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先权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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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清算是指在债务人全部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或无力清偿其到期债务的情况下，依法就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对债权人进行公平清偿的一种司法偿债程序。这种偿债程序的基本目的是强制地将债务人的财产加以变卖并在债权人之间实现公平分配。一般而言，在债务人破产清算的场合，债务人所欠债务多种多样，其中也会涉及到税收债务。由于税收债务的债权人是国家，为了保护国家利益，传统的破产法理论及制度一般赋予税收债权以优先权，即当税收债权与其他债权并存时，国家作为税收债权的债权人享有就债务人的财产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的权利。在我国，现行破产法及税收征管法也有类似规定。但由于理论上的一些误区及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与不完善，税收优先权的实现存在许多实践上的障碍。本文拟就其中一些问题进行粗浅探讨。

一、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范围

税收优先权是以存在税收债权为基础的。在破产清算中，国家税收债权可能包括两部分：一是破产宣告前形成的税收债权，一是破产宣告后形成的税收债权。破产宣告前，债务人并未真正进入破产程序，税收债权的产生依据主要是债务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其纳税主体是债务人；破产宣告后，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税收债权产生的依据主要是清算组变卖债务人的财产及维持债务人必要的产品销售等经营性活动，其纳税主体是清算组。

上述税收债权，既包括债务人应缴纳的税款本金，还可能包括因债务人迟延缴纳税款本金而依法应缴纳的滞纳金，或因债务人存在偷、漏、逃、骗税等违法行为时税务机关依法作出的罚款。对这些不同阶段的税款本金和税收滞纳金及税收罚款是否都享有优先权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税款本金当然享有优先权，与税款本金相关的税收滞纳金和罚款也应当享有优先权。因为税收滞纳金和税收罚款从一定角度而言都是对债务人违法的处罚，如果对债务人违法行为的处罚不能落到实处，不仅国家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害，而且将会有更多的纳税人无所顾忌地实施违法行为，从而给国家整体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失。也有人认为，税款本金享有优先权，但与之相关的滞纳金和税收罚款不能享有优先权。因为，如果税收滞纳金和税收罚款与税款本金一起作为优先债权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实际上等于分配了全体债权人的财产，或将对债务人的处罚转嫁到了全体债权人的身上。如此既不能起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作用，也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理念[2].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颁布的《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1条也规定，税收滞纳金和罚款是不计入破产债权的，即不享有优先权。

笔者认为，对上述不同阶段的税款本金及其滞纳金和罚款是否享有优先权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在破产宣告前的税款本金是基于破产宣告前的经营行为而形成的，属于破产债权，为保护国家利益，应享有优先权；其次，在破产宣告前形成的滞纳金和罚款，为了避免把对债务人的处罚转嫁到全体债权人的身上，不应享有优先权。不过，同样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可以把税收滞纳金和罚款作为劣后债权，在破产清偿顺序上劣后于普通债权，当破产债务人财产清偿完普通破产债权等前顺位债权后，有剩余财产情况下可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第三，在破产宣告后形成的税收债权具有特殊性，它是破产费用，不在税收优先权的范围。因为，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无论是税收本金还是滞纳金和罚款，都是清算组在破产财产的管理、变价和分配中产生的，是清算组合法或违法行为的结果，而清算组的行为是为破产程序的进行而实施的，且是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因此其支出的费用应当视为破产费用或共益费用[3].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执行费用的承担规则和民法关于共益费用优先受偿的规则，这些费用应当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拨付[4].因此，在破产清算中，享有税收优先权的税收债权仅指在破产宣告前形成的税款本金。

二、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法律地位

关于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法律地位，理论上曾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是绝对优先权，一是相对优先权。绝对税收优先权理论认为，在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应当享有优先于所有其他债权得到偿付的权利。相对的税收优先权理论认为，在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仅享有优先于民事普通债权（民事无担保债权）得到偿付的权利。但实践中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即使在同一国家也因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有所不同。有的国家将其列为共益债权，依法享有绝对优先权，如日本破产法第47条规定：“依国税征收法及国税征收条例可以征收的请求权为财团债权[5].”有的国家将其列为相对优先破产债权，即承认其为破产债权，但优先于一般破产债权，如我国，《破产法》第37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拨付清算费用后，按下列顺序清偿：（一）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二）所欠税款；（三）破产债权。德国旧破产法与我国破产法的规定一致，但新破产法不再将税收债权列为优先破产债权，而将其作为一般债权对待。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也将税收债权改为一般破产债权。从世界各国破产法的发展趋势看，税收债权的优先地位有愈来愈淡化的倾向[6].

从理论上看，主张税收债权享有优先权不外以下原因：（一）税收是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物质基础，具有强烈的公益性，而且，就税收与其它私债权的关系而言，一般私债权的维持与正常实现以及担保制度的建立及维持、运行皆有赖于以税收为主要支撑的国家司法制度的建立及司法权力的运用。在此意义上，税收实际上是提供了实现其它私债权的共益费用。（二）税收债权的法定性所引发的实现上的困难。税收债权是依法产生的，不体现当事人双方的意愿，也不伴有对价给付和双方的互相制约手段。对征税方来说，既没有权利选择财力雄厚的纳税人，也没有权利确定相应的担保措施；对纳税方来说，只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而不能获得任何的补偿，因此，税收在实现的可能性上存在困难。（三）现实需求。赋予税收优先权可以从制度上给税收债权增加保障，巩固国家的财政基础[7].但是，主张税收债权享有绝对优先权未免过甚。因为，在破产

清算中，除税收债权、普通民事债权外，还存在劳动债权[8]、有担保债权等其他特殊债权。对这些特殊债权进行特殊保护也是破产法追求效率与公平的价值体现。因此，主张税收债权享有相对优先权而不是绝对优先权反而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可以顾及税收债权的特殊性，也可以顾及劳动债权、有担保债权等特殊债权的特殊性。在此意义上，我国破产法将税收债权列为一般债权但又将其在清偿顺序上优先于一般破产债权的做法是可取的。

不过，在许多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税收优先权理论遭遇挑战；破产实践中，税收债权也从优先权中取消而改为一般破产债权。其理由是，税收债权往往数额较大，一旦列为优先权将使得其他破产债权人难以得到清偿和分配，故从保护一般债权人利益看，应将之列为一般破产债权。正如澳大利亚关于废除税收优先权的哈默报告（HarmerReport）中所指出的，将税收作为优先权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以保证政府特派员能够以有效手段收取税收，并不使国库的收入受到严重威胁。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税收优先权的废除会影响国库的收入。相反，却有许多债权人被迫放弃他们合理正当的请求权，以便使政府特派员能够得到优先清偿[9].但由于中国国情特殊，在新破产法的起草中，对税收债权的优先清偿顺序依然保留。

三、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与其他优先权

根据传统破产法的规定，破产清算中的优先权涉及以下四类：一是担保物权优先权，它是基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公平而成立的优先权；二是破产费用优先权，它是基于公有或共同费用等经济原因而成立的优先权；三是劳动债权优先权，它是基于维护基本人权特别是生存权而成立的优先权；四是税收优先权，它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与社会需要而成立的优先权。上述四类优先权的债权人依法都享有就债务人的总财产或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其中，第一类优先权，即担保物权优先权，是就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上成立的优先权，称为特别优先权；后三类优先权，是就债务人不特定的总财产上成立的优先权，称为一般优先权。当破产财产不足清偿时，作为一般优先权的税收优先权如何保护？换言之，在四类优先权中，税收优先权的清偿位序如何？

在上述三类一般优先权中，破产费用是为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于破产程序中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一般情况下，没有破产费用，就没有破产程序的进行，也就谈不上作为破产债权的税收债权的清偿。劳动债权主要是破产债务人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等，相对于税收债权来说，保障劳动债权的优先实现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也是文明社会中国家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理论上，破产费用优先权和劳动债权优先权均应优先于税收优先权。具体到破产法实践中，对破产费用，各国破产法均规定享有绝对优先权，破产财产只有在已经拨付或预先提留破产费用后有剩余时，才能按照破产分配的顺位予以分配；对劳动债权，传统破产法也多规定为第一顺位优先权，在破产财产优先支付破产费用后首先用以支付劳动债权，不足支付时，按比例清偿。（不过，在许多发达国家，例如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已将劳动债权中的职工工资从优先权中取消，而改由社会保障体系承担[10].）在我国，现行《破产法》第37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04条均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拨付清算费用后，按下列顺序清偿：（一）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二）所欠税款；（三）清偿债务。新破产法起草中，将此规定作了保留。可见，实践上，破产费用优先权和劳动债权优先权也是优先于税收债权优先权的。

至于有财产担保债权，按照一般优先权理论，它是特别优先权，应当优先于一般优先权。在破产实践中，从各国的破产法看，一般也规定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于其他优先权的，自然也包括优先于税收优先权。因为，根据传统破产法的规定，有财产担保债权不属于破产债权而享有别除权[11]，即在债务人破产情况下，原先享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仍然保留就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而其他优先权属于破产债权，只能在不包括有担保财产的破产财产中优先偿付。破产法之所以如此规定，原因在于，以有财产担保债权即担保物权为核心内容的担保制度是市场机制的基础制度，其终极目的或价值在于确保交易安全和形式公平。在正常状态下，担保制度尚能保证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如果在债务人破产状态下，即债权人最渴望得到周全保护时，担保制度却不能给债权人提供保护，则会使人们怀疑担保制度的价值，进而会危及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相对于保护社会经济的运行安全而言，其他优先权的重要性明显要逊色一些，特别是以行政权力为依托的税收优先权完全可以另觅其他（保护）途径，而不必损及担保制度。正如学者所言：“别除权并非破产法所独设的权利，而是民法中的担保物权在债权人处于破产状态下的映现和复述。”[12]

四、我国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与有担保债权

虽然世界各国的破产实践一般都规定有担保债权优先于税收债权，但我国的情况却有不同。根据《民事诉讼法》和《破产法》的规定，税收优先权落后于担保债权，只能在扣除有担保债权之后的破产财产中实现；《税收征管法》（第45条）对税收优先权的规定并不是绝对落后于担保债权而是附有条件：欠税发生在设立担保债权之前的，税收债权优先；欠税发生在设立担保债权之后的，担保债权优先。也就是说，我国破产法和税收征管法对税收优先权与担保债权的规定存在矛盾和冲突。

理论上，我国破产法和税收征管法的矛盾与冲突主要是源于两者的理念不同。破产法的理念是公平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追求社会效率和公平，维护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税收征管法的理念是保护国家税收，防止国家税收的流失。在各自的领域内，两者并行不悖，但在破产清算中，两者的协调发生问题。如果是在计划体制下，《税收征管法》如此强调保护国家税收并无不妥；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此以损及担保制度的代价保护国家税收却是不足取的。原因已如前述。

实践上，也许有人认为，《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只是针对债务人欠税后与一般债权人串通设置担保而后申请破产以逃避税收的特殊情形[13]，并不影响实际设立在欠税之前的担保，因此既能保护国家税收，也没有实质损及担保制度。但笔者认为，对欠税之后恶意设立的担保，税收优先权本身不仅无法约束，反而会对正常交易中设立的担保产生破坏作用。况且，要防止恶意担保对税收的冲击，破产法中的无效制度或撤销权制度可以起到很好的弥补作用；同时，现行的税收保全制度和强制执行制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甚至可

以考虑建立税收担保制度。因此，利用《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来更好地保护税收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相反，却造成了立法的矛盾与冲突，也给司法造成混乱与障碍。更重要的，过分强调对税收的保护必然损害和动摇担保制度，最终损害和动摇市场机制。

另一方面，《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有悖于破产法立法理念和发展潮流。正如前文所述，尽管世界许多国家在破产清算中都规定了税收优先权，但从发展趋势看有愈来愈淡化的倾向。日本破产法将税收债权视为财团债权，一直受到日本学者的批评。日本学者伊藤真认为“破产中关于租税债权的处理，在立法论上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因为在破产财团一般呈现贫弱状态的现状中，通过管理人的努力所收集起来的财产的一大半被租税的清偿用掉，为破产债权人的利益而活动的管理人将无法完成其任务。”[14]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的新破产法则将税收优先权彻底取消而视为一般债权。美国破产法仅将税收债权列为第七位无担保债权。对比这种趋势，我国《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显见是不合适的。何况，“我国历来行政权力膨胀，私权萎缩，约束公权、扩张私权应是法制建设应有之义。而由行政权演绎出的税收优先权制约极为珍贵与稀缺之私权——担保权，显然有开倒车之嫌。”[15]

「注释

[2]参考刘正林论文《企业破产中若干涉税法律问题探讨》，载.[3]所谓共益费用，是指在破产程序开始后，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负担的支出。按一般法律原则，应当由破产企业财产随时支付。

[4]覃有土主编《商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修订版，第186页[5]在日本破产法中财团债权即指共益债权，[6]李永军著《破产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7]参考张伟、杨文风论文《税收优先权问题研究》，载《财税法论丛》（第1卷），第139页。

[8]所谓劳动债权是指基于破产宣告前的劳动关系而发生的债权，包括破产债务人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以及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支付职工的补偿金等[9]转引自齐树洁主编《破产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95－396页。

[10]转引自齐树洁主编《破产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95页。

[11]别除权是大陆法系的概念，是指债权人可以不依破产清算程序而就属于破产者的特定财产个别优先受偿的权利。英美法系无“别除权”概念，但有相类似的规定，即“有担保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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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保全、税收执行措施中纳税人生存权的保障

尽管自古至今，对于人权的范围与种类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在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的这一点上，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大致已达成了共识。生存权，是人自由、独立、尊严的生存的权利，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剥夺。

就税收征收法律制度而言，如何尊重与保障纳税人的生存权，如何防避威胁与危害到纳税人的生存权，主要表现在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等税收征收保障制度上。实际上，我国2001年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在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等制度的安排上已经体现出了对纳税人生存权的保障。只是不无遗憾的是，就笔者所见的资料范围而言，尚未有见到有关的论述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对此进行解释、说明。该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的范围之内。”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并在第四十二条中进行了总括性的重申规定：“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必须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不得查封、扣押纳税人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又用排除法从反面规定了“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的范围，其第五十九条规定，机动车辆、金银饰品、古玩字画、豪华住宅或者一处以外的住房不属于《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所称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税务机关对单价5000元以下的其他生活用品，不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其第六十条界定了“个人所扶养家”的范围，是指与纳税人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直系亲属以及无生活来源并由纳税人扶养的其他亲属。

从保障纳税人生存权以及其所抚养的未成年子女的受教育权的角度考量，立法还应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个人储蓄、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养老保险金以及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储蓄，也不在税收保全措施与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

二、延期纳税制度中职工生存权的保障

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延期纳税制度，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一条所称特殊困难：(一)因不可抗力，导致纳税人发生较大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较大影响的；(二)当期货币资金在扣除应付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后，不足以缴纳税款的。该条的第二项体现出了对企业纳税人职工生存权的保障。

三、税收优先权制度中生存权的保护

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税收优先权制度，它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

从人权保护的角度，这里需要探讨两个问题。

第一，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体现了作为公法上的税收债权优先于无担保的私法债权获得保障，但它只是一般适用的原则，而非绝对普遍适用的原则。本着基本人权至上的原则，基本人权，尤其是生存权则要优先于税收债权。因此，出于并仅仅限于保障基本人权的正当目的，在其他法律另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税收债权应当劣后于无担保债权。例如在企业破产清算时，税收的清算位次要劣后于体现人权保障目的的职工债权。我国2006年出台的《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三）普通破产债权。同时，新《企业破产法》出于对破产企业职工生存权的特殊保护目的，还特别规定了在新法公布之日前的职工债权甚至要优先于担保债权。该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本法施行后，破产人在本法公布之日前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依照本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清偿后不足以清偿的部分，以本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特定财产优先于对该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受偿。”

另外，为了体现对基本人权的保护，未来的我国《税法通则》在确立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原则的情况下，还应当用“但书”规定：“税收不得优先于纳税人购买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用品所形成的无担保债权。”从而更充分地保护作为普通债务人的纳税人的生存权。

第二，关于税收优先于在欠税后所形成的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担保物权的问题。从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的角度，立法作这样的规定有其根据与必要性。但假如某个担保物权是担保物权人为了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而与欠税的纳税人进行交易所形成的，此时税收债权还要优先于担保物权获得实现，不仅有损担保物权人的生存权，不符合保障基本人权的正当目的性，还有违“物权优于债权”的民法原则。因此，本着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与国家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在起草中的《税法通则》中可作如下规定：“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但不得优先于担保物权人为了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而与欠税的纳税人进行交易所形成的担保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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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优先权的含义,目前在我国的法律界还争议较大,难以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本文根据大多数法律专家、学者的观点,认为优先权(或称民事优先权)是指特定的债权人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享有的就债务人总财产或特定动产、不动产的价值优先受偿的权利。优先权是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从效力上说,优先权不仅可以优于普通的债权,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优于抵押、质押、留置等担保物权。优先权可分为一般优先权和特别优先权。一般优先权是指债权人就债务人不特定的总财产上所享有的优先受偿的权利。特别优先权是指债权人就债务人特定的财产上所享有的优先受偿的权利。特别优先权根据其客体的不同又分为动产优先权和不动产优先权。

在法院的审判实务中,需要适用优先权规定的,主要集中在民事案件的执行阶段。这是因为优先权在适用时有二个特点,一是多个债权人对同一债务人必须同时享有债权,且多个债权中含有优先权债权。因为只有这样,才存在优先权债权相对其它债权优先受偿问题。若只有一个优先权债权存在而没有其它债权时,也就无所谓谁优先的问题。二是多个债权人同时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时,债务人的财产又不能同时满足多个债权人的要求。这二个特点在执行阶段才表现的最明显,为此探讨民事案件在执行阶段适用优先权方面的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一方面笔者从民事执行案件在适用优先权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常见的几种优先权类执行案件、优先权的冲突及解决办法等方面作一简述:

二、 民事执行案件在适用优先权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有:

第一,有些执行人员在执行案件时,把所有申请执行人的债权都作为普通债权去执行,没有考虑特殊债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当同一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按照债权人平等的原则,让所有债权人平均受偿;甚至有的执行人员让普通债权得到了全部受偿,享有优先权的债权人却没有得到受偿。第二,有些执行人员在执行案件时,不能正确确定优先权类的案件范围,对普通债权和优先权债权区分不清,以至于把不属于优先权的案件作为优先权案件去执行,把属于优先权的案件作为普通债权的案件去执行。第三,有些执行人员在执行案件时,只考虑申请执行人的优先权,而忽略了案外人所享有的优先权。如被执行人生活困难,案外人供给被执行人日常生活用品所享有的优先权。第四,有些执行人员在适用优先权时,无限制的扩大优先权的效力,忽略了优先权在与其它民事权力,如担保物权,发生冲突时受到的限制,侵害了其它债权人的利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我国的《民法通则》中没有优先权的规定,虽然在其它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有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十分零散,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能够普遍适用的优先权的法律规定,给执行人员造成在执行案件时适用法律上的难度,甚至是无“法”可依。但优先权制度是基于保护弱者,保护人权,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共公利益及保护债务人特殊需要而产生的一项法律制度,体现了一个国家对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保护的日益完善。为此,在目前尽管我国关于优先权制度还很不完善,法律的理论界、实务界对优先权的具体内容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仍需要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和现有的一些法律规定,在民事执行案件中正确的理解和把握优先权的适用问题。

三、优先权类执行案的种类:

根据我国现有的一些法律规定,参照大多数法律专家、学者的观点,并结合我国民事执行案件的实践,在执行中常见的优先权类执行案有以下几种:

(一)被执行人拖欠申请执行人(下称申请人)劳动工资、劳动报酬的执行案件。这种类型的案件主要是劳动争议纠纷案,也有一部分是劳务纠纷案件,在基层法院可占到5%左右,且有逐年增多的趋势。由于工人工资是维持工人生活的主要来源,一旦被执行人拖欠工人工资几个月,甚至上年,将造成申请人及家庭的生活困难,危及到人的基本生存权,还将会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不利的影响。为此这类案件在执行时应适用按一般优先权对被执行人全部财产进行执行,使申请人优先受偿。关于工资的范围,按照1993年9月23日劳动部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若干问题解释第3条规定,工资包括标准工资及各种奖金、津贴和补贴。

(二)被执行人拖欠申请人社会保险费用的执行案件。这类案件在执行中也经常遇到。社会保险费用是国家推行的一种社会政策,其目的是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公平,为劳动者提供最基本的劳动条件和生存条件。我国现有的很多法律中都把社会保险费用放在优先受偿的位置上。为此企业拖欠职工社会保险费用的劳动争议案件在执行时应适用优先权规定,对企业的全部财产进行执行,以保证工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7条的规定,社会保险待遇包括工伤、失业、医疗、养老、生育的五种保险。

(三)扶养类、赡养类执行案件。

扶养费、赡养费是受婚姻家庭类法律调整。这二类案件是否适用优先权,目前有一定的争议。笔者认为,因为扶养费是夫妻双方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时另一方给对方的必要的补助;赡养费是父母生活困难时,其子女支付给父母的生活、医疗费用。这二个费用都是为了保证对方基本生活的费用,性质与工人工资相同,符合优先权设立的目 的。同时加强对扶养费、赡养费的执行力度,也有利于弘扬我国遵老爱幼、团结帮助的传统美德。

