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一、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 ）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和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历史背景等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20世纪末，埃文-佐哈尔的同事图里（Gideon Toury）发展了他的理论，提出“描写性的翻译研究方法论”。该方法论是将翻译结果视为既成事实，追寻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历史因素以及翻译作品在译语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功能和地位，并对此进行“全面历时性描述”（comprehensive diachronic description）。这一描写性的方法适用于对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作品或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由于能有效地避免评论者自身所处历史时期的审美期望的干扰，可真正昭示每一个翻译作品的特征和价值。因此，这种方法可以为《伤寒论》的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二、伤寒论文化负载词分类及举例

1.文化负载词。不同民族的人具有不同的认知环境，由于各自特殊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节程中形成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这是产生文化负载词语的根源。按照纽马克的定义：文化负载词是能集中反映或表达某一民族风俗习惯，气质情感，历史典故，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宗教心态等特有事物的词、词语和习语。作为文化的核心部分，语言既折射着民族文化，也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不同民族生活在各自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并在一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各自政治经济氛围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性格。所有这些都会以浓缩了的民族特色的文化负载词进入民族生活习惯。

2.伤寒论文化负载词分类及举例。《伤寒论》专业术语纷繁复杂，是全文的核心，参照魏杰对中医术语的分类，本文按如下分类：

1）按中医病证名：如“中风”，“伤寒”，“风温”，“厥”等一类病名；

2）按中医症状名：如“恶风”，“往来寒热”等，十分准确和形象地描述了病证的特征性及表现；

3）按病因病机名：如“汗家”，“淋家”，“酒客”，“虚烦”等反映疾病特点的词；

4）中医哲学类：如“阴阳”等。

按其他类术语分类：主要用于描述特定类概念，比如方药名：“如苦酒”，“法醋”，

“白粉”，“清浆水”等特殊的煎药方法：古代文字及器物名：如“博棋子”，“索饼”等。

三、《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举例

罗希文译本（以下简称罗译）：Treatise on Febrile Caused by Cold （Shang Han Lun）中医上的“伤寒”与西医学的“伤寒”名虽相同，但实际所指却大相径庭。“伤寒”有三层含义，一为多种外感热病的总称，二为感受寒气而引发的病症，三指冬季受寒。而西医学中的“伤寒”则指的是因伤寒杆菌而引起的病症。所以，中医中的“伤寒”不可译作typhoid。中医院校规划教材《伤寒学》把伤寒分为广义的伤寒和狭义的伤寒。广义的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狭义的伤寒为风寒外感感而即发的疾病。罗译“Febrile Disease Caused by Cold”回译为“风寒造成的发热性疾病”这种译法没有全面译出“伤寒”的含义，有两处值得商榷，一是它只强调了外感发热，而广义的伤寒可以表现为发热也可以因患者年老体弱、正气衰微不能与邪抗争表现为不发热；二是广义的伤寒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而不单只有热病一种。所以，“伤寒”的译法在形式与实质的等值上有不尽人意之处。因为理解上的障碍和对应语的缺乏，在目前翻译实践条件限制下，为了保持特有的文化内涵，音译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较好翻译手段。因此，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世中联，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cieties ）等主持的中医用语英译国际标准化（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简称IS TTCM）审定工作的研究成果《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以下简称《术语标准》）中，《伤寒论》书名的翻译采用音译，即译为“Shang han lun”相信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Shang han lun”最终会成为代表一定意义的中医专用术语。

中药方剂数量十分庞大，其名称的翻译也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拉丁语翻译到英语翻译再

到音译的过程，如“桂枝汤”以前译为Decoction of Ramulus Cinnamomi（罗希文），除decoction外，全部为拉丁文，冗长难念，后来英译为Cinnamom twig decoction（黄海），虽有简化但仍然拗口。目前基本上采用音译法翻译，以利统一。

中医的药物剂型，有些与西医相同或接近，如丸、散、膏、片等，可以直接译作pill， powder， ointment， tablet等。但更多的却是中医特有的，在西医里没有相应的概念，如汤、饮，丹等，这些中医特有剂型的翻译，国内外比较统一，如“汤”译作decoction，“丹”译作bolus.

四、《伤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

1.强调对自然对应语的使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在文化、语言和民族心理等方面虽然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差异，但其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日常生活体验，却有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如对一些疾病的感受和体验，对一些病理表现的认识和分析，中西方均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就有了一些较为致的概念和用语。对这些中医概念，可采取相应的西医术语予以翻译，而不必逐字对译。例如“失眠”：insomnia；“头痛”：headache；“呃逆”：hiccup等等。

2.简明扼要，再加注解。根据多元系统理论，中医最初在西方医学文化中是作为一种弱势文化而存在的。要想让中医在西医强势文化中找到生存空间，让外国人了解并接受中医，早期的中医翻译中，有些术语的确比较冗长，不太实用，但是在中医翻译刚刚起步，中医文化进行推广的最初，这样的翻译探索己经是开创性的壮举了。如罗希文将“奔豚”译为a syndrome characterized by a feeling of gas rushing up through the thorax to the throat from the lower abdomen。在中医翻译初期，这样的解释性翻译是历史的必然，是无法逾越的。

多元文化系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其中各个子系统也会因时间的推移相互转化。随着中医对外交流开展得日益广泛和西方人对中医理法方药认识的更为深入，虽不能说中医文化已在西方医学文化中处于强势，但足以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医文化更加认同、更加热衷。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目前的翻译，便会感受到中医英译简洁化的趋势。

