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制度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刑事辩护制度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其一，会见难。刑事诉讼法第96条所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是，刑事诉讼法执行的这三年多来，这一问题并未得以解决，辩护律师普遍感到“会见难”。主要表现在：制造种种理由、借口无限拖延；非涉密案件还要经过批准，一批就是几个月；受委托的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经过侦查机关同意使律师的会见难上加难；对律师同犯罪嫌疑人的会见限定时间，限制次数，控制问话内容，禁止记录等，使会见流于形式。

其二，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辩护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刑事诉讼法第75条还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对于辩护律师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就实施的情况看，上述规定基本上是一纸空文，很少得以贯彻落实。

其三，调查取证难。目前，律师调查取证难的主要表现为，我国立法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未作明确规定。

其四，阅卷难。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律师查阅案卷材料，了解案情，是行使辩护权的关键和核心，许多国家为实现律师的这一权利，创建了证据开示制度，以便给律师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机会查阅案卷材料。但是，在我国从刑事诉讼的立法到实务，辩护律师的这一重要权利并未落到实处。

其五，采纳律师的辩护意见难。自辩护制度改革以来，我国的律师介入诉讼尚不足30％，70％的刑事案件请不到律师，多数律师也不愿参与刑事诉讼，这实际上是律师辩护难的反映。

其六，控辩双方平等失衡，维护律师在诉讼中的合法权益难。根据近现代刑事诉讼的构成和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原理，在诉讼中的控、辩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诉讼中的权利是对等的。但是，在实践中“你辩你的，我判我的”，屡见不鲜。并且在执法中律师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也常遭到践踏。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把辩护律师正确履行职责，从无罪、罪轻、减轻和免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方面进行的调查取证，或会见被告的行为，无端地被视为制造伪证，使律师遭到拘留或逮捕，甚至送交法庭审判，近两年来一些律师被逮捕后，经过审判被无罪释放就是一个例证。另外，就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而言，对控辩双方也采用了一些不对等的作法。例如，刑诉法第38条关于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笔者认为都是不平等的。在诉讼中违法乱纪，制造伪证的何止是律师，为什么要单独加以规定？这不仅在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中是少见的，而且对正处于恢复、发展和健全的刑事辩护制度是极为不利的。近两年的实践证明，一些司法机关，正是借助于这些规定，片面地理解，错误的适用，扼杀着刑事辩护制度，致使一些律师认为“刑事辩护危险”，而不愿接受委托。

实施刑事辩护制度的障碍重重，人们对辩护律师参加刑事诉讼遇到的阻力感到困惑和忧虑。反思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坎坷历程和现状，笔者认为其原因是复杂的。只有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当前所面临的困难的原因加以科学的剖析，才能找出对策，以解困惑。

制度引进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冲突，是阻碍刑事辩护制度的根本原因。近现代刑事辩护制度产生于西方，作为一种进步的制度盛行于现代各国，我国在上一世纪初引进了此制度。然而这种制度所追求的个人独立、平等、权利和合法的自由，同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大异其趣、南辕北辙。时至今日，国家本位、权力本位、义务本位的观念仍在相当多的公、检、法官员乃至普通民众的思想中起着支配作用。

篇2

指定辩护制度的价值就是指定辩护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所具有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保障未成年被告人辩护权和落实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保护原则两个方面。

（一）指定辩护制度与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权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方式不外乎两种：本人单独行使和他人协助行使。前者是指被告人亲自为自己辩护，行使辩护权，没有其他人的协助，即通常所说的自行辩护；后者是指被告人以外的人帮助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包括指定辩护和委托辩护。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实施，使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对抗程度大大增加，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认定经常会引起控辩双方激烈的争论，而对未成年人来说，由于其年龄因素、智力发育程度限制，常常很难理解控辩双方纷争的实质内容，甚至会因理解上的差异而造成审理的难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辩护人参与就显得非常之必要，不仅可以有效帮助未成年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而且在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方面都发挥其不可忽略的作用。所以说，指定辩护制度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是未成年人享有获得辩护人权的应有之义。

（二）指定辩护制度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保护原则

未成年时期是人生中的特殊阶段，未成年人有着不同于成年人的生理状况，因此，在法律待遇上应与成年人有所区别。对未成人的这种认识，正如《北京规则》中的表述：“认识到鉴于未成年人处于成长发育的早期阶段，特别需要在身心和社会发展方面得到照顾和帮助，并且需要在和平、自由、尊严和安全情况下获得法律保护”。指定辩护制度正是落实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殊保护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朝着公正、民主、文明迈进的产物。这一制度的实施，并非只是为了满足未成年被告人的要求和愿望而设定。指定辩护人为未成年被告人辩护既是维护其合法权益，也是为了保证案件的质量，保证刑事诉讼法任务的实现，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的实施。在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人的身心特殊性决定了其自行辩护不足以保护其合法权利，而辩护律师作为其合法利益的专门维护者，提出的有效辩护对于案件质量的保障就多了一道进行制约、把关防错的关口，这无疑有助于克服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已有的和可能有的不公正、不文明的现象，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二、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之指定辩护制度评析

