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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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性对教育学话语范式的制约

当前的教育学是在现代化的境遇中诞生的，现代性中蕴藏着教育学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也因其世俗主义、国家主义以及科学主义的三种价值观对教育学话语范式特质产生制约。这三种价值观衍生出各种异化的教育学话语范式，从而将教育学局限于狭窄而短暂的时空，进而设计出异化的教育制度和理念，生产出以现代性为主导的教育。世俗主义的制约。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主义从人文主义与宗教主义的冲突中诞生，并日益成为一种独立的价值体系。它一边用理性主义对宗教主义进行除魅，一边用功利主义为人文主义呐喊。就这样，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一起催生了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世俗主义。它使人类放弃了对永恒的信仰和追求，转而在当下的世俗生活中寻求人生的意义。人逐渐沉迷于世俗的享乐，而忽视了对完整生命的追求，以至于日渐“委身于常人、沉陷于职能、淹没于物欲。”受世俗主义的影响，教育学日益局限于现实生活，强调通过教育实现人的社会化，增强人类征服自然和追求感官物欲的能力。将当前的生活作为教育学的存在时空，而忽视生命的要求，无疑导致了教育学时空的萎缩。国家主义的制约。我国学者朱新卓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指出：“现代教育被国家化以后，很快就被拴在经济的车轮上，成为富国强兵的国家战略中的一个‘棋子’。教育逐渐抛弃原始教育的神秘性和古代教育的神圣性而强调世俗性的需要，以实用性，即满足国家和个人生存的实际需要去换取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国家主义使教育学沉湎于暂时的功利追求而忽视永恒的灵魂守望。在世俗的教育学话语范式中，教育只是富国强兵的工具，而非寻求人类生命意义、守望人类灵魂的途径。这种教育学固执于服务当下的价值追求而忽视了坚守传统和超越未来的时间向度。科学主义的制约。科学主义向来强调合理性和必然性，本质和规律是其认识的逻辑。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教育学日益追求“体系化”和“结构化”。我国学者刘旭东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教育学的“体系化”、“结构化”取向使教育学静态化、符号化，无以对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和生活做出令人满意的解读，更不要说去“指导”教育实践。此时它只倾心于如何使教育更“科学”，更能够符合某种“人工的逻辑”而不是教育本身的自然法则。这种强调必然性的教育学强烈排斥信仰以及可能的意义，它摒弃了对教育可能性的信仰和追求，而是努力为教育设定严密的行动程序。这样的教育学仅仅是一套理论逻辑，而非对教育现实的鲜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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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原理 principle of pedagogy 研究教育的一般性问题并以基本理论为其表现形式的教育学分支学科。

教育理论 education theory 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并以一系列概念、判断和规范为表达形式的教育知识体系。

教育思潮 educational thought 某一时期内反映特定哲学与社会立场、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教育思想或主张。

批判教育学 critical pedagogy 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欧美的教育学说，主张采用社会批判的理论和方法揭示教育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以达到重构教育与社会关系及教育内外秩序的目的。

实用主义教育学 pragmatist pedagogy 19世纪末产生于美国的教育学说，以杜威为代表，以实用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中心”以及“做中学”等观点。

教育学 Marxist pedagogy 产生于19世纪末，以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以经典作家关于教育问题的论述为基本内容，运用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现象和问题的教育学说。

教育理想 educational ideal 有关未来教育的合理想象和期望，一种追求完美教育境界的观念。

教育观 educational concept/view 对教育目的、教育价值、教育方法、教师、学生等教育基本问题的看法。

教育学体系 system of pedagogy 根据知识的内在逻辑关系建构的、相对独立的教育知识分科体系。

教育思想 educational thought 一个社会历史时期对教育理论和实践起支配作用的教育观念、教育主张或教育理论体系。

教育目的 aim of education 教育所要培养的人应该达到的规格与素质要求，对确定教育任务、建立教育制度、选择教育内容、组织教育活动起着指导的作用。

儿童本位论 childcentered education 一种强调教育过程中儿童独立价值的观点，主张教育活动应当由儿童需要决定，教育的职能乃在于使儿童本性自然舒展而不受影 响。

个人本位论 individualbased education 一种强调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的教育观点。主张教育活动应根据个人发展的需要来实施。

社会本位论 societybased education 一种强调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的教育观点。主张教育活动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实施。

文化本位论 culturebased education 一种强调文化和文化传承独立价值的观点，主张教育活动应注重文化传承和文化习得。

教育属性 attribute of education 教育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即教育在社会结构和行为系统中的归属。

教育功能 function of education 教育影响个体及社会发展的作用、效能，就其性质和范围而言表现为积极的、正向的功能与消极的、负向的功能。

遗传决定论 hereditary determinism 又称先天决定论，一种有关个人发展的观点。主张人的智力和个性品质的发展由其遗传因素所决定，人的发展即遗传因素的自我展开过程。

环境决定论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一种有关个人发展的观点，主张人的智力和个性品质的发展由其所处的环境因素所决定，人是环境的产物。

教育现象 phenomenon of education 教育的可观察的外在特征及表现，是人类的社会现象之一。

教育本质 nature of education 教育固有的根本性质，是教育自身组成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内在联系。

教育价值 values of education 教育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个人和社会需要的属性。亦即教育对个人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

教育环境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有目的地对影响个人发展的因素进行选择和组织所构成的个人发展的外部环境，在所有影响个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具有主导的作用。

教育结构 structure of education 按一定标准划分的教育类型及其相互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系统。

教育经验 educational experience （1）人们在教育实践中所获得的有关教育的具体的感性的认识。（2）教育实践过程中经逐步积累形成的、被人们认可和运用的教育的观念、原则、措施和方法。

可教性 educability 个体在接受教育影响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敏感性、可塑性和多样性。

教育者 educator 教育活动中直接对受教育者的知识、技能、思想、品德等方面起到影响作用的人。包括教师、家长等。其中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设计者、实施者和组织者，对学生身心发展的质量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受教育者 educatee 在教育活动中接受教育的人。既包括学校中学习的儿童、少年和青年，也包括已步入社会但仍在接受多种形式教育的成人。

教育模式 educational pattern 一定教育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教育活动的具体样式。

教育内容 educational content 为实现一定教育目的，经选择而纳入教育活动过程的各种知识材料及其组织方式。

教育年限 years of education 学制规定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学习年限或法律对某个特殊教育阶段学习年限的规定。

教育手段 educational mean 教育者为达到一定教育目的而采用的教育方式和方法的总称。

教育途径 approach of education 为实现教育目的，可供教育者选择的影响受教育者学习和成长的渠道。

教育系统 educational system 为保证教育活动的顺利实施而形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教育组织形式的有机整体。

教育制度 educational system 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与组织的体系及其管理规则的总称。

教育周期 cycle of education 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对受教育者进行培养所需的时间。

教育阶段 education stage 根据个体的年龄、身心发展状况和学习任务的要求形成的教育进程，不同教育阶段之间相互衔接。

教育层次 level of education 构成教育体系各个部分的纵向位阶。

教育水平 educational level 人们对教育活动效果所达到程度的判断。

教育质量 quality of education 以教育目的和学校培养目标为衡量标准的教育水平的高低和效果优劣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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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是与教育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无一例外，我国的教育科学与教育制度也是如此。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有利有弊，近代社会我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落后，实行闭关锁门的政策，国家长期受到工业文明的西方国家的迫害，虽然西方列强给我国造成了不可估量、难以想象的不利影响，但是西方国家的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传播到了我国。我国也是一个教育文明古国，在过去我国与其他其他国家地域的交往密切，各种学术思想相互融会贯通，在社会发展的大潮流中兼容并蓄，相互碰撞，相互促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的学制和课程自然而然地引进到了我国。中国早期师范教育也在此时应运而生。近代社会，苏维埃在许多方面给予我们效仿的支持援助。解放以后，我们效仿苏维埃实行了抛弃一切西方国家的教育科学理论。至此苏维埃教育模式在我国相当一段时间长期发展蔓延。我国建立属于自己的教育学提倡始于1958年，这时苏维埃教育模式不再适用，不再发挥原本固有的作用了，于是我国开始了长期的教育学探索道路。由于那时“左”的思想严重泛滥，最终我们自己的教育学体制树倒猢狲散，并为真正建立起来。十年的给我国带来了空前的危难。结束后，开始了相当长期的拨乱反正的运动，我国的教育学才迎来了复苏的时代。一个世纪以来，经过长期以来特别是过去的3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硕果累累，取得了许多值得国人骄傲自豪的成就。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深刻反思，深刻认识到当前教育学科危机的隐患还是真实感受得到的。面对教育理论的诸多方面的需求和要求的背景下，我国现今的社会现实与教育改革实践必须遵循这一千载难逢的时代背景，然而对于解决攻克教育学科发展问题迫在眉睫。

2.我国当代教育学科发展的局限不足

（1）教育学科知识和体系的研究与构建

《大教育论》的成功问世以来，教育学研究者把创建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体系作为一项伟大艰巨的任务。而从目前来看，教育学科发展的缺憾主要有以下几点：认知论上的本质主义认识观和知识观，方法论上的思维范式。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如果二者之间发生了矛盾冲突，就会导致危机的产生。

（2）简单的“拿来主义”的弊端

教育学科发展不能一味地盲目借鉴，我们要知道引进国外的教育学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帮助，但是引进的目的和动机不可能根本解决中国的教育实践问题。努力形成的思维方式和具体方案，建立不同的模型方法，不能出现概念体系和研究范式都是别人的，要有着自己的思维与研究范式，有自己的原创元素。

二、教育学研究概述

1.实践在教育学科的作用

简单的“拿来主义”与片面的学科知识体系是当代我国教育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纯粹的研究方法领域、体系结构，借鉴和简单的“拿来主义”是根本行不通的。“本源的教育实践”才是最根本的出路。这关键要增强和确立实践关怀与立场，直面问题的症结所在。

2.教育学研究的重要作用

（1）生成鲜活的教育学知识

“‘确定性”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与简单的“拿来主义”这两种倾向在内容和话语上显示出“晦涩、艰深”的特点，这是脱离于生动的教育实践的，也从形式上疏远了实践理论工作者、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因此我们更要立足于现实，力求做到真实可靠，植根本土。教育学研究还要遵循研究者必须深入实践，必须承认教育发展的实践逻辑规律，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2）功能灵活的教育学体系的构建与教育学科地位的提升

