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班子成员履职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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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坚持“求进、求快、求新、求实”，突出“解放思想”总开关、“转变作风”总动力、“项目建设”总抓手，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树立以实干论实绩、从实绩看德才、凭德才用干部的导向，充分调动和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促进各地各单位领导干部“清廉为官、事业有为”。

二、考核对象

乡镇、管理区和县直部门领导班子。

三、考核内容

1．履职尽责工作。主要指与县委、县政府签订的经济目标责任书中各项目标任务。

2．党建综合工作。主要包括党风廉政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宣传思想和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工作、社会治理和法治建设、人大工作、政协工作等内容。

3．业绩测评。主要为县“四大家”领导和“两代表一委员”对各地各单位工作实绩、工作水平、工作效率和干部作风、勤政廉政等情况的总体测评。其中县直部门业务工作测评，根据市直主管部门对县直部门业务工作排名进行折算。

四、考核办法

（一）实行分类评价

按照乡镇管理区、党群综合部门、经济工作部门(含直属事业单位)和垂直管理部门四个类别分组考核、分类评价（考核分组附后）。

（二）实行清单管理

1．制定项目清单。各地各单位领导班子根据年度工作目标任务，集体研究制定领导班子年度履职尽责工作项目清单、党建综合工作项目清单（样表附后）。

2．项目清单审定。各地各单位领导班子工作项目清单由县“两办”组织有关部门审核，经县委、县政府联系或分管领导签字认可后，报县委、县政府审定。

3．项目清单备案。工作项目清单以适当形式在本地本单位进行公示和承诺，并报县绩考办备案。县绩考办建立工作项目管理信息库，并协调相关部门建立工作项目信息档案。

4．项目跟踪管理。县绩考办会同有关部门及时了解和掌握项目落实情况和实际效果，对问题和不足督促整改落实。各地各单位领导班子半年进行一次自评，形成报告报县绩考办。

（三）实行量化考核

1．分值权重。履职尽责工作、党建综合工作和业绩测评三项按60%、30%、10%的权重计分（考核评分体系附后）。

2．考核评分。县绩考办组织有关部门对各地各单位领导班子履职尽责工作和党建综合工作制定具体的积分制考核办法。

县委、县政府对乡镇、管理区经济目标责任书完成情况，年内组织开展两次现场拉练评比，并将评比情况进行综合排名。

年底，由县“两办”牵头，县绩考办会同相关部门，结合“六项考核”，对各地各单位领导班子工作项目清单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考核。

3．业绩测评。年底，县绩考办组织县“四大家”领导和部分“两代表一委员”对各地各单位工作实绩、工作水平、工作效率和干部作风、勤政廉政等进行综合评价。县直部门业务工作测评，根据市直主管部门对县直部门业务工作在全市系统内排名进行折算。

（四）实行加分扣分

对各地各单位领导班子实行表彰奖励加分、工作过错失误扣分。加分、扣分办法由县绩考办组织有关部门分别制定。

五、结果运用

（一）考核等次

考核等次分实绩优秀、实绩良好、实绩一般和实绩较差四个等次。根据综合得分情况，每组按30%比例确定实绩优秀等次；每组最后一名，根据考核情况确定为实绩一般或实绩较差等次；其它确定为实绩良好等次。被“一票否决”的，不得确定为实绩优秀等次。

（二）表彰类别

对实绩优秀等次的领导班子，授予“优胜奖”。同时，设立“十佳发展业绩功勋奖”和“十佳服务滨江新区贡献奖”两个单项奖，评选名额各10名。评选奖励办法另行制定。

（三）运用方式

1．发放目标责任奖。获得“优胜奖”和良好等次的，单位在编在岗干部按上年度本人12月份全额工资发放目标责任奖；其中，对每个组前三名的单位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2万元的奖励。目标责任奖实际发放金额根据干部履职尽责工作考核得分按百分比计算。

目标责任奖金垂管部门自筹，其它单位由县财政列支。

2．与年度考核挂钩。实绩优秀等次的，单位干部优秀等次比例提高到20%。实绩良好等次的，单位干部优秀等次比例为15%。实绩一般或实绩较差等次的，班子成员取消评优资格，单位干部优秀等次比例下调为10%。

3．与干部使用挂钩。实绩优秀等次的，班子成员优先提拔重用。实绩较差等次的，对主要负责人诫勉谈话，班子成员一年内不得提拔重用。连续两年确定为实绩较差等次的，对主要负责人予以调整。

考核结果通报到垂直管理部门的上一级主管部门。

六、有关要求

1．加强考核管理。考核成员单位要紧紧围绕各地各单位领导班子工作项目清单，全面了解掌握各地各单位领导班子履职尽责情况，加强项目跟踪管理，准确分析评价领导班子各方面表现，为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供依据。

篇2

1、认真学习理论和时事政治

今年以来，全面系统地学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学习了“xxxx”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要点，学习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内涵，学习了党的xx大报告的全部内容。在学习了的过程中，先后写下了学习笔记和学习心得数万字，撰写了《关于加强我市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思考》的调研文章，被市政府《政务调研》采用刊发，同时自己还利用向职工作形势报告、上党课的机会，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来加强学习。通过学习，不但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理论水平、思想水平，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智力水平。提升了自己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从而有效地强化了自身的综合素质。

2、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自身的努力和贡献

根据商务工作涉及面广，直接面对民生的特点，努力创新思维，不断探索在新形势下全市商务工作发展的新路子，加快我市实现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进程，不断完善我市商品市场体系和市场监测体系，完善市场应急保障体系。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各种消费需求。立足商贸流通服务业切实关注民生。全身心地为企业做好服务，帮助企业尽快实现市场经济转型，主动为企业的发展献计献策，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深入联系的乡镇、扶贫村、竭力做好帮扶工作。

3、强化法制意识，严格依法行政

自觉学习各种法律法规，从思想上强化法制意识，不断规范本机关的执法秩序，着重提高班子成员和全局人员的法律素养，作为政府组成人员，能自觉接受市人大常委会的依法监督，自觉向人大常委会及专委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自觉维护班子的团结，带头执行本局制定的《党委会议事规则》和《局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坚持领导班子成员分工明确，职责到位，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从不以个人意见压制其他成员的意见，从不独断专行。凡属有争议的事项，都不急于决定，反复商议、沟通、达到意见一致后再行决策。凡属个人意见不为党委成员多数所接受，主动放弃已见，坚持班子成员信息对称，不设秘密，对同志心地见底，不结疙瘩，在维护班子成员团结的同时，带头维护整个干部队伍的团结，维护全局职工的团结，虚心听取干部职工的意见和建议。

三、切实落实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

1、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按照上级党委、纪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要求，我定期不定期地通过领导小组会议或个别交谈来检查和监督党风廉政建设分工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在党委会、局长办公会，党委中心学习组学习会，全局职工会上反复强调廉政建设工作。按照上级的部署，认真开展了反对商业贿赂的相关工作，并在全系统开展了检查和落实。对班子成员及副科长以上的干部加强教育和监督，强化事前防范，截今为止尚未收到局机关人员涉及廉政方面的违法违规的事实举报。

2、自觉遵守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

在今年任期间，我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没有与服务对象有过钱权交易的事情，更未发生吃拿卡要的行为，没有以任何方式来非法获取钱财。