（一）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案件只有进入审判阶段后被告人才有权获得指定辩护人的帮助，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从上述法律规定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未成年被告人获得指定辩护人帮助的最早时间只能是公诉机关将案件移送法院至开庭前十日这一阶段。笔者认为，这一法律规定的不足之处在于：

首先，由于任务的特殊性，在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益最可能受到侵害的侦查阶段得不到律师的帮助，难以有效防止侦查权力可能的滥用而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对未成年人来说，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申请复议等权利，没有律师的帮助就都无法正常实现。虽然刑诉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这一阶段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但由于未成年人没有经济收入和财产无力聘请律师，或者由于其法定人缺乏法律意识而怠于聘请律师，亦或属于流浪少年侦查机关没有及时通知其法定人，远在他乡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父母往往是等到审判阶段才知道孩子的状况，就更不可能在侦查阶段为其聘请律师。在审判实践中，经常会出现犯同样罪行（如盗窃相同数额）同为初犯的未成年被告人，有的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由于聘请律师得到法律帮助得以取保候审。有的被告人没有能力请律师不知如何行使诉讼权利一直被羁押。这对未成年被告人而言，可能在心理造成一种有钱就能够享受不同诉讼待遇的错误认识，也会影响未成年被告人的改造。

其次，受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一般是在开庭十天前才介入诉讼，指定辩护律师对案件的了解只局限于到人民法院去查阅检查机关移送的材料。按照笔者所在地的未成年刑事案件指定辩护流程为例：法院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于开庭前十日发函给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中心收到指定辩护函后根据当地律师事务所排列顺序确定某一律师所接受指定，再由该律师事务所主任指派所里某位律师担任指定辩护人，如此几个环节下来，至少需要花费三天时间，所以指定辩护人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的时间有时距离开庭时间不足七天，由于时间的限制，使得辩护律师与未成年被告人之间的接触时间过短，对其犯罪情况以及心理状况、家庭背景、生活等情况都不能充分了解，更谈不上通过社会调查，走访学校、社区等方式来全面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情况，以达到为其全面、客观辩护的目的。

因此，往往造成指定辩护律师在庭审辩护过程中就案论案，或者泛泛而谈，缺乏深层次的辩护意见，不能确实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权益。

笔者认为，根据刑诉法第96条的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那么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一方面让指定辩护人介入侦查程序，监督侦查人员按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可以避免未成年被告人因为行为能力尚不完全、自行辩护和对客观事实表达能力差异等原因，在缺乏法律援助的情况下，丧失诉讼权利的行使。另一方面，指定辩护人在侦查阶段介入未成年人刑事诉讼，能够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案情，与未成年被告人有更多接触，对其性格特点、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使辩护人能够确实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辩护职责，能够在起诉和审判阶段高质量地完成自己的辩护任务。

鉴于我国法律规定，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在各个诉讼阶段，如果分别由各阶段的主管机关为未成年人指定律师，虽然可以实际操作，但容易出现各环节的衔接问题，而且可能出现公、检、法三家为同一未成年被告人在不同阶段指定不同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这会让未成年人产生不稳定感，增加其对诉讼的紧张恐惧情绪。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两方面改进指定辩护制度：

一是今后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明确规定指定辩护的适用阶段为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由最先受理案件的机关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由接受指定的辩护律师应当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立案后至一审终结时的法律服务。笔者没有把最先受理未成年刑事案件的机关直接定义为侦查机关，是考虑到刑事自诉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应由受案法院指定辩护。

二是应该形成一支专门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队伍。各地法律援助专门机构要把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案件作为工作重点，采取特殊措施，提供优先法律服务。鉴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特殊性，指定辩护人在承担未成年人法律帮助或辩护经常要付出比成年当事人更多的劳动，如果能够专门基金或以专项拨款方式对指定辩护人进行补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经济因素导致指定律师办案质量不高的现象。