在教育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要以摒弃过于看重研究知识和学科逻辑体系的“确定性”。获得丰富鲜活的教育理论知识，需要把投身到教育实践当中。教育学科地位的提升要得益于教育实践需要与发挥学科功能。理论来源于实践，要想提升教育学科地位就要加强整体现实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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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从学科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的把握直接影响着整个学科的发展方向。而在一门学科创生之初，人们对它的研究对象的认识往往并不十分明确。对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在几部高等教育学著作中，分别是这样论述的：

高等教育学是一门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揭示高等专业教育的特殊规律，论述培养专门人才的理论与方法为研究任务的高等教育学新学科。

――潘懋元著的《高等教育学》(1984)

高等教育学是研究高等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是研究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科学。

――田建国著的《高等教育学》(1990)

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泛泛的高等教育，也不是高等教育规律的应用，而是高等教育的特殊矛盾和发展规律。

――胡建华的《高等教育学新论》

上述关于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不同内容的高等教育学的产生。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是次要的，关键的问题是每一种高等教育学是否揭示出了高等教育的特殊矛盾或特殊规律。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关于作为基本的一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的问题，以及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关系的确定

长期以来，受教育学局限性的影响，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高等教育一直没有引起传统教育学者的关注。传统的教育学固守其普通教育的“地盘”。但是，我国的普通教育学却又以中小学教育为研究对象，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其他教育现象关注不多甚至视而不见，那些对教育学感兴趣的学者也主要是关注中小学教育而不关注高等教育，其结果是高等教育不但被社会科学家忽视，而且被教育领域的研究者所忽视。因此高等教育学从普通教育学中找不到理论根基，在传统的“教育系”或“教科院”这些教育学的组织建制里高等教育研究难有安身之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如果要健康发展，就必须构建自身相对独立的逻辑结构。在这个逻辑结构中，由高等教育学承担理论建设的任务，以人类一切高等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在实践的基础上，运用理性思维的方法，探索和揭示高等教育活动的规律，反映高等教育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属性，并对现存的高等教育概念和原理进行制度化梳理，为人们提供一系列由概念、原理、原则、规律等构成的具有逻辑性的知识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据笔者分析，无论是在学科建制方面还是在研究对象方面，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并列的兄弟关系。

但是一般人却认为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既然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为什么高等教育学研究还要进行学科化的探讨；为什么长期以来，教育系(学院)里面一直没有开设高等教育学方面的研究，而是以中小学教育为研究对象呢。因此，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我们可以通过对教育学学科演进历程的客观分析，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学自身的建制的问题。

三、教育学的演进过程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兴起了国民教育运动，伴随着国民教育运动的展开，中小学的师资培养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此情况下，进行师资培训的师范院校应运而生，为了满足中小学师资培训的实践需要，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便诞生了。在中小学教师的培养过程中，教育学就成为了一门必需的课程。对此，赫尔巴特在其《普通教育学》里指出：“也许教育学是为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意图提供系统说明，并帮助他们掌握传授知识的方法。”基于这种背景，当时的大学为了更好地为师范学校培养师资，便开始开设教育学讲座。当时的教育学，根据实践的需要，其研究对象只能为普通教育，其关注的重点在于课堂教学，其存在的形式是成为中小学师资培训中的一门课程。教育学形成学科，最大的动力来源于社会实践的迫切需求，即普及教育所导致的师资培训的压力。“教育学”便是用来培训职业教师的，最初的目的就是指导与规范学校教育的实践。

赫尔巴特之后，教育学的进展一直不大，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名不符实，名为教育学，实为普通教育学。其二，由于教育学以师资培训的课程形式存在，因此其内容主要关注教学的方法、原则、程序、规律等问题。这种传统的沿袭，教育学就成了研究“教什么、怎么教”的学问或艺术，而非研究“教育是什么”的科学。其结果是“当固定化的学制、教科书和班级授课制这“三位一体”的学校体制形成的时候，当以学校为中心，教科书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三中心形成的时候，大规模的培养人才的本质在教育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传统教育学本身，却走向了衰微。

总之，由于历史的局限，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的界定上，还是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一开始就是不完备的，而且一直没有完备起来。可以认为，历史上的教育学只能相当于普通教育学。

四、高等教育学自身的建制问题

历史上，高等教育的兴起远远早于普通教育。自古希腊起，接受教育就是少数统治者子弟的特权，因此，在古代，教育一直就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教育的理论就是高等教育的理论。但是等到近代民主思想勃兴，接受教育成了每个人都该有的权利之后，普及的全民的教育理论才应运而生，教育讨论的也就多集中于中小学教育的问题上，似乎并未注意到高等教育所独有的问题。换言之，就教育研究的历史来看，整个教育研究一开始就是以高等教育的研究为开端的。但是，在近代普及的全民的教育出现之后，教育学却是以普通教育为研究对象的，由于普通教育最先面临普及化的任务，出于师资培训的需要，普通教育成了教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与之相比，高等教育虽然兴起较早，但一直居于象牙塔中，世俗化较晚。

中世纪大学以后，现代高等教育的大发展集中于20世纪上半叶。经过了这次大发展，整个高等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高等教育的社会影响开始显现，高等教育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研究的热潮开始兴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教育学局限性的影响，高等教育还没有成为传统教育学者关注的对象。传统的教育学仍然固守其普通教育的“地盘”。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要想得到关注，必须构建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

以中国为例，20世纪中期潘懋元先生首倡加强高等教育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分析当时形势，高等教育研究毫无基础，要建学科谈何容易，但是不建学科，高等教育研究又无从谈起。当时的情况，就学科的合法性而言，在教育系里谋求高等教育研究的建制，借助教育学的名义开展高等教育研究较为有利。但当时的教育系由于对高等教育毫无研究，因此对于高等教育研究一直持排斥态度。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便依托综合大学成立“高教所”发展起来。不过，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虽名为“学科”，但经典的成果不多，学科的含义并不强。而且由于历史的局限，我国高等教育学的草创基本延续了教育学的体系，重走了普通教育学的老路。

不少学者形成了“由普通教育学而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式。这种方式虽然促进了高等教育学的初建和成型，但也使高等教育学成为普通教育学的直接延伸和简单移植，高等教育学自身的概念、范畴和体系不完善。因此，必须突破普通教育学研究定势的束缚，尽快摆脱高等教育学对普通教育学的依赖，站在高等教育学立场上，以自身的逻辑为线索进行学科的研究和建设。

那么，既然高等教育研究在大学里获得了独立的建制，高等教育进行学科诉求，就成为了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有之义。事实上，就学科本义而言，学科就是独立学科，二级学科进行学科诉求的意义不大。因为在学科的含义里，一个重要的内含就是学科建制。可以想象，如果教育学是完备的，那么，高等教育学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在教育学的门下开展研究，就好比经济学门下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一样。但由于教育学不完备，高等教育学在教育学门下既无法建制，又无法利用它的学术资源。高等教育研究不得不另立门户，重新创业。那么，既然是重新创业，“名正言顺”则尤为重要。事实上，既然高等教育研究有了自己独立的建制，那么证明自己是独立的学科便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高等教育学明知逻辑上不可能取得与教育学并行的独立学科地位，却又不得不努力地去证明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学科。

对此论述，很多学者可能不以为然。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似乎就是要诉求成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我认为，这种想法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讲可能都是对于常识的一种误解。原因在于，如果教育学是完备的，高等教育自然而然是一个二级学科，无须诉求，就象教育统计学，教育管理学一样，就是一个二级学科，无需争论高等教育是不是学科，能不能成为学科。现实情况是，教育学是不完备的，教育学仅限于教育学，这时说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则有其名无其实。因为，无论是在学科建制方面还是在研究对象方面，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明明是“兄弟”关系，现在在“逻辑”上却一定要说它们是“父子”关系，确实有点勉为其难。

高等教育学的诉求经历告诉我们，高等教育学实现学科独立的历史还很漫长。近年来，教育学重建思潮的兴起提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学，即完备的教育学，也许将会出现，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独立问题可能自动消解，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将不再成为问题。那么，教育学应如何进行重建呢?通过教育学的重建，教育学将成为真正完备的教育学科，这样，高等教育学的学术研究才会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参考文献：

[1]潘懋元.高等教育学.1984.

[2]王道俊，王汉谰.教育学，1999.

[3]侯怀银，王霞.高等教育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教育研究，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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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介论

中介论，是指关于教育学学科性质的认识，部分学者主张教育学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涂尔干认为，教育学不是“科学”或“教育科学”。后者描述和解释“是”或“曾是”，取向是现在或过去；前者确定“应是”，取向是未来，其任务在于制定行动的准则。那么，教育学是艺术吗?涂尔干认为，把与科学相对的东西都归结为“艺术”，是对“艺术”的泛化；若采用实践意义上的“艺术”概念，即“一种做事方式的体系”，则教育学也不在“艺术”之列。在他看来，教育学具有一种混合的特征：一方面，教育学是教育观念的结合，且采用了理论的形式，但又不是像科学那样去说明和解释教育的行动过程，而是对这一过程本身的价值进行反思和评价；另一方面，教育学是一种关于教育行动的方案，但又非教育行动本身。因此，教育学介乎科学与艺术之间，属于一种“实践的理论(practicaltheory)”。值得注意的是，涂尔干所用的“教育学”属于“一般教育学”，重在系统阐述柏拉图、蒙田、卢梭等人的教育思想，因而带有教育哲学的性质。显然，这与通常所谓的“教育学”有所不同。涂尔干放弃了教育知识单一性的幻想，试图在原有的思辨或哲学性质的“教育学”之外，为实证的“教育科学”另辟一片专事教育事实研究的疆域。就此而言，他与维尔曼(Willmann)和洛赫纳(R.Lochner)等人一样，突破了“教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追问。[9]

（二）结合论

结合论，是指关于教育学学科性质的认识，部分学者主张教育学是自由运用科学的艺术。杜威是讨论“教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问题的又一巨擘。他认为教育学是自由运用科学的艺术。他在《教育科学的资源》一书中，将“作为一门科学的教育学”与“作为一门艺术的教育学”并举。他认为，如果依严格的标准，甚至连物理学、化学都难以称得上是科学，更不用说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了。为此，有必要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科学，以囊括通常认为科学的一切学科。在杜威看来，科学是指一种系统的探究方法；凡运用这种方法处理事实或题材的学科，便可谓之科学。据此，我们也可以把运用这种方法探究教育事实或问题的教育学，称为“教育科学”。然而，杜威又提醒人们，在从事教育之类的活动中，要谦虚而谨慎地使用“科学”一词，因为“没有什么自称是严格符合科学的学科，会比教育学更可能遭到假冒科学的损害；要建立起一种僵硬的正统观念、一整套标准化的为大家所接受的信条的学科，再没有什么比教育学更为危险。”也许是由于这种“谦虚”和“谨慎”，杜威更倾向于认为，就实际运用而言，教育学像工程学一样，是一门艺术，是“人类艺术中最困难和最重要的那种艺术”。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学要放弃各种“科学”的资源，恰恰相反，教育学是一门自由运用那些与教育有关的科学的艺术，因为“科学”与“艺术”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一门学科之所以成为“艺术”，乃是“因为其中含有科学的题材，以引导实际的运用”。这种观点不仅体现了杜威消解教育中“二元论”思维方式的哲学努力，而且折射出杜威在知行关系上的实验主义立场。[10]

