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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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革新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效果显着，1979至2000年，天下累计现实使用外资到达5189.2亿美元，其中对外乞贷1473.39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3466.37亿美元，外商其他投资额249.44亿美元。此间，吸引外资大要履历了从政策引资到情况引资再到特色引资的阶段更替，体现出对投资情况相识的渐渐深化。

对投资情况举行阐发、评价、革新和调控是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面临的紧张理论和实践使命。1993年我国政府举办了关于投资情况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投资情况的内在和外延举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其效果被编入《论投资情况与吸引外资》一书中，[1]但投资情况的定量评价尚未引起富足珍视。鲁明泓在阐发我国投资情况的基本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主因素阐发等数学要领，选取一样平常经济因子、通胀因子、劳动力因子、政策因子等四类因子共11个具体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除以外的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和45个主要都市的投资情况举行了定量测算和评估，并提出了革新投资情况的政策性提倡和步伐。[2]该研究存在的主要题目有三个方面：一是省区和都市的评价指标体系类似，未能体现出差异条理的差异性；二是对非经济因子思量较少；三是评价效果未能反应各年度之间投资情况的动态厘革趋向。程连生则运用熵的原理来探究中国都市投资情况的特点和熟化类型，同时也提出了革新投资情况的主要步伐。[3]不外，对投资情况熟化度和投资情况熟化率的内在界定和计量的科学性还需做进一步的探究，增长熟化型、稳固熟化型、潜伏熟化型、生长熟化型等类型分别也值得商讨。1997年，鲁明泓再次运用计量经济模子筛选出对外资区位散布有较大影响的因素，然后用主因素阐发要领盘算各地域投资情况综合指数；继而运用毛病系数阐发法分别出太甚投资地域和投资不够地域，借此评判各地吸引外资的“事情开心水平”和未来潜力；着末阐发了各地域投资情况的内部结谈判地域差异。[4]但对太甚投资区和投资不够区的分别依据和效果难以令人佩服。苏亚芳在对投资情况的基本理论和研究要领举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以宁波市为例，运用定性阐发与定量阐发相团结的研究要领，选取自然情况、生齿和劳动力、交通条件、基础措施、税收优惠五类因子共21个基本因子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对海港都市宁波的投资情况举行了综合质量评价；与此同时，又对重产业、轻产业、高技能产业和服务业等四个投资行业分别举行了适宜性评价。[5]将投资区的综合质量评价与投资财产的适宜性评价团结起来，是该项研究的紧张特色之一；将投资情况评价与投资情况信息体系的计划、应用阐发模子的开发团结起来，则是该项研究的又一特色。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等从经济生长水平、财产结构、基础措施、技能资源和交通便捷性五个方面，选择人均GDP、第二、第三财产比重、产业企业净资产利润率、收支口额占GDP的比重、人均累计现实使用外资额、人均投资额、高中结业及以上生齿比重、专业技能职员比重、路网密度、市区离机场间隔、市区离铁蹊径间隔、人均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共12个具体指标，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域的49个都市的投资情况举行了综合阐发和评价。[6]

