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政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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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上出现的反知识产权思潮，在否定知识产权正当性的过程中，往往从知识产权制度的垄断特性出发，针对知识产权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负面效应，从伦理角度大加挞伐，从道德维度对其进行指责。无可否认，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人为设定的，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依据澳大利亚法学家布拉德•谢尔曼，英国法学家莱昂内尔•本特利的观点，知识产权的演进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前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正当性的依据是洛克的劳动财产论，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所依据的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前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依据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付出了劳动，而这种劳动是创造性的、全新的，我并没有拿走属于公众的东西，所以我付出了智力劳动的产品，应当成为我的财产。

但是，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思维转向了智力劳动的产品本身即是否有价值，是否对社会公众有益，智力劳动仍然是该对象的前提，但它已经不受重视了。这个转向造成的结果是道德因素被逐渐弱化，效率因素逐渐扩张。因此，前现代知识产权的逻辑结构是“知识+道德”，而现代知识产权的逻辑结构是“知识+效率”。至此我们发现，知识产权制度性之论争，从哲学层面上讲实质上就是“权利”与“功利”之博弈。

二、知识产权正当性论争理论之缺陷

(一)劳动财产理论基础及缺陷1689年，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在其撰写的政治论文《政府论》一文中提出了上帝赋予人类与生俱来的三项基本权利: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在这三项基本权利中，财产权是最为核心也是最富有特色的部分。洛克的劳动财产论认为，人们应该拥有通过自己劳动所产生出来的物品。［4］1该理论作为知识产权的正当性根据经常被引用，但作为知识产权发源地的英国，最初并不是从洛克的劳动财产论中寻找依据的。英国的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的财产权时，最初试图从罗马法中寻找支持依据。不幸的是英国的学者并没有从中找到知识产权的正当性依据，因为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指出，一个人只有通过占有或者先占才能取得对无主物的所有权。［5］24－27由于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多一个人享用，不会影响他人的享用;具有非排他性，一旦公开，就无法控制他人享用。如果给知识界定产权，权利人必须首先公开，与别人交流，才能确定产权的边界，而一旦公开，其他人立即占有了权利人的知识，因此通过先占给知识界定产权是困难的，也就很难将其划归到财产的范畴。于是文学财产的支持者便把焦点转移到劳动上来，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正好给知识产权的正当性论证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洛克认为占有事物唯一正当的办法，就是直接从自然，从“万物之母”，而不是从他人那里得到它们;要使共有物成为自己的，唯一正当的办法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它。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所有者，因而他通过自己的肉体的工作亦即劳动而获得物体，他理应成为该物体的所有者。因此，如果一个人将他的劳动，即使只不过是采摘草莓中所包含的劳动，结合在没有主人的物体之上，那些东西就成为他所独有的财产，劳动乃是与自然权利相符合的唯一的占有财产的资格。

洛克关于因劳动而享有产权的思想进而决定产权归属为文学财产权寻求正当性依据，提供了支撑，也成为知识产权最初的正当性根据。洛克认为，只要自然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与处于共有状态的某物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取得了该物的所有权。这种说法将劳动与财产关系过分简单化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21世纪是知识财产攻防的关键时代，知识财产的攻防战略，不仅是企业，也是一个国家取得成功的关键。由于知识产权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各国纷纷制定相应的知识产权战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此知识产权体系日益出现扩张化的趋势。知识产权体系在日益扩张化的同时，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冲突日益激化。作为知识产权正当性理论支撑的劳动财产理论，在面对此问题时显得捉襟见肘。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其本质就是私权神圣，对于劳动者通过自己劳动获得的无形财产，劳动者可以随意处置，这是上帝赋予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剥夺。但是，在一些涉及人类共同福祉的领域，比如医药领域，面对一些困扰人类多年的顽疾，诸如癌症、白血病、艾滋病，我们首先考虑的不应该是授予该治疗方法以专利，而是如何挽救那些饱受恶疾折磨的痛苦患者。因此，如何调和知识产权私权属性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劳动财产理论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正如格劳秀斯指出的，通过占有而产生私人所有权应当具备一个事实上的前提，即占有物必须具备一定的边界，私人能够通过自己的物理力量占有它。因为一个无形物体本身的边界无限扩大时，私人要想通过劳动来确定其对这个物体的财产权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二)功利主义基础及缺陷功利主义可以溯源到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论著，但功利主义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是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1748—1832)，他详尽且系统地完成了功利主义的学说。［8］功利主义学说用于知识产权领域形成了激励理论，即通过赋予发明者所享有对发明的独占排他性权利，以便其被广泛利用，从而促进技术的进步、产业的发展，进而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福祉。作为一种价值评判标准，功利主义包括三个方面:后果主义、福利主义、总量排序。后果主义是指对于行动、规则、机构等所做的一切选择都必须根据其后果来评价。福利主义指的是对于事务状态的评价根植在每种状态各自的效用上，它不直接关注诸如权利、责任等的实现或违反。如果把福利主义和后果主义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每一项选择必须按照它自身产生的效用来衡量，也就是说任何一项行动都要按其产生的后果状态来评判，而后果状态要按其效用来评价。总量排序，指的是把不同的人的效用直接相加而得到总量。

功利主义是一门实用主义哲学，与形而上的注重追求人类终极价值不同，它体现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关怀，评价真理的标准是观察其实际效果如何，强调真理在经验上的可行，因而迅速成为目前知识产权正当性依据的主流观点。纯粹以功利视角研究知识产权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功利主义由于追求的是总量，而忽视了个体的不平等，因而遭受了许多反知识产权学者的批评。比如列车难题:假设有一列车正在高速行驶，你是此列车的车长。如果继续行驶，将会导致5人丧生;如果换轨，便能救回该5人，可是又会导致1人丧生。面对此问题，如何选择?基于功利主义，其答案不言自明。以功利主义理论为支撑的知识产权领域，同样存在着这种选择。不管怎样选择，都会陷入一个两难的选择。我们可能对普遍的幸福感兴趣，但我们不仅关注总量，而且也关注幸福的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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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日趋复杂，导致立法者对自已所制定的法律是否能够完全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失去了信心，于是，立法一改过去的严格规则主义的指导思想，采用自由裁量主义，从而使法律具有了模糊性特点。法律模糊性的本质是立法者授予了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对公安机关而言，意味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同时也无法避免公安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为防止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偏离立法目的、精神，立法者所采取的对策之一就是以设立法律基本原则指导执法者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应松年教授认为：行政强制涉及到公民、法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实施行政强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尽可能地把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损害限制到最小范围。在实际生活中,有的行政机关滥用行政强制,对一些采取其他行政管理措施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实施行政强制,侵犯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针对这种实际情况,应当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确立一些基本原则[1]。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原则是指能够贯穿整个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的过程，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行为准则。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公共权力，它的行使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因其正当行使为公民提供必需的秩序，又可能因其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不能无限度地运用该种措施，其行使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除了必须遵循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行政法制原则，包括合法性原则和作为合法性原则补充的合理性以及公正原则、公开原则、行政效率原则之外，还应该要遵循一般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原则[2]。

因此，应在我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中确立以下原则：

1法定原则

作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基本原则，法定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必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符合法定条件,遵循法定程序。这一原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1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只要法律不明文限制，公民就可以自由行使任何行为，对公民来说，无法律便可行为;而对公安机关则不同，它的行为必须有法律的依据，在没有法律规定时，行政机关无权象公民那样自由活动，因此，对公安行政机关来说，无法律便无行政强制措施。

1.2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法定原则不仅要求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存在必须有法律依据，并进而要求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必须根据法律。有法律依据就可以做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但不等于有权做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可以不受条件、程序和方式的限制。这就要求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合法;

1.3不能以行政处罚代替公安行政强制措施

法定原则具有限制公安机关运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防止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擅断和滥用、保障相对人人权的机能。如果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不受法律的约束，就极易被人恶意利用而异化为侵犯人权、破坏法治的工具。因此，为了兴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之利而除其之弊，就必须用法律约束和规范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2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指公安机关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使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大陆法系很多国家将比例原则规定为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葡萄牙1996年的《行政程序法》规定了11项基本原则，其第3项原则为“平等及适度原则”，适度原则即比例原则。西班牙1992年的《行政程序法》第96条也规定:“公共行政机关进行强制执行必须尊重比例原则。”奥托•麦耶在其著名的《德国行政法》一书中,认为行政权追求公益应有凌越私益的优越性,但行政权力对人民的侵权必须符合目的性,并采行最小侵害之方法。他曾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的“皇冠原则”。比例原则与警察法有着天然的渊源,最早就产生于19世纪的德国警察法学。1882年7月14日,德国普鲁士高等行政法院在著名的“十字架山”判决中,宣示警察权力必须依法律及在必要的范围内方得限制人权。行政法学者弗莱纳提出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勿以炮击雀”来比喻警察权行使的限度。在日本，比例原则在明治宪法下已经作为警察权的权限之下而适用[3]。

依据比例原则，在适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时，除应注意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性与维护治安的需要，还须注意强制的内容必须与被强制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从而防止以维护治安为借口而滥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同时，在适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时应当认真权衡被强制人是否有前科、前科种类及其严重程度以及被强制人的人身危险性，以使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所施加于被强制人的负担不会超出消除其人身危险性的需要。比例原则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2.1目的正当性原则或妥当性原则

其意指所采取的手段必须适合其所追求的目的,才可谓之正当,亦即具有适当性。或者说,以法律手段而限制公民权利,可达到维护公益的目的时,其手段始具有适当性;同理,任何行政手段的采取均须为合法手段,且应有助于目的的实现。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应当依照法定条件,兼顾公共利益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正确适用法律、法规,选择适当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以达到治安行政管理的目的为限度,尽可能把对行政相对人的损害限制到最小范围。

