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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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认识

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灵枢·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二、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三、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四、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禅非宗教，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除妄念，破法执，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人才能消除烦恼，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认为，只有认识空性，达成空观，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五、小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促进人的心灵成长，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开创了“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慰丰1开展医学文化史的研究[J]1中华医史杂志，1997，27(4):193～194

[2]葛鲁嘉，周宁1从文化与人格到文化与自我[J]1求是学刊，1996，1:27～31

[3]钱穆1灵魂与心[M]1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19

[4]张福利，车离1古典二元论与心身分立[J]1医学与哲学，1992，2:34～35

[5]景怀斌1传统中国文化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三种思路[J]1心理学报，2002，34(3):327～332

[6]周天庆1论儒家伦理中的情感因素[J]1求索，2007，5:142～144

[7]杨德森1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与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J]1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8

篇2

文学是所有艺术中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而影视出现的比较晚，被称为“第七艺术”。影视尽管从早先的艺术门类中汲取营养，但它不是哪一种艺术的分支或变种，而是一门具有独特表现力的综合艺术形式。影视艺术依靠光学技术，已经从戏剧、文学等所创造出的表意手法和认识手段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形成一种独立于文学之外而又频频眷顾文学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形象化地把文学看作是众多艺术发生发展的“母体”，而影视等艺术则是它养育的“子女”。它们有着共同的文化起源，却又以不同的表现方式给人类提供着心灵的滋养和精神的愉悦。文学和影视各自生成的演变史大大丰富了文学与图像符码各自的叙事能力。它们之间血脉相连，具有一种内在互动的密切联系。

一、影视和文学在相互融合中变异与借鉴

法国理论家乔冶・萨杜尔说过：“一种艺术决不能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产生出来，而突如其来的在我们眼前出现，它必须吸取人类知识中的各种养料，且很快地就把它们消化。电影的伟大就在于它是很多艺术的综合。”影视艺术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综合了其他各门艺术的多种元素，并经过自身主体性整合而呈现出特有的艺术表达功能，具有时空统一性、声画可融性、表现综合性和形象逼真性的艺术特征。影视艺术是在文学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利用现代社会的科技手段才蓬勃发展起来的。它作为一种以线形方式来安排信息的“马赛克式”艺术，是通俗的、大众化的、生活化的。受众从中寻找知识、思想，也寻找感官愉悦，建立情感依托和精神支柱。正如宗白华所说的：“在这里，物的感性的质、光、声、色、热等不是物质所固有的了，光、声、色、热中的美，更成为主观的东西。”

但是作为“遗传”，文学和影视艺术必然有其相通之处，理论家荒煤就说道：“我们电影要上一层楼，主要靠文学，没有文学的基础，电影是上不去的，世界上许多著名电影，大多是长篇小说改编的。”这或许有点绝对化，但却说明了文学对影视有着很强的心灵感召力。当代中国文学在题材选择、主题发掘、人物塑造、价值取向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给影视艺术的发展以多方面的启迪。正如当代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所说：“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都不会存在。”文学为影视艺术提供再创造中必定会产生变异，那么它就不大可能像中国文学那样成为只供特定接受群体欣赏的单纯艺术；对受众而言，它也就不会仅仅局限在有限的审美领域，而是要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它超越了艺术的美学范畴而扩展到整个社会文化之中，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方式、语言方式、交际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通过它而获取了一种新的语言符号――视听语言(这是文学所没有的)，这种借助图像符号的视听语言，使人无意识地被灌输和储存信息。视觉上的刺激性带来心理上的挑战感，而画面和音响效果的配合，能使人内在的情感受到充分提升和升华。而视觉图像成为这个世界最基本的面貌，而分析和批评图像被看作当代人最具有发展潜力的能力之一。正是在显示和认识现实中，当代人实现着完全意义上的沟通、对话和共享。

而对文学来说却没有这么明显的优势，在这方面，它是以弱势出现的，因而影视的强势功能也慢慢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影视艺术确实带给文学诸多启示，仅就蒙太奇技巧对文学的影响就不可低估。自它诞生以来，格里菲斯、爱森斯坦等相继拓宽蒙太奇的实用领域，使蒙太奇成为当下影视中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之一。而且影视中的其他技巧如平行剪辑、快速剪接、快速场景、声音过渡、特写等都开始被小说和戏剧借鉴而应用。

总之，当代中国文学的多种元素被影视所同化与吸收，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影视艺术成为时空综合的视听艺术，而影视的先进技巧也被文学所模仿和利用。所以，当代中国文学和影视艺术在“技”和“道”的层面上互相学习，互相渗透，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作出适合各自生存发展的明智的审美选择。

二、影视和文学在相互改编中各自坚守与创新

自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荡涤着人民稳定的心理结构，人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存状态乃至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都在解体中重构，实用功利主义原则抢占了话语霸权的制高点，并以强者风范渗透到包括文学、影视等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所以现当代文学与影视的默契在风雨飘摇中凸显出变异和凌乱的势头，而改编(以小说居多，不仅是精英小说，还包括武侠和言情小说)则成了这一桥梁的“捷径”。

一些影片把人们所熟悉的典型形象搬上了银幕，再现了各个时代的历史风貌，使经典文学作品得到了新的意义诠释，有力地促进了影视艺术的发展，同时也为名著改编影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有些影片演火了，也被改编为小说。那么改编应遵循什么原则呢?鲁迅先生在给孟十还、山本初枝等的信以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和《(阿Q正传>的成因》等文章中，针对别人改编他的作品或他人改编别人的作品发表了许多中肯意见，并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改编要尊重原著的创作意图，二是改编要正确地把握人物性格逻辑。”改编既要有坚守原有剧情的孤独意识，又要有拓宽新视野的合作精神。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力图挖掘民族文化的第五代导演，如张艺谋、陈凯歌等就做出了榜样。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天才的专业禀赋、传统的文化底蕴以及时代赋予的开放性思维模式促使他们在艺术殿堂里纵横捭阖，并把自己深刻的哲学、文化和历史的思考融进了影视本体，他们的经典之作几乎都是改编而来：张艺谋成名作《红高梁》由莫言同名小说改编而成；《黄土地》其母本为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张军钊《一个和八个》源于郭小川同名叙事诗；刘恒《伏羲伏羲》改编成《菊豆》等。在改编中，他们仍然保持与原著思想的一致性，坚守阵地。