中医用语的突出特点是简明扼要，因此在翻译时理应保持这一特点。如目前对“奔豚”的翻译，合理的做法应是先将其译为较为简洁的术语running-pig syndrome，然后加以注解，以利读者理解。

3.保持民族特色和独有概念。中医学具有特殊的认识体系，在思想原则、概念等方面都有自身独到的规定性，在理论系统与操作程序方面，也与现代医学有着强烈的不可相通性。就文化特征而言，中医学只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医学体系，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一点在翻译时也应予以充分体现。这主要体现在“异化”与“音译”筛龇矫妗

“异化”，就是在译文中保持原文的结构和语义特色，医学中有相当一部分概念和用语是中医所特有的，在翻译时应该努力保持其原有特质，过分“归化”的翻译往往使译文失去原文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如早期将“风寒咳嗽”译作cough due to wind and cold。现在更多的译者选择了更为“异化”的方式，按原术语的结构将其翻译为wind-cold cough。

4.形神兼备，音意结合。在中医语言中，有些用语的前一部分是具体的，而后一部分却是抽象的。如五脏、肾气等。以前多将“五脏”译作five solid organs，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脏器的结构特点，但并不准确。近年来人们逐步采用音意结合的方式将“五脏”译为five zang-organs. “气”，虽统一音译为Qi，但与其相关的用语可采用“音意结合”法予以翻译。如将“肾气”译作kidney Qi等。

5.强调回译。回译，又名翻译还原，就是例如原来是中文，被译成英文，现在再把英文还原成中文。在中医翻译上强调“回译”是为了使英译的中医名词术语在结构上应与中文形式相近，更好地实现在国际交流中信息、的双向传递。如“伤寒”曾被广泛翻译为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意思可能是准确的，但相对于原文较冗长；另外，从翻译方法来看，属于意译，与原文缺乏回译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向交流。所以，目前逐步被cold attack所取代。

五、结论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不同教育背景、文化程度、工作经历和历史因素对翻译者的翻译倾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中医英译，单个译者在专业性和语言能力等层次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译者之间应加强交流和沟通，甚至合作，协调好不同译者间的主体性，将各自对原文不同的理解及不同的翻译风格融合到同一翻译工作中，尤其是中医专业术语这种科技类的译作中。对已有的相关国际标准，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完善、制订和推广。

参考文献：

[1]惠佳蓓.关联理论与《伤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对比研究： 基于两种译本[D].南京中医药大学.

[2]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技巧[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16-20.

[3]林巍.中西文化比较及翻译研究[M].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2.

[4]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J].中国翻译，2000（4）：4.

[5]魏酒杰.汉英英汉中医词典[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5.

[6]奚飞飞.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伤寒论》英译的比较研究[D].南京中医药大学.

[7]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闭[J].外国语，2003.（4）：59-66.

[8]杨红英.文化负载词语在《围城》翻泽的处理仁丁[J].科教文汇，2008（8）：250.

[9]Even-Zohar LPolysystem studies[M].Tel-Aviv：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a（Poetics Today），1990：11.

[10]Newmark 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Hemel Hempstead： prentice Hall，1988：23.

篇2

一、多元理论理论的提出

1978年，伊塔马・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做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Even-Zohar，1990）。后来这一理论被用于翻译研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的影响

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特殊的国情，直至八十年代末国内学术界对它仍知之甚微。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人接触到了多元系统理论，九十年代末才真正把它介绍到国内学术界。

这一理论迟迟未能在华人文化圈内产生较为热烈的反响，一是该统理论本身比较艰涩，牵涉的学科又过于庞杂，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二是我国翻译界对翻译的研究和关注较多地仍旧停留在文本以内，而对翻译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外部研究的意识尚未确立。另外，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文章一直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文。

近年来这一理论在中国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多元系统把翻译放在语言、文化和社会这些宏大的背景下来考察，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三、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文学

1924年，梯尼亚诺夫在论文《文学事实》中提出，文学事实是一个“关系实体”；1927年，在《论文学进化》中又提出，文学的进化在于“系统的变异”，即处于文学系统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学被处于边缘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学所取代。所谓的文学作品、文学类型、文学时代、文学或文学本身，实际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这些特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与网络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这样的文学其实就是一个系统。但这个系统绝非静止而是不断变化的。文学现象必须在共时和历时的层面上进行关系研究。从共时角度，文学似乎是一个和谐、平衡和静态的系统；从历时角度，文学内部充满了冲突和变异。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在于系统内部持续不断的陌生取代熟悉、创新取代传统的运动。文学系统包括处于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学和处于边缘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学。

长期以来，文学翻译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评论文学翻译的标准大多是先验性的，重原文文本轻译文文本。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先验性的“等值”标准提出质疑；描述性的、动态的翻译研究应运而生。人们将翻译文本中出现的“差异、谬误、模棱两可、多元指涉，以及‘异质’的混乱”视作“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特定文学抉择的宝贵资源”。

佐哈尔强调应该把翻译文学看作一个系统，将其纳入文学多元系统。各种翻译作品或翻译形式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可能起一级或二级的作用，关键在于它们在译入语这个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为此，佐哈尔勾勒了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地位的历史条件：

