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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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理

2．1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分析本文以2005年7月至2012年6月为样本期，首先分析样本期内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负债情况，即资产负债表中的右列。央行资金来源于负债和自有资金，其中自有资金为219．8亿元，占历年总资金来源的比例不足1％，可见负债是人民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负债中的储备货币是人民银行货币发行与金融机构存款的合计数，是央行资金的主要来源。在样本期内，储备货币占总负债的比例平均约为62．5％，且该比例自2010年12月突破70％，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上升，2011年12月以后保持在80％左右。发行债券是央行为了弥补资金占用不足而对外发行的债券，主要是指央行票据发行。在样本期内，发行债券占总负债的比例约为18．6％。据此可得，储备货币和发行债券合计占总负债的比例平均约为81．1％，也就是说央行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储备货币和发行债券。然后分析人民银行资产负债中的资产情况，即资产负债表的左列。“资产”一列反映了资金的运用和去向，也反映了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和途径。经过分析发现：在样本期内，央行的总资产规模增加了2倍，国外资产规模增加了3．1倍；央行所持有的资产中占比最大的是国外资产，其占总资产的比重持续上升———由2005年7月的60．6％持续上升至2012年6月的83．9％，且在2012年2月达到样本期内的最高值（84．7％）。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样本期内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不断扩大，资产方的显著特点是：随着总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外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其占总资产的比例不断上升，国外资产科目成为资产方的第一重要科目。负债方的显著特点是：随着总负债规模的不断扩大，储备货币科目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占总负债的比例不断上升且在2011年12月以后保持在80％左右，储备货币科目成为负债方的第一重要科目。基于以上分析，并将资产方中的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和对其他非金融性公司债权科目合并成为国内信贷，从而得到如表2所示的资产负债表，本文据此进行分析。

2．2货币供给影响通货膨胀的机理根据表2所示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平衡关系，可得以下数量关系：储备货币＝国外资产＋国内信贷－发行债券。这一关系表明：储备货币规模与国外资产和国内信贷正向变动，与债券发行反向变动。也就是说：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央行购买的外国资产越多，则储备货币的规模越大；央行对国内机构的债权越多，则其储备货币的规模越大；央行的债券发行规模越大，则其储备货币规模越小。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使得中国外汇资产迅速持续增加。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为了收购“双顺差”下的外汇净流入，人民银行被迫投放人民币，使得资产方中的国外资产和负债方中的储备货币迅速持续增加。面对外汇占款迅速增加的巨大压力，资产方中的国内信贷作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一个渠道，理论上可成为央行对冲外汇占款增加、防止基础货币过快增长的手段，但是其投放本身具有刚性、操作空间有限，难以通过压缩其规模达到缓解基础货币投放过快的目的。而负债方中的发行债券在减缓基础货币增加过快方面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央行发行票据作为对冲外汇占款快速增加的手段，只能在短期内起推迟压力、减缓基础货币增加过快的作用。随着票据到期形成的资金压力和发行成本的不断上升，发行票据难以在长期内对冲新增外汇占款，其作为调控基础货币手段的效力有限。综上所述，面对外国资产中的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大量被迫投放，央行的对冲手段（如发行票据和压缩国内信贷等）的效果有限，外汇占款已成为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央行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能力较弱。总的来说，资产方中的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必然导致负债方中的基础货币增加，基础货币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导致货币供应大量增加，从而形成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3计量模型

3．1模型构建在计量经济学文献中，状态空间模型通常被用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如理性预期、长期收入和不可观测因素等。很多的时间序列模型———包括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和ARIMA（autoregressivein－tegratedmovingaverage）模型———都可作为状态空间模型的特例。状态空间模型提出了“状态”概念，经济系统中可能存在的不可观测状态反映了系统的真实状态，状态空间模型建立了可观测变量与系统内部不可观测状态的关系，能实现基于各种状态向量分析和认识系统。运用状态空间模型描述动态系统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是状态空间模型可将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纳入可观测模型并得到估计结果；二是状态空间模型利用强有力的迭代算法———卡尔曼滤波估计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包括两个模型：一是状态方程模型，它反映了动态系统在输入变量的作用下在某特定时刻转移到的状态；二是量测方程或输出方程，它将动态系统在某特定时刻的输出变量、系统状态与输入变量联系起来。本文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构造时变参数模型。上式中：βt是随机系数向量，是状态向量，也称为可变参数，是不可观测变量，必须利用可观测变量yt和x′t来估计；x′t是随机系数向量βt对应的解释变量的集合；z′t是固定系数γ对应的解释变量的集合。假定可变参数βt的变动服从AR（1）模型，假定扰动向量μt和εt是相互独立的且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和协方差矩阵为Q的正态分布。

