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监管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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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发展

(一)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效力增强国家是一国作为国际法主体最根本的标志，而经济是国家里最具物质性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为了自身利益，不愿让渡本国的经济。这导致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条约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硬法较少，而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等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实践中会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软法较多。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各国意识到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于是，各国在让渡经济方面的态度逐渐软化，这令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法律效力增强，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通过签订条约，令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硬法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亦重视软法，在实践中增强其约束力。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两点。第一，国际组织地位上升令各国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方面达成一定共识。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通过组织特有的制度性造法方式，提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令各国遵守其制度安排。国际金融监管制度通过巴塞尔委员会(BCBS)、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国际组织，来塑造、传播融资、金融市场准入等反面的市场机制共识。国际组织的技术性不断增强，地位不断提高，这令各国监管者对国际组织愈加依赖。第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科学性、先进性提升了其本身的法律效力。各国如不遵守，便难以抵御金融危机的风险，容易被国际金融市场淘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根源之一便是银行业过度依赖外部评级机构，忽略了内部风险评估和尽职调查。而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于2006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便预测到了这一风险，通过制度规定降低金融机构对于外部评级的依赖性。因此，危机爆发之后，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均意识到遵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会获得市场给予的利益激励，反之则会面临不利的后果。第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程序法为其实体法的实施提供了有效保障。上述程序法主要指WTO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谅解》中的争端解决程序和规则适用于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争端。易言之，WTO金融服务贸易委员会和服务贸易理事会的审查程序、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以及争端解决机制，均可用于评审和监督成员国是否履行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义务，同时用于解决成员在履行义务中发生的纠纷。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WTO成员国的金融监管，令其自觉履行义务。

(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结构重构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证实，各国过去奉行的金融自由化不再适应当下的国际金融环境。因此，重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呼声愈来愈高，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创新，令金融监管制度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具体地说，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结构重构可归纳为三点。第一，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统一化发展。纵观全球，大多数国家现阶段一般都是针对金融业的分业经营，不同程度地实施分业监管，即对证券、银行、期货、信托、保险等由不同的监管机构来监管。只有少数欧洲国家如德国等实行统一监管，即由综合性监管机构监管所有金融领域的全能银行制度。随着金融创新不断深化，金融业之间的边界愈来愈模糊，分业监管模式逐渐不适应时展，继续坚持只会造成监管资源的浪费或是滥用。因此，如英美国家和香港等现在都由多层次、分散的分业监管模式，向综合性、统一化的混业监管模式发展，即实行全能银行制度。第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综合化发展。过去的金融风险以信贷风险为主，风险种类较为简单，而随着时展，金融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内容也愈加复杂。因此，原有的监管标准已逐渐脱离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各国监管制度正朝着综合化发展:一是从资本监管发展到全面性风险监管，从只针对信贷监管，发展到针对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进行全面监管;二是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增强透明度，提高自律管理，有效抵御风险;三是规范监管程序，加强对银行监管的规范化管理，保证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程序有条不紊的进行。［6］第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国际化发展。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封闭的国内金融监管制度已不再适应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需求，国际监管合作的呼声愈来愈高。一是随着国际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各国金融市场的关联度变高，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加深，新出现的金融工具的交易价格、交易管理、投资收益率在各国金融市场上趋同，这为国际监管合作提供了一定便利。二是货币互换、利率互换等创新工具的跨市场国际性金融交易，本身就需要不同国家金融市场的联合与互动。当然，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国际化，要求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相互融合，这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变化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价值取向。而国际金融法的功能表现为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方面要求其保证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求其注重金融安全以促进效率提高。由此可知，效率与安全是国际金融法内部的两个相互博弈的价值取向，二者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纵观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史，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取向大概经历了“注重安全”、“注重效率”、“效率与安全并重”这三个发展阶段。其原因有二。第一，安全是效率的前提，如不注重金融安全，便会引起金融危机，令效率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化为乌有。20世纪80年代，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曾因受到金融自由化思潮的影响，而以效率为首要价值取向。这令各国放松管制，导致监管真空，为金融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造成国际金融监管的效力下降。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便是一记警钟，其带来的损失令国际社会意识到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从国内法的角度考察，2009年美国提出《金融监管改革———一种全新的基础: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重构》(简称《金融监管改革》)。《金融监管改革》共分为五部分，分别是: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稳健监管，保证对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防止投资者和消费者受金融滥用影响，为政府提供其管理金融危机所需要的工具，提高国际监管的标准并加强国际合作。［7］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2009年的G20伦敦峰会便提出，国际金融监管的疏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未能有效抵御系统性风险，令危机的危害性进一步扩大，因此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和机制都需要加强监管，如加强对评级机构、对冲基金等特定类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将监管领域扩大至一切具有系统影响性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第二，效率是安全的保障，如不注重金融效率，则会导致问题经济，无法为金融安全提供物质支持。金融效率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其直接决定一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倡导金融服务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以及呼吁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都极为重视金融效率。不少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更是明确地将金融效率列人金融监管原则和目标。从国内法的角度考察，2000年英国颁布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中提出的6项贯穿效率精神的有效监管原则，包括监管资源使用的效率与经济原则、被监管者应由领导负法律责任的原则、平衡监管的收益和成本的原则、推动金融创新的原则、促进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原则、对竞争不扭曲和不破坏的原则。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致力于推动世界自由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注重对效率的追求。上述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均积极推进金融服务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推进金融服务多边自由化的深化。WTO呼吁各国共同构建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WBG在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中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的精神，IMF强调市场的作用而要求政府减少干扰。综上所述，唯有安全与效率并重，方可最大程度地促进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国际金融法的功能有效实现。

