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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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总额由1988年的369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国际债券发行、银团贷款和其它债务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达12247亿美元，比两年前增长了近50%。

2、资本跨国界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

在资本流动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资本跨国流动与其经济规模的相对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清算银行依据国际收支统计资料计算的证券跨境交易资料显示，1975年到1998年间，西方国家各类证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额相对于GDP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3、资本流动的速度快速提高，资本流动性上升。

在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创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到1998年4月，全球外汇市场的名义日交易金额超过1.5万亿美元，比上次统计的1995年增长近50%，三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4%，大大超过1992到1995年的9%。

显然，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扩大表明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在不断加速。

4、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最近几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再度成为资本流动的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显著改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融通资金的国家越来越多，各类资本市场进入的障碍和藩篱纷纷消除。

5、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呈现趋同趋势，利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联动性。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趋于一致，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过去20年间，主要工业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差距不断缩小，进入90年代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央行基准利率一度收敛于6%的水平，尽管此后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总体升降趋势基本同步，利差趋于稳定。此外，随着欧元的出台，欧洲主要国家利率水平率先趋同。

从利率水平的调整看，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几乎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

二、金融资本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调整息息相关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积累、推动和扩张，国际贸易的发展先行于国际资本输出，但是，当资本可以绕过贸易保护壁垒而自由流动时，其对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上升。可见，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一系列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结果。其中，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变化构成了资本流动全球扩张的客观基础。

尽管货币作为虚拟经济符号，凌驾于实质经济基础之上，甚至出现与之相分离之势，但是，以资本流动为主体的跨国界的金融活动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联仍然是非常深厚的。世界经济增长导致全球范围的金融资产规模快速膨胀，从而为资本的全球流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资本的全球化布局与全球不同区域的GDP表现、通货膨胀水平等因素之间密切相关。

1、经济周期与资本流动

1973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以显著的波动性快速扩张。国际资本市场的年度筹资额一度以50-70%的速度增长，转而又出现-0.14%到-12%的下降。从长的周期上看，资本流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出现在全球GDP上升时期，而GDP的周期性低谷，也往往伴随着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扩张速度的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2、全球通货膨胀与资本流动

相应地，过去30年间，全球通货膨胀水平经历了1969-1974年的大幅度上升，1974-1986年的逐步下降并在较低水平的企稳，1986-1990的再度上升，以及1990年以来的快速下降等几个时期。

从总体上看，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变动与GDP平减指数的相关关系是：资本流动增长往往出现在通胀呈现下降趋势时期，而资本流动扩张速度的减慢往往与通胀的上升基本同步。尤其是在1980-1985年，全球出现14-15%的高通胀，资本市场筹资额有3个年份出现负增长，其余年份则是高达40%和70%的增长，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而90年代后期后，全球通货膨胀进入低水平稳定发展时期，资本市场的扩张也变得更为平稳，基本稳定在10%左右。

3、全球贸易增长与资本流动

同样，从数量变动上看，全球资本流动与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也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世界进出口总额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往往伴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上升，而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收缩则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增长减缓呈现一定的同步性。但是，1985年之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变动相对平稳，与全球贸易增长的相关性有所下降。

三、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与资本流动全球化

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资本全球流动的结构和变动方向。

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和唯一目标，如果资本投资于国内能够获得多于投资于国外的利润，也就没有必要流向国外。利润驱动是主导资本国际流动的首要动机，因此，各国利率差异必然引起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

过去30年间，发达国家率先实现了利率自由化，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把放松利率管制作为金融深化的主要措施，市场决定正在成为国际利率确定的基础，市场利率格局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利率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运用中的作用发生了微妙的调整。整个70年代，货币学派主导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制定与调整，各国中央银行普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控制目标。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控制货币供应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能力有限，利率逐渐确立了在反通货膨胀中的基础地位，因此，各国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视利率工具在货币政策中的使用，利率成为当代货币政策最直接与最有效的工具。最近以来，西方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有意运用利率来调节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当他们认为金融资产价格过高，可能导致泡沫经济时，便调高利率来控制资金供应，促使金融资产价格回落。这样，利率水平与金融市场价格的相关性明显提高。

过去30年国际利率的调整周期与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变动紧密相连，70-80年代的高利率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情况下西方国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90年代以后，尽管西方经济曾在1992到1993年间出现短暂的衰退，但通胀得到抑制，利率基本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

利率作为资本的市场价格直接影响资本全球流动的总量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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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破时空限制以谋取高额利润是金融资本的内在属性

金融资本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发展的最高形式，具有增殖性和运动性两大根本属性。所谓增殖性是指资本在被人们利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转让使用权过程中，资本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增殖。所谓运动性，指资本只有进入运动状态，才能在运动中不断循环、周转和变换资本形式，才能使自己增殖，使自己充满生机和活力。它的无限增殖和扩张的本性必然导致金融资本的全球化。

金融资本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本性就是唯利是图。当一国资源市场满足不了其谋利的要求时，它就必然突破国内市场的狭隘界限，为了能够进行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趋势是不断的扩大流通范围，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资本无限扩张的内在冲动必然形成金融资本的全球化。

二、凯恩斯体系的积累危机使金融资本要求冲破内在制度桎梏

20世纪中期，凯恩斯主义在发达国家盛行，它强调货币的重要性，把充分就业和刺激需求视为经济繁荣的核心，认为只有更多地消费，哪怕举债，更少地储蓄，才能变得更加富裕。因此，凯恩斯主义认为，要弥补自发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所必然产生的需求不足，自由放任应该被终结，取而代之的应是国家调节。按照他的理论，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的对策，无非是使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用和利息的数值处于维持充分就业的状态，为此，国家需要通过增加政府赤字来提高货币发行。

然而，货币超量发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在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致使居民存款缩水，造成储蓄者利益的巨大损害，并严重扭曲市场价格的功能，给投资者造成需求旺盛的假象，隐含生产过剩的系统风险；引起消费者的预期紊乱，一方面为了减少实际损失，应该加紧消费，另一方面由于未来不确定，又不敢放开消费，最终形成盲目消费和内需疲软并存的现象；导致资产泡沫，不动产虚假增值，从而加大低收入人群的心理落差。在国际上，则使得美元的信用被大大破坏，并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崩溃。另外，凯恩斯主义的低失业、高工资、高福利政策从最初的有利于有效需求的增长转而变为资本积累过高的工资成本和社会成本，使美国资本在与德、日等国际资本的竞争中越来越陷入不利的局面。随着资本竞争和资本逐利所引导的全球化不断展开，资本也越来越要求将全球工资向低收入国家看齐，也必然越来越难以忍受国内工人的高工资和高福利。通过政府投资和消费来弥补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需求不足的制度性缺陷，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必然达到限制，各种矛盾相互作用日益加强，致使金融资本必然要求冲破凯恩斯主义积累制度的阻碍。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美经济的滞涨的出现彻底击破了凯恩斯神话。

三、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消除了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体制障碍

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出现了严重的积累危机，为了缓解这种情况，各国开始实施以自由化、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和各民族独立国家也都逐步对外开放，世界体系经济格局又区域化走向了一体化，进一步为资本全球化扫清了障碍。

（一）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在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总体上是排斥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力量，而过分强调政府计划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全面复苏，而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却陷入困境。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全部通过使用休克疗法，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使得存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之间的、阻碍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日趋缩小。

（二）后发国家的对外开放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也经历了一个从国家干预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长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强调计划的作用而忽略市场的作用。虽然在初期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显现，在对经济发展的深刻反省后，这些国家相继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行市场化和自由化，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其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通过经济的对外开放来获取外部市场与外部资源， 借以打破因资本积累不足与内需不足所造成的增长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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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以惊人的传播速度和破坏程度横扫了全球。不同于以往爆发的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背景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金融资本阶段，因此为了更清晰地分析在新阶段下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和过程，避免和最大程度地降低危机造成的损失，首先有必要正确认识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特点，然后通过对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研究，分析危机爆发的必然性，最后得出结论和启示。 

一、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特点 

垄断金融资本是对垄断资本的发展。根据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奇的论述，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规律是剩余随着这个制度的发展而在绝对数上和相对数上增长。为了吸收这些日益增长的经济剩余需要开拓新的途径作为消费和投资的补充，比如销售努力、政府民用支出、军事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然而这些途径都不能有效吸收经济剩余，持续的生产过剩导致20世纪70年代滞胀局面的产生。于是在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开始了由垄断资本向垄断金融资本的转变。垄断金融资本具有其鲜明的阶段特点。 

（一）经济金融化 

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的本性是不断追逐剩余价值，但随着机构成不断提高，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这使得经济剩余在实体经济中找不到出路，而金融资本却可以完全摆脱物质形态的束缚，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权和灵活性，满足其获得价值增值的本性。于是，金融资本相对于实体经济资本迅速膨胀。 

（二）金融虚拟化 

目前全球金融衍生品总值达到596万亿美元，是全球股市总值65万亿美元的9倍，是全球gdp总量54.5万亿美元的11倍。其中美国金融衍生产品总值占全球的50%以上，是美国gdp的25倍[1]。 

