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6 17:18:35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财政政策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有的也可吸收非财政性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来实施。正因为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各有长短,所以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样才能相互扬长避短,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Taxrevenuesareusedtosupportgovernmentspending.税收收入将用来支持政府开支。Healthcare,defense,socialsecurity,andpoliticians''''salariesareallgovernmentexpenses.卫生保健,国防,社会保障,以及政客们的工资是所有政府开支。Fromaneconomicstandpoint,itisreasonabletothinkoftheAmericangovernmentasonelargecompany.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可以合理地认为,美国政府作为一个大公司。Thetotalamountofgovernmentspendingisdictatedbythegovernmentalbudget,justasthespendingofacompanyisdictatedbythebudget.总额政府开支是由政府预算,就像一个公司的开支是出于预算。
Throughtaxesandgovernmentspending,theAmericangovernmenthasadirecthandintheworkingsoftheeconomy.通过税收和政府开支,美国政府有直接的手头的工作,经济。Bychangingeithertaxesorgovernmentspending,thegovernmentaffectstheamountofmoneyavailabletothepublic.改变或者税收或政府开支,影响到政府的资金数额,向公众提供。Changesintaxationandingovernmentspendingarecalledfiscalpolicy.变化,税收和政府开支是所谓的财政政策。ThegovernmentactivelyusesfiscalpolicytosteertheAmericaneconomy.政府积极利用财政政策,引导美国经济。InthisSparkNote,youwilllearnbothhowandwhythegovernmentutilizesfiscalpolicy.在这SparkNote,您将学习如何和为什么都政府利用财政政策。
Butfiscalpolicyisnottheonlymeansthatthegovernmentpossessestosteertheeconomy.但是,财政政策是不是唯一的手段,政府拥有引导经济。Throughmonetarypolicy,theFedisabletoaffectoutput.通过货币政策,美联储能够影响产量。ThekeyfactorthattheFedusestoaffecttheeconomyistheinterestrate.的关键因素,美联储使用会影响到经济的利息。Becausethegrowthoftheeconomyisdependentupontheinterestrate,bymanipulatingthisvariabletheFedcaneffectanincreaseordecreasesinoutputtohelpmaintainstablegrowthandlowinflation.由于经济增长取决于利率,通过操纵这个变量的影响,美联储可以增加或减少产量,以帮助保持稳定增长和低通货膨胀。TheworkingsofmonetarypolicywillalsoberevealedinthisSparkNote.运作的货币政策也将显示在这SparkNote。Together,monetarypolicyandfiscalpolicyworktogetherasreignstosteerthemightyhorseoftheeconomyintherightdirection.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共同努力的统治,带领强大的马经济的方向是正确的。紧缩的财政政策-政策制定的政府,降低产量。例子包括提高税收和减少政府开支。
ContractionaryMonetaryPolicy-PolicyenactedbytheFedthatreducesthemoneysupplyandthusreducesoutput.紧缩货币政策-颁布的政策,降低了美联储的货币供应量,从而降低了产量。Examplesincludesellinggovernmentbonds,raisingthereserverequirement,andraisingthefederalfundsinterestrate.例子包括出售政府债券,提高准备金要求,并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Currency-Physicalmoneyusedinaneconomy.货币-物理钱用在一个经济体。
DemandDeposits-Moneyinabankthatcanbewithdrawnatanytime,thatis,ondemand.活期存款-钱存入银行,可随时撤回,这就是需求。
Deposits-Assetsplacedinabankforstorageandprofit.存款-资产存放在银行存储和利润。
DisposableIncome-Incomethatcanbespentaftertaxes.可支配收入-收入,可用于税后。
ExpansionaryFiscalPolicy-Policyenactedbythegovernmentthatincreasesoutput.Examplesincludeloweringtaxesandincreasinggovernmentspending.扩张性财政政策-政策制定的政府,从而增加产量。例子包括降低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
ExpansionaryMonetaryPolicy-PolicyenactedbytheFedthatincreasesthemoneysupplyandthusincreasesoutput.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政策制定的联邦储备银行,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从而增加产量。Examplesincludepurchasinggovernmentbonds,loweringthereserverequirement,andloweringthefederalfundsinterestrate.例子包括购买政府债券,降低了准备金要求,并降低了联邦基金利率。
Fed-ShortfortheFederalReserve,thegovernmentagencythatcontrolsmonetarypolicy.美联储-短期美联储,政府机构,控制货币政策。
FederalFundsInterestRate-TheratethatbankspaytoborrowmoneyfrombranchesoftheFed.联邦基金利率-银行的利率支付借钱分行美联储。
FiscalPolicy-Policythatusestaxationandgovernmentspendingtosteertheeconomy.财政政策-政策,利用税收和政府开支,以引导经济。
FractionalReserveBankingSystem-Asystemofbanking,likeintheUS,whereonlyaportionofdepositsarehelpinreserves.分数储备银行系统-一种系统的银行,比如在美国,只有部分的存款是帮助储备。Therestisreturnedtothepublicasloans,therebyincreasingthemoneysupplyandstimulatingeconomicgrowth.其余的退还给市民的贷款,从而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和刺激经济增长。
GovernmentBonds-BondsissuedbythegovernmentandsoldbytheFedduringopenmarketoperationsasameansofmonetarypolicy.政府债券-债券发行由政府和销售的过程中,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的一种手段的货币政策。
GovernmentSpending-Moneythatthegovernmentspendsongoodsandserviceslikeemployees,socialsecurity,anddefense.政府开支-货币,政府开支的货物和服务,如员工,社会保障和国防。
GovernmentSpendingMultipliers-Numbersthatincreasethechangeinoutputaffectedbyachangeingovernmentspendingduetoconsumer''''smarginalpropensitytoconsume.政府支出乘数-数字的变化,增加产量的变化而受影响的政府支出,由于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
InterestRate-Theratepaidtolendersbyborrowersinreturnfortheuseofasumofmoney.利率-利率支付给银行的借款人,以换取使用了一笔钱。
MarginalPropensitytoConsume-Anumberthatdescribestheamountofanadditionaldollarofincomethataconsumerwillspendratherthansave.边际消费倾向-一个数字,说明了数额增加数十亿美元的收入,消费者将花费,而不是保存。
MonetaryPolicy-PolicyenactedbytheFedtoaffectoutput.货币政策-政策制定的影响,美联储输出。Thethreebasictypesincludeperformingopenmarketoperations,changingthereserverequirement,andmanipulatingthefederalfundsinterestrate.这三个基本类型包括执行公开市场操作,改变了存款准备金,操纵联邦基金利率。
Money-Ameansofexchange,storeofvalue,andunitofaccountwithinaneconomy.钱-一种手段交换,存储的价值,单位帐户内的经济。
MoneyMultiplier-Thenumberthatdescribesthetotalchangeinthemoneysupplyresultingfromasingledepositinabankunderafractionalreservebankingsystem.货币乘数-数字描述的总变化,货币供应量产生一个单一的存款在银行根据分数储备银行系统。
MoneySupply-Thetotalamountofmoneyinaneconomyincludingbothdemanddepositsandcurrency.货币供给-总金额在目前的经济形势,包括活期存款和货币。
Multipliers-Numbersthatdictatetheoveralleffectofapolicychangeontheoutputofaneconomy.乘法器-数字发号施令的总体影响的政策变化对产出的经济。
NationalIncome-Output.国民收入-输出。(Seethedefinitionofoutput.)(见定义输出。)
OpenMarketOperations-ThepurchaseandsaleofgovernmentbondsbytheFedasaformofmonetarypolicy.公开市场操作-买卖政府债券的形式作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Output-Thetotalamountofgoodsandservicesproducedwithinaneconomyinagivenperiodoftime.输出-总金额的商品和服务生产的经济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
PriceLevel-Theoveralllevelofpriceswithinaneconomy.价格水平-的总体价格水平的经济体内部。
RealOutput-Thetotalamountofgoodsandservicesproducedwithinaneconomyinagivenperiodoftimevaluedinconstantcurrency.实际产出-总金额的商品和服务生产的经济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价值不变汇率计算。
ReserveRequirement-Thepercentageofdepositsthatbanksarerequiredtokeepinreservesandnotgiveoutasloans.储备要求-比例的存款,银行须保持在储备,而不是给出了贷款。ThiscanbemanipulatedbytheFedundermonetarypolicy.这可以操纵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2政策效果分析