（三）综合论

综合论，是指关于教育学学科性质的认识，部分学者主张教育学属于两种及其以上学科领域的综合，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综合论，即教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四综合论，即教育学是科学，又是哲学，是技术，又是艺术，是四者的综合。1.两综合论教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德国的拉伊在《实验教育学》(1908)中提到，教育学同医学一样，“不仅是一门通过实践经验得来的艺术……而且是一门科学。”他认为，教育学家通常需要“丰富的一般见识”、“教育学的机智”和“经验”。[11]桑戴克和盖茨(A.1.Gates)则旗帜鲜明地主张，教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他们认为，“科学”和“艺术”直接或间接地与世界的种种变化相关。“科学”追求的是系统的知识，其目的在于增进人们对这些变化的了解和控制；“艺术”追求的是如何利用这些变化，形成某种结果。教育学研究“人类与其环境的一般关系及使人类本性能更适当地适应其的改变”，因而兼具“科学”和“艺术”两种功能。作为“科学”的教育学，旨在发现个体对于环境的最佳适应状态；作为“艺术”的教育学，则以改变人类本性、形成新的适应为己任。[12]我国学者曹孚也提出“教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观点。他认为，教育学之所以是科学，主要是因为：（1）教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门；（2）教育学是以科学的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3）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的，教育、教学工作也不例外。教育学之所以是艺术，主要是因为：（1）教育学研究的材料大都属于方法和技术；（2）教育学必须回答为谁服务的问题；（3）教育学要反映广大群众的利益。[13]2.四综合论西北师范大学胡德海教授认为，“教育学是科学，又是哲学，是技术，又是艺术，是四者的综合。”在肯定教育学是科学的同时，并不影响肯定教育学又是哲学，即肯定教育学曾孕育于哲学家、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之中。在许多哲学家、思想家的哲学著作中，包括了一些教育方面带有根本性问题的主张。可以说，教育学从一开始就与哲学发生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在肯定教育学既是科学，又是哲学的同时，还应肯定教育学既是技术，又是艺术，因为教育学体系中的应用教育学部分，有很大部分是属于方法、技术的。所以，在应用教育学部分，其中不仅有属于科学规律的东西，尤有方法、技术的东西，并必然有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的技术即艺术的出现。然而，艺术不离技术，技术不离规律，特殊的规律又不离一般的规律。由于教育学理论层次的不同和其实践特殊性的存在，说教育学既是科学、又是哲学，既是技术，又是艺术，并说是这四者的综合，虽也表现了其不同的着眼点和看到其中的某一侧面的特点，但仔细分析起来，是有其客观事实上的依据的。[14]

二、教育学是研究教育艺术的科学

综上所述，关于教育学学科性质问题的争论，既有对“科学”和“艺术”概念的理解问题，也有对教育学学科任务的认识问题，还有对教育学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问题。对“科学”和“艺术”概念的理解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观点，若是对科学持广义的理解，就会把教育学划入科学范畴，反之，则会划入艺术范畴。对教育学学科任务认识不同，也会有不同观点，若是认为教育学主要是实践学科，则会将教育学划入艺术范畴，若是认为教育学主要是理论学科，则会将其划入科学范畴。若是对上述的理解兼而有之，可能就会持结合论或综合论。讨论某学科的学科性质问题，应该看该学科的根本属性。从根本上看，某学科只能归为一个领域，哪怕它是交叉学科，也应有侧重于某个学科领域的问题，否则就会变成大杂烩。比如说教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就是个问题。科学与艺术，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判断标准，又如何并列呢？但说教育学是科学，具有艺术性，或者说教育学是艺术，具有科学性，是可以的。并列就意味着没有主次、平分秋色，这样看似理想，但既不真实，更不理性，也于实践无益。讨论某学科的性质，与该学科的任务是密不可分的。教育学的任务很多，但其主要任务是什么？这个主要任务将会决定它的性质。教育学最根本，最主要的任务应是指向教育实践，立足于解决现实教育问题，并有明确未来指向的教育实践。教育理论若不能回到教育实践，指向教育实践，要么是虚假的，要么是多余的，是正确的废话。因此，教育学所有有关理论的研究，有关教育基本问题的研究，都应该能够转化为指导教育实践活动的行动方案，不断提升教育实践活动的质量，更好地实现教育传承文化，培育全人的目标。正如梁漱溟先生指出的“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至于知识的讲习，原自重要，然固后于此”。[15]讨论某学科的性质，还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紧密相连。尽管对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存有不同见解。但是，较为抽象地说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研究教育这种特殊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还是基本被认同的。教育学与教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关系相当密切。教育学是一门学科，是一门研究教育这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学科。总体上说，教育学属于理论范畴。虽然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群，其内部应有基本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区别。而教育这种特殊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则属于实践范畴。所以，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就与教育这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相关。教育主要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是促进人的潜能不断充分发展。然而，每一个人都会拥有不同的禀赋和个性特征；每个人的发展在来源上有先天、后天之别，在出现程序上有初始、后继之别，在阶段上有共性、个性之别，在内容性质上有自然与社会之别，在载体上有身体、心理之别等。每个人都是复杂唯一的个体。儿童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是确定性与模糊性的辩证统一，确定性决定了儿童青少年发展中的可教性和科学性，模糊性决定了儿童青少年发展中教育的有限性和艺术性。人的潜能从结构上看，具有多元性，从发展上看具有无限性，是多元与无限的结合，表现出多元无限性。因此，教育活动的对象———人，其本身具有复杂性、其发展规律具有确定性与模糊性、其潜能的发展具有多元无限性。[16]因此，教育活动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活动的复杂性，教育活动的复杂性也就决定了教育活动的艺术性。教育这种培养人的特殊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极具有艺术性。教育学就是研究这种极具艺术性的教育活动的学科。鉴于以上认识，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应是研究教育艺术的科学。它是研究如何有效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提升教育活动人才培养质量的科学。它是为教育活动艺术性的开展，提供一种带有模糊性（其实质就是艺术性）的确定性教育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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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政治教育所体现出来的深刻内涵

通过陈秉公教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进行分析，总结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通过人自身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影响，有助于约束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行为活动。不同的研究者其研究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个人对其都有个人的看法，人的思想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能够时刻体现出人的意识，通过人大脑产生思维，而形成思维能力，人们的生活是围绕着人的思维来进行的，然后支配着自身的来进行生活实践。思想政治教育业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思想和意识和精神是不可分割的，国家和发展和兴旺都离不开政治，国家的任何活动也离不开政治，政治可以对我国的公共事物进行管理，为了社会利益而努力。不同的思想政治内涵对其理解也存在着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社会整合手段，是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它具备一定的理论性和科学性。思想政治教育所构建的理论体系是相对独立的，所有的实践活动都需要人的思想来进行支配。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在内容山尤其独特性特点，而且在实现的目标上面也能显现出独特性特征来。在以往的观念中，人们常常把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等同起来，这种错误的理解势必陷入误区。为了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效应，就应该对这一学科进行科学的诠释和科学的划分。在应用这个概念时，尤其是在实践中，对人的自身品行、道德修养的养成都有助于人们勇于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从中使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提升。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每一个学科都会拥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每一个学科所研究的对象都是相对独立的。对思想政治教育学进行研究，就应该找出具体的研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是针对人来进行的，从一定的现实意义上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将正确的思想传授给人，然后来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引导和帮助人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那么这就可以证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了吗？答案并不是唯一的，并不是肯定的。不仅仅这一学科对人进行研究，同样其他的学科对象也是对人进行研究，甚至可以这样说，所有存在的科学的学科都是以研究人为目标的。但是这样理解并不是非常的笼统。因为人的存在是非常复杂的，人的存在具备着一定的社会属性，因此，每一种学科对人的研究只局限在一部分。虽然思想政治教学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但是不可以说对人的全部进行研究。它和其他的学科存在着一致性，只是对人的某一部分进行科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律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减少和其他学科研究对象的重复性。所以，能够从中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学和其他的学科研究对象同样具有着很重要的研究价值。其研究的观点也有所不同，这样就使其含义更加深刻和明显。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鼓励人们多参加实践活动，可以从中锻炼人的思想意志，从人的行为角度出发，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感染人的思想，将人的思想带入科学的领域中，使人能够把握住正确的生活方向，并为此确立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在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引导下，人们正确的思想逐渐形成，无论是从人的思想还是行为方面，都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人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可以使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有其规律性，和人们自身的行为和实践活动有着很大的联系，同时也有一定的价值取向，无论是早理论上还是在思想方面对人们都会产生影响。同时还挖掘人的心理，对人的思想和行为进一步提升，给人塑造良好的心理素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作为一门比较重要的学科，也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基础。结束语：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避免其空洞化，必须与人们的生活实际有效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抓住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质。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剖析，不仅要抓住研究方法和规律，还要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面给人以感染和启发，这样才能用科学的态度认真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然后对这一学科进行准确的定位，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科学体系构建的有力依据。

作者：马东华 单位：黑龙江佳木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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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单位：天津市教委

主办单位：天津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学会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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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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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4-9894

国内刊号：12-1194/G4

邮发代号：6-132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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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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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社会需求的角度看，“知识本位”的培养目标面临外在合理性危机。我国的成人教育学硕士生培养一直以来采取的是“知识本位”的价值取向，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成人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在我国起步较晚，理论型人才相对缺乏，因而成人教育学硕士生教育在起始阶段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目标，促进了成人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是，随着近几年成人教育研究生培养规模的扩大和层次的提高，社会对该专业硕士的需求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以成人教育教学、科研岗位为主转向以行政管理岗和教学辅助岗为主，这些岗位对就业人员的实际应用能力的要求远远高于学术能力，对目前成人教育学硕士生的培养目标提出了“能力本位”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我国的成人教育硕士生培养仍旧采取“知识本位”的价值取向，所培养的人才便不能满足社会用人单位的需要，从而出现成人教育学人才供需不平衡、适销不对路的问题。因此，成人教育硕士生教育“知识本位”的培养目标面临着外在合理性危机。