（三）金融部门走向垄断并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金融部门正日益走向垄断，"1990年美国最大的10家金融机构只持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0%；今天它们拥有的是50%。前20位的金融机构现在持有金融资产的70%——这是从1990年的12%上涨起来的。"[2]这些巨型金融机构在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工业企业与金融机构组成"金融——工业联合体"后，金融部门的定价权力显著提高，金融的触角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微观层面的非金融企业通过融资获得资金，企业利润来源以金融业资本为主，和宏观层面的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利润总量比重上升，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以金融资本运动为主，各国间实物和服务贸易居于次要地位。 

（四）新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 

由于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对滞胀问题解决乏力，新自由主义逐渐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居于主导地位，其核心主张是尽可能减少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对经济关系的调控作用，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其中，关于金融自由化的政策要求各国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取消对金融的监管，使金融运作自由化。 

二、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 

在垄断资本阶段，垄断公司控制着市场运行和产品价格，这些巨型公司为了避免盲目的价格竞争损害各自利益，他们共谋确定产品的市场价格，在面对相同的价格水平下，各个公司通过削减成本获得利润。在这种运行机制下，产品的价格竞争是禁止的，而生产要素的价格竞争，尤其是劳动力的价格竞争却明显加强了，压低工人工资成了削减成本的有效手段，于是利润源源不断地集中到垄断公司手中，而工人面临的却是"工资崩溃"，陷入"绝对贫困化"。这时的经济产生了一对极为严重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家手中积聚了大量剩余，并且这些剩余仍日益增加，他们希望通过新投资使这些剩余创造更多的利润，即提供更多的供给；另一方面，工人受剥削的程度加深，身处"绝对贫困化"中的工人抑制需求，资本扩张的压力遇到有效需求不足，形成了保罗·斯威奇所说的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趋势"，"这种过度积累的趋势在成熟的、垄断的资本主义中日益显著，减少了增长率，并因此唤醒了经济长期滞胀的幽灵。"[2] 

为了摆脱滞胀困境，一种新的吸收剩余、创造利润的方式迅速受到资本家的青睐——金融。金融本身具有高杠杆性，通过买卖金融产品，资本家可以在金融市场中迅速实现资本增值，轻松绕开实体经济受到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增值障碍，并且随着现代银行业的发展和不断推出新型金融衍生物的刺激，再加之新自由主义极力消除资本流动限制，主张减少金融监管，金融成为资本逐利的追捧对象，并日益在经济运行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时上文所述的矛盾似乎得到了有效解决，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资本对金融的狂热已经使整个经济建立在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基础之上，一旦借贷某一方在某一环节出现问题，结果就是一系列连锁债务危机和支付危机。在这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次级抵押贷款偿付不足成为导火索，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然后迅速传至全球，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 

三、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 

（一）金融泡沫急剧膨胀 

在《资本论》中，生息资本的运动形式是g-g-w-g’-g’,其中g-w-g’部分是职能资本增值过程，可见生息资本与职能资本应是紧密联系的。然而，随着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创新，以及现代银行制度的不断成熟，金融资本几乎完全脱离了实际经济，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就可以迅速实现g-g’的价值增值，并且由于金融交易具有高杠杆性，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自身价值的数十倍至数百倍，这使得金融衍生品所形成的虚假财富急剧膨胀。 

（二）新自由主义推波助澜 

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实际是为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正如西方学者约翰·b.福斯特所说，"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而是日益表现为全球规模的大资本、大政府和大金融的产物。"[2]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声称要取消对金融的监管，使金融运作自由化，但在面对金融损失时，他们则抛开了"市场化"、"自由化"的原则，积极救市，支持最主要的金融机构，并社会化这些损失，而在金融泡沫扩大时期，则恢复了不干预政策，放任金融泡沫无限膨胀，使企业充分获利；另一方面，"效率优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工人贫困化程度加深。对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级抵押贷款偿付不足，很大程度上也是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激化 

经济危机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内部矛盾的自我调整，因此，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潜在动因。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于"它总是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所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就是停滞。"[3]垄断金融资本虽然通过金融途径对垄断资本进行了部分修复，表面上解决了剩余的生产和吸收之间的矛盾，但从本质上分析，这种修复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能消除爆发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事实上，在垄断金融资本阶段，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不到根本解决，就会存在爆发危机的可能，而在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化带来的危机将是更深刻和更长期的，"这是当前危机的最大可能结果"[4]。 

四、结论和启示 

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从垄断资本到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部的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金融资本脱离实体资本迅速膨胀，产生大量金融泡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逐利、寻找吸收剩余的途径的必然结果，因此仅从金融角度探索解决危机的做法只能起到暂时延缓下次危机到来的作用，并不能消除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可能引起其他形式的经济灾难。 

不可否认金融部门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任金融行业自由发展，甚至取消金融监管，繁多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表面上可以分散风险，但从这次危机中可以看出，这些创新实际上加速了金融泡沫的膨胀，因此，在金融监管中应该更加重视对金融创新的监管，确保金融行业健康发展。另外，随着金融国际化趋势的发展，资本跨国界流动已经成为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影响一国乃至全球经济走势的重要力量，如何在有效利用国际资本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抵御国际资本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应该是未来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 

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因此在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时，要特别注意结合我国基本国情，避免照搬照抄，尤其要重视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防止贫富差距拉大，帮助低收入人群摆脱贫困；要重视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将促进内需作为经济工作的核心，防止出现经济增长的泡沫，确保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0,(2):41. 

[2]约翰·b.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垄断金融资本、积累悖论与新自由主义本质[j].武锡申,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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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宾Q理论下的投资决策

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通过金融资本进行套利，理论基础是托宾Q理论。根据托宾Q理论，企业的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之比，是进行新投资的判断标准，企业的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之比为“Q”。企业的重置成本指按照当时的市场价，重新建造这个企业所需的成本，企业的市场价值是企业股票的每股的价格乘总股数之积，即企业股票的市场价格总额.它等于。用公式表示为：

Q=企业的股票市场价值新建造企业的成本

如果Q小于1，那么企业的市场价值小于重置成本时，收购些企业比建造一个新的企业便宜。这时的投资决策，会倾向于收购企业，不会出现新增投资。如果Q大于1，因为企业的市场价值大于重置成本，进行投资决策时，新建造企业比收购该企业便宜，所以建造新企业是合适的，此时新增投资就会出现。

当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出现Q大于1的情况时，企业的市场价值大于在实体经济中产业资本定价，这样产业资本就会出售股票，从股票市场退出，卖出上市公司的股权，然后重新投资企业进行生产运营，从而形成获利。原来的上市公司，因为投资者的退出，失去一部分主要管理团队成员，管理水平下降，开始走下坡路。而投资者刚刚投资成立的新公司，因为资金、管理人员资源丰富，不断发展壮大，通过运作上市，进一步为产业资本的套利提供了机会。所以由于企业重置成本和市场价值和存在价格差异，股东减持的一个动力就是产业资本的这种直接套现。投资者在合适时，卖出股票获得资金，投入下一个公司并争取上市，上市后可以再次套现。

当Q小于1时，如果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企业的市场价值小于企业重置价值，此时重新建造企业成本高，投资者会选择购买市值较低的公司的股票，进行收购、并购。如果股票价格偏低，产业资本此时从股票市场退出的可能性变小。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转化模型

1、模型的假设条件

存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投资运作，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有两个可选择的策略，即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可以做空与做多。如果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选择做多，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得到的最终效用都是9；如果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选择做空，则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得到的最终效用都是2；如果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中，一种资本选择做空，另一种资本选择做多，那么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中，做空的最终效用为10，做多的最终效用为0。下面的支付矩阵，描述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博弈。

2、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博弈过程

金融资本先进行决策，产业资本在金融资本策略选择的前提下，进行策略选择。如果金融资本在投资时选择做空，因为做空的效用2优于做多的效用0，产业资本根据金融资本的选择也会倾向于做空。如果金融资本首先选择做多，因为产业资本做空的效用10优于做多的效用9，产业资本仍然选择做空。所以在金融资本首先决策的情况下，无论金融资本做空还是做多.产业资本都会在决策时选择做空，所以做空是产业资本进行投资决策时的占优策略。

分析金融资本的投资决策时，原理是一样的。所以在产业资本首先决策的情况下，无论产业资本做空还是做多，金融资本都会在决策时选择做空，所以做空是金融资本进行投资决策时的占优策略。

3、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博弈的分析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博弈双方都有一个占优策略，即在投资决策时进行做空。这样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博弈有一个占优策略均衡，即（做空，做空）。此时即使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选择做多，股票价格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做多的情况下可能会上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整体上会达到最好的效果，实现共赢。但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进行分散决策的，而不是进行整体决策的，所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每一方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即单方面偷偷采取做空手段，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因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会担心因为对方不配合，选择做空而给选择作多的自己的带来损失，这样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双方都会进行做空。这样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博弈中，（做空，做空）的最差结局就会出现，整体利益最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各自利益也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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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制度上的现象——显眼的国内商业精英、对企业的稳定管理控制以及与金融机构的长期关系——很大程度上正消失在经济历史的长河中。在另一方面，我们见证了全球对地方、投机者对管理者、乃至金融家对制造商的胜利。我们正见证着20世纪中叶的管理资本主义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