3．2数据来源及预处理本文选取的初始变量分别为CPI环比月度数据、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定基月度数据（2010年＝100）、货币供应量M2月度数据。鉴于2005年7月中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在保证样本容量和数据可得性的前提下，本文采用的数据样本期间为2005年7月至2012年6月。CPI环比月度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系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定基月度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网站，货币供应量M2月度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通常采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作为衡量中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变量。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是加权汇率，其权数是各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该汇率比双边汇率更能较好地反映人民币对外价值的变化。货币供应量采用广义的货币供应量概念，即M2，主要包括流通中的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等。为了保持数据的可比性和满足研究需要，本文对数据做如下处理：首先将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定基月度数据转换为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环比数据，将货币供应量M2月度数据转换为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环比增长数据，这样3组变量数据均为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环比数据；然后利用CensusX12季节调整法对3组变量数据进行季节调整；最后分别对经季节调整后的3组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经过上述处理后，统一了不同变量数据的比较基础，消除了季节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将调整后的最终序列分别记为CPI序列、NEER序列和M2序列。

4实证分析

状态空间模型要求时间序列是平稳序列或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而避免出现非平稳时间序列存在的“虚假回归”问题。

4．1平稳性检验为了尽可能地保证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的稳定性，本文采用ADF检验和KPSS检验两种方法。ADF检验的原假设是待检验序列含有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KPSS检验的原假设是待检验序列是平稳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据此可知，CPI序列、NEER序列和M2序列均是平稳序列，可直接建立状态空间模型。

4．2状态空间模型构建根据前文分析，本文构建如下状态空间模型。本文采用的计量软件是EVIEWS6．0，采用文本直接输入方式，在文本框输入定义好的状态空间模型表达式，运用卡尔曼滤波对状态空间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5。由表5的结果可知，状态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AIC等信息准则较小，说明模型拟合的较好。

4．3模型检验对所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估计出的状态空间模型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查看残差序列的滞后阶数为36期的相关系数和自相关系数可知，模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以上统计分析表明，基于卡尔曼滤波所得的状态空间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可靠而稳定的，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样本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具有一定意义。图1中，sv1表示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时变参数轨迹。整体来看，随着样本期内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其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影响在－0．048附近上下波动，这种动态影响除了在2008年出现了较为剧烈的波动外，在其他年份的波动总体趋于平稳，动态影响在2008年1月达到最大值（－0．024），在2008年11月到达最小值（－0．116）。这说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后，样本期内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对国内通货膨胀起到了微弱的抑制作用。平均来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环比指数每变化1％将导致CPI环比指数降低0．048％。这种抑制作用的时变特征说明，该微弱的抑制作用还受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图2中，sv2表示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时变参数轨迹。总的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M2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影响为正数，在样本期内在0．471附近呈现动态变化，这与经济理论的预期一致，且实证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M2环比增长率每增加1％，将导致CPI环比变化率平均变动47．1％；这说明长期来看，货币流动性过剩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国内的通货膨胀的发生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造成的。这种动态影响在2008年8月至11月出现持续大幅上升趋势，且在11月达到最大值为56．3％，之后直至2009年5月缓慢下降至平稳状态，这基本契合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政府投资4万亿元拉动经济增长的时间区间，说明4万亿元计划的实施在拉动经济增长，抑制经济放缓的同时也推高了国内的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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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之一:新一轮通货膨胀有何新特点?

对按经济学定义，持续的物价上涨即为通胀。虽然在物价上涨的持续时间和幅度等方面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一般认为如果物价连续三个季度上涨即可确认为通胀，而按照中国过去20多年五轮经济波动周期的经验，物价涨幅在5%以下正常，5%至10%之间为温和型通胀，10%以上为恶性通胀。

现代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失衡所造成的，它不仅包括供给和需求方面的原因，还包括供给与需求结构方面的原因，根据其成因可将通货膨胀的类型分为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供求混合型以及结构型。总需求的增加，无论是通过货币政策的扩张，还是通过财政政策的扩张，最终都是通过货币量的增加实现的。因此，任何形式通货膨胀的背后都有货币供应量不适当增加的影子，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也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本轮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已经基本到位，物价水平本应随着货币供应减少向下运动。但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这可能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前些年为走出通货紧缩而大量投入流通中的货币产生了滞后影响；二是推动本轮通货膨胀的真实原因并非完全是货币因素。从实际情况看，这两方面的原因都存在，一方面前些年扩张性的货币投放为本轮经济过热准备了货币条件；另一方面本轮通胀的真正主因是制度性因素而引起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因此,笔者认为:新一轮通货膨胀具有以下几个新特征:

（一）货币性特征

从货币供给看，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家为扩大内需采取了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M2的增长率2000年比1999年增长了12.3%，此后每年大约提高2个百分点，直至2003年第二季度，我国货币供应量一直以20%以上速度增长，远高于同期实际GDP增速与物价上涨之和；与此同时，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大量购入外汇，进一步加剧了基础货币投放。高速增长的货币供应之所以未马上转化为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出现了通货紧缩，居民持币观望、蓄币预防的心态较重，加上以往政府主导下的低效投资引发银行系统呆坏账居高不下，造成新增货币大量沉积，流通速度下降，遏制了高货币存量向通货膨胀方向的演变。但货币的一时沉寂并不意味着消失，经济体系中存在的超额货币供应终将会成为日后通货膨胀的导火线。因此，笔者认为：新一轮通货膨胀是前些年货币过度扩张的结果。

