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发言提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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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XXX党支部班子自始以问题为导向，先后通过群众提、自己找、集体议等形式，并结合自查和上级检查等情况，深入查摆了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具体如下：

（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方面

1.对巡视工作条例重视不够  

我们支部在工作过程中有时会认为做为教师上好课，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是主要任务，有时对上级的巡视工作重视不够，上交的材料不及时，材料归档不合理，不全面，不便于检查，有时完成的任务也因为没有过程性材料而导致检查不合格，有时对同志们要上交的笔记等材料出不齐，存放不长久。

对以上问题咱们支部这次召开巡视整改专题组织生活会，进行自查剖析。按照教育系统巡视巡察工作新指示、新要求、新精神、新部署开展工作。

以后对巡视工作要高度重视，对以后巡视出的所有问题都要全面的进行分析，找到产生的原因，进行合理解决。

2.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程度不够 

咱们支部班子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总是觉得意识形态离我们太远，导致重视程度不够，这样就不能及时向支部党员传达一些会议精神和新的理论知识，在今后工作过程中我们要跟紧党的步伐，强化责任意识，按上级要求学习党的最新理论和会议精神及时向支部传达。开展意识形态学习教育。

开展意识形态自查工作，要注意意识形态内页档案建立。做好意识形态“风险点”排查工作。

（二）严守党的纪律方面  

存在遵守工作纪律不严格情况，在有些学习和各种活动中，有的同志不能及时参加，有补学的情况，觉得现在大家的工作繁杂，不只是教学，各方面工作多，有时完成一些支部的工作任务会出现落后现象，今后工作中一定会及时开展上级要求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做好对党员的教育引导工作。

在工作纪律方面对党员的要求也不够严格，检查少，对同志们的工作纪律表现掌握的不够全面，也有不及时请假和及时签到签退的现象，支部要加强纪检监督，规范工作纪律，有事及时请假，另外要求同志在工作时间不得作与工作无关的其它事情，支部会定期抽查，做到对党员全面管理。

二、各类问题的具体整改落实安排

(一)对巡视工作条例重视不够具体责任人是潘红飞同志，做到立行立改，在今后工作过程长期坚持。

(二)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具体责任人是刘双同志，做到立行立改，做好上级精神及文件的传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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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某学校到某学院，20xx年9月到某学院任总支书记，等等。二、个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对照党员先进性标准，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认真对比查摆，认识到自己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学习有所放松。自认参加工作30多年，经验丰富，故有所放松。

（二）工作不够深入。工作很多年，但深入基层的时间太少。

（三）思想有些消沉。

三、原因分析

（一）政治理论学习不够。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树的还不牢。

四、整改措施

（一）加强学习，特别是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二）改进工作作风。

（三）克服思想上的惰性。

职（成）教学院院长胡萩莎：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理想信念方面。在继承和捍卫基本原则不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复杂问题中感到能力不强、方法不多；对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认识不足；不善于认识当今世界的变化及其趋势，在理想信念问题上并未完全达到先进性要求的深度和纯度。

（二）宗旨观念方面。公仆意识、服务意识、做群众学生的意识不强；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措施研究不够；有时处理问题不能坚持高度的党性原则。

（三）工作作风方面。对于一些深层次问题研究不够；倾听群众的意见、呼声不够；改革措施抓落实不够，有的还只是设想，与领导与群众的期望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深入教学、学生工作第一线调查研究不够；主动与教师、职工谈心交流比较少；忽略了与同志们在思想认识上的沟通；有急于求成心理，欲速不达；批评自我批评做得不好，批评过火，或开展批评不够。工作中在抓深抓透方面还不深入、不细致。

（四）廉政建设方面。从高度上认识这个问题不够。有时个人也存在着参与请吃吃请的现象，有时防微杜渐方面做得不够扎实。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理论学习抓得不够紧。

（二）宗旨意识树得不够牢。

（三）作风建设抓得不够扎实。

（四）世界观改造得不够彻底。

三、今后努力的方向

（一）抓好学习，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更新观念，不断研究、探讨新形势下的职（成）教学院的工作。

（三）求真务实，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关心和依靠广大教职工。

（四）严于律己，努力提高自我修养和自我改造能力。

职（成）教学院副书记***：

一、学习情况及体会

（一）学习：严格要求，保证学习教育到位。

（二）体会：通过学习教育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更加强化了宗旨意识，增强了为师生服务的自觉性。更加明确了在保持先进性上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增强了边学边查边改的紧迫感。弘扬了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增强了“实干”意识。真正做到“两不误、两促进”。

二、我院学生工作的现状

进一步明确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巩固和加强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树立了正确的学生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树立了“学校教育、德育为先”的教育观。

三、突出问题

（一）工作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把握不太得当。原则性有余而灵活性有待加强。

（二）与部门负责人及相关同事的交流时间不够。做的多，交流地少。

（三）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性有待加强。

四、原因分析

关于原则性问题：我个人在管理方面受管理理论的影响较多，自己从事管理工作主张按规矩办事，不因人而异，因时而迁，因地而变。

关于交流问题：一方面，自己埋头于日常事务性的工作较多，静下心来交流沟通的时间较少，需要在提高驾御时间及工作技巧方面下工夫；另一方面，自己总觉得工作会议上做了安排，领导明确了责任，既然会上没有异议，接下来就是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任务，不需要再做深入的交流，以致于影响工作进度。

关于工作创新问题：平时对事物的观察不够细致，学习不够深入，以致于不能前瞻性的统筹安排，巧妙策划，进而影响工作的创新。

五、整改计划

（一）继续加强学习，拓宽视野，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

（二）律人先律己：身先士卒，带头工作。

（三）积极关心同事，加强与部门负责人、同事的交流，着力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

（四）注意培养后备队伍，加强员工的知识、专业、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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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造轻松和谐的课堂气氛

一说到高中政治课堂，很多人往往会把它和“单调”“枯燥”“说教”等词语联系在一起，因为政治科有着较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肩负特定功能和任务，有时候想让每一节课堂变得生动有趣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新课改背景下，单调枯燥课堂氛围已经严重不能适应生活在当下的中学生，因此必须营造较为轻松活跃的课堂气氛。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师教学的关键是设法营造学生喜欢的学习环境和气氛。我们应该想方设法使内容相对枯燥的高中政治课堂呈现出精彩与灵动。例如，在讲到《文化对人的影响》这一框题时，本人用了《真心英雄》歌曲导入课堂，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在课堂中间的探究活动中也插播一些轻音乐，最后的课堂小结让学生以歌曲串烧的形式把本框题的知识点串起来。这样既营造了轻松的气氛又增强的学生的主体地位，此外教师幽默的语言以及开朗的心态也有利于营造轻松和谐的课堂气氛。

二、开展形式多样的探究学习活动

有效探究的载体是有效活动，新课改背景下，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导，要做好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学生意见的倾听者。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是主体地位，新课改背景下更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更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倡导以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方式变革。通过学习方式的变革使学生在能动的参与和探究中提高认识、形成能力。例如，在讲授《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一框题时，本人首先让各组代表到黑板展示本框题的提纲。然后各组之间进行比较，共同提高。这既检验了小组课前合作学习的效果，也达到了课堂相互学习的目的。接下来本人没有对提纲直接进行讲解，而是先在多媒体课件上展示出“意思”这一词语，通过中国的汉字引入课堂，让学生来造句，“意思”二字在不同的意境中意思是不一样的，学生各抒己见，这既达到自主学习的目的，又做到生生互动，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知识的课堂。又如，在学习到《新时代的劳动者》时，课前要求学生利用周末去人才市场收集本市就业信息并分析就业形势然后在课堂上展示。通过合作探究学习使学生对就业问题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从而更加容易理解课本理论知识。

三、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高中政治课的有些内容学生理解起来有些的难度，在现代教育背景下必须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师必须在多媒体的使用上有所作为，原本教条的政治理论通过电教手段的动态显示，变得情趣十足。在丰富学生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启发了学生的思维，开阔了学生的思路，破解了学生认识上的疑惑。例如，在讲授《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这一框题时，我们结合教学内容给学生播放电影《海尔冰箱成长记录》的片段，意在强调诚信经营的重要性，又如在讲授《党的执政方式》这一知识点时候，我通过多媒体展示了刚刚闭幕不久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相关决议和公报。在讲到哲学《两点论和重点论》这一框题时候，我首先播放《》中关于锦州战役的部分视频，学生通过再现的历史镜头充分感知当时敌对双方决策层的战略思想，人学生明确同志提出先打锦州战略决策正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住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坚持矛盾分析方法的光辉典范。

四、完善激励和评价机制

每一个人都渴望成功，喜欢被肯定、被表扬，高中生更是如此，对学生的表扬可以是口头书面，肢体语言或者是心理暗示等手段。对于课堂教学所碰到的问题，鼓励学生积极讨论和发言，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鼓励学生积极争论，提高学习的积极性，教师不要轻易下结论。在现行的教育体系下，评价政治课堂是否有效，往往还是以学生的考试分数来衡量，而政治课的德育作用是在课堂之后才能体现出来，这点又往往被忽略。因此对高中政治课堂的有效性的评价，不能仅仅以学生的考试，测验的成绩来衡量，应该从学生全面发展来衡量，德育，智育，体育等要全面发展。

新课改大背景下，课堂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如何让课堂变得高效，教师必须有所作为，高效的课堂必然是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有机结合，必须是传统和现代有机结合，必须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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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

新闻媒体是党的“发言人”，党在一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通过新闻媒体向广大人民群众做宣传、解释、阐述，新闻媒体是党的风向标，代表党的声音，因此要求新闻从业者必须善于了解掌握国际国内政治、军事、经济的总形势，应当遵照中央提出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这六个方面提高自身的修养，积极学习，保持新闻从业者特有的政治素质，正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媒体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将党的这一重要方针和基本原则牢牢的贯彻下去。作为新闻工作者，要时时提高警惕，即使是和平时期更要坚守原则，始终把握住新闻宣传的正确导向；坚定地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维护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为构建和谐、文明社会建功立业，加强并完善自我，做一名思想政治素质过硬的新闻工作者，绝不能辜负党的重托和期望。

二、要有强烈的责任心

责任心是每一个人做事情的基本原则，是做人的基本要素，而面对工作的要求，新闻工作者更需要具备强烈的责任心。而往往在战争、灾难和重大变革中最能体现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心。央视记者顾玉龙和王晓昆，科索沃战争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战火中、废墟中发回了报道；《环球时报》记者吕岩松，在美国误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的第一时间，用手机将新闻发回国内；纵使是危机重重战火纷飞，纵使是身陷囹圄危机四伏，他们都以强烈的责任心坚守自己的使命，完成自己的任务，向祖国母亲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还有像为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卧底”记者，跟随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记者，为解救童工深入砖瓦窑场的记者，到艾滋病和非典病区采访的记者，到灾区采访抢险的记者等。正是这种对新闻事业的执著和强烈的责任意识才让新闻工作者深入第一线，发回许多具有非常意义的新闻报道，甚至不惜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些都是新闻从业者的美德。

三、要具有崇高的职业道德

新闻工作，是社会职业分工中的一种，也是整个社会众多职业中的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职业。新闻职业道德是一般社会道德和阶级道德在新闻工作中用以调节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新闻职业道德和其他职业道德一样不具有法律那样的强制力，它是靠社会舆论监督和人们内心信念的自律发生作用的，任何人无法对新闻工作者实时监控，更多的他们的报道是直播之中，因此这种职业道德是新闻人内在自控能力的体现。新闻工作者作为国家舆论的发言人他的形象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形象，他的舆论代表着国家的舆论，因而他的一言一行都具有影响力，如果不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免不了犯错误，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从而损害新闻事业的声誉。这种职业道德是新闻工作者的底线，不能逾越。