1）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某种文学还“幼嫩”，尚处于创立阶段；2）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大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尚还“弱小”，或两种情形皆有；3）在一种文学中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之时（Even－Zohar，1990）。

第一种情况如以色列，第二种情况如低地国家，第三种情况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那时现存的种种文学模式对年轻作家没有吸引力，他们就转向国外寻求（“五四”中国翻译）。在这几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但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因此，翻译活动会变得频繁且重要，占据了中心位置，并且扮演了创新的角色。

四、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分析

多元系统论将经典化的产品与模式和更加富有流动性与多样性的边缘产品与模式系统地联系在一起，使一些在传统上被忽视的文本和形式得以再现。翻译规范的运作方式、翻译的操纵性质和翻译的效果都被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因而翻译研究成为文化史研究。（Hermans，1999：118）

多元系统理论的方法论以文学的系统概念为基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将翻译文本接受为既成事实，探讨造成其特定本质的不同因素。这种研究方法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然而佐哈尔声称要客观地观察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以一种非精英的、不带任何价值标准的模式来摒除各种偏见的观点是不无问题的。但正如赫曼斯指出的，观察要做到绝对客观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总是从某个文化和历史的语境或某个多元系统的位置进行观察的（Hermans，1999：36）

另一个局限性在于它一方面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忽视非主流形态的作用。社会是多种意识形态共存。承认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主流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都会影响译者及其翻译策略。这样，不论是翻译文学处于Even－Zohar所概括的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一个社会的翻译行为也不会是如他所说的那么单一，而应该是复杂多样的。

五、结语

多元系统理论在当前国际译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多元系统还存在某些局限性，但它开辟了一条“翻译最终超越规约美学的道路”，为翻译，特别是外国文学的译介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有直接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必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y.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3］许钧，穆雷.翻译学概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4］刘阁.多元系统理论在解释中国近代翻译史时的意义与局限性.华东师范大学，2007，（6）.

篇3

一、引言

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被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该部巨著是一部描写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小说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全部生活，堪称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的真实写照。《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它非凡的艺术成就。全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此外还有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值得后人品味、鉴赏。

从1830年至1986年近160年间，《红楼梦》出现了9种英译本，成为中国文学英译史上一道独特而绚丽的风景。但译本之间差异较大，有些源于译者对原文的不同理解，有些源于特定历史因素对译者的意图和倾向造成的不同影响。在《红楼梦》英文译本中最为完整、影响最深远的两部作品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1995年在其《译者的隐性》一书中提出，文学翻译中译者可采用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按其说法，异化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1］。

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以下简称杨译）以原文文本为指导，选用与源语表达方式对应译文，力求保留源语语言和文化特色，目的是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古典文化，多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大量的中华文化韵味。而大卫・霍克斯的译本（以下简称霍译）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以译文读者为导向，目的是让读者读起来顺畅、有趣，对许多中国文化进行了改写，多采用归化策略，但更见功力于语言、艺术的再创。由此看来，读者可以从杨译本中学到很多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但在西方霍译本却更流行［2］。归化与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是译者在翻译时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及对象的差异而作出的不同选择，孰优孰劣很难一语判定。只能说不同的翻译策略会对读者产生不同的影响，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本文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视角阐释杨译与霍译采用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

二、多元系统理论

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1978年，埃文―佐哈尔的《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出版，其中包含了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视作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各个子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并且又互相依存，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但是，在这个整体里，有的系统处于中心，有的系统处于边缘，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并且所处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心与边缘也在进行着更替［3］。

在佐哈尔看来，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究竟是占据“强势（primary position）”还是位居“弱势（secondary position）”，具体要视该文化里当时其它文学的状态而定。当翻译文学积极参与建造多元系统中心的工作，即在特定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内占主要位置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这时就占据了主要和中心地位，有了其自身新的活力与不可低估的作用，不仅会为原来的文学注入新的思想和内容，而且会提供新的形式和技巧，已经成为一种创造新词和新的表达模式的途径。相反，如果原来的文学系统已经发展完备处于强势地位，那么翻译便会居于下风处于次要地位，翻译文学也会随之在文化系统中处于边缘地带，其文学模式就是次要的了［4］。

三、文化地位和翻译策略

佐哈尔（2000）认为，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或边缘地位取决于主体文学的发展状况，而译者又会据此来选择翻译主题和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直译或意译。也就是说译者的翻译策略常视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这个大多元系统内所处的地位而定。当翻译文学处于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尽管译本的充分性不足，但可接受性还是很大的。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这时异化的翻译策略常常是译者在翻译时所采取的选择，即便以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译文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5］。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语言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向西方介绍传播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正是出于此目的而采用了异化策略。而对于霍克斯这个西方人而言，中华文化是异语文化，而英语文化是母语文化；相比之下，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有所削弱。霍克斯的翻译目的无非是希望把自己在读《红楼梦》时所产生的快乐传达给本民族的读者，让他们在顺畅、有趣的阅读中领略名著《红楼梦》的魅力。这种翻译目的就势必使霍克斯在翻译时以英语及其相应的文化为主导，而采取归化策略。再加之旧中国时代，汉文化在西方国家处于文化边缘位置，对于霍克斯来说，在翻译时很可能相应地将《红楼梦》的翻译定位为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而杨宪益夫妇的情况却不同，他们的翻译目的是彰显本民族文化，并且他们的翻译实践大多是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输出（如亚非拉等国家），这就使得杨宪益夫妇采取了异化策略，将《红楼梦》译本定位于英语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下面我们通过译文中具体的例子进行比较。