四、勤政敬业，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创造良好的工作业绩

我自己能抓住工作主线，突出工作重点，主动协调各方，有效化解矛盾，与班子成员一道团结全局职工努力拼搏，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在推动和促进商务工作全面发展上狠下功夫，较好地完成了市委市政府交给的各项任务。

一是就主体工作而言：商品市场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连锁配送，社区便民店等新型业态发展迅速。“万村千乡”新型农村市场建设工程强有力地推进，市场监测体系不断得到完善，对外贸易继续保持增长，利用外资取得历史性突破，对外经贸合作取得新的进展。1~11月，全市出口总额达到12.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07%，其中出口总额56715美元，同比增长16.62%，进口总额65137美元，同比增长27.26%，进出口、出口、进口均在全省名列第二位。1~12月实际到位外资1.09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外派劳务1911人，同比增长13.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

就突击性工作而言 ：今年我局主要承担了两项。一是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我局负责餐饮休闲一条街的打造，负责社会餐馆、社会旅馆、旅游商品专销。旅游特色食品专销、穆斯林、粤菜、西餐等特色餐饮店的打造，所涉事项点多、面广，时间紧、任务繁重。在全局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我局所承担的任务内全部必检项目无一失分。较好地完成了创建工作。二是在今年8月中旬开始的全国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专项整治活动中，我局承担了整治要求达到的十二个100%硬任务中的三个100%，即食品出口原料基地100%到清查；食品出口包装100%加贴检验检疫标记；非法进口的肉类、水果等100%退货或销毁。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我局与相关部门一道，不但全面完成了预定的任务，通过了省政府的全面验收，而且还打造了48个检查点，提供给全省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整治活动现场会的与会代表们一一评比检查，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

篇3

在杨集实验前，杨集发生过一次“辞职风波”。那是在任镇委书记晏涛调到杨集来之前的2001年1月，县里调整乡镇领导班子成员，杨集镇领导班子成员已经多年没有得到提拔，杨集当时的书记镇长均被提拔调走。书记镇长同时调出杨集，以陈维忠为首的杨集镇领导班子成员都认为这次总该得到升迁机会了。陈维忠也有期待县里提拔自己担任更重要职务的理由。陈1993年就当上厂河镇委副书记，1996年到杨集任副书记，是全县任副书记时间最长的人之一。陈毕业于湖北农学院，在职获得华中农业大学硕士学位，是乡镇一级并不多见的知识型人才。在1999年，时任县委书记找陈谈话，拟提拔陈到县局当副局长，后来安排他人任副局长，但暗示一年后提拔陈为镇长。

不幸的是，到2001年1月调整乡镇领导班子县委讨论人选时，有人认为陈维忠工作比较浮躁，反对由陈担任镇长职务。陈不能升任镇长，杨集镇其他干部也就没有升迁机会。县委决定不从杨集提拔书记镇长而从其他乡镇调来书记镇长。陈维忠满腔期待落空了。他当时正在县里参加政协会议，立即以杨集镇时任党政班子成员的名义向县委起草一份“辞职申请”，说“我们现任班子成员整体素质不高，工作动力不足，良策良计不多，实施措施不力，实属无能之辈，慎重向县委提出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和发泄心中不满。写好辞职申请后，陈维忠立即回到杨集请班子成员签名。陈首先让副书记童其忠签字，童觉得事关重大，不肯签名，推辞说先让其他班子成员签名，陈拿给其他班子成员，其他班子成员一一签名（班子成员中只有童其忠未签名）。这时，有人向县委报告此事，县委很紧张，令已调任县民政局长的原镇委书记回来处理此事，并且明确说不处理好此事，不能再回民政局任局长。原书记回杨集软硬兼施，将陈维忠等人还未来得及交上去（陈后来对我们说本来就不打算交上去）的辞职申请要到手，然后交给县委，县委派一个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来杨集调查此事，一时间全县大哗。

辞职事件发生后，陈维忠的压力很大。杨集镇现任镇长万小平当时在宋河镇当镇委副书记，万小平知道陈维忠压力很大，打电话安慰陈，这是陈维忠收到的第二个安慰电话。万小平没有想到的是，他打电话给陈维忠三天以后，组织找他谈话，调他到杨集当镇长。在调万小平到杨集镇当镇长的同时，县委调时任新市镇镇长的晏涛到杨集当镇委书记。

以下以杨集实验为例，分五个方面讨论乡镇体制的常规与内部结构。

一、改革者利益优先原则

对于一场改革性的运动，最大难题恐怕就是改革者在面对自己利益可能受到损害时采取的态度和行动。杨集选举实验无疑是一场改革，在这场改革中，最大困难就是如何让作为改革者的晏涛真正成为推动改革的内动力。来自县委的指导组牵头人郭勇估计了因为改革过程中晏涛利益受到不同影响而出现的四种可能：一是晏涛在第一轮推选即意外排到第三名以外，不能进入第二轮推选书记正式候选人的三人名单。晏涛不能进入前三名，他就在选举一开始的时候即成为杨集选举的牺牲者，但他仍然是镇委书记，仍然应该由他来主持接下来的选举。这个时候晏涛会认真负责地主持接下来的选举吗？既使晏涛会认真负责地主持选举，其他人会接受他这个失败者的权威吗？

郭勇担心出现的第二种可能是在第一轮推选中，晏涛虽然进入前三名，但得票率不高。以不高的得票率进入第二轮选举，晏涛就会以自己是选举主持人的便利强有力地为自己在第二轮的胜出进行灰色活动，而一旦晏这个主持选举的人开始灰色活动，选举就很难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各种因为程序和内容不公正而引起的麻烦就会到来，郭勇的压力就会激剧增加。

郭勇担心的第三种可能性是晏涛在第二轮推选中意外落选前二名，不能成为书记正式候选人，或得票率不高，虽然在第二轮胜出却无当选的绝对把握，而出现或第一种可能或第二种可能的问题。

第四种可能性是晏涛在镇党代会的书记选举中落选，这个时候，因为新的镇委书记已经选出，其传统的戴在书记头上的权威即刻产生，这个新书记应可以主持好接下来的镇长和人大选举。

晏涛自己心里当然也没有底细。他之所以极力推辞县委安排的试点，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担心自己的落选。他说“所有人都希望民主，但很少有人愿意民主到自己的身上”，最典型地表达了晏涛推辞的自身理由。晏涛在选举结束后对我们说，在选举前，他认为自己只有60%的当选把握。是第一轮推选中的高得票率，才让他感到自己有了90%的当选把握，才可以有比较正常的心态来主持选举，才可以比较好地处理裁判、运动员和代表团团长三者之间的关系。晏涛在选举前认为自己只有60%的当把握的估计是有道理的，因为毕竟书记直选在全国也不多见，而乡镇是一个很大的范围，选民并不熟悉镇委书记这个相对于村民来说高高在上的权威。选民会如何行动，与选民不多的接触会导致选民的何种选择，特别是自己刚到杨集18个月，而杨集土生土长、工作数十年的干部比如童其忠等人与杨集几乎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都至为熟悉的优劣对比，使晏涛心中无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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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轮推选前一天，本来已经作好安排，晏涛突然急匆匆找到郭勇说要研究第二天的推选工作，认为不能这么快就提名，他说担心推选的人太多，就不好把握。他实质上是担心自己在推选中意外得票不高。晏涛是这样，其他班子成员也是这样。最后达成妥协是将民主测评票与群众推荐票印在一张票上，这是对所有在任班子成员都有利，所有在任班子成员都赞同并默认的变通。二票合一在班子成员内部形成了高度共识，也是与选举试点精神相违背的一个共识。我们调查期间，没有一个原班子成员愿意谈及这个变通，这是他们共守的秘密。这是改革者在面对共同利益时通常会采取的第一个沉默。这个有益于所有班子成员的变通，对于班子成员是公平的，但扩大了班子内外的不公平。