2.2手段必要性原则或最小侵害原则

必要性是指行政主体对是否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要性的一种主观认识，其内容是只有采取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才能维护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如果不通过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也能达到目的，或者可以降低行政成本，公安机关完全可以选择其他行政行为实现行政目的。即不得滥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在实施其他措施不能达到治安管理的目的时,方可依法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如果以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干预相对人自由为实现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时，那么这种干预应当是最低限度的。公安机关对相对人实施强制措施,难免会对相对人构成一定损害,其中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害。尽管这种损害是“合法性”范围之内的损害,公安机关也应当使之最小化,即以最小的损害达到使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政目的。此外，应当避免对弱势群体造成非人道后果。在一般正义的范畴内,弱势群体没有不履行应尽义务或减轻应尽义务的“特权”,但在实现个别正义的司法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中,适当考虑弱势群体承担义务的能力及其保持最低生活水准的要求,却是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一项要求。因此,对于处于弱势地位或贫困状态的不履行义务的行政相对人,尽管不能因其弱势或贫困而放弃行政强制,但也不能因为要使其履行义务而剥夺其最起码的生存权利,从而使其陷入既不能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也不能承担法定赡养义务的境地。2.3相称性原则或均衡性原则

亦称为狭义比例性原则。指欲达成一定目的所采取手段的限制程度,不得与达成目的之需要程度不成比例,亦即必须符合一定比例关系。或者说,其行政手段固可实现行政目的,但其法益权衡的结果,仍不可给予相对人过度的负担,造成相对人权利过度的限制,亦即公安机关采取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所造成的损害不得与其欲实现的利益显失均衡。

3尊重与保障人权原则

中国的宪法已经将保障人权作为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义务做出特别规定，是被宪法所确认的宪法权利，各个法律部门也逐步把这一规定转化为各种具体的规范和规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特别增加了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的内容。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期限和程序；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更加有效地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的发生。

3.1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不得擅入私权领域

在现代法治社会存在两种互相平行又互相制约的两种权利，即公权与私权。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国家行政执法权的重要体现，是公权的一种，其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公民权是公民个人权利，属于私权，是人作为一国公民所享有并为这个国家的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应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其他合法权利。公权和私权都有各自活动的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出划分的。其中，公共领域是公权控制支配的空间，而私人领域是私权享受的领地。公安机关除非由于公共需要，否则不得擅自采取强制措施介入私人自治的领域。我国宪法规定的“住宅不受侵犯”中的住宅就是法治国家极力保护的私人领域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私权原则上不应当受到警察的干预，如果私权空间里发生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警察应当采取措施进行干预，但必需遵守十分严格的法律规定和程序。

3.2排除使用一切非法的、有损人格尊严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

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时,必须严格依法行事,决不采用法律法规禁止使用的强制措施。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非法的强制措施,实质上也是最不道德的强制手段。因此,应当将其从“可使用”的范围内排除出去。被采取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相对人,其人格可能有问题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但这不能成为公安机关和警察采用损害行政相对人人格尊严的强制措施的理由或依据。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可以对不履行义务的行政相对人施之以人格教育,但不能用羞辱、挖苦、讥讽、漫骂其人格弱点的办法逼其履行义务。这是法律所禁止的,更是伦理道德所不容许的。

4说服教育和强制相结合的原则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必须遵循这个原则原因是：

一方面，良好秩序的维护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不能企求和奢望所有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地遵守法律所创设的秩序，因此，法律、就必须赋予担当社会秩序维护者的警察以一些针对性的手段，以对付那些违反秩序的行为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便是这样的有必要手段。但同时，要认识到：没有强制措施是不行的，但强制措施也绝不是万能的。在治安行政执法实践当中，有些警察视强制措施为万能工具，随意适用。这种观念和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实际上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对法律制度的良好运行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可以硬性强迫和压制相对人的行为，但可能仅仅是是表面的或者暂时的，至于他的思想或者意识却不能因此而提高或改变。况且，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实力行为，对相对人产生的是痛苦的感觉和厌恶的情绪。如果一味地随意使用，不仅可能引发人们的抵触情绪，而且还可能导敌对状态，甚至抗拒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和袭警事件便是例证。

另一方面，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对行政相对人权利进行限制的一种措施，一旦被错误地使用就极可能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对人权的侵犯，这与保障人权的观念和做法是相悖的。另外，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需要一定经济乃至政治成本的支撑，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由于受主客观因素和条件的制约，行政强制目标的实现又总是不那么尽如人意。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局限性的存在，并不是因此而否定它，而是要求我们不能单纯地依赖它，要充分发挥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作用就必须与说服教育相结合。这与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排除妨碍，实现法律所预期的行政状态的目的是一致的。在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施时，必须告诫当事人，尽量说服当事人自觉配合公安机关的行为，减少实施成本，避免给相对人造成不必要的侵害和损失。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是一项很严肃的执法活动，既要讲原则和政策，体现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又要对相对人做必要的说服教育工作，在必要的说服教肓后相对人仍不配合的，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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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划分的标准

内知证据与外知证据的划分标准是，作案人所供述的内容，是否只有通过本人作案才得以知晓。凡是只有通过作案人亲自实施犯罪行为才得以知道的内容，是内知证据。凡是作案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以知晓的内容，便是外知证据。这里的“内知”，就是犯罪人通过作案才得以知晓的意思。

1974年8月30日上午，湖北省十堰市区内的大尖山下彭家沟第二生产队彭明忠上山打柴，在树丛中发现一具浑身鲜血的少女尸体。他立即报了案。公安干警赶到之前，引来了不少群众围观。杀人现场惨不忍睹，受害者上衣敞开，裤子脱至膝盖，颈部有一血洞，气管断裂，下部从血洞中刺出。肚子上插着一根树枝，树枝刺进腹部半尺多深，尸体周围血迹四溅。侦查人员仔细勘查现场，待擦干颈部伤洞的血迹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伤口。伤口创缘不整齐，有许多小突起，呈弧长为0.7厘米的皮瓣。拉直创口边缘，又呈不规则的锯齿状。而皮下断裂的创口呈边缘不整齐的“拉拽型”断裂，显然不是利器所伤。这个莫名其妙的伤口，连有几十年破案经验的副局长也没有见过。一般罪犯杀人多用刀、斧、锤、棒、砖石之类，那么该案凶手到底使用的是什么凶器呢？

本案中，犯罪现场能为围观群众所目击的一切情况，如受害者上衣敞开，裤子脱至膝盖，颈部有一血洞，肚子上插着一根树枝等，知悉人较多，完全有可能传到作案人耳中，已不是内知证据。而“奇怪的伤口”及是如何形成的，则是围观群众所不能知悉的，仅为办案人员（伤口是如何形成的，办案人员也不知）、犯罪人所知，是一种内知证据。当然，如果侦查人员在作案人交代“奇怪伤口”及“如何形成”之前，便将此特殊情况及种种假设透露给作案人，由于作案人从办案人口中得知了这些情况，也不是内知证据了。

公安干警通过摸排，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何光学。何光学交代：8月28日中午，何午饭后去打猎，遇到打猪草的女孩子彭小丽，欲。彭拼命喊叫，何就用手卡昏了她。何怕她醒来到公安局报告，就用手使劲抠她的脖子，可是怎么也抠不进去。何又用指甲剪把她脖上的肉皮剪了一个洞，手指伸进去将她的气管拉出来，又使劲把气管拉断。后又用指甲剪在她的肚子上剪了一个洞，然后从旁边的小树上折下一根树枝，顺洞口往她肚子里捣，因树枝拔不出来，就留在尸体上了。（2）

犯罪嫌疑人的关于造成脖子上的伤的供述，显然是内知证据，因为别人不可能知道犯罪人这种作案的方式。而肚子上的伤，由于已为不少群众所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只是一种外知证据了。

（二）内知证据的内涵

所谓内知证据，也就是仅为办案人员和案件当事人（包括被害人、目击证人和犯罪人）所了解的、是该案所特有的、能确定犯罪人的情节、痕迹或事物的特征。这个定义包括以下几层意思。

1、此类证据所反映的内容，仅为办案人员和案件当事人所知晓，并且，犯罪嫌疑人不能从办案人员、被害人、目击证人中得悉，只能通过作案才了解到。1998年5月28日晚，上虞市东关镇上堡村陈某接待长久未见的熟人陆某及“女友”刘某，并将自己的卧室腾出给他们宿夜。次日，陆某二人欲离去。陈妻发现放在卧室床头柜中的二根金项链、二枚金戒指不见了，只剩下装过金器的小盒与小布袋。陈某即向公安机关报案。陆某向办案人员承认是自己所窃，并交代二条金项链是从小盒里偷出，其余二件金器是从小布袋里偷出。公安干警在刘某的包里搜得所窃之物。后陆某翻供，说是“女友”所窃，而且也不知道她把赃物装入自己的包里。此时，萍水相逢的“女友”已离去。报捕后，检察人员问：“既然你不曾盗窃，怎么能精确知道金器的具体放置呢？”陆某辩称，是陈妻发现失窃后，说“自己放在小盒内的二条金项链和放在小布袋内的二枚金戒指不见了。”经查，陈妻确实说过。这样，陆某关于金器的具体放置的供述，不再是内知证据了。2、内知证据反映的内容是本案所特有的。如不是本案所特有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仅是犯罪人所知，即便不是作案人也能猜测到的，就不是内知证据。“白闯”盗窃的手段，常表现为撬门入室，这是一般人都能想象到的，不是内知证据。而被盗窃财物的品种、特征、数量，仅为被害人、犯罪人及侦查人员所知，则是一种内知证据。如作案人盗走了被害人珍藏多年的20枚“袁大头”银元，为该案所特有的，无疑是一种内知证据。

