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卉市场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花卉市场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1利率对汇率影响的总体论评

从本质上说，利率是本币资金的价格，汇率是以本币表示的外币价格，本币币值是二者变化的共同基础，这就决定了汇率与利率之间的高度关联性。

利率平价模型

S=r-r*(1)

灵活价格货币模型

S＇=(m-m*)-a(y-y*)+b(r-r*)(2)

粘性价格货币模型

S=(m-m*)-a(y-y*)-λ(r-r*)+(λ+b)π*(3)

此三方程是西方汇率理论中有关汇率与利率相关关系的重要结论。方程(1)表明了远期汇率变动率决定于两地利差，方程(2)表明了均衡汇率分别取决于本国和外国的均衡货币存量、实际国民收入和利率水平三组变量，与两地利差成正相关，方程(3)表明了即期汇率与两地利差成负相关。

2利率——汇率传导机制基本理论

2.1利率变动对汇率影响的两个模型

在金融开放条件下，人们关注到汇率对利率的变动越来越敏感，但往往忽略了导致利率变动的经济原因。而这些原因的不同将会导致利率对汇率作用方面产生不同的结果。

2.1.1Dornbusch模型

假设前提：购买力平价在长期内成立。

理论模型：关于汇率、利率和物价的长期均衡方程为：Eo=Po+ζ1·rd+ζ2·y－u

式中，Eo表示可持续国际收支下的长期均衡汇率的自然对数，Po为通货膨胀率，rd代表内利水平，y是实际国民收入的自然对数，ζ1、ζ2为常数，u为偏离系数。

该模型表明，如果一国经济结构没有实质性变化，当本币名义利率上升，意味着中央银行正在采用调节利率的手段来克服通货膨胀差异，这时的利率上升将与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相联系，会使国内对货币需求降低。人们在增加支出的情况下减少货币余额，于是价格随之上升，由于购买力平价成立，因此本币贬值，即本国利率和本币汇率呈逆向运动。

2.1.2利率平价理论模型

如果投资者是风险中性的，国际资本流动将使本、外币资产的收益率在一价定律的作用下趋于一致，故国内外利差应该等于本币汇率的预期变动率，据此可得无抵补的利率平价理论公式：

I=I*+Eρ

其中，I和I*分别表示国内外利率水平，Eρ表示预期的汇率远期变动率。当外国利率和预期汇率没有变动时，本国利率和本币即期汇率同向变化，即本国利率提高，本币升值。但当本币升值到一定幅度，预期汇率改变，贬值预期产生，人们开始出售远期本币，当远期本币供过于求时，本币远期贴水。

这两个模型为我们揭示了利率变动所引起的汇率变动的不同结果，即当利率的变动是由通货膨胀引起时，本国利率提高会导致本币汇率的下跌；而当人们没有通货膨胀预期的情况下本国利率提高时，本币汇率立即上升。

2.2利率——汇率传导机制的构成

利率对汇率的传导机制是指利率政策对汇率的作用过程。它的构成要素包括两个领域，即金融领域和实物领域；两个市场，即国内和国外金融市场，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等；多个变量，即利率对汇率产生影响的过程处于多个宏观变量之下，如通货膨胀率、货币供给增长率、投资和消费增长率等；多位主体，即指利率对汇率的影响要牵涉到一国中央银行、国内和国外的投资主体、消费主体和投机主体等；多种渠道，即利率对汇率发生作用的渠道不是单一的，是通过各种宏观经济变量的多重传导完成的。

2.3利率——汇率传导机制的基础

利率——汇率传导机制发生有效作用需要宏观和微观经济基础。宏观经济基础主要包括：利率的调整充分市场化，利率变化能够通过、影响货币供求引起经济总量的变化，投资和消费等经济变量对利率变化反映灵敏；存在发达的外汇市场，汇率水平主要由外汇供求状况决定；国际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微观经济基础包括微观经济主体必须对利率、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等信号反应灵敏，可以根据市场信号迅速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根据这些条件满足程度的不同，在不同的市场化程度、开放度和汇率制度下，利率——汇率的传导机制会有所不同。因此，利率变动对汇率的影响，要受到一国具体市场化程度、开放度和所选择的汇率等条件的影响，在不同的条件和时期下具有不同的表现。

