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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中,学生很容易受到这种不好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或者变得见利忘义,或者面对利和义变得茫然无措。传统伦理道德对于利和义做出了很好的诠释,提出了“以义制利”的利义选择原则。“以义制利”也就是说当利益和道义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要选择义,而后再考虑利。对于不义之财不能贪图它的利益而接受,对于有利但不符合道义的利益,要避而远之,不可违背原则赚取。
在学校的道德教育过程中,要充分把握传统伦理道德“以义制利”的原则,将我国传统文化中能够遵守道义,而不贪图不义之财的人作为学习的榜样或者将见利忘义的人作为反面教材对利义的选择问题加以形象化和具体化的讲解,以此使学生能够在面对利义时,做出正确的选择。
二、借鉴传统伦理道德,完善学生的人格
当今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然而,很多人的内心为物欲所占据,气节、人格都成为一种腔调,一种说辞。若要在物欲纵横的环境下出淤泥而不染培养健康的人格,就必须做到自尊、自信、自强不息,就必须能够不被物欲控制灵魂,能够清晰的明辨是非,并坚持自己正确的立场不被外界的各种不良因素诱惑。传统伦理道德中关于气节的观念,不仅有利于学生独立人格的养成,而且有利于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自强不息精神的养成。因此,在学校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要将传统伦理道德中的气节观融入到教学的过程中,使学生能够以古为镜端正自己的行为,完善自己的人格。
三、借鉴传统伦理道德,教会学生礼仪
孝悌之礼本来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俗话说的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孝敬父母不仅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荣耀,善待将自己辛苦养大的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在传统美德缺失的今天,没有工作能力的父母被视为儿女的负担,成为儿女的累赘,虐待父母甚至对父母的生死置之不理的例子举不胜举。
还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事业,只是给予父母足够的赡养费,使得年迈的父母虽然在物质上得到满足,然而却因为长年累月不能见到自己的儿女,忍受相思之苦造成精神上得不到安抚。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让学生学会孝悌之礼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而传统伦理道德中就有有关孝悌之礼的观念,古语中有这样一句话“百行孝为先”就是说的孝悌之礼。在学校德育的过程中,即可以结合我国古代的孝子典范来渗透孝悌之礼,也可以通过古语和典故来教育学生学会尊敬和善待父母。
1 民族农耕文化类型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个多山地的高原省份,国土总面积中,山地占总面积的84%,高原占10%,盆地占6%,山多坝少。同时,云南气候类型多样化,各族人民交错立体地分布于高山河谷,民族构成多样性,分布有26种民族,是全国居住民族最多的省份。各民族在不断的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农耕文化,形成了很多优良的传统伦理道德。相较于中原的农耕文化,云南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多样的气候类型,为民族农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地域差异提供了基础条件,使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也 呈现出多样性,主要有三种类型。
1.1 山地农耕文化
云南山区的地形地貌特点是遍布高山深谷,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如基诺族、拉祜族、德昂族、独龙族、怒族、傈僳族、布朗族和苦聪人等少数民族。在山地和丘陵地区,植被生长及再生能力强,降雨充沛集中,动植物资源丰富,但是众多的河流大多从山脚流过,很难引致山上,由于可供引用的灌溉水源比较缺乏,不适宜进行灌溉水田农耕,山地民族主要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刀耕火种是适应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因素的产物。刀耕火种地一般在坡度20°~50°不等的山坡地,很难甚至无法进行机械化或犁耕;耕地如果经过深翻深挖,进入雨季,坡地容易水土流失;深翻深挖或犁耕必然会使耕地中的植物根部受伤害,以后转入休耕,地表植被也丧失了恢复能力,山地民族非常注重保护地表植被的恢复能力。刀耕火种有别于毁林开荒,在砍烧林地时,砍小留大,砍树留根,虽然经过火的烧烤,一般不会伤及树根,在耕地进行休耕周期,地表植被能更新恢复,这也是这种耕作方式能否延续的前提条件。
1.2 梯田农耕文化
云南不同地区地形地貌差异非常显著,在山地,如果土质含沙量不大,能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很多山地民族从事山坡梯田灌溉农耕生产,如哈尼族、彝族、壮族、佤族等。依山势开辟出阶梯状的田地,引山泉自上而下灌溉或在高处建蓄水池,梯田从山脚逐层升高,直达山顶,梯田农耕是在充分利用山区特殊的地形、气候、植被以及水土资源等的立体性分布特征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的良性生态农业循环系统,是民族智慧的发明创造。梯田农耕是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如利用山势水流运送森林里的枯枝落叶,野兽的粪便等,它们是天然的肥料,这种施肥方式称为“赶沟”,既可降低森林病虫害又减少了火灾发生几率;人们把日常产生的灶灰炭屑、人畜粪便等垃圾集中在水塘里沤烂成肥,引山泉冲击水塘,顺势进入层层梯田的“冲肥”方式,完成施肥同时处理了生活垃圾。在梯田农耕民族的传统观念里,对与农业相关的自然物及自然现象充满崇敬,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节庆祭奠活动,如祭寨神、十月年、苦扎扎节等,自然崇拜客观上有效的保护了梯田的命脉水源林。
1.3 坝区农耕文化
云南平坝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6%,坝子星罗棋布的分布于河流湖泊周围或群山环抱之中, 三分之二的坝子集中于滇东,云南较大的曲靖坝子与陆良坝子都分布在此。坝子地势平坦,水利条件较好,一般土地肥沃,复种指数比较高,主要居住的是社会发展程度相对更高的民族,如汉族、回族、白族,纳西族等。自古以来,因西南地区有着特殊的国家战略位置,帝王将相都将云南视为恒久保有的重要边地,所以,坝区很早就与中原发达地区交流,在汉文化以及外来汉民族移民的影响下,坝区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灌溉水田的稻作农业及固定旱地的耕作。随着中原王朝对云南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程度加深,先进的农耕观念、生产技术、农具、工具的传入,坝区逐渐向精耕细作的水田与固定旱地耕作发展。坝区的农耕文化与中原的农耕文化比较接近,农业生产水平在云南属于比较高的地区,如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灌溉水田耕作技术可以说是云南水田稻作民族中的佼佼者。
2 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传统
2.1 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崇敬自然
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形成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是云南各民族在长期适应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认识资源、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哈尼梯田反映了哈尼人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一种文化,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山地民族的轮歇耕作方式;景迈山上布朗人将茶树当作自己生命 ;白族水崇拜等,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作用等等。如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虽然农药和化肥能使粮食增产,但它导致水源的污染,农产品的污染,导致损害人体健康。云南各民族在耕作过程中辛勤耕耘,使用农家肥,精耕细作,为保持农业生产的持久性,千方百计地保持土壤持续不断的生产力上下功夫。这与其说是农业生产方式独特,不如说是云南农耕文化中的传统道德文化在现代农业中发挥了作用。尽管耕作方式差异甚大,但是就其农耕思想和生态适应性而言,在很多方面却都包含了不以片面追求作物产量而损害种植前景的耕作方法,以及通过各种仪式活动敬畏自然,客观上达到了对生产与生活环境保护的目的,云南各民族传统农耕文化中包含着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2.2 勇于耕耘、务实和坚韧的大山精神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地理环境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和道德规范,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云南省山地占全省国土面积的94%,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居住于山区和半山区,确实是一个大山里的世界,大山锻造了人们坚韧、务实、不断攀登的精神。无论是以山地农业为主的粗放农耕者,还是以水田农业为主的精耕细作者,在他们的农耕文化中,都具有为了自身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埋头苦干,勇于耕耘的精神。例如梯田农耕利用山区山高谷深的切割地貌以及气候、植被立体分布的特征,在山坡上修筑梯田,从山脚到山顶,依据不同的山势修堤筑埂,坡缓地大则开大田,坡陡地小则垦小田,甚至沟边坎下石缝处也开田,梯田大者有数亩,小者仅有簸箕大,往往一座山坡就有成千上万亩,凡到过哈尼山寨的人,都会为哈尼人民的独特创造而赞赏不已,显示了各民族坚韧的倔地精神。充分挖掘和提升云南各民族农耕文化所共有的勤劳勇敢,不惧艰险,刻苦努力的大山精神,提升各民族对自身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自信心,促进团结。
2.3 提倡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
云南的农耕文化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崇敬自然,对自然界从来不是毫无节制的索取,而总是出于一种敬意来感谢大自然,这种依赖于森林和自然的生存方式,使他们更懂得珍惜自然的重要意义。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和诗歌中,都劝导人们要节用,不仅以习俗的形式,甚至以神灵的名义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要贪婪,以免遭到自然的惩罚,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的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勤劳、俭朴的品质,历来被看做一种美德。在当今社会,食物的惊人浪费与匮乏并存,工业文明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在面临生态恶化、资源枯竭的威胁下,勤俭节约对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倡导的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对我们正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有益的启示作用。
2.4 生产生活中的互助互惠
云南各民族在适应复杂的生态环境过程中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各具特性的文化,同时,各民族为弥补自己在生活用品、生产工具方面的缺失而互通有无,形成了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如云南西双版纳平坝地区,种植水稻的傣族经常将稻米托运上山,与山里居住的德昂族交换棉花、芝麻、茶叶等土特产及手工物品,农忙时节,山区德昂族下山到平坝地区帮助傣族耕种和收割水稻;一家有喜事,全寨子同贺,一家有困难,全寨子帮忙,德昂族结婚办喜酒全寨子的人都来吃。云南民族节日活动反映了云南各民族崇尚平等、崇尚团结的价值取向。如哈尼族的长街宴、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跳菜等等现象都具有团结本民族、协调缓和人际间矛盾的功能。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具有的这种互助互惠的伦理道德传统,对于保证人们的诚信、促进社会稳定和行为的和谐,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保障农业生产有序进行和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3 小结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8-0281-02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化观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佐证了作为一种文化理念下的不可或缺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与本土文化的涵化或濡化中确定、实现自身的发展,固然要体现其内在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和谐统一。而这种和谐又是在“活态”中统一完成的,其动因产生于本土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两者地位的非均衡性结构。的文化理念与各民族文化的传统性在其演化、融合与发展中存在的非均衡结构,势必导致它们在历时性而非共时性发展过程中的时间差,由此决定了外来文化现象的与本土民族文化之间的势位差异体文化。在社会转型与深化改革中,由于市场经济及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封闭落后的民族传统文化处于弱势地位,与时俱进的时代性要求自然而然就会被凸显出来。文化理念的时代性表征总是通过现实的某种文化形态获得,其民族性特征也因先进文化的时代性特征而伴随并且渗入。当与本土文化濡化后孕育出的强势文化在向外传播、扩散时,它的时代性规则的实现总要以某种特定民族性的内容为载体,这时,的民族性要求在随着它的不断扩散与传播中得到宣扬和巩固。当下的濡化新形态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的自觉调整,都体现了各自对时代性和民族性要求的时代诉求。
1.以人为本的文化建设思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是“人化的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1]的人本精神在其文化理念中得到深刻体现,真正认识了以人为主体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树立了文化的中心与目标是人的理念建设,发展观中的文化建设要科学落实,必须以人为本。与此同时,文化创造与劳动生产力的社会关系是相互的,文化创造了社会生产力,然而劳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文化创造。文化以人为基础,而人又因文化而延续。文化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于人,反之,人又是文化的服务对象。
2.坚持民族平等,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民族国家间相互依赖与彼此往来加深,孤立的城墙日渐被民族间的交流与共荣所冲破,因为日益完善的生产关系使原来彼此闭关自守的原始状态将不复存在。“历史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经济基础、文化建设不外乎也是这样,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工业革命助推下屹立于“世界历史”之中,并指明了人类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趋势与潮流。通过时代期许的规则解脱被世界历史束缚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实现其时代性、民族性特色在近代史上的表现。马克思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而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表现得千差万别,那是因为不同的环境因素产生的结果。