例1.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孙女似的……（《红楼梦三回）

译文（1）：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s son-in-law of our own Ancestress，but looks more like a Chia.（Yang）

译文（2）：Everything about her distingue!She doesn’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 family，Grannie，she is more like a Jia.（Hawkes）

在汉语中孙女与外孙女的远近亲疏是比较明确的，而英美国家的宗法关系却不及中国这么严密。例1中霍译旨在表达原文中“嫡亲”这层关系，同时也并没有表达出言者的原意：讨好贾母。相比之下，杨译则技高一筹，通过异化翻译明确地交代了贾母与黛玉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原文作者的意图传达给了读者，很好地保留了源语言文化的特色。

例2.“潇湘馆”

译文（1）：“Bamboo Lodge”（Yang）

译文（2）：“The Naiad’s House”（Hawkes）

在中国人的脑海中，“潇湘”意指绿竹，杨译采用的是异化的方法，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因素。因此杨译本在地名的处理上会让读者感受到古色古香的氛围。而霍译中Naiad是希腊神话中河边湖滨仙女，由此来看，霍译在翻译时倾向于可接受性。

例3.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红楼梦》第六回）

译文（1）：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Yang）

译文（2）：Man proposes，God disposes.（Hawkes）

在译文中，杨译使用了一个英语的谚语，把其中的“God”改成了“Heaven”，从而保留了源语言的宗教色彩。而霍译直接引用了英语谚语，未做改动，用基督教色彩代替了原文的佛教色彩，这对英美读者来说当然读起来更自然顺畅、易于接受。

四、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策略的应用

虽然许多文学翻译作品的解析都可以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得到很好的解释，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文化屈居劣势，本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伯仲悬殊的情况下，仍可以看到归化、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并存的现象。这说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同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出现两种翻译策略并存、两种翻译派别明显对立的现象，是用多元系统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实际上，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还有译者的“主观认识”，而恰恰是这种主观认识在对民族文化地位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的实质是两种语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应该保持译者与原作者平等的地位，不仅于此，译者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更要发挥译者的主导性、能动性，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又离不开人的价值观，特别是辨别是非、善恶等伦理观念的支持与制约。而这正是多元系统理论所忽视的，它只考虑了目标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的“客观”地位，并以此来判断译者的文化态度，却忽视了译者的“主观意识”和文化态度及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实际上，翻译策略具有很强的译者的主观意识。尽管本民族的文化在客观上可能出于边缘地位，但译者仍要用自己的受主观意识支配的文化态度来判断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由此可以看来，多元系统理论在其适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与传统翻译理论相比，多元系统理论为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视角，它把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的观点，拓展了视野，丰富了翻译研究理论，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对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6］。

五、结语

不言而喻，翻译的标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目标文化和地位决定翻译策略，译本读者和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和伦理观念标准也会决定翻译策略。译者不但要熟悉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而且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处理好译者自身与原作者、文本及读者的关系，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译文。

参考文献：

［1］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 Publishing，1995.

［2］陈正发.也谈“归化”与“异化”［J］.外语教学，2006，（1）：69-71.

［3］Even Zohar，Itamar.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1990，（11b）：19-26.

篇4

论文内容摘要：在晚清的文学翻译中，尤其以侦探小说翻译数量最为众多，最受大众欢迎，影响最为深远。本文通过简要介绍晚清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根据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了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兴起的缘由。本文旨在指出此次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传统背景。

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清朝末年，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都将经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应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变革之中。为了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国沉闷的思想界，文学界掀起了一个译介外国作品的。

侦探小说翻译之所以在晚清出现热潮，不仅得益于侦探小说本身内容新颖、蕴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还由于翻译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相互选择 和促进的动态关系。借助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不难发现，晚清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受到冲击，而新的文学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同时又由于侦探小说与当时社会、文学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之热潮。

参考文献

[1]Even-Zohar，ltama.The Position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Literary Polysystem[J].In Larence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194.

[2]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L:116.

[3]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80-186.

[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9.

[5]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3.

[6]郭延礼，近代翻译侦探小说述略[J].外国文学研究，1996(3):81.

[7]廖七一，多元系统[J].外国文学。2004(4):49.

[8]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H].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281.

[9]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60.

[10]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篇5

 

一、引言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领域的对话日趋频繁，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子系统也逐步参与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新疆外宣英译活动频繁也是史无前例的。笔者打算结合埃文· 佐哈尔创立的多元系统理论对新疆外宣英译呈现的特点进行描述。

二、理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是埃文· 佐哈尔与20世纪70年代在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将翻译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来看待。他认为语言、文学、政治、意识形态等是相互作用的若干元素的混合体，他们共同构成一个多元系统。这个多元系统是动态的、异质的、系统的。他描述了动态分层和系统产品，还强调系统的历史性，不能把历史事物错误的看作一系列互不相关的事件（1990）。随后佐哈尔的弟子，著名翻译理论家，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主要对影响译者的因素进行了描述。他认为译者所从事的翻译行为要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的影响，不受外界潜质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译行为并非真空，译者要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来筛选文本。他提出了三类规范：初始规范本土化，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由此衍生出翻译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译选择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2004）继续发展了多远系统理论，他认为图里的规范提醒我们，译文不可能与原文同一，译者的介入无法避免，无法被清除。国内最早对多远系统理论译介的是杨自检教授，随后张南峰（2002）、谢天振（2002）、廖七一（2004）等也分别作了译介和评论。张南峰教授认为“多远系统理论是跳出文本外对翻译进行研究”，谢天振教授评价说，“该理论对中国汉译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辜正坤,刘宓庆结合该理论形成了新的翻译理论假说。该理论摆脱了以往仅从语言学角度解读翻译的缺陷，翻译活动推向了前台，放在大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探讨