2.4利率——汇率传导机制的途径

利率变动对汇率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两个渠道。利率变动对汇率传导的直接渠道表现为国际套利资本的流动导致汇率下降或上升。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当本国利率水平相对高于外国利率水平时，为获得更高的收益，短期资本将流入本国，市场对高利率国家的货币产生较大的需求，导致本国外汇市场上本币供不应求，本币即期汇率上升，外汇汇率下降；反之，本国利率水平较低，则资本流出，本币汇率呈反方向变化。

利率变动对汇率传导的间接渠道表现为利率通过改变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影响汇率水平。以一国利率较高为例，在投资收益不变的条件下，政府采用高利率的政策，增加了投资成本，使投资需求下降，导致本国货币供应量减少，通货膨胀率下降，增强了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有利于出口；同时投资需求下降，总需求也相应减少，使经常项目外汇支出减少。在外汇供给的不变情况下，外汇供大于求，外汇汇率下降，本币汇率上升。

在利率对汇率传导中，无论是直接或间接渠道预期因素都是不容忽视的。一国利率的调整，会带来居民对本国货币预期的变化，从而对汇率发生影响。预期因素通常与其他因素共同发生作用，有时可以产生数倍放大的效应。

总之，一国货币利率上升，通过短期套利资本的流动，将引起即期汇率升值，远期汇率贬值。反之亦然。

3我国目前的汇率与利率政策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没有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利率和汇率均由国家统一制定集中管理，分割而治，相关度较低。在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后，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它与利率和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相关性逐渐显现。在2005年7月21日之前，我国汇率形成机制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人民币汇率主要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是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基础，但还有一部分外汇供求关系无法在外汇市场上实现。可以说那时的人民币汇率最主要的变化，还停留在商品市场层次上，利率变化对汇率的影响是通过商品市场实现的，利率平价在中国无法起作用，利率政策对汇率的影响十分有限。一个有力的例子便是，1994~1997年间，人民币利率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上的美元利率，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在此期间人民币应贬值，但与之相反，4年间人民币名义汇率微升了1.8％。

从2004年12月29日的利率上调达到的效果来看，利率变化对汇率的作用更多的是通过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及对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影响来间接实现的。由于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和金融市场欠发达，人民币的利率与汇率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建立直接的必然联系，虽然利率的变动可以通过贸易和境内外资金流动影响外汇汇率，进而影响到国际收支，再进而影响国内货币供给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但是目前，我国资本项目收支仍受到严格管制，外汇市场又是一个封闭型外汇头寸市场，仅限于银行间外汇交易，而且国内货币市场不发达、它与外汇市场的直接联系也尚未建立。还有制度性因素的限制，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对利率政策变化的反应滞后，使得利率对汇率的传导机制的作用采取其他方式表现出来，或者其作用的过程出现一定时间的时滞。因此，利率只能通过影响国内经济的迂回方式来影响汇率。

利率的变动和汇率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自由浮动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互起作用，随着市场开放力度的加大，这种作用越来越高。中国加入WTO以后，国内经济对外贸依存度极大提高，人民币向自由兑换和资本向自由流动方向不断迈进。此次汇率制度改革更是将汇率的政府管制进一步降到最低限度，更多的交给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和供求关系来决定。利率的变动会影响国内资本的流动，在开放经济下，各国间货币流动程度将越来越高，本币在外汇市场的供求也受到国内市场对其供求的影响，那么利率这种货币政策工具对汇率变动的影响便越来越大，而不论是通过直接的套汇渠道，还是间接的通过影响国内供求渠道，利率——汇率传导机制肯定会更加有效的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作用，由于利率和汇率的相关性进一步加强，利率政策的制定会越来越多地考虑到市场因素以及和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配合协调。

篇2

2004年8月，江西省开始了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主体改革基本结束，配套改革正在跟进。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塑造了林农的市场主体地位。林农自主经营、发家致富的积极性极大地调动起来，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规模林业生产与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建立健全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能较好地解决这一矛盾。为此，笔者与课题组成员于2006年8月至2007年9月先后深入江西省林业基层单位、乡村和农户中开展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调研，以期通过实地调研为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依据。

1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概念和内容

林业社会化服务。指的是专业经济技术部门、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其他方面为林业发展所提供的各种服务。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为林业发展提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服务组织和活动的组合。