金融业“松绑”

金融资产爆炸式增长、交易活跃、“衍生品”问世、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资本全球化，金融业“松绑”让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既体现在参与者身上，也体现在所持有的资产性质方面

最主要的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饱受遏制的金融行业再次摆脱了束缚。许多新的进展源于美国。但它们正越来越全球化。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有新的经济活动和新财富，还有新的社会和政治现象。

首先，金融资产出现了爆炸式增长。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称，全球金融资产占全球年度产出的比例，已从1980年的109%飙升至316%。2005年，全球核心资产存量已达140万亿美元。

金融资产的大幅增长在欧元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该地区金融资产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从1995年的180%升至2005年的303%。同期内，英国也从278%升至359%，美国则从303%升至405%。

其次，金融资产的交易驱动型特征远为明显。1980年，银行存款占全部金融资产的42%。到2005年前，这一比例已降至27%。在银行体系中，资本市场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中介作用。而凭借其向客户的长期贷款和与客户的持久关系，银行业已从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转变。

第三，大量复杂的新型金融产品从传统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外汇中衍生出来。“衍生品”由此诞生，其中以期权、期货和互换最为知名。国际互换和衍生工具协会的数据显示，到2006年底，利率互换、汇率互换和利率期权交易的发行在面价值达到286万亿美元（约为全球GDP的6倍），远高于1990年的3.45万亿美元。这些衍生品改变了管理风险的机会。

第四，出现了新的市场参与者，特别是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据估计，对冲基金的数量已从1990年的610家，激增至2007年第一季度的9575家，其管理下的资产价值约为1.6万亿美元。对冲基金扮演着典型的投机和套利角色，这与共同基金等“只做长仓”的传统基金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传统基金一般投资于股票和债券。2006年，私人股本筹资总额达到创纪录水平：私人股本情报的数据显示，684家私人股本基金的筹资总额高达4320亿美元。

第五，新资本主义越来越具全球性。高收入国家居民拥有（或欠下）的国际金融资产和负债总额占累计GDP的比例，从1970年的50%，跃升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00%，并在2004年达到330%。

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既体现在参与者身上，也体现在所持有的资产性质方面。大型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也日益向这个方向发展。例如，2005年，北美地区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40%（低于2000年的68%），占全球筹资总额的52%（低于2000年的69%）。同时，2000年至2005年，欧洲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比例从17%升至43%，该地区占全球筹资总额的比例从17%升至38%。同期，亚太地区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比例从6%升至11%。

金融业地位上升的解读

自由化（监管的取消或放松）和技术进步（电脑和通讯革命），让金融业地位上升

如何解释金融行业金融中介作用的增强和该行业活动的上升？答案与经济活动全球化大致相同：自由化和技术进步。

20世纪中叶以前，全球各国的金融行业都一直受到严格管制。在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区别开来。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居民持有外汇以及外国资产实行严格控制。对贷款利率设定上限是相当平常的事情。其中最为着名的是美国的利率上限规定(Regulation Q)。该规定禁止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这个规定还推动了战后第一个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

然而，在过去的25年，几乎所有这些监管规定都被取消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外汇管制从高收入国家消失，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大部分（甚至完全）放开。1999年欧元的诞生加速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欧元区的金融市场一体化。如今，全球许多国家的金融行业开放程度已达到了100年前——就在一战前——的水平。

电脑和通信革命的重要性也不可小视。它创造出了一系列复杂交易，特别是衍生品交易，使我们能够为其定价。这也成就了巨量金融资产的24小时不间断交易。基于电脑的新风险管理模型在整个金融行业得到了运用。如今的金融行业，是电脑革命一个极其活跃的产物。

另外两个长期进展有助于解释所发生的一切。首先是金融经济学的革命，特别是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和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在上世纪70年代初设计出的期权定价模型，该模型成为如今庞大期权市场的技术基础。其次是各国央行在为全球经济、同时也是为全球金融体系创建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方面取得的成功。法定货币（Fiat money，指政府创造的货币）如今已良好运转逾四分之一世纪，提供复杂金融体系一向依赖的货币体系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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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和金融资本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卡罗塔•佩蕾斯(2007，CarlotaPerez2002)论述了技术革命和金融资本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认为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成功财富化都伴生了金融创新（技术—经济范式），金融资本和企业资本在技术革命的不同阶段具有明显不同的影响[1-2]，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3-10]。技术革命发端于少数国家和地区，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和空间集聚性。前五次技术革命在欧美等少数发达国家兴起，其中第五次技术革命正在向我国等发展中国家传播扩散。第六次技术革命正在到来，可能在全球多个角落（包括我国）同时爆发，形成新的全球技术竞争格局。佩蕾斯理论主要分析了全球技术变动的宏观格局，目前学术界将该理论与多维度、多层次的区域发展进程结合起来，开展了佩蕾斯理论面向微观的区域研究方向。下面分别从技术革命、金融资本和制度的角度综述在佩蕾斯理论框架下创新包括区域创新、创新园区的发展过程。

一、技术革命、金融资本与创新园区发展

国家间产业竞争格局由企业间竞争和供应链间竞争向产业生态系统间竞争转移，一个国家的产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和动态能力成为该国获得长期的产业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基于个性化制造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场技术、管理和制度系统中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深刻变革[8]。蔡跃洲探讨了互联网+行动对我国创新创业的影响，认为互联网+代表着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在2000-2020年以移动互联（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启动新一轮经济长周期，衍生出各种新的产业或模式，形成新的技术-经济范式[10]。“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程中建立了创客空间、创业咖啡、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模式，如果我国各种创新区域或园区（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采纳了这些孵化模式，将形成一大批低成本、开放式的孕育创新创业的土壤。他同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很不健全，还不能满足创新创业的融资需求，而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在规制和监管方面力度不足，成为我国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的障碍。刘军民认为科技和金融的融合旨在激活集聚创新要素，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孵化、抚育科技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科技服务产业和先导性产业[11]。他从资本配置、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角度系统论述了科技金融与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创新链需求的有效匹配框架，讨论了在研发期、初创期、早期、成长期、成熟期等企业技术发展阶段应当采用的融资方式，包括私募、合股、风险资本、创业投资、银行融资、政府优惠信贷、资本市场融资等。李健、马亚讨论了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平台模式，建立了政策性金融和市场性金融与企业创新周期的对应关系，认为科技化的平台模式是实现科技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式——金融科技化能够有效支撑技术创新，由此形成科技与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他们建议在全国科技园区开展平台金融模式试点，以整合园区内外各种资源，发挥科技金融孵化科技企业的多方面优势[12]。从理论上来讲，Caiani等建立了基于创新和金融资本、与发展巨浪一致的股票流动理论模型，它是一个能够反映股票市场作用的多部门模型，其中包括创新生产部门、银行、资本家和工人等，强调发展过程的循环性和金融与创新的密切联系[9]。

二、技术革命与创新园区发展

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五次技术革命之中。与前四次技术革命不同，第五次技术革命的中途发生了两个阶段的经济泡沫，第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出现的互联网狂热以及2000年全球出现的互联网技术泡沫的破灭，第二个是2003-2007年全球出现的信用扩张泡沫[5]。第五次技术革命导入期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我国的改革开放是[5]。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领域，虽然部分技术领域产业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大部分停留在技术—经济范式的导入期，即产业演化的萌芽和形成时期，只有极个别产业，如光伏产业经过了拓展期[13]。学术界探讨的技术包括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蔡跃洲认为互联网+代表着新的技术-经济范式[10]。林永青、黄少敏（2015）认为“互联网+”是中国版工业4.0的核心技术，它将引领我国产业的智能化、个人化（包括以“创客”为代表的创业者驱动）、跨界化、制服化（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和互联网化。黄群慧、贺俊认为，除了信息通信技术之外，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电子和纳米技术等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制造、人工智能、添加制造、工业机器人等现代制造技术的持续突破，全球工业发展模式正经历着革命性变化[8]。例如3D打印机为代表的个性化制造会推动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个人创业”等十分分散的产业组织方式的快速发展。继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的第六次技术革命引起一些学者的高度关注。佩蕾斯认为第六次技术革命可能是新能源或生物技术[14]。贾根良认为第六次技术革命诱发的技术群包括云计算、大数据和可再生能源，涉及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包括新一代无线网络（5G、Wi-Fi）、物联网和云网络、智能电网等[6]。一些国际学者认为第六次技术革命可能在2020年之后开始的“智能时代”，其核心技术是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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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只有那些投资实业，并且具体控制某个企业、直接参与管理的资本，才能称为产业资本。而在资本市场中控制公司股权的资本才可以被严格地称为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则以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为代表。

提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就要提到股权分置。股权分置是指由于我国早期的制度设计，只有占股票市场总量三分之一的社会公众股可以上市交易（流通股），另外三分之二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则暂时不上市交易（非流通股）。按照西方早期的金融资本理论划分，非流通股在性质上属于产业资本，而流通股属于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本质上存在着差异，表现为：产业资本的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金融资本的表现形式是虚拟经济。

