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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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理

2．1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分析本文以2005年7月至2012年6月为样本期，首先分析样本期内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负债情况，即资产负债表中的右列。央行资金来源于负债和自有资金，其中自有资金为219．8亿元，占历年总资金来源的比例不足1％，可见负债是人民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负债中的储备货币是人民银行货币发行与金融机构存款的合计数，是央行资金的主要来源。在样本期内，储备货币占总负债的比例平均约为62．5％，且该比例自2010年12月突破70％，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上升，2011年12月以后保持在80％左右。发行债券是央行为了弥补资金占用不足而对外发行的债券，主要是指央行票据发行。在样本期内，发行债券占总负债的比例约为18．6％。据此可得，储备货币和发行债券合计占总负债的比例平均约为81．1％，也就是说央行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储备货币和发行债券。然后分析人民银行资产负债中的资产情况，即资产负债表的左列。“资产”一列反映了资金的运用和去向，也反映了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和途径。经过分析发现：在样本期内，央行的总资产规模增加了2倍，国外资产规模增加了3．1倍；央行所持有的资产中占比最大的是国外资产，其占总资产的比重持续上升———由2005年7月的60．6％持续上升至2012年6月的83．9％，且在2012年2月达到样本期内的最高值（84．7％）。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样本期内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不断扩大，资产方的显著特点是：随着总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外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其占总资产的比例不断上升，国外资产科目成为资产方的第一重要科目。负债方的显著特点是：随着总负债规模的不断扩大，储备货币科目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占总负债的比例不断上升且在2011年12月以后保持在80％左右，储备货币科目成为负债方的第一重要科目。基于以上分析，并将资产方中的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和对其他非金融性公司债权科目合并成为国内信贷，从而得到如表2所示的资产负债表，本文据此进行分析。

2．2货币供给影响通货膨胀的机理根据表2所示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平衡关系，可得以下数量关系：储备货币＝国外资产＋国内信贷－发行债券。这一关系表明：储备货币规模与国外资产和国内信贷正向变动，与债券发行反向变动。也就是说：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央行购买的外国资产越多，则储备货币的规模越大；央行对国内机构的债权越多，则其储备货币的规模越大；央行的债券发行规模越大，则其储备货币规模越小。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使得中国外汇资产迅速持续增加。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为了收购“双顺差”下的外汇净流入，人民银行被迫投放人民币，使得资产方中的国外资产和负债方中的储备货币迅速持续增加。面对外汇占款迅速增加的巨大压力，资产方中的国内信贷作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一个渠道，理论上可成为央行对冲外汇占款增加、防止基础货币过快增长的手段，但是其投放本身具有刚性、操作空间有限，难以通过压缩其规模达到缓解基础货币投放过快的目的。而负债方中的发行债券在减缓基础货币增加过快方面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央行发行票据作为对冲外汇占款快速增加的手段，只能在短期内起推迟压力、减缓基础货币增加过快的作用。随着票据到期形成的资金压力和发行成本的不断上升，发行票据难以在长期内对冲新增外汇占款，其作为调控基础货币手段的效力有限。综上所述，面对外国资产中的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大量被迫投放，央行的对冲手段（如发行票据和压缩国内信贷等）的效果有限，外汇占款已成为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央行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能力较弱。总的来说，资产方中的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必然导致负债方中的基础货币增加，基础货币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导致货币供应大量增加，从而形成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3计量模型

3．1模型构建在计量经济学文献中，状态空间模型通常被用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如理性预期、长期收入和不可观测因素等。很多的时间序列模型———包括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和ARIMA（autoregressivein－tegratedmovingaverage）模型———都可作为状态空间模型的特例。状态空间模型提出了“状态”概念，经济系统中可能存在的不可观测状态反映了系统的真实状态，状态空间模型建立了可观测变量与系统内部不可观测状态的关系，能实现基于各种状态向量分析和认识系统。运用状态空间模型描述动态系统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是状态空间模型可将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纳入可观测模型并得到估计结果；二是状态空间模型利用强有力的迭代算法———卡尔曼滤波估计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包括两个模型：一是状态方程模型，它反映了动态系统在输入变量的作用下在某特定时刻转移到的状态；二是量测方程或输出方程，它将动态系统在某特定时刻的输出变量、系统状态与输入变量联系起来。本文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构造时变参数模型。上式中：βt是随机系数向量，是状态向量，也称为可变参数，是不可观测变量，必须利用可观测变量yt和x′t来估计；x′t是随机系数向量βt对应的解释变量的集合；z′t是固定系数γ对应的解释变量的集合。假定可变参数βt的变动服从AR（1）模型，假定扰动向量μt和εt是相互独立的且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和协方差矩阵为Q的正态分布。

3．2数据来源及预处理本文选取的初始变量分别为CPI环比月度数据、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定基月度数据（2010年＝100）、货币供应量M2月度数据。鉴于2005年7月中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在保证样本容量和数据可得性的前提下，本文采用的数据样本期间为2005年7月至2012年6月。CPI环比月度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系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定基月度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网站，货币供应量M2月度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通常采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作为衡量中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变量。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是加权汇率，其权数是各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该汇率比双边汇率更能较好地反映人民币对外价值的变化。货币供应量采用广义的货币供应量概念，即M2，主要包括流通中的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等。为了保持数据的可比性和满足研究需要，本文对数据做如下处理：首先将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定基月度数据转换为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环比数据，将货币供应量M2月度数据转换为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环比增长数据，这样3组变量数据均为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环比数据；然后利用CensusX12季节调整法对3组变量数据进行季节调整；最后分别对经季节调整后的3组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经过上述处理后，统一了不同变量数据的比较基础，消除了季节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将调整后的最终序列分别记为CPI序列、NEER序列和M2序列。

4实证分析

状态空间模型要求时间序列是平稳序列或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而避免出现非平稳时间序列存在的“虚假回归”问题。

4．1平稳性检验为了尽可能地保证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的稳定性，本文采用ADF检验和KPSS检验两种方法。ADF检验的原假设是待检验序列含有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KPSS检验的原假设是待检验序列是平稳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据此可知，CPI序列、NEER序列和M2序列均是平稳序列，可直接建立状态空间模型。

4．2状态空间模型构建根据前文分析，本文构建如下状态空间模型。本文采用的计量软件是EVIEWS6．0，采用文本直接输入方式，在文本框输入定义好的状态空间模型表达式，运用卡尔曼滤波对状态空间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5。由表5的结果可知，状态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AIC等信息准则较小，说明模型拟合的较好。

4．3模型检验对所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估计出的状态空间模型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查看残差序列的滞后阶数为36期的相关系数和自相关系数可知，模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以上统计分析表明，基于卡尔曼滤波所得的状态空间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可靠而稳定的，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样本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具有一定意义。图1中，sv1表示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时变参数轨迹。整体来看，随着样本期内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其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影响在－0．048附近上下波动，这种动态影响除了在2008年出现了较为剧烈的波动外，在其他年份的波动总体趋于平稳，动态影响在2008年1月达到最大值（－0．024），在2008年11月到达最小值（－0．116）。这说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后，样本期内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对国内通货膨胀起到了微弱的抑制作用。平均来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环比指数每变化1％将导致CPI环比指数降低0．048％。这种抑制作用的时变特征说明，该微弱的抑制作用还受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图2中，sv2表示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时变参数轨迹。总的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M2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影响为正数，在样本期内在0．471附近呈现动态变化，这与经济理论的预期一致，且实证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M2环比增长率每增加1％，将导致CPI环比变化率平均变动47．1％；这说明长期来看，货币流动性过剩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国内的通货膨胀的发生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造成的。这种动态影响在2008年8月至11月出现持续大幅上升趋势，且在11月达到最大值为56．3％，之后直至2009年5月缓慢下降至平稳状态，这基本契合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政府投资4万亿元拉动经济增长的时间区间，说明4万亿元计划的实施在拉动经济增长，抑制经济放缓的同时也推高了国内的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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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之一:新一轮通货膨胀有何新特点?

对按经济学定义，持续的物价上涨即为通胀。虽然在物价上涨的持续时间和幅度等方面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一般认为如果物价连续三个季度上涨即可确认为通胀，而按照中国过去20多年五轮经济波动周期的经验，物价涨幅在5%以下正常，5%至10%之间为温和型通胀，10%以上为恶性通胀。

现代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失衡所造成的，它不仅包括供给和需求方面的原因，还包括供给与需求结构方面的原因，根据其成因可将通货膨胀的类型分为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供求混合型以及结构型。总需求的增加，无论是通过货币政策的扩张，还是通过财政政策的扩张，最终都是通过货币量的增加实现的。因此，任何形式通货膨胀的背后都有货币供应量不适当增加的影子，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也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本轮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已经基本到位，物价水平本应随着货币供应减少向下运动。但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这可能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前些年为走出通货紧缩而大量投入流通中的货币产生了滞后影响；二是推动本轮通货膨胀的真实原因并非完全是货币因素。从实际情况看，这两方面的原因都存在，一方面前些年扩张性的货币投放为本轮经济过热准备了货币条件；另一方面本轮通胀的真正主因是制度性因素而引起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因此,笔者认为:新一轮通货膨胀具有以下几个新特征:

（一）货币性特征

从货币供给看，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家为扩大内需采取了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M2的增长率2000年比1999年增长了12.3%，此后每年大约提高2个百分点，直至2003年第二季度，我国货币供应量一直以20%以上速度增长，远高于同期实际GDP增速与物价上涨之和；与此同时，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大量购入外汇，进一步加剧了基础货币投放。高速增长的货币供应之所以未马上转化为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出现了通货紧缩，居民持币观望、蓄币预防的心态较重，加上以往政府主导下的低效投资引发银行系统呆坏账居高不下，造成新增货币大量沉积，流通速度下降，遏制了高货币存量向通货膨胀方向的演变。但货币的一时沉寂并不意味着消失，经济体系中存在的超额货币供应终将会成为日后通货膨胀的导火线。因此，笔者认为：新一轮通货膨胀是前些年货币过度扩张的结果。

（二）非总量性特征

一般来说，导致一般物价水平上升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总供给无法满足总需求的增加，“物以稀为贵”；二是商品生产成本增加，造成销售价格相应上升。新一轮物价上涨不能说是由社会总需求过度膨胀引起的,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和国际油价高涨的推动下，粮食、煤炭、电力、石油、运输等上游原材料能源价格的上涨带动了其它食品及下游工业产品的价格回升。因此，笔者认为：新一轮的温和型通货膨胀是非总量性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

（三）结构性特征

这次价格上涨从性质上看，仍处于初期阶段，具有结构性特征，典型表现在部分要素市场失衡出现供需脱节引起的价格上涨。价格上涨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粮食和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二是上游产品价格带动下游产品价格上涨，三是大量土地批租和房地产开发过度需求导致土地交易价格上涨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上游产品价格上涨主要是投资品价格上涨带动的。近年来投资率过高，部分投资品价格领先上涨带动生产资料整体价格上涨，特别是2003年9月后，部分原材料和能源出现瓶颈制约，价格涨势迅猛。如果深入分析一下本轮物价传导的过程，就会发现本轮物价上涨中暴露出来的上下游产业价格波动不匹配现象的根源在于经济运行中不合理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单纯地用行政调控手段或货币紧缩政策，不仅无法达到调控的目标，反而有可能加剧调控的负面效应，使温和型通货膨胀延续下去并进一步恶化。

因此，新一轮通货膨胀是由于制度性因素导致市场结构不平衡，由瓶颈部门的价格上涨而通过成本要素向前推进形成，并且这种结构失衡的主因不在投资，而在体制，它反映了市场发育、改革进度的不平衡，反映了垄断经济的危害性。

思考之二: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是什么?

