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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陶渊明的生卒年,历来有很多说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59岁说、63岁说、76岁说,本文旨在列举这些说法,作一定的评论,并对陶渊明生卒研究表达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陶渊明;享年;研究
陶渊明的卒年,在颜延之《陶征士诔》中有明确记载,为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向无异议,关于其享年,《陶征士诔》只说“春秋若干”,而无明确记载,与此相关,其生年也就成了问题。各种异说层出不穷,有59岁说,63岁说,76岁说。
一、59岁说
圣旦著《陶渊明考》一文,根据陶渊明作品,推出陶渊明享年59岁的结结论,1991年邓安生的《陶渊明年谱》出版,也从陶渊明终年59岁说。后来,龚斌《陶渊明集校笺》、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也采用邓氏59岁说。此说从圣旦的推论始就存在一些问题,后来邓安生对圣说加以考订和阐释,论《饮酒》第十九“是时向立年”是指陶渊明当时27岁,《饮酒》第十六“行行向不惑”是陶渊明37岁……这使圣说更加严谨。但是仍然有不少学者对此存在异议。
二、63岁说
沈约《宋书•陶潜传》说“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这可以说是63岁说最有力的证据,也是陶渊明生平最重要的资料之一。1949年以来,大陆多采此说,至今仍占主流地位,王瑶、逯钦立及各种教科书均采此说,其中逯钦立原采古直52岁说,后改从63岁说。这种说法“虽于辛丑《游斜川》诗、《癸卯怀古田舍及》及颜《诔》‘中身’之语尚待研讨,然大体固无矛盾处也。”[1]
许逸民校辑的《陶渊明年谱》云:“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得年63岁。”许逸民的《陶渊明年谱》乃是继30年代朱自清对陶潜综合研究后的又一大型综合研究年谱,搜集资料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影响较大。
钟书林《庞遵出任主簿与陶渊明享年之关系》认为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应写于义熙十四年,诗中有“结发念善事,六九年。”陶渊明写诗时54岁,再与义熙十四年相结合,则陶渊明当“生于兴宁三年(365)年,到元嘉四年(427)卒,享年63岁”。[2]
三、76岁说
此说源于南宋张演《吴谱辨证》云:“先生辛丑游斜川诗言,‘开岁倏五十’,若以诗为正,则先生生于壬子岁,自壬子到辛丑,为年五十,迄丁卯考终,是得年七十六。”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一文中,同意宋代张演的76岁说。
“宁可相信颜《诔》而怀疑沈《传》”“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的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七十六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
对邓氏之说,袁行霈说“邓氏的推断不仅缺乏版本依据,难以存在。而且序文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辛丑,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也不成文章了。”[3](P227)
此说先有魏正申撰文《陶渊明寿年63岁说辨证》驳于前,后又有李文初撰《关于陶渊明的享年问题》,李一方面肯定袁敢于挑战63岁说,一方面又对76岁说持怀疑态度。[4]
邓安生撰《陶渊明享年无76岁辨――与袁行霈先生商榷》与之存在异义,还有井玉贵《陶渊明享年76说不能成立的两点补证》极力反驳。还有徐声扬撰《评陶渊明享年五说》参与讨论,但徐未明确表态,只在文章最后说:“本文只从《游斜川》一诗所引出的对陶公享年的新说提出质疑;同时也对《游斜川》一诗作些探讨,以还其本来面目。”[5]另外,有论者公开表态:“76岁说似为偏颇之见”。