上市公司上市肘，国有股、法人股就被剥夺了上市流通的权利，从而直接导致我国在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初始设计时就出现了股权分置的情况。股权分置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当时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制度上设计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中国股票市场得以建立、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于政府而言，股权分置一方面能够控制上市公司，另一方面又能募集到大量资金。但是股权分置也存在很大弊端，结果是：占三分之二绝对多数的国有股不能在证券市场上流通：占三分之一少数的流通股股东以远远高于股票面值的价格认购股票。所以它一直成为困扰股市健康发展的最主要问题。

托宾Q理论是指企业的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之比，可作为衡量是否进行新投资的标准，这个比率称为“Q”。其中，企业的重置成本指建造这个企业所需成本；企业的市场价值就是这个企业股票的市场价格总额，它等于每股的价格乘总股数之积。用公式表示：

如果Q

如果Q>l，即企业的股票市场价值大于新建造企业的成本时，建造新企业比收购该企业便宜，此时当然会选择建造新企业，就会有新增投资出现。由上说明，若Q比较大时，新增投资会较大。

在股权分置改革后，部分限售股票允许上市流通。当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较高时，即当Q>l时，企业的股票市场价值大于在实体经济中产业资本对相关企业股权的定价。因为存在这种价差．产业资本就会在股票市场上卖出解禁的上市公司股权，即存在从股票市场退出的理由，这时它可以重新投资实业，从而完成套利。进一步，可能产生以下后果：原来的上市公司失去主要管理团队后，开始走下坡路。而刚刚成立的新公司又在逐渐壮大，再经过运作上市，这时又给产业资本的套利提供了可能。因此，可以看出：由于企业股票市场价值和重置成本存在价差，产业资本的这种直接套现只是这些股东减持的一个动力所在：这些股东抛售股票获得资金后重新投入下一个即将上市的公司，待新公司上市后再次套现是减持的另一个动力。这种模式重复循环，实际上使大小非从二级市场的多头转变为空头。

当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到一定程度时，即当Q

凸显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如果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在二级市场上套现后，把资金投入到待上市的新公司，等到新公司运作上市后再次套现，这样产业资本“左右逢源”，在一轮一轮与金融资本的“蜜月”、 “离异”、 “联姻”的路途上完成超常规的套利操作。这主要缘于国内对于上市公司主要股东的这种行为没有在制度上和法制上进行约束，因此存在这种套利空间。国外的制度比较成熟和完善，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出售原有公司后，会有一些限制性条款，即禁止在一段时间内，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在股票市场上抛出原公司的股份后再入股同行业的企业或者组建同行业的公司．这就使该股东在若干年内无法再涉足这一行业，从而产业资本反复套利的模式无法实现。

1．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博弈模型的假设条件

股票市场上存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这两种资本都有两个可选择的策略，即做空与做多。如果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选择做多，两种资本得到的效用都是9； （在经济学中，具体的数值并没有意义，只是用来作比较。）如果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选择做空，则两种资本得到的效用都是2：如果一种资本做空，另一种资本做多，那么做空得到的效用为10，做多得到的效用为0。图l的支付矩阵描述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博弈。图1中的数字均表示得到的效用。

2．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博弈过程如下

先考虑产业资本的策略选择。产业资本在考虑金融资本的策略选择的前提下来决定自己的策略选择。根据已知的支付矩阵，如果金融资本选择做空，则此时产业资本也选择做空。 （因为做空的效用2优于做多的效用0。）如果金融资本选择做多，此时产业资本仍然选择做空。 （因为此时做空的效用10优于做多的效用9。）这样，无论金融资本选择做空还是做多，产业资本均选择做空，此时做空是产业资本的占优策略。

按照以上思路来分析金融资本的策略选择时，我们会得到类似的结论，即无论产业资本选择做空还是做多．金融资本均选择做空，此时金融资本的占优策略也是做空。

转贴于 3．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博弈后结论

博弈双方都有一个占优策略，即做空。这样该博弈有一个占优策略均衡（做空，做空）。此时，再仔细分析一下该矩阵，我们发现：双方都选择做空策略是因为即使双方都采取合作的做法（即都选择做多），这时股票价格可能会上涨，对于两者整体来说可能会达到最好的效果。但是每一方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都会有一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冲动，即单方面偷偷独自采取不合作的策略（即做空），期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双方都会担心因为对方做空而给自己的利益带来损失，这样双方都会产生先于对方做空的策略，这样所赚到的盈利要好于做多。此时如果当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产生这样的想法并且这样实施后，，一方的做空会引致另一方的抛售。这样（做空，做空）的最差结局就会出现，不仅使得整体利益下降，各自利益也没有得到满足。

事实上，低位抛售无论对产业资本还是对金融资本来说，都没有任何好处。但是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进行博弈的角度，两者均会选择做空。首先产业资本存在做空冲动，因为：第一，当初股权分置时，有许多公司的部分股票暂时是不能上市流通的，这些非流通股当初以极低的成本购入，即使按照暴跌后的市价套现，仍然能获取暴利。因此市场很难准确估量解禁后的套利冲动。第二，后续的产业资本筹码会越来越多，抛售难度会越来越大。第三，产业资本也面临着宏观调控下的产业转型问题。

除了上面提到的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套利的冲动之外．产业资本套利还存在另一种冲动，即套现后可以继续进入到下一个待上市公司，等时机成熟后开始新一轮套现。所以，此时产业资本会大量抛售所持有的股票，而众多蓝筹被抛弃使得金融资本也更加确信产业资本做空的策略。此时，如果股票市场上流动性的增长跟不上流通盘涌现的速度，那么就会造成股票价格的下跌，此时金融资

本自然也会做空，资本市场也必定会走低。这个时候对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来说，抛售（做空）就是他们的占优策略。这就形成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囚徒困境”。

篇8

企业的金融资本主要以有价证券为表现方式，如股票、债券等，也可以是指企业所持有的可以用于交易的一些商品或其他种类的合约，如期货合约等。它是与企业资本相对应的资本形态。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就是指企业以金融资本为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资本经营活动。它一般不涉及企业的厂房、原材料、设备等具体实物运作。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经营活动时，自身并没有直接参加生产经营活动，而只是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或者期货合约等来进行资本的运作。所以，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活动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有价证券的价格波动以及其本身的固定报酬所形成的收获。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主要目的是以金融资本的买卖活动为手段和途径，通过一定的运作方法和技巧，使自身所持有的各种类型的金融资本升值，从而达到资本增值。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与实业资本运营相比较具有如下特征：

1.经营所需的资本额较少

实业资本运营，尤其是项目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营活动，往往都要求企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而对于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只需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或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即可从事金融资本的经营活动。所需资金量相对实业资本来说较少，大多数企业都能够承受。所以，金融资本经营是一种适合于大多数企业进行的资本运作方式。

2.资本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

金融资本投资经营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持有的各类有价证券上，而这些证券又都是可以随时变现、随时充当支付手段的媒介。由于企业的金融资本在经营活动中，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也就使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运作时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和决策空间。换言之，一旦企业察觉到形势有变或者有了新的经营意图，它可以较方便地将资产变现或者转移出来，以及时满足企业的需要。

3.心理因素的影响巨大

社会心理因素对各种资本经营方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造成经营行为和经营效果的偏差，而这些影响一般都具有间歇性和偶性发的特点。但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心理因素却是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比如，当证券投资者预感到一种证券价格将要发生变动时，他就会依据自己的心理判断抢先做出行动。当这种意识为多数人所共有时，则会形成集体的“抢先”意识。这种共有的意识构成了证券市场每时每刻的心理潮流，并常常会由此引发价格的剧烈波动，而这种现象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的心理动荡。

4.经营收益的不稳定性

金融资本经营是一项既涉及企业自身条件，又受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干扰的活动。企业的自身条件有：企业的资金实力、决策人员的能力、企业所具有的金融资本经营的经验和技巧等；而企业外部宏观环境因素诸多，如国家的经济形势，政府所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政策，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居民收入等。这样就使企业金融资本的经营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造成其收益的不稳定性。另外，金融资本经营的收益主要是通过有价证券价格的变动来获取的，由于证券交易市场上价格的频繁变化，企业收益发生波动也是必然的。

二、金融资本经营的技术操作原则

1.经营目标明确，制定投资计划

要使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取得成效，应首先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在确定目标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投资计划，以避免投资经营的盲目性，保证预期投资效果的实现。企业在拟定投资经营计划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1）资金的来源与稳定性。（2）投资收益的获取方式，是以股票投资经营为主，还是以债券投资经营为主。（3）处理好可获得的信息，把握机会。

2.组合投资经营，分散投资风险

在金融资本经营过程中，收益和风险是紧密相连的。在风险已定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使投资报酬最高，或在报酬已定的情况下，尽可能使风险最小，这是金融资本经营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进程中，要实行组合投资经营，即将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资本运作方式合理搭配起来，以分散企业的投资经营风险。一般是将企业的金融资本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的债券或优先股；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具有成长性的普通股；另一部分应作为准备金，以待更好的投资机会或用来弥补意外损失。