（二）未成年被告人是否有权拒绝指定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些未成年人对于法院为其指定的律师予以拒绝，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在审判过程中，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可以拒绝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但同时规定，未成年被告人要求人民法院另行指定辩护律师，合议庭同意的，应当宣布延期审理。重新开庭后，被告人再次当庭拒绝辩护律师为其辩护，如果被告人是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法院不予准许。上述规定实质上是强制辩护制度，也称必要辩护制度。指定辩护是一种强制性规范，即这种辩护一经法院指定，就具有强制辩护的效力，被指定的辩护人不能随意拒绝为被告人进行辩护，而基于辩护权的性质，被告人有权放弃这一权利，拒绝指定辩护人为其辩护，但这一放弃必须以被告人神志清醒、具有正常的判断能力为前提条件，否则被告人的处分行为是无效的法律行为。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其自身尚未成熟、尚未达到法定年龄的现状即成为其不能正常行使这一重要权利的障碍，因此，未成年人被告人不能随意拒绝指定辩护。但是，在未成年被告人具有正当理由或指定辩护律师对未成年被告人明显不利的情况下，经法院同意，可以为未成年被告人重新指定辩护律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规定了被告人可以拒绝指定辩护，但拒绝的次数只能是一次。

综观其他国家法律规定，在英美法系国家，原则上实行任意辩护制度，被指控人享有放弃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但都对未成年人放弃辩护人有一定条件的限制，例如要在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人参加诉讼、未成年人参加综合情况测试合格等条件下，才准许未成年被告人放弃辩护。而俄罗斯、德国、奥地利等国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对未成年人案件实行强制辩护制度，规定未成年人的案件，在进行法庭审理时必须有辩护人参加，无辩护人到庭者不得审判。

笔者认为，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实行强制辩护，是对未成年人行使诉讼权利必须给予的一定辅助，指定辩护人参加诉讼不仅有助于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是体现一个国家刑事诉讼的民主、公正、文明程度，如果未成年被告人既不委托辩护人，又可以拒绝法院的指定辩护，就会造成辩护职能严重萎缩，因此有可能导致不公正的判决。不公正的判决不仅会损害未成年被告人的利益，同样会危及国家和社会利益。因此，未成年被告人对于法院第一次指定的辩护人不满意并有正当理由，有权拒绝该辩护人而要求另行为其指定辩护人，但没有拒绝法院为其指定辩护的自由。

（三）审判实践中指定辩护制度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1、法院能否指定未成年被告人的父母担任其辩护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应当是依法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因此，对于被告人在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应当为其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担任其辩护人，而不能指定未成年被告人的父母作为其辩护人。即使该未成年人的父母具备律师资格，也不能指定为辩护人。未成年被告人的父母应当以法定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而法定人与指定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完全不一样，不能相互取而代之。

2、法院应当为受理案件时未满18周岁开庭审理时已经满18周岁的被告人指定辩护人

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刑诉法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都把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作为应当指定辩护人的对象。实践中有一些案件，公诉机关移送法院时被告人未成年，合议庭在确定开庭时间时根据起书上载明的被告人出生年月，可以推算出开庭时被告人已经满18周岁，对这一类案件，法院仍应为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因为根据起诉书上推算出被告人开庭时满18周岁并不一定准确，特别是一些来自农村的未成年人，家长为其报户口时常用农历出生年月，在庭审时若确有证据证明其户籍上的出生年月为农历时间，换算成公历日期，被告人在开庭时仍属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于这一类案件，法院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7条的规定，为其指定辩护人。这样不仅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案件的顺利审理。

参考书目：

1、《刑事辩护论》，熊秋红著，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未成年人法学》，佟丽华著，中国民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篇3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096-01

辩护制度是保护被指控人权利的需要，同时也是司法公正和法律专业化的需要，刑事辩护职能的实现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刑事法治的水平。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它强化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介入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不仅可以自己辩护，而且可以聘请辩护人为自己辩护；同时，又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律师在各个诉讼阶段的诉讼权利，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等。所有这些，均标志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进步与发展。但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的辩护制度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存在很多问题，并直接导致了很多律师不敢参与刑事诉讼，使得当事人权利保护和司法公正面临极大挑战。文章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入手，论述一下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

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立法规定之不足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加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介入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并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律师在各个诉讼阶段的诉讼权利，但是，比较而言，我国现行立法仍存在以下不足：

1.立法歧视的存在。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06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这种对律师单独规定罪名的做法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非常少见的。因为在诉讼中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控辩双方都可能发生。这种歧视性规定的存在，在实践中，给一些公安、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为其在实体辩护失利或失势情况下对辩护律师进行职业报复提供了有效的手段。①可以说，正是这些规定的存在，才使一些律师认为“刑事辩护危险”而不愿接受委托。

2.对辩护律师调取证权的限制过多。表现在：（1）辩护律师自行取证之限制。（2）请求取证之限制。（3）阅卷之限制。

（二）司法实践之困惑

由于民众对刑事辩护律师的误解以及“官本位”影响，再加上立法上的不足，使得刑事辩护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巨大的困难，突出表现在：