（二）非总量性特征

一般来说，导致一般物价水平上升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总供给无法满足总需求的增加，“物以稀为贵”；二是商品生产成本增加，造成销售价格相应上升。新一轮物价上涨不能说是由社会总需求过度膨胀引起的,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和国际油价高涨的推动下，粮食、煤炭、电力、石油、运输等上游原材料能源价格的上涨带动了其它食品及下游工业产品的价格回升。因此，笔者认为：新一轮的温和型通货膨胀是非总量性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

（三）结构性特征

这次价格上涨从性质上看，仍处于初期阶段，具有结构性特征，典型表现在部分要素市场失衡出现供需脱节引起的价格上涨。价格上涨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粮食和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二是上游产品价格带动下游产品价格上涨，三是大量土地批租和房地产开发过度需求导致土地交易价格上涨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上游产品价格上涨主要是投资品价格上涨带动的。近年来投资率过高，部分投资品价格领先上涨带动生产资料整体价格上涨，特别是2003年9月后，部分原材料和能源出现瓶颈制约，价格涨势迅猛。如果深入分析一下本轮物价传导的过程，就会发现本轮物价上涨中暴露出来的上下游产业价格波动不匹配现象的根源在于经济运行中不合理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单纯地用行政调控手段或货币紧缩政策，不仅无法达到调控的目标，反而有可能加剧调控的负面效应，使温和型通货膨胀延续下去并进一步恶化。

因此，新一轮通货膨胀是由于制度性因素导致市场结构不平衡，由瓶颈部门的价格上涨而通过成本要素向前推进形成，并且这种结构失衡的主因不在投资，而在体制，它反映了市场发育、改革进度的不平衡，反映了垄断经济的危害性。

思考之二: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是什么?

深入分析这一轮的物价上涨，我们可以发现有四个深层次的制度方面原因：

（一）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导致资源约束：引发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

一般来说，产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固定，因此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在于供给弹性。而产品的供给弹性又与资源约束程度负相关，与市场竞争程度和国际化程度正相关。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产品供给弹性过低主要受制于资源约束。可以说，资源约束主要来自于制度性缺陷和不合理管制，因此，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比如粮食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前几年对粮食流通领域的管制，只允许国有粮食企业进入。其结果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国家政策在实际中很少得到执行，导致粮食价格和产量连年下降。而且，国有粮食企业往往还逆向操作，加剧而不是平抑了粮价波动。另外,投资膨胀的一个重要诱因，是资源和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受到管制，严重低于市场均衡水平，使投资成本大大降低。同时，能源、资源等行业又几乎被国有企业垄断，非国有资本实际上还是很难进入，在供给缺口形成后也不能很快增加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大了通胀压力。但是从粮食缺口、投资膨胀到通货膨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源约束。如果说政府的不合理管制降低了短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能迅速增加的话，那么资源约束就制约了长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因此,笔者认为: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所导致资源约束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但资源约束的影响决不仅仅在于通货膨胀，它应该引发我们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深刻思考和战略转变。

（二）生态失衡导致外部性成本内化：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外因

生态失衡一方面表现在生态环境恶化，治理生态环境必须花费大量的成本。治理的社会成本费用又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各个公民和厂商，这种社会成本最终要由生产厂商来承担，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从而使产品的价格升高，因而外部性成本的内化相应的结果就是物价上涨。不仅如此，生态失衡还使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开采的难度日益增加，由此导致资源开采成本上升，原料能源价格上涨，使生产厂家的内在成本增加，因而造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生态失衡导致供求总量失衡时还会使供求结构关系变形。比如当生态系统失衡后，其系统的物质和能量的供给就会因此而减少，但需求会不断增加，使经济系统对农业系统产出的需求量更为增加。人们不得不对农业生态系统进行过度开发索取。在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农业系统投入的边际产品也是递减的，而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可以弥补因边际产品减少而带来的利润损失，因而社会资源仍然会向农业生态系统倾斜流入，而其他边际生产力比农业还高的生产系统却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投入。这样，即使整个社会的产出能够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却会因为资源分配结构的不合理而无法满足总需求，使效率低下部门的产品价格上升进而带动整个物价水平的上升。