但由于带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艺术体验，又以一种非合作的姿态去审视本文，使其呈现出与原著不尽相同的艺术风格和个性色彩。影视对文学作品进行二度创作，有利于导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且相对缩短的生产――流通时间更符合影视商业产业化的运行规则，所以目前我国影视改编文学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不仅使编导者名利双收，而且让文学及其创作主体也因此而获利受益，作家借助影视抬高身价，文学文本也备受青睐。

但是，影视与文学毕竟有很大的不同，德国学者克拉考尔 说：“小说和电影也互有不同：它们形式特征毫无共同之处，它们所抓取的世界也互不相同……这些形式特征表现在对时间、速度、空间和表现角度(视角)等元素的处理上……”又说：“一切小说都侧重于表现内心的发展或存在的状态。”“电影倾向于表现一种仍然跟物质现象紧密地仿佛由一根脐带联结在一起的生活，而它的情绪和理智内容即来自这些物质现象。”现当代文学名著本身就是一个较完美的结构体系，其中的形象塑造和内涵张力具有无法替代的稳定性，所以改编可能造成其稳定系统的失调，这对改编者的创造力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它要求编导者有创新的勇气和新颖的视角，重新构建一个和谐的稳定系统。而这种系统的转变最明显受到影响的便是“话语”的“改头换面”，所以需要探讨文学和影视的“话语”。

然而，影视艺术作用的结果反映在人们对影视与小说关系的认识上，表现了小说对影视艺术的屈从和依附，于是便产生了“趋影视体”小说。就文体特征而言，“趋影视体”主要表现为叙事的大众化和话语的程式化。其结果是小说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差异被削弱，小说的“味中之味”被消解。这种文体在追求环境描写的视觉造型、简洁明快的对话和蒙太奇结构，更多地融入了影视艺术的技巧、技法，体现了鲜明的影视化倾向，同时仍保持小说的独立品行。特e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小说家在影视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度创作，将视听符号向文字符号转换，这就是产生的小说“后生”现象。

三、影视和文学以不同的话语模式影响着对方的叙事方式

从符号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观赏艺术(当然包括文学和影视)的过程就是受众对艺术文本的解读过程。这个过程不仅要靠视觉暂留视像的生理机制，而且还依赖于受众的想象、联想与记忆，依赖于对形象与情景的再创造。受众对艺术文本信息的接受，是一个感知、理解、想象、情感多层次复杂构成的心理活动过程。

尽管在文本本体上影视与文学话语模式不同，但文学的叙事方式与其想象世界之间和影视的叙事方式与其虚构世界之间有不少共同点，即都可以采用各种组合切割的叙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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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oretical Guidance Concerning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Key Words: medicine;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Abstract: The article states the author’s opinion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the light of its definition， researching targets and approaches， as well as subject values and subject situation. As a result， the author holds the belief that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is a branch of history which applies cross-discipline researching methods to the studies of human medical activities ever since， hence， recognizes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vicissitudes. 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history， this subject probes the medical activities from the prehistoric period till the present time. Its researching targets encompass the co-existing structures and changes in medical activities for all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tory. As for researching approaches，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means’ modernization and western ways’ civilization are required. Considering its subject values， not only can this research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history， but stimulate the historians to reconsider the targets and significance of history.

医学社会史是20世纪初以来的“新史学”向纵深发展而产生的一门社会史分支学科。在整个社会史大家族中，它可以说是较年轻且影响较小的成员，以至于在一些中国社会史学术回顾中几乎被忽略。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医学社会史是一门无足轻重的学科，也并不意味着它的研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事实上，医学社会史是最贴近大众的历史，它不仅关注大众的生命健康，而且关注大众的社会生活，是最能解释人类本质属性（生物性与社会性统一）的历史，因而它理应从社会史的边缘渐入社会史的中心。正是基于它的重要地位和潜在价值，一些学者早在上个世纪后期就涉足该领域，并取得了一些开创性的成果。②当然，这离医学社会史学科的成熟还有较大距离。从理论上看，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医学社会史理论体系，比如什么是医学社会史，其学科定位在哪，其研究对象是什么，采用什么研究方法，其价值何在等问题，史学界至今仍无定论；从实践上看，医学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寥若晨星，且研究取向多陷入偏狭。正如冯尔康所言：“像人群生命史，处于试着做的态度，往哪里做，怎么做，都还在摸索之中。” [1](p93)这里的“人群生命史”可以看作是“医学社会史”相近的一种表达。这些问题正是制约医学社会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障碍，也是医学社会史未能在社会史领域取得应有地位的根源。因此，从学科（历史）哲学的高度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一、医学社会史的定义

近年来史学界虽然频繁使用“医学社会史”之类的话语，但关于医学社会史的定义却没有明确的定论。究其原因有二：一则因为作为分支学科的医学社会史在其母学科“社会史”的定义仍有争议的情况下，③是很难有明确的定义的；二则因为长期以来关于医学的历史解释几乎被传统的纯技术层面的医学史所代替，人们很少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解释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因而没有明确的医学社会史的定义也在情理之中。

可喜的是，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繁盛和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不仅为弄清医学社会史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迫切要求，而且也为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一些学者已开始用社会史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来建构医学社会史的理论框架。例如，余新忠博士就试图给“疾病医疗社会史”下一明确的定义。他指出“它应是指从社会史的视角探讨历史上疾病、医疗及相关问题的分支学科，是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易见，这一研究关注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将疾病医疗作为一个切入点，藉此来考察社会文化的变迁，因此它应该主要由历史学者承担。”[2](p97)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关于医学社会史较成熟的理论思考。然而，余文并没有把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整体地纳入到社会史的视野之中。从研究的切入点看，他选择的是人类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中最普遍最直观的“疾病”及“医疗”；在纷繁的疾病中，他选择的又是最普遍最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传染病：“瘟疫”。事实上，医学除了疾病及医疗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内涵，疾病除了瘟疫以外还有更复杂的体现，所以如果把“疾病医疗社会史”等同于“医学社会史”，就略嫌偏狭。这也正说明了医学社会史的理论建构任重而道远。此外，杨念群、张大庆等学者也对医学社会史进行过理论探讨。杨念群通过揭示在西方医疗体系渗透下产生的卫生实验区对北京社区控制力和人们生死观念转变的影响，把一个纯粹的医学史问题转换成一个医学社会史问题。作为医学出身的学者张大庆却没有囿于传统医学史“由医生为医生所写的关于医生的事”（By doctors about doctors for doctors）的编撰模式，而是努力从社会因素入手来考察人类过去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他把医学社会史理解为“研究医学活动中医生和病人及其境遇”，研究“生与死、健康与疾病的观念及演化”，“更多以问题为导向，更多地开展跨学科研究” [3](p37)等。以上学者的努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医学社会史的理论建构。