四、要有广泛的知识面和理论水平

新闻业有一个特点就是包罗万象，它涵盖了各个行业、各个层面，一个好的新闻从业者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智者，他也许不像做学问那样需要把一个问题科研几年，也不用像老师那样备课后在课堂上说教三分，但是新闻人一定要有广博的视野，要通晓三门五类，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在生活中发现新闻的素材，才可以用一个视角来展示新闻的原本，才能在五花八门的万象之中敏锐的触摸到新闻，才能用自己知识系统过滤出好的新闻题材。因此，新闻工作者需要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的认识，广泛涉猎，扩大自己面对世界的广角，以更好地满足不断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尤其在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高科技迅猛发展，人民群众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必须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做到既学有专长，又有通学的通用型人才。新闻工作者还要认真研究各方面的理论知识，要具备分析能力和思辨能力，能够在复杂的形势和表面现象中认清事情的原质，学会冷静的分析和逻辑的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意气用事的感性思维做出任何结论，成为专家型和权威的编辑和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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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气氛对学生的智力活动影响很大。民主、平等、和谐、融洽的课堂气氛会使学生的情绪处于最佳状态，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而过于严肃和单调呆板的课堂气氛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抑制学生思考和参与的欲望。

亲切的教学语言是创造良好课堂气氛的主要条件，教师态度和蔼亲切会消除学生对回答问题的恐惧心理，能使学生思想活跃，思维敏捷，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学生在课堂上回答教师提问时，往往因心理、知识、语言、思维诸方面的障碍，不一定能准确地回答问题，这时教师切莫冷眼旁观或让学生难堪，要给学生充分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并适时启发学生的思路，使学生最终能顺利回答问题获得心理满足，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二、培养顽强的学习意志

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对其智力发展有强化和推动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应经常有目的地用生动的事例、榜样的言行教育学生，培养学生顽强的学习意志和克服困难的毅力，激励学生勤奋地学习。教学中要给学生提供独立活动和克服困难的机会，在教师启发诱导下，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另外，还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当学生思想不稳定，兴趣转移，上课分心时，教师在课堂上可以目光、表情、手势、声音的变化或作必要的停顿来警示他们，使其感到自己始终置身于老师的关注下，从而自觉地控制自己。学生听懂一节课，掌握一种方法，解答一道难题，都会感受到成功的喜悦，激发起更高的学习热情，教师要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引导他们懂得成功来源于不断地克服困难，使他们在认知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培养良好的学习意志。

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从心理学角度说，兴趣是人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从心态上表现为具有自觉探索未知事物的动势，能有效地诱发学习动机。在教学中，结合课本内容适当介绍一些中外数学史或有趣的数学知识，可以激发学生的进取心和求知欲。教学是一门艺术，“艺术是情感的表现”。如设计悬念、惊诧、疑虑、幽默、欣喜等，都可触动学生的情感。因此，在设计教学时要注意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探索性和应用性。如讲无理数，向学生介绍古希腊希伯索因发现了无理数而被扔进了大海；讲勾股定理时介绍毕达哥拉斯曾因此发现而欣喜若狂，宰了一百头牛来庆贺等等。要注意用新颖、有趣而富于思考的问题引入课题，比如在讲等比数列各项和公式的推导时，可先生动形象地向学生讲述“富有的国王无力满足棋盘设计人的要求”的故事，使学生听后产生疑问：“S64=1+22+…263=?”诱发学生的心理悬念，促进其学习新知识的积极性。

四、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学生获得知识和能力是在学习的行为过程中实现的，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会事半功倍，终生受益，从而使学生进入“乐学”的境界，进而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在数学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学法指导，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1.做好课前预习。在预习中让学生找出本节课的重点、难点，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做到能带着疑问去听老师讲课。学生自己摸索、动手、动脑的过程，可以培养学生的阅读和自学能力。课前要给学生布置预习提纲，让学生把课本上的关键词、重点词、概念、公式划出来，使他们养成边读边划边批边算的习惯。

2.听课做到“一专三动”。即专心听老师对教材重点难点的剖析、例题解法及思路分析、技巧及课后小结等，勤于思考，积极举手发言，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认真做好课堂上的练习，积极动脑、动手、动口参与教学活动。

3.做好总结归纳。在进行单元或学期复习时，引导学生对所学过的每个知识点、每章节的内容加以综合归纳，注意知识的新旧联系、前后联系、横向联系，写出简明小结，使知识系统化、条理化、专题化。复习时有选择地解一些各种类型和档次的习题，使学生掌握各类题的解题规律和方法，巩固所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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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长期以来，以斯大林1938年9&127;月发表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为蓝本的，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传统教科书体系模式，已经在不少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乃至被视为哲学的标准模式和惟一正统的形态。也就是说，哲学的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取代了本应由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占有的地位。

我之所以特别提出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还因为在我看来，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的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不是枝节性的，而是根本性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的哲学未能充分体现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的精神实质，甚至可以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

事情是否如此呢？这里拟从哲学观的视角作一些分析。

所谓“哲学观”，简略地说，就是哲学的自我观照或哲学家的自我意识。它是哲学家对与哲学活动本身有关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观点、看法和态度。这些问题包括哲学的主题、对象、性质、方法、结构、功能、任务，哲学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未来命运，哲学与现实、哲学与时代、哲学与其他文化活动的关系，哲学活动的目的、意义与价值，哲学家的形象及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角色，等等。其中，哲学的性质问题或“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是哲学观的核心。

逻辑地看，“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可以解析为这样三个问题：“哲学曾经是什么”、“哲学将来是什么”和“哲学应该是什么”。前两个问题涉及的是“哲学是什么”的事实层面（既定事实和推定事实），关于它们的定义可称之为哲学的描述性定义；后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哲学是什么”的应然层面，关于它的定义可称之为哲学的规范性定义。

描述性定义属于“史”的视角。从哲学史上看，“哲学是什么”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规定。一部哲学史，同时也是哲学观的演变史。如何看待哲学中具体观点的演变，需要有一种哲学史观；如何看待哲学观本身的历史变迁，则需要有一种哲学观的哲学史观。从哲学观的哲学史观看，一种哲学一经形成，即成为历史，它的理论框架、概念系统和思维方式一旦被凝固化，对探求新知和哲学的发展就会起阻碍作用。真正的哲学，应当成为“去蔽”者而不是“遮蔽”者。

规范性定义属于“思”的视角。哲学研究者所凭借的就是“思”，最好是切己的“思”。从思的视角看，每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对哲学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规定，否则就不可能展开其理论活动。哲学家个人对“哲学是什么”的规定，实际上是他对哲学的一种理解，即他认为“哲学应该这样（是什么）”。“应该”的问题，要求哲学家必须保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从一定价值立场出发的一定的哲学观，是哲学家自己为自己设定的哲学规范。它不仅是哲学家全部理论活动的逻辑起点，是他进行理论活动必须遵循的原则，而且是他全部理论活动所要达到的结果和目的。

当然，上述两种视角又不是完全无关、彼此外在的，事实上它们常常交汇在一起。也只有把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即把“思”的视角和“史”的视角结合起来，把“思的历史性”和“历史性的思”结合起来，才能对“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作出比较恰当合理的说明。而这就是要回答“哲学能够是什么”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确切含义是：按照哲学发展的历史，和它在今天所达到的水平，什么样的哲学才算得上我们时代里真正的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观，是马克思对哲学的规范性见解。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并没有刻意为它制定一个一劳永逸的体系，甚至也没有给哲学下过明确的定义。他的哲学观，是通过一系列论战性著作来表述的。

早在1842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意识到哲学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表现出反思辨哲学的倾向。这一思想倾向，在随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等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终于形成为明确的哲学观。在这里，马克思又加进了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新因素，从而使自己的哲学观与一切旧哲学观划清了界限。

第一，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宣告了那种超越实证科学的玄思哲学的终结。就根本性质而言，马克思哲学不再是提供什么终极真理知识的理论，既不是寻求一切存在背后的所谓隐秘本性或终极本体的理论，也不是妄想为世界建立统一体系、提供世界整体图景的理论。它把传统的形上本体论哲学作为一种过时的哲学形态远远地抛在了自己身后。

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是科学的批判精神。早在马克思哲学形成初期，马克思就提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侯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这一体现新哲学原则精神的思想，为马克思一贯坚持和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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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石峻；佛教观； 时代背景； 基本结构；贡献

在石峻（1916―1999）的学术生涯中，对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的研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认为“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并且有它悠久历史和丰富典籍以及各种文物资料的佛教，是值得人们认真研究的①。”他主张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来研究宗教，反对某些学者简单就佛教研究佛教。

一、产生的原因

（一）研究背景

1.时代背景

石峻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把佛学研究作为其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宏观的角度看石峻佛教观的产生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政治的角度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从生产关系上看，我国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从文化角度看，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促进了在中国社会的传播。

2.学术背景

到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对佛教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进展。对于中外佛学研究的现状，石峻认为，中国人对佛教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佛教徒式，即只站在信仰佛教的立场上对佛教进行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一般解决不了什么学术问题，只是为信仰而服务的。二是学者式，即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客观的研究，这种研究过程与成果比较客观可信②。近代以来（公元1840―1949）除汤用彤、陈寅恪、吕秋逸等几位前辈学者曾在对佛教的研究做出重大贡献之外，就整体的情况而言是不尽如人意的。甚至有学者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对佛教进行研究。这些都是与事实不符的，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加以改正。

外国人关于佛教的研究，在石峻看来也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把中国佛学做孤立的研究，而不能把佛教放在整个宗教与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如在日本等国，学者们研究中国佛学与研究中国哲学是分开研究的，有些研究佛学的人根本不懂中国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的人也未必懂中国佛学。即使是研究佛教的，也只是研究佛教的某一派的某个问题，所以并不能真正理解佛教。二是有些学者从错误的立场出发把中国佛教简单地看做作印度佛教的附庸，甚至有人干脆认为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真正的佛教。石峻认为，这种观点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③。

（二）学术渊源

石峻的佛教研究的学术渊源，是受到他的老师汤用彤的影响，石峻在1938年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在西南联大任教，在此期间，汤用彤为石峻修改了他的文章《僧肇学述》。在《读慧达肇论疏所见》中，汤用彤题“素好肇公之学”“今读此疏，颇有所得”④两句作为勉励自己。1938―1939年间，汤用彤开设了“佛典选读”课程，石峻研究了他的课程后，专门负责解决同学的一系列问题，效果良好。石峻在阅读《“佛典选读”叙目》中深刻体会到了汤用彤对于印度佛教思想史的一般看法，认为汤用彤在选读佛典书目时，更重要的是印度佛教哲学中心思想的变迁，而不是只关注佛教典籍过去对于中国思想的影响。汤用彤曾专门指导过石峻如何阅读原始佛教典籍。在1944年，牛津大学的汉学家休士一同和汤用彤讨论中国哲学文选的一系列问题，同时石峻负责记录工作，这一选目体现了佛教在我国社会的传播与发展、对抗与融合，乃至衰落的全过程⑤。实际上，汤先生也对石峻佛教论文或提纲中的观点产生了一系列影响。

（三）主体条件

石峻在1916年10月25日出生于湖南零陵，一直受到父亲良好的教育熏陶，从小便刻苦认真学习，在中学学习过程中便对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史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同时接触了社会的新思潮、新观念。1934年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1952年，石峻调回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冯友兰、张岱年一起开展中国哲学的教学工作，在国内首次开设了哲学史课程，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x哲学，同时积极接受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认为指导我们研究佛学史和哲学史的根本方针是唯物史观⑥。具体阐述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否定脱离历史现实的“纯研究”；第二，理论与历史的统一；第三，实事求是；第四，同情和批判⑦。石峻从20世纪30年代末期以来，一直把佛学作为自己中国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大影响意义的论文。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石峻佛教观产生的原因不是偶然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产物。从客观方面看，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时代背景中，在先前学者对佛教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从主观方面看，与石峻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勤奋治学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二、佛教观的主要观点