3.追求理性科学的文化观,净化形式低劣内容庸俗之文化。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是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与转型期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并达到一定度时,经济形态也必然发展变革,与此同时,文化领域也必定发生相应变革,这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此,马克思在研究物质、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时指出,“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关于文化作用的认识与社会发展规律理解相结合,是我们分析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变迁的正确方法。强调了政治、经济与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辩证关系,同时,恩格斯也特别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3]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均有自身独特的时代性,纵观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和内涵,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开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自由交易,为社会文化营造了自由、民主的现代特征,尽管这种文化在内容和本质上是虚幻的,但是其形式的自由、民主的文化内涵为现代文化的发展打开了大门。资本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为文化自觉发展提供了动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对民族文化的影响与促进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也提出“两种民族文化”的观点: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和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观点,都为我们论述了文化的阶级性特征。而资产阶级企图用抽象的文化观掩盖文化的阶级特征及其阶级差异性,以“歌颂”资产阶级超阶级的民族文化,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
由此可见,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每一民族因其历史形成的独特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等特征差异而有所区别,这些特征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础和内容,而民族差异特征渐渐形成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民族文化是维系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纽带。因此,文化以民族的形式存在与发展,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6-131.
人力资源管理简单的讲就是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其具体涵义包括:根据人的心理及行为规律,对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正确的研究、引导、激励,并对人员进行合理适当的安排、使用和管理,从而达到对人的积极因素的充分开发和调动,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科学,是以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为基础,并与其密切相联系的一门科学。相对于传统的人事管理概念而言可以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需要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深入探讨的。
一、传统人事管理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转变的必然性
1、所谓传统的人事管理(PersonnelManagement)是运用科学的原理、原则、制度和方法,对人事工作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一系列管理活动。主要包括人事档案管理,人员的进出、工资、晋升、职务升降、岗位变动以及奖惩等工作。它强调对人事制度的贯彻与实施,是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行政职能的角度上看,传统的人事管理工作多属于战术性和行政性的工作,例如组织招聘员工、新员工培训、基本技能的培训、工资的计算与发放、考勤管理、组织文体活动、人事档案管理等等。这些大量的日常工作通常被称之为“人事工作”。由于这部分工作全部是一些企业日常管理工作,不能从本质上对企业的核心价值产生影响,人事部门基本上没有对制度的制定调整权,难以根据实际情况对管理政策和制度进行及时调整。人事部门在企业中的地位不突出,趋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部门,更多地关注于事务性的管理,其管理的形式和目的是“控制人”,并不关注个人的绩效,人在企业不被看作可待开发的资源。另外,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与经济基础由基本适应变成了基本不适应。尤其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历史前进到今天,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已完全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传统模式所展现出来的弊端日益严重地阻碍了国民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2、所谓人力资源管理(HumanResourceManagement)是指组织对员工的有效管理和使用的思想和行为。就是发现、投入力量“开采”和利用人力,它包括就业与录用、人力配置、激励、教育培训四个方面的内容。其内涵就是通过一定手段,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创造力,把人力资源由潜能转变为财富。它远远超出了传统的人事管理范畴,是管理学中的一个崭新的和重要的领域。近十年来,人力资源理论的发展势头,远远超过了人事管理,这是因为前者能够给人,特别是各级行政领导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以全新的视野,它不仅符合历史潮流,世界潮流,而且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因此人力资源理论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是必然的。它既有行政领导者的推动,又有专家学者们的协力,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能满足众多企业家办好企业的强烈需求。社会需求为人力资源理论增添了无限的助力,顺应这浩荡的潮流,使得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理论在中国扎根、开花,进而结出丰硕的成果。
3、除此之外,传统的人事管理观念是建立在一种成本中心的前提上,将人事部门定为一个成本集中的消耗中心,主张通过一切可行的措施尽量减少人力资源以控制企业的人工成本,把减少人事管理费用作为自己的核心任务之一,这种观念比较集中的反映了企业重视短期利润,最为突出的口号就是“减人增效”,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减人未必能增效,因为企业绩效不仅仅受到企业职工这个因素的影响,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很多,如特殊的地理位置限制了就业渠道,减下来的职工没有脱离企业。尽管他们没有为企业创造利润,但企业还要为他们支付生活费、缴纳社会保险等费用消耗企业利润。然而,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则不同,它是企业的“利润中心”,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对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源进行投资,收益率远远高于其它形态投资的收益率。近几十年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主要得益于对人力资源的投资。
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是运用科学方法,协调人与事的关系,处理人与人之间矛盾,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人尽其才,事得其人,人事相宜,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
1、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以“人”为核心,视人为“资本”,把人作为第一资源加以开发,既重视以事择人,也重视为人设事,让员工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属“服务中心”,管理出发点是“着眼于人”,考虑人的个性、需求的差异,又考虑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用权变的观点开展工作,从而达到人力资源合理配置、人与事的系统优化,使企业取得最佳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属于动态管理,强调一种动态的、心理的调节和开发,将人力资源作为劳动者自身的财富,重视开发使用,强调人员的整体开发。结合组织目标和个人情况,进行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不断培训,不断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岗位职务调整,做到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充分发挥个人才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3、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同时采取理性与感情化的管理。较多地考虑人的情感、自尊、价值,以人为本,多激励,少惩罚,多授权,少命令,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尽可能地体现每个人的价值。
4、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追求创新性,不断创新技,完善考核系统、测评系统等科学术方法。多为主动开发型,根据组织现状和未来,被赋予了很多的组织变革职能,通过参与变革与创新,实施组织变革(并购与重组、组织裁员、业务流程再造等)过程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包括提高员工对组织变革的适应能力,妥善处理组织变革过程中的各种人力资源问题,推动组织变革进程,并以企业变革推动者的身份有计划有目标地展开工作。
5、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主体是市场运行的主体,行为受市场机制左右,而且须遵循市场通行规则和人力资源管理自身特有的规律。
6、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上升为决策层,直接为企业的最主要的高层参与计划和决策。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参与者,提供基于战略的人力资源规划及系统解决方案,将人力资源纳入企业的战略与经营管理活动中,使人力资源与企业战略相结合。
三、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在管理中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认为,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从事生产和经济活动必须具有两方面要素,一是拥有一定数量的劳动者,即人的因素;二是拥有一定的设备工具、原材料,即物的因素,使两者结合才能形成生产力。因此,在现代管理活动中,也就相应地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对生产资料和劳动过程的管理,即人对物的管理,表现为人与物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对人的管理,即人事管理。在社会生产劳动中,物的因素是不可能缺少的,但它是死的因素,是被动因素;而人是活动的因素,是主动因素。所以现代管理的中心是对人的管理,缺乏对人的科学管理,不可能充分发挥物的作用,而且21世纪的现在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科学技术飞速前进的时代,因此管理工作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而人事管理更被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是现代管理中的关键环节。
1、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的核心部门,是企业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通过促进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来实现对经营战略的贡献。人力资源职能涵盖了组织建设、文化建设与系统建设各个方面,通过企业文化整合战略、组织和系统,保证企业战略的执行和实现、推动企业长期稳定地成长。
2、人力资源管理要求人力资源管理者以企业战略的高度,一方面充分考虑企业自身资源的优势和劣势,另一方面要考虑企业外部面临的机遇和威胁,主动分析和诊断人力资源现状以及竞争对手的人力资源状况等,为决策者准确、及时地提供各种有价值的人力资源相关数据,协助决策者制定具体的人力资源行动计划,支持企业战略目标执行和实现。
3、人力资源管理,不论是对于工作目标、管理对象,管理方式方法,管理规律,工作方针等方面,都有独特的内容,都有科学规律可循。在当前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深入改革的时候,我们把人事管理等政治生活的健康,政治制度的巩固,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行同步,力求从政权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从未来发展的需要,深入进行研究,提高人事管理的科学水平,保证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持续健康发展。超级秘书网
4、人力资源管理可以灵活地按照国家及地方人事规定、制度,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制订符合企业需求的各种人力资源政策,从而系统地建立起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为企业的战略经营目标服务。同时也能协调劳动关系和加强职业保障,维护员工合法权益,促进员工发展,实现“和谐”的生产经营环境,建立员工、企业利润共同体。
结束语
企业竞争是企业综合实力整体素质的竞争,是科学技术和企业文化力的竞争,而这些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在未来的竞争中,企业欲通过保持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而获续发展的优势,欲在技术创新和企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发挥人力资源优势,而人力资源的发挥就要求管理者应跳出传统人事管理的误区,树立现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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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伦理;道德;转型期;中国
0.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不和谐的现象充斥着我国的各个领域,这些“不和谐”有一部分涉及法律问题,我们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而更多的是一种伦理道德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伦理道德有一个全面、客观、正确的认知,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伦理道德问题有正确的态度。作为一名体育教师,对体育领域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需要始终保持一种敏感的嗅觉,这些体育领域的“不和谐”究其根源,到底是什么?
