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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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美贸易现状原因分析

(1)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3)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出口贸易额的下滑，而不是进口贸易的激增。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透露，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贸易额减少了850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软。相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却在增加。

(4)中美两国彼此对外直接投资(FDI)比例极不对称。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接投资结构相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亿～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代替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国具有同美国同样发达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会大幅度下降，贸易摩擦的几率也会随之降低。因此，中国资本国际化程度应大大提升。

(5)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市场范围狭小。现阶段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一些加工工业。由于缺乏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许多产品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不断地被指责为低价倾销。我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这些价格竞争力较强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6)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中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还有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另外，中国国内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进程。3促进中美贸易的相关对策

(1)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对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中国应在政治层面上对美国等采取歧视性措施的主要成员施加压力，使其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2)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3)改变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由外贸拉动向内需拉动过渡。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美两国经济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状况，但这种依存是不对称的。因此，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我国应将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十分庞大，而且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在现阶段，扩大内需应将满足内需作为前提，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要求。

(4)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解决贸易摩擦。有效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括三个部分：市场预警，政策预警和政企沟通。一个完善的预警机制，需要加强三个主体的作用：①政府，政府有关部门要跟踪一些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进口与出口激增，进口与出口价格急速变化的产品驻国外新闻记者也应具备极强的经济意识，及时跟踪和报导国外反倾销或限制进口的动向性信息，特别是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切限制进口措施要进行详细报道。②建立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以发挥其协调，谈判和行业约束及服务的功能行业协会，积极主动地应对，指导、协调涉案国内企业参与应诉，力争取得对我有利的结果。③国内企业不但要学会规则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更要学会如何避免摩擦。我国应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5)慎重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与汇率机制问题。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也是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作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必然要求。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必须慎重，应选择就业压力较小、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市场相对平稳的时机改革。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增加外汇交易工具、培育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汇率风险意识等，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调整积极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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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失衡不仅表现在绝对量上，而且也表现在相对量上，这一比例在1990年为21%，2004年达到了35%，中国因此成为了美国第一大贸易赤字国家，超过了欧盟的24.7%，日本的16.3%，加拿大的14.2%，墨西哥的9.8%。

中美贸易失衡也表现在进出口的产品结构变化。中国不仅劳动密集、低附加值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占有率不断上升，近年来相对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也迅速提高。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先进产品，占其进口技术产品总额的比重迅速上升。根据美国统计数据，2002年这一比重为10%，到2004年9月上升为18%。而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03年1~8月，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620.83亿美元，同比增长55.86%；其中美国是第一大市场，148.58亿美元，同比增长69.56%，高出对全球出口增长速度13.7个百分点，占出口总额比重23.9%。由于输往香港的产品大部分最终输往美国，美国市场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增长点。

二、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实证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贸易逆差持续已久，中美贸易逆差也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各个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先后升值，但是，美国贸易逆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势头。我们不由得质疑，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的升值有利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吗?我们认为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

为说明这一观点，我们选取中美的贸易数据和汇率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在中美贸易关系实证时段选择上，研究数据选取1990年-2004年的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和贸易差额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数据。人民币实际汇率是根据官方统计的名义汇率扣除中美相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为了处理数据方便，我们将1990年定为基期。中美进出口数据取自于U.S.CensusBureau，中美名义汇率源于《99年世行发展指标》，物价指数选取1990年=100的中美GDP折减指数。所有数据处理都用统计软件Eviews5.0完成。

我们试图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汇率变动和进出口贸易额变动之间的内生关系进行检验，汇率变动率RER用(exr-exr(-1))/exr(-1)算出，同样，进口变动率REM和出口变动率REP分别用(impt-impt(-1))/impt(-1)和(expt-expt(-1))/expt(-1)计算得到。贸易余额的变动率B用(b-b(-1))/b(-1)计算得来。

Granger因果关系是基于系统的向量自回归(VAR)来定义(SorenJohansen2000)。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时，采用的方法是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结识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就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因，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Granger1980)其双变量回归如下：

如接受H01：β1=β2=……=βk=0，则X不是Y的Granger因，而接受H02：α1=α2=…=αk=0则Y不是X的Granger因。这样，使用F检验

即可实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其中，RSSR和RSSu分别表示在H01(或者H02)之下的约束和无约束的残差平方和，J和K则分别表示约束个数和回归因子的个数。

但是上述检验从理论上要求残差具有独立同分布性质，这就导致了实证研究中如何确定滞后阶的问题。(本文首先通过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初步确定滞后阶，然后再检验残差是否服从独立同分布。因此，本文中实施因果检验的路径是：第一步，选取初步的滞后阶，估计VAR；第二步，对残差进行诊断检验，据此调整滞后阶；第三步，对最终估计得VAR进行参数约束检验，由此确定变量之间是否成立因果关系。(Grangerl987)

首先，对变量BRERREMREP进行数据图分析，具体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中，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四个变量的数据轨迹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随机游走，所以我们在设定VAR模型时，省略掉截据项，经过反复试验，我们初步选取滞后阶为2，对应的VAR(2)的估计：

对上述估计的VAR(2)，按照方程(3)的变量顺序，方程(4)(5)(6)省去了对因果关系不重要的项。我们以下对其残差进行诊断。

对方程(3)的残差s11所计算的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别为

S=0.42，k=0.78

所以，检验其为正态分布的Jarque-Bera统计量值为

N(2)=3.05

显著水平为0.05且自由度为2的X2的临界值为5.99，故由3.05<5.99而接受原假设，即ε1t服从正态分布，且服从正态分布的概率为0.65。进一步，由于所计算的检验ε1t为独立同分布的统计量及其对应的概率值分别为

Q(3)=4.88，P=O.18

故在显著水平为0.05时，ε1t具有独立性。

对其他3个残差，我们做类似的诊断，其结果一并列入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所有残差在0.05的水平上服从正态分布的，只有ε2t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相关性。但是由于其3阶自相关仅为-0.04，这是个可忽略的数值，我们将视其为无自相关即不严格的独立性。所以从总体上说，残差通过诊断检验，因此，以下我们可基于VAR(2)作因果关系检验。

按照方程(3)的顺序，记相应的变量系数为θi，其中i=1,2,3,4,5,6，则贸易差额变动率即B不是RER的因可表示为H01：θ1=θ2=0，对这一原假设的检验即计算前面所定义的F值，其结果为

F=1.71，P=0.24

F值显然小于对应的临界值，接受原假设。贸易差额的变动率B不是汇率变动率RER的因。对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可类似地实现，其结果一并列入下表，其中的结论是基于显著水平0.10。

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原假设5和6的接受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原假设“B不是RER的因”和“RER不是B的因”的F统计量均小于临界水平，汇率的变动RER和贸易余额B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通过单纯的变动人民币汇率对中美之间贸易差额的影响不大。同时我们注意到，对于原假设7的拒绝，表明在我国出口的变动是造成进口变动的一个原因，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进口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原因。而对于原假设3的拒绝，表明出口变动是贸易余额的成因。这说明我国存在着一些促进出口的因素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的加剧。正如下文分析可知，这些因素主要是两国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和储蓄方面的差距，而这些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原因。

三、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汇率的波动并不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美国方面，相对于支出的较低的国民储蓄率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导致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低下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中国方面，我国的汇率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内经济的失衡对于中美贸易失衡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1.中美储蓄方面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储蓄和投资的差额都等于该国的出口与进口的差额。公式为：

S-I=X-M

公式的左边表示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右边表示出口与进口的差额。一国如果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出口就会大于进口，从而在贸易上就会出现顺差，而当国内投资大于储蓄，进口就会大于出口，从而表现在贸易上就表现为逆差。

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储蓄相对于投资太低。自从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赤字以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供小于求。应该说从1990年以来，美国储蓄占GDP的比重是逐年递增的(1991年除外)，1990年储蓄占GDP的比重为15.4%，到2001年储蓄占GDP的比重升到18.2%，增幅达到18.2%，但是与储蓄相比，美国的投资率却表现出强劲的势头。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投资率节节高升，从1991年的15.3%升至2001年的21.2%，升幅达38.6%，较高的投资占有率而较低的储蓄占有率使得美国储蓄占有率与投资率占有率之差为负值，形成严重储蓄投资的缺口，这在贸易收支中表现为进口大于出口，贸易逆差。

与美国相反，由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我国的投资支出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1990年-2001年的平均投资占有率为38.1%，特别是在1993年投资占有率曾达到43.3%。相对于投资而言，我国由于传统习惯、经济体制改革等原因一直保持更高的国民储蓄率。1990-2001年平均储蓄占有率为40.4%，1995年储蓄占有率更是达到43.1%。较高的储蓄而相对较低的投资使得储蓄和投资占有率之差为正值，这在国际收支上就表现为出口大于进口，贸易顺差。

2.两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上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劳动生产率一般可以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的产品数量或者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导致产品成本和价格的实际降低，另一方面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从而改善贸易条件，促进出口的增加。

我们主要比较中美之间制造业和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服务业等非贸易品部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内外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不大，但是大部分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就相当大了(光，2005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制造业和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我国正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阶段，工资成本较低，而美国劳动力工资成本相对较高，从而中美之间劳动力成本的差距很大。以2001年为例，按照现行汇率计算，美国制造业工资是中国的29.2倍，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19.2倍。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工资增长率，还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我国都明显高于美国。扣除掉价格因素，1990年-2001年，我国分别提高了1.04倍和1.29倍。虽然两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均快于工资增长率，但是中国的速度明显快于美国，扣除掉价格因素，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比重，中国从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66，而美国从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81。由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美国更快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从而在中美贸易中，中国产品就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现行的中美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中国对美国出口就会增加，从而表现出贸易顺差，而美国则是贸易逆差。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中美之间贸易具有互补性、以及美国的产业结构的特点和制度安排也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大多数都是美国经济发展所需要而美国本土产量很低或不愿意生产的；而美国对向中国所需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实行严格的限制，导致相当一部分中国愿意进口的产品无法从美国进口。由于总体上还是比较落后，中国所需要大量的机器设备和中间投入品在美国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也减少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

