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口贸易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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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面临的环境及发展趋势

1、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区域性优惠安排增加的趋势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加深，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和贸易的联系与依赖日益增强．对贸易保护主义形成一定程度的制衡，要求贸易自由化的呼声也越来越大。1986年，关贸总协定将纺织品回归自由贸易的议题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并决定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其宗旨就是主导世界贸易总体趋势朝自由化方向迈进。纺织品配额的取消本身就是贸易自由化的有力例证。因此．从长远来看．国际贸易包括纺织品贸易的大环境是自由化。

但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并不是全球性自由贸易。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全球贸易体系中出现区域贸易协定急剧增长的趋势。截至2003年1月1日．在WTO备案的区域贸易协定总数达到259个在这些区域贸易协定中有许多专门针对纺织品的贸易优惠安排。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取消了北美三国之间纺织品进口的配额限制和关税．逐步实现其区域内纺织品贸易自由化。再如美国(2000年贸易与发展法》，赋予加勒比海邻近24个国家以及撒哈拉以南48个非洲国家生产的服装输往美国．在关税和配额方面享有优惠。在欧盟．其内部各国之间纺织品和服装的进口关税已全部取消。欧盟还通过与地中海国家签订《联系国协定》．与巴尔干半岛地区国家签订《联系与稳定协定》．推动双边的纺织品贸易一体化和自由化。欧盟还与南非、墨西哥、智利等国分别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分阶段地逐步取消纺织品配额和关税。事实上，包括正在谈判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和构想中的泛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都把纺织品服装问题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来对待．并考虑特殊的安排。促进区域内纺织品贸易自由化，以对抗区外竞争者越来越成为这些区域贸易协议的重要内容。

大大加强的区域贸易优惠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所达成的惠及所有WTO成员的自由贸易制度。这种发展趋势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区域贸易优惠安排为贸易转移提供了机会，在对区域市场形成保护．促进与既定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发展的同时，事实上减少了各成员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增加从中国进口纺织品的可能性，增添了我国产品在其区域内扩大市场份额的难度

2．贸易争端背景下，关税壁垒被重新利用的趋势

从2005年1月1日开始．纺织品全球配额取消。作为WTO的成员国中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中国理所当然地享受纺织品配额取消的利益。但是，配额取消带来的自由贸易仅100多天就被美欧的频繁设限打破。4月4日，美国启动针对3类中国纺织品进口的保障程序；4月6日．欧盟公布对中国纺织品特限行动指南；4月28日，美国对l4大类来自中国的纺织品进行特保调查同日欧盟对我9类纺织品启动特保调查5月13日，美国决定对3个类别的中国服装产品重新实行配额限制5月18日，美国对我4种产品采取特保”；5月22日．中国宣布自6月1日起大幅度提高74种纺织品出口关税税率；5月23日，欧盟对和麻纱启动特保程序；5月25曰．欧盟宣布推迟对我和麻纱启动特保程序5月27日，美国正式对我4类纺织品实行进：13限制措施，设限期到2005年12月31日止月27日．欧盟对我T恤和麻纱提出正式磋商请求；5月30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6月1日起取消81种纺织品出口关税；6月，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磋商开始……中美欧纺织品贸易争端的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发达国家面临纺织品进口增长为推卸责任将矛头指向中国．希望通过打击我国的纺织品出口以转移国内压力。但是，随着中国政府外交策略的转变．单方面地实施限制或是特保的效果越来越难以掌控．而且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种种责难。因此．关税壁垒作为WTO认可的贸易保护措施正出现被重新利用的趋势。2004年欧盟、美国、日本纺织品服装行业总体平均进口关税水平分别为9％、lO．2％、8％．并承诺在2005年将纺织品服装平均关税分别约束至7．9％、8．9％、6．6％。虽然发达国家纺织品服装平均关税约束水平较低但是下降幅度有限并呈现以下特点：(1)关税升级现象。以欧盟为例，享受最惠国待遇的供应方向欧盟出口纺织品时遭遇的关税结构为：原料平均关税为0。7％，纤维平均税率为5-3％，纱线平均税率为6．3％，织物平均税率为9．1％，服装平均税率为11．9％．从原料到服装的关税升级现象十分明显．使服装制成品的有效关税大大高于其名义关税：(2)关税高峰现象。以美国为例，美国至少对200种纺织品制定了高于18％的从价关税税率，对部分羊毛及人造纤维的征税超过30％，一些特定服装的从价税达到33％，甚至更高。就其发达国家纺织品服装关税安排特点来看．关税仍然是直接影响竞争力并形成不公平竞争的最直接的因素。

3。自由保护主义背景下，贸易限制手段多样化趋势

进入后配额时代的世界纺织品贸易并未从此真正步入自由贸易。在许多纺织品进口国不安地要求延长配额取消时限时，我们就已经体会到这一点。配额取消后，国际纺织品贸易保护不会随之消失，相反将以一种新的形态继续配额的影响。如果说配额制度是一种有限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话(毕竟受多边协议和增长率的限制)，这种新形态就是一种自由保护主义了。一方面，各种贸易限制措施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贸易限制实施更为自由．因为这些措施不是多边的，而是双边甚至是单边的。

利用“二保一反”措施实施贸易限制。”二保一反指我国《入世协定书》中所规定的“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反倾销措施”。按照我国《入世协定书》中规定，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在截至2008年12日前，如遇自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在短期内数量激增、价格下跌，对其造成市场扰乱”，可运用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条款对中国纺织品实施进1：3限制：也可在截至2013年12月10日前(即中国入世后12年内)．运用“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条款对中国纺织品实施进口限制也可在截至2016年l2月10日前(即中国入世l5年内)根据反倾销措施条款在确定倾销时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可以预见各国以二保一反实施的贸易救济将成为我国今后很长～段时间内纺织品出口的主要障。

利用生态标准等技术贸易壁垒形成出口屏障。近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提高了产品的技术标准同时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命安全为由．对产品制定了苛刻的绿色环保要求。目前．纺织品服装领域主要盛行的欧盟生态标签和生态纺织品认证已造成我国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货和出口限制并成为我国纺织品国际市场准入的“绿色屏障”

利用劳工标准制造贸易障碍。近年来．国际上兴起一些新的企业认证体系——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主要涉及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目的是希望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客观地说．社会责任标准是人类物质文明上升到精神文明的一种体现。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31的大量增加．发达国家抨击发展中国家忽视劳工权益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我国，纺织品服装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受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大多数地区企业的生产很难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责任标准。因此，这些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存在可能成为制约我国纺织品出口的又一大障碍。

4．新市场出现的背景下，纺织品市场价格下降的趋势

世界纺织品服装贸易的回归WTO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削弱了一些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给与特定国家的优惠和特权．那些由此而产生的贸易也将部分被取消，生产和贸易扭曲将会被消除。当纺织品服装贸易不再受到数量限制．世界将出现一个巨大的、有待开发的市场。配额取消使发达国家的纺织品服装市场变得更为开放，增加更多的贸易机会。此外，发展中国家迫于发达国家的压力将进一步开放其国内纺织品服装市场新的市场也会使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日益扩大。

在出现新的市场的同时，世界纺织品市场价格出现下降的趋势以美国为例自1996年以来其纺织品服装的进口价格持续下降．欧洲、日本和许多其它市场也是这样。究其原因，主要是进口服装的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而进口服装在整个纺织品进口中占很大比重。配额取消后，来自低成本生产国的产品比重上升，进口纺织品服装价格还将不断下降，将使纺织品市场价格下降的趋势继续延续。一方面，进口价格持续下跌，给进口国带来明显的福利净增加效应；另一方面．价格下降的趋势继续下去将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产生不利的影响5．市场集中程度加深背景下。市场竞争加剧的趋势

如果说世界纺织品服装市场在配额取消前呈现的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话，那么，进入后配额时代后，它将成为一个几乎完全竞争的市场但是，在分析日本和美国的纺织品服装在1995年到2001年期间各自前5位的供应国和地区所占的贸易比重(表1)时，可以发现分别作为非配额国家和配额国家的日本和美国．其进口纺织品服装市场表现出不同的市场集中程度。2001年日本前五大进31服装供应国已基本垄断了日本进口服装市场．而相比之下，美国前五大服装供应国占美国进口服装市场的一半还不到。因此．可以预计，随着配额的取消．美国及其它原设限国进口纺织品服装市场集中程度将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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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取消配额后，市场开始进行激烈的重组，过去靠配额的庇护生存的企业面临抉择。在这个市场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更趋激烈，商品的价格逐渐下降，行业利润趋薄。在高端产品市场，我国产品仍将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竞争；在低端产品市场，我国则将与为数更多的具有基本相同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竞争，这其中既包括东南亚国家，又包括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等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纺织品服装市场竞争加剧的趋势不可避免。

二、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拓展的对策建议

在日趋严峻的出口环境下．我国纺织品贸易要持续增长．必须有的放矢地拓展纺织品出口贸易。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1．对外拓展贸易市场

一方面，巩固和拓展传统出口市场。众所周知．欧、美、日是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传统市场．在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国家和地区分布中一直占较大比重．一直以来我国每年有超过的纺织品服装出口是输往这些国家和地区。而欧、美、日同时又是世界纺织品服装进口的大国．2003年仅美欧纺织品服装进口就达2300亿美元。如果我们对美欧市场占有率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可增加2O多亿美元的贸易额。因此，欧、美、日仍应是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贸易市场拓展的重点。

但是如果出口市场过分集中于某个或某几个市场．会造成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增加贸易的不稳定性。从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些传统市场出现的市场竞争加剧、各种关税及有针对性的非关税限制措施的利用以及区域优惠安排的趋势对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带来发展障碍。要想在后配额时代的纺织品贸易中寻求进一步发展，优化全球出口市场的战略布局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拓展贸易市场要实行多元化战略在巩固和拓展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培育和拓展周边和新兴市场比如俄罗斯韩国和中东等市场。以俄罗斯为例有统计数据显~,2003年俄罗斯纺织品服装进口额比2002年增长了103个百分点从其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可以预计未来对于占尽地利的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俄罗斯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2。对内拓展出口动力

目前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仍是价格驱动．2004年我国出151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有3．51美元出1360亿双鞋，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这种价格驱动下，我国的纺织品服装贸易形成了一种”数量大价格低“的现象。这其中有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的客观原因也有国内企业由于“对外出口偏好”而过度竞争的原因，还有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主要出口常规产品附加值不高的原因。

众所周知出口数量大价格低极易招致进口国的贸易争端和报复(比如“二反一保”等)。因此我们有必要实现贸易动力的转型尽快地调整出口企业的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品质以质量带动纺织服装出口贸易的发展这同时也是回避某些非关税壁垒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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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海南发展的重要时期，海南靠着自己独特的优越的自然条件，不仅仅和大陆之间经济贸易十分密切，更主要是在东西海上贸易中据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成为海内外的交通枢纽。

第一，海南与国内贸易的发展。《正德琼台志》载：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广西漕臣奏章中指出：“雷化州与琼岛对境而发船。请引于广州舶司，约五千里，乞今广西濒海郡县土著商一人，载米谷牛酒黄鱼及非舶司赋取之物，兑至广州，请引诏孙迥洋度行之。”《宋史·张鉴传》亦载，当时张鉴在广州时，“有亲故谪琼州，每以奉米附商舶寄赡之”。这表明海南与大陆贸易往来频繁。海南与内地的贸易往来主要是海南有他们需要的消费品，宋代赵汝适在《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条”中记载者海南有沉香、蓬莱香、鹧鸪斑香、笺香、生香、丁香、槟榔、叶子、吉贝、芋麻、褚皮、赤白藤、花蔓、黎模、青桂木、花梨木、海梅脂、琼枝菜、海漆、革麦、高良姜、鱼镖、黄蜡、石蟹等。这些货物多出自黎恫，先是周边地区的省民用盐、铁、鱼、米等与黎人贸易，继而转卖给其他商贾。由于大量香药流入大陆，故宋时琼州知州朱初平在奏章中强调，广州，是外国香客及海南旅客所聚之地，因此，他建议政府应在广州设市，以便“和买”流入广州之各类香药[1]。