林业社会化服务内容十分广泛，涵盖了林业生产全过程，一是产前服务。包括林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服务、科技推广和咨询服务、林业政策法律咨询服务、林产品市场信息服务、林地林木流转服务、筹资融资(信用担保、抵押贷款)服务、提供优质种苗等必要生产资料二是产中服务，包括林地规划设计，造林抚育设计。采伐更新作业设计，育种育苗、整地造林、抚育间伐、林地更新的技术指导，森林有害生物和火灾预防，林地林木资产评估，木竹检量，林木采伐等服务。三是产后服务，包括林产品收购、储运、加工、销售提供的服务。

2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调研基本情况

2006年8月到2007年9月，笔者和课题组成员按山区、丘陵、滨湖平原选择了江西省14个县开展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另外6个县开展农户问卷调查。调研中，共召开由政府和部门领导、林业技术管理干部、乡村干部、林农、林业大户组成的现场座谈会42场，实地考察调研乡村、基层林业工作站、产权流转中心、“三防”协会、造林公司、国营林场、林业生产基地等与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相关的单位和部门45个。调查问卷分干部调查问卷和林农调查问卷两类，发放干部调查问卷230份，收回180份；发放林农调查问卷305份，收回229份，合计收回调研问卷409份。通过调研，取得了第一手数据资料。

3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调研结果分析

3．1林农从事林业生产要素稀缺性调查分析

调查问卷设计了“您经营林业最缺的是什么?”，如林农缺少某项要素则按资金、技术、市场信息、劳务、其它5项填写。在全省调查了23个村229户林农，结果有225户农户缺少一项或几项生产要素，占调查农户的98．3％。其中，缺少资金的124户，缺少技术91户、缺少市场信息51户、缺少劳力32户，缺少其它如林地、管理等6户，它们分别占缺少生产要素户数的55％、40％、23％、14％和3％。林农主要缺的是资金，其次是技术和市场信息，劳动力和其它要素不是主要问题。5项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比例结构如图1。

然而，在山区、丘陵或平原地区林农生产要素稀缺性表现不同：在山区乡村，63％的农户缺乏资金，33％的农户缺少技术，26％的农户缺乏市场信息，10％的农户缺少劳力；而在丘陵或平原乡村，45％的农户缺乏资金，51％的农户缺少技术，20％的农户缺乏市场信息，21％的农户缺少劳力。按农户生产要素稀缺性从大到小排序，山区顺序是：资金一技术一信息一劳力，丘陵或平原顺序是：技术一资金一劳力一信息。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不同地区林业经营的传统和习惯不同。农户在经济上对林业依赖程度不同，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和需求程度也不同。山区林农对林业的依赖程度大。同时林地面积大，资金成为经营林业最大障碍；丘陵或平原地区农户基本上以农耕为主，务林不是传统产业，缺乏林业经营经验和技术，技术则成为第一需求。因而，不同区域宜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以满足农民的林业生产需求。

同时，在对林业干部、技术人员、乡村干部的调查中。也能印证上述结果。调查问卷设计了“您认为当前林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依迫切程度按顺序填写：A为政策、B为资金、C为技术、D为信息、E为中介服务、F为市场、G为产业发展)”。排列在前3位的问题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调查了14个县(市)林业局、乡镇、行政村干部和科技工作者180人，填写的有效票140张，按前3位的问题统计得票数：填写政策问题117票。资金问题105票、技术问题59票、信息问题34票。即林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前3位问题中。84％的人认为是政策问题、75％的人认为是资金问题、42％的人认为是技术问题、24％的人认为是信息问题，资金、技术、信息3类问题是仅次于政策而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如果用票数结构比例表示。则政策、资金、技术、信息、中介服务、市场发育、产业发展票数分别占总票的33％、29％、16％、9％、2％、7％和4％(图2)。

由此可见，无论从林农的需求，还是从林业管理干部、乡村基层干部、林业科技工作者的角度看，除政策问题外，资金、技术、信息问题是当前林业发展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林业社会化服务的核心是尽力帮助林农和林业经营者解决上述问题。