2．从导师队伍现状看，“知识本位”的培养目标面临内在合法性危机。成人教育学硕士生“知识本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过程要求必须有足够的具有较高专业理论知识水平的师资队伍。然而，目前大多数承认教育学硕士点并不具备这一条件。一方面，我国80年代初才开始把成人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加以研究。相关的理论人才和师资本来就很缺乏；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成人教育学硕士生培养规模迅速扩大，师资队伍更显不足，许多硕士培养单位不得不聘请大量兼职导师，以致兼职导师成了导师队伍的主体。兼职导师大多是学校各职能部门领导，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成人教育学专业理论知识水平不高。这种以管理和实践能力见长的应用型导师队伍现状与“知识本位”培养目标不相契合，从而使“知识本能”的培养目标面临着内在合法性危机。

(--)传统的培养模式使教育功能弱化

1．培养模式上的趋同性和封闭性。培养模式上的趋同性一是表现在课程设置上多以教育类课程为主，而与之相关的心理学类、管理类、经济类和社会学类课程较少，因而学生选择的范围较小；二是表现在培养方法上主要采用的是课堂讲授、学术报告等，而具有个性特征的实践教学、专题科研、导师指导等培养方法则成为点缀品。另外，当前的培养模式还具有封闭性特征，主要表现在研究生培养一般都是在所在学校内或学院内独立进行，很少让学生走进社会或与外单位联合培养。

2．学生需求的多样性。学生需求多样性的根源是学生来源和特征的多样性。首先，成人教育学研究生专业背景复杂多样，跨专业的多，教育专业的少，知识基础差异很大；其次，成人教育学研究生年龄差异大，从20岁到30多岁不等；再次，学生来源性质不同，应届生和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同在，公费生、自费生、定向生和委培生共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学生的职业规划不同，有想直接就业的，有想继续学习深造的。正是这种学生来源和特征的多样性，导致了学生需求的多元化和多样性。3．教育功能的弱化。多元化的需求必然要求有多样的教学方法、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与之相适应才能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因此，目前具有趋同性和封闭性特征的传统的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必然与学生多元化需求产生矛盾，从而使教育功能弱化。

二、成人教育学硕士生培养的现实回归

(一)回归“能力本位”的培养目标

面对“知识本位”的培养目标面临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危机以及培养功能的弱化现象，成人教育学硕士生教育应回归“能力本位”的培养目标，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首先，从其学科性质来说，成人教育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其次，从师资队伍现状来看成人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导师队伍多数是学校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属于以管理经验和实践能力见长的应用型导师队伍。最后，从社会需求的角度看社会对成人教育学方面的人才需求大多来自成人教育的行政管理部门、教学辅助部门与学生事务部门相关岗位对人才的应用性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知，坚持“能力本位”的价值取向，回归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具有外在的合理性和内在的合法性。在成人教育学初建时期，培养一部分硕士层次的学术人才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促进学科发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前成人教育学博士层次教育已有一定规模，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应是博士层次教育的培养目标，而成人教育学硕士层次的培养就理应回归其应用性的学科性质，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

(二)坚持培养的多元化和开放性

多元化和开放性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要实现培养的多元化，就必须实行培养的开放，而培养的开放则会保证和促进培养的多元化。坚持培养的多元化和开放性，是学生需求和社会需求多样性的现实诉求，也是实现成人教育学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说，需要我们在培养过程中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1．坚持课程体系的开放和多元。成人教育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应以培养具有较强管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因此，学生需要掌握大量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种与教育学相关的学科门类的知识和方法。而目前我国成人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多以教育类为主，没有真正走出教育的视域，也没有真正走进成人教育的城堡；学生学习的知识范围较小，课程学习上表现出相对的趋同性和封闭性特征，这与成人教育学的培养目标很不协调。因此，应该建立开放性的课程体系，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增强学生应用能力。一是要做到对现有课程进行合理整合，适当减少教育类课程数量，增加非教育类课程比例同时鼓励学生到其它学院或学校选修其它学科门类课程。为了不增加学生课程负担，可以采取灵活的学分计算方法。二是对现有的课程进行模块设置，以增强课程的多元性，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模块进行学习，满足不同类别学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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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6)01－0082－07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根本问题，也是教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根本问题。自现代教育学建立以来，有关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就一直是争论的焦点问题。受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的影响，人们对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也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从而使得教育学建构的根本问题也一直不能清晰起来。关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两个核心问题有待思考:一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二是如何理解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定?本文尝试阐述和分析这两个问题，以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提供一个视角。

一“教育问题”不能成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的一门科学。我国的教育学教科书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这样认识的。例如，华中师范学院等五院校主编的《教育学》就认为，“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1］。其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编的《教育学》也明确指出，教育学“研究学校教育这一特定的现象”，研究这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2］。只是，这个时期的教育学者还没有对“教育现象”的本质规定做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这种未言明的“教育现象”以隐含的科学意涵为基础，从而间接地赋予“教育现象”一种含义。但“教育学研究教育现象”的立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质疑，有学者认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教育现象，而应该是“教育问题”。这种质疑似乎与学界翻译的、由日本学者大河内一男主编的《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关。1984年，日本教育学者大河内一男主编的《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开始在中国出版发行。该书在探讨有关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时，首先讨论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并且认为教育学是作为“教育问题的科学”。大河内一男反对把教育行为或教育事实和教育实际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同样反对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理由是，“现象”一词意义含混不清，既包含着“教育事实”，也包含“教育问题”，没有能够充分地说明“教育现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相互重合的关系，并且以为“现象本不是原来就存在的，它的的确确是显现出来的”。大河内一男认为，即便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也不是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发端于“把这一事实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只有在把事实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科学才能开始”。［3］或多或少与这种主张有关，我国教育学教科书以及元教育学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开始发生变化。例如，发行量非常大且有一定代表性的、由王道俊和王汉澜两位先生主编的《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开始改变之前所持有的立场，认为“教育学就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4］。这种提法后来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进入新世纪，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的《教育学》则干脆直接把“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只有把各种教育问题和各种教育材料作为客观的问题加以研究，形成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体系时，才能超越前科学认识进入科学时期”［5］。由此，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由“教育现象”而变为“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或“教育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迄今关于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转化，并没有获得基本的理论辩护，并且存在独断论的倾向，其理据不外乎引证大河内一男的观点，以此说明教育现象不能成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只有“教育问题”才是教育学真正的研究对象。从论证的逻辑来看，把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理性的辩护而言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把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辩护者以为，教育现象并不能引发研究，只有把观察到的现象作为问题提出来，研究才能开始。大河内一男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否定“教育现象”而极力主张“教育问题”，后来者似乎也没有跳出这个思路。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检视这个主张，就会发现，这种主张实际上混淆了研究对象和研究起点的关系，误将起点当作对象。研究要从问题开始，并不意味着问题就是研究对象。把观察到的现象作为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意味着，教育现象仍然是研究对象。人们对观察到的教育现象感到好奇，对教育实践本身感到困惑，由此而提出相应的问题，并试图以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教育学研究。没有所观察到的教育现象，何来教育问题?因此，布雷钦卡就明确指出，“如果没有问题对象，即认识对象，便没有问题。”［6］4至于大河内一男所谓“现象”一词意义含糊不清，并由此断定教育现象不能成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说法，更有模糊语词与世界、概念与对象、名与实之嫌疑。其次，教育问题是人们主观建构的结果，不能成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任何一个所观察到的现象，一般而言，作为客观存在，并无所谓“问题”。只有当客观的存在与主观的期待不相符合时，只有当已有的知识不能很好地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时候才会因理智的困惑而产生问题。同样的教育现象，在不同的人那里，可能会是不同的问题。这就是说，观察到的教育现象是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而观察者的主观期待则是教育问题产生的前提。这样一来，教育问题便充满了主观性。一个由个体主观建构的东西何以成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而作为主体研究的对象，无疑应具有外在于主体的客观性，是一种存在，而非一个主体建构。再次，教育学研究要解决教育问题，这只是教育学研究的任务。教育学研究的任务是否适合或恰当，这是可以研究和讨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任务和对象之间画上等号。教育学研究要解决教育实践问题，但要完成这个任务，则需要对教育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发现或揭示制约或影响教育实践的诸多因素。没有这样一种以认识为目的的教育学研究，则教育实践问题便难以有效地解决。任何教育学研究都是要解决教育问题的。这些教育问题，可能是单纯理智的问题，也可能是教育实际问题;可能是有关教育的本质问题，也可能是有关教育的价值问题或事实问题。但无论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只是教育学通过研究要完成的任务，却并非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二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与其研究对象之关联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者理论建构之选择的结果，因而是一个与教育学学科性质有关的问题。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实质是一个有关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与其所描述或规范的教育世界的关系问题。对这种关系的理论抽象，则构成教育学对其自身逻辑性质的认识。对教育学理论性质的认识，决定着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进而规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关于教育学学科的性质，教育学者通常多在理论性或实践性之间选择相应的立场。教育学是一门理论性的实践性或应用性学科。它不全然是理论性的，也不全然是实践性的。即便教育是一种单纯实践的领域，即便这样一种单纯的实践领域需要教育者的实践智慧，有意义的教育实践仍然需要理论性的教育知识，需要实践者的理论性的思维。从教育实践的逻辑看，任何一项教育行动，即教育者针对受教育者而实施的教育行动，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三种意识活动，即认识(对实践情境及实践对象的理解)、评价(对实践对象的表现所作出的评判)以及实践决策(解决问题的方案的选择)。而实践行动则是上述三种意识活动的外在表现。教育实践的逻辑特征决定着实践对理论本身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则正是教育学理论所要满足的。教育学要能够满足这种教育实践的目的需要，则教育学理论就必须既能够提供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同时又能够提供实践论意义上的规范。因此，教育学既不是纯粹理论性学科，如英国的奥康纳所主张的那样，也不应是纯粹实践性学科，如英国的赫斯特所主张的那样，也不应是可以划分为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和实践教育学那样的可以分立的学科，如德国的布雷津卡所主张的那样，而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的一门学科。作为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相互融合的学科，教育学既是描述和解释性的理论，同时也应该是实践规范性的理论;既应该能够解释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教育现象，同时也应该能够为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实践所需要的指导。教育学的理论性质内在地决定了其研究对象———教育现象。即使对教育学理论性质持不同的看法，也无碍“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教育学无疑应该向教育实践者提供有关教育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学是一门科学理论。只是，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并没有为学界所认同。奥康纳就认为，“从理论这个词最严格的意义看，一种理论乃是一个确立了的假设，或者，更常见一些，乃是一组逻辑地联系着的假设，这些假设的主要职能在于解释它们的题材。”奥康纳所谓的“最严格意义”的“理论”，是指一种严格的自然科学的立场。从“理论”这个词最严格意义出发，奥康纳认为，把教育学称为“科学理论”，只是对它的“一个尊称”［7］467，言下之意，教育学还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或者说当教育学自称自身为一门科学的时候，它不过是教育学的自我加冕，它实在算不上是一门科学理论。从理论或科学这个词最严格意义出发，奥康纳无疑是正确的。并且在这样的批判中，我们实际上能够看到奥康纳对教育学理论的一种期待。一门科学，就理论本身的定位而言，它无疑需要能够对所关注的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倘若一种教育理论不能对所研究的教育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样的理论还能否为教育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显然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对于如何提升教育学的理论性或科学性，奥康纳受逻辑实证主义影响，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建构教育学理论。尽管这种理论建构的方法论选择忽略了教育学的对象与自然科学对象之间所存在的本质区别，忽略了人及人与人的教育交往活动所内含的意识性和精神性特质，但是在这种关于教育理论性质的思考中，所隐含的则是奥康纳对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思考: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严格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所关涉的教育现象，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通过科学的研究来提供教育实践所需要的知识。［7］484只是目前教育学还未达到这个水平罢了。实际上，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并建构科学的教育学理论，在实验教育学那里已经做过非常出色的探索。实验教育学否定旧教育学用知觉、内省观察和观察别人进行研究，相反，实验教育学试图采用“全面的观察、统计和实验”方法，来补充和完善旧的研究方法。实验教育学的选择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然而由于忽略了人的主体意识以及在社会活动中的人们的感受和体验，由于过分强调儿童发展中的外在因果关系，从而使得实验教育学并没有能够实现其初衷:提高教育学和整个教学专业的地位。［8］144拉伊持有和众多教育学者一样的理想追求:教育学是一门科学，教育实践是建立在这门科学基础之上的艺术。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为教育现象，所用方法则是自然科学的观察、统计的方法。与此相反，由于各种努力并没有使教育学进入真正科学的行列，另外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思路因此而提出，这就是英国的分析教育哲学家赫斯特所提出的理论主张:教育理论是“一种实践性理论，即有关阐述和论证一系列实践活动的行动准则的理论。”［9］441赫斯特关于教育学理论范式的立场，预示着一种完全不同于科学理论范式的取向。为了实现这样一种范式的理论建构，赫斯特提出了他的“操作性教育理论”命题。他采取理论来自于实践又回到实践的态度，通过对当前教育实践的考察，通过对教育实践者的实践性对话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的分析，揭示教育实践中所隐含的教育原则、信念和知识，然后再借助社会科学、心理学和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已经揭示出来的教育实践原则、信念和知识进行说明，以便“为制定和用实践来检验实践原则，提供一个在理性上更站得住脚的信念和价值观背景。”［9］457教育理论的性质和任务，使得赫斯特认为，构成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应该是教育实践话语，而研究的方法则主要是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的方法。教育理论的性质与对教育本体(研究对象)的设定，仍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述有关教育学理论的认识，归结起来就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把教育学看作是理论性的学科，另外一种则把教育学看作是实践性的学科。对教育学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也带来了教育学学科任务的差异。前者强调教育学理论对教育现象的解释力，后者则强调教育学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虽然教育学理论建构的取向不同，但就教育学研究的对象而言，两者却并没有不同之处。对于赫斯特来说，教育学作为实践性理论，其研究的对象是表现和反映教育实践的实践性对话;对于实验教育学来说，虽然教育学“只追求解决教学和教育方面的实际问题”，然而这不表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实际问题，而是把解决教育实际问题当作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相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为教育现象，“如果教育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它就必须把每一种教育现象看作是各种原因的结果。”［8］11对教育学理论性质的不同认识，并没有在教育学研究对象上造成根本的分歧。分歧只在于，他们关注教育现象的不同方面，并试图通过聚焦于相关的教育现象，来获得有关教育的知识。