(四)涉及申请人生命健康权的执行案件。这类执行案件主要包括人身损害赔偿、交通肇事、医疗事故等类型的纠纷案,在基层法院的民事案件中可占到10%左右,数量较多。申请执行的内容主要是医疗费用、误工费、伤残赔偿费。数额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十万元。医疗费涉及到申请人生命健康,若费用得不到保障,就会影响到疾病的治疗,甚至会危及其生命的安全,因此应当优先受偿。误工费、伤残赔偿费涉及到申请人的基本生活费用,也应优先受偿。对于这类案件中的其它费用,如陪护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因不符合优先权的适用范围,为此在执行中不能优先受偿。

(五)涉及丧葬费用的执行案件。丧葬费用享有优先权,这是大多数国家的通常做法。它体现了现代民法对人的终极关怀的价值,也符合我国传统的世俗民情。

(六)涉及被执行人及其家属生活困难的执行案。这类优先权是出于对被执行人的特别需要而设立的。它体现了法律对人的保护更加严密周全、更加人道主义。其目的是让家庭生活困难的被执行人能够在被执行时也可以得到必需的生活日用品和疾病治疗,以济生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2条第1款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这个规定实际上就是被执行人享有优先权的法律依据。但该规定比较原则,弹性较大,在实际执行时可操作性差。笔者认为在执行时应考虑二个问题,一是适用条件。这应考虑被执行人所在地的生活水平,如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的家属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应停止对被执行人的执行。如果高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对高出部分可以执行。二是保护范围。对被执行人享有优先权的范围不能机械的理解为只是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还应扩大到疾病治疗、天灾人祸等方面重大支出。

(七)涉及民事案件司法费用的执行案。民事案件的司法费用在我国主要包括案件审理阶段的受理费、保全费及其它实际支出费用,如公告费、鉴定费等;执行阶段的申请执行费及其它实际支出费用,如拍卖费、评估费等。司法费用优先权是各国的普遍做法,我国法律界对此也无争议,因为它是为了保障国家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属于国家利益,所以应当优于一般债权受偿。但对于因生活困难诉讼费、执行费缓交的执行案件来说,是否需要优先受偿的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司法费用从整体上来讲是为了保证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但对于数量极少的缓交案件,即使司法费用没有在执行时优先受偿,对整个法院的工作进行影响极小,即使产生了影响,也能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去解决。由于财政收入来源于整个社会,把这种影响分散到整个社会去承担,对每个人来讲,这种影响就可以小到忽略不记的程度。但对于个案来讲,这部分案件的当事人生活已经很困难了,在执行时再让司法费用优先受偿,就会影响申请人的债权实现,尽而会加剧其生活困难。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仅违背了设立优先权保护弱者,实现人与人之间实质上平等的目的,也降低了法律的公正性。为此对这类案件的司法费用可以不享有优先权,可视一般债权去处理。目前,在我国法院存在着执行难的情况下,很多法院按照司法为民的精神,相继出台了执行案件立案时不交执行费,执行案件执行不完不收执行费等措施,都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以上八类案件都属于一般优先权,在执行时可对被执行人的全部财产优先受偿。

(八)被执行人拖欠申请人建设工程款的案件。这类案件的申请人对所建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这种优先权属于不动产优先权,它不仅优于一般债权,而且还优于该工程上的抵押权。《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86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依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这是此类案件享有优先权的法律依据。但在执行时还应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条的有关司法解释,把握好工程款优先权的适用条件、范围、以及所受限制等方面的规定。

(九)动产、不动产买卖合同欠款案件。出卖人应得的价款对所卖动产、不动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也就是说,出卖人将动产、不动产售出后,买受人未支付货款,若该动产、不动产被拍卖,出卖人对该价款比一般债权人优先受偿。这是因为大多数学者认为,动产、不动产出卖人就所卖的财产,应视为出卖人与买受人的“共有物”,按法学上共有人对共有物享有优先权的普遍原理,出卖人对所售财产的价金应优于其作债权人而受清偿②。这类优先权在大多数国家的民法中都有规定,但对适用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如有的对货物的种类进行限制,仅限于不动产,有的对货物的价值进行限制等。我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由于这类优先权的设立有它的合理性,它能较好的保护财产所有人的权益,鼓励人们诚实交易,为此在执行中对这类案件应适用优先权。根据我国的执行实践,在适用时应注意以下问题:1、被执行人仍合法的占有其动产、不动产;2、该动产、不动产上没有设定抵押、质押。3、该动产、不动产的价值较大,一般应在1万元以上。以上十类案件是在执行实践中经常遇到的,还有一些无因管理人就管理费用对所管理的动产享有的优先权、出租人对承租人置于不动产上的物件享有的优先权、种子出卖人对于买受人就种子的收获享有优先权等很少遇到,本文不再论述。

四、 优先权冲突的解决方式。

民事案件在执行甲适用优先权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民事优先权的冲突问题,也就是对同一债务人的财产,有二个以上的优先权债权存在,在这些优先权债权之间谁先受偿③。解决冲突的本质问题就是依优先权的性质确定其受偿的顺序。民事优先权的顺序,凡是规定有优先权的各国民法中都有规定,但规定的内容不尽相同。优先 权的顺序可分为一般优先权之间的顺序和一般优先权与特别优先权之间的顺序。民事优先权在发生冲突后如何解决,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企业破产法》中规定的清偿顺序,《海商法》中规定的各项海事请求受偿顺序等都对我们解决这些冲突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企业破产法》第37条第 2款规定:破产费用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二)破产企业所欠税款;(三)破产债权;《海商法》中各项海事请求权的顺序为为海事请求人共同利益而支付的费用,如诉讼费用、保存、拍卖等费用; 船长、船员及 其它人员的 工资人、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人身伤亡赔偿费;其它费用。通过对上面二个法律规定的顺序经过分析归纳后可以知道,它们的基本的顺序是: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费用,如清诉讼费、算费用、保管费用等;涉及人们生存生活的费用,如工人工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费用等;保障人们生命健康的费用,如人身伤亡赔偿费、医疗费等;其它费用。该顺序依据各种优先权的性质,充分权衡了各种优先权的利益轻重,即整体利益优于个体利益,生存权优于财产权,体现了民事权利分配的公平、公正,能够被人们普遍接受。为此在民事案件的执行中可参照上述规定,解决优先权的顺序问题。下面按民事优先权的分类分别论述:

(一)一般民事优先权之间的顺序。本文所述常见一般民事优先权类的执行案共有八种,在执行中若发生冲突,它们受偿的顺序是:1、司法费用(缓交诉讼费、执行费的案件除外)。 2、生存生活费用:它包括工人工资、劳动报酬、及被执行人的生活费用、扶养费、赡养费及社会保险费用;3、丧葬费用;4、生命健康费用:医疗费用、伤残赔偿费用;

在同一顺序的优先权,或同一性质的优先权在执行时应平等受偿,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满足时,要按比例受偿。

(二)一般民事优先权和特别民事优先权之间的顺序。 我们知道一般民事优先权的设立,一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些利益是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应当高于一切利益:二是基于保护当事人的生存权需要。生存权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利,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生存权,生命无保障,其它权利也就不存在了。三是基于保障当事人的日常生活、生命健康的需要。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了人们能够在纠纷发生时及时的获得日常生活用品和疾病治疗,得以生存。而特别民事优先权一般是基于民法上的“共有”、“质权”观念 而设立的,它主要保护债权人的特殊财产权利。特别民事优先权所保护的债权人的这种财产权利和一般民事优先权所保护的整体的人们的根本利益及人的生存权相比,无疑是居次要地位的,为此,在被执行人的同一财产上发生一般民事优先权和特别民事优先权冲突时,一般民事优先权应先受偿,其次是特别民事优先权受偿。

(三)民事优先权和抵押、质押、留置权的冲突问题。由于我国的民法中没有优先权的专门规定,长期以来,执行人员在执行案件时也就没有优先权的意识,为此把担保物权以外的债权都作为一般债权执行,就导致了抵押、质押、留置权优于一切债权的局面。一般来讲,物权与债权冲突时,物权优于债权,债权不能对抗物权。但是民事优先权是一种特殊的债权,通过法律的规定给予了优于物权的特性,抵押、质押、留置属于担保物权,因此民事优先权在和抵押、质押、留置权发生冲突时,就能优先受偿。《合同法》中规定的建设工程款债权优于抵押权,《海商法》中规定船舶优先权先于船舶留置权受偿,《航空法》中规定民用航空器优先权先于民用航空器抵押权受偿都是例证。但在目前的民事案件执行中由我国没有民事优先权的一般规定,让民事优先权优于抵押、质押、留置权受偿(已有法律规定的除外),还缺乏法律依据。这种矛盾只有通过以后的立法或司法解释来解决。若在执行实践中确实遇到有些民事优先权,如拖欠特别困难户的劳动报酬、涉及到债权人生命安危的案件,需要先于抵押等担保物权优先受偿的,可采用“一案一批”的方法,逐级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后执行。

由于一般民事优先权有很高的优先受偿的效力,所以它极易和其它民事权力,尤其是担保物权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影响了市场交易的安全,削弱了交易者进行经济活动的信心,对发展市场经济有一定负面影响。对这种影响各国的立法者都作了考虑,在规定一般民事优先权的优先效力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一定限制,限制的手段主要是减少冲突④。在民事案件的执行中减少冲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对被执行人全部财产进行执行时,先执行没有担保的财产,不足时再执行有担保的财产。具体在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执行时,可按下列顺序进行: 1、无担保的动产;2、无担保的不动产、3、有抵押但未进行登记公示的动产;4、有抵押但未进行登记公示的不动产:5、有抵押且已进行登记公示的动产;6、有抵押且已进行登记公示的不动产;7、有质押、留置的动产;8、有质押的不动产。该顺序的基本原则是:1、从有无担保的角度考虑,先执行无担保的,后执行有担保的,能够减少冲突;2、从动产和不动产的角度考虑,先执行动产,后执行不动产,其理由是动产一般价值小,易执行且对被执行人生产生活影响小;3、从是否登记公示的角度考虑,先执行未登记公示,后执行已登记公示的,因为登记公示能够产生对抗他人效力,而未进行登记公示的则不能对抗他人。4、从被执行人是否占有其财产的角度考虑,先执行占有的财产,如抵押的财产一般都在被执行人手里,后执行未占有的,如质押、留置的财产一般都被他人占有。因为它符合法学上“合法占有者优先”的理论,且被他人占有的财产也不容易执行⑤。

民事优先权在执行案件中的适用存在有很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有某些执行人员法律水平较低、执法不严的原因外,主要是我国的民法中没有统一的优先权制度,为此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在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在物权的章节中建立独立的优先权制度,以使我国的法律制度更加完美。

注释:

①《法国民法典》第815-14条,1804年出版。

②张家勇《论优先购买权》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5月出版第38页。

③王泽鉴“共有人优先承购权与基地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之竟合”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三册,中央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第508页。

⑤孙宪忠主编《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108页。

参考文献:

①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央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孙宪忠主编《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篇4

20世纪80年代，资产证券化发端于美国，是世界金融领域近三十年发展最快的金融创新工具。在很长一段时间，华尔街都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只要资产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将它证券化。”相对而言，我国资产证券化的起步较晚，2005年之前，这一产品的推进仍然极为迟缓。2005年，随着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资产证券化试点地位的确立以及之前一系列配套政策法规的相继出台，各家金融机构积极准备尝试，我国的证券化市场迈开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重要一步。就在各国纷纷尝试资产证券化的时候，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了，次贷危机不仅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大大延缓了中国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中国的资产证券化也在2009年开始一度陷入沉寂。直到2012年，监管部门开始新一轮的资产证券化的试点。

一、资产证券化的概念

资产证券化是将一组流动性较差的贷款或者其他债务工具进行一系列的组合，将之包装，使该组资产在可预见的未来所产生的现金流保持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配以相应的信用增级，将该组资产的预期现金流的收益权转变为可在金融市场上流动，信用等级提高的债券证券的技术和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发起人把其持有的不能变现的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分类整理，一批批资产组合转移给特殊目的载体以该组资产作为担保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收归购买资金的一个技术和过程。

二、资产证券化相比传统处置方式的优势

资产证券化并非以资产优良为前提，而是以卖方投资者是否能达到利益的平衡为前提。传统处置方式需要银行一对一地和债务企业交清，回收时间长且不确定性大，收回金额取决于回收力度，企业意愿和能力，还需要将转化后资产再次处置变现，其实际回收现金取决于再次变现时机和市场环境。而资产证券化不仅能满足批量处置的要求，而且其现金回收速度不必受债务人实际还款时间的制约，可达到提前变现和风险剥离的目的，处置速度和现金回收速度明显快于传统处置方式，而且可以使银行财务报表能得到尽快改善。

三、实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必要性和经济意义

1.有利于盘活银行的不良资产。证券化是将信贷资产集中起来进行结构重组，并重新分割为证券转手给市场上的投资者。首先，通过有效的信贷资产结构化重组并重新分割为证券，可使之具有与原资产不同的现金流量结构特征，消除原不良资产的缺陷，利用优质资产和不良资产关联方法，把原不良资产“推出去”。其次，原来不良资产变得可以在市场上流动交易，间接的让原不良资产获得证券的流动性，缓解银行的流动性压力，再次通过信用增级的效用，使资产支撑的证券获得较高的信用等级，这样可以改善不良资产本质弱点，使之通过外源的资金信用支持来提高其资信级别，并实现流动性目标。

2.有助于提高资本充足率。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将不良资产转移到资产负债表之外，有效减少了资本充足率中的分母“加权风险资产”总额，从而提高了资本充足率。

3.分散和转移了风险。资产证券化具有隔离基础资产发起人实体风险以及转移，重组相关的信用与市场风险等风险管理的功能。其交易机制为投资者提供了转移风险和重新分配的市场机会。

4.实现了低成本融资。资产证券化可将物质属性上不可分割并在位置上受时空限制的财产实体分割为可转让或流通的标准化单位的证券合约，并可使其所有权的运动及其权益的实现与其客体的时机运营状况相分离，以最低费用成本推动金融资本的高效流动与重组。

5.提高了资本利用率。随着计算机与高科技，信息技术在金融业的广泛应用，证券化金融工具的交易成本将会越来越低，尤其是商业银行往往会因为坏账损失准备金，存款保险，最低资本充足率等相应的加大交易成本，而资产证券化则可以使金融工具的二级市场交易降低成本，并为低成本的证券发行提供支持机制。

6.获得利润。商业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工作中提供服务，可获得中间业务收入，如托管，资产管理收入。同时还可获得一定套利，如资本利得，通过证券化交易可获得风险溢价。

四、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现状及问题

2013年8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会议确定，要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循序渐进，稳步推进试点工作。一要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二要在资产证券化的基础上，将有效信贷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倾斜；三要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作用，加强证券化业务各环节的审慎监管，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11月18日，国家开发银行成功发行了首单80亿元的“2013年第一期开元铁路专项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当然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中存在一些问题：

1.法律制度方面存在障碍。比如在资产转让过程中，优先权益如何鉴定出售；在资产证券化中关于的税收、会计、产品交易的法律法规不完善；信息披露也不透明。

2.配套环境方面不完善。我国一级市场不发达，二级市场流动性差；在资产转让登记上，无法在法律上确认是否真实出售；在《证券法》中也没有直接适用于资产支持证券方面的明确规定。

3.在会计和税收制度不完善。在会计上设计出售或融资确定，合并问题，剩余权益如何投资，SPV是否需要和证券化发起人合并报表以及证券化资产的定价，资产证券发行的会计处理，我国尚无相应的规定。

4.权威中介机构的缺失，我国资产评估业和资信评估业比较的落后。主要体现在管理工作不规范，独立性差以及投资者对于评级机构认识不足。

5.我国实行利率汇率管制体制，使得利率、汇率不能真实反映资产价格。

6.信用制度障碍。证券化的资产必须具备：持续一定时期的低违约、低损失率的历史记录；原所有者已经持有资产一定时间且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金融资产具有标准、高质量的合同条款，确保原持有人对资产拥有完整所有权；而这些条件我国都不具备。

7.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资产证券化能够给银行带来很多的益处，但同时也存在道德风险：如果银行资产证券化能顺利实现，银行就将不良贷款的风险成功地转嫁给市场上的投资者，由于投资者信息不对称，不会对高风险贷款要求更高的收益率，这部分超额报酬就归银行所拥有。同时银行对于不良资产证券化，不仅得到了中介费用，同时也不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出来，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银行会降低某些贷款者的信用等级要求，增加高风险贷款数量，而通过证券化将这些资产包装上市后，如果贷款者不能偿还本息，将会引起大规模的支付危机，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五、国内外不良资产证券化案例

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为解决储贷危机而设计了重组信托公司。它接受了美国2000多家发生了流动性困难，面临支付风险的储蓄贷款机构的全部资产。为降低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使风险得到分散，它将房地产抵押期限长、占压资金多，并且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进行了证券化，达到迅速回收现金的目标。1991年6月，它发起了第一笔总额为5000万美元的证券化交易。以此为开端，在随后几年的时间里经常发起证券化交易，每月的平均交易额高达19亿美元。重组信托公司通过证券化，出售接管，监护的机构资产和公司贷款共计424亿美元。

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尝试开始于2003年，由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国外银行共同合作处置100亿元的不良资产。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进入2007年，经过7年艰苦努力，在收购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中（除去4050亿元的债转股）已经处置了不良资产近1万亿元左右，累计回收现金1865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24。2%，基本完成了预期任务。

六、对于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对策

1.须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对于每笔证券化交易来说，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以保护投资者在基础资产中的合法利益，最重要的是，当发起人或者卖方处于破产境地时，法律应该保护投资者对证券的基础资产的追讨权。完善《公司法》，《信托法》，《信托业法》，《物权法》，《证券法》，《税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

2.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建立完善的交易服务平台和完善的中央优先权益登记系统。我国应尽快建立全国、高效的信息收集与处理网络，以提高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建立规范有效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交易，提高资产支持证券的标准化程度，扩大规模，促进二级市场的发展。重点建立中央优先权益登记系统，使提高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重要途径。

3.建立资产证券化有关的税收制度。豁免SPV所得税，通过制定避免双重纳税规定来豁证券化当事人的预提税，豁免资产转移过程。

4.培育有公信力的民族品牌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及相应的信用评级规则在资产证券化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要建立完善的资产评估标准体系和科学的评级方式，这样将有助于提高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业务素质。

5培育多样化的投资者。金融创新离不开金融市场的需求，多样的投资者有利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创新，有了需求，创新才更有把握。

6.监管部门加强对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监管力度，以免出现银行道德风险。避免银行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降低某些贷款者的信用等级要求后导致的支付危机，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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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于凤坤.论资产证券化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北京大学，2000

篇5

这篇文章是作者Altman在1984年发表在The Journal of Finance上的，主要是对破产成本问题进行了一个实证性的调查。在当时破产成本的问题还是金融理论中一个尚未解决的论题，对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关于破产成本的数量和随后对最佳公司资本结构影响方面的实证研究很稀少。

对破产成本问题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破产成本重要，破产成本和税收利益之间的权衡导致最佳资本结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破产成本不重要，不能解决资本结构决策的问题。还有一种极端的看法认为，破产成本与资本成本和资本结构决策无关，不必着重考虑。本文则假定预期的破产成本是相关的而且公司在做经营和财务决策时也把它看成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期刊网，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调查：⑴直接破产成本，主要包括法律、会计、申请成本以及其它管理成本；⑵间接破产成本，主要是公司由于潜在的破产预期所遭受的利润的损失；⑶破产的概率。

在作者之前还没有人对间接破产成本进行过测量，主要是因为它的机会成本的性质及实际测量的困难性。作者Altman使用两种模型，通过计算破产公司破产逼近时估计的非正常或未预期利润(损失)来测量间接破产成本。

一、概念性的问题

破产成本的问题及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能追溯到最初的Modigliani和Miller的著作中，

但他们在正式的模型中并没有考虑破产成本。然而他们考虑到暂时破产的可能性并至少意识到破产成本的相关性这一事实。破产成本中的直接成本能明显地影响公司的价值，而且它是被支付给了债权人和所有者之外的第三方的。这些直接破产成本和在重组或清算中的其它成本就从破产公司的净资产价值或从处于重组的证券价值中扣除掉，这些成本就引起了破产中的公司价值低于继续保持一个实体的预期现金流的资本化价值。

许多研究者把破产成本的问题定在资本结构和资本成本研究的框架内。Baxter最早对它进行了讨论，Stiglitz，Kraus和Litzenberger，Scott和Kim又对它进行了复杂的分析。Copeland和Weston， Brealey和Myers，和Brigham在教科书中也对破产成本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破产成本和公司价值在理论上的相关性并没有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认识。Miller把个人所得税引入到他的资本结构的模型中，他认为公司所得税、有关利息的个人所得税和有关权益的个人所得税相互作用，权益个人所得税的优惠可能抵销公司所得税的优惠。因此，他得出最佳资本结构只存在于所有公司的集合体中，对单个公司而言则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其它的分析家拓展了Miller的框架得出使用公司债务仍然有税收的优惠，但是优惠要少于最初的MM模型中所暗含的优惠。DeAngelo和Masulis则认为存在一个唯一的最佳资本结构，市场价格将以把破产成本考虑到税收的利益-杠杆成本权衡中的方式来资本化个人和公司的所得税。Miller已经讨论过的考虑破产成本问题的传统模型，则需要不现实的大量预期的边际破产成本去抵销预期的边际公司债务的税收节省。

