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历史转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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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从书面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过程，是观察、分析、思考等高层次能力的基础，学会阅读是学生学会学习的基础，有利于学生的终身发展。教材是中学生的主要阅读材料，在历史教学中如何依托教材使学生掌握阅读技能、理解潜在意义呢？充分把握关键词、扣准历史概念、横向迁移知识、掌握章节结构是几种有效的方法。

一、充分利用关键词

1.程度词：抓住程度词，可以理出事件发展的完整过程。如：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经历了“建立”、“巩固”、“完善和发展”、“加强”、“强化”、“进一步加强”等几个阶段；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经历了“开始形成”、“进一步加深”、“大大加深”和“完全形成”四个阶段；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的改造经历了“初步”、“进一步”、“彻底”等阶段。

2.重复词和序数词：抓住这类词可以建立同类内容的专题知识体系。如《九国公约》签订“又要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抓住“又”字就能将近代列强在侵华问题上的阶段性和相互关系发掘出来，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历了“相互争夺―共同支配―日本独占―共同支配”的历程；又如“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再度高涨”，抓住“再度”就能理出十九世纪国际工人运动“―低潮――低潮”的发展态势；维新派和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形成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抓住“第一次”，可以思考还有哪些思想解放潮流？由此就能理出中国近代几次思想解放的知识结构；“1870年，法国了第二帝国，建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抓住“第二”和“第三”，就能将法国政体的演变整理出来。抓住线索，再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一过程，产生了何影响，从中得出什么认识等。这样有助于建立立体知识结构。

3.关联词：关联词表示事物间的联系，抓住这类词利于把握知识点间的联系，不仅能建立牢固的知识结构，而且有助于深化认识。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虽继续抗战，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通过提示词，我们不仅可以知道抗战态度的变化――动摇，而且应注意蒋仍“坚持”抗战而没有放弃抗战。

4.对比词：抓住这一类词可以把握同类事件的一般规律（普遍性）和某个事件的突出特点（特殊性）。如：“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运动在世界许多地区展开，美国、德意志、意大利、俄国和日本等国家通过不同方式，走上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对于“不同方式”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几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那么“不同”表现在哪里？为何会有这种不同？由此我们就可以把握各国的特点；结果是一样的，都“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由此我们就可以把握本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将不同方式与相同结果结合，我们能认识到历史发展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5.抓住既能体现主体内容，又能拓展、深化教材的提示词，逐步分析，层层深入，培养阅读和分析能力。如“14、15世纪，人类历史经历着巨大的转折”。句中“转折”指什么？为何会出现“转折”？根本“转折”是什么？从而准确把握本阶段的特点和经济与政治、思想的关系等。又如：“督政府一方面……另一方面……建立正常秩序。”句中“正常”是提示词。由此分析“正常”的表现是什么？为何说是“正常”？之前是“不正常”，表现是什么？为何会出现这种“不正常”？这就能深化学生对法国大革命过程的理解。

二、扣准历史概念

有的历史概念本身就包含了许多要素，抓住这些要素就能准确、全面地理解该概念。如：“新思潮萌发”，包含三个要素：一是含义：思想潮流而不是其它潮流；二是思想的特点即“新”而不是“旧”；三是程度，即“萌发”而不是发展或广泛传播。再如：“早期维新思想”，“维新”点出了其性质，与原来思想有差别；“早期”点出了发展程度依然较低，尚不成熟，等等。这样分析既能准确把握本概念的内涵，又能明了与其它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三、横向迁移知识

所谓学科能力，简单地讲就是知识的迁移能力，迁移是指“已掌握的知识或技能在学习其它类似的新知识的过程中起作用的现象”，也就是知识运用能力。迁移能力既是能否全面掌握知识、深入分析问题的重要标准，又是判断学生是否具有创新能力，能否“持续发展”的依据。历史学习中发散式迁移，即在没有明确的要求下的一种自觉迁移，是一种重要能力。如分析影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经济发展的因素，南方主要是北民南迁，北方主要是社会环境，两者结合就能得出影响该时期南北经济发展的因素是社会环境、劳动力和技术，并且还可将这一认识迁移到认识其它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原因中。同理，其它时期的因素也可用来分析本时期的问题。这样就能全面把握影响封建经济发展的因素。类似的还有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统一的历史条件；政治经济的关系，等等。另外，不同学科间“迁移”不仅是知识的，而且是能力的。带有共性的方法可以相互迁移；课内学习的能力和方法也可以向社会生活迁移等。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能力。

四、掌握章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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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从书面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过程，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是每个学生必须掌握好的特有的学习方式，也是观察、分析、思维等高层次能力的基础。如何让学生学会阅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是中学生学习历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实现高效历史课堂的前提。对于现行历史新课程教材在历史课堂上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着力呢？

一、学会阅读目录，宏观把握历史结构

历史教材的目录不仅起到索引作用，更能提示学习的内容，体现了知识的内在结构和联系。它有助于我们透彻地理解历史课本的内容，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更全面地把握知识结构。阅读目录时要分析单元与单元之间、课与课之间的关系。通过阅读目录，就可以了解单元与课之间的关系，理清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从宏观上掌握历史发展的线索。

二、培养学生阅读课文的能力

第一，明确章节关系，明确该课在全书的地位作用，明确课内各目的关系。第二，必须要动笔做好圈点评注，做到眼、手、脑“三到”，而且要把重点、难点圈划批注和质疑。第三，列出本课的知识要点。第四，要批判性地读，对课中的史实和观点敢于发表意见，把自己瞬间的一些思想记录下来。

还要让学生养成“闭卷沉思”的习惯。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往往花了较多的时间看书，但书本一合就完事，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么，闭卷沉思思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提炼要点，提高记忆的准确性。韩愈在《进学》一文中说：“记事者必提其要，篡言者必钩其玄。”“钩玄提要”的方法用于学史，就是抓住纷繁复杂的历史内容的要点，化繁为简，便于记忆和理解。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阅读能力的培养。

三、培养学生阅读历史插图、地图、大事年表的能力

历史不仅生动形象，多姿多彩，而且具有时空性。历史的时间表象反映历史时间的持续性与顺序性，历史的空间表象反映固定的空间和变化的空间，历史的时空表象对历史时空观与历史思维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历史学习中，要注重多看历史地图，大事年表，重要的甚至可以动手制作。学生通过主动参与学习的活动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四、学会抓住重点词

1.程度词：抓住程度词，可以理出事件发展的完整过程。如：运动经历了兴起、发展、全盛、转折和失败等几个阶段；经历了酝酿、爆发、失败几个阶段；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经历了“开始形成”、“进一步加深”、“大大加深”和“完全形成”四个阶段。

2.重复词和序数词：抓住这类词可以建立同类内容的专题知识体系。如“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抓住“第一次”，可以思考还有哪些思想解放潮流？“1870年，法国了第二帝国，建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抓住“第二”和“第三”，就能将法国政体的演变整理出来。抓住线索，再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一过程，产生了何影响，从中得出什么认识等。这样做有助于建立立体知识结构。