在第一轮推选结果出来，晏涛得到80%以上推荐票，且得票排在第二、三、四位的三位被推荐人陆续写申请退出书记竞选后，晏涛作为被改革者的患得患失终于消除了：当选书记的路上，他确信没有人再可以挡住他最后的胜利，他因此可以作为一个改革者而不是被改革者，作为裁判而不是运动员的高姿态来说话办事。从郭勇方面说，晏涛的屁股终于与自己坐到了一起，晏涛开始不是从个人，而是从整个选举试点意义的高度，从选举后镇领导班子运作效果的高度，从班子每个成员当前及未来命运的高度，从乡镇体制常规的角度，来计算选举的收益，权衡选举的利弊，安排选举的细节和主持选举的进行。晏涛一旦感到安全，他就考虑杨集试点也许对杨集以及对自己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开始说大话，开始唱“成也英雄，败也英雄”的高调。他对我们说，他认为中国民主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步伐是必然的，任何人都不可阻挡，只是步伐快慢的问题。他因此认为杨集选举试点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他甚至说“不在于我是否当选书记，而在于我参与了这个（民主化的）进程”。他又形容自己在发表竞选演说时的心情说，“我有一种使命感，认为我站在全省和全国最前列，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又有一种如履薄冰，诚惶诚恐的感觉。”晏涛还动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对民主充满激情和向往。”不理解晏涛在书记竞选中的绝对优势，当不能真正理解他在选举中所表达出来的这些激情。

杨集选举试点的好处在于，作为改革者的晏涛虽然一度陷于“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角色混乱，但他很快就从被改革者可能承担的代价中跳出，而回到改革者的角色上面。没有第一轮推选的高得票率以及具有竞争力者的退出，相信杨集选举会又是一个模样。

改革者利益优先原则应是或已是改革的常识。以此常识观之，虽然正如晏涛说他们一代人充满对民主的激情和向往，但我们不能只是从他事后所说的充满激情的话语来理解改革的动力，而要理解他所处的位置。晏涛与万小平，与童其忠，与陈维忠，以及与其他所有参加选举的杨集干部，他们表现出来的对民主偏向的不同，大多不是因为他们的民主素质或政治素质，而是他们的角色、位置，及这个角色和位置的安全程度。郭勇的情况乃至于我们这些旁观者的情况亦复如此。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在诸如乡镇选举的制度设计上，将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角色分开。不然，改革者就会利用手中的资源来弥补自己作为被改革者所可能受到的损失。

二、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或深层共识原则）

若不能理解传统体制运作的深层共识原则，我们就很难理解2001年1月杨集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辞职或晏涛要求调出部分班子成员再进行选举试点的原因。传统体制运作的深层共识原则又可以称为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其核心是在县乡体制的长期运作中，在县乡复杂的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县乡默认的共识，这种默认的共识并不见诸文字，但具有约束力，县乡任何一方破坏了这个默认共识，都可能引起另一方情绪性反应从而导致危机的产生。深层共识原则或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因时而变，但其变化相对缓慢。当诸如选举试点这样的表面制度在快速变动的时候，深层共识因为变动缓慢，而可能产生碰撞。

展开深层共识，即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首要的就是县要满足乡镇干部的升迁期待。以前述杨集干部2001年的辞职事件为例，因为杨集镇班子成员已有多年未被提拔（有两种提拔方式，一是通过交流提拔到另一个乡镇或县局机关工作，一是在本镇提拔担任更重要的职务），所有班子成员都期待通过书记镇长的调动，依次将班子成员担任多年的现职务向更重要一级调整（比如在班子内的排序，担任更高级的职务或更重要的职务），这种期待构成了杨集班子成员的一个共识，一个共通的基本利益预期。多年担任镇委副书记的陈维忠对得到提拔的期待尤其强烈。长达八年的副书记经历的确已大大超过了若干年得到一次提拔的乡镇干部的预期。重要的是，县乡为了满足乡镇干部不断得到提拔的预期，而在乡镇干部职位上设计了很多森严的等级。正如前述晏涛等人经历可以看到的，即便是一个人由一个普通的非班子成员（非领导干部）得到提拔成为班子成员，他也大多要经历副镇长（或党委委员）、副书记、镇长、镇委书记这样四级，才能到达乡镇权力的顶端，才有了进入更高层的资本，而这其中每一步的跨越难度都是非常大的。陈维忠仅仅在副书记职位上即工作八年，他就很难再有升上去的希望了。他在被提拔为副书记时只有31岁，是年轻干部，是县里的重点培养对象，八年后，他已经39岁，即将越过县里内定的不再提拔担任正职的40 岁的年龄界限。他还能不着急？

由乡镇一般干部提升到乡镇班子成员，要走的路也十分地长。万小平的经历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个要慢长地走下去的路。万小平是顺利的，因为他在进入班子成员后连续得到了提拔，并最终爬到了陈维忠的前面。晏涛就更加顺利。晏涛回顾自己在乡镇每年得到一次提拔的经历，自己都认为是奇迹，他的同事和同龄人们也都羡慕得不得了。相比之下，杨集镇的童其忠和陈维忠也都是胸怀大志的人，他们在这个由一般工作人员沿着森严的等级向上升迁的时候，长期停留在某一等级上面，一再失望，眼看着没有了再进一步的希望。

2001年1月杨集镇书记镇长同时调走，不仅让陈维忠，而且让所有杨集镇班子成员看到了向上升的希望。每一个人向上升一级或一位，这是现行县乡体制专门设立的森严的等级，这个等级本来就是为了满足乡镇干部的升迁预期而设立并因此不断强化着乡镇干部的升迁预期，这个等级应该不断地服务于乡镇干部的预期。每个人都生活在希望之中，也生活在失望之中：因为这个体制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升迁到最上面一级，其措施就是将一些人在某一级多留若干年，造成超过这个职位上可以提拔的年龄的客观界限，使这个人终止在多级而森严等级的某一级上面，被淘汰出进一步的序列竞争。运气好的人可能步步赶上升迁机会，而绝大多数人都因为一步未赶上，而步步赶不上。

残酷的淘汰机制使杨集干部对书记镇长调出后空缺下来的位置极其敏感，只要其中一个位置由杨集干部来补缺，其他杨集干部的职位应都可以向上移动至少一位。陈维忠对此就更为敏感了，因为他若由副书记升为镇长，就不只是职位向前移动普通的一位，而是决定性的性质不同了的一位。再不移动，陈维忠就会落入因为一步赶不上而步步赶不上的困局，他就会被淘汰出局。他因此焦虑万分。