三不同教育学理论对“教育现象”之理解

教育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教育现象。然而，如何理解“教育现象”，却有不同的取向，因而也因此会形成不同的教育学流派。根据卡尔的分析，可以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大体可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取向，即科学取向、常识取向、批判取向和实践取向［10］。不同取向的教育学理论，对其研究对象持一种共同的立场———教育现象，却对教育现象做出不同的理解。可以说，正因为对“教育现象”有不同理解，才形成了不同的教育理论取向。这种关于教育理论取向的分析路径，实质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从教育学所从属的学科类型的角度来分析教育学理论取向。由此，教育学在学科性质上便有了自然科学(或简称“科学”)取向教育学、社会科学取向教育学、分析哲学取向教育学以及人文科学取向教育学。人文科学取向教育学关于教育对象———教育现象的意涵在下节讨论。科学的教育学取向，从经验－实证的立场出发，认为教育及其构成都有其本质的特征。教育的本质特征是通过现象而显现出来的。人类的理智可以把握其本质特征，而要把握其本质特征，则需要通过经验来验证。人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不是依靠直观推测得到，也不全是通过思辨方法悟出来的，而是通过科学意义上的观察、实验方法归纳出来的”［11］。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研究，当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对象时，更多是把教育学看作是教育科学，并且因此而试图描述和解释所观察的现象。布雷钦卡指出，教育科学研究的核心就是“获得因果性知识”，教育科学不是一种单纯对事实进行描述的科学，而是一种以目的、原因－分析为方向的科学。教育研究从问题开始，力图获得一种分析性的认识。［12］由此，布雷钦卡认为，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教育现象，只是在布雷钦卡那里，教育现象被划分为教育现实、教育思想和教育目的－手段关系。“从教育对象的界定中可以产生三种互补性的研究任务:描述－规则任务、技术任务和批判任务。”［6］10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由于关注教育的因果关系，因而特别重视对教育现象解释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在实践指向上，它试图通过把研究所发现的因果关系转化为实践原则，从而以客观、科学的法则来代替传统的实践原则，以教育知识来代替实践者的教育经验。然而，问题在于，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由于过分关注教育现象的外在联系，而无法解决实践主体在情境中所产生的体验问题，无法解决教育无法避免的价值导向问题，从而暴露了它的内在的不足。常识取向的教育学取向，从语言分析出发，试图通过对教育实践中的日常语言的分析，来揭示好的教育实践中所隐含的规则和原则，从而为教育实践提供规范性指导。以赫斯特为代表，常识取向的教育学认为，教育实践体现了它自己的观点、原则和信念，在实践范围内能够阐明教育理论的观念，因而教育学的任务就在于识别、整理和检验表现了教育实践观念和信念的“实践原则”。在这里，日常实践对话成为教育现象，因而也成为教育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常识取向的教育学，在理论的性质上，强调教育学是实践性理论，而在研究的方法上，则突出语言分析的方法。尽管教育实践者所拥有的常识具有一定的经验合理性，但是，由于常识本身在不同的教育情境中是否具有普遍可适用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常识取向的教育学所揭示出来的实践原则，其合理性，就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从事一定的教育实践，就要依照一定传统的观念、知识和技能来思维和行动”［10］，但社会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制度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传统的否定，因而教育实践所依据的传统的观念、知识和技能便会面临现实的挑战和质疑。由此，把教育实践者的日常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其内在局限性。如果常识取向的教育学旨在揭示教育实践所隐含的东西，科学取向的教育学主要是揭示教育世界外部的因果关系，那么批判取向的教育学主要是把教育学当作社会科学，试图揭示实践者所拥有的教育信念、对教育实践的常识性理解以及对社会结构之间因果关系的把握，并且倾向于认为，实践者的教育信念和教育观念，乃是外部客观世界作用的结果。在这里，教育现象的本质是教育实践者的主观理解与外部客观世界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实践者对教育实践的理解并不必然是合理的，但是可批判和可质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合理的，是对教育实践的误解。批判教育学把人的主观世界与身处其间的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对教育实践者错误观念的揭示并非是教育学的最终目的，而是通过将错误的观念与环境意识形态的关联，而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解放教育实践者。与批判取向的教育学不同的是，实践取向的教育学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实践者对教育实践的自我理解，以及教育实践主体与实践情境的辩证关系。实践情境的变动不居性，个体存在的独一无二性，使得将普遍性的规则或法则应用于教育实践时面临恰当性和合理性困境。情境与普遍性知识，两者总会产生某种不确定性。解决这个不确定性问题，有赖于教育实践者的实践智慧。对教育现象的不同理解，则形成不同的教育学建构方法论。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由于把教育现象看作是可观察的、并且不同事物之间可能具有因果关系，因而主张采用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常识取向的教育学，由于把教育现象看作是在教育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现象(实践对话)，因而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批判取向的教育学，由于把教育现象主要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因而主张采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哲学那里得到理论上的辩护，又在西方哲学那里得到新的阐述和发展。实践取向的教育学，则把教育学看作是一种意义现象。教育实践是教育实践主体对客观对象意义理解的结果。教育学研究就是要揭示实践者的意义理解，从而更好地理解教育实践的指向与意涵。在所有的这些努力中，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或者指向作为现象存在的教育实践主体，或者指向教育实践主体的主观世界和教育实践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将教育实践主体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来分析或批判，或者指向教育实践者对实践的意义理解。教育现象的不同指向，预示着人们对教育研究对象本体的不同认识。