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南北对话还是南南合作中都逐渐式微。因此，发展中国家过去通过改变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准则或原则，来促进国际经济秩序发展的行为，已不符合当前的国际金融发展轨迹;而在承认既有国际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变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决策程序或规则，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改良国际金融秩序的行为较为可行。于是，我国顺应上述潮流，逐渐由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者，向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建设者和维护者转变。这种角色转变，令我国需要注意以下三部分制度建设问题。

(一)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传统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侧重于微观审慎监管，即为防止单个金融机构出现经营危机或是倒闭，而关注外生金融风险，在单个机构内部采取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这种监管方式忽略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性以及风险关联性，不能抵御当前金融一体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8］因此，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是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中各国形成的共识。宏观审慎监管是为防止金融体系的风险，关注内生金融风险，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采取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其与微观审慎监管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注重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性和风险关联性，可有效防范宏观经济波动。故而，我国应在保持原有的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需注意三点。第一，明确系统性重要机构的界定标准。系统性重要机构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拥有大量与金融市场或是其他金融金钩的交易对手风险，一旦这类机构倒闭，便会令其国际和国内交易对手受到牵连。另一类具有大型高度杠杆化的特征，其资本损失将对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放大影响。二是拥有大量的对其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交易对手风险的金融机构。在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中，监管当局应通过划分上述系统性重要机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其流动性、资本充足率和风险管理的监管。第二，提高系统性重要机构的监管标准。系统性风险会引起整个金融体系的崩塌，因此，对系统性重要机构监管应比对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更为严格。监管标准应基于金融机构的相对系统重要性，不仅要求在杠杆率限制、流动性要求、风险资本要求和总体风险管理方面执行更严格的监管标准，还要求在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业务风险、财务风险等方面实施更详尽的信息披露。第三，建立和健全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监管当局必须全面了解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需要，才能有效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许多系统性重要机构对流动性风险的掌控都十分薄弱，因此，我国应当将结构性投资工具的流动性风险纳入非现场监管的监测范围，从而进一步规范金融衍生交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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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金融监管的新变化

在当今世界主要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浪潮中，美国的改革力度之大引人关注。2010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2010年重建美国金融稳定法案》（RestoringAmericanFinancialStabilityActof2010），在第10章规定拟在美联储体系下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同年7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简称多弗法）出台，该法案对监管部门进行重构，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根据法案第1011条，在联邦储备体系下设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目的在于保证消费者在金融服务消费中，获得及时、准确的信息从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依照联邦消费者金融法对金融产品的供应与提供进行监管”。②根据多弗法该条规定，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设依照联邦相关法律监管金融产品的供应，局长在参议院批准后由总统任命。在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内部有诸多部门：研究部从市场收集数据，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投诉处理部设立多种渠道接受消费者的投诉并做出回应，也可将相关投诉转给各州金融监管机关。社区事务部为金融服务水平低下的社区消费者提供指导和帮助。③金融教育办公室，主要负责制定方案以提高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合理决策的能力。此外，美国老年公民金融保护办公室，专门向年龄在62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信息，防止老年人在购买金融商品中权益受到损害。次贷危机后，美国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采取专门机构保护的模式，通过专门立法明确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保护金融领域消费者的职权和责任。