四、56岁说
民国年间,梁启超《陶渊明》一书云:“《游斜川》序之发端明记辛酉正月五日,诗之发端云:‘开岁倏五十’,故辛酉年先生之齿五十,丝毫无疑义之余地也。人所以多不察者,则心俗本辛酉皆作辛丑,而诗句之倏五十又或作五日。先生卒于丁卯,即以《宋传》言六十三岁之说推算,则辛丑亦仅三十七岁,与‘开岁倏五十’语不相容。……”梁根据陶渊明作品考证主张享年56,现有中国内地李文初《陶渊明论略》赞成梁启超的主张。台湾的李辰冬《陶渊明评论》、台湾方祖《陶潜笺注校正论评》、陈怡良《陶渊明之人品与诗品》中赞成梁说。
五、52岁说
古直沿用梁《谱》认为“陶渊明必无六十三岁”,又根据陶渊明作品考证在《陶靖节年谱》中说:“愚根据先生诗文,质定先生卒年五十有二,以乙丑推算他篇他岁,皆无不合,辛丑为乙丑之伪,无可疑矣。……”古直的五十二岁说,认为:“《祭从弟敬远文》云:‘相及龆龀,并罹偏咎。’陶公与敬远年龄之差数,即于‘相及龆龀’一句定之。《说文》:‘男八岁而龀。’‘及龀’则尚未龀,止七岁耳。龆,童子发也。证以《祭程氏妹文》,则陶公‘罹偏咎’时止十二。详此,陶公与敬远年龄之差仅五岁。敬远卒于辛亥,‘年甫过立’,始过而立,则为三十一岁。辛亥之年,敬远三十一岁,陶公长敬过五岁,则为三十六岁矣。由辛亥上溯生年,为太元丙子。下推卒年丁卯,得五十二岁……”[6]
结语:
“自1923年梁启超对陶渊明享年63岁说攻难,至1997年魏正申为63岁说再作辨正,已达七十五个年头,如果对《陶集》中“从老得终”之语引起了足够的注意,何必耗费诸多学者的精力呢?所以,近一个世纪对陶渊明享年争辩的得失,确实又将治学态度这个本来说不够的话题,再次向陶坛学人沉重而有力地提了出来,值得我们仔细思索。”[7]我比较赞成这一说法,正如朱自清先生说“只可姑存然疑而已”[8]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耗费过多精力,这也并不涉及对待学术的态度是否严谨的问题。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北碚;400714)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J].清华学报,1934(09)
[2] 钟书林.庞遵出任主簿与陶渊明享年之关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
[3]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4] 李文初.关于陶渊明的享年问题[J].文学遗产,1998(02)
重阳节还要赏菊饮酒,起源于陶渊明。陶渊明以隐居出名,以诗出名,以酒出名,也以爱菊出名;后人效之,遂有重阳赏菊之俗。旧时士大夫,还多将赏菊与宴饮结合,以求和陶渊明更接近。北宋京师开封,重阳赏菊很盛行,当时的就有很多种。清代以后,赏菊之俗尤为昌盛,且不限于九月九日,但仍然是重阳节前后最为繁盛。
重阳节插茱萸的风俗,在唐代就已经很普遍。古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佩带于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还有插在头上的。大多是妇女、儿童佩带,有些地方,男子也佩带。重阳节佩茱萸,在晋代葛洪《西经杂记》中就有记载。
重阳节除了佩带茱萸,也插。唐代就已经如此,历代盛行。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这是头上簪菊的变俗。宋代,还有将彩缯剪成茱萸、来相赠佩带的。
传承至今,重阳节已经演变成为了一个活动丰富、情趣盎然的佳节,各地人们通过登高、赏菊、喝酒、吃重阳糕、插茱萸等等活动来欢度这个历史悠久的节日。
重阳节的起源汉代,过重阳节的习俗渐渐流行。相传汉高祖刘邦的妃子戚夫人遭到吕后的谋害,其身前一位侍女贾氏被逐出宫,嫁与贫民为妻。贾氏便把重阳的活动带到了民间。贾氏对人说:在皇宫中,每年九月初九,都要佩茱萸、食篷饵、饮酒,以求长寿。从此重阳的风俗便在民间传开了。