石峻自20世纪30年代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基础上研究潜心中印佛学、研究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传播、发展、创新等重要内容，在师承汤用彤的佛教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佛教观。石峻佛教观的主要观点有：条件论、传播史论、基本结构论、实质与基本特征论以及功能论。

（一）条件论

古代印度，占有统治地位、拥有无限权力的是僧侣阶层（这个阶层即婆罗门的上层）。这个僧侣阶层欺骗群众，大搞迷信活动来榨取群众的钱财，从而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因而在印度社会形成了一种思潮，即反婆罗门思潮，并形成了各种团体，佛教组织就是沙门团体之一⑧。针对婆罗门教提出的婆罗门为最高种姓，拥有巨大的权力，有权统治其他种姓的纲领，佛教提出众生平等，反对特权政治，由于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因而在社会受到其他种姓的强烈维护。所以，佛教一产生，很快就在古代印度社会中流行开来，佛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社会势力渐渐地超过了婆罗门教。

在古代中国，由于汉代开辟中亚细亚的交通，在空间上为中印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古代所谓的“西域”地域，如月氏、安息的僧众，就开始源源不断为古代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古印度的佛教经典，从此，印度佛教才得以在中国起源并逐步传播发展开来。但一定的社会意识文化都受到特定历史文化的制约，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往往要受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国传统风俗、社会道德的综合影响，因此，佛教与中国文化一步步相融合，最终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佛教文化。

（二）传播史论

印度佛教大约起源于公元前6―前5世纪的古印度奴隶占有制社会，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印度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在印度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发展过程。佛教自创立以来，由于得到众多种姓族的强烈拥护，一时间在古印度得到了广泛传播。总的来说，佛教在印度社会的发展历程是渐进变化的，可分为四个重要时期：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以及密宗佛教时期。大约在公元9世纪，佛教在印度的发展逐渐衰微，印度佛教因此由盛转衰，历史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是佛教自身为了迎合印度的外道，结果也变成了与外道合流而使自己融入印度教中；二是回教军队对印度的频频入侵与彻底摧毁，佛教彻底没有了容身之地。到13世纪，佛教在印度消亡。

佛教在古代封建王朝的发展也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历史。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开始逐渐传入中国，佛教在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人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神仙道术将其神话，当时几乎没有汉人出家为僧；接着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与演化，佛教与中国传统玄学相结合，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种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玄合流时期；到了隋唐时期，由于隋唐封建帝国统一的建立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统一的宗教，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形成了在佛教理论、寺院经济方面相对独立的佛教宗派；宋元明清时期，佛教由盛转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提倡儒、释、道三教合一，这个时期的佛教结合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伦理等特点，使之更具有中国化的特点；近代中国的佛教思想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把佛教与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我国佛学新的历史时期。

（三）基本结构论

乔达摩・悉达多是佛教的创始人， “四谛”和“十二因缘”是佛教的基本教义。所谓的四谛，指是佛教中四个最基本的道理，即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苦谛是讲人生时时处处充满的种种痛苦；集谛主要探讨苦的原因；灭谛意思是消除烦恼，得以解脱，佛教的最高境界当属圆寂或涅；道谛是讲灭烦恼得以解脱的途径和方法。

佛教在分析苦难和造成苦难原因的时候，除了“四谛”外，原始佛教的另一个基本教义是“十二因缘说”⑨。佛教认为，人生是一个因果轮回的流转过程，十二个环节，组成因果链条，互为因果条件…佛教强调通过学习，领悟佛教真理以求得解脱。

佛教在和其他宗教派别的斗争中，把他们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三法印”。这三条佛教根本教义的标志是：第一，“诸行无常”，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第二，“诸法无我”，认为客观世界不存在着一个主宰者；第三，“涅寂静”，人生活的最终目标是追求一个绝对安静的、神秘的生活状态。随着历史的蓬勃发展，佛教的教义便也出现了新的变迁，大约公元一世纪，出现了大乘、小乘两派，同时也标志着佛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小乘”是前期佛教的贬称⑩，后期的佛教自称为大乘。

（四）本质特征论

佛教的本质特征是宗教，宗教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信仰为基础，而有关佛教的哲学、文化只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形态。石峻认为佛教拥有宗教的三要素观，即宗教的信仰形态、文化形态以及社会实体形态（11）。在这三个主要的要素中，信仰是宗教的核心。原始佛教重视人生的实质问题，强调一个人说话、做事等各方面的活动都应该合于正道，守规矩，提倡过一种清净的生活，即所谓出家修道。佛教提倡用思想的锻炼和生活修养的方法来求得个人烦恼和痛苦的解脱。

石峻认为，佛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属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突然出现的。按照哲学的意义来说，佛教重视研究自然界中的“常”与“变”的辩证关系；万事万物的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事物的各个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其中包含了哲学辨C法思想，同时也真实反映了封建制度下，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人生问题。因此， “迷信”是不可以一概抹杀它的内容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它的发展规律，总结思维教训，升华历史价值（12）。

（五）功能论

石峻认为，印度的原始佛教教义主要是为了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因此，原始佛教并不是单纯的“迷信”，它重视人生中的实质问题，强调一个人说话、做事及其行为活动都应合于正道，有规矩，提倡过一种清净自然的生活，即所谓的出家修道，它提倡用思想的修炼和生活的修养的方法来获得个人的解脱（13）。印度佛教从汉代开辟与西域的交通之后，经中亚细亚传入中国，不断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所吸收利用。佛教在中国封建社会宣扬因果报应思想以及三世两重因果思想，佛教认为，人生在世，不论是富有高贵，还是贫困低贱，都是是个人自己前生修得的结果，今生只能接受，不能拒绝，也不得有任何反抗思想与行动。很明显，它是直接为奴役人民、巩固封建统治、公开为剥削阶级的既得利益服务的。它有两方面的作用：既能赞助王化，又可维系人心（14）。

综上分析，石峻的佛教观点主要包括条件论、传播史论、基本结构论、本质与基本特征论以及功能论。其中，条件论是佛教产生的起点；传播史论是佛教发展的过程；基本结构论和本质与基本特征论是佛教的基本内涵；功能论是佛教产生的目的与作用。

三、主要贡献

石峻，是我国著名的佛学专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石峻就已经开始中印佛学的研究准备，发表了《论魏晋时代佛学与玄学的异同》《玄奘思想的检讨》《玄奘留学印度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肇论〉思想研究》《读慧达〈肇论疏〉述所见》等文章。石峻在佛学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如下：

（一）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

石峻研究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石峻认为佛教思想是古印度社会的社会民族矛盾的产物，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释迦牟尼空想出来的（15），他研究印度佛教，始终坚持从社会历史的背景寻找答案。从佛教的起源来看，印度原始佛教是在古代印度奴隶占有制发达、社会经济急剧发展、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原始佛教反映了古代印度社会民众对于天国和婆罗门教的神的抗议，代表了古印度社会反婆罗门思潮的团体。后来形成的部派佛教，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现实矛盾，于是竭力宣扬释迦牟尼的权威，将释迦牟尼神化，佛教在历史的进程中因此由原始佛教演变成了“神教”，为佛教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印度佛教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复杂的现实状况，逐渐产生了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反对以往小乘佛教追求个人解脱的信仰主张，而提出了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佛教观。随后印度佛教越来越脱离社会的现实，于是慢慢由盛转衰，最终在印度消亡。石峻反对将佛教理解成古印度思想文化全貌的观点，在石峻的研究中，从历代佛教的发展史角度来看，佛教原本并不是古印度的正统思想（16）。

佛教传入中国社会始从西汉代末，随后又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各个朝代的传播、演变。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样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一方面，通过佛教的教义来看，也是和印度一样，先是有小乘佛教，后也有大乘佛教。另一方面，中国的儒道思想又和大乘教义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逐渐融合、沟通（17）。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佛教徒的著作不值得进行学术研究的，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佛教，印度佛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佛教，然而石峻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接受的，中国佛教的产生与发展有着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独特的特点。相比之下，中印佛教哪一种价值更高，不能作草率空洞的议论，要依据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具体的分析（18）。

（二）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哲学研究

佛学是我国魏晋时期主要的社会意识形态，石峻重点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哲学，他从对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佛学发展的历史情境研究中，深刻论述分析了魏晋时期的佛学与玄学同与不同之处。石峻还尤其研究僧肇及其著作《肇论》。

1.玄学和佛学的异同

石峻非常注重玄学和佛学的比较研究，他认为虽然学术界对魏晋玄学和佛学的关系的研究上有很大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明显的研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种是二者完全相同论，另外一种是二者简单等同论（19）。石峻反对这两种倾向，他认为要从它们的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中探明其相互关系，进而辨别异同之处。从发展的过程来说，他认为使中国传统玄学先影响了佛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然后佛学与玄学相互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魏晋佛学本身还需要依靠玄学的影响力量才能够在社会得以广泛传播与发展。就玄佛两者的不同点而言，石峻概括出主要的四个方面：一是内容不同，佛学主要讲人人都可以成为佛，追求西方极乐世界，而玄学是讲统治者如何治理封建王朝的；二是思想渊源不同，是中国原有的儒道等传统思想演变而成的魏晋玄学，是印度佛学和魏晋玄学以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等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三是地位不同。玄学居正统的统治地位，成为统治者智力封建王朝的指导思想，佛学相较于玄学则处于依附地位，到了东晋末年时期，只是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佛学地位才能够有所上升，后来基本取代了玄学；四是作用不同。玄学对于人们摆脱神学目的论的影响和烦琐哲学的支配起过积极作用，有利于解放思想，发展哲学思维，但同时有消极作用的一面，而佛学从总体上来说主要是用宗教信条禁锢人民的思想，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20）。石峻也主要概括出四个相同的方面，一方面是唯心主义的思想性质相同，另一方面是都有较为丰富完善的辩证法条件，然后是对于儒家思想的态度，都有许多的相同之处，同时也都成为了门阀士族的统治社会的工具（21）。

2.《肇论》研究

石峻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僧肇的《肇论》。他认为对该书要读二十多遍，反复玩味，才能理解其中的要旨与意味。

经过考证，石峻认为《宗本义》的作者是不可确定的；他还认为应从僧肇与刘遗民的诘难中来理解《般若无知论》，他赞同南朝宋陆澄的观点，认为僧肇对刘遗民诘难的回答是确当的；他评价《不真空论》是“正宗的大乘佛学”（22），其中心思想是“诸法假号非真”；对于《物不迁论》的研究，石峻认为僧肇受到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派的影响，与中国传统思想大有不同。他不赞成把“物不迁”理解为绝对的“静”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他始终坚持的“不二”的立场是动即静，迁即不迁。由此看来，石峻认为，如果简单的以概念推演的形式对待实际的问题，那么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诡辩论，对于富有理性思维的宗教哲学的来说，要从一般的哲学的认识论角度去理解，更重要的能够考虑到信仰的宗教到实践的体验，这样才能够正确引导人们进入超然的精神境界。

石峻对《肇论》的高度评价，对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产生的意义重大。该书用中国传统话语表达了迥异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揭橥了佛教从依附玄学逐步转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为涅佛性学说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A。由此可见，《肇论》成为了中国研究佛教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三）隋唐佛教研究