3．2林农森林抵押货款需求意愿调查分析

如前所述，资金缺乏成为林农投资林业的第一制约因素。农村小额贷款是一个可行的途径，但点多面广，贷款风险大。银行不愿意进行小额贷款，那么森林资源抵押货款是否可行?在问到林农“您是否希望能实行森林抵押货款?”时，69％的农户希望能抵押货款，24％的农户无所谓，只有7％的农户不希望抵押货款。而林业和乡村干部的判断是：森林抵押货款需求旺盛的占30％，一般的占55％，很少的占15％；在问到是否需要开展森林资源抵押货款时，干部认为需要的占80％。不需要的占10％，无所谓的占10％。两者认识基本一致，同样足以说明森林资源抵押货款是林农和林业发展所必需。就不同地域而言，山区县76％的林农希望能抵押货款。16％的农户无所谓，只有8％的农户不希望抵押货款；丘陵、平原县中，58％的农户希望能抵押货款，37％的农户无所谓。只有5％的农户不希望抵押货款。山区与丘陵平原县比较，农户希望森林抵押货款人数比率相差18％，说明山区更希望能开展林业抵押贷款。这与干部调查判断基本一致：在山区县调查，林业和乡村干部认为当地森林抵押货款需求旺盛的占37％，一般的占46％，很少的占15％；而在丘陵平原县调查，当地林业干部认为森林抵押货款需求旺盛的占11％。一般的占67％，很少的占22％。以上结论说明，森林资源抵押贷款的重点应放在山区林区。

3．3林农从事林业经营风险调查分析

从事林业会面临着各种自然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策风险。但林农真正最担心的风险是什么呢?最害怕的事一般是风险最大的事。调查组设计了“您经营林业最怕的是什么?”让林农问答。在229户调查农户中，227户回答了该问题，其中：怕政策不稳(A)的132票，怕不赚钱(B)的45票，怕发火灾、病虫害(C)的93票，怕林木被偷盗(D)的37票，其它(E)的4票；分别占有效票的58％、20％、41％、16％和2％。分区域统计表明：山区村农户63％的人怕政策不稳、17％的人怕不赚钱、40％的人怕发生火灾和病虫害、23％的人怕林木被偷盗；而在丘陵平原地区51％的人怕政策不稳、24％的人怕不赚钱、42％的人怕发生火灾和病虫害、7％的人怕林木被偷盗。两者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山区农户依靠山林生存，更担心林业政策的稳定性；而丘陵平原地区由于农业生产用火多，防火意识不强。更担心发生山林火灾(图3)。

调查结果表明。从事林业最大的风险是政策风险，其次是火灾、病虫害风险，再次是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调查结果揭示一个事实，因林业生产周期长，政策稳定性是关键，“三防”建设是重点。经济效益是动因。因此，制定有利于林业发展政策，特别是产权政策长期稳定，同时组建有效率的“三防”体系，是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3．4森林资源保险意愿调查分析

林业经营风险大，林农是否有林业保险需求呢?在问到林农“您是否希望实行森林资源保险?”时，希望实行森林资源保险占调查户数的71％，无所谓的占21％，不希望实行保险的占8％，可见林农有森林资源保险的潜在需求。在山区，农户希望实行森林资源保险的71％，无所谓的占17％，不希望实行保险的占11％；在丘陵平原乡村，农户希望实行森林资源保险的71％，无所谓的占26％，不希望实行保险的占3％。从调查结果看，农户实行森林资源保险的意愿在不同地区变幅很小。

在林业部门干部、技术人员、乡村干部调查的180人中有171人进行了问卷回答，认为有森林保险必要的有127人，不必要的16人，无所谓的28人，分别占总人数的75％、9％、16％。同样可以说明森林保险的必要性。

3．5法律咨询服务调查分析

林业不同于其他行业或者农业，除林木生长周期长等本身特征外。它的外部经济性很强，涉及到国土安全、国际生态环境、人类生存、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当今全球关注与参与的热点领域。同时，务林不同于务农，林业上的造林整地、抚育间伐、防火防虫、采伐运输都要受到林业法律的诸多刚性约束。林农只有了解林业法律法规知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才能既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且不至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而林农不可能全面熟悉有关林业政策法律知识。因此，需要在普法的基础上开展林业政策法律咨询服务。那么服务需求到底如何?对林业部门、乡村干部和林农的调查表明，林农迫切需要政策法律咨询服务的占30％，需要的占69％，二者合计人数比例达99％。其中，山区林农迫切需要政策法律咨询服务的占33％，需要的占66％；而丘陵平原农民迫切需要的占21％。需要的占77％。山区林农需要政策法律咨询服务显得更为迫切。