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作用明显。从1998年到2004年的7年间,GDP增长率分别为7.8%,7.6%,8.4%,8.3%,9.1%,10%,10.1%;有效扩大了对外出口和消费需求,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1999-2003年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由6.8%上升到25%;出口商品增长率也处于6.1%~34.7%之间,说明虽面临通货紧缩状况,积极财政政策给我国乃至亚洲经济都带来了正面的影响。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将处于低迷期的经济拉回到平稳较快增长轨道,2009年GDP增长率达到9.2%,2010年为10.3%,2011年达到9.3%,2012年也保持了7.7%的增长率,居民消费需求也呈现逐渐扩张态势,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的情况看,2009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保持了14%以上的增长速度,特别是2010年增速达到了23.3%。政政策实施期间,固定资产年投资额与递增率均呈现上升趋势。拉动经济增长,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推动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特别是2008年后,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付诸实施,使得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8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5%,2009年则达到了30.1%,为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3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问题分析
3.1赤字问题
赤字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运行低谷期使用的一项短期政策,在短期内,社会若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闲散资源并未充分利用时,财政赤字可扩大总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经济回升。但财政赤字也可能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引发财政危机。从1998年的第一轮财政政策实施以来,财政赤字问题一直存在。1998年至2002年连续5年财政赤字年年递增,2002年更是达到了3149.51亿元。2008年以来的第二轮财政政策实施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从1998年到2012年的15年间,只有2007年财政是盈余的。这反映出以中央财政投资性支出为引导,地方投资性支出为配套的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直接导致了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另外,赤字财政政策还可能诱发通货膨胀,进而引起社会动荡。
3.2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可发现我国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的GDP与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特征:首先,第一产业比重在下降,而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在上升;其次,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增长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第三,我国目前产业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偏低,且内部结构不合理、效率偏低。而2005年美国的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20.4%和78.6%。自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部分是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在2012年更是达到了70.23%。国家发改委的资料证明,2008年以来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资金投入安排中,用于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电网改造的资金安排占总资金的比重达到了37.5%,而用于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的资金比重只占3.75%,这样一种偏向于基础建设和重工业的投资方式,强化了产业结构失衡与经济发展方式粗放问题。
4对策及建议
4.1国外经验借鉴
4.1.1美国奥巴马经济振兴计划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出现了银行倒闭风潮,并且危机到了实体经济。国内生产总值下滑,失业率持续上升,自2008年8月以后,CPI和PPI变化率皆表现为紧缩状态。鉴于经济快速下滑,奥巴马政府于2008年12月提出了经济振兴计划的初步方案。主要包括:大规模改造联邦政府办公楼、大力投资公路和桥梁建设、大规模改造学校硬件设施、安装节能系统、在美国各地推广宽带网络应用、改善医院等设施等5个方面。另外,奥巴马政府在2013年年初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4.1.2欧盟联合应对策略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盟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应对。财政政策方面,采取了直接作用于欧盟经济、扩大内需的财政相关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则注重协调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尽量将各国政策措施纳入统一框架,以整合全欧盟资源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从2008年至今,欧盟的财政相关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8年至2009年末金融危机发生并不断恶化,欧盟在这一阶段将政策重心放在大规模经济刺激上;第二个阶段是2009年末希腊发生债务危机及随后出现的欧债危机,欧盟将政策重心放在救援债务危机国家和建立安全网;第三个阶段是2012年至今,欧盟将政策重心放在强化财政纪律上。
4.1.3俄罗斯稳健财政政策俄罗斯普京政府实行中性稳健的财政政策,利用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收支平衡、稳定财政。并设立财政稳定基金,将政府在资源丰沛期获得的一部分“超额”收入存储起来,以备资源枯竭时使用,以便化解财政收支不可持续性带来的财政风险,保持政府预算长期稳定。出于这一目的,俄罗斯于2004年开设稳定基金。短短几年内,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攀升为俄罗斯稳定基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全面下行的情况下,储备充沛的俄罗斯稳定基金有效发挥了抑制经济波动、减缓经济衰退、加速经济复苏、保障国家预算平衡、防范财政金融危机发生的积极功效。
4.2几点建议
第一,慎用赤字财政政策,特别是连续使用。政府采用可持续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扩大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从中长期来看,正向的政策效用不一定大于逆向效用,也不会总是可持续积极的。因为赤字财政政策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但闲置资源毕竟有限,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超过经济承受能力,会导致经济过热,引起通货膨胀。故而,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必须审时度势,谨慎而行,政策调整要留有余地和空间。第二,权衡短期与中长期发展,调整财政收支结构,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考虑,调整财政政策,努力改变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投资、出口、内需三驾马车共同拉动的局面,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系统规划,进行全面绩效管理。增加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实质上扩大内需,以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从而带动消费拉动内需,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第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财政政策运行营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等,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为可持续积极财政政策的运行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
2.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担保机构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担保机构,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情况下,需要由国家出资。政策性担保机构可以为融资困难的小微企业提供担保以增强其融资能力,最终实现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的稳定健康增长。同时,也可以建立由财政出资的担保机构。财政担保具有资金来源稳定、依托政府信用等较多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财政担保可以剔除传统行政管理对资金供需双方的不当干预,并将财政直接投入转变为向金融机构提供担保。此外,地方政府也可以成立独立核算或成立依托政府某一部门的农业担保机构,或者由政府提供农业担保资金成立小微企业担保机构,委托其进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管理和开展小微企业担保业务。
3.搭建信息平台与融资平台以在银行和企业之间牵线搭桥
(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要求公共财政提供制度保障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步伐也在加快。市场在某些领域诸如公共物品提供领域的“失灵”状态决定了公共财政体系必须加快完善起来。即市场逐渐退出某些竞争性领域,只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而政府财政在市场存在缺陷的领域加大支持力度。公共财政体系的完善能更好地满足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人们对公共物品和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
(二)新型城镇化需要公共财政发挥其杠杆调节作用
新型城镇化相对于传统城镇化而言,更加注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而公共财政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调控手段能在这方面发挥其重要功能。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强调突出城镇特色,公共财政政策需要引导企业找到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同时强调突出城市的主导功能,公共财政政策同样需要引导城市圈的合理布局,形成以大城市为支撑,中小城市为重点,促进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
(三)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和公共财政的公共目标
新型城镇化追求一种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机制,以期同时推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而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样是公共财政体制所追求的目标。公共财政应利用政府购买支出和转移支付等手段不断调节城乡公共服务规模,以最终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这对于新型城镇化又是尤为重要的。具体而言,我国目前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是提升农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水平,而这些能为城镇化过程中的失地农民或进城农民工等提供更好的保障。