四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

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的科学，但这里所说的“教育现象”，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现象，不是语言哲学意义上的日常语言现象，也不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事实现象。这里所说的“教育现象”，是指教育实践者(包括受教育者)在教育实践中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主观感受、体验、经验、意义理解、情感、认识、意识、理性思维及判断等。这样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人文科学意义上的人们的“行为、意图和经验”［13］23，是人们的精神世界或通过行为而表现出来的意义世界。换言之，在人文科学的意义上，教育学所研究的教育对象，指向教育实践者及与此相关的受教育者的意识和主观世界，是教育实践者在实践中所经验的对象。这种意义上的教育现象，并不是指单纯客观意义上的“事实”，既不是指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也不是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事实”，而是在人文科学意义上个体所经验到的客观世界，是进入到人的主观世界中的现象，或者说是引起人们注意的现象。对教育现象的这种理解，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密切相关。胡塞尔指出，现象学必须研究“意识”，研究各种体验、行为和行为相关项。“摆脱一切迄今为止通行的思想习惯，认识和摧毁那类通行思想习惯借以限制我们思想视野的理智束缚，然后以充分的思想自由地把握住应当予以全面更新的真正哲学问题，这样才能达到向一切方面敞开的视野。”［14］这意味着，对胡塞尔来说，单纯的客观世界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存在，是主观意识到的存在，因而个体所经验到的事物，总是既含有客观的成分，同时也是主体自我意识的结果，并且受到某些前反思态度的影响。现象学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主体所经验到的事实称之为“现象”。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在舒茨的社会学和范梅南的教育学中得到很好的应用和进一步的阐释。在舒茨看来，虽然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其研究对象问题仍然处于争论之中。舒茨写道，“有些学者认为，探讨社会现象可模拟于探讨自然界的现象，社会现象可以被看成受因果法则所决定的外在的世界变化。有些学者则主张这两种观念迥然不同，社会现象乃是客观精神世界的对象，虽然可以被理解，却不能采用法则的形式。”［15］4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两种立场，舒茨并不赞同。相反，舒茨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这个被我们以有意义设定与意义阐释的方式体验到的世界”，因此，“所有关于社会世界意义的科学，无不回头指涉社会世界生活的有意义行动，回到日常生活里指向其他人的经验，回到我们对既有意义的理解，也回到我们对新的、有意义行为的设定。”［15］11－12由此，社会学意义上的“现象”便是由体验、行动与意义构成所组成，通过对社会的及个体的行为方式的主观意义的阐释，由此揭示“社会世界的意义结构”或“周遭世界的独特结构”。舒茨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设定，最终确立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学社会学流派，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教育现象，提供了参照点。范梅南的现象学教育学则为我们提供了较有代表性的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在范梅南看来，“教育学要求我们对生活体验(孩子们的现实和生活世界)保持一种现象学的敏感性。教育学要求我们具备一种解释能力，以对生活世界的现象做出解释性理解，其最终目的是理解与孩子共处情境之中的教育意义。”［13］2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范梅南特别强调，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应该以“呈现在人们意识当中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因而现象学教育学特别关注“人类的意义世界”，“是对我们生活经验的意义的描述”。当现象学教育学把人类的意义世界，特别是把人类教育的意义世界作为研究对象时，则这种研究对象的设定预示着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理论－实践观。与常识取向的教育学相近，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它们都强调实践的第一位性，理论则是反思实践而产生的结果。不同的是，常识取向的教育学强调理论是分析实践对话的结果，而现象学教育学认为，理论是反思实践的结果。其结果是，教育学就必须要对情境中的典型的意识节点进行分析、阐释和说明，并且是直接引证人们的普通经验，对那些不证自明的东西进行结构化的分析，以描述教育实践中的人们的行为、意图和经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仍然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然而，在这里，“教育现象”的内涵及其本质构成，已经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它不再是传统的经验教育学或常识教育学或批判教育学所理解的“教育现象”。教育现象已经不是全然客观的具有因果关系的事实，也不再是纯粹主观意义上教育实践者所持有的系统的或零散的教育观念和信念，也不是个体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的某种因果关系。相反，它指向实践者的生活体验以及在具体的情境中行动所要实现的意图———教育学对行为意图的理解或把握，也就是对实践者行为意义的理解;它不仅关注个体的意义世界，更关注个体的意义世界与其所处的生活世界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恰恰是实践者所身处的生活世界，赋予了个体意义的世界。此外，教育学还关注个体间相互交织的意义世界的关系，由此既揭示教育实践者个体的独特性，同时又在具体和独特性中发现某种普遍性。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教育现象，是日常生活中教育实践者的有意义的行动、他人的经验等，核心是与教育相关联的社会行为方式和个体行为方式的主观意义。教育学通过对教育行为方式(社会的和个体的)主观意义的理解，揭示教育世界的意义结构，从而为教育实践者更好地理解自己及他人行为的意义提供理论的参照，为教育者改进自己的行为方式提供意义的向导。教育是一个复杂的活动世界。人的多重及其复杂性意味着教育现象是一个包含多重规定性的客观存在。它既蕴含着因果联系，同时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也无处不显现着意义蕴涵。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发展或许需要多学科视角的努力。提倡一种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学，并不意味着彻底地否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学努力。一个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学能够解决其他学科视角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当教育学研究对象定位于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时，这种定位预示着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对教育世界的意义结构有把握，要求教育学要应用理解或意义阐释的人文科学的方法。

参考文献:

［1］华中师范学院等五院校．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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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证教育学数据分析构成要素

循证教育学视域下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在具体的要素构成上，需要采取定性分析，形成基本的数据模型，并以此为证据开展深入的相关性问题研究。基于循证教育学视域下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整体认识，是能够通过定量分析得出的。教育研究是在教育工作中发现教育的规律，通过归纳、总结和提炼得出的系统化教育理论。教育理论是在教育对象的作用下产生的，具有不同阶段、层次的特征，因此教育理论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普适性，也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可能产生的脱节埋下伏笔。教育实践是在教育活动的内在逻辑基础上产生的，是理论指导下的以人为核心的实践活动。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本研究基于循证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形式，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之间搭建一个可以沟通交流、融合的新平台。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阐释

循证教育学视域下教育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规律性的因果关系。如果以循证教育学视角进行分析，则主要研究的内容应包括两个方面，即证据来源和证据分析。教育理论相对于实践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教育理论反映着教育的规律性，是既定的已经形成的教育体系。教育实践的内容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而证据来源变性更大。分析2015年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文献检索数量及应用数量，可以发现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证据来源的差异性———教育理论关键词检索次数和教育实践的检索次数差距最为明显，可见教育实践的证据来源较为丰富，而相对于研究文献的数量形成来说，教育理论内容的文献具有相对多的数量。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为关键词的文献检索在2015年有136篇，涉及的学科领域有18个，说明文献检索方面的证据来源还是较为丰富的。按照表1推断，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在学科内容和研究方向上具备学科交叉性和互惠性。对于循证教育学的研究情况，单从文献的检索状况来看，循证教育学视域下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证据来源是不足的，亟待丰富。从目前教育理论和实践存在的问题来看，从脱离走向融合需要一定的现实依据。研究者应该通过教育经验和价值理念等多方面，提升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相关度。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离

教育理论是教育研究者对教育过程研究得出的结论，但这样的研究会因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影响而存在局限性，理论的研究可以超前或者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从而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脱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二是教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对教育理论存在着排斥的现象。

（一）教育理论与实践脱离的表现

教育理论分为基础教育理论和应用教育理论；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意味着只有在教育实践检验中才能够确定教育理论对教育活动发展的作用。理论与实践是一对矛盾，两者既相互依存又各有发展轨迹，按照各自的逻辑起点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脱离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教育理论不能满足发展中的教育实践需要，理论落后于实践。

过程教育哲学反对机械的、僵化的教育观念，认为一切都是发展变化和内在相连的有机整体。教育理论本应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提升受教育者的生存能力，但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理论知识往往不能完全满足实践的需要。基础教育理论为教育学的发展提供框架，成为教育学发展的基石，而教育应用理论是从教育实践中得来的理论知识，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但学术界一般偏重于对基础教育理论的研究而忽视对教育应用理论的研究。同时，在应用理论缺失的情况下还存在着研究者将教育理论神秘化、高深化的现象，使教育理论成为高不可攀的东西，艰涩难懂的理论讲解使教育应用者很难读懂，更难运用这些教育理论来指导教学实践了。教育理论不能满足教育实践还表现在普适性的教育理论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多彩的实践。随着全球一体化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单单依靠普适的教育理论将很难适应多样化的现代化教育实践活动，因此发展与循证才是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达成融合的关键。

2．教育实践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排斥教育理论的现象。

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脱离的现象不仅仅由于教育理论不能很好地满足教育实践的迫切需求，还在于教育实践固有的惯性及利益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也排斥教育理论。例如：很多老教师在教学中将会依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进行授课，对变化的教育环境视而不见。教育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在教育中经验主义是割裂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因素。在教育行业中存在着研究者与实践者分离成两个阵营的现象，也是教育实践与理论之间相排斥的表现。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教育活动，而人是一种可能的、开放的、成长中的复杂性存在。教育实践者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探索教育理论，却将理论研究的任务转交给专门的“闭门造车”的研究者，从而导致不能在现实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种分离现象在教学中就使得教育实践往往忽视甚至排斥教育理论的应用。但多层次、多序列的教育理论必定具有多样的功能、内容和形式，既可为教育工作者提供观念的指导，又可为他们提供可操作的程序规则。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脱离的原因

笔者认为，教育理论与实践存在脱离现象的原因可归纳为两点：

1．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缺少必要的沟通平台。

专业化的教育理论研究使教育理论体系日臻完善，但绝不完美。那些后时代的高深教育理论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应用于教育实践中，接受教育实践的检验而束之高阁，其结果只能使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渐行渐远。“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理论的探索和发展推动着经济技术的革新，人们膜拜于理论巨大生命力的同时也固定了以理论指导实践的思维，将理论凌驾于实践之上，盲动抑或盲从于理论的教条应用。教育理论研究的不均衡也是导致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缺少相互统一的关键原因所在。教育领域的发展方向和重点随着社会经济变化而相机抉择，因此教育理论的研究应该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有所侧重，在兼顾应用的同时还要考虑教育理论的后续延伸，要系统化、科学化，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2．教育实践者对教育理论的重视不够。

教育活动有其特殊性，是针对人的活动，因此教育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十分重要，但是经验主义的错误认识也时常在教育实践者身上出现，对经验的过分依赖就会导致一些教育实践者不重视教育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单凭教育的经验进行实践，割裂了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实际上，教育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且研究者本身就是被研究的对象的一部分。另外，由于教育实践者自身素质、能力的不同，导致其不理解教育理论的实际内涵，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片面地运用教育理论，甚至错误地运用教育理论，导致教育理论达成的效果欠佳。