1.关于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和特点

石峻在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即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客观条件下探讨隋唐佛教形成的根源，认为“隋唐佛教宗派，是隋唐历史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23）。研究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有助于了解我国佛教的形成规律和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石峻对宗派做出了界定。他认为宗派与学派的含义不同，宗派有四个特点：宗派有独立的寺院经济；有不同的传法世系或法统；有不同的宗经和理论体系；四是传教地区的势力范围的不同，以及生活节律的不同。

其次，石峻认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主要有统一的政治格局、高度发达的寺院经济和佛教理论自身完善的结果等方面的原因。除此之外，除了隋唐的佛教宗派大不相同，他还强调了隋唐佛教宗派具有的两个基本特点，即排他性和独创性。石峻认为，历史具有一定规律的延续性，是不能随意割裂的。因此他认为隋唐佛教具有判教等六大特点（24）。

此外，石峻又从另外一种角度概括了四种隋唐佛教宗教的特点，即宗派性、系统性、统一性和国际性（25）。

2.关于玄奘的研究

玄奘远游印度也是石峻着重于研究的。他认为玄奘的西行求法并不是单纯地拜佛求经，还有地论师的相州南北两派之争、佛典的翻译问题、当、现二常的分辨问题以及正因佛性问题四个方面原因。石峻强调，虽然外来学说对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也是反映了我国社会政治以至文化的发展”（26）。 玄奘西行后，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思路是：第一，对于佛性问题的讨论，玄奘采用他印度老师戒贤所传护法一派的意见，即有五种姓的说法，特别是第五种人，有情无性，是无法成佛的，由此可以得出，能不能成佛，是由先天决定的。这和传统的“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核心观点有所不同；第二，关于轮回的载体问题，玄奘主张本新合成种子论。这是采取了一种调和折衷的态度；第三，玄奘构建了以“真唯识量”说为基础的思想体系。

3.禅宗研究

石峻对于禅宗的研究，坚持认为禅宗是一种“心学”（27），并不是纯粹的一种理论，它更注重的是心的自证，但中国人创造的禅宗，得到凭借的方法有拂子坐禅、棍喝、一动等，传统的禅法与禅宗的根本理论是相同的。

南宗的真正创始人是惠能，石峻对惠能的理解，强调了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出身于劳动人民，且有可能是少数民族；二是文化水平不高，但不一定是文盲（28）。禅宗强调这一点的用意，“表示佛教的最高智慧不在文字”。南宗的思想主张人人皆有佛性，提倡自悟自度，不迷信佛经、不崇拜偶像，不一味地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具有独特的精神面貌。我们应该研究学习的是南禅后来的分派，分派成为了带有某种规律性的中国思想学术的内容（29）。

（四）佛教与中国文化

石峻认为，佛教的信仰并不是孤立的，从佛教和文化的关系研究，它一直是跟不同时代、社会道德乃至政治经济、民间风俗习惯等结合在一起的（30）。中国文化、佛教是双向的关系，石峻更强调的是中国文化对佛教的影响。

从佛教影响中国文化的角度看，石峻列举了七个典型影响：一是因果报应学说的影响；二是佛教信仰有助于维护封建道德和巩固封建社会道德秩序；三是在生产关系方面看，佛教的传播阻碍了封建社会的发展；四是隋唐佛学对于宋明理学的影响；五是佛教发展为寺院经济的兴起有利于保存古代的历史文物；六是佛教用语、概念或范畴，是中国思想与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七是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佛教也影响了中国的雕塑和壁画、建筑的艺术形式，佛教也影响了中国的俗文学、白话文化等对中国的音韵学。

石峻在中国哲学教学与研究中，形成了其具有时代特色的佛教观。但由于政治运动不断，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石峻也不例外，在20世纪60、70年代就不再轻易写作，所以他的佛学研究精到的观点没有呈现于世。这是十分可惜的。石峻研究佛教特别注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 注 释 】

①⑧（15）（16）（18）（29）（30）石峻：《佛教与中国文化》，《石峻文存》（第一册，下同），华夏出版社第2006年版，第28、24、24、26、27、29、37页。

②单侠《民国时期佛教革新研究（1919―1949）――以革新派僧伽为主要研究对象》，《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第2期。

③石峻：《石峻学述》，《石峻文存》，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514页。

④石峻：《肇论思想研究》之附记，《石峻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0页。

⑤石峻：《回忆汤用彤先生的治学精神》，《石峻文存》，华夏出版社，第3页。

⑥参阅董群：《石峻先生与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东南大学人文学院》2007年版第7期。

⑦参阅石峻、方立天：《论魏晋时代佛学和玄学的异同》，《哲学研究》1982年第12期。

⑨石峻：《宗教与文化》》，《石峻文存》，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⑩石峻：《世界三大宗教》，《石峻文存》，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页。

（11）参阅弘法 ：《与时俱进 看佛教的本质特征和主体意识的保持》，《法音》2006年版第3期。

（12）参阅杨庆中：《石峻传略》，《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

（13）杨庆中：《石峻学述》，《石峻文存》，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516页。

（14）石峻：《范缜评传》，《石峻文存》，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17）石峻：《中国佛教》，《石峻文存》，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19）（20）参阅石峻、方立天：《论魏晋时代佛学和玄学的异同》，《哲学研究》1982年第12期。

（21）石峻，《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谈话》，《石峻文存》，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494页。

（22）参阅石峻、方立天：《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哲学研究》1981年第8期。

（23）石峻：《在“隋唐佛教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提纲》，《石峻文存》，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24）石峻：《略论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原人论〉导读》，《石峻文存》，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篇8

生活流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素朴平淡甚至乏味的风格，但它和饱含各种情节冲突的戏剧性场景是不矛盾的。生活流在纪录片中是核心，是灵魂。戏剧性场景在纪录片中是表达手段，是结构方式。纪录片之所以成为一种艺术，也就是每个纪录片制作者都能从生活流中发现和他个人观念相呼应的东西（它的外在形式是真实生活的影像），然后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现场拍摄的个人选择和后期剪辑的各种组接），来形成个人观点。这之中，一个重要艺术手段就是真实生活影像的戏剧化，也就是通过戏剧性场景来表达制作者的个人思想。美国纪录片制作者怀斯曼说："我们拍纪录片和小说家创作不一样，作家是在进行一种新的发明创造(invent)，而纪录片工作者是在生活中分辨出（recognize）什么是真正有趣的东西，并使用非常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2]关键是分辨和表现，纪录片的艺术地位和艺术价值才得以确立。

"如何分辨"与制作者的个人素质有关；而对于"如何表现"，绝大多数制作者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纪录片中戏剧性场景如何产生的问题。克拉考尔说："一方面，纪录片导演为求表现世界而取消了情节，另一方面，他又出于完全相同的理由而感到有必要恢复戏剧性动作。"[3]戏剧性的表现手法是纪录片内在意蕴的一个主要表达方式，而它在影片中的存在方式则是戏剧性场景。纪录片中的戏剧性场景主要由下面两种情况产生：一是单独的长镜头内部所形成的戏剧性场景；二是群组镜头之间形成的戏剧性场景。前者是现场形成的；而后者则是通过作者的主观选择（后期剪辑）加以实现的。纪录片中的戏剧性场景如果在单独的长镜头内部形成，就直接关涉到它是自发的，原生的，还是人为促成的、外界激发的这个问题。如果长镜头里的戏剧性场景是人为诱发促成的，那么又涉及到拍摄者的介入是否伤害到作为纪录片核心灵魂的生活流这个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所采取的不同处理方法，实际上也就体现了纪录片制作者不同的美学观点和价值取向。

在各种纪录运动中，针对这些问题所持观点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同时产生于60年代的法国真实电影运动和美国直接电影运动。关于纪录片中的戏剧性场景，真实电影制作者认为可以采取访问或者其他方法诱发戏剧性冲突，促成戏剧性场景，从而使得被拍摄者在摄影机前说出以及做出他们在平时不太轻易说出的话和做出的事。他们认为只有人为的特定环境才能使隐蔽的真实更好地浮现出来，纯粹的观察只能得到表面的真实。其代表人物是法国人类学家让·鲁什。而起源于新闻纪实摄影的直接电影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人为介入去诱发戏剧性场景，他们和维尔托夫一样主张摄影机要像墙壁上的苍蝇默默观察，以等待"容宠时刻"(privilegedmoment)的到来[4]。这里的"容宠时刻"也就是戏剧性场景。他们严格要求摄影机和摄制人员不与被拍摄者发生任何瓜葛，以便能拍出即使摄影机不存在时也会发生的情况。其代表人物是德鲁小组的利科克，虽然怀斯曼也曾被列入直接电影的流派，但怀斯曼本人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他和直接电影没有关系。

世界上著名的纪录片制作者对于是否人为介入纪录片拍摄，从而诱发戏剧性冲突、促成戏剧性场景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大体上都可以归入这两个类别。弗拉哈迪，伊文思，苏克斯多夫以及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纪录片拍摄中采取的方法大体上和真实电影的差不多。苏克斯多夫的第一部长片《巨大的冒险》（1953年）中有这样一个情景：一只停在树上的猫头鹰突然扎到地面上，抓住一只睡鼠贪婪地把它吃掉，原来这只睡鼠是从苏克斯多夫的口袋里掏出来的。苏克斯多夫为这类镜头遭到了攻讦。批评者说影片中的残酷场面多半是他诱导出来的。但苏辩解说动物的行动是出于自然，它只是为动物布置了舞台，而绝没有做导演。弗拉哈迪也在影片《纳鲁克》种拍下了海象，在《亚兰岛人》中拍下了鲨鱼。这些也都是布置了战斗舞台，而后听其自然的。[5]并且在《纳鲁克》的拍摄中，弗拉哈迪对拍摄现场的介入很深，他甚至对纳鲁克说，为了阿基（电影）生动好看，紧张激烈，你有时候要放弃已经捕获到的猎物。杰出的荷兰电影工作者伊文思一次在北京发表演讲，当他被问及非虚构电影中是否允许安排事件时（makethingsup），伊文思回答说，"如果观众没有注意到就是允许的。"他把这种重构（reconstruction）比作"善意的偷窃"（theftforagoodcause）。[6]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波兰国家纪录片工作室（WFD）工作期间，拍摄了他的第一部长纪录片《初恋》。针对这部纪录片中的一些人为介入拍摄，他这样说到，"拍摄这部影片时我们做了许多安排(manipulation)，甚至故意挑起一些事端，……你不可能让摄制组一天24小时呆在拍摄对象身边而无所事事，--我不得不为这对夫妇安排一些他们迟早都会遇到的情景，尽管这些情景不一定非得在我们拍摄的时候发生。"[7]

在上面例举的三位纪录片制作者的拍摄实例中，按照他们的意图分析，画面里记录下的那些情况在拍摄前都是可能存在的，在实拍中通过人为的努力也确实实现了。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话说，他只不过是人为地加速了戏剧性场景的发生而已。那么，纪录片拍摄者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拍摄现场才不会伤害到影片记录的生活流呢？通常情况下，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不能使其背离日常生活的逻辑。伊文思所说的"如果观众没有注意到"也是指的这个意思。因此，伊文思和斯托克用布鲁塞尔一个"银幕俱乐部"提供的资金拍摄的《博里那杰》（1933）中的"驱逐工人，示威游行以及和警察的冲突等场景都是在矿工的协助下补拍的。"[8]所以，至少拍摄者不能促成在当时历史背景，社会道德制约下不可能发生的戏剧性场景。那么，可不可以有限度地采取一定手段促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可能发生的戏剧性场景呢？当然，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特别是伊文思的事后补拍，从严格意义上说已经违背了纪录片的基本精神。而那些即使是没有事后补拍，但在拍摄现场有主观人为介入的纪录片，其影像中记录的生活流中潜隐的其他意义指向将会因此被削弱，减少乃至消失，从而最后的成片在观众面前呈现出一种单一明显的意义指向。凡是有拍摄提纲的制作者谁能够保证如果不按提纲进行拍摄，就不会出现激动人心的戏剧性场景呢？而又有哪一个制作者在拍摄现场能够迅速地判断出那些他认为可拍可不拍的细小生活场景（隐藏在生活流中）以后会在他的成片中衍生出他根本就始料未及的能够反映社会本质的重大意义指向呢？因此，凡是有人为介入的情况，都是观念先行，都会或多或少地伤害到记录在影像中的生活流。当然，在实际拍摄中，完全没有人为介入的情况也是不存在的，只是，我们在认识清楚这样一个问题之后，才会尽量去避免主观人为介入的情况发生。

