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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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增长中的消费

1.1消费与GDP

消费与GDP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宏观经济领域讨论的热点，大部分学者们认为消费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有作用。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特点是增长迅速。从近期数据来看，GDP由2001年的109655亿元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经历了持续7年的高速发展，翻了一番多，增长速度为世界之最。据专家估计，10年内中国GDP将保持较高增长率。目前，中国的国内年储蓄率超过40%，还将持续15年左右，利用外资已居世界第二。另外，中国潜在的国内市场容量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成本较低，这些都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相当竞争力的几个优势。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的区域不平衡与城乡差距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待开发的优势，消费水平与结构的落后、有效需求不足、市场的不饱和蕴含着经济增长的空间。就具体的消费情况而言，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比上年增长16.8%。分地域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60411亿元，增长17.2%；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28799亿元，增长15.8%。目前，中国居民人均收入早已超过1200美元，正处于消费形态快速变化的时期，消费焦点主要集中在住、行等价值量大的高档商品，汽车、住房、旅游、文化等已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根据2000-2007年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数据显示，总体而言，消费的作用在减弱，投资的作用继续增强，外需的作用继续保持相对平稳的一个发展格局。连续7年我国经济的成长速度在10%左右，这其中消费贡献在40%左右，投资的贡献在48%，外需的贡献是12%左右。这种格局表明整个国家经济增长，以内需为主，以外需为辅。

1.2战略调整

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大背景的变化，重新审视“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继续发展的作用很有必要。目前，虽然投资至关重要，但投资过快增长也加剧了经济运行中的许多矛盾，如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及环境等。同时，投资所产生的供给最终要由消费需求来消化，没有消费需求做支撑，往往带来盲目扩张、低水平重复建设，最终导致供给过剩，引发经济波动。在2007年里，流动性过剩突出、央行6次加息、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都折射出投资的过热。出口固然重要，但对出口的过分依赖将隐藏经济发展的风险。目前，我国外贸依存度已高达64.4%，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会使本国经济因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处于被动地位。部分国家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使我国的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另外，截至2007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1.53万亿美元。过多的外汇储备将抑制我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同时持有外汇储备的各种机会成本也越来越高，美元资产储备的损失风险也会加大。所以，作为发展中大国，只有充分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立足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规范与创新相关制度和政策，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经济增长才能获得持续、稳定的动力。

2扩大消费中的有利条件和突出难点

当前，有利的条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消费结构从以衣、食为主逐步转向住、行方面，并开始步入物质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的升级转型阶段。这客观上迫切要求宏观经济政策作出调整，以促使需求和供给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的平衡。(2)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供给能力的增强和生产成本的下降，许多高档消费品能够以适当的价格进入大众家庭。新技术的大量应用、销售市场的进一步细分以及市场上充分的竞争，使得消费者直接受益。新产品的不断涌现丰富了市场供给，形成了新的消费增长点，刺激了消费品更新换代。(3)消费信贷快速增长。参考西方国家贷款消费模式，“量人为出”的传统消费思维正经受着革命性的冲击。在购买大宗商品时，向银行申请贷款(尤其房贷)的民众数量不断增加。（4）电子商务的发展如火如荼，网上购物等全新消费模式可随时随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5)买方市场占主导地位。强大的市场供给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大的选择余地。（6）在区域上，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以及新农村建设战略将是的扩大消费的大背景与契机。目前，影响消费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

2.1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偏高

最近的15年，我国居民消费额的增长一直慢于GDP的增长。与消费率相反，投资率却偏高。而在这期间，总资产贡献率逐年降低，使经济局限于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模式。1990年，中国的投资率为35.2%，2004年上升到43.2%，1990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2%，2004年下降到54.3%。现在，中国的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0个百分点左右，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也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左右。

2.2预期的不明确抑制消费

目前，大部分家庭住房、教育、医疗支出压力过大。房地产开发热浪高，房价不断攀升，城镇中工薪阶层有需求而买不起房。教育消费支出占去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也很大。当前，一部分城镇居民和大多数农民缺乏医疗保障，很多都是自费负担医疗，而药价、医疗费用普遍都很高。2007年CPI上涨至6.8%，如今仍在延续。通货膨胀使得很多城市平民积攒下来的财富迅速的贬值。很多数据的增长显得虚有其表，如工资的名义性上涨。未来的不确定性，生计、健康、教育的无保障导致预防动机比较大，形成了较高的储蓄率，挤出了其他消费支付。

2.3收入分配不公

近年来，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数扩大到接近0.5。我国低收入者和中下收入者占总人数的80%。2007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6.3%，农村居民则为43.1%。依据边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占财富大多数的一群人的消费倾向却是很低的。目前收入差距不仅是城乡之间，还有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差距，这将导致社会消费倾向的下降。

3扩大消费的相应对策

（1）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扩大中层阶级。遵循效率与公平，促进经济发展成果的个人分享，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尽快提高政府公务员、国企职工、专业技术人员工资收入水平，制定科学的企业高管人员薪酬量化标准；建立起明确的工资增长机制和制度改革。同时，改革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已实行的2000元的起征点还是比较低），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性，改变全国“一刀切”的做法，在消费水平较高的地区适当提高起征点或者部分补贴项目免税。为减少失业人口，大力发展服务业。

（2）确保农民增收，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目前，中西部和广大农村是中国最大的内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要逐步增加农民收入。①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阻止收入增幅下滑的局面。在取消农业税等措施之后，要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保证农民主要收入来源，防止“谷贱伤农”的情形发生，维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另外，要取消不合理摊派，精简乡村干部，抑制农资产品价格上涨。②通过转移支付体系，减轻农民消费负担，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尤其是要构建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③充分吸收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或非务农时段的劳动力。另外，应当尽快淡化二元户籍制度，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户口登记制度和居民身份证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这有助于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扫除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部分障碍。

（3）保障消费者权益，改善

居民消费环境，加快消费模式更新换代。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增加产品品种，建立商品标识和质量安全认证制度，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完善保障消费者权益等相关法律体系、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工商、质检、物价、卫生等部门的作用，减少因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欺诈行为。推广新型零售业——超级市场、连锁店、专营（专卖）店向镇乡的延伸。这种先进的经营方式、良好的消费信誉和舒适的购物环境，而且注重质量和售后服务，它们的出现和发展增加了当地消费者的信心和购买欲望，使其能放心大胆地消费，从而将潜在购买力转化为实现购买力。

（4）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壮大保险产业。尽快完善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人们对经济预期的不明确，提高未来收入的预期，尽力稳定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的心理预期。完善各项福利制度改革，实现职工福利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进一步深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加强对教育收费的管理，消除居民对教育收费的不确定感，增加现期消费倾向。切实解决好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稳定广大在职职工保持正常的收入与消费心态，防止消费倾向进一步下滑及储蓄倾向的非正常上升。鼓励更多的职工参加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发挥保险的功能，保障其生活安定，提高消费信心。

（5）完善消费信贷政策，发展信用型消费。要注重消费观念的转变，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适度消费观念，转变传统的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习惯，支持收入稳定的消费者提前消费。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消费信贷的贷款消费对象和范围。大力开展消费信贷，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改变消费信贷落后局面。积极推广以住房、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信贷形式，方式应灵活、多样。

（6）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进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涉及生活设施的建设，重点是乡镇、村落比较聚集地方的类似于下水道、通讯设备的农村电网、电视网、自来水建设，之后便是涉及农户厨房、卫生等方面的建设。2008年初，财政部与商务部在三个省率先进行“家电下乡”工程试点，政府对农民购买家电给予13%的资金补贴，这是项重大财政政策创新。这种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以企业为主体，工商联手开展的惠农促销模式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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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往往在原理上说不通。例如，把政府开支当作经济系统外部的所谓外生变量，这怎么行呢。政府开支受制于税收，而税收多了，利润、工资就会减少，否则钱从那里来？又说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是个外生变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我不否认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控作用呢？或者说货币发行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举个简单的例子，货币发行量增加一倍，国民经济将会怎么样？我认为数据一定令人兴奋：收入翻一番，GDP翻一番，当然，物价也都翻一番。有人根据1998年由国家统计局编写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过，从1952年－1997年，我国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8.5%（张金水，1999，第92－95页）。2003年我国GDP增长率才9.1%，真是小数见大数。货币调控国民经济的“威力”可见一斑。本文不打算多谈旁人的调控方法，本文依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简单介绍一种国民经济的调控方案。

二．国民经济调控原理

笔者曾经在网文［3］中，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原理，将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Y一步步分解为固定资产折旧，消费C，追加投资I和政府开支G（不考虑进出口）：

再假定固定资产折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f，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b，0＜f＜1，0＜b＜1，即有下列式子：

这样，由式（1）可以得到关于投资的方程式：

I=(1－f－b)Y－G(3)

国民生产总值Y中有一部分是税收和规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τ，税费额就是τY；国家对式（3）中的投资额可能也要征收投资调节税，设这项税率为q，0≤q＜1，税费额就是qI。这样，总的税收T由下式表示：

T=τY+qI(4)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式中β>0，税收多于政府开支时可以增加政府开支。另外，投资额I扣掉调节税以后的实际追加投资额为(1－q)I。所以，设资本存量为K，则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由下式表示：表示：

设资本量为K时，产出的国民生产总值为Y，资本产出率为u，则有下式：

Y=uK(7)

资本产出率u的意义是：投资1亿元，每年的产出为u亿元。现在归纳一下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

给定初始条件，就可以求解上列方程。经济系统的结构图，见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经济系统在不考虑进出口的情况下，是个封闭系统，不存在什么外生变量。这是一个自我成长系统。我们地球就是个封闭的经济系统，它并没有得到外星人的资助，经济成果不是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吗！

三．经济系统的求解

对上述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进行整理可得：

初始条件是：t=0，资本存量为K(0)，政府开支为G(0)。对上式稍加运算，改写成矩阵形式如下：

下面为了有个具体的结果，代入数值：f=0.25，b=0.25，τ＝0.25，u=0.25，q=0.1，β＝0.1。系数矩阵A如下：

对上式采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s为变换变量，则有：

对上式求反变换可以得到K(t)、G(t)。如果再假定：

G(0)=0.25Y(0)=0.25uK(0)=0.25×0.25K(0)=0.0625K(0)

则可以得到（下面直接给出结果）：

K(t)=K(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Y(t)=Y(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由以上数据可知，年经济增长率为7.6%。

四．经济增长率的讨论

在通常情况下，由矩阵A的特征值，可以近似得到关于年经济增长率r的公式：

将前面的数据代入得：r≈0.075=7.5%，与上面的结果差不多。由式（16）可知，提高资本产出率、降低税率、减少浪费、提高调控效率都能够加速经济增长。

由图1可以看出，这里对投资采取了适当课税的调控策略，既可以抑止过度投资，又起到扶持投资不足的平衡效果。调控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政府开支对税收收入的跟踪状态。

五．结束语

有些学者，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建模思想，所建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型，与“真实经济过程”相比较，“方程中所有的常系数几乎是不存在的，甚至这些系数很难找出可观测量，因为有可能这些关系本身在统计上是不成立的。”（郑辉，2001，第89页）而本文所列经济模型中采用的经济量、经济参数，都是真实经济活动中的变量、参数，如垫付资本、周转率、折旧、工资、利润、投资、税收、GNP、税率，等等，由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变量和参数的数值，调控将来的经济变量的数值，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建立某种目标函数，也可以探讨最佳路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动不动就是“均衡值”，“均衡值”等于多少？说得再头头是道，就是缺乏可操作性。经济系统不是什么稳定平衡系统；如果经济系统是个稳定平衡系统的话，我们只能一直呆在原始社会。

有文献借托外宾的话说：托宾（JamesTobin）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论文如果没有运用‘微观基础’的方法，就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任何研究报告如果被怀疑违背了‘微观基础’的戒律，就逃脱不了同行的批评；一个新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如果不能表明博士论文中假设的关系式是用‘微观基础’方法推导出来的，他就很难在学术圈子里找到理想的工作。”（郑辉，2001，第70页）我的这篇文章，既没有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微观基础’，又不讲“均衡”，也不是“非均衡”，完全依据西方民间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却也讨论了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这当然难逃“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可悲下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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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埋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或“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正如琼斯(Jones,1999)所言,内生增长模型对于洞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其理论精髓——内生增长特征是很“迷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论分析所采用。从实践意义和影响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政府的政策运用找到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并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从短期需求向长期供给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论上,政府的作用仅仅被局限在调节总需求方面,而对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等,则无能为力。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中,却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这一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琼斯(Jones,1995)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0ECD)国家经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将其国内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作为“经济规模”的测量标准,结果发现,尽管“规模”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了好几十倍,但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是不变或下降的,正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规模效应呢?