3、对确定作案人起到重要作用。由于内知证据仅为办案人员、案件当事人所知，因此，有了内知证据，便可以确定犯罪人。缺乏内知证据，又无其他直接证据或严密的间接证据锁链，往往难以认定何人作案。关于这点，下文在论述内知证据的作用时要详述，此从略。

（三）内知证据的外延

内知证据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七类证据，凡是具有上述内容的，都可作为内知证据。即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六类证据能相互印证，且供述者不可能“外知”这些情况的，都属内知证据。1995年5月13日上午9时许，上虞市百官镇星三村村民何天钧（17周岁），乘邻居何建明家人不备之机，溜入室内，藏匿于阁楼上。午饭后，何天钧见何建明一家只剩其女儿何靖一人在家午睡，便下楼换上何靖的女装，进入被害人的寝室，欲实施。何靖奋力抵抗不支，被犯罪人用水果刀杀害。何天钧拉下被害人短裤，用手指捅阴道，又将胸罩翻上，使劲抓了几下，后将死者用衣服盖牢。又回到阁楼上，换下染满血的女装，穿上自己的衣服。在客堂衣架上的衣服口袋里，窃得180元现金，将被害人弟弟的学生证扔在地上，逃离现场。破案后，作案人供述的具体内容，与现场勘查、尸体检验情况完全吻合，故均系内知证据。

二、内知证据的特征

上文对内知证据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为了系统、全面地认识内知证据，应当对内知证据的特征进行研究。显而易见，内知证据的特征表现在与其他种类证据的区别上。

1、其他证据可以单独存在，而内知证据存在于证据与证据之间的联系中，表现为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并且必然有一方是犯罪人的供述。刑诉法规定的七类证据，都单独存在，而内知证据只存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六类证据的“同一”之中。如犯罪人供述的犯罪现场细节与现场勘查相一致，则两者就是内知证据。如果两者之间无“同一”之处，也就不存在内知证据了。

2、内知证据具有保密性。在破案前，内知证据只为办案人员、案件当事人所知，具有很强的保密性。不能在群众中传播此类证据的内容，更不能在新闻媒体上报导。假如传播到内知人员的范围之外，进而可能传到犯罪人耳中，则此类证据便失去了“内知”性，犯罪人完全可辩解不是通过作案才得知此情况，而是听说的。此时，这种证据便成为“外知”了。因为，“如果他不能提供细节，或者他可谈的只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情况，他的口供就被认为是可疑的。”（3）

3、内知证据具有很强的证明力。其他刑事证据，虽然都能从某一个方面来证明某一案情。但孤证永远证明不了全案，无论是间接证据也罢，还是直接证据也罢，都少不了用其他相关证据来印证。而内知证据是一组联系证据，表现为犯罪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因此，不存在孤证的情况。更由于，除非犯罪人不作案，便无法知晓案件特有的情况。一旦依法获得了内知证据，便可证明犯罪人的罪行。当一个从未来过本地的流窜案犯，详细地交代了一入室抢劫杀人现场室内的具体摆设，谁还怀疑他就是凶手呢。

4、内知证据所证明的案情具备固有的特点。犯罪人所供述的内容，必须是本案所特有的。如果不是本案所固有的，非作案人也能想象得到的，就不是内知证据。关于这点，上已有述。

有的人认为，细节性也是内知证据的特征，并且是主要特征，故称内知证据为细节证据。其实不然。内知证据固然许多是细节性的，但并非所有的内知证据都是细节。1986年11月8日，在某某市郊区二里沟村南河滩灰渣坡处，发现一具被人卡压窒息死亡的小女孩尸体。后查明死者系该市“某某小学”二年级学生李爱玲。1987年4月7日，某某城区公安局因为一起案将犯罪嫌疑人赵新华刑事拘留。在预审中，赵交代了李爱玲的罪行：“在1986年11月上旬的一天早上，我以问路为名，骗一个十来岁小女孩坐上我的自行车，带到许西附近一个水泵房，把她拖进房内。”后将其杀害，用几片硬纸片盖住尸体。“当天下午5点左右，从家里拿了一只麻袋，又回到水泵房，在外边徘徊到天黑后，把小女孩的尸体装进麻袋里，用自行车拖到二里沟村南灰渣坡下，把尸体从麻袋里倒出来，埋在了灰渣里。”侦查人员让赵带领，找到了第一现场，发现了李爱玲的遗物。（4）赵新华供述的第一犯罪现场及现场状况，显然只有作案人自己知道，是内知证据，但却不具有细节性。因而，把内知证据概括为细节证据，是不科学的。三、内知证据的作用

在所有的刑事证据中，内知证据对认定案情，具有重大意义。

1、内知证据能确定作案人。由于内知证据的特点，决定了唯有作案人才能知道某一特定案情。因此，只要嫌疑人能准确供述只能为作案人所知的案情，那么，毫无疑问地可以确定其是犯罪人了。1954年7月17日下午6时，某公安局接到上川路286号居民殷凤兰报告：当天下午2时左右外出为其女缝制衣服，家中只留有8岁长女徐海莉一人。回家后发现，新钞26元及金戒指、红宝石戒各一枚被盗。徐海莉失踪。后在灶头发现徐的尸体。破案后，犯罪人单汇丰交待了犯罪经过及所窃财物，并将金戒指投入小河滨中。根据单的供述，找到了两枚金戒指。如果单汇丰没有作案，怎么会知道失窃两枚金戒指；如果单汇丰没有将赃物抛入小河滨，怎么能知道那里有金戒指呢。显然，这两个内知证据对确定单汇丰是作案人，起到了关键作用。（5）

2、与上述作用相关，被调查人的供述缺乏内知证据，一般可排除其是作案人。当然，这里并不包括那些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犯罪人。1982年8月3日晚，山东省滕县城郭公社东寺大队建筑队在荆河岸边沙滩施工时，挖掘出一具无名女尸。经公安机关勘查检验，尸体已经腐败，面部模糊不清，上身仅带一乳罩，下身只穿一条裤头，赤脚，身上压着一块70余斤重的石头，颈部有掐压痕，腹中有五个月左右的胎儿。后经确认，被害人是滕东大队第六生产队的未婚女青年史克云，时年20岁。经排查，四队社员张宝俊有重大嫌疑。张在公安机关交待：我与史克云已相好多年，曾几次商量结婚，都因与妻离婚不成未能如愿。7月8日晚，史来到我家，约我一起出走，并讲如不随她走，她就去告发我的问题。当时我感到为难：走吧，手中无钱，妻子闹翻后如回了娘家，留下两个孩子无人照看；不随她走吧，又怕问题暴露。我即用花言巧语欺骗史，遂和好并发生了关系。史入睡后，我想离婚不成，结婚无望，史又要揭发自己的问题，感到走投无路，遂起杀人灭口之心。深夜10时许，乘史熟睡之机，我将史活活掐死，然后用地排车将尸体拉到荆河沿沙滩内埋掉，并在尸体上压了快大石头。回来后，又把史的衣物等藏于寺沟内和养鱼塘中……公安机关遂将张拘留，提请滕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经仔细审阅卷宗，感到认定张宝俊杀人的证据尚不完全确定，提出了几点疑问：（1）虽然张交待的情况与埋尸现场勘查及所掌握的案情事实基本相符，但此案匿尸现场情况已在群众中传开，张的交待尚不足以证明系张作案。（2）张交待杀人现场是在其家中，但经查未发现任何作案痕迹。（3）被害人衣物去向不明。虽然张先后交待了几个藏匿地点，但均查无所获。张既然承认了杀人罪行，为什么交待不出死者衣物的下落呢？本案缺乏内知证据，显然难以定案。县检察院遂与公安局的同志又进一步研究了案情，针对上述疑点拟定了新的侦查方案：一方面继续对张进行工作；另一方面，扩大侦查范围，找出新的侦查线索。经过一系列工作，被害人史克云的嫂子谢某某在法律的感召下，于9月15日上午到公安机关检举揭发了丈夫史克洪杀人的全部罪行：史克洪系被害人的胞兄，在县药材公司当保管员，曾三次伪造单据冒领公款1500余元。1982年7月4日与其妹吵架时，史克云当众揭发了他冒领公款及耍流氓等行为，史克洪怀恨在心。7月8日，史克云又与兄吵架，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史克洪随之赶到滕县火车站，以出走应回家对父亲说一声为理由，于当晚9时许，将其妹骗到荆河西沿，然后追问其妹是否已向公安机关告发了他的问题。妹答：“我已报告了公安局和药材公司经理，明天公安局就要逮你。”这时，史克洪认为事已败露，遂起杀人灭口之心，便从背后用双手掐住史克云的脖子，将其活活掐死。整理现场后，又连夜将死者衣物转移埋藏。公安机关后来在史克洪供述的埋藏地点将死者衣物一一取回。案情查明后，检察机关遂将史克洪批准逮捕。事后，问张宝俊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杀人时，他说：“我和史克云的关系已为众人所知，自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另一方面，我俩感情一直很好，听说她死了我心里很难过。我同妻子感情不好，两个孩子又都是女的，觉得活着也没什么奔头。我知道杀人是偿命的，既然我俩在人间没能结成夫妻，就到阴间去结合吧，所以就承认是我把她杀了。”（6）从该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内知证据在排除作案人时，起到何等重要的作用、防止翻供。由于内知证据证明了的案情，具有不可变更性，已形成一种铁案，明知一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就不会、不敢翻供。因为，这样不仅改变不了案情，有的还会落的个态度恶劣、从重处罚的结局。如有一案，犯罪嫌疑人把邻居的九岁男孩绑架至一个偏僻的、鲜为人知的小山洞里，并将其捆绑装入麻袋中。然后，寄出一封敲诈信给被害人母亲。公安机关通过笔迹对比，迅速将有前科的陈某抓获。通过强大的攻势，陈某交代了犯罪事实，并领着公安干警，到小山洞中解救出了被害人。本案由于具有强大的内知证据——只有作案人才知道被害人在哪、怎样被捆绑着，陈某虽然明知自己犯了重罪，但自始至终都不敢翻供。因为，他清楚翻供毫无用处，还会被从重处罚。