Haugen和Senbet则认为破产成本只归因清算，而清算是一个独立于破产事件的资本预算的决策，因此破产成本不能影响资本结构决策。Titman提出资本结构的选择影响股东清算的动机和决定了在哪种状态下（如在破产下）清算决策的控制权由股东转移给了债权人。Morris则建立一个模型来研究最佳资本结构存在于哪种状态下期刊网，并使用预期税收节省和破产成本表达的方法来分析最佳资本结构。本文作者Altman也调查了预期的破产成本和预期的税收利益之间的权衡，除此之外还考虑了破产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即使不管那些认为破产成本问题的不实际、不相关或不必要的一些讨论，许多学者和从业者对破产成本问题也不确信。Brealey 和Myers 就曾简单清楚的表明他们不知道破产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总量是多少，只是猜测对经营时间长和较复杂的大公司来说它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数量。

作者指出在一般对破产成本问题的实证研究中，Warner的著作常常被引用。但是Warner

由于对破产成本概念的狭义定义和所选取样本的特殊性，得出的是破产成本不重要的结论。本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也就是对破产成本问题增加一些实证研究来说明它的重要性的。

这篇文章的第一大部分主要是引导我们对破产成本问题进行了一些概念性的认识，指明破产成本的问题已被不少人所意识到，也有一些学者对它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但是由于认识的不充分和研究的不严谨，作者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实证调查来对破产成本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上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由于资本结构决策的MM模型中并没有考虑到破产成本和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就引发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的研究，其中考虑了破产成本的问题就是对它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研究。

二、以前实证研究的发现

对破产成本问题有了一个概念性的认识后，作者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关于这方面的以前

已有的研究成果。由于以前对破产成本所做的研究除了Warner的研究以外都缺乏实证的调查，所以本文主要就Warner的研究发现进行比较说明。虽然Warner的研究结果是建立在对破产成本狭义的定义和以破产的铁路公司为对象的小样本的基础上，存在不少的局限性，但是他的论文毕竟是对与破产相关的成本进行测量和评价的方法上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

（一）实证方面的研究

Warner使用的是11个破产铁路公司的样本并调查了它们的“直接破产成本”，用这些成本与破产前七年的市场价值的比率进行分析。Warner研究发现成本与前七年市场价值的比率只有1%，破产成本与申请破产当年市场价值的比率也只上升到5.3%，因此他推断这些比率相对较小所以对最佳资本结构决策没有帮助，但他也强调在决策中并不能怱略破产成本。从他的研究发现中我们好像也能得出期刊网，这些公司的破产成本要清楚地低于债务的税收节省。

Warner所做的分析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在他之后的研究都是对这些问题进行的分析。Warner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三个缺点：①缺乏对间接成本的计算②样本只限于铁路公司并不能代表大量的其它破产公司的情况③没有对资本结构决策中的破产成本和税收利益的性质进行分析，也没有考虑时间价值的因素。

另外Castanias对小公司的破产率和破产成本和税收利益的杠杆衡量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发现破产成本与资本结构不相关的假设与他的研究结果不一致。通过对破产风险和杠杆进行非参数检验，Castanias还指出那些有高破产率的公司倾向于有更少的债务。但他的研究也只是集中于工业公司的数据上并没有考虑到其它具有独特特性的公司的数据，而且也没有考虑间接破产成本但是承认了间接成本的重要性。

（二）间接破产成本

Warne没有对破产的间接成本进行度量，他把这种经营机会成本当作直接成本看待。作者Altman则把公司失去经营能力的机会成本看作间接成本的一部分，间接成本被认为包括失去的销售、失去的利润、较高的贷款成本和公司获得贷款或发行证券融资的不可能性。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公司投资不足的问题与贷款成本的增加没有关系，股东-债权人-银行间的利益冲突和成本问题可能增加了破产的间接成本。作者举出了一些公司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其中Chrysler公司临近破产情况下，它的管理层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费用来支撑公众的信心以维持公司继续作为一个实体存在。

间接成本也发生在公司已经宣布破产和正试图经营和管理对财务健康有利的回报以后。作者列举了当时（1983年）美国在线公司的例子来说明间接破产成本对公司经营的影响。间接破产成本并不只是存在于那些实际破产的公司中，不论最后破产与否那些有很高破产可能性的公司仍然会发生这种成本。当时的International Harvester危机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除非有相当严格的限制条件和较高的成本条件，生产材料的供应商一般也不愿意继续卖他们的商品给这些高风险公司，这也是间接成本的一种情况。后来也有两个文献讨论成本的问题，成本和与债务有关的用来保护贷款人优先权的成本可能抵销债务的税收优惠，从而导致最佳资本结构的选择。

尽管以上所有讨论都说明应把间接成本纳入到总的破产成本的计算中来，但在当时还没有人对间接成本的计量进行研究。主要是因为很难这样做，而且由于机会成本的性质也使得很难对它单独测量。作者提出需要一个变量来对间接成本进行测量期刊网，本到了这一点，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

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向我们介绍了对破产成本问题的以前的一些研究成果，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目前理论界对破产成本的研究到了什么程度，存在什么空白点，于是本文就能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三、破产成本的测量

破产成本(BC)包括直接破产成本(BCD)和间接破产成本(BCI)。直接破产成本是债务人

在重组或清算过程中支付的具体成本，这种成本保存在公司的破产记录中。但是合计的破产记录没有被保存，作者指出这就需要在美国地区破产法院里查找大量的文件得出。作者使用了12个零售公司和7个其它工业公司的样本来进行测量。对间接成本主要是用破产前三年的预期利润和实际利润之差（未预期利润或损失）来测量的。预期利润的估计使用两种方法：①回归方法②证券分析师的预测。

回归的方法

首先，用预测年度前10年的行业销售数量进行回归，得出估计式然后，代入预测期前三年的行业销售额来计算预测期前三年的公司销售额；再通过式，代入求得的前三年的公司销售额和已知的平均利润率来计算估计的预测利润。最后，将实际利润与预计利润相减得出未预期的利润（损失）。

对12家零售公司作者是使用百货公司、食品公司和折扣商店的系列来估计行业的销售额的；对7家工业公司的样本则利用每一系列中最大的10家公司的销售额来进行估计的。分别运用4年和10年的平均利润率都能得出相似的结果。

回归的平均拟合优度：12家零售公司，7家工业公司的。其中有一些公司的拟合优度很好，达到0.9以上；有少量的公司拟合度在0.5以下，这说明我们的估计式还是比较好的，对于后一种情况可能用二次方程式会有所改善的。

作者对求出的非预期利润（损失）也即间接破产成本再加上直接破产成本与公司破产前三年的总价值相比得出的比率进行分析说明。作者在这里论述了一下的就是，他所使用的公司总价值=股票的市场价值（优先股和普通股）+债务的市场价值（可获得的）+债务的账面价值（不可获得的）+资本化的租赁费；而Warner在计算公司市场价值时则没有包括资本化的租赁费。因为Warner所调查的铁路公司证券的市场价值在总价值中所占的比例要大于大部分的其它公司，而作者发现租赁费在所调查的零售公司的总价值中占35%，在工业公司中占20%，说明它是很重要的不能够忽略。所以作者计算所使用的公司价值要大于Warner计算所使用的价值期刊网，因此得出的比率值就要小于Warner的计算的比率值。

四、结果

（一）直接破产成本

作者在表一和表二中给出了这19个样本公司的结果。从表一中我们可以看出零售公司平均的直接成本/公司价值的比率与Warner在他的报告中得出的很相似。但是作者得出破产前五年的平均比率为2.8%及破产当年的平均比率为4.0%，这两个数与Warner报告的1.4%和5.3%的比率有一些不同可能是因为两人计量公司价值方法上的不同。若使用比率的中位数来比较，作者的比率要稍低于Warner的结果。从表二中我们可以看出破产前五年的平均BCD/Value值很稳定，在6.2%-11.1%之间变化，其中有一些公司的单个比率达到17%以上。以上数据说明了破产成本在公司价值中不是占一个不重要的百分比的，破产成本与公司价值是有关系的。

作者还计算出全部19个样本公司的总平均BCD/Value值，发现破产当年的比率值与破产前五年的比率值相等都等于6.0%，高于Warner的结果（分别为5.3%，1%）。作者就指出即使在不包括间接破产成本的情况下，也能看出破产成本对公司价值是重要的。

最后作者又指出它的样本中公司的市场价值很稳定，并不像Warner报告在破产临近时市场价值持续下降，作者分析这可能是因为Warner所用的样本都是公开交易的债务，他的样本则不是，所以他的研究结果可能有点偏差，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来，BCD/Value的比率值可能更高。

（二）间接破产成本

从表一和表二中，我们可以看出间接成本在公司价值中所占的比例是很高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认为它是不重要的。将这19个公司的样本总合计起来看，总破产成本占公司价值的比例在破产前三年是12.4%期刊网，在破产当年是16.7%。

（三）用分析师的估计来测量间接破产成本

间接破产成本=非正常利润(损失)=分析师估计的盈余－实际的盈余

由于所用的数据只能来自那些被华尔街的专业分析师关注的破产公司，因此大部分破产公司不能被包括进来，所以作者就只选用了7家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研究。而且由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还处在重组进程中，它的直接破产成本还不能估计出来，所以作者就只用间接成本的数据进行分析。

表四中给出了这7家公司在破产前1、2、3年的分析师估计的每股盈余中位数值和实际的每股盈余值。表五中给出了这7家公司间接成本的值和提出破产申请前1、2、3年的公司总价值。我们可以看出7家公司中有5家公司的BCI/Value的值是非常高的，7家公司提出破产申请前3年平均的BCI/Value的值接近20%，如果加上表三中给出的直接破产成本的值计算总破产成本的话，则提出破产申请前3年平均的（BCI+BCD）/Value的值高于26%，提出破产申请前1年平均的（BCI+BCD）/Value的值大约是24%。

以上得出的结果与用回归方法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而且用分析师的估计值来计量间接破产成本得出的BCI/Value的值更显著。这都说明了破产成本对公司价值的重要性。

作者随后又对不同破产概率的公司用Zeta分数分成高Zeta值（Zeta＞=10）、低Zeta值(-0.5=＜Zeta＜=0.5）和相当低Zeta值（Zeta＜=-3），分别对应于低风险、高风险、相当高风险的三组。表六中给出了这三组平均的每股盈余实际值与估计值差异的数值，作者又对它们进行了分析。从中我们也能看出那些经营业绩比分析师的预测要低的高破产概率的公司不只限于是那些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公司，同我们前面论述一致的是，间接破产成本可能发生于任何公司里，而不论公司最终是否破产。

（四）破产后的比较

表七给出了公司在提出破产申请以后分析师估计的每股盈余和实际的每股盈余、分析师估计的净利润和实际的净利润以及分别的差异值，表中五个样本公司的实际盈余明显低于分析师的估计盈余。二者的差异与公司市场价值的比率都在11%以上，它们的平均BCI/Value比率为17.3%；表五中同样样本公司破产前一年平均BCI/Value比率为17.7%，这两个比值很相似都是非常的高的。以上也说明了间接破产成本在破产以后对公司总价值影响也是很重要的。

五、预期破产成本和税收利益的权衡

作者在文章开始的部分已经提出通过比较破产成本的预期现值和税收利益的预期现值的方法可以对资本结构进行选择。本部分则进行了的说明：

上式中，破产的概率P主要使用Zeta模型(Altman最早提出 期刊网，Scott后来又从理论和和实践上进行了验证)来计算。表八中给出了作者在前文中所用的7个工业公司和12个零售公司破产概率的Zeta估计值，用破产的概率P来调整破产成本，并用不破产的概率(1―P)来调整税收利益，然后将这两个调整过的值分别与公司市场价值相除，最后对所得的两个比率进行比较。

（一） 破产成本和税收利益的计算。

上式主要是对分别用破产成本和税收利益概率的现值与公司的市场价值相比得出的比率进行分析，来判断公司预期的破产成本的现值是否超过了税收利益的现值。如果超过则说明公司在它的资本结构中过多地使用了财务杠杆，至少要是按照破产成本和税收利益权衡的方法，它的最佳资本结构可能存在于比现在低一些的负债/权益比率的点上。

破产的间接成本和直接成本可能发生于破产前的每一时期和提出破产后的时期里，但作者在文中假设破产的直接成本是在提出破产申请后的12个月内发生的成本。预期税收利益的现值则是分别按单独由债务带来的利益和由债务和租金合并带来的利益二种情况计算得来。由于边际分析不容易计算，作者指出目前更多的是对破产成本/税收利益进行绝对量的分析。

（二）实证结果

表九和表十分别给出了破产前二年和破产前一年的14个样本公司的值，从表九中可以看出14个公司中有8个公司的预期破产成本的现值超过了单独由债务带来的税收利益；有6个公司的预期破产成本的现值超过了由债务和租金合并带来的税收利益。从表十中可以看出破产前一年破产的概率要大于破产前二年破产的概率，这也说明了随着破产的临近，破产的可能性增加。表十中的14个公司中有12个公司的预期破产成本/单独由债务带来的税收利益的比率大于1；有10个公司的预期破产成本/由债务和租金合并带来的税收利益的比率大于1。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能看出，14家公司中的大部分公司都过度地使用了财务杠杆。

六、结论

这篇文章主要是对破产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调查。作者认为本文出于以下三个目的应该引起大多数分析师的关心：①需要给破产成本是否是不重要的看法提供进一步的证据；②第一次指定并使用一个变量来计算间接破产成本；③使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测量预期破产成本的现值，并用它与预期的由财务杠杆带来的税收利益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就给关于是否存在最佳资本结构的辩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暗示。

作者从前文的分析中得出，实证调查的结果很强地表明破产成本不是不重要的。在许多事件中，破产成本超过了破产前一年公司价值的20%；平均看来，破产成本占到破产前三年公司价值的11%-17%。不论是用回归的方法还是用证券分析师估计的方法来计量间接破产成本，我们得到的结果都表明破产成本是重要的。

篇6

如何通过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来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进而推进依法治税乃至依法治国的进程，是我国税收理论与实务工作者近年来一直探索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的文章时常见诸于报刊。在这些著述中，作者们可谓见仁见智，其中独树一帜、已在实践中发挥重要指导作用者，也不在少数。笔者认为，已有的著述在阐释如何提高公民纳税意识这一问题时大多忽略了纳税与受益之间的内在联系性，而这恰恰是进一步提高我国公民纳税意识所必须向广大公民晓示的理之要义。那么纳税与受益之间的关系该如何理解呢?

    一、纳税与受益的先和后

    这里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公民为什么要纳税?对该问题的回答，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学者及政治家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基于不同的考虑，有不同的答案。大致说来，主要有互利关系说、隶属关系说、国家政治权力说这样三种学说。存在即合理，这三种学说在不同时期被不同群体的人不同程度地接受，应该说都有其合理成分在内。但从税收向来是国家税收，国家不仅是征税的主体，在税法制定中处于主导一方，而且税收不论在时空、范围、活动方式上怎样地变化，其永远不会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这一属性来看，依附于国家应该说是其存在的永恒特性。然而，国家的职能属性却是变的。譬如，最初的国家称其为“夜警国家”，而现在我们则认为是朝着“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国家的职能属性变了，依附于国家的税收活动无疑会相应地变动。就各国普遍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且趋向福利国家而言，解释公民向国家纳税最具现实性、说服力的学说，应该是互利关系说中的交换说。依此学说，公民之所以向国家纳税，是因其在生产、生活中消费了国家提供的诸如国防事务、法律事务、公共工程与公共事业、安定和公平竞争的环境等形式表现的公共产品。公民从公共产品的消费中获得了利益，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即国家其本身却是不创造财富的。国家为维持其存续及有效运作，实现其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通过某种形式回收其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与费用也就势所必然。国家在权衡其可资利用的多种方式后，最终将凭借政治权力，规范地获取收人的方式作为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主要资金来源，这个方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税收”。

    在向福利国家迈进并奉行立宪征税原则的情况下，导致国与国之间税收差别的税收的阶级属性可以说是日渐式微。若撇开税收的阶级属性，就税收的本质而言，不同国家的税收是没有差别的，即人们纳税的根本理由，是由于其享用了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带给他们的利益。而且，国家愈是发展，公共物品在一国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就愈大，受益与纳税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也就愈明显。我国之所以在今天着力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及其财政的公共性更明显，更强调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纳税与受益之间的对接。

    从逻辑上讲，政府征税以向公众提供利益(公共产品)为前提，公众是受益在先，纳税在后。但从税制的确立来看，并不一概惜守这一准则。因为有些利益的享用是用缴税来换取或者说是以纳税为前提条件的。譬如社会保障税，就是政府为了筹集支付国民安全、保障所需资金，同时为避免以普通税收的形式把人民的钱集中起来再以财政拨款的方式安排失业、疾病、养老等支付，可能导致的因税负的不断增加而引起国民的不满，实行“专款专用”，强制征收的一种社会缴款制度。再如印花税，表面上看好像纳与不纳对立合同人的利益没有什么影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缴纳了印花税的合同因其受保护的程度增强，立合同人会因有关部门的加强控管而从高的合同兑现率与低的合同执行成本中享受到未税合同无法享受的利益。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税收活动蕴含着等价交换的规则，税收关系是一种信用关系，但纳税与受益究竟谁先谁后，却难以定论;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外，我们讲纳税与受益的交换关系，是站在国家与全体纳税人的角度而言的，因为并不是每个单个税种或是每个纳税人身上都具有这种明显的交换性。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从纳税人的角度而言，税收是无偿的;但从国家的角度而言，税收是有偿的”这句话的含义。当然，有些税种的这种交换性是比较明显的，譬如我们上面提到的社会保障税以及我国现行税制中的车船税、城建税等。

    二、纳税与受益的宽和窄

    税收活动作为受益人给付费用与供应者以规范方式收取并用于弥补其供给成本的一种交换活动，在横向上表现为二者活动范围的一致性，即:受益的面愈宽，应纳税的人就愈多;受益的面愈窄，应纳税的人就愈少，反之则相反。而且，这种对应关系在各级次的层面上也都是如此。

    从一国行使征税权的范围看，受益人的范围有多大，该国行使的征税范围相应地就有多宽。譬如美国，由于其实行“福利跟人走”政策，在世界各地的美国人仍可享受到美国政府提供的福利，但这恰恰是以世界各地的美国人都需向美国政府缴税为前提的。

    从一国对其管辖下的纳税人征税的限界范围来看，受益的范围宽，征税的范围相应地就大。譬如，居民纳税人之所以承担比非居民纳税人广的纳税义务，是因尽管有国民待遇原则的约束，居民纳税人仍然在补贴、生计扣除方面比非居民纳税人享受较多益处所致。若再进一步地分析不同居民纳税人、不同非居民纳税人之间的纳税义务，情形依然如此。如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法，就是根据纳税义务人是否在我国有住所、在我国停留时间长短等享受我国政府服务及从我国获益的情况将其分为永久居民、非永久居民与一般非居民、特殊非居民四种，而使其相应地分别承担无条件的无限纳税义务、有条件的无限纳税义务与无条件的有限纳税义务、有条件的有限纳税义务的。

    从具体税种来看，纳税与受益在活动范围上的一致性也很明显。当然，最具有代表性的税种首推前面提到的社会保障税。因为社会保障税实行专款专用，社会保障覆盖的范围是宽还是窄，与其税种的范围选择、征收率直接相关。其一般规律是:征收率的提高与社会保障范围的扩大保持同步(或社会保障范围的扩大与征收率的提高保持同步)。譬如瑞典，其之所以被视为是“福利国家”的代表，是因其向国民提供的福利几乎是“从摇篮到坟墓”，但该国该税纳税人之普遍、纳税人承受税率之高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少有的。

    进一步地讲，如果某人(自然人或法人)没有从某一特定的领域明显地获取收益，那么，政府针对该领域主要受益人所征之税一般是不需要这个人缴纳的。如人人都从政府提供的公路建设支出中受益，但每个人究竟从中受益多少却很难说得清。有鉴于此，各国政府一般都只对公路建设支出中的主要受益者征税。我国现行税种中的车船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车辆购置税以及其他国家征收的汽车驾驶执照税、汽油消费税、汽车轮胎税等就属于该种性质的税种。

    总之，受益的范围宽，征税的范围就广;征税的范围广，受益的范围也就大。一般说来，在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国民享有比较多的社会福利，但与此相对应，这些国家征收的税种数量也多，而且其税收的覆盖面也广。在发达国家，凡是收人、经营所得、租金、股息、产品、行为等都属于课税范围。事实上，正是这广的征税范围(当然，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普遍较发展中国家高)为发达国家实施宽覆盖面的社会福利奠定了财力基础。

三、纳税与受益的量和质

    纳税与受益作为一种交换活动，二者不仅在范围上具有一致性，而且在量上也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纳税与受益的这种对应关系可以通过多个层面来加以验证。

    从国家这一层面来看，公民受益多，应纳的税款就多，二者在量上具有一致性。众所周知，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而言，公民普遍地享有较多的社会福利，而这恰恰是以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的税收水平作为支撑的(以非税收人为主要收人来源的国家除外)。譬如，北欧国家因向国民提供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高得多的社会福利而赢得了“福利国家”的美称，但与此相适应，主要借税收来筹集收人的这些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以瑞典为例，其之所以能以“高福利”雄居福利国家之首，是因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公共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像瑞典那样大。由于瑞典的公共收人绝大部分来自税收，其成为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也就势所必然。