维尔托夫，小川绅介，怀斯曼等人的纪录作品则是大体上体现或印证了直接电影的纪录观念。他们都反对在实拍中任何形式的主观人为介入。维尔托夫是一个特例，实际上，真实电影的制作者正是为了向他致敬才提出真实电影的口号的，只不过真实电影的制作方法和维尔托夫的有很大出入，而直接电影的制作方法倒是和他得很接近，所以把他列入直接电影这一类进行讨论。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派强调"摄影机在不为被拍摄者所察觉的情况下去抢拍正在进行着的事物，从不请求被拍摄者的许可，拍摄中也绝无表演摆布，自认是"墙壁上的苍蝇，是隐形人，永远是目击者和旁观者，不会参与或影响事件的进程"。[9]而日本纪录片工作者小川绅介始终强调的一点就是，镜头在场。完美的镜头在场即意味着生活流的完整记录。因此，小川可以花几年的时间去拍摄三里塚农民联合起来阻止修建成田机场的情况。其拍摄内容有很多明显的原生性的戏剧性场景，但是，在这些场景到来之前都有大段大段的空白。小川不是把这些空白放弃了，而是默默地守在那里，忠实地记录着这一切。他不会去挑动，也不会去参与，只是确保镜头在场，并且完全依靠同期录音，降低任何干预。小川反对人为地促成戏剧性场景的发生。

上面论述的主要是发生在拍摄现场的戏剧性场景的形成和处理问题，接下来谈到的是在现场拍摄完成后，后期剪辑时如何形成和处理戏剧性场景的问题。

真实电影在后期剪辑时，因为它前期拍摄是人为诱发戏剧性场景的，并且通常有大量的访谈，所以它在后期通过剪辑而形成的戏剧性场景很少，因此编辑比例比较低，而直接电影因为在前期拍摄中是等待戏剧性场景的出现，所以影片中大量的戏剧性场景要通过后期剪辑来形成或者强调，所以在后期制作时有很高的编辑比例。

维尔托夫认为："戏剧性的事件就出现在平常的生活中--题材可能是平凡的，但是处理得生动活泼，有时是很巧妙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在后期剪辑时如何形成戏剧性场景的问题。维尔托夫宣称："我就是要通过运用摄影和剪辑操纵能力(themanipulativepower)，将大量来自于日常现实的微小场景，打造成具有高度个性，甚至试验性的影片。"然后他又说："电影应当出其不意地抓取生活，然后运用蒙太奇在意识形态指导下重新组合。"[10]对此怀斯曼也说过："我在拍片的过程中，很多精力都花在正确设计电影的结构上。从理论上说，平常的生活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人们每天的生活都有悲有喜，有各种有趣的事情发生。"意思和维尔托夫的差不多。前文提到的怀斯曼说的"纪录片工作者是在生活中分辨出（recognize）什么是真正有趣的东西，并使用非常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句话中，其戏剧化的表现形式就是指在后期剪辑过程中形成戏剧性场景的问题。拍摄者通过后期剪辑可以使原本没有任何趣味的画面变得意蕴丰富。针对纪录片来说，画面的内涵和外延其实是在剪辑的过程中产生的。怀斯曼在会议上专门论述了这种"戏剧化的表现形式"：

"我的剪辑过程，是先把相关的镜头整理为一个一个的段落（sequence），然后把素材剪成一个一个的单独段落（individualsequence），我把这个阶段称为内部剪辑（internalediting），然后再按照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它们剪成群岛似的段落群（assemble），把段落群连接起来的过程我称之为外部剪辑（externalediting），然后调整整个影片的节奏，尤其是段落之间的过渡（transition）---------最后形成积累式的印象化主观描述。(accumulativeimpressionisticsubjectiveaccount)"。[11]

怀斯曼先把素材带整理为一个一个的段落，再把一个一个的段落联接成一个一个的群岛，最后再把群岛组接成影片，这之中，起到逻辑连接纽带的则是怀斯曼在素材带中发现的体现了他个人价值取向的一部分生活流，所以说，影片最后表达的东西虽说是个人的，但这个个人的东西是建立在编辑比例高达50：1甚至100：1的完全真实的日常生活影像上的。怀斯曼虽然在影片里通过剪辑凸显了他个人所强调的价值取向，但因为其拍摄的素材带上包含有丰富的具有多种意义取向的潜隐的生活流，同时这些潜隐的生活流并没有因为后期剪辑而完全破碎，所以说，观众完全可以从他的影片中读出完全不同于怀斯曼本意的东西。如怀斯曼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一件事情："-----在我第一次拍摄《高中》这部电影时，我的电影对这所学校的观点是持非常尖锐的批判的，我不喜欢这样一所学校，都是费城的白人，而且教学内容、课程安排是非常空泛的，另外，教师都在教导学生一切要随大流。我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不但乏味而且对学生有害。当我这部电影在波士顿放映时，有一个女政治家来看这部电影，她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政治家，她当时跟我谈的一段对话简直可以当作一段情景喜剧。她在我面前说，祝贺你，怀斯曼先生，你拍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你能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学到这个学校一些好的东西和经验吗？"[12]因此，怀斯曼的影片可以说是很典型的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纪录片发展到这样的水平，是经过了历史上无数纪录影人的艰苦摸索才实现的，从弗拉哈迪、英国的纪录学派、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派以及让·鲁什的真实电影中，怀斯曼都吸取了很多有益的经验。针对后期剪辑中戏剧性场景的形成问题，怀斯曼的处理办法可以概述为：纪录片的素材（真实的生活片断）用故事片的方法（戏剧性的表现手段）来组接，从而形成戏剧性场景，表达个人观点。因此他的影片带有更多的实证主义的味道，诉诸理性的价值判断，从而产生影响观众内心深处的震撼力。

【注释】

[1]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第347页。"摄影机能真实地纪录人类社会的生活流，生活流同时也就成为跟它有联系的其它主题的母体--促成其它主题的根源。它既是一个主题，又是真正电影的材料或内容，凡是通过这种内容来暗示其主题的影片，由于这种内容处于优势地位，所以都一定是真正的电影。"

[2]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3]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第269-271页。

[4]任远，彭国利编著《世界纪录片史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

[5]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182-183页。

[6]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7]基耶斯洛夫斯基《纪录片的独特角色》，皇甫一川译。

[8]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129页。

[9]维尔托夫，《持摄影机的人》，1929年。

篇9

在各种纪录运动中，针对这些问题所持观点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同时产生于60年代的法国真实电影运动和美国直接电影运动。关于纪录片中的戏剧性场景，真实电影制作者认为可以采取访问或者其他方法诱发戏剧性冲突，促成戏剧性场景，从而使得被拍摄者在摄影机前说出以及做出他们在平时不太轻易说出的话和做出的事。他们认为只有人为的特定环境才能使隐蔽的真实更好地浮现出来，纯粹的观察只能得到表面的真实。其代表人物是法国人类学家让·鲁什。而起源于新闻纪实摄影的直接电影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人为介入去诱发戏剧性场景，他们和维尔托夫一样主张摄影机要像墙壁上的苍蝇默默观察，以等待"容宠时刻"(privilegedmoment)的到来[4]。这里的"容宠时刻"也就是戏剧性场景。他们严格要求摄影机和摄制人员不与被拍摄者发生任何瓜葛，以便能拍出即使摄影机不存在时也会发生的情况。其代表人物是德鲁小组的利科克，虽然怀斯曼也曾被列入直接电影的流派，但怀斯曼本人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他和直接电影没有关系。

世界上著名的纪录片制作者对于是否人为介入纪录片拍摄，从而诱发戏剧性冲突、促成戏剧性场景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大体上都可以归入这两个类别。弗拉哈迪，伊文思，苏克斯多夫以及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纪录片拍摄中采取的方法大体上和真实电影的差不多。苏克斯多夫的第一部长片《巨大的冒险》（1953年）中有这样一个情景：一只停在树上的猫头鹰突然扎到地面上，抓住一只睡鼠贪婪地把它吃掉，原来这只睡鼠是从苏克斯多夫的口袋里掏出来的。苏克斯多夫为这类镜头遭到了攻讦。批评者说影片中的残酷场面多半是他诱导出来的。但苏辩解说动物的行动是出于自然，它只是为动物布置了舞台，而绝没有做导演。弗拉哈迪也在影片《纳鲁克》种拍下了海象，在《亚兰岛人》中拍下了鲨鱼。这些也都是布置了战斗舞台，而后听其自然的。[5]并且在《纳鲁克》的拍摄中，弗拉哈迪对拍摄现场的介入很深，他甚至对纳鲁克说，为了阿基（电影）生动好看，紧张激烈，你有时候要放弃已经捕获到的猎物。杰出的荷兰电影工作者伊文思一次在北京发表演讲，当他被问及非虚构电影中是否允许安排事件时（makethingsup），伊文思回答说，"如果观众没有注意到就是允许的。"他把这种重构（reconstruction）比作"善意的偷窃"（theftforagoodcause）。[6]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波兰国家纪录片工作室（WFD）工作期间，拍摄了他的第一部长纪录片《初恋》。针对这部纪录片中的一些人为介入拍摄，他这样说到，"拍摄这部影片时我们做了许多安排(manipulation)，甚至故意挑起一些事端，……你不可能让摄制组一天24小时呆在拍摄对象身边而无所事事，--我不得不为这对夫妇安排一些他们迟早都会遇到的情景，尽管这些情景不一定非得在我们拍摄的时候发生。"[7]

在上面例举的三位纪录片制作者的拍摄实例中，按照他们的意图分析，画面里记录下的那些情况在拍摄前都是可能存在的，在实拍中通过人为的努力也确实实现了。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话说，他只不过是人为地加速了戏剧性场景的发生而已。那么，纪录片拍摄者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拍摄现场才不会伤害到影片记录的生活流呢？通常情况下，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不能使其背离日常生活的逻辑。伊文思所说的"如果观众没有注意到"也是指的这个意思。因此，伊文思和斯托克用布鲁塞尔一个"银幕俱乐部"提供的资金拍摄的《博里那杰》（1933）中的"驱逐工人，示威游行以及和警察的冲突等场景都是在矿工的协助下补拍的。"[8]所以，至少拍摄者不能促成在当时历史背景，社会道德制约下不可能发生的戏剧性场景。那么，可不可以有限度地采取一定手段促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可能发生的戏剧性场景呢？当然，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特别是伊文思的事后补拍，从严格意义上说已经违背了纪录片的基本精神。而那些即使是没有事后补拍，但在拍摄现场有主观人为介入的纪录片，其影像中记录的生活流中潜隐的其他意义指向将会因此被削弱，减少乃至消失，从而最后的成片在观众面前呈现出一种单一明显的意义指向。凡是有拍摄提纲的制作者谁能够保证如果不按提纲进行拍摄，就不会出现激动人心的戏剧性场景呢？而又有哪一个制作者在拍摄现场能够迅速地判断出那些他认为可拍可不拍的细小生活场景（隐藏在生活流中）以后会在他的成片中衍生出他根本就始料未及的能够反映社会本质的重大意义指向呢？因此，凡是有人为介入的情况，都是观念先行，都会或多或少地伤害到记录在影像中的生活流。当然，在实际拍摄中，完全没有人为介入的情况也是不存在的，只是，我们在认识清楚这样一个问题之后，才会尽量去避免主观人为介入的情况发生。