四、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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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为什么对我国出口纺织品频频发难

(一)导致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国外因素 第一，美国借对中国纺织品的制裁缓解贸易逆差及失业压力。长期以来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使得美国国内许多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颇为不满，他们声称中美贸易中的巨大逆差有损美国利益因而应对我国输美产品予以设限。而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又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为主，因此当美国以缩小贸易逆差为理由而采取保护性贸易政策时，作为我国出口重头的纺织品自然是首当其冲了。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后，我国对美纺织品出口额剧增。美国却认为是低价进口纺织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造成了美国国内产业工人的失业，尽管事实证明美国国内失业率与贸易逆差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但美国政府则声称鉴于“公平”起见，须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纺织品采取以抵制政策，因而作为美国纺织品的主要进口国，我国的进口纺织品成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的“替罪羊”。

第二，美国对WTO体系下的特保条款和非市场经济条款肆意滥用。根据中国加入WTO时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中国加入WTO工作报告书》中做出的承诺，如果世贸组织成员在确定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由于市场扰乱、威胁和阻碍这些产品的有序发展的话，在与中国磋商未果的前提下则可对中国的出口纺织品进行限制，而由于相关文件中对于“市场扰乱”及“威胁、阻碍相关产品的有序发展”的标准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美国则擅自将此标准当作“自由裁量权”而加以滥用，对我国的进口纺织品肆意制裁。 在对于反倾销和反补贴的确定上，按照WTO的非市场经济条款规定，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的反倾销与反补贴的界定价格要低于市场经济国家，这也意味着从2008年特保条款到期到2016年我国“非市场经济国家”有效期结束的八年间，反倾销与反补将成为美国限制我国纺织品进口的主要措施。

(二)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中暴露的我国出口纺织业的弊端

第一，出口纺织品同质化严重，单位创汇额低。我国出口纺织品多年以来主要有中低档产品构成，因此在国际市场上难免要走低价竞争的道路，从而给了进口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可乘之机。产品范围的狭窄、营销路径单一使得我国纺织品出口一旦遭遇制裁往往涉案金额巨大，损失惨重。 另外，与我国其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样，我国的出口纺织品也有技术附加值与品牌价值低的通病，大多数出口纺织品都是国外品牌的贴牌、定牌生产，只能赚取不到10%的加工费，而自主出口产品质量差，档次低，虽然出口量大，但价值低廉，创汇少。

第二，我国的所谓“非市场经济地位”是导致我国出口纺织品在美国频频遭遇特保调查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已成为进口方对我国纺织品予以制裁的有力把柄，因而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确立将对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的解决乃至化解与其他进口国的贸易摩擦都意义重大，这也是我国政府外交工作的一项艰巨任务。

第三，出口纺织品行业协会调控能力欠缺。在对美国出口中频频遭与特保与反倾销调查中，我国纺织品行业协会责无旁贷。纺织品出口量增长失控，出口价格失调，在贸易风险之前缺乏相关的预警信息等等，这些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我国纺织行业协会职能上的不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相比，我国的行业协会起步较晚，机制也欠完善。最典型的就是我国行业协会的双重管理体制即所谓“半官半民”性，使其社会职能不明确，而且我国缺乏与行业协会职权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些都导致了我国纺织行业协会的活动范围受限，执行力度欠缺，从而无法实现对出口纺织企业有效的宏观协调作用。

二、我国纺织品出口如何面对新一轮的挑战

第一，从根本上改变增长方式，从量的优势转向以质取胜。要想让我国出口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真正站稳脚跟的关键在于“质”而非量，即提高出口纺织品质量与品牌价值，提高高档产品在出口纺织品中的比例，从而增加单位出口品的出口利润，让种种保护贸易政策无从下手。针对当前我国出口纺织品中贴牌生产比例大，且国内品牌价值低、数量少的现状，政府部门及行 业协会应当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行业结构进行根本上的结构调整，从生产和定价两方面着手对行业结构进行整治。在出口纺织品的生产方面执行统一严格的质量标准，尤其在安全与卫生标准方面向西方主流标准看齐，建立完善的监管体制;在定价方面，必须理顺当前低价竞争的价格体制，通过引入相关的最低工资制度、劳保制度、税收制度等将出口产品价格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在纺织行业内形成定价策略高度统一的“卡特尔”，对个别企业在贸易中追求短期利益的“个人行为”坚决予以杜绝，这样才能够保证在长期中所有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要使我国出口纺织品在海外市场能够稳据一席之地，品牌战略是我国纺织行业的必经之路，我国应通过技术与资金支持在纺织企业中扶持起一批自主名牌企业，通过过硬的质量和高端定价以及一系列完善的营销网络在进口国确立起巩固的市场地位，扭转国际市场上中国纺织品以往粗制廉价的形象。

第二，做好应对反倾销与反补贴的准备。但随着2008年特保条款得到期，反倾销将成为许多进口国尤其是美国制约我国纺织品进口的利器，并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逐渐被认可，针对我出口纺织品的反补贴调查也很可能会有增多的趋势。面对可能到来的纺织品反倾销浪潮，除了要对出口纺织行业中的价格体系进行整改以外，纺织企业的产权制度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理顺，根据欧美的反倾销法，对于倾销的界定取决于一国政府在资源分配和定价中所起作用程度。产权不明晰是当前我国众多国有企业的通病，因而许多大型国有纺织企业须加快股份制改革的步伐，在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前提下，有效地从机制上切断产权上的政企关联，为反倾销的应对打好基础。而与反倾销相比，我国纺织企业对反补贴似乎更为陌生，在应对反补贴方面的人才相当匮乏，相关立法也欠完善，因而当务之急是在纺织行业内大力普及WTO框架下关于补贴与反补贴的法律法规，并尽快在国内培养起一批我们自己的反补贴应诉人才，尽快熟悉与适应国际反补贴应诉规则，为反倾销应诉做好充分准备。

第三，从单一的出口贸易向全球化经营转变。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贸易体系中区域贸易协定的比例急剧增长，据统计，2005年在自由贸易协定之下的优惠贸易已占到总贸易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跨区域的双边贸易协定也有所增加，这些都对纺织品贸易有着深刻的影响。区域贸易的一体化对我国这样在纺织品贸易领域具有全球化竞争优势的国家是不利的，区域贸易组织的内部贸易对我国纺织品在这些地区的出口会产生巨大的贸易转移作用，因而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应当以合作贸易形式取代单一的出口贸易，通过海外生产及加工贸易的方式绕开区域贸易壁垒，从而利用其内部贸易的优惠安排增大在这些地区的贸易额。

三、结语

伴随着中国纺织品出口走过了一段布满荆棘的道路后，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仅仅依靠低廉的价格和大量的销售额已经很难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了，纺织品贸易竞争的关键所在已经不在于谁掌握有低成本的劳动力，而在于生产中的专有技术、高质量高品位的产品、完善的营销网络和良好的信誉、服务等等。另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贸易集团化的浪潮下，仅仅靠一国国内的生产和出口来占据海外市场的难度越来越大了，要想最大限度的避开贸易壁垒、降低成本赚取利润，就得本着“大市场”的理念在广泛地参与各个领域的国际分工与合作，而这些都是新时期国际贸易中综合竞争力的体现。中美纺织贸易争端暴露了我国纺织品出口的软肋，也让我们意识到要想成为在国际纺织品市场上稳若磐石的贸易强国，提高出口纺织业的综合竞争力是必经之路，也是关键所在。

[1]林娟.品牌之路——中国服装业后配额时代的必然选择[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4，(02).

[2]胡元礼，董岳.由欧美设限看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发展[J].商业经济，2007，(07).

[3]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篇4

一、美国贸易立法的回顾

1、二战以前美国的贸易政策和立法

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贸易政策的法制化和程序化,这体现在美国国内众多的贸易立法及其发展演变上。美国早期的贸易立法基本上是围绕着关税政策来制定的。本世纪30年代对于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年代,遍及世界各国的经济大萧条和贸易战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法》制定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一般关税水平,标志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最高点。1934年美国出台了《对等贸易协议法》,它成为美国贸易政策史上的转折点。该法案旨在降低关税税率以及通过双边谈判和协定来降低对美国产品的歧视,以此扩大美国产品的海外市场,通过出口的增加带动美国经济走出萧条。该法案标志着通过协议进行关税减让的时代的开始。这种通过双边谈判和签署贸易协定来解决贸易争端和推进贸易自由化的作法在1946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签署之后扩展为多边主义。除了规定有关关税减让谈判的事宜,美国的贸易立法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减少贸易自由化对国内工业的严重冲击和负面影响,依法对因进口而造成的损害提供某种形式的帮助。美国根据国际国内经贸形势的不断变化而不断修改和补充其贸易法规。

2、二战以来美国的贸易立法

(1)《1962年贸易扩大法案》

二战后,特别是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来自国外的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冲击了美国国内的部分工业。1962年,出于保护国内工业和减少竞争压力的考虑,美国出台了《贸易扩大法案》,推出“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radeAdjustmentAssistanceProgram简称TAA),为受到冲击的行业的工人提供正常失业福利之外的的调整津贴、援助和再培训机会,以帮助他们转移至新兴的、更具竞争力的行业,对受到外国竞争威胁的公司提供技术援助、贷款和贷款保证以及税收优惠来减少产业调整中的损耗。TAA计划还授权美国总统对外国在农产品贸易中的不公平作法采取行动,这也就是1974年贸易法核心思想的前身。1962年贸易法规定,只有那些遭受“重大损害”并且损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的关税减让而导致进口增加的行业才可以援引该立法得到补偿。美国专门研究贸易政策的学者德尔塔在对反贴补和反倾销案例进行统计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由于1962年贸易法的授权条款和《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将受益的标准订得很高,使受到冲击的部门和公司很难获准接受有关的补偿。

