）他乡人对宁波方言的态度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来看，他乡人对宁波方言的态度是积极的。具体而言，在性别上，他乡人对宁波方言的态度评价并不存在差异。已有研究认为女性在语言方面有优势，而本研究结果并没有验证这种情况，这也许可以从侧面表明女性的语言优势并不是那么明显，或者说只有在熟悉的语言上，女性较男性有优势。学校和社会这两种不同背景下的被试，整体而言，对宁波方言的态度都是积极的。具体到个别特征上，两者表现出了差异，社会上的他乡人相比于在校生，对方言的评价更积极。对于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由于社会上的他乡人来到宁波是为了打工挣钱，他们的社会交往的对象更多的是宁波本地人，而学校这一特殊环境中，学生每天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教师或同学，彼此交流使用的大多是普通话，这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在校生与方言的接触。在宁波居住时间的长短也是考察他乡人对宁波方言态度的一个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居住时间越长的他乡人对宁波方言的态度越积极，而且被试在宁波居住时间段不同，对宁波方言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这也说明他乡人在宁波居住时间越长，接触当地方言的机会越多，对宁波方言的态度也就越积极。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年龄越大，对宁波方言的态度越积极。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越发成熟，对人对事的态度更加客观，也更加理性。再者，人的年龄越大，阅历越丰富，也就更容易包容事物，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

（二）他乡人对宁波的城市归属感研究结果表明，总体来讲，他乡人对宁波城市的归属感在中等水平，这表明他乡人对宁波城市的归属感一般。与宁波方言的态度调查一致，性别也不是显著影响城市归属感的因素。这说明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对于除家乡外的其他城市都不容易形成强烈的归属感。可能在人们的意识中，家乡永远只有一个，那里才是他们的根，才是拥有最强烈归属感的地方。对比不同背景的被试组，社会上的他乡人相比于在校生而言，对宁波城市归属感要更强烈。这可能是由于社会上的他乡人在宁波工作、生活的时间可能要比在校学生长久，他们对宁波城市的了解程度也会比在校生深刻。作为学生来到宁波主要目的是求学，他们选择的更多是学校而不是城市，这使得在校生比社会上的他乡人对宁波的城市归属感弱。在宁波居住时间的长短也是考察他乡人城市归属感的一个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居住时间越长的他乡人，城市归属感越强，而且不同时间段，城市归属感的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这就说明他乡人在宁波居住的时间越长，对这座城市越了解，也慢慢融入宁波城市群体，从而产生了城市归属感。年龄也是这项调查研究中重要的考察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年龄越大，城市归属感越强。这可能是由于随着被试年龄的增长，对宁波城市的文化、生活方式越来越适应；同时人年龄大了，也不愿四处漂泊，愿意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

（三）他乡人对宁波方言与城市归属感的相关分析他乡人对宁波方言的态度和对宁波的城市归属感存在显著正相关。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既有生理需要，又有社会需要。其中，对方言认同和城市归属都属于社会需要，这一需要的缺失将导致个体出现心理问题。他乡人身处异地时，为了适应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找到群体的归属感，还必须在语言上做出调整，也即改变原来的语言特征、交际方式和交流习惯等，在语言上完成再社会化。这种语言的再社会化过程，必然会影响他们对所在城市当地方言的认同改变。因为缺乏与别人的联系，就会使得个体被排斥，无法融入主流社会，从而游离于自己所属生活系统的边缘。美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丹尼尔•贝尔说：“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15]丹尼尔所指称的“意义系统”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批判的基础上，源自于对“意义丧失”的真实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在今天这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任何一个人或社会群体都有面临多重的选择而在文化交流中发生改变的可能，每一个成员对文化的理解和认知都暗含着一种在自身与环境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而当身居宁波的他乡人，对宁波方言有了一种认同时，其更有可能出现一种趋同心理。这种他乡人的趋同心理会使他们把自己当做宁波本土人的一份子，会更好地遵守宁波的各项规章制度，更愿意为宁波城市建设贡献自身的力量，也就有更强烈的城市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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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所搜集到的13篇文章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评述，即评述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中的应用的书籍，共两篇（牛瑞英，2007；张虹、王蔷，2010）。第二类是介绍二语习得领域中的两大派别：认知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共两篇（高一虹、周燕，2009；高瑛，2009）。第三类是社会文化理论中的相关理论和概念在二语习得领域中的应用，包括中介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支架理论、动态评价等，共九篇（张雪梅，2002；张艳红，2008、2010；高艳，2008；韩宝成，2009；杨华堂，2006；张晓勤，2008；张国荣，2004；盖淑华，2010）。下面，我们分别作分析。

1.1评述

牛瑞英对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合写的《社会文化理论和第二语言发展的起源》一书做了详细的述介。认为该书全面、系统、清晰地呈现了社会文化理论所涵盖的主要内容及其在二语习得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现状，其出版标志着社会文化理论和社会文化的二语习得研究的成熟（牛瑞英，2007）。张虹和王蔷对KarenE.Johnson的《第二语言教师教育—社会文化视角》一书的内容和结构体作了介绍，并对书中提出的语言教师教育领域中五个正处于变革的观点做了解读和评述。对我国语言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张虹，王蔷，2010）。