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Romer,1986,1987,1990,1991)为代表的模型,一类是以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义为代表的模型。罗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数形式(简称D-S形式)为假定前提,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实质是各种产品之间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会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罗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假定:知识或技术存量对其自身增长具有不变规模收益。正是这一极特殊的假定条件,导致了正的规模效应产生。与罗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义者考虑了一种能够抵消规模效应的因素——“偷生意效应”。它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或者说,对原来的知识创造者是一种负效应。但是,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个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这种“偷生意效应”不够强,因此,模型分析的结论中仍然存在正的规模效应。

因此,正的规模效应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如果将这种影响加以重视,很可能会消除规模效应,甚至改变原来的结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评价

近期经济增长理论正是顺着既要能消除规模效应又能保留内生增长理论“精髓”的方向发展的。大致来看,有两条思路。

一条思路是琼斯(Jones,1995;1999)、艾钦和托洛夫斯基(Eicherand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对模型进行一般化处理。他们的分析保留了内生增长理论中最终产出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框架,从而保留了“知识跨时扩散”的本质特征,但放弃了内生可积累要素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强假定条件,从而得出了无规模效应结论。

在琼斯的两部门模型中,知识存量的产出弹性不再像罗默的模型那样设定为1,而是假定为一个比1小的数。这一假定本身强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识存量对其自身积累的贡献远不如R＆D内生增长模型所设想的那样大。假定条件的修改,使琼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效应,在那里,均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知识生产部门内生要素的产出弹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资本规模。

艾钦和托洛夫斯基则更进一步认为,琼斯的无规模效应模型仍然是一种特殊情形。他们构筑了一个更为一般的两部门无规模效应模型,并将琼斯、罗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们的结论是,假定全部内生要素在知识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出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不同,那么,经济长期增长率将遵循“短边”原则,由总产出弹性最小的那个部门来决定,而与经济规模无关。

琼斯、艾钦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虽然从形式上消除了规模效应,但是,他们却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不会存在规模效应。琼斯不能说明知识存量对自身积累的产出弹性为什么小于1;艾钦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说明,究竟哪一种情况下,一个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会大于或小于另一个部门。而且,在他们的模型结论中,政府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并不具有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

另一条思路则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开辟的,他们从特定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规模效应问题。阿尔文.扬(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8)、贝里特(Peretto,1998)等为代表的增长模型,集中于对“偷生意效应”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消除规模效应的新方法。

以阿尔文.扬的模型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从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益,这样,“偷生意效应”就大大加强。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以往内生增长理论相反的结论: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应”就越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出现负的规模效应。由于扬的模型中经济规模对长期增长可能具有正、负或无规模效应,而且他的模型是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论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按照扬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简单地对所有研究部门实行“遍地开花”式的资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励产品的模仿,从而只影响收入水平,而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励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的研究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阿尔文.扬的政策含义是:政策资助应该向创新难度大的人员或项目倾斜。

约法诺维克(Jovanovic,1997)则通过加入一个“学习成本”的假定条件来减弱或消除规模效应。约法诺维克认为,在罗默的两部门模型中,实际上暗含了“知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最终产出函数的强假定,然而实际上,工人必须学习怎样使用“知识”,也就是说,需要支付“学习成本”或“知识消化成本”。如果将这一条件考虑进罗默模型,最终产出部门的成本将增加,规模收益也将有一个绝对的上界,从而使得规模效应减弱甚至消除。按照约法诺维克的观点,假定工人在生产中需要“学习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进技术而不是最先进技术,从而更倾向于生产模仿产品而不是创新产品,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阿尔文.扬的“偷生意效应”假定。

从实质上看,在阿尔文.扬和约法诺维克的模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暗含假定,这就是:模仿产品或次先进产品虽然成本低于创新产品,但一定存在市场需求约束:正是这种产品约束导致了对生产人口或人力资本的需求约束。因此,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将因这种约束大大减弱、消除甚至为负。

到目前为止,近期增长理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近期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虽不依赖于经济规模,但仍严重地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还没有得到有利的经验支持。尽管如此,近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发现了无规模效应的均衡增长路径并论证了其存在性。在这些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么取决于生产函数的产出弹性,要么取决于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实质上二者均取决于生产函数的结构参数。第二,经济增长模型被进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之所以产生规模效应,实际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资本稀缺而物质资本不稀缺的假定,这种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长理论实际上则放弃了这种强假定,代之以个更一般的情形,这样,就出现了规模效应为正、为零或为负的多种结果。第二,与以往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更具有针对性。在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由于简单地假定技术或“知识”的外部效应不能被个人内化,因而任何用于技术或“知识”部门的政策都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近期增长理论则表明,只有范围更窄的重点资助政策才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经济究竟又面临着怎样的矛盾?我们认为,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经济时代。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长期因素。

中国经济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产品需求;一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

第一,工业产品的需求约束已变得越来越严重。集中表现为:工业品供过于求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工业企业生产能力闲置过剩,产品大规模积压。根据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中心对国内市场上609种主要商品的调查,供过于求的比例高达79.6%,比1998年增长了47.8个百分点;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生产能力闲置20~33%的,占27.2%,闲置50%以上的,占18.9%;在产品积压方面,根据统计显示,近年我国工业产品每增产10%,就有1%的产品积压(王万山,2002)。

第二,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面临严重约束。1997年全国失业工业数为1200万左右,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173万。即使是本来稀缺的人力资本,也同样面临市场需求约束。2000年全国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80%,其中,专科毕业生的市场需求量不到30%(胡永远、李少斌,2001)。特别是2003年夏季以后,随着高校扩招后首届毕业生走上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更加不容乐观。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到严重需求约束的,主要是低档次工业产品和低档次人才。与之相反,高档次产品和人才却面临短缺。例如,我国已连续三年居世界产钢量第一,但一些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品种,供给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场占有率只有60%,冷轧硅钢片、镀锌板仅占30%,不锈钢板仅占20%;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的50%还依赖进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许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对硕士以上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一流大学毕业生还是供不应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档次产品和人才过剩,而高档次产品和人才短缺?主要还得从供给行为找原因。从产品生产者来说,生产低档次产品有几个明显的好处:模仿成本远远低于技术创新成本;市场经营、开发的风险小;能很快填补市场需求空白,等等。从而,即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样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抢夺了原来创新者的市场利润,并不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贡献。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与技术力度,但企业引进技术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的企业仅占18.75%,而且,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远远不够。以1994年为例,国有大中型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支出为275亿元,而同期用于这些技术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亿元(李以学,1999)。同样地,如果个人投资教育的目的,只是获得一张高等教育文凭,那么,个人就会走文凭捷径,热衷于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因为这类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见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为例,1998年参加本科自考的实考人数为102万,是1983年的1000倍(胡永远,2001),其中虽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计划的约束问题,但至少可以从非普通教育的持续“火爆”看出个人投资技能教育的热情。因此,从中国的经济实际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产品或知识创新的相对成本太高,企业、个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创新。

而且,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宏观环境尤其是政府的行为,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不愿进行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技术创新;财税分权改革助长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复建设,导致全国市场产品过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产品所“肢解”,从而大大削弱了企业创新的激励。尤其是政府长期充当着技术创新、教育投资的主体,有限的财力却“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项目都难以到位(李启明,1999)。

总之,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已经告别了产品的“短缺经济”时代,同时又承受着巨大的过剩人口压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场需求缓解一部分需求约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低档次产品的过度出口将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缺乏的是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和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针对性,更有重点。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对一般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国内“模仿产品”项目的支持,而应对新知识、新产品的创造与国外引进,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具体来说,政府的政策应该集中解决普遍存在的“短视症”问题。“短视症”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总想“多快好省”,快出产品,快出“知识”,快出人才。这种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奋进,但也极易导致浮夸和行为短视。政府如果热衷于“赶超战略”,就会形成一个导向。整个社会都会跟随。一个政府,一个企业,如果过分关注自己任期内的“短期业绩”,就会损害长期的增长与发展。因为,重大的科技创新或技术创新,都难以在短期内显出明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生产大大发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数量大大上升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网站的《世界竞争力年鉴》,1998年中国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1999年中国竞争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个中原因就在于,中国在重大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产品、劳动力数量对整个经济来说,只有“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应该重点围绕纠正“短视症”而展开。

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政企仍然没有完全分开,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期内目标最大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有着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第二,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实际上涉及到创新者利益的保护问题。过度保护创新者的垄断利益,不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共享;但反过来,如果不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创新者的创新收益就会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窃者所大肆分割,严重损害创新激励。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时期,我们正好凭借加入WTO这一契机,以严格遵守WTO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这一有利背景为前提,有效保护企业、个人的科技创新成果,通过鼓励重大科研创新,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第三,政府的定位要更加准确。政府支持知识、技术创新,无庸质疑,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包含的政策含义。但进一步分析发现,问题有两个:一是这一主张以个人、企业完全缺乏知识、技术创新动力为前提,显然这一假定条件并不符合经济事实;二是这一主张以政府不面临财政约束为前提,这一假定也不现实。在有限的财力约束下,在个人、企业具有强烈“模仿”动力的前提下,政府的最优选择,就是有效缩小自已的“势力范围”,集中财力,支持重大创新项目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着眼于长期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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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胡永远、李少斌:《“逆向选择”下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载《人口与经济》,2001(6)。

篇4

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就对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20世纪40年代后期，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提出了含义完全相同的经济增长模型，故称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代表，其标准表达式为：

G=Sσ

G表示经济增长率，S表示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σ是资本产出系数即资本的生产率。

由于σ被假定为不变，S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

2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1956年，在仔细研究了哈罗德的理论后，索洛指出哈罗德模型的问题在于隐含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并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同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1)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出比例都是固定不变的；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这两个比率可以按需要进行调整和变化。(2)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工资和利润的水平由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充分就业均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劳动与资本的组合来实现，因而资本和劳动都可以充分利用；而哈罗德-多马模型则不包含这样的假定。(3)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存在着技术进步，但它是一个具有固定趋势的常数。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表达式为：

λ表示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率

α是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

β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不但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率，而且还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相对作用的权数，取决于技术进步。把资本、劳动、技术甚至土地等生产要素都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因而使分析较为全面，这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优点。

当然，新古典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存量的递减函数，第二，索洛在其后来的篇幅中虽也论及技术的作用，但它仅将其作为一种外在变量，在技术如何对资本、劳动发生作用方面并未谈及。