（三）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动因

考察当前这一轮宏观经济的波动，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变量已经很快地发生了变化，而另外一些变量由于“粘性”特点，变化得比较慢。什么变量变化得比较慢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劳动力工资，劳动力工资的变化的滞后在剧烈变化的宏观经济中，会带来劳动力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扰动，进而导致与长期变化不同的某些特点。所以，虽然我国劳动力供给在长期是无限供给，但在短期随行就市，就可能因价格调整不及时出现供需的失衡，比如当前珠三角等地区“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已经证实了这一判断。而劳动力的价格是工资，工资又与物价相关。对于恩格尔系数相当高的劳动力来说，在分析中还需要注意的是，其实际工资不仅与消费物价指数有关，还与粮食价格直接相关。因此，当消费物价指数从负的2%上升至6%，便相当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8%。而粮食价格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的影响也是致命的。因此，这种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必然会导致劳动力的短期短缺。笔者认为，解决劳动力短期短缺的唯一出路就是不得不提高劳动力的工资，以此来吸引足够多的外来打工者到自己的工厂工作，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因而，加剧了这一轮通货膨胀的出现。

（四）市场的无序性导致成本的超载：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内因

市场的无序性与通胀的关系，似乎难以用准确的数据加以说明。但从每年的物价上涨指数的结构来分析，除了当年新调价因素和其他改革措施出台因素以及上年翘尾因素的影响之外，有一部分是当年自发涨价因素的影响。这部分因素包括的内容固然很多，但其中市场秩序是否正常，则对自发涨价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换言之，市场秩序的混乱和无序，必然导致物价的自发上涨。一方面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从生活必需品到高档耐用消费品，从生活资料到生产资料，凡是畅销产品，特别是名牌商品，均有假冒伪劣出现。猖獗的造假、售假活动不可避免地扰乱了市场流通秩序。作为消费者，用相应的价格买不到货真价实的商品，作为生产者，特别是名牌商品生产厂家，则花大力气，以高成本来防假，打假，必然带来社会生产成本的提高，假冒伪劣商品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市场价格秩序混乱。主要表现在：一是某些机构利用部分权力搞垄断性经营，牟取暴利；二是各种投机行为加剧了价格波动。三是一些行政性收费项目混乱，乱收费、乱摊派。这些价格混乱行为都直接导致了生产成本的超载，从而推动物价上涨成为引发通胀的重要原因。尽管市场化改革会在长期内通过增加供给来减轻通胀压力，但在短期内会使“缺煤”、“限电”、“油荒”等隐蔽性通胀显化，使资源和要素的价格进一步上涨，增加短期通胀压力。而从目前传递出的各种政策信息来看，土地、资金、劳动力和资源市场化已经或者正在被纳入下一步的政策重点，这必然会对资源和要素价格、进而对物价总水平产生巨大的影响。思考之三：怎样应对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由于本轮通货膨胀的特殊性，完全指望货币政策恐怕难以实现控制本轮结构型通胀的目标，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政策组合，把重点放在结构性调整，放在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真正做到宏观调控与改革推进相结合，以改革实现调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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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生问题通胀预期通货膨胀

2010年两会上,政府明确指出了我国当下面临复杂经济条件下需要首要处理好的问题,民生问题。可以说这反映了我党一直以来关乎民生,体恤民情的本质。也如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形容的那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政府工作报告中充满了强烈的“民生情怀”,从扩大就业、社会保障到办好教育,从医疗改革、保障住房到农民增收,可以说这是我国首次将民生问题摆在制度政策的层面,给与高度重视。

民生问题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福利问题,不同于对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的研究,民生问题更加关注于人口数量大、人均收入低的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这部分人的福利代表了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如何切实解决百姓的收入增长,有效就业,福利医疗,住房保险等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其实就是处理好民生问题的关键。

2009年我国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严重,国家在通过出台一些救市政策在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经济结构亟需改善,通货膨胀预期陡增,内需增长动力不足等等一系列挑战需要合理且有效的应对。这些挑战的提出无疑给民生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在这一系列问题中,通货膨胀的问题与民生问题联系最为紧密,2010年通货膨胀的预期与发展究竟如何影响民生状况,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哪些政策来治理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以保障民生,将成为本文研究的主题。

1通胀预期及主要诱因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最大外汇储备国,我国2010年的高通胀预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国政府相当重视新一年的通胀走向,因为经济回暖时期的通货膨胀很可能会因为调控不当而导致经济滞涨(stagflation),造成“双谷式”衰退。政府明确指出试图控制新一年CPI指数上涨率为3%,做出温和通胀的预期。那么这里简单梳理一下2010年我国高通胀预期的原因。

1.1货币投放量扩大

在经济市场中,货币投放量增大主要加强了金融市场的流通性,货币数量的增加直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投放货币的同时,若货币供给速度大于了潜在经济增长率(即真实利率),就会对商品价格产生一个较强的拉动作用。这个拉动作用对价格的影响相对经济增长峰值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期,国际经验为3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是半年至1年[1]。去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高达9.58万亿元,助推M1,M2达到了十年的高点,截至2010年2月,我国M2总量达到近40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我国仍处于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阶段,4万亿投资项目后续资金需求刚性,那么货币投放量很难强制压缩,于是由于宽松信贷而产生的流通性过剩的通胀压力持续显现。