深入分析这一轮的物价上涨，我们可以发现有四个深层次的制度方面原因：

（一）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导致资源约束：引发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

一般来说，产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固定，因此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在于供给弹性。而产品的供给弹性又与资源约束程度负相关，与市场竞争程度和国际化程度正相关。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产品供给弹性过低主要受制于资源约束。可以说，资源约束主要来自于制度性缺陷和不合理管制，因此，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比如粮食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前几年对粮食流通领域的管制，只允许国有粮食企业进入。其结果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国家政策在实际中很少得到执行，导致粮食价格和产量连年下降。而且，国有粮食企业往往还逆向操作，加剧而不是平抑了粮价波动。另外,投资膨胀的一个重要诱因，是资源和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受到管制，严重低于市场均衡水平，使投资成本大大降低。同时，能源、资源等行业又几乎被国有企业垄断，非国有资本实际上还是很难进入，在供给缺口形成后也不能很快增加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大了通胀压力。但是从粮食缺口、投资膨胀到通货膨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源约束。如果说政府的不合理管制降低了短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能迅速增加的话，那么资源约束就制约了长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因此,笔者认为: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所导致资源约束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但资源约束的影响决不仅仅在于通货膨胀，它应该引发我们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深刻思考和战略转变。

（二）生态失衡导致外部性成本内化：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外因

生态失衡一方面表现在生态环境恶化，治理生态环境必须花费大量的成本。治理的社会成本费用又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各个公民和厂商，这种社会成本最终要由生产厂商来承担，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从而使产品的价格升高，因而外部性成本的内化相应的结果就是物价上涨。不仅如此，生态失衡还使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开采的难度日益增加，由此导致资源开采成本上升，原料能源价格上涨，使生产厂家的内在成本增加，因而造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生态失衡导致供求总量失衡时还会使供求结构关系变形。比如当生态系统失衡后，其系统的物质和能量的供给就会因此而减少，但需求会不断增加，使经济系统对农业系统产出的需求量更为增加。人们不得不对农业生态系统进行过度开发索取。在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农业系统投入的边际产品也是递减的，而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可以弥补因边际产品减少而带来的利润损失，因而社会资源仍然会向农业生态系统倾斜流入，而其他边际生产力比农业还高的生产系统却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投入。这样，即使整个社会的产出能够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却会因为资源分配结构的不合理而无法满足总需求，使效率低下部门的产品价格上升进而带动整个物价水平的上升。

（三）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动因

考察当前这一轮宏观经济的波动，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变量已经很快地发生了变化，而另外一些变量由于“粘性”特点，变化得比较慢。什么变量变化得比较慢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劳动力工资，劳动力工资的变化的滞后在剧烈变化的宏观经济中，会带来劳动力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扰动，进而导致与长期变化不同的某些特点。所以，虽然我国劳动力供给在长期是无限供给，但在短期随行就市，就可能因价格调整不及时出现供需的失衡，比如当前珠三角等地区“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已经证实了这一判断。而劳动力的价格是工资，工资又与物价相关。对于恩格尔系数相当高的劳动力来说，在分析中还需要注意的是，其实际工资不仅与消费物价指数有关，还与粮食价格直接相关。因此，当消费物价指数从负的2%上升至6%，便相当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8%。而粮食价格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的影响也是致命的。因此，这种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必然会导致劳动力的短期短缺。笔者认为，解决劳动力短期短缺的唯一出路就是不得不提高劳动力的工资，以此来吸引足够多的外来打工者到自己的工厂工作，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因而，加剧了这一轮通货膨胀的出现。

（四）市场的无序性导致成本的超载：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内因

市场的无序性与通胀的关系，似乎难以用准确的数据加以说明。但从每年的物价上涨指数的结构来分析，除了当年新调价因素和其他改革措施出台因素以及上年翘尾因素的影响之外，有一部分是当年自发涨价因素的影响。这部分因素包括的内容固然很多，但其中市场秩序是否正常，则对自发涨价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换言之，市场秩序的混乱和无序，必然导致物价的自发上涨。一方面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从生活必需品到高档耐用消费品，从生活资料到生产资料，凡是畅销产品，特别是名牌商品，均有假冒伪劣出现。猖獗的造假、售假活动不可避免地扰乱了市场流通秩序。作为消费者，用相应的价格买不到货真价实的商品，作为生产者，特别是名牌商品生产厂家，则花大力气，以高成本来防假，打假，必然带来社会生产成本的提高，假冒伪劣商品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市场价格秩序混乱。主要表现在：一是某些机构利用部分权力搞垄断性经营，牟取暴利；二是各种投机行为加剧了价格波动。三是一些行政性收费项目混乱，乱收费、乱摊派。这些价格混乱行为都直接导致了生产成本的超载，从而推动物价上涨成为引发通胀的重要原因。尽管市场化改革会在长期内通过增加供给来减轻通胀压力，但在短期内会使“缺煤”、“限电”、“油荒”等隐蔽性通胀显化，使资源和要素的价格进一步上涨，增加短期通胀压力。而从目前传递出的各种政策信息来看，土地、资金、劳动力和资源市场化已经或者正在被纳入下一步的政策重点，这必然会对资源和要素价格、进而对物价总水平产生巨大的影响。思考之三：怎样应对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由于本轮通货膨胀的特殊性，完全指望货币政策恐怕难以实现控制本轮结构型通胀的目标，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政策组合，把重点放在结构性调整，放在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真正做到宏观调控与改革推进相结合，以改革实现调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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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生问题通胀预期通货膨胀

2010年两会上,政府明确指出了我国当下面临复杂经济条件下需要首要处理好的问题,民生问题。可以说这反映了我党一直以来关乎民生,体恤民情的本质。也如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形容的那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政府工作报告中充满了强烈的“民生情怀”,从扩大就业、社会保障到办好教育,从医疗改革、保障住房到农民增收,可以说这是我国首次将民生问题摆在制度政策的层面,给与高度重视。

民生问题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福利问题,不同于对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的研究,民生问题更加关注于人口数量大、人均收入低的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这部分人的福利代表了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如何切实解决百姓的收入增长,有效就业,福利医疗,住房保险等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其实就是处理好民生问题的关键。

2009年我国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严重,国家在通过出台一些救市政策在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经济结构亟需改善,通货膨胀预期陡增,内需增长动力不足等等一系列挑战需要合理且有效的应对。这些挑战的提出无疑给民生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在这一系列问题中,通货膨胀的问题与民生问题联系最为紧密,2010年通货膨胀的预期与发展究竟如何影响民生状况,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哪些政策来治理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以保障民生,将成为本文研究的主题。

1通胀预期及主要诱因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最大外汇储备国,我国2010年的高通胀预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国政府相当重视新一年的通胀走向,因为经济回暖时期的通货膨胀很可能会因为调控不当而导致经济滞涨(stagflation),造成“双谷式”衰退。政府明确指出试图控制新一年CPI指数上涨率为3%,做出温和通胀的预期。那么这里简单梳理一下2010年我国高通胀预期的原因。

1.1货币投放量扩大

在经济市场中,货币投放量增大主要加强了金融市场的流通性,货币数量的增加直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投放货币的同时,若货币供给速度大于了潜在经济增长率(即真实利率),就会对商品价格产生一个较强的拉动作用。这个拉动作用对价格的影响相对经济增长峰值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期,国际经验为3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是半年至1年[1]。去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高达9.58万亿元,助推M1,M2达到了十年的高点,截至2010年2月,我国M2总量达到近40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我国仍处于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阶段,4万亿投资项目后续资金需求刚性,那么货币投放量很难强制压缩,于是由于宽松信贷而产生的流通性过剩的通胀压力持续显现。

1.2资产泡沫的不良预期

当货币超量发行涌入经济市场的时候,实际增长率为市场可以健康消化的部分,其余则成为过剩的流通性压力。2000-2008年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率为17.1%,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0.3%,而居民价格指数上涨2.4%,那么超出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供给量为4.4%,由于这些剩余货币大量被房地产、股市等资产渠道吸收,故没有对物价产生压力。同样,2009年由于宽松信贷政策,货币供给量增长27.7%,而实际经济增长为8.7%,房地产与股市等资产市场吸收2.7万亿元,相当于货币供给量的6%[2]。而房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对货币的“吸纳”建立在其本身非理性繁荣而产生的资产泡沫化基础上,我国股票市场2009年达到88.58%的涨幅,居全球前列;而房产市场随着房价的飙升而成为投机型投资的热土。这样造成两个效应,第一,硬资产涨价拉动消费品物价上升,使得消费者消费增加,进而促进物价上涨;第二,资产泡沫化预期形成后,大量资金涌出压力增大,提高通胀预期。