陈想出写集体辞职信的下策。当他听说县委研究的杨集书记镇长人选均为从外镇调入的消息时，他感到是灭顶之灾，他奋笔疾书写下集体辞职申请。他在申请书上说“由于我们（班子成员）个人素质不高，能力水平有限，杨集镇的各项工作相处于全县中下游水平。……总结我们多年的工作却是成绩少、失误多。我们有愧于县委、县政府，有愧于1.5万杨集人民。我们已无能力胜任现任职务，特申请辞职”。他甚至在最后一句写道“以上申请望尽快批准。”陈维忠有苦不能说啊！这次再不提拔，就要被淘汰出局，而他还有满腔的热情和抱负未去实现啊！

除副书记童其忠未签名以外，其他杨集班子成员都在辞职书上签了名，所有杨集干部都对县委从外面调入书记镇长的做法有意见，因为县委的决定破坏了县乡共有的不触动基本利益的预期，这里是沿着多级的森严的等级台阶向上升迁的预期。

县委也知道这个预期，这是县乡之间的深层共识。县委或许感到理亏，一旦听说杨集干部写信集体辞职申请，便作出过度反应，不等辞职申请交上来，就迫不急待地让原镇委书记到杨集摆平此事，不然就“不要再到民政局上班了。”原镇委书记软硬兼施将辞职申请搞到手中，交给县委，县委立即派主管干部的县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到杨集来处理此事，安抚杨集干部。县委首先对此事作严厉定性，说是非组织活动，但很快便借新调来党委书记晏涛的口，从轻处理此事，县委借晏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下台阶，对一般班子成员未作任何处理，仅给领头人陈维忠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这个处分之轻和县委听说此事后反应之过度，形成鲜明对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县委首先破坏了县乡之间的深层共识。如前已述，这个共识是县为调动乡镇干部积极性而有意设置的多级的森严的等级升迁机制。他们必须消除此事可能造成的对县委的消极影响，对县委在干部升迁上面做得不公正的民众印象。

县委在对待杨集集体辞职事件上的软弱只是表现了县乡深层共识的一例。县乡深层共识的另外几例如，在前述晏涛由马店镇调任新市镇镇长时，县委本拟由晏涛升任马店镇书记，但马店镇委书记向县委提出条件，非新市镇委书记不走。以通常理解的县乡关系，县委决定调动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工作，乡镇党委书记应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但马店镇委书记在县委决定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苛刻条件（新市镇是全县最好的镇），事实上是对县委拟调位置不满意，而采取的反制县委的办法。这一招，县委若硬性地调走马店镇委书记，不是调不动，但这样的调动会留下马店镇委书记对县委的积怨，这样的积怨仅是一个马店书镇委书记有，县委可能也不放在眼里，问题是，作为一种机制，县委每一次都以硬碰硬，就不只是一个马店书记，而是所有下级都会对县委留下积怨，最终，这个县委会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县委在决定调动一个人的时候，需要征求这个人的意见，一般是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调动，而不是不考虑被调动人的个人意愿及其要求的硬性调动，这是我们想象县乡关系中往往容易忽视的一面。

再如，晏涛在推辞杨集选举试点时，要求县委将自己或其他班子成员交流一些出去，以空出位置进行竞选，这样可以使原班子成员在竞选中实现向上的升迁，县委虽然最终并未同意晏涛的要求，但完全理解晏涛的要求，也主动地表达了县乡关于干部升迁期待必须满足的深层共识。

以上关于县乡深层共识原则主要讲了升迁预期原则发挥的作用。此外，还有诸多的县乡深层共识可以讨论。透过县乡深层共识，我们会发现，县乡关系远比我们通常理解的上下级关系来得复杂。《叫魂》透过上级决策权和下级信息权的博弈展现了另一重县乡关系，但这种博弈关系不属于本节所讲的深层共识原则。

三、最少不满意原则（最大共识原则）

杨集选举试点中最起着作用的一个因素是年龄。年龄在两个层次同时起着作用，一是要求有一位30岁以下年轻人进入领导班子，二是要求参加班子成员竞选，候选人不超过50岁（妇女不超过48岁），超过50岁就不再参加班子成员的竞选。在过去县乡体制互动中达成的共识是，县委一般不再提拔超过40岁的乡镇副职干部担任正职干部（主要指书记镇长），超过 45岁的班子成员一般或调到县局工作，或不再担任领导职务，而仅仅担任一般行政工作。40岁或45岁这两个默认的年龄界限在实际的选举操作中，不方便写在书面文件上，县委关于试点的文件规定，凡是不超过50 周岁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都有资格参加竞选。尽管试点文件的年龄规定为杨集原班子成员中年龄较大的几位成员（特别是童其忠、陈维忠和雷维斌等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县乡关于年龄的传统共识仍然发挥着作用，由此导致了杨集选举试点中不考虑关于年龄的传统共识就难以理解的一些现象。

回过头来看杨集选举，最难以理解的一个矛盾现象是，一方面，晏涛想尽一切办法让原班子成员继续当选班子成员，从而消除不安定因素（比如上访或不满）；一方面，晏涛独独将雷维斌排斥在原班子成员的保护之外，或明或暗地造成对雷维斌当选不利的气氛，以至雷维斌次次失败。比如，在第一轮海推时，晏涛要求主持选举的镇干部将县委文件规定的候选人条件中年龄不超过50 周岁改为不超过45周岁，而原班子成员中除有一位副镇长因为年龄已有47周岁且无大专学历而不符合县委规定的候选人条件外，只有雷维斌一人超过45周岁。晏涛要求主持第一轮推选的镇干部反复宣传候选人条件包括年龄条件，这样的反复宣传对雷维斌当然是很不利的。雷维斌以及其他原班子成员都感到了这种宣传对雷的不公平。在选举镇委委员的时候，同样因为年龄因素，雷成为镇委委员选举中得票最少的原班子成员。而本来群众基础最差的熊炜和夏兰，因为年龄比较小，或是妇女，而被晏涛等人强调应进入领导班子，而得票很高。

按杨集选举试点的意图，选举前符合县委要求的原班子成员共有12人，县委规定新选出的镇领导班子成员名额为11人。换句话说，杨集选举若安排得好，晏涛书记可以将符合条件的12个原班子成员中的11个选为新的班子成员，而仅仅落选一个人。晏涛经过努力，几乎全部做到了这一点：一直到人大副主席选举前，没有一个非原班子成员当选新一届镇领导班子。晏涛在一开始就必须考虑谁会是12个符合条件的原班子成员中的被淘汰者，谁会是班子成员公认应该被淘汰者，谁被淘汰出班子成员会阻力最小。一句话，谁被淘汰出新的班子会产生最少不满意而有原班子成员的最大共识，从而可以最为平稳地将杨集选举进行到底。

先来看一看在常规体制下乡镇班子如何淘汰多出的一个人。要将多出的一个人淘汰出去，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大家都承认的标准，不然这种淘汰就会引起巨大不满和反弹，主持改革的人被改革者所仇恨。构成客观标准的最方便指标一是年龄二是学历。其他诸如政绩、能力等等，都因为难以客观测量而引起争议。杨集的情况是所有12个班子成员都有大专以上学历，剩下的就只有年龄这个客观指标了。无论你能力和自身素质如何，你年龄最大，已超过县乡共识的45岁的退居二线的年龄线，你就应该退下去。来自县委组织部的郭勇也对我们说，在压缩乡镇班子成员时，一般将年龄最大的成员淘汰退居二线。他强调年龄指标使用起来比较容易，也少有争议。年龄最大者从班子中退居二线，不仅争议少，而且很安全、顺利、不破坏传统规则。这是一个客观的指标。