3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思想，被称为新增长理论。比较典型的是：

3.1罗默的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

罗默是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增长模型有三个基本前提或假定：第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所谓技术就是将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方式；第二，大部分技术进步乃出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亦即，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创意或知识品改进了生产技术，因为一种创意将会使给定投入产生更多或更好的产品；第三，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

罗默模型中的经济可分成三个部门：最终品部门、中间品部门和研究部门。

这一函数的特点是，所有资本品都对产出有可加性。对于中间部门，它买进创意或知识品且消耗一定量耐用资本设备，中间部门将产出——耐用资本设备x(j)——租给最终产品部门，收取租金P(j)X(j)(这里P(j)为租金率)；对于研究部门。假设对第j设备的设计，仅为一家研究单位，且该单位拥有该设备设计的专利权。发明者将出售专利给中间品部门进一步开发使用。

新增长理论首次突破了新古典模型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论证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带有外部经济效果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这一工作进展无论对于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的制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3.2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

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是由日本经济学家宇泽弘文提出的。1988年，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将宇泽的技术进步方程作了修改，建立了一个新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卢卡斯假定，每个生产者都将用一定比例u的时间从事生产，如果该生产者从事生产和学习的时间为一单位的话，则每个生产者将用(1-u)比例时间从事人力资本h的建设，因此，技术进步就可表示为：

H（t）=h（t）δ［1-u（t）］

其中H(t)为人力资本的变化率，δ为正常数，上式表明人力资本变化率取决于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及从事人力资本建设的时间。在这一基础上，卢卡斯推演出他的生产函数：

Y（t）=Ka（t）［u（t）h（t）N（t）］1-ahxE（t）

其中N(t)为t时刻的劳动数量，hE(t)为t时刻人力资本对生产过程的外部效用，r为正常数。在这一生产函数下，可得到均衡增长条件为：

g=H（t）/h（t）=（1-a）［δ-（ρ-n）］/σ（1-α+r）-r

这一模型强调的人力资本是脱离生产、通过学校教育的途径而获得的，即人力资本是需要专门化时间来建设的；同时，该模型还把人力资本分为社会生产中的一般性、基础性的知识与劳动者个人所特有的技能，即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建设时间长短决定了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这样，卢卡斯揭示了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

新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突出智力投资，强调知识外溢、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有意识的劳动分工以及研究和开发，直至将政府作用内生化，从全新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增长的根源，无疑是增长理论的重大创新。

尽管新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理论的疏漏，合理解释了新古典理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但难免也有不成熟之处，其中最典型的问题便是规模效应问题。根据外部性原理，人口规模越大，有效人力资本的比例就越大，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这一结论显然有悖于事实。像印度这样的人口高密集度国家，并未产生较高的增长率，而西欧一些人口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国家也存在着稳步增长的情况。可见，现实中的经济增长并未像新增长理论中的模型描述的那样简单，所以我们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各种经济问题。

参考文献

［1］左大培.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模型［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3）.

篇5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往往在原理上说不通。例如，把政府开支当作经济系统外部的所谓外生变量，这怎么行呢。政府开支受制于税收，而税收多了，利润、工资就会减少，否则钱从那里来？又说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是个外生变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我不否认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控作用呢？或者说货币发行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举个简单的例子，货币发行量增加一倍，国民经济将会怎么样？我认为数据一定令人兴奋：收入翻一番，GDP翻一番，当然，物价也都翻一番。有人根据1998年由国家统计局编写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过，从1952年－1997年，我国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8.5%（张金水，1999，第92－95页）。2003年我国GDP增长率才9.1%，真是小数见大数。货币调控国民经济的“威力”可见一斑。本文不打算多谈旁人的调控方法，本文依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简单介绍一种国民经济的调控方案。

二．国民经济调控原理

笔者曾经在网文［3］中，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原理，将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Y一步步分解为固定资产折旧，消费C，追加投资I和政府开支G（不考虑进出口）：

再假定固定资产折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f，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b，0＜f＜1，0＜b＜1，即有下列式子：

这样，由式（1）可以得到关于投资的方程式：

I=(1－f－b)Y－G(3)

国民生产总值Y中有一部分是税收和规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τ，税费额就是τY；国家对式（3）中的投资额可能也要征收投资调节税，设这项税率为q，0≤q＜1，税费额就是qI。这样，总的税收T由下式表示：

T=τY+qI(4)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式中β>0，税收多于政府开支时可以增加政府开支。另外，投资额I扣掉调节税以后的实际追加投资额为(1－q)I。所以，设资本存量为K，则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由下式表示：表示：

设资本量为K时，产出的国民生产总值为Y，资本产出率为u，则有下式：

Y=uK(7)

资本产出率u的意义是：投资1亿元，每年的产出为u亿元。现在归纳一下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

给定初始条件，就可以求解上列方程。经济系统的结构图，见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经济系统在不考虑进出口的情况下，是个封闭系统，不存在什么外生变量。这是一个自我成长系统。我们地球就是个封闭的经济系统，它并没有得到外星人的资助，经济成果不是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吗！

三．经济系统的求解

对上述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进行整理可得：

初始条件是：t=0，资本存量为K(0)，政府开支为G(0)。对上式稍加运算，改写成矩阵形式如下：

下面为了有个具体的结果，代入数值：f=0.25，b=0.25，τ＝0.25，u=0.25，q=0.1，β＝0.1。系数矩阵A如下：

对上式采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s为变换变量，则有：

对上式求反变换可以得到K(t)、G(t)。如果再假定：

G(0)=0.25Y(0)=0.25uK(0)=0.25×0.25K(0)=0.0625K(0)

则可以得到（下面直接给出结果）：

K(t)=K(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Y(t)=Y(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由以上数据可知，年经济增长率为7.6%。

四．经济增长率的讨论

在通常情况下，由矩阵A的特征值，可以近似得到关于年经济增长率r的公式：

将前面的数据代入得：r≈0.075=7.5%，与上面的结果差不多。由式（16）可知，提高资本产出率、降低税率、减少浪费、提高调控效率都能够加速经济增长。

由图1可以看出，这里对投资采取了适当课税的调控策略，既可以抑止过度投资，又起到扶持投资不足的平衡效果。调控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政府开支对税收收入的跟踪状态。

五．结束语

有些学者，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建模思想，所建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型，与“真实经济过程”相比较，“方程中所有的常系数几乎是不存在的，甚至这些系数很难找出可观测量，因为有可能这些关系本身在统计上是不成立的。”（郑辉，2001，第89页）而本文所列经济模型中采用的经济量、经济参数，都是真实经济活动中的变量、参数，如垫付资本、周转率、折旧、工资、利润、投资、税收、GNP、税率，等等，由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变量和参数的数值，调控将来的经济变量的数值，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建立某种目标函数，也可以探讨最佳路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动不动就是“均衡值”，“均衡值”等于多少？说得再头头是道，就是缺乏可操作性。经济系统不是什么稳定平衡系统；如果经济系统是个稳定平衡系统的话，我们只能一直呆在原始社会。

有文献借托外宾的话说：托宾（JamesTobin）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论文如果没有运用‘微观基础’的方法，就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任何研究报告如果被怀疑违背了‘微观基础’的戒律，就逃脱不了同行的批评；一个新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如果不能表明博士论文中假设的关系式是用‘微观基础’方法推导出来的，他就很难在学术圈子里找到理想的工作。”（郑辉，2001，第70页）我的这篇文章，既没有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微观基础’，又不讲“均衡”，也不是“非均衡”，完全依据西方民间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却也讨论了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这当然难逃“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可悲下场。

参考文献

篇6

在从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的这四年时间内，中国的广义货币即M2由42.3万亿增加到106.1万亿，净增长了63.8万亿，增长达1.5倍。2013年8月，广义货币（M2）与基础货币（M1）的增幅之差达到了“106.1万亿—31.4=74.7万亿”之巨，见表2。教科书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喜欢用乘数效应解释广义货币的创造，但这种解释是刻舟求剑，书斋里的学问，乘数论似乎解释了一切但也掩盖了一切。直面现象的经济学研究必须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体系的运行过程中会内生的多创造出来74.7万亿的广义货币。从央行的数据分析，新增加的货币供给量绝大多数被以贷款形式流出的。从绝对量讲，截止2012年末，全国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本外币贷款总量约67.3万亿元，大约是2012年GDP总量的1.3倍。从增量看，从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全国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规模从29.4万亿上升到74.1万亿，净增了44.7万亿，占内生地多创造出来的74.7万亿的广义货币的60%，见图3。那么，这44.7万亿的银行贷款又流向了什么领域呢？有研究显示，这44.7万亿的贷款80%以上仍然流向了大型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所发动的投资项目。这符合在转轨过程中长期形成的一个经验判断，每当宏观经济出现紧缩迹象时，在获得国内贷款等方面受到限制的首先是民营部门，反之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的项目在信贷方面往往享有优先权。一个举目可见的现象是，在4万亿财政投资计划的刺激下，各地政府拼命扩大高铁、地铁、高速公路等基建项目投资，国有企业也趁机大举借贷，乃至出现国企地王现象。通过上述数字的对比和对商业银行贷款方向的考察可以认为，从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之内广义货币增和基础货币之间的74.7万亿增幅差额，从国内的因素看，主要应该是在政府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政策背景下，各商业银行对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大型项目工程的倾斜性信贷急剧膨胀的结果。

二、根治中国当前通货膨胀问题的对策

综上所述，当下中国的通货膨胀远不是央行多发了基础货币那么简单，广义货币增加背后的逻辑是复杂的，反映了国内外双重流动性过剩等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因此，治理通货膨胀也必须多管齐下。

（一）加强对国际游资进入中国渠道的监管，防止炒作性游资进入国际游资进入中国无外乎是被套汇和套利机会所吸引。既然在短期内，中国外贸巨额顺差造成国际市场巨额的人民币需求，且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政治上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故而人民币升值预期无法避免；为控制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加息的政策也不可能废止。那么，在长期弱化甚至于取消管制的基本方针下，短期可暂时对外汇资金强化兑换管理。可规定资本项目下的外汇资金，没有经过非常充分严谨的论证不能兑换成人民币，进而切断人民币与外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连接。政策实施时要区别对待，在拒绝国际游资的同时，不能伤害到正常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在反通货膨胀的特殊时期，短期内来强化外汇的干预和管制，是一个值得考量的政策选项。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生产能耗，减轻对石油等资源性产品的依赖度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中国目前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并且正在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无怪乎在世界大宗商品市场上，现在中国需要何种商品，该商品的价格就会水涨船高。面对当前的国际能源形势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作为后发的大国必须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发展历史的、崭新的发展道路，既要保证人民的生活得到持续的改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又要相对减少对能源、资源的依赖。即使是从长期国家能源安全和短期抑制成本拉上型通胀的角度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降低生产对国外资源的依赖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扩大中国政府和企业在能源输出国和大宗商品市场上国际影响，从而增强在国际市场中的定价权也是必须抓紧进行的工作。

篇7

二、数据说明及描述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1995－2012年重庆市经济与环境污染指标的数据，选用工业废水排放量(water)、工业废气排放总量(air)、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so2)、工业烟(粉)尘排放量(dust)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solid)等五类环境污染指标数据。由于统计年鉴中国知网上没有直接给出1995年重庆市人口的数据，本文使用重庆市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的平均数近似替代重庆市1995年总人口。以上的经济、环境、人口数据均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

(二)数据描述

通过观察五类污染指标的1995－2012年间的时间变化趋势，笔者发现:

(1)在2000年之前重庆市的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然而在2000年之后，重庆市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快速增加，一直到2009年达到顶峰，之后逐渐减少;

(2)二氧化硫污染物总体上呈现先减后增的“N形”趋势，二氧化硫污染物总量在2002年之前一直呈减少之势，之后一直增加，直到2006年又呈减少之势;(3)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就总量而言，除个别年份之外基本呈递减的趋势。生的污染物的排放量，更能体现经济增长的效率和环境代价，可体现经济增长的质量，所以本文使用该指标来分析重庆市经发展经济过程中付出的环境成本。单位GDP所产生的二氧化硫、工业粉尘、固体废弃物、废水、废气呈递减的趋势，说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成本在逐步减小。每万元GDP产生的五类污染物逐年下降有，可能是因为GDP的增长速度快于污染物排放量的增长速度造成的。

三、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根据以上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重庆市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使重庆市工业废气增加约0．91个百分点，工业粉尘的排放量减少约1．65个百分点，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减少约3．91个百分点，固体废弃物排放减少约0．53个百分点，废水的排放量减少约1．74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外来投资的增加使得重庆市的环境有所改善，主要体现在经济的增长使得重庆市的工业粉尘、二氧化硫、固体废弃物、废水排放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相反，经济的增长使得重庆市工业废废气的排放量较大的增加。另外，本文通过利用五类环境污染指标与GDP关系图的分析可以得出:

(1)重庆市废气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呈倒U形关系，并且在人均GDP达到24000元时，废气排放量达到最大值，超过24000元，废气排放量逐渐减少;

(2)重庆市工业粉尘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大致呈U形的关系，并且在人均GDP为28000元时达到最低的，超过该值，粉尘排放量则逐渐增加;

(3)重庆市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大致呈N形的关系，并且分别在人均GDP为9000元和15000元时，工业二氧化硫的人均排放量分别达到极小值和极大值;

(4)重庆市人均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废水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反向变动，即随着人均GDP值的增大，人均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废水排放量逐渐减少。

四、结论

本文运用重庆市1995－2012年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数据，通过建立计量模型，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1)重庆市在发展经济的进程中，经济增长的质量不断提高，即每万元GDP产生的五类污染物的数量逐渐降低;

篇8

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的强力支撑。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产业支撑作用增强，但农村金融却面临边缘化，难以分享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红利”。农村金融改革滞后与农村经济缺乏良性互动，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增长后劲的关键因素。

本文从南阳市农村经济、金融结构层面存在的问题入手，紧紧围绕市场化这条主线，以实证分析为手段，提出建立农村经济和金融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矛盾

(一)南阳市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

1.农村经济总量份额较大，但农民收入货币化程度较低。南阳市作为典型的农业大市、人口大市，农村经济份额很大。2005年，农业增加值为275.76亿元，乡镇企业增加值为263.88亿元，合计占南阳市国内生产总值的51.39％以上。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居河南省首位，粮食、棉花、油料年产量分别占全国的0.96％、2.08％和2.94％。但人均经济指标却相对较低，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893.8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1.13元。“大而不强”即是对南阳市农村经济特征的精要概括。

2.农民纯收入增长加快，但是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仍较大。一是南阳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71，远高于国际上公认的1-1.5的合理区间。二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仍然存在。至2005年末，农民人均纯收入2893.8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1.13元。

3.“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基础并不牢固。与全国相比，南阳市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相对较小，但仅处于低水平的相对均衡状态，达到差距合理区间的任务仍很艰巨。同时，农业人口占比过大，而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比较相对滞后，“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基础并不牢固。

(二)农村金融基本格局和运行状况

1.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缩减，功能弱化。国有商业银行淡出农村金融市场，涉农营业网点逐年缩减。至2005年末，金融机构网点总数降幅达45％，削减的金融机构网点主要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农村，其中90％的乡镇撤销了农行营业所，农村信贷业务基本靠农村信用社一家支撑。农业贷款一直呈下降走势，农业银行农业贷款余额的比例已降至全市农业贷款余额的7.7％。

2.贷款结构不合理，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信贷结构失衡的问题较为突出，总体呈现向农户“一边倒”的现象。至2005年末，农业贷款余额148.93亿元，较上年增加23.08亿元，增长18.3％。其中，农户贷款余额114.37亿元，占比77％；农业经济组织贷款余额14.83万元，占比10％；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9.36亿元，占比6.3％；农村交通3.16亿元，占比2.1％；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贷款4.04亿元，占比2.7％。

3.农村信贷市场缺乏竞争，供给刚性趋于增强。农村金融市场引力不强，缺乏竞争，市场化进程严重滞后。金融统计资料显示：农信社贷款占农村贷款的比重自1993年以后呈逐年上升的态势，表明农信社的垄断地位不断巩固。而从农村贷款①的来源结构看，农发行的收购贷款和农信社使用的支农再贷款两项合计占比一直过高，占农村贷款总额的三成以上。农发行贷款来自人民银行再贷款，而农信社使用的支农再贷款更是由当地人民银行直接管理的，供给制度的刚性特征十分显著。

4.农村民间借贷暗流涌动，日趋凸显。近年来，由于农村金融功能缺位，“非农”倾向日益加重，为民间借贷迅速发展让出了空间。据人行南阳市中支民间借贷监测表明：民间借贷自2003年以来日趋活跃，借贷的高发地在农村，笔数和额度占比都呈上升趋势。有52％的农户急需使用资金时首选融资途径为向亲朋好友借款；87.4％的中小企业选择内部集资和民间筹集的方式；仅有71.8％来自于储蓄存款。初步测算表明：南阳市辖区目前民间借贷总额高达180亿元以上。

(三)农村经济、金融协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

1.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弱化和农民金融需求日益多元化的矛盾。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农民市场经济意识的增强，跨地区交易、非现金交易的现象日益普遍，农民在要求金融机构提供传统贷款业务支持的同时，要求金融机构提供具有针对性、多样性、时效性的金融服务，如银行卡、票据承兑、通存通兑、理财等。而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乡(镇)一级没有营业机构，银行卡业务、票据承兑业务在广大农村仍然是个空白。在信贷供给方面，农发行囿于职能定位，支农作用发挥不充分。农业银行也加速从农村金融市场中退出，对县以下的农村存多贷少，甚至只存不贷，业务急剧萎缩。农村金融服务呈现“一长(农村信用社)两短(农发行、农行)”的格局。

2.农村资金大量外流与农业投入严重不足的矛盾。从金融投入的角度看，目前农业投资主要来源只有农村信用社、农户和民间借贷三个渠道。而从组织资金的角度看，农村经济“失血”严重，银行类金融机构成为县域资金流出的主渠道。至2006年，县域金融机构上存资金136亿元，上借资金46.79亿元，两者相抵后净流出资金89.2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9.52亿元。

3.金融机构风险防范与农户、乡镇企业扩大再生产的矛盾。由于社会信用的缺失，农村金融业普遍倾向于通过抵押或担保方式来发放贷款，各金融机构发放信用贷款的额度较小就是佐证。目前农信社发放贷款的主要方式，仍然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而一旦农户要扩大再生产就面临着无物可押的困境，这是因为农户除了住房外，没有其他的不动产可进行抵押；而企业的建筑土地归集体所有，不能流转，也不能抵押。这就导致农户和企业很难通过抵押的办法获得资金以扩大再生产。

4.农村保险滞后与农村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的矛盾。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始终伴随着自然风险和经营风险双重风险压力，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国内农产品受国际的冲击更大，风险被进一步放大。农业保险停滞不前，使农业投资项目缺乏有效的风险转移机制和风险分散渠道，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市场波动，农户归还贷款的能力减弱，风险就很容易转嫁给农村金融机构。

5.农村贷款利率总体水平偏高与中央支农惠农政策的矛盾。国有商业银行不愿涉足农村金融市场，目前为农业、农户提供信贷服务的金融机构基本上只有农信社一家。据测算，2006年，南阳市农信社加权平均利率为8.37％，高于地方性商业银行平均利率水平1.92个百分点。期限在6个月至1年(含)贷款加权平均利率12.83％，高于地方性商业银行平均利率水平6.994个百分点。较高的利率水平，使得农业这一国民经济最弱质的产业和农民这一社会阶层中最弱势的群体，事实上承受着最重的利息负担。

三、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量变特征和互动关系研究

农村经济、金融协同发展，不仅要求在两者间建立总量上的匹配关系，更要求在两者间建立结构上的制衡、调适关系，在此基础上实现良性、互动发展。

(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分析

表1南阳市主要年份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1978年-2005年《南阳统计年鉴》整理。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

1.三次产业结构构成分析。南阳市三次产业构成仍是“二一三”结构，表明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整体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从三次产业结构的转换趋势分析，第一产业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逐年上升，基本符合国际上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表明产业结构在向均衡发展的状态转化。

2.就业结构构成分析。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过高，达57.12％，表明目前该市就业结构仍不合理。2000—2005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下降了13.56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分别上升了6.42和7.15个百分点，表明该市就业结构转换逐步趋向合理。其中，第三产业自2000年以后就业容量明显扩大，比重提高较快，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场所。

(二)产业结构偏离度②和比较劳动生产力③分析

表2南阳市主要年份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和比较劳动生产力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1978年-2005年《南阳统计年鉴》整理。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

1.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南阳市第一、二产业偏离度的绝对值较大，表明第一、二产业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效益不高。但其总偏离度明显下降，说明其结构转换在整体上趋于均衡、和谐。第一产业的偏离度呈波段下降的趋势，说明农业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第二产业的偏差在1985—2000年起间逐年拉大，表明第二产业与资本结合带来的劳动力释放效应，导致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速度滞后于产值增长的速度；第三产业的偏差则逐年下降，目前为0.76，表明第三产业的结构相对比较均衡，但与资本结合的能力较差。

2.比较劳动生产率分析。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一直逐年下降，虽然在近年来有所回升，但仍然处在较低的水平，而且在三次产业中的水平一直最低，意味着同一个单位的劳动在农业中获得的净收入，要比二、三产业少得多。

(三)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分析

从表3中看出：三次产业稳定增长的动力基础尚不牢固，波动幅度较大。总的趋势是：第一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力趋于下降，第二、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力趋于上升，基本符合国际上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说明其演进的动力基础正趋于均衡。但金融保险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增长，表明金融抑制比较严重，产融结合存在障碍。

表32001—2005年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④和拉动率⑤比较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2001年-2005年《南阳统计年鉴》整理。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

(四)城镇化约束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的分析

图1的两组数据表明：城市化水平较低、城镇带动能力不强，是制约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化水平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占乡村劳动力的比重存在高度相关关系，南阳市的城市化水平较低，为30.0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1南阳市主要年份的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五)农村金融作用力的分析

为分析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对农村金融相关比率⑥与农村经济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

图2显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在1999-2005年这一时期呈反向变动趋势。计算农村金融相关比率与农村经济效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7，可以认为两者高度负相关，总体表现为“逆周期”运动。

图2南阳市农村FIR与农村经济效率折线图

(六)农村金融中介效率的分析

图3南阳市农村金融机构中介效率水平的折线图(农村居民=1)

在金融效率分析中，通常采用存差与各项存款的比值来反映金融中介的资金运用状况。1999年以来农村金融相关指标的计算结果显示，农村金融中介效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与农村金融的现实状况不尽相符。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个体差异影响较大，如：农发行南阳市分行1999—2005年间平均每年净投放57.97亿元。对其计算结果进行必要的修正，剔除农发行贷款净投放对比值的影响，分析状况表明：农村储蓄转化投资尚存有一定的机制障碍，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投放不积极，资金运用的效率没有明显提高，流动性过剩的迹象较为明显。