投资情况评价研究虽然取得了骄人希望，但仍存在下列主要题目：（1）在引导头脑上，偏重于革新投资情况以吸引外资，而轻忽国内各地域或都市间的横向经济相助。在革新开放的初期，大肆吸引外资成为都市和地域经济生长的紧张驱动力。从高新技能财产开发区的生长阶段来看，在前期的增长极阶段（即通例技能阶段），外力确实是主要的生长驱动力；但随着增长极阶段向新财产区阶段（即高技能阶段）的变化，内力因素的紧张性将日趋上升。现实上，使用外资是专业化生产分工协作关连由国内向国际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展。国内良好的经济相助关连和秩序，是吸引外资的紧张基础。因此，当前在珍视吸引外资的同时，同样要看重吸引内资。据上海市统计，制止2000年末，全市累计吸引外商投资项目22270个，条约使用外资454.23亿美元，现实到位外资308.89亿美元；累计吸引内资企业1.5万家，累计吸引内资金额602亿元；上海投资各地企业420家，投资金额凌驾180亿元。又如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至2001年共引进项目231个，吸引外资45.77亿美元，内资51.5亿元，成为海内外创业者向往的投资热土。可以预见，我国都市和地域经济将进入分工与协作、外资与内资互动生长的新阶段。（2）各地在吸引外资的手段上，偏重于优惠政策方面的非公平竞争，而相对轻忽公平竞争情况的营造。各地在招商引资中运用最多的手段是优惠政策。种种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不光在具体实验历程中因层层变异而被滥用，使各地的招商竞争沦为一场旷日恒久的“价钱战”，导致国家和地方政府两败俱伤，而且屡见不鲜的种种优惠政策同样令外商一头雾水，缺少政策稳固感和对当地政府的诚信度的信心，同时，不少内资企业为了享受优惠而争相“假合资”。时至克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相识到，一个都市投资情况的优劣，主要不在于该都市的行政政府制定出凌驾国家文件划定的领域之外的优惠政策，而在于简化行政管理步伐，促进执法、规则清楚化和执法透明化；在于健全须要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措施；在于消除在进入国内市场方面所存在的行政停滞；在于保障投资者有利可图。由于，一方面，优惠政策存在效益递减征象；另一方面，中国入世后，专对外商的“土优惠”与WTO的“普惠精神”显着相悖，取消特别，统一人为，创建公平、公平、果然的市场竞争情况已势所一定。（3）偏重自制劳动力和地皮等资本因素的比力，而相对轻忽人力和技能资源及社会资本等紧张因素的作用。随着经济的生长，基本生产要素的紧张性将降落，而高等生产要素的紧张性将上升。已往某一种物质上的基础措施（如交通、能源和水提供）通常就足以吸引外国投资，而如今则要求有高度生长的人力和技能基础。特别是在高新技能财产开发区，技能创新者和职业司理人等是决定地域生长的紧张因素。而且随着投资情况的渐渐革新，劳动力价钱和地皮价钱将呈上升趋向，传统生产要素的低资本上风有大概渐渐丧失。另外，资配套服务业的发达水平通常是投资情况评价中容易被纰漏的因素。现有的产物网络和相干的服务业网络也是外国投资者颇感兴趣的因素。（4）范围于单个都市投资情况的静态评价，而较少关注都市投资情况的动态厘革，较少关注当地都市与周边都市乃至更迢遥都市之间的动态讨论和竞争。或偏重单项软硬情况措施或条件的革新，而相对轻忽投资情况团体功效的协同提升。（5）在评价指标选取上，偏重于一样平常经济因子，而相对轻忽非经济因子；或偏重于外资企业或财产结构的适宜性评价指标的选取，而相对轻忽外商对都市生态情况和生存写意性需求方面的思量。由于，外资企业要在一地扎根，其要求是多方面的，如交通、通讯、都市景观、社会治安、污染状态、居住条件、文化娱乐措施等等，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紧张砝码。（6）差异地域条理投资情况的影响因素应当有所差异。一样平常来说，投资情况可分别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条理。宏观层面主要是指国家或大的地域的投资情况，中观层面主要指都市的投资情况，微观层面则主要指企业或特定财产的投资情况。在对差异地域条理或差异目的的投资情况举行评价时，其影响因子或参评因子及其权重也会因条理和目的差异而孕育发生厘革。这在以往的投资情况评价中是较少顾及的。本项研究试图增补这一缺憾。

二、宏观层面上的投资情况评价

宏观层面上的投资情况评价的目的在于为投资者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即选择哪个国家或大的地域举行投资？投资者在做出这种选择时所思量的主要因素即可作为投资情况的主要参评因子。从这一角度来看，外洋学者提出的投资情况品级评分法、国别冷热比力法、体制评估法等均属于此类。在此，笔者将我国各省区的投资情况评价也视为宏观层面上的评价。在我国各省区之间，由于政治稳固性、钱币稳固性、对外商的管制水平、执法停滞等因素的地域差异相对较小，故不予思量。因此，从软硬情况中选择路网密度（X[，1]）、信息化水平（X[，2]）、建成区绿化笼罩率（X[，3]）、生产资本包罗房地产价钱（X[，4]）和劳动力资本（X[，5]）、市场范围和潜力包罗人均GDP（X[，6]）、市场中心性（X[，7]）和都市化水平（X[，8]）、劳动力素质（X[，9]）、企业群体的理性化水平（X[，10]）、行政管理屈从（X[，11]）、知识产权掩护（X[，12]）共12项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线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铁路业务里程与公路里程之和；信息化水平借用国家统计信息中心对中国各省区信息化水平的测算效果；劳动力资本以职工匀称人为来体现；市场中心性以人均批发和零售贩卖额之和来器量；劳动力素质为每十万生齿中高中结业及其以上生齿数；企业群体的理性化水平以非国有经济产业总产值占全部产业总产值的比重来体现；行政管理屈从借用《中国市场化指数》陈诉中“淘汰政府对企业的过问”的视察效果来间接器量；知识产权掩护以三项专利答应量与GDP的比例来体现。