三、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融合

教育实践是教育理论来源的基础，不论是专门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还是实践者，他们所有关注、研究和探索的领域都是教育的过程，然而脱离实践过程的教育研究都是“缘木求鱼”、不切合实际的。教育理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教育实践过程的观察、对教育现象的客观把握的基础上，仅仅在图书馆中进行以往学者著作的拜读或者纯文本的探索而罔顾现实，往往会偏离理论研究的方向，导致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渐行渐远。而循证教育学就是利用客观证据为教育理论与实践搭建桥梁，倾向于实证分析的循证教育学把理论研究者从书本中拉到教育第一线来，进行教育实践领域的探究。“循证教育”旨在使教育者能够在实践过程当中，谋求专业智慧与实践证据之间的融合，其方法论特征主要体现在其跨学科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互动上。

（一）以教育理论为基础提炼出实践应用理论

循征教育学研究是通过研究者的实践活动探索科学的证据，通过证据为理论提供支撑，并以构建的理论来指引实践，真正达到教育理论从实践中来，进而指导实践的效果。基础教育理论和应用教育理论一般被看作是教育理论的两个分支，而通过提炼与总结将基础教育理论作用于教育实践，将教育现象纳入教育研究之中发展出实践应用理论，这就成为循证教育学搭建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桥梁的第一步。在循证教育学的视域下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融合需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运用循证教育学方法使研究者深入到教育教学实践中，探索不断发展变化的教育实践，分析教育目标、教育对象和教育任务在不同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变化规律，通过对教育实践的认真把握，教育研究者才能真正从实践中提炼出有益于应用的教育理论。二是使教育实践者回归到教育过程的研究中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两层皮”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教育理论的研究者和教育教学的实践者不完全是同一批人，这就导致了教育理论很难真实把握教育实践的变化，教育理论超前或滞后于教育实践。循证教育学理念就是将教育实践者与教育理论研究者进行融合，教育理论应用者通过现实教育活动提炼适合现代教育的应用理论。循证教育学就是需要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之间实现教育的评价与反馈，这关系到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之间融合和促进的程度。因此，按照循证教育学理念，一种教育理论是否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完全取决于该理论在教育实践中所达成效果的好坏。

（二）以价值认知整合的教育实践是教育理论的升华

循证教育学主要致力于改变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两层皮”现象，真正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促进现代化教育与教学的发展。在真实、可靠的多元证据基础上，依照实际教育情境开展教育实践的循证教育思维，较之以往教育学中的应用理论真正缩短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距离。基于循证教育学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相互统一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研究者实事求是地按照循证教育学的研究程序进行教育理论的证据分析。根据循征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将教育理论中的证据进行不同的分类，并要求分类中的一线教师与教育研究者进行充分沟通，就教育理论的应用以及教育实践中出现的案例、证据进行合理的判断，达成共识，然后教师再依据证据进行教学调整。在循证教育学中教育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受教育者的日常表现，而是对受教育者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外在环境以及心理、生理变化等进行分析取证，通过全面的证据调研进行总结提炼。其次，要有全局观。循证教育学的研究需要整个教育系统内部的配合，不仅包括教务部门，学校学术发展的科研部门，甚至学校的财务部门、后勤部门等都需要参与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循证当中。最后，在循证教育学的应用中更要平衡好研究者、受教育者、管理者及实践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循证教育学的研究为教育理论研究者提供大量的案例和实证分析，让受教育者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教育教学的实践活动中，发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主动探索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的融合点；同时也为教育管理者提供协调方法，达成一体化共同发展的态势，为教育教学的理论研究指引方向，为教学实践提供更好的支持，引导教育理论关注教育实践。实践者作为教育理论的直接应用者，只有主动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开发自己的职业潜能，才能更好地依据证据来改良并发展出更加适合教育教学实践的新的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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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教育学相关的、记忆最为深刻的事件是，我在中师毕业两年后报名参加汉语言文学大专自学考试，其中有一门考试科目是教育学。我没有考试用的教材，也没有作任何准备，就这样以中师的学习水平、带着“考过去欢庆、考不过去不遗憾”的心态走进考场。糊里糊涂地答完考卷，一个多月后分数揭晓，我的教育学考了60分，刚巧及格通过。一门课程通过，还是在未复习的状态下，我心中相当兴奋。

还记得教育学考卷上的论述题，是要联系教育学的理论阐述有关教育现象，我的答题策略是教育学的话语“套”上实践的案例，完成“分析”与“论述”。或许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教育学对我是端着架子说话，我将教育学高高悬挂于半空中，我对教育学的理解，理论与实践是分离的。

不可或缺的迷失

1990年，我被分配到一所农村小学，一所只有6个班级、180名学生、9位教师的农村小学(现已撤并)。这，就是我做教师的开始。

初登讲台，我最牵肠挂肚的是如何上课，每天两节数学课分别讲什么、怎么讲。至于对教育学的思考，那是非常奢侈的事。教育学，永远滞留于教科书中。当时的我，面对的现实是如何将数学考试成绩排名分别在全乡倒数第一、第二的两个班提高名次；当时的我，年轻气盛，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毫不忌讳对考试分数的追求；当时的我，持有的理论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经过一年摸索性的奋斗，我所带的两个班数学统考成绩排名变为全乡正数第一、第二。

不过，话说回来，我带班级为了迎接考试，也不是一味地蛮干。为了提高平均分，我关注到每个学生，“提高考分，人人有责”，“一个都不能少”，而这恰恰以通俗的方式诠释了“面向全体”，尽管里面充斥着功利的成分。

辉煌的考试分数又激励我继续追求延续这种辉煌。而时间一长，我在日渐显得有些空洞并掺杂着茫然的心中追问自己：我需要怎样的教育生活？学生呢？

农村小学里，很宁静。看书成了我支配业余时间的最好方式。那时我每年都自费订阅20多种教育报刊，再加上学校及学校里其他老师订阅的10多种教育期刊，这样我每月大约能读到40来种教育报刊。这样宁静的日子，让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习惯的养成，其实很简单：定时、定点，日复一日，反复做。直到现在，没有书相伴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是空荡荡的，像丢了魂似的。

在村小工作四年后，我很偶然地获得参加进镇考试的机会，继而被调入县城实验小学。其后的六年，我将一个班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印象最深的是，每个星期日，我都是先看教材，再独自写教案，准备好一周的数学课。六年独立备课的锤炼，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意识，后来我的比赛课、公开课、家常课，都是自己设计。

思考中，我的视线开始从教学结果转向对教学过程的关注。“优化课堂教学”，代替了原先的“追求考试分数”的做法与想法，同时又触发了我用文字记录这些思考的冲动。

纵观那一时期撰写的文章，大多是从教师施教的角度考虑数学教学的“问题”。

那十年，却又未必是迷失的十年，我专心致志地做好自己的事，它是对教育学的一段独立探索理解的经历。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那个十年，见证了我对数学教学的追求，而这也是我对教育学真正理解的一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十年的迷失，不可或缺。那十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对教育学迷失的十年。

理解教育学需要一个过程。这一个过程，即是慢慢体味教育学温度的过程。不是教育学没有温度，而是我与它相距太远。

转折性的理解

让我对教育学产生转折性理解的是，2001年课程改革如火如荼地展开时，我读到的马克斯·范梅南的著作《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

书中有这样几段论述：

我们可以将教育学定义成父母与孩子、老师与学生、祖母与孙子女在一起的某种际遇(encounter)。简言之，即成人和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之间的实际活动的关系。

教育学根本上是一门实践的学问。教育学不能从抽象的理论论文或分析系统中去寻找，而应该在生活的世界中去寻找。

教育学不仅仅是一个词。通过道出是什么使我们慈爱地面向孩子，靠近孩子，教育学这个词促使了某个东西的产生。

教育学不仅可定义为某种关系或某种行为的方式，而且，教育学使得一个际遇、一个关系、一个情境或活动变得有教育学意义。

教育学就存在于我们每天与孩子说话的情境中，教育学就存在于我们与孩子在一起的方式之中。

鲜活的文字表达，打开了我心中的一扇窗。陌生的教育学，一下子变得亲切起来。教育学，不是在静谧的教科书中，不是在遥远的记忆中，她就在身边。我们，一直被教育学拥抱着。教育，孕育了教育学；教育学，反哺着教育。

虽是“老外”写的书，但书中的故事熟悉得就像发生在我的教育教学经历中一样，我怦然心动、豁然开朗。每天，我和学生共同成长，“故事”也不断演绎，我为何不记叙这样的故事呢，我为何不记录自己的感悟呢？

2001年，我参加了全国小学数学优课观摩评比。在一路坎坷、历尽艰辛地通过了县、市、省的初赛与复赛之后，专家们对我的课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很多修改建议，我认真地记录下米。回到学校，根据笔记我对教学设计大刀阔斧重新修改。可再次试教时，我却怎么也找不到上课的感觉了。听课的老师也面露抱憾之色，觉得这节课变成了“四不像”，原先的一些特点也“销声匿迹”了。一节课在痛苦中结束。我们在反思时认识到，要从课中找回“自我”，专家的建议应该但又只能作为参考。后来我们恢复了原先的多处设计，此课最终获得全国比赛一等奖。

课堂，必然带着教师个人的印记，没有个性的课不可能是好课。参加比赛，带给我的是什么?在上完这节比赛课后，我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在磨课的过程中，作为执教老师，必须理性地面对每次修改，审慎地整合他人的建议，积极地吸纳不同观点，形成自己的‘教学预案’，切忌囫囤吞枣、生吞活剥、‘穿他人的衣裳’。”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够抓住这次赛课机会，还是缘于前十年在课堂中的摸爬滚打。台前40分钟，需要幕后n个40分钟的历练。比赛课中能“穿自己的衣裳”，源于家常课的日积月累。

而我赛课收获更大的是孙丽谷老师听了我的数学课后一针见血的批评：“你在课堂上要注意‘听’学生的发言，你的话要和学生的话‘接’得上去。”从孙老师的话透视我当时的数学课堂，显然是我和学生在课堂中的所说所思，犹如“聋子擂鼓，瞎子敲锣——各打各的”。孙老师以通俗的话语，让我经历了一场洗礼。“听”、“接”，不仅是言语层面，更是一种“倾听”、一种“对话”，是老师与学生双方认知视界、精神领域的沟通、汇聚和融合。

此后不久，我在教学计算连续退位减法“2000-538”时，学生刘慧娴、孙文分别呈现出两种算法：

因为我的倾听，学生的两种算法得以展示，并演绎出一段佳话。由此我撰写的文章《数学教学：师生智慧地对话》获“教海探航”征文一等奖，并收录于《教师，做个思想者》一书。我注意从“对话”的角度提升自己对数学教学过程的理解，我提出要构建对话的机制，要学会倾听、学会接纳、学会欣赏，并就数学教学中师生对话意义作了探讨，着眼于学生全面发展，改造传统教学方式，追求师生共同成长。 　一次批改作业的经历让我难忘。