3.坚持以人为本的经营原则

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靠人来进行的，人的潜能最大，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资本要素。金融资本运作是一项需要高度智慧性劳动的复杂工作。因而，投资决策者必须具有扎实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及一定的经营能力，能够把握住金融资本经营的有利时机，做出成熟的决策。

4.机会成本最小原则

在金融资本经营交易市场上，资本的经营方向是可变的。资本要不断地从那些盈利性低的部门退出，进入盈利性较高的领域，以使金融资本运营的机会成本最小。要做到这一点，投资者应该理智、慎重，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对各种类型的经营方式做认真比较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合的动作对象和方式。

三、如何选择金融资本经营对象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最常见的方式有三种，即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期货和期权交易。金融资本经营对象的选择，主要是指企业选择何种金融资本经营方式的过程，一般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风险因素

在金融资本经营市场上，不同的投资者由于其财力、物力和人力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这就要求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在充分了解自身情况的基础上选择风险适度的投资经营对象。风险与收益一般成正比例关系，即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但也不排除会有低风险高收益和高风险低收益的情况。企业在选择投资经营对象时，应注意各种不同经营对象的风险与收益的对应关系，保证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下有相应的收益相匹配。

2.变现因素

由于证券构成企业金融资本的主体，所以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主要表现在证券的变现能力上。在没有二级市场的情况下，证券的流动性取决于证券的偿还期限，期限越短，流动性越强；如果存在二级市场，证券的流动性则主要取决于二级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某种证券的热度。

3.收益因素

追求高收益是大多数投资者的最终目的，但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必须要充分考虑价格、手续费、现金等因素，以期在成本——收益原则下，选择出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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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资本形成特点及经济增长源泉分析

（一）金融资本形成特点

我国金融资本的形成，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速度，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变化两个方面。

1.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速度。资本形成主要由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而来，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加强对金融资本形成特点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面对各类金融问题，降低风险对我国金融市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速度的变化，我国固定资产规模逐渐得到拓展，从1978年到2010年，我国社会固定资产呈现出逐年倍增的增长趋势[1]。

2.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变化。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经济类型结构的变化，资金来源结构的变化以及城乡投资结构的变化三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类型结构的变化方面，结合经济类型标准，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可以分为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和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2]。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我国投资主体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我国国有经济在投资中的比例逐渐下降，而非国有经济投资比例逐渐增加。

其次在资金来源结构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流程和收入分配结构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当我国预算内投资经济呈现出理想状态的时候，非国有资金投资也会扩大，易于造成投资过热的问题；而当非国有资金投资减少的时候，则会出现总投资下降的情况。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企业自筹与其他资金资金来源占比明显上升和财政预算内投资的逐渐减少，充分说明企业投资主体的地位逐步得到强化[3]。

最后在城乡投资结构变化这一方面，随着国家城乡一体化政策的深入实施，城镇和农村的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升，城镇投资和农村投资力度逐年上升，越来越发挥着与足轻重的效果。

（二）经济增长源泉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逐渐受到国内外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4]。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逐渐倍增，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9.9%，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实体仍然没有受到较大冲击，呈现出逐步增长的趋势，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生产率的提升等面。

二、金融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金融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主要可以通过金融资本适度形成促进经济最优增长的理论逻辑，金融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最优状态的偏离及其恢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金融资本适度形成促进经济最优增长的理论逻辑

微观经济学认为生育价值的创造和视线信用支持的金融资本形成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但是宏观理念下，又该如何正确证实金融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针对于这种问题，可以首先给予一定的假设。首先假设经济是封闭状态下的，国民经济部门中只有金融部门和真实部门，其中真实部门中包含产业部门和商业部门。那么社会总资产可以分为真实资本和金融资本，各种资本之间可以通过竞争机制加以调节。其次可以假设经济结构和规模经济保持不变，资源流动性较高，资本和劳动力等呈现出最优配置状态，那么社会总产出则实际由社会总资本在金融部门与真实部门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进而得出生产函数：

Y=F[Kr，Kf]

s.t.Kr+Kf=K

在公式当中，Y代表着社会总产出，是真实资本，Kf代表着金融资本，K代表着社会总资本，规模经济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产出函数即为一次齐次函数，资本同质。

（二）金融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最优状态的偏离及其恢复

金融资本的适度形成，会使经济增长呈现出最优状态，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理论假设。在实际的金融市场发展过程当中，也会由于各项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性、信息的滞后性或者是各类决策的失误等问题，造成金融资本形成难合人意的情况。

基于不存在制度等意外冲击的影响下，金融资本和真实资本向合意比例的调整过程是通过社会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实现的。如果金融资本不足，那么就会造成金融部门发展滞后的问题，影响金融市场的协调发展以及金融市场中服务的质量。

与此同时，真实部门当中如果投资所形成的真实产品及服务难以达到既定收入水平的实际社会消费能力，那么也会造成真实产品以及服务价值下跌的问题，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收入，造成收入效应问题。消费者会因为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降低消费支持，提升金融资产的投资力度。但是如果资本大量进入金融部门，也会使金融部门发展速度过快，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同时也会造成金融资产价值出现泡沫化或者膨胀化现象，金融资产价格将会与实际资本价值相互背离，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泡沫经济形势由此逐渐发展而成。

在金融资本转移不会受到影响的基础上，真实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技术水平以及规章制度等内容产生一定变化的时候，则需要结合这些变化进行适当调整，形成一个新的利润平均化模式，有效分配资本在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达到资产的有效转移。金融资本的形成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需要结合资本的发展和变化情况，结合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情况，不断开创调节性的模式，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结束语

金融资本的形成能够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需要加强对金融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在明确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速度，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变化等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充分借助金融资本适度的形成以及促进经济最优增长的理论逻辑，使我国金融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能够呈现出最优状态，降低金融资本发展轨道偏离等问题的发生几率，促进我国总体经济水平的快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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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金融资本主要以有价证券为表现方式，如股票、债券等，也可以是指企业所持有的可以用于交易的一些商品或其他种类的合约，如期货合约等。它是与企业资本相对应的资本形态。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就是指企业以金融资本为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资本经营活动。它一般不涉及企业的厂房、原材料、设备等具体实物运作。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经营活动时，自身并没有直接参加生产经营活动，而只是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或者期货合约等来进行资本的运作。所以，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活动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有价证券的价格波动以及其本身的固定报酬所形成的收获。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主要目的是以金融资本的买卖活动为手段和途径，通过一定的运作方法和技巧，使自身所持有的各种类型的金融资本升值，从而达到资本增值。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与实业资本运营相比较具有如下特征：

1.经营所需的资本额较少

实业资本运营，尤其是项目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营活动，往往都要求企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而对于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只需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或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即可从事金融资本的经营活动。所需资金量相对实业资本来说较少，大多数企业都能够承受。所以，金融资本经营是一种适合于大多数企业进行的资本运作方式。

2.资本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

金融资本投资经营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持有的各类有价证券上，而这些证券又都是可以随时变现、随时充当支付手段的媒介。由于企业的金融资本在经营活动中，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也就使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运作时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和决策空间。换言之，一旦企业察觉到形势有变或者有了新的经营意图，它可以较方便地将资产变现或者转移出来，以及时满足企业的需要。

3.心理因素的影响巨大

社会心理因素对各种资本经营方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造成经营行为和经营效果的偏差，而这些影响一般都具有间歇性和偶性发的特点。但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心理因素却是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比如，当证券投资者预感到一种证券价格将要发生变动时，他就会依据自己的心理判断抢先做出行动。当这种意识为多数人所共有时，则会形成集体的“抢先”意识。这种共有的意识构成了证券市场每时每刻的心理潮流，并常常会由此引发价格的剧烈波动，而这种现象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的心理动荡。

4.经营收益的不稳定性

金融资本经营是一项既涉及企业自身条件，又受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干扰的活动。企业的自身条件有：企业的资金实力、决策人员的能力、企业所具有的金融资本经营的经验和技巧等；而企业外部宏观环境因素诸多，如国家的经济形势，政府所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政策，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居民收入等。这样就使企业金融资本的经营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造成其收益的不稳定性。另外，金融资本经营的收益主要是通过有价证券价格的变动来获取的，由于证券交易市场上价格的频繁变化，企业收益发生波动也是必然的。

二、金融资本经营的技术操作原则

1.经营目标明确，制定投资计划

要使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取得成效，应首先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在确定目标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投资计划，以避免投资经营的盲目性，保证预期投资效果的实现。企业在拟定投资经营计划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1）资金的来源与稳定性。（2）投资收益的获取方式，是以股票投资经营为主，还是以债券投资经营为主。（3）处理好可获得的信息，把握机会。

2.组合投资经营，分散投资风险

在金融资本经营过程中，收益和风险是紧密相连的。在风险已定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使投资报酬最高，或在报酬已定的情况下，尽可能使风险最小，这是金融资本经营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进程中，要实行组合投资经营，即将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资本运作方式合理搭配起来，以分散企业的投资经营风险。一般是将企业的金融资本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的债券或优先股；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具有成长性的普通股；另一部分应作为准备金，以待更好的投资机会或用来弥补意外损失。