由可知，北京、上海、广东的投资情况综合得分居前3位，其次是天津、海南、浙江、辽宁、江苏等省市，投资情况较好；福建、吉林、山东、湖北等省投资情况居于中游；黑龙江、湖南、河北、重庆、陕西、江西、广西、云南、河南、贵州、新疆、四川等省、市、区总体投资情况欠佳，在软、硬情况上存在一些缺陷和不够；而山西、宁夏、内蒙古、青海、安徽、甘肃等省区总体投资情况相对较差，亟需增强革新和优化配置。

三、中观层面上的投资情况评价

凭据1998～2000年的评价效果，笔者运用坐标图示要领对各年度都市投资情况举行分类（因篇幅所限，此处图略），分别出如下四种类型：第一类：软硬情况互动生长型；第二类：硬情况滞后生长型；第三类：软情况滞后生长型；第四类：软硬情况迟钝生长型。

以2000年为例。属于第一类的都市有深圳市、佛山市、广州市、东莞市、珠海市、惠州市、江门市、肇庆市和潮州市；属于第二类的都市有韶关市、湛江市、梅州市；属于第三类的都市有中山市、汕头市；属于第四类的都市有茂名市、阳江市、河源市、清远市、揭阳市、云浮市、汕尾市。

四、微观层面上的投资情况评价

微观层面上的投资情况评价的目的即是在宏观和中观决策的基础上，对具体的投资场所的适宜性和投资潜力举行比力阐发评价，以便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主要从投资项目、投资机遇和投资要领等方面来举行场址选择。醒目的投资者通常能够适当地选择投资项目与投资机遇和投资要领，以便淘汰失误，前进屈从，赢得竞争。

举行投资场所的适宜性评价时，首先应凭据重产业、轻产业、高新技能财产和服务业等差异财产对自然、经济、技能、情况等条件的本性要求，来选择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如在自然条件和情况条件方面，应综合思量海拔高度、地面坡度、地基承载力、水质、大气质量、绿化笼罩率、洪流吞没的机率、地动烈度、外方职员子女的教诲题目、“三乱征象”等因素；在经济和技能条件方面，应综合思量距车站、机场、口岸等主要交通节点的间隔、地皮资本和租税、水电气的提供及资本、离市级商业中心的间隔、当地的支持财产和资产业的配套水平、劳动力技能水准、资源天分、现有的产物网络和相干的服务业网络、小我私家和企业的名誉状态等因素。

投资场所评价的具体要领有：（1）专家决策法：即凭据所选取的场址特性指标值举行评判和加权，以场址总合得分最高者为最优选址。（2）立室法：即凭据用户需求和可选择的场址之间的最佳立室水平来选择最优场址。（3）条理阐发法：即在大概性选择中运用条理阐发要领来确定其最优场址。

如高新技能财产对劳动力素质、交通条件、创新情况等有较高的要求，靠近知识麋集区，有较强的产业基础、完满的基础措施和生存服务措施，良好的自然情况、政策情况和金融情况，成为其结构的紧张条件。以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能开发区为例，该园区选址于上海市西南部，以信息财产作为重点生长偏向。该园区距市中心人民广场11公里，距虹桥国际机场7公里，距铁路上海站12公里，距内环线高架蹊径4公里，距地铁一号线1.5公里。园区内基础措施齐全，交通方便，通讯捷达；情况幽雅，降尘率低，水质较好；产业配套协作条件较好，智力资源富厚（相近有上海交通大学等20余所大专院校和120余所研究所；16家国家科研开发机构，270家民营科技开发机构），海关、商检、金融、保险、外贸、咨询、状师、管帐、专利牌号、质检、人才培训等支持服务体系健全。至2000年末，区内共有种种企业800家，其中有研发功效的机谈判企业650家，约占企业总数的81％；职工总数4.1万名，其中大专以上种种专业技能职员14350人，直接从事研发事情的工程技能职员到达8000人，分别约占职工总数的35％和20％。在已开发的6平方公里地皮上，每平方公里累计产出贩卖收入181亿元、利税20亿元、出口创汇6.2亿美元，单元面积产出列天下高新区之首；天下500强跨国高科技公司已有30多家在区内投资项目。园区还与国际国内的孵化器公司、危害投资机构、上海市高新技能效果转化服务中心等相助，在保证、中介、加速孵化等技能创新机制方面举行有益的探索。现在该园区正以宽带网络、电子商务平台为抓手，创建数字园区；以国际认证为抓手，争创质量管理和情况管理“双优园区”；以中英合资“科技绿洲”项目为抓手，创建国际园区。议决开心营造高品格情况，实现由财孕育发生长向功效开发的变化，以期塑造一个切合高新技能财孕育发生长须要的、良好的创新情况，使该区的服务质量、情况掩护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前进国际竞争力。