1.3输入性通胀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纷纷上涨,我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很可能影响到我国国内消费品价格。这体现出我国2010年通胀的预期表现出多种通胀模式混合的特征。

总体看来,由于去年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双宽松政策,我国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很强,加上新年的“翘尾因素”与当下西南干旱造成的粮食大幅度涨价带来的消费预期提升,我国控制CPI全年3%的增长是一项重大而富有挑战的工作。

2通货膨胀对民生的主要影响

温总理在两会前就曾指出“2010年是我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在经济复苏中温和稳健的调控由高通胀预期带来的流通性压力,这意味着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遏制市场经济复苏的上升状态,那样会使经济再度陷入萧条;其次,保证不发生严重甚至恶性通货膨胀,则是对“民生”的最直接的关怀。

通货膨胀直接危害百姓利益,是“民生问题”的大事,政府试图力保全年CPI增长3%的很重要原因,便是担忧通货膨胀对百姓利益的严重危害。那么,本文便忽视通货膨胀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试图单纯从百姓的角度分析在我国通货膨胀产生后对民生的危害。

2.1收入减少

通货膨胀发生后对百姓最直接的影响在于购买力的降低,当通货膨胀发生时,消费品真实物价上涨的幅度大于百姓手中的名义货币收入增长,那么同样的货币将不再能够购买等同量的商品,百姓的福利受到直接损失。

当通货膨胀发生后,由于政府存在“菜单成本”而不会在短时间内调节税收税点的指标。个人收入所得税是一种递增税种,按照收入多少划分为若干等级,随等级提高赋税额度提升。若假设原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税点为t0,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则通货膨胀发生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税点降低为t0/(1+π0-r0),对于百姓来说,原本不需要缴税的一部分人在通货膨胀之后需要承担缴税义务;同理通货膨胀后,原本许多缴纳低额度个人所得税款的民众将被重新划归为高一等级的税收人群,不得不支付更多税款.这样通货膨胀的存在损害了百姓利益,而补贴了政府。

于此同时,企业在通货膨胀之后没有加薪动力,员工反映出对消费变化的迟钝,则整体市场工资上调有一个明显的滞后,那么假设通货膨胀前员工工资为w0,同样假设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那么当通货膨胀发生后员工的实际工资下降,w=w0/(1+π0-r0),可以看出来通货膨胀发生后损害了员工利益,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补贴了企业家雇主。

2.2收入不均

通货膨胀发生使得日常消费品价格发生大幅度提高,日常消费品包括粮食产品与其他生活资料必需品,收入低的人群遭受通货膨胀的损失要明显大于收入高的人群。这里将收入低的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农民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在实际收入没有得到提升的情况下面对刚性需求生活必需品价格提高,则生活福利受损;另一类是农民,虽然农产品价格提升部分补贴了农民收入,但是粮农产品的价格提升远远不足以负担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3]。理由主要因为粮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土地成本很快上升,价格传导迅速,使得农药、化肥、农机等农资产品价格上升,农民通过农产品获得的盈利需要对农资产品价格上升进行补贴。我们再从收入角度分析,当通货膨胀到来时,我国物价上涨的同时伴随有资产的上涨,即“双膨胀”状态。就居民收入购成而言,实体经济部门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而收入高的人群还会获得资本部门的资本利得。通货膨胀的到来无疑极大加速了贫富收入差距。

2.3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MiseryIndex)于1970年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肯(ArthurOkun)发表,用以代表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4]。痛苦指数的计算方法为:痛苦指数=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按照菲利普斯曲线(PhilipsCurve)的描述,正常经济走动时,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有一个近似替代的关系,此消彼长。当失业率或通胀率其中之一变化时不能够很好的反映民生痛苦的状况,若两个比率都上升,则反映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的提出其实强调了就业率对于民生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解释,之所以失业率与通胀率能够存在反向关系的原因在于:存在较高失业率的时候,工人可以选择的其他工作机会较少,所以一般不会很强烈的要求工资上调;同时,较高失业率意味着较低利润率,企业雇主会更有力地抵制工人要求涨工资。[5]

我国当下处于一个混合型通胀预期较高的时期,对于广大下岗人群与广大的毕业生人群来说,失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大部分的低收入劳动者来说,他们没有任何谈判能力来使得工资额度上升。“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难”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到来,痛苦指数则会显著上升,民生问题受到严重损害。

总结看来,通货膨胀对我国2010年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尤其从百姓的角度,以民生问题为出发点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若发生较严重通胀,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百姓的福利会受到更多的损害。那么从民生角度着手,我们就应该准备一些防治通胀的政策,以应对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来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3民生角度的政策分析

经典教科书中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有许多方法,根据通货膨胀的起因不同,按照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解释,主要的政府调控手段有控制货币发行、调整利率、调整汇率等等。本文主要考虑我国现行国情,从民生的角度来探讨各种治理政策对百姓的福利作用,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最能让百姓受益的治理政策,抓住政府以“民生问题”为本的工作重点。以应对如果发生的通货膨胀状况。

3.1利率调整

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一定是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货物”,在货币主义的理论中认为,实际因素即使对总需求有影响也是不重要的,货币的过度发行是通货膨胀的关键。那么利率政策的效用显而易见,调高利率属于紧缩式货币政策,抑制了流通性,增加了储蓄总量,减少了实际流通货币量,直接的降低了通胀的压力。

然而货币政策需要较长的传导时间,在实际操作中又有很强的信号作用,各国央行都很慎重的加息,因为加息意味着直接对过热经济的“降温”。而当下正处于经济危机的后危机时代,任何直接粗暴的利率调整都有可能打消刚刚兴起的民间资本活动的苗头,扼杀了复苏的经济形势,而产生一种经济停滞的后果。对百姓而言,直接的利率调整则很可能造成紧缩信贷使个体私营企业失去贷款而面临危机,这样将造成的更多失业。所以在治理通胀时,从民生的角度来考虑,不应该首先考虑利率的调整。

3.2汇率调整

传统的汇率思路来治理通胀的方法概括起来应该是这样:人民币升值,可以在降低进口价格的同时,提高出口价格,从而减少出口量增加进口量,减少贸易顺差,进而消除贸易顺差所带来的“流动性输入”,最终缓解通胀压力;其次,人民币升值,进口大宗商品的国际成本实际价格下降,拉动国内其他商品也相应降价,从而抑制输入性通胀。[6]

然而在我国的现行外贸体制下,汇率调整发生了典型的“政策失效”。当前外贸企业不能完全自由的进口国外商品与服务,所以即使人民币升值,对于民众而言,也不能直接享受到进口商品时人民币购买力的提升;相反这样的汇率调整将利益主要补贴给了拥有进口权利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拥有进口原材料权利的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

3.3税收制度

在需求性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下,产生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这是增加政府税收,降低居民消费,控制货币流通量,达到通货膨胀的治理。而我国当前形势是由于过量的信贷发行与高企的资产价格而造成的高通胀压力,伴随着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显然通过增加政府税收的手段不仅不能够解决通胀问题,反而会加重民生问题,降低了百姓收入,损害了百姓福利。

3.4可行政策

在讨论了上述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后,发现从民生角度下考量,这些政策在当前我国情况下有着明显的缺陷,那么结合当下我国情况,该如何最好的处理好“防通胀“与”重民生“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思考,给可行的政策提供一个思路。

注重经济结构调整,由于当前我国外贸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在外贸交易中暴露出国内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严重,这些给输入性通胀带来了条件。于是国际原材料成本的提升直接造成我国的其他商品被动提价。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创新产业,加强科技研发与制度研发,力图在新能源与新技术的领域取得领跑。

另一个方面,在民众对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普遍较高的情况下,政府可以从民心方面对百姓的通货膨胀预期进行疏导,达到“疏导胜于防护“的目的。当前资产泡沫化严重,房地产价格高企是令百姓不安的最大因素,那么出台适当的控制楼市政策,可以很好的安抚民心,稳定通胀预期。同时,政府出面公开宣称力图控制2010年国家CPI增长率3%,维持温和通货膨胀,利用政府公信力让市民安心。有效的避免了消费者因恐慌最近干旱天灾与”翘尾效应“导致的物价上扬而引发的价格预期上升,于是加大消费进而推动了物价上涨的现象。最后政府宣传要通过治理通货膨胀预期来维持新年的稳定,那么在政府的稳健货币政策指示下,民众因为提高储蓄率也可以部分化解通货膨胀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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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关于通货膨胀的价值论范式