在学科的理论建构中，弄清概念及定义是最基础的工作。关于医学社会史的概念，目前史学界也有多种表达，如身体史、疾病史、疾疫社会史、疾病医疗社会史、生命医疗史、人群生命史等。④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无疑都属于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但是，它们并不一定都能代表医学社会史的全部，因此需要有一个包含上述诸方面的更全面更抽象的概念作为该学科的名称。通过比较各相关概念发现，“医学社会史”是这一学科领域最具概括性的概念，因为“医学活动”几乎包括了人们认识和干预人的身体及生命过程的全部活动。

在对医学社会史的定义进行阐述之前，还必须弄清“医药活动”、“社会”、“医药社会活动”、“医学”、“社会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史”、“社会史”、“医学社会史”这几个与之相关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这些概念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包括“医药活动”、“社会”、“医药社会活动”，这是客观存在社会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体现的各种关系。关于“社会”，按照的观点，是指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4](p27)也就是说，社会是指在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关系。“医药活动”是指保护和加强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5](p23)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医药活动以及在其中产生的各种关系也就构成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部分可以命名为“医药社会活动”及“医药社会关系”。第二个层次包括“医学”、“社会学”、“医学社会学”，这是根据不同研究对象分类的学科。关于“社会学”，可简单认为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即“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4](p5)。而“医学”则是以“医药活动”（包括主体、客体、工具及手段）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医学社会学”是以“医学中的社会学问题和社会学中的医学问题”[6](p1)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即研究医药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医药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因此，医学社会学是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第三个层次包括“医学史”、“社会史”、“医学社会史”，这是与上述学科相对应的历史学科。无论是社会学、医学，还是医学社会学，都是以研究共时性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的科学，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历时性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那就属于社会史、医学史及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了，它们不仅关注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在某一历史时期的静态表现而且关注其历时性的动态变迁。上述概念及相互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医药）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医学）社会学（医学）社会史

在纵观医学社会史研究成果以及分析医学社会史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本人自身的理解，对医学社会史的定义作一个尝试性的解释：医学社会史，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历史上人们医药活动的考察来认识社会（文化）的形态及其变迁的学科，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它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上人们认识和干预人的身体及生命过程的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范畴，包括“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层次。

二、医学社会史的学科定位

从理论上讲，弄清了医学社会史的定义也就明确了其学科定位。即医学社会史首先是历史，其次是社会史，再其次是医学社会史。然而，要清晰地描绘医学社会史的准确位置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历史学科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各分支学科相互交错渗透，很难给某一学科准确的定位并划清与其他学科的界限。葛剑雄、周筱赟曾试图从时间系列、空间系列、内容系列、人物系列、另类历史等几个方面将当今历史学科进行分类，[7](p77)基本上囊括了历史学科的大多数成员，为人们解析历史学科提供了一种范式。受这一范式的启示，我们不妨根据历史的“时间、空间、人物活动”三大要素把各历史分支学科置于一个简单的三维笛卡尔坐标之中来分析。以时间为纵轴，以空间为横轴，以人物活动为立轴。从时间序列考察历史，可分为通史、断代（阶段）史；从空间分布考察历史，可分为世界史、国别（地区）史；从人物活动考察历史，可分为总体史、专门史。在上述三维中，人物活动是核心，时间和空间只是人物活动的特定环境。正如汤因比所言“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可以说明问题的单位，不是民族（国家），也不是时代，而应该是一个社会”[8](p2)。柯林武德也指出：“历史学要弄明白的是哪一类事物呢？我的答案是res gestae［活动事迹］：即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9](p19)。所以，我们可以只依据“人类活动”这一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来更为简单地把历史划分为总体史和专门史两类，而时间与空间只是作为“历史”的限制性定语。以“中国通史”、“明清江南经济史”为例，从时间上看，前者是通史，后者是断代史；从空间上看，前者是国家史，后者是区域史；从内容上看，前者是总体史，后者是专门史。故任何历史都不外乎是总体史或者专门史，其区别只是不同时空限定而已。⑤

要为医学社会史准确定位，还不得不对社会史有较准确的理解。社会史是专门史还是总体史？目前史学界仍存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对“社会”两字的不同理解。“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因此社会史也有广义社会史和狭义社会史之别。广义的社会史应该是以人的一切活动为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如前所述的总体史；狭义的社会史是以除了人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以外的其他社会活动为研究对象，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如前所述的专门史。作为医学社会史的母学科的社会史，应当是专门史范畴的社会史，因为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只是与“医”有关的特殊的人类活动。

如果把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置于历史视野中就变成了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同样，如果把医学社会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置于历史视野中也就变成了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它们是社会史研究对象中的特殊部分，故医学社会史就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社会史存在广义社会史和狭义社会史之争，但医学社会史却不存在“广义医学社会史”与“狭义医学社会史”之别。历史上所有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都应当属于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当然，由于“医学”既不属于政治范畴，也不属于经济范畴，而是属于狭义的社会或文化范畴，所以医学社会史应当归属于狭义社会史，是狭义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

至此，通过向上“寻宗问祖”终于找到了医学社会史在历史学科体系中的位置。然而，对医学社会史的学科定位还必须有一个向下的“追波逐流”的过程。医学社会史由于自身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也可继续离析为若干子学科。如果考虑时间因素，医学社会史可分为古代医学社会史、近代医学社会史等；如果考虑空间因素，医学社会史可分为世界医学社会史、中国医学社会史等；如果把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人物活动”再进一步分解，医学社会史又可分为疾病医疗社会史、预防保障社会史、医学教育科研史、医药卫生制度史、健康疾病及生死观念史等。

参考文献：

[1]冯尔康．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A]．周积明、宋德金．中国社会史论（上卷）[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2]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3).