    纳税与受益在具有独立的财政决策权力的地方政府中同样是存在等量关系的，关于这一论断，我们可从公共选择学派论证财政联邦制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论述中找到答案。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由于每个居民都倾向于选择税收尽可能低而公共物品尽可能多且好的社区居住，所以各社区会竞相满足这些要求，否则会导致居民外流。如果某社区征税太高而公共物品太少或财政现状不令人满意，原居民就会迁出，这又减少了该社区税收收人。这样，财政联邦制与以足投票促成了各地方政府之间或各社区之间的相互竞争，从而迫使其竞相降低公共物品生产成本，生产出更符合居民要求的公共物品。由此可见，社区居民之所以会有以足投票之举，乃是其追求纳税与受益更为一致的原由所致，也正是这一原由最终促进了各地方政府经济效率的提高。

    尽管纳税与受益在量上具有一致性，但二者是在政府介人的基础上实现对接的。由于政府在对接过程中发挥了再分配作用，因而单个纳税人或纳税人在单个税种上的付出与受益并不一定存在量上的对等关系。即便如此，在一些目的性税种中，这种对应关系还是相当地明显的。笔者在前面已提到过社会保障税、车船使用税，兹再举一例予以佐证。城市维护建设税是我国现行税种中的目的税之一，其计税依据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的税额，所征税款专门用于城镇的维护和建设。其征收率之所以依纳税人所在市区、县城和镇、市区与县城或镇以外所在地区的不同，分别采用7%,5%,1%的税率，是因城建税是专款专用性质的税种，是按照城建资金的需要量及纳税人从城建设施中受益多少的客观实际情况来征收的。由于在城市的纳税人比在县城的纳税人多享受了市政建设的好处，因而所在地为城市的纳税人就应比所在地是县城的纳税人缴纳更多的城建税。

    此外，我国现行税种中的资源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的这一特性也很明显。但需要指出的是，纳税与受益的这种对应性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地是表现在二者的总量方面(不同阶层所享受的利益份额极不相同)，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财政运行模式，则使纳税与受益在总量与个体上都具有了这种明显的对应性。

    纳税多者多受益，受益多者多纳税。从表面上看，纳税与受益好像只是一种量上的对应关系，其实则不然，因为纳税会给纳税人带来质上的改变。北京市地税局为加强对个人所得税重点税源的控管，针对个人所得税的重点纳税人(年收人10万元以上的个人及符合其他条件的个人)所采取的一些做法就是一个较为直观的例子。因为重点纳税人在依法履行其应尽纳税义务的同时也享受到一些一般纳税人暂时无法享受或享受不到的利益，如电子申报、网上办税、与税务机关零距离接触等。

    在国外，重点纳税人是被视为对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他们因此而倍受社会各方的尊重。重点纳税人会以“纳税人的名义”理直气壮地行事，而政府在利益享受及参政、议政等方面也会格外地关注重点纳税人。在我国，重点纳税人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也正在发生变化。现在，重点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相比已在办税通道、获取贷款、参政议政等方面开始享有一定程度的优先权。

    如果我们从纳税有利于人类健康这个角度来审视纳税的话，纳税给人类带来的益处就更大了。一方面，社会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大众文化及娱乐的支出依赖于税收;另一方面，税收本身也在维护着人类健康。因为对有害人类健康的物品和危害人类生存环境的行为征税已是世界各国的普遍性做法。当然，在这方面，应该说美国是走在最前列的，因为当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对减肥给以减税照顾(因多种疾病与肥胖有关，美国国税局已视肥胖为一种疾病)。

    对纳税给纳税人带来的益处远大于税额本身这一问题，我们也可以从反面的角度加以验证，即倘若纳税人没有按税法的要求去履行纳税义务，其因此而造成的损失也并不仅仅是相当于税额的部分，多数情况卜可能是无法估量的。理由是:纳税人实施逃避税活动，表面上看好像是纳税人占了国家的便宜，实际上真正遭受损失的还是纳税人自己。因为，纳税人逃避税要花费时间、精力及金钱，逃避税未成功会受到惩罚，此其一:为了逃避税，纳税人会把相当的精力用在琢磨国家税法的纸漏上，从而减弱其发展生产的后劲儿，此其二;逃避税行为一旦被揭穿，纳税人会因信用危机而难以立足，此其三;财富可给纳税人带来快乐，但想拥有本属于国家的财富却让纳税人不快乐，此其四。

    上述分析表明，税收活动是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一种利益交换，这种交换不仅在范围上具有一致性，而且在量上还具有对应性。纳税与受益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如果广大纳税人能够理喻的话，他们就会清楚纳税是用来购买公共物品和服务了，并且晓得纳税这种给付实则是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一种信用活动。即公民之所以纳税，是因其享用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所带来的利益，作为交换，公民向国家缴纳税款，是在履行公法上的一种“金钱债务”。纳税人明确其与国家之间的这种信用关系，对形成纳税人与国家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是极为重要的。

篇7

随着2009 年《侵权责任法》的颁布， 我国由《民法通则》、《合同法》、《企业破产法》、《物权法》以及《侵权责任法》构筑的债权受偿顺位框架图谱基本形成， 其核心内容表现为“担保物权绝对优先”与“普通债权平等受偿”两项规则。据此， 无论债务人是否具备清偿能力，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都具有绝对优先的法律效力， 而侵权之债[包括人身损害赔偿之债] 作为普通债权，[1]与包括普通合同之债在内的其他普通债权一起劣后于有财产担保债权。

上述债权受偿的顺位规则， 在债务人具有清偿能力的情况下， 其公平性与合理性至为明显，或者说， 这两项规则的合理性基础是建立在债务人没有破产这一重要的事实之上。但在债务人破产之时， 严格恪守上述债权受偿顺位， 则有可能导致各种债权受偿结果的不公平和无效率。即便是2009 年底颁布的《侵权责任法》， 也和其他传统民事部门法一样， 没有具体考虑侵权债务人破产这一特殊情形的损害赔偿规则。因而有必要以债务人破产清算程序中债权人的受偿顺位为切入点， 对“担保物权绝对优先”与“普通债权平等受偿”这两项规则予以重新考虑， 从而在整体上推进对债权受偿顺位的思考。

一、大规模侵权事件与民商法的新课题

肇始于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催生了大量新型侵权事故，在某些范围内，产品责 任、环境污染、危险作业等造成的严重大规模群体权损害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一方面占尽先机，享受工商业发展带来的众多文明和社会经济福祉;另一 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先行遭受由此带来的包括大规模侵权事件在内的负面危害，随之而来的是诸多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重演发达国家“工 业灾害”的历史。

虽然工业产品的安全性能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总体上会不断提升，但由于技术发 展的局限、现代工业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及其应用的广泛性，工业产品事故有可能愈加突出。在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时代，虽然事故概率未必高于前工业社会， 但一旦发生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等工业事故，就可能导致成千上万人遭受损害[尤其是人身损害]。由于此类侵权事件涉及的受害者人数众多、时间跨度久远、损害赔偿金额巨大，被称为“大规模侵权”[mass torts]。[2]大规模侵权事件发生之后，许多企业不堪巨额索赔，被迫提出破产清算申请或者主动提出破产预防的救济申请。

近年来，大规模侵权事件在我国也呈现层出不穷之势，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环境污染致害等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三鹿奶粉事件即为典型，并把相关问题推到了民商法理论的浪尖之上。三鹿集团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前后，全国约有30万 婴幼儿患者受到损害。由此产生的债务有:三鹿集团向中国乳制品行业协会先期支付的9亿元治疗费用，包括三鹿集团在内的22家责任企业主动支付的2亿元医疗 赔偿基金以及对死亡病例、重症病例、普通症状进行赔偿的费用等。[3]2009年11月底，石家庄中院作出裁定，“终结已无财产可支配的三鹿破产程序。裁定中显示，三鹿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4]这意味着，结石患儿将无法从三鹿集团获得任何赔偿。

对于三鹿集团在濒临破产之前向中国乳制品业协会优先垫付医疗费用、死亡或者伤残 赔偿款的做法，社会公众在破产处理过程中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可见，对生命权、健康权侵害的优先赔偿，在伦理层面被社会公众普遍认同，但这种做法与“有财 产担保债权优先受偿”、“普通债权平等受偿”的规则显然相左。因为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包括医疗费、赔偿金在内的各项赔偿费用只能作为普通债权列在 一般优先权之后，与一般合同之债同等受偿，债务人在临近破产之际也不得向特定债权人实施任意的个别清偿。

那么，究竟是立法出了问题还是现实的做法违反了破产法的规定?人身损害的医疗、死亡和伤残赔偿费用是否应当优先于其他普通债权受偿?现行立法是否应当因应社会需求，对相关的债权受偿顺位重新进行反思并作出相应调整?

应当承认，整个债法体系以及包括侵权之债在内的债务清偿制度，是建立在债务人具有清偿能力这一假定之上。因此，民法关于债务清偿的规范，除了争议较大的优先权制度外，大多不考虑债务人缺乏清偿能力之情形，不考虑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合理 处置不同类型债权人之间就破产财产的受偿顺位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留给了破产法。然而，现实中的破产法更多地突出了其作为程序法的特质，几乎不改变破产程 序开始之前各种不同实体权利的性质，以及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实体法中既定的权利排序规则。比如，在对待普通合同债权与侵权之债的分配顺位方面， 破产法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现代社会频繁发生的人身伤害型侵权行为所造成后果的严重性及相关的破产救济问题，忽视了侵权之债的特殊属性及其内在的特殊救济需 求。同时，包括侵权之债在内的普通债权一概劣后于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受偿，也使得那些有能力对企业侵权行为实施制约和监督、并能理性分担企业侵权风险的债权 人[主要是担保物权人]缺乏监督债务人的动力，债务人本身的自我约束动力也因此减弱。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侵权责任法对不法行为的威慑和预防功能。

诚然， 当今各国民商立法普遍赋予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受偿的效力。如果动摇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地位， 不仅会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融资和商事交往， 影响到日常交易的安全、成本和效率， 甚至会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到某些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并可能因此遭致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反对。问题在于，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是否在任何情形下都应该具有绝对优先的效力?人身损害赔偿之债是否在任何场合下都应当和其他普通债权处于同等受偿顺位? 进而， 如何协调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地位与侵权之债的特殊性质和地位诉求， 已成为当下破产法、侵权责任法乃至整个民商法不得不共同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二、侵权之债现行受偿顺位的法律评价

遵循《担保法》、《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的划一规定，破产法首先在担保物权的优先效力问题上维持了传统民法的既定规则，同时在契约债权和侵权之债的分配方面，也仍沿袭传统民法的既定规则，而没有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债权区别对待。

《物权法》在借鉴两大法系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债务人可利用的财产担保的类 别作出非常详尽的规定—乃至于包括浮动抵押和应收账款抵押。这两项担保形式的确立，意味着债务人不仅可以就自己零碎的原材料、半成品等设定抵押，而且可以 将未来的应收账款予以质押。据此可以推断，当债务人陷入破产之时，其可用于向普通债权人进行分配的财产所剩无几。如果此时债务人因为实施了大规模侵权行 为，不堪巨额侵权损害赔偿之累而陷入破产，那么，位居优先权地位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是否因事先对债务人的财务或现金流支持而同样难辞其咎?下文将首先对有 财产担保债权的公正与效率价值展开讨论。

[一]有财产担保债权绝对优先规则的公正与效率缺失

1.有财产担保债权绝对优先规则的公正缺失不可否认，如果着眼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意志自由对破产债权的分配顺位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财产担保债权的绝对优先地位公平合理，因为无论是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地位还是普通债权的劣后 地位，都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基于平等自愿而进行合意谈判的结果。有财产担保债权人或许正是通过比较低的利率或交易条件换取相对较高的获偿概率，而普通债权人 则 可能是通过获偿几率的降低，换取了较为优越的交易条件或较高的利率。[5]这种安排看起来各得其所、相互持平。

但将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于普通合同债权的理论与侵权之债进行比较便会发现，由于 包括侵权之债在内的一些债权人，通常无法事先预见到其债权是否确定发生，以及发生后的规模或者额度，更无法判断他人的担保对自己日后的债权可能产生的影 响，从而不能相应“调整”其债权的具体内容、数额或者风险，所以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此种债权人又被称为“不可调整的债权人” [non2adjusting creditors] ，即不能够通过意思自治而对债权的产生及相关的权利义务内容作出选择的债权人， [6]侵权之债的债权人即属此种情形，且其债权的产生具有非自愿或非合意特征，属于非自愿和不可调整债权。[7]

正是由于侵权之债的受害人不能与债务人讨价还价，因而，当债务人将本来可以用作补偿侵权之债受害人的财产拿来设定担保时，便缺少像普通合同债权人那样可以防范风险的救济机制。[8]显然，将这些并非基于合意的侵权债权，嵌入到以合意为前提的合同债权的分配框架中，并将有财产担保债权相对于普通合同债权的优先受偿顺位，不加区分地适用于侵权之债，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其结果必然对侵权 受害人显失公平。

破产法的一个基本规则是，债务人未经债权人同意，不得降低该债权的破产受偿顺位。其他民事特别法在某种意义上也禁止当事人之间通过合意来改变既定的权利义务排序，从而降低他人的权利顺位。[9]但这个原则在有财产担保债权与包括侵 权之债在内的普通债权之间并没有得到遵循。

2. 有财产担保债权绝对优先规则的效率缺失

财产担保的设定对于有财产担保债权人来说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有学者将担保对债权 人的收益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降低贷款前调查债务人资信状况的成本;第二，降低贷款后监督债务人合理利用贷款和维持资信的成本;第三，降低贷款本身 的风险，确保款项按期如数归还;第四，节省债权实现的成本。[10]应当说，这四个方面的概括十分贴切到位。

然而，评价法律规则的效率高低通常难以绕过两项标准:一是该规则是否为有效率的行为提供激励机制;二是该规则是否在相关主体之间对损失之风险进行有效的分配[毕竟有些事故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风险分配同样重要]。[11]就侵 权之债的效率规则而言，第一项标准可以降低侵权事故的发生概率以及事故预防的总成本，第二项标准则可优化对这些成本或损害后果的分配。按照这两个标准，有 财产担保债权绝对优先规则对于债务人企业和普通债权人，并不必然是高效率的制度安排。

就第一项标准而言，有财产担保债权绝对优先规则至少会导致三种低效率行为:首 先，对担保方式的过度依赖和担保的广泛采用，会扩大市场交易的社会总成本;其次，在担保的成本和风险比其他约束性协约低的情况下，绝对优先规则会导致债务 人和债权人宁愿选择设定担保，而不选择或者较少选择用约束性协约作为交易风险的防范手段。[12]如此一来，债务人从事低效率行为的概率将会增加;再次， 由于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能够确保自己优先受偿，便会依赖此种优先受偿的顺位安排，放弃或者放松对债务人资金运用行为以及冒险行为的监督，而债权人疏于监督， 可能难以保证债务人将获得的信贷等交易资源，投入到产品研发、产品质量的保障、侵权风险的防范等方面，甚至背离贷款的合理用途去从事侵权性的冒险活动。

就第二项标准而言， 在债务人因面临巨额侵权之债而破产的情况下， 有财产担保债权绝对优先规则意味着普通债权人[包括侵权之债] 须承担企业侵权的风险， 最终造成债务人侵权风险的外部化， 从而在风险负担方面造成无效率。企业的财务状况决定了其财产大多会因融资或其他经营之需， 而为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设定担保， 当企业破产时， 能用于满足普通债权人清偿要求的财产往往所剩无几。其结果是， 本来应当由侵权企业自身承担的侵权责任， 实际上转嫁给了侵权之债的受害人。而如果由侵权受害人承担侵权风险， 就不能有效促使企业为保证自身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安全生产， 去从事必要的研发活动或采取必要的预防行为， 而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资助”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

[二]侵权之债与合同之债平等受偿规则的逻辑缺陷

虽然民法理论界已经为侵权责任法的独立地位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 [13]并且从中可以发现侵权责任与契约责任至少在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受保护的利益界定、赔偿范围、时效、能否抵消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14]但这种 区分并没有在债权的最终实现或者权利的最终救济方面体现出必要的差别待遇。

具体来说，普通债权同位受偿规则忽视了侵权之债与普通合同债权的如下差异:[15]

1.两种债权救济的目的不同

在商品经济欠发达年代，合同当事人违约所须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在于合同的实际履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作为原则，产品在其生产之初，对生产者及其所有权人就无任何使用价值而只有交换价值”，[16]违约方承担责任的主要形式也就变为赔偿损失。

侵权行为中虽然部分侵犯财产的行为通过赔偿损失、修理等救济方式可以实现弥补受 害人损失的目的，但对人身侵权损害而言， [17]受害人的损失往往无论通过任何救济手段都难以弥补或者恢复原状，金钱赔偿仅仅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救济方法。侵权行为的受害人原本仅以所受损害的回复为目的[相当于合同之债中的“实际履行原则”]，并且“回复以完全复原为理想，但多数场合里此为不可能，故代之以金钱赔偿，亦即以恢复原状为原则，金钱赔偿为例外”，[18]然而，侵权的救济方式一旦沦落到以金钱赔偿来消弭侵权受害人的损害，赔偿本身便意味着受害人救济目标的落空。可见，两种债权赔偿方 式的实现本身就蕴含着不合理成分。

2.当事人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以及实际获得救济的效果不同

合同之债的当事人由于对合同风险有合理的预期，可以就对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采取 诸如设定担保、同时履行抗辩、不安抗辩、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等预防措施，否则，则意味着债权人在财产和心理等方面已经做好了风险自担的准备，或者债权人对违 约风险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主观上的疏忽。然而，侵权行为的发生对于侵权行为的受害人往往不可预期，很难事先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再者， 如果说对合同之债的救济体现为“增值”， 那么对侵权之债的救济就体现为“保值”， 在具体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甚至可能体现为“保护无价的生命”或者保证身体器官和各器官功能的完整性。正如英国学者托尼·韦尔[ Tony Weir] 所言， 侵权之债的规则主要起保护财富的作用， 合同之债的规则应具有创造财富的功能。[19]

诚然， 与合同之债相比， 侵权之债除了致害人赔偿之外， 还有社会保障制度和商业保险制度等多元的救济渠道。对待三鹿奶粉这种大规模侵权事件， 长远和根本的解决之道， 仍在于健全的社会保障与完备的商业保险制度， 债务人破产之时仅仅依靠债务人有限财产的赔偿并不能解决“僧多粥少”的难题。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我国社会当下的社会保障水平可发挥的救济作用非常有限， 商业保险同样并不发达。退一步讲， 即使侵权受害者可以从社会保险或者商业保险中获得补偿， 也并不意味着， 侵权受害者在获得保险赔付后不能继续请求获得侵权损害赔偿， 或者必须接受其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劣后造成的不利处境。《保险法》第46 条规定的人身保险被保险人在获得保险赔偿后， 有权继续向造成损害的侵权人索赔， 便是这一法律立场的明证。故而， 在社会救济之外寻求不同利害关系人之间对风险的重新分配方案， 仍然是当下必须作出的选择。

3.对债权救济的终极需求不同

尽管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和无过错责任的确立，对于提高侵权受害人的胜诉几 率和降低受害人的诉讼成本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但其所能达到的最佳效果也仅在于有助于侵权受害人获得一纸可以强制执行的判决，并不能保证受害人获得充分补偿。而债权救济程序的终极意义在于保障债权的实现以充分救济债权人，而不是获取一张不能兑现的裁决书。[20]这种不能充分受到保护的风险加上预防手段 的欠缺，使得两种债权在终极的救济方式和救济程序方面并未区别开来。而两种债权之间合意与非合意、自愿与非自愿、可事先防范与不可事先防范的差异，都需要 在债权实现的先后顺位上体现。

侵权责任法的功能有三:对受害人予以赔偿、对侵权行为人予以惩罚以及预防侵权行 为的再次发生。但当实施侵权行为的企业陷入破产之时，侵权法的预防和惩罚侵权作用，由于侵权人的不复存在而失去了意义，或者仅仅具有“画饼充饥”的作用， 对于受害人而言，补偿作用则可能凸现为唯一可以期待的目的。但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破产法程序中的补偿可能只是按比例或者零分配。

据此，有必要率先在破产法中对侵权之债与普通合同之债的受偿顺位作出区分。 [21]因为，除了侵权行为之债所具有的非自愿、不可调整的基本属性外，侵权行为发生之后的人身损害[甚至包括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损害]，几乎都不可能通 过恢复原状等金钱赔偿之外的责任方式获得充分救济。

三、侵权之债受偿顺位的提升方案及评析

早在1978年美国破产法改革前夕，便有学者意识到侵权债务人破产之时，矫正侵 权之债受偿顺位的必要性美国破产法理论界开始越来越多地讨论这一问题，提出了诸多旨在提升侵权之债受偿顺位的方案，， [22]但当时并未引起充分的关注。之后，受一系列大规模侵权案件的持续影响， [23]并以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条“担保交易”修订讨论为契机，兹择其要评介如下。

1.中间顺位方案

中间顺位方案，是指赋予侵权债权劣后于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于普通合同债权的受 偿顺位。[24]该方案一方面可以使侵权之债得到比现行同位受偿规则更有力度的债权保障;另一方面降低了普通合同债权的受偿顺位，促使这些合同债权人以更 广泛的监督来确保债务人更好地履行义务。但该方案并未动摇有财产担保债权的绝对优先地位。因此，当债务人的财产仅能满足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受偿要求时，该 方案不仅不能保证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对债务人形成有效约束， [25]而且可能迫使一些普通债权人竞相要求债务人提供财产担保，从而转化为有财产担保债权人。[26]