三、对新疆外宣英译的解读

1．新疆外宣英译的边缘性与发展性

多元系统内的各子系统地位不平等，有的处于边缘，有的处于中心，他们之间处于斗争和交替中。从《西域翻译史》（热扎克·买提尼亚孜，1997）和《新疆现代翻译史》（陈世民，1999）中，我们发现新疆翻译从周朝开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汉语和西域个少数民族语之间，其次是与俄罗斯，中亚各民族之间的翻译交流。英译活动在新疆翻译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虽然有极个别的作品，如《福乐智慧》《江格尔》等被外译，也是由他国人根据他们的需要节译的。新疆外宣英译在新疆翻译史上处于边缘地带。

直至90年代，随着国家倡导以开发新疆的旅游资源带动全区的经济发展，有些书籍不断被译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玛依奇观》、《中国乌鲁木齐》、《新疆新貌》、《福乐智慧》。随着新疆英语教育和对外的发展，新疆也开启了英文网站，新疆电视台也有了自己的英语频道，新疆各地成立了一些对外翻译公司。新疆大学与2001年起本土化，开始招收翻译方向的硕士，一部分学者开始参与全国英译汉，汉译英的探讨。《语言与翻译》，《新疆大学学报》及全国其他期刊上不断有关于新疆地名，新疆旅游，新疆饮食等英译规范探讨的文章。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新疆外宣英译初出茅庐，在中国外译系统中还处于边缘地带，翻译理论发展还很弱小，翻译实践中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新疆外宣英译这个子系统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张力，新疆外宣英译也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而发展起来。

2．新疆外宣英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和翻译策略有很大的影响（埃文·佐哈尔，1990）。新疆外宣英译在文本选择和译者的翻译策略上受到译者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纵向观察中国外宣英译书目名称：《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玛依奇观》、《中国乌鲁木齐》、《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译书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中国发展新疆的以旅游为先锋带动全疆经济发展（邓新民，2000）的政策上。而西方译者对新疆的英译因受其固有的对新疆的认识而出现片面性和错误的解读。如：though 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 Levinson，KienChristenson,1999）从译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历史。而整句话更反映出他所在的意识形态对新疆心怀叵测的政治意图。而这就需要我们新疆本地的译者站在爱国，爱自己的家乡的立场上清楚明了地给以回应。不能让我们在解读自己的文化上出现“失语”现象。

3．部分新疆外宣英译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连城指出，外宣英译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图里在解释“翻译规范”时，将其称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1998）。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性是译者在外宣翻译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译者在进行外宣英译时，应了解外国人对我国外宣英译的普遍的态度.外国人认为中国的大众媒介过于呆板，我国读者喜欢的华丽抒情性的文体，在外国人看来只能是减少传播的清晰性和效果，甚至被认为是空洞和冗长，夸大宣传。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国的计量单位，或使用修饰性的计量给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觉。新疆外宣英译存在此类问题，请看以下的译例：

（汉语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 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国人喜欢用“早些时候本土化，什么什么事情过后，后来，曾经”，等中国人自认为的大事来表示时间段。殊不知，这只会令外国人费解，增加文本解读的信息量。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时间，不得而知，还不如直接告诉那一年的时间为好。以及“later”，直译为汉语的随后，但在时间差上，与汉语的随后有一定的差别，汉语的随后强调动作发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强调这一点。所以该英译文本内容拖沓，简单的信息被复杂化，令人费解，其结果是削弱了英译文本的可接受性，宣传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战。

4．新疆外宣英译的“本土化”

虽然我们在外宣英译时，将读者作为影响英译的因素之一进行考虑，但作者和读者不是评判译文的唯一标准（埃文·佐哈尔，1990）外宣还在于宣传自我，让外国的读者了解到不同于他们本国的别样的风土人情或是打破他们“凭借想象捏造出来的形象”（萨义德），这样就不能按照尤金·奈达所谓的“译者必须完全满足读者的需求”来进行翻译，而是让“异质的东西”（埃文·佐哈尔，1990）存在，创造一种陌生化的翻译，旨在体现“本土化的翻译”（姜秋霞，2009）。本土化的翻译是杨宪益在英译《红楼梦》时保留的风格，他认为宣传自己的文化就是要保留自己文化中最本质的东西。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缘政治（唐立久本土化，2009）和新疆通用语言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宣传新疆文化，就要如实将新疆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展现给世界读者，其一来打破部分国家对新疆的蓄意的捏造，其二让的文化走向世界。（汉语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 Xinjiang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 a little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 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wells connected by 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unique landscape.（Wang Hairong，2008）

该文本即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首先，简单明了将吐鲁番的气候状况及其成因，并在讲述气候成因过程中清晰呈现了吐鲁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让外国游客了解了吐鲁番不同于西方现代的灌溉技术。内容新颖、丰富但不刻板。其次，对吐鲁番和坎儿井的名称英译上，遵循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译名处理以当地主要少数民族的地名称谓为译名的基准。”（谢旭升，2009：112）

四、结语

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使新疆对外宣传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疆外宣英译是新疆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译在日益强大的中国对外宣传中处于边缘地位，新疆外宣英译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识形态影响和译者解读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译想从边缘走向中心，还需处理好在原文与意识形态，读者接受性之间的关系；译者也需加强对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读。

[参考文献]

[1]Even -Zohar, Poly-system Studies,Poetics Today11.1:53-72,1990.

