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心理爱情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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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王洪波，石德时.当前大学生恋爱中不良倾向的分析与思考[J].中国�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9）：23.

[2]余逸群.大学生恋爱心理与恋爱道德教育[.丨].北京青年政抬学院学报.2003（6）：31.

[3]孙景艳.对当代女大学生恋爱价值的思考[J].大连大学学报.2001（10）：30.

[4]骆文炎.高职生恋爱观调查与分析[J].教育与职业，2003（23）：183-]84.

[5]方国庆.论大学生恋爱道德教育[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9（10）：84-85.

*此论文为：2012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刘守兰.英美名诗解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2]刘文荣.英美诗歌名篇研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9.

[3]宋启军.试论艾米莉・勃朗特诗歌的叙事艺术[J].作家杂志，2012.6.

[4]宋兆霖主编.勃朗特两姐妹全集第8卷艾米丽・勃朗特诗全集[M].艾米丽・勃朗特(著)；

参考文献

[1]梁健.爱情本质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2]陈昕.大学生婚恋观的现状及对策研究[D].大庆：东北石油大学，2013.

[3]王凯.90后大学生爱情观现状与应对教育研究[D].沈阳：东北大学，2012.

篇2

“纵观漱石的文学主脉，夏目漱石大致塑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一种是上过女校，受过中等教育的姑娘或夫人；另一种是操持家务，具有庶民特质的家庭主妇。”①其中第一类是其作品中出现最多的一类，美弥子（《三四郎》）、三千代（《从此以后》）、阿米（《门》）都属此类。而《三四郎》中远在家乡的母亲、三轮田的阿光，《从此以后》的嫂嫂，《门》中的房东妻子，则属于第二类，处于次要地位，故本文主要讨论第一种女性形象。

一、爱的复杂

三部曲一个共同的特点则是：三角关系的背景。《三四郎》中美弥子与三四郎和野野宗八，《从此以后》三千代与代助和平岗，到《门》阿米与宗助和安井，我们不得不反问为什么夏目这样执着于三角关系的描写？

如果审视每一对三角关系，会发现每一对关系都是二元甚至多元的。如三四郎以为自己，野野宫宗八君，美弥子三者之间构成复杂的爱的关系，但同时三四郎，美弥子，美弥子的未婚夫在美弥子眼中也能构成这种复杂的爱的关系。而这一复杂的精神性选择在代助的身上又一次重演，代助，三千代，平冈三者之间构成了整个文本的三角架构。

《门》中阿米与宗助只是“寂寥而和睦地生活着”，“看上去，好像一开始就是两个极平常的人、极不显眼的人为了结例行的夫妇关系而凑合到一起来似的”②。《三四郎》中美弥子代表的是代助心中的“第三个世界”，这个世界“宛如春光灿烂的春天在荡漾，有电灯，有银质匙，有欢声，有笑语，有杯里直冒泡的香槟酒，有出类拔萃的女子。”③美弥子如同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女神，表现出三四郎精神追求的压抑，彷徨和幻灭。而《从此以后》中三千代之于代助，则像是百合花，百合花纯洁的白色和淡淡的香气总会唤起代助记忆里的三千代，也会唤起代助心中的困惑和后悔甚至是罪恶感。

美弥子，三千代，阿米分别在各自的三角架构中充当着一个节点，与其他的女性和男性共同构成这一三角架构的束缚，但作为核心的她们却缺少作为独立的女性个体存在，这是因为夏目漱石笔下的爱情并不是着眼于爱情本身的精细丰满，“可以说所有的女人在夏目漱石的笔下都是知识分子的陪衬，都是知识分子自我觉醒、自我批判过程中的一个客体，是他们追求道德完美目标中的参照物。”④

二、情感的彷徨

面对双重选择，面对复杂的爱情，彷徨，犹豫，苦闷，无奈的一直萦绕心间。无论是三四郎、代助、宗助，还是美弥子、三千代、阿米，在面对情感的彷徨时，他们总是想通过某种诉求来摆脱。

《三四郎》中的美称子热情追求西方妇女解放，但又无力同旧势力抗争，更像是明治这个动荡激烈、新旧交替时时期中的迷惘女性，是一只“迷途的羊”。“Stray sheep”这一个源自基督教《圣经》中的意象在文本中一再复现，从美弥子在观菊偶展后跳过泥泞地时第一次对三四郎说起，到送给三四郎的画有这一场景的明信片，再到最后作品最后三四郎知道美弥子的婚事在嘴里反复说着的“迷途的羊”。美弥子在面对情感的彷徨时，试图向宗教寻求安慰。

美弥子的寻找起到作用了吗？或许《从此以后》中的三千代能够回答。三年前当自己心爱的代助来撮合自己的时候，三千代正如一只“迷途的羊”，不知道改走向何方，便“糊里糊涂”地跟平冈结合了。当三年后重逢代助后，代助的表现让我们知道了其实代助自己才是那只“迷途的羊”，“回溯三年前自己为了三千代同平冈的结合而不辞辛劳从中斡旋的情景，简直像是在做梦。”⑤“代助仿佛在追踩行将逝去的影子似的，迅速逮住了它的尾巴。”⑥三千代在这里成了作为“一个无所事事的高等游民”的代助的唯一追求。