3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新发展

庶几与美国近期的金融监管改革同时，2010年4月，英国议会批准了《金融服务法》（FinancialServiceAct2010），该法案更加强化了金融服务监管局（FSA）的消费者保护职能，新法对作为FSA权力来源和运行基础的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FSA的规则制定权大大扩展。在英国，自成立FSA以来，其职能范围不断扩大，并逐步形成为综合性的监管部门。改革后，FSA可以制定有利于“实现其任何监管目标”的规则，相比从前只能制定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其制规权的空间提升；其信息收集权也同步扩大，FSA可以要求受监管组织以外的机构或个人提供与金融稳定有关的信息；赋予金融服务监管局强制信息披露及一定的惩罚权，FSA的纪律处分权提升，即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发展，FSA可以通过某些行政途径强行获得某些重要信息，对拒不提供信息者可处以行政惩罚，如暂停或限制违规金融机构一年以内的经营许可权、禁止违规操作机构的相关责任人2年内的从业资格等等。回顾英国金融监管改革，自二十世纪中期以后，英国金融业高速发展，在金融产品不断创新下，消费者面临琳琅满目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缺乏专业知识和风险意识，这导致消费者权益愈来愈多的受到来自金融机构的侵害，仅仅靠金融市场自律难以保障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社会强烈要求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在此背景下，英国议会于1986年颁布了《金融服务法案》，在该法案的授权下，英国成立金融业监察机构，对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予以监管。在金融混业经营模式盛行的趋势下，为了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减少金融犯罪以维护大众对金融市场的信心，英国议会于2000年出台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此后于2001专门成立了对金融业统一监管的机构———金融服务局，根据新法案的规定，金融服务局整合了以前的各金融部门下的监察员组织，成立了金融监察员服务公司（FinancialOmbudsmanServiceLtd.以下简称FOS），该公司的设立为解决金融领域消费者纠纷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争议解决机制。FOS的设立旨在保持监察员的独立性、快速、低成本地处理消费者对金融机构的投诉。FOS的管辖对象有两种：强制性管辖和自愿性管辖。强制管辖适用于那些《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明确规定的必须接受监管的公司；自愿性管辖涉的金融机构，没有被《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明确规定一定要接受监管，但为了增强其公信力与美誉度而自愿接受FOS管辖。从其运行本质来看，FOS是一种替代法院诉讼的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替代诉讼争端解决机制相比，FOS凸显出其独特性：首先FOS覆盖所有英国境内的金融领域消费纠纷，范围广阔；其次，FOS仅仅具有单向约束力，这种单向约束力是指FOS的裁决对消费者不具有约束力，而仅仅对金融机构具有约束力；再次，FOS纠纷处理程序安排科学，整个处理纠纷的过程是透明的。FSA要求FOS对纠纷解决的过程和相应做及时、完整、正确的披露，使裁定过程和结果接受当事人和社会大众的监督，从而保证FOS制度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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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国际经验

相对于我国而言，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互联网金融事业起步相对较早，银行本身的网络化程度也比较高。加上这些国家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对金融的监督管理，因此在互联网金融监管问题上积累了不少正面经验。合理地参考和借鉴这些成功经验对发展我国互联网金融业意义重大。

1．P2P网络借贷监管①美国。美国也没有专门针对P2P网络借贷的法律法规，对P2P的法律监管主要通过参考与P2P相关的法律条款来实现。除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双重监管之外，美国的P2P网络借贷还需要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监督。其中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以通过反诈骗、强制信息披露等方式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②英国。英国是最早展开网络信贷的国家，它对于P2P网络借贷的监管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将P2P网络借贷定义为一种消费信贷，再依据《消费者信用贷款法》对其实施监管；二是由金融服务管理局、公平贸易管理局共同负责P2P网络借贷的管理。具体来说，金融服务管理局主要负责保护借贷过程中的资金安全，而公平贸易管理局的任务主要在于把控P2P网络平台的市场准入。