关于价值的决定问题是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分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规律又进一步阐明了商品的交换依据商品的价值实行等价交换。价值的结构是c+v+m(c为已经消耗并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生产资料价值，v为工人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m为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在这个结构中，c+v为成本价格，即企业用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资金消耗，m表现为利润p。价值结构决定了价格结构，p=k+l+s，其中k、l、s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贡献者的收入，即融资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从政治经济学逻辑上看，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因此，政治经济学关于通货膨胀的价值论分析必然要经历一个由价值到价格的抽象推导脉络，也必然要经历一个由价值结构到价格结构的具体分析过程。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应首先明确最为重要的一点，即政治经济学中的价格分析与宏观经济学中“通货膨胀”的价格是否对应的问题。众所周知，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是单一产品或要素市场供求均衡所形成的均衡价格，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形成的全社会总体均衡价格水平并不对应。而政治经济学中，价值作为由抽象劳动创造、由最具一般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的范畴，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作为其表现形式的价格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宏观经济学中的“通货膨胀”，即“一般价格水平的显著持续上涨”，这个“一般价格水平”是各类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加总的平均数性质的物价指数，具有高度的代表性、抽象性和一般性。由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价值”及其表现形式“价格”这个最具一般意义的范畴去推断“一般物价水平”这另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范畴，较之单一市场价格推断总体市场价格而言，具有逻辑上的自洽性。而从市场价值的角度审视，马克思认为，“市场价值，一方面，应看作一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另一方面，又应看作是在这个部门的平均条件下生产的，构成该部门的产品的很大数量的那种商品的个别价值”［2］，即市场价值是由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决定。这里，市场价值与价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把各种生产条件下的产品生产量作为权数而考虑进去。英国经济学家鲍尔认为，在通货膨胀问题上，“我们应当将一般价格水平看作某种平均价格，并考虑它囊括了哪些价格，这些价格如何加总……一般价格水平需要反映多种价格的行为，而且我们还必须将这些价格进行某种形式的加总。各种价格的重要程度并不相同，因此，通常有必要将一般价格水平表示成各种价格的加权平均值，这样每种价格的变动对整体的贡献就与其重要程度对应起来。”［3］在概念界定上明确了之后，可以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1．价值结构分析。(1)劳动力价值分析。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劳动力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由于劳动力是劳动者活的劳动能力，所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还原为生产满足劳动者生存的生活资料所需要的社会必要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内容主要有三项:一是维持劳动者本人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二是维持劳动者家庭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三是为使劳动力获得一定的技能所需的教育和培训的费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过程，以上是劳动力价值变化的基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导致劳动力价值变化的条件，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各个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只有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变化了，劳动力价值才会变化;而要使这些生活资料价值降低，只有提高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从现代产业部门发展来看，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分工的专业化，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总体上保持着不断提高的趋势。这意味着一定劳动时间内生产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越来越多，但所形成的价值总量却不变，从而平均物化到单位生活资料消费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少，单位生活资料消费品中的价值量就越小。因此，从以上分析来看，随着经济形态的演进和科技革命的深入，在技术创新、分工合理化、产业结构优化等因素作用下，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生活资料”消费品的价值量是不断减少的。价格作为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如果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二者同向变化的论断，则价格应该越来越低，若按此规律则通货膨胀不会发生，而事实是“生活资料”消费品的价格在不断地提高，这意味着，价格与价值虽然是表现形式与内在实质之间的关系，但也会出现背离。这种“背离”，绝不是一种割裂的关系，而是在外生因素作用下的变化趋势的一种偏差。(2)转移价值分析。与劳动力价值不同，这部分价值主要是指消耗并转移到新的产品中的生产资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一起构成新产品的成本范畴，是新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产资料是生产中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所以涵盖的范围很广，具体包括土地、矿藏、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等。这种“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即马克思所论述的第I部类，即中间产品的生产行业，在现实中主要包括装备制造业、采矿业、能源行业及部分房地产行业，如前所述，劳动价值理论同样适用于对生产资料的价值分析。在经济分工全球化、资源配置国际化的背景下，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先进技术已不能被发达国家所垄断，技术流动速度与创新速度较之以往大为加快，世界范围内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单位生产资料新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降低了单位生产资料新产品的价值量。与劳动力价值相似的是，作为价值表现形式的生产资料新产品价格，未能随价值的降低而同步趋于降低，反而呈现外生因素作用下不断升高的趋势。因此，从整体趋势下的生产资料总体价值量来看，其随着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则在生产生活资料过程中转移到产品中的价值量亦随之减少，产品中属生产资料转移而来的价值量亦呈不断减少的趋势。

2．价格结构分析。劳动力价格理论是马克思工资理论的起点。马克思对待工资与他对待价值、价格、剩余价值、利润等范畴一样，均采用“质”与“量”的双重分析。“质”的分析是为了说明工资现象的本质，“量”的分析是为了说明工资形式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章中系统地分析了工资的“质”，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并在形式和现象上错误地表现为劳动本身的价值或价格。马克思指出，工资的这种歪曲的表现形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意义”，掩盖了真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西方经济学的辩护措辞。马克思论述的“工资”不是个体工资水平，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抽象的劳动力价格范畴，符合通货膨胀的界定要求。作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表现形式，工资亦受生活资料价格的影响，按照《资本论》所指出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三项内容，其价格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劳动力价格———工资的变化。无论是维持劳动者本人所需的生活资料价格，还是维持劳动者家庭所需的生活资料价格，以及劳动力获得技能的教育培训费用，均发生了较大幅度上涨。这种上涨体现了资源稀缺性引发的生活资料消费品供求关系变化，可以视为一个外生的冲击。从现实来看，技术创新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虽然降低了生活资料中日用消费品的价值量，但人力资本投资层面的行为引致了教育培训等费用的大幅提高，从而直接大幅提高了劳动力价格。因此，对于创造“劳动力价值”的生活资料范畴而言，外生供求冲击下的日用消费品价格上涨和内生人力资本投资驱动下的教育培训费用上涨，导致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预期，加之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构成了劳动力价格———工资的上涨机制。价格是价值的表现，但价值规律并不要求价格在任何个别场合都必须与价值相符或一致。价格围绕价值这个中心波动或上下偏离是常态，而供求机制是决定价格围绕价值中心波动的调节因素。马克思以此对价格波动的论述亦道出了劳动力价格———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基本逻辑。在这方面，马克思在其关于资本积累理论中有过重要论述。从价值形态看，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关系即资本的价值构成，并反映着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价值规律作用下，资本家为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和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得不以扩大机器设备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与之对应，劳动力投入比例则相对减少，意味着资本对劳动力需求不断减少，这一资本过程中既对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又出现了劳动力对资本的供给绝对增加的趋势，其结果必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生产部门出现大量的、相对于资本需求而言的相对过剩人口。这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现役劳动大军”之外的“产业后备军”，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雇佣工人工资水平大幅降低，处于社会的较低工资水平甚至贫困线以下，阶级中的贫苦阶层”，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增长导致的社会贫富阶级分化。这是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中通过供求关系变化分析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尤其是劳动力价格———工资波动的部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工资率下降的趋势。

单纯意义上的工资水平下降绝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的工资率还包括上升的趋势。这其中包括两个方面，宏观层面上经济周期的变化，以及工人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经历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的周期循环，产业后备军的规模也相应地收缩和膨胀。在繁荣时期，产业后备军的规模相对收缩，工资水平上升;而在传统意义上的危机时期，由于生产相对过剩，产业后备军相对膨胀，工资水平下降。在整个经济周期长度内，工资水平则与劳动力价值相适应，并围绕劳动力价值波动。这就是服从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的资本主义工资运动规律。战后，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波动中增长的总体态势，主要发达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黄金增长期和低迷趋缓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期，失业率下降，工资水平上升，产业后备军规模和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而在经济萧条期，由于工资黏性的作用，虽然产业后备军的规模仍在扩大，但工资不随有效需求的减少而下降，甚至出现了高工资与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这说明了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高工资率不随产业后备军规模变化而趋于上升、导致通货膨胀的内在逻辑。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已不再是简单的成本要素，而是提升为复杂的劳动投资，知识积累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其主要作用在于:一般知识可以使全社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而专业化知识会给个别厂商带来超额利润，这体现在生产中的一般知识上，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培训可以形成专业化的、特殊的、表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区别于原始劳动的人力成本。这一过程区别于以往劳动力价值形成过程中的技术操作学习的简单劳动，是一种对于专业化知识的投资积累的复杂劳动。这种以复杂劳动为本质内涵的投资在实质上类似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其不仅因更为复杂的抽象劳动增加而直接提升了劳动力价值，也因复杂劳动投资于劳动力各项费用支出增加而直接提高了劳动力价格，这亦是一个抽象的、一般性的价格水平提高的过程。众所周知，“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个黄金增长期，西方的重要流派———调节学派认为，在“黄金年代”中形成了一种“增长的良性循环”，即以大批量生产的规模经济为基础的生产率增长，与生产率增长相联系的工资收入增长，以及由工资增长带来的大规模需求的增长，用于改进大批量设备的投资以及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等等。这种与生产率相伴生的工资增长正是得益于复杂劳动投资引致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这种劳动力价格的提高是造成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综合来看，由价值结构到价格结构的分析是马克思关于通货膨胀的价值论范式的基本脉络，价值结构的变化未必会和价格结构的变化趋势相一致，本文的前述分析中就体现出二者的相反的变化趋势。但从一种理论范式形成的角度来看，价值结构———价格结构的分析主线和逻辑脉络无疑将会丰富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通货膨胀的理论研究，形成经济学的新的关于通货膨胀相关理论，进而推动当代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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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研究国外大量研究表明商品期货市场具有国民经济预警器的功能，期货是现货市场走势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Adams和Ichino(1995)的文章认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当前的价格包含了所有可得信息，因此它可以预测未来的价格。Gorton和Rouwenhorst(2004)证明了商品期货收益率与通货膨胀具有正相关关系，投资商品可以保护市场参与者的实际购买力。Cheung(2009)检验了商品价格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结果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商品价格可以作为通货膨胀变化的显著信号。Browne和Cronin(2010)指出研究商品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货币总量的因素，认为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国内也有关于期货市场与宏观经济的相关研究。比如，周勇(2006)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系统分析期货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期货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部分实证研究，如曾秋根(2005)认为通货膨胀预期会引发商品指数基金大规模买入以原油为代表的一揽子大宗商品，从而导致价格大幅上涨，而商品价格上涨反过来又会增强通货膨胀预期，最终形成一种循环关系。李敬辉和范志勇(2005)利用世代交叠的理性预期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现，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改变了可储存商品的收益率，从而导致经济主体存货行为的改变，进而对大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张树忠等(2006)计算了我国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通过检验其与CPI的实证关系，论证了我国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对CPI的先行指示作用。部慧和汪寿阳(2010)通过研究商品期货与通货膨胀关系发现，我国商品期货具有显著的通胀保护功能。郑尊信和熊晓光(2012)基于上海期货交易所铜和铝期货的库存变化研究了货币政策与商品价格的动态关系。综上，目前关于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主要利用商品价格或收益率层研究商品价格变动对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其中一些文献也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商品价格的逆向作用。但是，针对商品市场便利收益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研究相对欠缺，而能够反映商品市场供需情况的便利收益可能包含更多决定未来宏观经济变量走势的信息。本文从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具有代表性的11个品种出发，研究商品市场的基本面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变量影响。本文借鉴Gospodinov和Ng(2013)对便利收益与商品价格关系的研究，并结合Fisher(1930)对资产名义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分析，研究便利收益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功能，以期揭示大宗商品基本面信息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设计

(一)商品价格模型St和Ft，n分别表示时刻t的现货和距到期还有n时间的期货价格，rt，n表示时刻t到t+n的利率。定义Ft，n－St为期货与现货的基差。首先，根据期货存储模型，认为期货与现货的基差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为放弃借入现金买入现货的机会成本，另一部分即为持有现货的仓储成本等，即为便利收益(Ct，n)。