3.坚持以人为本的经营原则

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靠人来进行的，人的潜能最大，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资本要素。金融资本运作是一项需要高度智慧性劳动的复杂工作。因而，投资决策者必须具有扎实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及一定的经营能力，能够把握住金融资本经营的有利时机，做出成熟的决策。

4.机会成本最小原则

在金融资本经营交易市场上，资本的经营方向是可变的。资本要不断地从那些盈利性低的部门退出，进入盈利性较高的领域，以使金融资本运营的机会成本最小。要做到这一点，投资者应该理智、慎重，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对各种类型的经营方式做认真比较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合的动作对象和方式。

三、如何选择金融资本经营对象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最常见的方式有三种，即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期货和期权交易。金融资本经营对象的选择，主要是指企业选择何种金融资本经营方式的过程，一般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风险因素

在金融资本经营市场上，不同的投资者由于其财力、物力和人力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这就要求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在充分了解自身情况的基础上选择风险适度的投资经营对象。风险与收益一般成正比例关系，即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但也不排除会有低风险高收益和高风险低收益的情况。企业在选择投资经营对象时，应注意各种不同经营对象的风险与收益的对应关系，保证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下有相应的收益相匹配。

2.变现因素

由于证券构成企业金融资本的主体，所以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主要表现在证券的变现能力上。在没有二级市场的情况下，证券的流动性取决于证券的偿还期限，期限越短，流动性越强；如果存在二级市场，证券的流动性则主要取决于二级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某种证券的热度。

3.收益因素

追求高收益是大多数投资者的最终目的，但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必须要充分考虑价格、手续费、现金等因素，以期在成本——收益原则下，选择出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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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化，资本流动，推动因素

keywords:Globalization,Capitalflows,DrivingForces

作者：

吴念鲁，男，1936年10月生，重庆市人。现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

鄂志寰，女，1966年3月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现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1997级博士生。

地址：北京西交民巷17号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邮政编码：100031，电话：66057976，66014422-217

当我们为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全球化是主导这个世纪经济活动的主旋律。在所向披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金融资本作为经济发展基本要素，率先实现了大范围的跨国界流动，金融市场边缘日渐模糊，日益一体化。但是，就在人们弹冠相庆金融一体化和资本流动全球化功绩的时候，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不期而至为全球化的进程蒙上了阴云，促使人们反思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利弊善恶，并提出疑问：金融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个别发达国家别有所图?quot;阴谋",进行所谓"运用金融杠杆掠夺财富的战争"？金融全球化的进程是如何推进的？这个过程的性质如何？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面前如何自处？本文试图通过对金融资本流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驱动因素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属性作出初步判断。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内涵与表现

金融资本全球化是国际资本流动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资本跨越国界的大规模活动，表现为多向及多边的资本流动，是资本实现全球范围重新配置的过程。金融资本全球化过程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国际转移及实物形态的生产资金的国际转移两种形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促使资本流动由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为主转向货币资本的国际化过程，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及无边缘化。

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不是一帆风顺的。本世纪初，资本流动一度达到很高的全球化程度，1929-1933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大萧条和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动荡使这个进程戛然而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流动重新走上了全球化道路，经历了欧洲资本时期、石油资本时期、债务危机时期等阶段，最终进入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时期，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扩张，资本跨国流动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从具体内容看，金融资本全球化具有如下表现形式：

1、资本跨国流动规模急剧扩张。

在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总额由1988年的369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国际债券发行、银团贷款和其它债务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达12247亿美元，比两年前增长了近50%。

2、资本跨国界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

在资本流动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资本跨国流动与其经济规模的相对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清算银行依据国际收支统计资料计算的证券跨境交易资料显示，1975年到1998年间，西方国家各类证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额相对于GDP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3、资本流动的速度快速提高，资本流动性上升。

在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创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到1998年4月，全球外汇市场的名义日交易金额超过1.5万亿美元，比上次统计的1995年增长近50%，三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4%，大大超过1992到1995年的9%。

显然，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扩大表明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在不断加速。

4、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最近几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再度成为资本流动的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显著改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融通资金的国家越来越多，各类资本市场进入的障碍和藩篱纷纷消除。

5、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呈现趋同趋势，利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联动性。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趋于一致，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过去20年间，主要工业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差距不断缩小，进入90年代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央行基准利率一度收敛于6%的水平，尽管此后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总体升降趋势基本同步，利差趋于稳定。此外，随着欧元的出台，欧洲主要国家利率水平率先趋同。

从利率水平的调整看，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几乎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

二、金融资本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调整息息相关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积累、推动和扩张，国际贸易的发展先行于国际资本输出，但是，当资本可以绕过贸易保护壁垒而自由流动时，其对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上升。可见，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一系列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结果。其中，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变化构成了资本流动全球扩张的客观基础。

尽管货币作为虚拟经济符号，凌驾于实质经济基础之上，甚至出现与之相分离之势，但是，以资本流动为主体的跨国界的金融活动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联仍然是非常深厚的。世界经济增长导致全球范围的金融资产规模快速膨胀，从而为资本的全球流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资本的全球化布局与全球不同区域的GDP表现、通货膨胀水平等因素之间密切相关。

1、经济周期与资本流动

1973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以显著的波动性快速扩张。国际资本市场的年度筹资额一度以50-70%的速度增长，转而又出现-0.14%到-12%的下降。从长的周期上看，资本流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出现在全球GDP上升时期，而GDP的周期性低谷，也往往伴随着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扩张速度的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2、全球通货膨胀与资本流动

相应地，过去30年间，全球通货膨胀水平经历了1969-1974年的大幅度上升，1974-1986年的逐步下降并在较低水平的企稳，1986-1990的再度上升，以及1990年以来的快速下降等几个时期。

从总体上看，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变动与GDP平减指数的相关关系是：资本流动增长往往出现在通胀呈现下降趋势时期，而资本流动扩张速度的减慢往往与通胀的上升基本同步。尤其是在1980-1985年，全球出现14-15%的高通胀，资本市场筹资额有3个年份出现负增长，其余年份则是高达40%和70%的增长，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而90年代后期后，全球通货膨胀进入低水平稳定发展时期，资本市场的扩张也变得更为平稳，基本稳定在10%左右。

3、全球贸易增长与资本流动

同样，从数量变动上看，全球资本流动与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也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世界进出口总额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往往伴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上升，而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收缩则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增长减缓呈现一定的同步性。但是，1985年之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变动相对平稳，与全球贸易增长的相关性有所下降。版权所有

三、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与资本流动全球化

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资本全球流动的结构和变动方向。

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和唯一目标，如果资本投资于国内能够获得多于投资于国外的利润，也就没有必要流向国外。利润驱动是主导资本国际流动的首要动机，因此，各国利率差异必然引起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

过去30年间，发达国家率先实现了利率自由化，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把放松利率管制作为金融深化的主要措施，市场决定正在成为国际利率确定的基础，市场利率格局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利率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运用中的作用发生了微妙的调整。整个70年代，货币学派主导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制定与调整，各国中央银行普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控制目标。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控制货币供应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能力有限，利率逐渐确立了在反通货膨胀中的基础地位，因此，各国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视利率工具在货币政策中的使用，利率成为当代货币政策最直接与最有效的工具。最近以来，西方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有意运用利率来调节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当他们认为金融资产价格过高，可能导致泡沫经济时，便调高利率来控制资金供应，促使金融资产价格回落。这样，利率水平与金融市场价格的相关性明显提高。

过去30年国际利率的调整周期与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变动紧密相连，70-80年代的高利率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情况下西方国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90年代以后，尽管西方经济曾在1992到1993年间出现短暂的衰退，但通胀得到抑制，利率基本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

利率作为资本的市场价格直接影响资本全球流动的总量和结构。

篇12

当我们为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全球化是主导这个世纪经济活动的主旋律。在所向披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金融资本作为经济发展基本要素，率先实现了大范围的跨国界流动，金融市场边缘日渐模糊，日益一体化。但是，就在人们弹冠相庆金融一体化和资本流动全球化功绩的时候，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不期而至为全球化的进程蒙上了阴云，促使人们反思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利弊善恶，并提出疑问：金融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个别发达国家别有所图?quot;阴谋",进行所谓"运用金融杠杆掠夺财富的战争"？金融全球化的进程是如何推进的？这个过程的性质如何？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面前如何自处？本文试图通过对金融资本流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驱动因素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属性作出初步判断。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内涵与表现

金融资本全球化是国际资本流动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资本跨越国界的大规模活动，表现为多向及多边的资本流动，是资本实现全球范围重新配置的过程。金融资本全球化过程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国际转移及实物形态的生产资金的国际转移两种形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促使资本流动由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为主转向货币资本的国际化过程，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及无边缘化。

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不是一帆风顺的。本世纪初，资本流动一度达到很高的全球化程度，1929-1933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大萧条和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动荡使这个进程戛然而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流动重新走上了全球化道路，经历了欧洲资本时期、石油资本时期、债务危机时期等阶段，最终进入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时期，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扩张，资本跨国流动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从具体内容看，金融资本全球化具有如下表现形式：

1、资本跨国流动规模急剧扩张。

在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总额由1988年的369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国际债券发行、银团贷款和其它债务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达12247亿美元，比两年前增长了近50%。