(2)1974年贸易补救法案的201条款和301条款

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一步步放松了进口补救的标准,更加满足了受冲击行业和公司的要求。1974年贸易法的201条款是《关贸总协定》第XIX条款即保障条款的对应条款,它规定对美国厂商因关税减让和进口激增而遭受的损害进行补偿,或者阻止这种损害的发生。该法案第一次授权私人企业可以就国外产业的非公平竞争行为直接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上诉。如果达到预定的标准,ITC会向美国总统提出建议,总统则有权下令提供包括关税、配额或其它进口限制在内的临时性补偿措施。1974年贸易法将1962年法案中规定的“严重损害”的标准降低为仅仅要求证明进口是“严重损害”的“重要原因”,或者是严重损害威胁的重要原因(而不是主要原因),而且,这种损害也不必源于美国的关税减让。此外,TAA计划的标准也有所降低,这些法律规定的变化使得遭受进口冲击的工人、公司和行业组织更容易获得法定的调整援助。

301条款是美国向所谓“不公平贸易”进攻,迫使其它国家对美国开放国内市场的主要武器,1974年立法将301条款的有关权力由总统转至美国贸易代表(USTR)。后者在接到私人部门的投诉后,负责进行调查并向总统提出建议以便总统采取行动(征收额外关税或者实施其它进口限制),针对其它国家所谓“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视性”的贸易作法进行反击,以保证实现美国各项贸易协定项下的权利。这些由美国单方面定义的‘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视性’的贸易作法以及美国提出的贸易报复和制裁措施常常会招至贸易对方的谴责和批评。

(3)1979年有关反贴补和反倾销的贸易立法

东京回合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1979年《贸易协议法》,将美国在多边谈判中的承诺法律化。东京回合上所通过的关于贴补和反贴补以及反倾销的准则,要求对承诺遵守国家的产品反倾销案例进行“严重性损害”的调查。然而,这些多边的规定和标准在美国1979年的立法中得以放宽,比如该法案缩短了对所有的反贴补诉案的时间限制,并且将不公平贸易补偿法的执行责任由财政部部长转交给商业部部长。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反贴补及反倾销立法的实施和执行,为申诉的美国企业和公司提供更加有效的帮助。贸易补偿法标准的放松、规定调查时间的缩短和贸易执法机制的强化,导致70年代以来美国不公平贸易诉讼案件的数量迅速增加。相对于保障条款和贸易调整计划而言,反倾销和反贴补立法成为各个工业部门寻求进口保护的“通常”的“第一选择”。

(4)80年代贸易立法及301条款的各种变形——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

进入80年代,美国进一步强化了贸易立法的301条款,以便更好地为美国的商业利益服务。1984年的《贸易和关税法案》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每年提供一份《全国贸易评估报告》,对重要的国外贸易障碍及其对美国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该法案还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以主动发起301条款的调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对付贸易壁垒的打击力度。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的301条款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每年提交关于外国贸易壁垒的报告,列出所谓“重点国家”和“重点贸易作法”,并将此作为同其它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的主要目标。它强调了美国的所谓的公平贸易规则,加强了对国外“不公平贸易”的进攻和报复性,是强化了的301条款,因而被称为“超级301条款”。

特别301条款作为301条款的另一发展,是用于加强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利益,促进国外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该条款特别创立了“观察国”、“重点观察国”和“重点国家”名单,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国家的政策威慑,促进美国维护其知识产权领域的利益。中国曾几次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列为特别301条款的“重点观察国”和“重点国家”,并以法定调查和贸易制裁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5)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案

1996年美国出台的旨在制裁古巴、伊朗和利比亚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遭到世界其它国家的一致谴责和反对,就连美国的老朋友英国也站到了它的对立面。1996年6月4日,与古巴、伊朗和利比亚年贸易额为18亿美元的欧盟,正式就赫—伯法向美国提出抗议,就连被美国认为最保险的第26届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也谴责美国“执行损害其它国家的法律”。10月16日,欧盟把这个问题提交到世界贸易组织。后者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单方面的措施。1996年11月12日,联合国大会以137票对3票通过了反赫—伯法的决议。赫—伯法一出台就非议纷纷,结果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宣布推迟6个月生效,同年10月16日又决定将赫—伯法第三条推迟到1997年2月执行。美国还曾表示,达—马托法的实施也可以考虑灵活地进行。

二、美国贸易立法与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战后美国的贸易立法的演变过程集中体现了其贸易政策的发展变化,也是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和调整。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退和竞争者的兴起是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的根本性原因。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不仅表现在其对外贸易在世界总额中的份额下降,也反映在美国同其主要贸易对手的人均收入差距和技术水平的缩小上。70年代世界经济的“滞涨”严重打击了美国的制造业,使得贸易问题异常突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浮动汇率制的实施,更增大了美元汇率的波动和经济活动的风险,美元从1981年到1985年期间升值了40%以上。美国同期商品贸易逆差由2.8亿美元增至122.22亿美元。美元突然大幅度的升值是当时美国贸易差额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起到了很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相对实力的衰落和欧洲、日本的兴起推动了世界经济向经济多元化格局的演变,冷战的结束更加速了这一趋势。冷战后的世界经济是以各国为争取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而进行日益激烈的经济和技术竞争为特征的。美日欧这三大经济集团为了加强各自的经济实力和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纷纷参与到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贸易安排当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和地位的上升也加剧了世界经济竞争的激烈程度。为了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维护美国经济利益,美国不断地调整其外贸政策和贸易立法。

1、贸易政策范围的日益广泛,与其它国内经济政策的关联性增强

70年代以前,美国的贸易政策主要针对关税和较为明显的非关税措施(如数量限制)。随着关贸总协定主持的多边贸易谈判的成功进行,各国的关税水平大大降低,美国的贸易政策也从单一考虑关税措施逐渐扩展为包括政府采购、卫生和技术标准、政府补贴等相当广泛的领域。从行业政策来看,美国的贸易政策在70年代以前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制造业如纺织业、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等。近年来,美国的贸易政策也开始更多地针对计算机、半导体和通讯等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中存在的贸易问题和争端,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同时,贸易政策的触角也从制造业开始伸向服务贸易、有贸易关联性的知识产权问题和对外直接投资。1984年通过的综合贸易法案号召不发达国家杜绝侵权和仿造行为,放宽对美国企业投资的限制,并将301条款的适用范围由商品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与投资问题,贸易政策范围的扩展在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中反映得更为充分,它涉及国际金融政策、外国贿赂作法、技术竞争力、教育以及培训等诸多方面。这个法案的名称使用“综合”一词,其原因显而易见,加之该法案长达一千多页的文本,其政策范围的广泛性可见一斑。

2、贸易政策基础观念由“自由贸易”转向“自由和公平贸易”,更强调对等观念

战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一直宣扬其追求“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立场。然而,70年代以来,美国自由贸易的目标却逐渐地被一种“自由和公平贸易”的论调所代替,1985年里根政府的“贸易政策行动计划”标志着美国政府由主张自由的多边贸易转向主张“自由的”和“公平的”贸易,其重点则是所谓公平贸易。70年代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改变了美国人对自由贸易的看法及处理贸易关系的方法。美国人开始抱怨美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远远高于其它国家,要求贸易对手国单方面进行贸易减让以“摆平竞争基础”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美国对所谓的国外“不公平贸易作法”越来越难以容忍,贸易当局开始积极行动。他们更多地利用态度强硬的双边谈判和单边的贸易制裁和威胁以迫使谈判对手作出让步。例如,日本和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60年代以来经济有了飞速发展,美国认为,这些国际市场上的新的竞争者一方面十分积极地为其出口扩展创造条件,他们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迅速提高;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却不愿意开放极其封闭的国内市场,亚洲国家不同于美国的商业做法和市场结构在美国看来更是无形的贸易障碍,严重阻碍了美国企业的进入。美国特别强调指出,这种所谓在其它国家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免费搭车”的做法使得美国的生产厂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不公平贸易”论调同美国的对等观念的转变密切相关。最早的“对等”观念(Re-ciprocity)出现在1934年的《对等贸易法案》中,它强调对等的关税减让即在双边贸易谈判中等幅的关税减让,并鼓励以经过谈判协商的同等的步伐来推进贸易自由化。然而,近年来美国国内不公平贸易论调的兴起扭曲了贸易对等原则。原来意指在具体贸易谈判中各方减让程度的对等性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整个市场状况的均衡方面。这种新的对等观念的产生将美国其国内的市场开放以及其程度完全建立在其它国家能否为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提供令其满意的市场准入的基础上。而且美国通常把双边贸易是否平衡作为美国是否享受公平的市场准入的判断尺码。3、贸易政策的重点由注重限制进口转变为加强政府在出口拓展方面的作用

美国传统的贸易管理是注重对进口贸易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对国外进口商品的实施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来保护国内的产业部门。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侧重点开始由进口管理转向加强对国外所谓不公平贸易作法的重视和对策研究,美国政府也开始更多地出面,更加积极地为美国公司的出口扫清障碍,打开封闭的国外市场。

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自愿出口限制计划”在80年代以后逐渐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由“自愿进口扩展计划”取而代之。很明显,后者的进攻目标转向打开对方紧闭的市场大门,美国这种贸易策略主要是用来对付外国所谓的“结构性贸易障碍”,抵消它们对美国出口的不利影响。它的1988年贸易法主要内容涉及放松出口管制贷款条件以帮助美国的高技术产业、促进政府行政部门更积极地为出口创造良好条件、扩大“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定义范围等等,克林顿上台后,美国政府及外交官员对涉外合同予以大力支持,多次通过美国驻外使馆建立的经援机构来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他们还减少了对与安全有关的出口的控制,尤其是在高技术方面的出口管制。此外,美国政府机构还修改相应的财政规定,与进出口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一起为美国的出口提供优惠贷款。