(二)通货膨胀与资产收益率根据Fisher(1930)可知，同种货币计价的资产预期名义收益率会收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而资产的实际收益率应该由资本的生产力等因素决定，与通货膨胀不相关。

(三)实证模型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利用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分别对商品现货加权收益率、预期通货膨胀和非预期通货膨胀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如。

三、数据及变量

本文研究商品期货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利率数据采用WIND数据库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交易平台6个月期国债利率，价格指数等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综合数据的时间段匹配以及样本量的大小等问题，选取2005年1月至2012年2月期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商品期货市场数据为日度数据，国债利率也为日度数据，为了进一步与阅读数据价格指数匹配，我们采用月内平均的方法处理商品期货与国债收益率数据。我们采用临近到期的当月期货价格代表相应商品的现货价格，采用次临近到期的次月期货价格组成期货价格序列。进一步，由于各商品之间的特质因素等影响，各商品的便利收益率的变动情况各不相同。为了提取各个品种便利收益率的共同驱动因素，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便利收益率的主成分，然后进行分析。另外，文中通货膨胀率数据根据经过季节调整的价格指数计算得到，并利用HP滤波分解得到通货膨胀率的长期部分和冲击部分，分别表示可预期成分和未预期成分。

四、实证分析

(一)便利收益率主成分与商品现货加权收益率利用模型一研究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对未来一段时间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由表1可以看出，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对现货加权收益率的影响随着持有期限逐渐发生变化:便利收益与1、2、3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之间显著负相关，与6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而与12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仓储理论认为市场参与者通过持有现货可以有效快速应对供给和需求冲击，从而获得便利收益。较高的便利收益能提高市场参与者对现货的需求，降低持有期货的意愿，导致现货价格较高，期货价格相对较低，从而导致现货收益率降低;但是从长期来看，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具有相同走势。这就决定了便利收益与期货加权收益率在短期内显著负相关，随着现货持有期限的增加，负相关关系强度逐渐减弱，而长期内则显著正相关。便利收益第二主成分对现货加权收益率的影响与第一主成分类似，但相对第一主成分来说其影响力相对较弱，这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原理相一致。另外，实证结论显示国债利率对现货加权收益率具有显著负影响，商品现货作为一种资产，国债可以视为它的投资替代品，国债收益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对现货投资需求降低，从而导致价格降低。

(二)便利收益主成分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由图1可知，便利收益率第一主成分和月度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反，并且第一主成分的变动比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变动提前一段时间。另外，从二者的相关系数分析也可以发现，二者同期的相关系数为－0.17，显著负相关。而当期的价格指数变化率与上一期的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的相关系数为－0.27，亦十分显著。所以可以直观的发现，商品市场便利收益率的主要变动因素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十分密切。进而分析便利收益第二主成分与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关系，发现亦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并没有第一主成分与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关系显著。所以，可以初步判定，便利收益与通货膨胀率同期和跨期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接下来，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便利收益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利用模型二和模型三研究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对未来一段时间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可知，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与预期通货膨胀和非预期通货膨胀之间均为负向关系，显著性随着时间逐渐减弱，即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含有有效信息用来预测未来3个月内(包括3个月)的通货膨胀率。根据已有研究，便利收益是由需求因素、供给因素以及存货策略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它综合反映了市场参与者行为背后的各种信息，第一主成分则更是涵盖了影响整个商品市场价格变化的共同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商品市场的价格走势。显然，供需失衡导致的较高便利收益可以提高市场参与者对现货的需求，降低持有期货的意愿，从而导致未来价格水平相对较低，通货膨胀率降低。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的显著程度降低，这说明便利收益所包含的信息对商品市场具有短期冲击，不具有决定长期趋势的能力。本文认为这和我国商品市场的成熟度有关，尤其是现货市场交易，回顾现货市场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我国现货市场发生过很多乱象，投机氛围比较浓厚。为了规范商品现货市场交易活动，维护市场秩序，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13年11月联合了《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确立了三部门对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的联合监管机制，明确了监管职责。毋庸置疑，新规定的出台将会为现货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随着现货交易行为的规范，综合反映供需情况的便利收益所包含的信息将具有更长久的影响。在我国，国债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动态，因此利率增加可以视为紧缩性政策，对通货膨胀具有抑制作用。由于本文使用的是6个月国债利率，所以利率对6个月后的通货膨胀率有显著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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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拉动是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又被称为超额需求通货膨胀，通常是被认为总需求过度的结果。也可说成社会上的总需求超过生产商的总供给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的上升。概括说来，社会总需求的增加会引起产品价格的上涨和总产量的增加，但是在实现充分就业以后，也就是达到实际产量的最大限度，总需求轻微的波动都会带动价格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也就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又被生动地描述为“过量的货币追逐稀有的商品”。同样根据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一旦出现社会上的总需求超过总供应的现象，物价上升趋势的出现也就很正常了。所以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总需求上升必定会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这种现象。

(二)成本推进

成本是在生产和销售某种产品的过程中需要花费的所有费用，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也是构成产品价值的重要因素，即人们在通过一些途径达到自己所需目的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要素也称为成本。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又被称为供给型通货膨胀，是指在人们总需求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商品成本的提高所导致的物价水平全面持续地增长。指的是由于生产者成本的上升是价格水平上升的情况也会由于市场上的价格冲击力造成的某一类原料价格上涨。

(三)结构性变

化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家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市场活动内容应拆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工作效率很高的工业组织;二是生产率保持一定水平线上的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当工业部门由于工作效率高而使部门工资上涨时，社会服务部门也会不甘示弱，同样提高薪资上涨幅度。由此现象不难发现在这种做法下，经济总体难免会形成由工资薪酬成本所推动产生的通货膨胀。即社会中某一部门的工资提高，其他部门必会因为攀比心里而同时提高自己的工资比例。具体定义来说，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在没有需求推动的作用下，仅仅是由于市场结构因素造成的普遍价格的上升变化。分析来看，社会各部门生产效率与发展水平层次不同，和外部的经济联系不同，可是现代经济结构要想使生产要素从落后的部门向先进的部门转移是很难做到的，同时落后的部门会要求与先进的部门在工资和价格方面达到同一程度水平，这样就会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上涨，形成结构性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和表现

(一)通货膨胀使收入分配结构不平等

通货膨胀会影响甚至降低消费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其中对固定水平低的民众影响十分明显。一般会分成两个部分:对于有固定工资收入者和债权人来说会遭受财产的损失，由于这群民众只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及养老金，而工资的增长的幅度却抵不过物价上涨的幅度，总是居于通货膨胀之后。而对于那些非固定收入者(利润收入者)和债务人都会在循环涨价的通货膨胀过程中通过提高价格水平来减少通货膨胀损失，并可能从中获益。

(二)通货膨胀造成消费与投资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畸形经济结构由于消费投资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向更加不协调的方向演变，市场生产者发出商品价格的信号，而生产者会依据这个信号来明确市场是否需要自己的产品，明确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的生产规模，来降低社会能源资源的浪费，让这些资源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但通货膨胀来临时，商品价格的上涨只是由于生产的投机和人们的心理作用，并不是因为实际的需求而上涨。由于生产者不能及时准确地掌握全面可靠的市场信息，因此人们的这种行为会促使消费与投资的进一步盲目前进。

(三)通货膨胀降低中国的竞争能力

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商家们要想谋求自己的产品利润最大化，最直接并且最有成效的途径就是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因为即使获益的空间被通货膨胀的循环冲销压缩，可是相对于不涨价而言，获利空间还是很大的。我国属于外向型发展经济，而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加工制造国外的产品再输出，成本低廉，在国际上有相当的竞争力，但是没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而通货膨胀更加剧了这种低端的社会地位，不但国内货币贬值，而且抬高了出口的成本。中国逐渐失去竞争优势。

(四)通货膨胀对国内居民的影响

首先，对于固定的工资收入持有者来说在通货膨胀中会遭受损失。对于那些固定收入的阶层来说，如:领取救济金、退休金的人等，他们的收入属于弹性很小的固定资金额，普遍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尽管实际收入通过名义工资有所提高但是购买力将不断下降，导致固定收入者生活质量下降。其次，通货膨胀对居民储蓄不利，伴随物价水平上涨，居民存入银行的资金的实际价值就会下降，从而导致原本拥有的资金按照相反的利率来计算，使民众所持有的资金受到严重的打击。最后，通货膨胀还会对居民就业产生很大影响，虽然通货膨胀在前期内可以刺激生产者扩大生产，从而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渠道，但是只要当通货膨胀继续以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人们就会大大的降低积极性，企业不愿意多提品而且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极大下降，这就会导致出现失业增多的现象。

三、应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对策

(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

总需求属于宏观的理论。它是指在特定的物价体系阶段中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的总和。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必须要对货币流通情况作出合理的判断，不能就单方面来看，还必须综合各种因素来采取对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大力缩减财政支出，保持财政收支平衡，避免赤字财政的产生。而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紧缩型信贷，严格控制货币的放出量，降低货币供应量。但是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或是两者结合的综合治理，很重要的途径即抑制消费过快增长并将投资的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实现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二)加大金融部门监管力度

在世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不难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工作的重点应该加大金融部门监管力度。一方面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完善加强监管制度;另一方面整改一些不合理的经济管理因素，协调好监管体制下的各个金融部门，坚决制止和查处随意提高利率、乱批设金融机构和各种违反金融政策法规的行为，防止各种违规现象发生，避免由于经济中的不稳定性因素推动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

(三)增加产品合理供给，优化经济结构

为解决通货膨胀带来的问题，需要从两个切入点着手，一方面适当增加总供给;另一方面控制总需求，二者均要重视。若单方面控制总需求而忽略了增加总供给的作用，将阻碍经济发展，使我国经济处于低速阶段，最终使努力付诸东流。但仅增加总供给而不控制总需求又必然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增加了调整的成本。因此，在控制总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有效供给，降低成本，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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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生产率对通货膨胀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技术创新会使生产率得到提高，当企业降低了成本同时保持合适的利润率时，适当增加劳动力支出（工资），保持合适的消费支出，科技创新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无疑将使资本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使个人可支配的财富更多，但这只是理想状态。企业的本质是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决定了资本要压低劳动力价值（工资）的本性，其结果是当单位产量随新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提高时，工人的工资增长并不与通胀一致。当生产率增长低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随着工资上涨，生产成本也必然上涨，推动价格上涨，通货膨胀的压力将越来越大。因此，生产率的增长高于或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高于或等于工资增长率，是抑制工资成本推进型通胀的必要条件。