五、结语

投资情况评价的基础目的在于使政府部门、投资者和企业家对该地域的投资情况有一个科学的、全面的、体系的相识，以便引导其投资情况的革新和投资场所的选择。因此，只有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举行关联性视察和比力阐发，才气达此目的。

综合运用经济学、地理学、统计学、含糊数学、灰色体系理论、条理阐发要领、遥感和地理信息体系等多学科理论、要领和技能开展投资情况评价的多条理综合研究，是深化投资情况研究的一条有用途径。微观条理投资情况的体系综合研究照旧一个蕴含巨大潜力的领域。

【参考文献】

[1]中国市长协会编：《论投资情况与吸引外资》，北京，中国都市出书社，1993年。

[2]鲁明泓：《中国差异地域投资情况的评估与比力》，《经济研究》，1994年第2期，第64～70页。

[3]程连生：《中国都市投资情况阐发》，《地理学报》，1995年第50卷第3期，第240～246页。

[4]鲁明泓：《外国直接投资地域散布与中国投资情况评估》，《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第37～44页。

[5]苏亚芳：《海港都市投资情况评价》，载于陈诉彭主编：《都市化与都市地理信息体系》，北京，科学出书社，1999年，第322～349页。

[6]国家生长筹划委员会投资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报编：《中国都市投资情况评价》，北京，工商出书社，2001年。

[7]国家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各地域信息化水平测算与比力研究》，《统计研究》，2001年第2期，第3～11页。

[8]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域市场化相对进程陈诉》（2000年），北京，经济科学出书社，2001年。

[9]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书社，2001年。

[10]石忆邵、顾萌菁：《我国都市综合竞争力理论与评价要领探析》，《计划师》，2001年第3期，第86～89页。

篇2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状况

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研究，主要还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影响状况进行跟踪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探讨

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国内外大部分研究持肯定态度，比如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同时增加投资国和东道国的国民收入，是一个双赢的投资行为。因为发达国家向高度工业化国家迈进时期，对外直接投资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和产品过剩提供进一步获取高额利益的途径，并且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旺盛的投资供需形成了当时的双赢发展态势。而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探讨，是伴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而开始被跟踪研究的。国内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改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带动了我国国内经济的产出增长。由于我国区域差异较大，进一步分析各区域对外投资的效应也具有现实意义，比如认为我国东、中和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同时东、西部地区的GDP增长差异也由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引起。可见从不同层面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具有互相促进关系，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能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但这种增长效应由于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较小而处于较低水平。也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效应、资本积累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三个方面。肖怡楠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的贡献体现在平衡国际收支上，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加快资金流出，从而适当平衡国际收支顺差。吴建军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也有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给投资国带来的增长效应不明显，表现为对外投资不是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并且从短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GDP的影响并不显著，但长期则呈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可见，多数国内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但是影响不显著，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影响力较弱；另一方面我国当前对外投资流向主要是资源类行业，可能对我国当期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时滞。所以，持续跟踪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研究