在《门》中则呈现出在面对双重选择之后，也即打破三角关系之后内心的惶惑和反省。“阿米在信仰方面也许是幸福的，因为她在这一方面根本没有任何清晰完整的观念。夫妇俩既不曾到教堂里去倚过长凳子，也不曾进过寺庙的门。他俩只是靠着大自然赐给的时间这一缓和剂的力量，才使内心安顿下来。”⑦我们可以通过三四郎、代助、宗助丰富的内心世界看到其情感的彷徨。

三、理性的困惑

夏目漱石以严肃的伦理感贯穿所有爱情书写，描绘人生的真实。他所探讨的是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活下去这样一种道德的苦恼。首先，女性在这里是作者心目中理想女性的文学表达。温柔敦厚的三千代、阿米、她们是知识分子倾心恋慕的爱人，而略带傲慢的美称子、锋芒稍露的千代子以及倔强固执的阿直却是令知识分子头疼的对象。

但其对显露独立性格女性的不欣赏甚至厌恶暴露出其作为男性知识分子的偏见。这可视为现代知识分子在追求成为现代人的过程中对于女性的传统认识的不彻底的超越，认为女性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是只是男性的附庸，不具独立思考和表达的权利。

第三，女性形象在夏目漱石中的爱情三部曲中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女性充当着明治维新时期知识分子苦闷困顿的心理外化，女性在作品中可以被现代文明所替换，三角架构中的双重选择也可以看做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的选择，亦可以看做是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选择。女性形象的最主要的意义也就呼之欲出：女性作为作者表现理性的困惑的媒介而存在。（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注释：

① 李国栋：《夏目漱石文学主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② 夏目漱石：《门》，吴树文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③ 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72页。

④ 袁媛：《无法温暖的归宿――论夏目漱石笔下知识分子的爱情书写》，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⑤ ⑥⑦夏目漱石：《后来的事》，吴树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59、87、92页。

参考文献：

[1]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2]夏目漱石：《后来的事》，吴树文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3]夏目漱石：《门》，吴树文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4]李国栋：《夏目漱石文学主脉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5]水田宗子：《女性的自我与表现》 叶渭渠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6]张小玲：《夏目漱石与近代日本的文化身份建构》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7]何乃英：《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 北京出版社 1985年

[8]何少贤：《日本现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8年

[9]袁媛：《无法温暖的归宿――论夏目漱石笔下知识分子的爱情书写》 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10]李光贞：《从早期三部曲看夏目漱石的情感世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1月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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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朱谦之先生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平民文学，即一个时代的音乐文学。”[1]所谓平民的音乐文学，当是普通人民大众以视听即能轻而易举接受的文学。既称音乐文学，必当以合音乐传唱流行为标征。纵览国史，音乐文学不鲜见：诗、骚、乐府、词、曲、山歌等便当仁不让是各领一代的音乐文学。[2]那么，时至而今的代胜音乐文学又当为何物？其实有目共睹，无论是从流传形式、传唱方式，还是流传广度、影响深度，而或是歌词内涵，肌理蕴藉等各方面讲，流行音乐都当之无愧为今天的音乐文学。

然而时下，随着社会的纵深发展，流行音乐在整个文化产品越来越市场化、商品化的大背景中，“迎合着某些肤浅的需求而忘掉对人们的深层关怀；只注重审美形式的铺就而忘掉审美内容的讲究；在商业原则与市场原则的左右下，忘掉了艺术的原则与尊严”[3]。从而，爆发出的种种弊端已不能不深省。较之前代音乐文学而言，现代流行音乐所缺失的，恰是我们现今词人曲人应拾遗补阙的！略陈管见，供方家参详。

（一）落墨多言情

无论是骚赋还是诗词曲的前代音乐文学，都显见“一代之所胜”的音乐文学兼收并蓄社会生活各层次、各方面之态势。科技论文。而音乐文学发展至而今，似乎对爱情一系情有独钟，诸如《那一夜》、《老鼠爱大米》、《香水有毒》等等擢发难数的所谓网络主打歌曲，无不如此，连以正统自居的央视国际流行音乐排行榜也概莫能外。而歌唱其他社会生活的却屈指可数。流行音乐说起来，确是百花齐放，全面繁荣，也有一些反映政治生活的。然而这些在流行音乐中所占的比重及其流传与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与爱情主题的曲目相较，简直无足轻重。