如何才能处理好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以下将谈谈本文的愚见。
1.关于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的认知及其景象。
1.1何谓转型期。
我国一直以来受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的综合影响。随着改革开放,各种伦理道德理论也随着开放的经济一同到来,并影响着我国的公众。如现代的公民伦理、普斯伦理近几年都有着一定的传播。
我国真正的转型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我们转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政治文明水平、经济发展、文化的保护和发掘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也表现出很多不和谐的景象,各个领域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浮躁心态。
1.2对道德的认知。
关于“道德”,对“德”字的拆解———很多人在十字路口,眼睛斜过来,看见一样东西,拿不拿?问问心。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并非指的是一条具体的道路,而是一个抽象出来的概念。由此可见,“道德”,就是类似于约定的秩序,引申为人在社会上为人处世的规则。人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既有自我的要求,又受政治、法律、伦理的支配和约束。为了使人真正成为人,社会成为真正的理性社会,就必须有道德的自觉规范。
1.3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认知。
伦理道德本身是一种习惯。伦理与道德在内涵上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伦:次序之谓也,“伦理”似乎便是指长幼尊卑的道理,比如中国有“天地君亲师”的古训。伦理与道德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的作用。“伦理”和“道德”常常同时出现,但却是两个不同的两个概念。伦理,从本质而言,是关于人性、人伦关系及结构等问题的基本原则的概括。而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是指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因此伦理范畴侧重于反映人伦关系以及维持人伦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伦理是客观法,是他律的,是双向的。道德范畴则侧重于反映道德活动或道德活动主体自身行为的应当,道德是主观法,是自律的,可以是单向的。人性的本质是趋利避害,而伦理道德使人性的本质得到合理的引导。
1.4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景象。
我国选择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我国又是一个受传统的儒家伦理几千年影响的国家,这就要求我们要积极的转型。“我们不能对我们生活的社会时代麻木不仁,我们必须要跟上社会的节奏。”有人说:“全亏了改革开放的与国际接轨,让我们迎来了普斯伦理”,改革开放确实让我们与世界零距离接触,让我们对普斯伦理、公民意识等各种伦理道德理论有了全新的认识。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度的加大,发展的加速,国人的社会伦理道德也产生着微妙的变化,部分人产生了一种浮躁的心理,世界观、价值观也随之改变,太过注重经济效益,追求不切实际的社会认可,而忽略了个人真正的价值。
2.对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的认知及其转型期的景象。
2.1对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的认知。
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就是在体育领域调节成员与成员之间的相关关系的规则,它包括很多内容,主要有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领队、出资方、盈利方、社会成员等多个构成部分,这些部分自身或者部分与部分之间产生的关系,必须要有相关的伦理道德来引导和约束,这就是体育伦理道德。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商品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经济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经济领域的这一变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体育的产业化、职业化、功利化和商业化无疑在推动体育运动发展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它同时又“对弥足珍贵的体育精神具有巨大地消解作用,它一点一点地侵蚀着、吞噬着体育的灵魂,使体育正一天天地逐渐沦为名利、功利、势力的奴隶!”
2.2转型期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景象。
北京2008奥运会,让世界再次承认中国是一个体育大国,但也让我们认识到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体育强国。我国的竞技体育就存在太多的伦理道德问题。
2.2.1我国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机制是举国体制,是一个金字塔形态。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就有众多体育专家、学者提出,2008奥运会后,我国需要改变现今的竞技体育培养模式,呼吁取消举国体制,应该把体育工作的重心由竞技体育向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移动,但同时也出现了部分反对的声音,认为不可以取消。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的体质连续20年呈下降趋势,现状不容乐观;同时许多疾病也呈现着年轻化的趋势,提高国民体质,已经是当务之急。本人认为体育工作的重心理应由竞技体育向社会体育、学校体育转移。当然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伦理道德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2.2.2竞技体育的人才选拔。我愿意相信绝大多数竞技体育人才的选拔是公正、公平的,但也必须承认,在部分运动项目的人才选拔中,并不仅仅看运动员的实力和未来可以挖掘的潜力,运动员的家庭背景也作为考察项目之一。近期网上公布的几段视频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其中一名小男孩的日记还一度引发体育界的轰动,内容主要是教练明目张胆的索取烟酒、红包,若不按时送,就不给指导甚至不给练,更有甚者,对其队员会进行体罚。这时候,我们就要反思了,有的同志是打着“为国争光”的幌子,做着满足个人利益的事。
2.2.3始终处在风口浪尖的中国职业足球。我国泱泱13亿人的大国,竟然选不出11个能在世界足球中踢出一席之位的运动员,有人说,这是我们的体质、体能问题,事实果真如此吗?日本、韩国同样是亚洲种,为何他们就可以呢?由此想到,近来沸沸扬扬的足球运动员群殴、打裁判等等负面事件,足球运动员拿着高额的薪酬,有没有实现相应的价值?有没有付出相应的努力?前几天,本人在看体育新闻,看到了中国棒球队没有太多的经费,没有外教,甚至连本年度的比赛服、装备都是去年的旧服装、装备,但他们仍在坚持,仍然兢兢业业地训练,没有观众,仍认认真真地比赛。朝鲜国足,拿着12元的月薪依然闯进了世界杯。群殴、假球、黑哨,试问中国职业足球到底怎么了!