换句话说，若没有杨集选举的试点，而按常规体制运作，雷维斌就是这个应被淘汰的原班子成员。雷自己当然也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更愿意将参加竞选看作一次意外的机会，他若当选了当然好，不能当选也没有失去什么东西。从原班子成员的情况来看，雷维斌也就成为最可以被淘汰者，这与雷的能力无关，也与他和晏涛的关系无关，而仅与其年龄有关。

晏涛当然知道原班子成员中每个人的心态。他在镇党代会召开前和郭勇找每个原班子成员谈话时，要求每一个班子成员预测谁会落选，几乎所有原班子成员都提到雷维斌。这种预测并不是客观判断原班子成员的群众基础，而是认为谁应该落选。应该：这个奇怪的词汇。雷维斌当然也知道这一点。而作为年轻人的熊炜的群众基础比雷要差得多，夏兰的群众基础也很差。但熊炜和夏兰年轻着，他们有着强烈当选的冲动和欲望。当在第一轮推选前的谈话中熊炜几乎要崩溃地说晏涛最多也只有40%的当选把握时，熊炜明白地向晏涛表达了自己的强烈感情和期待。晏涛知道这一点，晏涛因此在镇党代会选举镇委委员时，借县委的要求，着重推荐两个实力最弱的原班子成员熊炜和夏兰，终于让他们当选了。

为了保证原班子成员当选，晏涛与县委商量，不惜将人代会一般先选人大主席、副主席的程序改为先选镇长副镇长，再选人大主席、副主席。先选镇长副镇长，就可以让四个副镇长候选人中落选的一位再参加与雷维斌对人大专职副主席的竞争。一般来说，在乡镇一级，副镇长一职比人大专职副主席的职位重要，让在副镇长竞选中落选的原班子成员竞选人大副主席，是一个符合乡镇体制常规的选择。晏涛对这些参加副镇长选举的原班子成员的关心有多么体贴啊！

不巧的是，在副镇长选举中，不是在镇委委员选举中落选的李章雄或詹家茂落选，而是高票当选镇委委员的周树斌落选。周树斌当选镇委委员，就已经成为班子成员，这样，不再经过人大副主席的选举，新的镇领导班子即有11人，达到了县委规定的班子成员数。这种情况下，应安排落选副镇长的周树斌竞选人大专职副主席。不过，乡镇体制的另一个常规是一般不由镇委委员兼任人大专职副主席。或者说，本来预计未当选镇委委员的李章雄或詹家茂落选副镇长后再与雷维斌竞选人大专职副主席的预计落了空，雷维斌意外有了再当人大副主席的机会。因为没有原班子成员来与雷竞争人大专职副主席一职了。

晏涛向县委汇报副镇长选举的情况及新班子成员将达12人时，县委同意了晏涛的汇报。原班子成员中刚好有12个符合条件的人选，选出12个新班子成员，晏涛不正可以实现他一开始就期待的最少阵痛的结果吗？

不，晏涛没有如对其他班子成员那样满腔爱护的热情对待雷维斌，他在安排人大专职副主席的竞选时，不再如过去习惯的那样操控选举过程，由人大代表推选出一个仅仅是陪选的人出来与雷维斌竞争人大专职副主席这个领导班子职务，而是真正实现由人大代表民主推选出一个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对手出来与雷竞争。雷最后一次失败了。雷终于没能把握杨集选举试点这个意外的机会，因为传统体制的常规让县乡两级不愿意给他这个机会。

晏涛对原班子成员中多数人的保护和对雷维斌的抛弃之所以并存不悖，是因为这种做合乎传统乡镇体制的常规，是传统乡镇体制在县乡两级形成的最大共识原则在发挥着作用。这种最大共识导致最少不满意。雷维斌即使落选了，他也不气愤难平。其他人当选了，也并不以为自己得到了多大特别的好处。正因为雷维斌本人的落选预期和落选后不会气愤难平，晏涛将最后的人大专职副主席的选举用于实现由他的另一个目标：提拔非班子成员中最优秀者进入班子，从而摆平原班子成员与非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另文分析了。

以上试图以年龄来说明乡镇体制内部结构中的最少不满意原则。除年龄之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因素来说明之。

四、受环境制度决定原则（制度整体性原则）

所谓受环境制度决定原则，是说一个单兵突进的外来制度必须与仍在起着作用的其他制度协调，由制度整体而不是仅仅由外来的一个制度决定制度中人的行为。

在杨集的选举试点中，“两推一选”书记镇长及其他领导班子成员的方案中有诸多与传统制度不一样的规定，这些不一样的规定为那些在传统制度中缺少机会的人们提供了行动的理由，但是，这些在传统制度中缺少机会的人们仍然受到制度整体的决定，仍然谨小慎微地协调着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童其忠的行动可以说是体现了制度整体性原则发挥作用的典型。

镇委副书记和镇长之间虽然职位排序很接近（镇长在镇领导班子中排序列第二，镇委副书记分列三、四位），但只有镇委书记和镇长是乡镇的领导正职，是由县委重点考虑安排退路的领导干部，而副书记仅是乡镇副职领导干部，是县委非重点考虑安排退路的一般干部，而具有极大的差异。能否由镇委副书记提拔为镇长，是一个沿着行政升迁之路向上走的人的人生关键一步，是一个极大的跨越。

童其忠今年45岁，45岁已经超出了由镇委副书记提拔为镇长的常规年龄界限，童其忠心平气和等着再过几年县委安排到县局作一个一般工作来安度晚年了。他对于自己一生能够上升到镇委副书记已经很知足了。他因此拒绝了2001年陈维忠领头集体辞职的政治冒险。童其忠因为在传统体制常规中有着清晰的命运，而心情宁静，宁静致远，他因此不会如陈维忠那样冲动。

问题是新来的“两推一选”试点方案中，参加书记镇长竞选候选人的条件与传统的常规条件大有不同，决定性的一条是方案明文规定，凡是年龄不超过50周岁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都可以作为候选人参选。45周岁离50周岁还有五年，这五年使童其忠有着足够运筹帷幄的时间。童其忠又刚好有竞选镇长甚至书记的绝好条件，这就是他在杨集工作20多年，是土生土长的杨集人，在杨集的人缘很好，杨集干部群众的评价较高。童其忠有着丰富的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具有担任镇长乃至书记所需要的几乎一切能力和条件。童其忠发现自己一生以为不再会有的机会突然间来到。童其忠宁静的心情被打破，他期待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是万事俱备啊！

万事俱备的童其忠首先构成了对晏涛威胁，晏涛焦虑的相当部分就来自童其忠的优势。晏必须将童排除出去。童因此感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或明或暗的压力，童对他的朋友说这简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决策，他不得不选择退出。他第一步退出书记竞选，不然他就构成了与晏涛的激烈竞争，这个激烈竞争会深深伤害晏涛这个改革者与被改革者角色兼具者的感情。晏涛还通过县委给童打了招乎。童选上书记了当然好，选不上书记，童的日子还会好过吗？童难道不是希望通过担任乡镇正职来谋得一个更好的将来的退路吗？得罪了县委，既使当上书记，县委会安排一个好的退路吗？