2.与有财产担保债权同位方案

侵权之债与有财产担保债权同位方案，是指给予侵权债权与有财产担保债权相同的受 偿地位。[27]该方案提升了侵权之债的分配顺位，使侵权之债能够与有财产担保债权一同加入到对债务人企业的约束和监管当中，侵权债权人的受偿也得到了更 多保障。在提升侵权之债的受偿地位方面优于前述中间顺位方案。[28]但该方案存在如下缺陷:其一，由于担保权设定和实现方面所应遵循的时间顺序原则，它 会使那些早先为企业侵权行为提供融资、并应为该结果承担责任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通过在先行使担保权来规避相应风险，把债务人的侵权风险留给产生于其后的 那些或许并不应对损害负责的债权人;[29]其二，由于有财产担保债权既可能针对不同的特定财产设定担保，也可能针对同一特定财产设定两个以上的担保，而 后者是按照担保权设定的先后顺位来满足担保权的清偿要求，在侵权之债与有财产担保债权同位受偿规则下，如何确定顺序不同的担保权与侵权之债之间的受偿顺位 本身也是个复杂的问题。

3.超级优先方案

超级优先方案， 是指侵权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受偿顺位优先于有财产担保债权。该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确保有财产担保和普通债权人通过提高交易条件或利率、停止进一步向债务人授信、加强监管等方式， 促使债务人更好地履行其注意义务， 最终使债务人的侵权成本内部化。[30]但该方案存在如下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 彻底动摇了担保绝对优先的原则， 有走向极端的嫌疑; 其二， 必然会相应增加企业的融资难度， 某种程度上也会遭致一些以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投融资环境为主要目标的地方政府的反对。[31]

4.裁剪方案

裁剪方案是指从债务人设定担保财产的价值中裁剪一定比例给普通债权人[包括侵权 债权人]。[32]裁剪方案的难题在于，其适用范围仅仅限于债务人的部分财产[即可设定为浮动抵押的那部分财产]，故其实际作用十分有限。即使可以通过立 法扩张其适用范围，另一个更大的问题仍无法克服，即债权人可以要求担保人设定超额担保，削弱裁剪效果。

5.部分优先方案

部分优先规则是指将一部分或者一定比例的有财产担保债权额转化为普通债权，仅部分削弱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顺位。该方案主要包括“可调整优先”和“固定比例优先”两种规则。[33]

可调整优先规则，是指将有财产担保债权中对应于不能调整的那部分债权额转化为普 通债权，将剩余的债权额仍作为有财产担保债权对待。不可调整型债权人的受偿，仅以有财产担保债权中被视为普通债权的这部分价值为限。举例来讲，假定企业破 产时其财产价值为120万元，债务总额为300万元，其中100万为有财产担保债权， 100万为普通合同债权， 100万为不可调整型[侵权]债权。假定没有担保债权的存在，三项债权将就120万元获得平均分配，每项受偿40万元。而在绝对优先规则下，有财产担保债 权受偿100万元，另两项债权各受偿10万元，实际上是把本可用于分配给普通债权的60万元[各30万元]转移给了有财产担保债权。按照可调整优先规则的 要求，有财产担保债权应当以不能调整的债权数额[在上例中为侵权之债的30万元]为限被视为普通债权，而后将此30万元返还给不可调整的侵权债权受偿，保 留受偿70万，调整型的合同债权仍受偿10万。

可调整优先规则如果实施得当，可以消除绝对优先规则的低效率问题。但其不足在于，有财产担保债权人无法预测其债权中究竟有多少份额属于不可调整的债权额，使有财产担保债权的风险防范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固定比例优先规则是指将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一定比例作为普通债权对待，对其余债权 额仍承认其优先顺位。它与可调整优先规则相比，对于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不确定性更小，也较易于操作; 与裁剪方案相比较， 虽都是以特定比例的价值用于清偿普通债权，但要优于裁剪方案。原因在于:首先， 裁剪方案仅适用于债务人的部分财产，不能适用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其次，由于裁剪方案针对的是担保财产的价值，故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可以通过要求增加担保价 值，或者提供超额担保来消解裁剪的后果。而固定比例优先规则直接针对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在破产债权申报时数额已经确定的有财产担保债权额进行“裁剪”，故无 从规避。

不得不承认，美国学者提出的上述方案在美国并没有得到采行。一个基本的现实原因 是:担保制度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如果动摇了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地位，会导致更大的社会经济成本。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如哈里斯[S. L. Harris]教授和穆尼教授[ C. W.Mooney ， Jr. ]在总结其对各种限制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方案的反对意见时指出的，“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这些方案不可能在现实中获得广泛支持和采行。企业冒险精神是美国社会结构中不可除却的一个特征”。[34]即使通过限制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性，上述大多数方案仍然会被市场抛弃，因为最终获胜的必然是大大小小的各种市场 参与者。[35]

但是英国的情况却很不同。[36]早在1982年，英国科克委员会[Cork Committee]在其破产法评价报告中就建议将浮动担保财产变价收益的10 %提取出来用于保障非担保类债权的清偿，不过，在当时并未得到各方的支持。时隔20年之后，这种裁剪方案在英国得以施行。英国《2002年企业促进法》 [Enterprise Act 2002]第252条规定，清算人或者破产管理人须将被设定浮动担保的财产的“既定部分”[prescribed part]用于普通债权的清偿，且不得将该部分财产分配给享有浮动担保的债权人[除非该部分财产价值超过普通债权额]。该“既定部分”是指:如果设定浮动 担保的财产价值不足1万英镑，则既定部分为该价值的50 %;如果设定浮动担保的财产价值超过1万英镑，则既定部分为5000英镑，外加超过1万英镑部分的20 %;但是在每一起案件中其总额不得超过60万英镑。不仅如此，英国新近的判例还确认:即使担保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有财产担保债权，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就其无 担保部分的债权，也不得适用前述规定优先得到清偿。[37]之所以有别于美国，是因为总体上美国破产法是“亲债务人型”，而英国破产法则是“亲债权人 型”。[38]英国《2002年企业促进法》的要旨之一，在于以倾斜于债务人和普通债权人的方式进行平衡调整，这种为了普通债权人利益而对有财产担保债权 实施的裁剪方案，是该法平衡调整机制的一部分。[39]

如果说一国的经济立法更容易受本国相关经济力量的影响， 那么， 有关国际经济组织更可能超脱于这种直接影响。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2007 年12 月的《担保交易立法指南》指出: 立法者可以规定某些债权的受偿顺位优先于有财产担保债权， 但这些债权必须最小化， 并且须在破产法中予以明确规定。 [40]这表明， 该示范法肯定了内国立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顺位予以减让， 只是这种减让必须具有法律透明性。

实际上， 我国相关立法已经为限制有财产担保债权的绝对优先性预留了空间， 《物权法》第170 条规定: “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文中的“但书”或可表明立法者原则上允许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通过其他法律的规定适当降低有财产担保债权的绝对优先性。

四、人身侵权之债相对于财产侵权之债的优先地位

在确定不同侵权之债的优先顺位时，首要问题是如何对侵权之债进行分类，以及根据 哪些考量因素对不同的侵权之债进行优先权的选择。此种分类主要包括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一般侵权与特殊侵权、人身侵权与财产侵权等。笔者认为，当前现实可 行的做法是将侵权之债区分为人身侵权之债和财产侵权之债，以人身侵权之债优先于一定比例的有财产担保债权受偿为妥。

基于篇幅以及当前我国人身侵权之债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本文仅选取人身侵权之债相对于财产侵权之债的优先顺位作为分析样本。

《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 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根据该条款对作为侵权客体的民事权益的分类，可以把侵权责任区分为人身权与财产权两大类型， [41]而人身权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人格权侵权与身份权侵权，人格权侵权还可区分为物质性人格权侵权与精神性人格权侵权，其中物质性人格权侵权是指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的行为。

笔者认为，破产法中的侵权之债应该从侵权客体的角度来认识其性质和意义。据此， 本文把人身侵权之债的范围，限定在基于人格权中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亦即对人体的有形损害所产生的请求权，习惯上称 为人身损害赔偿之债。与之对应，财产侵权之债则是由于财产权利与利益遭受侵权损害而产生的请求权。至于包括身份权侵权以及精神性人格权在内的其他人身 权，暂不列入本文的研究范围。

确立人身侵权之债优先顺位的根据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我国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允许全部侵权之债都优先于普通合同债权。通过担保促进融资信贷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实现的社会需求仍然比较强烈。如果财产侵权之债与人 身损害之债都优先于有财产担保债权，极可能对金融信贷供给等产生抑制作用，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方面，人身侵权之债具有不同于财 产侵权之债的内在属性和救济需求。这里，我们试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从立法政策权衡选择的角度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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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身对财产的不同依赖及保护理念的差异

财产是构成人类自然生存和社会生活必要的物质基础，因而人类对财产具有较大的依 赖性，这对侵权受害人而言尤为突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6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一般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有理由认为，人身侵权的 上述赔偿既因人身侵害而生，又是为维持受害人后续康复或者发展所必需。如果受害人不能及时充分地得到赔偿，则其人身利益必然会受到消极影响，甚至有致残危 险，威胁到被害人的活动自由。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人身对财产[包括上述赔偿费用]的依赖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程度存在差异。

在人们没有摆脱温饱之前，人身对财产有高度的依赖性，剥夺一个人的财产，就意味 着剥夺了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甚至人格。毕竟丧失基本生存条件的人，即便从法律上并不丧失其人格，但因其可依法从事社会交易、参与社会生活、拓展自己生活 空间的机会极少，易被社会边缘化。此时，对[仅仅具有生存依赖这一独有功能的]财产的保护应当置于对人身保护同样的地位。

当社会摆脱温饱、进入小康阶段之后，广大社会公众除了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必要财 产之外，已经积累了数量不等的“富余财产”，此时，民众的财产可大致区分为两个功能不同的组成部分，即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基本财产”以及超出基本生 存需要的“富余财产”。相应的，对财产的保护就应当区分不同功能的财产，在保护顺位上区别对待，树立人身优先于财产的全新理念，对前者的保护应当优先于后 者。这样才有助于改变侵权责任法预防功能虚置的现象。

进入小康阶段之后，树立人身权优先于财产权基本理念的理由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富余财产”的侵害，基本上不会危及民众的生存所需，而对人身权侵害的赔偿作为基本生存条件[受害人可能程度不同地丧失劳动能力]和基本医疗条 件等方面的赔偿项目，应当与“富余财产”的赔偿区别对待;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保障范围和程度还没有达到完全弥补侵权所造成的全部损害的水平，人身侵权受 害人不仅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侵权人的赔偿，而且需要侵权人对基本生存费用和医疗康复费用优先赔偿。而财产侵权的后果，除非关涉基本生存与生活条件，与维持 生存并不直接相关。

2.人身侵权救济相对于财产侵权救济的弱势状态及现行救济顺位的不当重合

众所周知，人身权承载着对人格和身份的双重法律保护，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如果民事主体丧失这些权利，就丧失了做人的资格和人的基本尊严与价值。基于此，人身权才取得其在民法中的重要地位，并日益受到重视。[42]

法律对人身权中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经历了同态复仇、自由赔偿、强制赔偿和双重 赔偿四个时期。[43]在同态复仇时期，对人身损害的救济表现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其方式虽然残酷，但却表达了一个朴素的思想，即人、物有别，“血 债要用血来还”，对人的损害不能以物来填补或救济，法律对人和物的救济在平行的轨道上运行;到了自由赔偿时期，法律对人和物的救济开始交叉，受害人及其血 亲可以自由选择要求对方当事人金钱赔偿，或坚持血亲复仇;到推行强制性金钱赔偿之后，原本平行的两条轨道完全重合，对人的身体、健康、生命的侵害一律实行 强制性的金钱赔偿。[44]

民法的损害赔偿本来只有自然恢复[恢复原状]和替代补偿[金钱赔偿]两种方法。 由于自然恢复的方法无法用来保护人格方面的权利和利益，最终不得不以金钱赔偿作为替代补偿，这在绝大多数人身损害案件中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虽然两个领域救济途径的交叉，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把对人身侵权的救济方式转换成金钱请求权，并与财产的救济方式完全等同，无疑是 把人降格为物。[45]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至少在债务人破产这一特定情势下，应当承认人身侵权之债优先于财产侵权之债受偿的必要性。

当代民法应当秉承人重于物、人身重于财产的人本主义理念和精神， [46]应将人身侵权之债的受偿顺位提升于财产侵权之前。

五、人身侵权之债优先受偿与现行优先权制度的契合方案

[一]人身侵权之债优先权与现行优先权制度的契合

虽然我国《民法通则》没有规定统一的优先权制度，但民商特别法中的优先权规范已 经大量存在。这些优先权既包括在债务人特定财产之上存在的特别优先权，又包括针对债务人一般财产所享有的一般优先权。对于一般优先权，《企业破产法》第 113条规定: [1]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2]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

从上述第一顺位优先权的内容来看，其中“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应当划 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均属于保障人身健康和获得医疗条件的必需费用。 [47]这些费用的性质和用途绝大部分与人身侵权之债通常所计算赔偿的项目、内容、性质和用途相吻合。[48]

问题在于，尽管破产企业所欠本企业职工的“医疗、伤残补助、抚恤”等费用，与人 身损害赔偿中各项赔偿费用的性质和基本用途没有太大差别，但在破产清算程序中，破产企业所欠本企业职工的上述债权被列入第一顺位优先权范畴，而企业之外的 社会公众遭受企业人身损害的费用和请求权，却被列入普通债权，按比例进行分配。同样的债权性质、同样的赔偿责任类别和赔偿用途，仅仅因为债权人的身份不同应同时承认人身侵权之债的优先顺位。毕竟，而应当依照权利的性质，就内外有别，显然有违设立该项优先权制度的初衷，不能完全实现该项制度所追求的最终社会 政策目标。

因而，既然破产法已经确立了与人身损害赔偿金功能十分类似的职工债权的优先顺 位， [49]那么，为避免前述“内外有别”之弊端，优先权的排序， 不应当因权利人的身份而有区别， 而应当依照权利的性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和医疗康复等需要的最低社会保障性质] 差异， 来确定是否统一赋予其优先受偿的顺位。

[二]人身侵权之债分配顺位的可选方案

如果仅仅基于有财产担保债权、普通合同债权与侵权之债在自愿性与非自愿性方面的 差异，一概确定侵权之债的优先地位，就有可能矫枉过正。因为合意之债的债权人固然可以对企业的侵权风险事先作出判断和防范，但其对有些侵权之债的发生与否以及发生之后所产生的侵害后果的严重与否，并不当然拥有确切的判断和把握。况且，合意之债与侵权之债有时还会产生竞合，这就会影响到合意之债在债务人出现 大规模侵权行为时对自身风险预见和防范的效果。侵权之债取得优先权地位之后，由于侵权行为的后发性特征，很容易置合意之债于被动不利的地位，这种被动性很 大程度上会销蚀合意之债中债权人对债权风险防范的主动地位。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忠告:“当我们研究保护侵权之债受害人利益的各种方案时，我们必须注意平衡 商事活动中各交易主体与社会上无辜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50]可以看出，前文评介的国外学者关于侵权之债受偿地位的若干改进方案，并没有一种可供我 们直接选择和运用。

但如果我们承认基于担保制度的绝对优先规则在效率和公正方面的欠缺，坚持进一步 区分契约之债与侵权之债，坚持人身重于财产的人本主义理念，同时又承认不可彻底动摇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这一现实主义的立法态度，那么最终只能形成一种折中 的、具有事后风险分配功能的、[51]“固定比例优先方案”作为备选。该方案的核心内容，就是将有财产担保债权额中的一定比例作为普通债权，其债权额度所 对应的担保财产优先用于清偿人身侵权之债[包括《企业破产法》第113条规定的人身侵权之债]，这实际上是在有限的额度内，赋予人身侵权之债以超级优先顺 位。[52]

如此排列的基本理由在于，一方面，上述方案已经对人身损害赔偿之债作出了特别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企业破产法》第113条所规定的优先权[即工资、税收等]与侵权之债同属不可调整型非自愿债权;此外，人身侵权之债的优先权数额， 只能限于有财产担保债权被“裁剪”的固定比例的债权数额。

再者， 上述方案仅仅是选取有财产担保债权和普通合同债权作为参照对象。如果将《企业破产法》第113条所规定的一般优先权与上述方案一起分析， 又将面临重新排序的问题。按照笔者的思路， 破产清算程序中凡有侵权之债和有财产担保债权竞合的， 应当首先按照上述方案，将有财产担保债权中剥离下来的“固定比例”担保债权额所对应的担保财产的价值， 优先于满足人身侵权之债的赔偿要求， 而后可将人身侵权之债的不足受偿部分合并于《企业破产法》第113 条所规定的第一顺位优先权之中， 财产侵权之债合并于该条规定的第三顺位之中。

之所以削弱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地位， 除了有财产担保债权的公正与效率缺失之外，还在于《物权法》关于担保物权的规定， 可能造成债务人在企业破产时， 不可能给普通债权留下必要的责任财产。当物权法通过浮动抵押、应收账款质押等手段穷尽了担保债务人可以用作担保的一切财产， 而不给普通债权预留哪怕是满足侵权受害人基本生活和医疗等费用的责任财产之后， 立法对普通债权、尤其是人身侵权之债的“人道救济”问题， 就会凸现出来。法谚有云，“财富是法律的产物”， 某种意义上讲， 不同债权之间利益和风险的分配实际上取决于法律制度的安排。当法律一方面允许有财产担保债权通过与债务人的自由协商和选择来为自己设定先顺位， 并确立侵权之债和普通合同债权的同位规则; 另一方面又允许物权法完全挤占了人身侵权债权人可利用的责任财产时， 侵权之债的不利地位及企业侵权风险的外部化就完全演变成了立法在经济强者[而非弱者] 之间的博弈。

在笔者看来， 上述债权受偿顺位的排列， 兼顾了以下多种优先权制度的基本理念: 人身侵权之债的超级优先地位， 贯彻了人本主义理念; 侵权之债优先于普通合同之债， 在将非合意之债与合意之债的区分推进一层的同时， 贯彻了民法的意思自由原则; 对有财产担保债权的固定比例优先， 既承认了担保的制度价值， 不至于严重冲击现行担保制度， 又可通过有财产担保债权的固定比例劣后， 使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较之于在绝对优先规则下更加谨慎放债，从而对企业债务人具有较多的约束动力， 促进了企业风险分配的内部化[至少可以弱化企业风险的外部化] ， 某种程度上可收两全其美之效。

余

论

人与物、人格与财富孰重孰轻? 这是一个永恒追问， 似乎并没有终极答案。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所追求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差异， 决定了其在对社会和谐安定的追求、对弱者保护与救济效果的追求、对[大规模] 侵权行为的防范机制和防范方式的追求等方面， 相应地也存在差异， 因而， 在破产法和侵权法中， 对侵权债权、有财产担保债权和普通合同债权的态度同样也存在差异， 其间不同的立法态度未必有明确的是非对错之分。本文意在揭示， 债权的受偿位序， 并非只有现行立法一种可行方案。如果说目前实施上述方案的经济社会条件或者法制环境尚不成熟， 未来一段时间内， 我国破产立法或许需要寻求更多其他不同的选择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财富分配原则经历了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转变。在“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一科学发展路径和发展 目标之下， 有必要重新审视并理顺有财产担保债权、侵权之债[尤其是人身侵权之债] 、普通合同债权等不同性质的债权在债权受偿图谱中的地位及其应有的和谐关系。而把人身侵权之债的分配顺位率先加以提升， 也许不啻为践行我国社会经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一步。

注释:

[1]“普通债权”是《企业破产法》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权的统一称谓。《企业破产 法》第109条规定:“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第110条规定:“享有本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权利的债 权人行使优先受偿权利未能完全受偿的，其未受偿的债权作为普通债权;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其债权作为普通债权”。

[2]从国内外相关案件涉及的具体侵权形态来看， 大规模侵权案件主要涉及产品责任、医疗[医药] 事故、环境污染、消费者保护等领域。[参见朱岩: 《大规模侵权的实体法问题初探》， 《法律适用》2006 年第10 期]

[3]参见崔晓红:《三鹿破产， “后事”难了》， 《新财经》2009 年第2 期。此外还有各级政府代垫的治疗费用。

[4]《三鹿破产　结石儿获赔无望》，《广州日报》2009 年11 月29 日， A2 版。

[5]Christopher M. E. Painter ， “Tort Creditor Priority in the Secured Credit System: Asbestos Times ， theWorst of Times ，" Stan. L . Rev . ， vol. 36 ， no. 4 [April 1984] ， pp. 105021051.

[6]Reinier Kraakman ， “Concluding Remarks on Creditor Protection ，"EuropeanBusiness Organization LawReview ， vol. 7 ， 2006 ， p. 465.美国有学者还指出了破产案件中不可调整型债权人的普遍性。参见Elizabeth Warren & Jay Lawrence Westbrook ， “Contracting out of Bankruptcy: An EmpiricalIntervention ，" Harv. L . Rev . ， vol. 118 ， no. 4 ， 2005 ， p. 1197.

[7]为了分析的简便，本文不把产生于有财产担保债权之前的合同债权当作非调整性债权对待，因为其应当预见到债务人在其债权产生之后设定担保的可能性。

[8]Christopher M. E. Painter ， “Tort Creditor Priority in the Secured Credit System: Asbestos Times ， theWorst of Times ，" p. 1055.

[9]比如，《物权法》第194条第1款第2句规定:“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以协议变更抵押权顺位以及被担保的债权数额等内容，但抵押权的变更，未经其他抵押权人书面同意，不得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

[10]许德风:《论担保物权的经济意义以及我国破产法的缺失》，《清华法学》2007年第3期。

[11]Christopher M. E. Painter ， “Tort Creditor Priority in the Secured Credit System: Asbestos Times ， theWorst of Times ，" p. 1058.