当问到林农“您觉得法律对林农来说有没有帮助?”时。回答很有帮助的占53％，有一定帮助40％，没有帮助的占7％。在山区乡村，法律对林农很有帮助的占55％，有一定帮助34％，没有帮助的占11％。在丘陵平原乡村，法律对林农很有帮助的占49％，有一定帮助49％，没有帮助的占2％。两者在法律的运用方面没有表现明显的差别。

因此，开展林业政策法律咨询服务是林农经营林业的需要。也是促进林业发展、维护林区稳定、达到森林资源增长的重要途径和基本内容。

3．6林业科技服务需求调查分析

调研中。在问到“您是否希望有人对您进行林业科技指导?”时。87％的农户需要林业科技指导，13％的农户无所谓。而没有农户回答不需要林业科技指导。林业和乡村干部也认为：林农对林业科技服务迫切需要的占36％，需要的占6o％，共占人数的96％。不需要和不知道的仅占4％。

调研统计中还发现，林农最缺的林业实用技术是毛竹培育技术、果树培育技术、用材林丰产培育技术和茶叶栽培技术。而现有的林业技术从何而来?问卷统计表明：22％的人是祖辈传下来的(A)，16％的人从当地能人处学来的(B)，14％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获得的(C)，13％的人是技术人员推广得到的(C)，20％的人是林业技术培训获得的(E)，15％的人是从学校(F)和其它途径(G)获得的(见图4)。

以上调研说明，林业科技服务体系还没有真正有效运行起来，林业科技推广部门、林业院校、林业科研院所等还未充分发挥科技资源优势，以满足基层和林农对林业科技日益增长的需求。

3．7社会中介服务调查结果分析

林业社会中介服务包括森林资产评估、木竹检量服务、调查设计等可市场化的领域，是林业社会化和产业化发展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对于森林资产评估需求而言，在调研中，林业部门、乡村干部认为林农迫切需要的占25％。需要的占68％，共占总人数的93％。分区统计结果显示：在山区县，认为迫切需要的占29％，需要的占67％。合计占总人数的96％；在丘陵平原县，认为迫切需要的占15％，需要的占68％，合计占总人数的83％。而对木竹检量服务需求而言。认为迫切需要20％。需要的占71％。合计占总人数的91％。分区统计结果是：在山区县，认为迫切需要的占24％，需要的占69％。合计占总人数的93％；在丘陵平原县，认为迫切需要的占11％，需要的占76％，合计占总人数的87％。

以上调查统计结果表明，总体上林业社会中介服务的需求是旺盛的，但区域不同森林资产评估需求不完全一致，山区的需求比丘陵平原更旺盛。因此，在山林分户经营后，由于股份合作经营、家庭联合经营等经营形式日益多样化，森林资源产权流转速度加快。森林资源抵押贷款在逐步推行，专业技术性强的中介服务需求必然日益旺盛。

篇3

一、我国的教育现状及困境

总的来说，由于受原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教育体制与模式的影响以及在深层次上我国文化传统的内在作用，我国教育管理体制基本上实行的是国家集中计划、政府直接管理的体制。在现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原有的教育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首先，教育投资尤其是政府教育投资增长缓慢，总体水平偏低。按照世界有关标准，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300、500、600美元时，他们的平均教育预算应分别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2%、3.5%、4%。但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数字，1994年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共教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中，中国仅为2.2%；世界平均水平为5.2%；就连一般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也分别为3.9%和3.0%。即使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经过这几教育投资的高成长，现在教育预算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仍不足5%。我国以占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总数1.4%的财力，支撑着占世界学历教育人口22.9%的庞大教育体系。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投入，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以解决教育供求的矛盾。

其次，我国教育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教育发展水平不甚高的情况下，投资基础教育能争取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而我国自7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急剧扩大，初等教育相对萎缩。在国家教育事业经费中，初、中、高三级教育投入的比例，90年代初为35.22:36.22:21.47。高等教育在有限的财政教育拨款中超过20%，不仅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从使用效率看，高等教育规模有限，毛入学率仅为5%，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而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投资相当于培养60个小学生和25个中学生，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因此这样的国家教育投资在结构上显然是不合理的。

另据权威部门统计，从1994年到1996年，我国义务教育经费中财政预算内拨款的比重从59.85%下降到54.37%，其中农村学校下降到52.63%。义务教育经费支出中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小学从59.85%下降到51.92%；初中从56.44%下降到49.44%；义务教育中政府拨款的比重比非义务教育的还要低，是政府拨款比重不尽合理的一个方面。