4、能够有效的对付翻供。由于趋利避害心理的作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如果没有严密的证据锁链，又缺乏内知证据，则案子可能会成疑案。如果有了内知证据，就不怕犯罪人口供出现变化，就能办成铁案。马增德故意杀人一案能充分说明这一点。1992年5月8日晚7时许，山东省惠民县公安局值班室接到电话：胡集镇南辛庄14岁少女李春荣在其家中惨遭杀害。经法医对尸体检查，发现其双眼球遭破坏，脖子上有紫黑色伤痕，两手手面沾有油灰。鉴定结论是：被害人系被人用铁质棍类钝器戳击两眼部致严重颅骨折、脑挫裂伤而死，被害人颈部的损伤系铁质棍类钝器挤压所造成，亦可致其窒息或死亡。经对现场勘查，在该房屋里间靠南墙的水泥框下，发现一根带有血迹和油灰的地排车车轴。经过排查，公安干警传唤嫌疑人马增德。在强大的攻势下，马交待了罪行。那天，马增德得知李春荣一人在家后，遂想趁机对李侮辱。傍晚5点，溜进李家园子。他不顾李春荣的责骂，强行将其拖入屋里。李反抗呼喊。马恐惧有人听到，又怕事后李告发，顿生灭口之心。他左手就势摁住李春荣，右手抄过东墙上竖着的一根地排车车轴，然后用铁轴狠压李春荣的脖子……他见李死后睁着眼，想起本村一村民曾说过，死人的眼能留下旁边人的影子，就用铁轴猛捅李的双眼，直到捅烂，才把铁轴藏到西里间靠南墙的水泥柜下面，匆匆跑回自己家中。1993年1月26日，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滨州分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滨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因马增德翻供，认定其无罪，于1993年10月16日当庭予以释放。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马增德供述的作案凶器地排车车轴的藏匿地点与现场发现的车轴所在位置一致，所供用车轴挤压受害人脖子的情况与尸体鉴定死者颈部所形成的伤痕情况一致，所供用车轴戳死者眼部的左眼戳得深、右眼戳得浅的情况与尸检情况一致，所供李春荣系白布腰带的情况与李春荣遗体所系白布条腰带的情况一致，所供死者生前反抗时用手推过压脖子的车轴的情况与死者颈部、手面留有油灰的情况一致。被告人马增德供述的许多具体细节都与现场勘查情况相吻合。而这在破案工作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这些证据均具有排他性。检察机关遂依法提出抗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尽管被告人不认罪，认为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改判马增德死刑，。1995年1月20日，马增德被处决。（7）该案的判决，显然离不开大量的内知证据。

如果缺乏内知证据，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则往往会出现疑案。1995年4月18日，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因其他违法行为被公安干警传唤，李交代，4月13日晚，在上虞市道墟镇屯南村陈某开的小店盗窃，窃得二十多包香烟、十余斤啤酒等财物。公安机关报捕后，李某某仍供认不讳。检察机关遂批准逮捕。审查阶段，李某某翻供。承办检察员认真审查，认为该案缺乏内知证据：（1）关于作案地点，李某某虽系外省人，但其姐姐落户在案发地邻村，李住在姐姐家已有数月，对失窃一事早有所闻；（2）李某某供述的赃物与失主陈述在数量上出入较大，且盗窃农村小店，任何人都可猜到窃取的是烟酒之类。因无内知证据，李某某的盗窃行为无法证实，显然成了疑案，不能认定。、收集内知证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内知证据如此重要，因而，侦查人员应当在侦查工作中，格外认真地、自觉地加以收集。如果不注意以下几点，就不可能有效地收集到内知证据，就可能影响案件的质量。

第一，应十分注意保密。内知证据的“内知”，是指犯罪人只能通过作案才能知晓的，他不可能提出是从其他渠道，诸如群众传播、新闻报道、被害人痛诉及自己围观现场等得到的辩解。如果犯罪人提出的辩解得以成立，则所供述的就不再是内知证据了。因为，关于这一证据的内容，再也无法证明犯罪人是通过作案才得知的。所以，对涉及到内知证据的案情，办案人员应当十分注意保密。一要严密封锁犯罪现场，不准无关人员围观，更不能入内。二是要做好被害人、目击证人的工作，在破案前，不得向他人泄露具体案情。再就是办案人员绝对不能将案情作为饭后茶余的话料，向亲朋好友吹嘘。四是在“协查通报”、“查找尸源”、“悬赏追捕”等文字中，不能表明可能作为内知证据的内容。五是办案人员在讯问中，关于内知证据的内容，不能有丝毫露口。只有做好以上几项保密工作，才能保证内知证据的“内知性”，确保其极强的证明力。关于这点，程达胜教唆杀人案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被告人程达胜因与本村村民黎玉孩、黎玉盛兄弟发生纠纷，多次争吵、厮打，遂怀恨在心，萌发报复杀人恶念，便教唆妻侄章用启杀害了黎玉盛。一审判处程死刑后，程翻供上诉，称：“没有让章用启去杀人，原供是公安机关拿着章用启的口供念给我听，还捆我、打我，我实在受不了，才被迫承认。”二审法院经认真审查查明，公安机关领导对此案极为重视，认识到能否认定程达胜教唆杀人，除了章用启的口供外，难以获取其他证据，因而在整个预审阶段，要求对章的口供严加保密，不得向程透露。且许多具体情节是程先交代，章后供述的。这些，都确保了内知证据的成立，有力驳斥了被告人的狡辩。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程达胜被处决。（8）

第二，坚决杜绝指供。很显然，如果内知证据的内容，首先不是由作案人自己供述出来，而是由办案人员“点”出来，那么，这种证据就根本不具有内知性了。一些错案，仅仅靠刑讯逼供是不可能酿成的。“当他向预审官申辩无罪并抗议审讯中受了警察们的折磨时，预审官马上反驳了他：‘暴力并不能使你了解那些地方！’”（9）所以我们说，从铸成错案这一角度来说，指供比刑讯逼供具有更大的危害。一旦经指供，在案卷中有了不少的虚假内知证据后，审查人员、审判人员很容易被误引入歧路，不再相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认为这只是一种企图逃避惩罚的狡辩。“德塞耶案”就是这样铸成的。1948年5月8日，在法国的一个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两位老人埃梅里夫妇被抢，男的被打死，妻子重伤。后警方接到控告，是从拘留所逃跑的格根、肖万和码头工人德塞耶作的案。警方对三人进行了讯问，肖万承认是三人作案，但后来翻供。格根不停地强烈申明自己无罪，并提出当时不在现场的证明。德塞耶先供后翻。预审法官对格根不予，而德塞耶被押上了重罪法庭（该书中对肖万的处理没有提及）。因为预审官认为，德塞耶在陈述中提供了重要的细节：他指出了埃梅里夫妇房间里家具摆设的具置。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审讯他的警察们从来没有参加过案件的调查，他们甚至不知道有这个镇、村，更不知道被害人夫妇。如果德塞耶正确地描绘了这两位被害人的住房，就证明他参与了这次犯罪活动，因为德塞耶不可能有其机会进入这幢房子。尽管德塞耶在法庭上坚持无罪，但陪审员们则认为：“如果他是无辜的，就不能了解这些细节。”法庭采取了妥协、折衷的办法：对按照“罪行”本应判处死刑的德塞耶，只判了十年徒刑。1952年2月，该案真凶被擒，德塞耶被无罪释放了。那么当初德塞耶怎么能够那么细致地描述埃梅里夫妇的家具放置情形呢？原来，警察分队的一位中尉在得到负责审讯德塞耶的警察们报告之后，立即来到监守着这人的地方。这个军官了解案件的所有情节，他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并且画了草图。他和警察们面对神情慌张的德塞耶满以为捉到了真正的罪犯，他们反复提问：梅里家有几个房间？”

“不知道，”德塞耶回答。

“你很清楚，有两间！”

“是，是的，有两间！”

“那么，第一间房里的炉灶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你知道，在右边……”

“是的，是……”德塞耶又同意了。（10）

原来如此，德塞耶便是这样知道案情的。反映在案卷中的全是经指生的虚假内知证据，检察官、陪审员和法官都被欺骗了。

第三，全面收集。一个内知证据，就好象是一条锁链锁住犯罪人，众多的内知证据，就宛如众多条锁琏，能牢牢缚住狡猾的作案人。上文所举的故意杀人犯马增德，便是这样被制服的。对一个侦查人员来说，客观上存在着内知证据，而不去发现它，并全面收集它，乃是一种严重失职。毫无疑义，自觉地全面发现、收集内知证据，是一名侦查人员的基本职责和技能。这个道理是十分浅显的，毋庸赘述。

第四，进行过细地调查，及时发现固定内知证据。有些证据具有十分明显的内知证据价值，如犯罪现场位置、被害人受侵害具体情形、犯罪对象的特征等等。有些则在案发当时往往不甚明显。因此，在调查初期，如勘查检验、访问，必须十分过细，尽可能全面掌握各种信息，并及时用文字、图像等加以固定。不然的话，原先工作不过细，甚至马虎，时过境迁，当作案人供述了具有内知证据价值的内容时，由于相关证据未能及时收集而泯灭，或者粗糙而无法弥补，从而就丧失了内知证据。因此可以说，过细的调查，是全面发现、收集内知证据的前提，是做好侦查工作的基础。