同时，槟榔和吉贝也是海南输往内地的大宗商品，时仅“海南贩之（槟榔），琼管收其征，岁计居十之五。广州税务收槟榔税，岁数万缗。推是，则诸处所收，与人之所取，不可胜计矣”[2]海南每年要交槟榔税为“居十之五”，同样，宋代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卷124《广南西路·琼州》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以致“非槟榔之利，不能为此一州也”。宋赵汝适在《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条”中也载，海南“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可见，当时香料、槟榔及吉贝在海南对外输出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二，海南海外贸易的发展。到了宋代，海南海外贸易获得巨大的发展。宋代，海南岛与南海诸国地理相近，贸易便利：“若夫浮海而南，近则占城诸蕃，远则接于六合之外矣。”[3]也就说，海南在宋代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东南亚国家有着很好贸易基础，宋代著名学者楼钥在《攻媿集》卷3《送万耕道帅琼管》中写道：“势须致此少休息，乘风径集番禺东。”，可见，海南在宋代已经成为南海贸易的中转站。庄方往任知琼州时，皇上告诫他：“琼管以四州之壤岭立海中，实与番禺相为引重，大船蝙献深，赖以为归，摩符不轻畀也……（你）必能习知南海之俗，往其辑宁蛮蜒，劳抚贾胡，以称联选侯之意。”[4]

宋代海南的海外贸易，首先表现为中国大陆和南海诸国的转口贸易，“在岛东南部和南部，如陵水军田坡、番人坡、移辈，三亚市藤桥、天涯海角、崖城、梅山等地，不断发现唐宋文物。其中有波斯人珊瑚墓葬上百座，一粤、闽、浙、赣等地出产的陶瓷、北宋铜钱等。”[5]可见，当时有很多闽粤等地的陶瓷和铜钱被转运到海南，尤其是铜钱，在大陆严禁的情况下，经由海南转口就更加隐秘和便利，此后明清时期有很多的走私贸易也大多走这条路。除了转口贸易之外，海南本地很多物产也向海外出口。海外一些国家也因闻海南马种适宜作战打斗而专程到海南大批购买马匹。宋乾道中占城国王曾派人到海南买马，得到数十匹，次年再来买，“人徒甚盛”[6]淳熙二年（1175）秋，占城国王“遣六百人，海舟三十艘，至海南买马”。[7]足见占城对海南马需求之急切。除采购商品外，也有来补充淡水的。如在昌化县的白马井，宋代赵汝适在《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条”中“泉味甘美，商舶回日，汲载以供日用”。

为适应海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在宋代海南出现了市舶机构，掌管市舶事务。据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86册《职官44之29--30》载：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七月，提举黄良心曾上言欲“创置广南路提举市舶司，主管官一员，专一觉察市舶之弊，并催赶回舶抽解，于琼州置司”，但被朝廷否决，“更不施行”。另据《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条”载，宋时海南的“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皆有市舶”。《宋史·食货志》记载：海南对于往来于海南的商船的收税情况，琼管曾奏“海南收税，较船之丈尺，谓之‘格纳’。其法分三等，有所较无几，而输钱多寡十倍。”

总之，海南在宋代的贸易得到重要发展，不但促进海南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也加强了海南与国内外联系，同时也凸显海南在南海贸易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芦苇，历史上海南在国内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广东社会科学，1989（4）.

[2]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史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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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美贸易现状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应对策略建议

3.1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3.5完善人民币汇率体制

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进；实施“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这样不仅淡化给予美方在其国内定价过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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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许多国家将交通、电力、通讯、仓储等基础设施称为“社会间接资本”，其建设水平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中，长沙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完善各项配套设施，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

【关键词】许多国家将交通、电力、通讯、仓储等基础设施 称为“社会间接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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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长沙外商投资环境许多国家将交通、电力、通讯、仓储等基础设施称为“社会间接资本”，其建设水平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中，长沙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完善各项配套设施，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一是加快跨省市区的交通干线建设，尤其要重点打造连接粤、港、澳和出海快速通道，提高与粤、港、澳和出海港口之间的人流、物流速度，降低运输成本，为商品进出口和粤、港、澳地区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条件。二是着力加强长株潭路网建设，建成长株高速、黄萍高速、长潭西线高速，形成长株潭高速外环。三是完善骨架干线，加快国省道、县乡道改造步伐，全面形成市区到县(市) 、县(市) 到辖区乡镇“一小时交通圈”。四是在水路方面，长沙市要大力提升航道等级，完善港口设施和码头功能及吨级结构。重点建设好霞凝新港工程， ，将其建成中国内陆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航运港口;配套建设好霞凝物流园区，形成干支相通、通江达海的内河水上通道;加强与上海、中部口岸的“大通关”合作，积极探索区域通关改革，缩短长沙出海航程;五是着力加快市、县(市) 、乡(镇) 三级客货运站场建设，基本形成以公路主枢纽为中心，各县(市) 、乡(镇) 为连接点的客货运输网络;六是加快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水、火、电比例结构，加快推进地区性电网与省网相连促进区域间电力互补，使电力供应充足。

三、利用外资，促进长沙加工贸易的发展那么长沙如何利用外资，促进加工贸易的发展? 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下列政策措施:在贸易政策制订的过程中将加工贸易的发展置于一个战略的高度，重视和鼓励其发展。在吸引加工贸易转移方面制定较进取的策略，提供比珠三角和长三角更优惠的引资条件，在政策、交通设施、电力和劳工等方面发挥长沙的吸引力，同时保持加工贸易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产业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积极开展加工贸易招商，实施外资带动，推动加工贸易实现大跨越和大突破。将产业招商与加工贸易招商项目紧密结合起来，重点吸引一批科技含量高、辐射带动性强、发展前景好的“配套协作型”加工贸易龙头项目，延长加工贸易的产业链，提高加工贸易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程度，释放加工贸易的辐射能力和聚集效应，促进加工贸易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移。我市的农业资源和天然资源丰富，出口以粮食和其他原料等附加值较低的产品为主，如果能利用外资，大力发展配套的加工工业，会有助于提升长沙的出口产品结构。充分发挥长沙在资源、人才、技术、交通等的比较优势，吸引跨国公司建设生产基地，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更大范围地聚集为跨国公司配套的加工制造商，形成大规模产业群。重点发展以IT为代表的关联度大、技术含量高、辐射带动强产品的加工贸易，不断提高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比重。积极吸引和承接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大的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服务等环节的加工贸易。各区县可结合本地实际，特别是结合本地的特色经济，培育潜力大、前景好、竞争力强的加工贸易龙头产业，带动上下游企业配套发展，逐步建立起加工贸易出口基地。积极利用长沙金霞海关保税物流中心的优势，降低加工贸易企业的物流成本。长沙金霞保税物流中心将实现保税仓储、国际物流配送、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口岸功能和退税功能、物流信息处理等多项功能，集海关、检验检疫、物流基地、金融服务等功能于一体。我市加工贸易企业可充分利用其政策优势，将深加工结转产品直接出口到保税物流中心，然后由下游企业从保税物流中心进口，节约物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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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现代商业》 论我国金融改革及其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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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发展与背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实施以及加工制造业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大国，我国的众多产品远赴欧美，畅销全世界，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也随之保持高速增长。近年来随着欧美经济危机与次贷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经济影响力逐渐下降，相反，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量的持续提升，国际贸易也由此迎来了全新的格局。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美国近年来一直在推行TPP等新型贸易协定，目的就是为了要打破原有的在WTO贸易协定框架下稳定的格局与利益分配体制，从而为自身的国际合作加大谈判的筹码和主导力量。这种形势长期持续下去会让原本的亚太经合组织的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并被美国人给架空。为此，我们要大力发展各种自由贸易区，通过区域性的贸易创新，打破美国人制定的规则，绕过欧美发达国家在产品检疫，知识产权等方面建立起来的壁垒，从事各种自由贸易活动，并同时将国外的先进经验引进国家内部，还可以起到促进外商投资，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上海自贸区的基础与背景

1.保税区建设已具备一定基础

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上海自贸区，这是我国新一届政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所作出的重要努力，对我国金融与贸易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上海自贸区是建立在原有的上海保税区多年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说在人员、经验、硬件设备方面上海地区已经初步具备了转型为自由贸易区的基础和储备，这就为自贸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自贸区建设能够建立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在原来的上海保税区内，绝大部分商品和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进入区内的一些外国商品可以通过保税仓储的方式降低交易成本，综合保税区以出口加工、仓储、商业展览、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航运服务等为主要职能。随着自贸区的成立，以上方面的工作还会得以保留，并通过一定程序的转移，从而整体过渡到自贸区阶段，这也就加快了自贸区的建设步伐。

2、上海自贸区的功能和定位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自贸区种类多样，其定位也大有不同，但总体而言自由贸易区都秉承贸易自由、金融流通便利的规范，并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时代。从狭义上来说，各国的自由贸易区主要分为单纯贸易型、加工贸易型和港口物流型。随着贸易自由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各种类型贸易区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模糊。在此背景下，各国的自贸区也就越发的同质化，其竞争程度也变得异常的激烈。因此在这种高度竞争的环境中，上海自贸区想要脱颖而出，得到长足的发展，就必须要在功能上找准自身的定位。

从上海自贸区近一段时间的运行情况来看，依托于货物配送、贸易加工、商品出口方面，以金融和服务为核心，做大做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更有利于发挥上海自贸区先天资源优势的做法。未来，我们将要以自贸区的发展为指引，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向控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发展方向，将全力为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与产业链升级做出应有的贡献。

与此同时，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应该作为上海自贸区坚定不移的重要功能定位。自贸区还应保持其出口加工优势，发展区内出口导向型企业，不断完善出口贸易。自贸区因此，在转型的过程中，应该给予自贸区新的内涵，把它定位成在金融，航运，商贸，文化，服务领域全面、协调、创新发展的并且起到辐射带动作用的自由贸易区。

三、做大做强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具体措施与对策

1.加快上海自由贸易区的管理体制创新

上海自由贸易区设立的背景就是立足于我国当前进一步深化经济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大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就不能遵循旧的思路，指望政府的政策扶持与财政资金倾斜来发展。相反，灵活而贴近市场需求的服务体制，科学化的管理机制以及对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的深刻理解是上海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本保证。建立上述在制度的框架下，将来我们要促进区域协调统一发展，真正实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管理原则。大力引进国际上知名的管理服务机构与第三方物流公司，以此加快自贸区内服务贸易的发展步伐，同时要大力完善生活服务、文化服务等配套服务的建设步伐，加快工商、税务、海关等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改革，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改进他们的工作方法，以优质的服务吸引广大外商的注意。全面放开区内外汇结汇政策，建立人民币外汇业务一体化系统，拓展了人民币结算、外汇收付汇及结售汇业务并完善了央行、外汇局则事后监测管理体系，以此来吸引大量国内外的金融资金的涌入带动区域内经贸的发展。