目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通过衡量生产率的变动，体现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另一方面是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分析。从对生产率影响看，国内学者主要是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生产率的提升在我国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资本存量较高的东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但也有认为这种促进作用小于国内研发资金存量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所以，自主研发才是提高技术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同时，还有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的观点。从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看，研究普遍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正的影响作用。白洁实证检验了1985年到2006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R＆D投入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表征的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研发投入作用不显著。也有学者加入技术吸收能力与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等指标，得出2003－2010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并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但是持续对外投资会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及技术溢价。多数成果也论证了对外直接投资正技术溢出效应，而持不同观点的认为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还较小，产业和地区分布不够均衡，导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未能充分体现出来。可见，学者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多集中于以技术创新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作为解释变量，没有考虑到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提升母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影响。在验证逆向溢出效应存在性时，忽略了之后效应。而且，多数实证研究忽视了技术吸收能力的作用，而吸收能力对于能否消化吸收外来技术至关重要。因此，继续探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获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分析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调整效应也存在观点不同的研究，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调整效应的验证，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未能明显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并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变化，仅与第二产业有正相关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宏观绩效分析，发现2009年以来的对外投资并未发挥出应有的效应，主要是由于2009年以后我国自身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也在加快。多数文献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升级效应，实际上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优化效应影响会不断增加。有的研究从分产业角度研究对外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得出的相似结论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具有明显的升级效应，但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实证结果有差异，也有认为我国第二、第三产业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第一产业与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但普遍认为对外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可见，实证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有影响，但其影响大小、方向（正相关还是负相关）有不同。多数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存在，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不佳，影响了对实证分析产业升级效果的全面认识。相信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规范，逐渐引入长期和短期影响，会使研究结果更客观。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贸易效应研究观点主要表现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互补作用，或同时存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也有认为不存在替代作用和互补作用，可见其研究结果的不确定。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替代效应的最早始于蒙代尔，认为资本越自由流动，替代国际贸易的作用就越明显。随后国内外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延伸拓展，并不断进行论证。实践检验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则相对较小。进一步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大小决定其贸易替代的影响作用程度。比如，项本武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但对外直接投资对从东道国的进口也形成了替代效应。也有从长期关系来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初级产品出口和制成品进口产生替代，对初级产品进口和制成品出口产生补充。可见，在研究替代效应上并没有得出明确结论，多数观点认为在短期内存在替代效应，但长期则是互补效应，或者局部是替代效应，但整体不是替代效应。总之，得出具有替代效应的研究成果不多。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贸易互补效应的分析认为，多数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的作用。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出口具有补充和促进作用。国外学者一般认为对外投资和贸易在发展中国家为互补关系，在工业化国家则不明显。大量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通过不同的计量模型得出的相似结论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对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也有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尽管对出口贸易产生一定程度的刺激效应，但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处于较低阶段，这种刺激效应还较为有限。而柴庆春引入时间因素后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在短期和长期中的表现不同，短期内直接投资的流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可见，目前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互补效应有着相似的研究结果。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多数认为互补效应处于主要地位，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起到创造作用，对进口贸易起到抑制作用。周昕通过引力模型对投资与贸易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既存在互补关系也存在替代关系，并且对零部件贸易的影响非常明显。但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均表现明显的互补关系。也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都不明显。显然是否存在贸易效应与对外投资规模密切相关，实际上到2010年之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开始大幅增长，今后对外投资的贸易效应会日益显著。可见，以后的研究会以更长远、更全面、更系统的视角探究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五）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成果不多而且观点各异。有的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存在替代关系，并且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较明显，但同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高新技术行业的就业，一定程度上可以优化就业结构。与此相反，也有认为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刺激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对就业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效果较小。比较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就业效应不明显，但增加了我国建筑业的就业岗位。从对外投资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影响程度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效应程度较小，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会提高相应的影响程度。也有研究发现在短期内，我国对外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大于刺激效应，表现出在当期对外投资会减少就业，从长期看对外投资与就业表现出长期正相关，有利于增加就业。

篇3

一、国际投资法中国民待遇概念及适用范围

国际投资法中国民待遇，是指在一定范围的事项上，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权利义务，在相同情况下应等同于已经或将要给予本国投资者或投资的权利义务。国民待遇制度主要涉及两个领域，即外资准入和外资经营方面。

在外资准入方面，特别是在设立范围上，各国基本上尚未完全实行国民待遇。几乎每个国家都会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及宏观调控的需要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控制在本国国民手中，而排除外资的进入。国际法上对于这种行为也给与了充分的肯定。

在外资的经营方面，一般而言，各国基本上都能给与外资以国民待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管理外资企业的活动。当然，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保护民族产业的考虑，在经营上除了某些方面给外资以优待外，还会施加一些额外的履行要求。比如当地成分要求、出口实绩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利润汇出与再投资的要求等。发达国家为维护本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往往要求发展中国家逐步减少乃至取消类似的履行要求。

从理论上讲，这种履行要求并不符合国民待遇。其实施目的是出于本国经济利益的需要，试图使外资在经营过程中东道国以有益的帮助，而排除其不利的影响。但是，东道国对外资赋予了比国内资本更高的期望值，这实质上加重了外资的经营难度和成本，是对外资的歧视。

二、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

各国的外资立法及相关的国际条约均将能够享有东道国所提供的国民待遇的人，界定为依据东道国法律在东道国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外国人及其在东道国所从事的经东道国允许的投资经营活动。