维尔托夫，小川绅介，怀斯曼等人的纪录作品则是大体上体现或印证了直接电影的纪录观念。他们都反对在实拍中任何形式的主观人为介入。维尔托夫是一个特例，实际上，真实电影的制作者正是为了向他致敬才提出真实电影的口号的，只不过真实电影的制作方法和维尔托夫的有很大出入，而直接电影的制作方法倒是和他得很接近，所以把他列入直接电影这一类进行讨论。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派强调"摄影机在不为被拍摄者所察觉的情况下去抢拍正在进行着的事物，从不请求被拍摄者的许可，拍摄中也绝无表演摆布，自认是"墙壁上的苍蝇，是隐形人，永远是目击者和旁观者，不会参与或影响事件的进程"。[9]而日本纪录片工作者小川绅介始终强调的一点就是，镜头在场。完美的镜头在场即意味着生活流的完整记录。因此，小川可以花几年的时间去拍摄三里塚农民联合起来阻止修建成田机场的情况。其拍摄内容有很多明显的原生性的戏剧性场景，但是，在这些场景到来之前都有大段大段的空白。小川不是把这些空白放弃了，而是默默地守在那里，忠实地记录着这一切。他不会去挑动，也不会去参与，只是确保镜头在场，并且完全依靠同期录音，降低任何干预。小川反对人为地促成戏剧性场景的发生。

上面论述的主要是发生在拍摄现场的戏剧性场景的形成和处理问题，接下来谈到的是在现场拍摄完成后，后期剪辑时如何形成和处理戏剧性场景的问题。

真实电影在后期剪辑时，因为它前期拍摄是人为诱发戏剧性场景的，并且通常有大量的访谈，所以它在后期通过剪辑而形成的戏剧性场景很少，因此编辑比例比较低，而直接电影因为在前期拍摄中是等待戏剧性场景的出现，所以影片中大量的戏剧性场景要通过后期剪辑来形成或者强调，所以在后期制作时有很高的编辑比例。

维尔托夫认为："戏剧性的事件就出现在平常的生活中--题材可能是平凡的，但是处理得生动活泼，有时是很巧妙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在后期剪辑时如何形成戏剧性场景的问题。维尔托夫宣称："我就是要通过运用摄影和剪辑操纵能力(themanipulativepower)，将大量来自于日常现实的微小场景，打造成具有高度个性，甚至试验性的影片。"然后他又说："电影应当出其不意地抓取生活，然后运用蒙太奇在意识形态指导下重新组合。"[10]对此怀斯曼也说过："我在拍片的过程中，很多精力都花在正确设计电影的结构上。从理论上说，平常的生活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人们每天的生活都有悲有喜，有各种有趣的事情发生。"意思和维尔托夫的差不多。前文提到的怀斯曼说的"纪录片工作者是在生活中分辨出（recognize）什么是真正有趣的东西，并使用非常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句话中，其戏剧化的表现形式就是指在后期剪辑过程中形成戏剧性场景的问题。拍摄者通过后期剪辑可以使原本没有任何趣味的画面变得意蕴丰富。针对纪录片来说，画面的内涵和外延其实是在剪辑的过程中产生的。怀斯曼在会议上专门论述了这种"戏剧化的表现形式"：

"我的剪辑过程，是先把相关的镜头整理为一个一个的段落（sequence），然后把素材剪成一个一个的单独段落（individualsequence），我把这个阶段称为内部剪辑（internalediting），然后再按照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它们剪成群岛似的段落群（assemble），把段落群连接起来的过程我称之为外部剪辑（externalediting），然后调整整个影片的节奏，尤其是段落之间的过渡（transition）---------最后形成积累式的印象化主观描述。(accumulativeimpressionisticsubjectiveaccount)"。[11]

怀斯曼先把素材带整理为一个一个的段落，再把一个一个的段落联接成一个一个的群岛，最后再把群岛组接成影片，这之中，起到逻辑连接纽带的则是怀斯曼在素材带中发现的体现了他个人价值取向的一部分生活流，所以说，影片最后表达的东西虽说是个人的，但这个个人的东西是建立在编辑比例高达50：1甚至100：1的完全真实的日常生活影像上的。怀斯曼虽然在影片里通过剪辑凸显了他个人所强调的价值取向，但因为其拍摄的素材带上包含有丰富的具有多种意义取向的潜隐的生活流，同时这些潜隐的生活流并没有因为后期剪辑而完全破碎，所以说，观众完全可以从他的影片中读出完全不同于怀斯曼本意的东西。如怀斯曼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一件事情："-----在我第一次拍摄《高中》这部电影时，我的电影对这所学校的观点是持非常尖锐的批判的，我不喜欢这样一所学校，都是费城的白人，而且教学内容、课程安排是非常空泛的，另外，教师都在教导学生一切要随大流。我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不但乏味而且对学生有害。当我这部电影在波士顿放映时，有一个女政治家来看这部电影，她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政治家，她当时跟我谈的一段对话简直可以当作一段情景喜剧。她在我面前说，祝贺你，怀斯曼先生，你拍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你能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学到这个学校一些好的东西和经验吗？"[12]因此，怀斯曼的影片可以说是很典型的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纪录片发展到这样的水平，是经过了历史上无数纪录影人的艰苦摸索才实现的，从弗拉哈迪、英国的纪录学派、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派以及让·鲁什的真实电影中，怀斯曼都吸取了很多有益的经验。针对后期剪辑中戏剧性场景的形成问题，怀斯曼的处理办法可以概述为：纪录片的素材（真实的生活片断）用故事片的方法（戏剧性的表现手段）来组接，从而形成戏剧性场景，表达个人观点。因此他的影片带有更多的实证主义的味道，诉诸理性的价值判断，从而产生影响观众内心深处的震撼力。

【注释】

[1]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第347页。"摄影机能真实地纪录人类社会的生活流，生活流同时也就成为跟它有联系的其它主题的母体--促成其它主题的根源。它既是一个主题，又是真正电影的材料或内容，凡是通过这种内容来暗示其主题的影片，由于这种内容处于优势地位，所以都一定是真正的电影。"

[2]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3]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第269-271页。

[4]任远，彭国利编著《世界纪录片史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

[5]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182-183页。

[6]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7]基耶斯洛夫斯基《纪录片的独特角色》，皇甫一川译。