3.抓住可以把握同类事件的一般规律（普遍性）和某个事件的突出特点（特殊性）的对比词。如：《中国的发展》“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破坏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客观上为的发展提供条件”。抓住句中“进一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本主义的侵略，是通过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破坏而实现的。那么侵略是如何渐进的？对自然经济的破坏表现在哪里？如何进行的？为何必须要走这样的道路？由此我们就可以把握我国民族资本义的特点及其形成这种特点的深层次原因。由此我们还可以通过中外对比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方式，将不同方式与结果相结合我们更能认识历史发展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4.抓住既能体现主体内容，又能拓展、深化教材的提示词，逐步分析，层层深入，培养阅读和分析能力。如“工农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句中“转危为安”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之前会出现危的局面？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哪些人导致的？从而准确把握前一历史阶段的发展和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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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文课程标准》突出了四个理念，但贯穿整个语文课程的新理念却是以学生为本、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本的理念。究竟是以传授知识为本，或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是以教师为中心，或是以学生为中心；是以被动接受性学习为主，或是以自主学习为主。这是新旧教学理念的分水岭。《语文课程标准》第一次提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是语文教育界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关于语文的工具性，过去我们讲得很多。语文是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的工具，是人脑思维的工具，是学生学习其他学科的工具，是人类传承文化、积累文化、传达社会价值观的工具。如果认识到此为止，语文就可能陷入“纯工具论”的误区或“工具理性主义”的泥潭。只是工具，就可以因为某种需要而转换职能、失却本我，嬗变为和其他工具等同的工具，语文就异化了。语文作为工具，是和人、人的生命，具体的人、社会历史的人紧紧地联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开了人，语文就不复存在，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语文离不开人，它富于人性、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语文为个体的人所掌握，又显示个性、具有灵性，是智慧之泉，是创造之源。语文反映社会历史的变迁，积淀社会文明的精粹，散发民族文化思想的光辉。因此，语文又是民族之根、国家之魂。

综上所述，语文课程的人文性、是以人为本、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本的新理念在语文课程中的体现，是依托“文”来体现人的人生观、审美观、价值观的课程。因此，语文教学过程就是工具性、人文性统一的过程，是人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是激发人的生命力、创造力的过程，是在特定的时空中教师与学生双向生命运动的过程。所以《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 主体──主人决定学习语文的过程是自主学习的过程，教师则是“学习活动的引导者和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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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新思潮大量涌入，“天赋人权”“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思想理论也输入中国。这个时期，随着先进思想的涌入中国人开始觉醒，也带来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同时带来了中国女性的觉醒。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由此起步，新型的反封建，反迷信，追求科学、真理、独立、平等、自由的女子教育逐步打开局面。

一 女子教育的发展需要经济的发展作基础

从哲学的角度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育属于上层建筑。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与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的萌芽和近代工业的发展是相关的。例如：近代工业的发展对于知识女工的需求，客观上促进了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为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在当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支持，无论是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还是在经费的支持等方面都是如此。

二 女子教育的发展需要政策给予保障和支持

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对女子小学堂及女子师范在办学宗旨、入学年龄、课程设置、修业年限、培养目标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和要求，正式将女子教育纳入教育体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法律上赋予了女子学校教育的合法地位，这在当时大大促进了女子教育的发展。

女子教育的发展不仅在起步和缓慢发展时期，需要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的支持。在今天也是如此，这一点在贫困山区和教育相对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阶段尤为重要。在这些地区，部分学生尤其是女学生辍学较早，这不仅需要国家相关法律的保证，更需要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具体政策和对国家教育政策的落实力度。再者，如今由于劳动力的流动频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尤其女孩子的教育问题也需要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的保障和支持。

三 女子教育的发展需逐步提高女性社会地位

近代每一次女子教育的大发展时期，总是伴随着广大女性为获得社会地位的提高而争取平等权利和自由解放的运动。

例如，前后的第一次女权运动时期，随着“天赋人权，男女平等”思想的传播，广大妇女从要求人格独立到提出政治平等，要求把男女平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五四”后的女权运动，不仅仅在口头上要求自治，而且还付诸了行动，努力争取男女权利平等，争取妇女参与政权。这些不仅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更促进了女子教育的发展。 转贴于 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让更多的女性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促进了女子教育的发展，而女子教育的发展也让知识女性积极主动争取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在当代，虽然女性社会地位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在有些方面女性的社会地位还有待提高，如政府机关中女干部，尤其是女高层干部，企业中女高管的总体数量仍然低于男性。再者，虽然通过多年的努力，妇女走出了家庭，从事职业，但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没有了从前那种在家里做主妇的责任，中国妇女职业上的解放动力来自于西方，但并没有因为职业上的解放而放弃中国妇女原本的责任。虽然走出家庭，但身上仍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所以，很多妇女迫于各种压力，在结婚后又再回到家庭。广大女子在刚释重负后，又再度陷入新的困惑、彷徨和不安。这些都会影响到女性在职业道路上的积极性和发展前景，都会对女子教育的发展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因此，现代女子教育的发展仍然离不开女子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

四 女子教育的发展需要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较长，封建思想特别是封建的关于女性地位和女性教育的思想根深蒂固。虽然经历了多次思想解放运动，但是封建的残余思想仍然存在。现代的女性虽然获得了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但在女子高等教育中，尤其是研究生以上的教育中，仍有一些“女子多读书无用”的思想存在。再者，虽然现在女性都有了自己的职业，但是社会中对于职业女性的歧视现象也仍然存在，认为“贤妻良母”才应是女子的首要任务和社会角色，这些思想和现象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女子教育的发展。因此，现代社会中，女子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进一步地解放思想，彻底消除这些封建思想的残余。

五 女子教育的发展需赋予新时代的含义

在近代女子教育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发展总有其新的特征。那么，在当代更应如此。例如，在男女教育地位平等取得相当成绩后，对于女子教育应如何更好地发掘和发挥女性天生所具有的区别于男性的优势，避免其劣势，以促进女子教育向着更完善、更具特色的方向发展等方面加以探讨和研究。再者，对于一些专门的女子学校，更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发挥其优势，根据自身的特点办出其特色。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女子教育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人们对于女子教育的发展虽也有了全新的认识。然而，在某些方面，女子受教育的公平问题，女子教育发展的特色和前景等，还有待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几千年的男权主义思想和对女性压迫的封建思想残余，要想彻底清除这一思想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因此，女子教育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

［2］邓伟赣.浅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J］.南医学院学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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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教学理念的支配下，作为语文教师，我们怎样才能创设轻松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以及尊重学生个人的感受，一改以往语文教学孤立，封闭，僵化的局面呢？

首先，改变观念，树立全新的人才观。

课堂教学需要师生双方的共同活动，培养学生学会学习和创新精神是“新课标”赋予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教师就应该激活学生的情感，营养学生的德性，并用自己的航标之灯，去照亮学生的希望之路，使他们的心灵世界也通明透亮。孕育着这样的心灵，一切美好的事物才能从外部走向内部，从客体走向主体，一句话，才能内化为学生的素质。

其次，创设情境，轻松学习。

《新课标》更重视语文知识与能力的培养。强化语言实践便是《新课程标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的能力，其主要途径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一个成功的教育工作者，他能够和谐地把读贯穿于课堂教学的始终，既能让学生充分阅读，又能有效发挥教师的指导阅读的作用。我认为，教师的指导作用在乎如何拓展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使学生在不同内容和方法的相互交叉、渗透和整合中开阔视野，提高学习效率，在乎如何引导学生体会课文的思想感情，感受课文描述的情景。