(七)城乡信贷投放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的分析

图4的三组数据显示，城乡居民人均贷款比与城乡居民人均投资比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1)，与城乡居民收入比中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72)。表明南阳市农村信贷的相对增长能显著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后劲，但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的作用不显著。

图4南阳市居民贷款城乡结构的三组数据比较折线图(农村居民=1)

四、农村经济与金融协同发展的金融政策建议

农村经济与金融缺乏互动效应，关键在于农村经济和金融缺乏经济利益联结的基础，不能以市场为导向实现金融资产和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和优化配置，是农村金融的商业化取向与农村经济“弱质”性矛盾的外在体现。这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唯有通过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才能逐步得到妥善解决。当务之急是从体制层面、机制层面重新设计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一)制度层面：从放松管制和促进竞争入手，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的、结构合理的、稳步发展的农村金融市场。

1.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的导向作用和政策性金融的积极作用，以适度竞争促效率提高。一是对现有农村信用社进行有条件整合，按照“发展一批、保留一批、淘汰一批”的思路，将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农村信用社发展成社区性商业银行。二是对现有金融机构的政策性贷款业务进行整合，集中到农业发展银行一家。

2.建立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维护支付体系安全。一是加快农村支付结算体系的建设，解决农村信用社系统资金结算电子化的问题。二是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及投资者补偿机制，设立全国性存款保险基金，对农村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基金给予再保险。三是建立和完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防止农村金融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

3.推动“非正规金融”发展，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通过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将现有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改造成为农村金融活动的主体，使之嵌入农村经济的各个层面与过程当中，做到存量机构退出与新增机构进入衔接有序、协调一致，力争使改革期间不出现大的起伏，社会成本降到最低。

4.营造环境、政策扶持，确保农村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加强农村金融立法，依靠法律调节各方利益关系，保障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顺利推进；二是尽快出台对农村金融扶持的相关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费用贴补和风险补偿等。

(二)机制层面：以机制创新疏通金融资本配置渠道，实现农村信贷投入总量的稳态增长。

1.延伸小额农贷的对象、额度和期限。将覆盖人群扩大到个体工商户，适当提高授信额度，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并允许农户跨年度使用授信额度。

2.鼓励和推出大额农业信贷。重点支持订单农业、涉农龙头企业、农副产品物流企业和优势农产品产业带的建设，借助农业产业化增效创利。

3.创新贷款担保方式，探索发放项目贷款。

(三)辅助层面：以普惠金融为核心原则，缩小城乡金融服务差距，构筑城乡一体化的农村金融大市场。

1.为抑制农村信贷资金外流提供制度性保证。国家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信贷投入，在信贷规模、信贷投向、贷款品种、贷款期限及利率政策等方面给予必要倾斜。

2.鼓励在县域建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和商业性小额贷款组织。一是收编民间金融，鼓励其横向联合、规范运作，成为最贴近农民的金融组织。二是大力发展商业性的小额信贷组织，逐步取消其融入资金的限制。三是成立邮政储蓄银行，使之成为面向社区金融机构和小额信贷组织进行资金批发业务的金融机构。

3.利用优惠政策，引导城市资金从生产力高端注入现代农业。优先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城市工业；优先发展畜牧业、特色种植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农产品运输服务业、农村金融和保险业，以及农业信息和技术服务等；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还应当重点发展旅游农业、休闲农业，通过这类农业形态实现城乡互动，城市反哺农村。

注释：

①在本文中，农村贷款余额为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业贷款余额之和。

②产业结构偏离度定义是某产业劳动力比重与该产业的比重之差，说明劳动力结构与产值结构之间是一种不对称状态。

③比较劳动生产率定义为某产业产值比重与该产业就业比重之比，比重越高，表示这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越高。

篇9

主要选取河北省国民经济增值作为反映经济增长，以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作为反映房地产投资的情况，以2000年—2013年度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为了避免数据间出现差异性，取自然对数LnGDP和LnRI，这种变换不会改变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稳定关系。具体的数学模型将GDP作为该模型的因变量，将RI作为自变量，采取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采取OLS法对上述的两个变量进行一元回归模型。

2误差修正模型

该模型是对上述变量的短期关系的描述，通过该模型可以清楚的了解变量之间的调整速度和短期影响力。

二结论与建议

1结论

通过对河北省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河北省房地产投资对GDP的增长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从上述的误差修正模式看，在房地产业每增加一个一个百分点时，河北省内的GDP将会增加0.49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河北省政府应该认识到房地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要意识到房地产业的危害性，要时刻关注房地产业的泡沫，如果房地产业对GDP的贡献过大时就会造成经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影响社会经济的合理化发展，导致贫富差距过大。

②河北省GDP的发展加速了房地产业的发展。河北省GDP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带动房地产市场的活跃，首先经济的增长提高了人们的消费水平，房地产的售价就相对要高，比如基于北上广经济的发展，北上广的房价要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城市；其次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带动整个地区人口的转移，而外来人口的增多必然会带动唐山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最后社会经济的增长，带动城市基础建设的加速，人们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环境，而住宅环境是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追求高品质的住宅环境，使得河北省的旧城改造等工程发展迅速。

③房地产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时间比较长，不同于其它产业，房地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作用是非常大的，而且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以2010年的房地产调控为例，可以看出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会具有一定的滞后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贡献作用会逐渐的降低。

2建议

当前许多地方政府把房地产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内容与依据，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房地产上，结果造成房价的持续上涨，高房价的背后是人们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与房价的上涨速度相差甚远，因此为构建科学健康的房地产市场，防止经济泡沫出现，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篇10

在过去的20年中，我国利用外资历经1979—1985年的起步阶段、1986—1991年的完善利用外资法律法规与改善投资环境和扩大利用外资规模阶段、1992—1997年利用外资高速增长阶段、1998年至今的利用外资结构调整与稳步增长阶段等四个时期。截止1999年底，全国已批准利用外资项目342745项，累计实际使用外资4595.64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41012项，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实际使用额3059.22亿美元。利用外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其对我国投资供给的影响日益增强，特别是进入90年代利用外资规模迅速扩大之后，利用外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比重大幅度提高，由1991年的5.7％提高到1996年的11.8％和1999年的6.7%，超过国家预算内投资成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第三大资金来源。

我们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总计（GDZJ）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国家预算内投资（GJ

YS）、银行贷款（YHDK）、利用外资（LYWZ）、企业自筹和其他投资（ZCQT）作为解释变量，对相关数据进行对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1981—1999年期间利用外资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贡献为0.081396301，即利用外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增长0.081个百分点。从各解释变量的T值比较看，利用外资在各解释变量中对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影响的重要性最低。（2）1981—1990年期间利用外资对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贡献为0.078。从T值比较看，利用外资对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影响的重要性低于其他各变量。（3）1991—1999年期间利用外资对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贡献为0.08866。从T值比较看，利用外资对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影响的重要性高于国家预算内投资，但低于银行贷款和企业自筹与其他投资。由此可见，1990年以后利用外资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贡献明显提高，说明1991年以后外资流入的高速增长，使利用外资对各种固定资产投资供给的影响加强。

1981—1999年：

LOGGDZJ＝0.086114804*LOGGJYS＋0.081396301*LOGLYWZ＋

（2.873）(2.369）

0.13579025*LOGYHDK+0.68113992*LOGZCQT+1.1137746＋

（4.122）（10.857）（8.920）

［MA(1)=0.98989239,BACKCAST=1981］

（32356.944）

R2＝0.999829AdjustedR2＝0.999763Durbin-Watson＝2.398996



1981—1990年：

LOGGDZJ=0.16851019*LOGGJYS+0.077979345*LOGLYWZ+

(15.524）（10.114）

0.12648539*LOGYHDK+0.64624686*LOGZCQT+

（20.308）（52.344）

0.94501192+［MA(1)=-0.9899256,BACKCAST=1981］

（17.373）（-9250.346）

R2＝0.999996AdjustedR2＝0.999991Durbin-Watson＝2.37395

1991—1999年：

LOGGDZJ=0.036258768*LOGGJYS+0.08866047*LOGLYWZ

（2.573）（4.898）

+0.19766501*LOGYHDK+0.66467377*LOGZCQT+1.0450302

（8.959）（14.155）（13.397）

R2＝0.999982AdjustedR2＝0.999964Durbin-Watson＝2.185445

此外，从各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对变化看，90年代以后外商投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是各种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中最快的，由1993年的783.79亿元增加到1998年的2973.81亿元，名义增长3.79倍，远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2.17倍），也高于增长相对较快的股份制等其他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3.74倍）和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2.54倍）。1996年以后因利用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有所降低，但从外商投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构成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并未减弱：1993—1996年，外商投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由783.79亿元增加到2712亿元，增长3.46倍；其中直接利用外资从302.55亿元增加到1536.28亿元，增长5.08倍；国内配套投资（国家预算内投资、银行贷款、自筹投资和其他投资）由481.24亿元增加到1175.72亿元，增长2.44倍。1996年以后，受外资流入增长下降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增长下降，1998年出现绝对数量减少，但国内配套投资仍然有较快增长，由1996年的1175.72亿元增加到1998年的1473.76亿元，增长1.253倍，高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1.236倍），即1996年以后因利用外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下降、甚至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相对下降，但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需求的直接拉动作用并未因此减弱，而是相对增强。我们以外商投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内配套投资（包括除利用外资之外的国家预算内投资、银行贷款、自筹投资和其他投资）（GNPT）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外资作为解释变量，以1993—1998年数据为基础进行对数回归统计分析，结果表明：1993—1998年期间，外商投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对国内配套投资的贡献为0.611922，即利用外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国内配套投资增长0.611922个百分点。

LOG（GNPT）＝2.672493＋0.611922×LOG（LYWZ）

(6.168）（9.81）

R2＝0.960093AdjustedR2＝0.950117Durbin—Watson＝1.3

二、外商投资经济对我国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的贡献

利用外资在增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拉动国内投资需求的同时，直接促进了我国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的快速增长。从外商投资经济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的规模及其发展趋势看，外商投资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非国有经济的高速增长拉动的，这一作用体现在工业

总产值构成的变化上，是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逐年快速下降，由1978年的77.63％降为1999年的27.31％(其中1996年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比重的提高，是由于统计口径改变所致，国有经济成分中增加了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产值，这部分产值在以前年份中统计在其他经济成分中。），非国有经济部门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由1978年的22.37％提高到1999年的72.69％。但不同时期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等非国有经济成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不同，其中外商投资经济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呈逐步增强趋势。

1978—1985年期间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由集体经济部门的快速发展带动的，个体经

济和包括外商投资经济在内其他经济成分只是从无到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主要是“拾遗补缺”的补充作用。

1985—1990年期间，个体经济成为增长最快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外商投资经济发展环境改善、发展空间拓宽，虽然外商投资经济工业总产值规模仍相对较小，1990年在全社会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1.88％，但其快速增长已成为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比重提高的主要拉动力量之一。

1990—1997年期间，随着利用外资规模的高速增长，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高速增长，对工

业总产值的贡献大幅度提高。个体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在全社会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由1990年的5.39％和1.88％提高到1997年的17.92％和12.66％，分别提高12.53个百分点和10.78个百分点；期间非国有经济部门工业产值比重提高了23个百分点，即非国有经济部门经济规模的相对扩张几乎全部由个体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单位经济规模的相对扩张带动。

1997年以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结构性矛盾凸显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以结构调整