[12]此种“协约”[covenants] ，也称限制性协议，是指债权人[银行]和债务人约定的限制债务人非理性行为的制约规范或制裁规范。[参见许德风:《论担保物权的经济意义以及我国破产法的 缺失》，《清华法学》2007年第3期]协约可以根据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具体情况订立，以银行为例，其内容可以包括银行信用额度的限缩、贷款的提前收回、市 场浮动利率体制下对债务人贷款利率设定的高低差异、法定贷款利率放宽限制后银行对债务人不利的浮动利率的采用，如果是贷款以外的担保交易，则其交易条件的 优惠与否等。[参见Lucian Arye Bebchuk &Jesse M. Fried ， “The Uneasy Case for the Priority ofSecured Claims in Bankruptcy ，" YaleL. J .，vol. 105，no. 4，1996，pp. 9002902]

[13]参见王利明:《合久必分:侵权行为法与债权的关系》，《法学前沿》第1辑，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年，第92 —119页。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第28 —31页。

[14]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1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77 —79页。

[15]以下分析主要参见韩长印:《破产优先权的公共政策基础》，《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

[16]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年，第13页。

[17]本文限定的人身侵权之债的范围限于“人身损害赔偿”之债，即生命、健康和身体受到侵害的赔偿。为了行文方便，文章不对人身侵权之债与人身损害赔偿之债的用词作出区分。

[18]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第633页。

[19]Basil Markesinis ， et al. ， The German Law of Contract: A Comparative Treatise ， Oregon : HartPublishing ， 2006 ， p. 2.

[20]基于受害人有时候进行诉讼的成本以及诉讼本身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可能远远大于伤害本身，胜诉判决的顺利取得也弥足珍贵。

[21]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破产法规定，故意侵权之债所生债务属自然人破产中不可免责的债务，就是对此种债权所赋予的特殊保障措施。

[22]Stephen Allen Edwards ， “Tort Claims under the Present and Proposed Bankruptcy Acts ，" U. Mich. J.L . Ref orm ， vol. 11 ， no. 3 [Spring 1978] ， pp. 4402441.

[23]《康奈尔法学评论》曾专门就此问题组织了一次论坛并刊发了一系列相关的论文。[参见Cornell L .Rev .，vol. 82，no. 6，1997]

[24]Christopher M. E. Painter ， “Tort Creditor Priority in the Secured Credit System: Asbestos Times ， theWorst of Times ，" p. 1077.

[25]Abhinav Ashwin ， “Tortious Liability of Company in Winding Up : An Analysis ，" Comp. Law . ，vol. 26，no. 6，2005，p. 176.

[26]Christopher M. E. Painter ， “Tort Creditor Priority in the Secured Credit System: Asbestos Times ， theWorst of Times ，" p. 1079.

[27]Christopher M. E. Painter ， “Tort Creditor Priority in the Secured Credit System: Asbestos Times ， theWorst of Times ，" p. 1079.

[28]Abhinav Ashwin ， “TortiousLiabilityofCompanyinWindingUp:AnAnalysis，" p. 176.

[29]Abhinav Ashwin ， “TortiousLiabilityofCompanyinWindingUp:AnAnalysis，" p. 176.

[30]Christopher M. E. Painter ， “Tort Creditor Priority in the Secured Credit System: Asbestos Times ， theWorst of Times ，" pp. 108021081.

[31]甚至一定意义上也会影响到国际银团或者金融监管机构对该国国家风险的评估。但某种程度上看，这本身就是市场风险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没有破产，就没有这样的国家风险。

[32]Memorandum from Elizabeth Warren to the Council of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转引自Kenneth N.Klee ， “Barbarians at the Trough : Riposte in Defense of the Warren Carve2out Proposal ，" Cornell L .Rev . ， vol. 82， 1997， p. 1469; Jesse M. Fried， “Taking the Economic Costs of Priority Seriously ，"Quarterly Report ， vol. 51 ， no. 4 [Fall 1997] ， p. 328 ， note 6.

[33]Lucian Arye Bebchuk & Jesse M. Fried ， “The Uneasy Case for the Priority of Secured Claims inBankruptcy ，" pp. 9052910.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学者从“人文主义的视角”论证了部分优先方案的合理性，主张破产法原则上应当在债权人、债务人以及社会之间实现利益平 衡之理念，那些更有能力抵御风险的大额债权人应该为了小额债权人之利益而让渡其部分债权的受偿额。 [参见Karen Gross ， Failure and Forgiveness: Rebalancing the Bankruptcy System ，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Chapter 10 ; Susan Block2Lieb ， “Book Review : A Humanistic Vision of Bankruptcy Law ，" A m.B ank r. I nst . L . Rev . ， vol. 6 ， no. 2 ， 1998 ， pp. 4712472]

[34]StevenL. HarrisandCharlesW. Mooney，Jr. ， “Measuring the Social Costs and Benefits and Identifyingthe Victims of Subordinating Security Interests in Bankruptcy ，" Cornell L . Rev . ， vol. 82， no. 6， 1997，p. 1371.

[35]StevenL. HarrisandCharlesW. Mooney，Jr. ， “Measuring the Social Costs and Benefits and Identifyingthe Victims of Subordinating Security Interests in Bankruptcy ，" pp. 137121372.

[36]Gerard McCormack ， Secured Credit under English and A merican L aw ， Cambridge :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 2004 ， p. 31.

[37]Thornily v. Revenue and Customs Commissioners ， [2008] EWHC 124 [Ch].

[38]参见Julian R. Franks and Walter N. Torous ， “Lessons from a Comparison of US and UK InsolvencyCodes ，" Ox f 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8，no. 3，1992，p. 70.

[39]Gerard McCormack ， Secured Credit under English and A merican L aw ， p. 32.

[40]UNCITRAL ， Legislative Guide on Secured Transactions ， New York: UNCITRAL ， 2010 ， Recommendation83 ， p. 231; para. 93 ， p. 209.

[41]单清峰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就“人身性债权”这一内涵给出了类似的定义。 [参见单清峰:《人身性债权优先于财产性债权的法理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法学院， 2004年，第4页]但该定义实际上是指基于人身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其外延广于“人身侵权之债”。

[42]该方面论述可参见薛军:《人的保护:中国民法典编撰的价值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43]杨立新:《人身权法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第37 —38页。

[44]单清峰:《人身性债权优先于财产性债权的法理分析》，第23 —24页。

[45]单清峰:《人身性债权优先于财产性债权的法理分析》，第24页。

[46]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1册，第35 —36页。实际上，人重于财产[物]，也是中国两千多年前追求的价值观。例如:孔子得知马厩失火之后，首先关切的是人身安全，而非财产[马]是否受损。 “厩焚。子退朝，曰: ‘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第十》之十七]

[47]按照《侵权责任法》第16条的规定，这属于“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48]从前引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6条的规定看，《侵权责任法》除了缺少造成残疾或者死亡时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明确规定外，几乎完全肯定了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的赔偿范围。

[49]实际上，确立企业清算时职工优先权的相关法律远不限于企业破产法，诸多商事组织法如合伙企业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以及民办教育促进法、民事诉讼法都有与此相似的规定[但诸多法律并没有随着2006年《企业破产法》的更新而在赔偿的范围和顺序上及时跟进]。

篇8

我国《物权法》在立法过程中，对于是否应规定浮动抵押存有争议。正是基于方便农业户和中小企业贷款的现实需要，最终在《物权法》第181条规定：“经当事人书面协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实现抵押权时的动产优先受偿。”绝大多数著作包括立法机关编写的著作，将本条视为动产浮动抵押制度在我国的首次确立，并认可其为中小企业打开了一扇新的融资渠道的大门。但浮动抵押对我国而言毕竟是一种新型的担保方式，其抵押物“浮动性”的特点不妨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但立法的不完善和“浮动性”的制度顽疾却为适用浮动抵押担保方式办理贷款业务的银行带来了较大的风险。

一、银行适用浮动抵押制度贷款时的风险

浮动抵押制度起源于英国，指抵押人在其现在和将来所有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上设定担保，在行使抵押权之前，抵押人对抵押财产保留在正常经营过程中的处分权。目前，我国银行在办理浮动抵押贷款时主要会遇到以下三个方面的风险：

（一）来自中小企业自身的风险

在我国，绝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是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是在传统体制的边缘和夹缝中艰难成长起来的，长期只被当作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普遍经营规模小、技术水平低、资金实力差，银行不愿与之打交道。部分民营中小企业还存在内部管理不够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为逃避税收甚至存在多本账现象。并且我国缺乏普遍的市场诚信环境，也没有完善的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中小企业一旦陷入债务危机，很有可能在封押前抽逃资产使银行债权落空。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加大了银行信贷的风险。即使银行对中小企业采用固定抵押担保的贷款方式，也存在较大的风险，更不愿轻易采用浮动抵押，任由抵押物自由流进流出的担保方式。

（二）来自我国浮动抵押制度本身不健全的风险

我国的浮动抵押制度是从英美国家舶入而来，仅在《物权法》第181条、第189条、第196条有规定，虽彰显了我国政府为中小企业增加融资渠道的决心，但对浮动抵押制度的运行方式、银行的抵押权如何实现、债务人的自由处分权如何限制、抵押物价值评估标准和统一规范的评估程序等法律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与欧美国家历时百年、内容细致、设计精巧的浮动抵押制度相比，我国的立法显得过于粗糙而使这项新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并且，与欧美国家将浮动抵押的主体限定为公司（主要是股份公司）不同，我国浮动抵押制度的主体范围过宽，扩大至众多中小企业和农业户。但这些主体的持续经营能力普遍较弱，在资产运作和财务制度方面缺乏必要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我国的浮动抵押制度客体范围又较窄，仅为“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未像国外立法那般将权利（知识产权、债权、股权、账债）纳入其中，也没有不动产。这些都使浮动抵押制度的效用大大受限，并导致了银行适用浮动抵押制度办理贷款时的风险增加。

（三）来自抵押物“浮动性”的风险

在浮动抵押设定后、抵押财产“结晶”前，抵押人仍可自由处分抵押物，这种抵押物“浮动性”的特点使抵押财产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因抵押人的处分，脱离抵押人控制的财产自动退出抵押物的范围，这就为抵押人通过恶意处分财产逃避银行贷款成为可能。但《物权法》并没有规定抵押权人对抵押人及抵押财产相应的监督权，抵押权人无法掌握抵押人的生产经营状况及抵押财产的价值变化，非常被动，于抵押权保护非常不利，实践中极易导致骗贷风险的发生。也不排除抵押人在浮动抵押之上继续设定固定抵押，但《物权法》对浮动抵押权人是否享有优先权却无规定，这些都导致了浮动抵押权人的权益面临较高的风险。

二、银行适用浮动抵押制度贷款时的风险防范对策

尽管浮动抵押制度在我国还是一种新型的担保制度，立法上有欠完善，但毕竟为中小企业打开了一扇新的融资渠道的大门。实践中中小企业应加强自身建设赢得贷款机会，银行方面亦可通过谨慎选择抵押合作人、完善抵押合同、设定限制性条款、并用其它担保方式等降低风险。

（一）中小企业加强自身建设

中小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被拒绝的原因主要是中小企业自身财务指标不达标和缺乏信用担保及信用评级不够。因此中小企业首先应积极完善内部管理，严格执行国家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报表信息真实准确，坚决杜绝多本账、假账现象。摆脱家族式、手工作坊式的落后管理模式，以先进科学的现代方法管理企业，提高企业的透明度，便于银行了解并予以评估。其次要加强诚信建设，诚实信用是企业应该遵守的职业操守，是社会给予的最高道德评价，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和品牌。良好的信用记录能为企业的经营和融资带来积极影响，这是企业得以创造财富的前提。中小企业应当将诚信建设提高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高度，以良好的信用赢得市场和消费者，不断提高在银行的信用等级，为顺利适用浮动抵押制度创造条件。

（二）银行谨慎选择浮动抵押合作人

根据《物权法》第181条的规定，我国浮动抵押的主体范围为“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这与世界上多数国家将浮动抵押主体范围严格限定为公司制法人不同。浮动抵押方式的标的物具有“浮动性”的特点，在生产经营中可自由流进流出。这种担保方式本身就要求抵押人资力雄厚才能将“浮动性”的风险降至最低。但我国现阶段金融制度还不够发达成熟，迫切需要改善各层次经营者融资难的现状，故而将浮动抵押的主体扩大，反映了我国迫切缓解贷款难问题的决心。但中小经营者的信用度普遍不高，又造成浮动抵押制度实行难、银行风险高的问题。在目前我国信用体系不健全而抵押人主体范围过宽的情况下，最佳的风险防范措施只能是在设定浮动抵押时谨慎选择抵押合作人。并且在设立浮动抵押前，对债务人进行实地考察，严格审查抵押物的所有权是否明晰、是否存在瑕疵，认真分析抵押物的市场需求是否旺盛、是否供过于求，抵押物是否便于保存、价值是否相对稳定、是否容易变现等问题。力求全面掌握贷款人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信用状况和抵押人动产的实际价值，最终选择具有一定经营规模、信誉良好、业绩优良、资产负债比例合理的个体作为适用浮动抵押担保方式的合作对象，并给予公平合理的贷款额度。

（三）完善抵押合同，加强对抵押物的监管

《物权法》第189条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以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的动产抵押的，应当向抵押人住所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依本条规定，银行在签订浮动抵押合同后应及时办理登记，以防范未登记带来的法律风险。登记时，可要求明确记载抵押财产的种类和范围，包括抵押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所在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归属，以便日后更好地实现抵押权。此外，还应加强对抵押物的监管。只有措施得当、监管到位，才能有效规避抵押物“浮动性”的风险。目前实践中可资借鉴的对浮动抵押标的物的监管手段主要有两种：第一种监管方式是由抵押权人、抵押人和第三方签订三方协议，由第三方作为监管人对抵押物承担监管责任。实践中第三方一般为具有资质的金融、仓储或物流公司。第三方提供货仓，存放抵押财产，并对抵押财产登记入册。如果抵押财产需要流出时，须取得抵押权人书面同意，并由监管人做好登记。如果流出数量较多时，抵押人应在一定时间内补齐，如不能及时补齐，监管人应及时通知抵押权人。如因监管人的责任导致抵押物减少或毁损，则由监管人和抵押人对抵押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二种监管方式则是由抵押权人自己派专人进行监管。这种监管方式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可以减少债务人贷款成本。但抵押权人需要自行寻找仓储场地，选聘保管人员，并对抵押物的毁损灭失承担风险责任。与第三方监管方式相比，其劣势是没有第三方赔偿责任做保障。从规避风险的角度来看，第一种监管方式更有利于保护抵押权人的利益，但显然会增加债务人的负担。实践中，采用第一种监管方式一般需事前订立一份完备详细的监管协议并约定好监管规则，将监管协议作为浮动抵押合同不可撤销的附件进行登记，万一将来有纠纷，可增大胜诉的几率，最大限度确保权益的实现。同时周密细致的监管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抵押权人至少应做到，要求保管人定期提供关于抵押物的报告，定期或不定期到抵押物保管场所进行检查，此举是为了了解抵押物的保管现状、抵押财产目前的数量，有无重大变动，及时与保管人提供的清单进行核对。一旦发现异常，及时基于合同的约定，要求提前实现抵押权，必要时应毫不迟疑地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四）设定限制性条款

浮动抵押制度的优势和缺陷都在于抵押财产的“浮动性”，设押期间抵押物的价值并非一成不变，抵押人在正常经营范围内对抵押财产仍有很大的自由处分权，我国法律亦不禁止在浮动抵押财产上设定固定抵押，这就意味着浮动抵押权人可能面临着同一财产上有两个以上的优先权人的情况。而我国《物权法》对浮动抵押权的优先权效力规定并不明确，这使浮动抵押权人的权益面临非常高的风险。如何降低风险对适用浮动抵押方式办理贷款的银行而言是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实践中可探索适用在浮动抵押合同和监管协议中增设限制性条款的方法来对债务人的自由处分权予以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弥补我国《物权法》。限制性条款的内容通常有三类，一是在一定范围类限制抵押人未经银行同意处分其财产；二是在浮动抵押合同中约定禁止抵押人在已设押的财产上再设优先于该浮动抵押权的固定抵押；三是约定抵押权提前实现的具体情形。从性质上讲，限制性条款属于抵押人与银行之间的约定，当抵押人违反限制性条款时，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仅对银行负违约责任，对于第三人没有约束力，银行不能以限制性条款来对抗第三人，这就导致限制性条款的效力非常弱。为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增强限制性条款的效力，应对限制性条款进行登记，以方便可能与抵押人就抵押财产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的第三人查询。登记后的限制性条款便起到了公示的作用，具有了“对世”的效力，第三人不能再以“善意”为由对抗银行。成功约定的限制性条款可较好地阻止抵押人出于非法目的将抵押财产转移给后来的继受人，防止债务人过度借贷，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成本很低，只是登记一下，几乎不发生担保成本，能较大程度地保护债务人的资产，降低银行的风险。

（五）采用混合担保方式，重视应收账款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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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5－0046－04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Since 2002, both the net non-FDI capital inflow and the “error and omission” account have turned positive, reversing the pattern of the last decade. The “positive error and omission” account usually can explain the most part of the capital inflow volume out of the state supervision. The “double positives of both” should be partly contributed to the hidden inflow of speculative capital driven by the expectation of RMB appreciation.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inflow upon China’s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and provides corresponding policy-related suggestions.

Key words: Non-FDI; financial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capital

一、序言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国家主导整个经济变革，改革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尤其是金融体制变革。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初始禀赋出发，改革必须要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这是政府目标函数中最为关注的两个变量，为此国家就必须垄断金融收益，以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如果说中国市场取向改革一个重要特征是产权多元化和国有产权收缩，这个特征只在非金融国有工业企业表现明显，而对国有银行来说，尽管形成了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但是由于国家垄断金融收益，增量改革即非国有的金融产权则始终没有达到像非国有工业产权那样的规模及在经济中的地位。与非金融企业的产权结构调整方向正好相反，在其他国有产权开始调整、重组乃至相对收缩时，而国有金融产权的形式却经历了迅速的扩展过程（张杰，1998）。正是因为相同产权性质却经历两种不同的产权结构调整方式，导致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一直滞后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滞后于非金融国有经济的过程也是制度性金融风险积累的过程。人民银行在2001～2002年对不良贷款成因做的抽样调查统计显示，在不良资产的形成中，由于计划和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企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0%，此外，社会信用环境，企业逃废债务严重（周小川，2004）。从上面的数字比例可以看出在国家主导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性风险的积累占了近80%的比例。这80%的不良贷款是政策、政府行为施加在商业银行身上造成的，这一方面和政府不当干预有关、一方面和转轨经济政策要求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司法、法律和执法对债权人保护不足有关。尽管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原有产生不良贷款的原因如：政企不分、政策性贷款、不当行政干预等因素逐步得到解决，而且新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完善过程中，但是完善的法律法规如果执行不力也形同虚设，有效的法律执行力和完备的法律对保护债权人权益是同样重要的。

本文比较了贷款人和借款人在不同法律及法律执行力约束下截然不同的博弈结果，分析在法律不完备环境下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贷过程中存在故意逃债的道德风险激励行为，并认为新《破产法》中也存在一些模糊权利界定，对债权人权益保护不利。

二、在相关法律缺乏和法律执行不力背景下借款人道德风险行为分析

信贷市场交易是一种跨期交易，涉及跨期交易的契约并不总是可以自我实施的。在信贷市场上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违约，一种是由于经营不善或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所形成的“非自愿违约”，另一种是主动违约或策略性违约――债务人有能力也不偿还债务。不管是哪种性质的违约，对于债务融资，违约状态就意味着所有权和控制权发生转移（哈特，1999）。因为在企业正常经营状态下，债权人获得固定的合同收入；在企业陷入困境无法偿还债务时，债权人可以通过没收担保品、债务重组或破产等获得企业的控制权。

破产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支柱之一，该制度是对信贷交易中违约方的法律约束，也是对债权人权益的法律保障。通过《破产法》相关条文和相关程序，可以保证当借贷方违约时，资产控制权由债务人转为债权人，债权人成为资产新的所有者，债权人有权决定对资产的处理方式。有效的破产法规、破产程序等相关制度可以抑制缔约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产权提供保护，增强经济活动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降低债务融资的风险和交易成本，及时对闲置资源进行再配置，从而促进投资、经济增长和就业。

外部投资者保护程度一方面取决于界定外部投资者的法律和条款；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些法律条款的执行力，任何法律如果没有负责执行机构的支持，无论条文中对权利的保护多好，都是无用的。法律完善，但由于执行机制的无效，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实际很差（La Porta ，Lopez-Silanes，Shleifer Vishny ，1999）。Pristor等人（2000）也指出许多转型经济国家书面上的法律已经达到了西方的标准，但这些标准由于制度原因实际上没有实现。缺乏透明性、法庭行为不端、腐败等都是影响法律效率，从而影响对投资者的有效保护程度的重要原因。

一个有效和正式第三方机制存在有助于产生对合同可实施性和产权安全性稳定预期，从而扩大交易域范围（青木，2001年）。在信贷交易中，如果没有明确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法律、缺乏规范的破产程序、没有公正的裁决机构和有效的执法机关，外部投资者利益不能受到明确和有力的保护，导致即使有支付能力的借款人也不愿偿付债务。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借款人不愿偿付债务的原因在于：违约收益大于他所预期受到制裁时的成本支付。