[8]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129页。

[9]维尔托夫，《持摄影机的人》，1929年。

篇10

摘 要：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仪文化源远流长。礼仪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影响深远。它既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又是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2012年1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的“礼仪中国”东岳论坛学术研讨会从礼仪的视角切入，围绕礼仪的现状与反思、传统礼仪功能和当代价值、礼俗的发展与变迁、国家祭祀与宗教礼仪、民间信仰与礼仪规范等问题进行研讨，旨在加深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关键词：礼仪；文化；礼制；礼俗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105-03礼仪文化源远流长，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2012年1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的“礼仪中国”东岳论坛学术研讨会①汇集了来自法国、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和国内四十余位专家学者。论坛从礼仪的视角切入，进行了六场大会发言，围绕礼仪的现状与反思、传统礼仪功能和当代价值、礼俗的发展与变迁、国家祭祀与宗教礼仪、民间信仰与礼仪规范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旨在加深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下面对研讨会中代表们关注的主要论点略作综述。一、礼仪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中国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礼仪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古代是一个“礼制”社会，礼仪在维系血缘纽带、协调人际关系、规范伦理道德和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从经学意义还是史学意义，关于礼仪的研究非常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加之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影响，在新旧秩序交融和变革的大背景下，礼仪研究失去了连续性，道德滑坡、礼仪缺失成为中国当前普遍呈现的社会现实。挖掘礼仪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意义，重新审视礼仪的历史实质和内在精神，以古为鉴，思索礼仪的当代使命和现实价值，为当前的社会现实问题提供解决之道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彭林（清华大学）教授的报告《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概述了礼仪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指出礼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在国家典制、人际关系、社会风尚、道德规范、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礼乐文明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蕴，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根本标志，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如今需将“礼”的教育与推广提上议事日程。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以《中国传统礼仪形态与当代社会生活规范轮纲》为题，结合自己研究针对在当前礼仪淡化、缺失、传承断裂的背景下，对如何保持中华礼仪文化的独特性，复兴与重建礼仪文化等问题提出了实践性建议。他认为，当前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尝试：一是对传统礼仪文献做系统梳理，建立完整的信息库；二是根据传统的礼仪文献和礼学著述，对诞生、成年、婚礼、丧礼等具体礼仪进行专题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他特别提出要加强对实践的强调，要尝试对某些礼仪形式的恢复。以前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礼器，作为民众行为方式和礼仪表达的重要载体，也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三是通过定点和抽样调查、深入访谈等形式，作深入的社会文化调查，为礼仪的推广做信息支撑；四是在对传统礼仪特性、社会流传变化方式以及西方礼仪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提出组建民族礼仪的模式。通过试点和示范，使传统礼仪文化资源得以转化和利用。李鸿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当前社会“礼仪”缺失的若干思考》列举了当前社会礼仪缺失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他认为造成这种礼仪缺失的主要原因就是以和60年代“破四旧”为标志的“革命”范式下对传统的废弃。同时，他将中西方礼仪文化发展进行了对比，认为欧洲在传统向现代社会转轨中延续传统的优秀成分，又与现性、文明相结合创造了包含优质传统文化要素在内的现代性礼仪规范；而中国在被迫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文化承传的脉络被割断，使得传统与现代相互脱节，现代礼仪精神内涵缺位，文明规范丧失。而解决之道就是重新认识“传统”，完成“传统――现代”的对接，同时将中西优秀、精致文化相结合，使东方社会走向文明。贺学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报告《传统礼仪的“神”与“形”》分析了传统礼仪的特征，指出礼仪的基质与人类积极本质一脉相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延续性，同时具有浓郁的历史性与鲜明的时代性。而当下道德滑坡、文明失落的现状要求在传承和创新传统礼仪时，不仅要明了传统礼仪之“行”，即礼仪的程序，重视仪式本身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她以人生仪礼为例进行了分析，提出更要理解传统礼仪之“神”，即礼仪背后的文化精神。根据新的时代意识，神行结合，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构建现代人能够接受的新礼仪。王杰文（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的《“礼仪中国”的神话――古今中国礼貌用语的比较研究》通过古今中国礼貌用语的比较研究说明，古代中国的礼貌用语是一种基于“差异”与“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的、流行于精英群体的仪式。这种仪式性的表征方式会随着社会的变迁发生变化。礼貌用语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人要批判地继承传统需要正确认识礼貌用语本身的适用性。韩国学者崔顺全（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研究官）以《朱子的与韩国祭祀的现状》为题，从祭祀场所、陈设图和行礼等方面考察了当今韩国施行祭礼的现状，通过古今对比说明朱子的《家礼》在存续至今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异，对韩国民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及其如何被民众接受并被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成为传统祭礼传承至今。来自北京朝阳区高碑店村的党支书支芬书记以《弟子规的村落实践》为题，介绍了高碑店村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礼仪在高碑店村复兴的过程及其对村民的影响。二、国家祭祀与礼制表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国家祭祀在历代的王朝统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国家宗庙的设置和祭祀，不仅是国家权力在信仰领域最为重要的外化形式之一，也是保证政治权力秩序稳定、整合社会的重要手段。在这种礼制化过程中，国家与民间各种力量的关系和互动也是历来礼仪研究领域中的重点。雷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的报告《太牢之殇――唐五代国家祭祀中的用牛与屠牛之禁》从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中的祭品入手，分析了唐五代时期国家祭祀仪式中用牛与屠牛之禁的变化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北京民俗博物馆副馆长关昕的论文《礼俗之间：北京东岳庙祀典的象征与实践――兼及明清“小祀”的融通性》以东岳庙为例，分析了东岳庙在由宫转庙的礼制化过程中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指出“小祀”在国家制度和观念上具有伸缩性和灵活性。这种特性使得小祀中的一些礼仪实践成为社会共享的资源和思想，其礼制也内化为民众思想的源泉之一，被熟稔的汇入于行善积功的大众宗教实践中，从而成为民间社会接衍国家礼制理念和实践的中介。张勃（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的报告《从国家祭祀场所到公共生活空间―北京五坛的功能变迁》考察了北京地区五坛在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地位和这些祭祀场所在20世纪发生的重要变化。通过这种功能变迁说明国家祭祀活动是中国成为“礼仪中国”的重要方面，而对包含崇尚秩序、天人合一等观念的祭祀活动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恢复有利于礼仪中国的当代重建。朱玉麒（北京大学）教授的《告于庙社到告成太学――清代边疆平定的礼仪重建》论文通过对大量碑文和史料的考证，指出帝王时代武功从告于庙社到告成太学，不是简单地恢复上古礼制，实际上是将新的帝国疆域布告天下。通过这一形式显示国家权力在疆域中的象征。而这种变化也对清代士人新的中华国家概念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民间信仰中的礼制习俗与地域社会作为民间信仰中的神庙祭祀是中国礼制体系的重要组成。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现象，在考察民间祭祀礼仪时将考察对象置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按照社区分析和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民间信仰的功能和影响、仪式与社会变迁、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威之间离合与共融等成为代表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台湾陈益源（台湾成功大学）教授的《台湾云林口湖“牵水车藏”集体祭祀礼仪所蕴含的民间智慧》通过台湾云林的水难祭祖仪式的考察，分析了在将这种灾难转变为今天台湾地区富含仁爱精神和慎终追远的孝道精神的文化资产过程中，民间信仰中仪式的作用。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的《对传统的协商：街亭村民间信仰重建过程中村民的互动》通过对甘肃天水街亭村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神灵信仰的连续考察，在民间信仰重建过程中村民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指出任何一个社区从来不会存在有机的不变的传统，仪式和礼仪都是在新形式和新条件下得到新的改变和整治。今天所看到的传统祭祀和信仰实际是不同群体在多方协商和磨合过程中最终达成的一个为整个信仰系统内部成员共同接受的折中的新传统。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信仰的共鸣及其方式――试论东岳信仰的集体性》以北京东岳庙为例，通过对民间东岳信仰集体性的分析指出，民间信仰的集体性和组织性特点实际体现出了社会化的特征。当事人在进行神灵信仰和集体崇拜行为时更关心的是组织与集体本身。这种方式强化了日常生活的善举、善行，使得社会的良好道德建设有了组织化的落实。而这对于当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一枚煎饼补天穿”――补天节探微》对学界较少关注的节日――补天节的文献梳理，探讨了神话在节日仪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饮食作为表达性文化所承载的多重意义，指出这种研究对于认识礼俗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的重要意义。王炳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报告《新疆孔雀河青铜时代居民崇“七”与“人日”崇拜习俗》结合多年的调查和考古发现，分析了这两种习俗的表现形式以及国家行政力量和地域传统之间在习俗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小传统、地方性知识与儒家“礼仪”制度：一个人类学的分析视角》从人类学角度，结合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和格尔茨（Geertz）的“大传统”、“小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等相关概念和理论，通过对以儒家理论为基础的“礼仪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治国理民、文化形成等方面的影响的分析，从礼制的角度对这些概念进行了解读和反思。四、中国传统礼仪的变迁和反思礼源于俗又不同于俗。官方礼制与民间礼俗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怎样的差别？在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构建中又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又随着时展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礼俗的源起与衍变、古代礼制模式、礼俗生活的表现、礼仪文化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等也引发代表们的广泛讨论。吴丽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的报告《礼与中国古代社会》站在宏观角度上从礼仪的起源、历朝历代礼制建设的措施和建设、礼制制度的发展、郊庙祭祀、国礼和家礼等方面对礼仪制度和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提出礼仪制度本身为国家制度运转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特色。陈梧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以《明代乡饮酒礼》为题，总结了这种在明代中央和地方广泛实行的公众性礼仪的特点和功能，并分析了这种制度在维护统治秩序、引导社会秩序、加强基层控制中的作用。台湾学者钟宗宪（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的论文《论〈礼记・昏义〉的性别意识》以《礼记・昏义》所载内容为核心对中国古代婚姻观念进行了考察和反思。认为婚姻的意义在于生殖、繁衍的目的；两性关系的建立，在力求男女和谐的分工；对于家国而言，则是基于社会人伦秩序的建立需求与两性角色扮演均衡分工的考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副馆长张铭心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化的分流与合流――以墓志风俗为中心》以与中国汉民族葬礼紧密相关的代表性用品――墓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发生、发展到成熟的三个阶段，具体形象地展现了中国中古时期汉文化的整体发展和地域流变特征这一层面。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的报告《提纲挈领，用匾额复兴礼文化》概括了匾额的发展史及其在中国礼仪体系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呼吁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构当代礼制的同时应对匾额的文化价值重新审视。五、宫廷礼仪与宗教礼仪较之民间礼仪，宫廷礼仪具有规范及引导全民的示范性和引领性。各类繁复有序的仪式规程不仅对中国古代宫廷礼制的发展影响深远，而通过对宫廷礼仪行为的具体行为、礼制的发展过程的分析，探究其反映出的国家政权、等级差别等观念、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等则有助于加深对不同时代国家建制、统治特点、社会状况的理解。赵中勇（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明代宫廷典制史》从祭礼、家礼、宾礼和军礼四方面对明代宫廷典制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同时分析了宫廷典制变化的原因和其对国家、中央和地方礼仪典制的影响等。彭勇（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的《明代皇室冠礼的仪式及其功能》通过对明代皇室冠礼中具体仪式的研究，着重分析了这种皇家礼仪所反映出的强烈政治色彩。他指出明代皇室冠礼不单纯是皇室成员成年的标志，更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其实质是皇权运行的工具。赵和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的《唐代皇帝家庙》考证了自唐高祖李渊至高宗李治时代与太庙并立的皇帝家庙系统，分析了在中国传统礼制体系中除了前朝后室之外，左祖右社的宫城格局程式的形成过程宗教的影响深刻地渗透到中古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礼仪文化中，特别是国家祭祀，宗教仪式与国家礼仪关系密切。从这一角度理解佛教、道教与国家礼制的关系、对民间社会的影响也成为部分学者研究的线索。刘屹（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的《道教礼仪的历史概貌与研究现状》对道教礼仪内容和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了道教礼仪的研究现状及其与国家礼制之间的关系。由此指出了当前的相关研究还存在对“道教礼仪”的内涵认识不足、历史发展脉络不清、对历史上仪式文本的形成过程考察不够充分和对古今道教礼仪关系的认识不够深入等问题并分析了原因。周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由佛教名山文化略谈名山文化之场效应及其现代意义》主要讨论了佛教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之场效应在传播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对国家和民间社会产生影响。此外，部分学者还以书院为研究的切入点，探讨了书院在礼制教育和礼仪文化推广和传播方面的作用。北京东岳书院筹备组组长关三多以《同善堂义学与东岳书院》为题，通过对北京东岳书院的历史追溯，总结了书院在礼仪文化向民间渗透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对当代书院建设的启示。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梁漱溟的教育思想与当代书院的使命》通过分析著名教育家梁漱溟先生教育思想中书院在国民教育中的特殊地位，指出礼乐教育是人格培养和情志教育的重要内容，也应成为当代书院继续坚持的传统。叶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宋代泰山书院述略》介绍了宋代泰山书院创办的时代背景、主要业绩、历史地位及其影响等，指出其在弘扬儒家礼学精神中的特殊作用。纵观整场论坛，从报告的学者和代表看，既有资历深厚、成就辉煌的学术大家，也有当今活跃在各研究领域的青年翘楚。六场发言，代表们的讨论热烈而广泛，两代学者间也增强了代际对话，不时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从报告的内容看，整场论坛呈现出以下特点：1.研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学以致用。复兴礼仪文化、重构新礼仪不仅是应对当前道德滑坡、礼仪缺失的现实困境，更是中国走向世界确立自己主体文化的客观需要。因此，代表们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积极的入世精神，将关注的焦点普遍集中在了如何实施传统优秀文化价值的转化等现实操作性强的问题上，反映出学者们对文化的责任感和实践理性。在这种基础上对礼仪文化的重新审视和考察已经远远超过当下学术本身的使命和意蕴。2.增加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此次参会代表们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各个领域，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让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广阔。同时，本次会议进一步扩大了史料运用的广泛性，墓志、碑文、地方文献等的大量使用，田野考察和文献解读相结合，加强了研究阐释的深度，结论也不乏新意。3.地域社会的研究仍是重点。本次会议涉及的论题非常广泛，有对典章制度的考证，政治理念的阐发，社会关系的论述，有对生活细节、器物习俗的描述和考证，还有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和反思，而在历史情境中审视地域社会与礼仪文化的内在联系，从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角度考察礼仪的变迁仍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篇11

人的心理结构是由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构成。智力因素直接参与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个人智慧高低的重要表现，是学习活动的“硬件”。非智力因素是人在活动时除智力因素之外的一切心理活动因素。

非智力因素是指人在行为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较为稳定的个性特征，主要包括兴趣、动机、理想、气质、习惯、品德和意志等。它在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中，起着动力性和方向性的作用。中学阶段，是学生的智力因素迅速发展，非智力因素逐渐形成和趋于稳定的关键时期，智力因素的培养可以促进非智力因素的提高，而非智力因素反过来又作用于智力因素的提高。因此，在数学教学中，加强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对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影响数学成绩的非智力因素有很多，下面谈谈造成大量数学差生的非智力因素。

1.造成大量数学差生的非智力因素

1.1 学生学习动机不强，对学习数学无兴趣。有些学生，由于受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不合理分配现象，特别是受经商风冲击，对本身抽象难懂的数学不感兴趣，产生厌学情绪，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1.2 缺乏学好数学的信心和意志。有些学生，一遇到计算量比较大、计算步骤比较繁琐，或者是一次尝试失败，甚至一听是难题或一看题目较长就产生畏难情绪，缺乏克服困难、战胜自我的坚强意志和信心。甚至由于贪玩厌学，经不起诱惑，就不能控制自己把学习坚持下去。还有的学生由于受老师、家长或高年级同学的影响，未接触到某数学知识之前就对它有畏惧心理，例如，初中的几何和函数问题。认为数学不是他能学好的，从而放弃了对学好数学的信心，直至放弃学习。

1.3 缺乏积极、健康的思想情感。有些学生不善于和老师、同学进行感情交流，未能及时沟通，未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遇到问题，爱面子，不问老师，以致问题解决不了时，产生悲观消极情绪，严重影响学习成绩。

1.4 没有良好的学习方法和习惯。中学数学与小学不同，知识点多、难度增大、综合性强，如果照搬小学的学法，显然是不能够适应中学的学习。而一些学生往往是课上听课，课后完成书面作业了事，没有形成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好习惯。对老师的依赖性比较强，不会主动去寻求最优解答，解题后进行总结、归纳、推广和引申等科学的学习方法。不重视数学的理解，偏重于机械记忆课本上的一些定义、公式、定理，甚至题解，造成条件稍一变化，便无能为力。对所学知识不会比较，不善于梳理归纳，知识点松散零乱，加上理解不深，便经常出现（a+b）2=a2+b2，sin（A+B）=sinA+sinB之类的错误，影响数学知识的掌握。