2、资本跨国界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

在资本流动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资本跨国流动与其经济规模的相对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清算银行依据国际收支统计资料计算的证券跨境交易资料显示，1975年到1998年间，西方国家各类证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额相对于GDP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3、资本流动的速度快速提高，资本流动性上升。

在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创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到1998年4月，全球外汇市场的名义日交易金额超过1.5万亿美元，比上次统计的1995年增长近50%，三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4%，大大超过1992到1995年的9%。显然，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扩大表明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在不断加速。

4、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最近几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再度成为资本流动的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显著改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融通资金的国家越来越多，各类资本市场进入的障碍和藩篱纷纷消除。

5、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呈现趋同趋势，利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联动性。

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趋于一致，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过去20年间，主要工业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差距不断缩小，进入90年代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央行基准利率一度收敛于6%的水平，尽管此后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总体升降趋势基本同步，利差趋于稳定。此外，随着欧元的出台，欧洲主要国家利率水平率先趋同。

从利率水平的调整看，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几乎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

二、金融资本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调整息息相关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积累、推动和扩张，国际贸易的发展先行于国际资本输出，但是，当资本可以绕过贸易保护壁垒而自由流动时，其对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上升。可见，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一系列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结果。其中，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变化构成了资本流动全球扩张的客观基础。

尽管货币作为虚拟经济符号，凌驾于实质经济基础之上，甚至出现与之相分离之势，但是，以资本流动为主体的跨国界的金融活动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联仍然是非常深厚的。世界经济增长导致全球范围的金融资产规模快速膨胀，从而为资本的全球流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资本的全球化布局与全球不同区域的GDP表现、通货膨胀水平等因素之间密切相关。

1、经济周期与资本流动

1973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以显著的波动性快速扩张。国际资本市场的年度筹资额一度以50-70%的速度增长，转而又出现-0.14%到-12%的下降。从长的周期上看，资本流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出现在全球GDP上升时期，而GDP的周期性低谷，也往往伴随着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扩张速度的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2、全球通货膨胀与资本流动

相应地，过去30年间，全球通货膨胀水平经历了1969-1974年的大幅度上升，1974-1986年的逐步下降并在较低水平的企稳，1986-1990的再度上升，以及1990年以来的快速下降等几个时期。

从总体上看，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变动与GDP平减指数的相关关系是：资本流动增长往往出现在通胀呈现下降趋势时期，而资本流动扩张速度的减慢往往与通胀的上升基本同步。尤其是在1980-1985年，全球出现14-15%的高通胀，资本市场筹资额有3个年份出现负增长，其余年份则是高达40%和70%的增长，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而90年代后期后，全球通货膨胀进入低水平稳定发展时期，资本市场的扩张也变得更为平稳，基本稳定在10%左右。

3、全球贸易增长与资本流动

同样，从数量变动上看，全球资本流动与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也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世界进出口总额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往往伴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上升，而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收缩则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增长减缓呈现一定的同步性。但是，1985年之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变动相对平稳，与全球贸易增长的相关性有所下降。

三、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与资本流动全球化

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资本全球流动的结构和变动方向。

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和唯一目标，如果资本投资于国内能够获得多于投资于国外的利润，也就没有必要流向国外。利润驱动是主导资本国际流动的首要动机，因此，各国利率差异必然引起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

过去30年间，发达国家率先实现了利率自由化，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把放松利率管制作为金融深化的主要措施，市场决定正在成为国际利率确定的基础，市场利率格局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利率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运用中的作用发生了微妙的调整。整个70年代，货币学派主导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制定与调整，各国中央银行普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控制目标。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控制货币供应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能力有限，利率逐渐确立了在反通货膨胀中的基础地位，因此，各国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视利率工具在货币政策中的使用，利率成为当代货币政策最直接与最有效的工具。最近以来，西方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有意运用利率来调节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当他们认为金融资产价格过高，可能导致泡沫经济时，便调高利率来控制资金供应，促使金融资产价格回落。这样，利率水平与金融市场价格的相关性明显提高。

过去30年国际利率的调整周期与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变动紧密相连，70-80年代的高利率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情况下西方国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90年代以后，尽管西方经济曾在1992到1993年间出现短暂的衰退，但通胀得到抑制，利率基本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

利率作为资本的市场价格直接影响资本全球流动的总量和结构。

首先，从总量上看，在利率水平大幅度调整时期，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额也出现比较大的增减变动，而在90年代以后利率波动幅度明显收窄之后，国际资本市场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显然，利率的波动性高低直接影响资本流动的波动程度。

其次，国际利率的相对水平变动对资本流动的结构产生很大影响。通常情况下，当国际利率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时，国际资本往往流向收益率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而当国际利率水平显著回升时，国际资本往往从新兴市场国家撤出，转向西方工业国的金融市场。90年代初期，美国和日本普遍实行异乎寻常的低利率，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经济衰退相互作用，发达国家不动产和证券市场的收益出现萎缩，国际资本被吸引到高投资收益和经济前景看好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可以说，工业国家经济不景气、低利率，是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条件明显好转的重要因素。自1994年2月起，美国开始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国际利率转入上升轨道，发展中国家资本大规模流入的趋势开始逆转，国内外平衡受到影响，为金融危机的最后爆发埋下了伏笔。

第三，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在其他条件基本确定的情况下，国内利率与国际利率水平的差距是决定资本流入规模及结构的重要因素。

四、资本帐户管理政策与资本流动全球化进程

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化，国际资本需要自由地、迅速地流向全球回报率最高的地区，为此，取消外汇管制推动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呼声不断高涨。事实上，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可兑换范围的扩大成为促进私人资本流动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多数成员国在战后初期对资本项目交易实行某种形式的限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主要工业国家开始了资本帐户可兑换的过程，到1994年，主要工业国基本实现了资本帐户的开放。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直严格限制着资本外流。80年代初期以后，在国内金融体系逐步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帐户可兑换方面开始取得进展。1991年到1993年，部分拉美和亚洲国家相继实现完全的货币可兑换，而更多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放松对长期和短期证券投资流入的限制，并对商业银行和居民的外汇业务管制实行自由化。

目前，在资本交易控制方面，控制资本市场证券的成员国为133个，控制货币市场工具的国家为115个，控制共同投资证券的国家为103个，控制衍生和其他工具的国家为87个，控制商业信贷的国家为105个，控制金融信贷的国家为112个，控制担保等备用金融工具的国家为88个，控制直接投资的国家为149个，控制直接投资清偿的国家为52个，控制不动产交易的国家为134个，控制个人资本移动的国家为82个，针对商业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实行特别条款的国家为155个，对机构投资者实行特别条款的国家为82个。

此外，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统计表明，许多原来对外资采取限制和管制政策的国家纷纷修改其外资法或颁布新的外资法，以更有利的条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1991-1998年间，修改外资法律法规的国家年平均超过50个，其中，94%的修改是为了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只有6%的修改是加强了对外资的管制。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相继承诺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国内和外部金融交易的各种限制等影响全球金融市场资本流动的樊篱逐步消除，大量的国际资本用于弥补工业化国家巨额的财政及经常帐户不平衡所产生的融资需求，工业化国家之间资本流量的净额得到迅速的增长，资本流量的增长同样显著。

五、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资本流动

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是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各国国际收支平衡、汇率调整、国际借贷安排等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集合,构筑了维持自由贸易运转所必需的法律框架和制度规范。

国际货币体系主要包括可供选择的汇率机制、储备资产和由其构成的国际清偿能力，以及一个调整和筹措资金的机制。

过去200年间，从本位货币和汇率制度的选择看，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金本位时期、以美元为本位的固定汇率时期，和浮动汇率三个主要时期。

全球性金本位时期开始于1879年，其基本特征表现为：金币可以自由铸造或熔化，自发地满足流通中的需要；金币可自由兑换，以保证黄金与其他金属铸币和银行券之间比价的稳定；黄金可自由输出入，以保证外汇市场的相对稳定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统一。20世纪后，金本位制的运行规则受到严重挑战，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使各国的商品输出减少，出于保值目的资本外逃增加，各国纷纷限制黄金流动，黄金的自由输出入受到严重制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实行黄金禁运和停止银行券的兑现，古典的国际金本位制走向终结。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漫长的国际货币混乱时期，1945年，建立了国际货币史上第一个带有正式约束性的国际货币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以美元为核心的固定汇率制。在前20年间，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转基本顺利，汇率的基本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扩大，而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控制，相应放松了成员国的政策约束，使政策制定者可以在保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追求国内经济目标，从而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欠--"特里芬之迷"始终困扰其运行，而战后国际经济的重建和新兴市场的发展，以及交易技术的提高，不断侵蚀着各国控制资本流动政策的有效性。面对伴随着资本流动性提高的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快速膨胀，官方储备的相对规模持续下降，已不足以维持汇率钉住及钉住水平的有序调整。在外汇市场连续出现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其他硬通货的美元危机后，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新经济政策"，美元停止兑换黄金，敲响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丧钟。