4、美国贸易强硬化、法律保护主义和贸易立法治外法权主义

近年来,美国越来越多地依靠直接的行政手段来管理贸易事务,处理对外经贸关系,并且显示出更强的主动性和进攻姿态,美国单方面定义所谓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其中的许多做法在关贸总协定中都没有明确规定。它还单方面决定贸易对手国是否存在不公平做法,在它认为必要时并不提交进行多边仲裁,而是要求对方同美国的贸易代表直接进行谈判来解决问题。这种做法被其贸易对手称为“侵略性的单边主义”(AggressiveUni-lateralism),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贸易法的301条款及其各种变形,它们是美国“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的核心所在,同时也是遭受国外抨击和谴责的主要目标之一。超级和特别301条款的出台与实施使80年代美国反贴补税和反倾销税的征收迅速增加,严重损害了其它国家的贸易利益和出口产业。他们纷纷指责美国贸易政策和立法的变化,指出其实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和表现,是“过程保护主义”或者“法律保护主义”。

美国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动辄抬出国内贸易立法,宣布对所谓国外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单方面的报复和制裁,其实质是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贸易领域里的典型表现,美国这种贸易法的治外法权主义不仅违反了国际法的有关准则,也是对多边贸易体制基本原则的严重破坏。它恶化了国际贸易环境,增加了贸易环境中人为的不稳定因素,不利于多边贸易体制取得进展,而且美国的单边主义和301条款的滥用很容易激发各国之间的贸易大战,不利于国际经济的发展。作为美国“治外法权主义”典范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一出台就遭到了包括欧盟在内的各国一致的强烈反应和抨击。西方新闻机构评价说,美国可能是继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南非的“种族隔离”之后本世纪受谴责最多的国家。1996年,不仅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欧盟、里约集团、南方共同市场等国际组织对美国的贸易沙文主义加以公开抨击,就连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另外两个成员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加入了指责美国贸易做法的行列。在冷战之后的新经济形势下,各国都在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加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美国越来越难以行使其个人意志。美国的这两项法律只不过起到了一个稻草人的作用而已。

三、从美国贸易政策与立法的演变看中美贸易争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美国也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风土人情和价值观念上都存在着重大差异,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磨擦。近年来,两国在诸如纺织品贸易、市场准入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对华最惠国待遇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上都发生过纠纷。加深对美国贸易政策和立法的演变历程及其经济背景的理解,有助于正确认识中美贸易关系和纠纷,为改善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1、正确看待中美贸易争端

(1)中美市场准入争端

市场准入问题是中美贸易的本质问题,也是中国加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问题。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是导致该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近几十年来,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的经济贸易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区之一。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这对美国拓展出口意义重大。因此,美国近年来把很大的精力放在打开中国市场,为美国公司占领中国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美国多次指责中国对美国产品封闭市场,批评中国的贸易制度和贸易中存在的许多“障碍”和“壁垒”,如繁琐和复杂的进口管理和许可证制度、进口限额管理的不公开、贸易管理和法规透明度不够等。此外,美国还指责中国对服务行业过度保护,特别是在美国特别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保险和会计师事务所、运输等领域中国的开放度太低。美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做文章,并频繁地向中国施加压力,充分体现了美国贸易政策及策略由追求竞赛规则的公平合理转为追求竞赛结果的对等性,由单纯限制进口转变为限制进口与积极扩大出口相结合,通过增加出口,改善贸易状况,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和解决失业问题。

(2)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与美国的阻挠

我国根据通行的国际标准和自己的国情,坚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多边贸易体制,这是我国的一个根本立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改革外贸管理体制和开放市场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进口关税水平大大降低。而美国无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已取得的成绩,以成熟发达国家市场开放标准和经贸管理的做法来要求中国,要求中国承担与自己的国力和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过高的义务和责任。美国还抬出其国内的贸易立法单方面给我国施加压力,以贸易制裁和报复主义的措施相威胁,力求迫使中国作出更多的开放和自由化的减让,扩大美国从中国发展中所获取的份额。

(3)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中美近年来在知识产权领域屡有争端。早在1989年和1990年美国就根据美国特殊301条款,把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1991年4月26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以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为由将中国列为特殊301条款“重点国家”之一,并以价值28亿美元的贸易制裁和对中国某些出口产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相威胁,要求中国与之签订旨在制止对计算机软件和音响制品的盗版行为的贸易协定。此后,美国又于1994年和1996年多次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做文章,并以高额的贸易制裁相威胁。美国的做法其实质是将知识产权同贸易利益、经济实力挂钩,利用贸易问题和贸易手段外交手段将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法规强加于其它国家,其实质是一种美国利益至上的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从表现上来看特殊301条款执行一套严格的程序,但是它的实际执行往往取决于美国当年的贸易状况和对因贸易伙伴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损害的美国利益进行的判断。对此,美国贸易代表有较大的自由裁定权。

2、采取正确的策略对付美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立法

(1)坚持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和经济技术竞争力,这是提高我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加强同贸易对手谈判和协商中的力量,以便更好地维护我国经济利益。只有经济强大了,外国才会以更加平等的态度来处理双边的经贸磨擦。

(2)进一步改革我国的贸易管理体制,积极向国际标准靠拢。改善进口管理体制,增强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促进贸易自由化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大势所趋。当前,我们应该加强对国际经贸管理和规则的学习,认真地分析和研究我国现行的贸易制度和贸易管理模式,对于那些已经过时的和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做法要下决心进行改革和创新,对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可以做到的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的逐步实现,然而,对于危害我国基本经济利益和属于原则性和立场性的要求和做法我们要坚决顶住压力,维护我国基本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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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应对策略建议

3.1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3.5完善人民币汇率体制

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进；实施“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这样不仅淡化给予美方在其国内定价过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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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国对华贸易有两家商行最引人注目，其一是旗昌洋行，其二就应该是普金斯洋行。这两家洋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旗昌洋行的发展离不开普金斯洋行。普金斯洋行于1792年创办于波士顿，创办者是詹姆斯•威尔科克（JamesWilcock）和托马斯•威尔科克（ThomasWilcock）兄弟，前者后来适逢时机，成为了美国驻广州第三任领事。1806年，普金斯洋行在广州设立分行，主要从事委托代办贸易。威尔科克的侄子约翰•顾盛从16岁就开始到广州在普金斯洋行工作，因精明能干，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成为该公司在中国的负责人。从普金斯洋行建立至与旗昌合并，普金斯一直是美国在广州的最大商，中美贸易有一半的业务是由普金斯洋行。在1828年顾盛返美之后，其外甥福布斯家族的汤姆士（ThomasForbes）受命管理普金斯洋行，但汤姆士在1829年溺死在澳门外海，留有遗书，希望将普金斯洋行的业务，交由旗昌掌理。1830年8月，顾盛提议以旗昌洋行为波士顿行号的单一行，并把普金斯并入旗昌，至此，美国在广州的两大最有影响的商行合二为一。之后，旗昌兼并了一些小的行号，成为美国在广州最大的机构，其实力堪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抗衡。与经营鸦片而出名的旗昌洋行不同，奥利芬洋行因反对鸦片贸易而成为美国在华洋商行中鲜有的经营正当贸易的行号。1828年，做过船货管理员和人的奥利芬在托马斯•史密斯行的基础上组建了同名商行，这家行号逐渐发展成为仅次于旗昌洋行的商行。由于奥利芬在鸦片走私贸易中的坚定立场及对传教工作的支持，使他赢得了行商与本国传教士的尊重。除这三家美国商行外，旗昌洋行的股东之一奥古斯丁•赫尔德后来离开旗昌，另创办了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洋行，还有一家美商洋行就是卫特摩洋行。在美商进入广州几十年中，往来的商行几经更替，只有旗昌、奥利芬、赫尔德和卫特摩这几家行号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有些回国投资，比如旗昌行的合伙人之一约翰•默里•福布斯（JohnMur-rayForbes）在1845年撤出中国，回美国兴建中西部横贯铁路，也有的破产倒闭。

在中国开设洋行的商人，或者本人就很有钱财，或是资力雄厚的美国大商行的亲信代表。当时中国没有银行，交易常须一两年时间，因此需准备巨额资金，同时不仅在华外商与其在伦敦、利物浦、纽约、波士顿的往来商行之间，而且在与世界金融中心之间，都必须保持一种高度的信用关系。这样一来，只有有条件的人才能过得了这些关。在中国的美国商人必须是普通商界之上的一个特殊阶级，不仅大洋行的股东和经理如此，他们的助手也是精明强干的。早期来华的美国商人都是些年青人，平均年龄不过三十岁，一个四十岁的人就是老头了。然而在对华贸易的各个发展阶段中，他们都保持着年青人特有激情与怀揣希望的勇气。厄运从来吓不倒他们，他们很早就已经习惯商业盛衰所带来的挑战。对他们来说，这一季度的失败是下一季度赚钱的预兆，连续几年的倒霉使他们相信大利必将到来。他们的这种职业胸怀使他们在大进大出的大宗交易中充满了商业大王的气势。