1.2两大派别

认知学习观和社会文化学习观是二语习得领域业已形成的两大流派（文秋芳，2008）。梁文霞、朱立霞（2007）对近20年国外四大主流应用语言学期刊有关二语课堂文献的研究表明：二语课堂研究主要采用认知取向（cognitiveorientation）和社会取向（sociologicalorientation）两种视角。两个派别孰是孰非、孰重孰轻，一直以来是许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高瑛（2009）对比分析了认知与社会文化视域下的课堂互动话语研究。认知视域下的研究主要以输入、输出及互动假说为理论依据，采用静态微观量化分析，聚焦个体与生生互动，关注话语及互动的功能和形式。社会文化视域下的研究主要以最近发展区与支架式帮助为依据，采用动态宏、微观结合的质化分析，聚焦群体与师生互动，关注互动中的意义、形式及结构，强调语境（高瑛，2009）。高瑛认为理想的发展趋势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课堂互动话语的研究，更有力地帮助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高一虹、周燕（2009）认为两个学派在批评和借鉴的对话中，形成了一定的交叠，主要体现在对学习者整体“人”的关注以及对于多元性、动态性的注重。但二者也存在互补关系。在实证研究中，前者多采用量的方法；后者多采用质的方法（高一虹、周燕，2009）。

1.3相关理论

1.3.1中介理论

教师话语是学生语言输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对学生的输出甚至整个二语学习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学生把在课堂上所获得的陈述性知识转化成程序性知识需要中介。而教师的中介作用就是根据学生的需要选择最佳的作用形式帮助他们实现知识的内化。高艳（2008）指出教师在语言教学中要关注语言学习者，为其创造有利于主动建构与发展的语言环境，帮助他们把在课堂环境下所获得的内容，通过意义建构转化成为真正的知识。教师用语言作为中介工具帮助学习者，而学习者用它来理解和内化新的知识，通过内化获得个人认知和语言发展（高艳，2008）。杨华堂（2006）调查了高校英语教师和学生对教师中介作用的看法及教师中介作用在课堂上的发挥情况。结果显示，教师的实践和学生的理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与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建议：一要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二让学生有胜任感；三教学生用正确的策略学习；四促进学生的社会发展；

1.3.2支架理论

“支架”理论由新韦伯斯基派的学者如鲁纳（Bruner）、伍德（Wood）和麦瑟（Mercer）等人提出。旨在通过有效的教师-学习者互动形式，帮助学习者完成其自己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张国荣（2004）和张晓勤（2010）分别把“支架”理论运用到大学英语写作和阅读中，通过实验最后都证实了“支架”理论应用于英语教学有以下几点好处：一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学理念；二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三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四减轻教师负担，提高教学效果（张国荣，2004；张晓勤，2010）。盖淑华（2010）将“支架式”教学法应用到词块教学中，探讨二语词块习得能力及其与语言能力的关系。结果发现学生的词块习得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同时，其综合语言能力也有显著进步；但词块能力对语言能力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并不均衡，其中，对写作能力的提高起着更为直接的作用（盖淑华，2010）。张雪梅（2002）从“支架”理论出发，通过探讨学习者会话的特征提出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任务时可参考的有利于学习者会话的因素：一学习者会话的目的要清楚明了；二学习者会话的复杂性与难度应适中；三学习者会话设计应考虑学习者因素；四学习者会话中参与者角色应明确（张雪梅，2002）。

1.3.3动态评估

动态评估（DA,dynamicassessment）立足于智力的发展观，跨越多个时间点观察评估学生的进步与改变情况，了解学生动态认知历程、学习迁移与认知能力变化的特点和潜能。“过程取向”和“教学介入与评估相结合”是其最鲜明的特点，同时它突出社会文化、非智力因素等对个体潜能的影响。张艳红（2008）借鉴Lantolf的介入式动态评估（interventionistDA）的程序性设计理念和Poehner的交互式动态评估（interactionistDA）中的交互思想，探索网络环境下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实施动态评估的可能性。实验证明，动态评估在写作过程中为学生适时提供了策略、资源和激励等方面的有效帮助，既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又充分体现了教师的指导作用，使师生及生生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极大地促进了学生英语写作水平的提高。2010年，张艳红又通过实验建构了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动态评价体系，提出应该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和发展状况来设计循序渐进的“支架式”教学“介入”形式。韩宝成（2009）从关注点、目的、过程、结果解释及评价者角色等方面区分和对比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详细分析了干预式动态评价和互动式动态评价的特点和异同，介绍动态评价在二语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并指出测验的信度和效度应从更多实证层面获得支持才有说服力。

2存在问题

社会文化理论的这些相关论文增进了我们对该理论的了解，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同时，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改进：

2．1研究涉及面窄。主要是社会文化理论在写作、阅读领域的应用，关于会话的很少，听力和翻译的没有。社会文化理论在英语学习的听、说、读、写、译五方面没有得到均衡研究。

2．2历史研究（longitudinalstudy）不足。研究主要以横断研究（cross-sectionalstudy）为主，历时的追踪性研究只有一例：张晓勤（2008）。横断研究虽然能帮助我们了解一定时间的内师生行为，但只有进行历时研究，我们才能了解学生的语言水平、了解教师或学生某一行为长期出现会产生的效果或某一教学措施对学生的远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