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服务贸易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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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国际贸易统计的规则

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关于服务贸易统计的规定：一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收支统计(BOP)。另一种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1.IMF的国际收支统计。BOP统计的原则，主要是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服务贸易。简言之，就是跨境贸易。这里所说的居民和我们的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常住人口差不多，通常是指在该国境内居住满一年的自然人和设有营业场所并提供货物或者服务的实体。在这个意义上，服务贸易统计就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的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服务交易，即跨境的服务流动统计。例如：中国的某企业接受外国海运公司的运输服务，对中国而言就是服务的进口。又如，外国旅游者在中国的旅游消费支出，对中国而言就是服务的出口。显然，包括在国际收支统计中的跨境服务贸易统计，具有服务跨境消费和跨境交易的特征。BOP统计已经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并且IMF也已经认识到了服务贸易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其统计的重要性。在其出版的国际收支统计方法手册第五版BMP5中，已经将服务贸易项目由手册第四版的五项细化为十一项，并逐步说明指标涵盖的范围和编纂方法。为了统计的准确性，该组织统计局已经在1999年出版的服务贸易统计手册，全面介绍IMF和WTO关于服务贸易统计的原则、分类和内容。但是IMF坚持其居民和非居民的统计原则，不统计境内外资企业对境内的服务贸易，认为这部分交易的统计不属于BOP范围，而属于国民核算统计。

2.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是迄今为止的第一套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多变规则，其将国际服务贸易分为商业服务、通讯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医疗服务、旅游及相关服务、娱乐文化及体育服务、运输服务和其它等12个部门类别，每个部门又细分为若干个分部门，共155个分部门。GATS要求统计的服务贸易按其交易方式，既有跨境交易，包括过境交易、境外消费、自然人流；又有境内贸易，包括商业存在，即境内的外资企业对境内的居民和非居民提供的服务交易，但是这种方法的统计资料很少，在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中，采用此法的国家不多。

3.外国附属机构的贸易(FAT)统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外国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国家间经济联系的方式不再仅仅局限于跨境贸易，而包括了由于资本流动而导致的货物和服务的境内交易。例如，中国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然后在中国境内销售。由于按IMF的BOP统计的，这些外资企业属于居民的概念，或者说是常住单位。他们和中国国内的企业或者个人发生的交易，包括货物交易和服务交易，都不能统计到BOP中去，因为没有发生跨境交易，只是在中国居民之间进行交易。但是它又是外资企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又不同于纯粹的国内贸易，它不仅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到投资者所在国家的利益，而且这种交易已经属于中国和外国之间的交易。

三、我国的服务贸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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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GATS中教育服务贸易的“经济性”地位

教育服务是GATS中12个服务贸易部门之一，我国在加入WTO时也对教育服务贸易作出了部分承诺，这表明我国已经接受了教育服务的概念并开始步入国际教育服务商贸活动的发展行列。教育服务在GATS中的出现意味着教育可以作为一种产品进行贸易，其“经济性”地位得以在国际性法规中体现，教育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因为GATS而得以保障。我国对教育服务贸易作出部分承诺，但不包括义务教育和特殊教育服务，这意味着教育服务贸易的“经济性”地位在我国被予以承认。

1．2教育服务贸易是教育产业化的发展趋势

教育服务作为现代教育交流的一种形式，正催生着教育属性的变化。国家间教育交流的影响因素和根本动力已从文化力量为主到政治力量为主，再到经济力量为主的方向转变［1］。事实证明，即使在发达国家，教育服务贸易和教育产业化的发展不仅没有影响教育的公益性，反而增强了教育的竞争力。当WTO强调教育服务可以作为产品在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时，也就意味着国际上在意识领域内已经将作为公益性“事业”的教育当作了盈利性的“产业”，教育服务的“经济性”和“产业性”便成为新时期的主要关注点。中国是典型的教育大国，教育的发展也应突出其经济性，我国也应将教育当作一项产业来发展，将教育服务贸易中收取的费用再用于教育教学活动，改善教学条件，增加教育的“经济性”，这不仅没有改变教育的公益性［2］，反而更能发挥教育资源的优势和潜能。