2、推动上海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升级与转型

上个世纪，我国的整体经济基础薄弱，各行业生产普遍缺乏资金支持，因此以三来一补方式参与到世界贸易的进程当中去，便成为当时加工贸易行业的无奈之举。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3年底我国进出口总值达25.83万亿人民币(折合4.16万亿美元)，2013年外汇储备攀升至3.79万亿美元，连续多年居世界各国之首。在此背景下，我国加工贸易的范围持续扩大，依托劳动力的充沛供给与价格优势，我国已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纺织品制造大国，然而与其他纺织品强国之间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多年来我国的出口贸易行业却始终缺乏实质性的提升，业内大部分企业依然从事含金量较低的来料加工业务。为此，自贸区要通过设立行业技术改造专项经费等财政扶持政策，加快企业技术装备与生产工艺的革新;通过鼓励入驻企业设立行业技术研究中心，进而完善产业研发体系以提升自贸区内出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3、借上海自贸区发展契机，推进我国出口商品品牌建设

我国进出口行业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生产加工层次偏低，产品利润较薄，近年来伴随着原物料与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行业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推动行业升级转型势在必行。因此，政府要鼓励业内企业努力向国际纺织品产业链上游延伸，从而有效延长国内加工贸易产业链条，推动产业增值率进一步提高;通过强化技术投入，提升产品设计能力从而创立自有独立品牌，由原来的贴牌企业(OEM)转型为设计生产商(ODM)和品牌生产商(OBM);同时深入海外市场，设立产品分销渠道，建立与国外用户直接接触的途径，推动我国纺织品加工贸易行业实现由订单模式向市场模式的升级与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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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借用近代后签署的《》打开重庆大门一事，梳理重庆地区与日本的交流状况，厘清该条约对近代中国影响，为历史教育教学提供助益。

二、《》签订背景及对重庆的影响

1.《》选择重庆的缘由

《》签订于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本赤间关下P市马关港。根据《中日史》记载，李鸿章当年在日本与伊藤博文进行了七次谈判，最终，在日本的强权力势下，清政府以求自保，这个条约双方签字。条约签订后，在中国社会引发强烈的反应。对中国人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深重的灾难，更是精神上的沉重打击。陈旭麓先生曾说：的签订促进了以来的中国民族认识的亟变。长期战争的失败，给人们带来了警悟以及理性的思考，各个阶层人民的民族意识逐渐苏醒，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活跃，更包括了统治阶层顽固分子对洋务的接受。重庆，作为一个身居内陆的城市，一样受到列强势力的侵入。日本要求增开通商口岸，其中就包括了长江边上的山城――重庆。细看，日本所开的城市，沙市、重庆、苏州、杭州，这其中，苏、杭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城市，经济发展较快，而沙市、重庆这两个则是内陆城市。这里面，1890年3月31日，英国强迫清政府在北京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明文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那么日本为什么要选择这座城市开放并要求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呢？

重庆，位于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口，曾一度作为西南地区以及长江沿岸的重要政治军事据点。在古代时期，由于重庆和附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川西平原和嘉陵江中游地区，社会和文化也随之落后，常常被作为流放罪犯之地。经过隋唐和宋朝时期的开发，重庆才开始向人口密集，商业繁荣渐进。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中前期，是重庆城市形成的重要阶段。明末清初的战乱导致清的“人口西迁”，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以及国家政策的放宽，使四川地区经济逐渐恢复发展，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方面。当时重庆作为长江航线的重要枢纽，作为长江交流主干道和上游的商品集散中心，它所散发的这个商业网络遍布全国。同时，长久以来担任这样一个角色，重庆在商业方面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更多的商业移民的涌入，使得重庆的农业化因素逐渐少去。因而重庆可以被定义为是一个商业城市。它在地理上具有不可比拟的水运优势，通过对两江的开发，它运用自己的转口贸易优势，在长江流域各城市中的地位逐渐提高。也正是这样在政治军事和商业方面的优越地位，使西方列强对它的注意力逐渐提高。开辟重庆市场，是他们占领西南内陆的关键性一步。这样强大的吸引力同样也使日本在甲午战胜后，要求开重庆为通商口岸。同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对重庆这个重要战略性地区，各国都积极争取。19世纪60年代，英、法等国先后四次进入重庆境内探测、巡行、搜集水文航行及矿藏资料等，企图令重庆通航进而使之开埠。1867年英国提出，1981年，英国在重庆设立海关，这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日本仍不满足在重庆取得的开放，并要求建立领事馆和工厂，并用片面优惠待遇取得英国已取得的特权。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重庆的地位及其重要性。《》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后，从此大量的洋货得以逆川江而上，涌入四川重庆。最终实现了英国在之前并未取得的利益特权。

2.对重庆的影响

（1）商业贸易中心向综合经济体转变

从商业贸易中心向综合性经济中心转变是重庆被开放后的另一个结果。日本设立的工厂填补了重庆近代工业的空白，其中，火柴业便是一个显例。随着这些手工工场或近代工厂的大面积建立，随之带动的是重庆地区近代金融业的产生和教育、大众传播事业的兴起发展，这使重庆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单纯的商业贸易中转中心向商业、工业、金融、交通等综合性经济中心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和信息中心转变，呈现出日益近代化的趋势。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重庆的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城市人口快速扩张。飞速壮大的实力，才使得重庆最终建市（1929年）。

（2）激发民族意识觉醒

在日本势力入驻重庆时，重庆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人民的民族意识一点点觉醒，重庆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及思想文化诸方面也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甲午后在全国掀起的维新思潮在重庆的传播更加深了文化领域的变革和思想观念的更新，重庆也因此成为四川维新思想和维新活动的中心。宋育仁就最早在重庆推崇维新变法、宣扬维新思想，为此创办了川渝第一份报纸《渝报》。1896年，宋育仁被派到重庆总理商务、矿务等事。其目的在于“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主张“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款”“官归官本，商归商本，分设官厂商厂，彼此各不相涉”“官商股分开，各公司自主，商务局不过问”。《渝报》刊发了大量时论文章，疾呼救亡图存，宣传维新变法，从最初便连载发表宋育仁所写《时务论》作为该报主题。《时务论》批评洋务派官僚“舍本而逐末”，又抨击封建顽固派官僚“妨贤病能而不恤国家之急”，提出学习西方定天下之疑，统一思想定变法维新的大计。《时务论》还提出了“君民共治”的主张，推崇西方的两院制，主张改变君主专制制度，代之以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士要求实行议院制，“选士于商”参加政权。《渝报》既刊载国内的变法消息和维新主张，又在“译文择要”中刊登外国近闻和介绍西方法制、经济的文章，较广泛地介绍和翻译了关于西方及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著作。《渝报》开阔了重庆人的视野，促使其跟上时代维新变法的步伐，广受欢迎。随后越来越多的报纸在重庆涌现。开埠既促进了重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质文明水准，为重庆人文精神的近代化创造了良好的主体条件，又给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带来了深刻变化，促进了重庆文化的近代化，人文精神亦注入新的内涵，日渐凸显出极具特色的近代色彩。

综上看来，《》中对近代重庆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精神面貌上都有很大的影响，重庆的近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日本的力量都很不能忽视。随着英国、日本在重庆得到的利益日益显著，美国、德国也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发展自己的势力，纷纷建立领事馆，重庆由此成为列强们在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据点。重庆虽未在近代以前的中日交流中占据有利地位，但随着近代以来中国国情的转变，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变迁，重庆在对外交流中的优势地位也日益显著。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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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以南宁、北海、钦州和防城港四市为主体的港口经济开发区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之后中国的第四大经济增长极。对于广西港口群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机遇，在环北部湾区域内构建竞争优势的路径缺少深入地探讨。文章通过对广西港口群的现状分析，，结合现阶段广西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和港口合作建设机遇，对港口进行的重化工业布局，针对发展过程中制约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广西港口现状及制约因素分析 

根照《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防城港与湛江港、海口港一起同列入全国24 个主要港口之一，北海、钦州港也被列为全国25 个地区性重要港口。钦北防港口群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及东盟经济圈结合部，地理位置上，它是中国最邻近东盟的港口，也是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口，理论上应该成为大西南货物进出的首选港口以及对东盟货物进出口的主要港口。但起步较早的广东湛江港以其雄厚的实力、低廉的成本、优惠的价格、优质的服务和吸引着大西南的货源，使广西港口吸纳西南地区进出海货源不足10 %。同时，海口港位于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凭借着海港的地理优势，积极吸引日本及东盟各国的往来贸易。广西港口群在面临湛江港的经济优势及海口港的政策优势时，缺少自己的特色和竞争优势。 

从港口的发展现状上看，广西港口群相对于环北部湾的湛江港与海口港而言，竞争能力上处于劣势。 

从硬件上看，广西港口群的基础设施稍显落后。为了能够提高港口能力，广西计划到“十一五”末，钦北防的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达到60 个，年吞吐量将达到亿吨。即使是这样的建设速度，也只能是缩短与湛江港的差距。从港口的服务水平上看，广西港口群的现代航运服务发展水平极低。虽然装卸和堆存费用低廉，但其他各种费用繁杂，名目不一，手续复杂，服务水平远不如湛江港、海口港。这些缺陷阻碍了货主将其选择为首选出海港口。港口配套服务业市场发育很低，港口服务业上游企业空白，中游企业稀缺，下游企业缺少规模和规范。从港口加工能力看，湛江港在石化、矿石加工已经产生规模效益，重化工业已经成为湛江港临港工业的主导产业，而广西在“十一五”期间做出将重化工业规划为广西沿海城市的主导产业的战略部署，现阶段仅有在钦州港刚刚启动的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千万吨炼油项目，临港产业布局远未形成，港口加工能力与湛江港差距甚远。 

在软硬件水平上处于劣势，同时临港产业及腹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竞争对手的形势下，广西港口群要想在短期内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在加快形成产业布局的同时，突破过于依赖临港工业发展策略，创新港口的发展模式和管理模式。 

中国东盟2010 年建设自由贸易区、泛珠三角合作、西部大开发及北部湾（广西） 经济开发区设立的背景，为在广西港口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南宁及钦北防港口地区成为环北部湾经济的中心。以广西港口群现有的条件，在实现这些目标时会遇到一些瓶颈。 

首先，铁路运输与港口运输不配套。向内地铁路运输的能力不足，体现在车皮数量不足，集疏能力差，特别是港口生产旺季，因铁路运输不畅，使港口大批货物压港严重。三港的货物主要依靠南防铁路运输，而柳州是各省到广西重要的中转站，由于柳州至防城港并无铁路直接到达，需要通过南宁中转，增加了铁路运输的时间和费用，加之防城通关效率较低且通关费用偏高，西南的货源往往由柳州直接运至湛江，造成了大量货源的分流。广西正积极地进行铁路建设，如把洛湛铁路引向北部湾出海，以便使西南、西北、华中、华北地区的铁路运输出海，汇聚在北部湾地区进出。 

其次，海运与海事服务贸易水平偏低。虽然装卸和堆存费用低廉，但通关效率低下及通关的费用居高不下，使港口服务业缺少规模和规范。种种原因使防城港在吸引货源的能力上远不如湛江港。提高服务水平，为在港城落户的货主、货运、船东、船舶、商品批发零售等提供商务服务，不仅可以提升港区的功能，还可以带动海事金融、海事会展、数据信息服务、离岸金融、航运保险、航务、海事咨询等相关行业的集聚发展。 

第三，临港工业薄弱。目前，广西港口仍以传统的装卸、储存、转运为主，功能单一、雷同，不具备对货物进行深度加工的能力。但广西正加快对广西港口群临港工业群的建设。三港临港工业群的建立与完善，才能长久吸引货源。第四，旅游及服务业薄弱。旅游业的发达有助于提高地区的国际形象，因此旅游业成为现代打造城市品牌乃至区域品牌的重要方面。通过吸引游客前来旅游，繁荣港口经济，促进港口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提高港口的吸引力。而现阶段，广西港口群的休闲、娱乐、饮食等相关服务业层次较低，不能满足国外商务人士、海事工作人员的旅游、休闲需要。 