2.3转型期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景象的成因。
谈谈我国体育领域这些“不和谐”的成因是什么?第一,无疑是体制问题,没有规范、可行的体制去规范,让体育领域各组成部分有一把自我约束的尺来衡量自己的道德行为。第二,缺乏相应的伦理道德教育。体育领域作为大众娱乐、观赏的项目有着一定风向标的作用,这就要求运动员等体育领域的组成部分接受较多的思想教育,包括爱国精神、民族主义、团结精神、拼搏精神等等。运动员作为公众人物,更应该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形象。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中国男篮,他们常常会组织队员去军队、学校等接受思想教育,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所以在奥运会中,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团结和拼搏。第三,国家集团与集团、各集团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不和谐”很大程度上是每个人都想把利益最大化,这与现阶段转型期,社会的竞争及飞速发展不无关系。
3.结论。
本文对道德、社会伦理道德、我国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景象、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我国转型期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景象及其成因进行了讨论。可见,我国体育领域的某些方面,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伦理道德,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有国家的体制问题,有我国现阶段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问题,当然也与我们公民的素质和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目标等有关。转型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转型期完成公民伦理道德的洗礼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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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发展,网络伦理问题也呈现出新的类型和特点,由于网络伦理自身的特性,导致其与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认知存在很大的差异,出现双重标准,引发一系列的网络伦理问题,导致网络道德失范。网络环境及网络主体对网络道德认知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基于道德认知角度,对网络伦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网络道德认知在解决网络伦理问题、规范网络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以期提高网络主体的道德修养,净化网络环境,构建网络伦理规范体系。
一、道德认知对网络伦理的影响
(一)道德认知是网络伦理形成的基础
网络技术、人与网络社会、人与人间的关系是构成网络伦理道德的三大要素,人们主动加入到网络交往活动中,在网络技术的作用下,这些交往活动将不同地区的人们联系起来,从而形成网络社会。现实伦理和网络伦理的主体都是人,网络只是一种载体,伦理道德的主体并不是网络。在网络环境中,人们通过网络技术进行交流,网络道德的本质就是人在网络活动中的具备的道德规范,网络主体道德观念的形成、发展都建立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只有做好道德认知培养工作,才能形成健康的网络伦理道德观。
(二)网络伦理影响着道德认知的形成
网络社会作为现实社会的延伸,管理模式比较松散,缺乏监管机制,自由性强,仅依靠道德自律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因此必须要重视人们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提高人们的道德自律能力。在网络社会中如果缺失道德自律能力和道德责任感,必然会导致网络社会混乱。网络伦理的自律性要求人们必须加强对自身道德能力的培养,根据道德自律原则来约束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网络虚拟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这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中,各地文化和多种道德观相并存,多源性的网络道德必然会引发道德冲突,改变甚至同化了传统理论观念,网络社会陷入失范、混乱无序的状态。此外还会影响人们的网络道德观,对道德主体认知产生种种影响而造成的矛盾冲突,导致人们的道德感受和行为产生偏差,因此必须要正确的引导人们道德认知,不要因为网络道德多样性而导致人们道德认识混乱,避免网络伦理问题的出现。
二、网络伦理问题的现实表征
(一)道德意识的冲突与裂变
1.道德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
人们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能够相对自由的发表言论,充分释放内心的想法,强调自我,展现个性,人们在网络空间的表现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于真实的自己。但是由于网络社会的自由无政府和无中心特点明显,网络行为主体将自己作为网络道德行为的判断者,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忽视法律和社会传统规范,使得道德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
2.缺失道德责任感
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认知在网络社会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网络社会环境中,人们通过网络信息技术进行一系列的虚拟交往。隐匿性、虚拟性和互动性是网络空间最大的特点,从而使得传统伦理对人们交往活动的约束力减弱。人们在网络社会释放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隐藏的本性,降低对自身道德的要求,沉迷与网络中虚拟的身份,道德认知能力下降,从而导致网络主体丧失道德责任感。
3.主体情绪浮躁及文化霸权主义蔓延
网络社会对多种信息的监控力度较弱,缺乏对信息者的限制,不断产生大量的网络信息,让人们眼花缭乱,网络行为主体长期受网络资讯的影响,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焦虑、疲乏,最终使人们迷失自我,导致主体情绪浮躁。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在网络信息交流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占据大多数的信息资源,西方国家的信息输出量较大,便于向其他国家传递本国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从而导致文化扩张,形成文化霸权主义。
(二)道德行为的脱轨和失范
1.网络犯罪现象猖獗
信息技术是网络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在社会科学技术不断改革更新的飞速变化中网络技术也不断经历着飞跃式的变化,然而网络安全管理和防护功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进而导致网络漏洞的出现,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不良的犯罪平台,网络信息安全问题频频出现,屡治不止。不法分子根据网络特点和缺陷借助一定的网络工具和先进技术对他人的网络系统进行破坏和侵犯,诸如病毒传播,盗取和篡改信息等,造成个人或者政府等部门重要信息的泄露和破坏,带来不良影响和巨大的损失。还有一部分网络犯罪组织借助网络平台利用论坛,贴吧,邮件等方式进行广告宣传、传播电脑病毒、发送垃圾邮件破坏系统或散播谣言等举动,由此来达到这些组织既定的商业或政治目的,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不便,也阻碍了社会的和谐顺利的发展和繁荣,是值得重点解决的突出问题。
2.网络言行随意放纵
网络社会同现实社会不同的是,其不存在真实的主体,人们的言行不会受到社会舆论和监督的影响,主体间的约束力降低,人们不必担心是否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标准,使人们长期压制的欲望、本能和冲动得到释放,追求快乐最大。人们的外在行为规范及社会道德的不受限制,网络行为主体就会出现为所欲为、不负责任的不道德行为。
三、解决网络伦理问题的措施
(一)传承和发展传统伦理内涵,将网络伦理和实现传统伦理结合起来
网络社会依靠网络伦理制定一系列的规范措施,其在传统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和传统伦理而形成了网络伦理体系,同传统伦理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传统理论体系,其在构建网络伦理体系的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必须恪守传统伦理道德,在继承中扬弃,在扬弃中发展。要基于网络伦理的基本特征,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传承中要注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原有的运行机制,整合传统伦理资源,不断探究和创新,发现新的网络伦理元素,使网络伦理体系的建设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促进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侧重人的全面发展,调整网络技术和人的关系
传统伦理道德指的是指导人们行为的观念,是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应遵循的准则,能够维持社会秩序,是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体现出定型化、体系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同传统伦理不同,网络主体的道德认知水平直接影响着网络伦理规范的发挥,具有非定型化和非制度化的特点。解决网络伦理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以人为本,将网络主体作为重点,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结合,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信息与网络安全的网络伦理规范体系的构建,有效的解决网络伦理问题。具备了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水平的网络主体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网络社会,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利益。
(三)坚守人文道德,体现人文情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作为网络的主体,人们要严格遵守和发扬人类社会所普遍推崇的人文操守及其基本规范,传承人文凝聚精神,提升人文道德涵养和道德认知水平,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人文涵养,有效的避免人性在数字化和符号化的虚拟网络社会中被扭曲和异化的情况。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客观的评判各种道德现象,形成正确的道德态度和意识,提高道德自律能力,坚守自己的准则,抵制各种侵蚀和诱惑,鄙视不洁、不善、不义、不道德的行径,不接触不道德、不合理的事物,不随波逐流,发扬人的尊严价值,不断提高自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彰显人文关怀。
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网络上各种思潮泛滥,它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大学生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在整个网络话语系统中,由于欠缺对话和讨论,导致大学生偏执地沉溺于迎合自己喜好的论述和观点。出现伦理道德失范问题。如在“网络炫富”现象中,一些大学生就崇拜甚至模仿网络炫富者,推崇拜金主义,以金钱来衡量人,把人的价值等同于金钱,世俗、功利、物质性的倾向表现明显。这就是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的表现。
一、网络伦理道德失范的基本内涵
网络社会是人类为自己开拓的另一个生存空间,而所谓网络伦理道德,是指在信息社会中,网民利用网络进行活动和交往时以维持网络有序运行为条件,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和调节“网络社会”中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规范其网上行为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伦理道德关系。
网络伦理道德是一种高度自主的伦理模式,在网络中人们的行为完全由自己决定,强调言论自由、不要对任何事情负责。这导致网上行为缺乏一个明确的评价与判断的标准,理想的网络道德规范不断受到传统道德规范的抗拒,造成两种不同道德规范体系的强烈冲突,从而也就出现了“网络炫富”等网络伦理道德失范现象。
二、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的表现
由于网络社会交往中的虚拟性、开放性等特点,大学生作为个体的“自我”很容易出现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问题。当代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㈠逃避现实,沉迷网络
在网络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被人对网络的依赖关系所取代。面对困难和压力,一些大学生学生不愿面对自己在现实中的实际困难,逃避现实世界或者不能很好地实现其在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这样两个不同生活世界中的角色转换和行动协调问题。于是,虚拟的网络世界就成了他们逃避现实困难的最佳去处。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一些大学生终日沉溺于网络世界中,在网络上的流连忘返,让自己沉醉其中,忘却现实中的烦恼,以此来麻痹自己,久而久之就会迷失自我。