外国投资者如果是自然人，主要依据东道国国籍法确认，如果是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主要由投资国和东道国在投资保护协定中予以明确。

同时，许多国际投资条约明确规定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为“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活动”。也就是说，东道国除了授予外国人本身国民待遇之外，还授予外国人的活动及其相关资产以国民待遇。

需要明确的是，国家对外国投资者及其在本国境内的投资活动和财产是否给予国民待遇是其范围内的事，如果不是有相关条约明确，国家对此不承担任何义务。但实践表明，只要没有根本危机，各国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参与本国经济发展，都愿意给予外国人及其在本国的活动以国民待遇，有时甚至给予更高的优惠待遇。

三、“超国民待遇”问题

现在有的人认为，国民待遇本身是排斥给予外资优惠待遇的，也就是说，要改变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纵观各国的外资立法和国际投资条约，对国民待遇的定义主要有两种：即国民待遇是指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的待遇“不低于”和“等同于”其给予本国投资的待遇。按照前者的提法，给予外资某些优惠待遇并不排斥国民待遇，也就不存在“超国民待遇”的问题。而根据后者，给予外资优惠待遇和国民待遇之间似有矛盾之处。其实不然，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国民待遇并不是一项孤立的标准，与之相配套的，还有诸如“最惠国待遇”和“公正和公平待遇”。如果东道国对国内投资待遇很低的情况下，对一些国家的投资实行国民待遇，而不能给予更高的待遇，则该待遇水平就有可能达不到“最惠国待遇”和“公正和公平待遇”，从而导致各项待遇之间的冲突。在大多数投资保护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往往一并加以规定，并以两种待遇中对投资者更为优惠者为准。我们能说，一个国家实施了最惠国待遇，就是对国民待遇的违反吗？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给予外资一些优惠待遇，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或引进更多的外资，或将外资吸引到东道国更想引资的领域，加强其政策导向性。东道国实行国民待遇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意图引进更多、更好的外资，而实行所谓的“超国民待遇”也是此目的。

在如今各发展中国家都在加紧吸引外资的大环境下，我国宜对“超国民待遇”问题采取柔性处理的办法，不应该过多地强调。总而言之，实现国家利益，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才是我们的最高目的。只要我国实质性的取消对外资的特殊限制，就是实现了国民待遇。

四、我国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的现状及策略

我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包括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面。在程序法上，我国早已给外资以国民待遇。《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有对于外商及其投资企业与我国公民同等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在实体法方面，又可以划分为私法上的国民待遇和公法上的国民待遇。在私法上，也就是民商法领域，外资企业无论从事国内经济活动，还是涉外经济活动，都具有与内资企业同等的法律地位，这表明我国在这一领域对外资已实行了国民待遇。

而在公法领域，也就是对外资的管理立法领域，我国至今尚未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这主要受以下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我们都知道，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或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国家，很难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即使有，也只是很狭窄且特定范围内的国民待遇。对于内资企业来说，尤其是对于国有企业，一方面在价格、物资供应、政府补贴等获得国家的某些特殊支持和保护，另一方面在诸如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领域对国家则负有特殊的义务。而这些义务是不可能施加给外资企业的。而对于外资企业，它在受限制的同时也会得到一些譬如税收政策的优惠等。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之时，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被扭曲了，这样就形成了法律上的差别待遇。只有一方面不断地深入经济体制改革，使内资企业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逐步取消对外资的种种限制，双管齐下，才能完全确立起对外资的国民待遇。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一些发达国家在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时，片面要求东道国将给与内资企业的特殊待遇也扩大至外资企业，而对于东道国内资企业所担负的特殊义务，发达国家又依“公正与公平”原则，即违反了所谓的“最低待遇标准”而反对施加于外资企业。倘若如此，外资企业将在各个方面享受了“超国民待遇”，从而使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我国应当对这种“趋利避害”的行为保持足够的警惕。

第二，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尚且不高。我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水平还比较落后，对于内资企业来说，外资企业在财力、技术、管理、信息等方面还具有较大优势。只有对内资企业给予某些特殊的法律保护，同时对外资加以限制，也就是采取一定的差别待遇，才能最终实现内外资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

这两个方面的因素的长期存在决定了我国在公法领域实行国民待遇只能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