1.2资产泡沫的不良预期

当货币超量发行涌入经济市场的时候,实际增长率为市场可以健康消化的部分,其余则成为过剩的流通性压力。2000-2008年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率为17.1%,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0.3%,而居民价格指数上涨2.4%,那么超出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供给量为4.4%,由于这些剩余货币大量被房地产、股市等资产渠道吸收,故没有对物价产生压力。同样,2009年由于宽松信贷政策,货币供给量增长27.7%,而实际经济增长为8.7%,房地产与股市等资产市场吸收2.7万亿元,相当于货币供给量的6%[2]。而房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对货币的“吸纳”建立在其本身非理性繁荣而产生的资产泡沫化基础上,我国股票市场2009年达到88.58%的涨幅,居全球前列;而房产市场随着房价的飙升而成为投机型投资的热土。这样造成两个效应,第一,硬资产涨价拉动消费品物价上升,使得消费者消费增加,进而促进物价上涨;第二,资产泡沫化预期形成后,大量资金涌出压力增大,提高通胀预期。

1.3输入性通胀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纷纷上涨,我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很可能影响到我国国内消费品价格。这体现出我国2010年通胀的预期表现出多种通胀模式混合的特征。

总体看来,由于去年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双宽松政策,我国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很强,加上新年的“翘尾因素”与当下西南干旱造成的粮食大幅度涨价带来的消费预期提升,我国控制CPI全年3%的增长是一项重大而富有挑战的工作。

2通货膨胀对民生的主要影响

温总理在两会前就曾指出“2010年是我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在经济复苏中温和稳健的调控由高通胀预期带来的流通性压力,这意味着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遏制市场经济复苏的上升状态,那样会使经济再度陷入萧条;其次,保证不发生严重甚至恶性通货膨胀,则是对“民生”的最直接的关怀。

通货膨胀直接危害百姓利益,是“民生问题”的大事,政府试图力保全年CPI增长3%的很重要原因,便是担忧通货膨胀对百姓利益的严重危害。那么,本文便忽视通货膨胀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试图单纯从百姓的角度分析在我国通货膨胀产生后对民生的危害。

2.1收入减少

通货膨胀发生后对百姓最直接的影响在于购买力的降低,当通货膨胀发生时,消费品真实物价上涨的幅度大于百姓手中的名义货币收入增长,那么同样的货币将不再能够购买等同量的商品,百姓的福利受到直接损失。

当通货膨胀发生后,由于政府存在“菜单成本”而不会在短时间内调节税收税点的指标。个人收入所得税是一种递增税种,按照收入多少划分为若干等级,随等级提高赋税额度提升。若假设原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税点为t0,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则通货膨胀发生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税点降低为t0/(1+π0-r0),对于百姓来说,原本不需要缴税的一部分人在通货膨胀之后需要承担缴税义务;同理通货膨胀后,原本许多缴纳低额度个人所得税款的民众将被重新划归为高一等级的税收人群,不得不支付更多税款.这样通货膨胀的存在损害了百姓利益,而补贴了政府。

于此同时,企业在通货膨胀之后没有加薪动力,员工反映出对消费变化的迟钝,则整体市场工资上调有一个明显的滞后,那么假设通货膨胀前员工工资为w0,同样假设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那么当通货膨胀发生后员工的实际工资下降,w=w0/(1+π0-r0),可以看出来通货膨胀发生后损害了员工利益,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补贴了企业家雇主。

2.2收入不均

通货膨胀发生使得日常消费品价格发生大幅度提高,日常消费品包括粮食产品与其他生活资料必需品,收入低的人群遭受通货膨胀的损失要明显大于收入高的人群。这里将收入低的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农民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在实际收入没有得到提升的情况下面对刚性需求生活必需品价格提高,则生活福利受损;另一类是农民,虽然农产品价格提升部分补贴了农民收入,但是粮农产品的价格提升远远不足以负担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3]。理由主要因为粮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土地成本很快上升,价格传导迅速,使得农药、化肥、农机等农资产品价格上升,农民通过农产品获得的盈利需要对农资产品价格上升进行补贴。我们再从收入角度分析,当通货膨胀到来时,我国物价上涨的同时伴随有资产的上涨,即“双膨胀”状态。就居民收入购成而言,实体经济部门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而收入高的人群还会获得资本部门的资本利得。通货膨胀的到来无疑极大加速了贫富收入差距。

2.3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MiseryIndex)于1970年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肯(ArthurOkun)发表,用以代表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4]。痛苦指数的计算方法为:痛苦指数=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按照菲利普斯曲线(PhilipsCurve)的描述,正常经济走动时,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有一个近似替代的关系,此消彼长。当失业率或通胀率其中之一变化时不能够很好的反映民生痛苦的状况,若两个比率都上升,则反映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的提出其实强调了就业率对于民生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解释,之所以失业率与通胀率能够存在反向关系的原因在于:存在较高失业率的时候,工人可以选择的其他工作机会较少,所以一般不会很强烈的要求工资上调;同时,较高失业率意味着较低利润率,企业雇主会更有力地抵制工人要求涨工资。[5]