㈡网络言行放纵
网络本身具有的虚拟性、匿名性的特点,这使人们对网络言行失去了有效监督,在网络上呈现出来的滥用表达自由的景象。大学生在博客上随意一些恶意的人身攻击的帖子,随意使用不文明语言、符号、图片等现象在网上随处可见;抄袭、剽窃网上文章或论文的行为比比皆是;偷看、公开他人隐私的行为也屡见不鲜;在网络上、接受和传播黄色信息、散布一些无中生有的消息、利用网络欺骗感情、玩弄异性等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㈢道德意识弱化,网络伦理情感冷漠
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中,网络行为主体具有匿名性和模糊性。在“反正没有人认识我”的心态下,行为可以摆脱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内心信念的制约,从而表现出对他人、社会的不负责任,为所欲为。大学生的道德标准判断能力被极大的弱化,道德虚无主义在网络社会中泛滥。大学生沾染了网络上的不良风气,认为“于己有利即是道德,于己不利则是不道德”,混淆了道德与非道德的界限。主动放弃成为道德责任主体的努力,对自己采取道德放任态度,丧失自我责任心。对网络公众缺乏应有的道德关怀,丧失对他人的责任心。
三、应对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问题的对策
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不仅会影响网络社会的正常交往,同时也会对大学生的心理和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其危害不可小视。因此,必须在深入分析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原因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缓解大学生的网络伦理道德失范现象。
㈠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树立网络责任意识
网络社会中的伦理道德不像传统道德那样主要依靠舆论和法律来规范个体行为,要避免网络伦理道失范行为,大学生就必须通过个人的自律来约束自己的网上行为,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大学生不仅要有理论上的坚定,更要有行动上的坚持。绝不能随波逐流,盲目附和错误的潮流。在认真学习思想品德修养学方面有关知识的同时,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其自身的伦理道德修养提高道德认知,坚定道德信念,升华道德人格。只有这样,大学生才能从根本上提升自我,得益社会,在自律的基础上遵守和践行网络伦理道德规范。
㈡建立完善的网络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制度
建立完善的网络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制度是当前缓解网络伦理道德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结合网络社会的本质特征,立足于现实社会道德,遵循现实与虚拟相结合的原则,发展相关的网络技术,完善技术环境。从技术层面控制网络伦理失范行为,加大网络的监管力度,依靠监视技术、网络警察、网络跟踪定位和网络实名制等手段减少和清除不良行为,对不道德的网络行为及时发现并进行清理,以维护网络环境的健康向上。在建立完善的网络监管体系的同时,政府及有关部门有必要通过法律、行政、技术等手段同各种网上信息犯罪作斗争,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加强对网络的信息监控和信息过滤,把网络世界中重要和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纳入到法律中、融入到管理制度中。
㈢加强高校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工作
面对日益严峻的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问题,高校应加强相关的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工作,根据大学生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网络道德约束机制,系统地把正确的网络伦理道德观念传授给学生。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网络道德自律精神,提高其网络伦理道德素质,形成大学生自己的评判能力,自觉趋利避害。教育大学生遵守网络道德规范,不断加强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 使其伦理道德品质日益完善,并且成为大学生的稳固特征。这样就使大学生在面对网络上的种种不良信息时更加具有自制力和抵抗力,减少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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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应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高职院校毕业生是将来技术型社会众多技能型工作岗位的主要操作力量。在高职教育中,开展技术伦理教育,事关办学目标的实现、学生的健全成长和未来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对技术伦理内涵的理解
技术是人类将科学知识和研究成果应用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劳动创造出具有使
用价值的先进产品或优质服务的有组织的活动。对于技术,法国科学家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里是这样定义的: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技术具有工具性、目的性、应用性和社会整合性的特征。伦理(道德)则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具有维系人类社会稳定,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规范人类自身行为的意义。技术与伦理能够发生联系的基础和中介是科技道德价值。科技道德价值作为科技价值与道德价值的结合,主要指科技行为及其后果对于他人、国家、社会、人类和自然的作用与意义。[1]技术具有自然效用价值,也具有社会现实价值,它所负载的价值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与科技因素渗透融合的产物,技术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工具,必然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形成了保证技术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新的道德规则和职责—技术伦理。“技术伦理是人们在与技术所发生的各种关系中应该具有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品质途径,应该遵守的道德规则,应该履行的道德职责论文下载。技术伦理是对技术正面价值的维护与扩展,是对技术负面价值的制约和控制。”[2]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科技负面效应日益凸现,严重危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今天,用什么样的道德准则来指导人们的技术实践活动,以及如何协调和处理上述关系呢?“是否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3]
二、技术伦理教育何以必须展开
技术伦理教育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学科,旨在以伦理道德视角引导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树立优良的职业道德,具备从事职业活动的善恶评价标准,能对技术及自身活动进行反思,能自觉将合理应用科学技术成果以造福人类内化为自身责任和义务。
1、克服技术异化、技术悖论、回归人的本质、实现技术和谐发展的目的使然。技术具有双面效应,生产的同时可能就是破坏。种种技术行为(假奶粉、地沟油、安乐死、基因工程、人体器官移植等)都表明,现代技术发展应用与伦理建构反思已处于辨证的矛盾同一体中,既会排斥又会依存,既会冲突又能统一。复杂化多元化的社会背景导致人们的价值观选择呈现多样性,受多种利益(钱、权、利)驱使的现代社会已造成了技术异化,也称技术悖论,技术负面效应突显且日益走向人性的反面,技术本应造福人类的宗旨被异化,这也是人自身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异化的结果。因此,现代技术伦理教育的出发点正在于在人的技术活动中克服技术异化、技术悖论,建构道德体系弥补道德缺失,使技术与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共处,并通过技术的科学应用最终回归人的本质(在此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人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的和谐发展)。正如爱因斯坦的科技道德教育观所言,“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式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4]
2、伦理学作为文化体系的一个分支,既具有滞后性又具有先导性,它对技术的发展应用具有重大作用。一方面,科学和技术赋予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它们的发展又是如此之快途径,以至我们甚至来不及理解和反思它们。我们的道德实践和制度安排也还不能适应这一发展。[5]技术伦理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义上讲显然会出现滞后,而技术与伦理是呈现既分立又汇合的互动态势发展,因此忽视技术伦理教育势必会牵制技术自身的前进。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出现双面效应,会给人类带来风险,这时它就必须接受伦理的指导,我们的科技人员应在伦理指导下生成技术责任感技术良心工程良心,积极地主动地去前瞻去预见去规避风险,重建美好和谐社会。科技研究的目的、活动的方式、发展的方向、具体的应用,都是受“心理状态制约的”,其背后都有价值目的和价值追求,“只有确立了这样的目标及其相应的价值,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活动才能获得意义”。[6]
3、构筑学生抵御现代技术负面效应挑战的思想屏障的迫切需要。德国著名技术哲学家H.Lenk指出,在历史上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掌握如此巨大的力量和能量,这都是技术及其技术进步的结果.这就是技术及技术进步发挥出来的正面价值。然而,科学技术的不合理运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给人类本身和社会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危害,这一问题在我国也日益严峻和迫切,如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造假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引发了许多令人痛心的重大事件,严重影响了民生健康和社会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人员的技术伦理道德缺失或偏位?R虼耍强化技术伦理教育亟不可待,必须引起我们充分足够的重视。高职院校学生未来工作在我国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他们掌握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同样要在未来的技术活动中构筑抵御现代技术负面效Σ涣加跋斓乃枷肫琳希使自己从事的技术活动符合技术伦理要求,并勇于同一切不法的技术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就迫切需要高职院校拓展德育教育的内容,ü不同途径对学生开展技术伦理教育,对他们的技术学习给以正确的伦理道德引导途径,对一切“可以做”与“不可以做”的技术行为做出正确的≡瘢最终促使学生积极τ孟执技术,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实施高职技术伦理教育的主要途径探究
1、 领导重视、增进共识,是实施高职技术伦理教育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职
院校都没有开设技术伦理教育的相关课程,高职学生对技术伦理知识几乎是一无所知,技术伦理意识模糊淡薄,专业价值与伦理教育在整个高职教育体系中可有可无,有的高职院校甚至是用技术教育完全取代价值与伦理教育,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高职教育存在的严重缺憾论文下载。高职院校的领导们对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站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培养全面发展合格人才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技术伦理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进而统一思想增进共识,将技术伦理教育摆上位置,列入规划,落实措施,推进技术伦理教育工作有序运作。
2、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技术伦理素养,是实施技术伦理教育的重要保证。教师的技术伦理素养对高职学生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深刻的,教师在高职教学活动中应该能够引导学生关注四个关键性问题:(1)什么是专业的核心价值观?(2)什么是社会工作者能够从事的反映这些价值观的专业行为?(3)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怎样影响他们对案主、同事以及社会成员的关系?(4)社会工作者在遭遇涉及职业价值观的冲突时应当如何行为?[7]针对目前高职院校技术伦理教育方面师资缺乏的现状,一方面可以从高校相关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员中选调部分合适人员充实教师队伍,另一方面可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的办法,强化教师培训,努力提高教师的技术伦理素质。学校也可以与有关的技术部门(含企业)挂钩,建立“技术伦理实习基地”,让教师在积极参与技术活动过程中体验技术伦理的规范要求,不断提高并逐步完善自身的技术伦理素质。