另外，国际投资领域实行国民待遇尚未成为一项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不存在绝对的，无限制的国民待遇。各国在投资领域国民待遇的实施条件、方法和步骤等问题上尚存在分歧。所以，国民待遇的推行，应遵循“有条件和逐步推进”的原则。“有条件”是指各国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接受国民待遇条款，以及接受国民待遇条款的方式、方法和合理例外。“逐步推进”是指在国民待遇还不能保障各国投资者真正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各国应当兼顾经济全球化和东道国经济承受能力，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推行国民待遇。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今后的投资条约谈判过程中，我国应注意以下策略：1、谨慎对待外资准入阶段适用国民待遇问题，同时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较为成熟的前提下，在某些已经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领域，逐步推行国民待遇。在具体谈判中，尽量采用肯定清单法，将准入自由化的程度控制在自己手中。2、争取国民待遇的合理例外，避免国内产业受到外来资本的过度冲击。3、在投资条约中订入“发展条款”。也就是说只有在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属于同一类型企业且处于类似的环境下，才给予跨国公司国民待遇。这种“发展条款”可以遏制发达国家对国民待遇进行扩大解释，也使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外资政策时有了一定的灵活度。4、把握条约用语的准确，确保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自己有利。比如：保证适用国民待遇的前提条件是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处于“相同”或“一样”的情况，而非“相似”和“类似”的情况。

参考文献:

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专论》（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版。

刘笋著：《国际投资保护的国际法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丁伟主编：《国际私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篇4

美国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在进行证券投资时按照下列程序进行决策，以确定投资所使用的核算方法（假定甲公司购入乙公司的股票）：第一，甲公司购入乙公司证券是否为了对其实施重大影响？如果是，则采用权益法核算；如果否，则考虑此证券是否有容易确定的公允价值吗？第二，如果没有确定的公允价值，则采用成本法核算；如果有确定的公允价值，则考虑购入的证券是否可以划分为可供销售的证券和交易性证券？第三，如果能够划分，则采用公允价值法；如果不能划分，则需要对证券重新分类后采用公允价值核算。以举例的形式阐述上述投资决策中所使用的核算方法：

例：甲公司2002年1月5日以现金50万元购入乙公司10万股普通股，每股5元，占乙公司总股份的20%.乙公司2002年初的净资产200万元，乙公司2002年净收益40万元，2002年12月31日支付现金股利60万元（每股1.2元）。2002年——2003年累计净收益150万元。

1、公允价值法

（1）若甲公司将购入乙公司股票划分为交易性证券，则使用公允价值法。一般说来，证券划分为交易性证券的前提是有容易确定的公允价值，因而假定2002年12月31日、2003年12月31日乙公司股票市价分别是每股8元、6元。2004年1月20日出售此证券，收到现金60万元。则账务处理如下：

①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②2002年12月31日，收到股利时，借记：现金120000，贷记：股利收入120000.

③2002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公允价值的变化额为100000×（8-5）=300000元。账务处理为：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300000，贷记：未实现的持有利得300000.

④2002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公允价值的变化额为100000×（8-6）=200000元。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每期末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或损失账户是虚账户，其余额反映在损益表中。

⑤2004年1月20日出售证券时：借记：现金6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证券销售已实现利得100000.

（2）若甲公司将购入乙公司股票划分为可供销售的证券，则甲公司使用公允价值法

取得投资时会计分录同①2002年12月31日，取得股利时会计分录同②。

⑥2002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300000，贷记：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300000.

⑦2003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每期末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在资产负债表股东权益的累计其他综合收益中反映。

⑧2003年1月20日出售证券时，借记：现金600000，借记：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1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300000，贷记：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300000.

⑦2003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每期末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在资产负债表股东权益的累计其他综合收益中反映。

⑧2003年1月20日出售证券时，借记：现金600000，借记：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1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证券销售已实现利得200000.

（3）若美国公司购买证券后未进行分类，SFASNO.115规定每期末需对投资证券重新分类。若交易行证券转为可供销售的证券，则损益表中已确认的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不再调整，只是变更年度证券的公允价值变化时变换账户名称。

⑨记录变更当年公允价值变化时，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⑩若可供销售证券划为交易性证券，则在变更年度应将已记录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的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通过下列分录转记到损益表中，并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300000，贷记：重新划分权益性证券已实现利得300000.

2、若美国公司运用成本法，则对投资的核算如下：

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会计分录同①

2002年12月31日，取得股利时，因为2001年度乙公司的净收益400000元小于支付得股利600000元，所以甲公司应确认的股利收入为400000×20%=80000元，借记：现金120000，贷记：股利收入8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40000.