再次，尊重学生，培养探究性学习。

新课标指出：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逐步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提供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利用阅读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节，拓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

新《语文课程标准》突出了四个理念，但贯穿整个语文课程的新理念却是以学生为本、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本的理念。究竟是以传授知识为本，或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是以教师为中心，或是以学生为中心；是以被动接受性学习为主，或是以自主学习为主。这是新旧教学理念的分水岭。

《语文课程标准》第一次提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是语文教育界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关于语文的工具性，过去我们讲得很多。语文是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的工具，是人脑思维的工具，是学生学习其他学科的工具，是人类传承文化、积累文化、传达社会价值观的工具。

如果认识到此为止，语文就可能陷入“纯工具论”的误区或“工具理性主义”的泥潭。只是工具，就可以因为某种需要而转换职能、失却本我，嬗变为和其他工具等同的工具，语文就异化了。

语文作为工具，是和人、人的生命，具体的人、社会历史的人紧紧地联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开了人，语文就不复存在，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语文离不开人，它富于人性、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语文为个体的人所掌握，又显示个性、具有灵性，是智慧之泉，是创造之源。语文反映社会历史的变迁，积淀社会文明的精粹，散发民族文化思想的光辉。因此，语文又是民族之根、国家之魂。

综上所述，语文课程的人文性、是以人为本、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本的新理念在语文课程中的体现，是依托“文”来体现人的人生观、审美观、价值观的课程。因此，语文教学过程就是工具性、人文性统一的过程，是人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是激发人的生命力、创造力的过程，是在特定的时空中教师与学生双向生命运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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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的，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为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创造了客观条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加剧，促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为中国接受近代体育创造了主观条件。真正对近代体育思想进行传播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期间，废八股、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等，形成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有力地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时期，近代体育在较大规模和范围内传入中国。洋务派以“中体西用”思想为指导，开办了一些以军事学堂为主的新式学堂。这些学堂都聘请外国人担任教习，从军事训练的目的设置体育课程。如北洋水师学堂，体育课程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算数竞走、三足竞走、跳远、跳高、跳栏等［4］。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首先开展了田径、球类运动及其竞赛，如上海圣约翰书院在1890年举行的以田径为主要项目的运动会，是中国最早的近代运动会之一［5］。

2“军国民体育”时期之校园体育

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使近代体育体制得以逐步确立。它把学校教育分为三段:初等教育，第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规定各级各类学堂均要开设“体操科”(体育课)。19世纪末20世纪初，军国民思想从日本、德国传入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侵略扩张，使国家生活各方面都为军事侵略目的服务的思想、政策和制度。这一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此阶段体育课内容主要是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每周2或3学时，因为教会学校及各地区运动会的影响，后期也曾出现了体育课以“兵操”为内容，课外活动以“田径、球类”为内容的“双轨制”现象。普通体操的主要内容有:准备法、矫正术、徒手操、哑铃操、球竿操、木棍操、火棒操、藤圈操、投豆裹等。兵式体操主要内容有:柔软体操、各个教练、小队教练、中队教练、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等。学校运动会基本上是以游戏、体操为主，后，田径、球类项目逐渐多了起来。军国民体育以兵式体操为主，田径、球类等运动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广泛的开展，而且新学校迅速发展，造成体育师资缺乏。体育教师主要由军队中裁汰下来的下级军官充任，他们大多没有体育的专门知识，不懂普通体操，对兵式体操往往也只是喊几句“立正”、“稍息”之类的口令，做点队列练习，因此形成了机械呆板、索然寡味的校园体育氛围。

3“自然体育”时期之校园体育

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兵操体育正式退出学校，田径、球类等新鲜、活泼又有趣味的运动项目开始进入各级学校课堂，运动竞赛活动有了显著的增加，运动场地、设备也有所改善，使中国的学校体育出现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转折。“自然体育”思想是随着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活动而传入中国。它主张“体育即生活”，在教学手段方面，主张采用跑跳等“自然活动”方式，反对“非自然的”、“人工的”、“呆板的”体操;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学生自己学习体会，教师仅从旁引导。1936年2月颁布的《暂行大学体育课程纲要》，规定每周2小时的体育课，每天15分钟的早操和每周两次、每次50分钟的课外运动时间。《纲要》规定大学体育的内容应包括:1、球类运动:篮球、足球、垒球、排球、手球(女生无足球)。2、田径运动。3、游泳。4、器械体操。5、国术:少林拳、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拳、刀术、棍术、枪术等。6、垫上运动。7、体操;德国体操、瑞典体操、矫正体操等。8、特种运动:武装赛跑、劈刺、掷手榴弹、武装跳远、武装跳高、障碍赛跑等(男生)。9、韵律运动(女生)。10、和缓运动:弓箭、槌球、推木饼、甲板网球、踢稻子、掷马蹄铁等。11、野外运动:划船、登山、露营、驾驶、骑马、自行车、滑冰等。［6］这一思想从人的生理、心理、社会和个人的需要来看待体育，扩大了体育的教育意义，提高了体育在学校中的地位。可是实际上由于经费、场地、师资的原因，很多法令不能贯彻，很多学校把大部分体育经费和体育教师，投入对少数选手的训练和参加运动比赛中，至于全体学生的体育活动，便经常因无人过问而放任自流了。民国体育教育家王健吾先生认为当时以大学施行普及体育为最困难，原因一是学校设备简陋，运动场所狭小，不能容纳全校学生运动;二是大学生因在青年未受体育训练，运动本能衰退，运动兴味缺乏，身体衰弱，根本不愿再受体育训练。对于学校体育漠不关心，学校强迫，则敷衍应酬，点名画到，出场而不运动;三是运动阶级利用对外比赛有关校誉。多方要胁学校，垄断体育权益，使无力顾及全体学生之体育。

三、近代高校校园之女性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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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弘扬五四精神，爱我班级校园”。

您可曾记得1919年5月4日这个历史性的日子？您可曾记得在北京天安门前聚会的3000多名学生？您可曾记得“火烧赵家楼，病打章宗祥”一幕？

这就是！

__年前的是由一批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他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这场运动成为了中国旧民主主义的转折点，这场伟大的运动是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组织的，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

现在的我们作为一名中学生，不能做出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爱班、爱校。这是爱国的基本表现，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像我，我不能为国家做出什么丰功伟绩，也不能为学校做出什么巨大投资，但是我会尽我所能！

在班上我担任语文课代表，替老师收收作业本，及时向老师汇报具体情况，这样，也许会减轻老师的负担。如果同学们在语文活动这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会向老师转达；如果同学们对老师有什么怨言，我也会委婉地转告老师。当同学们在学习上有什么问题，我尽可能地去帮助他们，为他们排忧解难。我希望正因为我做的事情，语文老师的工作更加轻松，我们班的语文成绩能够更加优秀。

这虽然是平凡的小事，但是我有巨大的成就感！因为我把平凡的小事做的很细致，很认真！其实很多人都有才华，但是却没有用才华为自己创造一片美丽的天空，他们只是在欣赏“月亮”洒下的皎洁月色，却没有努力追赶“太阳”的万丈光芒，从而荒废了自己风华正茂的青春！