 

二、广西参与中国东盟港口合作的建设目标 

目前国内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港口，不但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并各自有扎实的工业基础和较完善的产业集群，不但增强了地区经济实力，发达的工业同时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发达地区的港口在航运、交通、金融等方面服务水平较高，成为国际贸易中货物运输的首选，并吸引国内外资本进行产业投资，从而形成了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 

广西港口群虽尚未形成产业集群，港口基础设施也尚不如临近的湛江港，但从最新的广西港口布局规划及对港口的投资力度上看，硬件上的暂时落后不会对港口经济发展构成障碍。但管理机构的理念、管理水平及执行力的相对不足，以及配套的航运、海事、金融服务水平的落后，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港区投资的吸引力。加之广西区内尚未有本科级以上的海事学校（仅有一所中专级的交通学校） ，使海事人才培养上缺失，港区的发展缺乏高层次的人才。因此，为了使广西港口群实现赶超式发展，在自身软硬件水平无法吸引投资或客源时，加大政策支持的力度，形成以下的目标产业格局，以提高地区吸引力。 

港口建设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是相互促进的，港口经济的发展能够优化地区的产业结构，同时港区的完善需要合适的产业结构作为支撑。对比发达港口的建设模式，结合广西的港口布局规划，可以形成以下的产业格局。 

（一）临港工业配套完善。建立配套加工产业，有能力对货物进行深度加工。根据06 年12 月刚通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沿海港口布局规划》中的描述，“十一五”末，防城港将形成以钢铁为核心的产业集群;钦州港将建成规模化的电力以及石化的重化工业基地;而北海港将布局林浆纸一体化、农产品加工、生物制药等临港制造业集群，发展高新技术为主导的临海工业，成为国家级出口加工区。 

对广西钦北防三港的港口做出明确的功能定位，有利于重化工业的建设和合理布局的形成，避免出现港口功能重叠和重复建设，有助于广西港口群对货物深度加工能力的形成。而对货物深度加工能力将成为优惠政策外，成为广西港口群吸引国外货物进港加工的主要因素。 

（二）交通运输业发达。发达港口的发展需要发达的交通网络支持，因此发达的港口在陆运与空运能力上，能与海运能力匹配。广西港口群运输业的发展目标要求陆运与空运能力能与亿吨的港口吞吐能力相适应，使钦北防港真正成为中国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口，充分发挥大西南枢纽港的作用。配套的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和空中运输的能力可以为开发广西区内的旅游资源，拉动经济，繁荣文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三）旅游业及相关服务业繁荣。相对于旅游业发达的地区，北海乃至广西区内的旅游资源的开发更显得大有潜力可挖。在现有北海银滩旅游项目上，在优美的海滨城市内兴建博物馆，在增加旅游收入的同时，发掘广西的文化资源，将北海建成世界了解广西历史、地理、自然及人文风貌的窗口，同时提升了城市的品位及文化内涵。通过繁荣旅游业，可以刺激娱乐业、餐饮业、服务业及会展业等产业的发展，促进地区的劳动力投向第三产业，繁荣服务业，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对各种行业的配套服务水平也提出新的要求，使城市服务水平进一步得到提升。随着交通运输的便利化程度提高，北海的旅游业可以更进一步向广西区内扩展，开发广西区内的各种主题旅游路线，广西区内旅游实现联动式发展。 

（四）金融业服务水平高。发达的港口均是地区乃至全国的金融中心。港口贸易特别是跨国贸易必然伴随大量的货物及资金流动，因此港口的金融业包括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证券业等都应该具备国际化的服务水平。广西港口群在北部湾经济的战略地位，要求钦北防港口形成较为完善的金融业与之匹配，使广西北部湾经济开发区成为环北部湾的区域金融中心。

（五）港区腹地产业发达。临港工业的发展，不但港区成为进出口的加工基地，并在此基础上延伸产业链，使港区腹地形成完整的产业集群。广西港口群根据重化工业的布局定位，在港区腹地逐步发展配套的钢铁、石油、化工下游产业链，形成重化工业产品深加工产业，提高产业附加值，推动临港产业及腹地工业的发展。 

（六）符合港口发展要求的教育产业的形成。港区腹地发达的产业，需要高层次的人才为之服务。在广西北部湾经济开发区的区域内，必须形成各层次的海事人才培养和研究机构，以满足港口研究及各种人才的培养的需要。 

 

三、广西参与中国东盟港口合作的发展路径 

通过对广西港口群的现状与目标产业格局的对比分析可知，广西港口群是在工业基础薄弱及航运服务水平较低的前提下发展，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的战略目标，使广西北部湾经济开发区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第四个增长极，在临港重化工业布局尚未完成，没有形成规模生产能力前，必须突破单纯依靠临港工业发展的策略，发展地区经济。为实现广西港口群的发展目标，其建设的路径可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沿海工业布局尚未完成之前，大力发展过境贸易的商业型港口;第二阶段逐步完善临港产业集群，从商业型港口过渡为具备运输、贸易、工业、旅游功能的综合型的港口;最后阶段实现区港经济一体化，即利用港口功能的辐射，带动广西区内城市的发展。 

（一）建立商业型港口 

制定优惠的港口政策，发展过境贸易，吸引外国船舶或货物过境，从中获取运费、堆栈费、加工费等。在发展过境贸易的过程中，港口的硬件设施与服务水平成为吸引船只停靠的条件。在硬件上，广西正在加大投资，计划到“十一五”末，钦北防三港将建设万吨级以上的泊位60 个，年吞吐量可达到亿吨。转运的货物量的迅速增大，要求港区必须有相应的仓储设施与之配套，因此需要在港区设置保税仓库。在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背景下，广西港口群应积极争取国家的政策支持，设立保税区，并充分发挥保税区的国际贸易、出口加工、保税仓储和物流分拨的基本功能。在软件上，挑选国内外实力雄厚的航运企业，他们为广西港口带来的客户的同时，多年的运营经验为港口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技术，规范港口运作的标准，提高港口服务的水平。并通过他们培养一批航运业的技术及管理人员，逐步提高广西港口的整体技术及管理水平。 

加大内联交通的建设力度，实现铁路直达港口及海铁联运，做好各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形成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商业型港口的主要作用在于利用港口运输功能促进贸易和转口贸易，功能单一，对拉动地区经济作用有限。但以此为机会，在广西港口工业布局尚未完成的阶段内，繁荣港口群经济，为将广西港口群过渡成综合型港口创造有利条件。 

（二）发展成为综合型港口 

根据广西对临港产业的布局，逐步将广西港口群发展为具备贸易及转口贸易、工业、出口加工、运输等现代港口功能的综合型港口。在港区内，加工工业水平逐步提高，可以通过自身的服务，形成自我封闭运转;港区内各种功能相互依托和影响，形成工贸相结合的港口经济区;开发港口旅游资源，形成商贸旅游相结合的港区经济。此阶段，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背景下，东盟国家贸易货物在遵守有关卫生、移民等项的法律规章下可以免征关税进出钦北防港，可在港口区内加工、贮藏、买卖、装卸和重新包装等。此时将广西港口群发展成集国际中转与配送功能、海运服务功能、海事金融及离岸金融功能、自由贸易功能及旅游服务功能为一体的港口。 

（三）实现区港经济一体 

此阶段充分发挥港口的辐射作用，带动广西区内经济的发展，将实现区港经济的一体化，达成目标产业格局的建设。表现为进出口贸易的繁荣，临港加工工业配套完善;港区腹地产业得到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集群;交通运输便利，真正成为大西南的交通枢纽，并在东盟自贸区中的货物中转中发挥突出的作用;深度挖掘区内旅游资源，推动商贸、旅游及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海事金融、离岸金融等多种金融功能;港口研究及人才培养的能力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进一步提升港口的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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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中图分类号:F7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4-0042-08

一、引言及观点综述

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两大经济体,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长期以来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中美贸易的格局基本是以中国整体对外贸易顺差不断上升、美国整体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攀升为基本背景,而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是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上升为显著特征的。巨大且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给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第一,加剧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尤其是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第二,为以美日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对人民币升值施压提供了口实;第三,使得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陷入因内外均衡的冲突而左右为难的窘境。因此,探究中美贸易顺差形成的真实原因,从而重估中美间的贸易差额的真实情况,有利于化解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严重的国际压力,为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

中美之间的这一贸易格局引起了政策层、商界和学界的极大关注,并进行了许多政策性和理论性的讨论,提出了争议极强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人民币人为地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从而导致了中国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顺差。这种观点主要集中在政策界,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层,而理论界深入系统的研究较少。Chou(2000)是学界少有的系统分析中美贸易与人民币汇率关系的学者,但他的研究局限于汇率波动与贸易余额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如光(2005)、卢向前等(2005)以中国对世界的贸易,而不是中美间的贸易为对象,研究汇率与贸易差额之间的关系,计量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进出口额有显著影响。但李稻葵等(2006)的评价认为光没有考虑到时间序列的单位根问题,而卢向前虽然考虑了单位根,但使用简单的最小二乘法回归是不合适的。李稻葵等(2006)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变化对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中国从美国的进口的变化都没有任何统计上显著的相关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对国际市场出口(包括对美国出口)方面有大量的政策鼓励和制度激励,人为地导致大量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相反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受到了种种政策性和制度性的限制,以至于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阻力非常大,致使两国贸易不平衡。这一观点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政策层,认为中国实行了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然而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同样的贸易体制和政策下,中日和中韩的贸易结构并没有出现中美贸易那样大规模的变动。如中日之间在2002年由贸易顺差变为逆差,而中韩之间的贸易逆差一直在扩大。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中美两个经济体储蓄率的不同所导致。这是美国的宏观经济储蓄率近年来不断下降,而中国经济的储蓄率不断上升的结果,因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国的贸易顺差的本质就是储蓄过剩,逆差就是储蓄不足。如李扬(2005)认为,以中国高储蓄率和美国低储蓄率为特征的中美两国宏观经济失衡导致了中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增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的高储蓄支持了美国的高消费。李稻葵等(2006)通过比较复杂的计量经济分析,认为中美两国相对储蓄率的变化导致了中美贸易余额的变化,并且分析出了贸易余额变化的95.45%由中美储蓄率差异带来,美方因素则占总体的78.11%。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那就是到底如何计量储蓄率。中国目前专门针对储蓄率问题进行的研究很少,很多人(包括学者)对储蓄率概念产生了误解。我们平常所讲的储蓄实际上是货币银行学中的一个概念,即储蓄存款,它是一个存量,而在经济学中所讲的储蓄是一个流量。经济学中与贸易收支相联系的储蓄概念,实际上是国民储蓄,而不是国内储蓄,更不是居民储蓄。同时中国国内所引用的储蓄率与国际惯用的储蓄率在计量方法和统计口径上不一致,因而中美之间储蓄率差异的可比性是令人怀疑的。任若恩等(2006)利用美国NIPAs中的储蓄率计量方法和口径对中美之间的储蓄率进行重新核算,发现中美之间的储蓄率差异并没有那么大。然而很多学者在讨论中美两国储蓄率的差异时,用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同美国的居民储蓄率相比较,从而得出中美两国储蓄率相差巨大的结论,并将其认为是产生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另一方面,根据开放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应该是储蓄―投资缺口才与贸易收支差额相联系。尽管统计数据显示出中国储蓄率确实很高,但同时中国的投资率也是非常高的,因而储蓄―投资缺口并不一定很大(周加来等,2006)。