1.会见难。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而且规定了安排会见的时间，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普遍感到“会见难”。由于此问题的存在，辩护律师为了行使自己的法定权利，甚至不得不通过诉讼程序来“索要”法律早己明确规定属于自己而被司法机关非法无理剥夺的会见权。②

2.阅卷难。法律规定的阅卷权本己十分有限，在审查阶段的阅卷对律师查清案情、收集证据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就这样，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还故意设置障碍对这有限的阅卷权进行限制。

3.调查取证难。取证难是中国整个司法界面临的一大难题。拥有强大权力保障的侦查机关取证时都感到十分困难，更何况为“坏人”辩护的律师。调查对象不配合，申请取证得不到司法机关许可，取不到关键证据等等，更为甚者的是辩护律师还要时刻防着诸如律师伪证罪、泄露国家秘密罪等法律陷阱。这使得辩护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时困难重重而且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面临牢狱之灾。

二、刑事辩护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确立证据开示制度

我国在诉讼中确立证据开示原则，可以使辩护人了解控方证据，有机会进行调查核实；可以使控方知悉双方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并及时排除而减少失误，提高诉讼效益；作为审判者的法院也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它利于证据信息在庭审中得到充分的交流，由此拉近诉讼程序参与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与犯罪事实之间的距离。

（二）确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明确规定在被告人提出有刑讯逼供的案件中由被指控有刑讯逼供的人侦查人员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其不能用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就应判其承担刑讯逼供的法律责任或后果，这对于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现实的和历史的意义。

（三）赋予辩护人相应的豁免权

辩护人的主要职责是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和材料，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因为辩护方与控方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上存在对立，或者说仅因律师的为辩护的言论与被认定的事实不符，就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势必导致辩护的危机。

篇4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114-01

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它的存在对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保障刑事司法公正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但是，就我国目前刑事辩护制度而言，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文章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入手，论述一下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

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规定之不足

1 立法歧视的存在。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06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这种对律师单独规定罪名的做法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非常少见的。因为在诉讼中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控辩双方都可能发生。这种歧视性规定的存在，在实践中，给一些公安、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为其在实体辩护失利或失势情况下对辩护律师进行职业报复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可以说，正是这些规定的存在，才使一些律师认为“刑事辩护危险”而不愿接受委托。

2 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限制过多。表现在：（1）辩护律师自行取证之限制。现行法律规定，向证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收集材料必须经这些人同意，向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以及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材料时，除经过这些人的同意外，还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的许可。这意味着律师以辩护人的身份收集证据时，一旦上述人员不同意或司法机关不许可，辩护律师的这项权利便函无法实现。（2）请求取证之限制。现行法律规定，辩护律师自己无法收集证据时，可以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如果辩护律师认为属于案件需要而检察院、法院不“认为有需要”，律师便无法取得这些证据等等。

（二）司法实践之困惑

1 会见难。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而且规定了安排会见的时间，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普遍感到“会见难”，主要表现为：一是不及时安排会见或者制造种种借口无限拖延；二是不论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会见都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或变相批准；三是会见时派员在场或者在会见场所安装秘密录音、录像设备，对律师进行秘密监控；四是会见限定时间、限制次数和谈话内容。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辩护律师为了行使自己的法定权利，甚至不得不通过诉讼程序来“索要”法律早已明确规定属于自己而被司法机关非法无理剥夺的会见权。

2 阅卷难。法律规定的阅卷权本已十分有限，在审查阶段的阅卷对律师查清案情、收集证据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就这样，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还故意设置障碍对这有限的阅卷权进行限制。

3 调查取证难。取证难是中国整个司法界面临的一大难题。拥有强大权力保障的侦查机关取证时都感到十分困难，更何况为“坏人”辩护的律师。调查对象不配合，申请取证得不到司法机关许可，取不到关键证据等等，更为甚者的是辩护律师还要时刻防着诸如律师伪证罪、泄露国家秘密罪等法律陷阱。这使得辩护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时困难重重而且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面临牢狱之灾。

二、刑事辩护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确立证据开示制度

此项制度发源于英美法系，指控辩双方在开庭前相互向对方展示证据的一种制度，后来被诸多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我国在诉讼中确立证据开示原则，可以使辩护人了解控方证据，有机会进行调查核实；可以使控方知悉双方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并及时排除而减少失误，提高诉讼效益；作为审判者的法院也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它利于证据信息在庭审中得到充分的交流，由此拉近诉讼程序参与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与犯罪事实之间的距离。

（二）确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