[3]张大庆．医学编史学：问题与方法[J]．医学与哲学，1999，（11）．

[4]《社会学概论》编写组．社会学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5]胡怀明．社会医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8．

[6][美]H·P·恰范特、蔡勇美、[中]刘宗秀、阮芳赋．医学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7]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英]阿诺尔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9][英]柯林武德著．历史的观念（节选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①例如赵世瑜、邓庆平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中以“问题意识”为出发点，从学术思想史的高度，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做了细致的爬梳。该文以时间（代）为经，以重点问题、研究者及其成果为纬，描绘了一幅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长卷，然而，通览长卷却未发现一点有关医学社会史的“墨迹”。又如常建华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中勾勒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从模糊、宏观到清晰、微观的发展历程，并检讨了中国社会史“兴起、停滞、复兴”各个时期的研究概况。该文叙述了复兴阶段的“新社会史”在外延（深入）式发展中产生的诸多研究领域，提及社会生活“衣食住行”诸领域，但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却只字未提。再如郭松义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中重点对80年代以来社会史“复兴”阶段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点、复兴的动因等问题作了定性、定量分析，但该文也仅在探讨社会史研究方法时提及“医学”及疾病、死亡等有关生命的字眼。上述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学术回顾，都可谓史学界关于中国20世纪社会研究回顾的权威之作，然而其中却没有给“医学社会史”这一新成员予以适当的位置，这足以说明医学社会史在史学界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② 在西方，医学社会史的研究起步较早且成果较丰。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了专门的学术机构：医学社会史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在这个学会的支持下又由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专门的医学社会史杂志（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并涌现了大批杰出的医学社会史研究者，如罗伊.波特（Roy Porter）、克里斯托弗.劳伦斯（Cristopher Lawrence）、约翰.皮克斯通（John Pickstone）、威廉.拜纳姆（William Bynum）、罗杰.库特（Roger Cooter）等。国内的医学社会史研究，虽然在80年代以后才逐步兴起，但也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详细情况可参阅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余新忠的《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其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也是这一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典范之作。当然余新忠关于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的综述并没有穷尽国内所有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其实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的张大庆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杨念群等在我国医学社会史研究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除上述学术重镇以外，全国各院校和研究机构也有一大批医学社会史的学者，他们的工作对中国医学社会史的兴起与发展也产生了或大或小的推动作用。

③ 如张国刚在《试论社会史研究的学科结构》（《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中所言：社会史究竟是什么？其研究对象是什么？其学科体系是什么？迄今为止，国内外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认为社会史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艺术史等相对的一门专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认为社会史是总体史，真正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目前比较时兴的一种看法认为，社会史既不是通史，也不是专史，而只是代表了历史研究中的新视角、新范式、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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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征文内容：①重点征文领域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系统性硬化症、干燥综合征、痛风、白塞氏病、系统性血管炎、多发性肌炎和皮肌炎、纤维肌痛综合征等；②中

药制剂治疗风湿病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临床研究、药物上市后再评价研究；③中药有效成分治疗风湿病的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实验设计；④中西药联合应用治疗风湿病的科研设计、临床研究、经验体会；⑤疑难风湿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进展、个案报道、临床经验总结；⑥中医临床诊疗指南标准、中医治未病技术制修订标准及中医疗法的研究成果；⑦常见风湿病中西医药物治疗的专家共识建议、草案；⑧风湿病中西医结合护理的经验体会、临床总结；⑨其他有关中西医结合在风湿病领域的热点问题。

2、征文要求：①稿件应为未公开发表的论文，要求论点鲜明，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前瞻性；②稿件全文限4000字以内，并附400字以内的结构式摘要（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及关键词；请提交电子版至投稿邮箱，不受理手抄及复印文稿；③稿件一律用Word文档排印，标准A4版面，标题用宋体三号字，作者及单位用楷体小四号字，注明单位科室、通讯地址、邮编、电子邮箱、联系电话；摘要与关键词用宋体五号字，省部级以上科研基金课题者请注明；④录用文稿纸质版须加盖单位公章邮寄；⑤论文经审评录用后，将收入“会议学术论文集”，组委会将给作者发送会议论文录用通知；⑥欢迎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踊跃投稿。

3、截稿日期：2016年3月31日（以邮戳日期或电子邮件发送时间为准）。

4、联系方式：①联系人及电话：李略15566080836 岳月15604008885 固定电话024-3196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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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对医学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而医学人才专业能力、职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医疗服务质量。因此，医学教育中，必须强化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在现代社会里，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已成为医学生培养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对培养专业的医学人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人文素质教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过程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质，为我国现代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提供保障。

1.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友爱、友善、诚信、守法、爱美”等，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优秀的精神成果，是进行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丰富思想资源，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为我国现代医疗事业培养专业、素质高的医学人才，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医学人才质量。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让医学生接触到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熏陶医学生，从而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有着直接的关联性。

2.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就当前医学教育工作来看，过重的强调医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忽略了人文素质，以至于所培养出来的医学生难以满足医疗事业的需要。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医疗服务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作为医疗服务事业的从事者，医学生人文素至关重要。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仅仅是指医学专业知识的教育，同时还包括了医学人文精神修养，要求医学生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和气质，要具备人文关怀意识。随着现代医疗事业的发展，对医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想满足现代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进行医学教育的同时，就必须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医学生的人文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观、道德观，从而为我国现代医疗事业培养出更多的专业性医学人才。

3.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融合

3.1树立科学的医学教育理念，构建完善的医学人文教育体系

传统的医学教育理念中，对人文素质教育还不够重视，偏重于专业技能的教育，从容使得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成为了制约他们发展的一个短板。现代社会里，对医学生人文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教育理念下所教导出来的人才难以满足现代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面对这种情况，针对医学生的教育，就必须树立科学的医学教育理念，要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基础上，以“人的全面发函理论、人文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医学教育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融合，积极构建完善的人文教育体系，从而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前面发展，不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3.2树立文化自觉意识