[2]David Levinson，Kien Christenson，Xinjiang，Encyclopedia of Modern Asia, Volumn 6,1999.

[3]Toury ,G，Descriptive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thers[M] .

[4]陈世民.新疆现代翻译史[M]. 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

[5]段连城.对外宣传理论初探[M]. 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

[6]邓新民.推动旅游发展，促进西部开发[J]. 旅游，2000，4.

[7]辜正坤.当代译学建构理论略论[M].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8]姜秋霞.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9]廖七一.多远系统[J]. 外国文学，2004，4.

[10]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11]热扎克·买提尼亚孜.西域翻译史[M]. 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

[12]唐立久，崔保新.发现新疆[M]. 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13]谢天振.多元系统论[J]. 中国翻译，2002.

[14]谢旭升.特色汉英翻译教程[M]. 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

[15]余言，向京.中国新疆事实与数字[M]. 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

篇6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271-02

一、文化学翻译学

翻译的文化转向起源于1976年的一次研讨会。这次会议第一次把以色列的多元系统理论的学者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学者集中到一起，会上Lefevere指出翻译的目标应该是发展综合性的能够指导翻译产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文学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构建都有帮助，这一理论是动态的，不断演变的，时刻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与实践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一理论指导的翻译实践将会影响译语文化的发展。Lefevere的这一言论奠定了翻译研究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基本原则，Lefevere言论的核心是反对传统的评判式的翻译立场，拒绝把翻译研究单纯定位于文学或语言学领域，这开辟了翻译研究的独立空间。最先在文化翻译领域进行探索的是多元系统理论学派。以色列人Even―Zohar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一名称。他指出，译作与多元文学体系的关系不能简单定位于次要与主要，或从属与支配的关系，而是依据文学体系的具体情况而变化。

文化翻译领域的另一学派――文学翻译的操控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与多元系统理论异曲同工。这一学派把翻译定位于比较文学的一个下属分支学科，其代表人物有荷兰的Andre Lefevere，Theo Hermans，Jose Lambert，英国的SusanBassnett以及以色列的学者如Gideon Toury。Theo Herman曾经指出：“从目标文学的角度出发，所有的翻译都隐含着为实现某一目的而对原文的某种程度的操控”。因此文学操控学派一开始是和语言学翻译学派针锋相对的，不追求严格的对等而追求某种程度的操控。

概括来说，文化翻译注重翻译与译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关注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与语言学翻译观相比，文化翻译观以译文为重心，强调译者的能动作用，重视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对文化的作用。文化翻译观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翻译的结果，把翻译的结果放在社会文化语境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侧重文化交流与融合，并关注动态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译文较为灵活，译者的作用可以充分发挥。文化翻译观以双语文化为取向，根据交流的需要，偏重译语或原语文化，并以文化的世界差异性为前提，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积极进行交流与融合。

二、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一个由中国学者首倡的翻译研究的学问，是近年来在翻译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构建的又一新颖尝试。2001年以来，胡庚申教授通过其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及数十篇论文的深入论证，已基本确立起一套以生态学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话语表述方式、评估语言、评估方式和评估标准。

生态翻译学的确立，以2008年胡庚申教授在《中国翻译》上发表的“生态翻译学解读”一文为标志；2010年11月在澳门举行的“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更是让学者们看到生态翻译学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生态翻译学在不断充实和完善。然而这一理论的出现和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顺应各种趋向、适应翻译研究各层次生态环境的成果。

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主张用整体、立体、动态的眼光看待翻译行为，探讨翻译生态的特征和功能及其演化和发展基本规律，从生态视角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及其成因，是能够对翻译本体做出新解的翻译理论范式。生态翻译学的代表人物是清华大学的胡庚申教授。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所谓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生态翻译学所遵循的翻译原则一方面是“多维度适应”，另一方面是在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适应性选择”，即概括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具体来说，“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翻译原则，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原则上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地适应，继而依此做出适应性地选择转换。生态翻译学认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所谓“整合适应选择度”，是指译者产生译文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度适应”和继而依此、并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某译品的“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程度越高，那么，它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就越高。在翻译的重心上，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中心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具体来说，翻译过程是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译者为中心”是以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为目的，以从译者为视角对翻译活动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为途径，以彰显译者主体、发展译者能力为特征，以译者为终极关照的翻译观。“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确立了译者的中心地位，使译者真正成为“主宰”者，从而名正言顺地由译者来主导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以至“译有所为”地创生译文、影响译语的文化和社会。

三、结论

综上所述，生态翻译学在很多方面与文化学翻译学存在一致性，是对文化翻译学研究范式的继承，但同时在很多方面，生态翻译学又是对文化翻译学的发展。生态翻译学在理论基础、基本理念、翻译实质、翻译过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和译评标准等很多方面都超出了语言文化的范畴，把翻译置于整个社会的大生态环境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虽然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才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但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具有不同于传统译论的理论体系，并在不断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从译文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应用例析[J].外语教学，2006，（4）：50-55.