二、美商与行商的关系

广州一口通商之时，也是行商制度最完善、中外贸易最繁荣之时。行商代表政府行使权利，却没有独立的行政权。行商往往具有双重身份，被称为“官商”，但“官”是象征性的，官位是花银子捐出来的，在政府中没有实际权利，仅代表政府管理贸易，而“商”则是外商在广州经管活动的管理者，国外商品进入中国必须要经过行商监督，缴纳关税后方能在中国销售，同样在中国采购商品也必须经由行商，行商统一采购后从中抽取一部分佣金，然后以行商的名义报关，这批商品就可以出口。既像官员一样的去参与管理，又像商人一样采办，并负责在清政府和商人之间的上通下达，这就使行商与政府、外商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乾隆十九年（1754年），政府更令以后凡外船之船税、贡银、行商与通事之手续费、出口货税、朝廷搜罗之珍品等事，俱由行商一二人负责保证。非属行商团体内之买卖人等参与外国贸易之禁。”[5]91选择与行商的合作是外商在中国长久经营的最好选择。1784年，美商到达广州之时，正值广州行商独揽贸易之际。与行商交好可以保障在华的外商利益，因此聪明的美国商人与行商交往密切，特别是美国在华最大的旗昌洋行与怡和行伍家的关系。1939年入伙旗昌洋行的福布斯先生曾这样说：“行商是一个遵守信用的团体，在交易过程中遵守合约、忠实可靠，慷慨大方的……我从未在任何国家看到有如同在此地一般的诚信无欺之高度的商业道德。”[3]49多数美商与怡和商行的浩官做生意，怡和行的货价较高，但交货时货物的质量都能守信，怡和行在美国的信誉极佳，贴上该行的商标，在美国的售价一般都比其他同类的要高一些。

行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垄断了对外贸易经营权，这就使行商能富甲一方。“金银堆满十三行”就是用来描述十三行的繁荣。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怡和行伍秉鉴就以巨额的财富成为世界少有的富豪。他的投资遍布多个领域、多个国家，其影响力蜚声海外。伍浩官的出名不仅仅是因为他积累的财富，更得益于他的名声。他很愿意与广州口岸夷商中的新锐———美国商人以及港脚商人往来。在与外商的交往中，伍秉鉴非常注重信用，而且慷慨大方，他曾经亲手撕毁了一位美国商人欠他数万银元的借据。美国商人把他看成了行商中最可靠的人，尽管他生意太忙，收费较高，仍乐意同他交易，因为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美国在广州的两大商号：普金斯洋行与旗昌洋行，皆与伍秉鉴有着密切的生意往来。而后者与伍家的关系特别亲密，因为它的建立是伍秉鉴一手促成，他给了美国的义子福布斯50万银元，帮助他成为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后来旗昌洋行成为美国最大的在华商，几乎可以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抗衡。同时，他还投资于美国的铁路，通过福布斯的运作，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同时也使福布斯成为有名的铁路大王。权利与责任、义务是相一致的，行商在财富面前很难中饱私囊，政府对行商的管理制度及通过各种理由对行商的敲诈与勒索，足以让夹杂在中西方贸易之间的具有双重身份的行商腹背受敌而繁华尽去。而这些管理制度会传导到西方商人的身上，对后者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成为行商后就要充当外国商人的“保商”。“外船驶入广东时，凡入口货税及出口货税均须经行商之手，并须由行商保证，是为‘保商制度’。”[5]143旗昌行亨特记载：“洋船或其商如违犯通商章程，均由行商负责。官方认为行商能够并应当管理驻广州商馆的洋人与泊在黄埔的船只。行商有‘保证’他们守法的责任。因此，和每只洋船一样，每一外侨自登岸之时起，必须有其‘保护人’，于是行商便成为‘保商’了。我们的保商是(伍)浩官，当然他还担保了别人。由于这种关系，我们戏称他为我们的‘教父’。”行商要监督与管理外商的商业行为是否合法，如商船挟带了违规的商品或是船员寻衅滋事，行商都要受到牵连而被责罚、取消行商的头衔、弃军甚至有丢掉性命的危险。1728年，英联合公司（UnitedCom-pany）大班弋弗雷(dfrey)未经过总督批准，就与各商人进行自由贸易，之后总督将担保的行商召来，斥责行商办理洋务不善，将保商henqua禁锢。

1817年，美国一艘名为“沃巴什号”的货船停泊于澳门海面，几名中国人冒充买办来找船长，被允许上船后进行了突然袭击，五名美国水手被杀，船上的贵重物品被劫掠一空。事后，船长甘特将事情经过及财物损失情况写成报告交给清政府要求对被害者及船只进行赔偿。由于被捕的嫌疑犯坦言抢劫后被分到的是三包鸦片时，两广总督怀疑“沃巴什号”运载鸦片，所以拒绝做出被劫持财物的赔偿，并向行商谕令：“此事确系全属由于该外国商人运来违禁品鸦片而起，甘特咎由自取，如其它船只不运送鸦片，则彼等将无所疑惧。”[4]317与此同时，行商因美商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须承担连带的责任，伍浩官被罚了160000两白银，其他三位商总被要求募捐一些给公共事业。这次袭击事件迫使行商处于绝望之境，经充分商量后，他们作出决定，“凡任何船只的船长如果不签具私运鸦片、纹银或白银的甘结，一律不予担保。[3]46保商不仅要保证外商在华通商的守法行为，同时还要对他们在华期间的生活行为也要负责监督。为了加强对外国人及外国贸易的管理，清政府多次制定各种章程派发到商馆，由行商宣读给外国人。[6]304所有规章都在行商的监督下严格执行着，特别是有关妇人的条款。1830年，有三名外国女子潜入英国商馆，中国官府威胁要中断贸易，并要惩处保商。这些妇人不得不离开去澳门。清政府之所以对妇人进入广州严格管理，主要还是担心外商在华乐不思蜀，长期定居在广州影响到社会安定，尤其穿着西洋服的女人们走在大街上对于保守的中国人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第二，公行是对外贸易的“吸金器”，但获得这项特权也意味着付出较大代价，首先加入行会，就要付出20万两银子，同时还要因为公益事业，如兴建水利、赈济灾区，行商每年需进贡百数十万元，其中大部分被政府官员贪污。最大的一笔支出是为粤海关每年采购官物所消费的金额，筹措贡品的资金与采购贡品的工作全由行商办理。1814年，清政府因急需六百万两巨款，令广东官吏捐助多半。在上谕未到达广州前，就议定由广东的盐商出资四十万两，其中十六万由盐商负担，二十四万由行商负担。行商潘启官、叶仁官、伍沛官、卢茂官等都捐出了两万至五万不等。难怪有英国人记载“行商破产之一部分原因虽由于骄奢逸，无可避免债务之梏桎，然根本原因则在饱受政府大吏之苛敛勒索所致。”[5]147另外，各种货税、规礼、船钞等名目繁多的收费，大大增加了外商进口的成本。“船有‘船钞’，每船征收一千一百七八十两至一千三四百两，货有‘货税’……初有百分三之税，后又有百分四附加于正税外，其后又增至百分六。”

除船钞与货税外，海关勒索更是层出不穷的，“其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条；又放关出口，书吏等验舱、放关、领牌、押船、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名目之多，不胜枚举。而又不分船只大小等次，一律于‘船钞’、‘货税’外完缴。”[5]90资金的来源最终必然转嫁到外商们的身上，途径就是行商利用其垄断地位对商品进行统一定价，外商只能服从，这对崇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外国商人来说是极大的限制。1720年，广州的商人组建了“公行”，专揽茶、丝、及大宗货物，而扇、象牙、刺绣及其他小宗商品由公行以外的散商负责。“中国人正在成立的这种组织是要对他们售给欧洲人的货物，自行规定价格，以便不论是不是卖主，都能从上述货物上得到他们的一部分实际利润。”[7]1381755年，“保商制度”建立后，所有与洋船的交易限定由行商经营，而把那些似乎已逐渐参加贸易的小商人们全都排斥在外。围绕着外国商人的圈子越缩越紧。他们曾经一再抗议并以退出贸易恫吓，但都无济于事，唯一改变的就是清政府在加强对外贸易管理方面又向前进了一步。第三，行商所遭勒索、行商与洋行的债务关系导致公行的连带危机。虽说行商是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也有“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之说，但行商的巨富却隐藏着重重危机。行商除承担税收之外，铺张盛行、国用无度的清政府又以皇帝寿辰、国家战事、河工水利、征剿盗匪等各种名目向行商勒索摊派银两。再加上贪婪的宫廷和官府的榨取，仅1773年到1832年的数十年中，洋行捐款就达400万两之巨。同时，行商自身奢侈的生活也使资金变得更为紧张。此外，广州行商订购茶叶也要现银支付，所以资金周转成为行商经营上的突出问题。18、19世纪广州口岸借贷的年利率高达20%到40%，而当时英国银行的利率水平仅有3%左右。每当贸易季结束时，外商离开广州之时为避免海上风险，都会将一笔闲钱留下来放贷，此后，放债成为外商的一个获利来源，同时也是行商覆灭梦魇的开始。1780年，8家行商中的四家共欠外债380万元，他们原来借贷的实数仅为107万，经利滚利竟然翻出3倍多。政府除将行商颜时瑛、张天球革职充军伊犁外，还命令“所有泰和、裕源两行资财房屋交地方官悉行查明估变，除扣缴应完饷钞外，俱付英人收领，其余银两著落联名俱保商人潘文岩等分作十年清偿。”

这是行商分摊商欠的开始，这种由行商共同承担经营风险的连带互保制度，从此成为官府治理行商的法宝，它实际是保甲制度在洋行经营中的应用。清政府严厉惩罚商欠仅限于对行商，外商对行商的欠款，清政府却没有任何的约束机制。1814年，丽泉行商人潘长耀忿然将拖欠自己货款100万的纽约和费城的商人告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曾致信美国总统麦迪逊，希望无拘无束的花旗商人在中国能够守信。越洋诉讼非常困难，虽然潘长耀最后胜诉，但到1824年丽泉行倒闭时，被告仍没有偿还欠款。1808年担任总商的同孚行潘有度以10万银两贿赂海关获准退商，并在遗言中告诫儿子：“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到1814年，行商十之八九濒于破产。