所谓文化自觉意识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的一种合理认知，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对一种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特色以及发展趋势都有一定的认知，能够在文化环境下增强自主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是一P重要的精神财富，能够只一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加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应当自觉树立文化意识，将传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学人文精神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来进行教育，将人文精神贯穿落实于医学生培养之中，从而不断提升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增强医学生的社会责任担当，引导医学生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观。

3.3加强医学人文师资建设

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教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人文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对于医学生而言，他们深受教师的行为举止的影响，教师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可以让学生耳濡目染地养成好的行为习惯，增强自身的人文素质；反之，教师人文素质差，就会影响到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为此，在医学生认为是指教育中，要加强教师的培养。教师人文素质的提高可以通过中国文化的学习，让教师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医学精神，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医学人文素质。同时，要强化教师专业知识的教育，提高教师的专业文化水平，不断优化教师知识结构，从而更好地服务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工作。

3.4营造良好的环境

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环境十分重要，好的环境提高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为此，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要想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就必须重视环境的营造。针对校园环境，学校应当要突出医学特色，在建设校园文化中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人文元素融入其中，突出医学特色。在教学楼、科研楼、科学馆等建筑以及道路上可以以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来明明，如扁鹊楼、华佗路等，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让学生在充满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环境中学习、成长，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

3.5开展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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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弗・詹姆逊在北大作了的名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次年同名演讲集译著在中国出版发行。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受后现代主义影响颇深的中国青年学者王宁、王一川、陈晓明等人纷纷出书解读或译介后现论，响应这股风潮。后现代主义波及到了海峡两岸的文艺理论、文学、电影等各个方面，引起学界乃至社会强烈的反响。

在热议的同时，有人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文学理论家从学术研究角度论证了这一问题。首先，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和理念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次，后现代主义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批评视角和方法，为文学理论的拓宽了道路，发展出更多可能性；最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也有助其成长的土壤和条件：科技的迅猛发达、信息的飞速传递、各种媒介层出不穷、文化进一步形成产业化和商业化模式、艺术逐步趋向大众化和日常化，这都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所要面对和解释的对象。鉴于后现代主义自身特点和其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文学理论家们一方面要杜绝后现代主义一味反现代主义的弊端，另一方面，要找准后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文论的契合点，使二者和谐地融合，同时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为新世纪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拓宽发展道路，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在后现代主义的渗透下，中国文化氛围以及文人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反传统、反本质成为学界热点，文艺学学科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也被发掘出来，亟待解决。

一、反本质主义在新世纪文论教材中的凸显

新世纪的三本教材（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版、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版和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2007修订版）的出版和推广，是后现代主义对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最直接最具影响力的改变。“本质主义”是三本教材的核心关键词，它们动摇了作为大学统编教材的童庆炳现实的《文学理论教程》的官方地位，彻底了对文学进行的本质主义界定的传统。三本教材的作者一致认为，传统文学理论在讨论文学之前总会给文学设定一个本质，在这一大前提之下再向读者和学生介绍文学的规律。但这一前提根本就是一个错误。陶东风在其发表在2001年《文学评论》上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就强烈表示，文艺研究和教学要克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束缚。他认为童庆炳的教材被“审美本质主义”的框框所束缚。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便是针对童版教材而写的，既要学本质，同样也要彻底地反“审美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对传统质疑、解构的精神，为文学理论学者推荐了一种全新的探索视角，为文学理论和教材的拓展了一条更具潜力的发展道路。但如果辩证地看待这种反本质主义，需要注意，文学本身虽然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发生着改变，但不可否认，一定有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特性存在，并且是超越时空存在的，对此应加以区别对待。

二、关于当代文论边界问题的研讨

文学理论仅仅依靠新的哲学思想和观念输入是不够的，正如童庆炳在《文学理论的边界》中指出的，“文学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文学理论只有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才有生存空间。但应该是以陶东风主张的通过研究“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作为建构方法，还是童庆炳先生认为的要回归文学现状本身，即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为根本。前者希望借鉴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力图改变文艺学的尴尬处境；后者则认为固守文学实践阵地也可以绝地反攻。对于截然相反的两种论调，朱立元先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认为“吸收文化研究的某些思路、视角、思考方式、研究方法和合理成果，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文化研究拯救文艺学也不现实。毕竟中西方的文艺理论发展过程和状况存在着差异；再者，文化研究在西方已走入了“性文化研究”的死胡同，自身难保。因此，朱先生既主张回归文学本身，也提倡对当前的通俗文学文化现象加以关注，并很好地解决古今文论、中外文论的融合问题才是根本。

三、当代文论“失语症”

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提出了当代文论“失语症”的问题。他认为，当代文论丧失了表达自我的语言，一味跟从西方理论思维和话语，引用借鉴多过创新和思考，这是后现代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针对中国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缺点，曹顺庆提出了首先应当加强古代文论向现代话语的转换，“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强调中西文论的对话和融合；其次是将西方文论中国化，即“处处以我为主，以中国文化为主，来‘化西方’，而不是处处让西方‘化中国’”，避免中国文论被后现代主义同化。这两点的核心都是以中国文论建设为中心，利用西方思想来辅助和为其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这也成为了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强大目标，是中国文艺理论者为当代文艺学建设所做出的创造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现代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童庆炳.文学的理论边界.江西社会科学，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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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各种新情况、新变化、新矛盾不断出现，影响小学生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复杂，对学校的安全稳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如何做好小学生安全工作，抓好小学生的安全教育与管理，保障小学生人身财产安全，促进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确保学校和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是摆在我们班主任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

一、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1.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的需要

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推广和我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校小学生人数大幅度增长，校园社会化现象日益明显，校内及校园周边环境日趋复杂。学生来校途中发生意外事故、宿舍内财物丢失、打架斗殴事件等时有发生。大量事实说明，安全问题不仅是学生在校学习、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在其他节假日要遇到的问题。小学生在学校学文化、学知识的同时，学习、了解、掌握一些法律知识和安全常识，不仅可以做到在校期间自已不受伤害也不伤害他人，自己不违法违纪并能同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而且还可以依靠法律法规的力量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2.提高小学生安全意识的需要