这个预期成本高低除取决于债权人是否积极主动实施制裁外，更取决于管理信贷市场整个制度安排，否则任何事前达成的合约在事后都可能作废，正因为如此，不同法律背景下的信贷博弈出现不同经济均衡。原因在于债务人面对跨期交易博弈，可以根据法律完备程度差异、法律执行力区别做出不同的对策。以可置信博弈和不可置信博弈分析受到不同程度法律保护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博弈均衡。我们把缺乏完备法律、法律执行不力或者二者蒹具统称为缺乏法律保障。

可置信博弈就是博弈一方对不遵守契约者宣称如果对方不遵守交易契约将进行惩处的威胁是可信的，因为慑于惩处，交易将按契约进行。所谓不可置信博弈就是博弈一方对另一方宣称如果对方不遵守诺言将进行惩处威胁是不可信的博弈。我们以银行和借款者为例分析惩处的威胁由于法律执行力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均衡结果。具体如图一图二分析。

在此博弈过程中，企业向银行借贷。借贷前，银行企业收益为（1，0）；现在企业有一项目进行生产，如果能融资成功，且经营成功赢利则双方的收益都会增加，银行、企业的收益分别为（2，2）。面对借贷者，银行有两种选择：贷或者不贷。如果不贷则博弈在第一阶段就结束，银行企业收益不变为（1，0），如果银行选择贷，则企业就会有两个选择：还款还是不还。如果还款则银行企业收益分别为（2，2）出现帕累托改善。如果企业选择不还，银行的选择也是两个，诉诸法律维护自己的债权权益或者听之任之。如果法律严格保护债权人利益且执行严格，则银行会选择打官司。当银行选择诉诸法律且法律严格时则双方的收益变为（2，-2）。在法律执行严格的社会里，违约者要受到法律严惩收益为-2。所以从其理性选择角度，他会在博弈的第二阶段就选择还款，出现可置信博弈均衡（2，2），此博弈是帕累托改善均衡。反之，如果是在法律执行力度小，法律保障不足且法律执行成本较高的社会里，对企业不还款的行为，银行将诉诸法律威胁就是不可置信的。具体分析如图二。

图中如果企业不还款，银行诉诸法律，但是没有对债权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或者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而没有有效执行的机构支持，法律执行力度有限，执行成本很高，高到足以使银行的收益由于打官司而最终变为负值的结果，企业对银行诉诸法律的威胁就是不可置信。因为债务人清楚知道法律对债权人保障不足，法律执行成本很高，而且知道如果银行对企业不还款行为诉诸法律，银行不但收益不会增加，而且还会因为高额法律执行成本收益减少，所以企业的对策选择就是不还款，因为对银行打官司是不划算的事情。同时，银行也预期到企业不还款的选择，为了避免损失就选择不贷，从而在第一阶段就结束博弈，出现不可置信博弈均衡，即社会福利没有改善的非帕累托改善均衡（1，0）。由于法律保护不足及法律执行高成本导致原本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福利的信贷交易却没有实现，从而导致信贷交易效率低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对债权融资关系，债权人权益能否得到保证一方面要依靠法律制度和破产制度的有效性（Levine，2003），另一方面还要依靠有效的低成本的法律执行机构。如果存在严格法律制度和有效的破产制度， 但是没有执行有力法律执行机构，那么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博弈，就是不可置信博弈。

设想假定是重复博弈，只要不存在有效且行之有效的法律和执行有力的执法机关，足以对违约者进行可信的强有力威胁，则债权人的保护就是不足的，债务人就有道德风险激励，存在故意逃废债的行为，则信贷双方的博弈就是不发生交易。

在上文分析中没有考虑抵押贷款，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抵押贷款发挥甄别和激励作用，可以减少信贷风险，是银行应对道德风险的重要手段。它在借款人违约时直接减少贷款人损失，既使抵押品的清算价值比预期要小，也可以有效降低银行贷款损失。但是，如果法律条文对有担保的债权人的保护置在无担保的债权人、普通债权人之前，清算不是按照规范的方式来处理债务人资产的，则有担保债权人也不能获得偿付。如果裁决执行不力，抵押品清算成本太高的话，银行宁可放弃清算，所以债权人在缺乏相关法律保护下，抵押贷款对借款人机会主义行为惩戒作用也是有限的。有效法律和相关执行机构的支持是债权人权益保证的关键，也是决定借贷交易效率的关键。

三、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博弈分析

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是基于信贷市场的契约交易关系。但是我国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既不同于规范的可置信博弈，也不同于不可置信的银企博弈，而是银行企业之间的不可置信博弈同可置信博弈一样在经济中运行，该种信贷交易持续运行的结果导致了大量金融风险。尽管我国书面上的法律标准已经很完备，由于同质为国有经济，这些标准对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信贷契约执行过程中，由于政府的干预而形同虚设，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借贷关系明显具有不可置信均衡的特征。

国有企业违背交易契约一方面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另一方面又会受到相关法律和一些受制于政府的司法、执法机构的偏袒，因为以上两个原因，国有企业即使盈利也存在逃债的道德风险激励。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企业承担了许多原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当国有企业在不能履约时就会冠冕堂皇以承担社会责任而不能专注与经济目标为理由。另一方面，借款者违背契约时，法律条文、裁决机构、执行机构首先都不同程度地偏袒企业，企业不可能破产、重组。出于考虑企业破产的外部效应，即企业破产下岗职工的生存问题、社会稳定等问题，地方政府干预案件的处理，导致法律执行成本极高。地方法院迫于地方政府压力，在司法过程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不公正，偏袒企业而损害债权人利益，导致法院判决执行上软弱无力，案件执结率低，执行过程漫长，即出现所谓的“不处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宣判，宣判不执行” ，造成债权人赢了官司输了钱，极大挫伤债权人利用法律维护权益的积极性。

当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债权权益不能得到保证时，那么为了减免损失，面对预期道德风险违约的贷款申请者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为了保证自己的权益就应该不理会。按照不可置信的博弈，很多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交易不可能发生。可事实上，二者之间的交易关系却如同可置信博弈在经济中一直运行。国有银行预期到国有企业的违约行为，仍然给予其贷款，而贷款的结果就是国有企业亏损违约，贷款变成银行的呆账、坏账。不可置信博弈均衡等同于可置信博弈发生作用。交易的结果却既不同于可置信博弈均衡，也不同于不可置信博弈均衡。既不是不可置信博弈维持交易前不交易的均衡结果；也不是可置信博弈均衡双方都获得利益帕累托改善的均衡结果，而是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博弈的均衡发生了变异，出现国有银行因为实施借贷交易关系发生受损，而获得信贷的国有企业也亏损的结果，具体如图三。法律制度是否完善以及法庭执行是否有效率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

如此博弈结果在经济运行中持续导致严重后果，企业获得贷款，并没有赢利，反而是亏损，银行贷款给企业，作为债权人，债权权益因为法律、执行不力而受损，收益没有增加，而是出现违约的呆账坏账，债务人、债权人都亏损。违约企业因为政治目的、因为法院的不公正、因为司法机关的偏袒和执行的高成本不能做到破产清算，金融债权权益不能受到保护。这种现象渗透到跨期交易过程中，具有很强示范效应和传染效应。导致整个信用环境恶劣，欺诈现象充斥市场，社会信用关系扭曲，严重影响正常信贷交易，影响经济正常运行。

在我国经济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时，由于国家、银行和企业之间相互博弈，信贷市场中的道德风险已不是纯粹信息经济学意义上的道德风险，很多是公然的欺诈。作为国有企业的债务人知道司法部门对债权人权益要求的执行反映很慢且成本很高，那么他就可以不偿还债务，因为不偿还也不会受到惩罚。显然，法律的约束力不足、法律的执法效率低下，都某种程度对借款人违约激励，社会信用败坏、金融风险的积累起了助推的作用。

四、对新《破产法》关于金融机构债权保护的思考

在转轨经济中，作为债权人的国有银行的债权权益能否得到保护及受保护的程度，取决于《破产法》法律条文的规范性、破产重组阶段政府管理人的态度、司法机关的公正性及执行机构执行力度的有效性。这些因素决定了对信贷违约人惩罚的可信度。

从新近出台的《破产法》条文中可以看出，该法律对金融债权保护体现在把有担保偿付放在了清偿顺序的第一位，《破产法》关于多个债权人清偿的顺序确定问题直接决定了金融机构的清偿率。按照规范的破产程序应当保留要求权的绝对优先权，即最有优先权的债权人应当得到在有次优先权的任何偿付之前首先得到偿还，以此类推，即有担保债权人、职工债权人、税收债权人、普通债权人，而普通股东位居最末。对我国的国有企业来说，债权人主要考虑职工债权和到金融机构债权偿付的先后问题。1986年的《破产法》考虑到政策性破产首先要安置职工，所以把职工债权人置于有担保债权人之前，导致了地方政府高估职工债权权益（职工安置费）挤压金融机构债权人的清偿率的道德风险激励。新《破产法》承认了担保权的权利人优先受偿的地位，而把职工债权放在了有担保债权人之后、无担保债权人之前，但也规定了历史遗留问题，在新《破产法》正式实施之前（2007年6月1日）形成的职工债权仍然在有担保债权人之前优先清偿，在新《破产法》之后形成的职工债权的清偿放在有担保的金融债权清偿之后，这就消除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

但是新《破产法》相关条文上仍然存在对法律权利及权利行使的模糊之处。破产过程中，破产管理人有很大的权利，破产管理人的任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管理人制度是我国新《破产法》引入的新制度。1986年《破产法》中相关的职能是由清算组来行使的，而清算组成员是由法院“从企业的上级的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的；而新的《破产法》设置的管理人是由法院指定的，管理人可以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的清算小组或者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但是法院按管理人的规定仍然可以像以前一样指定政府官员组成清算组担任管理人，而由债务人主管部门和政府官员组成清算组操作破产重组是债权人权益得不到有效法律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因（张春霖，2006）。在许多情况下，大的优先债权人最有能力做出管理人的任命。在英国优先债权人通常是银行经常把任命破产案管理人的权利作为债务合同的一部分来谈。当不存在这种自然的大债权人的时候，可以由法院来进行这种任命。

对于金融机构债权权益的保护，仍然存在法院在接到债权人破产申请时是否受理、是否重整及是否公正、公平地对待出资人权益等问题，而这些直接决定债务人惩罚机制是否对债务人构成可信的威胁。

从上面不正式分析中可以看出新《破产法》中仍然存在相关权利界定不清、裁决机构、执行机构公正与否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正是银行和企业博弈过程中债权权益不能得到保护的原因所在，也是企业可以钻法律空子逃脱法律约束的原因，因为违约受惩罚的威胁是不可信的，而只要违约受惩罚的威胁是不可信的，信贷交易中的策略性恶意违约就会发生。

五、结论

从上文的分析中看出债权债务关系作为一种跨期交易，必须要求有第三方公正法律的有效支持以保证整个交易和约的自我实施。因此要求国家要进一步完善保护外部投资者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且要求法律要得到负责执行机构的公正支持。让不尊重债权人权益的借款人受到法律的严惩，要在全国形成良好信用文化和健全的征信机制，让敢于逃债者永远进不了信贷市场的大门。

参考文献：

[1]周小川.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J].比较,16期,中信出版社.

[2]张春霖.对新《企业破产法》的解读和评论[J].比较27期，中信出版社.

[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金俐.信贷配给：微观基础与货币政策含义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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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消息、数据、资料和知识的统称。商业信息，是指市场主体的特征、要求、意图、竞争布置、行为等方法在市场上的反映。商业信息按来源区分为竞争信息、市场信息及环境信息三种；按内容可划分为战略型信息和商业型信息。信息是商战胜败的关键，信息在商战中的价值与情报在兵战中的价值一样重要，因此商业信息的获取对从事商业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上的信息量变得越来越庞大，至今Internet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资源系统，其信息内容涵盖了各学科领域。现在用户可以通过Internet从远处图书馆、数据库检索到有用的信息，从网络上获取文件，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商家通过Internet获取有关产品、科研、市场与服务等信息。那么如何方便、快捷获取网络上的商业信息？本人在此介绍几种常用的方法。

一、查找专利数据库

新的专利发明意味着新的商业机会，如果发现适合自己的专利发明，就是巨大的商机。专利发明的技术含量高，竞争性强，发展前景广阔，是不可不重视的重要商业信息。利用专利文献引进最新技术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十分重要的途径。

由于专利文献受专利法的保护，一些国家将本国的专利文献数据库上网后，提供给用户使用。如中国专利信息网、美国专利数据库、PCT国际专利、加拿人专利数据库、日本专利数据库、欧洲及欧洲各国专利、台湾专利数据库等，其中大部分数据库可免费使用。

国内检索专利信息的主要站点：

1.中国专利信息网（http：//省略）由中国专利局检索信息中心与长通飞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创建，并与1985年5月正式运行。其专利数据库收录了自1985年中国专利法实施以来的全部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及外观设计专利的题录信息。此外，还提供专利全文扫描图形，通过身份验证即可在线浏览并下载全文。

（http：// sipo. gov. cn/sipo/zlis/default. htm），该检索系统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中国专利信息中心提供，权威可靠。共提供十一个检索入口，每个检索入口给予一个英文字母代码，以方便在连接运算行进行组配检索。

2.中国专利文摘数据库（http：///patent/）。该库包含了中国专利局自1985年起公布的所有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内容有题录、文摘和等，每件申请均有关键词、发明名称、国际专利分类号、范畴分类号、申请人、发明人、申请号、公告号、优先权项等27个描述字段。

3.省略.Net）由国家知识产权出版社承建的知识产权综合网站，集各种专利为一体，可检索1985年以来的中国专利，并且可以免费获取最新说明书全文。

国外检索专利信息的主要站点：

1.美国专利文献数据库：（http：//patents.uspto.gov/）由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供，收集了自1976年以来的所有美国专利数据，每一条数据包括专利号、国际主力分类号、美国专利分类号、申请日、及专利文摘等信息。

2.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http：///eng/index.htm）是WIPO的主页，有30多个超链接，可进入有关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信息、专利合作、WIPO出版物等页面。

二、查找专业数据库

专业数据库也是获取商业信息的主要方法之一。

中文数据库：

1.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是1997年8月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万方数据集团公司联合研究开发的，该系统主要包括科技信息子系统、商务信息子系统、数字化期刊三个子系统。商务信息子系统中包括企业信息、产品信息、商务动态、政策法规、中外标准和成果专利。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简称国研网）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办，北京国研网信息有限公司运营。包括金融数据库、消费数据库、商业与物流数据库等十八个数据库。

英文数据库：

1.EBSCO商业信息数据库（Business Source Premier）包括经济学、经济管理、金融、会计、劳动人事、银行以及国际商务等领域的2，091种期刊，其中1600余种有全文。SCI & SSCI收录的核心期刊为398种（全文有145种）。EBSCO公司通过国际专线提供检索服务，校园网的用户检索、下载无需支付国际网络通信费。

2.ABI/INFORM：ABI即为Abstracts of Business Information的缩写，世界著名商业及经济管理期刊论文数据库，收录有关财会、银行、商业、计算机、经济、能源、工程、环境、金融、国际贸易、保险、法律、管理、市场、税收、电信等主题的1，500多种商业期刊，涉及这些行业的市场、企业文化、企业案例分析、公司新闻和分析、国际贸易与投资、经济况和预测等方面，其中全文刊超过50%，其余为文摘，有图像。分为全球版（Global）和研究版（Research），后者收录期刊和全文刊略少。收录时间最长的期刊始于1986年。

三、利用搜索引擎

网上的商业信息量大， 而且随时更新， 利用网上搜索引擎是非常大众化的方法，搜索引擎就象信息海洋中的导航员，帮助人们快速查找信息。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实际上是个专用的www服务器，它存有庞大的索引数据库，收集了全世界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个WWW主页的文字信息。其功能可分为两类：目录式搜索（通过主题目录逐层浏览）和索引式搜索（在搜索框中输入检索词直接查找 ）。只要充分利用网上搜索引擎， 就可以多快好省地实现搜集商业信息的目的。

国内著名的搜索引擎：

搜狐（http： //省略）

雅虎（http： //cn.省略）

新浪（http： // sina. com. cn）

网易（http： //省略）

263在线（ http：//省略）

中华网（hup：//省略）

国外著名搜索引擎有：

Yahoo（http：//省略）

A1tavista （http：//省略）

Excite （http：//省略）

Infoseek （http：// guide.省略）

Hotbot （http： //省略）

Lycos （http：// 省略）

总之，Internet 向我们提供极其丰富的商业信息资源和最先进的信息查询方法，而且不仅能够获取信息，还可以信息，成为进行商业活动的主要工具，因此随着Internet 的不断普及，网络将成为查询国内外经济贸易、商业信息最现代、最广泛应用的一种手段和途径。

参考文献：

［1］谭艺曼，赵荷晴.利用Internet 获取经济信息情报.图书情报工作，2001，8.

篇11

一、

反倾销政策（原为美国贸易法的一部份）至今已有80年多的历史，但仅在过去20年间方才显现出其重要性。反倾销法是美国贸易政策中极其晦涩的一部分，以至在1982年芬格（Finger）、霍尔（Hall）和纳尔森（Nelson）发表相关论文之前，有关反倾销的经济研究实际上仍是一片空白。至此以后，对反倾销政策的研究就几乎全集中在1980年之后这段时期内。因此，我们对于1980年之前反倾销法的用途以及什么情况下反倾销救济措施才被更广泛地应用等情况所知甚微。

本文目的就在于将美国最近的反倾销活动融于历史背景当中，尤其聚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段特殊的时期内。而这一历史背景使我们能回答许多问题，例如1980年以前真的极少提起反倾销申诉吗？若果真如此的话，既然反倾销现在已被进口竞争公司当作获取保护的一条“捷径”，那又如何解释反倾销活动水平如此之低呢？以及究竟是何种经济或政治因素能够解释反倾销救济措施使用日益频繁的这种变化呢？

分析美国反倾销政策的历史，可揭示出如下几点：

Ø20世纪30年代后期、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早期的反倾销调查数量惊人，足以和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水平相比。

Ø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多数反倾销调查因缺乏“低于公平价格（LessThanFairValue,LTFV）销售”证据而被美国财政部放弃；而现在所有申诉实际上都已进行到该过程的侵害裁定阶段；

Ø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反倾销讼案的骤增与多重申诉的数量上升密切相关——也就是说，那些申诉引证了多个国家在美国市场上倾销相同产品；事实上，讼案所涉及的进口商品数额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已有所下降；

Ø每年的反倾销讼案数量主要会受到失业率、汇率、进口渗透，以及1984年反倾销法为鼓励提起多重申诉所进行的修改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首先研究分析了自反倾销政策制定以来在立法、行政等方面发生的一些变化，紧接着简单地搜集和整理了历年来的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后给出了一个简明的计量经济模式来检验决定历年反倾销调查数量的各种因素的重要性。

二、美国反倾销法的发展演进

美国反倾销立法的雏形是在19世纪末的反托拉斯运动中，以及人们对不公平竞争在垄断形成中的作用的一片质疑声中出现的。1890年颁布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宣称“任何垄断或企图垄断，或与他人联合、共谋垄断某个特定市场的行为，都是违法的。”1914年的《克莱顿法案》也规定了如果因价格歧视减少了竞争或旨在形成对商业的垄断，那么该价格歧视就是非法的。

立法颁布不久后，这些法规就被广泛应用到了国际贸易领域。1894的《威尔逊关税法》规定外国生产者企图联合或者共谋垄断美国市场的行为是非法的。与之类似，1916年《反倾销法案》(属于《1916年税收法》中的一部份)中规定“以远低于出口商品生产国的实际市场价格销售进口产品，并且有摧毁或损害美国工业或阻碍美国工业的建立、或限制或垄断在美国该产品的任何领域的贸易与商业的意图均为非法”。违反1916年《反倾销法案》视为触犯刑法并给予以刑事处罚。惩罚性的救济措施不是课征以更高的进口关税，而是处以三倍的损害赔偿金甚至可能是坐牢。该项条款很少被采用，原因是要求必须证明出口商存在限制或者垄断的“掠夺性意图”，而这对于申诉方来说十分困难。虽然该条款依然存在，但最近已被裁定为不符合WTO规定。

众所周知，美国反倾销法源于《1921年紧急关税法案》中的《反倾销法案》。根据该项法规，“一旦发现由于外国进口商品以低于该商品的公平价值在美国或可能在美国销售，并且美国国内工业正在或可能受到损害，或阻碍该工业的建立，财政部可公布其裁决……如果购买价格或出口商销售价格低于外国市场价值（如无这一价值时，则低于生产成本），要征收特别倾销税，幅度为两者之差。”

1921年的《反倾销法案》涵盖了目前被认为构成反倾销的全部要素：如果出口商的销售价格低于国外市场价，则可以征收倾销税；若在国外市场价格无法确定的情形下则可能需要重新核算外国生产成本；倾销须要与本国工业所受侵害有所关联；课征更高的进口关税作为适当的救济措施等等。

1921年的法规与1916年的立法差别迥异：在1916年立法中关注的是出口商意图，而1921年立法则依据价格歧视与损害程度做出裁决。1916年立法根据法院制度在诉讼过程中实施；但1921年立法则由行政机构来执行。在1916年立法中，倾销与一些关于“掠夺性定价”的概念混淆不清，但在1921年立法中，只要外国公司被指控在美国市场上以低于母国市场的价格销售商品，无论该掠夺行为将导致何种结果，都将被视作“倾销”。1916年立法中的救济措施主要是罚款或监禁等，而在1921年立法中的救济措施则是靠征收更高的进口关税（如果发现国内厂商受到侵害）来实现。