童无奈地退出与晏涛的书记竞选。但他希望把握第二次机会。他在退出书记竞选的申请书中专门加上一句“退出书记竞选，但参加镇长竞选。”晏涛因为童其忠退出书记竞选而长舒一口气，万小平因为童其忠要竞选镇长而备受压力。

童其忠竞选镇长的优势是太明显了，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童的优势。按照“二推一选”的游戏规则，童占尽好处。但是，有人不愿意让童得到这些好处，因为童得到这些好处过于意外，而在任镇长万小平在新规则中的处境令人同情。童在新规则中失败了，他仅仅是没有得到好处，而万在新规则中失败了，他就失去了已经得到的好处。让已经得到的好处再失去掉，对人的心理打击该有多大！晏涛虽然因为童其忠退出书记竞选而感激童，晏涛又希望平衡万小平的压力，晏因此期待童在与万的竞争中是否再高风亮节一次。不仅晏涛这样希望，县委也这样希望。这是传统体制常规下最为完满的结局。虽然“两推一选”是新规则，作为规则可能受益人的童其忠尤其喜欢且拥护这个新规则，但他周边都是些满脑子旧思维的人，这些人仍然在传统规则中寻求平衡：有人通过各种渠道告诉童，是否可以再退一次。

再退一次等于拱手放弃千载难逢的机会，童痛苦啊。我们在与童的接触中感受到了他的这种痛苦。童一再说我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童的朋友说童一生中最艰难的决策是这次选举中进退的决策。童无疑是整个杨集选举试点中最痛苦的一个人。他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万小平当选后对童说，童书记，你是我的好大哥。晏涛也感激他。县委也认为童的组织原则性强。但是，童失去了向上升的机会，他在从镇委副书记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他是否会如传统体制常规运作中仅在县局安排一个一般性职务？他能否因为这些选举中的高度自律表现而被县委安排到一个本来只是书记镇长才应该安排的重要位置上去？

按一般规则，县委不可能将童在退下来时按书记镇长退下来的规格进行安排。但是，童若坚持自己竞选书记镇长的行动，他即使选上书记镇长，县委就一定会在将来按书记镇长的规格安排童退下来的待遇吗？若竞选下上，事情不是更加麻烦吗？童担心本来已经得到的，也可能在选举中失去。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例子难道还少吗？

童退出书记镇长的竞选是理性的，因为传统乡镇体制常规认为童竞选书记镇长具有不正义性，这种不正义地竞选当上书记镇长会被县委在后来的安排中不予考虑。而且选举本身仍然是有风险的。

换句话说，童的行为仅从“两推一选”的制度安排是难以理解的，但从“两推一选”制度是在传统体制中运行这一背景来看，又是完全合理的。

在“两推一选”尤其是在最后镇长竞选中，县委明显偏袒万小平时，陈维忠不仅不上访，而且很快就理解了县委的行动，就阻止了自己的震惊，就重建了与万小平的关系，其原因就是陈清楚“两推一选”只是一次乡镇体制常规的意外，意外之后，乡镇常规体制会仍然有力地运行下去。陈从辞职风波中吸取了从政的经验，变得成熟起来。成熟是指按照乡镇体制的常规出牌。成熟的人应该得到好处。我们在杨集选举试点结束一个月后再到杨集调查，就已经有了提拔陈维忠到另一个镇当镇长的消息。这是一个县乡体制常规有力运作的及时的消息。

转贴于 五、选择权越小自主性越低原则（选择权与自主性相匹配原则）

一个人所面临的选择机会越多，就越是具有选择的自主性，也就越是可以保持自己的选择个性。具体到杨集选举试点，缺少在体制外就业机会的竞争者更为关注竞选的可能结果。竞选的可能结果有二，一是落选，但仍然是乡镇公务员，在乡镇体制内就业。二是当选甚至在更高位置上当选。原班子成员的落选是他们福利的净损失，但他们仍然可以从体制内获得就业的好处；在更高位置当选则是他们福利的净收益。因为缺少其它获得福利的机会，原镇领导班子成员具有强烈的抓住机会行动的动机，但因为行动受到环境制度的制约，这些行动者的实际行动会十分谨慎，而不超出一定界限，以免行动失败使本来在体制内可以获得的就业也不能再有。

换句话说，在杨集选举试点中，一方面参加竞选的原镇委领导班子成员因为缺乏在体制外选择就业的机会，而更加渴望从竞选中获得升迁这个净福利或避免落选这个福利的净损失。另一方面，也因为原领导班子成员缺乏在体制外选择就业的机会，而更加不敢于在竞选中不顾乡镇体制常规，仅凭借选举方案中有利于自己的制度作破斧沉舟的一击，而会为自己留下继续呆在体制内的空间。简单地说，镇班子成员因为缺少在体制外选择就业的机会，而具有强烈抓住于已有利规则的动机，却少有真正去抓住于己有利规则的胆量，更不用说行动。

尽管有各种传闻，几乎所有观察者都承认，杨集选举试点进行得相当有序。郭勇和晏涛一再在各种场合宣讲不能有任何贿选行为，一旦发现贿选，不仅取消参选资格，而且会作更为严厉的处理比如开除公职或党籍。晏涛为了防止镇长举中出现贿选以及其它拉票行为，在选举前十天，每天将几个主要竞选当事人召集在一起开会，有事没事也要坐到晚上十一点以后，从而使竞争当事人没有拉票活动的机会。在杨集选举中，没有人公开站出来为难县委工作组，为难作为主持人的镇委书记晏涛，有的只是各位参加竞选的原班子成员个人性地反复向郭勇和晏涛诉说自己的特殊境况。杨集选举不是向下动员选民而是向上活动领导，这是杨集选举有序进行的一个重要特点。不仅如此，在杨集镇党委委员选举和镇长副镇长选举中，县委有意识不公平的引导，比如在镇委委员选举中，强调年龄因素和性别因素，在镇长选举中明显袒护原镇长万小平等，虽然引起了利益受损者的不快，利益受到损害者并没有因此产生激烈情绪，而是默认了这些行为。杨集选举中，也很少有参加竞选的原班子成员利用贿选与一般竞选界限不清的边界来公开拉票活动（这些拉票活动与贿选有本质区别，无论是郭勇还是晏涛，事实上无法将一般性的公开拉票称作贿选，这也是他们自己承认的）。在整个杨集选举中，参加竞选的原班子成员尽管每个人都希望从这次选举中获得福利，起码不让己有的福利受到损害，而有各种各样或多或少的活动，但没有一个原班子成员采用了激烈的方式去活动，也没有一个原班子成员将试点方案中于己有利的方面充分展开，即使雷维斌这个选举中受损害最大的原班子成员也没有公开指责晏涛在年龄上对自己的不公平（如前已述，试点方案允许50岁以内的人参加竞选，而雷才47岁），而仅仅是在我们面前抱怨晏涛偏袒年轻人。