根据小学生年龄特点，他们的安全意识普遍比较薄弱，自身安全意识不强。主要表现为：在自身物品管理上，思想麻痹，物品随意乱放。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对社会了解不够。小学生在校园内学习、生活、接触社会少，辨别是非能力差，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指示其犯罪。还有的小学生不注意用电、用火安全，不注意出行交通安全，存在侥幸心理，往往容易造成安全事故。一些小学生缺乏社会责任感，看到违法事件，没有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装作视而不见等。认识不到打架斗殴、盗窃等给自身、他人、家庭、学校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因此，要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小学生安全的防范意识。

二、班主任在学生安全教育中承担的责任和管理方法

1.班主任安全管理责任

(1)安全教育责任。班主任除对班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基本道德规范等思想政治教育和基础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外，还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自护自救教育，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安全防范、安全自护和安全自救知识。班主任不仅自己要牢固树立安全责任重如山、生命责任大如天的意识，还要努力使学生树立安全第一观念。

(2)安全告知责任。班主任的告知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学校或班级进行的各种活动中有关安全方面应注意的问题对学生告知。二是把校园及其周边的设施包括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告知学生。三是把学生的有关情况对家长告知。四是把发现的班级内部、校园内部及校园周边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安全事故向学校领导告知。班主任履行告知义务，可积极有效地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3)安全告诫责任。班主任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负有对学生告诫的责任。加强对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增强学生的遵纪守法意识，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等是班级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对学生的危险行为或潜在的危险行为要及时地告诫、制止和纠正。

(4)安全防范责任。班主任要对班级活动以及教育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进行防范。如对流行病、传染病的防范，对班级进行的各种活动以及学生之间的矛盾纠纷、校园欺侮、包括隐性伤害在内的预防等。要防微杜渐，而不要亡羊补牢。

(5)安全救护责任。学生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后，除要及时按制度规定上报，还要力所能及地进行自护自救，并采取得力措施防止事故的扩大。

2.安全教育的方法

(1)多讲

班主任要对学校制订的安全制度和安全措施，经常宣传，具体落实。在五一、十一、寒暑假时让学生签定公约。安全工作，要深入人心，落实到位。安全工作，要天天讲，处处讲，时时讲，人人讲，不厌其烦地讲，哪怕每次说的是现话，都要时时向学生敲警钟。因为学生易冲动，自制力差，可塑性大，所以班主任“千万不要忘记安全工作”。利用班会、晨会、采用集中、分散相结合等方式，把安全风吹进学生心里。只有安全意识扎根于学生头脑之中，我们的安全工作才算做到家。

(2)多做

每周的班会都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如：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教育管理，有一定的指示精神和要求，作为班主任，要不折不扣地完成。安全工作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和投机取巧，而应该脚踏实地、防患未然。教室内，书写安全标语，危险处设置警示牌，多组织学生学习有关安全、法制知识，演唱安全歌等。班级开展争当“安全星”活动。利用各种活动，不同形式让安全意识“随风潜入心，润人细无声”。进行有关安全的主题班会。

(3)做细

安全工作，我们做得多，说得多，这还不够，必须细管理。班主任工作，其中安全工作的细致教育管理是最重要的一环。安全工作无小事，安全责任重泰山。的确如此，事实上，学生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大部分时间是在课堂中度过。但千万不要忘了那少部分时间(即课余时间)。事实证明，我们很多的纠纷，安全事故，就是发生在这段时间内的。我们平时的工作就疏忽了这一点，认为学生该休息，我们也该休息，此时学生失控，最易出乱。作为班主任老师要善于空档的管理，细致入微的管理。否则，必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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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国际贸易理论本科教学中存在的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等现实问题，认为，在教学中缺乏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存在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完整的梳理和提炼，希望有助于同行本科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 本科教学; 哲学线索; 历史线索。

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

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 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 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 供求价值论) ，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 或呈直线状( 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 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 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 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 或内移或外移( 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 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 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对价格线的变化： 或相对平缓(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 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 。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 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 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 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 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 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 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 、产业内分工理论( 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 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 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参考文献：

[1]文娟。《国际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 经济师，2009，( 07) : 115 -116.

[2]老子，。 道德经[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朱富强。 计量经济分析能够发现理论吗?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 01) : 74 -82.

篇9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产物。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论的诞生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结果。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在不断地蓬勃发展。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这种文学传统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的形象，并把众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着，如：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妇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第三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女性主义文学从许多其他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黑人美学等借用了不少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形形的观点和主张。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主要倡导者是德里达。他认为，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建构在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基础上，例如：言说—书写、存在—非存在、本质—表象、事物—符号、真实—谎言、意识—无意识、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每一组的前者优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来的“他者”（Other）。德里达对这种体现了等级差异的二元对立范式进行了批判，他把那种等级次序颠倒过来，这样，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样存在的理由。而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的实施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中与解构主义的原则相契合。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改变这种对妇女不利的两性对立状态。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学者之一伊莱恩· 肖沃尔特（Eline Showalter）抛掉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根据女性文学在不同时期的特征，把妇女文学史划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女人”(Female) 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40—1880）：特点是妇女致力于写作，企盼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们不自学地接受了男子对妇女的偏见，标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逻辑性化的假名。第二时期——1880——1920）妇女开始反抗对他们本性的歪曲，表现出昂扬的女权意识。第三时期（1920年以后）妇女既反对对男权文学的模仿，也超越了对男性的对立，他们更多地把自身的经验看作自主艺术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

《她们自己的文学》——肖沃尔特与女权主义文学经典的构建。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认为现有的文学经典是男性中心的产物，它们排斥、忽略了妇女作家。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成了“被压抑的声音”。因此，面临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妇女文学史的一部开拓性着作。在此书中，肖沃尔特批判了父权制文学传统对妇女文学的偏见、压制和漠视。并从理论的深度找到了妇女文学长期遭受压制、埋没的原因。另外，《她们自己的文学》发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女作家。证明了妇女有着她们自己的文学，而且妇女文学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传统。这部作品对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评论中的里程碑。

《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沃尔夫的女权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充分。“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钱”和“一间屋子”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且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写照，也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沃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仲裁者的单一价值的标准的反叛。针对两性的处世态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处的理想。这可以看作当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萌芽状态的思想。