注：

（1）何家弘主编，《证据调查》，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2）该案例选自《刑侦精选案例评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229页。

（3）（9）勒内·弗洛里奥（法）：《错案》，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第74页。

（4）（8）该二案例选自《刑事证据百例评析》，崔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27页，第310—314页。

（5）该案例选自《疑难凶杀案件研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7—82页。

篇4

行政强制措施既可以适用于行政强制执行的场合，以实现已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可以适用于事态紧急的场合，以制止危害、消除危险；还可以适用于调查、取证或可能对相对人的人身、他人或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的场合，以保证具体行政行为的做出。场合不同，目标追求的差异，使行政强制措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根据所使用的场合和所追求目标的不同，行政强制措施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执行性强制措施。执行性强制措施是行政主体针对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的行政相对人，为促使其履行义务或是实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而采取的强制措施。第二种类型是即时性强制措施。即时性强制措施是行政主体在事态紧急的情况下，为排除紧急妨碍、消除紧急危险，来不及先行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就直接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或行为采取的即时行动。第三种类型是一般性强制措施。一般性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为了查明情况，或者是为了预防、制止、控制违法或危害状态，或者是为了保障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现实的需要，依照职权对有关对象的人身或财产权利进行暂时性限制的强制措施。

在实践中，行政强制措施容易引起行政争议，导致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如何通过立法对各种行政强制措施进行规范，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特征类型规范

当前，我国正在加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强制法的重要内容，因此，笔者试图根据行政强制措施的法理，结合我国已有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律规范，对行政强制措施做以粗浅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行政强制措施的涵义

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授权的组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出于维持社会管理秩序的需要，为了预防或制止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危险状态以及不利后果，或者为了保全证据、确保案件查处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依其职权采取的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予以强制限制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强制措施的主体是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本身没有直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权力的情况下，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实施强制。

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是不履行行政法上义务的行政相对人，或对社会秩序、他人人身健康、安全可能构成危害或其本身处在某种危险状态下的行政相对人。

人民法院对拒绝履行行政判决、裁定的行政机关也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对拒不履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人民法院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而且应当保留其生活必需费用和生活必需品。人民法院裁定冻结、划拨存款或者扣留、提取收入时，应当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被通知单位必须办理。强制执行查封、扣押财产时，应通知被执行人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执行。对于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执行人员必须造具清单。执行人员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的期间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规定交有关单位拍卖。

二、行政强制措施的特征

一般认为，行政强制措施具有以下六大法律特征：

（一）强制性。强制性是作为国家公权利体现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共同特性，具体行政行为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公法行为都具有强制性。但是行政强制措施具有相对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更强、更直接的强制性。这一强制性主要表现在当行政主体实施某一行政强制措施行为时，被强制人负有容忍和配合的义务；被强制人违反这一容忍义务，将不得不承担更为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具体性。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的，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及其行为或是特定的物，就特定的事项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强制措施必然是具体行政行为。

（三）可诉性。因为行政强制措施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所以它具有可诉性，在法律救济上可适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的规定，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

（四）限权性。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限权行为，而不是赋权行为。就被执行强制措施的行政相对人而言，行政强制措施对其是不利的，是对当事人权利的一种限制。如在对行政相对人的财务执行扣押后，被扣押人就无法使用这部分财物了，这显然对行政相对人不利。当然，这里所说的行政强制措施对相对人的“不利性”，是从行为对相对人的直接影响方面来说的。从社会整体利益而言以及从相对人的长远利益来说，它是有利的。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安全有威胁的醉酒状态中的醉酒人，公安机关可强行约束其到酒醒为止。从该强制约束行为的直接法律效果而言，它无疑是对醉酒者人身自由的一种限制。但无论是从安全角度考虑，无论是对醉酒者本人还是对不特定的他人，这一强制措施都是有益的，可有效的避免可能的危害结果发生。行政强制措施也不是处分行为。就是说，行政强制措施与处分性的行政决定不同，它只是限制当事人对权利的行使，而没有剥夺当事人对权利的拥有。换言之，行政强制措施是对当事人权利的一种限制使用（如扣押财物），而不是对其权利的一种强制处分（如没收财物）。

（五）从属性。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具体来说就是为保障其它具体行政行为的顺利做出或实现而采取的一些行政手段。就它与被保障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而言，它是一种从行为，而不是主行为。如扣押、冻结等，只是为了防止行政相对人转移财物，以保证相关行政决定的顺利做出与实施。

（六）非制裁性。行政强制措施不以制裁违法为直接目的，其目的是为实现某一具体行政目标。因此，行政强制措施并非须以当事人违法为前提。它可以针对违法的当事人做出，也可针对合法的当事人做出。如果说行政强制措施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有联系，那也只是为了预防或制止违法，而不是制裁违法。制裁违法是行政处罚的任务。

从以上行政强制措施的特征可以看出，行政强制措施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与行政执法过程是紧密联系的，是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可能采取的一类强制性手段，也常常是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前奏和准备。它既可以适用于行政强制执行的场合，以实现已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可以适用于事态紧急的场合，以制止危害、消除危险；还可以适用于调查、取证或可能对相对人的人身、他人或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的场合，以保证具体行政行为的做出。场合不同，目标追求的差异，使行政强制措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相对人权益的关系、法律对其规范和要求的侧重点、救济的渠道和途径也因此有了许多的差异。

三、行政强制措施的类型

根据所使用的场合和所追求目标的不同，有些学者将行政强制措施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执行性强制措施。执行性强制措施是行政主体针对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的行政相对人，为促使其履行义务或是实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而采取的强制措施。执行性强制措施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一种，是我国行政执法实践中经常使用的手段。当然，也有人将执行性强制措施直接的就称为行政强制执行。有学者就认为，现代法治国家中行政强制措施最基本的类型之一就是行政强制执行，并将行政强制执行同即时强制和行政调查并列置于行政强制措施之下，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不同类别而存在。也就是将行政强制执行等同于执行性强制措施，并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一种，而且是基本类型的一种来看的。但也有学者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是以具体义务的存在为前提，是实现具体义务的程序性活动，属于某个实体性具体行政行为的一部分，即执行程序部分；而行政强制措施则不一定以某种具体义务的存在为前提，是独立存在的实体性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相互交叉和包容的关系，没有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可能就很难实现，但行政强制措施行为又仅只是行政强制执行可以运用的一种手段。很明显，这种观点则是把行政强制措施看作是可以应用于行政强制执行过程的措施，用于行政强制执行过程的措施就是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其实也不然，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行政强制执行与其说是一种行为，倒不如说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政主体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直接作用于相对人，以确保义务内容的实现。对这种行政强制措施，法律也有主体、方式、程序和时限等各方面的要求，并且采取这种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是实现义务的内容，故笔者认为，应将其称为执行性强制措施，而区别于行政强制执行。它理应成为整个行政强制措施的一种形态或一个组成部分。将执行性行政强制措施等同于行政强制执行，而将其排除在行政强制措施之外，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二）即时性强制措施。即时性强制措施是行政主体在事态紧急的情况下，为排除紧急妨碍、消除紧急危险，来不及先行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就直接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或行为采取的即时行动。即时性强制措施决定的做出与行为的实施往往同时做出，二者之间一般没有时间先后。也就是说行政主体采取的是一个断然行动，有关相对人能感知到的仅是限制或影响其自身权益的手段或措施，这是人们一般对行政即时强制和行政即时强制措施不加区分的主要原因。此外，由于行政即时强制是在事态紧急的情况下实施的，其过程相对短暂，程序也比较简单，甚至没有强制性程序，故在实际效果上行政即时性强制措施也确实与行政即时强制区别不大。但是在理论上，我们仍然应该将行政即时强制措施理解为行政即时强制过程中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应区分于行政即时强制。

（三）一般性强制措施。

1.一般性强制措施的概念

一般性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为了查明情况，或者是为了预防、制止、控制违法或危害状态，或者是为了保障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现实的需要，依照职权对有关对象的人身或财产权利进行暂时性限制的强制措施。

与执行性强制措施不同，在采取这类强制措施之前，并没有为被强制的行政相对人设定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采取这类强制措施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促使相对人履行义务，其具体目的因遇到的具体情况和行政机关追求的目标不同而不同，可能是为了查明情况，也可能是为了预防、制止或控制违法行为或是危害状态，还可能是为了保障和辅助后续具体行政行为的做出。一般性行政强制措施，既不是为了行政强制执行而设，也不是为了应对紧急事态而设，其应用的时间和条件，分别是在行政机关做出最终行政处理决定之前，和行政机关在日常行政管理过程中情况尚不清楚，或情况虽已清楚，但为了保障后续具体行政行为的做出和有效实现，仍需要对相对人的权利进行暂时性限制的场合。采取一般性行政强制措施纯粹是为了查明情况或保障后续具体行政行为的有效做出。其功能主要是限制、控制、制止和防范。由于一般性行政强制措施应用范围较广，使用频率较高，法律对其规范的程度较低，行政机关采用一般性行政强制措施的随意性较大，一般性行政强制措施引起了立法机关、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以致于人们在谈到行政强制措施时，往往主要指这一类。