3、勇于教学改革,对传统课程的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寻求专业技能知识与伦理道德教育的结合点。一是“两课”扩容。高职院校可以利用“两课”教学这个平台,在传统“两课”教育中融入行业价值观指引、行业责任意识确定、道德自律、技术良心测评等专业技术伦理内容,启发学生对与技术活动过程相关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进行伦理思考;二是在教学计划中开设哲学(伦理学)相关课程途径,正如戴艳军教授指出,“技术哲学要为现实的技术选择提供价值指南,解决技术问题的根本途径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操纵技术的人及其价值观念的转变,技术发展需要伦理规约,即用伦理道德控制人的技术行为和欲望”。[8]例如,我们可以尝试开设《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等课,以多文化整合的视角构筑学生的思想基础,启发学生依托中外大家的伦理思想思考技术领域中的一切道德问题。三是活动寓教。国外实践表明,采取活动渗透式教学开展技术伦理教育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可在课堂中开展一些主题讨论会,就现实生活中的高端技术研发、不良技术应用等热点问题让学生分组讨论、扮演角色,启发他们预想并尝试解决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高职院校可以邀请相关专业的行业专家和技术人员为学生做报告会,讲授技术运用的道德标准、行业科学的伦理守则,用他们的一线生产经验和工作知识启发学生思考如何正确处理技术与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也可开展一些技术伦理方面的知识竞赛,对获胜者给予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奖励,激发学生对技术伦理知识理论层面的探索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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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积极倡导慈善理念。
3.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有利于慈善意识的社会氛围。
有学者从企业角度来谈慈善问题。目前中国企业慈善存在的问题:
①慈善的规模小。
②慈善的理念不够成熟。
③慈善体制还不完善。
④慈善活动形式比较单一。有学者认为民企参与慈善活动有其复杂的社会心理动因,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a.利己基础上的利他。
b.互惠利他。
c.纯粹利他。在这三种社会心理中,作者认为互惠利他是符合现阶段我国实际国情的理想心理状态.它一方面能有效克服功利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比纯粹利他具有主动性和稳定性。
有学者从慈善组织角度谈慈善问题。刘云娜介绍了中国慈善组织募捐所面临的困境,分析了募捐困境的原因。作者对走出困境提出了相关建议。刘俊红从管理体制、内部运营机制和社会环境三方面分析了慈善组织发展面临问题的原因。作者也对慈善组织的发展提出了建议。赵倩探讨了当代中国慈善组织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作者着重论述了慈善组织的发展、变异情况,对其价值取向进行了探寻,慈善组织价值取向由道德到人权保障的演变过程。
也有学者从个人的角度来谈慈善问题。毕素华从微观层次分析企业家慈善行为,对激励和提升当代中国企业家慈善行为精神和能力进行了制度伦理视域的理论研究。赵海林认为中国慈善事业之所以举步维艰,关键是缺少一大批倾心追求慈善事业的企业家即中国富豪们。王小波对普通人参与慈善事业的问题作了探讨,作者认为要建立以普通人为主体的慈善捐赠新体制,就必须塑造慈善文化氛围,强化现代公益精神,建立小额捐赠机制。
虽然以上学者没有专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慈善事业发展的问题,但他们论述的内容或多或少都与慈善伦理有某种内在的联系。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慈善伦理研究一直比较滞后。目前国内慈善伦理研究情况大致如下:一部分学者把目光投向传统文化中的慈善伦理道德,但这些作者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传统慈善伦理的肯定或否定上,并未涉及慈善伦理基础问题,就目前可查资料而言,只有周中之、程立涛两位学者的文章谈到慈善伦理道德基础问题。周中之教授认为它有三部分组成:
1.建立与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相适应的财富伦理。
2.建立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感恩伦理。
3.建立以制度支持为核心的诚信伦理。程立涛博士认为慈善事业发展的道德基础主要有三:
①以慈爱和同情为基础的情感伦理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支撑。
②人道主义的理性义务观,为慈善行为提供外在规范和情感约束。
③慈善事业的道德价值目标,体现在互助行为的总体交换中。两位作者的研究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但也存在不足:对传统慈善伦理挖掘不够,对西方优秀伦理思想借鉴不足,与时代精神结合不紧。最重要的是没有从宏观结构上来构想慈善伦理基础问题。中国慈善伦理基础的构建要体现“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总特征。而“以古为基,以中为本”应该是慈善伦理理论研究的指导原则。慈善伦理理论工作者既要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还要紧跟时代,放眼世界。精心筛选,潜心研究,为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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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慈善理念与社会责任》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4
[4]吴 妍 姚俭建:《民营企业参与慈善的社会心理动因分析》 《 慈善理念与社会责任》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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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俊红:《中国社会转型期慈善组织发展的问题及对策》.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7、6
[7]赵 倩:《当代中国慈善组织与人权保障》.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8、5
[8]毕素华:《当代中国企业家慈善行为研究》.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10
[9]赵海林:《企业家与慈善家――论中国富豪的社会责任》 《慈善理念与社会责任》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4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从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这在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史上是一件大事。我们相信,“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法制化建设,从而加速我国中小学、幼儿园等教育机构的“依法治教”进程。不过,我们不能只研究“侵权责任法”的法律规范及其责任要求,还要研究在现有法律条件下如何有效地发展教育事业。因为法制是手段,教育才是目的,法制是为教育事业服务的。我们认为,教育在本质上是伦理的、道德的实践过程,教育法制化应为教育的道德实践留下“地盘”。
一、教育法制化不应弱化教育伦理规范
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教育事业越来越成为社会公共事业,所以用各种法律来规范教育行为和调节教育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教育事业在本质上是伦理的或道德的事业,教育法制化不应弱化教育中的伦理道德规范。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学校历来是一种学术共同体、道德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等。教育活动主要建立在道德关系和伦理规范的基础上,所以应坚持以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来调节教育关系和规约师生行为。
就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各自的特点而言,法律规范属于正式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则是非正式的社会规范;法律规范属于“陌生人”之间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则是“自己人”之间的社会规范;法律规范属于外在强制性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则是内在自律性的社会规范。法律规范倾向于把教师与学生变成独立而平等的“陌生人”,而伦理道德规范则致力于让教师与学生成为彼此熟悉和相互信赖的“自己人”。
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正处于历史转型过程之中,面临着不同教育规范之间的交织、交错甚至冲突。当人们强调教育现代化之历史“正当”性时,往往忽视教育事业对于民族传统的历史继承性;而当人们强调法制建设对于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性时,又往往忽视伦理道德对于教育事业的奠基作用和主导作用。应当看到,即使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师生关系也既包含着法律关系又蕴含着伦理关系,法律规范不可能独自撑起现代教育制度的“大厦”。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人伦教化的民族,伦理教化是我国教育的大传统。在致力于教育法制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完全撇开伦理教化的传统,去实现“纯粹”的教育法制化。其实,伦理教化传统未必就是我们教育法制建设的历史“包袱”,只要我们善于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工作,这个传统就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似乎应当说,教育法制化不能丢开教育的伦理传统。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教育领域的确存在着道德“滑坡”之隐忧。有人认为,教育现代化就是要强化法律规范的地位和作用,那种强调教育伦理规范和教师道德精神是一种过时的观念。我们认为,法律规范不能解决教育中的道德缺失问题。当人们不以默默的行动践履古老的教育道德格言时,法律规范又有何作为?当人们不以道德良知支持教育行动时,真正的教育又在哪里呢?我们必须说:道德的,才是教育的。
二、教育法制化不应弱化师生伦理关系
社会学认为,教育过程是促进个体社会化的过程。换句话说,这个过程是促使个体融人一定的社会关系系统,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从事一定的社会交往,内化一定的社会规范,形成一定的社会人格。所谓学校教育过程,也就是让受教育者走进学校教育系统之中,扮演与教师相对应的学生角色,开展与教师的教育交往活动,内化学校里的各种学习制度,从而为社会意义上的“成人”奠定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古今教育事业存在着时代差别和民族差异,但是伦理道德关系一直构成教师与学生关系的“主旋律”。由此说来,教师和学生这两种角色理应饱含丰富的伦理内涵和道德意蕴。人们常说,学校是社会的一片净土,师生是一种圣洁的关系。教育之所以纯净或圣洁,不正是由于它高扬了一种道德精神吗!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种道德精神,才使学校成为师生的精神家园,学校由此获得了独特的教育价值和力量。
当然,教育现代化正在深深改变人类教育的历史进程,传统的“美德至上”型教育正在转变为现代的“权利至上”型教育。也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变迁,教育法制化才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共同选择。今天,人们往往强调法制化对于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并且被视为教育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教育角色的法制化正在逐步消解师生之间的道德关系,昔日的“良师益友”正在远离我们而去!
或许有人说,时代不同了,何必要强调师生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呢?在我们看来,唯有伦理道德关系才是真正的教育关系。因为伦理道德关系是人类最简单、最原初、最普遍、最神圣的社会关系,而法律关系则是社会发达以后人为建构起来的一种工具理性关系,或者说功利关系。如果师生不再坚持道德交往原则,那么教师还能够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们吗?学校还能够培养出富有人性的下一代吗?
在今天,人类社会已经分化为不同的生活领域,如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法律领域、文化领域等。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中,人们职业生涯的目标、内容、手段、规则也各不相同。就学校教育来说,无论“教”还是“学”通行的仍是伦理道德原则,即依靠师生的道德自觉和精诚合作。这是教育领域区别于其他社会领域最具本质性的特征。在大力推进教育法制化的今天,难道不应当坚持这一道德实践原则吗?