2教育支持者的博弈:教育服务贸易空间的拓展

2．1教育支持者的博弈动机

教育的收益是社会或个人通过教育增加所获得的收益［3］，是通过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而给社会或个人带来有益效果［4］。站在教育支持者的角度，教育收益也直接影响高校生源状况，继而关系学校的影响力和长远发展。当教育支持者将教育当作经济行为来考察时，教育的收益就体现为经济收益与非经济收益。教育支持者的经济和非经济收益互有影响，非经济收益往往影响一个学校的声誉，是衡量一个学校是否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其最终将对学校的生源和地位产生直接经济收益影响。由于教育支持者的教育收益在现实中有较大差异，如民办学校往往得不到国家财政补贴而陷入经费不足的局面，其考虑更多的是经济收益，而公办院校则考虑更多的是人才培养、引进高水平师资及提升社会地位等非经济收益，因而这种收益便成为教育支持者博弈的主要动机。

2．2教育支持者的博弈过程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之下，我国教育支持者们的国内收益显然是既定的，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差异较大，很多院校已将目光投向了国际市场，力图通过国际教育市场的开拓获取收益。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发展以政府支持为主，在市场竞争中难免出现教育服务产品供给数量少及质量不稳定现象，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在国外留学，我国成为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净进口国。教育产业的发展，若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则每个人的任何行为是个人的选择，而这个选择是可以被推测的;在任何局限条件下，每个人都会一贯地争取最大的私利［5］。事实证明，发展教育服务贸易是可以增加教育收益的，无论是直接收益还是间接受益。假设:政府支持的公办学校通过开拓国际教育市场增加教育收益2个单位，不开拓国际教育市场而维持现状的教育收益1个单位;市场支持的民办学校开拓国际教育市场付出的成本较大，只能收益1个单位，而不开拓国际教育市场则收益0个单位，这种假设也符合目前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现状。显然在此情况下，每个支持者都有自己的占优策略，该博弈的结果是政府支持者和市场支持者都选择自己的占优策略。在教育支持者开拓国际教育市场以获取收益的博弈中，教育服务贸易的市场空间将不断被拓展，这对每个参与者都是有利的。作为教育支持者们来说，教育的收益是其最终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根本，在教育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中国，这意味着教育的直接经济收益将会不断减少，国内教育支持者将面临巨大的挑战，那么开拓国际教育市场，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提升国内教育产品质量将是一种必然。

2．3教育支持者的博弈结果

在教育支持者的博弈过程中，最终拓展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市场空间，我国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利用国内教育资源优势，面向国际教育市场招生，为全球提供教育服务。教育支持者在国际教育市场中的竞争更为激烈，只有竞争才会产生效率，这对一个国家提升教育服务质量及提供多样化的教育产品也是一种激励。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教育服务产品的供给规模与质量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我国的教育支持者最终有两种表现，第一种是在竞争中不断调整策略，发挥学科优势，提升教育质量与影响力，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多样化的合作模式，提供高水平的教育产品，从而提高其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第二种是部分教育支持者在竞争中受挫，最终无法分得国际教育市场的一杯羹，甚至丧失国内教育市场而被淘汰。这两种表现是符合市场竞争规律的，也是教育支持者的最终博弈结果———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空间的拓展。

3促进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再思考

3．1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关键在于教育质量的提升

教育国际化的观念和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教育产品，面向全球范围提供教育服务，不仅要求我国具有国际化的观念，也要在师资和学生的国际化交流、课程设置与国际接轨及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有相应的质量保障措施。教育对个人来说是提高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与个人的未来福利有密切关系。就我国国内而言，教育产品的质量供给不平衡，这不仅表现在学科专业上的不平衡，也表现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例如国内的优势教育资源往往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因此，如果我国在国际教育服务竞争中不注重教育质量的提升，这势必会更加依附于发达国家，人才流失更加严重，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国际教育服务，发挥自身学科和专业优势，分享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利益是我国摆脱对发达国家依赖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

3．2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应注重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感召力、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应该注意到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而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主要依靠教育体系，我国通过拓展国际教育市场、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使中国教育走出国门，这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意味着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是我国“软实力”提升的重要纽带。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是国家间文化输出和输入的媒介和载体，教育发达的欧美国家和韩国、日本等国家为吸引优秀的留学生提供大量的奖学金，这些领域的优秀学生遍布世界各地，对为其提供教育服务国家的文化具有较深的认同，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为其软实力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我国在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虽然我国在国际教育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孔子学院的稳步发展，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教育输入规模庞大，但在输出教育方面较为落后，引进的留学生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且教育输出收益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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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国际贸易统计的规则