2003年乙公司未分配股利，甲公司不做帐务处理。

3、若美国公司选用权益法，则进行如下的投资核算：

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会计分录同①

2002年12月31日实现投资收益，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80000，贷记：投资收益80000.

2002年12月31日取得股利时，借记：现金2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120000.

期末，由于取得投资的成本高于在乙公司净资产中所占份额，应将此差额（50万-200万×20%=10万）分配给资产及商誉。假定8万分配给未记录商誉，摊销期限20年；2万元分配给低估的固定资产，摊销期限5年，会计分录为：借记：投资收益8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8000.

2003年12月31日应确认投资收益为（1500000-400000）×20%=220000，账务处理为

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20000，贷记：投资收益220000.

二、中国上市公司对权益性证券投资的会计处理

我国上市公司对购入的权益性证券，按照下列投资决策选择投资核算方法：第一，投资权益性证券是否作为剩余资金存放形式，不以控制被投资单位为目的？如果是，则按短期投资核算，取得时按成本计价，期末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如果否，则考虑投资是否是为了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第二，如果是为了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则采用权益法；如果不是为了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则采用成本法核算。

1、购入的证券作为短期投资时，初始价值按成本计价，每期末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

①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记：短期投资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②2001年12月31日收到股利时，借记：现金120000，贷记：短期投资120000.2002年12月31日成本（每股5元）低于市价（每股8元），不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2003年12月31日成本（每股5元）低于市价（每股6元），不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③2004年处置此投资时借记：现金600000，贷记：短期投资380000，贷记：投资收益220000.

2、若选用成本法，则进行下列核算：

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2002年12月31日，因为2002年度乙公司的净收益400000元小于支付得股利600000元，所以甲公司应确认的投资收益为400000×20%=80000元，收到的股利小于确认的投资收益的差额（120000-80000=40000）冲减甲公司的初始投资成本。账务处理为：借记：现金120000，贷记：投资收益80000，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40000.

3、若选用权益法，则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如下：

①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②2002年1月5日记录股权投资差额时，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股权投资差额）100000，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100000.

③2002年12月31日确认实现的投资收益，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损益调整）80000贷记：投资收益80000.

④2002年12月31日，股权投资差额按10年摊销，每年摊销100000/10=10000元，借记：投资收益—股权投资差额摊销10000，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股权投资差额）10000.

⑤2003年12月31日应确认投资收益为（1500000-400000）×20%=220000，账务处理为：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220000，贷记：投资收益220000.

三、中美对权益性证券会计处理的异同

从以上实例分析中可得出：除了所使用的账户名称不同外，美国和中国运用成本法和权益法对于现金方式取得的投资的会计处理相同，并且成本法和权益法之间相互转换的会计处理也相同。下面比较两国对权益性证券投资的差异：

1、美国和中国对权益性投资的分类不同。我国将普通股投资分为短期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短期投资取得时按成本计价，期末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若对被投资单位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有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若不存在对被投资单位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美国未进行长短期投资分类，而将权益证券分为交易性证券和可供销售的证券。若对被投资单位存在重大影响，采用权益法；若不存在重大影响且购入证券的公允价值很难确定，采用成本法；若不存在重大影响且公允价值容易确定，采用公允价值法。

2、权益性投资在会计报表上的列示不同。我国将短期投资列示于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中，短期投资跌价损失列入利润表中；长期股权投资在长期投资中列示。美国将交易性证券列入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或损失在损益表中列示；若可供销售的证券期望在一年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期内变现，则将其列入流动资产，否则列入非流动资产，可供销售证券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在资产负债表的股东权益中列示。

3、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之间相互转换的会计处理不同。对长期股权投资变更为短期投资或短期投资变更为长期股权投资，我国会计制度没有规定。而美国SFASNO.115要求在每期末对投资进行重新分类，可供销售的证券可变更为交易性证券或相反，并规定了相应会计处理。

4、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不同。在使用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时，我国对低估被投资单位资产或未计的商以及高估被投资单位资产所产生的股权投资差额，采用统一的摊销期限摊销于每期的投资收益账户。而美国将股权投资差额分配于资产和商誉或都分配商誉中。

5、非现金方式取得权益性投资，其初始成本确定不同。我国对以非现金资产抵债或以应收账款换入长期股权投资以及以非货币易换入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成本是以账面价值作为计价基础。而美国对非现金补偿方式取得投资，投资成本的计量基础是公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