这次经历告诉我，“我并没有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尽管教育学告诉过我们，而且我们平时在口头上也一再宣称“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事实上，每位学生在我们内心的“位置”是不同的。不同的学生，在我心中被给予了不同的定位；不同的学生，我对待他的态度与方式是不同的。

批改作业的故事，留给我的是“痛并快乐着”的心灵滋养，让我更深刻地体悟范梅南的论述：“教育学，使我们心向着孩子。”

关于记叙故事，我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认识。

教育学，被故事化，被我情境化地理解。我多了反思的意识，行动也多了一份力量。从2002年2月27日一个新学期的开始，直到现在，我坚持每天在上完课之后记课堂教学手记。我记录下课堂的亮点，既有预设之中的精致，也有即时生成的精彩；记录课堂的败笔，既有教师的不妥不当，也有学生的失误错误；记录课堂的意外，既有难以预没的遗憾，也有至今仍存的心结。用文字的形式记录课堂，把易逝的课堂锁定为长存的文字，让瞬间变成永恒，继而品味、咀嚼自己的课堂教学，对自己的实践进行反思和重建，以实现“静悄悄的革命”。每次，我都会记录几十字或几百字甚至几千字。这是我给自己布置的作业，这是我给自己选择的专业成长路径，因而至今，我从不让自己停歇。我知道，只需要找一个借口，有一天不写，那就会有第二天、第三天……什么决心之类就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慢慢地，反思不断改变着教育生活。活生生的教育生活，培植了活泼的教育思想；活泼的教育思想，引领着活生生的教育实践。2007年，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此岸与彼岸——我的数学教学手记》。

穿透性的思考

我追求着有创意的成功的课堂教学和有个性的深刻的教育思考。而这样的思考，因为教育学而具有了穿透性的力量。因为有了教育学的思考，我的行走更为从容与坦然。

我在工作了20年的时候，被评为特级教师，朋友发来祝贺短信：“实至名归。”我笑而未“回”。我想起了爱因斯坦面对别人表扬时说的话：“感谢你们对我的所有赞美。”我思考：教学是师生生命的邂逅，我与学生将共度一段怎样的数学之旅呢?

关于学生获得怎样的发展，我的想法是——让学生在各自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尽可能大的发展。

就此再说说“两极分化”。学生的两极分化问题，我们总是视之为教学中的消极现象，是应当努力避免和克服的。而我认为，教学不是为了缩小乃至消灭差异，在某种意义上，理想的教学是扩大学生间的差异。 教学应促进每位学生在各自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尽可能大的发展。学生都在“向前走”，但不是“齐步走”，而是各自以自己的“节奏”与“速度”在原有的起点上向前走——在一个班级中，一部分学生往往会走得快—些，一部分学生则会走得慢一些。教师所要做的，是让能“走五步”的学生不是机械地和全班其他学生一齐“走三步”。学生能走多远，我们就应让他们走多远。也就是说，保证全体学生“下保底”——所有学生都达到课程标准所规定的发展目标；“上不封顶”——学生可以并且应该获得各自最大限度的发展，实现“个体的自由充分发展”。

就此，我想起了苏霍姆林斯基的一段告诫——学习上的成就本身就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对一个学生来说，“五分”是取得成就的标志；而对另一个学生来说，“三分”就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以为，这样的发展格局，正体现了和谐之美。和谐是什么?就是对多样性的一种宽容、一种融入。

关于学生在怎样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我的想法是——尊重学生的“已知”、“已有”。

我们还要建立的认识是，不同地域、不同时段的学生，面对同一个数学学习课题，他们的起点也往往有所不同。对学生的数学学习起点，我们要保持教学敏感，“实时监控”。

关于学生怎样得到发展的问题，我的想法是——学生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资源。以往的认识是：学生是教学对象，教师、教材、教学设备是教学资源。因而对丰富生动的学生资源，大家常常视而不见。

在数学课堂中，教师与学生组成“学习共同体”，共同体的所有成员积极“捕捉”他人的想法，在互动中建构自己的数学知识。因此，在充分的独立学习和思考之后，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应开展丰富的、多向的交流，共同探求新知，开拓思路，共享认识成果，体验交往情趣。学生的全部既有知识、经验和学习的内在积极性都应当为教师的教学所用，应当成为动力之源、能量之库。学生的想法，也是课堂中的重要“话题”，教师可以应用“兵教兵”教学策略，让学生把各自的想法呈现，继而在交流中各自获得新的理解。学生是一种“活”的资源。要以学生为资源，在教学过程中相信学生，依靠学生，让学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生产”自己。

学生得到怎样的发展？学生在怎样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学生怎样得到发展？正是在对这三个问题的思索过程中，教师和孩子贴得越来越近，因而在教学中教师的“想当然”变得越来越少，课堂不再是教师的一厢情愿，不再是教师的一言堂，教学由“强制学生适应教学”逐步转为“创造适合学生的教学”，从“为教师的设计”渐渐走向“为学生的设计”。

反观我的思考，总是离不开这些上位问题：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谁受教育?谁教育?教什么?怎么教?围绕着这些问题，我对教育学从局部的、零散的认识以集腋成裘的方式走向整体性的、结构化的理解。

教育学不会只适用于一时、一事、一地或一人，它具有普遍的意义。让我借用叶澜教授在《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的一段阐述来说明教育学缘何让我感受到了“温度”。

对于生命成长的阅读和欣赏，是教师行走中的主要方向，但是，这样的阅读常常可能会迷失方向，因为生命成长的道路不时有生命之雾飘荡，迷雾中的行走似乎也因此成为教师之旅中的常态，这样的旅程可能会成为迷离之旅。摆脱这一状况的可能方式，是行走在思想的大道上，借助思想的力量穿透迷雾，看清前行的方向。这样的思想，我们称为教育学的思想。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道不远人。”教育学，不是在书斋中，足不出户，不食人间烟火，实践才是教育学的本性。教育学的温度，不冰冷，亦不烫手，让我们温暖地浸润其中。

篇12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3-0125-1.5

一、 元教育学的内涵、特征、研究对象及产生原因

（一） 元教育学的内涵

“元教育学”（Meta—Pedagogy）的兴起来自于元理论研究。“元”在英语中表示为“meta-”，意为“在……之后”、“超越”。它是与某学科相连而构成的名词，意味着从事的是比该学科更高级的逻辑形式的研究。具体说来，又可区分为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指的是：这种逻辑形式具有超验、思辨的性质。“元”的另一层含义是：这种新的更高一级的逻辑形式，将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原来学科性的结构以及其他种种表现。

（二）元教育学研究对象

90年代中期，我国教育学者或多或少的涉及到了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就目前来看，关于这一问题并未达成一致的认识，近来的一些研究已经显示出了分歧的端倪。但通过国内学者对元教育学研究对象这一问题的研究扫描，我们看出大多数学者达成统一共识：元教育学以教育理论和教育研究为研究对象，它不仅要研究作为知识体系的教育理论，还要研究教育学研究。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原来学科的性质、结构和其他种种表现。

（三）元教育学的特征及产生原因

20世纪初涌来的元理论研究思潮一脉相承，这些不同的元理论相对构成了一个元理论家族。元教育学的基本特征是它体现了整个教育学学术领域“自我意识”的萌动；它是一种超越元教育学的视界；它也是一种独特的方法，对教育理论的形式化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语言的分析；最后它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有可能从教育学中分化出来；它的独特特征是对关注教育学面临的问题。

元教育学的产生有其内在的原因，对于教育学家来说，教育学遇到的问题是：教育学的科学性、可靠性如何?教育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对于教育实践者来说，遇到的问题是：教育对教育实践的意义体现在哪里?教育学能否指导实践?如何指导实践?这两个问题，一直使不少教育学家缺乏信心，没有真正的归宿感。教育学家试图为教育学建立起学科的认识论标准， 回答现实对于教育学的挑战，这正是元教育学得以产生的深层原因。

二、 对元教育学的思考

（一）元教育学与教育学

教育学是对各种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的研究，试图面对教育现象、教育问题，并可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做出贡献。有学者认为“元教育学” 属于“教育学”。但我倾向于认为“元教育学” 不属于“教育学”。“元教育学” 是对于教育理论的形式化研究，其功能主要表现在它对于教育学的检验、批判和发展建议上。元教育学知识不能直接增加我们关于教育的知识，不能直接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因而元教育学研究绝对取代不了教育学的研究。因此，我认为“元教育学” 不属于“教育学”，而且元教育学的研究范围比教育学的研究范围要小得多。

（二）元教育学与教育哲学的关系

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基础理论学科，以教育学中的一般问题或根本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是教育科学中一门具有方法论性质的科学，它最大的特征就是深刻的批判反思能力和大胆的创新。这与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特征很相近，那么他们的联系是什么呢？通过以上对元教育学研究的相关情况分析，我们认为，所谓元教育学研究，就其本质来看，它仍然属于教育哲学研究范畴，即教育哲学应该站在哲学的高度，对教育学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也就是在方法论的高度反思教育学的发展与建构问题。

（三）元教育学不应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分化出来

元教育学在中国的沉寂与它在中国发展的局限是分不开的， 它无法真正融入本土文化， 因而也失去了活力。教育学本身就是一门理论，不像数学、物理学等逻辑性命题，可以容易的进行形式分析。因为形式化分析适用于逻辑性命题和数学命题。由于教育学学科性质的局限，其理论陈述无法避开实质内容而专就形式予以分析；元教育学如果以形式化为唯一追求，专注于对教育学理论陈述的逻辑分析，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教育学这门理论本身可以对自己进行形式分析。因此，我不赞同将元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分化出来，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一个研究工具，或者用分析教育哲学取代它。

最后，尽管元教育学不应独立出来，但作为教育学研究者还必须持有这样一种元教育意识或哲学分析的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教育学研究者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研究视域与兴奋点，而且随时从系统与整体的立场来纵观整个教育学研究，并在这个系统中找到自己的研究与理论所处的位置或系统之层次，进而随时做出调整，使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更加合理，而不至于像一团乱麻或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碰，弄得鼻青脸肿。形成一种元教育学意识，是实现教育学研究主体的自觉性与学科自觉性的最好的途径。只有这两种自觉性都得到充分发挥，才能使教育学研究更充满活力与有序。

【参考文献】

［1］唐莹．元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2］易凌云．论教育学研究者的学科意识［J］．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