第四种观点在关注中美贸易失衡时,主要解释为什么中美之间所报告的统计数据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他们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被夸大了,其原因是由于进出口统计的产销国原则、进出口计价因素、香港转口贸易因素、服务贸易因素等所导致的。如Fung 等(2006)认为,应该在现行中美贸易差额统计的基础上作如下四项调整:一是船边交货记录原则转化为船上交货记录原则及成本保险费加运费调整;二是通过香港或其它地方的转口贸易扣除;三是转口贸易加价;四是服务贸易调整。经过四项调整之后,他们测算得出中美2005年的贸易差额应该为1707亿美元,这高于中国海关的统计(1142亿美元)而小于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6亿美元)。而Schindler等(2005)在分析中美贸易差额时,尤其强调香港在中国转口贸易中的显著作用,他们认为现行的报告数据并没有反映这些,因而误解了中国的进出口实际情况。他们经过重新测算后认为,2004年的中美贸易差额在530亿美元到1290亿美元之间,低于美国的统计而高于中国的统计。但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解释中方和美方所报告的数据为什么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而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深层次原因和问题的解决缺乏深入的探索。

第五种观点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以及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处于产业链的下游,使得现行的贸易统计体系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商业活动,从而夸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如郭彦英(2005)强调国际产业分工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认为中美贸易差额的不平衡实质是国际产业分工所处位置高低导致的利益分配链条上的层级关系;而贾怀勤(2006)和李月芬(2006)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使得传统贸易统计背离了国际交易当事方利得。这种观点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基础,但是没有提出更为具体的更具说服力的数据。而姚枝仲等(2006)虽然提出了“中国国民对外贸易差额”的概念,并进行了一些很粗略的估算,但只能说明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而无法真正揭示在新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

因而在引进美国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框架的前提下,以所有权为贸易统计原则,通过捕捉FDI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本文发现中美贸易顺差大部分是由外商直接投资所致,从而正确评估中美贸易不平衡,使得理论界、实务界以及决策层对中美贸易不平衡有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认识。

二、美国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下的四种国际商业活动差额

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即按照资产的“所有权原则”而不是“产地原则” 来统计对外经济活动的数据美国商务部经济普查局基于海关申报表的关联方进口贸易定义为直接或间接拥有6%以上表决权股份的关联公司间的进口贸易,关联方出口则定义为直接或间接拥有10%以上表决权股份的关联公司之间的出口贸易。。“所有权原则”能够很好地弥补“产地原则”的缺陷,如海外附属机构反向母公司所在国销售这种“跨境”而实际上并不“跨国民”的公司内部交易,以及海外附属机构在东道国销售这种并不“跨境”但“跨国民”的交易(吴海英,2006;万光彩 等,2007)。而且在“所有权原则”下,也能够较好地克服国际生产网络中中间品交易的重复计算问题,如当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其要素投入时,其最终产品形成过程中的中间产品在跨国公司内部流动时,“所有权原则”就避免了“产地原则”下的重复统计问题。

美国由于最早意识到现行贸易统计体系的缺陷,因而启用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框架作为对现行体系不足的补充。早在1989年,美国的贸易统计专家就提出建立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的构想,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启用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统计框架(李月芬,2006)。但美国并没有抛弃传统的贸易统计体系,而是在传统贸易统计框架的基础上,用以所有权为基础的统计体系作为经常账户的补充账户。这个被称之为“一个基于所有权统计框架的美国经常账户(An Ownership-Based Framework of the U.S. Current Account)”的报表,其基本结构如表1(Lowe,2008)。通过表1,我们能够测算出美国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下的四种国际商业活动差额。

第一种是经常账户差额,这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传统差额,它等于表中的line1-line21+line41,即,表1中的第1行“货物和服务出口及收入”减去第21行“货物和服务进口及支出”加上第41行“净单边转移”。表1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经常账户差额为-8114亿美元。

第二种是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它等于表中的line3-line23,即,表1中的第3行“货物和服务出口”减去第23行“货物和服务进口”。表1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为-7585亿美元。

第三种差额是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下得出的一个新的差额,称之为“货物和服务、来自附属公司销售净收入的差额”,它的计算公式为:line2-line22。即,表1中的第2行“货物和服务出口、来自美国海外附属公司的销售净收入”减去第22行“货物和服务进口、向外国在美附属公司购买的美国净支出”。表1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这一差额为-5843亿美元。

第四种差额也是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下得出的一个新的差额,我们称其为“外国投资净收入与净支出差额”,它的计算公式为:line8-line28,即,表1中的第8行“来自附属公司销售的美国母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收入”减去第28行“向在美附属公司购买的净支出”。表1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这一差额为1742亿美元。

第四种差额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现行贸易统计无法反映的部分。但是它却真正反映了美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在现行基于产地原则的统计框架下,由于无法正确反映跨国公司通过附属机构销售,因而不能真实反映一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收益。而在美国基于所有权的统计原则下,通过表1第8行中的“来自附属公司销售的美国母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收入”项目,记录美国跨国公司母公司的海外附属机构在外国商业活动所获得的净收入。它等于海外附属机构的销售收入减去该附属机构直接从美国购买的货物和服务,再减去应计入别国的成本和利润(如附属公司雇员的报酬支付等),再减去向同一美国母公司的其它附属机构的销售。表1的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海外附属机构获得的净收入为3102亿美元。同时,通过表1第28行中的“向在美附属公司购买的净支出”项目,记录外国母公司在美的附属机构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所获得的投资净收入。它等于外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机构的销售收入减去在美国附属公司直接在海外购买的货物和服务,再减去应计入美国的成本和利润(如在美附属公司雇员的报酬),再减去对同一母公司的其它在美附属公司的销售在完整的“基于所有权的美国经常账户”中,记录有美国母公司海外附属公司经营活动的具体情况,而且该账户还记录了外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公司经营活动的具体数据。。表1的数据显示,美国2006年向在美附属公司购买的净支出为1360亿美元。这两者的差额就构成了我们所定义的“外国投资净收入与净支出差额”。

三、美国贸易逆差被夸大了多少?

由于同跨境贸易一样,跨国公司通过附属公司销售产品和服务也是一国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重要方式。因此,现行的仅仅统计跨境数据的国际贸易差额,并不能真实反映一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获益。因而在“原产地”原则的跨境贸易统计基础上,考虑到那些“跨境”而不“跨国民”以及“跨国民”而不“跨境”的商业活动收入,才能够真实反映新形势下国际商业活动的真实图景,而这就是基于所有权贸易统计的实践意义。根据这一统计原则,我们在国际收支平衡表贸易差额的基础上加上“外国直接投资净收入与净支出差额”,这样就得到基于所有权原则调整后的贸易差额。根据调整后的差额数据,我们发现被极力渲染的美国外部不平衡实际上被严重夸大了(如表2)。表2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美国的贸易赤字平均被夸大了25%左右。然而这一基于所有权的更科学的贸易差额数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基于产地原则的贸易差额数据仍然是政府、政治家和媒体衡量国际商业活动的惟一标准。

四、所有权原则视角下的中美贸易失衡

由于现行贸易统计体系在统计外国附属机构这种更为重要的国际商业活动数据上的无能为力,那些FDI流入大大超过流出,以及处于国际网络分工下游的国家,其贸易差额的现行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因此这些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FDI大量流入的国家,应该考虑建立一个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统计体系,从而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评价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情况。而美国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是我们最好的借鉴。实际上,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收集海外子公司的经济活动数据,并不断地对其进行丰富和发展,这是美国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启用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框架的前提。然而在中国建立这样的体系还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有关跨国公司经营活动数据的缺乏。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商务部自2004年起开始公布有关FDI经营活动的数据,并正在为建立和不断丰富这一数据库而不懈努力如自2004年起,商务部开始《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一)基于所有权原则的中美贸易

由于目前中国在相关数据统计上的严重缺乏,因而不可能像美国的“基于所有权的经常账户”那样,能够准确捕捉跨国公司经营活动数据。因此我们基于所有权的统计思想,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差额的基础上对中美贸易差额进行调整。我们的目的是想在现有的数据上反映FDI对跨境贸易的影响,而这正是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原则在中国的应用。在所有权的统计原则下,现行贸易统计差额应该在以下几方面作出调整:

第一,在现行跨境贸易统计下,中国海关不能区分哪些是中国公司对美国进出口,哪些是外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对美国的进出口。因此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外国(包括美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通过中国海关对美国的进出口。

第二,美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在中国当地销售和购买等经济交易,实际上发生了所有权在“中国国民”和“美国国民”之间的转移,但由于这种交易没有跨越中国国境,因而中国海关无法统计这些数据。因此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美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在当地的销售和购买。

第三,中国海关无法统计中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机构在美国当地的销售和购买交易,而这些交易导致了所有权在“美国国民”和“中国国民”之间的转移,因而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中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公司在美国当地的销售和购买。

第四,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下,中国海关不能区分哪些是外国公司在美国的附属机构通过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哪些是美国公司对中国的进出口。因此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外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机构通过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中国母公司在美附属公司而产生的贸易规模很小(姚枝仲 等,2006),因而这里我们将其忽略如2004年,在美国的中资企业反向中国的出口只有46亿美元,而同期在中国的美资企业反向美国的出口额高达530亿美元,两者相差12倍多。。在上述调整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得到一个更加简化的基于所有权的中美贸易关系图(如图1)AA表示整个外商投资企业对美国的进出口,而CC仅表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中的美资企业在当地的购买和销售。。图1中AA和BB表示海关所统计的中美跨境贸易。然而如果以所有权为统计原则,则跨境贸易中的AA路径就不属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所有权贸易,因而应该在中美跨境贸易差额中减去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美国所发生的贸易差额;另一方面,在所有权原则下,图1中的CC路径属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所有权贸易,它虽然没有跨越国境,但发生了所有权的转移,它相当于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当地实现的进出口,因而必须在中美跨境贸易差额中加上中国当地企业与在华美资企业之间发生的交易(贾怀勤,2006)。这两方面的调整概括在下面的调整公式中:

TBownership=TB-NXFDI+NXADI

上式中,TBownership表示调整后的中美贸易差额,TB表示现行统计体系所统计的中美贸易差额,NXFDI表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净出口(即AA路径的交易),它等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出口减去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从美国的进口,NXADI表示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本土实现的对中国的“净出口”(即CC路径的交易),它等于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当地的销售减去在华美资企业从中国购买的中间品投入。

(二)FDI是造成中美贸易顺差的根源

在上面调整公式的基础上,我们搜集了大量的权威数据(如中国海关数据、美国商务部数据以及中国商务部外资统计数据),从而对中美贸易差额进行调整,其结果如表3。表3的数据显示,尽管中美贸易顺差由2000年的297亿美元上升至2005年的1142亿美元,但是经过所有权原则的调整后,中国所有权企业与美国所有权企业之间贸易差额基本保持平衡。因此现行海关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并不是由“中国人”造成的姚枝仲(2006)将我们调整后的中美贸易差额称之为“中国国民贸易差额”,以说明哪些差额是由中国人造成的,哪些差额是由外国人造成的。而“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划分是通过“国民”原则而不是“居民”原则。。