篇7

（一）基于实证的分析

为了分析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向美国出口额的影响，本文首先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两者的关系。上搜集了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单位：千美元），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搜集了同时段各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取一美元折合人民币（平均数）。对两个时间序列分别取对数，然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不能拒绝两者分别不是对方的格兰杰原因的虚拟假设。因此，从实证方面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向美国的出口额影响不大。

（二）基于美国出口政策的分析

按照国际经济学理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汇率下降，本国货币升值，那么外国出口商品以本国货币标示的价格就会降低，从而外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提高，本国从外国的进口量增加，进口额增加。人民币升值，可以使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变得更便宜，从而增加中国对美国的进口。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美国出于政治战略的考虑，对我国从其企业进口该类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因此，人民币升值不会使我国从美国的进口有很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对我国从美国的进口额不会产生很大影响。

三、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结构的影响

中美贸易是典型的互补型贸易，但是，在这种互补型贸易中，我国处于不平等地位。宗毅君（2006）计算了1990～2005年的中美相互贸易结合度。结果表明：美国对中国各年的贸易结合度都小于1，即贸易联系较松散；而除1990年外，各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合度都大于2，即贸易关联较紧密。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在中美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不平等。

其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我国出口市场集中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市场，二是因为我国出口到美国的是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从美国进口的却是附加值较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而这两个原因又同我国目前的比较优势和贸易形式相关。由于我国技术水平不高，但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低廉，我国出口企业长期以来是依赖劳动力成本低带来的价格优势在美国市场竞争，出口的产品大多是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又由于我国的出口贸易形式是以加工贸易为主，在相当数量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我国企业仅仅扮演了装配工厂的角色。即使是在一般贸易出口领域，有些高科技产品如电视机、手机等的确是中国生产，但这些产品的核心部件却全部是中国从国外进口的。因此，我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主要通过低价大量销售保证利润，由此引起了美国市场上同业恶性价格竞争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形象。

人民币适度升值，将导致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上升，势必挤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这样可以最有效率地把那些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低的、经营管理不善的、成本高且效益低的企业和产品排挤出海外市场，还可以迫使优势企业积极改善经营管理，力争在技术、品牌和营销策略等方面取胜，依靠科技进步、品牌设计和产品质量获取竞争优势。同时，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先进设备的进口成本，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与出口结构升级。另外，人民币升值降低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本，有利于企业走出国门，进行产业转移和技术学习，从而促使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另外，从我国对美国的进口贸易结构来看，人民币升值会使美国的出口产品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降低，只要美国对华出口限制政策有所松动，我国就会加大对美国高科技产品的进口力度。

四、人民币升值对中美双边贸易条件的影响

中美双边的商品价格贸易条件为我国向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与我国从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之比。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商可以选择出口商品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不变，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上升，市场份额减小或者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不变，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下降，利润下降；而美国出口商可以选择出口商品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不变，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下降，市场份额扩大或者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不变，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上升，利润增加。中美出口商面临人民币升值会选择哪种价格调整的方式，取决于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市场竞争状况以及中美双方的贸易政策等。我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大多是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的商品，并且在美国市场上，我国的产品质量要优于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因此，在人民币适度升值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商可能会提高出口商品的以美元标示的价格，因为这样并不会使我国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大幅度萎缩。而美国出口到我国的商品大多是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商品，且在我国市场上，美国厂商要面临欧日等厂商的竞争，因此，美国出口商会选择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不变，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下降来扩大市场份额。综合这两方面，人民币升值会使我国出口商品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上升，而美国出口商品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不变，我国对美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得到改善。

另外，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可改善我国对美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双要素贸易条件为商品价格贸易条件乘以我国出口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与美国生产我国进口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的比率。人民币升值能促使我国出口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技术进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以保持竞争优势，从而有利于改善我国对美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

五、几点结论和建议

1.本文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分析的前提是人民币适度升值。小幅度的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进出口额的影响不大，从而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大，并且适度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改善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价格贸易条件和中美双要素贸易条件。这会使我国在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2.由于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大，而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刚性和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又对人民币升值形成压力。从长期来看，这样会造成人民币的恶性盘升。如果这种盘升是大幅度、快速式的，将不仅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而且会超过我国经济的消化能力，给宏观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我国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使人民币升值坚持小幅度、渐进式的原则，而我国企业也应采取措施来应对外汇风险。

3.宏观上，我国政府应采取措施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包括：逐步取消出口退税，缓解经常项目顺差的压力；大力发展内需，减小外贸依存度；扩大对美国的进口，实行以出口带动进口，以进口促进出口的贸易政策；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发展力度，缓解资本项目持续保持高额顺差的压力；加快建设人民币远期外汇市场以及加大对企业汇率风险的宣传，提高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效率；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微幅、双向、稳重爬升”的调控艺术，适当放大浮动区间，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

篇8

为了分析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向美国出口额的影响，本文首先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两者的关系。上搜集了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单位：千美元），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搜集了同时段各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取一美元折合人民币（平均数）。对两个时间序列分别取对数，然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不能拒绝两者分别不是对方的格兰杰原因的虚拟假设。因此，从实证方面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向美国的出口额影响不大。

（二）基于美国出口政策的分析

按照国际经济学理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汇率下降，本国货币升值，那么外国出口商品以本国货币标示的价格就会降低，从而外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提高，本国从外国的进口量增加，进口额增加。人民币升值，可以使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变得更便宜，从而增加中国对美国的进口。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美国出于政治战略的考虑，对我国从其企业进口该类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因此，人民币升值不会使我国从美国的进口有很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对我国从美国的进口额不会产生很大影响。

三、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结构的影响

中美贸易是典型的互补型贸易，但是，在这种互补型贸易中，我国处于不平等地位。宗毅君（2006）计算了1990～2005年的中美相互贸易结合度。结果表明：美国对中国各年的贸易结合度都小于1，即贸易联系较松散；而除1990年外，各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合度都大于2，即贸易关联较紧密。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在中美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不平等。

其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我国出口市场集中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市场，二是因为我国出口到美国的是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从美国进口的却是附加值较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而这两个原因又同我国目前的比较优势和贸易形式相关。由于我国技术水平不高，但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低廉，我国出口企业长期以来是依赖劳动力成本低带来的价格优势在美国市场竞争，出口的产品大多是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又由于我国的出口贸易形式是以加工贸易为主，在相当数量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我国企业仅仅扮演了装配工厂的角色。即使是在一般贸易出口领域，有些高科技产品如电视机、手机等的确是中国生产，但这些产品的核心部件却全部是中国从国外进口的。因此，我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主要通过低价大量销售保证利润，由此引起了美国市场上同业恶性价格竞争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形象。

人民币适度升值，将导致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上升，势必挤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这样可以最有效率地把那些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低的、经营管理不善的、成本高且效益低的企业和产品排挤出海外市场，还可以迫使优势企业积极改善经营管理，力争在技术、品牌和营销策略等方面取胜，依靠科技进步、品牌设计和产品质量获取竞争优势。同时，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先进设备的进口成本，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与出口结构升级。另外，人民币升值降低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本，有利于企业走出国门，进行产业转移和技术学习，从而促使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另外，从我国对美国的进口贸易结构来看，人民币升值会使美国的出口产品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降低，只要美国对华出口限制政策有所松动，我国就会加大对美国高科技产品的进口力度。

四、人民币升值对中美双边贸易条件的影响

中美双边的商品价格贸易条件为我国向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与我国从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之比。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商可以选择出口商品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不变，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上升，市场份额减小或者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不变，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下降，利润下降；而美国出口商可以选择出口商品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不变，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下降，市场份额扩大或者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不变，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上升，利润增加。中美出口商面临人民币升值会选择哪种价格调整的方式，取决于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市场竞争状况以及中美双方的贸易政策等。我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大多是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的商品，并且在美国市场上，我国的产品质量要优于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因此，在人民币适度升值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商可能会提高出口商品的以美元标示的价格，因为这样并不会使我国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大幅度萎缩。而美国出口到我国的商品大多是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商品，且在我国市场上，美国厂商要面临欧日等厂商的竞争，因此，美国出口商会选择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不变，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下降来扩大市场份额。综合这两方面，人民币升值会使我国出口商品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上升，而美国出口商品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不变，我国对美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得到改善。

另外，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可改善我国对美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双要素贸易条件为商品价格贸易条件乘以我国出口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与美国生产我国进口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的比率。人民币升值能促使我国出口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技术进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以保持竞争优势，从而有利于改善我国对美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

五、几点结论和建议

1.本文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分析的前提是人民币适度升值。小幅度的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进出口额的影响不大，从而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大，并且适度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改善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价格贸易条件和中美双要素贸易条件。这会使我国在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2.由于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大，而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刚性和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又对人民币升值形成压力。从长期来看，这样会造成人民币的恶性盘升。如果这种盘升是大幅度、快速式的，将不仅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而且会超过我国经济的消化能力，给宏观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我国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使人民币升值坚持小幅度、渐进式的原则，而我国企业也应采取措施来应对外汇风险。

3.宏观上，我国政府应采取措施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包括：逐步取消出口退税，缓解经常项目顺差的压力；大力发展内需，减小外贸依存度；扩大对美国的进口，实行以出口带动进口，以进口促进出口的贸易政策；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发展力度，缓解资本项目持续保持高额顺差的压力；加快建设人民币远期外汇市场以及加大对企业汇率风险的宣传，提高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效率；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微幅、双向、稳重爬升”的调控艺术，适当放大浮动区间，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