因此，1921年立法在某种意义上为提起反倾销申诉创造了条件，而这一点恰是1916年立法所无法比拟的。正如图中（1993年）所述：“在更灵活的解释与举证标准下，行政管理比严酷的法令更能快速地转化为政治压力以寻得保护。”就这样，作为寻求进口竞争利益保护的主要手段，1921年立法为反倾销的最终出现铺平了道路。

尽管如此，在20世纪20-30年代以及二战刚结束后的这段时期内，反倾销法却未被视作美国贸易政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早期，美国的进口关税非常高，而进口渗透率（以进口额占GDP的比率来衡量）却很低。虽然由于在《1934年互惠贸易协议法案》框架下达成的协定的部分原因，关税税率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有所下降，但本国生产者仍可以援引各种贸易法规来规避来自国外的竞争，以获得保护。虽然这些反倾销讼案已正式提交，但正如下节中统计数据所示，其中仅有极少数是以课征关税而告终的。

然而，政策制定者并未遗忘反倾销法规，其实美国正是《1947年关税贸易总协定》第VI款中反倾销诉讼程序的主要倡导者。实际上，第VI条是在1921年立法的文本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在多边谈判进程中，美国国会对于任何削弱美国反倾销政策的事情都很敏感。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的“肯尼迪回合”谈判中达成了《反倾销守则》，该守则对于“实质性损害”的定义比美国法律更为严格。然而，美国国会议员们对守则中所制定的更高标准持反对意见，并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只有当《反倾销守则》未与现行美国法规相抵触时，美国才遵从该守则的规定。

20世纪70、80年代,由于对反倾销措施的需求日益增加，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立法，对反倾销法进行了多处修改，并促使进口税更可能成为反倾销的结果。《1974年贸易法》延伸了倾销的定义，即规定“以低于平均生产成本的价格在国内销售产品也是一种倾销行为”。《1979年美国贸易协定法》废除了《1921年反倾销法》，并将修正后的反倾销法作为《1930年关税法案》新的第七章正式实施。该法案缩短了反倾销的调查裁决期限，并且允许在外国公司未提供所要求信息时采用所谓“最佳资料原则”。《1984年贸易和关税法案》要求当国际贸易委员会作侵害裁定时，必须通过反倾销调查来累积所有国家的进口产品来考虑对美国国内工业造成的影响，这将有助于国内公司针对多个不同国家倾销相同产品提起申诉。

除了上述法规的修改外，美国国会分别于1954年和1979年对反倾销程序的实施做了两次重要的行政管理归属权修改（详见表1）。起初，当外国商品以低于公平价格（LTFV）进口时，调查国内工业是否因此遭受侵害的裁定权完全归属于美国财政部。后来美国国会决定将“侵害调查权”由财政部移交给了美国关税委员会（即目前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前身），并于1954年10月1日起正式生效。由于美国关税委员会经常在实施其他贸易法的过程中进行此类调查，这一移交似乎主要是行政管理专业化的结果。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很支持这一变化,并解释说侵害裁决是“完全属于本部门日常活动管辖范围之外”的事。

自1980年1月1日起，卡特政府将倾销的裁定权由财政部转交给了美国商务部。这种权力移交是在征得国会首肯后进行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觉察到了财政部对申诉公司困境竟然表现得漠不关心。正如1979年美国众议院财政收入筹集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所述：“本委员会长久以来都对财政部在反倾销与反补贴税法规上的管理感到不满……鉴于财政部在过去10年中的表现，很多人都在质疑有关倾销与补贴的调查及政策行使职能是否还应保留在财政部”。1979年内务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指出（未具体指明是财政部）“过去对这些法规的行使不善”归因于“优先级过低与人员配置水平不高”。该委员会这样解释这次变动：“在一个专以贸易为使命的部门里，这些职责将被赋予更高的优先权。过去部门对这些法令的盲目管理已与国会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因此进行反倾销法立法规定及管理实施方面的改变，是为了使提交申诉变得更容易，并使课征关税成为最终结果的可能性提高。

三、经久不衰的反倾销活动

正如引言部分所述，关于美国反倾销政策的绝大多数经济研究并未对1980年以前的美国反倾销活动进行分析。缺乏1980年以前反倾销措施的相关研究可以归因于缺乏可参考的历史数据，以及人们认为当时反倾销并不是很重要。因此，经济学家们对1980年之前的美国反倾销运动总趋势所知甚少。

为使人们对1980年以前的反倾销状况有所认识，图1中呈现了自1922年以来每年提出申诉的反倾销讼案数量（所用数据源自附录）。这些数据揭示出在1980年之前反倾销讼案绝不是不存在的。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后期反倾销申诉案的数量已经很大，甚至能与在80年代初期及90年代初期的讼案量相比。除此之外，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也曾涌现过一阵平稳且相当大的“讼案潮”。

尽的可用案例。该图呈现出了反倾销案件的总数以及与特殊进口产品相关的案件数量。每项反倾销申诉都针对源自单一国家的进口。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前，大多数国内工业都只针对特定国家的特殊进口品提起单一申诉。但从那时起，多重申诉的数量也有显著增加。例如，在1991财年提起的65桩讼案中，6起申诉与碳钢标准管有关，7起是关于钢丝绳交易的，9起与涂布磨木浆纸相关，14起涉及滚珠轴承……等等。虽然当年有65项独立调查，但调查的对象只有26种不同的进口商品。事实上，1992-1994年及1998-2001年期间，反倾销活动的巨潮汹涌与钢铁行业提出的多重申诉直接相关。

多重申诉的增加反映出了几点：首先,战后供应美国特定产品的国家数目有所增加。为避免可能发生的贸易转移，倘若反倾销税仅仅影响了某一个进口源，则会刺激国内申诉者提出多重申诉。此外，如前所述，根据1984年修改后的立法要求，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做出侵害裁定时对所有申诉所涉及的进口商品进行累积。这更加刺激了提起申诉的公司要提出多重申诉来增加侵害裁定胜算的可能性。

如图2所示,按其所涵盖商品相同与否将反倾销申诉总数进行调整后，可以发现在1980年之后的反倾销申诉所涉及商品数量似乎并没比前十年有显著上升。从涉及商品数量的角度来观察，反倾销活动似乎自1985年左右达到顶峰而后又有所下跌。因而图2中所传达的信息恰恰与传统观点相左——即1980年之后的反倾销活动也许并不比1980年之前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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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各国资产证券化的一般风险因素

(一)交易结构风险

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是通过建立一个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来进行的，论文其融资的成功与否及其效率高低与其交易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基本交易结构由原始权益人、SPV(SpecialPurposeVehicle，简称特殊目标载体)和投资者三类主体构成。从理论上说，只要参与各方遵守所确立的合约，该结构将是一种完善的风险分担的融资方式。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对资产出售有着不同的法律和会计规定，这一方式将面临结构风险。具体包括：

一是交易定性风险。指根据相关法律，有关部门可能认为发起人与SPV之间的交易由于不符合“真实销售”的要求，而将发起人在破产前与SPV所进行的交易行为确定为无效交易，使破产隔离安排失效，从而给证券化投资者带来损失。

二是收益混合风险。指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与发起人兼服务人的自有现金流相混合，导致SPV在发起人破产时处于一般无担保债权人的地位，从而给证券投资人带来损失。

三是实体合并风险。指SPV被视为发起人的从属机构，其资产、负债与发起人的视同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在发起人破产时被归为发起人的资产、负债一并处理，从而给证券投资者带来损失。

(二)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也称为违约风险。信用风险产生于资产证券化这一融资方式的信用链结构。毕业论文从简单意义上讲，信用风险表现为证券化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不能支持本金和利息的及时支付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在资产证券化的整个交易过程中，投资者最依赖的两方是资产支持证券的承销商、投资银行和代表投资者管理和控制交易的受托人。在合约到期之前或在可接受的替代方接任之前，任何一方对合约规定职责的放弃都会给投资者带来风险，具体包括：

1．承销商风险。承销是投资者对资产组合恶化采取的主要防范手段。例如，在应收款支持的融资中，承销商能直接以其支付行为影响有关潜在资产合约的执行。因为承销过程的中断不仅可能导致对投资者的延期支付，而且可能引起整个结构信用质量的下降。所以当应收款支持交易被结构化以后，承销商在招募说明书中应根据历史经验对拖欠、违约及索赔给出相应的说明。

2．受托人风险。虽然受托人的经营状况不直接影响由应收帐款组合所带来的现金流量，但它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资金收妥后的安全性以及该资金转给投资者的及时性。所以大多数交易有严格的规定，按投资者的要求对受托人的经营状况进行控制，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能为投资者提供实质性保护，但是他们并不能完全消除管理不当的可能性，而这正成为造成风险的潜在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关评级公司已经采取了附加措施以提醒投资者注意这种潜在风险。

(三)可回收条款风险

指发行人和持有者之间合同的条款之一是发行人有权在债券到期前，提前偿还全部或部分债券。如果在未来某个时间市场利率低于发行债券的息票利率时，发行人可以收回这种债券，并以按较低利率发行的新债券来替代它。短期赎回等于是由发行人在行使一种期权，以便按更为有利的条件对债务进行再融资。从投资者的角度看，提前偿还条款有三个不利之处：

首先，可提前偿还债券的现金流量的格局难以确定。其次，当利率下降时，发行人要提前偿还债券，投资面临再投资风险。第三，债券的资本增值潜力减少。医学论文以住房抵押担保证券为例，它属于固定收入证券的一种，但是却包含一个提前偿还条款。住宅所有者难以预料的提前偿还风险使投资者面临再投资风险，并使其原本的资产负债管理计划落空。

实际上，抵押担保证券的现金流动时间安排上的不确定性比公司债券和市政债券要大，因为行使提前偿还一笔抵押贷款的期权不单纯依赖于现行市场利率，它还依赖于每个房产主面临的特定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例如，房产主遇到迁移或房屋转手时，可能会提前偿还贷款或者当房产主发现了对自己更有利的二次融资可能性，提前偿付也会发生。一般用存续期这一指标来衡量提前偿还。存续期是以各支付期的支付现值为权数对支付期加权平均，存续期缩短了则说明发生了提前偿还。

(四)利率风险

证券化产品作为固定收益证券的一种，具有和其它固定收益证券类似的各种风险，利率风险就是其中一种。具体而言，证券化产品的价格与利率呈反向变动，即利率上升或下降时，证券化产品的价格就会下跌或上涨。如果投资者将证券化产品持有至到期日，那么证券到期前价格的变化不会对投资者产生影响；如果投资者可以在到期日前出售证券，那么利率的上升会导致资本损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风险，也称为利率风险。利率风险是证券化产品市场上投资者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证券价格对市场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取决于证券的特征，如证券的成熟、证券的息票利率、利息支付的频率、本金分期摊还的速度、债务工具当前的收益率、证券中含有的选择权等。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证券化产品的息票利率越高，其价格对利率的变化就越敏感。证券化产品的到期期限越长，其价格相对于利率的变化就越敏感。利率水平越低，证券化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利率的变化就越敏感。

(五)资金池的质量与价格风险

按照JackM．Guttentag的观点：银行具有低估甚至忽略以小概率发生的重大损失事件的倾向。按照该心理定律，忽视低概率、高损失事件，源于人的非理性。人们长期预测能力非但不能随证券化进程而提高，反倒有进一步短视的倾向，结果使金融市场存在更大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因此，在资金池的构建方面，要严格评估资金池的质量，警惕发起人将不良资产以良好资产出售，以防人们对风险资产定价仅依据对市场短期的看法，由此而产生低定价的可能，导致实际利润率曲线低于市场要求的利润率曲线形成缺口，而且缺口不断增大，不仅可能给投资者带来损失，最终还可能引起金融危机。

同时，资产证券化如果定价不合理，就会产生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的大小取决于市场正确识别证券化工具价格水平的能力，也就是说，市场需要时间来评价它的价值和风险。应该意识到新工具、新市场中的低定价问题是有代价的，因为新金融工具或市场通常由于存在为合理定价积累经验的成本，而比成熟市场效率低下，这种学习成本导致低定价交易，会引起近期或未来的亏损。因此证券化等新兴市场上存在实际利润率曲线低于市场要求利润率曲线的情况。总之，经验不足导致新产品在初始阶段定价偏低，该阶段大量风险积累起来的可能引发风险。

此外，证券化的风险还包括发起人回购资产的道德风险、发起人弱化对出售资产管理的道德风险、信用增级和流动性支持的风险等，这些风险处理不当，将会危及整个金融体系。

二、中国开展资产证券化的特殊风险因素

(一)政策风险

政府在资产证券化形成、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提供制度保障方面(如法律、税收、利率、监管、投资者保护等)。资产证券化的初期多是政府主导，政府政策的风险不可低估。

比如说，资产证券化本质上体现了财产信托的关系，加之我国现存的法律障碍，所以我国现阶段多采用财产信托模式。但是，目前模式没有严格的法律定位，是由政府审批形式推动的，民间模式属于“球”，面临较大政策风险。

(二)法律风险

通过财产信托创造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属于典型私募产品，不适用我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在相关法律没有正式出台之前，它的身份并不明确。而且，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就不能很好地规范各参与方的权利义务，明确收益归属，降低操作风险及提供必要的安全性和流动性。此外，中央优先权益登记系统没有建立，这也为资产证券化带来了法律风险。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转让权利或者转移义务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因此合同法对债务人已采取了“通知主义”，为资产证券化明确了转让的法律条件。但是，资产证券化资产池一般较大，项目繁杂，逐一通知债务人在实践中既不经济也不可行。

(三)流动性风险

目前，中国证券化信托产品发展的一个重要限制是流动性问题。证券化产品流动性不足就会要求较高的流动性贴水，大大增加证券化的成本，这就跟证券化“把不流动的资产转化为高流动的证券”的初衷相去甚远。因此，提高证券化产品的流动性是中国资产证券化突破模式的核心问题之一。

三、防范我国资产证券化风险的措施

虽然资产证券化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风险，但它是近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的和发展最快的金融创新，它不仅是一种金融工具的创新，而且是金融市场创新和金融制度创新。它对一国的投融资体制、信用机制、资源配置方式、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等金融结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极大地促进了一国金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因此，我们并不能因为害怕风险而放弃这种优质的金融创新，完全可以在总结我国资产证券化探索中的实践经验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良好的资产证券化环境和提高监管质量来防范风险。

(一)构建良好的资产证券化环境

1．建立健全资产证券化的法律体系。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刚刚起步，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同，目前并没有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只是以《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资产支持证券交易操作规则》、《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登记与托管结算业务操作规则》为依据，所以，需要尽快制定《资产证券化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SPV的法律地位、性质、行为能力、证券发行、二级市场转让流通、投资主体、证券化资产的真实出售、破产隔离，以及相关的会计、税务、土地注册、抵押、披露等制度做出明确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使资产证券化业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规范运作、降低风险。

2．选择信用高、实力强的金融机构作为SPV。SPV是资产证券化中的特殊机构。要顺利实施资产证券化，就必须尽快建立相对比较稳定的SPV，其业务主要是发行资产证券，并向发起人购买基础资产和向投资者派发证券收益。目前，SPV主要应考虑有全国性的大银行和自信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上来设立。另外，从国际经验来看，在SPV设立过程中应有一定的政府背景，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资产支持证券的等级，降低运作成本，更有利于开拓资产证券化市场。目前可以由政府出面组建国有独资公司形式的SPV，也可以在政府的担保下由发起人自行设立SPV。

3．建立完善的信用评级、增级制度与评级中介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和增级机构是资产证券化的主体要素。首先，对于目前国内现有的一些金融机构，如会计事务所、评估事务所等，政府应当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规范他们的运作，杜绝信用评级工作中的道德风险的发生。其次，政府可以出面设立一家专业从事证券化信用评级服务的机构，或者通过政府特许的方式，选择一家或几家国际上运作规范的具有较高资质和声誉水平的金融中介机构参与到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服务中来。

4．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营造资产证券化的市场基础。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基金业发展迅速，如果能够在进一步放宽对保险资金、养老基金、医疗基金等社会资金运用的限制，对于资产证券化的顺利推行无疑是一个强劲的推动。

5．加强国际合作，打造资产证券化的国际渠道。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时间短、经验少，目前国有银行缺位、中介机构缺乏影响力的情况下，不进行国际合作与交流是不明智的。在这方面，可以考虑从国外聘请资产证券化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与资产证券化经验丰富的外国投资银行和中介机构合作，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抽出部分资产进行打包，面向国际投资者出售等。通过这些合作方式，使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走向国际市场，从而降低我国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加速我国资产证券化的进程。

(二)强化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

资产证券化衔接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其涉及部门众多。而我国财政部、央行、银监会、证监会等如何形成合力，达成共享利益、共同监管的局面，这是防范资产证券化风险、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1．监管理念

(1)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动态博弈。凯恩斯对金融创新的动因提出了规避管制的理论解释：金融创新主要是金融机构为了获得利润而回避政府的管制所引起的。许多形式上的监管，实质上等于隐含的税收，阻碍了金融机构从事已有的盈利性活动和利用管制以外的利润机会。因此金融机构会通过创新来逃避政府管制，而当金融创新可能危及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时，金融当局又会加强监管，新的管制又会导致新的创新，两者不断交替，形成一个相互推动的过程。从博弈论观点来看，金融机构与监管当局好似跷跷板上做游戏的双方，他们不断地适应彼此，形成“管制——创新——放松管制或再管制——再创新”的辩证形式，共同推动金融深化和发展的过程。

(2)激励相容。金融监管成为金融创新动因的重要条件是激励相容、鼓励创新的监管理念。监管应当是符合和引导、而不是违背投资者和银行经理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监管者应当参照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将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监管的范畴，应用这两种力量来支持监管目标的实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已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在制定过程中，委员会始终尊重和重视来自银行业界的声音，几易其稿。同时，对于内部评级方法又提出了以评级为基础的方法和更为复杂的监管公式方法，以供不同风险管理能力的银行使用。

(3)风险导向性的审慎监管。英语论文风险导向性的审慎监管强调动态和更富灵活性的监管，提高监管的风险敏感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引人内部评级法其目的就在于增强资本充足率的市场敏感性。同时，委员会赋予了各国监管当局更多的操作灵活性，在资产证券化的认定上注重经济内涵而非法律形式，这就使得监管当局更能适应资产证券化的动态发展。在第二支柱中，委员会提出监管当局可以视风险转移程度对资本重组要求进行灵活调整等方面都体现了风险导向性的监管理念。

总之，巴塞尔系列协议对资产证券化监管的演进历程清晰地反映了国际金融监管理念从常规性监管到资本充足监管再到风险导向监管的演变，体现了当前国际监管领域激励相容的发展趋势。对于我国目前逐步推进中的资产证券化，其监管层面不仅应在资本充足上参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一些处理方法，更应在监管理念上逐渐向国际先进的监管理念靠拢。

2．监管的主体和目标、方式和内容

(1)监管主体和目标。对于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机构，美国为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管目标为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在资产证券化监管方面，以评级公司的眼光看待资产证券化中的问题，应重点履行两种职能：一是对信息披露监管；二是对虚假、欺诈行为处罚。目前美国资产证券化监管上有两种趋势，一是市场增长快，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融资渠道，监管机构支持这个市场的发展；二是有滥用此种融资工具的风险，如EN．RON，监管机构更注重加大审查力度。根据现阶段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需要，央行、银监会和证监会是资产证券化监管的最主要机构。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等各负责相应监管职责。银监会对银行类金融机构和信托等非银行内金融机构负责监管；保监会对保险类金融机构负责监管；证监会对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负责监管。证券化品种的流通凡是在银行间市场进行的，可由央行金融市场司等部门负责监督；在交易所或柜台进行的，可由证监会等部门负责监督。监管目标是保护投资者利益，以促进市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2)监管方式和内容。在监管方式上，美国、13本和韩国均为市场为主导的集中监管模式，实行注册登记制。美国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主要采取案架注册(SHELFREGISTRATION)的方式，在总的交易项目案架注册后，对以后每一笔的发行交易不再审查。在发行阶段重点审查交易结构及各种合约关系、资产组合方面的技术性指标，投资人认为实质性的信息均要披露，监管机构审查信息披露的全面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发行后的监管主要是报告制度，一般是半年付息，半年披露一次信息。如发生虚假、欺诈等行为，SEC专门有一个执行部门(人员数量上2倍于其他部门)负责执行。我国资产证券化监管方式也应该是市场为主导的集中监管模式，就目前的实际看，实行注册登记制尚有困难，可以实行审批或审核制。

在监管内容上，美国SEC主要监管信息披露，在监管资产证券化方面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有效地结合了法律的规定要求和实践的需要。如确认ABS的“证券”属性，将资产证券化活动纳入证券法监管范畴；修改SPV的“投资公司”定性，简化相应的监管要求等。我国监管的内容包括主体资格的认定、证券化品种、交易结构的审查、资产池技术性指标的审查、各种合约关系结构的审核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审查信息披露的全面性、真实性、准确性与及时性。信用是渗透于资产证券化全过程的，并在证券化中起着基础作用(没有信用评级、信用增级，资产证券化就失去了大部分的光辉)，因此，中国资产证券化制度创新的关键一环就是创建良好的信用环境，包括良好的个人信用环境和政府信用环境。

参考文献：

[1]万解秋，贝政新．现资学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