我国当下处于一个混合型通胀预期较高的时期,对于广大下岗人群与广大的毕业生人群来说,失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大部分的低收入劳动者来说,他们没有任何谈判能力来使得工资额度上升。“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难”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到来,痛苦指数则会显著上升,民生问题受到严重损害。

总结看来,通货膨胀对我国2010年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尤其从百姓的角度,以民生问题为出发点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若发生较严重通胀,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百姓的福利会受到更多的损害。那么从民生角度着手,我们就应该准备一些防治通胀的政策,以应对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来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3民生角度的政策分析

经典教科书中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有许多方法,根据通货膨胀的起因不同,按照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解释,主要的政府调控手段有控制货币发行、调整利率、调整汇率等等。本文主要考虑我国现行国情,从民生的角度来探讨各种治理政策对百姓的福利作用,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最能让百姓受益的治理政策,抓住政府以“民生问题”为本的工作重点。以应对如果发生的通货膨胀状况。

3.1利率调整

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一定是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货物”,在货币主义的理论中认为,实际因素即使对总需求有影响也是不重要的,货币的过度发行是通货膨胀的关键。那么利率政策的效用显而易见,调高利率属于紧缩式货币政策,抑制了流通性,增加了储蓄总量,减少了实际流通货币量,直接的降低了通胀的压力。

然而货币政策需要较长的传导时间,在实际操作中又有很强的信号作用,各国央行都很慎重的加息,因为加息意味着直接对过热经济的“降温”。而当下正处于经济危机的后危机时代,任何直接粗暴的利率调整都有可能打消刚刚兴起的民间资本活动的苗头,扼杀了复苏的经济形势,而产生一种经济停滞的后果。对百姓而言,直接的利率调整则很可能造成紧缩信贷使个体私营企业失去贷款而面临危机,这样将造成的更多失业。所以在治理通胀时,从民生的角度来考虑,不应该首先考虑利率的调整。

3.2汇率调整

传统的汇率思路来治理通胀的方法概括起来应该是这样:人民币升值,可以在降低进口价格的同时,提高出口价格,从而减少出口量增加进口量,减少贸易顺差,进而消除贸易顺差所带来的“流动性输入”,最终缓解通胀压力;其次,人民币升值,进口大宗商品的国际成本实际价格下降,拉动国内其他商品也相应降价,从而抑制输入性通胀。[6]

然而在我国的现行外贸体制下,汇率调整发生了典型的“政策失效”。当前外贸企业不能完全自由的进口国外商品与服务,所以即使人民币升值,对于民众而言,也不能直接享受到进口商品时人民币购买力的提升;相反这样的汇率调整将利益主要补贴给了拥有进口权利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拥有进口原材料权利的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

3.3税收制度

在需求性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下,产生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这是增加政府税收,降低居民消费,控制货币流通量,达到通货膨胀的治理。而我国当前形势是由于过量的信贷发行与高企的资产价格而造成的高通胀压力,伴随着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显然通过增加政府税收的手段不仅不能够解决通胀问题,反而会加重民生问题,降低了百姓收入,损害了百姓福利。

3.4可行政策

在讨论了上述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后,发现从民生角度下考量,这些政策在当前我国情况下有着明显的缺陷,那么结合当下我国情况,该如何最好的处理好“防通胀“与”重民生“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思考,给可行的政策提供一个思路。

注重经济结构调整,由于当前我国外贸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在外贸交易中暴露出国内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严重,这些给输入性通胀带来了条件。于是国际原材料成本的提升直接造成我国的其他商品被动提价。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创新产业,加强科技研发与制度研发,力图在新能源与新技术的领域取得领跑。

另一个方面,在民众对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普遍较高的情况下,政府可以从民心方面对百姓的通货膨胀预期进行疏导,达到“疏导胜于防护“的目的。当前资产泡沫化严重,房地产价格高企是令百姓不安的最大因素,那么出台适当的控制楼市政策,可以很好的安抚民心,稳定通胀预期。同时,政府出面公开宣称力图控制2010年国家CPI增长率3%,维持温和通货膨胀,利用政府公信力让市民安心。有效的避免了消费者因恐慌最近干旱天灾与”翘尾效应“导致的物价上扬而引发的价格预期上升,于是加大消费进而推动了物价上涨的现象。最后政府宣传要通过治理通货膨胀预期来维持新年的稳定,那么在政府的稳健货币政策指示下,民众因为提高储蓄率也可以部分化解通货膨胀危险。