2．第三方支付监管①欧盟。在欧盟各国，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展开相关业务前必须取得电子货币公司或者银行业执照。而要获得这两种执照中的任意一种都必须同时符合下述三大条件：一是在持有一百万欧元初始资本的同时持续拥有自有资金；二是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资金必须归于负债；三是必须具有适当的内部控制机制、慎重的行政管理习惯和相应的会计核算程序。②美国。性质上，美国将第三方支付机构归类于货币服务机构，并且在对这类机构发放牌照时就明确规定出其投资范围、初始资金和自由流动资金。这类平台上沉淀的资金归为负债，并存放在参保商业银行、受联邦保险公司监管。同时，正式运营前，第三方支付机构需要在金融犯罪执行网上注册，接受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共同监管。

3．“众筹融资”监管①美国。2012年后，美国放宽了对“众筹融资”的相关规定：一是从法案上规定，符合条件的“众筹融资”平台不再需要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二是将网络平台集资的的最高规模限制在一百万；三是允许每一个项目有多个投资人，但每个投资人的出资有一个不得逾越的上限。②欧洲各国。在“众筹融资”的说明书问题上，意大利与英国的规定是，资金数量在五百万以下、期限在一年内的融资产品不需要公开募资说明书。而德国的规定是，资金数量在十万以下，期限在一年内的融资产品不需要公开募资说明书。在“众筹融资”的监管问题上，英国、德国等国家认可了“众筹融资”的合法地位。其中英国还严格规定，“众筹融资”的股权及借贷模式在正式投入经营活动前必须得到金融行为监管局的授权。

三、国际经验对我国互联网监管的启发与提示

1．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体系首先，要尽早出台针对互联网金融的专门法律法规。以第三方支付为例，一要提升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准入标准，在结合我国国情的情况下重点参考国际惯例，制定出一套审查与许可并行的准入机制；二要重视对沉淀资金的监管，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备付金办法》、《支付办法》中的相关条款严格管理沉淀资金；三要尽快对第三方支付外部监管、风险准备金计提比例等关键问题作出清晰的书面规定。其次，要尽快制定出一套适用于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未来规划。并且规划至少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要明确互联网金融的准入标准、经营范围和发展原则；第二，为了促进互联网金融的良性发展，要出台面向互联网金融的行业引导规范和相关国家标准；第三，为了推动互联网金融业的行业自律，要专门成立起行业协会，敦促国内互联网金融的规范化发展。

2．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第一，为了实现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全面监控，有必要联合起国内各相关部门及“三会一行”，建立一个以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及中国银行为主，以商务部、科技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为辅的互联网金融监督管理网络；第二，为了提升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及时性与有效性，还需要构建起面向互联网金融的市场分级预警机制，以非现场化的数字管理带动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整体进步；第三，为了拒绝内部操作不规范、员工失误操作和恶意窃取互联网金融信息等不良情况的发生，有必要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内控稽核制度，给互联网金融行业一个纯洁的内部环境；第四，若想要保证互联网金融征信信息的归集统一，必须从不断发展征信体系入手，逐步建立起一支专门化的征信队伍和一个专业化的征信机构；第五，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沟通、更加深入地学习和借鉴它们的相关经验，还需要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国际治理机制，让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处理与管控摆脱地区和国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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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国:统一式金融监管体制。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最明显的特点是统一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在监管职能高度集中的同时，金融行业对于自己的业务管理也有着比较大的自决权。随着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复杂化，英国原统一的监管部门金融服务监管局(FSA)拆分为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作为金融监管的执法机构，并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统一指导两者工作［2］。实践显示，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紧随国情的变化，有利于保障金融安全与稳定，保护消费者的权利。英国的金融体制是比较成功的，伦敦是世界公认的具有良好监管机制的金融中心［3］。英国的这种监管模式有效地防止了系统性风险，高度重视和强化宏观方面的监管指导，很好地解决了监管重复和监管空白的问题，有效地避免金融控股公司存在所造成的监管难题，也更好地解决了金融创新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也减少了监管成本，提高了监管效率。在宏观上各个业务部门的监管信息予以共享，信息畅通得以保障，监管人员全面地了解金融市场的动态更加便捷，从整体上促进了英国金融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英国还建立了相关的存款保险制度，对于银行业存在的风险预先予以防范，与金融风险信息披露制度相互配合，保障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但是同时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存在金融监管的权力高度集中于金融政策委员会，容易发生权力的滥用，高度集权化带来的金融垄断等一系列问题。