为主的新时期，利用外资也进入以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为主的新阶段，1999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有较大幅度下降，外商直接投资比1998年减少了51亿美元，但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在全社会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仍保持上升趋势，由1998年的14.91％提高到1999年的15.03％，其中在199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中，按当年价计算的外商投资经济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为26.07％，按不变价计算的外商投资经济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高达29.67％。

从1995年以后工业增加值的变化看，外商投资经济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工业增

加值增长速度，其在全国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逐年提高，由1995年的14.77％提高到1999年的20.69％。从表1和表2的数据比较可以看到，1995年以后各年度外商投资经济工业增加值比重高于相应年度工业产值比重，且从1995年到1999年外商投资经济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的幅度（5.92个百分点）超过工业产值比重提高的幅度（2.71个百分点），说明外商投资经济工业增加值对全国工业增加值的贡献，高于其产值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进一步说，外商投资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要高于其规模扩张对整个经济规模发展的贡献。

为了准确度量外商投资经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等不同所有制经济工业产值对

我国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并分析其对工业总产值增长的重要性，我们以工业总产值（GYZCZ）为被解释变量，以国有经济工业产值（GYGYZCZ）、集体经济工业产值（JTGYZCZ）、个体经济工业产值（GTGYZCZ）和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WZGYZCZ）为解释变量，以1990—1998年的数据为基础进行对数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国有经济工业产值与工业总产值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造成不显著的原因估计与1995年前

后国有经济工业产值的统计口径调整有关，1995年以后国有经济工业产值统计中加入了增长较快的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使其相对下降趋势减弱，影响了其与工业总产值负相关的显著水平。将国有经济从解释变量中剔除后，回归效果明显改善：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到，1990—1998年期间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或弹性为0.1016，低于个体经济的0.2164和集体经济的0.3798，但三个解释变量的T值比较表明，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对工业总产值增长影响的重要性远高于个体经济工业产值，而个体经济又高于集体经济。同时，常数项的T值均高于各解释变量的T值，由此推断除各种所有制经济工业产值之外的其他因素，如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对工业总产值的增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外商投资经济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方面有其他所有制经济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990—1998年期间外商投资经济对我国工业总产值增长的综合贡献要显著高于其他经济类型。

LOGGYZCZ=0.3798*LOGJTGYZCZ+0.2164*LOGGTGYZCZ+0.1016*LOGWZGYZCZ+4.4711

（2.332）（2.490）(4.631）（5.603）



R2＝0.999547AdjustedR2＝0.999275Durbin－Watson＝2.403

三、外商投资经济税收对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

我国涉外税收中95％左右是外商投资经济创造的税收(本节数据除特别说明之外，均引自《中国税务年鉴》1993—1999年各版)。涉外税收和外商投资经济税收的增长及其在我国工商税收总额中的比重变化，与外商投资经济的工业产值增长和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变化基本是同步的，但在利用外资的不同发展阶段，二者变化略有差异。具体表现为：受外商投资经济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1991年以前税收增长落后于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的增长；1991年以后，由于较多的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到期、利用外资速度加快、税收监管工作加强等，税收增长快于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增长。

（一）不同时期涉外税收和外商投资经济税收对我国工商税收增长的影响

1982年我国工商税收总额623.17亿元，其中国有经济478.4亿元，集体经济133.41亿元，个体经济11.33亿元，包含涉外税收在内的其他税收只有0.03亿元。到1985年，我国工商税收总额增加到1197.7亿元，其中国有经济增加到868.78亿元，集体经济287.17亿元，个体经济27.32亿元，包含涉外税收在内的其他税收上升到14.43亿元，占工商税收总额的比重也只有1.2％。即在利用外资的起步阶段，包含涉外税收在内的其他税收虽然增长很快，但其规模相对有限，对我国工商税收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

1986—1991年期间，利用外资规模和外商投资经济规模快速扩大，但受扩大利用外资税收优

惠政策的影响，包含涉外税收在内的其他经济税收增长低于其他经济工业产值的增长，其在工商税收总额中的比重由1986年的1.21％提高到1991年的2.85％，增幅只有1.64个百分点，远低于同期其他经济工业产值4.8个百分点的增幅。

1992年以后，我国利用外资进入高速增长期，外商投资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涉外税收总额也

由1992年的122.26亿元迅速增加到1999年的1648.86亿元，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工商税收总额的平均速度，其中外商投资经济税收由1993年的206.66亿元逐年递增到1998年的1166.95亿元；涉外税收在工商税收总额中的比重由1992年的4.25％逐年递增到1999年的15.99％，外商投资经济税收在工商税收总额中的比重由1993年的5.2％递增到1998年的13.48％，涉外税收和外商投资经济税收成为国内工商税收中增长最快的重要税源之一。同时，涉外税收和外商投资经济税收的增长速度高于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1993—1998年期间，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增长1.95倍，涉外税收和外商投资经济工商税收分别增长了2.52倍和2.59倍；1992—1999年期间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名义增长2.41倍，而涉外税收名义增长高达3.76倍。

（二）1992—1998年外商投资经济税收对工商税收总额的贡献

我们将工商税收总额（GSS）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国有经济工商税收（GYJJGSS）、集体经济

工商税收（JTJJGSS）、私营个体经济工商税收（SYGTGSS）、外商投资经济工商税收（WZJJGSS）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对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993—1998年期间，国有经济税收对工商税收总额的贡献最高（0.4991），其次是私营个体经济税收（0.4498），再次是集体经济税收（0.1147），外商投资经济税收的贡献最低，只有0.04575。但从T值比较分析可以看到，外商投资经济税收对工商税收总额的重要性虽低于私营个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税收，但高于集体经济税收。

LogGSS=0.49915486*LogGYJJGSS+0.11472255*LogJTJJGSS+

(37.475）（6.816）

0.44980814*LogSYGTGSS+0.04575247*LogWSTZGSS+0.75839442

(18.559）(12.480）（9.738）

R2＝0.999996AdjustedR2＝0.999981Durbin-Watson＝2.507

四、利用外资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影响

利用外资在通过扩大预算约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通过加速劳动力就业结构、产

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转变，间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利用外资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变的影响

我国是典型的劳动力过剩经济，且大量剩余劳动力沉淀于农村。加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

发展，扩大非农产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是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核心问题之一。外资流入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过程：1981—1985年期间，利用外资仅处于起步阶段，外商投资经济（包括港、澳、台投资经济，下同）吸纳的新增就业人员只有6万人，占新增就业人员（7512万人）的比重不足千分之一。1986—1990年期间，外商投资经济创造了60万个就业机会，占同期新增从业人员（14036万人）的比重提高到0.43％。1991—1996年期间，我国新增从业人员4051万人，其中外商投资经济新创造了375万个就业机会，比1985—1990年期间增加了6.25倍，约占新增劳动力的9.26％，成为我国新增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之一。1997年以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结构性矛盾凸现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调整期，外资流入增长下降，外商投资经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1997—1999年期间仅增加72万人，占同期新增从业人员（1199万人）的比重下降到6％。将外商投资经济从业人员（WZJJ）作为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WSTZ）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1985—1999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对从业人员的贡献为1.0599，即外商投资每增加1单位，可以创造1.0599个单位的就业机会。

LogWZJJ=1.0599339*LogWSTZ+［MA(1)=0.90838425,MA(2)=0.31521639,BACKCAST=1985］

（30.575）（7.333）（2.524）

R2＝0.9692AdjustedR2＝0.9641Durbin-Watson＝1.99786

（二）利用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

产业结构的提升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从需求决定论的观点看，产业结构的转变最终取决于消

费需求结构的转变，但推动产业结构转变的直接因素是劳动力（人力资本）、资本和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配置与再配置，其中由投资决定的新增固定资产和存量资本的再配置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其他生产要素总是伴随着投资结构的转变或资本再配置而流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利用外资规模日益扩大，且90％以上集中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成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同时，与外资流入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相伴而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及其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了国内利用外资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也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我们以三次产业合同利用外资额作为解释变量、以三次产业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对1984—1999年期间进行回归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利用外资对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贡献高于对第二产业增加值的贡献，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贡献最低；T值比较分析也同样表明，利用外资对第三产业增加值影响的重要性要高于对第二产业增加值影响的重要性，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影响的重要程度最低。这说明利用外资是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转变中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一产业：

LogGDP1=0.3325493*LogWZR1+7.5875486+［MA(2)=0.89781853,BACKCAST=1984］

（3.092）（17.439）（12.61）

R2＝0.850166AdjustedR2＝0.827115Durbin-Watson＝0.873

第二产业：

LogGDP2=0.497026*LogWZR2+6.084255

(8.784)(15.640)

R2＝0.846423AdjustedR2＝0.835453Durbin-Watson＝0.4765

第三产业：

LogGDP3=0.568403*LogWZR3+5.353824

(5.996)(8.598)

R2.21％提高到1991年的2.85％，增幅只有1.64个百分点，远低于同期其他经济工业产值4.8个百分点的增幅。

1992年以后，我国利用外资进入高速增长期，外商投资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涉外税收总额也

由1992年的122.26亿元迅速增加到1999年的1648.86亿元，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工商税收总额的平均速度，其中外商投资经济税收由1993年的206.66亿元逐年递增到1998年的1166.95亿元；涉外税收在工商税收总额中的比重由1992年的4.25％逐年递增到1999年的15.99％，外商投资经济税收在工商税收总额中的比重由1993年的5.2％递增到1998年的13.48％，涉外税收和外商投资经济税收成为国内工商税收中增长最快的重要税源之一。同时，涉外税收和外商投资经济税收的增长速度高于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1993—1998年期间，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增长1.95倍，涉外税收和外商投资经济工商税收分别增长了2.52倍和2.59倍；1992—1999年期间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名义增长2.41倍，而涉外税收名义增长高达3.76倍。

（二）1992—1998年外商投资经济税收对工商税收总额的贡献

我们将工商税收总额（GSS）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国有经济工商税收（GYJJGSS）、集体经济

工商税收（JTJJGSS）、私营个体经济工商税收（SYGTGSS）、外商投资经济工商税收（WZJJGSS）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对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993—1998年期间，国有经济税收对工商税收总额的贡献最高（0.4991），其次是私营个体经济税收（0.4498），再次是集体经济税收（0.1147），外商投资经济税收的贡献最低，只有0.04575。但从T值比较分析可以看到，外商投资经济税收对工商税收总额的重要性虽低于私营个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税收，但高于集体经济税收。

LogGSS=0.49915486*LogGYJJGSS+0.11472255*LogJTJJGSS+

(37.475）（6.816）

0.44980814*LogSYGTGSS+0.04575247*LogWSTZGSS+0.75839442

(18.559）(12.480）（9.738）

R2＝0.999996AdjustedR2＝0.999981Durbin-Watson＝2.507

四、利用外资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影响

利用外资在通过扩大预算约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通过加速劳动力就业结构、产

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转变，间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利用外资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变的影响

我国是典型的劳动力过剩经济，且大量剩余劳动力沉淀于农村。加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

发展，扩大非农产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是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核心问题之一。外资流入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过程：1981—1985年期间，利用外资仅处于起步阶段，外商投资经济（包括港、澳、台投资经济，下同）吸纳的新增就业人员只有6万人，占新增就业人员（7512万人）的比重不足千分之一。1986—1990年期间，外商投资经济创造了60万个就业机会，占同期新增从业人员（14036万人）的比重提高到0.43％。1991—1996年期间，我国新增从业人员4051万人，其中外商投资经济新创造了375万个就业机会，比1985—1990年期间增加了6.25倍，约占新增劳动力的9.26％，成为我国新增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之一。1997年以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结构性矛盾凸现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调整期，外资流入增长下降，外商投资经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1997—1999年期间仅增加72万人，占同期新增从业人员（1199万人）的比重下降到6％。将外商投资经济从业人员（WZJJ）作为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WSTZ）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1985—1999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对从业人员的贡献为1.0599，即外商投资每增加1单位，可以创造1.0599个单位的就业机会。