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关于服务贸易统计的规定：一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收支统计(BOP)。另一种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1.IMF的国际收支统计。BOP统计的原则，主要是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服务贸易。简言之，就是跨境贸易。这里所说的居民和我们的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常住人口差不多，通常是指在该国境内居住满一年的自然人和设有营业场所并提供货物或者服务的实体。在这个意义上，服务贸易统计就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的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服务交易，即跨境的服务流动统计。例如：中国的某企业接受外国海运公司的运输服务，对中国而言就是服务的进口。又如，外国旅游者在中国的旅游消费支出，对中国而言就是服务的出口。显然，包括在国际收支统计中的跨境服务贸易统计，具有服务跨境消费和跨境交易的特征。BOP统计已经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并且IMF也已经认识到了服务贸易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其统计的重要性。在其出版的国际收支统计方法手册第五版BMP5中，已经将服务贸易项目由手册第四版的五项细化为十一项，并逐步说明指标涵盖的范围和编纂方法。为了统计的准确性，该组织统计局已经在1999年出版的服务贸易统计手册，全面介绍IMF和WTO关于服务贸易统计的原则、分类和内容。但是IMF坚持其居民和非居民的统计原则，不统计境内外资企业对境内的服务贸易，认为这部分交易的统计不属于BOP范围，而属于国民核算统计。

2.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是迄今为止的第一套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多变规则，其将国际服务贸易分为商业服务、通讯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医疗服务、旅游及相关服务、娱乐文化及体育服务、运输服务和其它等12个部门类别，每个部门又细分为若干个分部门，共155个分部门。GATS要求统计的服务贸易按其交易方式，既有跨境交易，包括过境交易、境外消费、自然人流；又有境内贸易，包括商业存在，即境内的外资企业对境内的居民和非居民提供的服务交易，但是这种方法的统计资料很少，在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中，采用此法的国家不多。

3.外国附属机构的贸易(FAT)统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外国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国家间经济联系的方式不再仅仅局限于跨境贸易，而包括了由于资本流动而导致的货物和服务的境内交易。例如，中国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然后在中国境内销售。由于按IMF的BOP统计的，这些外资企业属于居民的概念，或者说是常住单位。他们和中国国内的企业或者个人发生的交易，包括货物交易和服务交易，都不能统计到BOP中去，因为没有发生跨境交易，只是在中国居民之间进行交易。但是它又是外资企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又不同于纯粹的国内贸易，它不仅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到投资者所在国家的利益，而且这种交易已经属于中国和外国之间的交易。

三、我国的服务贸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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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服务贸易的宏观分析框架

对国际服务贸易有不同的理解。按照传统的观点，国际服务贸易被视为服务的进出口，这是一种跨境贸易的概念。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观点，国际服务贸易还应包括由商业存在——简单地说，就是属于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所完成的贸易。由于目前除美国外各国尚未公布关于服务贸易定义的数据，因此本文所采用的仍是传统的跨境贸易的概念。

出口方是服务的供给者，进口方是服务的需求者。因此，服务贸易的发展是由对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而决定的，国际服务贸易的宏观分析框架就是识别影响国际服务贸易的供给和需求的宏观变量。

(一)影响国际服务贸易供给的宏观变量

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直接受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服务区别于货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生产者与消费者有很大程度的互动，换言之，服务生产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对服务的最终结果的评价。因此，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积累了丰富的服务生产经验，能够高效率地提供顾客满意的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会较强。

根据波特的“国家钻石”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还受国内服务需求的影响。国内服务需求较高，越能推动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也越强。但是，国内服务需求大也可能导致另一个结果，即服务对象主要在国内，出口动机受到抑制，尤其是国内经济规模大的国家更可能以内需为主。

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还受其自身货物贸易能力的影响。一方面，许多服务贸易是伴随着货物贸易而发生的，如国际货运服务、保险服务、进出口信贷服务和维修服务等;另一方面，根据波特的理论，跨国商务活动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货物出口市场上领先的国家或地区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商务经验，有助于顺利开展国际服务贸易。

(二)影响国际服务贸易需求的宏观变量

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国外服务的需求直接受国内服务需求的影响。服务需求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生产的需求，即生产者需求;二是来自消费的需求，即消费者需求。生产者服务需求受国内经济规模的影响，国内经济规模越大，对生产者服务的需求越大;后者受收入水平的影响，收入越高，对服务的消费需求越高。

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国外服务的需求还受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如果国内服务生产足以满足国内需求，则对国外服务的需求就低。

同样，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国外服务的需求还受它对国外货物的需求的影响，原因在于许多货物进口会引致相应的服务进口。

二、服务贸易宏观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选取如下宏观变量对服务贸易进行实证分析：用国内生产总值(GDP，10亿美元)反映国内经济规模;用人均国民收入(GNIPC，美元)反映收入水平;用服务业增加值(VAS，亿美元)及其年增长率(AGS,%)反映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此外，还包括两个货物贸易指标，即商品出口(EXG，亿美元)和商品进口(IMG，亿美元)。