2.数学教育与非智力因素

数学学科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理论的严谨性和应用的广泛性等特点，这就确定了学习数学的困难性。要克服困难，就需要顽强的学习毅力，才能获得好的学习效果，只有良好的智力因素，没有刻苦耐劳、勤奋学习精神的学生是不可能学好数学的。常听到一些老师在议论学生时说xxx很聪明，就是心没有放在学习上，这就说明了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非智力因素的重要。

从数学教材来看，也具备培养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内容和必要条件。通过数学知识、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科学态度、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性格等。这些非智力因素，在教学活动中即使不作专门的努力，也会随着学生知识的增加，年龄的增长而发展的。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目的在于使非智力因素在教学活动中与智力因素得到同步发展使教学任务全面完成。

3.培养非智力因素的原则

培养非智力因素，首先要掌握它的发生和发展规律。如学习数学的良好动机的激发与培养就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即好奇――兴趣――爱好――热爱。教师往往要利用实验操作过程，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如测量、实习作业、利率、归纳猜想等来引起学生的好奇心。但好奇仅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本能的、不稳定的认识倾向，教师又应通过形象生动、准确明白的讲授，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等教学手段和方法加以引导和巩固，还有作业与考试成绩的鼓励等，逐渐使好奇发展为兴趣。兴趣比好奇更深刻、稳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爱好和热爱。可见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存在一个开发和引导、稳定和巩固。

4.培养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对策和措施

九年制义务教育《教学大纲》重点强调了对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开发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使学生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充分调动他们主观能动性，把蕴藏在于学生身上的巨大学习潜力发挥出来，煅炼学生坚强学习意志，培养学生严谨作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勇于创新的精神，是实施当前素质教育的发展方向的重要环节。

4.1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要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探求知识，必须克服那些在课堂上老师是主角，学生是配角教学模式。而应以训练学生能力为目的，保留学生自己的空间，尊重学生的爱好、个性和人格；以平等宽容、友善的态度对待学生，使学生在教育教学中能够与教师一起参与教和学中，做学习的主人，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教育环境。在课堂上，教师要以有富有情感、生动形象的语言，点燃学生兴趣的火花，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感到教学内容生动有趣。教学语言要饱含对学生的引导，凝聚对学生的期望。如经常用“你能用几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谁能想出更好的方法”、“请你来试试，好吗？”之类的言语，引导、激励学生积极思维，及时给予肯定性评价。教师只有用自己真挚无私的爱去温暖学生心，才能使其产生前进的动力，激发他们积极向上、奋力拼搏的精神。教师不仅要有爱的情感和爱的行为，更要有爱的艺术。

在任何合作中，都应细心把握，责任确定到每个学生，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潜能。这样，学生在轻松环境下，畅所欲言，各抒已见，敢于发表自己独立见解或修正他人的想法，或将几个想法结合为一个更佳的想法，从而在学习过程中，学生集体创新能力得到培养。教师应致力于促进学生的学习和体验，让学生掌握接受、探究、质疑、模仿、讨论、体验等不同的学习方式，使学生的学习成为在教师指导下主动的、富有个性的过程。尊重学生的个性、需要、见解，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善于发现学生在课堂中的得失，认真引导学生创新思维。让教师和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教学气氛中有效地获得知识和情感体验。

4.2 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理想是指个人所向往的或所要模仿的事物或人的主观形象。它与个人的愿望相联系，一个人的理想内容越丰富、越崇高,对其推动力也就越大，它鼓舞人们不畏艰难险阻，百折不挠地投身于科学攻关中去。的名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种崇高的学习动机使他寻求挽救国家危难，解除人们痛苦的途径和方法，这种动机穿越他的一生，推动他为民族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数学是一门应用及其广泛的科学。就中学数学而言，一方面它是学习中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以及进一步学习现代科技的工具和基础，另一方面它又是现实生活所不可缺少的。而事实确实如此，数学没学好就不可能学好物理等课程，也影响今后的水平和能力。若是在数学教学中适当介绍一些数学家的生平轶闻及一些数学名题与历史故事，一些似是而非的数学悖论，或是提出一些已经解决或悬而未决的难题与猜想等，无疑会激起学生的热情，并萌发献身数学研究的伟大理想。如在学习“黄金分割”时,可以介绍人体的“肚脐”便是黄金分割点，中国故宫的构图也融入了“黄金分割”的匠心，舞台上报幕员的位置，“最后的晚餐”中犹太人的形象都处在“黄金分割”点上；在学习“生活中的图形”时，可以向学生介绍蜜蜂是一个造房专家，它的蜂房底部都是菱形且菱形的每个钝角都为109°28'，锐角为70°32'；又如在学了圆的基本性质后，可介绍名题“蝴蝶定理”；在学习“勾股定理”时可介绍几种古今中外的证法等。通过这样的学习，让学生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培养他们的爱国思想，激励他们献身科学。

4.3 培养良好的习惯和方法。

良好的学习习惯不仅是学生学习适应性的表现,而且是其终身学习品质的不可或缺的组成。在基础教育阶段,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具有生成性、固定化、自动化、情感依赖等特点的学习习惯。“善学者师逸而功倍，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科学的学习方法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生智力上的不足，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为此要做到：①做好预习、复习工作。课前对新课进行自学，并初步理解新课的内容；课后或考前，能针对笔记、课本等进行复习。②专心听讲，会记笔记。③教会学生阅读数学教科书，勤学多问。④做单元小结，使知识纲目清楚、条理清晰，形成体系。⑤制定计划，合理安排时间。⑥自我评估，对自己学习的进程、质量或方法进行检查、评定，并选用适合自己的最佳方法。

4.4 精心创设求知的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兴趣，从心理学角度说，它是人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从心态上表现为具有自觉探索未知事物的动势，能有效地诱发学习动机。促使学生自觉地集中注意力，全神贯注的投入学习活动，同样教学实践也说明兴趣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也是思维发展的前提。不满意的成绩、老师的冷淡、同学的舆论、家长的责难，不仅会堵塞学生智能的发展，还会造成学生对学习数学的“情感”淡漠，甚至铸成一种自卑、厌恶、恐惧心理，减退学习兴趣，造成畏缩不前的个性，因此唤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就是提高数学教有效的关键。

4.4.1 用数学史使学生对数学感兴趣。

教学中恰当插入一些数学发展的历史故事，数学家的名言传记，用那些带有感彩的数学史实，以情育情，以情动人，如讲排列组合的乘法原理时，可讲有名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如讲到无理数，向学生介绍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成员希伯索斯因发现了无理数而被扔进了大海；讲勾股定理可介绍毕达哥拉斯曾因此发现而欣喜若狂，宰了一百头牛来庆贺等等；从而激起学生强烈的学习热情。

4.4.2 在数学美的欣赏中培养数学兴趣。

数学美的特征主要有统一美、对称美、简洁美、奇异美，如平面几何中的相交弦定理、切割线定理、切线长定理可统一为圆幂定理；对数运算中的“换底公式”可将任意对数化为同底的对数比，使其协调一致；圆、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等圆锥曲线可用同一方程表示等，这都充分展示了数学美的统一特征。轴对称图形、对称的代数式子等都是对称美的具体形式。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领略到对称美，更重要是要让学生自觉运用对称性质解决具体问题。

4.4.3 善于设置悬念，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永远超过责任感。”浓厚的学习兴趣可以使大脑处于最活跃的状态，最强的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和思维能力。数学是一门高度抽象的学科，逻辑思维要求极严，只有浓厚的学习兴趣，才能吸引学生在高度抽象的天地里遨游。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为了吸引读者、观众的兴趣，往往先设置悬念，然后再一步步把它解开。在数学教学中，笔者也用了类似的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如在讲授一元二次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系时，先让学生任意出示一道方程，然后笔者马上说出两根之和与两根之积分别是多少，并让满怀疑惑的学生解方程验证，学生非常惊奇，很想知道其中的奥妙，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激发了兴趣。又如，在学习数的平方时，笔者先把一张纸对折再对折，接着问如果一直折下去，一共对折50次，这对折起来的纸有多厚？学生纷纷猜想：1厘米，5厘米，1米，笔者说都不对，到底有多厚？大约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学生都不敢相信，浓厚的兴趣被激发起来，带着疑问专心等下文。

4.4.4 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学好数学的内在动力，直接影响学习效果。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向学生阐明学习数学的重要性及目的要求，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讲解，使学生深刻认识到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也是一门工具学科，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数学学习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其它学科，从而激发学生发奋学习的动机。同时，在教学中可通过图形变化，数学规律，对称变换，知识间的联系等全方位地挖掘数学的美，使学生在体验数学美的过程中，真正热爱数学这门学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一旦被激发，就为进一步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5 手脑并用，培养动手操作能力。

现在初中生动手能力较差，这给数学的学习带来障碍。在教学中，可以结合教学内容设计让学生动手操作，在动手的过程中将自觉思维上升到抽象思维。如研究三角形全等的判定方法时，笔者指导学生动手画图实验，分别剪两个两边夹角，两角夹边，三边对应相等的三角形，通过比较，启发学生自己总结出判断定理。通过让学生参加实践活动，使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内容记忆深刻，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开拓了学生的思维。教学的方式不是单一的，枯燥的，它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过程，学生要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参与教学活动，在自主探索、亲身实践和小组讨论合作交流的气氛中解除迷惑。这样，学生就会处于兴奋的学习状态，在亲身体验和认识数学中理解和掌握基本知识、技能和方法。

4.6 加强学法指导。

4.6.1 预习方法的指导。预习是学生自己摸索、自己动手、动脑、自己阅读课文的过程，可以培养学生的阅读和自学能力。课前要布置预习提纲，让学生先通读课文，然后细读理解大致内容，自定一些“划”和批的记号，在课本上把关键句、重点词、概念、公式、定理划出来，使他们养成边读边划边批边算的习惯。

4.6.2 听课方法的指导。听课方面要求学生上课做到“一专三动”，即专心听老师对重点难点的剖析，听例题解法及思路分析、技巧等。勤于思考，积极举手发言，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认真做好堂上练习，认真听老师讲评及课后小结，积极动脑、动手、动口参与教学活动。

4.6.3 总结归纳复习方法的指导。在进行单元小结或学期总结复习时，引导学生对所学过的每个知识点、每章节的内容加以综合归纳，注意知识的新旧联系、知识的前后联系、知识的横向联系，写出简明小结，使知识系统化、条理化、专题化。有选择性地解一些各种类型和档次的习题，使学生掌握各类题的解题规律和方法，巩固所学内容。难处、思在矛盾的解决上，思在真理的探索中，并达到启思悟理，融会贯通。

4.6.4 培养学生“准加快”的计算能力。数学是运算要求高的学科，运算能力是学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学生在小学阶段应用心算较多，而在初中数学中，相应运算的难度、运算的步骤都有所增加，运算中常出现由于心算不笔算带来的错误，一步出错，步步错。有些学生常常“看”题而不算题，懒动手，长此以往，做题速度减慢，导致计算能力下降。教学中首先得重视运算方面的训练和指导，用练习或考试中出现的错例教育学生，使其感到丢分丢得“心痛”，让学生笔不离手，计算时动手打一下草稿，把心算和笔算有机结合起来，能大大提高运算准确度，减少失误。其次应加强运算的限时训练，如进行5分钟测评，提高运算速度和正确率，培养学生好的运算习惯。

总之，在教学中，要注意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调动学生的学习数学的积极性，使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养成独立获取数学知识的本领，全面提高学生的数学能力与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