“重阳节”名称见于记载却在三国时代。据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载:“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晋代文人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这里同时提到和酒。魏晋时期有了赏菊、饮酒的习俗。
唐朝时,重阳节才被定为正式节日。从此以后,宫廷、民间一起庆祝重阳节,并且在节日期间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宋代,重阳节更为热闹,《东京梦华录》曾记载了北宋时重阳节的盛况。《武林旧事》也记载南宋宫廷“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以待翌日隆重游乐一番。
明代,皇宫中宦官宫妃从初一时就开始一起吃花糕庆祝。九日重阳,皇帝还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览胜,以畅秋志。
清代,明代的风俗依旧盛行。
作为学生的我们,从小学时就产生了对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的向往,每当看到关于某某大学的简介,和相关招生资料时,心中便会油然而发一种冲动,激起我对学习的看重。学生们早已把它们看作自己的目标,当作最高的荣耀,可是学习是日积月累堆积起来的,目标定好,要去实现目标就有些困难了,而且竞争压力大家都心照不宣,所以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自身实力的问题,目标也就矮了不少,高等学府瞬间就成为了自己心中的桃花源地,触不可及。但是大学生周浩的行为却让我们匪夷所思,他考进了万千学子心中的圣地,按理说应该与家人举杯相庆,好好修身养性,但是她并没有感到快乐,相反他觉得很枯燥,压力太大,所以毅然决定该行换道,选择了汽修专业。
关键词:桃源县;《桃花源记》;建置沿革
桃源县隶属湖南省常德市,地处省域西北市域西南,地域上与其他数市县接壤。东连常德的武陵、鼎城两区,南临益阳的安化县,西接张家界的永定区和怀化市的沅陵县,北靠临澧、石门和张家界的慈利县。我生于斯长于斯,浓烈乡土情让我对这片土地的历史充满好奇。
一、桃源县的建置沿革
在桃源县西南部,美丽的沅水之滨,有处闻名的“世外仙境”桃花源。这里苍松翠竹,斜阳古道,桃花流水,福地洞天,让人流连忘返。据说陶渊明的名篇《桃花源记》所描述的桃源仙境就是此地,“桃源”之名也由此而来。陶渊明所作是在东晋,桃源县名是否在当时就已有?这得就其历史建置说起。
战国时,楚为南方大国,辖地甚广,桃源在当时属楚地。秦一统六国后始建郡县,今湖南西部及北部多属当时的黔中郡。《水经注》载:“临沅县县治武陵郡下。本楚之黔中郡矣……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1]武陵郡建置于西汉初年,管辖今常德等地域。《水经注》又载:“汉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王莽更之曰建平郡也。”[2]可见,武陵郡在新莽时曾更名。《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其所辖诸县:“武陵郡,县十三:索、孱陵、临沅、沅陵、镡城、无阳、迁陵、辰阳、酉阳、义陵、佷山、零阳、充。”[3]一般认为是按照从沅、澧水系下游逐步向中上游县份的排序记载的。从地理位置上看,桃源居沅水下游,加上相关考古资料论证,多认为桃源归属当时的临沅县。《后汉书·郡国志》注疏:“武陵郡沅南建武二十六年置。”[4]即东汉时才建置沅南县。关于沅南县和临沅县《水经注》载:“临沅县与沅南县分水。沅南县西有夷望山,南有夷望溪,……沅水又东历临沅县西,为明月池,白璧湾……又东带绿萝山”“沅南县……在沅水之阴,因以沅南为名。”[5]夷望山、夷望溪、白璧湾均在今桃源境内,绿萝山在县南。由此推知,东汉时今桃源辖地以沅水为界南北部应分属沅南、临沅两县。所以今认为“古沅南县为今桃源,古临沅县为今常德”的说法是极不确切的。
《宋书·州郡志》载,曾置武陵太守、沅南令,属荆州刺史,后又几经变更。[6]《隋书·地理志》载:“梁置武州,后改曰沅州。平陈,为朗州。”[7]武陵郡在陈国灭亡后被废,炀帝大业三年重置。可见,这一时期政区建置更易频繁。《隋书》又载,文帝开皇三年,把临沅、沅南及汉寿合并为武陵县,隶属朗州。[8]《唐书》载:武陵郡隶属朗州,下设武陵、龙阳两县。[9]唐与五代基本沿袭隋的建置,所以今桃源当时一直隶属武陵县。