从理论上分析，在体制外缺乏就业机会的人，在乡镇选举中的第一要务是仍然保留在体制内的就业，不至于因为贿选等激烈参选导致开除党籍甚至公职的处分，这个机会成本实在太大。在保证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情况下，缺乏在体制外就业机会的竞争者会更急于把握竞选的机会，来获得选举产生的净福利。因此，这些体制内的缺乏体制外就业机会的人，是一群动机很强却胆子很少的人，是一群想法很多却行动很少的人。杨集选举正是如此。

杨集选举如此，并不代表其它乡镇选举也会如此。构成以上杨集选举有序进行的两个前提，一是体制内的原班子成员普遍缺乏在体制外就业的机会，他们不敢于越出乡镇体制的常规，来充分利用新规则中于己有利的方面展开竞争；二是体制外的竞争者没有参与进来。若杨集选举没有以上两个前提，杨集选举还会有序进行吗？郭勇和晏涛还有能力控制住杨集选举吗？

如果体制内的原班子成员中的一些人可以在体制外容易地获得就业，他们当然会充分利用选举试点的新规则来为自己获得选举的净福利而努力。他们会如村委会选举中通常出现的利用规则指责乡镇违法，指出选举某个环节违法，指责领导意图干扰选举等等。他们还会放手发动竞争，会利用一般竞选与贿选之间模糊不清的界限来广泛拉票从而服务于自己当选的目的。他们更倾向于去实践新规则，利用新规则去动员选民，让新规则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向领导申述自己独特的遭遇。他们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在体制内获得升迁的机会，他们认为，与其在一个不重要的体制内职位上长期呆着，不如放手一搏，即便失败，也能够在体制外找到就业机会。因此，这些在体制外容易获得就业机会的竞争者是一群敢于行动的人，是一群愿意大胆利用机会置传统体制常规于尴尬处境的人。在这种容易获得体制外就业机会的地区进行乡镇选举，旧规则就更加容易被抛弃，新规则就更加容易引入并生长起来。

另一个如果是杨集选举中一开始即有非体制的成员进入到竞争中来，情况也会大不相同，非体制成员参加乡镇选举，他们当选就获得了极大的净福利，失败了福利也没有损失。他们当然会利用所有新规则中于己有利的方面来谋取当选，他们甚至会利用旧规则中于己有利的方面。体制外的竞争者利用一切机会来寻求当选，必然造成体制内规则的失效。晏涛可以在选举前将参加选举的体制内成员召集在一起每天开会到晚上11时，他却不能控制体制外的竞选者。他因此也应不再可能控制体制内的竞争者。如杨集目前一样有序的乡镇选举也就不再可能。体制内外不同竞争者的竞争，很快便将传统乡镇体制常规冲击得七零八落，再想恢复常规的努力就会相当艰难，新规则因此也就生长起来，新的乡镇体制常规迟早也会到来。

杨集选举试点是在一个中部地区进行的，具有特定民众基础的选举。中部地区乡镇体制内的官员普遍缺乏在体制外获得就业的机会，没有人或极少有人敢于冒着被清除体制的风险。杨集选举中之所以缺乏激烈的把握选举机会的竞争，原因即在于此。杨集选举又是在湖北荆门这类所谓“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乡村进行的选举，体制外的具有竞争乡镇领导职位的高大威猛的精英人物太少，从而不能在新规则到来时把握住机会。杨集选举因此成为一些缺乏在体制外就业机会者的体制内成员之间的竞争，正是这种背景塑成了杨集选举的前述面貌。

主要参考文献：

孔飞力：《叫魂》，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版。

篇4

一、领导班子履职情况

20__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市财政局领导班子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四大一新”发展战略和打造独具特色“经济小巨人”的总体目标，团结带领全局干部职工，强化大局意识，克服困难，积极进取，财政改革有了新进展，班子执政能力有了新提升，圆满完成了全年财政工作任务，有力地支持了我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一）积极培植财源，圆满完成全年财政收入任务

20__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铜价大幅下跌，房地产市场低迷，对我市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面对困难，我们正视严峻形势不悲观，抓住有利机遇不错过，咬紧发展目标不动摇，着力从激发财政增收的内在动力入手，充分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积极培植财源，努力促进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积极支持工业发展。安排新产业发展资金1200万元，工业发展资金200万元，推动工业经济快速发展。认真落实激励政策。根据对县（市、区）财政翻番、企业纳税大户奖励办法，安排企业纳税大户奖、金融机构信贷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奖、县（市、区）财政收入翻番奖、乡镇超收奖等资金共计546万元，对纳税大户和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县（市、区）进行奖励。鼓励企业多纳税，激励县（市、区）加快发展。强化税收征管。加强财税库横向联系，开展税源调查，及时把握和分析财政收支文秘杂烩网动态，提高收入组织工作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强化征收管理，努力做到应收尽收。

这些有力措施，进一步激发了各地、各部门加快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具体有四个明显特征，一是收入总量增长快。20__年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36亿元，提前两年完成市国民经济“十一五”规划所确定的目标，与20__年19.6亿元相比较，基本实现两年翻番。二是收入质量稳步提高。20__年全市财政总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4.1，比上年提高了0.3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1.5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达91.8，比上年提高了0.6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7.8个百分点。全市人均财政收入超过3000元，达3276元，比上年增加683元，人均财政收入在全省设区市中列第三位。三是园区财政实力迅速壮大。全市工业园区提供财政收入11.2亿元，比上年增收4亿元，增长55.5。其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完成收入4.93亿元，增长115.1，在20__年翻了两番多的基础上，20__年又实现一年翻一番。四是县乡财政发展势头好。20__年贵溪市财政总收入以总量23亿元连续六年居全省县（市、区）第一位，余江县、月湖区财政总收入跨上2亿元台阶；余江县财政总收入以84.5的增幅在全省县（市、区）排名第二；乡镇财政异军突起，全市37个乡镇街办，过1000万元的乡镇26个，比上年增加13个，翻了一番。其中：过亿元的乡镇3个，比上年增加1个。全市所有乡镇财政总收入均超百万元，贵溪市实现乡乡过千万元。

（二）优化支出结构，有力支持经济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20__年，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支出首次突破30亿元，达32.3亿元，增长33.2。比全市地方财政收入16.3亿元超出16亿元。这既体现了上级财政部门对我市转移支付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财政部门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积极争取的结果。在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增强财政支出保障能力的同时，我们进一步强化了财政支出管理措施。一是完善预算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和完善一般预算标准定额体系，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推行综合财政预算，逐步将所有政府财政性收入和支出纳入预算统一管理，实现预算内外资金、单位自有资金、政府性资金的统筹管理。预算安排时，着力优化支出结构，努力做到四个确保。即：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保重点支出的需要。二是严把经费审核关，努力做好节支文章。对各部门、单位提出有关要求增加工作经费的报告，进行认真审核，从严把关，及时提出合理建议，为市委市政府当好参谋。加强市级重点工程预决算审查，审查金额6.89亿元，核减投资1.71亿元，核减率24.8，为政府节约了大笔资金。不断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市直共完成采购预算金额5444万元，实际采购4673万元，节约资金771万元，节约率14.2。三是加大资金监管力度，严肃财经纪律。对54个行政事业单位20__年度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检查，积极配合纪检监察部门做好20项强农惠农资金的检查监督工作，加强社会保障、教育、政法等各项经费跟踪检查，不断规范财政资金使用管理。