自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临时委员会达成"牙买加协议"起，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无体系"时代，其重要特点是汇率安排和储备货币的多样化。在汇率安排方面，协议规定，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偏好独立选择汇率制度。实际运行结果是，从各国汇率制度名义安排上看，管理浮动及独立浮动国家增多，实行钉住制国家减少，尤其是钉住美元的国家数目更是下降了半数左右，但是，从各国实际执行情况看，实行管理浮动的国家接近半数在具体操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转换成了变相地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针对单一货币有限度浮动的国家事实上也在根据美元汇率变动调整其汇率水平，加上名义及实际均钉住美元的国家，在1997年7月初，至少有超过60个国家的货币与美元保持相当紧密的联系，约占报告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显然，以浮动汇率制为特征的"牙买加体系"，仅仅解决了部分发达国家对美元的过度依赖问题，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效果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美元的汇率变动，汇率制度的不均衡程度日益严重。

上述三种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因而带有其各自鲜明的特色。同样，在三种货币体系下，资本的跨国流动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首先从汇率的波动幅度看，金本位时期，西方主要货币汇率波动程度很低，英镑对美元汇率高低限相对于平价波动幅度仅为-0.59%到0.70%，美元对法郎汇率高低限相对于平价的波动幅度为-0.68%到-0.62%。在以美元为本位的固定汇率时期，英镑对美元汇率的高低限相对与平价的变动幅度扩展到上下各1%，同样美元对法郎汇率高低限相对于平价波动幅度扩展到上下各0.99%。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主要货币汇率波动率大幅度提高。

其次，不同国际货币体系下，西方主要货币利率的波动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基本规律是，长期债券利率波动率的历史上最小值出现在金本位时期，美元本位时期居中，浮动时期最高；短期债券利率波动率则以美元本位时期为最低，金本位时期居中，而浮动汇率制时期最高。

第三，从资本跨国流动的相对量来看，在金本位制度下，金币形式资本可以流向任何地区，资本跨国流动常常受到输入国的鼓励，外国证券在大多数股票交易所自由交换，利润回流不受阻碍，资本跨国流动发展迅猛，以跨国资本流动总额相对于各国GDP的比例衡量，1880－1914年间平均为3.3％（Taylor,1996），其中，英国的年平均资本流出量占同期GDP的5%到9%，法国的资本流动占GDP的2%，德国为3%。而由于控制资本流动成为美元本位时期有效实施的前提，资本的跨国流动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资本流动的相对规模明显低于金本位时代。而在浮动汇率制下，黄金与货币正式脱钩，国际货币制度实际上真正进入信用本位制，这就为资本的无限度膨胀打开了方便之门。随着资本帐户管制放松浪潮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传递，资本重新获得了实现全球流动和布局的动力，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流动速度显著提高，流动形式出现巨大调整，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总之，在国际货币体系由金本位到美元本位再到浮动汇率制度的变化过程中，全球资本流动经历了高度流动到高度抑制再到重新流动的发展过程，其变化的关键在于，本位货币、汇率调整以及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决定了资本在跨国流动的法律地位和难易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和结构。

六、跨国公司及国际组织政策调整与全球资本流动

（一）、跨国公司是资本流动全球化发展的助推器

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出口增长大大超过全球产出增长，全球直接投资增长又大大超过全球出口增长。跨国公司作为一个或几个国家建立分公司或子公司，从事跨越国界的生产或经营活动的现代经济实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目前，世界上共有4万家跨国公司，其海外子公司多达17万个，每家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国外子公司多达7家。世界总值的1/3、世界贸易的2/3、直接投资的70%都掌握在跨国公司的手中。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掌握全球3.1万亿美元资产，占世界跨国界直接投资的50%。这100家跨国公司中，美国占了32家，其余主要分布在西欧和日本。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战略和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其不断加剧的竞争及购并行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以商业贸易为主的国际经济交往，正在被全球范围的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所取代。

跨国公司海外活动的增加，要求并推动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国际化。而跨国银行的国际网络逐渐遍布全球，为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提供了巨大便利。跨国公司及其主导的资本流动全球化发展客观上有助于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但也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程度，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力，甚至引发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

（二）、国际组织和区域金融集团全力推动资本流动全球化进程

在资本流动规模的快速扩张过程中，国际货币组织、OECD和一些区域经济金融集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资本流动的政策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之初，基金组织认为，经常性国际支付应该是自由的，而资本转移从法律上看可以是限制性。基金组织协定没有就管理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所发生的外汇交易与转移作出说明。因此，根据基金组织协定，成员国有权限制资本转移。

但是，尽管在协定中没有明确区分短期投机性的资本流动和生产性投资的资本流动，基金组织协定的目的并不是阻扰长期性的国际投资，基金组织明确表示应当取消管制不仅限于直接与经常性国际交易有关的支付转移，而且还包括阻滞生产性的资本活动的管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资本流动规模和结构出现大幅度调整，影响力不断扩大。尤其是80年代后期，开放资本帐户及管理大规模及具有潜在波动性的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宏观经济与金融风险等问题开始引起关注，并成为基金组织政策讨论的一个焦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基金组织对于消除汇率限制及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政策意图开始昭于天下，1997年，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达成协议，"同意修改基金组织的条款，将促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作为基金组织的具体目标，并授权基金组织对资本流动进行适当的管理。"1999年7月，当时的基金总裁米切尔·康德苏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演讲中指出："资本流动既是过去1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原因。国际社会正在考虑是否扩大对IMF在资本帐户自由化方面的授权，以修订IMF的司法权限。在1997年香港召开的IMF年会上，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是给布雷顿森林体系加上新章节的时候了"。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是全球资本流动的大力推动者之一。早在1961年，OECD就通过了《资本流动自由化法典》和《经常项目无形经营自由化法典》，1976年，又通过了《国际投资与多国企业声明》等，作为区域内具有约束性文件，该决议包括所有对外资本交易和经常项下无形交易，适用于OECD地区经营的由外国人控制的企业，要求根据国际法，为外国投资控制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国民待遇。长期以来，OECD有关文件主要适用于商业信贷和贷款，1989年，OECD将有关章程条文扩大到主要的资本交易，尤其是大多数短期资本流动，但是，这些条文并没有将成员国的义务扩大到与资本流动有关的所有外汇交易，例如，属于资本交易的对转移征税、多重汇率做法以及要求事先存款的规定，不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

世界关税贸易总协定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等规则，对于直接投资给予法律上的保障。

其他一些区域性经济与货币安排等机构也相应建立了有关资本流动的管理规定及新的游戏规则。如阿拉伯经济同盟1970年通过了《阿拉伯国家相互投资及资本自由流动协议》，此外，1987年东盟成员国签署了《东盟国家投资协定》，1994年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通过了《亚太经济合作非约束性投资原则》等，北美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3年非洲有关国家签署了《东南非共同市场协定》。尽管这些协定或文本在法律约束力方面有一定差异，并且多数以贸易为主要内容，但是，这些协定至少在地区内部为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提供了法律支持。

七、基本结论

综上所述，推动全球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及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动，国际贸易发展，金融市场内在需求及利率变动、金融创新及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资本帐户管理政策，国际货币体系，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方面。有关动力的属性又可以划分为：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人为推动两部分。

在一般情况下，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本身的推动力应归入客观必然性类别；金融活动快速上升产生的内在推动力则兼具客观必然性和人为推动两方面的属性，但是，相对而言，其客观必然性的色彩更强烈一些；在资本帐户开放进程中，发达国家的政策推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开放过程又是更多的国家对外经济贸易联系不断扩大的结果，因而同样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一面；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国际货币关系的准则，其总体政策取向更大程度上体现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意愿；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政策调整可以全部归入人为推动的范畴。

在上述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假设下，由上述七大因素推进的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总体上看是世界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必然结果，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意志，具有人为推动的一面。

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发展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是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相互联系又各具特点的组成部分，资本运动的自由化意味着居民可以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也意味着国内消费者可以购买外国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本国金融机构可以为外国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从而从内外两个角度进一步推动了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其最终结果是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和资源配置的最佳化，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市场表现形式。

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属性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从全球资本流动的地域结构看，发达国家和地区继续保持在资本全球流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资本全球化布局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相互间的资本流动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资本多向流动趋势日益显著。即使是金融危机的大范围爆发，也不仅没有影响发达工业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活动，反而促使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流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最终目的地，大量持续的资本流入促使其金融实力超强发展，使其对国际资本市场未来格局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金融全球化以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贸易服务自由化等形式，促进了全球金融领域的竞争，推动风险报酬趋向于平均水平，并通过资产价格的迅速调整保持市场均衡与稳定。同时，资本自由流动促使金融中介机构更好地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扩大技术转让的范围，其结果是更多的金融机构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此外，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要求一国有关管理当局切实提高经济金融政策的可信度和有关政策组合的协调能力。

当然，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看，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扩张仅仅是个开始，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还处于初始阶段。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始逐渐暴露出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但是，与我们传统认识相背离的是，即使不同资本流动工具的变动规模呈现此起彼伏的波动特征，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全球资本流动持续增长的趋势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融资的增长成为一种不断持续的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将不断地向更广阔的范围、更深入的层次发展，因此，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是一个不间断的持续过程，这个过程还将不断地继续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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