篇9

作为全球汽车工业的领导者,通用汽车一直都在致力于营造、维护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今年又恰逢通用汽车成立100周年,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瓦格纳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面临两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新兴市场的兴起。没有一个新兴市场能像中国这样对全球汽车产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瓦格纳进一步表示,随着中国汽车拥有量的不断增长,中国豪华车细分市场逐渐呈现出发展潜力。该协议的签订,也充分彰显了通用汽车未来在中国汽车市场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决心。过去11年中通用汽车在华合资企业已从北美进口价值超过42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设备和机械,为中美双边贸易做出积极贡献。同时,该协议的签署也再次例证通用汽车“立足中国、携手中国、用心中国”的在华业务发展战略创造了多方共赢的结果。

日前克莱斯勒公司与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美国华盛顿签署大宗汽车进口协议,今明两年内,克莱斯勒公司将向中国市场出口销售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Jeep品牌汽车。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商务部有关领导出席了签约仪式。克莱斯勒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亚太业务首席执行官墨斐表示,这次交易表明了克莱斯勒对于Jeep品牌在中国获得长远发展和成功的信心。根据协议,中进汽贸将以中国市场总商身份负责销售Jeep品牌车型。

为顺应国内消费市场趋势,克莱斯勒公司从2007年起引入原装进口的Jeep品牌车型替代本地化生产的车型。在1年时间里,已先后引进Jeep指挥官、大切诺基、指南者和牧马人等4款车型。除克莱斯勒品牌外,还增加PT漫步者和克莱斯勒大捷龙两款产品,全新进口Jeep品牌和全球畅销的道奇品牌也先后进入中国。今年,克莱斯勒加快在中国市场的步伐,仅上半年就已引入4款全新产品,包括道奇品牌的两款进口车型道奇锋哲和道奇酷搏,以及Jeep品牌在全球的代表性越野产品Jeep牧马人四门款和两门款。

二、中美汽车贸易营销策略

1.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作为政府,特别是对外贸易的主管部门,除在我国与国外发生贸易摩擦时积极加强国家之间的贸易谈判和贸易协调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统一、透明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整顿外贸秩序,加强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

我国政府要加大对外交涉力度,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争取更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我国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政府应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我国应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和承诺,结合国情完善有关方面的立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实现统一和透明。我国已依入世时的承诺调整了整车和零部件的关税,若此次世界贸易组织上诉后维持原裁定,则须尽快修改《管理办法》使其不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原则;进而言之,我国政府更应吸取此次教训,适当、适时、主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调整我国贸易政策。政府要强化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助机制。公平贸易工作通过出口应对和进口调查防范等手段,在应对贸易摩擦、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培育专业化团队

学会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正确运用相关规则,维护自身利益。尽管世贸规则并不是完美无缺,也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但其争端解决机制,毕竟是一个为所有世贸成员所认可的贸易机制,可以说是一个为成员国、包括我国在内所承认的较为公平的贸易规则,在将来的贸易活动中,我们要善于运用相关规则,维护自身利益。

3.加强自律和内部协调指导,避免恶性竞争

综观我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教训,经常出现“冷”时无人开拓,“热”时蜂拥而至的局面,甚至为抢夺市场,不惜竞相压降,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降低了自身利润空间,而且还为进口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提供了口实。因此,为了保证长远发展,我国汽车出口企业应该自律,同时,我国内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应发挥自身作用和职能,加强对车辆出口的监管和调控,做好企业协调工作,避免自我无序竞争局面。

4.提高产品竞争力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的汽车工业已经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性产业。通过扩大投资和加强研发力度、科技创新和引进技术,大量具有高科技含量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产品不断涌现,不仅满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在不断地走进国际市场,包括进入美国市场。对此,一方面应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产品档次,提供符合当今汽车技术水平发展方向的中、高端产品;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宣扬我国汽车工业的悠久历史、雄厚现状以及所具备的长远发展潜力,宣扬我国通过竞争所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汽车品牌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和我国这些汽车产品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现实的促进作用。

三、结语

在汽车贸易服务方面,我国将给予全面的贸易权和分销权。不通过中间商直接进口和出口的权利和通过市场营销的权利,批发和零售、售后服务、储运物流——与分销有关的整个服务领域。有关金融服务方面,主要是汽车消费信贷、融资的问题。在各个地理区域内,外国银行将享有与我国银行同等的经营权利。在五年内,地域和客户方面的限制也将完全取消。允许外国汽车制造商在我国设立的分销体系经营母公司的产品。

参考文献:

[1]王晶琪,吴波.我国汽车整车行业产业内贸易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7,(26).

[2]贾芬阁.我国汽车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经济视角,2006,(6).

篇10

从出口贸易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价格需求弹性较低。两国贸易中，中国取得顺差的商品集中在SITC分类的第6类“主要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第7类“机械与运输设备”和第8类“杂项制品”这三类上。这些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因此，尽管人民币升值会使中国出口商品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上升，出口量下降，但是出口量减小的幅度小于价格增加的幅度，人民币升值反而可能使出口贸易总额上升。第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主要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特点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即从境外进口原材料和机械设备，在中国进行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出口，并且出口成本中进口成本的比例一般都在50%~100%之间。由于人民币升值可以使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降低，从而导致加工贸易的生产成本降低，进而可抵消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竞争力的不利影响，不会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额产生很大影响。第三，中国出口生产部门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较低，向美国的出口生产部门大多是劳动密集性产业，所以只要人民币升值幅度不会很大，中国出口商品在美国有着价格优势，出口量不会下降很多，出口额也不会受到很大影响。从进口贸易的角度来看，本币升值时，外国出口商品以本国货币标识的价格就会降低，从而使外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提高，本国从外国的进口量增加，进口额增加。人民币升值，可以使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变得更便宜，从而增加中国对美国的进口。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而美国对于高新技术产品采取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因此，人民币升值不会使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有很大幅度的增加。综合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规模的减少有一定积极的作用，但作用幅度有限。表1列示了中美双边近年来的进出口额及逆差额，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2008年达到极值，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在此后三年有所降低，2012年再度攀升，总体上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降低作用有限。

（二）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结构的影响

目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构以工业制成品和中间品为主，机电类产品占比较高。表2列示了主要年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各类产品占比和中国对美进口各类产品占比变动。可以看到自2000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结构不断攀升，以工业制成品占比基本达到95%以上，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是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产品类别。而在进口方面来看，非食用原料、化学品及有关产品、机械运输设备等占比较高。充分反映出中国与美国双边产业内贸易占比较高的特征。中美双边的这一贸易结构特征，主要源自于国际分工中中国处于制成品分工贸易链条的低端，凭借廉价的劳动力、较低的环境规制等成本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一方面从美国进口大量中间产品，另一方面又将加工制成品出口至美国，仅有的部分高技术、深加工产品的出口往往也存在加工过程短暂，增值不高的问题，真正体现技术水平和要素的高新技术设备和中间投入品等生产要素要从美国进口，加工收益近80%属于美国产值的转移。根据商务部2010年的统计资料，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制造业的国内增加值含量低，每1000美元出口带来的增加值不足550美元，例如，一部iPhone手机的装配生产及出口过程中，中国获得的附加值不足4%。因此，人民币适度升值，将导致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上升，可以把那些“三低”产品（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利润）淘汰出国际市场，同时还迫使这些出口企业积极采取措施进一步改善经营模式，依靠科技变革使得产品获得高附加值从而取得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同时，人民币升值降低了中国从海外市场获取资源技术的进口成本额，从而有利于促进中国出口生产部门的出口结构升级。

（三）人民币升值对中美双边贸易条件的影响

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等量的本国出口商品可以换回更多的外国进口商品，而贸易条件的恶化，则正好相反，等量的本国出口商品换回的外国进口商品数量将减少。长期以来，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商品大多是需求价格弹性较低的商品，并且在美国市场上中国的产品质量要优于如墨西哥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因此，在人民币适度升值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商品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会提高，但却不会使中国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遭受大幅度的萎缩。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大多是需求弹性较大的商品，且在中国市场上美国厂商要面临欧元区国家、日本等相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厂商的竞争。人民币升值后，以美元标示的进口商品价格将降低，进口量将增加。同时，美国厂商为了巩固中国市场的占有份额，会增加出口量。综合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会适度缩小中美两国的贸易差，并促进中国出口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技术进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以保持竞争优势，从而有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本文计算了中美两国1997—2012年SITC分类下第七类“机械及运输设备”中机电类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如图1所示。由图1可见，以机电产品为例，中国贸易条件自1997年以来在波动中提高。1997—2003年间，中国贸易条件有恶化的趋势。2004年后，特别是2005年汇改以来，中国贸易条件出现了明显的提高，2008年机电类产品贸易条件提高至185%。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机电类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出现了下滑，但最近几年再度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大部分商品贸易条件的改善有积极的意义。

二、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人民币汇率变动并不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不会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失衡。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有多个方面。第一，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的角度看：开放条件下的四部门经济中，储蓄（S）与投资（I）的差额应等于出口（X）与进口（M）的差额，即S-I=X-M。如果一国的储蓄大于投资，出口必然大于进口，从而出现贸易顺差，但当储蓄小于投资时，出口也就必然小于进口，从而出现逆差。长期以来，美国的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小。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私人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逐年降低，而政府储蓄则基本为负，其投资率则不断提高，由此形成了严重的储蓄投资缺口，在经常项目上必然反映为逆差的逐步扩大，形成贸易失衡。而中国的情形正好与美国相反，尽管出于驱动经济增长的需要，投资率居高不下，但受经济转型、消费习惯等因素影响，居民的储蓄率也始终较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13年居民储蓄率超过5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储蓄率超过投资率，在经常项目上就会表现为贸易顺差。第二，从劳动生产率上来看：中美两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差距是造成失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和价格的降低，同时也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促进出口增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规模庞大的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实现了制造业的大发展，带动了制成品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张，劳动力素质的逐步提高和“干中学”效应的发挥使制造业劳动力生产率的增长率不断提高。美国的情形正好和中国相反，其国内中低技能劳动力稀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较高水平，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有限。这样在中美两国贸易中，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较高，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自然就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从而形成两国的贸易失衡。第三，从两国的分工结构来看: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美国处于分工链条的顶端，从事制造业的研发、设计、营销和售后等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而将低附加值的加工和装配等制造环节外包至中国，两国垂直专业化分工过程中中间产品的频繁往来虚增了中国的出口，扩大了中美两国统计意义上的贸易失衡。