还有，我国现有的财政预算体制对教育发展不利。我国的基础教育原则上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义务教育在财政支付方面实际上由县、乡政府负担。但国家并没有实际的财税政策支持，以增加县、乡政府相应的财政支付能力。如1996年在全国义务教育财政预算中，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0.04%，非常之低。县、乡政府往往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教育的投入，而且在实际使用中还到处被挪用挤占，所以真正投入到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中的费用少之又少。

二、实施教育产业化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目前已初步具备了教育产业化的条件。而且一些教育产业化的尝试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进入到现实的社会运行之中了。

1、实际上早在1992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教育就被明确列为第三产业，而且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教育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构成教育市场，交换的商品是教育服务，这与传统意义上服务企业的性质完全一样。尽管由于教育服务产品的受益具有社会性和私人性，但这种复杂关系并不影响教育的产业性质。因此从产业分类学上把教育看作产业是不成问题的。

2、从需求方来看，社会和家庭居民有强烈的教育消费需求愿望，教育产业化呼之欲出。我们是一个13亿人口大国，到2020年将达到16亿，这就决定了教育市场有很大的潜力和拓展空间。而培养与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是关系到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从居民的消费比例看，教育消费的年均增长速度是20%。中国青年报社几年前做过的一项社会调查中表明：85.6%的家庭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而我国目前高等教育18-25岁青年毛入学率不足10%，我国的高等教育尚处于“精英教育”阶段，而越来越多的人期待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这也导致基础教育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局面。家庭对基础教育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千方百计为子女选择一所好学校以争取高考的胜利。另外近几年，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自费出国留学，按每人每年1.2万美元的低限计算，至少每年在教育上以3亿美元的增率在流出。教育的巨大需求为教育产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3、教育产业化是缓解我国教育经费不足增加教育供给的途径之一。按同龄青少年毛入学率计，研究生教育我国仅为0.4%，本科生为4%，专科教育为7%，高中段教育为34%，初中段为85%，小学净入学率为99%。2020年要达到本科生10%，专科生20%，高中段65—70%，九年义务教育95%以上，没有通过教育产业化增加教育供给，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和各级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办学模式单一、办学体制僵化、教育机构冗员严重、教育资源利用率低，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状况。在这些公办教育机构中沉淀着相当数量的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若通过教育产业化手段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机制和方式整合这部分沉淀着的教育资源存量，其增加教育市场供给的潜力是相当大的。其次，改革开放后，民办教育教育异军突起，至1999年底，全国有民办幼儿园24643所，民办小学1806所，民办普通中学1702所，民办职业中学689所，民办中等专业和技术学校1036所，民办高等学校20所，分别占相应学校比例的13.2%、0.28%、2.1%、6.9%、12.6%和1.9%，已初步形成了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基础教育到各类职业技术教育较为完整的民办教育体系。另外各类培训机构21309所，年培训量达600万人次。大大地满足了社会的受教育需求。

三、积极平稳地推进教育产业化

尽管从理论上说教育产业化有充分的依据，教育产业化对我国教育的发展和解决教育中的种种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现实中某些条件离教育产业化相距甚远，如果操之过急，可能欲速不达。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平稳地推进教育产业化。

1、树立市场经济的理念，从整体上把握教育产业化

教育产业化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市场化，即是在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化。既然政府的作用是为了克服市场的缺陷，那么教育产业化在引进市场机制提高教育效率的同时，必须依靠政府的作用保证教育自身目的的全面实现。政府要建立一套全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运行制度，并形成一整套科学的监控机制，包括法律、规章制度和政策，相应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手段。只有当政府具备很大的监控能力以后，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协调作用才能真正到位。

现阶段教育产业化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里的公平是绝对意义上的公平，即无论是在宏观层次上还是在微观层次上，只要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加和教育条件改善，我们都可以视为公平程度的提高。如果从相对意义上来理解公平，即把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的扩大视为不公平增加，那么，在微观层次上教育产业化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导致教育不公平的加剧。但是，追根究底，这种不公平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所致。要做到完全的、高水平的公平，那只能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政府有能力为任何一个人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和完全平等的优良的教育条件下才能实现。所以，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现实的选择。