2通货膨胀与商品价格的关系

一般来说，通货膨胀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引起商品或劳务价格的上涨。但是，由于人们往往强调的是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之间的联系，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首先，在时间上，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之间有个时滞效应，不是同时发生的经济现象，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达到一定水平的现象反映。其次，通货膨胀率不等于物价上涨率，两者的计算方法不一样。通货膨胀属于货币供应量过度增长的情形，而通货膨胀率就是这个超出部分货币供应量与正常部分需求货币量的比率；物价上涨率反映的是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率，两者有联系但不完全相等。再者，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完全是通货膨胀引起的，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下商品和劳务的供求关系是影响物价的重要因素。

3基于不同生产率的行业通货膨胀分析

3.1国际贸易商品相关的行业劳动生产率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看人均GDP。中国的人均GDP大约从1979年的300美元升到了2005年的1690美元，平均每年的增长率达到大约7％。从而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在不断上升的。人均GDP的快速增长，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则意味着平均工资的上涨，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是6860元，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19109元，工资涨了将近3倍(统计年鉴数据)。随着工资上涨，生产成本也必然上涨。据统计，2003年至2008年上半年，我国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的年均增长率均超过了同期经济增长率，而且增速逐年提高，2007年的增速更是达到了1999年以来的最高增速，但产品价格主要决定于市场供求关系，企业产品售价可能涨，也可能不涨。企业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不得不通过技术进步吸收生产成本的上升，这样企业产品的价格可以不上升。这种特性在于国际贸易商品相关的行业更为明显，因此技术进步有助于抑制由于劳动生产率及工资上升导致的通胀压力同时减少了生产成本。

3.2非国际贸易相关的行业

3.2.1非国际贸易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非国际贸易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就是生产一定产量所必须投入的生产要素中，劳动投入的比例高于其它生产要素比例的产业。这些产业占用资金少，设备的技术程度低，容纳劳动力较多。如服务业。一般来说，非国际贸易商品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进步一般并不明显，如理发、餐馆等。可以说，中国的理发师、厨师行业的生产率水平和美国的同行业的生产率水平差不多。对于非国际贸易商品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投入是商品生产的主要投入要素之一，劳动成本的快速增加对该行业的通货膨胀就造成很大的压力。

3.2.2非国际贸易的知识密集型行业。非国际贸易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就是涉及复杂先进而又尖端的科学技术才能进行工作的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但所从事的工作、产品与国际商品联系不大。它一般的特点就是行业、部门或企业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比较高，而同各行业、部门或企业所用手工操作人数比较少，比如说教育。市场平均工资上涨时，非国际贸易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就必须随工资上涨而上升，因为行业的自动化或者机械化的特性，企业生产率提高的空间不大，无法通过技术进步来吸收成本上升，同时也无法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优势。结果是，非国际贸易商品的知识密集型行业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从表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数据：1991年到2000年，教师年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6%，我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7%，可见教师平均工资增长率低于我国GDP增长率。因此中学教育在20世纪末期，教育行业的人才流失现象比较严重，而且流失的教师水平，大多都是能力较强、素质较好的教育教学骨干。从教师的流向不难看出，他们大多数选择待遇较好的私办学校、公司、合资企业或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类似行业，这就说明教师的流向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的。从利润率角度看，当教育行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客观存在的级差利润率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化条件下逐渐取得某种均衡，这种均衡一旦被打破，拉大了教育行业与产业之间的利润率比率，从而一定程度加剧了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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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关系与金融流动性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说明与平稳性检验1.数据及变量说明。本文的样本区间为2006年1季度至2013年1季度，共涉及三类变量，即经济产出变量、价格变量、货币流动性变量。地区经济产出变量用地区生产总值（GDP）衡量。由于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是中央银行进行调控时所重点考虑的宏观经济变量，可能显著影响中央银行决策。因此，用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衡量物价变动水平，用CPI增长率衡量通货膨胀水平。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GDP平减指数（GDPIP）作为CPI增长率的替代变量。本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标准，对2006年1季度以来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进行了测算和统计，采用该指标衡量贵州省金融流动性，并以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作为社会融资规模的替代变量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2.数据处理过程。本文实证分析中，长期均衡分析用的是水平变量形式，短期动态分析用的是水平变量的增长率形式，因此有必要对具体序列的原始形式、数据处理等做进一步说明：（1）实际地区生产总值（RGDP）及其增速（ΔRG⁃DP）：以2005年1季度为基期，根据贵州省2005年1季度以来的名义GDP和GDP同比增速推算出2006年1季度至2013年1季度的RGDP。（2）消费物价指数（CPI）和通货膨胀率（ΔCPI）：根据2005年1月至2013年3月的贵州省月度同比CPI数据，取算数平均得到季度同比CPI，其同比增长率为CPI通货膨胀率（ΔCPI）。价格指标的另一个变量，即GDP平减指数（GDPIP），依据名义GDP与RG⁃DP的水平值进行推算获得，其同比增长率即为GDP平减指数通货膨胀率（ΔGDPIP）。（3）金融流动性水平及其增长率：测算出2006年1季度至2013年1季度的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季度数据，采用GDP平减指数对其进行价格因素剔除，得到按2005年可比价计算的2006年1季度~2013年1季度的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实际值（FS），以其衡量贵州省金融流动性水平，以其同比增长率（ΔFS）作为对应的贵州省金融流动性增速变量。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GDP平减指数对贵州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进行价格因素剔除，得到按2005年可比价计算的2006年1季度~2013年1季度的贵州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实际值（CREDIT），作为衡量金融流动性的替代指标，以其同比增长率（ΔCREDIT）作为对应的贵州省金融流动性增速替代变量。上述指标的水平值序列均存在季节性变动因素，在实际的计量回归分析前，本文对所有宏观经济数据水平值序列的对数形式进行CensusX12季节性调整。增长率序列均为同比形式，不必再进行季节性调整。为了方便说明，在下面分析中，我们使用ΔCPI表示CPI同比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其他含有差分符号Δ的变量与此类同。3.平稳性检验。在分析通货膨胀、金融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的短期动态机制和长期协整关系之前，分别对各变量水平序列（2006年1季度~2013年1季度）和增长率序列（2007年1季度~2013年1季度）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过程中的滞后期数确定采用AIC准则。检验结果表明，水平变量序列RGDP、CPI、GDPIP、FS、CREDIT均为非平稳序列，其一阶差分序列ΔRGDP、ΔCPI、ΔGDPIP、ΔFS、ΔCREDIT均是平稳序列。

（二）短期互动机制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和金融流动性间的短期动态机制使用VAR模型（式4）。首先，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然后在VAR模型基础上对模型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1.滞后阶数的确定。根据时序分析理论，动态时序模型要获得准确有效的统计推断，最重要的是在保证满足模型残差无序列相关性的条件下选择尽量简单的模型（张成思，2012）。因此，本文在模型滞后阶数的选择上，采用如下判断方法：在给定最大滞后阶数为5的条件下，首先利用最小AI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然后检验对应滞后阶数的模型残差的序列相关性。若无显著序列相关，则该滞后阶数为最优；若存在序列相关，则从5阶以下依次检验对应模型的序列相关性，在没有序列相关性的组内选择AIC最小值对应的滞后阶数。根据VAR模型估计结果（表2），可知滞后阶数为5时，VAR模型的AIC和SIC最小；根据VAR模型残差序列相关性的LM检验结果（表3），可知滞后阶数为5时，模型残差无序列相关。因此，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5阶。2.格兰杰因果检验。在滞后阶数为5的VAR模型基础上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考察本文核心变量的短期互动机制。首先检验基本模型中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表4中报告了实际经济增长（ΔRGDP）、CPI通货膨胀率（ΔCPI）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ΔFS）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货膨胀率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均非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实际经济增长率非通货膨胀率的格兰杰原因，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是通货膨胀率的格兰杰原因；通货膨胀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均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综合上述检验结果，可以发现贵州省实际经济增长、CPI通货膨胀率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间具有如下的短期互动特征：第一，实际经济增长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具有短期驱动效应，但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对实际经济增长不具有短期驱动效应；第二，实际经济增长和CPI通货膨胀率之间没有显著的短期驱动效应；第三，CPI通货膨胀率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具有显著的短期驱动效应，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对CPI通货膨胀率也具有短期驱动效应。也就是说，社会融资规模具有明显的内生性特征，其变动既受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又受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社会融资规模又具有短期中性特征，即在短期内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动对实际经济增长不产生显著影响，仅对通货膨胀产生显著影响。3.稳健性检验。为了验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构建了两个替代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表5报告了两个稳健性检验对应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其中，模型A是将基本VAR模型中的CPI通货膨胀率用GDP平减指数通货膨胀率代替，模型B是将基本VAR模型中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率代替。稳健性检验模型A的结果支持基础VAR模型的“内生性”和“短期中性”结论：社会融资规模具有明显的内生性特征和短期中性特征。稳健性检验模型B的结果支持基础VAR模型的“内生性”结论，但不支持“短期中性”结论：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替代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时，发现信贷扩张既是实际经济增长的格兰杰结果，又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结果；但是，信贷扩张同时也是实际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信贷具有非中性特征。