(四)“绿色城镇化”理念需要公共财政政策的支撑
新型城镇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注重环境和资源的保护。而这一领域属于“市场失灵”的范畴,公共财政正好能发挥其用武之地。盲目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的“城镇化”不是“新型城镇化”。公共财政体制应利用税收、补贴等手段来纠正(鼓励)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负(正)外部性行为,加大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力度,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也保持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建议
(一)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使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公共财政体制必须得到完善,这样才能避免出现越位与缺位。必须建立起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公共财政体制,保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资金需求的稳定。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市场可以解决的事,政府就应该退出,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作用,而市场解决不了的事(比如公共物品提供等),政府就应该主动解决。具体来说,事权的划分要以公共物品受益范围为考量对象,即如果受益范围超过了本级政府辖区,则应由上一级政府或受益范围内多个政府共同承担;而财权则必须保证本级政府具有与事权相应的财力以满足其履行职能。要拓宽县(市)、乡财政的收入渠道,鼓励县(市)招商引资,并可以将招商引资项目的税收收入留给县(市),同时可以考虑将乡镇财政部门组织的各项收入留给乡镇,取消乡镇基数上解等。
(二)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均衡发展
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还要包括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所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就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存在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比如资金分配不规范,有些资金甚至流向了东部发达地区;又如财政转移支付仅停留在保障阶段,缺乏引导功能,这样地方政府对新型城镇化强调的环境保护等方面就缺乏发展的动力。在公共财政体系下必须坚定不移推进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首先,在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要优化转移支付的结构,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以增强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能力,要打破传统的观念、方法,充分照顾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增加对这些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其次,建立健全省级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压缩省一级财政支出,使财力向市县倾斜。再次,加强财政转移支付的产业引导功能。对于地方发展符合新型城镇化思路的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等产业给予财政专项资金补助,增强地方政府建设“绿色”城镇化的动力。
(三)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促成新农村建设与
新型城镇化的“联动效应”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联系的,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必须加快新农村建设。公共财政体系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在保证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同时还应促进功能区的建设,即促进产粮区、林业区、草原生态区等的建设,这一方面会促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也使地方经济得到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实现了“新农村建设”与财政发展的双赢。而要实现这一点,需要财政完善农业专项工程转移支付、开创新型农业税收体系以调动农民积极性等作为保障。
据统计,1991~1995年,中国污水处理能力年增长率为8%,但达标排放量的年增长率仅为1%。由此可见,我国有限的环保投资并未产生应有的效益。这一问题的产生,除了环保设备技术含量较低外,主要在于以下二方面:一是环保资金使用过于分散且缺乏监督。目前我国环保投资的大部分都用于各个点源的污染治理方面,用于区域性综合防治的投资很少,这种“撒糊椒粉”式的环保投资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大大削弱了环保投资效益。而这种资金使用分散的状况又与资金来源分散有很大关系。作为污染治理资金主要来源的“三同时”环保投资主要来自各企业,又用于各企业,排污费也是以环境保护补助金的形式返还给企业使用。这样的运作过程必然使得整个社会疏于综合利用,造成资本和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由于环保资金的使用缺乏预算约束机制和有效的监督考评制度,许多企业把应该用于污染治理的资金挤占或挪用,或将治污资金的相当比例用在环保机构工作人员的人头费及其它装备上,而不是用在排污设施方面。二是现行环保投资的行为方式和经营管理方式严重滞后于社会整体的市场化进程。由于规模经济、技术特征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环保投资带有极强的社会福利色彩,属于国家垄断性行业,既不允许国内社会资金的有效介入,又缺乏一套严格规范的、可操作性的管理模式以保障投资主体的合理权益。这种机制在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的同时,也使环境公用部门普遍出现低效率现象。
二、促进环保投资发展的财政政策取向
从促进环境保护投资发展的财政政策来看,其思路应是:国家财政除应直接承担起市场不能或不愿介入的投资责任外,更重要的是要采取各种财政手段,推动环保投资的市场化改革,这是增加环境保护投入,提高环保投资效益的治本之道。具体举措如下:
(一)增列环保支出预算科目,建立财政环保投资增长机制,确保财政对重大环境问题的调控力度
经济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将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这些国家的环保投资占其总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加。中国财政环保投入由于在国家预算中不被单列,因而既不利于统计,也不利于监督,更不用说保证其占预算总支出的比例了。为此,笔者建议在国家财政预算科目中单列环境保护支出项目,在此之下具体分列新建项目防治污染的投资、老企业工业污染治理的投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生态环境保护投资、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投资等项目,并立法规定其支出额度和增长幅度,以确保国家在环保问题上的宏观调控力度。
财政直接参与环保投资,如下二点至关重要:一是财政应是在划分各投资主体环境事权的基础上,承担起一些公益性很强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污染综合治理以及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等方面的投资任务,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囊括应由企业和个人按照“谁污染谁负责”原则承担的环保投资。二是财政的投资行为也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贯彻“自负盈亏”的原则。
(二)运用各种激励性财政政策,调动企业和个人环保投资积极性
以当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状,要想在一定的时间内遏制环境整体恶化的势头,仅仅依靠国家有限的财政支撑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引导市场力量自觉防范、治理污染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此,财政可运用以下政策:(1)提供优惠贷款,即对企业环境投资项目在贷款额度、贷款利率、还贷条件等方面给予优惠。(2)对企业投资于防污设备给予投资抵免、税前还贷、加速折旧等多种形式的税式支出。许多发达国家常用投资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等间接优惠政策刺激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财政除对废物利用给予直接税收减免外,还应允许企业对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无污染或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如无公害的生产设备、特定基础材料产业结构改善用设备等实行加速折旧制度,这样不但可以把污染的可能性扼制在萌芽状态,还可以鼓励企业积极开发先进技术,加速设备的更新换代。其次,应加强税收支出对治污领域里的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推动作用,将政策优惠的重点从事后鼓励转为事前扶持。(3)在环保融资中给予税收优惠。具体地说,可发行环保债券或建立环保基金,对个人或企业购买环保债券或存入环保基金的利息收入免征所得税,所筹集资金主要贷给企业购买环保设备,实现环境达标。(4)利用财政资金或专项基金对环保产业和有明显污染削减的技术改造项目进行贴息。此外,政府还应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优惠贷款的援助。
(三)改排污收费制度为污染征税制度
为改变目前环保资金使用分散及监督不力所造成的低效率,有学者认为可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将排污费纳入预算管理,由政府集中统一使用,以发挥规模经济效益。但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排污收费制度是一项对超标企业的惩罚性消极手段,不能激励企业主动积极降污,也就是说,该项政策带有先天缺陷。而对污染课税不仅能激励企业积极创新,提高治污水平,使社会生产达到最适点,而且便于形成由政府统一使用的、有着严格预算约束的专项环保资金来源,因而以对污染课税来代替排污收费制度,不仅能带来效率生产,而且还能有效解决排污费等使用分散和缺乏监督所造成的环保投资规模不经济问题。
一、节能内涵探析
在现今社会经济与能源资源的现状下,做好节能工作是能源资源高度短缺的国际问题的最重要的解决方式之一。其不但是高度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还将成为未来世界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之一。对于节能工作的自身内涵而言,在经济学的角度看来,节能的主要内涵是指,通过不断为企业减少不必要经济损失与成本预算的方式来为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的一种经济模式。而在物理学看来,节能是不断通过减少自身的能源消耗,来控制自身的不必要损失的一种过程方式,其并不具备任何的某种特殊意义的内涵。
二、节能及节能政策在微观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探析
面对现今发展中如此重要的节能工作,各个国家与政府要想顺利的在自身的国家中发展节能工作,或者是推出一个具有一定经济意义的节能政策,就必须针对现今各个国家的微观经济发展中节能工作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找出根治的方法,才能真正意义的发展节能工作。
2.节能交易投资问题。该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现今市场购买节能商品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讨价还价以及其它方面的一些经济问题,再加上,节能商品的买卖双方都为了能够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在其交易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交易方面的资金危险,从而使得买方购买的节能商品并不具备其自身的某项功能。据相关资料显示:能源密集型的大公司用于节能投资的交易费用占到节能投资的3%~8%,而对较小额的节能投资或能源密集度较低的企业,这一比重要大得多。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节能交易投资对于现今的企业发展而言的重要性。