许多人都说“平凡”是“伟大”的基石，可是他们却不知道，“伟大”才是真正的升华！所以我们应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哪怕这小事再小再麻烦，都要踏踏实实地认真做好！

当你看到地上有垃圾时，你应该弯腰把它拾起来；要知道如果每个人都这么自觉的话，那学校就会更加干净了；当你看到班上有灯没关时，你应该动手去把它关上，要知道如果每个人都这么自觉的话，那学校就省下了许多电！当你看到有水龙头没关的时候，你应该去把它关好，要知道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去节约用水的话，那国家的水资源问题就不会这么紧张了！敢问：“难道这些事情我们青年人不应该做到吗？”

然而遗憾的是，在学校里，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同学迟到甚至旷课；有同学穿拖鞋进教室；有的同学偷偷地躲在一个角落里抽烟；有的同学已带起了耳机染起了头发；还有同学一上课就睡觉！这是多么令人心痛的场景啊！想想__年前五月四日的青年学生，他们是如何做的？而你们呢？你们在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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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有其绵延的过程，它伴随着整个社会、历史、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其历史逻辑定然与其历史发展规律不可拆分。欲探寻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有一个概念必须明确。

什么是现代诗歌？

孙玉石在其《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一书中对什么是现代诗有着较为整体的观照。他认为：“现代诗”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有多种内涵。一种是与传统的古典的旧体诗相对的，自“五四”前后产生的中国新诗；一种是表现现代人情感的现代诗歌；另一种是指在西方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各种诗潮影响之下产生的作为一个潮流而存在的中国新诗。[1]

姜涛则解释了作为现代诗歌中的新诗之“新”。他认为讨论新诗的起点，一般要从1917年2月发表的八首白话诗说起。“它们虽未跳脱五七言的旧格式，但引入了平白的口语，已和一般的旧诗有所差异。”[2]而在次年出版的由、刘半农、沈尹默三人写作的白话诗九首则被评价为将旧诗的形式规范基本打破。由此可见，姜涛所谓的新诗概念有具体的时间点隔。他认为的“新”主要是打破旧诗的体式，这与孙玉石对现代诗的概括的第一种含义不谋而合，亦是对其的延伸具象叙述。

无论从诗的“新”亦或“现代”都逃不开以上三种范畴，第一种概念是指体式上的现代，打破体式之“现代（新）”；第二种是情感表达的现代，以现代之言语表达现代诗绪；第三种概念既是写作技法上的现代性。符合其一，便可认证现代。

姜涛在强调诗的“新”的同时也不讳言：新诗的发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的过程。特别是在那个动荡而又思想剧变的年代，我们必然地应从历史、审美和文化的视角来追论现代诗歌的发生及其历史逻辑。

一、现代诗歌体式的重塑与发生

现代诗歌发生的节点倘若由前面所说的第二种含义中所言“写现代人的情感”引申，最早或可追溯到晚清的“诗界革命”。而要谈论现代诗歌发生语言、结构层面的历史逻辑，当从文学革命谈起。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3]当时的革命形势，大有摧枯拉朽之势。在古典文学中最举足轻重的诗歌领域，被当时的文学革新者看中并以此作为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的突破口，既是革新者独具慧眼的举措，却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也和诗歌的自身特点有关。第一，诗歌是古典文学遗产中的重镇。由古至今已有了一套稳定的模式。选择对它进行革新，具有历史的意义及考量。第二，诗歌自身篇幅短，易创作，易接受的特点，使诗可作为文学革命的先锋。以此为契机，随着“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口号传达，让诗歌”适用于今，适用于俗“的创作实践，出现了突破传统诗歌观念形式的现代诗歌尝试。改变了传统诗歌的不分行，加上了适用于现代阅读习惯的标点符号，从形式上给古典诗歌形式以颠覆。

以为首的打破体式的现代诗，突出了诗歌形式的自由，李骞在《20世纪中国新诗流派研究》中称不少如是的自由诗为“放脚体”亦或“白话自由体新诗写作”。[4]而在当时，白话作为大众的日常口语已相当成熟，社会日常的多种形式的解放也要求新诗的写作不再戴着古诗体式的镣铐。

二、现代诗情的发生

早在晚清诗界革命时期，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敏感于社会文化的急遽变化，就倡导写诗要书写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遗憾未能打破古典诗歌体式。古老束缚的体式已不适合承载现代人情感的抒发。这是新诗发生的第二个原因，关系到现代诗情的发生：由写传统生活转向写现代生活；写传统情感表达转向写现代情感表达；由写过去的哲思改写现代的思想。

这一诗情的发生，包含着现代诗人自觉的努力。这一代的诗人生活在由古而今的转折年代，他们诗情的迸发，与他们血液里深埋的古代人文情怀是分不开的。遥远的士大夫情怀始终根植于现代诗人的为人与赋诗之间，在他们自觉地抒发现代诗情时有所体现。早期写实派诗歌如文学研究会的徐玉诺写现代生活的残酷内容，生存困境，流露出古典的精神气质。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如郭沫若），他们取材于古典神话，抒发的却是现代的情绪，似乎更能体现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诗歌的模样被认作是“主心与主情”[5]的自由之作。而清新典雅的湖畔诗人虽说多有表达现代爱情、解放天性之作，但从他们的诗里都能找到诗经及宋词里描写爱情的影子。

由此可见，现代诗人的写作虽有意隔断与传统古典诗歌的关系，这在体式上已取得重大突破，但在诗情表达上却无法完全阻隔。现代诗歌巧妙地将古典情怀赋之于现代的诗性生活内容之上，加以思想解放与自由的表达，是以成就了为现代人所共鸣的现代诗情之所在。

三、现代诗歌技法的引进与更新

现代诗歌发生的第三个原因及表现，是文化层面的“引进来”，这直接关系到现代诗歌的写作技法的引进与更新。

现代诗歌的发生并不是少数人的闭门造车，越来越多的外国文艺思潮涌入国内，大量的外来诗歌译介打开了国人诗歌认识的门阀。现代诗歌发生期也接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更多体现在写作思维和技法上。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接受了西方浪漫派诗人惠特尼、雪莱等的影响。可见，他的浪漫主义写作技法和中国传统的浪漫主义是不同的。他独特的写作风格的形成与他“泛神论”的思想分不开，这又受海涅和泰戈尔的影响。被鲁迅认为是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善于吸收外国现代诗歌中的有益养分，在创作中融会贯通”[6]。他的十四行诗，即是效仿西方的写作样式。小诗体的发生到自成一派受泰戈尔《飞鸟集》和日本的俳句、短歌影响，为现代诗歌注入了较为清丽的风气。

1925年，留学法国的青年诗人李金发出版他的第一部诗集《微雨》，宣告了中国新诗史上“象征诗派”的诞生。这是欧美现代派写作技法在中国文学中的典型体现。纵观现代诗歌的发生成长，外国文化，外国文艺创作思潮的影响都是其发生的历史逻辑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梁实秋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7]