LogWZJJ=1.0599339*LogWSTZ+［MA(1)=0.90838425,MA(2)=0.31521639,BACKCAST=1985］

（30.575）（7.333）（2.524）

R2＝0.9692AdjustedR2＝0.9641Durbin-Watson＝1.99786

（二）利用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

产业结构的提升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从需求决定论的观点看，产业结构的转变最终取决于消

费需求结构的转变，但推动产业结构转变的直接因素是劳动力（人力资本）、资本和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配置与再配置，其中由投资决定的新增固定资产和存量资本的再配置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其他生产要素总是伴随着投资结构的转变或资本再配置而流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利用外资规模日益扩大，且90％以上集中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成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同时，与外资流入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相伴而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及其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了国内利用外资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也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我们以三次产业合同利用外资额作为解释变量、以三次产业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对1984—1999年期间进行回归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利用外资对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贡献高于对第二产业增加值的贡献，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贡献最低；T值比较分析也同样表明，利用外资对第三产业增加值影响的重要性要高于对第二产业增加值影响的重要性，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影响的重要程度最低。这说明利用外资是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转变中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一产业：

LogGDP1=0.3325493*LogWZR1+7.5875486+［MA(2)=0.89781853,BACKCAST=1984］

（3.092）（17.439）（12.61）

R2＝0.850166AdjustedR2＝0.827115Durbin-Watson＝0.873

第二产业：

LogGDP2=0.497026*LogWZR2+6.084255

(8.784)(15.640)

R2＝0.846423AdjustedR2＝0.835453Durbin-Watson＝0.4765

第三产业：

LogGDP3=0.568403*LogWZR3+5.353824

(5.996)(8.598)

R2＝0.719752AdjustedR2＝0.699734Durbin-Watson＝0.3855

（三）利用外资对我国贸易结构的影响

利用外资对促进外贸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集中表现在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的增长方面。随着

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迅速增加。由于这些企业基本是两头在外型的，即材料和主要零部件从国外进口，产品主要销往国外，因此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引起了加工贸易进出动的大量增加，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在我国进出口中的比重迅速提高。1986年我国外贸进出口中外商投资企业占4.04％，到1999年，已经提高到48.38％；在出口中的比重则从5.82％提高到45.47％。在促进进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的增长还促进了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由于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面向国际市场，所以产品结构与国际接轨程度较高，制成品所占比重大，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大，对改变我国进出口结构发生了重要作用。据有关统计，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大多数年份高于全国水平，对提高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发挥了积极作用；外商投资企业在全国机电产品出口中的比重，1993年为37.14％，1997年提高到57.87％；在1999年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外商投资企业占了70％以上。

篇11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股金融创新的浪潮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迅速扩张和蔓延，并演进为全球性的金融变革趋势。在金融创新大潮的推动下，一批经济学家陆续从不同角度提出各具特色的金融创新理论，如凯恩斯的规避型创新理论、西尔柏的约束诱导金融创新理论等，他们对金融创新表述的角度可能不同，但其实质大同小异。金融创新是指为适应经济的发展变化，金融业在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业务技术、经营方式及管理法规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金融深化和变革的活动。它是一个由盈利机制推动的、缓慢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随着我国加入WTO协议的逐期履行，我国商业银行将直接面对来自国际金融界的强劲挑战。然而，在这个相对开放的金融环境下，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也是与日俱增。一套完善的商业银行风险防范体系尚未建立使得商业银行经营的不确定性加大。许多导致金融风险的潜在因素突出。同时，面对国际金融业的激烈竞争，作为我国金融业“老大哥”的国有商业银行要想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与国际化接轨，就必须进行制度的创新，在经营中加强风险管理。近几年，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步伐日益加快，工、建、中、农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股份制改造和重组上市都充满了挑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产品创新与风险控制方面仍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新的经济时代，如何确定产品创新的战略目标和策略，发挥核心产品的优势为客户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金融产品，从而赢得客户、扩大市场份额，是一项重大课题。

1.2研究现状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先提出创新理论，他于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归结为由创新所引起的。熊彼特所定义的创新，是指企业家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到社会生产体系中来，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他认为创新既构成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与本质。自从这一理论提出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对创新理论的研究热情持续未断，但各种创新理论都未脱离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框架，都是对该理论的补充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欧美学者出版了许多著作研究和分析金融产品创新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在宏观、微观两个领域各有侧重:微观领域主要研究金融产品创新的定价原理和市场均衡;宏观领域的研究主要分析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制度与国家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研究金融产品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我国对金融产品创新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唐雄俊教授在1986年的时候出版了《美国金融市场》一书，介绍美国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创新；同时，周林教授和何旗(1985)也在《金融研究》上发表了专门研究金融产品创新的论文。此后在其他刊物和书籍中也陆续出现了一些与金融产品创新相关的文献。随着我国入世，积极融入到全球的经济浪潮中，形势的变化对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国外跨国银行集团的介入，对中资商业银行产品创新产生震动，同时形成创新的热潮。国内的学者开始注重在开放的金融化境中，我国银行产品创新性的影响。

学者们普遍承认开放对于国内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外资银行能够促进竞争格局的形成，以及能够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如张晖(2005)在“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开发模式选择—独立开发还是与外资银行合作开发”中明确表达: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目前陷入一种“系统自锁定状态”，要靠“外力”才能打破这种“系统自锁定状态”。而对于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发展策略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宏观方面主要从宏观管理制度出发分析。例如，刘锦辉(2006)在“业务组织系统制约下的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研究”中强调要通过体系的创新推动银行金融产品创新。艾敬仓(2006)在“金融行业治理模式探析，中提出了金融机构的三层治理摸式。庄永南和马晓琳的《对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现实思考》认为，加强对国外商业银行新业务、新产品的学习，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研究、交流和合作，从而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综上所述，有关金融创新和国内业务发展的资料不少，较多地关注国外金融产品创新的成果。但是，把金融创新理论与金融风险控制结合起来进行系统论证，国内还并不多见。于是，我选择了二者的结合作为切入点。

1.3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了如下研究方法:

(l)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文从理论上借鉴了西方金融学中关于产品创新、金融产品如何能在新的经济时代产生而不断适应当下的环境，并结合国内商业银行发展产品创新的实务现状，提出了诸如重视金融产品自主研发创新，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激励体系；处理好金融产品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建立并启动金融创新支持体系，逐步构造银行业良性有效发展的生长机制；完善产品创新后的产品保护和改进体制；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处理好创新产品与传统产品的关系等贴近实际的建议。

(2)外部分析与内部分析相结合。在对金融产品创新与风险控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本文把该风险按照外部环境风险及内部环境风险进行分析。在全面分析各类风险的产生原因及相互间的关系之后，提出针对不同类型的风险使用不同的控制方法。

1.4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点是在金融产品创新的途径与方式选择过程中融入了风险控制的概念。当前的经济形势与经济全球化，我国商业银行挑战与机遇并存，本文从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创新的现状切入，探究当下环境下金融产品创新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寻求解决的办法。同时在金融产品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对金融风险控制理念的灌输，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要求各国有商业银行不可大意，需要创新的同时兼顾有效地采取预防可能存在的风险。

2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创新

2.1产品创新的现状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现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产品创新未有效利用各要素市场；产品创新无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产品创新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产品创新与信息技术融合度不高；产品创新的差异性不大，同质化现象严重。

2.1.1产品创新未有效利用各要素市场

从目前银行业创新产品来看，资产类方面逐步出现了消费信贷、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打包进行证券化处理以及信贷风险的转让等新的金融产品；负债类方面可以看到储蓄替代产品的不断出现，例如基金产品、证券投资产品、保险产品等，但是仍然缺乏实现现代金融业功能的品种和工具。虽然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初步建立了证券期货市场、货币市场和银行间外汇市场，金融市场参与主体也日益多元化，但在分业经营体制下，真正跨市场的银行金融创新产品还十分匮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还显得十分单一，而发达国家如德意志银行的金融服务品种涵盖了债券、期货与期权、股票上市、产权交易和基金管理、经纪人清算等数以百计的金融产品和对应的服务。由此可见，国内商业银行没有很好地利用各要素市场进行金融产品设计、创新，产品匮乏、简单化、金融深化程度还不足、创新压抑等现象和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2.1.2产品创新无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从银行现有的产品管理实践来看，国内商业银行往往采取的是“产品主义”，而不是“客户主义”，缺乏以客户为中心的产品创新意识。产品开发和改进往往从本部门的局部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客户的利益出发，对客户信息缺乏必要的整合和细分，导致产品设计过程中不能有针对性地开发出具有前瞻性和吸引力的金融新产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银行主体和金融产品呈现出多样化的市场特征，但这种多样化只是银行主体和产品种类的增加，我国目前商业银行所提供的大部分金融产品没有较高的增值性和附加性，不能满足客户特别是优质客户的个性化服务金融需求。不同的年龄、性别、文化、职业与经济状况等，决定了客户对银行服务需求层次的差异性和多元化。国外银行在经营金融业务中，十分注重针对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及其对银行的利润贡献度，分别开发和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在加强对一般中低端客户服务的同时，特别对高端优质客户提供更完善、周到的服务。香港恒生银行在开展个人理财业务中，针对高资产客户推出了“优越理财”服务；针对中产阶级的女性客户推出“悠闲理财”服务。香港汇丰银行为加强对高端客户的服务，专门设立“卓越理财”服务，为“理财总值达到100万元及以上”的客户进行全面的理财服务。在这里，客户除享受“一对一”的客户经理服务外，还可享受综合理财户口、创新备用信贷、高额透支、综合保险、旅游等多种服务和优惠。香港花期银行对“百万富翁”级客户，更是实行“三（客户经理、基金投资经理、外汇投资顾问）对一”的专业投资服务。现在，又改成“四对一”服务，为客户新增了一名理财助理。此外，这些客户还可享受银行提供的24小时投资买卖、网上贵宾理财等服务及豁免信用证（卡）年费、旅游、娱乐、购物、美容等多种奖赏和优惠。而我国由于实行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模式，出于对市场风险的控制，国家对银行、证券、保险合作有较多的限制，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合作也仅仅停留在共享网点和营销资源的较低层次上，国内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个人理财产品主要在银行自身的产品打包之上，很难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需求，对证券、保险等综合产品的开发较少涉及。产品方面的欠缺，导致各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往往注重于表层的服务方式，如配备专门的客户经理、提供专门的场所、亲情服务等，这虽然是私人银行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与个性化的“财富管理”在本质上还是有较大的距离。

2.1.3产品创新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从当前银行的经营环境来看，不断变化的市场和新技术革命为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银行业务品种日益增多，覆盖了公司和个人存贷款业务、银行卡业务、国际业务、中间业务、金融衍生产品等各个领域，银行产品和服务也不断向证券、保险等其他领域渗透；但是目前银行给客户提供的许多产品功能仍然十分接近甚至重复，且缺乏产品之间的相互连接，没有考虑到将这些产品的功能进行整合和优化。此外，在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缺乏有效的交流，从而导致银行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出来的产品与市场的需求有相当的差距，难以得到市场的认同，有许多产品出现开发出来后乏人问津的现象。国内一些银行开展金融产品创新的初衷只是为了提高知明度、抢占市场，而忽视了盈利能力的提高，在创新过程中只求规模不讲效益，一味求“新”求“鲜”，致使一些创新活动表面上红红火火，但实际上赚了吆喝赔了钱。在产品的后续管理方面，则普遍存在重视产品开发，轻产品维护、产品改进的问题。银行产品推向市场后没有有效的跟踪体系，销售的实际情况得不到及时全面的反馈，缺乏产品盈利能力、客户群体、产品质量、市场认可程度等方面的事后评价和分析，无法为产品计划的调整改进提供有力依据，从而大大缩短了金融产品的生命周期，无法适应市场竞争。