二、《桃花源记》与桃源
宋乾德年间,中央下达析武陵县的政令,荆湖北路转运使张咏经考察建议设置桃源县,县治设于沅水北岸,即今桃源漳江镇。理由:境内有因《桃花源记》传颂而闻名的桃花源胜地。由是至今,桃源县名已有千余年历史。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桃花源记》本是陶渊明《桃花源诗》序文,寄托了他一生执着的田园梦想。文以清新、恬淡的笔墨,向世人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自由祥和的“世外桃源”,引得后世对它无限憧憬与向往。东晋是战乱频繁期,人们向往无阶级压迫、无纷争的“世外桃源”。陶渊明写出了世人心声,所以他笔下桃花源也成为了历代文人避世归隐的旗帜。这篇诗序中并没有给出桃花源的详细信息,文末还留下“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寻病终”之句,使得后人向往却又难寻其踪。所以一般都认为《桃花源记》不是真实,只是作者的理想罢了。我觉得文学创作虽高于现实但终也源于现实,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应该是有其原型的。自公元前秦灭古巴子国后,逃亡的巴人流入楚武陵山区。有人误入后见他们未改秦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也是可能的。《并非虚构》中就论证了陶渊明所作是以“武陵蛮”的生活现实为原型。[14]即有其原型,那原型又在何处?“桃花源”今地之说争论不断,有湖南省溆浦龙潭、江苏连云港宿城山之说等,浙江省鄞县西还有古镇桃源乡。
桃花源的道观雄伟,桃源风景更是秀丽。《水经注》载:“沅南县西有夷望山,孤竦中流,浮险四绝……南有夷望溪,水南出重山,遠注沅……沅水又东历临沅县西,为明月池,白璧湾湾,状半月,清潭镜澈。上则风籁空传,下则泉响不断。行者莫不拥檝嬉游,徘回爱玩。……又东带绿萝山,绿萝蒙羃,颓岩临水,寔钓渚渔咏之胜地,其迭响若钟音,信为神仙之所居。”[16]夷望山、夷望溪等都是桃源胜景。桃源也是人杰地灵,孕育了许多人才。北宋有诗人张隅,明有诗人文澍、江盈科,清朝有文史都很杰出的罗人琮。近代更有、、刘炎、陈协平、覃振、刘戡等。桃源也曾是著名作家丁玲和沈从文学习、创作的地方。桃源还有这样的传说:晋孝武帝时,武陵渔人黄道真缘桃花溪误入桃源洞,遇到避秦难的秦人子孙,发现了这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桃花源记》就取材于此。
结语
当然,《桃花源记》不是单个原型的产物,它是陶渊明毕生经历和见闻加上理想和寄托所成就的。桃花源也确是因《桃花源记》而闻名。历代的文人学士竞相讴歌“世外桃源”,留下许多绝妙篇章,也成就了桃花源的盛名。人们向往没有喧闹、没有纷争的生活环境,《桃花源记》中追求的也是一种意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山灵水秀、人杰地灵的桃源就是这样的地方。愿桃源比诗人笔下的“世外桃源”更真更美!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 [2][5][16](北魏)郦道元.水经注[M].台北:世界书局,民国77:P466
[3] 班固.汉书·地理志[M].中华书局,1983.6:P1594-1595
[4] (宋)范晔,(唐)李贤等注.后汉书·郡国志[M].中华书局,1965.5:P3484
[6] (梁)沈约.宋书·州郡志[M].中华书局,1974.10:P1117、1125
[7] [8](唐)魏征.隋书·地理志[M].中华书局,1982.10:P890
[9] (宋)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M].中华书局,1975.2:P1027、1029
[10] (元)脱脱.宋史·地理志[M].中华书局,1985.6:P2194、2195
[11] (明)宋濂.元史·地理志[M].中华书局,1976.4:P1525
[12] (清)张廷玉.明史·地理志[M].中华书局,1974.4:P1088
[13] 赵尔巽.清史稿·地理志[M].中华书局,1976.7:P2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