四、新诗的规范与分流

新诗的发生与当时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也与无数诗人自觉的写作密不可分。这种自觉还体现在对初期白话诗泛滥的纠正上。在打破体式与抒写当下的强有力号召下，早期白话诗的写作更多在意的是写作本身对传统的反抗，而非诗歌的价值与意义，体现出散文化和情感的无节制，如：“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又如“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在这种参差与泛滥的诗歌写作语境下，如何规范与引导诗歌的发生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在这一工作上，闻一多与徐志摩等一些新月派诗人从理论到实践上做出了很大努力。提出了“新格律诗”的概念和新诗写作的“三美”，尽管也有人诟病其又将古典的镣铐戴上，但这些理论从形式到情感上对新诗进行规范，进一步完成早期诗歌写作的形式建构，使早期散文诗更多的向纯诗发展过度。

现代诗歌的发生也与当时报刊杂志的兴盛有关，而报刊对文人的集结与分化也造成了现代诗歌的发生（思潮）与分流 （不同社团、派别）。在那个报刊杂志盛行的年代，几乎每个诗歌团体都有其代表的刊物或诗集出版。此后，代际、社团的出现促使现代诗风见长。而政治的合流与存异也在潜移默化中促成中国现代诗歌的流变。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诗歌是一个语义丰富的概念，是多种内涵、性质的囊括。而其产生的历史逻辑可以说是诗人自觉和古今中外文化影响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包含历史、审美、文化等多层面的原因，通过语例形式、诗情表达、写作技法多方面的转变，促成了新诗的发生。在诗人在诗歌的自觉规范以及社团刊物的分流之下，描绘了发生期的新诗最蓬勃的样貌。

参考文献：

[1]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

[2]谢冕，姜涛，孙玉石.等著.百年中国新诗史略[M].姜涛：新诗的发生及活力的展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5.

[3]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

[4]李骞.20世纪中国新诗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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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多媒体影像技术应用于现代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而传统的动画艺术形式在这场技术革命中，也受到一定的冲击和影响。这就对传统的动画艺术形式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多元的表达方式以及更加多样的美术风格。

一、多媒体影像技术的发展概述

1、传统媒体时代的动画

人类文明的发展除了直接用身体和口语进行简单的交流外，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各个方面的需求，总还需要其他的物质载体来记录或传递信息，这种传播信息的物质载体或技术手段就是媒体。“媒体”又称媒介、传媒或传播媒介，是具备承载信息传递功能的物质实体。譬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很大程度上就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时也加快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以纸质媒介作为依托的报纸、杂志、周刊、书籍，一直演变到现代社会。这一时期手翻书就是一个典型，纸质书作为一种媒介的存在，同时也是最开始的动画雏形的出现，根据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当连续的画面快速播放起来达到一定的速度时，运动的画面就出现了，这就是视觉暂留的原理。根据这一原理我们的艺术家可以天马行空自由创作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一突破性的理论发现给后来的动画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理论参考。纸质媒介作为最传统的媒介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舞台中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同时也占据了媒体时代相当长的时期。电影技术的发展加快了动画艺术的视觉化效果，从开始的无声动画、有声动画、彩色动画、CG动画、iMax大屏幕动画。技术的成熟直接导致了现代动画产业的繁荣。此背景下的动画开始大放异彩，出现各种早期实验性极强的动画短片，到后来慢慢形成生产模式。从温瑟•麦凯的《恐龙葛蒂》到迪斯尼的《汽船威利》、《花与树》、《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我们能够看到媒体技术和制作工艺的进步以及表现手法的多元化。这一时期的主要技术突破是以制作动画的透明赛璐璐片的发明和运用。他的出现实现了动画制作过程中的背景分层绘制，这就大量减少了动画制作的周期，从而使动画得以大规模的批量生产。赛璐珞片的应用解决了动画背景的分层问题，成为促进动画长期发展的一项关键性因素。今天的动画制作软件所广泛采用的分层技术也是基于同样的分层原理。随着经济发展，如今的商业动画电影逐步形成模式，它是伴随着动画的制作脱离了个体创作转而以资金为纽带的一种集中、大规模生产的模式。所以这就要求动画制作团队或创作者在开始制作动画之前，必须开展市场调研来推测受众是否能够接受这部动画电影。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迪斯尼的动画长篇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而随后战争等政治性因素使得影院动画开始走下坡路。而电视作为家庭娱乐的媒介开始走入人们的生活。由于影院观众的大量流失，使得好莱坞影院和动画制作商们开始挣扎摆脱日益严重的财务问题，一方面进行内部改革，裁员来减少开支，减少战后的动画电影制作计划，大量资金投资在电视娱乐频道购买、主题公园的建设、连锁经营等领域。这使得迪斯尼在这一时期制作的动画片屈指可数。在媒体时代的转折点，迪斯尼洞悉到了传统影院媒介的衰败和电视媒体的兴起。而这些应对措施，迪斯尼都成功的将动画产业与旅游业、商务出版等其他领域相结合，成功的扩宽了动画的发展路径，为以后的动画发展提供了基础。随着电视媒介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随之而来的电视动画和动画剧集蜂拥而来，以手冢治虫为代表的日系电视动画和以汉纳—巴伯拉工作室为代表的美国电视动画抓住了这一契机成功的将剧集动画的发展推广到电视媒介上，最终促成了以连续剧动画为样本的电视动画的成功发展。

2、桌面电脑时代的动画

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电脑图形技术的形成。多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数字合成技术以及计算机设备被陆续研发出来，这些技术的进步都促进了媒体技术的进步和媒体艺术的发展。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数字技术在电影中的广泛应用使动画电影进入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将电影与生俱来的制造梦幻的天性推到极致，从而使电影产业转危为安，这一革命性的技术使得影院动画重新具有竞争力，成为与电视媒体抗衡所采用的重要商业策略，与此同时传统影院动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数字化的冲击和影响。

3、互联网时代的主流动画

随着网络的发展，各大视频媒体门户网站的构建，以及微信、微博等各大渠道的完善，直接导致了新视频媒体的流行。“微视频”、“微动画”开始成为时尚流行文化的新宠。网络媒体不仅能够给大众带来随时随地的观看享受，而且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模式下移动互联网端下观看能够充分利用零碎时间。网络动画由于有这样的便利性所以在现代的广告、信息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并且应用广泛。

二、新媒体技术对动画的反思

无疑，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和快捷，但是我们也应该反思下这些技术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引发的一些其他问题。随着计算机设备的不断更新进步，数码绘画等其他电脑技术，无论在软件硬件，都提高了制作的效率，但是也使得作品缺失了原始的质朴感和时代感。现代技术难以预料的后果和风险必须被人类社会当作挑战来看待。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的零售业、报刊出版业还是娱乐业，所以我们应该正视新媒体给我们的挑战。

三、结语

麦克卢汉说过：“任何新媒体都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一个新生物裂变的过程。它为人类打开通向感知和新型活动领域的大门。”新媒体会将旧媒体边缘化，这自然也包括依附于旧媒体存在的漫画杂志、影视、电视动画。但新媒体同样也要找到适合自己表达的内容。人类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传承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只要人类文明在，动画这个诠释和表达人类思想和观念的最有力的形式会一直存在。

作者:魏婷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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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2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8-0152-01