2.1.4信息技术落后，与产品创新的融合度不高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不断应用于银行业务领域，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目前我国计算机网络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国商业银行还不能为客户提供全面的电子信息服务，而且我国银行金融创新与信息技术融合度不够，缺乏深层次数据分析功能的营销系统就是一个例证。另外，我国各家银行在建设自己的电子网络系统时基本是独自操作，这样开发出来的系统往往导致重复建设，增加了运营成本。据统计，目前恒生银行80％花旗银行79％的业务量靠自动化设备处理，电子银行系统不仅为客户提供一般的账户查询、转账、付款等服务，而且还提供客户贷款申请与迅速批核服务，以及通过电话银行或电脑进行股票、外汇、基金等投　资的服务。但是尽管近几年国内银行业务电子化发展迅速，电话银行、网络银行、ATM等渠道的使用越来越普及，但与国外银行服务方式相比还远远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需要.仅从我国私人银行业务来看，目前90％以上仍由柜面人工办理，许多简单的存款支取业务、代收代付业务，完全可以采取机器处理或客户自助的方式解决，却往往集中在柜台办理。如工资、代收水电费等，通常要面对庞大的客户群体，而大部分基层银行网点少、人员少、窗口少，服务很难跟上，柜面排长队现象屡见不鲜。个别开办代售火车票业务的银行，因开设窗口较少，在春运等节假日高峰期间每天门前人满为患。一方面增加了人工成本和柜台压力，挤占了其他业务的开展,另一方面造成业务处理速度偏低，营运成本居高不下。

2.1.5产品创新的差异性不大，同质化现象严重

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雷同，产品缺乏特色，金融工具品种少、结构单一，突出表现是：产品创新往往着眼于对同一客户群体的争夺，如大型企业、高收入阶层等，而对另外急需提供金融服务的客户，如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一般城市居民等，则缺乏创新性产品；一种新的创新产品开发出来后，很快就被其他银行竞相模仿，易于造成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现象，导致资源浪费和市场秩序混乱。目前各家国有商业银行推出的创新产品大多是在传统存款、贷款、票据、投资、结算、担保等业务基础上的创新，缺乏期权、期货、票据发行便利等复杂的衍生金融产品创新，以及各类金融产品组合创新，这就使得我国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还很不够。同时，国内商业银行现阶段尚不能利用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分析手段、金融管理方式来拓展业务范围、增加收益来源，大多靠引进国外技术比较成熟、交易系统比较简单的业务，创新产品系列大同小异，独特性不强，不但无法成为自己的核心产品，反而形成了过度竞争。过度竞争使得收益率降低，为提高收益水平，银行往往需要增加投入扩大规模，形成恶性循环；由于过度竞争，竞相压价，收益水平下降，在相同的价格水平下，为提高收益水平，银行只能采取各种方式，降低服务质量；过度竞争会导致银行在金融创新方面的能力降低，整体效益下降；金融创新产品维持较低的价格水平会使银行缺乏增长后劲，加上同业之间的挤兑，致使新的银行业务很难发展起来，最终降低整个行业的竞争实力。

2.2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金融创新环境不完善；缺乏新产品自主创新能力；缺乏有效的体制支持；新产品缺乏整体营销和品牌营销的意识；金融创新人才短缺。

2.2.1金融创新环境不完善

一是我国金融体系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无论在机构数量、从业人数还是资产负债规模等方面都占有垄断地位，不利于金融创新。二是我国的金融管制相当严格，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而且对创新产品审批环节多、审批时间长，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创新。三是对创新产品的知识产权缺乏法律保护。一种新产品开发出来后，由于没有有效的法律法规加以认定和保护，于是很快就被其他银行仿效，使得最初的产品开发银行预期利润降低。如中国建设银行最早推出以“汇得盈”为产品品牌的外汇结构性理财产品，首创锁定固定收益的较长期限外汇理财产品，吸引了大量个人客户将手中外汇现金或在其他银行的外汇存款转而购买该理财产品，以期取得比一般外汇存款利息高出一筹的收益。不过仅仅过了一周，国内各其他银行纷纷推出同类型产品，不论是产品设计、目标客户群、定价模式均如出一辙，受益却略略高出最先推出产品的银行。这也是各银行不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搞自主创新，从而导致产品同质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四是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广大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普遍较低，超前消费意识和投资理财意识淡薄，对金融创新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加快金融创新缺乏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基础

2.2.2缺乏新产品自主创新能力和对市场的判断力

长期以来，我国对资金的利率一直实行大一统管理，由人民银行统一制定和监管，各金融机构只是负责在人民银行授权范围内组织实施，表现出强烈的计划性、垄断性和封闭性，没有实现市场化，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我国商业银行仍然无法根据企业及贷款项目风险水平的大小确定贷款利率。由此损害了利率内在平衡机制，造成了利率结构的扭曲，影响了资金配置效率，致使商业银行自主创新能力低，难以自主定价配置资产和防范风险。在新产品开发中，国内银行往往缺乏市场调研和系统分析，只是根据领导“命题”，在不完全、甚至很不了解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就进行新产品软件的开发工作，结果只能是“三边”作业（一边提需求、一边设计、一边开发），不仅新产品系统的开发质量不高，而且常常是未经市场试验便匆匆将产品推向客户，结果便是在市场上一边交“学费”，一边更大的成本改进产品质量。

2.2.3金融创新效率不高，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撑

金融产品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仅是单个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创新步伐迟缓，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对创新涵义的理解过于狭隘，只重视单个产品推出，而对其他方面未做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使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缺乏有效的支持系统和运行机制，创新缺乏动力和持久性。目前大部分国有商业银行仍然沿用的“部门银行”组织框架。在管理上，国有商业银行沿袭了总行一分行一二级分行一支行一网点的5级管理模式，这种多层次、垂直型的组织体制往往造成信息衰减、沟通不畅、组织僵化等弊端。不利于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运作体系。在内设机构上，主要按照业务及产品分类设置部门，一个部门只负责提供一种或几种产品和服务，部门之间缺乏信息沟通，无法从整体上对业务进行综合管理，更难以对客户、渠道、业务等进行成本分析。总分行制以及总行对经济发展不同水平地区“一刀切”的授权限制，不利于在银行内部形成有效的创新传导机制，对瞬息万变的竞争市场作出敏锐的反应；商业银行对创新的激励考核机制和绩效评价体系，亟待根据创新业务的特点和新情况作出调整。与此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领域的建设模式基本上围绕数据大集中这条主线进行。但数据集中并不能直接带来银行经营水平的提高和风险管理的改善，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及时获取各类交易数据，并将交易数据转换成有用的信息和产品。

2.2.4创新产品缺乏整体营销和品牌营销的意识

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多是以个别产品的交易为中心，这导致对优质客户没有整体营销的概念，每一笔交易都是孤立的，而美国商业银行普遍采用模块化产品管理方法，通过对产品的分解重组，产生种类繁多的创新组合，满足不同客户对金融服务的不同偏好。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条线分割清晰，各自为政现象普遍存在，缺乏对产品的统一规划管理。中资银行在产品形象设计时，很少将新产品与银行整体品牌相结合，错失了提升整体品牌形象的机会，并延长了新产品品牌形象在客户心中扎根的时间。如各家银行竞相推出的理财业务中，工商银行的理财金账户、农业银行的金达理财、民生银行的富林理财和保得理财、招商银行的金葵花理财等服务项目。显示了国内银行对“金”、“富”字眼的喜爱。但这些名字除了招行的“金葵花理财”是对招行的“葵花”形象的延伸外，大多数银行都与银行原来的品牌形象关系不大。

2.2.5金融人才短缺，缺乏有效激励约束机制。

人才是产品管理的关键因素。国有商业银行虽然树立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提倡人性化管理，确立人在产品创新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业务目标，经营责任与管理责任的具体落实和特殊的专业人才政策，因此在经营管理中无法充分发挥职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3可推出创新金融产品的种类

这里所说的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工具和业务的创新是相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过去的工具和业务而言的，并不是相对于国外商业银行而言的。银行产品创新方向可分为五大类：银行传统资产负债业务创新、中间业务产品创新、虚拟化金融产品创新、个性化金融服务品牌创新、其他金融服务创新。其中前两项创新能为银行业带来直接收入，后三项创新则可以通过提高银行竞争力，间接带来经济效益。

2.3.1银行传统资产负债业务创新

目前商业银行的存款业务新产品主要集中在个人业务方面。上海银监局在去年召开的“2009年上海银行业金融创新与监管研讨会”上强调，上海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下一个突破口应放在个人人民币产品上，上海应当成为各类人民币传统产品和新型产品的研发和交易中心。而上海做为国家确定的金融中心，其发展方向在全国金融业应产生导向作用。不断加强个人金融产品的创新，推出各具特色的产品，以品牌效应吸收存款、争取客户。　贷款业务创新产品方向仍然主要集中在个人业务方面。个人贷款新产品几乎涉及居民的全部热点需求，包括个人消费贷款和个人生产性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品种有住房抵押贷款、旅游贷款、助学贷款、汽车贷款、耐用消费贷款、装修贷款、定期存单质押贷款等多种。广东发展银行还第一个推出了个人投资创业贷款，表明个人信贷业务己从消费领域步入生产领域，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企业贷款产品创新可以在票据贴现、项目融资、福费庭融资、保理业务等方面做更大的探索。

2.3.2中间业务创新

近年来各商业银行新开办的中间业务种类繁多，归纳起来主要有证券、基金、保险、收付款、电子商务、交费易、银证通、咨询、保管箱、企业银行、个人理财、代开存贷款证明等。各类中间业务推出之初因为没有明确统一的收费标准，各行为了提高竞争力，纷纷提供免费服务或象征性收费，因此，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很低，没能起到增加银行收益的作用，也造成办理中间业务的巨额投入与低产出之间的矛盾。而随着存贷利差收益的收窄，国内各商业银行已纷纷取消免费服务，推出新的中间业务产品将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2.3.3虚拟化金融服务创新

虚拟化的金融产品是指在网络、信息与高新技术的推动下，银行的经营打破了传统的柜台概念，通过互联网和电话，以集成电路卡、网络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方式为客户提供了一个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集查询、转账、信贷、买卖股票、买卖外汇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虚拟银行。目前，多数国有商业银行都开通了电话银行业务，网络银行业务。但电子渠道银行口碑最好的并非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而是招商银行。

2.3.4个性化金融服务创新

篇12

1.2数据的选择本文选取19家资产最大的银行作为样本，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4大国有银行、以及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恒丰银行、光大银行和中国投资银行，其中中国投资银行于1998年合并到国家开发银行，所以本文将其资产纳入到国家开发银行，样本总数为18个，且由于我国银行业直至1985年才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所以本文选择1987-2013年为考察年份，所需数据大都来自历年《中国金融年鉴》，部分来自银行网站主页。其他宏观数据均来自历年统计年鉴，数据如表1所示。

2分析结果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