3.澳大利亚:双峰式金融监管体制。澳大利亚金融监管机构是以双峰监管模式展开的，由审慎监管局主要负责对储蓄存款、保险和养老基金进行监管，证券投资委员会负责维护市场诚信和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阻止人为操纵市场以及不公平竞争等，维护市场的稳定。澳大利亚的这种监管模式的优势首先体现在，一方注重风险的检测和管理，另一方注重监督行为的披露，通过金融信息交流与披露机制，有效地联结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同时又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给消费者权利以足够保护。同时这种模式中两方机构各自的监管职责分工明确，对于可能的共同监管领域由于部门因素产生的交叉、真空现象予以良好的规避。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制衡机制，避免道德风险的产生，是对统一监管和分业监管两种模式总结基础上的一种改进模式［4］。但是这种双峰监管的模式也有其先天性的不足，首先这种模式依旧没有解决出现重复监管的情况下造成的管理成本上升和效率下降的问题。其次也不能很好地平衡双峰之间的利益格局问题。

4.借鉴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经验。通过对于美、英、澳三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分析，借鉴其他国家金融监管模式转型的经验，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寻找一条稳定健康的新路径。首先，在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保障金融业内部监管与发展目标之间的协调，转变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第一要义，传统的分业监管已经不能满足金融业的发展需求，统一但有区别的监管模式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通过建立一个宏观的金融监管指挥机构，全面统筹各金融监管部门的职权。其次，随着金融自由化与一体化的高速发展，金融风险变得日益严峻，各国都在探索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风险信息披露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比较典型的做法。再次，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在加强金融监管力度的同时，各国都注意到了市场的自我管理对于金融发展的良性作用，特别强调将行业自律作为机构型金融监管的补充，将金融风险扼杀在萌芽之中，这是全球金融监管模式发展的新着眼点。最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各国金融业发展逐步趋于同质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际社会对于各国本土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有着的新要求，应当加强国际金融监管问题的交流与沟通，以逐步缩小各国监管模式不同对于金融全球化的阻力。

二、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体制所存在的问题

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已经形成了“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即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分业监管的主要监管体系，另外国家还设立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分别实施监管［5］。但是当前的金融监管模式仍然不能很好地与我国蓬勃发展的金融业格局相适应，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本土金融业发展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路径，是十分必要的。1.交叉性业务监管重复或缺位。为了更好地统一和综合监管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于2004年共同签署了《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由此，中国金融监管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模式，实行分业监管、相互合作的模式［6］。随着国内大量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和外资金融机构的不断涌入，我国传统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已受到挑战。一方面金融控股公司与外资金融机构大都实行混业经营，它们同时涉足银行、保险、证券等多个金融领域，且各业务之间联系极为紧密，同时金融控股公司的兴起与发展使中国银行与其他实体经济市场间的界限变得越发模糊不清。而另一方面，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职责界限不清，虽然成立了三方联席会议这一沟通机制，但该机制并没有起到有效的沟通与交流的作用，在金融监管过程中出现的执行困难问题依然严峻。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导致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出现了真空地带，产生了不少的监管漏洞，并且同时出现监管过程脱节、多头监管和分散监管等诸多问题。各金融监管机构在履行职责方面多从自身利益考虑，相互推诿监管职责与相互争夺监管权力，因此，时常发生纠纷。2.金融机构内部自律性较弱。我国金融机构虽然也有一整套的内部控制制度，但是在现实的工作中并没有效果，甚至有些形同虚设。有关调查显示，银行因自身经营管理不善形成的不良资产约占40%以上，可见由于金融机构内部的监管不善导致的金融风险增加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由于主要依靠金融机构的自觉，主观因素介入较多，易产生负面效应。但这种企业内部自发的监管行为，也具有监管成本低、监管质量好等优点，对于金融风险可以很好地防范，还是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行业自律与机构监管两种金融管理手段相互协作，互相补充，才能更好地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与安全［7］。3.缺乏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我国金融业起步较晚，相关的监管配套机制并不健全，给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造成了一定的阻力。为了保障银行业的安全，防范银行业可能存在的风险，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目前，我国在这一制度上还是空白。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主要是以国家信用作为其发展的隐性担保，国家通过对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进行注资来保障其发展的稳定，但整个担保机制的运作缺乏制度约束，运作过程也不透明，难以对银行和存款人形成有效的保护，不能产生良好的市场预期。同时，各监管主体之间也不能对各自工作中所收集的金融风险信息予以有效的交流并向社会披露。虽然我国早就有监管联席会议这一制度，但是，监管联席会议的性质只是议事机构，其权威和工作效率都不高。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部门之间利益协调的产物，并不能将各金融部门所掌握的金融风险信息予以有效的整合，当发现问题时，并没有形成多部门协同处理、化解风险的协调机制。