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优化了我市财政支出结构，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有力地支持了我市经济社会事业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民生投入力度更大。为全面完成省政府下达的80项民生指标，全市各级财政加大了民生工程投入力度，全市筹集资金2.66亿元，其中市本级财政安排5400万元，投入均超过20__年一倍以上，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四个全覆盖”，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实实在在地共享了我市改革发展的成果。二是支持社会事业发展措施更加有力。围绕市委、市政府建设大框架城市的发展思路，投入1.28亿元建设鹰雄大道，投入7000万元建设龙虎山大道延伸工程，投资4300万元对206国道天禄收费站至龙虎山景区一级 公路进行改造。三项道路工程都已全面竣工通车。继续投入3000万元支持体育中心场馆建设。继续投入617万元，支持人民医院科技楼建设并投入使用，改善了市民就医条件，继续投入520万元进行公园改造，为市民休闲活动增添了新的场地。三是财政支农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全市财政支农支出3.19亿元，增长27.8，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幅，达到法定增长要求。全市212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累计落实财政扶持资金3807万元，新建成一批规划合理、设施配套、环境优美的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四是维稳投入进一步加大。20__年，用于公安政法经费达1.91亿元，比上年增长36.1％。筹集资金2300万元，为全市国有和国有控股已改制及困难企业7000名在职人员、1.1万名退休人员解决了医保、社保等历史遗留问题，消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切实维护了社会稳定。

（三）深化财政改革，财政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对于20__年内实施的各项财政改革，认真制定实施方案，精心组织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做好各项改革调研工作，及时化解改革进程中发现的各种矛盾与困难，圆满完成了各项改革任务。一是市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扩面工作进展顺利。在20__年6个试点部门（13个预算单位）的基础上，20__年将改革扩大到已编制部门预算的32个政府部门和10个党群部门的161个预算单位。二是以契税为龙头房地产税收一体化征管工作取得新进展。在各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实施了房地产税收一体化征管。三是建立了强农惠农政策中涉农补贴资金的“一卡通”制度，全面实现了“一卡通”县乡联网，健全了“一卡通”监督机制，确保了强农惠农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农民手中。四是农村综合改本深入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清理化解工作顺利推进,取消了对国有农场在土地承包费外由农工自行缴纳的农业税和在土地承包费内由国有农场统一缴纳的农业税，使国有农场农工享受了与当地农民一样不再缴纳农业税的政策。五是积极推进“乡财县代管”改革。全市所有乡镇全部实行了“乡财县代管”。这些改革的顺利推进,进一步完善了财政工作机制,为进一步提升财政管理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加强队伍建设，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

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是财政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了不断适应新形势对财政工作的新要求，增强财政干部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我们重点抓好四个环节。

一是抓学习培训，着力提高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充分发挥党组中心组学习的带头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切实加强形势教育、政策教育、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组织全局干部职工进行“政务环境优化年”政治理论封闭学习，邀请专家学者对全局干部职工进行宗旨教育和廉政教育，并发动全局干部深入开展“三查三看”活动，查找个人存在的主要差距和问题，认真抓好整改提高。为了提高全市财政系统干部职工业务水平，组织包括县区在内70多名干部赴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学习培训。局党组书记、局长蔡卫东为全局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上课。通过这些学习活动，全局干部职工政治信念更加坚定，宗旨意识和服务意识进一步增强。

二是抓执行能力提升，确保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局党组十分重视提高班子成员和科以上干部的执行能力，把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全局干部职工的实际行动。领导班子成员积极协调协助有关部门，组织相关科室负责同志，大力做好新农村建设、招商引资、“联建共创”、“挂点督导乡镇”等各项中心工作，新农村建设、联建共创、综合治理等十一项工作被评为市级先进单位。雨雪冰冻灾害发生后，根据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立足财政部门职能作用，做好灾害财政应急保障工作，迅速启动了《市财政应急保障预案》。市本级财政累计拨付上级救灾资金564.5万元，市本级财政追加安排救灾资金405万元，有力支持了全市各行业灾后重建工作顺利进行。在挂点督导乡镇工作中，认真落实“七加二”工作任务，明确一名班子成员、一名科长作为挂点督导联络员，主要领导多次带领班子成员到挂点督导乡镇，深入村委会、村小组宣传中央和省、市强农惠农政策，检查督导7个方面工作和农村卫生清洁工程、一大四小绿化工程和回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按照市农村卫生清洁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全局干部职工和机关捐款28350元，支持锦江镇28个自然村卫生清洁工程设施建设。为了贯彻落实好市委六届五次会议精神，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市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局班子成员率相关科室同志，到园区企业开展调研，认真进行分析测算，提出“争资金上项目，加大投入促园区发展，打造融资平台支持企业结构调整，创造条件推进总部经济发展”等一系列具体建议和措施，切实帮助企业在困境 中求发展，拓宽在困难时期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财政增收的工作思路。

三是抓队伍建设，形成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班子建设方面，坚持民生集中制，加强班子成员沟通交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组织原则，广开言路，广征博采，在班子内部形成了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氛围，充分调动了每一位班子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抓好依法行政工作。进一步规范了科学民主决策程序，规范了财政机关处理群众行政诉求行为，制定了《市财政局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市财政局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责任追究办法》等一系列依法行政工作制度。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对内着力推进“五个一工程”，即“建设一个好班子，培养一支好队伍，营造一个好氛围，创建一个好机制，树立一个好形象”；对外向社会郑重作出“八项服务承诺”，即“待人热情、政务公开、办文快捷、责任落实、服务主动、行政依法、答复满意、为政清廉”。精心打造“效率、温馨”机关，讲文明、爱学习、重服务、比奉献、争先进的新风在全局上下蔚然形成，促进了我局工作的整体推进，20__年我局在全省财政系统政风行风民主评议中获得第三名，受到省财政厅奖励表彰。

四是抓廉政建设，树立机关清风正气。始终坚持“两个务必”，以自身廉洁自律的表率示范于全局干部职工。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行主要领导与班子成员、班子成员与分管科室负责人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廉政责任分工，将管理业务工作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相结合，做到一岗双责；加强和完善财政部门内部制约机制，针对重点岗位，重要环节，严格执行相关监督制约制度，将预防关口前移；实行政务公开，将有关政策、法规和执行情况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切实抓好由财政部门牵头实施的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收支两条线”、政府集中采购、“乡财县代管”等管理制度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保证了我市财政工作运行的廉洁高效。一年来，全局工作人员未发现不廉洁的人和事。

二、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__年，虽然我们在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与全市经济社会超常发展的客观需要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是财政收入结构有待优化，抗风险能力不强。铜企业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很大，达60以上，而且铜加工企业中初级产品加工企业所占份额较大。20__年9月开始暴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由于铜价大幅下跌，很多铜加工企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被迫停产或半停产，对财政收入造成极大影响。

二是财政支出结构仍不尽合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财政专项资金分配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支出面散，监管困难等等。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总结，积极改进。

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我们将以扎实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契机，着力创新财政体制机制，积极应用财政贴息、奖励、税收、担保等财政政策手段管理和调控经济活动，大力支持铜产品升级换代和技术创新，大力支持非铜产业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强财政发展后劲，不断提高财政收入抗风险能力，增强财政实力。大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倡过紧日子思想，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千方百计挤出资金用于支持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努力实现“保增长、保税源、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保重大决策落实”的“六保”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