油画在西方绘画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油画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油画的特点是：细腻、明快、真实。这与水彩的透明、轻快、滋润、流畅；水粉的轻盈、明亮、柔润而艳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欣赏油画首先要紧紧抓住油画的特点，抓住它与其他画种的区别，知道油画工具有特有的油画布、油画笔、油画颜料。然后欣赏一幅油画作品应从四个方面入手：①了解产生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挖掘出作品的人文主题及作品所宣扬的思想与情感。②看主画面的结构布局，背景和主画面的关系，欣赏整幅画的美感。③通过对人物的表情、动作的观察,来欣赏作品的细节，来体验作品所表达的人物内心活动，人物的情感，达到欣赏者与作品在情感上的共鸣。④欣赏光线明暗的色调变化。精湛的透视技艺能使画面产生深远的效果，深暗颜色的变化形成富有节奏的对比，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下面以欣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为例，说明如何欣赏一幅写实主义的油画作品。

1.了解作品的历史背景：

作品产生在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是发生在14――16世纪，以意大利为中心，以人文主义为旗帜的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首先肯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与地位，尊重人的情感并赞美人的力量，反对宗教对人的精神束缚和思想禁锢。其次，它崇尚科学，反对封建愚昧和虚伪的神学观念。

2.了解作者达.芬奇生平：达.芬奇（1452生――1519卒），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第一“巨人”。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画家，而且是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在艺术和科学上均占有重要地位。他的重要贡献在于把绘画艺术从过去被人瞧不起的手艺劳动，提高到一门独立的科学。

3.了解作品创造的背景：

关于作品中的人物蒙娜丽莎还有一个美妙的故事呢？《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积四年之久创作的一幅杰出作品，代表了达.芬奇绘画的最高成就。据说，蒙娜丽莎是当时佛罗伦萨城一位银行家的妻子。达.芬奇为了赞美人性之美和生活之美这一理想主题。选择了这位具有青春生命力的青年女性做模特，为了不使她疲倦，以保持那份特殊而迷人的微笑。

4.全景欣赏: （观察背景和主画面的关系，从观察光线入手。）

作品以人物脸部、手为两个视觉中心,画面背景的处理充满着幻觉般神秘感，石桥、流水、树丛、小径都在朦胧的空气中向远方蜿蜒隐去，以虚幻的空间将实在的人物形象推向观者的面前。背景很好地烘托出主体部分。整个画面的构图即均衡又和谐，不露雕琢痕迹，优美至极。通过光线、颜色的明暗变化体现出作品的丰富的层次感。

5.面部特写欣赏：

蒙娜丽莎那微抿的嘴唇，微挑的嘴角，微凝的双目，悄然流露出一种恬静淡雅的微笑，似乎是活生生的人在看着我们，她似乎还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她的微笑也不是简单的因为快乐，很神秘、很迷人，让人怎么猜都不过分。我们反复变换角度欣赏，让人惊叹的是，蒙娜丽莎的眼睛时时刻刻都在与我们对视，嘴角那份微笑，每次都给人新奇而不同的感受。作品中通过对人物的眼睛、嘴的描绘，生动地反映出人物的表情，刻画出人物内心与情绪的流露，人物的表情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人物的表情是我们欣赏的重点。蒙娜丽莎的微笑是很有名的，被世人称之为“永恒的微笑”，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心醉、神迷。

6.手部特写欣赏:（通过光线、颜色的明暗变化细致地刻画细节）

蒙娜丽莎那随意交搭的双手，柔润而丰满，让我们感到有一种富有青春生命力的血液正在指掌间不羁的涌动，这是鲜活而富有灵性的生命体。蒙娜丽莎深暗的服饰与明亮的肌肤，形成富有对比的光感节奏，特别是面部、胸部和手部那自然而富于变化的明暗转折，精致、微妙地表现出人体肌肤的弹性与质感。几笔流畅的衣纹，不经意地点缀出服饰的华丽质地。作品通过光线明暗变化，细腻地表现出人物的肌肤、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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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的义理之学思想与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人文启蒙思想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是在反对程朱理学之“虚”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程朱之所谓“理”与陆王之所谓“心性”，在考据学家眼里，都是一种“虚而不实”的东西，它们成为脱离自己的载体而被理学家任意涂抹粉饰，成为被歪曲的对象。为了恢复被理学家歪曲了的“理”与“心性”的本来面目，使之从“神化”中摆脱出来，就必须用博雅考据之实学取代宋儒明心见性之虚学。实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内容和形式。明清之际，实学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经世实学；而乾嘉时期，则主要表现为考据实学，考据实学成为乾嘉时期学术发展的主流。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到乾嘉时期的考据实学，实际上是实学思想发展的进一步深化，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实学思想的内在本质。乾嘉学术风气是讲求“实学”，他们斥责宋儒之义理为“虚理”，他们以为宋儒之谬误就在于蹈虚而不务实。如黄宗羲就认为程朱之“理”只是一种名，而非一种实。王夫之也认为可感知的具体事物比抽象虚无的东西更为重要，李塨也竭力反对程朱抬高“理”的地位的做法，以为“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他指责理学家犯了离开具体事物而求“理”的错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中国的思想家应远离抽象的概念而关切具体的事物。

戴震的义理之学恰恰具有明清以来经世实学的所有特征。从戴震义理之学的学术宗旨及价值目标来看，很明显地受到了明清以来经世实学思潮的影响，因而表现出了鲜明的重“征实之学”的思想特征。在本体论上，把虚无之理置于物质性的气中，以为无气外之理、事外之理；在认识论上，把理性认识置于感性认识之中，重视道问学，重视血气心知；在伦理观上，把理置于欲中，以为理存于欲；在治学方法上，借鉴西方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注重经验，注重演绎，同时吸收中国固有的经典诠释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方法。

戴震虽然也讲性理，也使用理学曾用过的一些概念范畴，因此当时一般学者把戴震提出的义理之学视为“空谈义理”，与程朱理学并无区别。其实，戴震之所谓“义理”与程朱之所谓“义理”已有了本质的区别。程朱之“义理”是离开儒家经典的“个人意见”，是虚而不实的形而上的精神存在，而戴震之“义理”则是建构在儒家经典和严格的训诂考据基础之上的“实学”。经世实学思潮是批判理学空谈性理的产物。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的内在精神。明清之际，在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他们或以经学济理学之弊，以复兴古学（经学）为己任；或独辟蹊径，开诸子学研究之风气；或探究“切用于世”的学问，以求实功实用；或会通西学，倾心于“质测之学”的研究，尽管他们各自在学术领域各领、各显风采，在他们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就是在抨击理学空疏之弊的同时，竭力提倡经世致用、实学实用，从学风、学术上呈现出一股崇实黜虚、舍虚务实的新风尚。

戴震所处的乾嘉时代，考据学处于学坛主流，一般学人大都丧失了明清之际的爱国激情和经世意识、忧患意识。而惟独戴震振臂高呼，吸取了明清之际思想的精华，不但把其义理之学建构在坚实的经学基础之上，而且把其义理之学从理论的层面转化为政治的层面，以批判程朱理学、恢复原始儒家本来面目为己任。戴震的义理之学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是明清以来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戴震遥承明清思想之余绪，仍关切社会、关切人生、关切现实、关切政治， “先生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3] “先生之学……期在实用。”[4]这都表明了戴震义理之学的政治向往和经世目的。