表3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美贸易差额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中国海关对美国的净出口。如,2005年中美贸易顺差1142亿美元,而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净出口就高达800亿美元,占全部顺差的70%,而2004年的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3%,其它年份也都在65%以上。而在全部外商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出口中,在华美资企业向美国的出口是主要部分。根据中国商务部的《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0年至2004年,在华美资企业对美国实现的出口分别为181、185、257、351、553亿美元,在所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出口中所占比重平均高达63%左右,而2004年更是高达70%。这说明自2000年以来,在华美资企业反向本国的出口是中美贸易顺差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表3的数据还显示,在华美资企业利用FDI的“绿地”投资方式绕开各种壁垒,而通过附属机构在中国当地销售产品和服务,也是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之一。如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0年至2005年,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当地分别销售了299、364、467、588、750、1076亿美元的商品,尽管它们也在中国购买了中间投入产品和劳务,但是中国的外资优惠政策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使得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获得了大量的净收入。如2004年和2005年分别获得了225亿美元和323亿美元。因此美国母公司通过FDI,在中国销售产品和服务,把中国原本要从美国进口的货物,变为在中国加工,在当地销售,从而降低了跨境贸易下中国的进口数据,进一步虚夸了跨境统计中的中美贸易失衡程度。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两点主要结论:

第一,在FDI使得国际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无国界,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发展,其海外附属机构销售已经成为一种更为直接和有力的市场准入方式的国际环境下,现行的以“物品跨境”为统计原则和通过“报关登记”的数据采集方式的跨境贸易统计体系,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因而需要构建更加合理的贸易统计新体系。而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启用的基于所有权的经常账户补充统计体系,适应了跨国公司海外附属公司大量从事国际商业活动的发展趋势,因而更加科学合理地反映了参与国际商业活动各方的实际利得,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中间产品交易所导致的重复统计问题。本文在这一统计原则下,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进行调整,发现美国贸易赤字自2000年以来平均被夸大了25%。

第二,在基于所有权的统计思想下,我们通过区分产生中美贸易顺差的资产所有权归属,发现中美贸易差额中源自“中国人”的顺差,自2000年以来基本不存在。更进一步研究发现,现行统计体系下的中美跨境贸易顺差70%源于FDI。FDI一方面直接造成了中国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把中国原本要进口的货物,变为在中国生产和销售,把原本从其它国家出口的货物,变为在中国加工后再出口,从而进一步拉大了中国的跨境贸易不平衡。而在中国的FDI对美国的出口中,在华美资企业反向其母国的出口,占了最大的比重。因而在华美资企业是造成中美贸易顺差的重要根源之一。另外,通过FDI的经营活动,美国母公司通过在中国的附属公司向当地销售商品和服务,而获得大量的直接投资收益。这在现行的产地原则统计下,是无法反映的。

因此,为了能够更科学合理地反映中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改变现行统计体系给中国造成的不利局面,中国应在现行海关跨境贸易统计的基础上,尽快建立一个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据此,我们提出如下的对策建议:

(1)尽快建立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微观数据库,该数据库不仅包括在中国的FDI企业,还包括中国“走出去”的国外直接投资企业。中国商务部虽自2004年开始公布《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然而其所涉及的指标均为宏观经济指标,如“各领域吸收外商投资情况”、“外商投资流入的国别或地区”以及“FDI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等。而对于外国附属公司的经营情况的微观数据,却没有进行相应的统计。因此要建立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统计体系,首先必须建立这样的数据库,它既能收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经营活动指标的数据,又能够收集中国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外国的经营活动数据,并且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一数据库。

(2)数据库的建立和丰富应多部门协调运作。鉴于商务部在外资统计上的基础性工作,应该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有关FDI经营活动的微观数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海关的统计数据,而应该以海关数据库为基础。因而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并不意味着放弃现行的基于产地原则的跨境贸易统计体系,只有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反映参与国际商业活动各方的利益。

(3)必须重新审视中国的外资政策。现行的外资政策是在中国资金匮乏,尤其是外汇短缺的特殊背景下制定的。它曾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现在它已经成为造成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的主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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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rshipBased Principle,Real Payments of FDI

and Balance of SinoUS Trade

WAN Guangcai

篇9

一、某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往来审计案例简介

1.公司相关情况介绍

某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该公司)1978年成立，注册地：福建沿海某城市，总资产153亿，净资产49亿；主要经营范围：进出口和业务、加工贸易业务、转口贸易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高科技产业投资、旅游、酒店、实业投资、高科技产品的研制及生产销售等业务。

2.审计事项简述

该公司由若干个业务部门组成，各部门实行独立核算，部门之间的往来、交易均通过内部划账进行，内部往来款通过“内部往来”科目进行核算。该公司还有众多子公司，还有一个未上市的母公司-集团公司，我们将上市的股份公司和母公司(集团公司)以及与子公司的所有关联往来，均定义为“内部往来”。

在审计中该公司的以下问题引起了审计人员的注意：在记录相关内部交易事项时，其所使用的记账凭证附件中通常只有一张“内部划账通知单”，众所周知，会计分录的生成必须以具备经济实质的原始凭证为依据，而在该公司，充当原始凭证角色却是“内部划账通知单”显然不具备“经济实质”这一原始凭证的基本特质，这是其一；其二，该公司以“内部往来”为纽带，以“内部划账通知单”为“依据”的会计分录常常关联到两个以上的部门，由于“内部往来”发生频繁，数量较大，因此给审计人员对其会计处理正确性的核实以及理解该会计事项所反映的经济实质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例如，审计人员在对2007年度该公司礼品部的应收款项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审计人员发现今年该部门的应收款项通过内部往来在各个部门频繁的进行划转，每笔金额虽然都不是很大，但其合计的金额却相当可观，经过向礼品部门财务人员询问，礼品部的财务解释，由于今年公司的外贸业务员有部分调整部门，所以，属于该业务员负责的应收款项也就相应的划转到其所调入的部门；审计人员对财务的解释有所怀疑，因为，根据以前同该公司打交道经验，审计人员发现该公司的管理层对某些会计事项的处理方式很灵活，于是，审计人员就抱着怀疑的态度，追查了几笔款项划转到对应部门本年的全部“流动情况”，经审计，审计人员发现，这些款项除了本年部门间划转这一变动外，再无其他增减变动，即本年该些项目都没有实质的销售和收款的业务发生，并且这些款项的账龄都是一年以上，该公司具有较为严格的坏账准备政策：应收款项账龄1年以内的按10%计提，1~2年的按20%计提，2~3年的按50%计提，3~4年的按80%计提，4年以上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该公司主营业务为进出口业务，有巨额的应收款项，而该公司自己申报的应收款项的账龄分析表与去年相比，无重大差异，本年应计提的坏账准备为-21.00万元，即应冲销管理费用21.00万元，若审计人员按“先进先出法”对企业的应收款项进行账龄分析，得出的结果与企业提供的账龄分析表相似，但若追查通过内部往来划转款项的实际账龄，则得出了企业要补计提2，583万的坏账准备，即审计人员改变了账龄分析的方法，对于内部划转的应收款项，采用“具体辨认法”。

因为那些通过内部往来划转的款项本来上年年末的账龄就为1~2年，如果算上今年，那么该些款项今年年末的账龄就是2~3年，就要从原来的20%的坏账计提比例改按50%来计提坏账准备，那么企业就要多计提2，580多万的坏账准备，这样就会对企业今年的利润形成巨大的压力，迫于利润压力，管理层就决定通过应收款项的内部划转，虚增应收款项的发生额，从而来降低应收款项的账龄，进而达到少计提坏账准备，最终粉饰企业的会计报表，审计人员将该事项写成MPA，向该项目的分管合伙人进行汇报，经过多轮的交涉与谈判，在充分的审计证据面前，企业的管理当局最终不得以做出让步，但只愿意补计提2，000万的坏账准备。转

作为审计人员根本无法了解该事项背后的实际背景。要不是审计人员敢于怀疑，并进行一系列的追查，那么该公司的粉饰报表的阴谋就会得逞，就会给会计师事务所带来了巨大的审计风险，也会给依据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来进行投资决策的广大投资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审计启示

现在，在许多较大的集团公司内部，经常设置“内部往来”科目来核算公司内部以及和子公司的交易、往来。而且，较多的集团公司似乎都“热衷”于通过内部往来业务进行一些“特别的会计处理”达到企业自身不可告人的目的。常见的情形有：

1.类似该公司的上述做法，利用“内部往来”将应收款项的在不同部门和子公司间的划转：当企业的应收款项余额较大并且账龄较长，再加上企业的计提坏账的政策比较严格，企业就会利用“内部往来”，通过内部划转将应收款项的账龄缩短。继而操纵坏账准备的计提额，粉饰经营业绩、调节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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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经济及对外贸易也有了较快的发展，然而中国出12产品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反倾销，这给我国经济及贸易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本文主要论述了我国企业屡受反倾销之害的主要原因及我国的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此同时，与改革开放的历史相伴相长的国际反倾销浪潮却给我国外贸出口前景投下了阴影。现在对我国反倾销的立案已达480多起，涉及的产品达4000余种，使我国每年至少损失100—200亿美元的出口。国际社会频繁的反倾销调查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倾销及反倾销概述

所谓倾销是指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倾销本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因此，WTO及其前身GAq--I~都制定并完善反倾销协议，各国也制定自己的反倾销法规，对倾销行为进行打击，以维护公平贸易秩序。但许多发达国家利用制度上的优势，以合法的理由为借口，通过更加隐蔽的方式设置贸易障碍，以保护其本国的自身利益，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所以，对于国外的反倾销，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一种贸易保护的措施，它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实行贸易保护的最高级工具之一，具有高度隐蔽性的特征，能够利用反不正当竞争的合法行为作掩护，实施贸易保护，行之也最有效。

二、中国企业屡受反倾销之害的主要原因

(一)“非市场经济”问题

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的第2款第7条是专门适用于“那些对贸易实行全面的或大范围垄断且国内价格有政府制定的国家”，即非市场经济国家。该条款承认，在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的价格比较，是存在特殊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世贸成员国可以将相同产品的价格，或以产自另一个国家(第三国际)的相似产品为基础确定的产品价值，作为从这个国家进口的正常价值。只要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案例中确定正常价值所使用的方法是适当的而不是不合理的，这种确定就是有效的。这些条款事实上造成了在实行反倾销措施时，允许使用不同的标准。理论上应找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第三国作为替代国，但美国、欧盟国家、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都曾被选作中国的替代国。尽管是相同产品，但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原料选用问题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本构成、资源开发方式和经济水平差异问题使我国很难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二)不应诉或应诉不力纵容反倾销

反倾销是世贸组织赋予的一项合法权利，反倾销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法律问题。面对国际反倾销调查，我国企业应从法律的角度去寻找原因与对策，而不是逃跑或过分关注法律以外的其他动机与因素。我国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如无力支付高额的律师费用、不懂反倾销的运行机制和法规、不重视受到反倾销调查的市场或希望坐享其成，借助其他企业的应诉保住自己的出口市场等原因拒绝应诉或应诉不力的后果，不仅引发高比例倾销案成立的裁定，还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进口国企业不断运用反倾销手段对我国施压。

(三)价格竞争诱发反倾销

中国企业长期以来，出口受国家宏观调控，一度出现亏本出口以求换汇的目的。虽然现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情况已发生改变，但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似乎还没有从市场经济中学会调整目标，重新定位自己的企业和产品，一味用从前的经营策略出1：3产品，主要表现在出1：3产品时，采取价格策略，即以低价作为进人市场的方法，将开拓国际市场的希望寄托在低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价格优势上。在具体产品出口时，部份企业又会恶性竞争，不断压低价格报价，甚至不惜成本地同国内企业或其他国家企业竞争，这种做法不仅造成国外对我国产品质量的质疑，而且使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的指控。