2、根据市场经济要求，平稳地推进教育产业化。

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根据各级各类教育的自身属性与特点，对各类教育进行组织与管理。

篇4

（一）消费与人的需要的背反性消费只是满足需要的手段，需要的满足是消费的本原属性和终极目的，但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消费目的和消费价值观已经被严重扭曲，消费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在GDP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驱动下，部分地方政府扩大消费需求的目的已经向追求经济增长“转型”。这从扩大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来看，似乎没有什么疑问。问题的关键是，扩大消费内需的动机、方式和方向出现了问题，目的主要在于追求经济的增长、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总量的提升，而不是提供最大多数人的现实的需要满足；在方式上，为了消费需求的扩大，人的发展被置于经济发展之下，即经济增长的同时人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与条件也由此受到破坏；在方向上，所扩大的内需很大部分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的实际需求范畴，消费需求的扩大与人实际需求的满足不对等。概而论之，消费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被颠倒了，不是通过经济增长来保证消费的满足，而是通过消费扩张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下的消费是不可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从人的消费价值观和消费方式来看，人们追求超前消费、超度消费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他们看来，消费与满足、幸福、自我价值实现是相等同的，自己能消费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消费了什么、消费的档次、消费的数量，在这个过程中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承受能力可以暂时不考虑。为了实现消费的满足，甚至可以通过银行贷款等畸形消费来进行，这在年轻一代体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消费是一种超出实际消费能力的攀比性消费，不但不能满足最迫切的消费需求，可能还会造成精神的巨大压力和人格上的严重扭曲，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相悖的。

（二）消费异化破坏人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系统人生存依赖于自然界所提供的各种资源，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根基，是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源泉，保护好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才有可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消费异化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人需求满足的“虚假性”和价值观的扭曲上，还深刻地反映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为消费异化尊奉的是“消费至上”的原则，消费欲望的膨胀、消费方式的非理性的直接表现就是对自然界资源的无限度开采、掠夺，然后又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排放各种废弃物，现实中深深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土地沙漠化、温室效应等问题用事实证明了消费异化的惨重代价。由此产生的影响不是孤立的，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上述问题必然会反作用于人自身，生态危机的形成与恶化必定会破坏人生存和发展可持续系统，削弱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压缩其发展的空间。这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原则——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的发展都应以不损害他人的发展为基础，是相悖的。

（三）消费异化导致人的异化消费异化形式下形成的消费价值观使人已经超出了自身真实需要的审视与把握，人不再是根据自身真正需要进行选择性消费，而是被欲望所奴役，幸福被金钱物化，对物质享受的无止境追求成为了人满足、幸福和价值实现的主要衡量尺度。但这种超度的物质享受与自身实际需求的背离、现实消费能力的脱节又使其陷入了消费增长与幸福弱化的怪圈，信任缺失、心理空虚、情感减弱、安全感不足等是人在消费中迷失后的常态和共性体现。对于企业而言，扩大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目标即利润最大化是它们的终极目的，为此，扩大生产规模、创新消费品形式、促进消费品多元化，通过生产出形式多样的新奇消费品以满足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并催生更多的新需求就成为了生产商竭力要做的事情。产品生产出来后它们还通过包装、宣传、促销等方式诱导更多消费者尽快地接受新产品并转化为实际消费。产品的推陈出新和生产商的目的性诱导，进一步刺激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使消费者在自我感知的“幸福”和“极具优越感的物质享受”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生产商即消费的操纵或控制。

他们已经不是消费的主体和自我支配者，而是被消费（更确切地说是被资本）支配，成为“消费机器”。这种消费带来的不是人物质基础的丰富、精神需求的满足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而是人自我本真的迷失、生存发展手段与目的的颠倒以及人发展的异化。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

方式转型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向度现实中存在的由消费异化产生的诸多问题深刻地反映出消费与人的发展关系的两面性：科学理性的消费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合理的畸形消费则会阻碍人的发展。如何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处理好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与人的消费需求满足，促进消费与人的本质需要的统一，进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以“人”为中心的平等和公平的本质要求以及使人摆脱依附于物、依附于金钱、大多数人生产生活受少数人左右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尤其需要重点处理好的问题，这也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内在诉求和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发展的本真体现。