3.节能投资中的有限理性问题。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节能商品的自身与节能政策的提出者本身对市场中的节能商品与节能发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并不能相对完善的考虑到节能发展的自身与经济的微妙关系,从而导致了整个节能工作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诸多限制。
三、节能及节能政策的微观经济政体的构建工作探析
面对尚存在诸多问题的节能工作以及竞争如此激烈的经济发展,我国的相关工作的管理部门势必要做出适当的调整与改变,才能更好的适应当今社会节能工作与市场微观经济的不断发展。为此,笔者在这里为节能及节能政策的微观经济学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以供专家人士对其进行参考与分析。
1.大力调节及控制节能装置的价格浮动与税收政策。我国的国家政府要大力调节及控制现今市场中的节能装置的价格浮动,借以做到最大程度调节我国节能政策与节能经济发展的作用。另外,国家政府还要不断完善与调节我国税收政策,从而做到为我国节能工作与节能政策提供更高意义的微观经济保障的作用。
2.不断完善现今节能市场信息的可靠性。对于现今市场中存在的节能信息风险,要想最大程度的提高市场中信息的可靠性,就必须对现今的节能市场进行适当合理的规划与完善,以此来不断增加节能信息的真实性、中立性以及信息传递与交易的可靠性。另外,国家政府还要适当的为节能市场提供有效的、可靠的信息,让国家的节能市场可以具备更加安全可靠的信息安全性与全面性。
3.适当的对节能经济提供激励政策。由于现今的市场节能经济政策的相关政策仍存在一定的不规范性与不完善性,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势必会造就节能工作在发展的过程中,处处受到限制,这种非积极性的限制,很有可能会造成节能工作者对自身的工作产生一些非积极性的思想,进而不利于整个社会节能工作的发展。因此,我国的政府势必要对节能经济采取适当合理的激励政策,从而在物质方面不断做到促进节能工作与微观经济不断发展的作用。
4.国家政府的相关部门要加强推动节能的规制政策。与其它政策不同,规制政策绕过了市场主体行为调整而直接干预市场结果,其理论依据主要是节能主体的有限理性。因此,国家政府的相关部门要不断加强推动节能的规制政策,以期做到最大程度为节能工作及节能政策的微观经济做出保障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如此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我国的节能工作与节能政策要想与微观经济学取得更为深远的发展,就必须针对不同节能产品与节能技术以及不同的行业采取不同的手段与方式,为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节能,推动其更好的为我国的节能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2] 王瑞,林振荣,谢永亮,吕磊,冯岩. 对节能政策和措施的探讨[J]. 河南建材, 2010,(01) .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在土地和股市两大泡沫(一般称“资本泡沫”)的推动下,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当时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有所谓一枝独秀的美誉。然而,进入90年代后,以地价下降为导火索,资本泡沫逐步破灭,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0多年的徘徊或萧条期。1990年GDP增长率达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长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为-2.5%,2001年为-0.5%。失业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为5.3%,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价连续下跌,批发物价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为0.6%外,其余年度均为负数;消费物价虽不象批发物价那样长期下跌,也有两个年度为负数,基本上在0值周边波动。其二是泡沫经济时期泡沫化了的资本严重缩水。股市缩水:日经平均指数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与1989年相比缩水70%以上。其间,虽在1993年和1999年出现过反弹,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动,目前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缩水:土地价格从1991年开始连续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价(日本中央政府国土交通省调查的价格)与最高价格的1991年相比,住宅用地价格共下跌了36.0%,商业用地价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调。
针对国民经济出现的长期停滞,尤其是通货紧缩,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要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预算扩张。税收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参见表1)。同时,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中央财政预算的债务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参见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扩大政府公共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对策。采取经济政策,是在政府感觉到预算安排的扩张力度仍不够,需采取追加预算时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为对预算扩张的强化或补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实施政府经济对策(这两年预算安排仍是扩张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两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对经济的担忧和“关心”程度。据估算,这些政府经济对策共动用资金(包括增发国债和减税等)130多万亿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扩大国债发行、减税、扩大公共投资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
(1)扩大国债发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债规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债余额(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债,下同),占GDP比重为61.4%。但在90年代国债规模迅速扩大,2002年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上升为139.6%,约1.4倍。从绝对额上看,日本GDP约为500万亿日元(90年代用现价计算的GDP基本上没有扩大),1990年公债余额约为300万亿日元,2002年为700万亿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国债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万亿日元,年平均增加40万亿日元,年均递增9%。公债余额增大速度快,无疑是大量发行公债的结果。
(2)减税。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实施一些临时性减税措施外,1994年进行了一次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提高消费税税率,决定从1997年4月1日起将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两个百分点中一个百分点作为地方消费税),同时从1995年开始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1999年再次下调了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300万日元提高到330万日元,低税率(10%)的适用范围由300—600万日元,扩大到350—900万日元,最高税率由50%下调至37%。与此同时,以个人所得为税基的地方居民税(都道府县民税和市町村民税)也采取了减税措施。一般经营性法人的所得税(即法人税)税率也由37%下调至30%。在增税减税同时进行的税制改革中,减税的力度明显大于增税,税负呈不断下降趋势。日本税负1990年为27.4%,1999年下降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为22.9%。1997年因提高消费税税率税负略有反弹,但总体上未能阻止税负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减税主要是针对国税的,地方税的税负在90年代保持了相对稳定,甚至稳中有升,1993年为9.0%,2002年上升为9.6%,国税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国税税负为17.9%,1999年下降为12.9%,2002年为14.0%。
(3)扩大公共投资。扩大公共投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点支出项目。在90年代,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公共投资支出保持了较快增长,每年比上年度增长5%左右(1997年为1.3%,1998年为-7.8%),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为10—15%。加上综合经济对策等追加预算,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相当可观。如1998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公共投资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经过两次追加预算后,公共投资支出比上年度实际增长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除一般预算安排资金外,还通过财政投融资提供资金。在90年代财政投融资保持了较大规模。1990年财政投融资计划总规模为34.6万亿日元,1999年上升为52.9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4.8%。由于财政投融资是有偿资金,其投向与私人资本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进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质疑,其增长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支出规模也较大,1999年都道府县和市町村政府预算中公共投资支出分别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资主要用于交通、城乡基础设施,治山治水和社会福利设施建设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力度,政府固定资产形成规模也大,1998年政府总固定资产形成占GDP比重达6.2%,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日本社会保障实行收费制,其运营原则上独立于财政,由社会福利部门管理。但这并非意味着财政不承担社会保障支出,相反财政资金在社会保障制度运营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负责公共救助、公共卫生医疗等职责外,对于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医疗保险、年金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提供资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资金占社会保险制度给付总额的20—30%。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期间,把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对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亿日元购物券,这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90年代各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较快,以中央财政为例,1990年社会保障支出为11.63万亿日元,2000年上升为16.8万亿日元,10年增加5.2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3.8%。在中央财政支出中,除作为国债成本的国债费外,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最快,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为19.7%。