2.一般性强制措施的分类

根据采取强制措施的目的和适用场合的不同，可将一般性强制措施划分为行政强制检查措施、行政强制预防措施、行政强制制止措施和行政强制保障或辅助措施。行政强制检查措施是行政机关为查清事实，依职权对有关公民采取的传唤、留置盘问和对相关场所、行驶车辆进行强制性检查等措施。行政强制检查措施不以相对人违法为前提，通常适用于事实尚不清楚的场合。行政强制预防措施是行政机关对可能危害行政管理秩序或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或是物实行强制控制，以防止危害发生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制止措施是指行政机关针对正在实施危害行政管理秩序或他人合法权益行为的相对人，为制止其危害行为而对其人身自由或财产采取的强制措施，如交通管理法律、法规规定的对超速车辆的扣留，海关法规定的强制带离现场等措施都属此类。行政强制制止措施适用于危害正在发生而尚未结束的场合，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危害的扩大。行政强制保障或辅措施，是为保障以后的行政管理工作能正常有效地进行或者辅助具体行政行为的做出而实施的强制措施。没有该强制措施的保障或辅助，行政管理工作可能就无法或很难有效进行，后续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可能无法实施或很难有效的实施。行政执法中的查封、扣押、冻结、强制检查等措施即属此类。行政强制保障或者辅措施多适用于惩罚性具体行政行为做出之前，而相对人又有明显逃避惩罚迹象的场合,其目的是保证后续具体行政行为的顺利实施并保障其内容落到实处。

无论哪一种一般性强制措施，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不是为实现某个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而采取的，也不是出于事态紧急而实施的。一般性行政强制措施是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某些行政机关进行日常行政管理的一类手段或办法，通常是在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或履行其职责过程中使用。就现有的规定这类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来看，采取这类行政强制措施的前提条件和情势范围尚不很明确，在这一方面行政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因适用场合和目标的不同，行政强制措施存在不同的种类或不同的形态。不同种类和不同形态的行政强制措施有许多差别，但不能因此就人为地将某些种类和形态的强制措施排除在行政强制措施之外。行政强制措施作为强制办法和手段，既可以在强制实现义务内容的行政强制执行中运用，也可以在行政即时强制中运用，还可以在日常行政管理中为查明情况或有效控制违法危害状态而使用。

四、行政强制措施的可诉性

行政强制措施的可诉性问题也是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由此可见，行政强制措施属于法院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这是对行政强制措施可诉性的概括性规定。

可进行行政诉讼的行政强制措施包括预防和制止性强制行为以及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前者如强制治疗某种疾病，对酒醉司机的某种约束等，后者如强制划拨、扣缴、拆除违章建筑、强制销毁违禁物品等。相对人对强制执行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其理由应是强制措施本身侵权，如相对人认为强制措施所执行的行政决定违法，则不能以强制执行措施为诉讼客体，而只能以原具体行政行为为客体提起行政诉讼。作为行政诉讼案受案范围的行政强制措施不限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二）项所列举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而应包括所有行政强制措施。

笔者认为，事实上因对行政强制执行措施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可以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如果行政强制执行措施所实现的完全是原某项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而未导致产生新的义务，那么，该行政强制措施只是原某项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即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部分，相对人对这种行政强制执行措施不服不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二种情况是，如果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在实现原某项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义务的同时，又导致形成了新的义务，那么就新的义务部分而言，该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就是一项新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不服，可以单独对其提起行政诉讼。

五、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规范

由此可见，可以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一个范围宽广的概括性、包容性概念。它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所追求目标的也各不相同，从我国现行法对它的规定来看，也有很大的差异。一种是各个领域的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形式。这种形式的规定，一般都不直接使用行政强制措施的名称，而是使用最能直观地描述强制手段的语言和叫法，如强制约束、强制带回、限制活动范围、强制离境、强制立即离境、扣留、查封、扣押、冻结、强制扣款、、强行拍卖等等。另一种是《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和《立法法》规定的形式。这种形式的规定，都是用行政强制措施概括地指称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名称不一的各种强制手段，如《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二）项规定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

立法通过对各种行政强制措施进行规范，来规范行政行为，尤其是行政强制。法律规定哪些机关通过什么形式可以设定哪些种类的行政强制措施，规定何种机关可以在什么条件下，按何种程序采用行政强制措施，采用行政强制措施限制相对人权利可以限制到何种程度，以及相对人对行政机关采用的行政强制措施（行为）不服，如何寻求救济和救济的途径等。通过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上述规定，可以排除未经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存在，也使有关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能受到法律的规范、约束和控制，还可以为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审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标准和依据。因此，从依法行政的角度出发，研究规范行政强制措施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值得我们探讨。

参考文献资料：

1.《警察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余凌云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22-156页；

2.《中国强制执行制度概论》孙加瑞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第456-489页；

3.《行政强制执行概论》李江等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6-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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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作为一个名词术语，在我国和其他国家，其使用范围都是很广泛的。以下就是由求学网为您提供的试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

无论是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还是公共机构、社会团体、经济组织等内部事务的管理，都被叫做行政管理。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专有概念，我国理论界普遍把行政管理定义为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一下三个方面：

首先，行政管理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的运作过程。明确行政管理的实质，可以把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同公共机构、社会团体、经济组织等内部事务的管理活动明确的区分开来，有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政府活动所具有的特殊性，更加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行政管理的实质及其规律性;其次，行政管理是一种管理活动管理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组织活动。明确国家行政活动的管理属性，可以把行政管理同国家的立法活动、司法活动区别开来，突显行政管理的执行功能，这有助于更好地借鉴和吸收其他管理活动中的有益经验和作法，提高行政管理的操作和技术水平;再次，行政管理活动的主体和客体有着明确的规定性。

所谓精简，就是各级政府的规模要适度，行政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编制要少而精。新时期坚持精简原则，一是机构、层次、编制定多少，必须严格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凡属重叠和多余的机构、层次、人员，一律合并和撤销。二是随着行政工作的发展，应把某些事务交给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去管理。三是建立和健全各种工作制度，提倡科学方法，以降低国家行政管理中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提高工作效率。

所谓统一，就是保持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过程的完整统一性。任何国家都只能有一个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权，因此，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无论是权力下放，还是分级管理，都不能破坏国家行政管理的完整统一性。遵循统一原则，首先是要坚持行政目标的统一性，各级政府必须以共同的总体行政目标为基础，进行目标同一的行政管理。在目标统一的前提下，分解政府职能，建立政府内部的各层次和各部门，并依此明确它们的职、权、责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次是要坚持行政领导的统一性，实行首长负责制，形成明确的上下级行政领导关系，防止政出多门，多头指挥现象，保证各个行政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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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大学生的认知水平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逻辑起点。学生是否通过教师传授，了解并接受了社会期望给予学生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是衡量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首要标准。

(二)学生是否将教师所传授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内化为自己的理想、意志和信念

学生在接受、理解、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和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是否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理论，并顺利内化为个人的道德素质，形成自身的道德情感、意志、信念，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衡量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第二个标准。

(三)学生是否在行为上实践教师所传授的思想政治观点，并能够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政治理论和社会道德规范应用于实践，达到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是衡量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最重要标准。认可某种道德规范并不意味着在主观行为上会按照这种要求行事，只有学生在道德认知的作用下，自觉践行道德规范，真正将道德认知落实到道德行为上，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才达到了最终的教育目的

二、制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实效性的因素分析

(一)从实践主体之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来看，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质量密切相关，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关键点

我们在肯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水平差距较大，有的教师专业知识不牢固，只注重书本知识的讲授，忽视学生的情感变化和接受能力；有的教师社会实践经验欠缺，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脱节，理论联系不上实际；有的教师不注重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教学方法单调枯燥，无法调动学生的主体性，这些都制约和影响了教学的实效性[3]。

(二)从另一实践主体的学生来看

大学生的生理、心理尚未完全成熟，还未形成完整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荣辱观，意志力较差，缺乏自控能力，容易接受不同的观念和意识。信息全球化时代，各种思潮相互交错激荡，价值观念多样化，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带来不容忽视的冲击，直接导致部分大学生价值观的失衡，理想信念模糊，政治意识淡化，主体意识与自我化倾向，进取意识与功利化倾向，思想走上歧途。这必然会损害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带来负面和消极的影响。

(三)从实践客体来看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它公共基础课相比，在内容上侧重于政治理论知识，较多强调理论，对大学生来说太抽象，在学习过程中感觉枯燥无味，缺乏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日新月异，致使思想政治理论相对滞后于现实，不能满足解释现实社会问题，指导当代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需求，不能有效引导大学生的思想发展。

三、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实效性的路径探析

(一)树立全新的教育理念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树立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做到关注学生的心理需要，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敢于面对学生的差异，重视学生已有的学习经验，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均等的学习与发展的机会，以学生的能力拓展为中心开展教学，确立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人翁地位，尊重、关怀的教学环境中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荣辱观，形成新的合作型师生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与学的良性互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才能满足大学生的合理需要，更有吸引力和针对性。

(二)不断充实更新教学内容

思想政治课程内容的确定应超越爱国主义和道德知识的局限，在切实保证教学内容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其中所蕴藏的人文精神，加强文化的融合性与学术性，突出理想信念和民族精神，更多的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关注学生的内心体验，使抽象的理论通俗易懂，增加授课的实效性。同时，内容设置上要注重与时俱进，同大学生生活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相结合，适时将新的社会信息和时事材料补充到教学内容中，重点帮助学生掌握分析解决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增加经典案例和生活中的实例，让大学生真切地体会到课程的内容既有高远的理论，也有具体的指导意义，从而感受到课程的有用性，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随着学生兴趣的增加、主体性的发挥，教学实效性也随之提高。

(三)丰富完善教学方式方法

提高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的多化和教学手段的多样化也是极为重要的。首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根据教学内容采用案例式、讨论式、情境式、发现式、演讲式、辩论式教学法以及自主学习法等教学法。教师在教学中应以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来满足与刺激学生对学习的渴望与需求，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主动参与、自我发展。其次要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多媒体教学手段被大量应用于教学。教师要学习掌握并尽可能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使教学过程图文并茂、音像兼备，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形象化，增强教学的生动性、趣味性和吸引力。再次要引入实践教学。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是实现思想政治教学实效性的重要环节。教师在教学中应开展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学生自主实践、探索，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办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在认识社会，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实践中感受知识的价值和思考的意义，获得能力的发展和深层的情感体验[4]，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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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模式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提升的新举措