（一）培育、强化以生态消费为核心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自觉超前消费、无节制消费、物质主义消费等消费异化行为的产生很重要的根源在于人生价值观和幸福观的误导。把人生追求定位于物质享受、享乐主义等的实现，把人生价值简单地等同于物质消费，把人生幸福以物质需求的最大化满足作为主要衡量尺度……这是人的价值观扭曲和生活方式堕落的典型表现，也是消费异化行为得以形成和强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事实上，人的全面发展包含了心理发展、智力发展、能力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是物质需求满足与精神需求满足的统一，以消费来满足人发展的需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人生的价值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财富的拥有量、物质消费的享受程度，而是取决于家庭生活的安定、和谐、美满，情感的极大丰富与信任依赖的增强，对个人发展潜能的满足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同样地，纯粹的物质指标并不是衡量人的幸福的核心尺度，就比如高经济收入不等于高幸福指数那样，物质基础和物质消费只是幸福的可能性因素，而并非决定性因素。科学的价值观和幸福观的确立与固化，是使人摆脱物的奴役，消灭异化消费，解除人的异化，恢复人的自由，实现向人的本质复归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首要前提。

生态消费是一种以符合物质生产与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为基础，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的生态化、可持续化的消费模式。现实中出现的环境恶化、过度消费、代内消费不公等问题与资本逻辑推动下的消费异化密切相关，这种消费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短期性、个体性，催生和加剧了人的发展与环境保护、当代人发展与后代人发展、少数人发展与多数人发展的矛盾。生态消费体现了消费与人的发展的适度性、可持续性、全面性与协调性等特征。（1）适度性方面，要求消费必须与资源环境、生产条件、经济条件以及文化条件等保持适度，即人的消费不能超越于资源环境供给能力、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自身经济能力，换言之即是生态环境不能因为人类消费而遭到破坏，消费品的供应与现实生产力水平趋于一致，消费内容和消费水平要与实际消费能力相当。（2）可持续性方面，要求消费在当代人需要与后代人需要满足中实现合理均衡，尽可能做到自我消费与他人消费、当代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平衡。（3）全面性方面，要求消费做到物质消费、精神消费、政治消费、业务消费、内在消费、外在消费、自我消费、环境消费，低级消费、中级消费、高级消费，基本需要消费、享乐需要消费、发展需要消费，现实消费、将来消费到延续性消费等多方面、一体化统一。（4）协调性方面，主要体现为人类消费与自然环境、自我消费与他人消费、当代消费与后代消费、消费需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等之间关系的协调等。

总而言之，生态消费体现的是一种适度性、可持续性、全面性与协调性消费，它立足于人的基本需要，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符合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和生态公正的原则。培育生态消费理念和形成以此为中心的行为自觉，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消费者消费方式科学转型，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

（二）以生态型经济发展方式构建促进人的生态需要满足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消费，这是因为：“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方式和动力。”基于这样的前提，要解决消费异化问题，通过改变生产方式将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消费异化现象的产生与延续，与以往和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有重大关系的。正是中国实行的是以GDP为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为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总量的扩容，在经济发展中对人的发展重视不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环境保护、治理与经济发展没有同步推进；甚至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盛行于西方国家的“非健康产业”监管不严使其较为顺利地进入我国市场，成为人们“新消费的需求点”；大量生产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度宣传仅适于少数人需求的“高大上”产品等等，在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下，消费水平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失当、消费与生态环境失衡、当代人消费与后代人消费不可持续、消费内容与人发展实际需求不匹配就成为了在所难免的事情。因此，必须构建生态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来最大程度满足人的生态需要，引导人们形成良好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第一，树立生态生产与生态消费理念。要摒弃唯GDP、“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方式，重构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能因为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而忽视人的发展问题，要始终坚持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的原则，把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如何有利于人的发展、怎样保障人的发展作为各项经济决策制定和实践运行过程中的主要衡量尺度，使经济发展真正回归到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轨道上来。第二，要大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循环反复利用废弃资源的生产系统，推进低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产品的生产，提高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含量和产量的技术价值，尽可能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自然环境的破坏。第三，要大力鼓励和扶持有利于人的精神需要的文化、教育、现代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以适应人们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由基础性消费转向发展性消费的需求。在此过程中，必须严厉打击诸如“黄色书刊”、“黄色影视”等不利于人的发展的生产经营行为，保障人的消费的健康性和纯洁性。第四，要大力生产绿色产品与生态产品，在减少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同时，引导人们形成健康消费和环保消费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