二、财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来日本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了400多万亿日元的公债,相当于GDP总额的80%。目前公债余额已相当于GDP的1.4倍。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两次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90年代日本经济呈现出复苏短期化特点。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5%和5.0%后,1997年出现了下降(-2.5%);2000年实现了1.2%增长后,2001年又出现了下降(-0.5%)。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两次暂短的复苏,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经济增长的基础,没有把日本经济推向正常的增长轨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学术界,有人称90年代以后日本财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众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运用经济政策,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政策的运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那么,为什么90年代以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政策运用缺乏针对性,而财政政策孤军作战,以及公共投资效率下降进一步影响了财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经济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国内经济,其对外经济基本上保持了较好的态势。如进出口总额,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递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递增4.3%。贸易顺差,除1994年和1995年两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扩大,1999年为1230.4亿美元,比1990年的635.3亿美元增长94%,年平均增长7.6%。由于对外经济势头良好,日元也处于升值状态之中,1990年美元对日元的平均汇率为144.88日元,1995年升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为113.91日元,目前为130日元左右。
国内经济问题较多,最突出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费增长非常缓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为负数(-0.3%)。而且与政府消费相比,民间消费增长更加乏力。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则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为负增长(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样,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间投资下降。有5个年度里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虽有增长,有的年度增长幅度还相当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别增长16.0%和15.2%,仍没能改变总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减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压缩财政投融资规模所至。
导致日本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体系遭到重创。金融体系的创伤不仅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预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机构的功能。在资本泡沫膨胀时期,金融机构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泡沫活动之中。一方面,金融机构资产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价格飞涨时期,金融机构的资产也以股票等有价证券和土地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业银行的有价证券账面收益曾高达34万亿日元。另一方面,在当时日本金融分业经营的框架下,金融机构通过向以证券交易和不动产买卖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企业(包括金融、财务企业等)融资,实际上间接地将资金投入证券和土地市场。已经倒闭的7个住宅专业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总之,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金融机构资产也以严重泡沫化了的证券和土地为主。资本泡沫的破灭,不仅导致金融机构的资产严重贬值,而且由于贷款或融资对象的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不能还贷,致使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关于不良债权的统计标准不断变化,其统计数字也不尽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监督厅公布日本金融机构“有问题债权”为87万亿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为43.4万亿日元,其中银行32.5万亿日元。
金融资产贬值,不良债权增加,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是破坏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和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不足,出现了谨慎消费与谨慎投资,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资产以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为主,据统计,1996年底日本居民个人金融资产的52%是定期存款(美国为17%),11%为现金或活期存款(美国为2%)。金融机构的风险增大及其表面化,严重影响了居民对金融机构,乃至日本经济的信心和预期,出现了谨慎消费。90年代初以来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调,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实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费并没有明显增长。尤其是居民消费贷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谨慎消费影响国内需求,加上生产经营性公司、企业本身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和负债增加,投资者也出现了谨慎投资倾向。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大量不良债权和资产贬值的影响下,出现了惜贷行为,金融功能严重弱化。90年代,日本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过10%,而银行贷款增长率很低,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为负数,
如上所述,日本经济的问题出在金融体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对策重点放在扩大公共投资和启动消费上(其中也有一些解决金融体系问题的对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义上讲是下错了药,政府措施缺乏针对性,这是日本90年代以来长期财政扩张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财政政策扩张缺乏必要的货币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机构惜贷,实际上形成了财政政策孤军作战的局面,这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资效率下降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扩大公共投资,试图以此来扩大内需。但是,公共投资扩大内需的效果与投资效率是有关系的。只有当投资能带动民间的投资或者区域、产业的发展时,其效果才大,这就是所谓乘数效应。众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发达国家,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已具有相当规模,在此基础上再过份扩大公共投资,往往是“奢侈”或浪费。
眼下,我国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扑灭了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从而“洋为中用”,提出我国应吸取日本的“教训”,不得调整目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笔者不能苟同这一观点,认为,他们对日本“教训”的把握不够准确。日本经济在1995年开始恢复增长,1996年增长率达5%。政府针对这一情况对其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了调整。具体讲:(1)通过了《财政结构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债(不包括建设公债)发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编制了相对紧缩的预算,财政预算规模增长幅度下降,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过的税制改革法律确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实施特别的经济对策。但是,从结果看,1997年的财政政策并非紧缩,而是扩张减速。虽然1997年的税负比1996年仅上升0.2个百分点(提高消费税税率的影响),但债务余额继续扩大,1997年末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为84.7%,比1996年上升4.1个百分点。
虽不能完全否认财政政策调整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的根本原因,是金融体系遭重创。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调整政策取向,日本经济是否就会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经济出现再度下滑,除固有问题影响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虽没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响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合资企业的收益,同时还影响了日本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和预期,从而影响日本经济的增长。1997年经济增长回落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决不是调整财政政策的“教训”。其后,1999年日本经济重又出现过复苏势头,但仅维持了几个月,2000年下半年开始就又转向下降,其间财政政策并未进行调整。总不能把这次下降的原因又归结为财政政策吧!日本经济在复苏与萧条之间挣扎,是其经济本身的症结决定的。此外,作为结论,认为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整,这在理论上也是存在问题的。作为景气调整财政政策,根据经济景气情况调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调整就无政策可言。而且这一观点的理论前提也是值得商讨的。该观点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意味着政府大量的国债和大规模投资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前提。我觉得,如果一国国民经济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或者说离开政府大规模投资就要出现问题,那么这种经济就不是健康的经济。我认为,我国在实施财政政策时,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资效率低下,从而导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训,要随时注意财政政策的效果和财政政策取向的调整。