《阁楼上的疯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虑”理论。吉尔伯特和古芭在这部着作中运用了传统的细读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们运用了“禁闭”、“洞穴”、“天使”、“魔鬼”、“疯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隐喻来讨论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家将女性形象在传统的男性文学中分为两类: 天使与妖妇。那些温柔美丽、顺从贤惠，为家庭默默奉献的女性被神话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摆脱男权统治，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则被丑化为妖妇，为男性所厌恶和恐惧。她们认为，由于妇女被“禁闭”在由男性对她们以及对她们的潜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们总是忧虑她们不能有所创造，担心她们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先辈”，担心写作的行为会孤立她们或者甚至会摧毁她们。为了克服对作者身份的忧虑，女作家们一方面选择男作家不太感兴趣的体裁和类型，诸如儿童谅、书信、日记等；另一方面，隐瞒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写作。这些作家通过既遵从同时又颠覆父权制文学标准，来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学的权威。从而她们超越了对作者身份的焦虑。

《寻找母亲的花园》——爱丽丝·沃克的黑人女性主义观。解构和抨击男性中心文学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妇女文学的赞美和发展，也就必然伴随着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爱丽丝·沃克指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约束、历史性地扼杀了黑人妇女的创造性。在性、种族、阶级的三重压迫下，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中成了真正看不见的人，被称为“世界的骡子”。沃克运用缝制百纳被和培育鲜花这种无语的艺术形式隐喻黑人妇女受到压制的创造力，号召人们寻找黑人文学母系，反对歧视黑人妇女文学的种种谬论，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着与本国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样可靠的历史传统。深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不仅仅是爱丽丝.沃克，还有像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等许许多多黑人妇女作家。这些作家以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审美观和身为女性双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独特经历，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奋斗历程。

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所以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构主义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妇女运动的宗旨不应只是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要怀疑所有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将原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于全面消解二元对立，从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又不存在压迫的女性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程锡麟、王晓路. 当代美国小说理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篇10

一、大学英语教学文化的研究背景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必不可少的环节。大学英语教学作为重要的语言教学课程，更是肩负起了文化教育的重要责任。在高校的教学大纲中也明确指出文化教育与交际能力是英语教育的终极目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越来越面向世界，英语教学也逐渐转向西化，西式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然而，中国面临国家特殊的国情，中华民族和西方的民族不同，自古就有不同的生存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中国在学习国外的语言时，理所应当了解国外的文化背景和相关状况，但是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我们自我的提升和发展，中国同时也面临推销中国文化的重要使命，这些都表明大学英语教学需要的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引入，更多的是中国文化的渗入和传播。

二、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文化教育现状和必要性

1.大学英语教学中过度引入西方文化而忽视东方文化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英语中使用的教材大多是以反映西方风土人情和习俗、生活习惯和道德价值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形见绌，仅仅很少量地出现在一些中西文化对比的章节，完全不能满足弘扬中华文化的需要。

2.在英语教学中忽视国情而仅从语言角度出发讨论问题

中国现阶段面临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国情状况，片面针对西方国家国情讨论英语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掌握英语基本技能要求我们能够对英语有熟练的技巧和对国外基本国情有足够的了解，但是归根结底我们针对的是中国的国情，结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这都需要在英语课堂上有足够的时间和内容来拓展。

3.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教学材料不丰富且质量不高

目前市面上几乎没有专门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或价值取向的英文教学材料，有少量的读物与中国文化有关，但都没有相关配套的教学资源，这一点大大限制了英语教学在中国文化上的扩展面。

4.在大学教育中培养大学生的文化主体意识

中国当代大学生缺乏主人翁意识和主体意识，这需要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得到教育和强化。而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主人翁意识很深地寓于中国的文化中。面临外国文化的侵入，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弘扬也变得尤为重要。

三、中国文化在大学教学中弘扬的可行性分析

1.可行性分析

中国文化有其悠久的历史，传承千年，伴随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和品质，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我们日常教育中从不曾忽略对中国文化的弘扬和发展，这给我们在英语教学中弘扬中国优良的文化孕育了必备的土壤。

另外。文化宣扬缺失的问题还没有被普遍认识和重视，我们只要充分认识问题，寻求可行的解决办法，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现今的状况，能够将英语教学的高度大大提升，并且从而起到其应该有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转贴于

2.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弘扬中国文化的可行性措施

(1)在重视教学的同时，重视学生的输出

语言输人和输出是两种相反的观念，在我们日常学习中输入和输出必不可少，在英语教学中大部分时间的输人是不利于教学的，学生需要有充足的机会来反馈和输出，这是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能够真正落到实处的重要方面。

(2)教学中案例的使用与一般讲授相结合

高校英语教学中弘扬中国文化有其可实行性，因为中国文化经历千年发展，有其诸多的鲜明示例和生动教学材料，英文材料的匮乏并不代表中文材料的缺失，在此方面我们有很大的潜力开阔丰富的教学材料。

(3)教学结合具体的地方特点

英语教学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不必死守一些理论。我们可以结合当地的特色文化，充分地考虑到教学所在地的地方特色。

(4)英语教学中应该注重德育教育

国外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文化有巨大的区别，国外一些文化在中国没有生存的土壤，却也以正面和负面的形象同时影响着学生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中国的德育教育是一个特色，在世界虽然没有太大影响力，却是中国环境产生的必不可少的文化。在英语教学中注重德育教育，完善了整个教育体系。

(5)具体事例——开设汉语典籍英译赏析

目前汉语典籍音译已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可用资料数量较几年前也得到较大扩展。市场也初步形成，面临着较大的需求。从汉语典籍开始推进高校英语中国文化的弘扬是一条具有潜力的途径。

(6)英语学习者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民族及其优良的文化

只有当英语学习者自己能够认识到自身文化的重要性时，大学英语教学中对中国文化的弘扬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教而无学，学而无用的阶段。

参考文献：

[1]扬国珍.英语教学与英汉文化差异[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1(11)：152.

[2]唐智霞.英语教学中应关注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6)：103-104.