三、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商会作用，加强政府宏观管理

我国外贸商会建设远远滞后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一些本可以由行业协会来统筹管理的工作无法落实，造成了不良后果。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充分利用商会开展国际市场调研工作，及时全面地掌握有关信息，在企业和政府之间架起一座能够迅速传递信息的桥梁。一方面，商会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管理好行业的经营秩序，防止企业之间出现低价竞销的行为，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使企业能够通过分享市场份额，达到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商会本身的特点，促进商会、商检、海关和企业的沟通合作，发挥商会的协凋作用。对一些出口商品，只有商会核定符合行业协议价格的，海关才允许出口，这样就能有效地避免我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混乱。同时，加强政府交涉和管理。首先，国家有关部门要对不应诉或应诉不力的企业给予严厉制裁，将反倾销应诉与出口管理结合起来，制定真正体现“谁应诉、谁收益”的具体措施。其次，需要同家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如规定出口定价，禁止低价出口，惩罚低价竞销者等。

(二)转变企业经营观念，积极应诉

首先转变传统的经营观念。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一直遵循“创汇第一、利润第二”的经营思想，但是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必须使外贸出口企业尽快建立和健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机制，使企业的经营目标转移到追求利润最大化上来。这样出口企业就能提高自律意识，着眼大局，考虑整个行业的利益，改变我国外贸中低价竟销、出口增量不增值的现状，为国家争得应得的利益。其次由于倾销指控一成立，其造成的损失不会只是某一家企业，而是整个行业、整个民族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因此要想胜诉，每一个涉诉企业必须团结起来积极应诉。实践证明，在反倾销问题上是否积极应诉，其结果大不一样。我国应诉的企业，即使最后裁决倾销成立，其倾销幅度也仅为原来被指控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何况相当部分的反倾销调查根本就不成立。

(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应诉反倾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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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当今贸易的全球化发展，港口物流已经是作为海上运输的重要枢纽，现代的物流也已经是当今国际运输的最好方式，港口承担着国际物资流转的重要责任。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带动了现代港口物流的飞速发展，港口物流有着很好的条件优势，在经济和国际贸易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在当今有着体现国家经济水平的标尺作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十分的重视发展港口物流，伴随着现如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采取可行的措施来提高港口物流的综合服务水平。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性大国，政府也是十分的重视沿海港口的建设，可是我国港口的建设较晚，有些港口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水平比较低的。并且我国的港口还存在着很多较大的问题，相对于世界发达国家来说还说有很大差距的。要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发展港口的物流体系，从而改善我国港口物流中问题，提升港口物流的综合服务水平，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拥有很重要的使用价值。

一、港口物流的概念

随着新的时代的进一步到来，全球经济正向着贸易一体化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快速发展和网络经济的不断崛起，对港口物流提出了的要求越来越高。现代的港口物流已经不再是国家形式的服务地点，而且越来越多的个体港口物流在不断的出现，港口物流的发展方向要以实现顾客的要求为出发点，进行了一系列的从起点到终点，再从原料到中间环节再到成品等等的圈套服务体系。港口也不在单单的进行单一货品的运输功能，而趋向于综合物流运输的方向，运输方式也从以前的车船转换方式变为先进的联合运输，港口物流正在不断的成熟起来。

现代港口物流更多的是具有国际化、多功能化、信息化等特点，现如今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港口物流的国际贸易结合点的作用不断的显现出来，世界上大多数的港口都是从事着国际物流的服务的角色。随着当今网络经济技术的不断发展，港口物流信息化的发展是必经的道路，为了应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港口物流中的很多过程都向着国际统一化标准发展，以便融入到全球化的物流大系统之中。

二、港口物流的发展状况

（一）国外的港口物流

国外的很多港口都在向着第三代集装箱港的方向转型，我国香港港口是世界上最开放的港口，是世界上的最大的港口物流中心，它拥有很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大力建造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也大力支持和非常重视人才，大大提高了物流管理的水平。在世界上比如鹿特丹港、新加坡港等一些港口都一直处在港口物流的前端，尤其是鹿特丹港口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港口物流的发展方向，它处于欧洲一个很优越的地理位置，有欧洲门户之称，且保持着超过五亿吨吞吐量的纪录，占据着世界第一港口的宝座。它的特点是：港城一体化的国际城市、多样化的集装箱运输方式、现代化的港口建设和不断创新的管理机制等。

新加坡港拥有很好的深水港和四个大型的集装箱码头，每年的装卸集装箱量超过了一千五百万之多，是世界上的第二大集装箱枢纽港[2]。它的特点是：政府的大力支持一条龙的发展，紧跟当今最新的科技成果，重视人才，专业性非常的强。

安特卫普港的一半业务是转口贸易，港口的运输量基本上全是国际运输，立志要成为最具有竞争力的国际物流中心，它的特点是：很好的硬件设施基础、很完全的交通网络、拥有现代化的信息处理系统等。

（二）我国的港口物流

我国具有很优越的地理条件，港口物流发展有很好的前景。我国领土面积广阔，拥有海岸线1.8万千米，11万千米的内河航道，承担着很大部分国内贸易运输量和85%之多的外贸货物运输[1]。2008年的时候，我国拥有上海港、天津港、连云港等17个亿吨位的港口，因海洋运输量较大，运费便宜，所以我国外贸的90%以上都是通过海运的方式进行，就港口的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保持着世界第一，船队规模也是十分的庞大，据资料显示，2009年，青岛港的吞吐量超过了两亿吨，远远超过了2005年的全年总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在世界上处于海运大国的行列，就目前来看，全球大宗货物的海运中19%运往中国，全球的集装箱有20%运输到中国，在未来的新增大型海运货物中的60%到70%都是运往中国的，在最新的2014年全球十大港口排行中，中国就占据了七个名额。中国港口2013年的货物吞吐量达117.67亿吨，比去年增长了9.2%，全国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9亿，相比上年增长了7.2%，并且2014年的十个月中，中国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达1.84亿。

我国的港口物流与其它世界上的的港口物流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不论是在硬件基础上还是在意识上都有不小的差距[3]。我国的物流成本非常的高，几乎比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高出一倍，反映出我国物流水平十分的落后，并且港口物流也是处于这样的水平，然而一个国家港口物流的水平可以体现出这个国家整体物流的水平。

（1）我国港口的物流基础设施非常的薄弱，装备水平各异，主要是因为我国港口发展较晚，到目前为止才开始有所发展，各给设施不能完全做到位，物流技术水平也是比较低；

（2）我国深水航道和大型码头不多，随着运输量的不断加大，船只的载货吨位也在不断的增加，需要更多的深水港湾来进行船只的运行；

（3）港口之间的联合成都较低，我国各港口之间基本上处于无序竞争的状态，码头上的各个部门间的工作不协调，并且后方的仓储量小、运输规模小，不能够满足船只运输的需要，更多的为粗放型经营模式。物流方面的信息管理也是十分的落后，各个港口之间不能进行良好的信息交流，从而严重遏制了港口的发展。就长江三角洲地带就出现了多个港口短兵相接的竞争态势；

（4）港口物流的综合服务水平低和专业人才非常少，我国的港口物流信息系统很不统一，没有一个严格的国家统一标准，从而导致了一些部门间不能够进行正常的信息交流，各个物流作业单位间得不到很好的连续工作，信息共享十分的困难，达不到很好的顾客满意度。我国物流行业中高学历人员特别少，只占据了很少的一部分，随着全球经营模式的到来，急需一大批高水平和熟悉国际物流业务的人员来进行港口物流的管理工作。

三、 港口物流建设的提议

（1）要用科学的方法指导我国港口现代物流的发展，我国港口物流的发展涉及到了社会的很多领域，每一种可能都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因此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国港口物流的发展，寻找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港口物流发展渠道，具有长久的战略意义；

（2）要加强与轮船公司的合作，大力发展集装箱业务，班轮公司由于受到如运营成本加大，集装箱运输量增加、运输安全性和运输规模的加大等很多因素的影响，增加了船只的数量，这种趋势促进了港口仓储的功能分化，给港口的后勤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大大促进了码头与船只公司的合作；

（3）政府应该加大加强对港口发展的扶持工作，给予更多的有利条件和政策，加强保税区的作用，改善保税区中各企业之间的组织形式，让它具有市场和企业的双重优势，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港口间的物流战略性联盟。扶持和发展一些具有很强经济实力和拥有国际水平的物流企业；

（4）要加强物流专业方面的人才培养，要积极开展对港口管理者的培训工作，不仅要培养熟悉港口物流管理的中高级人员，还要加大培养下层的操作工人，要从多渠道多方面来引进人才，为港口物流的建设打好基础。还要加强对物流企业的所有人员进行培训，领导层次也要能够接受先进的物流理念。（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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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香港是内地通往世界的桥梁,内地是香港的腹地｡在1997年以前,香港发挥了作为中国重要的对外通道的作用｡九七回归后,内地与香港经济关系的合作性进一步加强,香港作为世界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将丰富的资金､管理经验和技术进一步向内地扩展｡2004年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实施,意味着内地把“入世”的部分承诺提前､超额实现了,避免香港被边缘化,使得香港在内地经济发展中再次扮演重要的角色,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出现新的特点｡对于内地来说,香港的优势依然是内地短期内难以拥有的｡香港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发达的金融系统､公正廉洁的法律体系与公务员队伍｡对于香港来说,内地优势也很明显,政府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充沛廉价的劳动力､丰富齐全的自然资源等都是香港企业十分渴望的｡中国内地与香港在贸易､投资等经济合作领域发展势头迅猛,2006年,内地进口香港CEPA货物总值为4.4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55.9%;税款优惠3.2亿元人民币,比2005年增长54.2%｡截至2007年1月22日,香港有297家企业享受到CEPA零关税优惠｡

一､分工性经济合作

(一)分工性合作的条件和理论基础

1997年以前,政治上的差异和行政上的区隔,使得香港在内地经济发展中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这是内地与香港开展分工性合作的重要条件｡中国内地对世界的开放程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而香港作为自由港,经济开放度和自由度在亚洲首屈一指｡两地之间经济开放度的落差,使得香港成为亚洲一颗耀眼的明珠,成为众多跨国公司的亚洲总部基地｡跨国公司与中国内地进行的贸易,大量地通过香港转口进行;跨国公司欲在中国内地进行投资,也是先在香港设立公司,通过香港公司进入内地｡香港充分利用发达的商业信息网络和巨大的市场辐射能力,成为东亚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作为生产基地,表现为“”,两地的合作呈现出分工性｡世界各地市场的大量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香港总部,香港总部经过分析､处理,又迅速地反馈给内地,内地工厂接到订单后立即组织生产｡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增强了两地的合作性,为两地实现双赢打下坚实的基础｡

分工性合作和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提出的“中心―”经济体系很相似｡“中心―”之间在生产结构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在“中心”和“”之间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影响,“中心”与“”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1997年之前,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典型的分工性合作｡内地企业通过“学习曲线”分享香港企业带来的知识,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内地企业和香港企业产生了“窗口―腹地”的利益合作空间｡在这个合作空间里,内地企业作为腹地,通过学习,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逐渐学会了香港企业的运作理念和经营方式｡学习过程也是个外溢过程,香港与内地的投资､贸易对内地相关产业或企业的产品开发､公司管理､市场营销等产生了提升效应,既包括平行效应――对内地类似企业带来的鼓励作用,也包括垂直效应――对内地上下游关联企业的带来的示范与推动作用｡这其实是个典型的技术外溢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内地明白了市场也是一种经济手段,价格､供求和竞争是市场经济手段中极其重要的三个因素｡