三、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贸易发展的不利影响

长期以来，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国和前五大进口国，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在对中国对外贸易失衡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的同时，也会对双边贸易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第一，人民币汇率升值将降低对美出口总量，使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的企业受损。人民币升值后，根据“J曲线”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出口量受到影响，企业的利润也下降了。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施压幅度放缓，但其国内开始重新高度重视制造业的发展，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工序向本国转移，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出口贸易的下滑，使中国依赖美国市场的企业利润空间大幅缩水。第二，人民币升值将会使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壮大升级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到海外市场综合竞争力。中国目前的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各类电子计算机、通信、机械设备制造业将受到较大的影响。究其原因，这些出口企业的优势主要来源于国内市场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以产品的低附加值来开发海外市场，因此人民币升值会导致这些“三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和低利润)的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逐渐失去以前的价格竞争优势。第三，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会加大国内就业压力。当前，中国的比较优势仍主要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部分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人民币升值后，尽管中美失衡问题未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人民币升值也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本成本将上升，削弱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传统竞争优势，导致可以吸纳众多劳动力的加工型出口企业利润下降，这些企业投资转向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业后，必然会使许多素质较低的就业者面临失业危机。而且人民币升值将导致进口增加进而对部分国内产业造成冲击，并且会抑制或打击出口，使中国的工作岗位减少，最终影响到就业。

篇11

关键词:中美农产品贸易;贸易争端;非关税壁垒

美国在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2007年我国自美进口农产品增长较快,成为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仅次于加拿大、日本和欧盟)。进口金额达88.46亿美元,增幅达到23.7﹪。同时我国农产品对美国出口额呈稳步上升趋势。2007年我国成为美国农产品进口第五大来源国(仅次于加拿大、欧盟、墨西哥和日本)。

1中美农产品贸易争端的现实状况

随着中美农产品贸易的不断加强,在农产品贸易中引发的争端也日益增多。这些争端严重影响了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正常发展。

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摩擦不仅是由于极高的关税征收所导致,更多的是来自那些隐形的非关税壁垒。首先是对农产品的高额贸易补贴,2002年美国《农业法》修改,使得政府补贴巨幅增加至1900亿美元,范围包括棉花,大豆,小麦等大宗商品外的其他如花生,羊毛,蜂蜜等。

其次是强制性技术标准,这里面主要又包括转基因作物问题、绿色壁垒与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环境壁垒。2002年我国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利用了世贸组织允许的技术壁垒,限制了美国转基因作物的出口,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同时由于中国水果的品质差,安全性低,常常受到美国的绿色壁垒阻碍,使得中国水果竞争力不断减弱。对于环境壁垒,例如美国对许多食品的包装要求可降解包装,尽量减少对于环境的损害,这也使得贸易的成本增加,实现了美国的贸易保护。

最后就是关于倾销与反倾销问题。我国频频遭受农产品的反倾销案件困扰,涉及反倾销的商品有蜂蜜,大蒜,小龙虾,浓缩果汁等,被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使得中国本来具有比较优势的许多商品失去了竞争能力。

面对各种各样的贸易争端,使得我国的农产品出口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我国农产品走向美国市场受到了阻碍,不断引发的贸易争端也使得两国在农产品领域的贸易交往受到损害,最终不能最大化的获得国际贸易的利益。

2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贸易自由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但是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贸易产生摩擦在所难免。其争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2.1中美经济实力差异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对于贸易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实力强,其政府就能通过补贴,生产标准,竞争条例上的政策提升其农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WTO规则和许多贸易协定都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之上的,特别是关于技术性壁垒的设置,由于发达国家技术优势明显,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由于达不到其技术标准而经常发生摩擦。

2.2国家利益的左右

一方面,农产品的特殊性必须要求国家加以保护,维护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农产品的竞争在于一国扩大了某些农产品市场,另一些国家就会失去一些市场。每个国家都想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开发国外市场,就会提供各种各样的鼓励出口的措施,如补贴,并且推行限制进口的措施,如高关税,技术壁垒等。贸易争端的出现实际就是国家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

2.3农产品贸易协定WTO协议约束有限

由于不同的国家对于WTO协议和其他贸易协议的条款理解有着差异,任何国家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样以来必定造成各国的纠纷。另一方面贸易制度存在巨大的缺陷,由于发达国家科技水平高,制定的标准相应高,这些都说明国际贸易的体系尚不完善。WTO以及各种谈判的协议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约束力是有限的。

2.4我国农产品的价格和质量问题

由于国家不合理出口补贴的政策,使得很多企业为了那道出口补贴,甚至亏本出口造成不规范的价格,致使美国对中国产品提出倾销,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落后,致使出口的农产品质量不过关,远远达不到美国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从而多次出现中国出口的农产品被禁止进口通关,而且还屡次发生食品安全问题。

2.5我国企业的自我保护能力不强

我国企业的自我保护,预警机制都不完善,也没有强有力的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措施。出口企业缺乏敏锐通畅的信息机制,传导分析信息系统,致使竞争手段单一,国际营销能力不足。出口企业之间的混乱竞争,也导致了本国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的恶性竞争,而且国家,商会等组织机构,对于企业的约束管理能力不强,使得企业之间的凝聚力不够,这也从一个方面增加了农产品贸易的摩擦可能性。

3小结

中美两国在农产品领域的摩擦争端接连不断,但是从整体上看,中美农产品贸易互补的特点,而且国际分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前景仍然是十分看好的。当然中美之间的摩擦可能会继续成为阻碍两国农产品贸易的主要问题,中国应该从政府,企业,商业协会等多方位考虑解决措施,形成完善的解决机制。为中美农产品贸易扫清障碍,获得双赢机会。

参考文献:

[1]戴强.中美农产品贸易发展研究.贸易观察2007年第10期.

[2]向锦.透视中美农产品贸易争端中国对外开放与国际竞争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3]李莉.李阳,绿色壁垒对农产品的冲击以及对策农业经济2008年12月.

篇12

 

一、中美贸易的现状 

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9.9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078.2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据中方统计，由1993年开始美方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8年上升到582亿美元。同时随着双边贸易量的不断攀升，中美贸易逆差还将继续扩大。 

中美贸易的巨额逆差一直是中美贸易的核心问题，也是导致两国贸易摩擦的主要诱因。人民币汇率的人为低估被认为是中美贸易产生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就汇率问题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以缓解美中贸易逆差。 

二、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分析 

人民币升值将导致美国减少对中国产品的进口，转而增加从其他东亚经济体进口来填补这一缺口，如印尼、韩国、越南和泰国等国。从整体上讲，人民币迅速升值将抑制中国出口的急剧增长，从而对本身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对于全球失衡和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影响却微乎其微。根据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汇率升值会导致一国净出口的下降，但有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就是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进出口价格弹性绝对值之和大于1）。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特性，人民币升值不仅不能解决贸易顺差问题，而且可能进一步加大贸易顺差。这是因为，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比较特殊，具体表现在以加工出口贸易为主，而非普通的一般贸易。2005年中国的一般贸易逆差为440多亿美元，而加工出口贸易顺差为14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所有的顺差都是加工贸易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将降低加工原料的进口价格，这样反而会鼓励进口更多的原料，刺激加工贸易的增长。也就是说，中间品进口的汇率弹性远小于一般贸易的进口汇率弹性，即马歇尔－勒纳条件在中国不一定满足。 

三、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1.根本因素是中美市场的需求因素 

首先，中美市场需求结构不同。人们的消费选择和其收人水平密切相关，两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导致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次，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却属于高档产品。由于中国居民的收人水平比较低，中国市场能够形成购买力的有效需求不足。 

2.直接因素是全球化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在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亚太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得美国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韩、日等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呈下降态势，中美顺差连年攀升。 

3.统计方式的不同夸大双边贸易的不平衡 

在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上，中美双方应该基本是一致的。然而中美双方在贸易统计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美国统计的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要远远大于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且之间的差额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 

四、结论 

美国把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归因于人民币被人为低估所导致的商品价格的低廉，但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这是有缺陷的。 

1.一般意义上讲，人民币的升值将增加人民币的购买力，进而增加中国对美国的需求，从而减少贸易差额。但是，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出口拉动型的经济，由于产品出口、收入增加才会促进进口需求。而人民币升值后，随着出口的减少，将减少中国的进口需求；收入的减少还会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降低。 

2.迄今为止的中美双边贸易基本上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的互补性很强的贸易，美国对华出口的大宗商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另一类是农产品。对于第一类产品中的一部分，美国对华实行贸易限制，这一部分的出口量并不取决于汇率，而是取决于贸易政策。即使中国有再大的进口需求，人民币再升值，只要美国对华的贸易限制不取消，对华出口就无法增长。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中美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其实与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更多的基于两国实体经济上的一些非汇率因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贸易顺差，反而，人民币的大幅升值还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危险。 

 

 

参考文献： 

[1]李京文，何仕金.人民币汇率对中美经济的影响及建议[J].中国经贸导刊，2005，（4） 

[2]牛爱民.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J]．经济师，2005，（2）：38 

[3]穆良平，张静春.中美贸易逆差与美国贸易保护的转变[J].国际经济评论，2004，（9） 

[4]沈国兵.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关系：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05，（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