三、教育法制化不应弱化教师道德责任
众所周知,任何教育法律的颁布和施行,都意味着对行为人之法律责任的追究。正是为了加强对学校的制度化管理,追究学校教育事故之责任,实现权利和义务平衡之正义,避免学校教育事故之后果,才颁布和施行了各种教育法律法规。毋庸置疑,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在教育越来越成为公共事业的今天,运用法律规范进行教育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若由此阻抑了教师的道德自律和道德责任心,则是令人遗憾的。
所谓责任,简单地说就是指分内应做的事情,以及没有做好分内之事而应当承担的过失。在分工发达的现代社会里,每一种行业及职业都有其重要的社会价值。从业者既应获得相应的职业权利,也要具备相应的职业能力,还要承担相应的职业责任。以当代的观点说,教师职业是一种富有精神性、伦理性知公益性的专门职业,负有广泛而重大的社会责任。所以,人们历来把教师职业视为“伟大的”职业。
一、“知识论"对西方伦理思想的影响
在苏格拉底之前,希腊哲学偏重于对自然万物本源的探究,他们在人的理性认识中发现自然万物都遵循某种必然性,即事物现象背后的本体,这个本体被赫拉克利特规定为逻各斯。他认为逻各斯是多样性中的隐蔽性的统一性。不过在赫拉克利特那里,逻各斯不再简单的是万物的本体或必然性,更表明,这种本体和必然性在语言和思想中的显现,所以logos的首要含义是语言和思想,其次才指在语言陈述中通过思想认识和现显的万物的本体和规律性,赫氏之后,巴门尼德进一步认为,作为逻格斯而现显出来的“存在”(being)作为本体才是真实的,而处于时间变化中的现象(个别事物)反倒成为不真实的。在巴门尼德之后,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各拉则开始了一场拯救现象的运动,认为作为现象存在的个别事物才是真实的。但是以什么尺度和标准来判断本体和现象何者更真实呢?智者学派高尔吉亚提出了著名三命题:第一个命题是无物存在;第二个命题是如果有物存在,也不可知;第三个命题是即使可知,也不能把这样的知识告诉别人。这三个命题分别否定了存在、认识和语言交流的可能性,在西方思想史上被视为怀疑主义的开端。高尔吉亚之后,普罗泰戈拉提出应以人为尺度来确定本体和现象何者更真实,他的命题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说明人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普氏的命题标志着希腊思想从认识自然万物到认识社会人事的转变。标志着人在周围世界中的中心地位的确定和实现,所以这一命题被视为欧洲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开端。人是万物的尺度,被一些学者解释为以人类的感觉作为万物的尺度,这里隐含着两种思想倾向:
首先,个人的感觉是互不相同的,所以对某物的感觉需要人们互相之间的约定即努斯(nOUN),努斯标志着人的世界的诞生,自然世界受1ogos的支配,这是一个必然性的世界,人在自然的必然性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它收缩包围、压抑着人,所以努斯是对逻各斯的抗衡,如果说,逻各斯是规定给人的一种必然性的命运,那么努斯就是人对这种命运的抗争。
其次,以人的感觉作为万物的尺度,由于各个人感觉各不相同,所以努斯作为不同感觉主体之间的一种约定,又使得“人是万物的尺度”命题具感觉主义倾向,每一感觉都是相对的,所以感觉主义又有可能发展为相对主义,相对主义的极致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对任何真理及其确定性的消解。
普氏的命题使希腊人的思想经验从相对主义走向了虚无主义。随后苏格拉底的使命就是要在希腊思想从认识自然万物到认识社会人事的转向中在包含着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的努斯中寻求和发现真理的确定性和决定性,他每天在雅典的街头和人们讨论着正义、道德、美德等问题,在他看来每个人、从个人立场给出的关于正义、道德和善的定义都是相对的,是正义道德和善的本质的现显,因而只是意见。至于正义、道德和善本身是什么,在他看来由于人力及其个体的有限性是无法认识和掌握的,这些本质的真理性知识只能归属于神,这就是他的命题“自知其无知”但是传统的道德是自然的习俗和习惯,普氏之后,道德不再是习俗和习惯,而成了人们的一种约定。
在主观约定中即在努斯中为希腊人的社会人事生活寻求一种道德的普遍性和确定性变成苏格拉底自觉提出的使命。原来自然万物中的确定性和必然性是1ogos,现在随着希腊思想的转向,苏格拉底要在知识中寻求道德生活的确定性和绝对性,由此1ogos也就转变为logic。Logic就是人们在知识中寻求形成和论证真理的确定性的一套语义规则和思想语法。由此苏格拉底颠覆了传统,即颠覆了由传统习俗和习惯而来的自然道德及其伦理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在约定论的基础上通过具有理性必然性的知识来论证新的道德的合理性。换言之,他要求把道德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风俗和习惯的基础上。即所有的道德原则道德命题,都要经过理性主义知识论的论证,西方知识论或认识论的根本特征和方法论原则是反思,运用在伦理道德层面就是反省,所以苏格拉底认为未经反省的生活不值得过。所以亚斯贝尔斯说“苏格拉底所走的乃是思想者之路,这可以看作是人类理性之路。
哲学中,知识论回答的是“是一不是”,这属事实判断,伦理道德回答的是“该一不该”这属价值判断。苏格拉底把人的道德生活奠基在知识论的基础上表明西方人是从“是一不是”走向“该一不该”的。
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命题试图为希腊人以至整个西方人的道德生活寻求奠定一个确定的知识论基础,但这种知识毕竟是人的知识,有人的限度和局限。随后亚里士多德扩大了美德的概念,认为德行就是人在实现他特有的活动上所表现出的优点,德性是相对于灵魂的理性部分和欲望部分的活动的。既然灵魂有一个理性的部分和一个没有理性的部分,这两个部分各有不同的活动,人的德性也可以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两个部分。 转贴于
亚里士多德的这个阐述扩充了人们对美德的视野,使人们认识到德性都是同行为和现实的活动相关的品质,是所有知识的表现。后来的基督教继承希伯来民族的犹太教思想经验,使道德奠基在上帝的绝对权威基础之上。其动机在于为人类的道德寻找一个更加可靠的基础。康德的基本问题也是知识问题:什么是知识,知识如何可能,他要把经验转化为知识的理性。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提出了一个绝对命令,“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这是康德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唯一的绝对命令。这个绝对命令是说不论做什么总要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则。这一绝对命令本身蕴涵着道德规则的“可普遍化原则”。理解了这个绝对命令,就领悟到什么是知识,康德认为,绝对命令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善良意志之善的最高表现,就是执行绝对命令。可见,美德就是执行绝对命令,而其前提就是首先知道什么是绝对命令的知识。至此康德把知识高度抽象化,而他的弟子费希特则在康德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实践准则为基础、更加突出“自我”主体道德的“知识论道德学”。
但是文艺复兴、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和十九世纪的尼采、马克思所展开的三次讨神运动使神扭身而去,欧洲人的道德生活失去了上帝权威的可靠基础和担保,使得20世纪以来欧洲人的道德生活具有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这也正是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马克斯、舍勒等人竭力在为西方人的道德寻求出路的努力。
二、“传统"道德对中国伦理思想的影响
比较而言,中国的伦理道德也面临一个从古代的自然风俗习惯到社会认识的转变,不同在于古希腊作为伦理道德源头的风俗习惯,其合理性来自于希腊诸神的担保;中国古代的风俗习惯,则来自于家族、血缘和祖先崇拜,这种差异在西方构成了人和神之间的复杂关系,人总是站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独立个体,即西方伦理道德上的个人主义。所以本质而言,个人主义并非是和集体主义相对的概念,他在本质上表现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人批判西方的个人主义往往忽略了宗教背景下个人作为一个过渡个体和神或上帝之间的本质关系,而是把它拉来和集体主义进行肤浅比较,这几乎是我们当今伦理学在批判西方个人主义时的一个致命盲点。而中国古代风俗习惯及其道德合理性是由家庭血缘传统和祖先崇拜担保的,中国人特别强调共同的祖先,讲龙的传人,讲华夏民族,就是把自己看作同一祖先的共同传人,由于共同的祖先,华夏民族的每一成员,共同构成一个大家庭一个大集体,由此构成伦理道德上的集体主义。在这个大家庭中小家庭是其基本的构成单位和核心,所以集体主义存在的基本形态和核心单位是家族或家庭。在这种集体主义观念中,个人消融于家庭这个小集体中,家庭又消融于民族国家这个大集体中。所以,在西方个人道德责任和义务是相对于神而言的,是人对神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神是人的道德责任和义务的绝对尺度,因而人和人之间的道德责任和义务都是由神来规定和约束的。在中国道德责任和义务首先是对祖先而言的,由于在家庭内部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所以在家庭成员之间有着共同的道德态度和道德行为。但由于不同家庭有不同的祖先,所以不同家庭成员的道德行为和态度具有差异性。所谓集体主义就是要在国家或民族的共同祖先的名义下来确定不同家庭成员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这种集体主义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往往被以家庭为核心的道德行为所瓦解。由此可以解释一个在家庭中被父母和族人视为有道德的成员却在社会生活中有可能是一个无道德的人。相反的情况也会以发生,一个为国家尽忠的人可能不是一个对家庭尽孝的人,由此形成中国伦理道德的一个基本悖论,“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在中国从来孝优于忠,忠孝不能两全时,大部分国人选择孝,少数人例如岳飞的母亲,要岳飞不必尽孝,先去尽忠,结果是岳飞反被皇帝及奸臣陷害,成为尽忠的反面教材。
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命题,使西方的伦理道德建立在知识论的基础上,即从“是一不是”的事实判断走向“该一不该”的价值判断。如果说道德判断都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则知识论的奠基作用使个人道德判断的情感因素受到理性知识的规范和修正,因而这种伦理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主义伦理学。中国人没有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知识即美德命题,加之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先天缺乏认识论或知识论的传统,中国人的道德经验不是从是不是转向该不该的,而是缺失了对是不是作事实判断的前提和基础,直接进入了该不该的价值判断,这使得中国的伦理道德缺乏一种知识论的奠基或论证,使人的道德判断中的情感因素不能受到理性知识的规范和修正,所以中国伦理学也是理性主义伦理学(这是相对于神性主义而言),但这种理性主义伦理学更主要的是一种人文主义伦理学和以家庭、朋友、亲友为制约因素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这就使得国人在面对情感和道德规范的冲突时显得十分痛苦的原因。坚守道德规范和原则而忽视情感,往往被称之为大义灭亲,如宋代的包拯等人。这种人如果不能在国家民族层面上树立为英雄和榜样,就会必然不能兼容于家族和亲友。所以一般情况往往是当面临情感和道德规范的冲突时人们总是用情感来瓦解规范,用利害来消解原则,使得中国文化背景中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由于缺乏绝对性和普遍性的基础而随时会处于礼崩乐坏的状态中。
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由于中国人道德规范缺乏上帝权威的看护,道德规范和道德秩序崩溃的发生,会随着王朝的周期更替成为一个经常性事件,崩溃之后面临重建,知识分子已经无暇顾及对知识论的探究,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沉溺于道德颓势的呼救中。一部中国文化史,最多的和过剩的都是以个人相对的言说构成的道德资源,几乎无法也无力形成认识论的研究传统。我们的道德说教试图通过教化人心来达到维持国家的稳定,而国家政治的周期性动乱又一再要求,不断提出新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但却不能为科技发展提供认识论层面的智力支持。所以一部中国古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的伦理变迁发展史。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体育伦理思想,能较好地协调古人从事体育活动的价值和利益关系,反映时代精神。 然而,进入高度发达的今天,以伦理道德为重心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影响下出现了一定的弱化和衰退,严重地制约着现代体育的健康持续发展。为了建立更为合理、有效的体育道德规范,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文化精神和历史渊源进行探析,并采取扬弃和内省的方式,实现体育伦理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创新。[1]
1 伦理政治型文化与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
“一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2]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专制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是以封闭、分散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这种自然经济形态下,老百姓思想封闭,因循守旧,其活动基本限制在家庭范围内,从而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别强调宗亲血缘和家庭伦理思想。并散射开来,要求在整个社会建立一种有礼有序,和睦相处的人身依附关系,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