戴震义理之学所体现出来的反封建、反传统、反权威，要求人性解放、个性自由，要求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等思想，与17世纪兴起的人文启蒙思潮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说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侧重于“科学的”、“制度的”层面，那么，人文启蒙思潮则侧重于“个性自由”、“人性解放”、“平等博爱”的层面。在明清之际，人文启蒙思潮不是来自于外部力量，而是萌生于理学内部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结果。由于理学存在的基础之一就是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论证儒家纲常伦理的合理合法性，因此它一开始就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后期长达六百年的官方意识形态，与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功能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理学的过分政治化、庸俗化及空谈性理、空疏无用，在社会转型及民族、政治危机时期往往成为思想家批判的对象，这时候，这种理论形态的内部就悄悄孕育着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理性自觉与理性精神，孕育着摆脱封建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自由、个性解放、个人幸福、个人利益，追求真理的精神动力和启蒙意识，从而滋长出人文启蒙思潮的缕缕曙光。较之于近代启蒙思潮而言，学术界一般把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潮称为“早期启蒙思潮”。前面说过，经世实学思潮与人文启蒙思潮共同构成了明清之际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它们之间往往交织在一起，有时候某一思想家的某一思想观点，同时具有以上两种思潮的特征和意义，因此，我们应辨证地理解这种划分的真正价值。

这里所说的“传统”是就戴震之前的哲学思想而言的。在戴震的潜意识层中，他比同时代人从更深的层面全面考察了中国自先秦以来的中国文化，对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脉络有着深切的了解和体验。通过戴震的思想言论，我们可以看出，戴震对传统儒家的回归和认同，并非出自外在压力，而是出自一种潜意识的价值真诚和自觉的理想选择，就像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思想观念上不论怎样激进，怎样抨击旧势力，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却与中国儒家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样。在戴震的义理之学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家典籍对他的影响。由于戴震一直主张试图通过回归原典、把一切的价值规范都建构在对原典的收集、挖掘及诠释上，并揭示原典本身及原典背后的价值涵义，因此，除了明清以来思想家对他的影响外，先秦以来的孔子、孟子、荀子、《周易》、《中庸》、张载、二程、王阳明、朱熹等对他的思想影响巨大。以先秦为例，孟子的思想对戴震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戴震在哲学上十分推崇孟子，对孟子充满了景仰之情，他称赞“发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认为“孟子辨杨墨；后人习闻杨、墨、老、庄、佛之言，且以其言汩乱孟子之声，是又后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吾是以惧，述《孟子字义疏证》三卷。”[5]戴震不但认为唐韩愈所言，“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为“不可易矣。”而且还指出自己平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孟子字义疏证》。[6]戴震曾作《孟子论性》、《孟子私淑录》，晚年在上述著作基础上重新思考、修订，定稿为《孟子字义疏证》。在戴震这部最重要的“正人心之要”的著作中，他以“疏证”《孟子》“字义”的形式，广征博引，条分缕析，对《孟子》书中11个重要概念作了新的诠释。他试图通过继承和发展孟子的某些合理因素，来阐发和论证其富有近代启蒙气息的进步观念。

除孟子外，荀子对戴震的影响也十分巨大，正如章太炎说言：“极震所议，与孙卿若合符。”[7]钱穆也以为戴震思想“今考东原思想，亦多推本晚周，虽依孟子道性善，而其言时近荀卿。”[8]尤其是在论学方面，戴震继承荀子之处最多。《周易》对戴震形成正确的宇宙观与自然人性论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据统计，戴震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周易》之文达30处之多，还撰著了《易考》、《法象论》、《读易系辞论性》等文章，足见《周易》对他影响之大。

“圣人之道在《六经》”。在这一点上，似乎戴震与程朱无异。戴震认为，为学必须“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谓大本。”[9]这个“大本”就是“圣人之道，”它存在于《六经》、孔孟之书中。他说：“六经之文，邃深而博大，学焉者各有所至，或履之为德行，或抒之为文章，或措之成丰功伟绩。”[10]又说：“《六经》、孔、孟之书，语行之约，务在修身而已；语知之约，致其心之明而已。”如果不精通这些儒家典籍，一切都无从谈起。他说：“夫士不通经则材不纯，识不粹，不足以适于化理。故用经义选士者，欲其通经；通经欲纯粹其材识，然后可俾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职。”[11]但是，要弄懂这些儒家经典，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需涉猎广博的知识领域。只有获得各方面的知识，才能达到“闻道”、“明道”的目的。从戴震计划撰写一部以治经为核心体系的《七经小记》，也可以看出在戴震潜意识中旨在回归儒家原典的毕生努力。无怪乎洪榜在评价戴震之学时指出：“戴氏之学，其有功于六经孔孟之言甚大，使后之学者无驰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间，必自戴氏始也。”[12]

此外，明清以来的学者或思想家对戴震的影响还表现在：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而言，戴震主要是受阎若璩、胡渭、顾炎武、江永等人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而言，戴震主要是受梅文鼎、王锡阐、方以智的影响；但对戴震思想转变影响最大的是顾炎武、江永、黄宗羲、颜元等。关于这一点，自民国初年以来学术界就一直存在严重分歧，一派以梁启超、为代表，力主戴震思想与颜李学派有关系；一派以钱穆为代表，反对梁、胡之见，认为戴震思想之变是受惠栋的影响，论战双方都列举了大量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80年代，王茂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认为戴震学术思想的转变渊源于明清之际的刘宗周、黄宗羲学派。[13]近年来周兆茂又提出新说，认为戴震学术思想的转变明显地受朱熹的弟子陈淳及元末明初著名理学家朱升思想的影响，并从内证和外证两个层面对这种影响做了深入论证。[14]美国学者则另辟他径，认为戴震的思想受到了日本学者伊藤仁斋的影响，并指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与伊氏的《论孟字义》无论在书名还是在思想观点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15]总而言之，对戴震思想的影响不应是单一的，而应是多元的，对此我们应有全面的认识和估价。

戴震所深刻阐述的一系列经典诠释学原理如“以字通词，以词通道”，“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等，使戴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戴震自觉建构其庞大思想体系的必要手段和方法。在他的义理之学思想体系中及他的一系列思想论著中，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对早期儒家传统特别是“六经、孔孟之道”的深深认同。戴震认为，程朱理学在根本错误之一就是名义上打着继承孔孟的旗号，实际上与孔孟精神毫不相干，背离了儒家原典精神，与“六经、孔孟之道”背道而驰，戴震要做的只是一种“清理”工作，目的是要恢复儒家原典的本来面目，从这一层面来讲，戴震义理之学思想是建构在原始儒家原典基础之上的，是最大的实学。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最后一位思想宗师，戴震的思想直接开启了近代思想文化的曙光，为近代启蒙思想文化的诞生创造了丰厚的理论沃土，从而成为由古代思想向近代思想过渡和转折的桥梁。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天崩地解”的剧烈变革，思想政治领域出现了一大批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思想流派。他们的理论与主张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掀起了巨大波澜，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运动的曙光。然而，明清之际这股昭示着学术自由、思想解放、人性复苏的社会进步思潮随着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文化专制主义制度的加强以及对广大知识分子思想言论的钳制，渐渐成为历史的回忆.乾嘉考据学随之兴盛起来，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又一里程碑。然乾嘉考据学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治学之方法和目的，于明末清初之经世致用思想和民族忧患意识则鲜有深究和关注。戴震本人在当时以精于名物考据而名躁一时。但事实上，就某一学术领域来看，戴震在思辨方面不及王夫之等人系统深刻；在批判、反封建专制方面，不及李贽、傅山、唐甄、黄宗羲等人尖锐激烈；在经世致用方面，也远不及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如顾炎武等人执著。如果我们仅从这一层面来评价戴震，那么，戴震并无什么特异之处，他仅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皖派思想的代表人物而已，也不会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最后一位思想大师。但是戴震却有其超迈时人的地方，这就是他在猛烈抨击宋明程朱理学及释、老思想之弊的同时，在当时学者究心于审名实、辨异同、考订文字，论列是非，埋首于故纸堆之时，他却把考据作为其“闻道”、建构其义理之学思想体系的手段，在他看来，不懂考据训诂、小学文字，就不能正确理解古代经典，考据训诂、小学文字只是手段和形式，目的是要“明道”、“闻道”，与古贤圣之心志“相通”。特别是戴震晚年写就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完全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对此，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这样评价说：“戴东原先生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其考证学集一代大成，其哲学发二千年所未发”，“东原学术，虽有多方面，然足以不朽的全在他的哲学”。就是说，戴震的哲学思想是他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思想家的重要原因所在。