[2] 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1-5.

[3] 孙红梅.语言学翻译观与文化学翻译观之对比浅析[J].高等函授学报，2008，（12）：94-95.

A Contrastive Study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Cultural Translatology

DU Hai-bao

篇7

[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岑麟祥，叶蜚声，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8.

篇8

2000年卢思源教授就曾提出，“当前高等院校的翻译教学和口、笔译翻译人才的培养都是跟不上我国社会发展和需求的……国家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早已不限于文艺领域，涉及当代社会经济、科技等实用领域的翻译已上升为翻译实践的主体”。Ci7然而，时至今日，大多数高等院校的翻译课程设置仍以语言文学为主，大多数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以后，在从事商务往来、产品宣传、新闻、法律、金融、广告等实用性文体翻译时感到捉襟见肘，难以胜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目前的翻译教学大多仍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主导，教学素材局限于有限的翻译教材和双语资料，教学内容主要着重于翻译技巧的传授和讲解。然而，作为语言教学的一部分，翻译教学的主要任务不仅是帮助学生了解、掌握各种翻译技巧，实现词与词或句与句的简单对等，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双语转换能力和各种语言信息工具的综合使用能力。

因此，笔者认为在超文本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研究如何在超文本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发挥网络资源优势，更新翻译教学资源，培养学生翻译能力，拓展翻译理论教学，对于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内涵

超文本(hypertext)一词诞生于1965年。当时，为了让计算机能够响应人的思维，方便地提供人们需要的信息，美国专家泰得·纳尔逊(Ted Nelson)提出了一种利用计算机技术把相关文本组织在一起的方法，他将这种方法命名为“超文本(hypertext)"从此，“超文本”一词得到世界的公认，成为表示非线性信息管理技术的专用词汇。

超文本技术是一种将信息以非线性的网状结构进行存储、组织、管理和浏览的计算机技术。它包含结点(Node) ，链( Link)和网络(Network)三个基本要素，并以结点为单位组织信息，在结点与结点之间通过表示它们之间关系的链加以连接，构成表达特定内容的信息网络。超文本技术使用超链接的方法，将自然语言文本和计算机交互式地转移和动态显示线性文本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在文档内部和文档之间建立起非线性的网状结构，使读者在阅读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文本链接所指向的位置，利用超文本机制提供的联想式查询能力，迅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和有关信息。

在现实操作中，英特网就是一种超文本信息系统。英特网的一个主要概念就是超文本链接。它使文本不再像一本书那样是固定的和线性的，而是可以自由地从一个位置跳到另一个位置。超文本可以链接世界上所有其他含有信息的计算机，在网上可以激活任何一点进人另一个点，一个信息单位可以连接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3j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传统文本的线性阅读方式，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也为翻译教学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超文本网络技术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杨柳在其《信息化翻译教学的图景》中曾提到“就翻译教学而论，信息素养就包括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检索、分析、选择、存储、利用、创造和传递翻译信息，提高翻译能力，解决翻译的实际问题，从而提高个人素养的能力。这是以信息素养为目标的翻译教学模式和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的显要区别”。[4j翻译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不仅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英汉两种语言，还要求学生对东西方文化背景、特定翻译课题的专业知识都要有深人切实的了解，同时还要具有利用网络获取、存储、提取信息，并进行检索和咨询的能力。

将超文本网络技术引人翻译教学，将大大拓展翻译教学的发展空间，其特有的网状链接方式和强大的搜索引擎功能，不仅能为教师和学生提供超出课堂和书本的广阔资源，还能有效地培养学生利用网络工具辅助翻译的能力。

(一)有利于翻译能力培养

正如Kiraly所言，翻译能力在当今社会指一种“复杂、高度个体化、社会化的进程，有文化、认知以及直觉相互作用形成”，Csl，培养翻译能力应着眼于提高译者对翻译中涉及的因素的敏感程度，并使其学会运用适于自身的辅助工具。在超文本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译者的翻译能力不仅取决于他的语言水平，还取决于他使用翻译工具的能力，而目前最有效最强大的翻译工具无疑是搜索引擎。搜索引擎是一种检索、报道和存储网络信息资源的检索工具，通常由检索软件、数据库、索引和过滤器组成。Cs7强大的搜索引擎为翻译学习者提供了海量的信息，使学生们可以迅速高效地检索和获取网上的专业信息。目前常用的搜索引擎主要有谷歌( google. com ) ， AltaVista ( altavista.com)、百度( baidu. com) ， Wisnut ( wisnut.com).Excite(www， excite. com)等。这些搜索引擎不仅能够帮助学生顺利查找到与翻译相关的背景资料，对于翻译专有名词和专业术语、检验译法的准确性、判断译文的规范性均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笔者曾经在课堂上选用美国《纽约时报》上的一则关于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的相关报道给学生作为翻译练习，该报道中涉及大量金融机构名称、金融专业术语以及地道的英文表达方式，给学生翻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现以该文最后一段为例:

And now， major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ies like　American Express， General Electric， Deutsche Bank and　Allianz are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Now， analysts　say， comes the real test. "The whole strategy behind the　IPOs is not that these banks are perfectly reformed， but　that they’ re good enough to be listed，" said Stephen　Green， senior economist at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这段话的语言表达并不难，也几乎没有任何生词，可是学生在刚开始翻译时却觉得无从下手，虽然手头有各种词典，却难以找到相关信息，后来笔者指导学生学习利用超文本网络技术，使用搜索引擎来辅助翻译。通过检索和查询，学生很快了解到上述金融机构的正确译名，并在不同的语境中体会了短语“jump on thebandwagon’，的真实含义，从而很快地完成翻译任务，顺利给出了译文:

现在，美国运通、通用电气、德意志银行、德国安联等主要金融服务公司纷纷顺应潮流，进军中国金融市场。分析家们认为，现在才是真正考验的时候。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指出，“首次公开发行背后的总策略并不在于这些银行漂亮地实现了改革，而在于这些银行业绩良好足以挂牌上市。”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期翻译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犯了一个错误，即把“Stephen Green’，直接音译为“史蒂芬·格林”或“斯蒂芬·葛霖”，而没有想到对该译名进行进一步的查询和核实。但是，通过搜索引擎的检索，我们知道渣打银行的“Stephen Green"是一位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因为在中国工作的关系，他专门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王志浩”，国内的相关报道都一致采用该中文名字，而非他的英文名的音译。更为重要的是，在英国的金融界还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汇丰银行的全球总裁也叫“Stephen Green"，他的中文名字一般翻译为“斯蒂芬·葛霖”。两个Green先生英文名字完全相同，两人的学习背景、工作经历和从事行业也极其相似，但其姓名的中文翻译却大不相同。如果不是借助搜索引擎，恐怕一般的学生甚至较为资深的译者都难以正确地翻译出本文中的“Green”先生的名字。 除了搜索引擎，基于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在线翻译词典、双语语料库等众多网络翻译工具都为翻译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进人信息化时代的今天，翻译教师在课堂上除了传授基本的翻译知识外，还要指导学生学习使用上述工具，才能够真正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提高翻译效率和翻译质量。

(二)有利于教学资源更新

翻译课的教学资源一直是困扰翻译教师的一大难题。鉴于翻译课的特殊性质，传统的翻译教材所呈现出的线性文本模式使学生们打开课本就直接看到原文和译文，极大地制约了学生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和自主能动性，因此，几乎所有的翻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不得不抛开教材，另外搜集资料。而传统的资料搜集方式通常是由教师翻阅大量书籍，查找合适的双语对照语篇，再根据课程进度加以编排，应用于课堂教学。由于纸质文本的局限性，教师在教学资源搜集过程中，往往耗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却难以找到几篇题材新颖、内容恰当、难度相当的教学素材。超文本网络技术所具有的资源丰富新颖、内容更新及时的特点则可以有效地克服这一弊端，改变传统翻译教学资源落后、教材陈旧的缺点。

在浩如烟海的超文本网络资源中蕴含着丰富的双语文献资源，运用搜索引擎和双语语料库，教师能轻而易举地检索到大量的双语信息，特别是其中一些时效性强、内容新颖的双语资料，不仅可以有效地用于翻译训练，还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翻译兴趣，将这些信息用于辅助翻译教学，既更新了教学资源，又拓展教学思路、增强教学效果。

2008年11月4日，奥巴马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当晚发表了著名的获胜感言“Change has come toAmerica"，该演讲语言优美、难度相当，且蕴含了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是作为翻译训练的极好素材。我在第一时问搜集到相关的中英文语料，将其加以修改并配以奥巴马演讲时的视频，制作了多媒体课件，应用于翻译课堂教学，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而这样的资料即使在一年后恐怕也难以在纸质的翻译教材中找到。

时隔一年，奥巴马卜任后首次访华.于2009年11月16日在上海科技馆与中国青年对话，并发表了名为"Z see China’s future in you”的演讲，引起了中国学生的广泛关注。我同样将该演讲中的精彩部分作为教学资源，制作成多媒体课件，指导学生进行翻译，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这些演讲词的翻译训练使学生接触到了鲜活的翻译资料，体验了真实的翻译场景，不仅有效地训练了学生的翻译能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使翻译教学真正做到了资源更新与时俱进，授课内容与社会发展同步。而这一切，无不归功于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强大力量。

(三)有利于理论教学拓展

目前，随着翻译研究的逐渐深人和翻译学科地位的不断提高，翻译理论开始被引人翻译教学。先进的翻译理论不仅可以指导学生进行翻译实践、理解翻泽现象、开展翻译批评，还可以为英语专业的学生撰写翻译类毕业论文提供理论基础。因此，越来越多的翻译教材中开始引人翻译理论介绍，根据丛滋杭的分析和整理，我国翻译学者一直在努力尝试将先进的翻译学理论引人翻译教材。如陈宏薇的《汉英翻译教程》中“结合对比语言学、语用学、篇章分析学、文体学、文化学、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知识，讲述汉译英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方梦之的《翻译新论与实践》把语言学、社会符号学、心理学和思维学放人教材;王宏印的《英汉翻译综合教程》吸收了现代语言学、心理学、文艺学、传播学和翻译学的最新成果;吕俊、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以传播学的框架结构将各种内容归于其中;叶子南的《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着重培养译者的翻译观，通过对中西方译论的介绍，激发读者对翻译的深刻思考，并增加了对西方学者的翻译思想介绍。

上述翻译理论的引人，对于翻译教学无疑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但仅仅依靠某一本教材或介绍某一种理论已经无法满足新时期学生理论学习的要求，而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引人则迅速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