分析所用的样本数据是1982-1998年17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这17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国家的选取上尽可能多样化，即样本国家既包含发达国家，又包含发展中国家。其中，尽管美国的服务贸易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由于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故样本中不包括美国。这17个国家或地区为：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韩国、荷兰、加拿大、马来西亚、墨西哥、日本、瑞典、泰国、中国香港、意大利、印度、英国和中国。数据取自中经网。

在分析方法上，鉴于数据为时间序列与截面数据的混合数据，采用PanelData回归分析方法。考虑到时间序列可能存在自相关，且样本国家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故采用有同代相关的一阶自回归模型。利用SAS软件的TSCSREG程序得到如下回归结果，见表1、表2。

表1因变量：服务出口单位：亿美元

自变量系数标准误差tPr>│t│

截距3.1731.66081.910.0571

GDP-0.0130.00153-8.81<.0001

GNIPC0.0040.00005082.29<.0001

VAS0.0020.0002966.71<.0001

AGS0.2510.014916.83<.0001

EXG0.1800.000987182.20<.0001

R[2]=0.9968

表2因变量：服务进口单位：亿美元

自变量系数标准误差tPr>│t│

截距-21.1770.7089-29.87<.0001

GDP0.1000.0025539.08<.0001

GNIPC0.0030.00006449.82<.0001

VAS0.0030.0004208.20<.0001

AGS-1.1480.0364-31.56<.0001

IMG0.1590.00149106.96<.0001

由表1可以看到，5个变量与服务出口的关系都很显著，可以解释服务出口变动的99.68%。具体来看：(1)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经济规模对服务出口的净影响为负，GDP每增加10亿美元，服务出口就会减少130万美元。这意味着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的服务生产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需求，而一些服务业发达但国内市场有限的国家或地区则注重开拓国际市场，这也正是中国香港和比利时-卢森堡出现在服务出口前10名的原因。(2)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收入水平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GNIPC每提高1美元，服务出口就会增加40万美元，其t值仅次于商品出口。这个关系解释了服务出口领先国家几乎全部是发达国家的现象。(3)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服务业增加值每提高1亿美元，服务出口就增加20万美元，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服务出口就增加2510万美元。相对而言，服务业增长率对服务出口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意味着服务业发展迅速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比服务业成熟的国家或地区更倾向于拓展国际市场。(4)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商品出口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商品出口每增加1亿美元，就会导致服务出口增加1800万美元。商品出口的t值最大，表明它是5个变量中对服务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的变量。由此启示我们，尽管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是两种相对独立的贸易形式，但在货物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蕴含着服务贸易的巨大机会，发展中国家应当善于主动把握这些机会，实现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共同发展。

由表2可以看到，5个变量与服务进口的关系都很显著，可以解释服务进口变动的99.56%。具体来看：(1)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服务需求对服务进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GDP每增加10亿美元，服务进口就会增加1000万美元;GNIPC每提高1美元，服务进口就会增加30万美元。GNIPC的t值大于GDP的t值，表明服务的消费需求比生产需求对服务进口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消费结构服务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对国际服务需求也较大。(2)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影响是双向的，服务业增加值每提高1亿美元，服务进口就增加30万美元，而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服务进口就减少1.148亿美元。这种现象表明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净影响有阶段性。一般地，服务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增长速度为负相关，利用样本数据计算这两个指标的相关系数，为-0.22,p-value为0.0001。当服务业增加值处于某一临界值以下时，服务业增长较快，快速扩张的国内服务业能够满足国内服务需求的增加，因此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净影响为负;当服务业增加值超过临界值时，服务业增长放缓，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不能满足国内服务需求的膨胀，因此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净影响为正。(3)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商品进口对服务进口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商品进口每增加1亿美元，就会导致服务进口增加1590万美元。商品进口的t值最大，表明它是5个变量中对服务进口影响最大的变量，再一次揭示出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

综上，宏观变量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可用图1表示。图中，虚线表示负向影响，实线表示正向影响。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对策

2000年，中国商业出口总额为301亿美元，占世界商业出口总额的2.1%，排在第12位;商业进口总额为359亿美元，占世界商业出口总额的2.5%，排在第10位。可以说，中国的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尽管如此，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并不协调，有明显的滞后。中国服务贸易的实际值远低于按上述回归模型计算的拟合值，尤其是服务出口与拟合值的差距逐步扩大(见图2和图3)，表明中国的服务贸易远未达到理想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