篇11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篇12

传统文化在沉寂多年后，最近几年却犹如枯树逢春，逐渐火热起来，这与国家政策上的宣传有密切关系。2009年，主席在中央党校提出：“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向领导干部提出了如何通过读书提高个人自身修养的问题。指出不仅要读书，而且要有选择地读书，“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的大力宣传，使得一直都较为沉寂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其中，《弟子规》一书在学习热潮中俨然成为领头羊之一，显得较突出。学习传统文化固然是好事，但在学习过程中若不注意筛选糟粕和讲究方法，亦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本文即从国人学习《弟子规》的情况分析入手，探讨学习传统文化中的问题及相应解决措施。

一、《弟子规》学习之现状及反思

《弟子规》在公务员领域的热度，在公务员考试中反应最为明显。2013年湖南益阳、辽宁鞍山、河北等地公务员考试中大量出现与《弟子规》相关的试题。到2014年，各地公务员全真模拟试题中更是无处不乏《弟子规》的身影。与之相应的是，《弟子规》一书由几年前基本无人问津，到这几年的销量不断激增。如北国网一则新闻的标题即为《2013年鞍山啥书最火――〈弟子规〉》。而在不少行政单位，也悄然掀起公务员阅读《弟子规》的热潮。

在我们的高等学府――大学里，也常常可见学习《弟子规》的身影。如2012年东华理工大学，向所有在校学生号召《学好弟子规做好中国人》；再如2013年，当2013级新生步入中山大学时，被学校要求完成一份十分特殊的暑假作业，即阅读《弟子规》并写读后感；今年，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900余名大学新生刚刚踏入校门，就收到了学院发给他们的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弟子规》。

在社会中，全国不少地方开设了类似于私塾的国学班培训机构，在这些培训机构往往以记诵《弟子规》、《三字经》等书籍为主。如据大众网2013年报道，自2008年始，由一群义工发起成立孝谦传统文化学习中心，组织“草根讲堂”，免费为少年儿童进行国学经典的授课。据义工介绍，他们那里最受欢迎的就是“弟子规”班。

从这些现象中可以得知，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全方面掀起了学习《弟子规》的热潮。古人云：“开卷有益。”但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开卷形式上，还要实际考察其效果。就目前学习《弟子规》的实际情况看，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学习的方法较单一。在学习《弟子规》时，显然成人的学习方式与儿童的学习方式有所不同。但无论学习的年龄层次有何区别，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学习，目前基本都是采用传统私塾的学习方法――记诵法。

其二，不少学习流于形式。目前学习《弟子规》，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自觉自愿地学习，往往是被动学习。在学习过程中，特别容易出现“一阵风”的学习情况。当相关政策号召一提出来，学习立刻就闻风而动，但时间一久，上级不再反复强调，学习热情迅速退潮。

其三，学习效果不理想。目前对于学习效果的检验，仅仅到能完整无误地背诵《弟子规》为止。而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由于是记诵，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实践巩固，记忆效果越来越差，很容易将之前背诵的成果付之流水，因此学习效果是极为糟糕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尤其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若仅仅止步于记诵，那无疑是舍本逐末。学习传统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播并能实践我国传统文化中值得提倡的部分。

总体而言，学习传统文化固然是好事，但在学习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二、原因探寻及对策

对于在学习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所出现的问题，探寻其原因，归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1.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仅仅是为了应付某些形式的检查，如考公务员学习《弟子规》大多纯粹就是应付考试，再如儿童学习则往往是基于父母或老师的要求。这样，学习就沦为考试工具，或成全父母的虚荣，或满足老师的要求。并不能真正体会学习传统文化其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2.施教者没有结合受教者探寻合适的教学方法。在整个中国基本处于应试教育的背景之下，施教者并无多少闲暇余力对传统文化的教育方法进行探讨，往往在学习传统文化时，习惯性因袭传统学习方式――记诵。

那么，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提高学习《弟子规》等传统文化的学习实效呢？笔者认为可以在以下方面多做努力。

其一，学习需有所取舍，不能全盘接受。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固然有许多好处，不然，不会传播得如此悠久绵远。但正如梁启超先生在《儒家哲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无论怎样好的学说，经过若干时代以后，总会变质，掺杂许多凝滞腐败的成分在里头。”①传统文化的产生有其独特土壤，有些东西在当时或许有积极意义，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已经成为丧失了其特有的价值及意义，成为可以抛弃的对象。例如，《弟子规》云：“三纲者，君臣义。”②这里讲的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显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没有价值。所以，在学习的时候，需持一种批判的眼光，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

其二，读书，尤其要擅读书，读活书。传统文化的语言与今天的白话文有别，语言存在隔阂。读书时容易出现拘泥于字句的解释，不能认识到作品背景及自己当前的生活环境是有差别的，一到实践时就发现存在严重的问题。如《弟子规》中提到：“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意思是弟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可擅作主张，必须请示师长之后才可以行事，否则将会得到“子道亏”这一极为糟糕的结果。当然，弟子因为人生阅历有限，若盲目行事容易出错，多请教师长自然对为人行事是大有裨益的。但若过于坚持这一原则，则陷入到僵化的地步，挫伤了弟子行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假设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弟子若必须请示师长后方能行事，则恐怕万万不行。正如孟子所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切记不能死读书。

其三，知行合一。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的学习上，必须有实践相伴。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其实目前已经有一些较好的举措可以扩大范围进行推广。例如，2010年湖北汉南地区纱帽中学要求学生寒假要为父母洗一次脚、倒一杯水、唱一支歌、讲一个故事，通过短信、电话等各种形式给长辈拜年。这些活动都从实践上行之有效地巩固了学习效果。

其四，学习形式的多样化。学习《弟子规》目前并不属于应试教育范畴。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部分，应结合其学习的特殊性，采用灵活多变的学习方法。如2014年的公益广告中《回家篇》中的《摆双筷子回家吃饭》、《63年后的团圆》等；2011年始黄石下陆有色中学开展“古诗文读书考级”活动，每学期根据考察评选“诵读小才子”、“小孝星”、“文明礼仪之星”等。这些活动，让国人在休闲娱乐之暇，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为枯燥的记诵式学习方法开辟了新路径。

总之，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学习，无疑对于当前国人人文素质的提高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端和问题，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只有不断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改进，我们的学习才能持之以恒地有效地开展下去。

注释：

①梁启超.儒家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11.

②李逸安.中华经典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北京：中华书局，2009.3.本文所引《弟子规》原文均摘自此书.

参考文献：

[1]李逸安.中华经典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M].北京：中华书局，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