三、日本财政政策展望
1.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难题。
当前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最主要难题有经济增长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和财政能力低下等,它们是决定今后财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经济增长乏力。根据内阁府公布的《2001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日本政府对当前日本经济增长的预测并不乐观。因出口的恢复,国内库存调整和资本存量调整的结束等,预计2002年度下半年经济会恢复增长,但增长率在1%左右,而且后劲明显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体系问题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预期,制约投资和消费的扩大。而且政府推进的“结构改革”在近期内将增加企业倒闭和失业,加上美国经济的不透明性,经济恢复的动力明显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对财政压力增大。1999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称为老年化比率)为16.7%,已进入高度老年化社会。不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进程十分快速。据日本政府预测,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将超过20%,2020年将达25%以上,成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仅意味着劳动人口减少,影响经济发展后劲,而且将加大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压力。据测算,70岁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医疗费为年轻人的5倍,加上现收现付制年金账户的高额赤字等,其对财政的压力是巨大的。
再次,财政债台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来的长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扩大,债务累积。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债余额相当于GDP的1.29倍,2002年预算通过后,则进一步上升为1.4倍。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据内阁府的测算,假定社会保障水平及其他税制不变,2005年开始以提高消费税为主来实现长期财政平衡,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23%,同样条件下,2020年开始运作,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税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在所得税税制不变的情况下,将消费税税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认为调整财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缓。
2.今后财政政策展望与小泉结构改革。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目前,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出于启动国内需求的需要,也是为了保证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还不是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其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使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要从原来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的、短期的政策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目标的中长期政策,把着力点放在解决有关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降低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会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力求保持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继续发行一定数目的国债,把握国债投向;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率。在国债发行数
量上,一方面,为巩固前期政策效果,促进长期稳定发展,必须继续实施以发行国债、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增长速度,2002年维持1500亿元,2003年可以继续发行建设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
在国债投向方面,增发的国债首先必须用来保证在建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严格杜绝“半拉子”工程。其次,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专项国债,建设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三,为了配合国企改革并更直接地拉动内需,可以适当增加国债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规模、扩大贴息范围,加强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特别是要增加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市场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投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国债管理方面,不但要加强对国债资金的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坚决防止重复建设,而且要通过不断完善工程招标监理制度和完工审计程序,切实提高国债资金的效益;对用于技改的项目也必须合理选择、科学论证、谨慎决策。除此之外,国债的使用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做出调整。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比例,使地方独立地对自己的负债行为承担责任。这样不但能够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发挥其对社会投资的基础性、带动性和引导性作用。
2.不断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切实扩大政策实施效果。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治理通缩的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有两种:扩大支出和减税。要进一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
一要调整政府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为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政府财政支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必须尽快改变竞争性领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搞好经济的宏观调控,以便从体制上和制度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的问题。政府的宏观资源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方面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支持财政贴息、税费改革以及其他必要的优惠性措施,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减轻社会负担,为优化经济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并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制度、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二要灵活运用税收杠杆,有效启动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需求不振的形势下,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发展成为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走向。由于目前我国税负水平并不高,税收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与国际相比是偏低的,而增支的压力却很大,因此,我们不具备全面的减税条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结构和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扩大税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切实扩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此,首先要对目前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进行调整,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局部减税。其中,包括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并调动投资、生产的积极性;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的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税扣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促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需要加征重税;尽快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其次,要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变被动纳税为主动纳税,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轨道。第三,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取缔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减轻社会负担,以求扩大和培育国内需求。
1.GDP增长率呈不断下降趋势
我国GDP增长率从1993年的13.5%下降到1998年的7.8%。1998年下半年,依靠财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但仍然明显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同时低于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
1999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达到7.6%,其中一季度GDP增长率达到8.3%,二季度GDP增长降为7.1%。经济增长前高后低的趋势明显,若不及时采取有力的启动政策,完成今年GDP增长率7%的目标仍有一定困难。