(二)分工性合作对两地经济的影响

从贸易关系看,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内地对香港出口值占内地出口总值的比重均在20%以上,1990-1992年更是达到40%以上,香港是内地最大出口市场｡在香港转口贸易来源地的排名中,中国内地一直稳居第一,所占比重超过50%,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日本｡香港涉及外包中国内地加工贸易的比重也非常高,尤其是从中国内地进口的货品,涉及外包中国内地加工贸易的比重超过70%｡中国内地也是香港极其重要的服务贸易伙伴｡1996年,在香港服务贸易输出中,中国内地所占比重为17.1%,排在第2位;在香港服务贸易输入中,中国内地所占比重为28.4%,排名第1位｡从投资关系看,来自香港的资金在内地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所占的比重均在35%以上,1987年达到了最高值68.6%｡香港和内地“前店后厂”的分工,促进了两地合作优势的发挥｡一方面,带动中国内地经济增长,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服装和电子产品的生产基地｡另一方面,从1987到1996年,制造业在香港经济中所在比重从21.7%下降到6.8%,服务业在香港经济中所在比重从70.1%上升到85.2%,两地分工性合作促使香港成功地实现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两地在分工合作中都获得了较大的利益空间｡

二､竞争性经济合作

(一)竞争性经济合作的条件和理论基础

自九七回归以来,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随着到祖国,两地的政治障碍和行政障碍逐步消失,为两地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内地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与香港在经济开放度上的差距不断缩小,香港也开始感受到内地的竞争压力｡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投资发展加快,产业转移和行业渗透使得两地的经济分工在协作化基础上进一步趋同化｡内地制造业崛起促使香港制造业萎缩,但也促使香港服务业繁荣｡内地服务业的进步很快,在法律､会计､医疗､视听､建筑､分销､银行､证券､运输服务上正在追赶香港服务业水平｡这种外部压力和刺激促使香港服务业为保持竞争优势,努力向更高层次发展｡竞争性合作强调的是竞争基础上的合作,竞争性合作关系所产生的竞争和合作相互转化,为内地与香港经济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使得内地与香港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

学习效应推动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分工性合作向更高层次的经济合作――竞争性合作迈进｡双方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均得以提升｡内地的后发优势充分展现,学习曲线的下降速率明显快于香港的学习曲线,保持快速的追赶香港的势头｡如图2,AB曲线显然比A’B’陡峭,随着产量Q的增加,内地企业的边际成本MC比香港企业下降得更快｡这并非表明内地比香港“更擅长学习”,而只是表明内地比香港“更适宜学习”｡中国内地与香港的竞争表现在[P1, P2]这个区间中｡因为在这个区间中,尽管两地的产量Q不同,但边际成本MC出现重合,两地产品的竞争力出现相同,竞争就不可避免｡中国内地与香港的竞争性合作不是互不相容､优胜劣汰的竞争,而是一种兼容协调､互相促进的合作｡随着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差距逐步缩小,“窗口”和“腹地”的界限渐趋模糊,内地与香港在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产生了竞争,双方取长补短,进一步在经济领域的更高层次上实现相互合作｡这种竞争和合作通过相互转化和动态调整而不断演进｡在竞争性合作中,内地和香港企业或产业的“压力―动力机制”表现为追逐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内在动力与外在竞争压力的互动作用,这种互动作用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进一步增强企业或产业的竞争力,促使企业或产业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从而产生新的能力,实现动力向能力的转化｡

(二)竞争性合作对两地经济的影响

1998-2003年,中国内地与香港在相互竞争中实现合作,上海和香港的竞争性合作､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竞争性合作是前几年的热点话题｡以港口发展为例,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2年世界海运回顾》显示,2001年上海和深圳的港口吞吐量尽管只有香港的1/3左右,但增长率分别为13.0%和27.1%,而香港却出现-1.1%的增长率,香港的航运中心地位受到内地城市强有力挑战,香港很大一部分出口货源被内地城市分流了｡港口经济是香港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种咄咄逼人的竞争压力下,香港港口自然不甘落后｡据《香港港口及航运局2002年报》统计的数据表明,在2002年,香港港口已经全力兴建年处理量为260万标准货柜单位的9号货柜码头,对著名的葵涌货柜港的进港航道也进行挖掘,挖深至15.5米｡这些举措进一步提升香港港口作为全球“最繁忙港口”的竞争力,巩固香港港口作为连接内地与世界的枢纽港的地位,推动内地与香港在竞争中的共同进步｡

我们用FDI流入占世界的比重和投资结合度两个指标来说明竞争性合作对两地经济的影响｡投资结合度是两个份额的比值,具体定义为:香港对内地的投资额占香港对外投资总额的份额与内地吸引外来投资额占世界吸引外来投资额份额的比值｡投资结合度大于1表示投资结合度较强,投资结合度等于1表示投资结合度一般,投资结合度小于1表示投资结合度较弱｡计算结果见如表3｡在1999-2003年,中国内地与香港的投资结合度均大于1,说明两地的投资结合度较强｡比较样本组和参照组,中国和美国的投资结合度很小,只有2000年略大于1,其余年份均小于1｡由此可见,内地与香港的投资合作性较强｡表4显示在FDI流入占世界的比重上,两地的竞争较为激烈,中国内地在2000年明显比香港弱,在其他年度又明显比香港强｡在吸引外来投资上,两地各有胜负,呈现激烈的竞争格局｡东亚地区的外来投资,如果不是投资在中国内地,那很可能就投资在香港｡因此,从九七回归到2004年CEPA实施,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对外投资,表现的是明显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两地的经济合作属于竞争性合作｡中国内地的FDI流入占世界的比重有提高的倾向,同时中国内地与香港的投资结合度远高于中国内地与美国的投资结合度｡在这当中,竞争性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促使两地在经济上既竞争又合作,互相激励,共同进步,在世界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融合性经济合作

(一)融合性合作的条件和理论基础

2004年1月1日CEPA开始实施,标志着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CEPA作为一项制度安排,为进一步改善两地的生产函数提供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使得两地的经济合作由目前的竞争性合作向融合性合作转变,对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影响是深远的｡由于资源供应､产品需求条件和区域分工结构的变化,企业融合､产业融合甚至区域经济融合出现了,内地与香港的各种要素禀赋在更大范围内配置,产生最优回报｡同时,融合性合作是一个经济完全一体化的动态过程,贸易投资壁垒逐步完全消除,资本､土地和劳动力逐步完全自由流动,香港作为“增长极”,集聚效应逐渐弱化,扩散效应逐渐明显,中心―模式渐渐淡去｡香港将经济优势与内地的边际产出率较低的要素结合,促使内地潜在的比较优势向现实的比较优势转变,同时也使得香港可以将经济优势转移到更具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上去,内地和香港都获得了合作利益｡

根据麦氏模型,x要素(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在内地和香港之间流动,使得其他要素得到更充分的利用,x要素收益率在两地上趋于平均化,提高了整个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率｡中国内地的x要素存量为O1S1,要素自由流动前在该要素上获得的收益为梯形A1O1S1C1;香港的x要素存量为O2S1,要素自由流动前在该要素上获得的收益为梯形A2O1S1B2｡x要素自由流动后,中国内地的x要素使用量为O1S,获得的收益为梯形A1O1SE;香港的x要素使用量为O2S,获得的收益为梯形A2O2SE｡两地获得的新增福利为三角形C1B2E的面积,从而提升总的福利水平｡CEPA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不仅降低了两地的产品流动阻力,也降低了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阻力,减少了行政区划的阻隔效应,是实现两地三角形C1B2E新增收益的根本途径｡融合性合作是在CEPA的制度保障下实现的,在融合性合作空间里,内地和香港企业的交易费用进一步降低,价格信号更加透明,各种经济活动可预见性更强,交易效率进一步提升,经济活动更加活跃｡

(二)融合性合作对两地经济的影响

我们主要从生产要素流动性来阐述融合性合作对两地经济的影响｡在资本流动方面,由于中国内地与香港的资本流动阻力较小,两地之间资本流动十分频繁｡从2004到2006年,无论是H股还是红筹股,无论是主板还是创业板,中国内地股占香港股市总市值和成交量的比重均表现出增长的态势｡H 股与红筹股合计主板市值所占比重从28.13%上升到47.67%,H 股与红筹股合计的主板成交量所占比重从45.58%上升到56.39%｡尤值一提的是,2006年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上市时,首日成交额达到375亿港元,创造了香港历年来单一上市公司在单一交易日最大成交额的纪录｡香港的融资金额和融资效率在亚洲区域内是数一数二的,无论是主板还是创业板,中国内地企业都在排队等待在香港上市｡香港利用其独一无二的金融优势条件,通过金融市场为中国内地企业注入的资金是十分巨大｡另一方面,在中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中,以香港为投资目的地所占比重,一路遥遥领先,远远高于日本､美国等吸引外来投资大国｡截至2005年底在中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中,香港占到63.8%,金额达到365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只有香港的2.2%,日本只有香港的0.4%｡香港是中国内地对外投资最重要的目的地,中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都流向了香港,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为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金融市场融资提供了间接的支持｡

在技术流动方面,从中国内地的技术引进统计来看,香港和日本､美国大国相比有一定差距,但是在2004年和2005年中国内地技术引进中,香港排名第5,在欧盟､日本､美国､韩国之后｡香港作为一个人口仅有几百万的城市,对中国的技术输出数量已经十分庞大｡尽管2005年与2004年相比,香港在合同金额､技术费和金额占比方面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日本､美国等技术大国的相应比重也在下降｡从2005年的数据来看,中国内地从香港引进技术,平均每份合同金额为48.2万美元,平均每份合同涉及的技术费为39.8万美元｡无论从香港技术流入中国内地,还是从中国内地的技术流入香港来看,香港是中国内地很重要的技术合作伙伴,既是中国内地技术输出的重要目的地,又是中国内地技术引进的重要来源地｡两地在技术方面的交流活动十分活跃,这是经济融合合作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劳动力流动方面,据香港统计处2005年的调查显示,截至2005年,曾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数目,达到23.7万人,而在1995年只有12.2万人,人数在十年内增加接近一倍｡这23.7万曾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当中约42%受过“专上教育”,而在香港整体就业人口中,受过“专上教育”的比重只有29%｡曾荫权2006年10月11日在香港特区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时说,香港过去三年已成功吸引1.1万名内地人才来港就业｡2006年6月,香港政府进一步推出“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无论从内地劳动力流入到香港,还是香港劳动力流入到内地来看,目前在两地流动的劳动力以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为主｡实际上,劳动力或者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同时也是流动性最差的生产要素｡两地劳动力逐步实现自由流动,说明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正在快速消失｡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两地劳动力流动会进一步打破学历限制,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力也能享受到在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自由流动带来的好处,促进中国内地与香港共同繁荣｡

四､结论

在贸易､投资合作程度不断增加,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制度保障措施不断到位的动力机制下,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济合作按照分工性合作竞争性合作融合性合作的路径而发展｡在1997年之前,两地的合作是分工性合作｡香港作为“中心”,内地作为“”,两地分工协作,香港企业为中国内地企业带来了平行外溢和垂直外溢,两地均实现效率提升｡1998-2003年,两地的合作是竞争性合作｡这种竞争性合作不是互不相容､优胜劣汰的竞争,而是一种兼容协调､互相促进的合作｡2004年CEPA实施以后,两地的合作是融合性合作,各种生产要素在两地间出现自由流动的趋势,经济一体化程度日趋加深,两地经济差异日渐模糊｡沿着这种不断上升的发展路径,两地合作的前景是很明朗的｡CEPA实施的不断深入,是使麦氏模型中双赢部分的收益得以“兑现”的重要途径,降低了要素流动时存在的阻力,两地的经济合作关系更加公平､透明,可预见性更强｡从长期的角度看,不仅两地的经济融为一体,两地的文化合作､政治合作也会更加深入,达到不再区分内地与香港的差异的程度,实现完全一体化｡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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