（三）长期均衡机制长期均衡机制即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所谓长期均衡关系，是指从长期来看，变量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一一抵换关系，当在短期内各变量间的联系出现偏离均衡状态的现象，这种偏离所形成的时间序列也是平稳的，并且从长期看正负偏离的程度彼此抵消（张成思，2012）。本文对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融资规模的水平值（社会融资规模和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自然对数形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考察三者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此外，本文通过长期均衡机制分析，同时获得了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各个变量增长率形式的互动机制，并可以进行与短期均衡机制类似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1.协整检验。根据表6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变量lnRGDP、lnCPI和lnFS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不能拒绝存在至多1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明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社会融资规模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同理，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之间也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检验可以验证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社会融资规模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以及协整关系的个数，但协整关系的具体特征（即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社会融资规模间的长期均衡机制）需要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进行考察。2.误差修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设立和估计误差修正模型，可得到协整向量和调整系数。前者刻画系统内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后者反映出现偏离均衡状态后协整系统的修正特征和修正幅度。因此，误差修正模型体现的是一种动态修正机制。Engle和Granger将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结合起来，建立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其中ecmt-1=β′yt-1，是误差修正项，β为协整向量，反映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系数矩阵α反映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A为调整系数矩阵。表7报告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包括协整向量β和调整系数矩阵α的估计值。但与社会融资规模呈反向变动。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与社会融资规模对实际经济产出的相关关系完全相反，本文认为其原因在于采用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是流量，金融机构信贷规模是总量指标，而融资规模作为一种金融资本生产要素影响经济增长则是以存量形式产生作用的。进一步分析贵州省物价水平、实际经济产出和金融流动性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到底是因果关系还是仅仅为统计上的相关关系，需要在协整模型基础上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8报告了协整关系约束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在协整关系约束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与前文基于基础VAR模型的格兰杰检验因果关系结果基本吻合。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均具有内生性，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由实际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内生决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由通货膨胀水平内生决定。社会融资规模是中性的，不是实际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是非中性的，是实际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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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表现

对于通货膨胀程度的度量,主要有GDP平减指数(又称缩减指数)、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PriceIndex,简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PPI）等指标。我国较多地采用CPI来衡量通胀水平。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因此，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

二、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出现的原因

关于通货膨胀的成因,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主要有四种类型: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混合推动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另外,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通货膨胀的国际间传递也是一国(地区)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一)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上涨过快,产生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本轮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这些商品既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又是工业生产的上游产品,当其价格上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传导到下游产品。由于这些产品的产业关联度强,其价格上涨会导致诸多产品价格(包括工资)的上涨。

(二)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

由于去年美国次贷风暴爆发，造成全球流动性紧缩，美国为了挽救其金融机构及经济增长，向市场大量注资，同时连续多次减息，造成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泛滥，食品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不但创历史新高，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三)经济快速增长,固定投资过热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4%（3月份增长17.8%），比上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分企业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12.9%；集体企业增长11.6%；股份制企业增长18.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4.3%。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17.3%，轻工业增长14.7%。分产品看，发电量和原煤产量分别增长14.0%和14.6%；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增长8.6%和12.2%；汽车增长15.8%，其中轿车增长14.7%。工业产销衔接状况良好。一季度，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7.7%，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

三、政策建议

经济学中存在所谓“有多少目标就应该有多少手段”的说法,即在面临多重目标的情况下,为实现目标,必须使用多重政策手段,而且要掌握好“度”。鉴于我国既要防止通胀,又要预防经济通胀转入通缩的双重目标,以及当前通货膨胀是由诸多因素所导致的现实,笔者认为缓和当前通胀局面应采取“一揽子”措施,赞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政策配合的“组合拳”出击。

（1）控制货币供应量。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基本的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稳定币值以稳定物价。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投放，保持适度的信贷规模，由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有效地调控货币信用总量，将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与客观需求量相适应的水平上。国际收支顺差导致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减少贸易顺差自然成为解决货币供给过度的强有力手段,也即要控制出口,扩大进口,并适时适度地促进人民币升值。

（2）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治理通货膨胀仅仅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各次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对症下药。对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是关键。各国对于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坚持收支平衡，不搞赤字财政。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采取紧缩信贷，控制货币投放，减少货币供应总量的措施。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两条很重要的途径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过快增长，以此来实现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3）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人手：一方面控制总需求；另一方面增加总供给。二者不可偏废。若一味控制总需求而不着力于增加总供给，将影响经济增长，只能在低水平上实现均衡，最终可能因加大了治理通货膨胀的代价而前功尽弃。因此，在控制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一般来说，增加有效供给的主要手段是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投人产出的比例，同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支持短缺商品的生产。

（4）加强金融特别是特定经济部门的监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在全球就有很强的传染性。虽然在目前的金融自由化大趋势下，各国提倡金融以及经济自由化，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经济中不稳定性因素多而复杂，并且我国刚刚彻底的实现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因此，我国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在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金融、经济管制的同时，也应该通过不断完善的法律以及通过体制的不断完善加强监管，最重要的是做好目前分业监管体制下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避免金融监管真空以及重叠区域，从而避免由于金融的不稳定性推动货币进而经济尤其是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理财产品，加强银行流动性管理。促进银行资产结构多元化，优化信贷投向结构；加强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信贷管理，严格控制房地产投资贷款需求；进一步引导资金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流动；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推动商业银行采取主动的流动性管理措施；建立规模适当的多层次流动性储备，实现流动性与效益性相协调；进行积极负债管理，减轻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部分学者倡导通过人民币快速升值来“釜底抽薪”,减少国际游资流入,虽然有利于降低生产资料进口成本,阻断国际通胀因素的输入,但由于人民币汇率很可能存在“棘轮”效应,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较低的水平,当人民币升值带来出口剧减之后,如果宏观经济出现不景气甚至衰退的局面,那么政策当局很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资本项目的增加会导致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过剩,但是只要这些资金不进入流通环节,就不会加剧通货膨胀程度。因此,如何化解因国际资本流入而出现的流动性过剩及其伴随的信贷扩张就成为货币当局直接面对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由于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经过屡次上调,考虑到国际利差因素,已经没有太大的自由操作空间,如果央行进一步强化执行银行信用控制的政策,这与流动性过剩因素结合在一起,将进一步压缩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从而加剧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博弈的目标冲突,构成了反通胀政策力度选择与执行效果的强扰动因素。

总之,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就业、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商业银行改革、资本市场改革等,以及货币政策尺度的当前位置,约束了反通胀政策力度的选择范围。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多种目标,而这些目标之间并非完全一致,目前的其他经济政策目标牵制着为实现反通胀目标而采取的行动。中国整体的宏观调控应当全面考虑各种经济政策目标的成本和收益,在综合排序的基础上权衡利弊。由于通货膨胀会导致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紊乱,并产生巨大的再分配效应,其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是中低收入阶层。因此,应坚持反通胀的目标。货币当局需要在充分考虑这些牵制力量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妥善决定反通胀政策措施的力度,精确制导。

参考文献:

［1］樊彩跃，中长期保持“高增长、低通胀”面临的主要问题[J]1宏观经济管理,2008

［2］陈国辉,段鹏,我国的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J]1经济管理,2007

［3］尚金峰，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监管.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6.

［4］祁敬宇.金融协调运行机制论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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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是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说明通货膨胀的原因以及并提出解决的对策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重要任务。理论界对通货膨胀的原因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对这一研究进行综述。

一、关于通货膨胀的原因

1.“流动性过剩说”。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流动性过剩通常被理解为货币发行过多，也就是“钱多”。长期以来，不少经济学家一直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更严格的说是纸币现象，即当纸币发行超过流通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纸币购买力将会下降，纸币购买力下降推动货币加速流通，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王海峰在《规避通胀风险须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中提出中国通胀压力与国内流动性过剩有一定关系。他在文章中说，货币供给大于实体经济需求是通货膨胀压力剧增的根本原因。张五常在《中国的通货膨胀》一文提出，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货币发行过快，导致市场上通胀反应过快[1]。

2.“成本推动说”。当前许多经济学家把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主要原因归于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刘世锦在《通货膨胀与发展转型——宏观经济三人谈》提出，从整个宏观面上，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成本推动的压力趋于加大。具体地看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第二，部分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离市场化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由于政府管制造成的价格扭曲的状况还普遍存在；第三，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增大。基于以上三方面原因，中国未来将在较长时期面临着要素成本持续的上升的压力，这是推动中国目前通货膨胀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对付的要素[2]。

前任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同样提出中国当前面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这个成本推动包括了劳动力的成本必须上升以及中国现在资源的价格是世界的“洼地”，必须对其价格进行适当的调整[2]。

张平和王宏淼在《“双膨胀”的挑战与宏观政策选择》中提出资产重估引致的资产价格膨胀传导到了实体部门，推高了可贸易工业部门的成本。其次，农业部门的成本也不断提高，导致一些农产品价格走高。再次，第三产业也积累了大量的“价格压抑”。这一潜在的压力是未来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动力[3]。

3.“需求拉动说”。面对物价的上涨，许多经济学家把通货膨胀的原因归于对有限资源的需求量增大，从而促使了物价的上涨。王建在《通胀是长期的，反通胀要触及深层次矛盾》一文中，提出在中国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自新世纪以来进入到拐点，单产增长率呈停滞状态，但工业化与城市化占地仍在持续，人均收入的增长也不断提升着人均食品消费水平，由此导致了食品供求缺口被拉开与拉大。这样食品的需求带动的物价压力在长期内就不是趋于缓和，而是趋于严重，通胀也就会长期化。

4.“二元结构说”。当前中国部分行业比较热，产品供不应求，部分行业却比较冷，产能过剩，过冷过热同时并存，过冷行业由于发展困难，大量资金从过冷部门转移到过热部门，导致过冷部门的生产减少、供给失衡，过热部门出现泡沫。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提出，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二元经济环境，过热和过冷部门同时存在。过冷部门主要是制造业，也包括猪肉生产、矿泉水生产等部门。由于大量资源从过冷部门转移到过热部门，由此造成通货膨胀[4]。

5.“混合因素说”。面对中国目前发生的通货膨胀，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其原因是来自多方面，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经济学家刘伟在《供求失衡的特点与通货膨胀的治理》一文中提出影响当前通货膨胀的两大因素，具体来讲，需求方面因素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增长过快、银行流动性过多和国际收支失衡等，供给方面因素主要表现在市场化进程对于生产成本的影响、增长因素对生产成本的影响、看发展要素对于生产成本的影响。

光在《中国进入中度通货膨胀时期》一文中指出，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输入性通货膨胀，即中国经济和国际接轨，国际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从而导致一些进口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又有需求方面、供给方面、结构性通货膨胀方面[5]。

6.“价格管制说”。当前物价上涨，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既有间接的货币政策，也有直接的价格管制，从而来控制价格上涨，然而，在大家都肯定这些政策的正面效应，中国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正是政府采取的价格管制政策，才促使治理通货膨胀的效果打折。周其仁在《通货膨胀与价格管制》提出，实行价格管制会产生一个打击生产的效果，而这对于治理通货膨胀是不利的[6]。