2.各类物价水平持续下跌,通货紧缩趋势依旧
到1999年8月,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连续23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个月负增长,反映经济景气的生产资料价格购进指数也连续35个月负增长。今年上半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从第一季度的-2.9%和-1.4%进一步下跌为-3.2%和-1.8%,尽管近来这两个指数均有程度不同的回升,但回升幅度十分有限。
3.消费需求不旺,增长乏力
199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仅为6.8%,1999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为6.4%。比1985-1997年间平均17.7%的增长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说明物价的下降并没有相应带来商品销售额的增长。
4.农产品收购价格剧烈下降幅度大,农民收入增长减缓
1997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就全面大幅度下跌为-4.5%,1998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为-0.8%,两年累计下降了12.1个百分点,等于农民生产等量的农产品而货币收入却下降了12%。农村居民消费持续下降,1998年农村居民以69.6%的人口,只购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38.9%,1999年第一季度有下降为38.5%,而占人口30.4%的城镇居民,却购买了另外61%以上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过大。
5.外贸出口形势并不乐观,外需严重不足
1999年上半年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580亿美元,同比增长4.4%,其中出口830亿美元,下降4.6%;进口750亿美元,增长16.6%;顺差80亿美元。此外,上半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194亿美元,下降19.9%;实际利用外资186亿美元,下降9.2%,预示着吸收利用外资和扩大出口的难度进一步加剧,外资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减弱。
6.基础货币投放下降,实际货币供给不足,货币流动性比率降低
近年来,我国基础货币投放下降,货币供应趋紧。1998年末,基础货币余额为29108.7亿元,仅比上年末增加29.2亿元;到今年3月份,基金货币余额降为28314.9亿元,比年初下降793.8亿元;6月末,基础货币余额降为28042.7亿元,比三月末下降272.2亿元,比年初下降1066亿元。
在基础货币下降的同时,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仍保持小幅增长,其增长量约为基础货币运用余额减少造成的货币供应的收缩量。也就说,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M2在小幅增加的同时,货币流动性比率(即M1与M2之比,即全社会货币供应中,用于居民消费、企业生产和投资的那部分货币占整个货币的比重)却不断下降。1997年6月货币流动性比率为37.5%,1998年6月下降为35.7%,到1999年6月进一步下降为34.86%。造成货币流动性比率不断下降的原因,是由于近两年企业投资活动不积极,流动资金减少,以及居民消费欲望不强。由于企业资金趋紧,投资意愿下降,1999年前4个月企业存款下降355亿元,其中,活期存款下降842亿元,定期存款却增加了487亿元。
根据西方学者的实证分析,货币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1.8.考虑到我国正在经历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弹性应该更大一些。据国内学者对1979年以来的实证分析,我国的这一弹性应为2.3左右。也就是说,经济每增长1%,货币数量应该增加2.3%。以1998年经济增长7.8%为例,货币数量应增长17.94%,而我国1998年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M0、M1、M2的增长分别为10.09%、11.85%和14.84%,都远低于17.94%的水平。因此,就近两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言,我国基础货币的增加速度太低,货币供给不足。
明年应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
通货紧缩使实际利率上升,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储蓄倾向上升,投资意愿减弱,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直接原因。不断加深的通货紧缩将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尽管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因此,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与经济结构调整的中长期政策衔接起来。
进一步缓解通货紧缩是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因此,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仍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政策取向。实行这一政策取向的问题是,从货币政策方面看,政策传导机制障碍影响了基础货币的放量,也使利率政策作用不明显,新的货币需求不旺也从另一个角度抑制了货币供给。因此,放量基础货币、扩大货币需求,在传导机制障碍短期难以解决、利率政策不明显的条件下,基础货币放量须寻找新的途径,同时,从现代货币需求理论看,提高非政府投资收益率是创造新的货币需求的关键。
从财政政策方面看,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作为长期政策使用,发债空间有限,发债空间欧盟国家债务负担率不高于60%,1999年我国债务负担率约为12.5%,西方国家宏观税率平均在45%以上,我国约在12%,说明财政的偿债能力约为西方国家的1/3弱,1/4强,因此,我国的债务负担率低线为15%,最高不能超过20%。
我国目前大约有3万亿的隐性债务(估算),未来几年将部分体现为政府的显性债务,如剥离银行不良资产的最终损失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支付缺口等,最终都要由财政来承担。
依据李嘉图的等价定理(当债务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时,当期的债务发行是对未来增加的税收收入的提前支付),当期的债务发行,必然导致未来年度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否则,财政将发生支付危机。因此,必须考虑灵活运用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
明年财政货币政策具体思路
1、货币政策方面:
1)继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核心问题是解决货币传导机制障碍。将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与信贷安全作为刚性考核指标,解决不讲效益,只求安全的问题。
>2)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进一步调低存款准备金率,以增加商业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在当前已经扩大商业银行存货差和增加低成本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将存款准备金降为零利率,鼓励商业银行积极扩大贷款投放和其他形式的资产运用,防止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套取利息。同时,将中央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目前的8%再下调到5%。
3)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发展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在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下,不仅要积极防范金融风险,继续推进化解金融风险的各项改革措施,还必须注意防止出现政策和导向上的极端化倾向。如果金融机构单纯追求防范风险而不积极进行投资和贷款,整个宏观经济必然会陷入更大的困境,从而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乃至经济风险。因此,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应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发展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各种类型的非国有金融机构,推进金融机构的多样化,以分散国家的金融风险,拓展中小企业的筹资渠道。
4)积极培育金融市场,增强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发育,加快货币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为统一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回购市场、票据市场创造条件,促进公开市场业务的发展;放开票据贴现率,鼓励商业银行积极进行票据贴现业务,加大再贴现的规模,扩大中央银行资产运用中票据持有的比例,增强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
2、财政政策方面:
1)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调整支出结构
建议2000年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增加1000亿元左右,主要考虑拉动GDP的增长与阻止物价水平的下滑。
调整财政资金支出结构,在增加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同时,应该考虑将部分财政资金用于能够直接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领域。包括增加经常性预算支出,增加职工收入以促进居民消费。特别要将增加的预算资金优先用于扶持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结合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力争使5000万贫困人口提前脱贫;加强政府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支持,由财政拨出部分资金用于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鼓励居民多消费而少储蓄;同时,可考虑将一部分财政资金用于清理企业间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以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特别要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在带动民间投资等方面的作用,放大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通过有效地利用财政贴息、财政担保和财政参股等手段,充分吸纳和引导社会资金,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全面提高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提高依靠非政府投资和居民消费支撑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为迎接中国加入WTO的挑战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2)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
弥补财政赤字有多种途径,其中,债务融资和货币融资是通常使用的方法。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法》、《预算法》不允许采用货币融资法,可考虑继续采取债务融资方式,但中央银行必须大力拓展公开市场业务。目前可采取的措施是,财政部向商业银行发行低息或无息短期国债,由中央银行通过国债市场当天等额购入,迫使中央银行释放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给。这样做虽然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但财政赤字扩大仍然体现在债务规模扩张上,形成政府债务负担。