篇4

二、马克思关于通货膨胀的价值论范式

关于价值的决定问题是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分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规律又进一步阐明了商品的交换依据商品的价值实行等价交换。价值的结构是c+v+m(c为已经消耗并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生产资料价值，v为工人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m为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在这个结构中，c+v为成本价格，即企业用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资金消耗，m表现为利润p。价值结构决定了价格结构，p=k+l+s，其中k、l、s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贡献者的收入，即融资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从政治经济学逻辑上看，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因此，政治经济学关于通货膨胀的价值论分析必然要经历一个由价值到价格的抽象推导脉络，也必然要经历一个由价值结构到价格结构的具体分析过程。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应首先明确最为重要的一点，即政治经济学中的价格分析与宏观经济学中“通货膨胀”的价格是否对应的问题。众所周知，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是单一产品或要素市场供求均衡所形成的均衡价格，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形成的全社会总体均衡价格水平并不对应。而政治经济学中，价值作为由抽象劳动创造、由最具一般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的范畴，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作为其表现形式的价格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宏观经济学中的“通货膨胀”，即“一般价格水平的显著持续上涨”，这个“一般价格水平”是各类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加总的平均数性质的物价指数，具有高度的代表性、抽象性和一般性。由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价值”及其表现形式“价格”这个最具一般意义的范畴去推断“一般物价水平”这另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范畴，较之单一市场价格推断总体市场价格而言，具有逻辑上的自洽性。而从市场价值的角度审视，马克思认为，“市场价值，一方面，应看作一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另一方面，又应看作是在这个部门的平均条件下生产的，构成该部门的产品的很大数量的那种商品的个别价值”［2］，即市场价值是由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决定。这里，市场价值与价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把各种生产条件下的产品生产量作为权数而考虑进去。英国经济学家鲍尔认为，在通货膨胀问题上，“我们应当将一般价格水平看作某种平均价格，并考虑它囊括了哪些价格，这些价格如何加总……一般价格水平需要反映多种价格的行为，而且我们还必须将这些价格进行某种形式的加总。各种价格的重要程度并不相同，因此，通常有必要将一般价格水平表示成各种价格的加权平均值，这样每种价格的变动对整体的贡献就与其重要程度对应起来。”［3］在概念界定上明确了之后，可以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1．价值结构分析。(1)劳动力价值分析。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劳动力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由于劳动力是劳动者活的劳动能力，所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还原为生产满足劳动者生存的生活资料所需要的社会必要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内容主要有三项:一是维持劳动者本人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二是维持劳动者家庭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三是为使劳动力获得一定的技能所需的教育和培训的费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过程，以上是劳动力价值变化的基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导致劳动力价值变化的条件，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各个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只有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变化了，劳动力价值才会变化;而要使这些生活资料价值降低，只有提高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从现代产业部门发展来看，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分工的专业化，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总体上保持着不断提高的趋势。这意味着一定劳动时间内生产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越来越多，但所形成的价值总量却不变，从而平均物化到单位生活资料消费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少，单位生活资料消费品中的价值量就越小。因此，从以上分析来看，随着经济形态的演进和科技革命的深入，在技术创新、分工合理化、产业结构优化等因素作用下，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生活资料”消费品的价值量是不断减少的。价格作为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如果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二者同向变化的论断，则价格应该越来越低，若按此规律则通货膨胀不会发生，而事实是“生活资料”消费品的价格在不断地提高，这意味着，价格与价值虽然是表现形式与内在实质之间的关系，但也会出现背离。这种“背离”，绝不是一种割裂的关系，而是在外生因素作用下的变化趋势的一种偏差。(2)转移价值分析。与劳动力价值不同，这部分价值主要是指消耗并转移到新的产品中的生产资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一起构成新产品的成本范畴，是新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产资料是生产中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所以涵盖的范围很广，具体包括土地、矿藏、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等。这种“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即马克思所论述的第I部类，即中间产品的生产行业，在现实中主要包括装备制造业、采矿业、能源行业及部分房地产行业，如前所述，劳动价值理论同样适用于对生产资料的价值分析。在经济分工全球化、资源配置国际化的背景下，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先进技术已不能被发达国家所垄断，技术流动速度与创新速度较之以往大为加快，世界范围内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单位生产资料新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降低了单位生产资料新产品的价值量。与劳动力价值相似的是，作为价值表现形式的生产资料新产品价格，未能随价值的降低而同步趋于降低，反而呈现外生因素作用下不断升高的趋势。因此，从整体趋势下的生产资料总体价值量来看，其随着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则在生产生活资料过程中转移到产品中的价值量亦随之减少，产品中属生产资料转移而来的价值量亦呈不断减少的趋势。