2.1活跃的理论教学在理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活跃性的体现。要求教师对学生的特点深入分析，在完全熟悉教材的情况下，使用符合学生特点的教学方式让教学课堂更加生动活泼。例如能够借助师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的讨论和辩论方式，或者创设教学情境，用多样化的方式开展课堂教学，让课堂教学更加灵活，鼓励学生多多参与课堂教学，强化教学之间的互动，以切实提升理论教学的有效性。

2.2务实的实践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需要脚踏实地，要树立起大思政理念，联合党办、学工与团委等单位，彼此合作，一同开展实践教学工作。可以和周边革命传统教育单位合作，建设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习基地；有条件的话可以让学生去一些老少边区巡访，去了解历史，培养爱国主义的精神；可以每年安排学生进行暑期社会调查，去触摸生活温度，感受社会发展；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和校园文化活动，以培养学生各方面能力和提高他们各方面素质。

2.3创新教育教学方式要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使用多种教学方式，依照学生的具体情况和课程推进情况，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诸如项目教学法、案例补充法、多媒体教学法、实践验证法、问卷调查法等等多种方式，构建一个和学生特点相适应的切实有效的课程教学方式。

2.4多样化的考评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学习的好坏，不是从试卷上就能够看出来的，应该加入对学生平时道德表现的评价、社会实践结果评价以及学生在平常活动中参与的具体情况等，联合班主任和班级辅导员一起进行期末成绩考查。

2.5创新管理模式重视管理模式，不但是重视课堂教学管理，同时需要重视校园各种实践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管理。融合课堂任课教师管理、班主任实践跟踪活动管理与学生自我教育管理，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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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化学校行政管理领导班子,提高管理意识

优化学校行政管理班子是为了不断完善管理机制,规范管理程序,加强学校宏观决策调控的职能,保证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充分发挥每个行政管理人员的作用,激发全校教师员工齐心协力重抓教育教学的激情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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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要解决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建立强制证人出庭制度及相关的配套制度。

其一，关于证人出庭制度，涉及多方面的问题。笔者觉得，既然要求证人作证是一项义务，它就隐含着，如果相关证人未履行义务，当然就可以强制其到庭。因此，强制证人到庭，应当是一种法律的基本原则。

其二，如何看待所谓的“可以不出庭的证人”范围。对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作了相关规定。笔者认为，这只能视为一种指导性的意见，对各级法院具有价值。但这并不是说，《解释》所罗列范围的证人，法院就不能强制其到庭。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官针对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提出了建立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考虑。即当证人证言是关键证据时，证人必须出庭作证。确定关键证人的指标有三个：（1）证言所证实的事实是否确有争议；（2）证言是否影响到定罪量刑；（3）证人是否可能出庭。根据这三个指标，下列几种情况证人可以不出庭：（1）多名证人在审前对同一事实作了相同的陈述，在已经足以确认事实的前提下，证人则不必一一出庭。（2）证人证实的已经为对方所认可。（3）已形成证明体系的其他种类的证据足以取代该证人证言。（4）经过法官主持已进行庭前证据开示的书面证言，经过控辩双方交换意见后均无异议的。其实，这种考虑无疑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其三，证人是否应当出庭的政策性决定应由何方做出？应怎样做出？如果这种决断权由法庭单方面做出，上述第二个方面问题就不再存在。但所谓的控辩式的审判似乎也就大打折扣。

当然在当前，如果只要一方要求证人出庭，法庭就无一例外地加以许可，而不作任何考量，可能既不合“国情”，也与国际性的司法潮流不相适应。但不管如何，如果我们要维持控辩式的审判方式，那么最为妥贴的办法就是：证人是否应当出庭，原则上应在法庭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商讨决定，但最终的决定权应由法庭行使，只是法庭的决断必须申明合理的理由。

其四，关于强制证人出庭的方式。，司法实践中，法院是向证人发出出庭作证通知书，没有相应的强制措施。对此，学者们认为，对无正当理由接到法院出庭作证通知后拒不出庭履行作证义务的，应当设置相应的司法强制措施，如强制传唤、罚款、拘留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完善证人的保护制度。从司法实践来看，完善证人权利保障制度无疑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一方面，要建构完善的证人人身保护制度。有学者提出，对于重大疑难案件中的重要证人以及可能遭受打击报复的一般案件中的证人，应实施全程令状保护制度。除了现行立法规定的事后责任追究外，还要建立对证人的身份保密制度。另一方面，要明确规定证人享有补偿权。立法应明确规定证人享有经济补偿权的范围和补偿费用的资金来源。学者们普遍认为，这项补偿费用应该包括：证人因出席庭审而支付的费用、遭受的经济损失和其他必要损失。至于补偿费用的资金来源，学者们认为，证人作证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国家承担。具体做法是，在审判阶段，证人费用由法院统一支付。

第二，在立法中要建立证人豁免制度。

证人豁免制度，也就是证人特权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是确立证人的拒证权，亦称“免证权”，它是指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拒绝充当证人或对某些拒绝陈述的权利。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中没有规定证人拒证特权的规则，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也没有涉及。在界，对于我国是否应建立证人拒证权规则，学者们观点不一。笔者认为，从实际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例，我国刑事诉讼中应逐步确立以下一些方面的证人拒证权：

1、不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即赋予证人在法庭上的言论以刑事责任豁免权。这是保证证人作证制度顺利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任何人不得自证其罪的题中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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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据收集与固定不规范本案中工商部门在对某有限公司无照经营的食品扣押后，在未作出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决定前解除了扣押，解除扣押的食品被涉案公司自行处理。工商部门作出的扣押及解除扣押文书上均未对扣押物品特征进行详尽描述，仅列明为11箱。该工商局的做法令此部分证据灭失无法再重新调取核实，只能根据涉案公司负责人的供述和该公司员工的证言，认定上述11箱食品共计2500支，确定购买金额为30万元。司法机关在证据审查时对行政执法机关对该案扣押物品的处理提出了异议。根据《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施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30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查封、扣押期间作出处理决定。对于经调查核实没有违法行为或者不再需要查封、扣押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作出处理决定后应当立即解除查封、扣押。依据上述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查封、扣押期间先作出处理决定，对没有违法行为或者不需查封、扣押的决定解除。本案中涉案公司是存在违法行为的，而且在未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前是不能确定扣押物品不再需要扣押的。正是工商部门对扣押物证的不当处理，致使该案的重要物证灭失，无法再重新调取核实，最终司法机关以涉案公司无照经营数额不符合追诉标准将案件退回作行政处罚处理。行政执法部门固定证据的意识不强、取证不规范的作法给案件认定罪与非罪人为造成了障碍。事后检察机关向工商部门下发了《检察建议》，要求该局今后规范调取证据，移送案件，保证移送案件定性准确、证据完善。

二、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存在问题的分析

(一)行政执法机关对法律的理解有误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时发现违法行为符合《刑法》具体条文的文义时，即认定行为涉嫌犯罪，并不认真查找比对相关司法解释对具体犯罪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特别是在新的司法解释对立案追诉标准作出新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执法机关由于未及时掌握法律规定的变化，极易对违法行为作出错误认定而冒然移送案件。

(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紧密行政处理决定有具体期限，公安机关立案决定有具体期限，而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无期限规定，导致一些案件在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协商过程中，面临行政执法期限超期的问题。行政执法机关为了避免超期，会在向公安机关正式移送案件之前先行作出行政决定，再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这样即保证了行政行为不违法，又保证了对涉嫌犯罪行为的追诉。但是，这种作法会使刑事追诉面临一事两罚的质疑，而且行政决定的执行会造成证据的灭失。如前所述案例，正是由于行政机关为了保证扣押不超期，在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前作出了解除扣押的决定，致使该案的关键证据灭失，无法准确认定违法行为的罪与非罪。

(三)侦查机关易受行政执法机关意见左右行政执法机关对案件的定性虽然不是司法认定的依据，但是侦查机关接受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案件需依据其已调查收集的证据决定立案，易受其意见影响。对行政执法机关调取的不符合法定要求的证据侦查机关需重新调取，使侦查机关立案后经侦查才发现移送的案件证据不足或不构成犯罪，但公安机关又不愿承担撤案的后果，勉强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这既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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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质量世纪，在21世纪的经济大战中质量将成为占领市场的最有力武器，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面对经济全球化，各国政府和企业都注意到，要想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和取得领先地位，必须使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质量达到和保持世界级的先进水平，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是贯彻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和进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高等职业教育引人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建立或通过由第三方审核的质量管理体系，公开向社会和学生承诺教育教学质量，以满足社会对学校的需要以及学校自身管理的需要是必要和可行的。

一、高等职业教育质，管理体系认证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现有的资金投人、基本设施条件、教学管理方式等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学生需要，教育质量问题已经非常突出，按照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建立适合高职教育特色的质量管理体系成为高职教育管理的重要途径。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它的基本原则强调领导作用和全员参与，强调以顾客为关注焦点，采取过程方法，持续改进。这种全面、全员、全程的管理，用过程控制、保证产品质量，能确保质量目标、质量方针的实现，体现了质量管理的基本规律。