在政治结构上,至周朝起,中国封建社会就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所谓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家族为出发点,通过“家国同构”的组织建构和“由家及国”、“移孝作忠”的价值导向,达到族权巩固王权,宗统保护政统的目的。[3]表现为对内以血缘亲疏维系政治等级序列,对外用分封制(姓氏和亲戚)和宗庙祭祀制度来维护和巩固统治。实质上,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家天下”“宗主即君主”思想的背后,只是借助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庭伦理和血亲道德对其思想的制约作用,使人们自觉遵守儒家的“纲理伦常”和“礼制”思想,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由此可见,伦理道德在社会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最终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世间伦理纲常、现实专制统治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主要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伦理性和政治性特征。中国古代体育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其说是被伦理政治型文化深刻影响,不如说古代体育已经成为一种道德教化、礼仪培养的政治工具:古代礼射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旨在“明人伦,知礼法”;儒家主张“文武兼备”,其目的在于提升道德修养,成为君子、圣人;武林各派首倡“武德”,以匡扶正义、捍卫祖国为己任;岳飞背负“精忠报国”之志,拼死沙场,不吝其生……[4]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思想已深深渗透到我国古代体育中,使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处处体现“求善”“求治”的意蕴,表现了儒家“仁爱”“礼治”精神。而古代体育过于强调其伦理内涵和政治功用,弱化了竞技体育应有的激烈、竞争的本质特征,与宗教、军事、医学等的紧密结合又加剧了这种倾向,后逐渐发展成为与西方体育风格迥异的“哲学体育”。
2 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
2.1 天人合一—自然、人文的和谐统一 博大精深、意蕴深远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毕业论文 古代体育作为伦理、政治的附属物,始终以“天人合一”为思想主线,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也是古代体育活动的主体价值所在。所谓“损肤不孝”、“生以养存”,古人从事体育活动之目的在于修身养性、立身治世,与自然、社会保持一种和谐或稳态,体现了对人自身终极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体育的竞争和博弈意识,有利于培养运动员尊重对手、关爱生命的可贵品质,对中国体育形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我们应看到,“天人合一”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内外和谐与平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力量、速度和高度等体育因素的追求,背离了竞技体育固有的竞争、拼搏的本质特征,促使古代体育活动朝着重道德教化,轻竞技对抗的方向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儒家“尚德不尚力”过于看中体育的政治功能,道家“尚柔守雌”而完全脱离社会,人们在儒道两家思想的交织影响下,往往安于现状、守柔不争,表现出与西方的武士精神、决斗风范大相径庭的大陆民族依附性特征,古代体育作为封建道德法则的形式而存在,则表现出了竞技性的缺失,表演性和技巧性的冗余,中国古代体育在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压抑下畸形发展,不可能全方位地走向世界。
2.2 和合中庸—以和为贵的处事准则 “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融会贯通,由此便形成了中华文化和合的思想观念。“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中华文化和合思想极具辨证思维,它积极地看待自然与人文、社会的差异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发展。反映在体育伦理思想上,主张科学地吸纳不同流派的伦理精髓,通过异质文化内部的磨合、交融,达到外部的整体和谐。纵观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是以哲学文化为背景,儒道伦理共存互补为主线,援引阴阳五行说,兼揉法、墨、释、医诸家的伦理综合。体育伦理领域这种“兼容并蓄”的博怀,正是源于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观念。故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既重事功,主张“不仕无义”,又崇尚淡泊名利,行走江湖的侠义情怀;既倡导儒家“仁”“礼”伦理道德学说,又倾心于道家清心寡欲养生理论。
和合思想在儒家和谐理论中表现为“中庸”思想。硕士论文 中庸之道强调人和,反对纷争,重群体,重友谊,适用于人际交往的各层面,在古代体育活动也得到贯彻。传统养生要求“顺应四时”;蹴鞠力求营造“三朋和气满,入队笑声喧,四海人皆喜”的和谐氛围;太极拳要求身形“虚灵顶劲,尾间中正”,推手时做到“无过不及,随屈就伸”、“不丢不顶”等,[7]正是这种中庸之道的直接反映。
因“天人合一”思想而生的和合中庸观念,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建构具有双重意义:和合中庸思想注重社会的整体和谐,这对于中国体育形成团结合作、友谊第一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庸之不偏不依,允之适度观念,限制了人格独立,约束了个性解放。古代体育参与者严守伦常之理、中庸之道,难以突破伦理道德的束缚,在个性上严重缺乏冒险、竞争、超越的精神,从而决定了古代体育始终缺乏“力”之美,最终发展成为与个性张扬的西方体育完全不同的体育形式。
尊德重礼—德礼并举的伦理规范 根植于伦理政治型
文化背景下的古代体育,始终把道德礼仪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实践寓之德礼的“准体育”,影射和强化了深刻的伦理内涵,培养具有理想人格、文武兼备、身心俱德的君子、圣人。
礼射是我国古代的习武礼仪活动。后经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思想指导得以重新整理和诠释,进一步强化了道德礼仪的教化功能。一方面,礼射继续保持了繁琐复杂的礼仪程序,体现了森严的等级观念。《礼记·射义》开篇有云:“古有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行乡饮礼,故燕礼者,所以明臣之义也,乡饮酒者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不仅如此,礼射还按照参与者的不同等级身份对配乐、侯(箭靶)、标准(父鹄、子鹄)等加以区分,旨在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即按既定的方针政策行事,达到明“君臣之义”和“长幼之序”的目的。[8]另一方面,寓教于射,重视礼射的道德教化功能。祖师孔子主张“射不主皮”,淡化射技的同时,重视射手的道德礼仪培养。提倡“揖让而升,下而饮”的爱人精神。孟子也指出“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从而确立了“正己从事,不怨他人”的体育道德。
武术是我国古代体育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传统体育道德体系的一个全息影像。医学论文 综观古今所有门派都不约而同地默许和尊崇“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的思想,把培养德、礼作为习武的前提条件,放在首位。而各门派的门规戒约和谚语格言中,都蕴涵了丰富的伦理内容。
武林门派要发扬光大,首先要精心择徒,而在众多入门标准中,犹以德性考察为重。少林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峨眉主张“不仁者不传”。练武以“德薄艺难高”为指导思想,把武德培养视作通向上乘境界的精神航标。这样督促练武者在修炼武功的同时,既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笃行儒家伦常之理,中庸之道,提倡忠孝仁义,贤良方正的道德规范。又培养谦和忍让,立身正直,取义轻利,守信重诺的侠义精神[9]。而德中必有礼,礼作为德的外在体现在武术活动中也留有诸多痕迹。习武者相见必抱拳以礼,若要切磋武艺,在交手之前必有“有礼”、“承让”之类谦恭语,且武术交手中通常不伤及性命,主张点到为止。
统治阶级倡导寓德于体,把礼的观念植入体育伦理之中,其目的是引导民众在学艺中培养和升华道德礼仪,在习武中尊崇和默许人伦规范,以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体育是中国封建道德体系的一个完整缩影,通过体育可以反映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伦理观与审美观。
德礼并举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巩固宗法等级制度的同时,遏杀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独立和拼搏精神,使古代体育活动从一开始就在人们的主体意识中丧失了公平竞争的可能。而没有公平竞争的体育就不是真正的体育,古代体育在德、礼之双重约束下始终保持“准体育”状态,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2.4 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儒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但要成为圣人并非易事,必须把修身作为安身立命,齐家治国之根本,努力实践“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的经世途径,力求达到儒家所倡导的“内贤”“外王”出入坦然的人生境界。
这种爱家及国的民族气节,在重视宗亲血缘,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既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也能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敬仰和尊崇,故历朝历代都大力推行以修身为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治国模式,鼓励老百姓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影射了中国传统文化长久积淀的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中国古代体育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表现出了极大的功利性。儒家主张通过个体的“身心兼修”以达到“文武兼备”的目的,进而提升到或仁或圣的状态;明代少林武僧为抗击倭寇,而抛开佛门戒律,大开杀戒,血染沙场;清末“少林戒约”后十条之首条要求习武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志”;岳飞背负“精忠报国”四刺字,去抗击金兵,虽冤死沙场,但铸就了“忠君爱国”的千古美名,永为世人敬仰。
如果完全抛开阶级局限性,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古代体育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古代体育伦理中蕴涵着立德事功的价值导向和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职称论文 集中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意识。古人通过武术抵御外侵,改朝换代,推动中华历史不断前行的同时,促成了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我们应认识到: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等精神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在封建社会里,“忠孝”思想是君权专制主义的伦理基础,“忠君爱国”无疑是“忠孝”思想的标榜和典范,古代仁人义士为了维护君主、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权利和个性发展,重复演绎“忠君爱国”的高尚节义,实质上影射了古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绝对的人身依附和盲从,而这种变相的精神奴役与现代社会倡导的独立意志和科学精神大相径庭。
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思想对现代竞技体育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运动员获奖时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崇高的精神荣誉。也可以反思中国竞技体育大环境为何如此“沉闷”,中国竞技选手在世界顶级赛事上为何屡屡发挥失常等等,只因其背负太多的义务与责任。
以上从四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不可避免地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但谈古旨在论今,在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今天,我们应扬其精华去其糟柏,使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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