戴震的义理之学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因此，从何处入手作为研究戴震义理之学之门径——即研究戴震义理之学的方法论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戴震早中期主要侧重于考据学领域，晚年则更关注义理之学思想体系的阐发和建构。作为考据学家的戴震与作为思想家的戴震，在学术研究和思想评价方面具有不同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本文认为，研究戴震思想，可以遵循两条不同的切入点和研究路径：前者是遵循“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研究路径，即由考据开出义理的研究路径。依据这一研究路径，主要是通过对儒家原典的文本诠释，发掘原典背后的“义理”所在，最终达到“由语言以通乎古贤圣之心志”的目的。这一研究路径的逻辑程序就是：字——词——道，或文字——语言——贤圣之心志。其思想价值就在于当大多数考据学者沉湎于为考据而考据，以考据为目的的时候，戴震却仅仅把考据作为一种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回归原典，通过对原典的文本诠释，剥离宋儒附加在儒家原典上的“尘垢”，恢复原始儒家的本来面目，“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孔孟，以程朱之旨，还之程朱，以陆王佛氏之旨，还之陆王佛氏，俾陆王不得冒程朱，释氏不得冒孔孟。”[16]这是一种文本诠释学的研究路径。后者是遵循“人道本于性，而性原于天道”的研究路径。依据这一研究路径，天道是研究戴震思想的逻辑出发点。也就是说，这一研究路径是沿着天道——人性——人道的路径逻辑地展开的。人性成为上通下达，联接和沟通天道与人道的中间媒介和桥梁。很显然，戴震的这一思想结构明显受到孟子尽心——知性——知天及《周易》天道——人道——地道思想的影响。[17]这是一种由自然哲学过渡到社会伦理、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戴震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两种思想特征是对理学批判的结果。本文认为，作为考据学家的戴震与作为思想家的戴震，在治学态度、治学方法以及建构其义理之学思想体系时，尽管侧重点、出发点不同，但其归宿、目的却是一样的：即都在于阐明和发掘隐含在“经言”背后的迥异于程朱之学的“价值系统”。因此，对戴震的两种研究途径不是绝然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本文将研究的课题确定为“戴震的义理之学”，便主要采取第二种研究戴震思想的路径，但却紧密结合戴震义理思想所产生的经学基础即由考据开出义理的研究路径。以便对戴震义理之学产生之前提、原则方法、理论形态及其历史影响、近代启蒙意义等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把握。

[1] 王世贞：《0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一。

[2] 道光：《休宁县志·风俗》卷一。

[3] 洪榜：《戴先生行状》，转引自《戴震全书》卷七，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1页。

[4] 任兆麟：《戴东原先生墓表》，转引自《戴震全书》卷七，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6页。

[5]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序》，《戴震全书》卷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48页。

[6]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序》，《戴震全书》卷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48页。

[7] 章太炎：《释戴》，转引自《戴震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38页。

[8]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3—394页。

[9] 戴震：《与方希原书》，《戴震全书》卷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75页。

[10] 戴震：《凤仪书院碑》，《戴震全书》卷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403页。

[11] 戴震：《凤仪书院碑》，《戴震全书》卷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403页。

[12] 洪榜：《上笥河朱先生书》，转引自《戴震全书》卷七，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41页。

[13] 王茂：《戴震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页。

[14] 参见《徽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15]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158页。

篇12

回望改革开放初期，李大有说，那时的国有企业被称为国营企业，企业对政府高度依赖，职工生老病死由企业统包；企业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生产经营自然难有起色。

虽然按照提出的改革方向，一些国企率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的试点，但是，打破传统计划经济的桎梏，转变人们对国企的传统认识，找到一条适合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李大有看来，30年来，国企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自己也经历了三次人生转折，“临危受命”接受上级派遣，一次次为单位脱贫所进行的一些变革，正是踏着国家整体改革的脉搏在一步步前进。

他说：“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15年，是国企改革的第一阶段，改革的主题是扩大企业经营自。此后的10年，国企改革进入到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阶段。十六大进入第三阶段，特点是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厂长负责制，借鉴农村改革经验，通过推行企业承包制、租赁制，实施国企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中小国企首先在全国试点。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的1986年，李大有被上级任命为西安一家商贸小国企经理，从而创造了“惠群”品牌。所以他说：“惠群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密不可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就没有惠群，也就没有惠群集团，更没西安旅游集团这样的国企明星。”

对30年国企改革的成就，李大有这样总结：经过30年的不断变革，国有企业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企逐步成为市场竞争主体，企业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不断提升；大量国有中小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国有企业数量不断减少，但经济效益屡创新高。

与此同时，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国企在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平等竞争中涌现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和行业排头兵。一批国有大型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已经成长为与跨国公司竞争的重要力量，成为“国企巨星”。

还有，股份制已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形式。比如，他掌舵的西安旅游集团旗下就有两家上市公司。而我们国家的A股市场，300多家中央企业所属上市公司占两市上市公司总数的18％；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也在逐步完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机制正在形成。

并且，以往国企的“大锅饭”、“铁饭碗”已被打破，国企初步建立起管理者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新机制，使企业更有活力。

改革任重道远

从当年梦想脱困到今天希望做强，成为“国企明星”，30年的改革，一条充满活力的国企改革之路，已经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因而，李大有认为，国企要在以下三方面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足以说明国企改革任重而道远。

首先是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自党的十五大提出“抓大放小”的改革方针后，国企改革战略出现了重大转变。“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使国企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逐步形成，为国有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如今，随着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国有企业对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不再靠数量，而是靠质量。

其次，始终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30年间，国企改革的一大核心就是“政企分开”，国企从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在市场化浪潮的锤炼下，逐步发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国企从体制和机制上增强了市场化运作的适应力和自觉性，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实现了有机结合。

再就是在推进国企改革的同时，各项综合配套改革举措也在同时推进。从减少和撤销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到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从计划、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到发展完善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等市场；从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实施再就业工程，到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离办社会职能，再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