三、完善我国本土金融监管体制的路径选择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逐步加快，金融风险在中国发生的概率逐步提高，伴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创新，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金融产品所占比重日益增加，混业经营已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由于我国只是处于混业经营的初步发展阶段，整个混业经营的体系构建深度和广度都不足，因此中国要实行统一监管有着重重困难需要克服。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建立健全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已成一种必然。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要防止监管越位，又要防止监管真空，同时结合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现状，稳步地推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转型，避免突然的监管模式变动所带来的动荡，充分立足具体国情，寻找出一条符合我国本土金融业发展的路径。

1.稳步推进金融监管模式向综合监管模式转型。针对监管机构存在交叉和真空的问题，短期内进行大范围的改革是行不通的，如果过于急促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在短期内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仍是“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这也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阶段相吻合。当前应当依据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步伐，以两步走的方式，稳步推动国内金融监管模式向综合监管的方向转变。第一步，在现有“一行三会”监管模式的基础上，针对混业经营出现的监管真空与监管重复的问题，应当重点理清各机构职责所在，明确具体行业的监管主体，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构，统筹各机构的工作内容，协调其内部履行监管职能时可能存在的矛盾，消除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利用监管漏洞逃避监管的可能。这样的模式既符合“渐进式”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思路，又可以为以后建立统一但有区别的金融监管模式积累必要的经验，奠定制度基础。第二阶段，将原有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逐步转变为国务院的金融监管委员会，整合“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职权，削减央行具体的金融监管职能，将原有的“三会”改制为金融监管委员会下属的职能局，在金融监管委员会统一领导指挥的基础上，施行统分结合的监管模式。金融监管委员会将根据“三局”的监管职能与相关金融产品的功能确定三部门的监管范围，最大限度地提高监管效能。

2.建立切实可行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随着经济危机的频发，金融风险的防范已成为金融监管的重中之重，建立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防范流动性危机和系统性风险已经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首先，建立法定的职能明确的存款保险机构是构建存款保险制度的基础性任务;其次，要明确存款保险的适用范围，对国内的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邮政储蓄及信用合作社以及在国内开展人民币存款业务的外资银行，都应要求其参与存款保险;再次，要建立相关的银行风险评级机制，将风险与保险费率挂钩，实行差别化的保险费率;最后，建立相关的退出机制，抑制金融业的道德风险的积累，稳定银行体制的运行。通过构建存款保险制度，防范银行危机，保护存款者利益，给我国银行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高效经营的环境，同时作用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加快解决不良资产的步伐，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竞争能力。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同时，我国也要建立金融风险信息交流制度，推动金融监管主体之间的金融监管风险信息共享程度，作用于具体机构监管决策科学性与准确性的提高。一是要完善各部门内的金融风险信息采集制度与部门之间的金融风险信息交换制度，二是要通过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将所收集的金融风险信息予以整合，并制定定期金融风险信息制度，通过媒体与官方渠道，集中向各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披露相关金融风险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通过这些手段，在监管过程中及时地发现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并予以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