此外,采用何种方法弥补财政赤字,应在精确计算推动通货膨胀增长幅度的基础上确定。对控制通货膨胀总的考虑是,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连动,使物价指数由目前负增长,提高到明年的正增长。鉴于近年来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左右,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及沉重的就业压力,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若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8%,一般不超过9%的情况,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应是可行的。
3)“轻徭薄赋”,稳定宏观税率
为保证财政各项政策的协调一致,在积极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保持目前宏观税率的稳定,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在经济形势好转之后,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源开拓才能有利地支撑税收的增加。同时,继续清理乱收费现象和推进费税改革,减轻企业与居民负担,支持经济增长。
4)社会保障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举
当前或今后一段时期内,无论是从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还是从经济增长等方面来看,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无法支持消费的快速增长。扩大消费的唯一方式是将居民储蓄变为当期消费。这就要求我们在稳步推进经济体制、政府机构、住房制度、社会保障、教育体制和医疗制度改革的同时,尽快建立和健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解决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采取诸如对无房老职工的住房基金作出补偿、偿还政府对老职工劳动保障的隐性负债,补足欠发的职工工资、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薪金等方式,有效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实行这一政策,应贯彻低收入阶层优先的原则,当前刺激内需的重点尤其要放在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市场上。同时,在供给方面,调动企业和企业家的积极性,使富有活力、蓬勃成长的企业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发动机,发挥财政、信贷乃至民间资金“投资”带动“投劳”的作用,以增加就业,扩大需求。
5)将刺激内需和外需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前,因为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及优先发展工业的发展战略,国民收入分配表现为农业向工业倾斜、农村向城市倾斜,国家以隐蔽的价格形式(即“剪刀差”)、税收方式及储蓄方式从农业提取大量剩余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据有关部门测算,1979年以前的29年里,农业部门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约为4500亿元。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立了以家庭经营为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户经营的主体地位得到承认,同时,国家提高了农副产品的价格,国民收入分配中不利于农业的局面有所改观,可供农户分配的财力大幅度增加。但是,国家分配政策调整的另一方面,却是减少了财政对三农的支出比例,造成财政支农投入不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一)财政支农投入不足
1.财政支出中支农投入的比例趋于下降
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国家财政性支农支出(预算内,下同)的绝对量从1991年的347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691亿元,但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整体上却呈现下降趋势(见图1),从1991年的10.26%下降到2009年的7.66%.其中,1998年支农支出比例提高到10.69%,这是因为1998年国家增发1000亿元债券中有350亿元用于与农业相关的长江中下游、松花江、嫩江、黄河的堤防工程,蓄洪区建设移民建镇和水利枢纽工程等,但实际上直接用于农业的只有20亿元.
2.国家财政性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远低于农业GDP在整个GDP中的比重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目前,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出于启动国内需求的需要,也是为了保证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还不是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其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使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要从原来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的、短期的政策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目标的中长期政策,把着力点放在解决有关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降低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会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力求保持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继续发行一定数目的国债,把握国债投向;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率。在国债发行数量上,一方面,为巩固前期政策效果,促进长期稳定发展,必须继续实施以发行国债、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增长速度,2002年维持1500亿元,2003年可以继续发行建设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
在国债投向方面,增发的国债首先必须用来保证在建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严格杜绝“半拉子”工程。其次,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专项国债,建设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三,为了配合国企改革并更直接地拉动内需,可以适当增加国债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规模、扩大贴息范围,加强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特别是要增加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市场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投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国债管理方面,不但要加强对国债资金的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坚决防止重复建设,而且要通过不断完善工程招标监理制度和完工审计程序,切实提高国债资金的效益;对用于技改的项目也必须合理选择、科学论证、谨慎决策。除此之外,国债的使用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做出调整。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比例,使地方独立地对自己的负债行为承担责任。这样不但能够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发挥其对社会投资的基础性、带动性和引导性作用。
2.不断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切实扩大政策实施效果。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治理通缩的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有两种:扩大支出和减税。要进一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
一要调整政府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为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政府财政支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必须尽快改变竞争性领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搞好经济的宏观调控,以便从体制上和制度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的问题。政府的宏观资源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方面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支持财政贴息、税费改革以及其他必要的优惠性措施,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减轻社会负担,为优化经济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并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制度、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二要灵活运用税收杠杆,有效启动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需求不振的形势下,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发展成为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走向。由于目前我国税负水平并不高,税收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与国际相比是偏低的,而增支的压力却很大,因此,我们不具备全面的减税条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结构和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扩大税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切实扩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此,首先要对目前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进行调整,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局部减税。其中,包括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并调动投资、生产的积极性;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的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税扣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促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需要加征重税;尽快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其次,要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变被动纳税为主动纳税,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轨道。第三,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取缔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减轻社会负担,以求扩大和培育国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