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流行音乐文学大有不如人意之处！

首先，落墨多言情。为什么爱情主题的歌曲会一枝独秀、独领呢？徐文在《为谁欢喜为谁忧》中说：“现代社会（尤其是都市）的人们，物质富足，精神空虚；身体舒适，精神高压”[4]，而作为弗洛伊德所谓人类发展永恒主题的爱情，却能弥补这诸般的“空虚”，缓解这诸般的“高压”。因而徐文说：流行爱情歌曲恰是“在强烈疯狂的肉体刺激和甜腻颓靡的精神麻痹”上取胜，这是颇有见地的。于是，操纵流行音乐发展方向的看得见的手---词人的手，与看不见的瞄准流行音乐市场利益的商人的手，紧握起来。他们共同作用，投消费者所需，批量生产发行。当然，如果单是言情，倒也无伤大雅。关键是所言之情已由通俗而媚俗，转而至庸俗、粗俗乃至颓靡鄙陋。而现今的年轻人对明星的盲目崇拜，恰给娱乐业带来了高额利润，而为此眼红的其他资本也铺天盖地而来，不辨牛马、不论雌雄，黑云压城城欲摧，弄得满楼风雨！终于，“在商业气息越来越浓郁的唱片市场上，垃圾和无病就像一对双胞胎”[5]。

再者，音乐文学在商业的铜臭气息里扑朔迷离，不知所踪。发展至今，早使本身的“谱曲可歌，离谱可赏”性大打折扣。说“它们是垃圾”，绝非信口开河。吴广川先生在《中国歌词走向之我见》申斥道：“（流行音乐中）有相当一部分歌词令我费解，令我忧愁。这些歌词或是语法不通，句子生僻；或是词义朦胧，晦涩难懂；或是内容低俗，充满矫情；使我简直难以找到半点艺术美感。科技论文。”[6]一语中的。冼星海先生说过：“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流行歌曲文本一旦风靡起来，对人的性格塑造、对社会民风世俗地形成发展又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结果不难揣见。因而，我们不得不慎之又慎，这就要求我们更应该为我们肩头的社会责任和道义有所担当！

众所周知，流行音乐的受众以青年为主。科技论文。青年正处在心理学家所谓青春期到青年期这一段“心理断乳期”，而此时却正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之关键时期，因此我们的社会要求舆论要科学引导和积极向上。美国传播学者格伯纳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培养理论”说：“现代社会的拟态环境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大众文化的某些倾向性，必然导致人们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出现很大的偏差，同时，这种偏差地影响又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趋向”[7]。而流行音乐中的“垃圾”里充斥太多格调低下、情趣庸俗至消极颓废的内容。这些东西提供了一个“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话语环境，而恰是这个“拟态环境”正使年轻一代日益“培养”出幽怨缠绵、多愁善感而或放荡不羁、荒嬉不忧，从而至思想消沉，功业荒废者比比皆是。

而这种前仆后继，周而复始的剧幕，商业性的流行音乐正在上演着的。这样的循环如若任其自然，音乐文学不光毫无代胜可言，可能丧失“谱曲可歌，离谱可赏”之特征，而且极可能沦为“靡靡郑音”。这样的拟态话语环境能让年轻一代“培养”出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不敢妄自揣度。

（二）端履步正宗

历览历代音乐文学，惟其对社会生活广泛而生动细腻的反映，才具有了动情的感染力、强劲的生命力，为时人、后人广为传唱，才以其强劲的生命力经受住千年蹉跎地淘渌，百代流传，经久不衰！

乔羽先生主张写词：要寓深刻于浅显，寓隐约于明朗，寓曲折于直白，寓文于野，寓雅于俗。真堪金石之论！我们的词曲作者要有走向群众响亮于万口的自觉，不能仅仅停留在高歌于庄重之场所的一席之地。中国新诗，其实是最能广泛反映社会生活---因为谁都能就自己生活的所思所感抒发上两句。新诗刚刚出现时，不乏意境深远节奏鲜明能和乐而唱的精品，而今出现更多的却是断章取义晦涩难懂大玩文字游戏的诗歌。新诗歌成了部分所谓文人圈子里自赏的圈内文化。金伟文先生就新诗的“失去读者”痛心疾首地为文《新诗的出路---能诵能唱的新歌词体》，明确提出新诗应向流行音乐歌词方向迈进，走出一条“诗乐双馨”的道路。[8]音乐为诗歌插上飞翔的翅膀，诗歌为音乐注入鲜活的灵魂，使诗与乐共同发展，新诗自然能赢得读者，而流行音乐之词色也必然为之焕然一新。

相信，取优秀的新诗作品之长与自觉求发展的词曲作者之力，流行音乐定能走出藩篱，抒写华章，畅响于万口，端履步正宗，走上良好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李建林、崔小娜：《雅俗共赏---当代音乐的走势》 [j]

《艺术教育》2006年第9期

[3]：马树春：《中国流行歌曲文学研究论》[j]《学术论坛》2004年第2期

[4]：徐文：《为谁欢喜为谁忧》[j]《美与时代》2005.2下

[5]：陈鹏：《中国流行音乐20年》.《嘹望新闻周刊》2006年9月25日

[6]：吴广川：《中国歌词走向之我见》.

[7]：格伯纳（美.传播学家）：大众传播的潜移默化效果-----“培养”理论

转引自《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8]：金伟文：《新诗的出路---能诵能唱的新歌词体》[j]新疆职工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