1.高等职业教育引入IS09001标准，有利于引进先进的质量管理观念。

“以顾客为关注焦点”对学校而言，就是必须强化服务观念，将学生、家长、社会的需求作为学校开展工作、谋求发展的重心与焦点，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突出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过程方法”指学校所有教育服务工作都是通过“过程”来完成，只有保证过程的有效控制，才能有效地保证教育结果的质量。教育工作者要从根本上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必须树立全过程管理的观念。它的“全员参与”的原则促使学校的每位教职工都明确自己的职责，都能参与到质量管理的全过程中，并体会到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关系到学校整体教育质量，大大增强了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它的“持续改进”的原则，促使学校的每项工作不断发现问题，不断得到改进，确保学校的工作始终充满活力和朝气。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是一种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它有客观实际的操作程序，使教学活动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职责分明，从而确保了每个教育环节的质量和效益。

2，高等职业教育引入IS09001标准，有利于规范教育服务管理，提高教育质量。

管理是学校永恒的主题，教育服务管理规范才能保证教学秩序稳定和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才能提高教学质量。而IS09001标准正是一个动态的质量管理标准，形成了从计划、实验到检验、改进的闭环管理模式。IS0900I标准又是一种利用内外信息促进自我完善、持续改进、超越现在、达到卓越绩效的管理机制。因此，引人IS09001标准的目标，正是要建立永恒改进的质量管理机制，帮助管理者取得卓越绩效，实现永恒发展的目标。根据IS09001标准要求，结合高职教学实际拟定学校质量方针、质量目标，这将使学校办学方向得到进一步明确。教学管理工作程序文件化，按过程进行控制，明确职责，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教学管理中的随意性、随机性，保障了学校管理工作的计划性、有效性。按IS09001标准编制的《质量手册》、《程序文件》、《管理制度》等一整套文件，使学校日常工作按照文件要求认真执行，并留下可追溯的记录。通过质量方针、质量目标、审核结果、数据分析、纠正和预防措施及管理评审等，使学校整体工作得到持续改进。学校管理逐步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内部管理和教学质量可得到质的提高。

3.高等职业教育引入IS09001标准，有利于规范学校教育质蚤管理评价。

目前高等职业学校的教育评价部门主要是上级行政机关，对学校的教育教学的检查与评价的依据主要停留在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等静态的文本上，其评价主要是以上级主管部门的评价为主，所进行的评价也主要代表专家的意见，学校质量管理工作的考核，主要也不是来自服务的对象。而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由国家承认的认证机关.以客观的第三者身份.依据IS09001标准的相关条款，对教育质量管理的各项T作进行规范和评价，确认其质量管理体系是否具有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能力，是否有充分依据值得社会和消费者信赖。这里的规范和评价十分强调“所有教育服务工作都是通过过程来完成的”，要求学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把IS0900标准的相关条款有机而合理地体现于学校的各项工作过程之中，确定各个过程的合理接口和职责权限，建立一套文件化的质量管理体系。因此，将IS09001标准应用于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管理，实行教育质量管理ISO认证，符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管理评价要求。

4.高等职业教育引入IS09001标准，有利于教育与国际接轨，提高市场竟争力。

21世纪是一个“教育国际化”的世纪，加人WTO更加促进了中国教育与国际接轨。中国加人WTO后，最直接的影响是我方在初等、中等、高等、成人教育及其他教育服务项目上做出承诺，许可外方为我提供教育服务。在教育服务提供方式上，允许商业存在，即允许中外合作办学；对自然人流动，承诺具有一定资格的境外个人教育服务提供者应中国学校或教育机构聘用或邀请，可以来中国提供教育服务。这些新情况告诉我们，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竟争对手不仅有本国同行，还有国外强大的竞争对手。高等职业学校尤其是那些民办高等职业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面临着如何使国内外顾客承认、接受和信赖，争取到更多生存空间的问题。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应是具有国际开放意识，能够进人世界经济、文化和技术大循环的高等职业教育，中国应该有一批在国际上具有鲜明品牌形象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需要一套各国认可的质量管理保证标准。IS09001标准是发达国家多年来质量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结晶，具有国际性和先进性。用于高等职业教育可规范学校管理工作，实施系统、透明、文件化、程序化、科学化的管理方式，适应教育国际化发展要求。因此，在我国实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国际认证，将促使高等职业学校树立市场竞争意识，提高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能力，从而向国内外社会和受教育者提供充分的信任，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提升国际竟争力。

二、高等职业教育质.管理体系认证的可行性

1.TS09001标准的管理原则与方法适合高等职业教育质1管理。

IS09001标准的管理原则主要体现在“质量管理的八项原则”：以顾客为关注焦点、领导作用、全员参与、过程方法、管理的系统方法、持续改进、基于事实的决策方法、与供方互利的关系。IS09001标准的管理方法主要体现在“过程方法’，和“PDCA’’循环上。“过程方法”就是识别质量管理体系所需的过程及其在组织中的应用；确定这些过程的顺序和相互作用；确定保证过程有效运行和控制所需的准则和方法；确保可以获得必要的资源和信息，以支持这些过程的运行和对这些过程的监视；监视、测量和分析这些过程；实施必要的措施，以实现对这些过程策划的结果和对这些过程的持续改进。"PDCA”循环中P(策划)：根据顾客要求和组织的方针，为提供结果建立必要的目标和过程；D(实施)：实施过程；C(检查)：根据方针、目标和产品要求，对过程和产品进行监视和测量。并报告结果；A(处置)：采取措施，以持续改进过程业绩。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管理原则和方法不仅适用于企业质量管理，同样适用于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管理。由教育部颁布的《教学管理要点》指出的教学计划、教学实施、教学检查和反馈处理的关系正是PDCA循环的体现。因此，IS09001标准的管理理念完全适用于高等职业教育管理。

2.IS09001标准应用范围包含了教育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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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实行内部控制的现状

现阶段各级行政事业单位为加强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许多单位尤其是一些较大的部门机构设立比较健全、制度相对完善，也基本上配备了专门的财务人员，专人负责审核，实行“一支笔”审批。当前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在内部控制方面普遍存在以下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不够”：

(一)领导内部控制认识不够到位。主要表现在许多行政事业单位领导根本不了解内部控制知识，在思想上对建立健全单位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和现实必要性的认识不到位，抱着无所谓态度。有的单位领导错误地将财政的部门预算控制等同于内部控制，认为有了部门预算就无所谓内部控制体系了。在实际工作中，甚至有许多单位负责人把财会部门当成“钱袋子”，会计人员仅仅扮演“付款员”的角色。

(二)单位内部控制制度不够健全。部分建立内部控制制度的行政事业单位没有将内部控制面覆盖到单位的所有人员和各业务环节。甚至个别小单位将会计、出纳、资产管理等不相容职务均由一人担任，根本没有内部审计制度。

(三)预算控制措施不够有力。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财政部门预算编制比较粗糙。二是预算执行刚性不够。

(四)监督约束作用不够明显。目前，很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审计机构形同虚设，有的单位甚至没有审计机构。在设立内审机构的单位审计机构领导和人员均是单位领导任命，其上下级隶属关系、经济利益均受到单位领导制约，这样势必造成外部监督机制弱化，使内部控制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五)专职财务人员素质不够。依照法律规定，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对策

做好内部控制工作，并不是财政部门或行政事业单位一家之事，需要根据各自的职能和职权范围，分工负责，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总的来说，财政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行政事业单位要抓好具体落实工作。针对上述存在的五个方面问题，财政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要共同努力，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做好内部控制工作：

(一)领导重视是加强单位内部控制的前提。行政事业单位领导只有充分认识到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才能引起其思想上的高度重视，才能认真地去组织人员立制度、抓落实。为提高内部控制效益，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可以推行法人经济责任制，将责任风险直接与决策层人事任免、经济效益挂钩。按领导分工相应予以授权，规定职责，从而实现各尽其职、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控制目的。同时，有必要建立财务公开制度，定期将单位财政资金收支情况公之于众，接受单位成员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二)完善制度是加强内部控制的重要保障。建立和完善单位内部资金使用制度是推进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维护财经纪律，抓好增收节支，强化财政管理职能的重要措施。对于行政机关与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我国各地做法不一。财政部门可以针对当地具体情况，在国家已经出台的加强对内部会计控制的相关条款的基础上，以行政单位会计管理制度为载体，统一模式，制定相对规范的行政单位内部财务会计管理控制制度，使各行政单位在内控方式、技术、手段等方面有章可循，使得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机构和岗位设置合理、职责权限划分明确，从而进一步减少资产损失风险，切实规范行政单位的会计行为，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加强预算管理是实现内部控制的关键。预算管理是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核心，贯穿整个单位的业务活动。加强预算管理主要体现在编制与执行环节。编制时要“准”，即部门编制预算要在实施综合财政预算的基础上，努力做到零基预算和细化预算，特别是在编制支出预算时，应从单位当年实际需要出发，结合当年财力状况，核定具体支出额度，明确各项支出的方向和用途。执行时要“刚”，即在执行环节应进一步强化预算的刚性约束，防止随意调整追加预算以及超预算、扩大预算范围等行为的发生。

(四)实施动态监控是加强内部控制的有力手段。内部控制是动态的、持续的，其有效执行，仅靠各部门和相关人员的自主执行远远不够，必须建立两级监控体系对实行全面动态地实时监控。第一级是财政部门负责对行政事业单位监督，第二级是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纪检监察部门负责对内部各机构进行监督。通过定期开展内部审计来审查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执行是否有效，评价相关部门和人员执行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况，其目的督促其充分、有效地执行内部控制制度。

(五)提高财务人员素质是加强内部控制的根本。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成败根本因素在于单位成员素质的高低程度，尤其是财会人员。他们既是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者，又是监督者，所以不仅要求他们具备较强的政策法律意识和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而且还需要有一定的职业道德水准。教育培训是提高财务人员素质的有效手段，通过培训使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政策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知识不断更新，技能不断提高，会计职业道德不断提升。有“能”才有“力”，只有财务人员素质提高了，他们在执行内部控制的实际工作中，执行力和监督力才能不断增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