2．价格结构分析。劳动力价格理论是马克思工资理论的起点。马克思对待工资与他对待价值、价格、剩余价值、利润等范畴一样，均采用“质”与“量”的双重分析。“质”的分析是为了说明工资现象的本质，“量”的分析是为了说明工资形式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章中系统地分析了工资的“质”，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并在形式和现象上错误地表现为劳动本身的价值或价格。马克思指出，工资的这种歪曲的表现形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意义”，掩盖了真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西方经济学的辩护措辞。马克思论述的“工资”不是个体工资水平，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抽象的劳动力价格范畴，符合通货膨胀的界定要求。作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表现形式，工资亦受生活资料价格的影响，按照《资本论》所指出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三项内容，其价格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劳动力价格———工资的变化。无论是维持劳动者本人所需的生活资料价格，还是维持劳动者家庭所需的生活资料价格，以及劳动力获得技能的教育培训费用，均发生了较大幅度上涨。这种上涨体现了资源稀缺性引发的生活资料消费品供求关系变化，可以视为一个外生的冲击。从现实来看，技术创新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虽然降低了生活资料中日用消费品的价值量，但人力资本投资层面的行为引致了教育培训等费用的大幅提高，从而直接大幅提高了劳动力价格。因此，对于创造“劳动力价值”的生活资料范畴而言，外生供求冲击下的日用消费品价格上涨和内生人力资本投资驱动下的教育培训费用上涨，导致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预期，加之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构成了劳动力价格———工资的上涨机制。价格是价值的表现，但价值规律并不要求价格在任何个别场合都必须与价值相符或一致。价格围绕价值这个中心波动或上下偏离是常态，而供求机制是决定价格围绕价值中心波动的调节因素。马克思以此对价格波动的论述亦道出了劳动力价格———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基本逻辑。在这方面，马克思在其关于资本积累理论中有过重要论述。从价值形态看，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关系即资本的价值构成，并反映着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价值规律作用下，资本家为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和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得不以扩大机器设备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与之对应，劳动力投入比例则相对减少，意味着资本对劳动力需求不断减少，这一资本过程中既对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又出现了劳动力对资本的供给绝对增加的趋势，其结果必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生产部门出现大量的、相对于资本需求而言的相对过剩人口。这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现役劳动大军”之外的“产业后备军”，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雇佣工人工资水平大幅降低，处于社会的较低工资水平甚至贫困线以下，阶级中的贫苦阶层”，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增长导致的社会贫富阶级分化。这是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中通过供求关系变化分析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尤其是劳动力价格———工资波动的部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工资率下降的趋势。

单纯意义上的工资水平下降绝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的工资率还包括上升的趋势。这其中包括两个方面，宏观层面上经济周期的变化，以及工人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经历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的周期循环，产业后备军的规模也相应地收缩和膨胀。在繁荣时期，产业后备军的规模相对收缩，工资水平上升;而在传统意义上的危机时期，由于生产相对过剩，产业后备军相对膨胀，工资水平下降。在整个经济周期长度内，工资水平则与劳动力价值相适应，并围绕劳动力价值波动。这就是服从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的资本主义工资运动规律。战后，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波动中增长的总体态势，主要发达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黄金增长期和低迷趋缓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期，失业率下降，工资水平上升，产业后备军规模和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而在经济萧条期，由于工资黏性的作用，虽然产业后备军的规模仍在扩大，但工资不随有效需求的减少而下降，甚至出现了高工资与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这说明了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高工资率不随产业后备军规模变化而趋于上升、导致通货膨胀的内在逻辑。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已不再是简单的成本要素，而是提升为复杂的劳动投资，知识积累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其主要作用在于:一般知识可以使全社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而专业化知识会给个别厂商带来超额利润，这体现在生产中的一般知识上，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培训可以形成专业化的、特殊的、表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区别于原始劳动的人力成本。这一过程区别于以往劳动力价值形成过程中的技术操作学习的简单劳动，是一种对于专业化知识的投资积累的复杂劳动。这种以复杂劳动为本质内涵的投资在实质上类似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其不仅因更为复杂的抽象劳动增加而直接提升了劳动力价值，也因复杂劳动投资于劳动力各项费用支出增加而直接提高了劳动力价格，这亦是一个抽象的、一般性的价格水平提高的过程。众所周知，“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个黄金增长期，西方的重要流派———调节学派认为，在“黄金年代”中形成了一种“增长的良性循环”，即以大批量生产的规模经济为基础的生产率增长，与生产率增长相联系的工资收入增长，以及由工资增长带来的大规模需求的增长，用于改进大批量设备的投资以及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等等。这种与生产率相伴生的工资增长正是得益于复杂劳动投资引致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这种劳动力价格的提高是造成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综合来看，由价值结构到价格结构的分析是马克思关于通货膨胀的价值论范式的基本脉络，价值结构的变化未必会和价格结构的变化趋势相一致，本文的前述分析中就体现出二者的相反的变化趋势。但从一种理论范式形成的角度来看，价值结构———价格结构的分析主线和逻辑脉络无疑将会丰富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通货膨胀的理论研究，形成经济学的新的关于通货膨胀相关理论，进而推动当代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