同样易宪容在《通货膨胀：2008中国经济第一关》中也提出：“从中国式的通货膨胀来看，价格上涨往往与权力远近有关，越是靠近权利的产品，其上涨时间就越早，上涨的速度也就越快。比如，这一轮的价格上涨就是从房价开始，就是从政府完全垄断的产品开始。”[7]

7.“GDP增长说”。最近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8]在《外部冲击与中国的通货膨胀》中提出GDP的增长是决定通胀的最主要因素计量结果表明：短期内，国际食品价格是导致国内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国际原油价格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在中长期逐步上升；人民币升值抑制通胀的效果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国际利率变化对国内物价有影响；全球流动性的转化因央行的有效对冲对物价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综合而言，外部冲击只是导致通胀的因素之一，而GDP增长率仍是影响物价的主要因素[9]。蔡昉在《如何取得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之间的平衡》一文中提出当前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即“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城乡就业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城乡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显著增加……而中低收入家庭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较高的恩格尔系数，……导致了食品价格上涨的需求因素”[10]。

8.“财政分权说”。尚长风、许煜、王成思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机制和影响》一文提出，中国政府的财政分权导致了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他们说中国政府对中国国有企业补贴，有三条路，其一是财政补贴，其二是国有银行低成本贷款，其三是直接发行货币，在实践过程中，第一、二条路走不通，只能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补贴国有经济，导致通货膨胀。

二、应对通货膨胀的对策

1.第一种观点是通过增加商品供应来缓解当前通货膨胀。张平、王宏淼在《“双膨胀”的挑战与宏观政策选择》中提出，面对双膨胀的挑战（资产膨胀、通货膨胀），必须进一步作出恰当和配套的宏观选择，既要抑制资产部门的膨胀，又要激励实体部门投资的欲望，从而供给增加，抑制通货膨胀[3]。

2.第二种观点是通过回收市场多余的流动性来缓解通货膨胀。张五常在《中国的通货膨胀》里提出，要回收1500亿的钞票，并提出回收的具体建议。林毅夫在《2008：高速增长的调控之道》一文中提出，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必须要“货币紧一点，物价要松一点”，“货币供应一定要控制住”[11]，可见作者是希望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流动性，从而抑制通货膨胀。

3.第三种观点是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抵御通货膨胀。刘世锦提出要解决通货膨胀的最根本出路，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抵御成本上升的最重要手段，而现阶段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来源就是创新，这就要求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依靠要素低成本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12]。

4.第四种观点是通过多种手段来遏制通货膨胀。许善达在《本轮通货的特点及应对之策》中提出，应对通货膨胀的对策很多，但重点是以下三方面，第一是货币政策，通过包括提高利率，提高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发行票据等减少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第二是财政政策，通过减税，减少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供给，从而控制通货膨胀。第三是调控物价，通过行政手段控制物价上涨。

5.第五种观点是通过控制国内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来抑制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提出当前形势除了密切注视外部冲击对国内通胀的影响，但控制国内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膨胀仍是抑制通胀的关键。其提出对物价上涨影响最大的是GDP，因此利用如何各类政策工具控制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上升，防止经济增长过快，仍将是抑制通胀的根本途径。

同样尚长风、许煜、王成思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了要控制总需求来抑制通货膨胀，并提出要改变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降低总需求[13]。

6.第六种观点是通过改变公众的心理预期来抑制通货膨胀。张晓晶在《五大因素决定不会爆发全面通胀》中提出要治理通货膨胀，要从心理方面着手，影响公众的价格预期，从而达到通货膨胀的效果[14]。

参考文献：

[1]张五常.中国的通货膨胀[N].经济学消息报，2008-02-01.

[2]吴敬琏，等.通货膨胀与发展转型——宏观经济三人谈[J].新华文摘，2008，（10）:42.

[3]张平，王宏淼.“双膨胀”的挑战与宏观政策选择[J].2008，（6）:44.

[4]大中华经济.郎咸平：二元经济是通胀根源[EB/OL].星岛环球网，2008-05-13.

[5]/Articledetail.asp?ArticleID=3294.

[6]周其仁.通货膨胀与价格管制[N].经济学消息报，2008-05-16.

[7]易宪容.通货膨胀：2008中国经济第一关[J].国民经济管理，2008，（4）:101.

[8]负责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平，刘霞辉，张晓晶.

[9]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外部冲击与中国的通货膨胀[J].经济研究，2008，（5）:4.

[10]蔡昉.如何取得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之间的平衡[J].宏观经济研究，2008，（5）:3.

[11]林毅夫，等.2008：高速增长下的调控之道[J].新华文摘，2008，（10）:46.

篇11

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其成因于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之间的缺口。现有研究国债规模与通货膨胀的文献集中讨论国债规模对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效应，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种思路。

第二种思路是从国债应债来源的角度来考察国债发行与资金运用对基础货币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而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将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这方面的文献比如高培勇、宋永明(2004)，刘华(2004)，类承曜(2002)。

第三种思路是把国债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讨论赤字规模与通货膨胀率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论述比如斯蒂格利茨(1997)。

从以上讨论不难看出，研究者以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体制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国债发行就会造成货币供应增加进而引发通货膨胀。要找出国债发行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二者进行量化分析，寻找出二者间数量的因果关系，才能对两者进行客观的评价。

篇12

一、日本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分析

1、非独立的金融制度是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

日本的主银行体制不同于英美等国的模式,银行运作缺乏自身的独立性,严格按照官方的命令行事。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控制一旦脱离现实基础,只是为了政府经济目标而设定金融政策,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没有立法为依据的金融监管，最终使银行等金融机构丧失了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

2、银行经营错位是加剧泡沫的重要诱因

银行作为信贷双方的中间人,正是为了弥补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的。银行减少了交易费用,降低了风险和资金的成本。但是银行作为资金保管与运营的人,在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监管的时候,银行可以出于自身利益进行信贷,为了获取高收益而投向高利润、高风险的行业,甚至会营造适合投资环境来保证自己的投资收益。

3、日本政府在经济扩张阶段不恰当的货币政策

从日本政府的货币政策来看，应该说在此周期中存在比较明显的失误。主要表现为在经济扩张时期实行降低利率放松银根的扩张政策。由于日元自1985年12月的“广场协议”后大幅升值，为了消除日元升值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随后采取了金融缓和政策。1986年1月30日起，日本银行分数次将官方贴现率从1983年以来的5%降至2.5%的历史低点。并持续容忍接近或超过10%的货币增长速度。这项政策一自持续到1989年5月方做出调整。这一宽松的金融政策带来了大量的富裕资金，促进了金融机构扩大贷款和整个社会的信用膨胀。

4、忽视了对土地、股票等资产价格的控制

在此周期的扩张阶段，由于批发物价和消费物价水平比较稳定，而传统的日本金融政策是以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参照的，这种判断成为实行扩张性政策的根据之一。而却忽视了对土地、股票等资产价格的控制。对此日本政府自身也己经认识到，并且在大藏省的专门报告“资产价格变动的机制及其经济效果”中表示，今后在经济运营方面除物价走势外，与前相比要更加重视资产价格的走势。

5、不动产贷款控制不力

在对不动产贷款的控制方面，虽然大藏省较早就对银行的不动产贷款采取了行政上的干预措施。但是总体上看并没有什么成效，原因就在于金融机构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了大量的绕开行政管理的迂回贷款，银行回避管制的动机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开拓新业务的企图相结合，最终导致大量迂回贷款流向不动产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因此成为继城市银行和地方银行之后的不动产贷款主力。经济转入收缩后，这些贷款大量成为不良债权，许多金融机构更因此而破产。同时，暴露出金融机构具有忽视对借款人进行审查的倾向。

二、日本金融危机对我国目前潜在的通货膨胀的警示

根据分析日本的金融危机和我国处于经济繁荣期的实际，在控制货币供给和扩大货币需求的原则下，提出如下建议：

1、加快金融制度建设

稳步发展金融自由化,提高金融系统的独立性稳步发展金融自由化,提高金融系统的独立性,保证金融政策对整体环境的稳定作用,是保证经济稳定高速发展、防范金融泡沫的重要环节。通过金融自由化,保证金融信息的公开性,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促使资本更有效地配置,避免过高的泡沫风险；加强金融系统的独立性,减少外界的干预,可以使得金融系统减少不良资产累积,更好地处理泡沫风险,从而实现经济整体安全。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

2、加强银行监管

由于银行信贷存在投机行为，所以要加大对银行发放贷款的监管，谨慎控制银行盈利性的经营和投机。银行可以从事股票和房地产等虚拟资本的投资,这是出于资本配置的需要；人为的炒作虚拟资本,而将炒作的成本由社会承担就是错误的。同时，加大对借款人偿债能力的审查，减少资本的过度投入，防止经济过热和坏账的出现。

3、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加强外汇管理

我国房地产价格和股价的飙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投机性资本大规模流入我国，这也证明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人民币升值预期对境外投机资金的巨大吸引力。因此，继续推进已经有成效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实现人民币的缓慢升值，防止其过快升值。同时，由于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给人民币升值带来很大压力。因此要加大外汇储备的管理，加强对海外的资本投入，扶持更多的大企业走出国门。

4、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在目前的股市繁荣情况下，要密切关注股市的变化，并加以政策引导，特别是要注意适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提高利率。同时，扩大投资面，引导货币的需求，努力创造有效需求。

5、对土地、商品房等资产价格的控制

实行严格的土地审批制度，实现土地的有序有效供给。防止开发商的圈地、屯地等行为。另外，还要努力控制房价的上涨，防止泡沫的扩大。

6、拓展投资渠道，鼓励全民创业

由于国内人们投资渠道的单一，多数资金流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因此，要拓展投资渠道，引导过剩资金的合理流向，比如发放国债等，减少资金对股市、房地产的压力。

另外，放宽投资领域，使得更多的被国家控制的行业如铁路、航空等部门向民间资本开放，使资本都能获得平等机会和高额回报。同时，鼓励全民创业，让更多人参与到实业中去，那样，可以扩大对资金的需求，同时，也可以减少资产泡沫，为经济的长久、稳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